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简公坚持要赏，最后子产只好接受了三座城池。【不是每个浪子都会回头】前面说到，公元前548年6月，晋平公召集诸侯在夷仪会盟，准备讨伐齐国。后来因为崔杼杀死了齐庄公，不惜血本用重金贿赂晋国君臣，晋平公便答应了齐国的和谈请求，夷仪之会也由“兵车之会”变成了“衣裳之会”。正是在这次夷仪之会上，齐国的使者隰鉏向晋平公提出了一个请求：十一年前，卫侯姬衎（即卫献公）因为得罪大臣孙林父和宁殖，被孙林父驱逐到齐国。现在时过境迁，再深的仇恨也该淡忘了，老让人家这么在外漂泊也不是个事。趁着这次开会的机会，请晋平公以霸主的身份出面斡旋一下这件事，让姬衎回卫国居住算了。这个要求合情合理，晋平公答应了。所谓霸主，就像是一个村里的村长。谁家有些家长里短，父子不亲，兄弟不和，村长都要管一管，这样才能体现村长的权威。夷仪之会还没落下帷幕，晋平公便派大夫魏舒和宛没前往齐国迎接卫献公，同时向卫国现任君主卫殇公提出，把夷仪让出来给卫献公居住。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夷仪并非夷仪之会的夷仪。夷仪之会的夷仪在今天的河北邢台境内，当时是晋国的地盘；准备让给卫献公居住的夷仪在今天山东聊城境内，当时是卫国的地盘。卫殇公当然不乐意，但是没有办法，晋平公都已经发话了，只能表示服从。就这样，两个月之后，卫献公从齐国起程，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卫国。回国之前，齐国的权臣崔杼找卫献公谈了一次话。谈话当然是为了送别，同时也是提醒卫献公：十一年前你被人赶到齐国来避难，齐国不但收留了你，还将郲地让给你居住，让你继续过着体面的生活。现在因为齐国的提议，你马上就要回到卫国去了，是不是该对齐国表示一下谢意呢？卫献公心知肚明，所谓谢意不是一句话或一封感谢信就能表达的。他很为难地对崔杼说：“我倒是很想报答齐国的恩情，只不过我回到卫国，也仅仅是在夷仪这个小城市当个寓公，无权又无钱，还得看人家的脸色过日子，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报答，就算我把夷仪献给齐国，齐国恐怕也看不上吧？”崔杼笑了。他拍了拍卫献公的肩膀：“夷仪你还是自个留着。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你如果真心实意要报答齐国，回去之后，想办法夺回君位，再把五鹿地区献给齐国吧。你可不要告诉我，你只是想当寓公，不想当国君哟！”崔杼的话给了卫献公一个明确的信号——他如果想夺回君位，齐国肯定是支持他的。而崔杼的另一个举动，就不仅仅是单纯地鼓励卫献公回去夺权那么简单了。他将卫献公的老婆孩子都留在了齐国。“什么时候献上五鹿，就什么时候将他们接回去。”崔杼很和气地说，“你只管放心，在这期间，我会好好照顾他们。”后人很难推测卫献公的复辟究竟是因为齐国的推动和胁迫，还是因为他本人早就有这种念头，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总之他搬到夷仪后不久，便给卫国的大臣宁喜写了一封信，要求宁喜帮助他重登君位。宁喜是宁殖的儿子。十一年前，卫献公虽然是被孙林父赶出卫国，事情的最初起因是卫献公得罪了孙林父和宁殖。因为这层关系，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是孙林父和宁殖合谋赶走了卫献公。五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53年冬天，宁殖去世。弥留之际，他把宁喜叫到身边，说：“我得罪国君（指卫献公），追悔莫及。现在各国的史书都这样记载，说是‘孙林父、宁殖流放了他们的君主’。我有口莫辩。将来国君如果能够复国，你一定要将功赎罪，将这段历史改写，为我证明清白，这才配做我的儿子。如果做不到，就算死而为鬼神，我也不接受你的祭祀！”古人自有古人的价值观。在宁殖看来，卫献公尽管荒诞无礼，作为臣子却没有任何权力驱逐国君，否则就是以下犯上，是乱臣贼子，这样的罪名他担不起。现代人也许会嘲笑宁殖的迂腐，但是如果对照身边发生的事情便不难发现，古人的价值观仍然在改头换面地发生作用。就像周立波说的：“组织是什么？组织就是：在你遇到困难时，他说无能为力；在你遇到不公时，他说要正确对待；在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说要顾全大局；在你受到诬陷时，他说你要相信组织；在需要有人做出牺牲时，他说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当需要有人冲锋陷阵时，他说是你的坚强后盾；在你取得成功时，他说是组织培养的结果。”总之，组织是它可以对不起你，你却不可以对不起的玩意。只要将“国君”换成“组织”，古代人和现代人的价值观便找到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此打住。宁殖的遗言为卫献公的复辟埋下了伏笔。五年之后，当宁喜见到卫献公的使者，首先想起的便是父亲的遗言。他答应了卫献公的要求，但是提出一个条件：“此事非子鲜参与不可，如果子鲜不参与，事必不成。”子鲜就是卫献公的胞弟公子鱄，一直跟着卫献公流亡。与卫献公截然不同的是，公子鱄为人谦恭有礼，做事进退有度，深受人们好评。早在卫献公刚刚流亡到齐国的时候，鲁襄公派臧孙纥去慰问卫献公。在与公子鱄谈过话之后，臧孙纥就断言，卫献公虽然是个糊涂蛋，但只要有公子鱄的帮助，他复国是迟早的事。“如果有子鲜参与这件事，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啦！”宁喜这样安慰自己。然而，当大叔仪听闻这件事的时候，对宁喜的决定感到很不可理喻，说：“这就是所谓的‘我躬不说，遑恤我后’吧！”“我躬不说，遑恤我后”，见于《诗经·邶风》的《谷风》，意思是：我尚不容于世上，又怎么能够顾念我的后人呢？这既是批评宁殖临死的时候给宁喜摊派了一个艰难的任务，又是批评宁喜不顾后代的福祉，同意帮助卫献公这样一个无道昏君重登君位。大叔仪还说：“君子行事，必须要考虑后果，还要考虑长远，要慎始敬终，才不至于陷入困境。现在宁喜看待国君还不如下棋那么认真。下棋如果举棋不定，必定失败，何况对国君三心二意呢？可惜啊，宁氏九代为卿，一朝就将灭亡，难道不是很可悲吗？”不只是大叔仪不看好这件事，公子鱄也不想被卷入卫献公的复辟活动。当卫献公派他作为全权代表去与宁喜谈判的时候，他跑到自己的母亲敬姒那里去诉苦：“哥哥是个言而无信的人，我害怕这样做会导致祸患。”而敬姒的回答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答应他吧！”公子鱄这才极不情愿地答应了。在谈判的过程中，公子鱄向宁喜转达了卫献公开出的条件：“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意思是政事由你宁喜决断，我只管管祭祀的事情，当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就行啦。然而，即便有这样的承诺，又有公子鱄作为谈判代表，宁喜仍然觉得心里面并不踏实，他跑去向蘧瑗请教。前面说过，当年孙林父起兵造反，蘧瑗曾经挺身而出，希望劝说孙林父悬崖勒马。劝说不成，蘧瑗便主动离开了卫国，不忍心看君臣相残。后来卫国政局逐渐稳定，蘧瑗又回到了卫国。宁喜刚把话说完，蘧瑗脸色就变了，长叹道：“当年我没能亲眼看到国君被赶出去，今天哪里敢过问他回来的事啊！”于是又一次带着家人离开卫国。现代人也许很容易指责蘧瑗不负责任，但在孔夫子看来，蘧瑗两次逃离卫国，却是仁、智、勇的表现：“君子哉蘧伯玉（蘧瑗字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在很多时候，用脚投票是最接近良知的现实抉择。有大叔仪的批评在先，又有蘧瑗的用脚投票在后，宁喜对于帮助卫献公复辟这件事越来越没信心了，他又跑去问大夫右宰谷。右宰谷一听，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不行不行，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们老宁家就得罪了两任国君（得罪卫献公在先，得罪卫殇公在后），天下哪里有你的容身之所！”宁喜有些无奈地说：“这是先父临死前的重托，我怎么可以违背他的遗命？”右宰谷说：“那我替你打探一下情况吧。”右宰谷以宁喜使者的名义来到夷仪，见到了卫献公。回来之后对宁喜说：“国君在外流浪了十二年，脸上却没有一丝忧愁的样子，说话还是那么尖酸刻薄，还是原来那个人！你如果不赶快停止这个计划，我们离死不远了。”宁喜说：“那不是还有子鲜在那里嘛！”“子鲜在那里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右宰谷说，“一旦出现问题，他最多不过自己逃亡，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帮助呢？”“尽管是这样，”宁喜沉默了半晌，“事情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公元前547年2月，宁喜和右宰谷突然发动政变，带兵进攻孙林父在首都帝丘的府邸。当时孙林父正好在自己的领地戚地，他的儿子孙嘉奉命出访齐国，另一个儿子孙襄则留守家中。宁喜和右宰谷攻了一气，没有攻破孙家的大门。因为担心孙林父从戚地发动反扑，宁喜便带着部队退出帝丘，驻扎在城郊，而右宰谷仍然留在城内监视孙家的动静。半夜里，孙家突然传来阵阵哭声。右宰谷派人去打探，原来孙襄白天受了箭伤，伤势过重，于当天夜里去世了。宁喜连夜杀回帝丘，再次进攻孙家。这一次他成功了。第二天一早，他和右宰谷又带兵来到公宫，杀死了卫殇公和大子角（卫殇公的嫡长子）。孙林父得到消息，马上跑到晋国去见晋平公，要求政治保护。当然，保护是有代价的，孙林父给晋国开出的条件是：从此之后，孙氏世代领有的戚地不再属于卫国，而是变成晋国的领土。《春秋》记载此事，说孙林父“入于戚以叛”。据《左传》解释，臣下的领地，其实是国君拥有的。国君有道则为国君服务，国君无道则保全性命而退，将领地作为私产并以此和别人做交易，应该受到诛戮。三天之后，卫献公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帝丘。正如右宰谷所言，十多年的流亡生涯并没有改变他的品性。朝臣之中，有些人跑到夷仪去迎接他，他拉着他们的手说话；有些人在大路上迎接他，他在车上向他们作揖；而那些在城门口迎接他的，他就只是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了。当年卫献公流亡齐国，鲁国派厚成叔慰问卫国，大叔仪应对得体，给厚成叔留下深刻印象。厚成叔回国之后便对臧孙纥说：“卫君必定能够回国吧！有大叔仪这样的臣子居守国内，替他安抚百姓；又有公子鱄这样的同胞兄弟跟随其流亡，帮他经营谋划，能不回吗？”现在卫献公回到帝丘，第一件事就是派人谴责大叔仪：“寡人流亡在外，不少大夫都偷偷向寡人通报卫国的消息，只有您不关心寡人，没有只字片言。古人云，非所怨勿怨。我对您可是很有怨言！”大叔仪回答说：“我知罪了。我没有什么能力，不能跟着您到国外避难，这是第一条罪状。您在国外居住，国内又有一君，我不能三心二意，向您传递信息，这是第二条罪状。有这两条罪状，我还能活吗？”于是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卫国。卫献公自知理亏，连忙派人拦住他。前面说到，崔杼谋杀齐庄公，“齐宫八大高手”中只有殖绰逃脱。听到卫献公复国的消息，殖绰便投奔了卫献公。卫献公派殖绰带领部队进攻戚地，讨伐孙林父。孙林父派人向晋平公求救。晋平公派了一支象征性的部队进驻茅氏（地名，在戚地以东）。所谓象征性部队，只有区区三百人，目的不在于打仗，而是代表晋国向卫国宣布：戚地已经是晋国的领土，进攻戚地就是进攻晋国。没想到卫献公吃了熊心豹子胆，竟然不买晋平公的账。殖绰一声令下，卫军发动全面进攻，将三百名晋军全部杀死。对于孙林父来说，殖绰这一举动无异于救了他的命——这样一来，晋国便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卫国的事务，想不管都不行了。他马上派儿子孙蒯带兵进攻殖绰。也许是殖绰太有名了，孙蒯来到茅氏，一见到殖绰的大旗就不敢再前进，将部队驻扎在离殖绰远远的地方。那架势，与其说是来打仗的，不如说是来观光的。孙林父十分恼火，跑到茅氏对孙蒯说：“亏你还是个人，连那三百名晋国恶鬼都不如！”在孙林父的亲自督战下，孙蒯才向殖绰发动了进攻，并在圉地（卫国地名）打败并俘虏了殖绰。孙林父带着殖绰来到晋国，再度向晋平公告状。晋平公发飙了。同年六月，他召集各路诸侯在澶渊举行会盟，准备讨伐卫国，重新界定晋卫两国边界，正式将戚地划到晋国境内，同时还宣布将卫国西部边境的六十个乡邑赏赐给孙林父。卫献公知道闯了大祸。面对晋国的大军压境，他没作任何幻想，主动跑到澶渊来参加会议。可想而知，晋平公让他坐了冷板凳，而且逮捕了陪他来参加会议的宁喜和北宫遗。会议解散后，卫献公又跑到晋国去谢罪。晋平公仍然不解恨，干脆逮捕了卫献公，将他囚禁在士弱家里。同年七月，齐景公、郑简公联袂来到晋国为卫献公说情。晋平公设宴招待他们。席间，晋平公吟了一首《嘉乐》之诗，其中有“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这样的句子，以表扬齐、郑两国君主的厚道。当时国弱陪同齐景公在座，他也回敬了晋平公一首《蓼萧》之诗，其中有“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这样的句子，意思是，晋、卫两国均为姬姓，是兄弟之国，您就放过卫侯一马吧！陪同郑简公而来的公孙舍之也吟了一首《缁衣》之诗：〖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缁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这是郑国人怀念郑武公的一首诗，赞美郑武公能够给贤者提供朝服、馆舍和美食。公孙舍之以此劝喻晋平公看在齐、郑两国诸侯不远千里来访的面子上，答应他们的请求。晋国大夫叔向见到此情此景，请晋平公向两位国君下拜，说：“寡君拜谢齐侯关心我国宗庙的安定，拜谢郑伯一心一意对待我国，没有贰心。”这是相当高级的装疯卖傻。齐、郑两国以诗喻事，为卫献公求情；叔向却故意装作听不懂，仅仅依着诗的本义来答谢两国。也许在晋国人看来，茅氏的三百名晋军之死已经触动大国的底线，无论如何不能轻易放过卫献公。宴会之后，国弱派晏婴私下去找叔向，说：“晋侯在诸侯之中宣扬他高尚的品德，关心诸侯的疾苦，补正他们的缺失，所以诸侯都尊其为盟主。现在为了卫国的臣子而逮捕卫侯，这可如何是好呢？”叔向将这话转告赵武。赵武又转告给晋平公。晋平公便也不卖弄风雅了，派叔向去找齐景公和郑简公，将卫献公的所作所为告诉他们，明确表态：晋国不可能就此罢休。国弱还是吟诗，这一次是《辔之柔矣》：“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麃麃，取予不疑。”意思是，马的性子虽烈，仍然要用柔软的马辔来驯服，盟主对待诸侯要宽严有度。公孙舍之则吟了《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这是未嫁的女子怕别人说闲话而嗔怪情郎的一首诗。公孙舍之的意思是，人言可畏，卫侯虽然犯下大错，罪不当赦，但在众人看来晋国仍然是在干涉他国内政，国际影响很坏。晋平公听到这样的诗句，终于答应让卫献公回国。但是，答应归答应，晋国方面却一直没有放人。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卫国将公主卫姬送给晋平公当小妾，卫献公才得以回国。晋平公此举，一则有趁火打劫之嫌，二则触犯了“同姓不婚”的规定，在当时遭到国际舆论的指责。公元前546年春天，卫献公从晋国回到卫国。这是他第一次登上君位的第三十一年，也是他第二次登上君位的第二年。当他进入帝丘的时候，他发现朝中的众臣对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化的起因，是当他被囚禁在士弱家里的时候，先期回国的宁喜已经把持了朝政，成为了卫国的实际主宰。这也怪不得宁喜。当初卫献公派公子鱄与宁喜谈判，不是说过“政由宁氏，祭则寡人”这样的话吗？现在宁喜真的大权独揽了，卫献公却感到很不舒服。大夫公孙免馀看出了卫献公的心事，主动向卫献公提出要刺杀宁喜。卫献公假惺惺地说：“哎呀，如果不是宁喜，寡人也没有今天。再说，让他执政也是我当时的承诺。你现在贸然去杀他，未必能够成功，只怕空得恶名，还是不要了。”公孙免馀听出了他的弦外之意，说：“那我就自作主张去杀他，您当作不知道就行了。”卫献公就真的不知道这件事了。同年春天，公孙免馀与大夫公孙无地、公孙臣密谋进攻宁喜，结果事情败露，公孙无地和公孙臣都被宁喜杀死。卫献公听到这件事，仅仅是感叹了一句：“做臣子的有什么罪呢，可惜父子两人都为我而死了。”公孙无地和公孙臣的父亲早在十多年前的孙林父政变中被杀，所以卫献公有此一叹。同年夏天，公孙免馀再度密谋进攻宁喜，趁着宁喜上朝的时候，派人将宁喜和右宰谷杀死在朝堂之上。血案发生之后，公子鱄马上收拾行李，准备出逃到晋国。卫献公派人去劝阻，公子鱄说：“孙林父逐君，罪当一死，现在却在晋国享清福；宁喜纳君有功，现在却被您派人杀了。您的赏罚毫无章法可言，又怎么能够扬善去恶呢？身为君侯而没有信用，作为国家而没有法度，不是很难相处吗？再说，那时候是我答应宁喜执政的啊！”于是不听劝阻，执意要走。卫献公急了，又派人到黄河边去劝他。公子鱄不见卫献公的使者，而对着黄河发誓，宣布再也不回帝丘，就在晋卫边境的木门（晋国地名）居住下来。据《公羊传》和《谷梁传》记载，终其一生，公子鱄不再向着卫国而坐，不吃卫国的粮食，不谈论卫国的事情，也没有再踏上卫国的土地一步。木门的地方官劝他出来为晋国服务，他推辞道：“为官而废弃自己的职责，这是罪过。如果尽到自己的职责，这就是宣扬我逃亡的原因，等于说卫侯的坏话。我难道还要向谁诉说吗？”值得一提的是，公子鱄的离去给卫献公很大的精神打击。一年之后，公子鱄在木门去世，卫献公不顾兄长和国君之尊，亲自为公子鱄服丧，也算是向这位同胞兄弟表达了悔恨之意。至于杀死宁喜的直接策划人公孙免馀，卫献公打算赏赐给他六十个乡邑作为领地。公孙免馀推辞道：“只有卿才能领有一百个乡邑，而我已经有六十个了，不敢超标。而且宁喜就是因为领地太多了，才惹祸上身，您如果再给我六十个乡邑，我怕自己无福消受哟。”卫献公坚持要赏他，他推辞不过，接受了其中的一半。后来卫献公还打算任命他为卿，他辞谢道：“大叔仪为人忠厚，没有三心二意，您还是任命他吧！”卫献公听从了公孙免馀的建议，任命大叔仪为卿。在这场政变阴谋中，这也许是他唯一做对的事。【楚人栽树，晋人乘凉】公元前547年春天，秦景公派自己的弟弟公子鍼出使晋国。这是公子鍼第二次来到新田。早在两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49年5月，秦、晋两国已经就结束敌对状态进行了谈判，晋国的韩起和秦国的公子鍼于当年互访对方的国都，达成了口头上的和平协议。因此，公子鍼这一次出使晋国，就是要将口头协议变成白纸黑字，盖章生效。为了迎接公子鍼的到来，晋国主管外交事务的大臣叔向紧急召唤行人子员。所谓“行人”，就是负责迎来送往的外交官。恰好当时子员在老家休假，由另一位行人子朱当班。子朱主动站出来对叔向说：“子员不在没关系，还有子朱呢！”说了三次，叔向却没有听到似的，对他不理不睬。子朱发火了：“我和子员都是大夫，凭什么在朝堂之上当着大家的面故意不用我？”说着拔出佩剑，指向叔向。叔向说：“秦、晋两国不和已经很多年了。今日之事，幸而成功，晋国就可以得到安宁；不成功，则战端又起，不知道又有多少将士战死在沙场之上。子员沟通两国的关系，毫无私心杂念，而你却常常意气用事，违背国君的意愿。像你这种用邪恶来侍奉君主的人，我又岂会害怕！”也卷起袖子，拔出佩剑，准备迎战子朱。大伙一看，这也闹得实在不像话了，赶紧将两个人拉开。晋平公将这一幕看在眼里，感叹道：“晋国差不多接近大治了吧！我的臣子争执的都是国家大事。”相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解读。晋平公的宫廷乐师师旷对此不以为然，说：“公室的地位恐怕已经受到动摇了。臣子之间有矛盾，不在心里暗自较劲而公然以武力相争，不修德行而挑起是非，这是个人欲望膨胀的表现啊！敢于在朝堂之上拔剑相向，公室的地位能够不下降吗？”当然，这些话，晋平公并没有听到。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将尊严看得很重，腰中的佩剑从来都不是装饰品，而是随时准备维护自己荣誉的武器。同年夏天，楚康王联合秦国人派兵入侵吴国。大军抵达雩娄（地名）的时候，发现吴国早已经有防备，便放弃了攻吴的念头，转而进攻郑国的城麇（jūn，地名）。郑国派大夫皇颉出战，被秦楚联军打败，皇颉也成为了楚军的俘虏。亲手俘获皇颉的是楚将穿封戌——穿封县的县公，名戌，所以称为穿封戌。但是另一名楚军将领王子围一口咬定，抓获皇颉的不是穿封戌，而是他本人。王子围是楚共王的儿子、楚康王的弟弟，来头不小，但是穿封戌并不买他的账。两个人争执不下，于是找大宰伯州犁出面来主持公道，判定是非。前面介绍过，伯州犁是晋国大夫伯宗的儿子。公元前576年，“三郤”唆使晋厉公杀死伯宗，伯州犁逃到楚国，受到楚共王的重用，担任了楚国的大宰，至此已经有近三十年。伯州犁是个聪明人——不聪明也不可能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在楚国混得如鱼得水，而且担任主管刑事案件的大宰达三十年之久。他一听两个人的来意，马上说：“这事我可断不了，最好的办法是将俘虏本人叫过来，当着两位的面问个清楚。”穿封戌说：“好啊，当面对质，我没意见。”王子围意味深长地看了伯州犁一眼，说：“就照大宰的意思办，我相信大宰会秉公办理。”于是皇颉被押过来，站在穿封戌和王子围面前。伯州犁对皇颉说：“这两位贵人争论不休，为的就是你啊！我听说你是一位君子，应该明白事理，不会乱说话，是吧？”皇颉点点头，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我向你介绍一下。”伯州犁将手高高举起（上其手），指着王子围，“这一位，王子围，是楚王尊贵的弟弟。”王子围矜持地笑笑，面有得色。伯州犁放下手（下其手），虚指穿封戌，说：“这一位呢，穿封戌，是穿封县的县长。穿封你听过吗？在我们楚国方城山外，一个不怎么出名的小县，一般人不知道。”顺带一提，伯州犁这两个动作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上下其手”的来历。穿封戌当然气得脸色铁青。伯州犁当作没看见。确实也没看见，因为他的眼光一直落在王子围身上，瞧都没瞧穿封戌一眼。“现在，”他将脸转向皇颉，“你如实说，究竟是哪位贵人俘虏了你？”皇颉也不傻，伯州犁这样上下其手，早就心知肚明了。“难怪我被俘虏！”他煞有介事地说，“王子在战场上气势如虹，我一遇到他就手脚发软，情不自禁地弃甲投降！”听到这样的回答，伯州犁暗暗给皇颉使了个眼色，意思是算你小子聪明。王子围则给了伯州犁一个赞许的微笑。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穿封戌突然抄起一支长戈，向王子围猛刺去。王子围连忙闪避，拔腿就跑。穿封戌穷追不舍，一直追到王子围的营帐，被卫兵们挡住才罢手。如果穿封戌得手了，楚国的历史也许要改写。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城麇之战中，郑国大夫印堇父与皇颉一起戌守城麇，两人都被楚军俘虏，印堇父被当作礼物送给了秦国人。印堇父的家人凑了一笔钱财，要求郑国政府与秦国交涉，将印堇父赎回来。当时子大叔担任郑国的令正，负责撰写外交文书，写好之后拿给子产审批。子产看了之后说：“你这样写是赎不回印堇父的。”“哦？”对于德高望重的子产，子大叔历来是持尊敬的态度的，但是他左看右看，实在找不出自己的文书有什么毛病。“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子产说，“你想想看，秦国接受了楚国奉献的俘虏，却因为贪图郑国的财物而释放他，体统何在？秦国不会这样做的。”“可是……”“应该这样写——在此拜谢君侯帮助郑国。如果没有君侯的恩惠，楚军恐怕还在郑国徘徊。”子产说，“另外，千万不要送太重的财礼，否则适得其反。”子大叔暗自想：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嘛！他没有接受子产的建议，带着几大车金银财宝就动身了。他来到秦国，秦国人一看国书，果然很不高兴，礼物也不收，坚决不放印堇父回国。子大叔碰了钉子，才想起子产对他说的话，赶紧更改了国书，又将献给秦国人的财物改为普通的见面礼，第二次送过去。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秦国人很爽快地答应了国书上的要求，将印堇父交给他带回了郑国。别说礼多人不怪，很多时候，要办好一件事情，“度”才是最关键的因素。城麇之战后，晋楚两国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原来的一味对抗，变成了互相试探和解。带来这种变化的，是晋国的中军元帅赵武和楚国的令尹屈建。前面已经说过，这两个人私交甚深。一个宋国人——向戌观察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决心向自己的前辈华元学习，率先挥动铁锹，填平晋楚两国之间的鸿沟（公元前579年，华元促成晋楚“宋之盟”）。《左传》记载此事，认为向戌是“欲弥（mǐ）诸侯之兵以为名”，意思是说他贪图名誉。这是典型的“动机论”。晋楚争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原诸国卷入两个大国的争端，深受其害近百年，没有一个国家不想平息战乱，过几天安稳日子。向戌作为宋国的大臣，与赵武、屈建的交情都不错，愿意从中穿针引线，促成天下的和平，不应受到指责。在向戌的倡导下，一批不同国籍的有识之士游走于各国之间，为和平呼吁呐喊。公元前547年夏天，蔡国的公孙归生出使晋国回来，又马不停蹄地访问楚国。途经郑国的时候，碰巧遇到了楚国的伍举。公孙归生是蔡国大师公子朝的儿子，伍举是伍参的儿子。公子朝与楚国关系不错，伍举与公孙归生自幼交往，情同手足。伍举娶了申县县公王子牟的女儿为妻。王子牟犯罪出逃，有人揭发说，伍举从中出了力，亲自护送王子牟出国。为了这件事，伍举被迫出走，取道郑国，准备投奔晋国，没想到遇上了老朋友。所谓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两个人也不拘小节，扯了一些青草铺在地上当作席子，就喝开了。临别的时候，公孙归生送给伍举一双白璧，说：“你要多多保重，咱们的祖先的在天之灵会保佑你的，以你的才能，完全可以侍奉晋侯成为天下的盟主。”伍举长叹道：“那不是我的心愿啊！我只要叶落归根，如果能够将尸骨埋在楚国，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那你就更要保重了。”公孙归生说，“你走吧，我一定会让你回到楚国。”公孙归生来到郢都，见到了令尹屈建。屈建向他了解一些晋国的情况之后，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晋国的列位大夫与楚国的大夫相比，哪个国家的更有德有能？”公孙归生的回答很巧妙：“晋国的卿不如楚国的卿，但是晋国的大夫是贤明的，都是当卿的人才。”说晋国的卿不如楚国的卿，这是先给屈建戴了一顶高帽子，因为屈建位居令尹，相当于楚国的众卿之首。而从屈建的实际表现来看，公孙归生这顶高帽子倒也送得贴切，有史为证：公元前548年，居住在今天安徽省境内的少数民族舒鸠部落在吴国人的策动下背叛楚国。屈建率领大军讨伐舒鸠，在离城打败吴国、舒鸠联军，消灭了舒鸠部落。同年十二月，吴王诸樊攻打楚国，包围了巢城（楚国地名）。巢城守将牛臣将城门打开，引诱吴军长驱直入，牛臣躲在暗处发射冷箭，射死了诸樊。等到楚康王论功行赏的时候，屈建却坚持不接受，说：“消灭舒鸠是先大夫薳子冯的功劳。”楚康王于是将赏赐给了薳子冯的儿子，时任楚国司马的薳掩。屈建居功不傲，在当时传为美谈。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听到公子归生这样表扬自己，屈建很高兴，示意他说下去。“但是，”公孙归生话锋一转，“楚国虽然有人才，却往往为晋国所用。这就好比杞木、梓木和皮革，都是楚国的特产，晋国人得到它们之后，却能够用到实处。”“哦？”屈建感觉到公孙归生话里有话，反问道，“难道晋国就没有同宗和亲戚可用吗？”公孙归生说：“当然有，但是他们仍然喜爱使用楚国的人才。我听人家说，善于治国的人，赏赐有度，刑罚不乱。赏赐过了度，就怕小人得利；刑罚过了度，就怕冤枉好人。如果实在把握不住度，则宁可赏赐过分，而不可刑罚滥用。与其冤枉好人，不如让小人得利。因为如果没有好人，国家就跟着受害了。《诗》上说‘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说的就是没有好人，国家遭灾。《夏书》上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也是怕好人被冤枉。《商颂》上说‘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赏罚得当，正是商汤得到上天眷顾的原因啊！古代的圣人治理天下，乐于赏赐而慎用刑罚，为百姓操心而不知疲倦。将要行赏的时候，心情愉悦，吃饭都要多加几个菜，这样可以将菜肴赏赐给下人，让大家都分享这种快乐；将要行刑的时候，心情郁闷，茶饭不思，降低伙食标准，音乐也不听了，这是让大家都知道他慎用刑罚；平时早睡早起，勤于政务，让大家都知道他为百姓操心。这三件事，就是‘礼’的最基本要素。”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古人慎用刑罚，一是怕冤枉好人，二是即使刑罚得当，也于心不安。现代人显然缺乏这种“哀矜”的意识，每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被处以极刑，总是一片锣鼓喧天，官民同乐，道德狂欢的背后，是人本思维的缺失。“一个国家如果有礼，则不会败亡。”公孙归生接着说，“现在楚国滥用刑罚的现象很严重，楚国的大夫逃亡到别的国家，为这些国家出谋划策来对付楚国，这就是滥用刑罚的恶果。”公孙归生举了一系列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其一，楚庄王年幼的时候，公子燮和斗克叛乱，析公逃亡到晋国，晋国人让他坐在晋侯的车后，作为主要的谋士。公元前585年的绕角之战，晋国人本来是不想打的，析公说：“楚军轻佻，容易受到惊吓。如果同时击打多面大鼓，在夜里发动进攻，楚军必然败退。”晋国人听从了析公的建议，楚军果然被击溃。晋国趁势进攻蔡国，袭击沈国，征服郑国。楚国失去霸主的地位，析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二，楚国大夫雍子遭人陷害，逃亡到晋国，晋国人封给他土地，让他担任谋士。公元前573年，晋、楚两军在靡角之谷相遇，雍子对晋军发布命令说：“年老的年幼的都回去，孤儿和有病的都回去，兄弟俩都在部队的回去一个，精选步兵，喂饱马匹，让士兵吃饱，摆开阵势，烧掉帐篷，明日决战！”楚军不敢与之争锋，连夜遁逃。晋国为宋国收复了彭城，楚国失去了东夷部落，这都是雍子干的好事。其三，申公巫臣为了争夺夏姬而逃亡到晋国，晋国人采用他的计谋，与吴国通好，教会吴国人驾车、射箭和长途奔袭，巫臣的儿子狐庸还担任了吴国的行人。被开启了心智的吴国攻打巢地，占领驾地，拿下棘地，进入州来，楚国疲于奔命，到今天仍然不得安生，这都是拜巫臣所赐。其四，楚庄王年间，斗越椒发动叛乱，遭到失败。斗越椒的儿子贲皇逃亡到晋国，晋国人赐给他苗地，所以又称为苗贲皇。鄢陵之战中，楚军一早迫近晋军大营，苗贲皇说：“楚军的精锐在于中军的王族士兵，如果填井平灶，摆开阵势抵挡他们，集中力量对付王卒，一定能够将他们打得大败。”晋国人听从了，楚军果然大败，楚共王被射伤，军队一蹶不振，公子侧因此而自杀。“郑国背叛，吴国兴起，楚国失去诸侯，这都是楚国人干的。”公孙归生这样总结道。“确实如此。”屈建发了半天愣，终于吐出这几个字。“今天又有比他们更厉害的！”公孙归生说，“伍举娶了王子牟的女儿，王子牟因获罪而逃亡，世间传闻是伍举帮助他逃亡。伍举因为害怕而逃到郑国，整日里伸长了脖子望着南方，说‘也许可以赦免我’。但是楚国没有人将他放在心上，所以他又逃到晋国去了。我听说晋国人很重视他，打算封给他土地，与叔向同列。您想想看，如果伍举这样的人才替晋国出谋划策来危害楚国，岂不是大大的祸患？”屈建如梦初醒，马上向楚康王汇报，增加了伍举的俸禄，让伍举的儿子伍鸣到晋国去迎接伍举回国。值得一提的是，伍举还有个儿子叫伍奢，伍奢有个很有名的儿子叫伍员，也就是伍子胥。就在晋、楚两国积极对话，准备谋求和平的时候，公元前547年7月，许灵公来到郢都朝觐楚康王，请求楚国攻打郑国。自一百多年前郑庄公崛起以来，郑、许两国即为世仇。郑国虽然一直被晋、楚两国欺负，对付许国还是绰绰有余。公元前576年，不堪郑国侵扰的许灵公干脆向楚国请求，将许国的臣民迁到楚国的叶城，许国的旧地则一股脑送给了郑国。许灵公在这个时候想挑起战端，显然不合时宜，理所当然遭到了楚康王的拒绝。没想到，许灵公在这件事上态度很强硬，公开宣称：“如果楚国不发兵，我就不回去了！”而且天天跑到王宫中静坐，只要楚康王一出现，就一言不发地跟在身后。这是什么搞法？他就不怕楚康王一发怒，把他的脑袋给拧下来吗？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许可以解释许灵公为何如此嚣张——一个月后，这位卑微的君主因病客死郢都。据楚国的御医推测，他是早就知道自己已经患了不治之症，没打算活着回去的。饶是如此，许灵公这种死缠烂打的精神仍然感动了楚康王，他说：“不讨伐郑国，楚国还有什么脸面称霸诸侯？”同年十月，楚康王亲率大军北上。公孙舍之得到情报，召集文武百官开会商议对策。在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面发兵抵抗，一面向晋国告急。只有子产一言不发，等到大伙都说完了，他才慢悠悠地说：“晋国和楚国正在进行谈判，诸侯将要和平共处，楚国现在来攻打我们，实在是有点冒昧，不合常理。依我之见，不如就让他痛快一次，得意而归，这样就容易媾和了。那些急于出战的人，不过是小人。小人的本性，只要有空子可钻就表现出血气之勇，喜欢在祸乱中追求虚名来满足他的本性，这不符合国家的利益，怎么能够为了小人的一时之快而不顾国家的安危呢？”会议争论了一番，最终采纳了子产的意见，闭门不出。十二月初，楚军进入郑国的南里（地名），拆毁了南里的城墙。又从乐氏渡口渡过济水，攻打了新郑的“师之梁”（城门名）。由于郑国人将内城的城门放下，楚国人攻而不下，最后俘虏了九名来不及逃跑的郑国人就回国了。楚康王将那九个倒霉蛋押到许灵公的灵前陈列了一番，算是祭奠了许灵公，然后就将许灵公安葬了。第三章 暗潮汹涌的四十年和平【第一次的国际维和行动】公元前546年，由赵武和屈建主导的、向戌牵线搭桥的弭兵运动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所谓“弭兵”，就是收藏兵器，消除战乱，呼吁天下各国和平共处。作为弭兵运动的序幕，这一年春天，晋国采取非常措施，向齐、鲁、卫三国归还失地。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49年的夏天，齐国的大夫乌馀叛逃到晋国，将齐国的领土廪丘献给晋平公。那时候还是齐庄公当政，晋国和齐国处于敌对状态，晋国对乌馀的叛逃持观望态度，也没有派兵接收廪丘。乌馀便成为了独立于齐、晋之外的第三股势力，他以廪丘为基地，袭击了卫国的羊角（地名），又趁鲁国没有防备，攻占了鲁国的高鱼（地名）。乌馀是一位久经战阵的将领。进攻高鱼的时候，正好天降大雨，鲁国人以为他无法发动进攻。他却带领部下赤手空拳地从城墙的排水孔钻进了城，潜入到武器库中取得了武器和甲胄装备自己，然后登上城墙，杀死守卫的士兵，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城池。公元前547年冬天，赵武向晋平公建议：“晋国作为天下的盟主，诸侯如果互相侵犯，就要讨伐他，让他归还侵占的土地。现在乌馀控制的几座城邑，都属于应该追讨的那一类，如果我们贪图它们，那就没有资格做盟主了。请您主持公道，将那些土地归还它们的诸侯。”晋平公说：“好，派谁去办这件事呢？”赵武说：“派胥梁带去吧，他能够不动刀兵就把事办好。”公元前546年春天，胥梁带秘密召集齐、鲁、卫三国军队，将他们带到廪丘附近。又命令乌馀集合军队，出城接受晋国的封赏。乌馀不知是计，欣然出城。胥梁带趁他不注意，突然逮捕了他。乌馀的手下群龙无首，又被诸侯的军队团团包围，只好弃甲投降。事后，胥梁带将廪丘还给齐国，羊角还给卫国，高鱼还给鲁国，赢得了满堂喝彩。同年四月，向戌来到晋国与赵武会谈。会谈的主题，自然是消除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向戌对赵武正式提出：由晋、楚、齐、秦四大国发出弭兵倡议，号召天下诸侯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太平盛世。赵武就此事召集晋国的卿大夫开会。韩起说：“战争是残害百姓的凶手、经济的蛀虫、小国的大灾难。现在有人要倡导和平，消除战争，就算不一定办得到，我们也要答应他。如果我们不答应，而楚国答应了，那么楚国便占据了先机，用来号召诸侯，我们就失去了盟主的地位了。”晋国答应了向戌的要求。向戌又跑到楚国，楚国也答应了。他又马不停蹄地来到齐国，齐国人对此有所顾虑，陈须无说：“晋国和楚国都答应了，我们为什么不答应？而且人家说要消除战争，我们不答应的话，国内的老百姓都会有意见，到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够领导他们？”于是齐国也答应了。向戌又来到秦国，秦国同样没有异议。于是，晋、楚、齐、秦四个大国联合发表声明，通告天下诸侯，在宋国举行弭兵会盟。同年五月，赵武率先抵达宋国，接着郑国的良霄到达。#文#六月初，鲁国的叔孙豹、齐国的庆封、陈须无，卫国的石恶、晋国的荀盈、邾文公到达宋国。#人#六月中旬，楚国的王子黑肱先于楚国代表团到达，并与叔向举行会谈，商定了有关弭兵的条款。#书#六月下旬，楚国令尹屈建抵达陈国。向戌从宋国出发，到陈国与屈建会面，商定相关的条款。屈建向向戌提出：晋、楚两国各有盟国，从今以后，晋国的盟国要向楚国朝觐，楚国的盟国也要向晋国朝觐。#屋#屈建的这一提议，实际上是要求建立晋、楚两国共同领袖群伦的国际新秩序，具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色彩。向戌回到晋国向赵武复命，赵武回答：“晋、楚、齐、秦四国地位对等，晋国不能指挥齐国，如同楚国不能指挥秦国。楚国国君如果能够让秦国国君驾临晋国，寡君岂敢不说服齐国国君到楚国去朝觐？”言下之意，就算是晋、楚两国共同领导天下，也免不了要给齐国和秦国面子，与其他诸侯区别对待。向戌又跑到陈国向屈建转达赵武的意见。屈建派人向楚康王请示，楚康王说：“那就放下齐国和秦国，其他国家照此办理。”七月上旬，向戌自陈国返回宋国。向戌返回的当夜，赵武和王子黑肱连夜商定了盟书的措辞。两天之后，屈建在陈国的孔奂和蔡国的公孙归生的陪同下抵达宋国。曹国和许国的大夫也先后抵达。至此，弭兵会盟的各国代表全部到场，各国军队分区驻扎，相互之间用篱笆划分界线。晋国和楚国的部队人数最多，分别驻扎在最北边和最南边。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一切都仿佛太顺利，太理想化了。两个国家打了近百年的仗，现在突然要握手言和，未免有点不太习惯。问寒问暖之间，总有些神态不自然；笑面相迎之时，又难免笑里藏刀。眼看离盟誓的日期越来越近，双方之间的气氛却越来越紧张。忽然一日，有情报传到晋军大营，说楚国人准备发动袭击。据说屈建说了这样的话：“如果杀死赵武和他的随从，晋国就被大大地削弱了。”荀盈建议赵武加强防备，赵武倒是很坦然，说：“万一楚国人发动进攻，我们就全军向左回转，进入商丘，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楚国人这边同样是顾虑重重。到了盟誓那一天，屈建命令楚国人在外衣里穿上皮甲，以备不测。伯州犁劝谏道：“这样做恐怕不太好吧？诸侯盼望受到楚国的信任，因此前来会盟。如果您不信任别人，等于是抛弃了使诸侯前来顺服的东西了。”屈建不以为然道：“晋国和楚国积怨已久，我不能不考虑什么事有利于自己。如果能够达到目的，哪里还管得了什么信任不信任？”伯州犁退下来之后就对别人说：“令尹恐怕活不过三年了。只求满足意愿而丢弃信用，这样能够得志吗？有意愿就形成语言，有语言就会产生信用，有信用又会巩固意愿，这三件事相辅相成，彼此依存。信用丢掉了，还能活到三年吗？”晋国人的情报工作做得很细，楚国人将穿皮甲赴会的消息又传到了赵武的耳朵里。赵武对此感到担忧，将叔向找过来商量。叔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呢？一个普通人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尚且不得好死；一个会盟诸侯的卿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必然不能成功。那些说话不算数的人，不能给别人造成麻烦，这不是您应该担心的事。以信用召集别人，结果却披上了一层虚伪的外衣，必然没有人亲附他，哪里能够伤害我们？再说了，我们在宋国的地盘上，有宋国人帮着我们抗敌，就算楚军多一倍也无济于事，您又有什么好害怕呢？不过，事情还不至于到那一步，您就宽心去参加会盟吧！”不只是晋、楚两国尔虞我诈，各怀鬼胎，其他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鲁国的季孙宿虽然没有参加会盟，但是一直在国内进行遥控。他派人以鲁襄公的名义给鲁国的代表叔孙豹送去一封信，说：“一定要想办法把我国与邾国、滕国同等对待。”众所周知，鲁国远大于邾国和滕国，而且鲁国人历来自视甚高，怎么会突然想起要与邾、滕这样的小国相提并论呢？说到底还是经济决定政治，口袋指挥脑袋——季孙宿担心会盟之后，鲁国同时要向晋国和楚国朝贡，不堪重负，所以想降低鲁国的级别，同时也降低朝贡的标准。叔孙豹对这个命令感到很为难。凑巧不久之后，齐国人提出将邾国作为附庸，宋国人请示将滕国作为属国，这两个小国就不能以诸侯的身份参加会盟了。叔孙豹说：“邾国和滕国是别人的私属；我国是堂堂正正的诸侯之国，为什么要和他们一样？宋国、卫国才是和我们对等的。”因为这件事，《春秋》里没有记载叔孙豹的族名，而仅仅是称之为“豹”，算作是对他违背国君命令的惩罚。七月五日，弭兵会盟正式在宋国西门外举行。到了这个时候，晋、楚两国仍然在互相较劲，争执歃血盟誓的先后。这也难怪，排座次是中国人从古至今最关注的事情，容不得半点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