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康熙帝玄烨(1)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八日，属马。他8岁登极，在位61年，享年69岁，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年号康熙：康，安宁；熙，兴盛——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　　又称康熙帝。康熙的父亲是顺治，祖母是孝庄太后，祖父是太宗皇太极，曾祖父是太祖努尔哈赤；儿子是雍正，孙子是乾隆。康熙是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在清朝前六代皇帝中承上启下，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当时的大清，朝虽立而国未盛、民未安，守成和创业同等重要。上继父祖鸿业，下开后世太平，实现民众康宁、国家熙盛，是康熙帝面临的时代课题。事实证明，康熙承担起了这样艰巨的历史使命。　　少年康熙，就已经表现出卓越不凡的才智和决断力。这一点，可以从他智擒权臣鳌拜一事中看出来。同父亲顺治一样，康熙登极时也是儿童皇帝，太皇太后也要给他配备辅政大臣。　　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于顺治初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擅权独断的局面，决定：不由皇族宗室中的长辈摄政，而在异姓功臣中选拔大臣辅政；增加辅政大臣为4人，以便相互制约。皇族宗亲勋贵对辅政大臣实行监督，再由太皇太后对军国大政总裁。所以，康熙帝登位后，内有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懿训，外有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黄旗)、鳌拜(镶黄旗)四大臣辅政。　　在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曾为太祖一等侍卫，四朝元老，功勋卓著，位居四辅臣之首，但他年老多病。苏克萨哈爵位在遏必隆和鳌拜之下。四大臣辅政之初，尚能不结党羽，和衷共济，实践他们在顺治皇帝灵位前的誓言。　　但是后来逐渐形成鳌拜结党营私、欺凌幼主的局面。鳌拜首先拿苏克萨哈开刀。事情的导火线是土地问题。　　起先，顺治初年实行圈地时，摄政王多尔衮利用权势，将原定圈给镶黄旗的永平府一带的好地让给正白旗，而另拨河间府一带次地给镶黄旗。这件事当时曾引起一场风波，但事过20多年，旗民各安生业，旧怨也已淡忘。鳌拜却旧事重提，让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土地，目的是讨好自己和遏必隆所在的镶黄旗，而打击苏克萨哈及其所在的正白旗。　　这件事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正白旗人诉告到户部。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认为不可，直隶总督朱昌祚以此举会造成数十万失业者而抗疏称其不便，保定巡抚王登联以圈拨扰民而疏请停止。鳌拜矫诏将这三位大臣诛杀。　　鳌拜借机又“一连七日强奏”，矫旨将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及其子孙全部处死，并籍没家产。鳌拜肆无忌惮，专横跋扈，一些重大的朝政，在家中议定后便施行，不把少年天子玄烨放在眼里。鳌拜目无君主，举朝震惊。　　康熙帝虽内心对鳌拜极为不满，在表面上却同其周旋。康熙六年(1667年)，玄烨14岁。辅臣索尼援引先帝福临14岁亲政的祖制，疏请康熙帝亲政。　　康熙帝征得祖母同意后，允索尼所奏，不久开始亲政。亲政时索尼已死，鳌拜成了首席辅政大臣。鳌拜与遏必隆同旗结党，镶黄旗独掌朝政，既无意收敛，更飞扬跋扈。　　康熙帝同太皇太后秘商后，决定拔除鳌拜。但鳌拜为三朝勋臣，握有重兵，遍置党羽，不便轻动。康熙帝便同索尼的第三子、侍卫索额图，在宫中召集满洲少年，组成宫廷卫队，天天演习“布库”(摔跤)。　　鳌拜以为少年戏耍，没有在意。一天，鳌拜奉召入内观看“布库”演习。康熙帝不露声色，命满洲“布库”少年将鳌拜擒捕，并公布其三十大罪。　　但康熙帝对鳌拜做出宽大处理，免于处死，终身监禁；对遏必隆仅革太师，后还公爵。这样处理，不仅一举清除鳌拜及其同党，而且稳住了镶黄旗。当时，康熙帝年仅14岁，而部署周密，沉着机智，处理得当，不失分寸，初露其胸怀谋略、临机果决的政治家风范。　　此后，康熙大帝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山河一统，治河重农，提倡文教，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对历史：八大贡献康熙一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概括说来，共有八点：《吴三桂斗鹑图》第一，削平三藩，巩固统一。　　三藩是指三个降清的明将：平西王吴三桂，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子之信），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父仲明、子精忠），镇福建。三藩占据要地，拥兵自重，成为清初的三个地方割据势力，其中以吴三桂实力最强。从顺治朝开始，军费开支浩大，每年入不敷出。　　以顺治十七年（1660年）为例，国家正赋收入银875万两，而云南一省就要支出银900多万两。竭全国之财力，尚不足一藩之需求。到了康熙初年，财政困难局面仍旧未见好转。　　国家钱粮，大半耗于三藩。三藩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设立税卡，私行铸钱，圈占土地，掠卖人口。平西王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称为“西选”。　　康熙帝除鳌拜后，三藩成为他最大的心病。他要削平三藩，强化皇权。当时，朝廷上主张不可撤藩的占绝大多数，支持撤藩的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等少数官员。　　20岁的康熙帝力排众议，他认为：“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yōng）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于是，下令撤藩！　　[18]康熙帝玄烨(2)康熙大阅盔甲一石激起千层浪。“东南西北，在在鼎沸”，京城里有杨起隆举事，察哈尔有阿尔尼叛乱。而且，先后发生京师大地震、太和殿火灾，康熙帝爱后赫舍里氏也崩逝。　　朝里与朝外，外叛与内变，雷火与地震，天灾与人祸，连连击到年轻的康熙皇帝身上。一时间人心惶惶，京师不少官员甚至把家眷送归江南乡里。临大事，有静气。　　青年天子玄烨在危急时刻，持心坚定，气静不慌。原来主张不可撤藩的大学士索额图、户部侍郎魏象枢等，提出要处斩建议撤藩的大臣。康熙帝义正词严：撤藩出自朕意，他们何罪之有？这就坚定了主张平叛的大臣的决心。　　他下诏削夺吴三桂的官爵，公布其罪状。不久又将留居京师的吴三桂之子应熊、孙世霖等逮捕处死。消息传到吴军，吴三桂正在吃饭，闻讯大惊。　　后西藏五世达赖喇嘛为吴三桂说情，请求朝廷“裂土罢兵”，遭到康熙帝的坚决驳斥。他为了安定惊恐的军心，慌乱的民心，每天游景山，观骑射，以示胸有成竹。有人进行讽谏，康熙置若罔闻。　　事后他说：“当时我要是表现出一丝惊恐来，就会人心动摇，说不定会出现意外的情况！”他的坚定决心和平静心态，对于稳定大局和安定人心，起了很大的作用。经过八年平叛战争，终于取得削平三藩的胜利。群臣请上尊号，康熙帝严辞拒绝。　　他认为，八年战火，生民涂炭，应该务实，切戒虚名。随后，他开始着手统一台湾。第二，统一台湾，开府设县。　　明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人侵占台湾。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奉南明正朔（即承认南明的正统地位）。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抓住郑经死后，其子郑克塽年幼、部属内讧、台湾政局不稳的时机，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率军统一了台湾。设台湾府，隶属于福建。台湾府下设三县——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诸罗县（今嘉义），派总兵官一员、率官兵八千，驻防台湾。　　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第三，抵御外侵，缔结和约。黑龙江地域在皇太极时已经归属清朝。　　清军入关后，沙俄东进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地区，占领雅克萨（今阿尔巴津）、尼布楚（今涅尔琴斯克）、呼玛尔（今呼玛）等城。康熙统一台湾后，调派军队进行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同俄国在尼布楚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划定了以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整个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都是中国的领土。　　这是中国历史上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表明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第四，亲征朔漠，善治蒙古。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解决了漠南蒙古问题，康熙则进一步解决了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的问题。　　从秦汉匈奴到明朝蒙古的民族难题，到康熙时才算得解。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蒙古成为清朝北部坚固的长城。第五，重农治河，兴修水利。清军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跑马占田，任意圈夺。　　顺治帝曾谕令禁止圈地，但禁而不止。康熙帝颁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恢复生产。为促进农业生产，康熙帝六次南巡，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取得很大成绩。　　第六，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先后兴建畅春园、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乾隆又大兴“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圆、万寿山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和圆明园等，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高峰。第七，兴文重教，编纂典籍。　　他重视文化教育，主持纂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皇舆全览图》等，总计60余种，2万余卷。第八，吸纳西学，学习科技。这一点将在下文详述。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康熙时的大清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庶、文化最繁荣、国力最强盛的大帝国。那时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达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约1300万平方公里。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熙盛世的大局面。　　康熙皇帝是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少有的好皇帝，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康熙为什么会取得上述的巨大成功？他的为君之道是怎样的？以下从五个方面来探索康熙事业成功的秘诀，也可以说是探索康熙为君之道的五把历史钥匙。对自己：好学不倦过人的功业，因有过人的思想；而过人的思想，因有过人的学习。　　“学习”二字，是解开康熙一生开创大业秘密的一把钥匙。康熙8岁丧父，10岁又丧母，很是可怜。母亲重病时，小玄烨“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病故后，小玄烨又昼夜守灵，水米不进，哀哭不停。　　一个年龄才9周岁的孩子，两年之间，父母双亡，形影相吊，应当说是人生幼年的最大不幸。他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人常是这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忧患既使人痛苦，忧患也激人奋进。幼年的忧患，激励了康熙奋发学习、自立自强的精神。[19]康熙帝玄烨(3)康熙身上有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他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苏墨尔，孝庄随嫁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跟汉族师傅接受儒家教育。　　康熙的勇武与奋进，受到了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后来，他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耶稣会士西方文化的熏染。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新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高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他5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又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　　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后来他要求皇子读书，读满百遍，还要背诵，这是他早年读书经验的传承。康熙继位后，学习更加勤奋，甚至过劳咯血。　　他读书不是为消遣，而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　　康熙帝重视史籍，下令编纂《清文鉴》(满文字书)、《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皇舆全览图》等，开一代整理与雕印文化典籍之风。他还有《御制文集》（三集）、《御制诗集》、《几暇格物编》等传世，留下1147首诗词。康熙皇帝对医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　　他说自己“年力盛时，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把箭”，可见他体格强健、长于弓马。他也得过几场大病，使他很早留心医药学。康熙40岁那年得了疟疾，中医药未能治愈，耶稣会士洪若翰、刘应进金鸡纳霜（奎宁）。　　康熙服用后，很灵验，病好了。他召见洪若翰、刘应等，在西安门内赏赐房屋，后这里成为天主教北堂。曹寅得了疟疾，康熙赐金鸡纳霜治好了他的病。　　此后，康熙便对西药发生兴趣，命在京城内炼制西药，还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亲自临观。他提倡种痘以防天花。关外的游牧族群，特别怕患上天花。　　顺治因患天花而死，康熙也出过天花，脸上留下麻子。清朝在塞外建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原因之一是蒙古贵族可以不入京朝觐，减少出天花的机会。他破除因循，推广种痘，命先给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种痘，还给蒙古49旗及喀尔喀蒙古部民种痘，这就使千万人因种痘而免去患天花死亡或不死而留下麻子的悲剧。　　康熙帝命耶稣会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书籍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康熙又喜爱、研习自然科学。　　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动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处理政事时遇到困难。钦天监杨光先状告汤若望，朝廷会议展开了一场关于天算历法的大争论。当时，康熙命各位大臣在午门前观测日影，但在九卿中没有一个懂得天文历法的，康熙自己也不懂。　　他想：自己不懂，怎么能判断是非呢？因此发愤学习。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晋、张诚等6位法国科学家在乾清宫受到康熙帝的召见，他们献上了从法国带来的30件科技仪器和书籍作见面礼。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令康熙帝“天颜喜悦”，当即决定让他们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　　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十年的局面。白晋等人入宫后，与康熙相处很融洽，工作也很顺利。他们对康熙热衷科学的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曾把他们的见闻写在给路易十四（1643～1715年）的报告中。　　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晋著《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过如下记述：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他不喜欢娇生惯养和游手好闲，常常是起早贪黑。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有时他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宽度。　　他自己定位，调整各种仪器，精确地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他就十分高兴。　　对从法国带来的科技仪器，白晋说康熙“最喜欢的是用于观察天体的双筒望远镜、两座挂钟、水平仪，这种仪器精确度很高，他让把这些仪器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把着直尺和圆规爱不释手”。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2003年曾举办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宫珍藏的康熙年间西洋科学仪器，至今仍运转自如，光彩耀人。　　这些展品主要有：（1）手摇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是法国科学家巴斯如于1642年制造的，通过里面的齿轮进位进行计算。故宫博物院收藏10台手摇计算机，都是康熙年间制作，能进行加减乘除运算。　　（2）铜镀金比例规。原是伽利略发明的计算工具，可以进行乘、除、开平方等各种计算。康熙的比例规增加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计算。　　（3）康熙角尺：尺上镌刻有“康熙御制”四个字。（4）平面和立体几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制，是清宫造办处为康熙学习几何学所制作的教具。（5）绘图仪。　　质地有银、木、漆、鲨鱼皮等，每套6至20余件不等。盒内装有比例规、半圆仪、分厘尺、假数尺、两脚规、鸭嘴笔等。为适用野外作业，有的还配有刀子、剪子、铅笔、火镰、放大镜、黑板、画棒等。　　这类仪器是康熙时期清宫造办处仿照西洋绘图仪器制作的，用于野外绘图。（6）御制简平地平合璧仪：它是集简平仪、地平仪、罗盘、象限仪、矩度为一仪的多功能测量仪器，携带方便，具有适合野外作业的特点。它共分六层，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造。　　[20]康熙帝玄烨(4)白晋、张诚之后，又陆续有不少西方科学家来到清宫。他们最大的成绩，莫过于促使康熙创建了被他们称为“中国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和促使康熙实施了中国地理大测绘这一伟大创举。康熙组织的这次地理大测绘，对世界地理学的贡献不容低估。　　法国科学家们也因此而有机会到中国各地考查，在其他方面的收获也相当大。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杜德美参加了赴东北的勘测队。他在长白山见到采参的情况后，把参的性能、产地、采集、保存等等，写成文字、绘出图样寄回法国发表。　　没想到4年后，另一位法国科学家参照杜德美有关人参的文章，在加拿大与长白山纬度相近的魁北克一带，也发现了相似的参。它产于西洋，就有了“西洋参”这个名字。当谈及这些历史往事时，人们自然会问：既然300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经传到中国，为什么18世纪后中国科学又大大落后于西方？看看当时在康熙宫廷供职的巴多明留下的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　　巴多明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从巴黎来到中国并进入宫廷。他在参与地理大测绘的同时，把对中国官场的观察也一一记录下来寄回法国，收入《耶稣会士书简集》。比如在谈到清朝的天文机构——钦天监时，他说：他们观察天象的条件简陋。　　在钦天监工作一生的人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当上钦天监的高级职位……如果监正本人很富有，又爱好科学，他就自己花功夫去搞研究，如果他想对他的前任工作精益求精，增加观察或对工作方式做些改革，他马上会在钦天监中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原状。他们会说，何必自讨苦吃、多惹麻烦呢？稍有差错就会被扣罚一、二年的俸禄。　　这不是做了劳而无功反而自己饿死的事吗？毫无疑问，这是北京天文台阻碍人们使用望远镜去发现视线达不到的东西和使用摆锤精确计算时间的原因。在这种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是皇帝个人这一因素也是每况愈下，康熙朝以后，皇帝们对科学一个比一个缺乏兴趣。　　乾隆朝进入宫廷的法国科学家，如杨自新、蒋友仁等本都是法国学有专长的科学家，但乾隆对科学一窍不通，他们也就只能为皇帝制作机械钟表、西洋楼、大水法（人造喷泉）了。康熙皇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是“二十五史”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皇帝。对朝政：勤慎理政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勤”，另一个是“慎”。　　康熙一生勤政。“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而不勤政。　　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万历“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万历不御政，导致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14员，大学士泡病号请假，内阁大门白天紧闭，尚书虚悬，无人理事，中枢机构瘫痪。　　宰相方以哲进入内阁八年才得见万历一面，而且是惟一的一次见面，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遇到紧急的军国大事，皇帝不接见朝臣，不议商国事，也不做出决策。有的大臣跪在朝门外十个小时不起，请求皇帝上朝，万历仍然不予理睬。　　万历二十几年不上朝，有人说是耽于酒色，有人说是首辅纵容，有人说是疾病缠身，但从根本上说是万历没有做皇帝的责任感。天启也是一样，整天迷恋木工活，刀凿锯斧，玩得津津有味。大宦官魏忠贤专等他玩得高兴的时候前去奏报军国大事，天启不耐烦地说：你看着办吧！魏忠贤借以假传圣旨。　　清朝的皇帝，从天命汗到光绪帝都是勤政的。他们吸取明朝亡国的教训，勤理政事。从康熙开始，皇帝每天都要御门听政，就是在皇宫乾清门前，由皇帝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　　因为最初康熙听政主要在乾清门，所以称作御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dàn）宁居、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六部九卿（礼吏户兵刑工六部尚书、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等官员。　　会议有记录，就是起居注。康熙从14岁亲政以来，每天御门听政，一年四季，无论冬夏，没有例外。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　　康熙的御门听政，严寒酷暑，从不间断。他说：“一岁之中，昧爽视朝，无有虚日。亲断万机，披览奏章。”　　即使在康熙十八年发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御门听政。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康熙理政不仅“勤”，而且“慎”。　　康熙一生谨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反复调查，慎重决策。下面举治河与抚蒙两个例子。先说治河。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治河，康熙在御门听政时，大臣们发生意见分歧。经过调查、面奏、辩论、验证等，从正月初十日开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才做出决策，真可谓慎之又慎。下面举例看康熙治河决策的全过程：第一，重视治河。　　康熙亲政后将三藩及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21]康熙帝玄烨(5)第二，寻根溯源。比如黄河，他派侍卫探查黄河之源，到星宿海，往返万余里，并绘成舆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经过实际踏查而绘成的黄河图。　　另如永定河。康熙巡视北京通州段河堤，随驾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八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七子等。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学用仪盘，亲自检测仪器，记录测量数据。　　第三，任用能臣。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靳辅，汉军镶黄旗人，以安徽巡抚授为河道总督。　　受命后，一日八上奏疏，报告治河之策。他的治河方略是：统审全局，河运并治，浚河筑堤，束水攻沙，多开引河，量入为出。他重点治理黄河、淮河、运河交汇的清口。　　陈潢，浙江杭州人，善治水，负才不遇，题诗祠壁。靳辅见而惊异，访得引为幕友。疏奏多由陈潢起稿，施工亦由陈潢监理。　　他们督率民工，日夜辛勤，治河大成。但是，靳辅受到诸臣合讦交攻，发生了意见分歧。第四，御前辩论。　　河道总督靳辅与直隶巡抚于成龙在治河方略上意见相左。争论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治河水退后出现的田地，是实行屯田还是由豪绅垦占？另一个是为了使河水通畅顺流入海，是开浚海口还是修筑大堤？康熙不妄加论断，而是命双方在乾清门进行御前辩论，各申己见，互相驳难。关于屯田——于成龙说：“屯田夺民产业，不能实行！”靳辅则说：“丈出之田，作为屯田，抵补河工所用钱粮。　　因属吏奉行不善，民怨是实，臣无可辩，唯候处分。”关于开浚海口，靳辅的意见是：开海口虽可泄水，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于成龙的意见是：要是加高河堤，堤高一丈五尺，民居在其下面，一旦河决，无数百姓，将饱鱼腹！争论没有达成共识，决定再广泛征询意见。　　第五，集思广益。辩论双方各有各的理由，康熙不能决断。他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书写己见，上报朝廷。　　第六，会议裁决。康熙帝听了两方面的陈述，看了大臣的疏报，交九卿会议裁决：采纳了于成龙的方案，将靳辅罢官，陈潢被削职、逮京后病死。第七，实践验证。　　康熙帝曾数次派大臣视察河工，检验朝廷辩论的意见孰对孰错。后康熙帝南巡阅河，靳辅扈行随从。回京后，康熙肯定靳辅治河功绩，复还他的原来品级。　　第八，改正错误。靳辅之后，命于成龙为河道总督。康熙帝召于成龙入京，问：“过去你说靳辅之短，现在怎样？”于成龙回答：“臣那时妄言，现在也按照靳辅的办法去做。”　　这是对靳辅治河方案最好的结论。第九，断不出书。康熙悉心治河数十年，撰写治河论述，河道总督张鹏翮（hé）请将治河谕旨编纂成书，雕刻颁行，永久遵守。　　康熙说：“前代治河之书，无不翻阅，泛论虽易，实行则难。河水没有定性，治河不可一法。今日治河之言，欲令后人遵行，断不可行。”　　这表现了《厄鲁特蒙古图》康熙可贵的谦逊的科学态度。以上九点能够做到一点，可以称作明君。再说治理蒙古。　　康熙讲求仁道，抚绥蒙古。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分为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三大部。诸部内讧，互相残杀。　　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汗沙喇，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噶尔丹乘机东犯，逼迫喀尔喀南迁。康熙巧借噶尔丹东犯威逼喀尔喀之机，于三十年（1691年）五月，亲赴塞外，主持多伦诺尔（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会盟。　　盟会开始，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扎萨克图汗沙喇弟策妄扎布、车臣汗坐在第一排，其余按次序入座。蒙古王公贵族由理藩院官员引领晋谒康熙。康熙对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汗沙喇，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给噶尔丹以可乘之机的过失加以申斥，让他领罪。　　然后康熙说，如此盛大的盟会，要是对土谢图汗处以重罪，实在于心不忍。康熙当众宣布赦免土谢图汗之罪。喀尔喀贵族700余名、哲布尊丹巴辖下喇嘛600余名，齐向康熙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　　康熙帝在大蒙古包正式接受全体喀尔喀蒙古贵族的臣服，并编喀尔喀蒙古为49旗，封喀尔喀蒙古贵族为亲王、郡王、贝勒、公、台吉等。又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列阵10里，吹角鸣炮，众呼前进，声动草原。康熙骑马弯射，技艺精湛，令蒙古部众心悦诚服。　　康熙帝通过召见、训谕、赦免、封爵、检阅、较射、会盟、宴赏和修庙等举措，使喀尔喀蒙古出现冰释前仇、化解分歧、辑睦安居、气氛和谐的局面，实现了喀尔喀蒙古内部的重新统一。经过7天的多伦诺尔会盟，喀尔喀蒙古完全臣服清朝，加强了中央对喀尔喀蒙古的统一管辖。对臣民：仁爱宽刑康熙对臣民强调要实行“仁爱”。　　“仁”字，《孟子·尽心》说：“仁也者，人也。”儒家有“仁者爱人”的理念。“爱”字，有人说是近代的词，也有人说是西方的词。　　其实，《论语·颜渊》就有“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的话：“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仁爱”是儒家基本的政治理念。　　康熙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康熙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蠲（juān）免钱粮达545次之多，计银15亿两。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　　他宣布：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雍正实行“摊丁入地”，中国长期以来的人丁银被免除。其正面影响是减轻了人身依附，其负面影响是刺激人口增长。　　乾隆时人口到3亿，道光时则突破4亿。[22]康熙帝玄烨(6)关于康熙的仁爱，可以举一个例子。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在塞外视察时，发现一个人僵卧在路旁。他亲自询问，知道这个人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在回家路上，因为饥饿，躺下起不来。　　康熙立即下令给他喂热粥。等王四海苏醒后，将他带到行宫。后给王四海盘缠，送他回家。　　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大地震。康熙下令开设粥厂，还让太医院给伤病者送医送药。康熙实行宽刑政策。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全国秋决（判死刑）的犯人“尚不及四十人”。康熙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恰恰是康熙一生为人、行政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康熙区别于清朝其他11位皇帝的一个显著特点。康熙的仁政，措施之一是惩办贪官、表彰清官。　　清官是康熙帝的一面旗帜。康熙朝最著名的清官于成龙，有个绰号叫“于青菜”，就是因为他虽贵为封疆大吏，却常年不吃肉，只吃青菜。于成龙，山西永宁（今离石）人（康熙时还有一位于成龙，汉军镶黄旗人），先任广西罗城县知县，当时已经45岁。　　罗城位于万山之中，历经战乱，没有城郭，遍地榛莽，县衙是茅屋三间，居民仅有6家。于成龙到任后，召集流民，鼓励耕耘，设养济院，宽免徭役，兴建学宫，县境大治。史书说他“居罗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　　于成龙升任合州知州，前往赴任时，百姓倾城出动，痛哭号泣相送。有一位瞎子不肯离去。于成龙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回答说：“我想您路上盘缠不够，我会算卦，可以沿途赚点钱，以备不足之用。”　　于成龙很感动，就把他留下来。果然途中钱花光了，幸亏瞎子赚些算命钱补充路费才到了合州。在合州，有政绩，又迁黄冈。　　黄冈社会治安很乱，他装成乞丐，深入罪犯巢穴，日夜杂处，探明实情，一举端掉贼窝。又任黄州知府，再升任福建布政使。时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军中多掠良民子女为奴。　　他集资赎出被掠妇女放还。康熙十九年（1680年），升为直隶巡抚。上任后，严戒馈送长官。　　又迁两江总督。他自奉俭约，每天就是粗米、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称呼他为“于青菜”。在他的带动下，士绅们改绸缎为布衣，官宦出门轻车简从。　　仅仅数月，朴素之风大为流行。他过于劳累，死在任上。于成龙做官，不带家眷，十分俭朴。　　死后，将军、都统、官吏、友人到他家中一看，“惟笥（sì）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chǐ）数器而已”。就是说,于成龙的家中只有竹筐里粗糙纺织品制做的一身袍子和床头几罐食盐、豆豉而已。为追悼于成龙，市民罢市，聚哭致哀！百姓家挂他的画像祭祀。　　康熙说：“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格尔古德，满洲镶蓝旗人，笔帖式(即文书、翻译)出身，后升翰林院侍读学士，任日讲起居注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任直隶巡抚。上任前，康熙帝告诫他说：“你上任后不要急于求名，而要踏实做事；或遭愤恨报复，定要特别小心。”　　当时京畿地区，旗人与民人杂处；旗下的庄田，有王公大臣的庄田，有贵族豪绅的庄田。庄田设庄头，像《红楼梦》里的庄头乌进孝那样，管理庄田，负责收租，为害一庄。还有投充旗下的人，依靠主子，逃避差徭，诈害良民，无恶不作。　　自康熙初，鳌拜专权，大学士管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因触犯满洲权贵利益而遭杀害后，几乎没有人敢对这个敏感的问题上疏指陈。格尔古德上任不久，亲自访察，提出问题，疏陈：自己卖身投靠旗下之人，有的作奸犯科，想逃脱法网；有的游手好闲，逃避差役。这些人，放债牟利，则讳旗称民；遇上官司，又舍民称旗。　　他们诈害良民，官府不敢过问，应当加以严厉议处。格尔古德得到康熙帝的有力支持。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当时，大学士明珠权势倾朝，他的下属要圈百姓的坟地，民人投诉到户部。户部将诉状转直隶巡抚，格尔古德令宛平县核查。知县怕得罪权相明珠，报称“无碍民坟”。　　格尔古德不畏权相，上疏劾奏明珠属下“圈占坟地属实”，并请吏部问知县的罪。格尔古德敢于碰权相，敢于碰勋贵，秉承上旨，执法严惩，被时人誉为“铁面巡抚”。格尔古德居官，布衣蔬食，廉洁自律，不畏权贵，拒纳馈送。　　康熙帝命朝廷大臣公举清廉官吏，格尔古德被列为第一。彭鹏，福建莆田人，幼年聪慧，乡试中举。三藩之乱起时，他装疯不从。　　平定三藩之后，任三河县知县。三河在京东，旗民杂处，号称难治。有人冒称自己是给皇帝放鹰的，到县里敲诈勒索，作恶多端。　　彭鹏经过侦访，查明其真实身份，逮捕并鞭刑严惩。有人偷盗，彭鹏闻警，立即佩刀乘马，急疾追捕。康熙帝巡视京畿，知道彭鹏清廉，在接见他时，赐给他内库帑（tǎng）金三百，并说：“知道你清正，不接受百姓的钱，这些钱给你养廉！”后调升彭鹏为科道。　　他受命到陕西、山西、河南了解民情、赈济灾荒。他疏报：泾阳知县刘桂克扣籽粒，猗氏知县李澍杖杀灾民，磁州知州滥派运费，南阳知县暧昧分肥等。诏三省巡抚察审，奏报没有查实。　　在当时，当事人因受到关系网的保护，要核实一个贪污案件，是十分困难的。康熙帝又派他做顺天府尹，彭鹏疏劾顺天乡试举人李仙湄的考卷墨迹删改过多，考官徐倬、彭殿元徇私欺蒙，疏语中说：“臣如妄言，请劈臣头，半悬国门，半悬顺天府学。”九卿等召开会议，认为他语言不敬，应当罢官。　　康熙帝命考官徐倬、彭殿元退休，而对彭鹏不问。彭鹏为官，拒馈赠，清操守，是康熙朝著名的清官。[23]康熙帝玄烨(7)张伯行，河南仪封人，进士出身。中进士后，买各地大儒的图书，口诵手抄，整整7年。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以学问清醇、志操洁肃自励。做官后，家乡河堤崩溃，自己出钱招募民工运土塞堤。任山东济宁道，遇上饥荒，从河南家里运送钱米，并缝制棉衣，给灾民充饥御寒。　　任江苏巡抚，发现总督噶礼贪婪。江南乡试作弊，生员哗然，抬着财神像到学宫，影响很大。张伯行调查，此案同总督噶礼有关，便上疏朝廷。　　康熙命尚书张鹏翮等调查，查证作弊之事同噶礼有关，噶礼便弹劾张伯行。康熙命再调查。结果是噶礼被诬告，张伯行应当罢官。　　康熙命第三次复查，结论同前一样。康熙说三次查证都是非颠倒，命再议。其实，康熙已经通过密折对噶礼和张伯行都进行了解。　　康熙知道张伯行是清官，应当加以保全，著免噶礼官，由张伯行任总督。康熙帝表彰清官，一则是为大小官员树立榜样，养成一代清廉的吏风；二则是借清官监督、揭发、打击贪官；三则是派几位好官，为百姓做点好事；四则是推行“仁爱”理念，为自己博得仁政的名声。但是，清官往往为上级所不喜欢，也普遍为同僚所不喜欢。　　清官必遭贪官的嫉恨，也必遭贪官的报复。前述于成龙、格尔古德、彭鹏、张伯行等无一例外。然而，康熙帝之所以仁明，在于他能明察是非曲直，而不使廉吏灰心，能信任并保全清官，而遏制贪风日长。　　在皇朝时代，官吏贪婪是普遍现象。康熙虽然奖励清官、惩治贪官，但贪官污吏还是屡屡出现。看来康熙对待吏治，还缺乏系统的制度：严格制度，使官吏不能贪污；严厉惩处，使官吏不敢贪污；严定薪俸，使官吏不必贪污；严肃教育，使官吏不想贪污。　　对西学：虚心吸纳自明朝后期始，西方耶稣会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一面传教，一面传授西方科学知识。明末南怀仁像的大学士徐光启等，从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翻译西方科学著作。　　在康熙朝有一批外籍教师，如比利时人南怀仁、葡萄牙人徐日升、法国人张诚和白晋等，其中以汤若望和南怀仁最为著名。汤若望，耶稣会士，德国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来华。这一年恰好发生萨尔浒大战。　　他先到澳门，后入广州，再到北京。崇祯时，创设历局，修订历法，汤若望任事，与中国官员共同编成《崇祯历书》，设馆在今北京宣内南堂地方。清命汤若望掌管钦天监事，参与修正历法。　　新历法称《时宪历》，颁行天下。汤若望同顺治的关系，在上文已经探讨过。顺治病危时，议立嗣君。　　福临因皇子年龄太小，想立皇弟；皇太后的意思是立皇三子、八岁的玄烨，征询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以玄烨出过天花可终生免疫，支持皇太后的意见。顺治就一言而定玄烨继承皇位。　　顺治死后，汤若望在康熙初年被抓进监狱，原因是受了杨光先的诬告。杨光先，安徽歙（shè）县人，为人粗暴，好争斗。崇祯时来到京师，抬着棺材到阙下，上疏弹劾大学士温体仁，被称为奇人。　　后遭廷杖，谪戍辽西。明亡后，回江南，后又旅居京师。他不懂天文历法，却自认为是一位天算学家。　　顺治时上书，指责《时宪历》封面不当题“依西洋新法”五个字，攻击汤若望。当时顺治帝对汤若望非常崇信，礼部不予受理。康熙三年（1664年），杨光先再次诬告汤若望，一面上书朝廷，一面散发传单。　　其中杨光先指责汤若望的《时宪历》只编200年，大清皇朝万万年，这岂不是让大清短祚吗！这是一场保守派对维新派，愚昧文化对科学文化之争。这时汤若望患病，行动不便，无力争辩。可怜的汤若望身患重病，昏迷恍惚，戴着9条锁链，躺在小木床上，仍手举望远镜观测日蚀。　　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辅政大臣鳌拜等支持杨光先，定汤若望死罪，钦天监五位部门负责官员被处死，废弃《时宪历》。孝庄太皇太后认为对汤若望处分过重，经两次复议，汤若望免死下狱。但也恢复了旧历法，废除了《时宪历》。　　杨光先则先升为钦天监副，又升为钦天监正。第二年七月，汤若望死于寓所。康熙亲政后，对这桩学术公案采取了谨慎而科学的态度。　　因杨光先靠政治讦告做了钦天监一把手，但他不能胜任天文数学的研究和实测。后来用比利时人南怀仁治理历法。南怀仁借地震的机会，奏称杨光先等在历法、测验方面的错误。　　康熙曾多次召杨光先与南怀仁到宫中当众测验，结果每次都证明南怀仁测算正确，而杨光先并不会计算。康熙八年（1669年），16岁的康熙皇帝以“历法精微，难以遽（jù）定”，命大学士图海等20人会同钦天监官员，赴观象台共同测验。届时，大学士、尚书及其他官员等，聚集一处，当场测验。　　结果，南怀仁所测都应验，杨光先等所言都不应验。他们做的其他验证也表明：南怀仁的正确，杨光先的错误。最后，议政王等议：推倒杨光先诬告汤若望案，杨光先斩首，为汤若望及同案死者平反。　　康熙宽弘仁厚，命对杨光先夺其官、免其死、遣回原籍（杨死于返乡途中）。康熙不论对传统文化还是西学，不论对中国人还是对外国传教士，都没有偏见。他的这种对待各种文化、不同种族的平等心态，来自于其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　　[24]康熙帝玄烨(8)对子孙：督教以严康熙帝的子女，在清帝中算是最多的，共有35子、20女。有学者统计，康熙的皇孙共97人。康熙对子孙的教育特别认真，也特别严格。　　康熙也像平民百姓一样，严格教子，望子成龙。老百姓的儿子，经过教育，可以成才，但不能成龙；除非造反，夺得天下，自登皇位。“高阳酒徒”汉高祖刘邦和“凤阳贫僧”明太祖朱元璋等能够成龙，绝不是父母培养教育出来的。　　在中国帝制时代，只有皇帝才可能通过教育使自己的儿子成龙；至于平民百姓，那是万万做不到的。康熙皇帝为着大清江山世代永固，社稷绵延亿万斯年，便对诸皇子进行严格的教育。明朝的诸藩王，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　　清承明制，又有损益。康熙皇帝对皇子的教育，首选为成龙，次之为襄（助）政，又次之为领兵，再次之为务学，复次之为书画。由是，康熙帝不仅制定严格的制度，而且进行严格的教育。　　康熙对子孙的教育，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包括言传、身教，让子孙参加祭祀、打猎、巡幸、出征等，上学是康熙教育子孙的基本方式。清朝皇子的教育，《养吉斋丛录》记载：“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　　学习的时间，“寅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　　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休假日，“惟元旦免入直，除夕及前一日巳刻，准散直”。一年之中，休假只有元旦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　　相比之下，今日学生的假日可谓多矣。康熙确定了皇子皇孙的教育制度。康熙定制，皇子皇孙6岁开始在上书房读书。　　康熙亲自为皇子们选定师傅，起初有张英、熊赐履、李光地、徐元梦、汤斌等一代名儒。皇子老师中的汉人师傅，主要教授儒家经典；满人师傅称谙达——内谙达教授满文和蒙古文，外谙达教授弓箭骑射技艺。《康熙起居注册》等书记载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六月初十日，皇子一天读书的情状：寅时（3～5时），皇子在书房读书，复习前一天的功课，准备师傅到来上课。　　卯时（5～7时），满文师傅达哈塔、汉文师傅汤斌和少詹事耿介，进入无逸斋，向皇太子恭行臣子礼后，侍立在东侧；管记载皇太子言行的起居注官德格勒、彭孙遹（yù）侍立在西侧。皇太子允礽(réng)伏案诵读《礼记》中的章节，讽咏不停。允礽遵照皇父“书必背足一百二十遍”的规定背足数后，令汤斌靠近案前听他背书。　　年近60岁的汤斌跪着捧接皇太子的书。听完允礽的背诵，一字不错，就用朱笔点上记号，重画一段，再读新书，捧还经书，退回原来的地方站立。皇太子又写楷字一纸，约数百字。　　辰时（7～9时），康熙上完早朝，向太皇太后请安之后，来到皇太子读书的畅春园无逸斋。皇太子率领诸臣到书房外台阶下恭迎。康熙入斋升座，问汤斌曰：“皇太子书背熟否？”汤斌奏道：“很熟。”　　康熙接过书后，指出一段，皇太子朗朗背诵，一字不错。康熙又问起居注官：“尔等看皇太子读书如何？”奏道：“皇太子睿质岐嶷(yí)，学问渊通，实在是宗庙万年无疆之庆！”康熙嘱咐他们对皇太子不要过分夸奖，而应严加要求。检查完皇太子的功课，康熙回宫。　　巳时（9～11时），时值初伏，日已近中，骄阳似火。皇太子不摇折扇，不解衣冠，凝神端坐，伏案写字。师傅达哈塔、汤斌和耿介，因为年迈暑热，晨起过早，伫立时久，体力不支，斜立昏盹，几乎颠仆。　　皇太子写好满文一章，让师傅达哈塔传观批阅校对。汤斌奏道：“笔笔中锋，端严秀劲，真佳书也！”达哈塔也奏道：“笔法精妙，结构纯熟。”皇太子又将《礼记》画定的篇章读120遍。　　午时（11～13时），侍卫给皇太子等进午膳。皇太子命赐诸师傅也吃饭。诸臣叩头谢恩后，就座吃饭。　　膳后，皇太子没有休息，接着正襟危坐，又读《礼记》。读过120遍，再由汤斌等跪着接书，皇太子背诵。未时（13～15时），侍卫端进点心。　　皇太子吃完点心后，侍卫在庭院中张侯——安上箭靶。皇太子步出门外，站在阶下，运力挽弓，扣弦射箭。这既是一节体育课，又是一节军事课。　　是为教育皇子们“崇文宣武”，治理国家。皇太子射完箭，回屋入座，开始疏讲。汤斌和耿介跪在书案前面，先生翻书出题，学生依题疏讲。　　申时（15～17时），康熙又来到无逸斋。皇长子胤(zhī)、皇三子胤祉(zhǐ)、皇四子胤禛(zhēn)、皇五子胤祺、(皇六子早殇)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sì)，同来侍读。康熙说：“朕宫中从无不读书之子。　　向来皇子读书情形，外人不知。今特召诸皇子前来讲诵。”汤斌按照康熙的旨意，从书案上信手取下经书，随意翻书命题。　　诸皇子依次鱼贯进前背诵、疏讲。皇五子胤祺因学满文，所以只写满文一篇，圈点准确。康熙亲自书写程颐七言律诗一首，又写“存诚”两个大字一幅，给皇子们示范。　　群臣称颂说小字“秀丽”、大字“苍劲”。酉时（17～19时），侍卫在院中张侯之后，康熙令诸子依次弯射，各皇子成绩不等。又命诸位师傅射箭。　　随后，康熙亲射，连发连中。[25]康熙帝玄烨(9)天色已暮，诸臣退出。皇太子等在畅春园无逸斋一天的功课完毕。教育能影响一个人，而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人生道路。　　康熙帝的35个儿子中，序齿的有24位，实际上成人(年满16岁)的，只有20位。这20个儿子，是由17个妻子生育的。他们性情志趣各不相同，大体可以分为四类：政治型。　　康熙帝培养儿子的主要目标是从皇子中产生一位满意的接班人，以使大清帝国江山永固、社稷万年。首先，以儒家经典教育皇子；其次，以“国语骑射”培养皇子；再次，训练皇子实际能力；复次，传授治国安邦之道。诸皇子的培养教育，以皇太子为重。　　早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封年仅1岁的胤礽为皇太子，加以眷宠，施以特教。初始，康熙帝亲自教他读书、写字。6岁就傅，令大学士张英、李光地做他的老师，又命大学士熊赐履教他性理之书。　　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命皇太子留京代理政务。康熙帝几次南巡，也多命皇太子留守京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帝患病，命皇太子代理政事：“朕因违和，于国家政事，久未办理，奏章照常送进，令皇太子办理，付批办处批发。”　　康熙帝病愈之后，命皇太子协助处理一般政务和旗务。他对其他皇子，如皇四子、皇八子、皇十四子等，常委以军政重任，既对其加强锻炼，又对其进行考察。学者型。　　康熙教皇子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测量学、农学等。先以观测日食为例。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闰三月初一日，日食。　　时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在外，皇太子在北京观测，使用皇父所赐嵌有三层玻璃的小镜子，装于自鸣钟之上，用望日千里眼观望。日食似不到十分，日光、房屋、墙壁及人影俱可见，甚属明耀。观测奏报自京城发出，送皇父览阅。　　康熙帝得到奏报后，朱批曰：“览尔所奏，果然如此。”后来皇四子胤禛（雍正）回忆道：“昔年遇日食四五分之时，日光照耀，难以仰视。皇考亲率朕同诸兄弟在乾清宫，用千里镜，四周用夹纸遮蔽日光，然后看出考验所亏分数。　　此朕身经实验者。”又以几何学为例。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写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说，康熙帝亲自给皇三子胤祉讲解几何学，并培养其科学才能。　　后又让胤祉等向意大利耶稣会士德理格学习律吕知识，“命臣德理格在皇三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殿下前，每日讲究其精微，修造新书”。康熙帝命在畅春园蒙养斋开馆，派允祉主持纂修《律历渊源》，汇律吕、历法和算法于一书。允祉还为《古今图书集成》的纂辑做出贡献，成为康熙朝一位杰出的学者。　　但他在雍正继位后，仍未逃过劫难：被夺爵，禁景山永安亭而死。艺术型。康熙帝对书法下过一番功夫，他同皇子们说：“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　　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他对有的皇子练字，做出具体规定：每一日要写十幅呈览。在皇父严格要求与督促之下，皇太子、皇三子、皇四子、皇七子、皇十三子和皇十四子等，都写得一手好字。　　皇二十一子胤禧，史载其“诗清秀，尤工画，远希董源，近接文徵明”。皇三子胤祉和皇七子胤祐，以其尤长书法而受命书写康熙帝景陵的《神功圣德碑文》。生活型。　　康熙帝的儿子们，有的因其生母卑微，如皇十二子生母万琉哈氏为定嫔，皇十五子生母王氏为密嫔，皇十七子生母陈氏为勤嫔，还有连嫔的品级也未受封；有的因年龄太小，如康熙帝初废皇太子后出生的皇子，到他崩驾时皇二十一子和皇二十二子都是11岁，皇二十三子9岁，皇二十四子才6岁，他们没有资格、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同兄长们去争夺皇位。这些皇子能明哲保身，母子平安，安享富贵，就算有大福了。他们不求登大位，但求生活好。　　所以，把他们归为生活类。康熙教育子孙，是他为君之道中的重要内容。清朝的皇帝没有暴君、没有昏君也没有怠君。　　康熙的继承者雍正、乾隆都很杰出。康熙的皇子中，没有不学无术的庸人，也没有胡作非为的纨绔。他们都有一定素养、一技之长。　　这些都同康熙、清朝重视皇子皇孙的教育有关。但康熙帝的儿子太多，在位时间又长。“夜长梦多”，皇子们结党自固，争夺皇位，最后导致残酷的宫廷斗争。　　这将在下面讲雍正时探讨。玄烨个人小档案姓名：爱新觉罗·玄烨出生：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八日属相：马卒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享年：68岁谥号：仁皇帝庙号：圣祖陵寝：景陵（清东陵）父亲：福临母亲：佟佳氏，后尊为孝康章皇后初婚：12岁结婚配偶：16人，皇后赫舍里氏子女：35子，16女继位人：胤禛（雍正）最得意：14岁智擒辅臣鳌拜最失意：三丧皇后最不幸：幼年丧父、丧母最痛心：储位两立两废最擅长：学习相关阅读书目推荐（1）阎崇年：《清朝皇帝列传·康熙大帝》，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2）孟昭信：《康熙大帝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3）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学苑出版社，1994年（4）王思治主编：《清朝通史·康熙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26]雍正帝胤禛(1)康熙驾崩后，45岁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即位，年号雍正。“雍正”是雍亲王得位正、为君正的意思。然而有趣的是，自从雍正继位，到现在282年间，史学界乃至民间对胤禛得位是否正、为君是否正的问题，从来没有停止过议论和争论。　　野史笔记、文艺创作，更是对此，特别是对雍正即位之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前段时间播出的44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进一步将雍正继位疑案加以渲染，更引起广大观众的极大兴趣。以下从雍正继位前奏、继位疑案和继位余波三个方面，对此加以阐释和解说。　　储位之争：前奏清朝的皇位继承，没有采取汉族的嫡长继承制，就是正妻长子继承制。努尔哈赤因为曾经立长子褚英失败，于是决定汗位的继承由八大和硕贝勒会议推定；皇太极猝死，他的遗位继承，也是在满洲贵族会议上推定，由6岁的福临继位；顺治死前，皇位的继承没有经过满洲贵族会议讨论，而是由孝庄皇太后同顺治商量，用遗诏决定由年仅8岁的玄烨继位。这个“遗诏制”破坏了清太祖、太宗两代的皇位继承由满洲贵族会议推定的传统，开了清代皇帝生前用遗诏决定皇位继承人的先例。　　康熙继承了其皇父顺治生前决定继承人的办法，采取皇太子制。先立太子的好处是免得皇帝死后引起皇位争夺的血腥斗争，坏处是皇太子同兄弟之间会产生残酷斗争。康熙看到了前者，却忽视了后者。　　康熙共有35个儿子，排序的有24人，成年且受册封的只有20人。这20个皇子中，年龄较长者有12人。他们是：大阿哥允、二阿哥允礽、三阿哥允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允祺、七阿哥允祐、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táng）、十阿哥允（é）、十二阿哥允祹（táo）、十三阿哥允祥、十四阿哥允（tí）。　　康熙十三年（1674年），皇二子（实际上是第六子）允礽生。皇后赫舍里氏在生育允礽时难产死亡，年仅22岁。康熙十分伤心，故对允礽格外钟爱，第二年就册立他为皇太子。　　这年康熙22岁，皇太子才两岁。康熙的这个决定虽然看到他父亲未能尽早立储的教训，但立储过早、太子过幼，显然也是欠妥当的。因为其间的变数太多、太大，两岁的皇太子允礽以后会是什么样？难以预料。　　康熙对皇太子的教育竭尽心力，生活上特别关爱。康熙十七年（1678年），皇太子出痘，时值平定三藩之乱的紧要时刻，但康熙亲自护理太子，竟连续12天没有批阅奏章。皇太子在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留守京师，处理政务。　　平时他也分担处理皇父的部分政务和军务。所以，在皇太子册立后的33年间，朝廷中自然形成太子党。皇太子集团。　　皇太子允礽的生母皇后赫舍里氏的祖父是索尼，父亲是领侍卫内大臣噶布喇，叔父是当朝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索额图结党，趋奉皇太子，议论国政，密谋大事。康熙曾警告索额图说：“你们背后谋划的事，你们勾结一处的所作所为，你们背后说的怨恨之言，都不能摆在桌面儿上说，你心里很清楚！”康熙深感自己的皇位和生命受到威胁，说：“说不定哪天就被鸩杀，或者被谋害，真是日夜警惕，心神不宁。”　　后来康熙下令将索额图处死，同时警告皇太子说：“从前索额图帮着你谋划的那些事情，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将索额图处死。”但皇太子并未因此而收敛，反而更加乖张。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木兰围场的布尔哈苏台行宫，康熙以皇太子允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宣布废除皇太子。　　当时，他且谕且泣，至于仆地。谕毕，悲伤万分，愤懑不已。甚至六天六夜，不安寝食，涕泣不止。　　后患中风，只能用左手批阅奏折。康熙废皇太子引出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抱有野心的皇子们，结党钻营，谋贪大位。于是在太子党之外，又形成皇八子集团和皇四子集团。　　皇八子集团。皇八子允禩，“有才有德”，聪明能干，内外经营，很得众心。在初废皇太子之后，允禩署内务府总管事，党羽相结，谋为代立。　　皇长子允为惠妃庶出，外叔公是已免职的大学士明珠，本没有希望获取储位。但允生母惠妃曾抚养过允禩，于是两人勾联。其他如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皇十四子允（与胤禛同母），大臣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都依附于允禩。　　皇长子允的密谋泄露，被夺爵、幽禁。储位空悬，也不是回事。大臣们建议康熙早定储位。　　康熙命诸大臣密举可继立为太子者，以测验大臣之意。大学士马齐等大臣都秘密推举皇八子允禩。允禩觉得自己做皇太子有望，一些兄弟和朝臣也纷纷靠向允禩。　　由是，在皇八子允禩周围，逐渐形成一个争夺皇储的政治集团。后允禩被锁拿，革爵位。十四阿哥允求情，康熙大怒，“出佩刀将诛允，允祺跪抱劝止”。　　诸皇子俯地叩头，恳求皇父息怒。康熙帝怒气稍解，命诸皇子鞭挞允禩。康熙看到废皇太子后诸子争夺储位斗争更为复杂，也更为激烈，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允礽为皇太子。　　诸皇子明白：既然皇太子第一次能被废掉，也可能第二次被废掉。于是，皇太子集团与皇八子集团之间的斗争更加激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决定再废皇太子，对其党羽恨之入骨、严厉惩罚，如将尚书齐世武“以铁钉钉其五体于壁而死”，将死于狱中的步军统领托合齐锉尸焚烧。　　这样，形势越发复杂，在皇太子集团和皇八子集团之间的皇四子胤禛也逐渐形成集团。[27]雍正帝胤禛(2)皇四子集团。皇四子党包括胤禛的十三弟允祥、十七弟允礼，以及隆科多、年羹尧等。胤禛颇有心计，细心观察，不露声色。　　他对皇太子的废立，窥测风向，暗藏心机。他对皇八弟允禩集团，既不附从，也不作对。他佯听父言，“安静守分”，虔心佛法，广结善缘，巧妙地将自己隐蔽起来。　　他对父皇表示忠孝，又尽力友善兄弟，并交好朝廷诸臣。对其同母所生的皇十四弟允，却不去交结，听任其同皇八弟允禩结党。当皇太子党和皇八子党争得鱼死网破的时候，在父皇、兄弟、王公、大臣们将视线集注于皇太子党和皇八子党的时候，他以不争为争，坐收渔人之利。　　胤禛为着谋取皇位，韬光养晦，费尽心机。他的心腹戴铎，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为他谋划道：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　　……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戴铎提出的策略是——对皇父要诚孝：适当展露才华。不露才华，英明之父皇瞧不上；过露所长，同样会引起皇父疑忌。　　对兄弟要友爱：大度包容，和睦相待。对事对人都要平和忍让：能和则和，能结则结，能忍则忍，能容则容。使有才能的人不忌恨你，没有才能的人把你当作依靠。　　雍正帝基本按照上述策略，一步一步地绕过皇位争夺中的险滩暗礁，向着皇帝的宝座曲折航进。“诚孝”皇父。胤禛知道，博得皇父的信赖和喜欢，是自己一生事业中最为重要的事情。　　他抱定一项宗旨，就是诚孝皇父。如在诸皇子争夺皇位激烈之时，他极力表现出对皇父的“诚”与“孝”，既不公开竞争，且劝慰皇父保重。康熙帝第一次废太子后，大病一场。　　胤禛入内，奏请选择太医及皇子中稍知药性者允祉、允祺、允禩和自己检视方药，服侍皇父吃药治疗。康熙帝服药后，病体逐渐痊愈。于是，康熙帝命内侍梁九功等传谕：“当初拘禁允礽时，并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只有四阿哥深知大义，多次在我面前为允礽保奏，像这样的心地和行事，才是能做大事的人。”　　胤禛自己也说：“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对皇父的“诚”与“孝”得到了回应。　　“友爱”兄弟。胤禛知道，善于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是自己一生事业中仅次于诚孝皇父的重要事情。他在随驾出京途中，作《早起寄都中诸弟》诗说：“一雁孤鸣惊旅梦，千峰攒立动诗思。　　凤城诸弟应相忆，好对黄花泛酒卮（zhī）。”表明他愿做群雁而不做孤雁的心意。他在继位之前，处理兄弟关系的主要原则是“不结党”、“不结怨”。　　诸兄弟之间，结党必结怨。胤禛没有参加皇太子党，也没有参加皇八子党。他表现出既诚孝皇父，也友爱兄弟的态度，使他躲避开皇父与兄弟两方面的矢镞，而安然无恙。　　勤慎敬业。胤禛尽量避开皇储争夺的矛盾，极力表现自己不仅诚孝皇父、友爱兄弟，而且勤勉敬业。凡是皇父交办的事情，都竭尽全力去办好，既使皇父满意，也使朝臣口碑相传。　　自结婚后30年的实际磨炼，使他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深刻认识与深切体验，为后雍正手书对联来登上皇位准备了条件。戒急用忍。胤禛的性格，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怒不定，二是遇事急躁。　　康熙就此曾经批评过他。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禛央求皇父说：“现在我已经三十多岁了，请您开恩将谕旨内‘喜怒不定’四字，不要记载了吧。”康熙帝同意，因谕：“此语不必记载！”胤禛是个性格急躁的皇子。　　他曾对大臣说：“皇考每训朕，诸事当戒急用忍。屡降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胤禛继位后，定做“戒急用忍”掉牌，为座右铭，用以警示。　　康熙晚年因其诸子皇位继承纠葛而大伤元气，郁结成疾，悲离人世。他曾说：“日后朕躬考终，必至将朕置乾清宫内，尔等束甲相争耳！”康熙是以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晚年的境况自喻：齐桓公晚年，五个儿子树党争位。齐桓公刚死，诸子相攻，箭射在尸体上，也没有人顾及。　　其尸体在床上67天没法入殓，以至蛆虫爬出窗外。由此可以透出康熙大帝晚年心境的悲苦。康熙帝驾崩，皇四子胤禛登极，是为雍正皇帝。　　一段历史疑案就此产生。储位之争：登极关于雍正的继位，有三种说法：遗诏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第一，遗诏继位说持此说者认为：（1）雍正受到皇父康熙的信任，派他到天坛代行祭天大典，说明康熙临终前有意让雍亲王继承皇位。　　（2）有康熙遗旨为证。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病重。《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3）有《康熙遗诏》为证。《康熙遗诏》今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面写道：“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28]雍正帝胤禛(3)第二，改诏篡位说持此说者认为：（1）胤禛虽在康熙眼中印象不错，让他代为天坛祭天，但不能证明康熙有意、有遗旨让他继位。（2）康熙在临终的当天（十三日），寅刻，宣召皇三子、皇七子、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二子、皇十三子共七位阿哥和隆科多进宫，向他们宣谕：“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这么重要的决定，既然将继位大事告诉七位阿哥和隆科多，为什么不向当事人——继位者胤禛宣谕？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件事是无中生有，是雍正继位后编造的。　　（3）如果说胤禛当时代父到天坛祭天不在西郊，那么胤禛在当天曾三次受召到康熙榻前问安，《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记载：“皇四子胤禛闻召驰至。巳刻，趋进寝宫。上告以病势日臻之故。　　是日，皇四子胤禛三次进见问安。”可见这时康熙并没有糊涂。可他为什么在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12个小时之间，三次召见胤禛，都没有当面告诉由他继承皇位？有的学者认为：这反倒证明康熙没有向七位皇子宣布由胤禛继位遗旨这件事。　　（4）康熙咽气之后，为什么由隆科多一人单独向胤禛宣谕由皇四子继位的遗诏？而宣谕康熙遗旨时王公大臣和其他兄弟都不在场？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康熙遗旨是假的。（5）康熙崩逝的噩耗传出，京城九门关闭6天，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进入大内。这就使人们产生“雍正政变”的疑问。　　（6）《康熙遗诏》自然应在康熙去世之前已经定稿并经康熙审定，本应在康熙十三日死后立即当众宣布，为什么到十六日才公布？可见这段记载有伪造的嫌疑。（7）经过清史专家研究，这份《康熙遗诏》是参照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谕旨加以修改而成的。康熙帝说：“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　　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康熙遗诏漏洞百出。”（8）有人说，雍正死后不埋在清东陵而埋在清西陵，说明他得位不正，不愿意、没有脸面在地下见他的皇父康熙、祖父顺治。（9）雍正对诸多兄弟或杀害、或监禁，似有“杀人灭口”或有口不能说之嫌。　　（详见下文）（10）雍正继位后杀年羹尧、隆科多是为了“杀人灭口”。在上述雍正改诏继位诸说中，主要为夺嫡说和篡位说。其一，雍正是否夺嫡？如前所说，清朝的皇位继承没有实行嫡长制。　　在清太祖、太宗时，皇位继承采用满洲贵族会议推选制。清世祖福临首用遗旨制，就是在临终前指定皇三子玄烨为皇位继承人，这就是康熙皇帝。康熙的皇位继承，先是指定允礽为皇太子，继而废，废而立，又再废。　　既然清朝没有实行“嫡长制”，雍正登极之前康熙并没有“立嫡”，雍正何嫡之可夺？所以不能说雍正继位是“夺嫡”。其二，雍正是否篡位？认为雍正篡位者的根据是：雍正篡了他的同胞皇十四弟允的位。其理由是：（1）康熙意中的继承者是皇十四子允，派他做抚远大将军，就是让他立军功、掌军权、树威信以备接班。　　（2）有的学者认为康熙临死之前，没有留下让雍亲王继位的遗诏。这份所谓《康熙遗诏》是伪造的。康熙刚死，就传出雍正党人将康熙遗嘱“传位十四子”，篡改作“传位于四子”的说法。　　共有胤禛改诏、隆科多改诏、年羹尧改诏三种说法。如说康熙临终前本来发了一道诏谕，叫远在西宁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允紧急回京继位，却被步军统领隆科多捏在手里不发，改作“传位于四子”。此属传闻，不为史实。　　因为如果康熙帝真有“传位于四子”的遗嘱，那么：其一，当时繁体字的“于”写作“於”，“十”字很难改成“於”字；其二，当时行文规范是“皇某子”，“于”与“四”之间隔了一个“皇”字，很难改；其三，满文为清朝的国书，如此重要的遗旨应同时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满文又岂能改“十”为“于”？（3）雍正是否更改名字？有人说：康熙遗嘱传位“胤??”（皇十四子），因“胤??”与“胤禛”字形、字音相近，胤禛遂取而代之。后将《玉牒》的名字挖改。雍正又命十四弟改名允。　　这就是“玉牒易名”说。学界对雍正改名看法颇不一致。一种看法是，皇四子就叫胤禛（zhēn），皇十四子就叫胤??（zhēn），雍正做了皇帝，便命皇十四弟改名允。　　胤禛做了皇帝之后，命他的兄弟将名字中的“胤”字，改为“允”字，以示避讳。总之，康熙临终前立皇十四子允继位说，可谓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既然康熙晚年没有“立储”，雍正登极之前康熙没立“储位”，雍正何位之可篡？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建成篡了兄长的位；燕王朱棣(dì)发起“靖难之役”，篡了侄子建文帝的位。　　康熙死后、雍正登极之前没有皇帝在位，所以不能说雍正继位是“篡位”。第三，无诏夺位说。持此说者认为：说雍正奉遗诏继位，许多矛盾解释不清楚，其说难以自圆；说雍正改诏篡位，真正有力的证据也显得不足。　　雍正登极，是因为他在皇位争夺中取得了胜利。这场皇位争夺斗争，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前前后后，40多年。结果，皇太子党失败，皇八阿哥党也失败，皇四阿哥党胜利。　　[29]雍正帝胤禛(4)雍正帝的皇位，是正取，还是逆取？从胤禛登极至今282年以来，既是学术界激烈争议的问题，也是演艺界火爆炒作的题目。雍正继位是否逆取？历史没有留下记载。历史是胜利者的记录，正史不会也不可能会对雍正逆取皇位做出记载。　　康熙生前未立皇位继承的遗诏，也不会留下一鳞半爪暗示皇位继承的文献。但是，自康熙宾天至雍正继统，即有皇位出自篡夺的传闻异说。雍正为此亲撰上谕驳斥，编纂《大义觉迷录》一书，想为自己洗刷不白。　　储位之争：余波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就“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等十项大罪，进行自辩，颁行天下。然而，事与愿违，欲盖弥彰，弄巧成拙，愈描愈黑，留下生动而曲折的历史故事。那么事实究竟如何？雍正的上述罪名能否成立？让我们一一分析：雍正是否毒死皇父？一种说法是：康熙帝是喝了胤禛送的人参汤被毒死的。　　这话从伦理、法理、情理讲，既悖于情，也不合理。从当时的具体环境、周围条件分析，既违背史实，也绝无可能。雍正是否逼死生母？《大义觉迷录》说：“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　　看来当时雍正“逼母”说流传很广。雍正生母乌雅氏，生三个儿子：胤禛、允祚（5岁死）、允。传说：雍正继位后，将允调回北京关押起来，他母亲想见允，雍正不准，太后一气之下，撞死在铁柱子上。　　乌雅氏眼看亲生儿子允被囚禁，作为皇太后能不生气吗？时人将雍正母亲的死同他囚禁胞弟相联系是很自然的事情。雍正是否弑兄杀弟？雍正帝继承皇位之日，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康熙崩逝的噩耗传出，京城九门关闭6天，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进入大内。　　箭在弦上，形势紧张。当时年满20岁的皇子共有15人：即雍正的大哥允、二哥允礽、三哥允祉、五弟允祺、七弟允祐、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十弟允、十二弟允祹、十三弟允祥、十四弟允、十五弟允、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大阿哥允，在太子废立中得罪皇父，被夺封爵，幽于府第。　　康熙帝派贝勒延寿等轮番监守，并严谕：疏忽者，当族诛。允已成为一只不再见天日的死老虎。雍正十二年（1734年）死，以贝子礼殡葬。　　二阿哥即废太子允礽，被禁锢在咸安宫。雍正仍不放心，一方面封其为理郡王，另一方面又命在山西祁县郑家庄盖房驻兵，将允礽移居幽禁。雍正二年（1724年），允礽死去。　　三阿哥允祉，本不太热心皇储，一门心思编书，但也受到牵连。雍正即位后，以“允祉与太子素亲睦”为由，命“允祉守护景陵”，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守陵。允祉心里不高兴，免不了私下发些牢骚。　　雍正知道后，干脆将允祉夺爵，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1732年），允祉死。五弟允祺，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曾领正黄旗大营，后被封为恒亲王。　　允祺没有结党，也没有争储。雍正即位后，借故削其子的封爵。雍正十年（1732年），允祺死。　　七弟允祐，雍正八年（1630年）死。八弟允禩，是雍正兄弟中最为优秀、最有才能的一位。但是，“皇太子之废也，允禩谋继立，世宗深憾之”。　　雍正继位后，视允禩及其党羽为眼中钉、肉中刺。允禩心里也明白，常怏怏不快。雍正继位，耍了个两面派手法：先封允禩为亲王——其福晋对来祝贺者说：“何贺为？虑不免首领耳！”这话传到雍正那里，命将福晋赶回娘家。　　不久，借故命允禩在太庙前跪一昼夜。后命削允禩王爵，高墙圈禁，改其名为“阿其那”。“阿其那”一词，学者解释有所不同，过去多认为是“猪”的意思，近来有学者解释为“不要脸”。　　允禩又被幽禁，受尽折磨，终被害死。九弟允禟，因同允禩结党，也为雍正所不容。允禟心里明白，私下表示：“我行将出家离世！”雍正哪能容许允禟出家！他借故命将允禟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捕囚禁。　　改允禟名为“塞思黑”。“塞思黑”一词，过去多认为是“狗”的意思，近来有学者亦解释为“不要脸”。不久给允禟定28条罪状，送往保定，加以械锁，命直隶总督李绂幽禁之。　　允禟在保定狱所备受折磨，以“腹疾卒于幽所”，传说是被毒死的。十弟允，因党附允禩，为雍正所恨。雍正元年（1723年），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来京病故，送灵龛（kān）还喀尔喀（今蒙古共和国），命允赍(jī)印册赐奠。　　允称有病不能前行，命居住在张家口。同年借故将其夺爵，逮回京师拘禁。直到乾隆二年（1737年）才开释，后死。　　十二弟允祹，康熙末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很受重用，也很有权，但没有结党谋位。雍正刚即位，封允祹为履郡王。不久，借故将其降为“在固山贝子上行走”，就是从郡王降为比贝勒还低的贝子，且不给实爵，仅享受贝子待遇。　　不久，又将其降为镇国公。乾隆即位后被晋封为履亲王。这位允祹较之其他兄弟气量大，一直活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享年78岁。　　十四弟允，虽与雍正一母同胞，但因他党同允禩，又传闻康熙临终前命传位“胤??”而雍正党篡改为“胤禛”，所以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兄弟。雍正即位，先是不许抚远大将军允进城吊丧，又命其在遵化看守皇父的景陵，再将其父子禁锢于景山寿皇殿左右。乾隆继位后，将其开释。　　[30]雍正帝胤禛(5)十五弟允，康熙帝死后，雍正命其守景陵。境遇比较好的有三人：就是其十三弟允祥、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允祥，曾被康熙幽禁，原因不详。　　雍正继位，即封允祥为怡亲王，格外信用。允禄，过继给庄亲王博果铎为后，袭封庄亲王。允礼，雍正继位封为果郡王，再晋为亲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继任宗人府宗令、管户部。　　允祥和允礼显然早加入“胤禛党”，只是康熙在世时，十分隐秘，没有暴露。雍正登上皇位之后，对骨肉同胞心狠手辣、刻薄寡恩，对待近臣也毫不容情。年羹尧和隆科多是突出的例子。　　年羹尧，汉军镶黄旗人，父遐龄官至湖广总督、遐龄女事胤禛潜邸，后为雍正皇贵妃。年羹尧在康熙时任四川巡抚、定西将军，在青藏有军功。雍正继位，召抚远大将军允还京师，命羹尧管理大将军印务。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以羹尧《贺疏》中将“朝乾夕惕”写为“夕惕朝乾”，而兴文字狱，命罢其将军，尽削其官职。“朝乾夕惕”出自《周易》，是勤勉努力、只争朝夕的意思。雍正认为，年羹尧故意这么写，就是不想把“朝乾夕惕”的美名给自己。　　同年，定年羹尧92款大罪，其中有32条都够杀头。最后令其在狱中自裁，斩其子年富，余子年15岁以上者皆戍极边。有一种传说，雍正的母亲曾与年羹尧私通，入宫八个月生下雍正，所以雍正是年羹尧的私生子。　　改“康熙遗诏”之事是年羹尧干的。年羹尧的生年不详，他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中进士，这年胤禛21岁，由此看来雍正同年羹尧岁数可能相差不多，不像两代人。这像是从吕不韦纳赵姬怀孕后送给庄襄王而后生嬴政（秦始皇）的故事移植过来的。　　隆科多，满洲镶黄旗人，其父为一等公佟国维，其妹为康熙的孝懿仁皇后。隆科多在康熙晚年任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康熙死时，唯有隆科多一人传遗诏由雍正继位。　　治丧期间，隆科多提督九门、卫戍京师。《清宫十三朝演义》说隆科多在康熙死后，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取下康熙遗诏，将“传位十四子”，篡改作“传位于四子”。这种改法上面说过不可能。　　“秘密立储”制度是从雍正元年开始的，移花接木到康熙朝是张冠李戴。但雍正继位同他舅舅隆科多关系密切。雍正继位，隆科多说：“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至之时。”　　隆科多虽受赐袭一等公、吏部尚书、加太保等，但仍被定41款大罪，命在畅春园外建屋三间，永远禁锢。六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年羹尧与隆科多二人，对雍正来说，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对他们自己来说，则是知进不知退，知显不知隐，泰极否来，自酿其祸。《清史稿》论者谓：隆、年凭借权势，无复顾及，即于覆灭，古圣所诫。从对待同胞兄弟和近臣，可以看出雍正性格的弱点和心胸的狭窄。　　雍正皇帝的性格具有两面性：说是一套做是一套、明处一套暗里一套、外朝一套内廷一套。胤禛之所以能登上皇位，主要不是因为他比其他兄弟聪明，而是因为他性格的两面性。胤禛在做皇子的时候，能够“掩短显长”：其长，诚孝皇父、友爱兄弟、勤勉敬业；其短，残忍苛刻、猜忌多疑、虚伪急躁——虚伪造作将“残忍苛刻、猜忌多疑”的性格掩盖，特别是把自己贪禄天位的想法隐藏起来。　　所以在角逐皇位时，诸兄弟失败，而胤禛独胜。雍正的两面性格是他取得皇位的秘诀，也是他巩固皇位的法宝。他在做皇帝时，极力表现出节俭、爱民，隐藏其奢靡、残忍。　　近年以来，关于雍正皇帝的学术论著与艺术形象，只突出、显现其节俭的一面，而忽视、隐藏其奢靡的另一面，这就给读者、观众以误导。当然，雍正作为一个政治家，我们评价他的功过是非，主要的着眼点不应是其性情品格，也不应是其皇位的获得是否正当。皇位争夺问题是满洲宗室内部雍正兄弟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权力斗争的结果，我们不能站在雍正的立场，也不能站在大阿哥、二阿哥、八阿哥等的立场，而应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来看待这件事情。　　我们对雍正的评价，关键要看他对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做了哪些事情。改革：承上启下雍正元年（1723年）是清朝入关的第八十年，许多社会矛盾，盘根错节，积累很深。他盛年登雍正“为君难”玺极，年富力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刚毅果决，颇有作为。　　康熙政尚宽仁，雍正继以严猛。雍正在位短短13年，他最主要的特点是“改革”，可以说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的皇帝。雍正改革措施，列举以下六点：第一，整顿吏治。　　康熙晚年，身患中风，标榜宽仁，吏治松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雍正在长年皇子生活中，对皇父晚年弊政，看得较为清楚。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布11道谕旨，训谕各级文武官员：不许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许库钱亏空，私纳苞苴（jū）；不许虚名冒饷，侵渔贪婪；不许纳贿财货，戕人之罪；不许克扣运费，馈遗纳贿；不许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不许恣意枉法，恃才多事等。　　严诫：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二月，命将亏空钱粮各官即行革职追赃，不得留任。三月，命各省督、抚将幕客姓名报部。　　禁止出差官员纵容属下需索地方。后以户部库存亏空银250余万两，令历任堂司官员赔补。同年设立会考府，进行审计，整顿收支。　　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大员。与曹雪芹家是亲戚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为经济亏空而被革职抄家。《清史稿·食货志》说：“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　　史家评论说：雍正“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说明雍正整顿吏治的成效。　　[31]雍正帝胤禛(6)第二，密折制度。什么是密折呢？密就是机密；折就是将奏文写在折叠的白纸上，外面加上封套。康熙朝有奏折，雍正朝密折制度加以完善。　　皇帝特许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折。康熙朝具折奏事的官员100多人，雍正朝增加到1200多人。奏折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诸如刮风下雨、社会舆情、官场隐私、家庭秘事等。　　皇帝通过奏折可以直接同官员对话，更加了解和掌握下面的实际情况。奏折运转处理程序，因“阁臣不得与闻”，而避开阁臣干预，特别是官员之间互相告密、互相监督，强化了皇帝专制权力。雍正朝现存满、汉文奏折41600余件，是研究雍正朝历史的重要档案资料。　　第三，设军机处。雍正创设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决策与行政的机构。地点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北侧。　　军机大臣没有定员，少则二人，多则九人。主要职掌：每日晋见皇帝，商承处理军政要务，以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发布指示；面奉谕旨，起草公文，由朝廷直接寄发，称为“廷寄”，封函标明“某处某官开拆”字样，由兵部捷报处发送；誊录保存公文，就是将皇帝批阅的奏折，誊录副本，称为“录副奏折”。这项制度使大量档案得以保存。　　在清初，重要的军政机构有三个：一是议政处，二是内阁，三是军机处。议政处源自关外，主要由王公贵族组成，称议政大臣，参画机要。后设内三院，即后来的内阁。　　军务归议政处，政务归内阁。议政处的权力逐渐减弱，到乾隆朝撤销。内阁，仿明朝制度，逐渐排斥议政处于机务之外。　　而军机处建立后，军政要务归军机处，一般政务归内阁。军机处权力远在内阁之上，大学士的权力为军机大臣所分，逐渐排斥内阁于机务之外。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一定实权。　　内阁宰相，名存实亡。军机处的建立，标志着皇权专制走向极端。明代内阁对皇权有一定的约束，如诏令由内阁草拟、经内阁下发，阁臣对诏令有权封驳。　　但是军机处成立之后，排除了王公贵族，也排除了内阁大臣。军机处的设立，使清朝皇帝乾纲独断——既不容皇帝大权旁落，也不许臣下阻挠旨意。第四，改土归流。　　在云、贵、粤、桂、川、湘、鄂等省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由世袭土司进行管辖。此前已有“改土归流”的举措，但雍正全面实行“改土归流”制度，就是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的、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同内地大体一样。　　雍正帝的改土归流，打击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利益，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和灾难，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民族与边疆问题，东北地区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已经解决；东南的台湾、北方的蒙古，到康熙时已经得到解决；西南的民族问题，雍正时已经解决；新疆和西藏，到乾隆朝得以解决。第五，摊丁入地。　　中国过去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康熙五十年（1711年）后，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但此前出生的人丁还要缴纳丁银。雍正推行丁银摊入地亩。　　这项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从法律上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贫穷无地者的负担。就这一点来说，摊丁入地制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自“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后，特别是实行“摊丁入地”制度之后，社会人口，急剧增长。　　道光年间，人口之数，突破4亿。第六，废除贱籍。贱籍就是不属士、农、工、商的“贱民”，世代相传，不得改变。　　他们不能读书科举，也不能做官。这种贱民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籍、北京乐户、广东疍（dàn）户等。在绍兴的“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后代。　　他们男的从事捕蛙、卖汤等；女的做媒婆、卖珠等活计，兼带卖淫。这些人“丑秽不堪，辱贱已极”，人皆贱之。在陕西，明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建文帝政权后，将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身陷火坑，陪酒卖淫，受尽凌辱。　　安徽的伴当、世仆，其地位比乐户、惰民更为悲惨。如果村里有两姓，此姓全都是彼姓的伴当、世仆，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都可加以捶楚。广东沿海、沿江一代，有疍户，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生活漂泊不定，不得上岸居住。　　江苏苏州府有丐户，也为贱民。雍正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乐户、惰民、丐户、世仆、伴当、疍户等，命令除籍，开豁为民，编入正户。雍正皇帝作为一代政治家，他留给后人的历史遗产，还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一是勤政，二是选储。　　勤政，是雍正区别于其他帝王的一个显著特征。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像雍正那样勤政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　　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有41600余件，他在位12年零8个月，实际约4247天，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多在夜间，亲笔朱批，不假手于他人，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1000多字。选储，是雍正留给清代的一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就是建立秘密立储制度。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康熙以前没有制度化。　　清太祖死后，因皇位继承演出大妃生殉的悲剧，害得多尔衮从小失去母亲；清太宗死后，尚未入殓，几乎演出兵戎相见的惨剧；清世祖死后，仓促让一位8岁的孩童继位，大清出现一位英明的君主实属幸运；清圣祖死前储位未定，演出了雍正兄弟骨肉相残的闹剧。大清皇朝，是家天下，用什么办法在家族内确立接班人，是清朝建立100多年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用嫡长制？虽可以避免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选优。　　明亡教训，已有前车之鉴。用太子制？康熙帝失败的教训，雍正已经亲历切肤之痛。怎么办？雍正想出一个办法，既预立皇位继承人，又不公开宣布，这就是秘密立储。　　即将传位诏书置密封锦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这是建储制度的一项重大创革。其积极的方面是，既有利于在皇子中选优，又避免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