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柏意指王子围，小草意指熊麇，强大的帝国总是在政权交替的时期暴露出脆弱的一面。但是，鲁襄公显然没有心情去幸灾乐祸。自去年十一月离开曲阜以来，他已经在国外足足呆了六个月。在那个交通和通讯都极其不发达的年代，六个月足以让一个人患上无可救药的思乡病，他想念曲阜了。不只是他，叔孙豹、叔仲带、孟椒等一干随员也都变得恹恹不乐，成天掰着指头计算回家的日子。同年五月，鲁襄公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程。虽然归心似箭，鲁襄公一行抵达楚国方城山的时候，却不得不停下来。国内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季孙宿趁着鲁襄公不在，出兵攻占了公室的直领地卞城。将这个消息传递给鲁襄公的不是别人，正是季孙宿本人。他派自己的家臣季冶以迎接鲁襄公的名义来到方城山，给鲁襄公转交了一封他的亲笔信。特别要说明一下，这封信的内容，季冶是不知道的。他从曲阜出发，快走到宋、郑两国边境的时候，季孙宿刚刚占领卞城，派人日夜兼程追上他，才将这包盖着“季”字封印的竹简交给他。换而言之，在见到鲁襄公之前，季冶压根不知道季孙宿占领卞城的事。信上这样说：“臣听闻卞城守将将要背叛鲁国，于是亲率大军讨伐，现在已经得到卞城了。”鲁襄公看完信，气得半天说不出话。“三桓”专鲁，并非一天两天的事。但是一直以来，“三桓”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公室的尊重，没有人敢去动国君锅里的肉。现在自己才出国半年多，季孙宿就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他究竟是想干什么？叔孙豹等人也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季孙宿公然抢占公室的地盘，那等于是向公室宣战了，很可能打破“三桓”专鲁的局面，演变成季孙氏一股独大。这样的话，鲁襄公继续回国就显得鲁莽了，必须弄清楚国内的形势再作决定。这是鲁襄公的艰难时刻。他一度打算返回郢都，向楚国借兵讨伐季孙宿。大夫荣成伯及时劝阻了他这个引狼入室的念头，说：“对于臣子来说，君主应该是绝对的权威。您如果不能号令自己的臣民，要依靠其他诸侯的武力来给自己壮胆，还会有谁来亲近您呢？假如您真的得到楚国的支持来讨伐季氏，鲁国人很有可能同仇敌忾，拼死抵抗。如果楚军能够攻克鲁国，那么天下诸侯都不在楚王眼中，何况是您呢？他肯定会派自己人占领鲁国，进而大举掠夺中原各国，将天下都归于他的统治之下，到那时，还有什么好处会轮到您吗？如果楚军不能攻克鲁国，那您就更麻烦了，完全断了自己的后路，不可能再回去，请您一定要三思而后行！”鲁襄公无奈地说：“那照你的意思，我该怎么办？”“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把卞城送给他算了！这样一来，他也许会有所收敛吧。您就当喝醉了酒发脾气，酒醒了也就过了，别放在心上，高高兴兴地回鲁国吧。”鲁襄公心想，你说得轻松！我倒是愿意将卞城送给季孙宿，但谁能保证他没有其他想法，仅仅是得到卞城就满足了呢？叔孙豹看出了鲁襄公的担忧，说：“我看那个季冶是个忠厚的人，您不妨将他找来说几句话，也许能够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鲁襄公正有此意，于是命人将季冶找过来，故意对他说：“季孙宿也真是，想要这块地方就直说嘛，胡编什么守将叛变的事呢？这只能说明他故意对我疏远，让我感到很受伤啊！”荣成伯也在一旁说：“季孙氏是鲁国的股肱之臣，国家大事，实际上也是季孙宿控制的。只要是他认为有利于国的事，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卞城人有罪就去征讨，根本不用来报告国君嘛。”两把软刀子刺在季冶的心上，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他满脸通红，低着头一言不发。“这件事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也一直蒙在鼓里，又怎么能够怪你呢？”鲁襄公说着，拍了拍季冶的肩膀，“我只是想知道，我现在还能回国吗？”听到这句话，季冶抬起头，用一种坚定的语气对鲁襄公说：“您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谁敢抗拒您的命令？”“如此我就放心了。”鲁襄公赞许地点点头，暗中给叔孙豹使了个眼色。叔孙豹拍拍手，很快有内侍从后厅出来，捧着卿的衣帽来到季冶面前。“这是赏赐给你的。”鲁襄公亲自接过衣帽，捧给季冶。季冶连忙伏在地上，表示不敢接受。鲁襄公再三坚持，他才勉强收下了。季冶的表现使鲁襄公意识到，季孙宿即便有反叛之心，也难以得到鲁国人的支持。但他还是不放心，想留在楚国再观望一段时间。一天吃饭的时候，荣成伯借敬酒之机吟了一首诗：〖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这首名为《式微》的诗载于《诗经·邶风》中。翻译过来是：天要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家呢？如果不是为了您的缘故，谁愿意风餐露宿，在泥泞中摸爬滚打呢？听到这首诗，鲁襄公终于下定了回国的决心。五月下旬，他回到了曲阜。季冶跟着鲁襄公回国之后，将季孙宿原来赏赐给他的田地全部退还给季孙家，从此再也没有进过季孙家。有人问起原因，他就直言相告：“他欺骗自己的君主，何必利用我呢？”季孙宿亲自跑到他家里去见他，他便装作没发生什么事似的，和季孙宿谈笑风生。但是当季孙宿不在场的时候，他始终不谈论季孙宿的任何事情。后来季冶病危，临死前交代自己的臣仆说：“我死之后，一定不可用国君赏赐给我的衣帽入殓，因为这不是由于德行而得到的赏赐，另外千万不要让季氏来安葬我。”如此看来，季冶真算得上是一位君子。【外邦友人的音乐外交】父死子替，兄终弟及，是封建社会权力交接的基本制度。令发明这一制度的老祖宗感到欣慰的是，到了二十一世纪，仍然有一些国家采用着这种制度。比如说，朝鲜的金日成传位于金正日，金正日又传位于金正恩，这就是“父死子替”；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让位于劳尔·卡斯特罗，这就是“兄终弟及”；而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官二代”甚至“官三代”正在茁壮成长，时刻准备着做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一切，充分说明这一制度是有生命力的，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且适用于各种社会形态。然而，这一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从逻辑上讲，父死子替和兄终弟及，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当一个男人又有儿子又有兄弟的时候，他究竟是应该优先考虑儿子呢，还是兄弟？我们只能这样猜测，发明这一制度的老祖宗，他所在的年代，生产力还很不发达，人的寿命也很短。当一个男人去世的时候，他或许没有儿子，或许儿子还很小，不足以担当大任，所以往往要传位于兄弟，以保持家族的延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人的寿命开始增长，私心也变得狭窄，男人们越来越愿意将家业和国家交给儿子，而不是兄弟。久而久之，父死子替成为常规，兄终弟及的事情则越来越罕见了。前面说过，早在周朝建立之前，周王室的先祖周太王喜欢有才能的小儿子季历（即周文王的父亲），很想立季历为储君。周太王的嫡长子吴太伯知道父亲的心意，远远地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以示孝顺与让贤之意。蛮夷之人为其义举所感动，主动追随他，由此建立了吴国。也许是长久以来与世隔绝，当中原诸国的王公贵族们都为继承权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吴国还保留了一些先祖的古风。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去世。据《史记》记载，寿梦有四个儿子，老大叫诸樊，老二叫馀祭，老三叫夷昧，老四叫季札。季札从小聪明过人，又饱读诗书，深受寿梦喜爱，他的三个哥哥也对他爱护有加。寿梦去世后，诸樊即位，当了国君才三年，就提出要将王位让给季札。在诸樊看来，老头子喜欢季札，王位就应该传给季札，他只不过是过渡一下，替老头子守了三年之丧，就算完成任务啦！季札坚决不同意，说：“您是嫡长子，君位本来就应该由您来继承，谁敢对此有不同意见？再说，成为一国之君不是我的愿望，还是让我自由自在地生活吧！”诸樊坚持要让位，季札干脆离开首都，搬到乡下去种田，诸樊没有办法，只好作罢。公元前548年冬天，诸樊亲率大军讨伐楚国，在巢城战死，馀祭即位为君。根据《左传》记载，杀死诸樊的是楚国巢城守将牛臣。但是据一本名为《吴越春秋》的野史记载，诸樊为了传位于季札，“轻慢鬼神，仰天求死”，按照这种说法，诸樊并非死于战场，而是死于天打雷劈之类的意外。这也是无聊文人的臆病，一定要让位于季札的话，大可以自己一走了之，何必要搞得那么悲情呢？司马迁也不消停，在《史记》中写道，诸樊临死的时候，给馀祭下了一道密令，要馀祭将王位依次传下去，直到让季札顺理成章地当上国君，“以称先王寿梦之意”。这道命令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馀祭和夷昧必须死得早，否则的话，等到夷昧去世，季札恐怕也差不多行将就木，甚至先夷昧而去了。公元前544年，吴王馀祭带兵入侵越国，带回来一批战俘。其中一个人被处以刖刑（挖去膝盖），然后被派去干守船的工作。没过多久，馀祭突然提出要去看船。这事颇为蹊跷，想想看，馀祭是在江南水乡长大的，船对他来说如同北方的马车，稀松平常得很，为什么要专程跑去看船呢？再考虑到守船的人都是带有防身利刃的，后人恐怕难免认为馀祭这是活得不耐烦了。事实正是如此。当馀祭毫无防备地在江边看船的时候，那个越国战俘瞅着他走近，突然从腰间拔出短刀，准确地刺入了他的胸膛。这一年，距寿梦去世已经有十七年了。接下来，夷昧继承了王位，经历了三次王位更迭之后，季札终于站到了起跑线的位置。同年五月，夷昧给季札派了一趟差使，让他去中原各国访问，表达新政权对各国的通好之意。谁都没有意料到，季札的这次出访，引起了中原各国的轰动，而且产生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季札从吴国的首都句吴（今江苏无锡一带）出发，一路北上，首先经过了徐国。徐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朝建立之前。据说，其先祖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有功，伯益的儿子若木被封到今天的山东郯城一带（当时称为徐地），建立了徐国。周穆王时期，徐国迁到今天的徐州一带，与东夷部落混居，成为东夷诸国中最大的国家。季札在徐国受到热情的招待。徐国的国君与季札一见如故，多次宴请季札，一再留他多住几天。据说，季札有一把宝剑，时常佩戴在身边，徐君非常喜欢这把剑，但是一直不敢说出口。季札看在眼里，心知肚明，但是考虑到自己还要出使中原各国，必须要有符合身份的佩剑，只好装作不知道，打算回国的时候再送给徐君。季札正式访问的第一站是鲁国。吴国和鲁国都是姬姓后裔。鲁国地处中原，是春秋时期的文化大国；吴国蛰居江南，与世隔绝，直到寿梦年代才与中原有所往来。在心高气傲的鲁国人看来，吴国是比楚国还蛮荒的国度，吴国人到鲁国来，就是来学习文化，接受再教育的。叔孙豹代表鲁襄公接待季札，两个人聊了一上午，叔孙豹惊喜地发现，这位来自蛮夷之地的年轻人，不但知书达理，才思敏捷，而且具备一种在鲁国人身上极其罕见的朝气。“有一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当两个人谈得入巷，大有相见恨晚之际，季札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但讲无妨。”“那我就直说了。”季札坐直了身子，“您恐怕难以善终！因为您心地善良，却不善于识人，看不透人间的善恶。我听说，君子必须善于择人，您以鲁国宗卿的身份担当国政，不慎重选拔人才，怎么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呢？我担心您因为用人的问题而遭受祸害。”听到季札这样批评叔孙豹，在座的人都大惊失色。叔孙豹的脸色也变了一下，但很快掩饰过去，对季札说：“您说得很有道理，我会注意的。”叔孙豹表现得很有风度，却不知道季札这番批评的话，不只是肺腑之言，而且是有事实为依据的。关于这件事，以后还会讲到，在此不提。季札在鲁国访问，向鲁国政府提出一个要求：想观赏一下鲁国的周乐。这个要求提得很对路。一个聪明人，如果去朝鲜访问，主动向主人提出要看“阿里郎”，主人肯定会很高兴，夸奖他识货；鲁国人历来以保存了完备的周礼而自豪，周乐则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季札这个要求一提出，鲁国人便乐了，二话没说，为他举行了一场汇报演出。一开始演唱的是《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两篇，这也是《诗经》的开场白，自古以来被列于《诗经》之首。从篇名上看，《周南》和《召南》是赞美周朝初年周公旦、召公奭的文治武功，说他们将周朝文化自北向南广泛传播，从泾渭流域到江汉平原，都建立起了牢固的统治。季札听得如痴如醉，时而低眉沉思，时而击节轻和。是啊，那是姬姓子孙引以为荣的年代，周武王在周公旦、召公奭等人的辅佐下，长戈一挥，将貌似不可一世的商王朝击得粉碎。随着周王朝的建立，姬姓子孙被封到各地去建立国家，加上周公旦和召公奭的苦心经营，周文化在中原大地乃至蛮荒之地上迅速传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牢固地树立在人们心中……一曲终了，季札似乎仍然沉浸在音乐的美妙意境中，半天才睁开眼睛，感叹道：“太美了！王朝这就奠定了基础，虽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臣民们都心甘情愿地为其服务，没有任何怨言。”陪同观看演出的鲁国人都在想：咦，看不出这个南方来的蛮子竟然精通音律，点评得很到位嘛！他们对于吴国的轻视之心，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有所收敛了。接下来演唱的是《邶风》《鄘风》和《卫风》。邶、鄘、卫都是周朝初年在原来商朝王畿建立的姬姓国家，被称为“三监”，用于监视商朝的旧贵族。后来邶、鄘两国背叛，周公旦平定叛乱后，将两国领土并入卫国，所以《邶风》和《鄘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卫风》的一部分。季札听完这一段，再度发表点评意见：“美而渊深，虽有忧虑，但是并不困窘，我听说卫康叔、卫武公的品德就是这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刚刚演奏的就是《卫风》吧！”卫康叔是卫国的首任君主，卫武公则是春秋初年的人物，在平定犬戎之乱和周平王东迁的过程中出力甚多。季札此言一出，鲁国人对他就不只是不敢轻视，而是刮目相看了。接下来演唱了《王风》，这是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城雒邑地区的乐曲。季札又评价道：“太美了！虽然有些忧思，但仍然有先王遗风，无所畏惧。这恐怕是王室东迁之后的音乐吧！”又听了《郑风》，季札说：“不错！但是琐碎得过分了，老百姓恐怕接受不了，这恐怕是国家将要先灭亡的音乐！”再听《齐风》，季札赞赏道：“美好而宏大，这是泱泱大国的音乐啊！能够作为东海各国表率的，只能是姜太公建立的国家吧！这个国家的前途不可限量！”接着听《豳（bìn）风》。豳是周民族早期建立的国家。据《史记》记载，夏朝的时候，周人的先祖公刘逃到戎狄部落，在那里聚族而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受到百姓的拥戴，建立了豳国。《豳风》是周朝建立之后，〖贼吧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Zei8.com 贼吧电子书〗后人怀念公刘的功德所作的乐曲。季札感叹道：“美好啊！博大啊！乐而不淫，这应该是周公东征时候的作品吧！”接下来是《秦风》。季札说：“这就是所谓的夏声了。夏就是大，而且大到极致了，这恐怕是我周朝的旧乐。”古人以西方为夏。比如郑国的公孙夏，字子西，可为一证；东晋的时候，赫连勃勃占据今天的内蒙及陕西等地，国号为大夏；宋朝的时候，元昊在今天的宁夏一带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亦可为证。而在春秋时期，河南、陕西一带的语言中，“夏”与“大”同义。秦国在西方，当时占有的土地是周朝建立之前的周人旧地，所以季札有此一说。听到《魏风》，季札评论：“这粗犷的音乐，竟然不失温婉，再艰难的事情也可以迎刃而解，如果再佐以美好的品德，这就是所谓的明主了。”听到《唐风》，季札评论：“考虑得很深沉啊！这恐怕是尧的后人。不然的话，为什么有这样遥远的忧思呢？如果不是祖上有美好的品德，谁又能像这样？”听到《陈风》，季札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说：“这个国家没有主心骨，难道还能够长久吗？”不幸被季札言中，六十五年之后，陈国为楚国所灭。再往下听桧国和曹国的音乐，季札就不发表评论了，也许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太微不足道，他也懒得浪费口水。后来鲁国人又演唱了《小雅》，季札听完，说：“太好了，虽然有所忧虑，但是没有三心二意，怨恨而不表露于语言，恐怕是我周朝国运衰微时的乐章吧。唉，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牢记着自己是先王的遗民啊！”接下来是《大雅》。《大雅》和《小雅》都是宫廷的音乐，季札说：“真是宽广而和美的音乐啊！听起来抑扬顿挫，然而又不失刚健，这是我们先祖周文王的品德！”再听到《颂》，季札说：“这已经是到达顶点了，正直而不倨傲，委婉而不低贱，亲近而不侵夺，远离而无贰心，即使被流放也不邪乱，重复而不厌倦，哀伤而不忧愁，快乐而不放纵。这美好的品德，施行起来没有匮乏，宽大而不自夸，让百姓受益而无所损耗，收获而不贪婪，静止而不停滞，行动而不流荡。五音协调，八风和谐，节奏有度，排列有序，这都是盛大的品德所共同体现的！”听到这一评论，在场的鲁国人都向季札行注目礼。因为《颂》有《周颂》《商颂》和《鲁颂》，都是宗庙中使用的乐曲，季札将鲁国的宗庙音乐与商、周的宗庙音乐相提并论，赞扬了鲁国的盛大品德，自然让鲁国人心生感激之情。这场音乐会历时长久。演唱结束后，又表演了舞蹈。开始是《象箾》和《南籥》，这是一种手持乐器和羽毛边奏边跳的舞蹈，用来歌颂周文王的功德。季札看了之后说：“确实是美！然而有所缺憾。”周文王为周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自己却没能活到那一天，所以有所缺憾。接着表演了《大武》，这是歌颂周武王的舞蹈。季札评论：“太好了，周朝兴盛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接下来是《韶濩》，乃是纪念商汤的舞蹈。季札说：“像圣人那样宏大，尚且有所惭愧，可见当圣人也不容易啊！”商汤消灭夏桀，虽说是“替天行道”，实际上也是以下犯上，所以季札有此一说。看到赞颂大禹的《大夏》时，季札说：“太美好了，勤劳而不自以为功，除了禹还有谁能做到呢？”接下来是歌颂舜的《韶箾》。季札聚精会神地看完之后，站起来说：“功德已经到达顶点了，太伟大了！有如上天的覆盖无边，又如大地的无所不载。就算再有什么盛大美好的品德，也不可能超过它，就到此为止吧（观止矣）！如果还有其他音乐，我也不再欣赏了！”现场鸦雀无声。这本来也是鲁国人安排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当天演出的高潮部分，有如贝多芬第九乐章最后的大合唱，无以复加。季札以其丰富的学识和精当的点评，征服了心高气傲的鲁国人，而且给后世留下一个延用数千年的词汇——叹为观止。到此为止，满足了，不要让自己的欲望永无止境。季札结束在鲁国的访问，又去了齐国。他在齐国认识了晏婴，两个人惺惺相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您赶快将封地和权力都交还给国君，无地无权，就不会有什么灾难了。”季札对晏婴说。“哦？”“依我之见，齐国目前政局并不明朗，在尘埃落定之前，恐怕动乱不会停歇。”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晏婴回去仔细一想，觉得季札说得有道理，没过多久就通过陈无宇将封地和权力交还给公室。季札料事如神，十二年后，齐国发生“栾、高之乱”，晏婴因为无权无地，得以置身事外，幸免于难。当然，这也是后话。离开齐国后，季札来到了郑国，与子产一见如故。作为见面礼，季札送给子产一条白绢大带，子产回赠他一件麻布衣服。绢是吴国的特产，麻布则是郑国的特产，都不是什么贵重的物品，古人重情轻物，由此可见一斑。郑国的首席执政官公孙舍之于不久前去世，他的儿子罕虎接任首席执政官，成为郑国众卿中的第一人，良霄排名第二，子产居于第三位。季札再一次表现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对子产说：“良霄为人奢侈，行为不检点，很快就要大祸临头了，到时候郑国的政权必将移交到您手里。您如果当政，一定要慎之又慎，依礼行事，否则郑国就要败亡了。”接着季札到了卫国，与蘧瑗、史狗、史鱼，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人打得火热。关于蘧瑗这个人前面已经介绍过，是孔夫子极为欣赏的一个人，在此不再赘述。史鱼则以直言不讳而闻名于世，孔夫子评价他“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意思是不管国家的政治清明与否，史鱼都能像箭一样正直。公子荆被认为是知足常乐的典范，孔夫子谈到他，说他善于居家过日子，刚有一点家业，便说“差不多够用了”，稍微增加了一些，便说“差不多完备了”，相当富足了，便说“这可真是富丽堂皇啊！”。公叔发也与孔夫子有些渊源。有一次孔夫子向别人问到公叔发：“听说他老人家不爱说话，不爱笑，不贪婪，这是真的么？”那个人回答：“这是误传啊！他是该说的时候就说，该笑的时候笑，该拿的时候才拿，别人都不觉得讨厌。”“卫国多君子，应该不会有什么祸患。”季札与这些人打过交道后，下了一句定论。季札从卫国前往此次中原之行的最后一站——晋国。途经戚地的时候，他打算在戚地住宿一晚。戚地原本是卫国孙林父世袭的领土，公元前547年，孙林父投奔晋国，戚地因此被并入晋国。季札正准备住下的时候，突然听到了钟鼓之声。他惊奇地说：“我听说，那些发动叛乱而没有德行的人，必然受到诛戮。这位老先生就是在这里得罪了自己的国君，本来应该害怕还来不及，为什么还有心情寻欢作乐呢？”孙林父从别人那里听到这话，到死也不敢再听音乐。抵达晋国之后，季札拜访了晋国的各位大臣，对赵武、韩起、魏舒三人特别有好感，说：“晋国的政权恐怕将要落到这三家手里了！”事实也确是如此，后来瓜分晋国的正是赵、魏、韩三家。季札一路走，一路点评各国政治与人物，预测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为卿大夫们提供参考意见，扎扎实实当了一回春秋时期的政治麦肯锡①，而且是免费的。离开晋国的时候，他还对叔向说：“请您努力工作吧！你们的国君奢侈，但臣子们很优秀，大夫们也很富有，长此以往，政权就会由公家转入卿大夫之家。您喜欢直言不讳，以后说话之前一定要三思，以免惹祸上身！”季札回来再度经过徐国，没想到徐君已经去世。他跑到徐君的墓地祭拜，并将自己的佩剑取下来挂在墓前的树上。手下人说：“徐君都已经死了，还用得着这样做吗？”季札伤感道：“话不是这样说，我一开始就想过要送给他，岂能因为他死了就改变心意？”【良宵的覆灭：酗酒误事】公元前544年夏天，郑国的“当国”公孙舍之去世。前面介绍过，按照春秋时期的姓氏制度，诸侯的儿子称为“公子”，公子的儿子称为“公孙”。到了公孙的儿子这一代，就不能再跟“公”字挂钩了，要由国君赐给一个氏号，自立门户，称为“赐族”。一般而言，国君赐给的氏号就是其祖父的字。以公孙舍之家为例：公孙舍之的父亲公子喜，是郑穆公的儿子，字子罕。公孙舍之的儿子名叫虎，即被赐以罕氏，历史上称为罕虎。郑国的政权结构异于他国，国君之下，除了“当国”，还有“执政”。三者之间的关系若以企业而论，大致是这样：国君相当于股东，当国是董事长，执政则是总经理。虽然谈不上三权分立，但多少还有些制衡作用。公孙舍之死后，罕虎子承父业，成为了郑国的当国。这位罕氏家族的继承人一上台就表现出成熟的政治智慧。据《左传》记载，那时候，上一年度中原的饥荒仍在蔓延，宋、郑两国的灾情尤为严重，天天都有人饿死。罕虎命令打开仓库，给全国的老百姓免费发放救济粮，标准为每户一钟（约一百五十斤）。而且，他还很谦虚地告诉大家：“这其实不是我本人的意思，而是先父的遗愿，我只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他老人家的命令罢了。”由此不难看出罕虎的聪明之处。放粮本来就是件深得民心的好事，但他并不居功自傲，而是将功劳推给了已经死去的父亲。这样一来，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自然拥护他；郑简公和同朝的各位卿大夫也不会觉得他太过锋芒毕露，不会对他产生多余的戒心；更重要的，他维护了父亲的面子，也就维护了家族的面子，使得罕氏家族在郑国的威望直线上升。朝野之间甚至出现这样的议论：郑国的“七穆”，罕氏恐怕将是最后灭亡的。所谓七穆，前面已经介绍过，就是郑穆公的七个儿子传下来的强权家族，在当时分别是罕氏的罕虎，驷氏的驷带，国氏的子产，良氏的良霄，游氏的子大叔，丰氏的公孙段，印氏的印段。其中罕虎以当国的身份排名第一，良霄以执政的身份排名第二，子产排名第三。这些人不是郑穆公的孙辈，就是郑穆公的曾孙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本来应该和睦相处，同舟共济，然而在罕虎当国的年代，却祸起萧墙，发生了反目成仇的事情。事情的起因，还得追溯到十八年前。公元前562年，当时是驷带的祖父公子騑当国，郑简公派良霄出使楚国，要他办与楚国绝交的差使，结果楚国人将良霄扣押起来，直到公元前560年冬天才获释。因为这件事，良霄一直耿耿于怀，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发泄和报复。公元前546年，弭兵会盟之后，晋国的赵武接见郑国的七穆，要求大家赋诗，别人都是歌功颂德，唯独良霄吟了一首《鹑之奔奔》，当着赵武的面讽刺郑简公品行不良，不配当国君，搞到连赵武都听不下去，只好装傻敷衍。公孙舍之当国期间，良霄当上了执政。人说穷酸刻薄，富贵宽容，在良霄那里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地位的上升不但没有使他忘却当年被楚国人囚禁的屈辱，反而使得他的报复心愈来愈强烈。公孙舍之在世的时候，良霄还有所顾忌，不敢乱来，等到公孙舍之去世，他料定罕虎当国未久，立足未稳，必定不敢太约束他的行为，便决定对公子騑的后人展开报复。公子騑字子驷，因此其后人以“驷”为氏。公子騑早已于公元前562年冬天去世，继承家业的是其长子公孙夏。而公孙夏亦于不久前去世，将家业传给了儿子驷带，并嘱托其弟弟公孙黑辅佐驷带。公元前544年冬天，良霄在朝会上提出要派公孙黑出使楚国。公孙黑不愿意去，说：“楚国和郑国刚刚交恶，派我去出访楚国，不是想要我的命吗？”平心而论，公孙黑这个借口找得并不高明，谁都知道，郑简公前不久才亲自去参加了楚康王的葬礼，两国的关系即便不算亲近，也绝不至于是交恶状态。现在去楚国，谈不上任何危险。良霄如果心无杂念，很容易戳穿公孙黑的借口，逼他乖乖就范。但是很显然，良霄肚子里的火已经憋得太久，只要轻轻一碰，就爆发了。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你们家世代都是办外交的行人①，这就是你的本职工作，你凭什么不去？”此言一出，在场的人都愣住了：驷氏家族世代为卿，公子騑曾任当国，公孙夏在众卿中排名也不低，即便是公孙黑，也好歹算个“卿”，怎么会是世代办外交的行人呢？大伙惊诧之余，不由得都将目光转向了公孙黑，看他有什么反应。“外交的事，可以去就去，有危险就不去。”只听见公孙黑冷冷地说，“什么世代办外交，先父当国的时候，您才是办外交的行人吧？”良霄像被人踩了尾巴的猫，一下子跳了起来，眼睛冒火，死死盯住公孙黑：“你难道想抗命吗？”公孙黑也“刷”地站起来，手按剑柄：“没错，我就是要抗命，你能将我怎么样？”一脚踢翻桌子，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朝堂。良霄气得浑身发抖。良霄和公孙黑的这次冲突，史称“良驷之争”。事情发生后，郑国的卿大夫们纷纷出面调和，希望这件事能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同年十二月，在众人的斡旋下，良霄和公孙黑握手言和，并在良霄家里举行了盟誓。然而，表面上的把酒言欢不能掩盖内心的剑拔弩张。当时在良霄家里见证会盟的诸位大夫中，有一个名叫裨谌的就私下对好朋友然明说：“虽然结盟了，但它有什么用呢？《诗》上说，君子动不动就结盟，祸乱因此而滋生。现在我们这样做，也是滋生动乱的做法啊！我悲观地估计，这一轮动乱恐怕要三五年才能结束。”“是啊！”然明也忧虑地说，“依你之见，如果动乱的话，国家的政权将落到谁手上呢？”“好人取代坏人，这是天命所归，除了子产还有谁？”裨谌很直接地回答，“就算是按部就班，也该轮到子产了。选择这样的好人，才能得到大家的尊重，连老天也为子产扫除了障碍——伯有（良霄字伯有）失魂落魄，子西（公孙夏字子西）又已经去世，除了子产还有谁？老天降祸于郑国很久了，这次一定要让子产平息它，国家还有希望。否则的话，郑国就将灭亡啦！”公元前543年春天，子产陪同郑简公访问晋国。叔向问起郑国的政局，子产回答说：“我也说不准，形势不明朗，今年应该有一个结果了。驷氏和良氏正在明争暗斗，不知道怎么调和。”叔向说：“我听说不是已经调和了吗？”子产说：“伯有奢侈而又倔强，子皙（公孙黑字子皙）又好居人上，两个人互不相让，就算表面上和好，内心却不服气，乱局很快就要来临了。”同年四月，由于对“驷良之争”感到忧心忡忡，郑简公亲自出面，将朝中的卿大夫都叫到一起举行盟誓，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和平共处。此举的出发点自然是好的，然而也暴露了郑国的内部矛盾已经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有人这样评论：连国君都参与大夫会盟，郑国的祸乱为时不远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郑国上下都处于一种不安的情绪当中的时候，事情的当事人——良霄却表现得出人意料的冷静。所谓出人意料的冷静，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不就是大智若愚，要不就是真的蠢到了家。良霄显然是属于后者。《左传》记载，良霄有一个爱好：酒。他不是一般地爱酒，而是嗜酒如命。按照周礼的规定，天黑之后，卿大夫是不能饮酒的，否则就是骄奢淫逸的行为。良霄当然不能忍受这样一条规定，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家里建造了一个地下室，天天晚上躲在地下室里饮酒作乐，而且往往是通宵达旦，乐而忘返。据说有一天早上，各位大夫按惯例先到良霄家里朝见，准备在他的带领下一起去朝见国君。碰巧良霄前天夜里喝得高兴，酒宴持续到天明还未结束。大伙等到日上三竿，看不到良霄，就问他的家臣：“执政呢？”回答很幽默：“我家主人正在山谷里呢！”正在这时，地下隐隐传来钟鼓齐鸣之音。大伙儿面面相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都打着哈哈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回去了。”于是也不上朝，各自回家。第二天，良霄倒是起得很早，跟着大伙一起来到公宫朝见了郑简公。说了没几句话，良霄又提出：公孙黑出使楚国那件事，怎么还没有落实？此言一出，公孙黑“刷”的一声就站了起来，在场的人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郑简公的脸也黑了，他心里想，大伙为了调和良、驷两家的矛盾，光是结盟都搞了两次，连我这个国君都屈尊去为你们劝架，好不容易才有今天这样局面。你倒好，一大早就满嘴酒气，坐都坐不稳，就提什么“出使楚国”，嫌天下不够乱是么？良霄却没有注意到众人脸色的变化，打着酒嗝继续胡言乱语。散朝回到家里，又一头钻进地下室，继续喝酒。喝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当天夜里，良霄喝得酩酊大醉。恍惚之中，他似乎见到了自己的爷爷——郑穆公的儿子公子去疾。公子去疾字子良，所以他的后人以“良”为氏。在郑国的历史上，公子去疾是一个广受尊重的人，原因主要有二：第一，郑灵公死后，人们本来要推选他为国君，被他坚决推辞，将这个机会让给了公子坚，也就是后来的郑襄公；第二，郑襄公上台后，想将包括七穆在内的所有穆族兄弟驱逐出境，是公子去疾据理力争，才没有那样做。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公子去疾，就不会有今天的郑国七穆，这也是良霄一直引以为傲的。良霄看到公子去疾，连忙跪起来，想向他行礼，不料酒后身体失去平衡，刚跪起又瘫倒下去。公子去疾脸色冷峻，长叹了一声，嘴角微动，对良霄说了几个字。良霄没有听清，连滚带爬来到公子去疾的跟前，一把抱住他的衣服的下摆，却抱了个空，这才发现公子去疾原来是没有腿的。良霄倒吸了一口凉气，惊得魂飞魄散，再看公子去疾的脸，已经变成了惨绿色。那张清瘦而骇人的脸上写满了悲伤，而嘴里分明在说着什么。这回良霄听清楚了，公子去疾说的是：“快跑吧孩子，不要再回来了！”接着良霄感觉自己被人抬了起来，经过了一片浓烟滚滚的火场，然后又被扔到一辆颠颠簸簸的马车上。马车快速奔驰，有好几次差点将他颠下来。当他醒过来的时候，睁开眼睛就看到了满天的繁星。“这是在哪？”他愕然问道。“雍梁。”耳边响起了家臣的声音。他猛地坐起来，四周寂寥，一片漆黑，显然是在旷野之中。依稀能看到十几名家臣围坐在他身边，手持刀弓，保持戒备的姿态。“雍梁？”良霄脑子里闪过一丝不祥的念头，他知道这是一个离新郑约四五十里远的地方，“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这……公孙黑突然发难，带着驷氏族兵攻袭我们，放火烧毁了良府，我们把您从地下室抬出来，就跑到这里来了。”家臣如实回答。“啊！”良霄大叫一声，“公孙黑公然袭击执政府邸，难道没有人制止他？”“朝中列位卿大夫，恐怕都在暗中支持公孙黑吧，否则的话，他也不至于胆大包天。”家臣说。“什么暗中支持，分明是全力相助！”另一位家臣说，“你难道没有看见，围攻我们的不仅仅是驷氏族兵，还有其他家族的人？”“那国君呢！国君难道也支持他？”良霄急忙问道。“只怕也是。”良霄颓然坐倒，好半天才问：“罕虎有没有派人参加？”家臣们互相交头接耳了一阵，明确告诉他：“没有看到罕氏族兵。”“那就好办了。”良霄露出一丝欣喜的神色。他心里想，罕虎没有参与攻打他，说明罕虎并不支持公孙黑，这就意味着罕虎还站在他这边，事情还没有到最坏的地步。他带着家臣们逃到了许国。很快他就会发现，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并不是非此即彼那么简单的。罕虎对良驷之争究竟是什么态度呢？良霄逃亡的第二天，郑国的卿大夫们会聚一堂，商量善后的事宜。罕虎这样表达了他的意见：“古人说，乱者取之，亡者侮之。已经灭亡的事物，干脆清扫干净，不要留残渣余孽；仍然存在的事物，我们就来巩固它。这就是国家利益的所在。七穆本是同气连枝，伯有过于骄奢，与兄弟之族离心离德，所以才有此下场吧。”言下之意，良霄的逃亡，多半是因为他咎由自取，从国家的稳定起见，就让他去吧！从客观上讲，良霄的逃亡，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子产。他在郑国众卿中已经排名第三，良霄一走，他就排名第二，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执政了。有人向子产建议，目前驷氏风头正劲，而且罕氏、驷氏和丰氏本是一母所生，势力强大，不如主动向这三家靠拢，结为政治同盟。子产对此持不同的意见，他反驳说：“我难道跟他们是一伙的吗？国家的祸乱，谁知道怎么去平息它？如果主持国政的人正直而强有力，祸乱也就不会发生了。我啊，还是姑且在这乱世中保持自己的独立吧！”他亲自带人收敛了良霄家里死难者的遗体，没有参加当天的朝会就出走了。印氏家族的印段为子产的气节所感动，也跟着他一起出走。正在开会的罕虎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去劝阻子产，有人感到不理解：您不是说走了的就让他走吗，子产既然不愿意跟着您，为什么不让他走？“这个人对死人都能保持尊重，何况对活人呢？”罕虎说着，离开了会场，亲自驾着马车去追子产，并且向子产保证，只要他在世一天，就会保证子产的安全。对于子产来说，出走只不过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很快接受了罕虎的好意，于第二天回到新郑，印段则迟一天返回，两个人都来到公孙黑家里，与众位卿大夫举行盟誓，认可了公孙黑攻击良霄的行为。几天之后，郑简公在宗庙与卿大夫盟誓，后来又在新郑的城门外与首都的居民盟誓。良驷之争以公孙黑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事到如今，良霄对形势的判断仍然过于乐观。他的反攻来得很快，也很有创意——逃亡之后的第十三天，他带人从新郑墓门（卿以下人士出殡专用之门）的排水沟潜入新郑，在驯马师羽颉的帮助下打开了当年郑襄公的武库，取出兵器盔甲将自己武装起来，进而攻打旧北门，企图控制整个新郑。驷氏家族的族长驷带发动首都的居民抵抗良霄的入侵。两边都派人去拉拢子产。子产说：“兄弟之间闹到这个地步，我已经无话可说。老天帮助谁，我就听谁的！”其实也就是坐视不理，保持中立的态度，由得他们去了。战斗的结果，良霄这方一败涂地，良霄本人也死在新郑的牲畜交易市场上。回想起来，十一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54年，郑国的公孙趸去世。将要举行葬礼的时候，大夫公孙挥与裨灶清早起来商量丧事，路过了良霄家门口，看见他的门上长了狗尾巴草。公孙挥开玩笑地问裨灶：“你算算，伯有死的那天，这狗尾巴草还在么？”当时木星正好在“降娄”的位置，也就是黄道十二宫的白羊座，降娄还在天空的中部，天就已经大亮了。裨灶掐指一算，指着降娄说：“还可以等木星再绕一周，不过伯有活不到木星再到这个位置就是了。”公孙挥当时不信，等到良霄被杀，果然木星正在“娵訾”的位置，还要到下一年才能抵达降娄。子产听到良霄死讯，跑到现场给良霄穿上礼服，伏在尸体上大哭了一阵，然后命人将良霄埋葬在斗城。驷带和公孙黑对子产的举动十分不满，打算将子产一并除去。罕虎知道之后勃然大怒，训斥他们说：“礼，就是一个国家的支柱。杀死有礼之人，国家也就垮掉了！”才打消了他们的念头。后人很容易指责子产置身事外，不负责任，独善其身。但我认为，在乱世之中，保持沉默、坚守道德底线以及给予失败者尊严，已经很难能可贵了。要知道，那些动不动就参与到乱世纷争之中，胡乱给世界开药方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始乱终弃之徒，最终带给世界的不过是更绵长的祸乱。【日薄西山的晋国霸业】公元前544年夏天，中原的饥荒尚未结束，晋国的荀盈、齐国的高止、鲁国的仲孙羯、宋国的华定、卫国的世叔仪、郑国的子大叔、公孙段以及曹、莒、滕、薛、小邾等十一国大夫各自带着工匠来到今天山东省安丘县境内，为杞国修筑城墙。杞国姒姓，据说是大禹的后裔，因为长期与东夷地区的少数民族混居，沾染了东夷的风俗，渐渐为中原诸国所排斥。从历史的记录来看，鲁国人就很瞧不起杞国人，如公元前633年春天，杞桓公来到曲阜朝觐鲁僖公，不自觉地使用了夷人的礼仪，鲁僖公当场发作，没有搭理杞桓公。而鲁国的史书《春秋》记载这件事，也主动将杞桓公的爵位下降了一级，称之为“杞子”，以示对其使用夷人礼仪的惩罚。十一国大夫为杞国修城，当然不是为了学雷锋。《左传》解释得很明白：“晋平公，杞出也。”也就是说，当时的霸主晋平公的母亲是杞国的公主。因为这一层关系，晋平公想对自己的外公家好一点，便派荀盈召集各国大夫为杞国修城。各国大夫凑到一起了，就难免发点牢骚。卫国的世叔仪见了郑国的子大叔就抱怨：“为了外公家修城而动员诸侯，这也太过分了！”子大叔苦笑：“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晋侯不担心周朝亲戚的困窘，反而费力去保护夏朝的遗老遗少，他迟早会抛弃姬姓诸国，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我听说，置同姓于不顾而亲近异姓，这叫做离德。他连姬姓亲戚都抛弃了，还会有谁来归附晋国呢？”牢骚归牢骚，工作还是得做。在十一国诸侯的努力下，杞国的城墙很快就修好了。晋平公很高兴，派士鞅专程前往鲁国表示感谢，但同时又派司马女齐跟着去鲁国交涉，要求鲁国归还原来侵占的杞国土地。可以想象，女齐的差使很不好办，鲁国人象征性地归还了部分土地，就将女齐打发回去了。晋平公的母亲很不满意，对晋平公说：“女齐这家伙办事不力，先君如果泉下有知，必定不会认同他这种做法！”晋平公将这事告诉了女齐。女齐说：“她要是这么说，我就彻底无语了！虞、虢、焦、滑、霍、杨、韩、魏这些小国家，都是姬姓，跟我们晋国是同宗，我们尚且吞并了它们，晋国才得以强大。大国如果不侵略小国，还能在哪里取得土地？自晋武公、晋献公以来，晋国吞并的国家多了去了，难道我们还要向谁去归还它们的土地吗？杞国是夏朝的后裔，风俗也接近东夷；而鲁国是周公的后代，长期以来跟晋国和睦。要我说，就算把杞国封给鲁国也没什么不可以！鲁国对于晋国，贡品从不缺乏，珍品按时送到，公卿大夫接踵前来朝觐，史官从来没有中断过记载，国库没有一个月不收到鲁国的贡品。人家做得够意思了，何必损害鲁国的利益来增肥杞国？假如先君泉下有知，宁可派夫人去办这差使，哪里用得着老臣我啊！”古代妇女足不出户，更不会去办外交。女齐最后这句话的意思，先君想必也不会赞同夫人的做法。同年六月，杞文公来到曲阜答谢鲁襄公。《春秋》记载：“杞子来盟。”这也是鲁国人惯用的精神胜利法：人家明明是伯爵，故意要写成子爵，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公元前543年二月，晋平公的母亲在新田接见了为杞国筑城的民工，并招待他们吃饭。堂堂国母屈尊接见下人，自然不是为了亲民，而是为了继续给娘家杞国抬身价。在这次与民同乐的宴会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有一个参与筑城的绛县老头，头发胡子全白了。按照周朝的传统，城市居民年过六十，农村居民年过六十五，就不用再承担服徭役的义务。这个老头看起来实在是太老了，有人怀疑他已经是超期服役，便问他的年龄。老头回答：“下臣是小人，不知道怎么记录年龄。只记得我出生的时候，是正月初一甲子日，到现在已经过了四百四十五个甲子日了，最后一个甲子日到今天正好二十天。”在场的官吏掰着手指头算了老半天，也算不出老头究竟多少岁。在那个年代，数学是一门相当高深的学问，对一般人来说，加减乘除恐怕比相对论还难。官吏们没办法，只好跑到宫里去请教。晋平公的乐师、瞎子师旷沉默了片刻，说：“这是鲁国的叔仲惠伯在承筐会见我国的郤缺的那一年。这一年，狄人攻打鲁国，叔孙得臣在咸地大败鄋瞒军，俘虏并杀死了狄人部落的酋长侨如，并且用侨如来给自己的儿子命名。这样算来，老人家已经有七十三岁了。”赵武问起老头县里的大夫是谁，原来就是他自己的家臣。他赶快命人把老头请过来，向老头道歉说：“赵武不才，担任了国家的重要职务，由于晋国多有忧患，没有尽早发现您，让您辛苦劳作得太久了，这是我的罪过。”言毕恭恭敬敬地朝老头下拜，说：“因为本人无能而造成失误，谨此向您表示歉意！”打听到老头没有儿子，便提出要老头出来当官。老头也被自己的年龄吓了一跳，他心里想，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把年纪了还做什么官呢？于是向赵武叩头致谢，说自己年龄太大了，官就不做了。赵武也不强求，赏给了老头一些土地，当场任命他当了绛县的“县师”，专门负责办理免除徭役的事务，而且撤去了征发老头服役的地方官吏的职务。当时鲁国的使者正好在新田，目睹了这件事，回国便告诉了诸位卿大夫。因为修筑杞城和归还杞国土地两件事，鲁国人已经对晋国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听完使者的汇报之后，季孙宿感叹：“晋国还是未可轻视啊！有赵武主持国政，有士匄担任辅佐，有史赵、师旷可以咨询，有叔向、女齐做国君的顾问。他们朝中的能人和君子有不少，哪里能够轻视，还是尽心尽力侍奉他们吧！”同年五月，宋国的首都商丘发生了一场大火，大庙和公宫都被焚毁。对于本来就遭受了饥荒的宋国来说，这场大火无疑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说起来这场大火是有预兆的。火灾发生前几天，宋国的宗庙中突然传出几声怪叫：“嘻嘻，出出。”卫兵们将宗庙搜遍，却没有发现任何人。既而亳社（宋国的社稷之庙）里传出鸟的怪叫，仔细听起来，好像也是“嘻嘻”。到了五月初五日，火灾便发生了。火灾中丧生的最尊贵人物是宋共公的夫人伯姬。这位来自鲁国的公主于公元前582年嫁到宋国，六年之后守寡，至此已有三十四年。火灾发生的时候，伯姬完全有机会逃生，但是为了等待自己的保姆，她坚持呆在房间里，结果被活活烧死。所谓保姆，不是洗衣做饭的仆人，而是帮助贵族妇女“正其行，卫其身”的嬷嬷。关于这件事，《谷梁传》《公羊传》和《左传》的说法大同小异——伯姬的房间失火，左右都劝她赶快逃生，伯姬说：“妇人的规矩，保姆不在，晚上不得外出！”命人传保姆过来。保姆还没到，大火烧垮了房屋，伯姬死于非命。好一个古板固执的妇人！《左传》评论这件事，以一种调侃的语气写道：“伯姬奉行的是大闺女而不是妇人的守则。大闺女应该等待保姆，妇人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便宜行事嘛！”然而《谷梁传》《公羊传》以及《列女传》对伯姬的评价甚高，将她当成了舍生取义的代表，大有“烧死事小，失节事大”之意。这也真是滑稽。想想看，伯姬守寡都守了三十四年，至少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太，难道还要像个小姑娘那样，不带保姆就不能出门？宋国的火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同年十月，晋的赵武、齐国的公孙虿、鲁国的叔孙豹、宋国的向戌、卫国的北宫佗、郑国的罕虎以及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大夫在澶渊开会，商量帮助宋国灾后重建的有关事宜。在赵武的号召下，大家纷纷表示愿为宋国的火灾买单，给宋国捐赠钱财。这是一件大好事，然而在《春秋》记载中，上述人物都没有留下名字，仅仅以“晋人、齐人、宋人……”代替。《左传》对此解释，他们确实开了会，而且会议开得很热烈，也很成功，该说的话都说了，该表的态也表了，只不过回去之后，没有一个国家给宋国捐过一个铜板，所以不写他们的名字，以示不屑。澶渊之会虎头蛇尾，说明晋国的影响力在下降。弭兵会盟使得晋楚争霸的压力骤然消失，晋国上下都荡漾在一种安逸的情绪之中，早就没了那种雷厉风行的威势，对于国际事务的管理，也就没那么认真了。从澶渊回国，叔孙豹对仲孙羯说：“我看赵武的日子不长了，说起话来见识很短，不太像是百姓的主人。而且他年纪不到五十，但是絮絮叨叨好像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很难长久啦！如果赵武死了，接替他的恐怕是韩起吧。您何不去跟季孙宿商量一下，趁早与韩起建立友好关系？这个人是个君子，执政之后，自不会忘记鲁国的好处。”仲孙羯皱了皱眉头：“有这个必要吗？”“当然有！”叔孙豹说，“据我观察，晋国的国君将要失去权力了，如果不及时建立友好关系，让韩起早点为鲁国做些工作，不久之后政权旁落到那些贪得无厌的卿大夫手里，就算韩起想帮也帮不了咱们了。到那时，齐、楚两国不足以依靠，鲁国又难以满足晋国大夫的无厌需求，是多么可怕的事啊！”仲孙羯不耐烦地说：“人这一生能活多久？得过且过就行了。早晨出门还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来，何必去建立什么友好关系？”叔孙豹出来之后就对别人说：“仲孙羯快死了！我告诉他赵武得过且过，但是他的得过且过的程度还远远超过赵武！”他干脆直接去找季孙宿说这件事，季孙宿也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叔孙豹确实是有先见之明，在此暂且不提。同年六月，在位三十一年的鲁襄公去世。《春秋》这样记载：“公薨于楚宫。”鲁国的君主为什么会死在楚国的宫殿中呢？别误会，这个楚宫只是按照楚国的风格建设的宫殿，位置还是在曲阜，并非真是楚国的宫殿。前面说过，公元前545年到公元前544年之间，鲁襄公因为参加楚康王的葬礼，在楚国逗留了大半年。这半年的客居生活使得他对楚国的宫廷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到曲阜之后，他就命人仿照楚国的样式在曲阜兴建了一座宫殿，并且搬到了里面去住。叔孙豹对此颇有微词，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咱们的国君看来是想念楚国了啊，所以盖这样一座宫殿。他如果不再去到楚国，必然会死在这座宫殿中。”叔孙豹这张乌鸦嘴也真敢说，一会儿说赵武要死，一会儿说仲孙羯要死，连鲁襄公也不放过，分明就是阎王派来的勾魂使者嘛！鲁襄公没有立夫人，生前宠爱一个名叫敬归的小妾。他死后，大臣们一致决定立敬归的儿子子野为新君。但是子野无福消受，还没等到鲁襄公下葬，便由于悲伤过度而去世。子野去世仅仅六天，仲孙羯果然应验了叔孙豹的预言，在自己家里无疾而终。后来季孙宿又提议立敬归的妹妹齐归的儿子公子裯（chóu）为君。叔孙豹对此有异议，他说：“大子死了，如果有同胞兄弟，自然应当立他；如果没有，就立年长的；年纪如果相当，就选择有贤能的；如果贤能相当，就通过占卜来选择。这是祖宗定下来的规矩。现在死去的并非嫡子，何必非要立他母亲的妹妹的儿子？再说，我观察这个人，父亲死了并不悲痛，反而有喜悦的神色，这是不孝。不孝之人，很少不出乱子。假如立了他，日后恐怕会成为季孙家的忧患。”季孙宿听不进意见，还是立了公子裯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昭公。这一年，鲁昭公已经十九岁，在当时已经是成人了，但是行为举止还像小孩子一样轻佻。即便是在鲁襄公的葬礼上，他也表现得差强人意，三次更换丧服，三次都将丧服弄脏，让所有来宾都大跌眼镜。按照“诸侯五月而葬”的传统，鲁襄公于公元前542年10月入土为安。就在同一个月，子产陪同郑简公访问了晋国。如果是在弭兵会盟之前，晋平公肯定会对郑简公的来访表示热烈的欢迎。但是现在不同了，整个晋国都处于一种懒洋洋的状态，晋平公也不再热衷于国际事务，他甚至懒得接见郑简公，随便派了个使者来到宾馆对郑简公说：“寡君因为鲁国有丧事，不能接见任何人。”这算是什么借口啊？郑简公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子产也愣了一下，很快就恢复了常态。“既然是这样，我们也只能尊重晋侯的感情，不见就不见吧！”他和气地说，然后招了招手，换了一副严肃的神色，“来人，马上动手，给我把宾馆的围墙拆了，好安放车马！”“什么？”晋平公派来的使者还没来得及反应，只见数十名郑国武士已经冲到院子里，挥舞着镐锹，乒乒乓乓地干了起来。“您这是，您这是……”他看了子产一眼，接触到子产那凛然的神色，不由得将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赶紧告辞退出，快马加鞭地离开了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