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获得的战果却不仅仅是忽悠了一把楚国人。斗勃等了几天，得知晋军已经回国，追之不及，只好自认晦气，也撤军回国了。数年前，楚成王想立儿子商臣为大子，询问斗勃的意见。斗勃说：“您还正当壮年啊，没有必要现在就考虑立大子的事。您的儿子众多，受宠者不在少数，现在急急忙忙立了商臣，到时又因后悔而想废掉他的话，恐怕就生内乱了。虽说商臣年长，但咱们楚国的传统，往往是弃长而立幼，与中原诸国不同。”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再说，商臣这个人，面相不正，行事残忍，最好不要考虑他。”斗勃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但他不明白，楚成王这样问他，并非真的是询问他的意见，而是早已打定主意，只希望斗勃的意见与他自己相切合而已。当时楚成王听了斗勃的话，不以为然，还是立商臣做了大子。但因为这件事，商臣对于斗勃恨之入骨。等到斗勃被阳处父忽悠后回国的时候，他便在楚成王面前说斗勃的坏话：“令尹一箭未发就退兵回国，必定是受了晋国的贿赂，是楚国的耻辱，罪莫大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楚成王听了商臣的谗言，派人杀了斗勃。公元前627年，是鲁僖公即位的第三十三年。为了报十一年前升陉之役的仇，鲁国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zī）娄。到了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再一次带兵讨伐邾国，获得胜利。冬天，鲁僖公前往齐国朝觐齐昭公，以示睦邻友好，同时对齐国遭受狄人入侵表示慰问。回国之后，鲁僖公便寿终正寝了。说寿终正寝也许不准确，《左传》的记载是“薨于小寝”。后人解释说，小寝就是夫人之寝，薨于小寝毕竟不如薨于路寝合适。鲁僖公的“僖”字，意思是小心畏忌。他即位的时候，齐桓公已经称霸；他在位的三十多年间，时局风云变化，经历了齐国的衰落和晋国的崛起，目睹了晋楚争霸的盛大场面。鲁国作为第二世界国家，在南北强国的斗争之间生存，确实是战战兢兢，小心畏忌，容不得丝毫马虎。鲁僖公死后，他的儿子兴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文公。鲁僖公死的第二年，曾经叱咤风云、先后与齐桓公、晋文公分庭抗礼的楚成王也去世了。楚成王的死，与他的儿子商臣有关。杀死斗勃之后不久，楚成王便后悔自己没有听从斗勃的建议，草草立了商臣为大子。他对商臣的异母弟弟王子职更寄予厚望，开始考虑废商臣而立王子职为大子。这一消息不慎传到商臣的耳朵里。一开始情报并不确切，商臣也是将信将疑，于是去请教他的师傅潘崇：“如何才能弄明白老头子的真实意图？”潘崇捏着他那稀稀几根山羊胡子沉吟了半晌，说：“不妨通过江羋（mǐ）来打听。”江羋是个女人。关于江羋的身份，后世有不同的推断。一种意见，江羋是楚成王的妹妹，被嫁到江国，所以称之为江羋；另一种意见，江羋就是楚成王的小妾。我倾向于前一种意见，因为羋乃楚王的姓，根据“同姓不婚”的传统，楚成王不太可能娶一个羋姓女子为妾。商臣请姑妈江羋到自己宫中来吃饭，江羋欣然赴约。席间，商臣故意怠慢江羋，只顾与自己手下的小厮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置江羋于不顾。江羋数次与商臣说话，商臣都装作没听到。江羋拍案而起，大怒道：“你这个贱人，难怪大王想杀你而立职！”商臣装作很惶恐的样子给江羋陪罪。酒宴之后，商臣便找到潘崇说：“师傅好计谋，老头子果然有废我之意。”潘崇面无表情地问道：“既然如此，你能够屈身侍奉王子职吗？”“不能！”“那你能逃亡到国外，以避祸害吗？”“不能！”潘崇沉默了一阵：“那，你有胆识做件大事吗？”商臣盯着师傅的眼睛。据《史记》记载，商臣“蜂目而豺声”，面相和发音都甚为怪异。商臣这样盯着潘崇，潘崇心里面难免打了一个寒战。但他仍然不动声色，用一种深不见底的眼神与商臣对视着。“能！”商臣简短而又坚定地回答。公元前626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商臣突然发动政变，派自己的亲兵包围了楚成王的宫殿。宫殿的守卫很快被击溃，商臣提着一柄带血的长剑，在一群死士的簇拥之下来到楚成王的居所。对于楚成王来说，宫庭里的血腥场面并不陌生。当他年少的时候，也是通过暗杀除掉自己的亲哥哥堵敖，登上楚王的宝座；后来他又授意申公斗班通过刺杀，除掉了盘踞在文夫人宫中的叔叔子元，从而获得楚国的真正统治权。现在，在他人生的残暮之年，他的儿子学习了他的手段，并将这一手段实施在他身上。这一切，在冥冥之中仿佛存在某种报应。他自我解嘲般地笑了笑，对商臣说：“你来了。”“是。”商臣闷声答道。“想杀我？”“是。”“楚王的位置迟早是你的，你又何必急这一时？”“我如果不急，这位置恐怕就不是我的了。”商臣斜视了楚成王一眼，半眯着眼睛说，“拿到手的东西才是我的，不是吗？”楚成王长叹一声：“你确实长大了，明白很多道理了。”“那是因为您的教导。”商臣谦逊道。“时间过得真快。”楚成王很有感触地说，“你知道吗，我现在看着你，看到的仿佛是刚出生的你，那么小的孩子，浑身皱巴巴，像一只睁不开眼的小老鼠……”“父亲！”商臣打断他的话说，“现在不是回忆往事的时候。”“是啊，是啊，现在是父子刀兵相见的时候。”楚成王苦笑一番，下定决心似的说，“来吧，儿子！”商臣环视了一下左右，示意他们上前。“慢着！”“父亲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个……我刚刚叫人炖了一只熊掌，很快就熟了。如果能让我吃完那只熊掌，我就死而无憾了。”商臣看着他，脸上露出一丝近似天真的笑容，既而哈哈大笑起来。楚成王先是愕然，后来也随着他笑起来，一直笑到老泪纵横。“熊掌很难熟，您就别指望了，就算等一个月，也不会有人来救您的。”这是商臣留给楚成王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他扔给楚成王一根长绳，转身走出了大门。门外，大雪纷飞。在南方，这样的大雪十年难得一见。据《左传》记载，楚成王死于自缢，然而死不瞑目。开始人们考虑给他一个“灵”的谥号，也就是楚灵王，他仍然怒目圆睁。后来人们决定给他一个“成”的谥号，他才阖上眼睛，表示满意。商臣继承了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楚穆王。为了感谢潘崇，他将自己原来居住的房子赐给潘崇，任命其为大师，并掌管王宫卫队。楚成王一生，在位四十余年，未尝有大过。在他的领导下，楚国国势蒸蒸日上，虽齐桓、晋文之强，也不能使之屈服，以楚成王的业绩，足以列入当世霸主之列。对待流亡中的重耳，他不因其无礼而杀之，体现了宽厚的气度；城濮之战前，他命令成得臣放弃进攻宋国，息事宁人，体现了正确的战略眼光，颇有明君风范。然而，就是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过于草率，废立不定，终生大乱。宫廷之变，虽似是天数，难道又不是人祸？【秦国人的复仇】晋襄公即位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场战事。夏天的殽之战，晋军主动出击，大败秦军；秋天的箕之战，晋军保家卫国，打败了狄人的入侵；冬天的泜水之役，虽然没有发生战斗，但是阳处父用小聪明耍了楚国人一把，间接导致楚国令尹斗勃被杀，可以说是不战而胜。一年三战皆捷，使得晋国朝野信心倍增，晋国的霸主之气相较晋文公年代，有过而无不及。公元前626年，年轻的晋襄公再一次发动对外战争，这次的目标是东面的卫国，理由是卫成公不来晋国朝见。晋国大军来到南阳，先且居建议晋襄公说：“卫侯不前来朝觐您，所以我们要讨伐他。现天子在温地居住，您如果不去朝觐天子，等于向卫侯学习。自己都做不好，又怎么批评别人呢？请您前往温地朝觐天子，打仗的事就交给下臣去办。”晋襄公听从了他的建议，改道前往温地问候周襄王。由先且居、胥臣臼季等人带领部队继续讨伐卫国，占领了戚地，并且俘获了卫国大夫孙昭子。由于战事危急，卫成公派人到陈国请求帮助。这个做法很古怪，一来陈国弱小，无力与晋国抗衡；二来陈国与卫国相去甚远，中间还隔着郑、宋等国，即便能救，远水也解不了近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像古巴受到美国入侵，却派人向越南求救一样，不靠谱。但是仔细推敲一下，卫国人这样做，其实是有深意的：陈国是楚国的小兄弟（当然也是晋国的小兄弟），如果陈国被卷入晋卫战争，楚国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只要楚国一出手，晋国便不得不将精力放到南方来，卫国也就得救了。陈共公接到卫成公的求救信，和几位大臣关起门来商量了半天，答复使者：“我们研究了一下，远水解不了近渴，就不派兵到贵国去帮助你们打仗了，但是我们可以给贵国出一个好点子，比派兵还要管用，至于听不听，那是你们的事。”“听好了，”接下来，陈共公说，“请贵国反过来讨伐晋国，寡人再从中斡旋。”使者一听傻眼了，这是啥点子啊？这就好比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不宜剧烈运动的重症，但你要能一口气跑个800米，这病就不治而愈了。病急乱投医。卫成公收到陈共公开出的这剂猛药，倒是没有考虑太多，咬咬牙，闭上眼睛就喝了下去——他派大夫孔达带领军队讨伐晋国。结果可想而知，卫国人被打得满地找牙。如果不是秦国恰在此时发动了对晋国的进攻，将晋军主力调到了西方，卫国人就不是满地找牙，而是要被晋国人大卸八块了。殽之战后，孟明视等三人被释放回国。秦国的军法极严，战败的将领往往要领受死刑。秦国的诸位大夫及秦穆公的左右亲信都主张追究孟明视的领导责任，自然也有人建议判处三个人死刑。但是秦穆公没有理会这些声音，反而将战败的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说：“请各位都别再说了，这件事情不能怪他们，完全是寡人的责任。”他还当着群臣的面吟了几句诗：“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隧，就是蹊径。这几句诗见于《诗经·大雅》的“桑柔”之篇，是当年周朝卿士芮良夫讽谏周厉王所作，大概意思是：人如果贪得无厌，必定带来祸患，有如大风之行，毁坏众物，所过之处如同蹊径。“所谓贪人败类，”秦穆公说，“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啊！因为我贪心不足而获罪于天，孟明视有什么罪啊？”大家听他这么说，都不敢再发表任何意见。孟明视感动得一塌糊涂，和西乞术等人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下大力气发展生产，重新整顿军备，很快使秦国恢复了元气。公元前625年春天，孟明视率领大军东渡黄河，讨伐晋国。此时距公元前627年夏天的殽之战，不过一年多时间。晋襄公得知秦军入侵，连忙召回进攻卫国的部队，全力以赴迎击秦军。先且居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赵衰为中军副帅，王官无地担任晋襄公的戎车驾驶员，续简伯为戎车护卫，双方在彭衙发生战斗，史称彭衙之战。战争之神仍然眷顾晋国人，秦军再一次被打得大败而归。一个名叫狼瞫（shěn）的小人物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晋军的胜利立下首功。据《左传》记载，殽之战中，晋襄公任命梁弘为戎车驾驶员，莱驹担任护卫。秦军战败，秦将褒蛮子被俘，晋襄公命莱驹挥戈斩杀褒蛮子。褒蛮子是当时有名的勇士，手脚被牢牢绑住，却余威犹存，他眼睛瞪着莱驹，大喝一声，莱驹吓得手脚发软，连戈都持不稳，掉到地上。堂堂御前三品带刀待卫，居然被一个俘虏吓得魂飞魄散，实在是太丢人了。当时狼瞫是一个护旗的小兵，见到此情此景，也没有考虑太多，立刻冲上前去，拾起莱驹的长戈，手起戈落，将褒蛮子的头颅干净利落地斩下来。因为这件事，狼瞫受到晋襄公的赏识，取代莱驹成为了晋襄公的戎车护卫。但是，同年晋国与狄人战于箕的时候，中军元帅先轸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弃狼瞫不用，任命续简伯为晋襄公的戎车护卫。也许在先轸看来，斩杀一名绑住手脚的俘虏，并不能体现武将的本事；而且狼瞫身为护旗兵，擅离职守去斩杀俘虏，分明就是投机取巧。狼瞫对这件事深感耻辱，恼怒异常。他的好友说：“你为何不以死来洗刷耻辱？”狼瞫说：“我还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死！”“如果你想杀先轸报仇，我愿助你一臂之力。”荣誉就是“士”的生命，在当时的人看来，一个“士”的荣誉如果受到损害，应当果断地向带来这种损害的人报复，否则会被人视为懦弱。但是狼瞫有更好的考虑，他对朋友说：“我看书上说，以下犯上虽是勇气可嘉，却不是正义之举。因为这样而死，算不得勇敢。真正的勇敢，是为国牺牲而无所畏惧。你就等着瞧吧！”彭衙之战，秦军来势汹汹，晋军严阵以待。狼瞫带着一支小部队攻击秦军，奋勇冲杀，所向披靡。晋军受到他们的鼓舞，跟在他们身后扩大战果，最终将秦军击溃，但狼瞫也在这次战斗中战死，用生命实践了“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左传》对狼瞫的评价很高，用“君子如怒，乱庶遄（chuán）沮”和“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这样的诗句来形容他，意思是他怒而不乱，将怒火发泄到敌人身上，应该大大表扬。狼瞫原来只是一个小兵，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能够体现出这么高的境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晋文公“教其民”的政策，确实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彭衙之战让秦国人给晋国人留下了笑柄。回想起来，当年孟明视等人从晋国被释放回国，在黄河的船上对阳处父说过“三年将拜君赐”的话。结果这一次秦国又大败，晋国人借此奚落秦国人，称秦军为“拜赐之师”。孟明视再次以败军之将的身份灰溜溜地回到了秦国。秦穆公见到他，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只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四个字：“继续努力。”接二连三的军事失利，秦国上下都处于一种奇怪的情绪中。这种情绪，不是消沉，也不是急躁，而是一种憋足了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情绪。孟明视显得愈发成熟了。他以十二分的热情投入到“增修国政”的工作中，致力于为民众谋取福利和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晋国的赵衰对同僚感慨说：“如果秦军再来寻仇，咱们最好避其锋芒。孟明视一再失败，回去之后却不急不躁，专注修整内政，其势必不可挡。”赵衰还念了一句诗来表扬孟明视：“毋念尔祖，聿（yù）修厥德。”这是《诗经·大雅》“文王”篇中一句，意思是：如果念其先祖，则应该述修其德以显之。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使得晋国人霸气持续增长。彭衙之战后，晋襄公派使者前往鲁国，责备鲁文公说，你即位都这么久了，竟然不曾前来朝觐晋侯，究竟是有什么打算？鲁文公不敢怠慢，连忙启程前往晋国朝觐，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仅仅派了阳处父出面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人，在《春秋》上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将鲁文公前往晋国的事，给屏蔽掉了。同年夏天，由晋国司空士谷牵头，召集鲁、宋、陈、郑等国诸侯在垂陇会晤，讨论讨伐卫国之事。宋成公、陈共公，郑穆公亲自前往与会，鲁国则派了公孙敖为代表参加。晋国的司空，尚未列入“卿”的范围，只能算作中层贵族。晋国召集诸侯会盟，晋侯和卿都不出面，而是派司空为全权代表，实在是太轻视天下诸侯了。在垂陇会盟上，陈共公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晋国人面前为卫国说情。他要卫成公将孔达抓起来，作为替罪羊送到晋国，对晋襄公说：“卫国不知天高地厚，胆敢入侵晋国，全是孔达自作主张所致，与卫侯无关。”晋襄公接受了这一理由，囚禁了孔达，收回了进攻卫国的命令。公元前625年冬天，晋国又纠集宋、陈、郑等国军队讨伐秦国，攻占了秦国的汪地之后才回师。公元前624年春天，晋国联合鲁、宋、陈、卫、郑等国讨伐楚国的附庸沈国。沈国被击溃。北破狄夷，西败强秦，东服鲁、卫，南灭沈国，晋襄公自上台以来，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得他成为历史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在那个年代，晋军不可战胜似乎成为天下诸国公认的事实，晋国的霸业如同公元2007年的中国股市，一路飘红，连续涨停。就在这一年的夏天，秦国人逆势而上，又一次向晋国发动了复仇攻势。这一次，秦穆公亲自出马了。秦军渡过黄河之后，他命令焚毁渡船，自断后路，以示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全体将士默默地执行了这一命令。没有人表示惊愕，也没有人表示反对。也许大家想的和他一样，这一次再打不赢晋国人，谁都没脸回到秦国抱老婆孩子啦。《孙子兵法》第一篇：“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也就是说，战争获胜的第一要义，是部下与君主同心同意，做到这一点，部下可以为主君出生入死，也不会心生不满。这一点秦穆公做到了。秦军势如破竹，很快攻占了晋国的王官（地名），打到了郊（地名）。晋国人采用赵衰的策略，坚壁清野，避其锋芒，据守不出。秦军在晋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了一个多月，晋国人则心平气和地呆在自己的城堡里，甘做缩头乌龟，坚决不应战。在这种情况下，秦穆公自茅津渡过黄河，到殽山收拾了当年阵亡将士的尸骨，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时隔三年，殽山的秦军将士遗骸，都变成了苍苍白骨。秦穆公大哭了三天，接着又召集全体将士阅兵，发表了著名的“殽山讲话”。他说：“嗟，士卒！听，无哗，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翻译成现代文：“喂，全体将士听清楚了，你们不要吵，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共勉，遇事谋划要像古人一样，听从长者的建议，才不会犯错误！”这还是在批评自己当年没有听从蹇叔之言，所以遭受失败。《左传》评价说，秦穆公是真正的领袖之才，用人考虑周全，不因为一次失败而否定一个人，用人不疑，信任专一，所以，孟明视能尽其为臣之心力，始终不懈，心怀畏惧而思修德政。孟明视是百里奚的儿子。公孙枝举荐百里奚于奴仆之中，后世有人解释说，这是“一举而得贤二世”，所以《左传》将孟明视的成功归根于公孙枝。洗刷了两次战败的耻辱之后，秦军班师回朝。这一次秦晋之间的军事冲突，在历史上被称为王官之役，秦国在军事上取得了有限胜利，而晋国审时度势，及时避免了将冲突扩大化。所以，单纯地从军事上讲，此役乏善可陈，不够痛快；但从全局上看，它对秦晋两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官之役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晋国人的傲气，他们开始反思这些年来过于盛气凌人的对外政策，并且付诸实际行动，以此改善同中原诸国的关系。公元前624年冬天，秦国人撤走后不到半年，晋国主动向鲁国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问晋国。上一次鲁文公访晋遭受的屈辱，其记忆尚未完全消退。但是接到晋国的邀请后，鲁文公仍然不计前嫌，忍辱负重来到了晋国。这一次他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在欢迎宴会上，晋襄公雅兴大发，摇头晃脑地念了一首“菁菁者莪”的诗来助兴。“菁菁者莪”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既见君子，乐且有仪”之句，晋襄公借此把鲁文公比作君子，大加赞赏。知书达礼的鲁国人被捧得飘飘然。在大夫叔孙得臣（叔牙之孙）的指点下，鲁文公神色凛然地走下台阶，向晋襄公拜谢说：“小国受命于大国，哪里敢不端庄慎重？有幸得到您如此大礼相待，哪里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小国之所以开心，是因为大国的恩惠啊！”晋国人的高帽子自然送得贴切，鲁国人的马屁也拍得恰到好处。晋襄公听了，连忙也走下台阶，诚挚邀请鲁文公一起登台，再互成拜礼。鲁文公有感于晋襄公的热情，礼尚往来，也念了一首“嘉乐”之诗来应景，赞扬晋襄公“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晋襄公好人做到底，第二年春天，向卫国归还了大夫孔达。当然，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晋国对外宣称，孔达乃是卫国的贤臣，晋国不忍心忠义之士因为尽忠国事而身陷囹圄，所以主动释放孔达。这一说辞既给了自己的面子，也给了卫国面子。夏天，卫成公亲自到晋国，致拜谢之意。没过多久，曹共公也主动跑到晋国来朝觐，表示愿意臣服于晋国的领导。《左传》将这些事一一记录在案，是想告诉读者，晋襄公通过仁德而不是通过武力，使得晋文公建立的霸业得到延续，而且受到诸侯的尊重。这一年秋天，晋襄公派兵讨伐秦国，包围刓（wán）和新城，作为对去年的王官之役的报复。王官之役也给秦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最根本的，不用说是恢复了秦国人的信心。军事上的胜利固然有限，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秦国人能够在晋国的国土上，打得天下的霸主闭门不出，高挂免战牌，本身就是对秦国实力的一种肯定。至于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则是西戎部落得知秦国打败了天下第一的晋国，深感不安，派了一个叫由余的人前往秦国出访，借此打探秦国的虚实。在秦国的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并不是本国人，他们来自中原各地，甚至来自于蛮荒之地。这些人到了秦国之后，受到统治集团的重用，死心塌地地为秦国服务，甚至不惜帮助秦国攻打自己的祖国，为秦国的强大乃至统一中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要列出这些人的名单，我们可以列出公孙枝、百里奚、商鞅、吕不韦、张仪、范雎、李斯、蔡泽等一系列显赫的名字，而由余，也应该当之无愧地榜上有名。由余的祖先是晋国人，因为犯了罪或得罪了权贵，被迫流亡到西戎聚居之地，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定居下来。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由余自幼会说中原地方的语言，熟读诗书，在西戎人中享有盛名。秦穆公听说过由余的名声。由余到达雍城之后，受到秦穆公的热情招待，而且“示以公室、积聚”，也就是说，带他参观了雍城的宫殿，展示了秦国的财富。顺便提一下，秦国建都雍城，是秦穆公的父亲秦德公年代的事，距由余访秦，不过数十年。秦国偏安西陲，相较中原诸国而言，经济历来不甚发达。以秦国之国力，雍城的“公室、积聚”在那个年代委实没什么可夸耀的。然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雍城自然不能与绛都、新郑、临淄相提并论，但对于来自西戎蛮荒之地的人来说，雍城就是一座神气活现的大城啦。没想到，由余参观完秦国的奴隶主义建设成就展之后，只是不咸不淡地评价了一句：“这些事情，如果由鬼来做，尚且费神；由人来做，老百姓受的苦可想而知。”这就好比咱们现在请老外看了奥运会开幕式之后，老外不但不五体投地，反而一个劲地问“How much”一般令人扫兴。秦穆公也感到很无趣，因而问道：“华夏诸国，以诗、书、礼、乐、法作为政治的根本，尚且时有动乱；戎夷地区没有这些东西，靠什么来治国？”由余笑着回答说：“说起诗、书、礼、乐、法度，正是中国动乱之源。当年黄帝创制礼乐法度，以身作则，天下也仅仅算是小治。到了后世，统治者日益骄奢淫逸，越来越喜欢用刑罚来对付人民，而人民不堪重荷，又怨恨统治者不施德政。因此，上下互相抱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演变为动乱，甚至于亡国。而戎夷地区不同，统治者用朴实的道理来对待下民，下民也仅仅以忠、信侍奉主人，没有什么政治理论，顺其自然，所以是真正的圣人之治。”秦穆公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犯了一个嘀咕。回去之后，他问内史寥：“我听说，邻国有圣人，是本国之忧。现在由余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担心他成为秦国的忧患，你有什么好办法？”“简单，杀了他。”“别扯淡，提点实际的建议——我要用他。”“这个嘛……戎人不是对我们的诗书礼乐不屑一顾吗？我有一个主意，咱们给西戎首领送一支‘女子乐队’过去，让他沉溺于其中，不理政事；然后派人去西戎，请求他将由余留在秦国，造成他们君臣之间的猜忌；又故意将由余留下来，不放他回西戎，造成由余自己想留在秦国的假象，扩大他们君臣之间的不信任。通过这些手段，不愁由余不归顺于您。”“好主意！”秦穆公听了内史寥这番话之后，摸着脑袋喜不自禁。我很怀疑这个内史寥是不是穿过时光隧道去看过《水浒传》，尽得宋江、吴用之徒的真传。接下来一连几天，秦穆公天天都找由余见面，而且不顾尊卑，与其同席而坐，共桌而食。一边吃，一边问由余一些西戎地方的风俗、地理、人物甚至军力方面的事，由余有问必答，说得头头是道。聊得越多，就越发坚定了秦穆公要将此人收为己用的决心。与此同时，由内史寥亲自挑选十六位美少女，组成一支吹、拉、弹、唱、色、香、味俱全的女子乐队，送到了西戎首领的大帐。没人会拒绝这么一份厚礼。如内史寥所预想，西戎首领得到这支女子乐队后，果然从此不理政事，转而醉心于中原音乐研究和妇女研究，早把由余出使秦国的事丢到了爪哇国。等到由余从秦国回来，一切都变了样，大帐内一片歌舞升平，春意盎然。很显然，首领并不想听他的出访见闻，只想听女子十六乐坊演奏秦宫秋月。由余劝了几次没有效果，而秦国那边不断派人暗中拉拢他，也引起了首领的怀疑。由余与西戎首领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没过多久，由余主动离开西戎地区，再一次来到了秦国的雍城。公元前623年，王官之役的第二年，秦国以孟明视为统帅，采用由余的计谋分化和讨伐西戎各部，一举征服十二支西戎部落，向西开辟了千里疆域，成为西戎的霸主，秦国的实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捷报传到王城雒邑，周天子锦上添花，给秦穆公送去一只金鼓以表庆贺。金鼓是礼乐之器。身为诸侯而获得天子赠予的金鼓，在当时是非常让人眼热的荣誉。以称霸西戎、获赠金鼓为标志，秦穆公到达了他个人事业的顶点。两年之后，秦穆公去世了。在那个年代，秦穆公以其仁德而非文治武功获得天下的尊重。在秦国与晋国的关系史上，秦穆公曾经扶持过晋惠公和晋文公两任君主，没有秦穆公的帮助就不会有晋文公的上台，也不会有晋国的霸业。考虑到秦国还曾多次解救晋国的饥荒，我们可以这样说，秦穆公之于晋君、晋民、晋国均有莫大恩惠。然而，从历史的记录来看，秦穆公对于自己的这些功劳似乎没有要求更多的回报，即使在打败晋惠公之后得到的河外五城，也因公子圉的入质而及时归还了晋国，除此之外，秦国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好处。晋国反倒是有多次恩将仇报的举动，一再伤害秦国人的感情。但这些伤害没有影响秦穆公的理性判断，也没有影响他的仁人之心，“泛舟之役”中，他那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可以说是数千年后我们将“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的最初蓝本。在秦穆公的领导下，秦国的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这与他的用人不疑、敢于担当领导责任的人力资源政策有关。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秦穆公如此博爱和重视人才，在其死后，秦国人却按照传统的陋习，以大夫子车氏三兄弟等一百七十多人殉葬。子车氏三兄弟在秦国被称为良臣，也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的殉死令秦国人深感悲伤，因此作《黄鸟》之诗以示哀悼。诗是这么写的：〖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黄鸟跃于枝头，来往自如，栖得其所，而子车氏三兄弟却无辜地躺在冰冷的墓穴里，确实让人倍感唏嘘。【异姓势力的威胁】王官之役以晋国的失败而告终，损失虽然不算惨重，却给了晋国人一个教训。因此，王官之役之后，晋国再一次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了与中原诸国的对话与沟通，以较为平等的姿态对待弱小国家。这也是晋国人的秉性：顺利的时候得意忘形，目空一切，可以随便派个大夫去接见人家的国君；不顺利的时候谨小慎微，彬彬有礼，开始谋求对话与合作。不要笑晋国人朝三暮四，其实从古到今，强权国家的外交都差不多是这副德性，不到四处碰壁这境况，是断不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听听别人有什么意见的。公元前621年，晋国在夷地（晋国地名）举行“春蒐（sōu）”，改革部队编制，将现有的上、中、下、新上、新下五军再度缩减为上、中、下三军。部队缩编，并不意味着裁军，而是将原来五军的人员集中到三军来管理。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大部制改革，而且，它和大部制改革都同样面临一个重大问题——人事问题，也就是机构精简之后，富余的干部该如何安排的问题。相对而言，这个问题在现代比较好解决，一个正职配十几个副职就行了，如果仍然解决不了，那就再配十几个享受副职待遇的正职助理，或者享受副职待遇的巡视员。但是在春秋时期，各国公务员的编制都非常紧张，也没有所谓享受某一级待遇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在晋国的这次“春蒐”中，将有四位军一级长官（两位主帅和两位副帅）受到调整，转任较低的职务。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但是，公元前621年春天，晋襄公提出要缩编部队的时候，却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原因很简单，公元前622年的冬天，堪称晋国栋梁的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臼季四人先后去世了。当时这四个人在晋国军中担任的职务如下：赵衰，新上军主帅兼中军副帅；栾枝，下军主帅；先且居，中军主帅；胥臣臼季，下军副帅。这四个人的死，替晋襄公解决了最难处理的人事问题。晋襄公缩编部队，也许有经济上的考虑，更多却是政治上的考虑。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一直把持在非公族的异姓贵族手中。以公元前629年的“清原之蒐”为例，当时担任晋国五军正副统帅的分别是先轸、郤溱、先且居、狐偃、栾枝、胥臣臼季、赵衰、箕郑、胥婴、先都。这十个人在晋国被称为“十卿”，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但是其中没有一位“公子”，也没有一位“公孙”。这就说明，晋国的公族完全被排除在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之外了。造成这种情况，自有其历史原因。自晋献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用士蒍的计策将盘距在曲沃的“桓庄之族”消灭以来，晋国的公族势力就被大大地削弱。后来骊姬为了扶持自己的儿子上台，除了陷害大子申生，更唆使晋献公将其他几个儿子都赶到边境去居住，导致公族势力被进一步削弱。晋惠公、晋怀公父子在位的时候，只顾保自己的位置，更不会亲近公族势力。至于晋文公，他之所以能够上台，倚仗的也不是公族，而是狐偃、赵衰等异姓贵族。因此，在晋文公年代，公族势力继续衰退，新兴的异姓贵族因为功勋卓著，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了晋国的实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稍微有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狡兔死、良狗烹”的道理。但凡开国君主，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昔日同甘共苦的战友下手，免得他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给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但是，开此风气之先的人是汉高祖刘邦，在春秋年间，人们还没有具备这种“高级”的政治智慧，至少晋文公不具备。因此，公元前628年，当晋文公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留给晋襄公一批能臣，同时也是一批很难缠的主儿。如何驾御这些有功之臣，是晋襄公这位守业之主面临的难题。很明显，他希望通过这次大动作的“春蒐”来调整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对晋国的军政大权进行重新洗牌，达到制约群臣的目的。因为晋国的这次“春蒐”是在夷地举行，所以历史上又称为“夷之蒐”，它在实质上已经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有触动就会有反弹，在讨论三军的人事任命的时候，这种反弹就表现出来了。三军之中，地位最高的是中军。在军政合一的体制下，中军元帅既是最高军事长官，又是最高行政长官，乃是参谋总长与国务院总理兼于一身的要职。晋襄公最初的想法，是让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同时照顾一下原“十卿”之中硕果仅存的两位老臣箕郑（原新上军副帅）和先都（原新下军副帅），让他们担任上军的正副统帅。士谷是晋献公年代的老臣士蒍的儿子，子承父业，原本担任大司空；而梁益耳则名不见经传。这两个人在人才济济的晋国，只能算是中等人物，由他们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未必不能胜任，但显然不是最理想的。那么，晋襄公为什么会提出“士梁配”这样一个设想呢？史料上没有记载。我们只能推测，既然“夷之蒐”的本意是要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在晋襄公的计划中，新的中军领导人最好不要太有能力，也不要有太强的后台，选择平庸之辈更易于控制。这一计划遭到了先克的强烈反对。“狐、赵两家于我晋国功不可没，必须优先考虑！”先克理直气壮地说。狐，是指狐偃；赵，是指赵衰。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狐偃和赵衰一直是他最坚定的追随者，也是他的智囊团的主要成员。据《国语》记载，晋文公“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足见这两人的重要。狐、赵两大家族，其实也就是异姓贵族集团的主要代表。如果由“狐赵配”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异姓贵族的势力就不可能有所削弱，“夷之蒐”的目的就要落空，这是晋襄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先克的意见一提出来，晋襄公的脸就黑了。先克为什么要捋晋襄公的虎须？因为“士梁配”搞得他很不爽。先克的父亲先且居、爷爷先轸都是晋国历史上的名将，为晋国的霸业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又都曾长期担任中军元帅。若论子承父业，他先克第一个应该担任中军元帅，连狐、赵两家也得靠边站。现在既然晋襄公将他摆到了一边，他也不好为自己鸣不平，所以干脆替狐、赵两家出头，伸张起正义来了。你不让我好，我也不让你好！这就是先克搅局的心理机制。晋襄公的计划被先克这么一搅，果然就推行不下去了。他权衡再三，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听从先克的建议，放弃了“士梁配”，转而任命狐偃的儿子狐射姑为中军元帅，赵衰的儿子赵盾为中军副帅。闹闹腾腾的“夷之蒐”，以异姓贵族的胜利而告终。然而，对于晋襄公来说，这件事还没有完，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22年，也就是“夷之蒐”的前一年冬天，晋国大傅阳处父奉命出访卫国，回国途中经过宁城（晋国地名），受到当地贵族宁嬴的盛情款待。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不一，难以一概而论。据后人考证，大傅在晋国是个很重要的官职，主管礼与刑，也就是外交与司法。因此，阳处父访问卫国，相当于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前往的。这次访问的具体情况如何，史书没有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这次出访，阳处父正好错过了第二年春天的“夷之蒐”，没有看到晋襄公与先克斗法的热闹场景。这本来是件好事，生逢乱世，还有比悠然自得地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更惬意的事吗？但阳处父显然不这么认为。阳处父在宁城住了一晚，与宁嬴相谈甚欢。宁嬴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早就厌倦了街道居委会主任兼政府招待所所长这样的基层工作，他对自己的老婆说：“我寻求有才有德的君子已经很久了，今天才算是遇到这么一个合适的人。”第二天阳处父启程，宁嬴跟随着他。在路上，两个人继续聊天，走到阳处父的封邑温山，宁嬴就找了个借口告别阳处父，返回宁城了。宁嬴的妻子觉得很奇怪，问道：“您不是终于寻找到心目中的君子了吗，为何不追随他到底，反而思念起家乡来了呢？”宁嬴抖落着身上的尘土，正了正头冠，说：“你有所不知。我刚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为其外表的风度翩翩所折服，等到思想交流深入，才发现他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商书》上说，‘深沉低调的人，应以刚强来克服；爽朗外向的人，应以柔弱来克服。’而这位老先生，生性外向且又刚强，恐怕难有善终。上天虽然刚强，尚且不干扰四季运行的次序，何况人呢？况且听他说话，大而无当，言过其实，容易惹恼别人，积聚怨恨，是自身难保的迹象。我担心，如果追随着他，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其牵连啊！”阳处父在温山度过了春节，等到他回绛都复命，“夷之蒐”已经结束，“狐赵配”都走马上任了。阳处父跑到宫中去找晋襄公，对晋襄公提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建议：“请您变更中军的任命，由赵盾担任元帅，狐射姑担任副帅。”“这……”晋襄公为难地说，“任命早已经下达，朝令夕改，恐怕不妥。”“非也！狐射姑不得民心，不能担任主帅；而赵盾德才兼备，重用他，那是国家的福分。”阳处父态度非常强硬。这里说明一下，赵盾是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翟国的时候和叔隗生下的长子。晋文公回国之后，将女儿赵姬赐给赵衰做老婆，给他生了赵同、赵括、赵婴三个儿子。按道理，赵姬应该是赵衰的正室夫人，赵同则是赵家的嫡长子。但是赵姬高风亮节，主动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叔隗，又坚持让赵盾当了赵家的嫡长子，而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于赵盾之下。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理由是赵盾德才兼备。但是这个理由很难服众。且不说赵盾是不是真的德才兼备，单以阳处父的身份，说这话就很让人怀疑他的用心——阳处父曾经在赵衰的手下工作多年，深受赵衰赏识，是赵衰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朝野之间有传闻说，当年阳处父想当官，投靠于狐偃门下，三年没有结果；转而投向赵衰，三天就成了。可以这样说，没有赵衰，就没有阳处父的今天。因此，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有报恩于赵衰、报怨于狐偃之嫌。对于阳处父的建议，晋襄公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面却是万分恼火。堂堂一国之君，想任命个中军元帅都一波三折，自己想的是张三，却被迫任命了李四，现在又有人要求让王五上，这国君的工作真是没法干了！恼归恼，没过多久，晋襄公再一次召集军队，在董地（晋国地名）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命。赵盾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军元帅，而狐射姑被降级任命为中军副帅。很多年后，赵、魏、韩三家权臣瓜分了晋国，演绎了“三家分晋”的故事。但是，赵家干预晋国国政，是从赵盾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的。赵盾死后的谥号是“宣”，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赵宣子。当上中军元帅后，赵盾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国政改革，推出了九条施政措施，分别是：制定章程、修订法令、清理诉讼、督察逃亡、使用契约、革除弊病、恢复等级秩序、重建官僚机构、提拔有贤能的平民。大傅阳处父和大师贾佗负责监督，在晋国全境予以实施。晋襄公之所以接受阳处父的建议，重新任命中军人事，有三种可能的原因：第一，以阳处父为中坚力量的“赵党”实力强横，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晋国的政局；第二，晋襄公此时已经病入膏肓，没有精力应付权臣们的无理要求，干脆听之任之；第三，无论狐射姑还是赵盾担任中军元帅，对于晋襄公来说都一样，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他干脆顺水推舟，变更成命，使得狐、赵两家产生矛盾，互相削弱力量。事实上，中军元帅几易其主，确实已经导致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产生了难以弥合的矛盾。首先是先克与箕郑父、先都、士谷、梁益耳之间产生怨恨，其次是阳处父得罪了狐射姑；往深处剖析，则是以赵盾为首的“赵党”和以狐射姑为首“狐党”之间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随着晋襄公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一场内乱正在逼近晋国。关于晋襄公的病，据《史记》记载，是因为“纵淫”，也就是纵欲过度。公元前621年秋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季友之孙）受命出使晋国。出发之前，他向鲁文公请示，如果在晋国正好遇到晋侯去世，他将代表鲁国前往吊唁，因此，在路费之外，另请额外准备一笔丧仪。他的随从觉得很新鲜，哪有备着丧礼去进行国事访问的啊？但是季孙行父很认真地说：“有备无患，是古人的谆谆教导。与其到时措手不及，不如提前作好准备！”由此可见，晋襄公身体多病，在当时已经不是秘密。同年八月，晋襄公去世了。晋襄公在历史上远远不如晋文公出名，因为人们都认为，是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楚国人，成就晋国的霸业。但是，如果将晋国的霸业视为一篇文章，晋文公仅仅写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场白，接下来的工作却是由晋襄公来完成的。所以说，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晋襄公，晋襄公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人物。晋襄公去世的时候，大子夷皋尚在襁褓之中。根据他临终前的遗嘱，夷皋将在诸位大臣的辅佐之下继位为君。但是，等到他眼睛一闭，大臣们便一致认为，晋国连年来遭到秦国和狄人的进攻，南方的楚国又蠢蠢欲动，霸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从国家的利益考虑，必须要有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至少是成年的统治者，而不能由一个三岁的小孩来担任领导。其实，不管国家是否太平，由一个三岁小孩来领袖群伦，都是一件可笑的事，结果必然是既害了国家，也害了小孩。晋国历史上的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群臣们在舍弃夷皋的事情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但是在新的领导人的人选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军元帅赵盾主张拥立公子雍，并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公子雍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是诸位公子中年龄最长和最成熟的一位，深受先君的宠爱，又与秦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秦晋自古睦邻友好，虽然这些年产生了一些矛盾，但秦国仍然是晋国最重要的邻居，是我们必须妥善对待的大国。如果我们拥立公子雍，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拥护善良的人，有利于加强晋国的团结；第二，侍奉年长的人，顺理成章，符合伦常；第三，拥戴先君宠爱的人，是孝顺的表现；第四，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有利于晋国的国家安全。诸位君子，我们之所以胆敢违背主公的遗言，抛弃年幼的大子而寻求拥立年长的公子，是因为晋国正处于最严峻的时候。如果拥立公子雍，我们就是拥立了一位善良、成熟、受先君宠爱、与邻为善的领导人，他必定可以带领我们重树信心，奋发图强，救晋国于危难之中！”赵盾所说的“先君”，是指晋文公。公子雍是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的同父异母弟弟，此时在秦国担任亚卿的职务。亚卿具体是个什么官位，现在无从细考。但可以肯定，亚卿既然是“卿”，地位当在普通的大夫之上，至少已经是进入了政治局的人物。问题是，晋文公的儿子为何会在秦国担任亚卿？笔者大胆推测，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晋文公称霸天下，与中原各国建立了同盟。根据当时的习惯，晋国与各国互相遣子入质，以增进互相之间的信任和感情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当人质，而且担任了秦国的亚卿。晋文公死后，秦晋反目，公子雍已经在秦国生活和工作了多年，与秦穆公及其继承者秦康公都保持了非常好的私人感情，受到他们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