到了那天，将要歃血为盟，涉佗突然抓住卫灵公的双手，强迫这老头去端盆子。卫灵公怎肯就范，双方争执之中，盆子被打翻，牛血浸湿了卫灵公的手腕。卫灵公脾气再好，也忍不住发火。卫国大夫王孙贾见状，连忙上来护主，对涉佗说：“盟誓是为了伸张礼义，就像咱们的国君所做的那样。卫国虽小，岂敢违反礼的精神来接受这样屈辱的盟誓？”双方不欢而散。消息传到卫国国内，连那些一直因为害怕晋国而不主张卫国与齐国结盟的大夫，现在都纷纷要求卫灵公与晋国绝交。卫国人一硬起来，晋国人反倒害怕了。士鞅马上派人去帝丘，要求重新与卫国结盟。但是已经晚了，卫国现在上下一心，很干脆地拒绝了晋国的要求。同年秋天，晋国出兵入侵郑、卫二国。阳虎再一次听从晋国的号召，派兵入侵卫国，这也是他当政一年多来第三次发动战争，鲁国上下都对他感到极度厌恶。在这种情况下，阳虎决定不再遮遮掩掩，直接拿三桓开刀，确立自己在鲁国的绝对统治地位。当时阳虎的手下有五名死党，分别为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叔孙辄和叔仲志。其中季寤是季孙意如的庶子，叔孙辄是叔孙婼的庶子。阳虎的如意算盘是，用季寤取代季孙斯，叔孙辄取代叔孙州仇，他本人则取代仲孙何忌，将三桓全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同年十月，阳虎邀请季孙斯到曲阜东门外的蒲圃赴宴，准备在席中刺杀季孙斯。同时命令属下的战车部队进入一级戒备，打算在刺杀了季孙斯之后大举进攻叔孙、孟二家。阳虎的异动引起了公敛处父的警惕。他对仲孙何忌说：“我发现季氏的战车部队正在集合（实则为阳虎控制的季氏部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仲孙何忌还蒙在鼓里，说：“我没发现有这事啊！你不要乱讲。”公敛处父说：“如果季氏有乱，您也必定受到影响，请早作准备。”于是暗中命令孟氏族兵戒备。十月二日，阳虎提前抵达蒲圃。季孙斯从家里出发，为他驾车的是阳虎的亲信林楚，前后左右有数百名全副武装的武士，还有阳虎的弟弟阳越殿后——这不是护送季孙斯赴宴，而是押送季孙斯去刑场。季孙斯再迟钝，也知道事情不对了。他看看前面，东门已经遥遥在望；看看后面，阳越正板着一副脸，警惕地戒备着四周。季孙斯做了一个深呼吸，突然对林楚说：“你的祖先世代都是我们季家的良臣，我希望你也能跟他们一样。”林楚肩头一震，回答说：“您对我说这话，已经晚了。阳虎把持国政，鲁国人都听命于他，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算我能够为您而死，恐怕也挽救不了您。”季孙斯说：“哪里晚了？你能将我载到孟家吗？”林楚说：“我倒是不怕死，只怕您就算到了孟家里，也难免一死。”季孙斯说：“去吧！”林楚微微点头道：“您扶稳了。”当时仲孙何忌“碰巧”挑选了三百名精壮奴隶在自家门外修房子。林楚驾车经过孟家路口，忽然扬鞭，策马冲向孟家。这一变故来得太突然，等阳越反应过来，张弓去射时，马车已经冲进了孟家的大门。孟家的奴隶早有准备。季孙斯的马车刚过孟家大门，他们便一拥而上，将大门牢牢关上。阳越赶到门口，大呼开门。一支箭从门楼上射来，正中其咽喉。阳虎得到消息，连忙赶到公宫，将鲁定公与正在上朝的叔孙州仇绑架，然后讨伐仲孙何忌。危急时刻，公敛处父带兵从曲阜的北门进入，突入阳虎阵中，将其部队击破。一场蓄谋已久的政变，因为季孙斯的急中生智和孟氏的早有准备，就这样土崩瓦解。阳虎脱下盔甲，跑到公宫中取出璵璠宝玉和祖传的大弓，带着少数亲信趁乱逃出曲阜。天黑下来后，阳虎停下脚步，命令随从埋锅造饭。大伙都说：“您还是快逃吧，别让人追上了。”阳虎大笑说：“鲁国人听说我不在了，高兴还来不及，哪里会来追我？”大伙说：“哈，您想得倒美，那公敛处父可不是吃素的。”阳虎说：“没事，吃饱了再赶路。”果然，听到阳虎遁逃的消息，曲阜城内一片欢呼，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庆贺，只有公敛处父向仲孙何忌请求追击。仲孙何忌轻轻地说了一句：“这个人，走了便好，何必去追？”拒绝了公敛处父的请求。阳虎逃到了自己的领地阳关。公元前501年夏天，阳虎派人将自己从宫中盗走的宝玉和大弓归还给公室。《春秋》记载：“（鲁）得宝玉、大弓。”左丘明解释：但凡获得器用之物，称作“得”；获得俘虏和生物，称作“获”。幸好我们不是活在春秋时期，这语文也未免太难学了。同年六月，鲁军讨伐阳关。大军将阳关围得严严实实，日夜攻打。眼看城池将破，阳虎突然焚毁城门，带兵直冲鲁军阵营。趁着鲁军没回过神来，阳虎已经突破包围，投奔齐国而去。他见到齐景公便说：“请给我一支部队，再给我三次进攻的机会，我就帮您拿下鲁国。”别人说这样的话，齐景公会认为是吹牛。但是阳虎这样说，他认为是完全可能的。盘算了一番之后，他决定答应阳虎的请求。当时老臣鲍国已经九十多岁，对齐景公说：“阳虎受恩于季氏，却想杀死季孙斯，现在又拿着不利于鲁国的计划来讨好您，这样的人您也敢相信？对于他来说，道义不过是空话，利益才是一切。他既然敢颠覆鲁国，便也敢颠覆齐国。鲁国人正因为除掉他而额首称庆，您却要收留他，就不怕他祸害您？”齐景公听了鲍国的话，下令将阳虎囚禁起来，安排他到齐国东部去居住。阳虎心想，齐国东部乃东夷聚居之地，邻近大海，想逃也逃不了啊！于是装作欢天喜地的样子，对看守说：“太好了，我求之不得，正想去东方养老呢！”看守将这事向上汇报，齐景公一听，心里便犯了一个嘀咕：这小子不会有什么阴谋吧？于是又改变主意，让他居住在西部某地。阳虎在那里住了两个月，瞅准了一个机会，将自己藏在装满衣物的车里，逃到了宋国。又从宋国辗转逃到晋国，投奔了赵鞅。据《韩非子》记载，赵鞅对这位叛逆之臣颇为重视，亲自将其迎至府内，让他当了自己的首席家臣。左右对此不理解，问道：“这个人实为窃国大盗，您为什么要如此厚待他？”“没错啊！”赵鞅说，“这个人最善于窃取权力，可我最善于巩固权力，他能把我怎么样呢？”果然，在赵鞅的领导下，阳虎不敢胡作非为，老老实实为赵氏家族服务。后来赵氏家族日益强大，成为“三家分晋”中的一家，阳虎功不可没。如此看来，阳虎就是孙悟空，赵鞅则是会念紧箍咒的唐僧，这样说不知道合不合适？关于阳虎，《论语》里还记载了他和孔夫子的一段往事：阳虎当政的时候，听说孔丘很有学问，就很想见见他。孔丘却摆起了知识分子的臭架子，认为阳虎以下欺上，不是好人，因此拒而不见。阳虎也不生气，派人给孔丘送去一块猪肉。孔丘正好不在，家里人便将猪肉收下。孔丘回来之后，见到那块猪肉，嘴里流着口水，心里非常高兴，得知是阳虎送的，不由又感到惭愧，于是前往阳虎家拜谢，正好在路上遇到了阳虎。阳虎摆出一副很亲切的样子：“哎哟，你就是孔丘啊，快过来快过来，我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知识分子最顶不住这种攻势了，孔丘跑过去，站在阳虎面前。阳虎说：“空有一身本领却不为国家服务，称得上‘仁’吗？”孔丘摇摇头。阳虎又问：“胸怀大志，想做一番事业，却不知道把握机会，称得上‘智’吗？”孔丘又摇摇头。阳虎拍拍孔丘的肩膀，说：“老弟，日月如梭逝去，年岁不等人啊！”孔丘恭恭敬敬地说：“您批评得对，我明天就到府上来上班。”据说，孔夫子后来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可能就是得自阳虎的启发。【孔圣人的二三事】现在该说说孔丘这个人了。在中国历史上，尚无一人承载了孔丘那么多的荣誉和溢美之词，也无一人像孔丘那样被骂得狗血淋头罪大恶极。他是最好的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耶稣也不过如此；他是最坏的人，是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的最大代表，死后两千多年还被拉出来接受批斗。爱他也罢恨他也罢，赞美也罢贬低也罢，无可否认的是，他已经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符号，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也已经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本书前面已经介绍过，孔丘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春秋初期宋国的司马孔父嘉。当年孔父嘉被华父督所杀，其后人逃至鲁国，遂以孔为氏，建立了孔氏家族。鲁襄公年间，一位被称为叔梁纥（名纥，字叔梁）的孔氏后人作风不太检点，在野外与一位颜氏女子行了苟且之事。事后叔梁纥提上裤子就走了，浑然不知自己刚刚干了一件改变中国的大事。颜氏女子却感受到了身体里的奇异变化。十个月后，她生下了一个相貌不凡的男婴。说是相貌不凡，倒也不见得有多奇特，只不过头形四边隆起，中间低陷，好像一座小山丘，于是就叫他孔丘，字仲尼。从这个“仲”字后人可以得知，孔丘在家里排行第二，因此又称为孔老二。孔丘的童年也许不太幸福。三岁的时候，叔梁纥便去世了。叔梁纥是鲁国有名的大力士，能够双手举起重逾千斤的城门，他如果不死，说不定能将孔丘培养成为一名举重运动员。然而没有如果。事实是，当周围的小朋友骑着竹马玩打仗游戏的时候，孔丘却热衷于玩过家家，只不过他这个过家家也与众不同——摆几个破碗儿，装模作样地叩首行礼，幻想自己是王公贵族，正在大庙里举行祭祀，或是在朝堂上接见来访的贵宾。终其一生，孔丘对“礼”的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所谓礼，简而言之就是周礼，本书中多次出现的“礼也”“非礼也”，说的便是这个礼。千万不要将周礼与金正昆的商务礼仪等而视之，它指的是关于周朝封建统治的一整套学说。礼仪和礼节，不过是它最表层的部分。十九岁的时候，孔丘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给季家担任管理田产、仓库的小吏。也就这一年，他娶了宋人亓（qí）官氏的女儿为妻。这个时期的孔丘，没有给后世留下太多历史记录，人们只知道：第一，他很好学；第二，他郁郁不得志，生活困窘；第三，他生了一个儿子，朝廷给他发了一条鲤鱼作为贺礼，他便给儿子命名为孔鲤。二十七岁的时候，郯国的国君郯子来到曲阜朝觐鲁昭公。郯子虽是边远地区的小国君主，学问却非同小可，尤其是对上古时代的官制有很深的研究。孔丘特别跑去向郯子请教，回来之后就很有感慨地说：“我听说，天子那里已经失去了古代的官制，但那些学问还是保存在了四夷地方，今天总算见识了。”自此之后，孔丘更加潜心治学。他也陆续收了一些门徒，开始传播自己的学问。随着门徒越来越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但他始终保持了一种谦逊的态度。孔子对弟子说：“我述而不作。”意思是他仅仅是复述古圣先贤的学说，自己无所建树。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孔丘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的学说增加了一分宗教意味（虽然他号称不语怪力乱神）。他的所有理论是不容置疑的，也没办法置疑，因为那是古人规定的东西。而他本人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充当了先知的角色，负责将这些所谓的古代学问传播给世人。很多人相信了孔丘的说法，但也有世外高人对孔丘的这套把戏不屑一顾。传说孔丘曾专门跑到雒邑去见老子。老子是王室的图书馆长，知识渊博，高深莫测。孔丘毕恭毕敬地向老子请教关于礼的学问，满以为会得到满意的答复，没想到老子只是轻轻地吁了一口气，说：“你来问礼啊？你说的那些故事，编造它们的人连骨头都已经腐朽了，只剩下他们的那些话还在世上流传，你觉得可信吗？作为一个正人君子，运气好的时候就坐车当官，运气不好的时候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荡。我听说，一个好的商人，应该将自己的财货深藏起来，就跟什么都没有似的；君子虽然有良好的品德和智慧，表面上看起来却像个蠢人。你应该去掉身上的骄傲与贪婪，以及好看的外表与不切实际的欲望，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都是有害的。我的话就这些。”顺便说一句，孔丘身高一米九，玉树临风，确实是个翩翩美男子。被老子这样数落了一通之后，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不知所措。回去后便对自己的弟子说：“鸟，我知道它会飞；鱼，我知道它会游；兽，我知道它能走。地上走的可以用网去捉，水里游的可以用线去钓，天上飞的可以用箭去射。至于龙，我就拿它没任何办法了，它能够乘风驾云直冲九霄。我今天见到老子，这个人可不就是一条龙么？”话虽如此，孔丘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让老子说去吧！他扩大了招生的范围，将自己定位为职业教育家（虽然他在政府里还干着一份差事），对外宣称：“只要拿十条腊肉当见面礼，我就教他！”准入门槛真够低的。正因为如此，他的弟子数量与日俱增，号称门徒三千。很多政府公务员也拜他为师，还有外国人慕名前来，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在政府中所处的地位。一般人到了这个层次，便会考虑下海，跳到体制外去干一番事业。但孔丘不是这样，他坚持认为，“学而优则仕”。学了一肚子学问，如果不去当官，有如纸上谈兵，没有任何意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的那番话，完全可以用在孔丘身上：他不满足于当理论家，他要做的是改变这个世界，将它改造成他认为是正常的模样。孔丘三十岁那年，在曲阜见到了来访的齐景公和晏婴。据说他们之间发生了一次短暂的对话，齐景公对他的观点表示十分赞同。这次对话成为五年后他奔赴齐国的契机。孔丘三十四岁那年，孟氏的族长仲孙貜去世，临终前将两个儿子——仲孙何忌和南宫敬叔托付给孔丘，让他们跟随孔丘学礼。这也是孔丘收过的地位最高的学生。孔丘三十五岁的时候，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季孙意如赶到了齐国。仲孙何忌当年十四岁，孟氏的家政由家臣们把持，他们站在季孙意如那边，参与了进攻鲁昭公的行动。对于这种做法，孔丘肯定是不能赞同的，他选择用脚投票，也步鲁昭公的后尘，来到了齐国。他一开始在高氏家族中担任家庭教师，希望通过高氏再度见到齐景公。经过一段漫长的等待之后，他终于如愿以偿。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他不是那种浪费时间的人，等待的过程中，他找到齐国的大乐师学习古代的音乐，而且完全沉迷进去，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一时传为美谈。齐景公见到孔丘，问了一个问题：如何治理国家？这个问题很大，孔丘却只用了八个字来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猛拍大腿，说了一句大实话：“讲得太好了，如果不是那样，就算仓库里有粮食，我恐怕都吃不到了！”这八个字在现代常被人诟病，认为是封建思想的集中体现。作者个人之见，封建不假，但是八个字的背后透出的“正名”思想，却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试想，君有君的样子，臣有臣的原则，既是对臣的约束，更是对君的约束，难道有什么错吗？一个社会，如果“公仆”养尊处优，颐指气使，“主人”朝不保夕，噤若寒蝉，是不是也该想想孔丘那八个字，好好地正一下名呢？几天之后，齐景公又接见孔丘，再度就如果治理国政征询他的意见。孔丘的回答仍然很简单：“节省财用。”那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你别今天开运动会，明天搞赛歌会，把个办公楼修得比周天子的还气派。花钱的时候多思量，把钱用到点子上，那就OK啦！齐景公听了很高兴，便想赏给孔丘一块封地，让他安心为齐国服务。没想到晏婴站出来强烈反对：“这些儒生尽瞎扯些没边的事，说得好听，却没人愿意去执行。他们举止傲慢，自以为是，谁也指挥不了。他们特别爱办丧事，破产也要厚葬，这种风气不可助长！他们到处游说，推销过时的政治主张，求官求财，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委以重任？周朝礼崩乐坏已经多年，他却还在那里大放厥词，说什么穿衣戴帽要合乎礼，上车下车要怎么优雅，那一套东西让人一辈子都学不透，多少年也掌握不了。您如果要用他的理论来治理齐国，只怕适得其反。”晏婴无疑是个很有智慧的人，但是从前面的“二桃杀三士”和现在对孔丘的态度，不难看出他其实也有狭隘的一面。齐景公历来对晏婴言听计从，再见到孔丘时，虽然还是很尊重，却不再提有关治国的问题了。孔丘感觉到了这其中的变化，不久之后就离开齐国，又回到鲁国。公元前509年，鲁定公即位，孔丘四十二岁。鲁国的政局依然不稳定。也许是受了老子的启发，也许是经受了时间的历练，孔丘现在对于做官这件事，态度就淡定多了。他对学生说：“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国家政治开明，我就说两句；政治不开明，我就马上闭嘴，不给政府添乱。这种圆滑的态度，和当初那个信誓旦旦要为世界正名的孔丘判若两人。他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是更进一步的表态：如果实在没人爱听我唠叨，我就乘条小船，漂流到海上去隐居吧！这一时期的孔丘，确实是韬光养晦，将注意力转移到与政治无关的事情上来。公元前505年，季孙意如去世，季孙斯继承家业。有一天季家在院子里打井，挖出了个罐子，里面有一只类似于羊的小动物。有几个好事者故意到孔丘那里诈他：“我们挖到了一只狗。”孔丘问明了情况，很肯定地说：“以我所知道的，应该是只羊。”人们大吃一惊：“你是怎么知道的？”孔丘说：“书上说了，山林中的怪物叫夔，水里头的怪物叫龙，土里的怪物叫坟羊。如果是挖井得到的怪物，必定是羊。”那些人讨了个没趣，悻悻地走了。还有一个故事。吴王阖闾出兵讨伐越国，在会稽城得到一根骨头，仅骨节就能装满一车，谁也不认得。他听说孔丘博学多才，便专门派人到曲阜来问孔丘。孔丘说：“当初夏禹召集天下的神仙鬼怪到会稽山开会，防风氏迟到了，禹就杀了他，陈尸示众，他的一节骨头就有一辆车子那么长，我估计你们得到的就是防风氏的骨头。”吴国人很惊讶，又问：“那神仙鬼怪又是怎么回事呢？”孔丘说：“山川之神能够纲纪天下，而主管祭祀山川的人就叫做神，祭祀社稷的便是诸侯，他们都归周天子管辖。”吴国人听得晕晕乎乎，追问道：“那防风氏管什么呢？”孔丘说：“祭祀封山和禺山。”吴国人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防风氏有多高？”孔丘笑了：“僬侥氏高三尺，这是最矮的人。最高的人不能超过十倍，顶多也就是三丈吧。”吴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满意而归。空有那么多古怪的知识，孔丘没写本《魔戒》，实在是太可惜了。当时正是阳虎祸乱季氏的时期，如本书前一节所述，孔丘似乎还出来帮阳虎做过事。但很快他便认识到这是一个政治漩涡，站在哪边都有很大的风险，于是又回到家里，专门从事《诗》《书》《礼》《乐》的整理工作。相传他在这段时间还开始着手修订鲁国的史书《春秋》，这也就是本书大部分内容所依据的史实。如果孔丘确实做过那些工作，那他对中国文化的传承确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众所周知，春秋时期兵荒马乱，礼崩乐坏，上古的典籍残缺不全，再加上周朝遭遇了王子朝之乱，大量古籍遗失损毁。孔丘几乎是力挽狂澜，一方面考查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一方面整理残缺的文字。据说他将上起尧舜，下至秦穆公时期的皇家档案文件都编排起来，形成了完整的资料。后人读到的《尚书》和《礼记》都是由他编定的。另外他还对古代流传的诗歌进行了删选，形成了现在人们看到的《诗经》，而且他给这三百多首古诗都配上了乐谱，以便于人们传唱。也就是这段时间，他的学生的数量和质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孔丘后来自述，他的学生中“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其中特别出名的有：颜回，字子渊，鲁国人，孔门首席大弟子。颜回似乎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就是心态很好。孔丘曾经称赞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简单点说，穷开心。冉雍，字仲弓，贱人之子。孔丘不嫌其出身贫贱，认为他长于政事，可以坐北朝南，听政于朝廷——这个评价很可怕！冉求，字子有，曾任季氏家族的大管家。孔丘认为他可以治理千户人家的城池，也就是个县长的资质。仲由，字子路，也是季氏家臣，生性纯朴，武艺高强。据说曾经欺侮过孔丘，后为其学问折服，遂改穿儒服，做了孔丘的学生。孔丘认为他可以管理千乘之国，那是当诸侯的料。宰予，字子我。此人牙尖齿利，善于辩论，不太招孔丘喜欢。有一次孔丘看到宰予白天睡觉，评价：“朽木不可雕也！”端木赐，字子贡，卫国人，同样长于辞令，孔丘常说他狡猾，但是他更有才——曾经做过鲁国和卫国的宰相，富可敌国。曾参，字子舆，以孝道而闻名，著有《孝经》。不要小看这本书，自汉朝以下，中国历朝历代皇帝都是以孝治天下，实为两千年中国政治的理论基础。公冶长，字子长，齐国人，孔丘的女婿。那个年代没有报纸电视，学生多了，掌握的话语权就多了。在世人眼里，孔丘的形象越来越高大。颜回就曾经这样公然吹捧自己的老师——颜渊喟然长叹（请注意，喟然长叹，多么传神），说：“先生的思想和人格，我仰着脸越看越高，越是钻研越觉得难以赶上，一会儿觉得就在眼前，一会儿又像是在身后。他是那么循循善诱，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又用礼仪来约束我们，使得我们欲罢不能。我们就算是倾尽全力，那个高大的身影还是耸立在前面。我们不停地靠近他，却又没办法企及他的高度。”孔丘是如此出名，以至于街头巷尾都有人议论：“孔子是多么伟大啊！他的知识如此渊博，却又不能说他究竟是属于哪一家。”这话说到了点子上，他本来就是自成一家，只不过拿着前人的典籍来印证自己的思想罢了。孔丘听到这个议论，狡黠地一笑，自嘲似的说：“是啊，我究竟是干哪一行的呢？赶大车的？还是射箭的？大概就是个赶车的吧！”但是他对学生说过的一句话道破了天机：“我是因为没有被国家重用，才学了这些破玩意儿的啊！”公元前501年，孔丘五十岁。后来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曾经这样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至于天命是什么，却又总是语焉不详。后人只能从字面上推测，所谓天命，就是上天赋予一个人的使命吧。这一年，阳虎企图消灭三桓事败，出逃齐国。阳虎的同伙公山不狃还占据着费邑，负隅顽抗。他派人来请孔丘过去帮忙。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答应这个要求，但是到了知天命之年的孔丘，居然心动了！为什么会这样？首先，你得理解他，憋在家里太久，想做官想疯了。当然，司马迁说得很含蓄：孔子得道已经很久，一直没有机会施展，因为没有人能够重用他，所以得到机会便不想放弃。其次，孔丘对三桓专鲁早就深恶痛绝，有《论语》为证：“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前面已经说过，这是骂季孙意如。“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三桓祭祀祖先，撤除祭品的时候，唱着《雍》的诗篇。孔丘很有意见，那是天子祭祀的诗篇，用在三桓的祠堂里，合适吗？“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季孙斯要去泰山拜祭，把自己当作了天子。孔丘要冉有去劝阻，冉有认为做不到。孔丘便哀叹：“难道泰山之神还不如我的学生林放懂礼，会接受季孙斯的祭礼吗？”再次，孔丘早年在季氏家族做官，一直没有受到重用，郁郁不得志，对季氏更是积怨已久。有这三条理由，阳虎请他做官，他至少在口头上答应了；公山不狃在危难时刻请他出山，他也愿意赴汤蹈火。他对学生说：“当年文王、武王就是在小地方起家而后成大事的，今天的费邑虽小，也许能够干出一番大事来吧！”收拾好行装就准备出发。学生们都不同意，仲由更是坚决反对。孔丘反过来劝说他们：“你们别把人心看得那么坏，那些请我的人，难道就没一个好东西？再说事在人为，只要他们重用我，我就给他们建立一个东方的周朝！”话虽如此，他考虑了一个晚上，终于冷静下来，最终还是没有去。如果去了，估计他也活不到耳顺，更不可能从心所欲，不逾矩。事实也证明，他没去是对的。不久之后，费邑陷落，公山不狃和公孙辄逃到了齐国，后来又逃到吴国。而孔丘因为政治立场坚定，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的地方官。由于在中都任上工作成效突出，后来又被提升为鲁国的司空，又由司空改任大司寇，也就是首席大法官。【儒家思想的源头】曾经有一次，颜回问孔丘：“什么是仁？”孔丘回答：“克己复礼。”意思是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礼的规范，这就是仁。礼和仁，是孔丘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两个范畴。礼是外在的秩序，仁则是内心的修为，可以说仁和礼是一体两面，互相依存。仁是在生活和实践中不断提炼而得到的，孔丘本人也是到了七十岁才敢说自己“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思想和行为都已经达到了仁的最高境界，随心所欲也不会违反礼的原则。但是，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不断扩大，后人对仁的阐释也越来越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仁是一种本能，有的认为仁是一种天理，还有人看到刚出壳的小鸡那副毛茸茸的样子，自称领悟到了什么是仁。再到后来，仁逐渐和慈挂上了钩，变成了仁慈，被赋予了同情和慈悲的含义。事实上，在孔丘这里，仁更是一种坚忍，一种智慧。公元前500年春天，齐鲁两国达成和平意愿。同年夏天，鲁定公来到齐国的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境内），与齐景公举行了会晤。按照周礼，诸侯相见，均有相礼大臣陪同，负责安排会务工作。相礼大臣的地位极其重要，非卿不能担任。鲁国自鲁僖公以来，担任相礼大臣的都是出自三桓。但这一次，鲁定公带来的是齐景公的老熟人——孔丘。《史记》记载，鲁定公出发之前，孔丘对他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建议他做好两手准备，带上足够的卫兵。鲁定公同意了。盟誓那天，齐景公和鲁定公相携登台，互相敬过了酒，齐国的官员过来请示说：“请欣赏四方的乐舞。”齐景公说：“好。”于是一群东夷地方的武士，光着膀子，披着头发，拿着弓矛剑戟等十八般武器，怪叫着拥到了台前，还想上台来表演。孔丘马上拔剑在手，大声呼道：“鲁国的卫士们，拿起武器，准备战斗，绝不要手软！两国君主为了友好而会面，远方的东夷俘虏却用武力来捣乱，这难道就是齐侯的待客之道？自古以来，蛮夷之人不能扰乱我华夏子孙，武力不能强迫友好——这是欺骗神灵，丧失道义，丢弃礼法，我相信齐侯不是这样的人。”齐景公听了，脸色很难看，连忙挥挥手，让那些人退下。将要盟誓的时候，齐国官员将早就拟好的盟书交给孔丘过目。孔丘一看，所有条款都是原来双方商定好的，只不过齐国人单方面又加上了一条：“如果齐军出境，鲁国不以甲车三百乘相从，必遭天谴！”孔丘不觉微微一笑，对齐国人说：“那我们也加上一句：如果齐国不交还汶阳的土地，让我们用来满足齐国的需求，也当如此！”夹谷之会，因为孔丘应对得体，齐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齐景公回去之后便责备大臣们：“孔丘用君子之道辅佐鲁侯，你们却尽给寡人出些馊主意，用小人之道来对付他们，这下丢脸丢大了吧！”那时候，晏婴已经去世了，群臣们战战兢兢，不敢回应。最后终于有人出来说：“小人做错了事情，说几句好话赔罪；君子做错了事情，那得拿出点实际的东西来弥补。您若真想向鲁侯道歉，就把汶阳的土地还给他们吧。”所谓汶阳的土地，是当年阳虎叛逃时献给齐国的领地。齐景公想，只要能够分化晋国的同盟，将鲁国拉到自己这边来，区区几座城池不是问题，于是同意了这一建议。会后，齐国人果然向鲁国归还了郓、讙（huān）和龟阴三城。夹谷之会使得孔丘的个人威信急剧提升，他在鲁国政坛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到了公元前498年，他已经强大到可以实想自己的夙愿，向深恶痛绝的三桓开刀，通过鲁定公颁布了“堕三都”的命令。三都，即三桓最大的采邑，分别是季氏的费邑、叔孙氏的郈邑和孟氏的成邑。堕三都，即摧毁三都的城墙，使三桓失去与公室相抗衡的根据地。问题是，三桓会轻易就范吗？孔丘找到了一个极好的突破口。据《左传》记载，叔孙不敢在世的时候，想立儿子州仇为继承人，一度遭到郈宰（郈邑长官）公若藐的反对。因为这件事，州仇对公若藐很有意见，等到他继承了家业，便命令郈邑的马正（主管军事的官员）侯犯杀掉公若藐。侯犯不愿意，但又不想得罪大老板，总是推说找不到机会。侯犯不想杀自己的直接领导，他手下的圉人（马夫头子）却认为这是个上位的好机会，主动找到叔孙州仇说：“我拿着剑经过公若藐的衙门，他必定会问这是谁的剑，我就说是您的。他必定感到惊奇，要求拿给他看看。我就装作不懂规矩，将剑尖对着他递过去，趁机刺杀他。”州仇说：“好啊！你如果做到了，我必重赏。”圉人依计而行，拿着一把剑有意经过公若藐的衙门。公若藐是识货的人，看到马夫头子竟然拿着一把精光四溢的宝剑，果然问道：“这是谁的剑？”圉人说：“叔孙老爷的。”公若藐更加疑惑：“他老人家的剑，怎么会在你手里？快拿过来给我看看。”圉人走上堂，顺持宝剑递过去。公若藐勃然变色，说：“你把我当成了吴王吗？”吴王僚被专诸以鱼肠剑刺杀，举世皆知。公若藐此言，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圉人这是意图行刺自己。但是已经晚了，圉人闻言，急忙将剑送出，将公若藐刺了个透心凉。侯犯听说公若藐被刺，知是叔孙州仇指使，一怒之下，在郈城扯起了反旗。叔孙州仇和仲孙何忌联合出兵围郈，攻而不克。后来又请齐国出兵相助，仍然拿不下，由此亦可见郈邑建得何等坚固。在军事进攻不力的情况下，叔孙州仇将郈邑的工师（掌管工匠之官）驷赤找来说：“郈邑叛乱，不仅仅是我叔孙氏之忧，也是鲁国之患，你何去何从，看着办吧！”驷赤回答：“下臣何去何从，就在《扬之水》最后一章了。”《扬之水》见于《诗经·唐风》，最后一章是：“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意思很明白，您的命令我听到了，不敢告诉别人。叔孙州仇听了，稽首相谢。驷赤回到郈邑，对侯犯说：“郈城居于齐、鲁之间，您现在背叛了鲁国，又不投靠齐国，这样是很危险的。长此以往，百姓担惊受怕，迟早会造反。俗话说得好，背靠大树好纳凉，您何不请求归顺齐国？”侯犯觉得有道理，于是派使者跟齐国联系。齐国使者来了之后，驷赤就在城中散布谣言：“侯犯将拿郈邑和齐侯交换土地，你们都将被迁到齐国去居住。”郈邑人一听，要咱们背井离乡，那不可能！于是吵吵嚷嚷，要去找侯犯说理。驷赤又对侯犯说：“乡亲们听说您要投靠齐国，群情激愤，都不答应啊！”侯犯说：“那我该怎么办？”驷赤说：“您不如和齐侯交换土地吧！齐侯一直想得到这片土地，好威胁鲁国。您如果愿意交换，他一定会给你一片更大的土地。另外，请您多备盔甲，置于门内，以备万一。”侯犯又答应了。几天之后，齐国派了一队人来查看郈邑的土地。驷赤在城楼上看见了，派人到各条街道大喊：“齐军来动迁啦！”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比“动迁”两个字更为可怕的了。郈邑的居民惊惶失措，纷纷拥到侯犯府上讨说法，正好看见门内的盔甲，于是抢过来穿上，将侯犯围在了门楼上。驷赤站在侯犯旁边，拉开弓，装作要向下射箭。侯犯将他拦住，说：“不要对自己人动武。你下去跟他们谈判，让他们放我一条生路。”驷赤下去跟居民谈判，大伙都同意让侯犯离开。于是驷赤先行出城，侯犯跟随其后。侯犯每出一门，人们就将它关上。到了外城的最后一道城门，侯犯突然叫住驷赤说：“你穿着叔孙氏的盔甲出去，日后叔孙氏若是追究起责任来，郈邑人担当不起。”驷赤说：“您放心，叔孙家被盗的盔甲都有标志，我不敢穿出来。您看，这是我自己的。”侯犯说：“你还是回去将那些盔甲点清楚再走，主人家的东西，不要搞错了数。”驷赤看着侯犯，只见他一脸平静，不觉倍感惭愧。他突然明白了，侯犯已经看穿了自己的计谋，但又不忍心当面戳穿，于是用这种委婉的方式劝自己留下。他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能朝着侯犯一揖到地，然后目送其离开。通过这样的手段，叔孙州仇才将郈邑收回来。孔丘敏锐地抓住这件事做文章，在朝会上说：“祖宗明确规定，卿大夫的城池，周长不能超过百雉。现在三都全部超标，建得又大又坚固，不但成为国家的忧患，也成为众卿（指三桓）的忧患。如若再不拆除，叛乱的事情随时可能再度发生，国家的利益受损，家族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请问，你们谁愿意这样吗？”孔丘的话像重锤击在季孙斯和叔孙州仇的心上。叔孙州仇刚刚遭受叛乱之苦，季孙斯同样心有戚戚焉——当年南蒯之乱，起自费邑；阳虎之乱，费邑的公山不狃出力甚多，而且负隅顽抗最久，直到前年才被攻克。费邑带给季氏家族的麻烦委实不少！会议讨论的结果，是由孔丘的得意门生、季氏的家宰仲由负责监督实施“堕三都”。叔孙州仇主动拆毁了郈邑的城墙。季孙斯将要拆除费邑城墙的时候，遭到费邑人的反对。阳虎的余党公山不狃、叔孙辄带一部分费邑人潜入曲阜，企图发动政变。孔丘早有准备，安排三桓和鲁定公进入季氏的祖庙躲避，命令大夫申句须和乐颀带兵讨伐叛军，曲阜的居民也拿起武器帮助孔丘，将叛军赶出了曲阜。经过这件事后，费邑的城墙也被顺利拆除。轮到成邑的时候，遇到了真正的问题。成邑的长官公敛处父对仲孙何忌说：“成邑是鲁国的北大门，如果拆毁成邑的城墙，齐国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入侵鲁国，对国家不利。而且成邑是孟氏家族的保障，没有成邑就没有孟氏。您可以装作不知道，反正我是不同意这件事。”仲孙何忌本来就不愿意，听到公敛处父这么说，果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皮球踢回给了孔丘。这个时候，只能采取武力来解决了。同年十二月，鲁定公亲率大军讨伐成邑，结果是“弗克”。成邑太坚固了，如果不是自愿拆除，外人很难攻得进来。孔丘最终也没能拆除成邑。“堕三都”变成了“堕两都”，显然有些差强人意。但是如果考虑到他是百余年来向三桓开刀的第一人，而且成功地削弱了其中两家，这样的成绩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堕三都”的第二年，孔丘五十六岁，走到了仕途的最顶点。这一年春天，鲁定公命他以大司寇的身份代理宰相。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互不统一，而且变动很大。鲁国在“三桓专鲁”之前，曾设有大宰，相当于宰相。三桓兴起之后，权力由公家转向卿家，大宰这个岗位逐渐荒废。孔丘“行摄相事”，见于《史记》的记载，估计也是鲁定公不敢太刺激三桓，临时想出的一个职务。不管怎么样，孔丘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全国发号施令，实现自己的抱负了。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孔丘执政后，那张素来严肃的脸上，竟然时常出现了笑容。学生们见了，表示不理解：“您不是经常教育我们说‘君子大祸临头而面无惧色，升官发财而面无喜色’吗？”孔丘的反应很快：“是这么说的。但我不是还说过‘君子高兴是因为可以礼贤下士’吗？我现在代理宰相了，可以提拔很多人才，当然高兴！”话虽如此，他执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招贤纳士，而是诛杀大夫少正卯。少正，是周朝设立的官职。少正卯，有可能是以少正为氏的卯，也有可能是担任少正的卯。据记载，少正卯在鲁国是个颇有影响力的人物，经常在朝中和街头巷尾议论孔丘的新政，对其提出尖锐的批评。孔丘还在当大司寇的时候，就已经看他不顺眼。等到孔丘大权在握，少正卯仍然不知道收敛，结果惹来杀身之祸，而且被曝尸三日，以儆效尤。孔丘诛杀少正卯，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公案，最早见于《荀子》的记载：〖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这段古文不难看懂。孔丘杀少正卯的理由，一言概之，“妖言惑众”。《史记》估计也是以《荀子》为蓝本，说孔丘“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但是宋代大儒朱熹认为此事不可信，理由是：《荀子》成书在孔丘死后百年，其间《国语》《左传》《庄子》等著作均未提到此事，《论语》也没有任何记载。试想，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连《左传》都不记载呢？孔丘究竟有没有杀少正卯？在《论语》的记载中，孔丘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过：“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都是君子顾全大局，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小人务求意见一致，但是各怀鬼胎，难以团结。以此看来，孔丘很宽容，不太可能因为少正卯说了不利于他的话，就动了杀心。孔丘还说过：“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钱穆先生翻译为：“专向反对的一端用力，那就有害了。”说明孔丘在学术上也应当是一个主张宽容的人。这样一位宽容的孔丘，怎么可能一旦做了大官，就采取非常残暴的手段，将少正卯给杀了呢？如前所述，公开的理由是少正卯过多批评现政权，具有煽动性和颠覆性，很有可能动摇了统治基础。但问题是，少正卯的学问与官方的理论不一致，孔丘的学问也不过是秉承着几百上千年前的周礼，根本没有与时俱进，与当时官方的理论也不一致啊。要说批评现政权，孔丘更是批得头头是道，什么“八侑舞于庭”，什么“三家者《雍》彻”，什么“季氏旅于泰山”，全部被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口诛笔伐，他在台下的时候，对现政权的批判绝不可能亚于少正卯。因此，孔丘杀少正卯的公开理由，完全可以用在孔丘自己身上，让人难以接受。这样一来，关于这一段历史公案的真相，《荀子》中提到的原因就令人生疑了。在本书作者看来，关于少正卯被杀的真正原因，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其中内情恐怕只能有待于先秦史料的进一步发现和解读了。【六卿内斗，晋国分裂的前兆】公元前501年秋天，齐景公亲自率领大军西进，包围了晋国的夷仪（今河北省邢台境内）。这一年，是齐景公即位的第四十七年，距离当年齐庄公讨伐晋国正好五十年。齐景公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进攻晋国，倒不是为了纪念其兄齐庄公的赫赫武功，而是因为不久之前，晋国中军元帅士鞅突然去世，荀跞接替他成为头号权臣，晋国政局未稳，有机可乘。《左传》对这场战争的描写很有趣，没有宏大场景，没有刀光剑影，甚至没有双方主帅的特写，只有三个齐国人在那里搭台唱戏——有一个叫敝无存的士人将要参战，他的父亲张罗着给他在村里定了一门亲事，想要他结了婚再走。那姑娘长得很端庄，家境也不错，更重要的，姑娘她爸的叔叔是当地的大夫，攀上这门亲戚，敝家脸上有光，说不定还能对敝无存的仕途有所帮助。外人看来很理想的一门亲事，却被敝无存一口拒绝。他老爸说：“你疯了，人家姑娘明天就上门，你要是敢把她送回去，她家不找咱家拼命才怪？”敝无存说：“要不您留着用？”他爸给了他一耳刮子。敝无存也不生气，嬉皮笑脸地说：“我跟您开玩笑呢，我早想好了，人也不用退回去，就嫁给我弟弟吧！”他爸说：“这姑娘有啥不好？我跟你说，就你那德性，还高攀人家了。”敝无存说：“高攀？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有点。可是等我打完这仗，如果能够活着回来，我可是非国、高氏之女不娶！”他爸眼睛瞪得老大，连连摇头说：“你这孩子，太狂妄，实在是太狂妄。”国、高二氏世代为卿，在齐国乃是贵族中的贵族。敝无存一介士人，想娶国、高氏的女儿，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是如果能够在战争中立下奇功，那又另当别论了——齐景公治下，齐国极其崇尚武力，凡有战功者，封赏有加，格外恩宠。屌丝傍上白富美，并非完全不可能。敝无存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参加了夷仪之战。他一手擎着齐军大旗，一手举着盾牌，像一颗耀眼的明星划过战场，第一个登上夷仪的城墙。他明白自己已经做得够好了，但是要泡到国、高氏的女儿，还差那么一点火候。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战旗插在门楼上，转身又冲下门洞，企图砍死那里所有的敌兵，将城门打开，放大军入城。结果他被敌人砍死了。敝无存的英勇表现鼓舞了全体齐军的士气。大夫东郭书和犂（lí）弥相约登城。犂弥是鲁国人，当年随着鲁昭公流亡到齐国，就在齐国安顿下来。他对东郭书说：“我跟着你，登上城墙后，你向左冲杀，我向右冲杀，等到咱们的手下全部登上城墙才能下去。”东郭书说：“好啊，就这么办！”等到东郭书登上城墙，如约向左冲杀，犂弥却先跳进了城。战斗的间隙，两个人坐在一起休息，犂弥笑道：“我可是比你先入城哦！”东郭书马上站起来，穿好衣甲，拿起武器，说：“先是你给我出难题，你自己不遵守约定，现在又来调侃我。赶快拿起武器，我要跟你决斗！”犂弥大笑，说：“我跟着你，就好像骖（cān）马跟着服马，哪里能够抢先？”一辆战车有四匹马，中间两匹为服，外边两匹为骖。服马背上装有游环，骖马之辔由外穿过游环，再控制于车夫手上，所以骖马总是跟着服马走。东郭书听到这个比喻，不觉大笑。战后，齐景公论功行赏，敝无存已死，因此第一个要赏犂弥。犂弥推辞道：“其实有比我捷足先登的，我是跟在他后面。这个人戴着白色头巾，披着狐狸皮斗篷，健步如飞，所向披靡，他才是此战的英雄。”齐景公说：“那快将他找出来啊！”犂弥便将东郭书带到齐景公面前，说：“就是此人。我郑重地将国君的赏赐让给他。”东郭书谦让道：“还是赏给犂弥吧，他是宾旅之臣，我理当让他三分。”齐景公十分高兴，最终决定还是将此战的首功记到犂弥头上。至于那位一心想当乘龙快婿的敝无存，死后可谓哀荣备至。齐国大军驻扎在夷仪，齐景公发布了一道命令：“有谁找到敝无存的尸体，赏五户，不供役事。”相对于一具尸体来说，五户奴隶和终生免除劳役之苦，这个价格实在是有点高了。更让人目眩的还在后面。尸体找到后，齐景公三次为其穿寿衣，赐予犀牛皮装饰的车子和长柄罗盖作为殉葬。举行葬礼那天，全军默哀相送，挽灵车的人不是站着行走而是跪行，齐景公还亲自为其推车三次。齐国进攻夷仪的同时，卫灵公也配合作战，包围了晋国的寒氏（今河北省邯郸境内）。晋国邯郸大夫赵午带兵抵抗。赵午乃是赵穿的后人，与赵鞅同宗，论辈分算是赵鞅的族弟。卫军攻破寒氏城的西北角，据而守之。赵午的部众作战不力，连夜遁逃。夷仪之战后，齐景公加快外交攻势。公元前500年夏天，齐鲁两国举行夹谷之会，两国实现和平。同年冬天，齐景公、卫灵公和郑国的游速在安甫（地名，今不详）举行会议。公元前499年冬天，鲁国也与郑国签订了和平条约。这样一来，齐、郑、卫、鲁四国同盟逐渐形成，齐景公蓄谋已久的反晋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面对齐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晋国也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公元前500年夏天，晋国派赵鞅带兵包围了卫国的首都帝丘。赵午急于报去年的寒氏之仇，带着七十名步兵杀入帝丘西门，大呼邀战。卫国人打开城门与之厮杀，不分胜负。赵午回来后，满营夸耀自己的伤口。大夫涉陀，也就是那年抓着卫灵公的手腕浸血盆子的那位仁兄，不以为然地说：“您也算是勇敢了，但是卫国人并不怕你。如果是我去，他们连门都不敢开。”也带领七十名步兵，一大早杀到帝丘的门下，命令他们在门前左右站好，像树木那样一动不动。到了中午，卫国人仍然不敢开门迎战，涉陀才退回营。但是，以赵午、涉陀之勇，帝丘仍然难以攻下。赵鞅只好退兵回国，却又不甘心，派人给卫灵公送去一封信，责问他为什么要背叛晋国。卫灵公回道：“问问你们的涉陀、成何吧！”赵鞅一调查，才知道涉陀和成何对卫灵公做过什么。他将涉陀抓起来，再派人向卫灵公赔罪，请求重建同盟关系，又被卫灵公拒绝。赵鞅又急又气，干脆杀了涉陀。成何得到消息，赶紧逃到了燕国。然而这样仍然不能挽回卫灵公的心。他给赵鞅送来五百户奴隶，意思是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批奴隶是我送给你的私人礼物，作为当年入侵寒氏的赔罪，与国家无关。赵鞅将这五百户奴隶交给了赵午，说：“目前形势不明朗，暂且将这些人安置在邯郸。”不久之后，赵鞅又命令赵午将这些奴隶转移到自己的居城晋阳。赵午本人倒没什么意见，但是他的家臣们认为不妥，说：“卫国送那份大礼，本来就是为了补偿我们在寒氏之役中的损失，如果将他们转移到晋阳去，岂不是拂了卫侯的好意？以后我们再和卫国打交道，就不那么好办了。不如这样，我们出兵讨伐齐国，齐国必然报复，那时候我们再将人送去晋阳，也有个名头，卫国人也不会有什么意见。”这群家臣的逻辑之混乱，后世研究历史的人一直没有弄明白，总之赵午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发兵入侵齐国边境，然后才将那批奴隶送去晋阳。齐国果然出兵报复。卫国似乎也没有领会赵午的苦心，积极响应齐国的号召，发兵相助。于是公元前497年二月，齐、卫联军渡过黄河，洗劫了晋国的河内地区。根据齐国人战前预测，河内远离新田，晋国首脑得到战争警报，至少要数日；整顿军马，又需十余日；待晋军主力赶到河内，至少是三月的事了，联军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可以自由行动。有一天齐景公请卫灵公赴宴，吃到一半，突然齐军探子来报：“晋军来啦！”卫灵公有点紧张，齐景公却很镇定地说：“来得好！”请卫灵公登上自己的战车，亲自驾车冲出营门，去迎战晋军。卫灵公吓得脸色发青，结果虚惊一场——原来是探子报错了。探子当然不会看花眼，齐景公也没有那么勇敢。这一切，全是齐国人安排好的，就是为了娱乐一下卫灵公，让他见识一下齐景公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根据所掌握的情报，他们知道，晋军不但三月到不了河内，而且很有可能永远赶不上这场战争。因为晋国内部出乱子了。《左传》记载，赵鞅听说齐卫联军入侵，大为震怒，将赵午召到晋阳囚禁起来，并且派人对他的家臣说：“这是我与赵午的私人恩怨，不会迁怒于邯郸，你们自己作主，另立新主吧！”然后将赵午处死。赵午的儿子赵稷、家臣涉宾在邯郸举起反旗，宣布脱离赵鞅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晋国哪里还顾得上应付齐、卫二国对河内的袭扰？同年六月，赵鞅派上军司马籍秦围攻邯郸。赵午是赵氏小宗，赵鞅杀赵午，围邯郸，乃是家族内部事务，本来与外人无关。但问题是，赵午是荀寅的外甥，荀寅又与士鞅素来相好。士鞅死后，士吉射成为范氏宗主，荀寅还与士吉射结成了亲家，他们对赵鞅这种做法很不满意，暗中商量要对付赵鞅。赵鞅的家臣董安于获知消息，建议赵鞅早作准备，先发制人。赵鞅不同意，说：“晋国的法律，先为乱者死罪，被迫还击者可免。”董安于说：“您这样优柔寡断，只会害了自己的百姓，那还不如让我一个人担任统帅。到时追究起责任来，就说是我的主意，让我顶罪吧！”赵鞅还是不同意。同年七月，士吉射和荀寅果然发难，围攻赵鞅在新田的府邸。赵鞅仓皇出逃晋阳，闭城自守。士吉射和荀寅以晋定公的名义讨伐赵鞅，宣布其为叛贼。当时晋国的情况很复杂，堪称乱成一锅粥——范氏家族：士吉射成为族长之后，冷落了弟弟士皋夷，士皋夷心怀不满，“欲为乱于范氏”。智氏家族：荀跞现在是晋国的中军元帅，特别宠信大夫梁婴父，两人基情四射。荀跞甚至想让梁婴父成为卿，而卿的数量是有限的，只有六位，而且长期为六家把持。这就意味着荀跞必须除去其中一位，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韩氏家族：韩不信与荀寅历来尿不到一壶。魏氏家族：现在的族长是魏舒的孙子魏曼多，与士吉射势同水火。中行氏家族：荀寅与士吉射狼狈为奸，不满荀跞的领导。赵鞅出逃后，荀跞召集韩不信、魏曼多、士皋夷、梁婴父商量，密谋准备驱逐荀寅，以梁婴父取之；驱逐士吉射，以士皋夷取代。简而言之，三大家族要对范氏和中行氏动手了。动手得有理由。荀跞对晋定公说：“先君有命，大臣为乱者死罪。现在范氏、中行氏和赵氏作乱，而只讨伐赵氏，这是不公平的，请您下令驱逐士吉射和荀寅。”晋定公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说了个“好”字，心里想：你们爱斗就去斗吧，关寡人何事？同年十一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以晋定公的名义讨伐荀寅和士吉射。后者奋起反抗，将矛头直接对准晋定公。当年齐国栾、高之乱，高强逃奔鲁国，后来又逃到晋国，投靠于范氏门下，已有三十余年。高强对士吉射说：“古话说，三次摔断骨头的人，可以为良医。当年我就是因为将矛头对准齐侯，结果被赶出了齐国，因此深有体会，知道天下之事，唯讨伐国君绝对不能做，因为那样特别容易激起公愤。智、韩、魏三家表面上团结，实际上各怀鬼胎，只要您和中行氏齐心协力，不难打败他们。等到打败了他们，国君还不是听您的？”士吉射不听，在他看来，先将晋定公抓在自己手里才是王道，于是与荀寅集中力量进攻新田。还没等智、韩、魏三家出手，各地的百姓纷纷起来讨伐他们，士吉射和荀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三家乘机发动总攻，二人被打得丢盔弃甲，只好逃到朝歌去避难。荀跞还想趁机消灭掉赵氏，韩不信和魏曼多坚决反对。一则韩、赵两家世代友好；二则这次讨伐中行、范氏，荀跞获利最大，韩、魏二人都担心荀跞一家独大，不希望看到赵家就此灭亡。于是他们向晋定公求情，晋定公当然没什么意见，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同年十二月，赵鞅又回到了新田，与晋定公在公宫举行了盟誓。但是荀跞还是不想轻易放过赵鞅，梁婴父也对荀跞建议：“赵鞅手下的董安于是个人才，只要他在赵鞅手下，赵鞅必定强大，迟早有一天会称霸晋国。您何不先剪除其羽翼，将这次动乱的责任推到董安于身上，问他个死罪？”荀跞派人对赵鞅说：“据我所掌握的情况，这次国内动乱，中行氏、范氏虽然主动发难，董安于也有重大责任，是他故意挑逗他们，才会这样的！先君有命，为乱者死。现在那两个人已经逃出晋国，怎么处置董安于，您看着办吧。”赵鞅对此十分苦恼。这一次赵氏家族可谓岌岌可危，如若不是老韩家和老魏家出手相助，只怕难以幸免。事情刚刚平静，荀跞又来这么一手。早知如此，当初不如听从董安于的建议，说不定早就大局已定，吞并了中行氏和范氏，不用受荀跞的鸟气了。董安于已经七十多岁了。这位自幼追随赵氏的老臣看出了赵鞅的烦心事，主动提出来：“如果我的死可以让晋国安定，让赵氏安全，那我愿意。自古人生谁不死，我活到这把年纪，够了！”自缢身亡。赵鞅闻讯大哭。哭完便做了他该做的事，将董安于的尸体拉到大街上示众，派人告知荀跞：“主人（他尊称荀跞为主人）命令处罚罪人董安于，现在他已经伏罪了，请示下。”荀跞这才表示满意。不久之后，智氏与赵氏也举行了盟誓。因为董安于的牺牲、赵鞅的隐忍，赵氏得以保全。对于齐景公来说，晋国的内乱无疑是个极好的题材。公元前496年夏天，晋军围攻朝歌。齐景公隔岸观火，拉上鲁定公、卫灵公在著名的风景区梁上开会，商讨营救中行氏、范氏。荀寅、士吉射的党羽士鲋、小王桃甲（复姓小王）则引狼入室，带领狄人偷袭新田，被新田军民打败。士鲋逃入雒邑，小王桃甲逃回朝歌。同年秋天，齐景公又与宋景公在曹国的洮地会面，主题还是讨论救援中行氏、范氏。这就意味着宋国也被拉入齐景公的同盟，晋国完全失去了对东方各国的控制。同年冬天，郑国在齐景公的授意下，派兵帮助中行氏、范氏进攻新田。晋军在潞城（今山西省境内）大败中行氏、范氏，接着又在百泉（今河南省境内）打败郑国干涉军。公元前494年，晋军围攻赵稷盘踞的邯郸，齐卫联军则包围了晋国的五鹿，以救援邯郸。不久之后，鲁国加入，三国联军攻下了棘蒲（今河北省境内）。此时，齐国的同盟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变故。其一是鲁定公病死，鲁哀公即位。孔丘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关于这件事，以后还将讲到，在此不多说。其二是卫国大子蒯聩出逃。《左传》记载，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是个极其风骚的女人。南子原本是宋国公主，还在宋国的时候，与大夫公子朝打得火热。公子朝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对付女人很有一套。南子在卫国久了，思念公子朝的好处。卫灵公这老家伙也是与众不同，非但不吃醋，还专门派人请公子朝到卫国来与南子相会。这事被大子蒯聩知道了，蒯聩感到十分耻辱，命令手下戏阳速刺杀南子。戏阳速答应得好好的，到了关键时刻却不行动，导致蒯聩事泄，不得不逃到宋国，后来又逃到晋国，投入赵鞅门下。公元前493年夏天，卫灵公去世，留下遗言命庶子公子郢即位。南子也想立公子郢，但是公子郢拒不答应，而且说：“蒯聩虽然在外，可他的儿子还在卫国啊！”南子没办法，和群臣商议后，立蒯聩的儿子公孙辄为君，也就是卫出公。同年秋天，齐景公派人向朝歌运送粮食，郑国的罕达、驷弘带兵护送，士吉射出城相迎。晋国派赵鞅袭击运粮部队，双方在戚地相遇。阳虎对赵鞅说：“我们的战车少，请引诱郑军深入，我再正面拦截。罕、驷二人看到我的样子，必然害怕，那时候再全军合战，可大败郑军。”赵鞅采纳了这一建议。阳虎为何对自己的相貌有这样的自信，史上无人能解。但是有人推测，阳虎在鲁国当政时期，确实是威风八面，以至于齐国人和郑国人看到他，都有些害怕。本书对此不予深究，姑妄听之。战前，赵鞅命人以龟甲占卜，龟甲焦裂，乃不祥之兆。赵鞅给大伙鼓气，说：“范氏和中行氏违背天命，残害百姓，想要杀死国君而统治晋国。现在郑国无道，帮助叛贼而抛弃国君。我们这些人顺从天命，受命于君，推行大义，洗除耻辱，在此一役。凡克敌制胜者，上大夫赏县，下大夫赏郡（春秋时期县大于郡），士则赏田，农、工、商等晋升为士，奴隶给予自由。我赵鞅如果有幸带领诸位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一定向国君要求上述赏赐，决不食言！如果不幸失败，我也无脸回去了，请用绞刑将我诛戮，死后用三寸厚的桐木棺，不要衬板和外椁，用没有装饰的马车装运，不许葬入赵氏家族的墓地。”对于那时候的人来说，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死无葬身之地了。将士们听到统帅发这样的毒誓，都十分激动，纷纷表示要与郑国人决一死战，绝不让统帅遭受这样的耻辱。开战那天，大夫邮无恤为赵鞅驾车，蒯聩充当车右护卫，驱车登上铁丘（当地丘名）。只见郑国人密密麻麻，排着整齐的作战阵形，像森林一般压过来。蒯聩几时见过这样的大场面，吓得当场就跳到车下。邮无恤解下腰带，一头递给蒯聩，轻声喝道：“上车！”蒯聩扯住腰带上来，脚仍在发抖。邮无恤又好气又好笑，骂道：“你怎么像个女人？”将他弄了个大红脸。赵鞅巡视部队，发表战前演讲：“先大夫毕万是个普通人，七次参加战斗都俘获敌人，后来获赏车百乘，得以善终。诸君请努力杀敌，未必就死在敌人手里！”毕万是晋献公时期的武将，即魏氏家族的先祖，他的故事在晋国人尽皆知，是以赵鞅有此一说。大夫赵罗，是赵鞅的堂侄，当时年幼，又是第一次参加战争，感到十分害怕。他的车夫繁羽不得不将他绑在车上。军纪官见了，询问那是怎么回事。繁羽说：“他疟疾发作，打摆子呢！”到了这个时候，蒯聩也不能怯场了。他手持宝剑，郑重祷告：“列祖列宗在上，因为郑胜（郑声公名胜）扰乱纲常，晋午（晋定公名午）处于危难之中，派赵鞅前来讨伐。后辈蒯聩不敢贪图安逸，也列居持矛作战的队伍中，请祖宗保佑，不要让我断筋，不要让我骨折，不要让伤到我的脸，不给祖宗带来羞辱。”这都什么祷词，简直是奇文。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战斗打响后，蒯聩的表现简直判若两人。一开始郑军仗着人多，占据了上风。赵鞅被击中肩膀，晕倒在车内，连统帅的大旗都被郑国人夺走。赵罗也成为了俘虏。倒是蒯聩英勇无敌，先是挥戈奋战，将赵鞅救出险境；继而带领晋军发动反攻，反败为胜，将郑国人打得东奔西跑。一千车齐国的粮食就这样落到了晋国人的手里。当初士吉射逃到朝歌，他的家臣公孙尨（máng）仍然在范氏的领地上为他收税，被赵鞅的部下拿到，将要处斩。赵鞅说：“人各为其主，他有什么罪？”于是将公孙尨释放，而且赐给他土地。铁丘一役，公孙尨带领部下五百人夜袭郑军，夺回了赵鞅的统帅大旗，说：“谨以此报答主人的恩德！”战斗结束后，赵鞅清点部众，发现前锋精锐部队大多战死，感慨道：“郑国虽然是小国，却不可小觑。”殊不知，郑国自郑庄公殁后，虽然国势每况愈下，军队的战斗力却从来不曾下降，打起仗来胜多败少。这次如若不是蒯聩等人发力，孰胜孰负还很难说。战后论功行赏，赵鞅很得意，说：“我被敌人击中，伏在弓袋上吐血，但是仍然击鼓不断，鼓声不衰，这一战我的功劳最大。”蒯聩毫不客气地说：“我在车上救了您，又带兵追击敌人，我在车右中功劳最大。”邮无恤大笑道：“我为您驾车，马的肚带都快勒断了，我仍能控制它，我是车夫中功劳最大的。”好嘛，功劳全被统帅车上的三个人得了，别人还得个啥？当然，其他人还是有赏赐的。只不过这三个人在战争中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拿了头功，其他人也无话可说。当天夜里，赵鞅喝得大醉，说：“这样就行了，这样就行了。”意思是夺了敌人的粮食，朝歌的气数也就尽了，中行氏、范氏不再成为忧患。家臣傅叟在旁边冷冷地说了一句：“虽然打败了郑国，还有智氏在那里呢，现在高兴，恐怕为时过早。”赵鞅一听，惊得出了一身冷汗，酒立刻醒了。傅叟说得没错，这几年来的动乱改变了晋国的格局，由原来的六卿专政变成了四雄并立，而荀跞领导下的智氏家族趁乱而起，势力最大，实力最强，已经凌驾于赵、魏、韩三家之上，隐然有独霸晋国之势。相比之下，已经成为落水狗的中行氏、范氏又算得了什么呢？公元前492年十月，赵鞅进攻朝歌。由于得不到齐国的救济粮，朝歌早就陷入饥荒，如何抵挡得住赵鞅的大军？荀寅倒是临危不乱，装作要在城南发动反攻的样子，将赵鞅的主力部队吸引过来，然后和士吉射带领小股精锐在北门突围而出，逃至邯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