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过了几分钟，她忽然扑哧一声，乐了。“眼睛还真有好转！”她说，声音中透着明显的惊喜，“正面已经没有震颤了。左侧还有震颤。右侧基本没有，在最边缘还有一点。”这项检查的名目，医学术语叫作“眼震”。它是指脑神经损伤导致患者无法控制的眼球颤抖，通常在斜视时更加明显，由此造成视物移动、重影和眩晕。这是脑瘤的典型症状之一。所以，它的好转很自然地让李金大夫感到意外和惊喜。接着我们比照着病例上记载的检查项目，依次重新开始。有了前次的经验，我已驾轻就熟，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首先，两臂向前平伸，单腿独立，两脚在一条直线上交替行走。然后，脱去鞋袜躺在病床上……她注视着我独自做完这一切，走过来，拿出她那探寻人体的“神秘武器”，试探着触碰我的身体，一边刺探一边观察我的肌肤反应。我能感到有个钢针一般的东西刺在皮肤上，脸、脖子、胳膊、腿、手、脚……我惊讶地意识到，那种又疼又痒的感觉是那么精确清晰。我猜想，李金大夫一定比我更加惊讶。在我回到她的桌前坐定之后，她再次把笔举到我的面前，没有什么新名堂了，只不过是再次验证我的“眼震”。“原来有的一些不好的症状，现在减轻了。”她惊叹，“原来没有的不好的症状，现在还是没有。”这是具有专业水准的检测！它有前次的检测结果作比照！毫无疑问，我的身体发出的声音没有欺骗我！它被“临床检查”证实了！但是在李金大夫看来，事情仍然让人难以置信。她试图寻找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局面。“你有没有用激素？”她问，接着又解释，“激素具有消肿的作用，所以有可能在短期内减缓病人的症状。”“没有！”“有没有用消炎药？”“没有！”“有没有吃过任何抗癌药？”“没有！”我老实却有点自豪地回答。分手的时候，我直截了当地问她：“您现在还坚持原来的诊断吗？”她再次打量了我一番，收起脸上的惊喜，职业的语调重新回到她的声音里。“你们要准备接受各种可能。”她不无谨慎地说，“不过，即使是肿瘤，现在这种情况也是好的。说明病人有抵抗能力。”走出医院时，我们浑身轻松。尽管医生没有给我们任何一句可以扭转乾坤的话，我们仍然感觉此行得到了很多很多。我们甚至开始讨论“癌症究竟是不是绝症”。“今天是我自2月9日以来最轻松愉快的一天。”晓东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并不是因为肿瘤的可能性排除了，事实上，医生根本没有改变诊断。我们不敢奢望脑子里面那么大的一个东西真的不是肿瘤。可是我们改变了对癌症的看法，由最初的恐惧到现在可以从容乐观地面对。我们对肿瘤的恐惧心理排除了。即使是肿瘤又何妨！我们有信心控制它，也有信心与它和平共处。”水静心闲多年来我梦想着，每天清晨在透窗而入的和风中慢慢醒来，傍晚在柔和温暖的斜阳里浅吟低唱。可是，直到今天，我才忽然意识到，我每天在这公园的围墙外面匆匆而过，竟从未进过这座大门。如今，一场疾病的降临，让我终于放下功名利禄，走进自己梦中的境界。由视觉的美好印象开始的一天，一定是让人开心的。可是，当眼前的东西全都莫名其妙地旋转、重叠、飘忽不定的时候，我开始变得沮丧。我知道长寿的癌症患者无一不是乐观豁达之人，却根本不能消除自己的灰暗萎靡。好在这种情绪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一次石破天惊般的顿悟之后，我真正明白了，悲喜之间的转换，其实只是在生命旅途上的心灵一闪念。转变来得很慢，也很快，可以说是期盼已久，也可以说是一时冲动。这中间的主要缘由是那座公园。我和晓东在清晨的薄雾中第一次走进去，不过几分钟之后，我心里的阴霾已经被它驱散。公园不大，坐落在闹市中心偏北一点的地方。大门外一条绿荫浓郁的道路，连接着京城的中轴路和一座部队大院。柳树、杉树、桃树、枫树、银杏树，依湖水而生。春天来了，大地开始返青，散发出一种最原始、最纯真的味道，是今天都市人久违了的气息。清晨是公园里人最多的时候。在这里，你着实可以看到京城里的“公园一族”。这些人都是此地常客，个个有把子年纪，衣着过时，行动迟缓，一旦进入这片天地，立刻融入一种悠闲自在、心无旁骛的状态。除了足够的闲暇之外，他们所拥有的最大“财富”，就是对生活的恬淡从容。公园的门票只要一元。如果买月票，那么花上三元钱就可以在这里泡上一个月。我猜想，这片闹市中心的土地正在用某种方式告诉世人，它拒绝融入这个充满欲望、充满争夺的世界。这是我生病之后的第一次远足。说是“远足”，其实离我家也只有三里地。那一天晓东看我精神不错，就把我拉到这里来散步。我知道适当活动对身体有好处，但当时想得更多的是，也许我的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与其躺在床上悲悲戚戚，不如出来享受一下大好春光。我们走在松软的草地上。这不是如今城市里那种依靠人力和金钱铺设的草坪，而是一片自然生长的绿茵。在春日的和风中，层层叠叠的绿色已是生机盎然，又被参差飘舞的柳絮覆盖了一片淡淡的雪白。清晨的斜阳穿过树荫，洒下斑斑点点的金黄色，其间点缀着一些说不上名字的野花，轻盈明快，不经意间为公园增添了不可抗拒的魅力。湖岸的曲线从脚下蜿蜒伸展出去，串串柳叶出入水中，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有个姑娘朝树林深处款款走来，在一块巨石前站定。片刻间，面前已多了一架古筝。她坐下来，横琴依石，闭目凝神，好像一下子就进入了一种化外之境。随着她的两手轻抚在丝弦之上，琴声飘起，环绕在树冠中间。这时候，我的注意力完全被这幅画面吸引了。这画面是属于尘世之外的。它有一种优雅、不屑一顾的色彩，似乎要把世俗的功名利禄都融化掉。我这时看到的景色，后来总是在我眼前重现。它不是京城的古迹名胜，也不是什么著名的旅游景点，只不过是一处老园子，被一堵灰砖砌成的老墙和一道浓郁的柳荫围绕着。都市的喧嚣和欲望每一天都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它却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宁静。这些年来我忙忙碌碌，每天被功名利禄、灯红酒绿簇拥着，很难想象咫尺之外竟有这样一个从容恬静、无物无我的清凉世界。我也曾极力为自己腾出一些假期，每逢这时，我和晓东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安排远足。我们以观光客的身份游览美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如饥似渴地享受一年一度的闲暇、浪漫和异国风情。每次回到家里，都以无限向往的目光反复欣赏异国他乡的照片，同时发誓，一定要让自己的工作节奏放慢下来。我梦想着每天清晨在透窗而入的和风中慢慢醒来，傍晚在柔和温暖的斜阳里浅吟低唱。可是，直到今天，我才忽然意识到，过去这么多年里，我每天在这公园的围墙外面匆匆而过，竟从未进过这座大门。如今，一场疾病的降临，让我终于放下功名利禄，放下七情六欲，走进自己梦中的境界。我们坐在湖畔的休闲椅上，看着被风吹皱的一池春水。风轻云淡，水静心闲。耳边悠悠飘来一阵哨音，忽高忽低，错落有致。隔着寂静的树林，能够分辨出那是空竹的呼啸。循声望去，远远看见一个身影，瘦削、轻盈、矫健。我本以为是个年轻人，直到离得近了，才看出那人年纪不轻，甚至应该说是个老人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练就一身抖空竹的绝技，能够在树林之间的狭窄空间穿梭往来，上下翻飞。当他偶尔停下来的时候，我忍不住上去搭讪。“怎么——”他的问话刚刚出口，又戛然而止。他很机敏，见我不算老迈，却手里拄着拐杖，行动迟缓，脚下蹒跚，说出话来气若游丝，立刻意识到我是个病人。我迎接他的满脸疑问：“身体不太好……”“咳！”他打断我，“不愉快的事情，谁没有啊？”看我还想接着说下去，他摆摆手，不让我继续。和那些专注、同情地倾听我讲述自己病情的朋友不同，这个人在刻意地阻止那些不愉快的景象出现在我心里。“穷人有穷人的难处，富人有富人的难处。病人有病人的难处，健康人有健康人的难处。只有一种人没难处……”他望着我，停下，故意卖个关子，然后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就是不拿难处当难处的人哪！”他是个北京人，而且是居住在老胡同里的那种地道的北京人。听一位口才好的老北京人说话，如同欣赏一位脱口秀大师的表演。为了强调自己说过的话，或是为了看我是不是注意在听，他有时会瞥我一眼，可大部分时间他是盯着空竹。他的双臂上下挥舞，即使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他也不会让飞翔的空竹落到地上，就像是让那呼啸不止的哨音来为他的生命伴奏。他的故事很平淡，却饱含人生哲理。许多年前，故事刚开始时，他是一个退伍军人。在经过一番没有结果的求职过程后，他走进一家小工厂，接替年迈多病的父亲做了一个工人。父亲一生沉闷抑郁，不爱说话。这让这个家庭的气氛总是特别沉重。不过，到了儿子成家时，家里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笑声渐渐充满了这个家。儿子天性快乐洒脱，从来不会因为不如意的事情而怨气冲天。他并没有让这个贫穷的家庭发财致富，还是那座狭小的房子，还是那些陈旧的家具，可是他让全家人的心情彻底改观。走进这个家庭的人都说，你只要听听他们说话，看看他们的笑容，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但是这种平静的生活忽然有一天被打断了。工厂不景气，他下岗了。在这个城市里，这其实就是失业的代名词。那一年他还不到50岁，指靠政府救济金和微薄的储蓄度日。家境越发艰难，每一分钱都要计划好花还是不花，可是家里笑声依然不断。他开始到这片树林里来挥霍他的时间。他的快乐变得更加简单，仅是这空竹就让他心满意足了。空竹是他下岗后花几元钱从厂甸庙会买来的。当他提到“厂甸庙会”时，我心里忽然一震，某个遥远的情景来到眼前。我想起小时候，父亲也在“厂甸庙会”给我买过一只空竹，可我从来没有学会过。那空竹早已不知丢到哪里了。从那以后，我被一连串的“人生目标”所吸引，天天奋斗，年年奋斗，直到如今一病不起。要不是眼前这位“空竹老人”，也许我今生再也不会想起，自己也曾有过一只空竹。眼前那只梦幻般的空竹仍在翻飞跳跃。哨音不绝，划破晨曦，就像一首轻盈动人的圆舞曲，带着一种在生命历程中沉淀下来的洒脱和练达。他简单破旧的衣服下是男人的体魄、宽阔的肩膀，胳膊泛着古铜色，青筋凸起，还有整齐匀称的牙齿。当他完成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时，脸上溢出的笑容灿若朝阳。离开树林时他已是一身大汗，鞋子上沾满泥土。他们真有享受平淡生活的天赋，即使生活在物质世界的底层，仍然拥有保持快乐的秘诀。如此清贫单纯的快乐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正迅速消失，就像古老的城墙和破旧的院落一样。若不是邂逅这位“空竹老人”，它在我的心里只不过是失去的记忆罢了。路上的风景现在，我终于可以停下来了，可以不慌不忙地欣赏“路上的风景”。我甚至相信，眼前这种自由、宁静、纯净的时光，还能持续一阵子。这让我满足。感谢上帝，他老人家以一种最激烈的方式让我找回生命的真谛。离开公园回到家里，接到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的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说他们的总经理莫昭平已从台北来到北京，希望找个时间过来探望。莫昭平是位典型的职业女性，精干、执着、充满激情，热爱图书。她会为得到一部好书稿兴奋得手舞足蹈，也会为没能出版一本期待中的书失声痛哭，这很容易地让我们找到了共同点。她管理的公司以繁体中文出版过我的几本书，每一次合作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番愉快的经历。以往我们每年总能见面，可是除了我的写作和她的出版之外，似乎很少涉及别的话题。我知道她每次约见我都带着一个目的，那就是打探我有没有新作将要出手。第二天下午，她如约来到我家。我开门见山地说：“很抱歉，恐怕今生不会再有新作了。”她听了，脸上露出伤感，不过只是一闪而过。“不，不，不！”她连连说，她这次不是来讨书稿的，也不谈写作和出版。这话让我轻松不少，正想着找个什么话题来谈，她却先开口了。她告诉我，她的前任总经理如何患了大肠癌，如何乐观对待，又如何让自己奇迹般地挺了下来。可是祸不单行，儿子又被查出肝癌晚期。这母子俩携手并肩，开始了新的抗癌历程。母亲的精神鼓舞着儿子，再次创造了绝处逢生的奇迹。莫昭平显然已经了解我的病情，也知道我不能多说话，所以自己说个不停。作为一个出版商，她在过去很多年眼看着我为写作殚精竭虑，所以断言我是累坏了。不过，她现在似乎更担心我的精神垮掉。像她这样的女性一定能够想象，事业的顺逆对于今天人们的影响是多么大。人们总是期待着自己能够从成功走向更大的成功，绝症降临，意味着事业之路被一刀斩断，这对他们来说必定是一个晴天霹雳。她很想给我帮助，而且敏锐地认定我现在最需要精神方面的激励。在为我树立了一个战胜癌症的榜样之后，她又开始讲自己的故事。这一回不是因为疾病，事实上她的身体一直不错，她谈起自己，只是想告诉我她多年以来挥之不去的一个遗憾。“很多人，也许是每个人，或者就说我自己吧，”她说，“总是忙忙碌碌，向着自己向往的目标，不肯停歇，就好像一个登山者，不登上顶峰不肯罢休。常常感觉很累，想要停下来歇歇，歇一歇还是为了更快地往上爬，心里面永远只想着顶峰的无限风光，却从来没有停一停，看看路上的风景。其实，路上有好多好看的风景，要比顶峰还漂亮呢！”她收起惯常使用的手势，声音忽然变得和缓，目光从书架上移开，越过我的肩膀望过去，仿佛看到那个遥远的自己：“所以，试着放下自己的目标，停下来，看看路上的风景，也许是好事。”分手时，她送给我一本书。书名是《0.0001的机会——绝处逢生的抗癌奇迹》，正是她给我讲述的那对母子的真实故事。封面上有一句话：“不管面对多少人生的病痛与苦难，只要还有0.0001的机会，就不要轻言放弃！”我明白了，她从台湾来到北京，这么急着来看我，原来就是想要鼓励我渡过难关。我也听懂了她的话中含意：一个癌症患者，首先须在精神上从容平和，豁达通透，立于不败之地。这比任何灵丹妙药都重要。那天晚上，我开始翻看她留下的那本书，也回味她留下的那些话。夜晚在我心里变得安详宁静。我逐渐沉醉于“路上的风景”：柳荫覆盖的山坡，一线环绕的水岸，树林里的“古筝女子”，草地上的“空竹老人”，还有我曾拥有又失去了的那只空竹……小时候，父亲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也是早已遗忘了的，这时候竟也飘然来到眼前：有个和尚，是个智者。一位当朝大官不喜欢他，总想为难他一下。有一天，二人在长江边上不期而遇。江中百船竞发，千帆争流。官员用手一指，问和尚：“你说，江里有几条船？”和尚微笑道：“两条。”官员大怒：“明明数不胜数，为何只有两条？”和尚道：“对，两条！一条为名，一条为利。”芸芸众生，来来往往，不是为名，就是为利。自古以来，无尽无休。如今这世界更是无节制地激励着欲望的膨胀。人们焦虑不安，是因为没有满足欲望。满足了欲望之后还是焦虑不安，是因为人的成就越大，欲望也就越收不住。可是名利之路迢迢，哪里是个尽头呢？现在，我终于可以停下来了，可以不慌不忙地欣赏“路上的风景”。我甚至相信，眼前这种自由、宁静、纯净的时光，还能持续一阵子。这让我满足。感谢上帝，他老人家以一种最激烈的方式让我找回生命的真谛，不再被世俗的华丽和喧嚣包围，也不再被功名利禄束缚。我和晓东慢慢品着一杯茶，谈论过去几十年流水一般逝去的日子。我们有好多想去的地方还没有去，有好多期待中的事情还没有做。我们一直设想把这座城市的特色菜馆走上一遍，这样的菜馆正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各个角落，不知道我们的脚步什么时候才能赶得上一个美食时代的膨胀速度；还有书架上的那些书，一直没读；还有我最喜欢玩的相机，一直闲着；还有滑雪和游泳，总是一推再推；还有京城每年的一万场文艺演出，不知怎么我也全都错过了。其他出现在睡梦中的，还有青藏高原的三江源头、新疆的喀纳斯湖、云南的香格里拉、阿尔卑斯山的滑雪圣地。这一辈子，我太注重工作，太在乎成就，这让我疲倦万分，也给我带来无穷的快乐。重要的是，我所向往的事情还有很多。在我刚刚病倒的时候，哥哥有一次提醒我，写下自己最想做却总因太忙而没做的事，然后一件一件去实现。当时，这种闲情逸致我一点也没有。现在我决定：不论生命还有三个月还是三年，我都不会再让自己留下遗憾。我被这个想法激励着，兴奋起来。于是，我打开笔记本电脑。这电脑已经伴随我多年，键盘已被指尖磨光，里面记载着我生命历程中的无限风光。但是这一次，我希望它能让我记得，还有更好的风景在电脑之外。眼前模糊不清，不过，手指依然灵活。我摸索着键盘，写下“最想做的10件事”。还写了一句话：“能活一天算一天，能做一件是一件。”最想做的10件事1.再吃一次“苏浙汇”的清蒸鲥鱼。2.再为儿子做一顿饭。3.再陪晓东一次出国游。4.再到大海里游一次泳。5.买个好相机玩一玩。6.恢复“清晨起床后喝一杯咖啡”的习惯。7.离开闹市中心，到乡下找个小房子住几周。8.重返滑雪场，从雪山顶峰速滑下山。9.回江南和朋友同事再见一面。10.告诉所有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人，癌症不可怕。医疗领地上的“割据”与“门户”不知道是否有人研究这个课题：一个高墙林立、壁垒森严、充斥着门户之见、连最基本的信息共享都做不到的医疗环境，与医生的误诊率、病人的治愈率之间，有没有关系？每天拎着一口袋胶片，满世界东奔西跑，同时还能感到胶片数量迅速增加，袋子也越来越沉。这时候你自然会奇怪，如今这世界电子技术无孔不入——从电脑到电视，从手机到录音笔，从数码相机到网络传输，而且计算机里储存着每一次电子扫描的数码文本，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把它制成胶片拎来拎去呢？这些胶片形体巨大，上面挤满了黑白交错的影像，如梦如幻。我每做一次脑部核磁共振，就会得到5张这样的胶片，做一次肺部CT，至少有4张。如果我遵照医嘱再加上“增强扫描”，那就会使胶片数量再增加一倍。在我长期就医的那家肿瘤医院，每天做CT扫描检查的患者大约200人。照这样算来，每年从这一家医院的CT室里出来的胶片恐怕有几十万张，全国所有医院出来的胶片数以亿计。如此数量庞大的胶片都汇集到病人手上，满大街拎来拎去。相形之下，我手上的那点东西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以胶片的形态来演绎人类身体器官的病变，可能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我的爷爷就是拎着胶片去看病的，父亲也是。而现在，我，还有我的儿子，也在经历同样的事。我每次看病都会牢牢记住医生的提醒，不仅带上最新的胶片，还要把以前的胶片都带在身边。我能理解，医生这样要求是为了便于他们在新旧对比中发现问题所在，所以我以一种虔诚的心情把那些胶片随身携带。不仅如此，我还为每张胶片贴上标签，以尽量明显的方式注明日期。这是因为，我看到胶片已经多得连医生也难以应付。当它们横七竖八地平摊在诊台上时，医生为了找到他们想要的那一张，总是显得颇为吃力。这情形看上去既笨拙又好笑，很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但是似乎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它的合理性，包括我。直到有一天，妹妹打电话来，要求我送给她一套资料，以便她能在欧洲请专家会诊。于是我请医院复制一套胶片，又通过国际特快专递公司送往欧洲。快递公司收取邮资800多元，然后以一个专用的硬纸筒将胶片妥善包装，航空传递，大约花了两天时间终于送达。这在我看来已算相当快捷，可是妹妹再次来电，表达她的疑惑不解。她说，医院的计算机里应该有电子数码文本啊！为什么要制成胶片邮寄呢？通过互联网传输，她在一秒钟之内就能收到，还不用花一分钱。更重要的是，电脑屏幕上显示的影像，可以调节黑白反差和色调，还能局部放大，能够比胶片更清晰、更精确地反映细节变化。她还告诉我，在欧洲，你随便在哪一家医院做了透视扫描，医生都会把电子文本备份储存在电脑里，此后你到别的医院会诊——任何一家，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调取过来供你使用，这叫资源共享。鉴于电子文本的好处是如此多，所以她收到我寄去的胶片后，又不得不把它们一张一张在电脑上重新扫描存储。可惜的是，经此扫描复制得到的电子文本，比起原始数据已损失了一些细节。国外医生们对待胶片的方式，让我第一次对自己手里的大袋子感到困惑。我们再次去医院，询问是否有原始的电子文本存在计算机里。不错，还真有！但是医院从来不向病人提供，病人也极少索求。幸运的是，医院工作人员通情达理，懂得变通，最终同意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在交了200元钱之后，终于如愿得到两张光盘，上面存储着我的核磁共振和CT扫描结果。我按照妹妹的要求，通过互联网将这电子文本传到欧洲。至于胶片，我们每次求医问诊时还得照样拎在手里，因为国内的医生一律要看实实在在的胶片，而不是什么电脑显示屏上的图像。由于平生第一次给自己的体内器官拍下这么多胶片，并且经历了那么多的会诊，我开始对医生们的一个怪癖感到惊异，惊异于他们对一堆堆胶片的忠诚。尽管电脑屏幕能够更便捷、更清晰地把影像世界展示出来，尽管医生们都会熟练地使用电脑，但他们还是要把电脑里的数字文本制作成胶片，而且一再叮嘱病人带齐所有胶片。即使是年轻一些的医生也不例外。他们可以对你谈论世界医学的最新成果，可以告诉你他们在国外是如何求学如何行医的，可以告诉你他们日程中的某一天将在某个国家讲学，而他们讲学时一定会熟练地使用手提电脑来显示演讲提要，他们下班之后会在电脑上打发很多闲暇时间，甚至他们行医的诊台上就放着一台电脑，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顽强地依靠面前那个古老的灯箱来阅读胶片。然而医生们还不只是忠实于胶片。我们沮丧地发现，他们其实只忠实于自己医院里扫描的胶片。倘若你拎着一家医院的胶片到另一家医院会诊，通常会遭到冷遇。当然医生的口气很委婉，理由也很充分。他们会告诉你，这片子拍得不好，所以你还得在这家医院里重新来过，结果你很快又得到一大堆新胶片。我一直都搞不明白，这种局面究竟是不是出于治病救人的真诚追求？我自信自己不是一个懒人，尤其不是一个怕麻烦的人，我并不介意花费更多的精力、体力和时间，也不心疼那些额外支出，我愿意把现代科学带给我们的电子技术和信息共享原则忘得一干二净，让那个沉甸甸的胶片口袋永不离身。可是，当我心甘情愿地做着这一切的时候，我并不是没有麻烦，事实正相反，还有更大的麻烦潜藏在我的康复之路上。那就是，我有可能找不到一个能够拯救我于死亡线上的医生。起初，我努力克服内心深处的焦虑，试图在我们遇到的医生中发现一个可以把性命相托的人，因为在我眼里，医生都是救星，能够对我身体的所有问题应付自如。可是，我不久便沮丧地注意到，这种期望如同望梅止渴。值得信赖的医生不是没有，但是他们都恪守自己的专业范围，决不会逾越哪怕很小的一步。就像中国民间一句俗语说的：敲锣卖糖，各管一行。医生们总是告诫我，癌症本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人体是地球上最博大也最精微最严谨也最没有一定之规的系统。同样都是人，每个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状态都是不同的；同样一种病，在不同的人身上会带来完全不同的进程和结局。因此，我经常猜测，一个医生，只有掌握了最完整的信息，调集了最全面的技能、经验和智慧，才有可能少犯错误。可是，现代医学不是按照这种逻辑设计的。“完整”“全面”“全身性”之类的概念，显然也不太可能由一个医生来实现。事情也许正相反，在医学体系里，人被分解成好多部分，比如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系统……每个系统中又有很多部分，比如消化系统里的胃、肝、胆、胰……你走进任何一家医院，又会看到无数的“科”，比如内科和外科、放射科和影像科……由于这种叠加起来的划分数不胜数，一个医生即使拥有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也只是专注于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当我的颅内和左肺同时发现病变，甚至腹部也出现值得怀疑的迹象时，却没有一个医生能够为我的所有问题提供帮助——神经科的问题、胸科的问题、肝胆科的问题、外科的问题、内科的问题、西医的问题、中医的问题。一个最优秀的胸科医生也不会管我的脑袋。他会说：“我只管你的肺，不解决你脑子里的病变。”反过来，一个神经科的医生也是如此。在内科医生面前，我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这问题你应该去看外科。”当我在外科医生那里完成手术之后，又会听到医生说：“出院一个月后到内科去会诊。”就这样，我们除了像只没头苍蝇一样在医院的所有科室里到处乱闯，别无他法。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适应这种局面。老实说，出现这局面还不算太糟，因为医生们尽管各自为政，毕竟还在相互配合。对我来说，最糟糕的莫过于医疗领域里盛行的互相贬损之风。你去看内科，他们会嘲笑外科医生“就知道动刀子”。你去看外科，他们会用一种不屑的口吻谈论内科的“放疗”和“化疗”。在我的印象里，大多数癌症病人对西医和中医并无成见，如果可能，他们很愿意两种疗法都试试。可是你去看西医，他们会告诉你，中医根本不能消除肿瘤。你去看中医，他们会或明或暗地提醒你，西医如何草菅人命。每次我们离开一位医生时，总会想：嗯，他说得有道理，的确应当如何如何。可是当我们走进另外一间诊室时，刚刚形成的治疗计划立即就被新的医嘱颠覆了。有一次我们问一位西医，中药有没有可能治疗肿瘤？他断然说：“不可能。你就是泡在中药里，也不会让肿瘤缩小。”又有一次晓东询问一位中医，能不能去做开颅手术？他当即喝道：“去吧，去吧。你要是想当寡妇，就去吧。”最后我们发现，大多数医生——不论西医还是中医——除了让你感到他们自己无所不能，以及别人什么都不能之外，几乎不能给你提供任何禁得起挑战的意见。不知道是否有人研究这个课题：一个高墙林立、壁垒森严、充斥着门户之见、连最基本的信息共享都做不到的医疗环境，与医生的误诊率、病人的治愈率之间，有没有关系？我猜想也许是有关系的。设想一下，如果医生们能够共享那些最简单的信息——不仅共享胶片，而且共享所有电子数据；如果医院能够避免“敲锣卖糖，各管一行”；如果医生之间能够共享彼此的经验，取长补短，而不是互相贬损，揭短拆台；最后，如果医生和他选择的治疗方案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联，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指望医生在面对癌症时少犯一些错误？医生也会犯错误你的医生所犯的错误，可能让你遭受更多的痛苦，甚至可能让你更快地丧命。要说医生会犯错误，甚至犯低级错误，也许会让一些医生不以为然。在我求医问药的日子里，很多医生都会告诉我几个妙手回春的故事，给我留下神医良药的强烈印象，却很少有哪位医生对我讲述他的“医治无效”的记录。至于“误诊”“误治”的病例，那就更不可能从医生的嘴里听到。可是让人疑惑的是，癌症治疗中“误诊”“误治”和“医治无效”大量存在。“治愈率”保持着一个很低的纪录，而且很多年来一直没有明显提高。我不懂医，也没有做过专门的调查和研究，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不能解开这个疑问，只能凭借常识和逻辑来推断。没有一个医生会只有“治愈率”而没有“医治无效率”，也没有一个医生会永远正确没有失误。事实上，你的医生所犯的错误，可能让你遭受更多的痛苦，甚至可能让你更快地丧命。问题在于，除了少数明显的医疗事故，医生的大多数错误，要么不会造成可以明确界定的后果，要么可以用“医治无效”来掩盖。医生为什么会犯错误呢？除了我们已经感受到的“门户”与“割据”（严格说来，这不是哪一位医生造成的），还有一些，和医生自身修养有关。我想，我没有资格评价医生的专业水准。不过，我总担心，有一些非医学的因素，可能导致医生不正确的诊断和治疗。现在我就尝试着列举几个：◎受制于人性方面的弱点医行天下者说到底不光凭借科学，还须有一份爱；不光是物质的，还是心灵的。所以，决定医生高下的不仅仅是医术，还有操守。请记住，医生不等于医学。医生＝医学+人。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医生在和病人相处的时候，不仅受制于自身的专业水平和经验多寡，也受制于他们作为人的长处和短处。从医学的立场上看，医生是权威。从人性的角度来度量，医生和他们面前的病人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很多癌症患者都不曾独立地思考过这件事，尤其不会想到医生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医生的专业和经验也会受制于人性方面的弱点，甚至会因此走样。◎在病人面前的职业优越感拥有一份好的职业，很容易让人产生优越感。医生喜欢危言耸听，有意无意地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这是他们的职业习惯，或者叫作“职业优越感”。大多数病人没有医学常识，精神萎靡，反应迟钝，看上去像个弱智者。这又助长了医生的优越感。在通常情况下，医生的职业优越感只是给病人带来心理上的不舒服，不会造成更坏的结果，我们也不必介意。可是，如果一个医生因此便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文过饰非，不接受新事物，不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东西，甚至在病人面前不懂装懂，那就注定会有更大的犯错误的概率。◎医患之间严重的供不应求造成了普遍的麻木和厌烦在我们国家，医院绝非一个清静宜人的去处。病人蜂拥而入，嘈杂，喧闹，混乱，充斥着令人作呕的味道，还有无助绝望的目光。医生也是凡人，不是菩萨。每天面对这一切，见多不怪，不免麻木和厌倦。久而久之，他们难免把门诊当作例行公事，而不是救死扶伤；把病人当作一个病例，而不是一个人。所以，他们在病人身上投入的只是时间和技能，而不是感情。◎利益的纠葛你有没有考虑过，是谁在告诉你只有手术和化疗能够拯救你的生命？是那些以手术和化疗为生的医生。你有没有考虑过，是谁在宣扬各种各样的“抗肿瘤特效药”？是那些以这些药物谋取利润的制药厂和经销商。在今天的中国，求医问药已经成了一种极富诱惑力的市场需求。对一些人来说，疾病是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是倾家荡产的危机，是死亡的威胁。但是在另一些人眼里，它是名利场上的一个良机。对他们来说，你的出现只不过为他们增加了一个病例，或者是一棵极具潜力的摇钱树。用我们的脑子救命，而不是用我们的腰包救命这一类考题，我们每天面对，几百次地扪心自问。这简直太像一份生命的试卷了，每一道都是必答题。你可以回答“是”或“否”。只不过判官最终给予你的裁决将不是“对”或“错”，而是“生”或“死”，抑或“生不如死”。我们做对了一些事情，同时我们还面临着更多的难题。其中有一些不妨抛诸脑后，但还有很多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我们不得不没完没了地刨根问底，如履薄冰，以便不会犯下致命的错误。现在，我们必须尽快决定的一件事，就是要不要服用“刘太医”的灵丹妙药——“控岩散”。关于“控岩散”，我们已知道一大堆神奇的故事。根据“刘太医”本人的描述，这“控岩散”乃他的祖传，也是刘家之所以成为“治瘤世家”的独门秘籍。在他出版的一本风行一时的书中，千言万语，说来说去，其实最引人入胜的就是一碗汤和一味药。不管什么人，也不管什么肿瘤，统统给予“一汤一药”。汤是“牛筋汤”，药是“控岩散”。在他笔下，“控岩散”由“刘家药行”以进口鲨鱼胆为主料，配合其他种种秘而不宣的中药制成。他来给我诊治开方的那天，曾详细地解释了这味奇药的服用方法。我还记得那一番话，并且已经把几百斤牛蹄筋喝进肚子。假如他不是忽悠，那么我体内的胶原蛋白应当把脑袋里的肿瘤团团包裹起来了。肿瘤已被软化，甚至还会略微缩小。按照“刘太医”的治疗计划，这时候“控岩散”杀将上去，不间断地吃它四年，即可彻底消灭肿瘤。可是我还在犹疑不定：到底要不要吃这灵丹妙药呢？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大堆问题，等待着一个明确的答案：要不要尽快实施开颅手术，切除颅内肿瘤？——这是神经外科专家的一个建议。要不要实施颅内探查手术，以便直接取得病变活体进行病理检验？——这是神经外科医生的又一个建议。或者先服用一段时间的抗生素，以这种诊断性治疗的办法帮助确定颅内病变是炎症还是肿瘤？——这是神经内科专家的一个建议。要不要为出国做好准备，以便到美国或者欧洲的医院去做脑瘤切除手术？——这是亲友们的建议。还是什么都不做，静观其变？——这是另一位神经科医生的建议。要不要立即实施开胸手术，切除发生病变且被高度怀疑为恶性肿瘤的左肺上叶？——这是一位胸科专家的建议。要不要实施抗结核治疗，因为左肺的病变可能是结核而非肿瘤？——这是另外一位胸科专家的建议。要不要去看中医？该不该相信广告上说的那些神乎其神的抗癌新药？要不要吃那些据说具有防癌功效的营养药品？比如灵芝孢子，或者冬虫夏草？这一类考题，我们每天面对，不下几百次地扪心自问。这简直太像一份生命的试卷了，每一道都是必答题。你可以回答“是”或“否”——听从医生的劝告，或者追随自己的意愿。只不过判官最终给予你的裁决将不是“对”或“错”，而是“生”或“死”，抑或“生不如死”。作为癌症患者，要想不犯错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打击袭来时，我们都会惶惑不安，还会无所适从。这很正常。我们受到的威胁和压力太大，面对的蛊惑和煽动太多，即使是最具大智大勇和独立精神的人，也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看清什么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我们的第一个念头是到医生那里去寻求救命之道。这也很正常。我们每天接受各种各样的诊断，听到形形色色的治疗方案。听从医生的话显得很自然，而拒绝医生的话则显得既无理又无知。医生有许多话很权威，也很有意义。不过，我还注意到，医生也有很多话并没有真正的价值。这些话里传达的信息常常引起我们的过分依赖，甚至误导了我们的注意力，以至朝着一个错误方向走去，我们却还以为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到头来，如果你完蛋了，你会认定是自己倒霉，绝症缠身，命该如此。你根本不会想到，如果没有这些治疗，是否也会命丧黄泉？或者说，是否会这么快、这么痛苦地命丧黄泉？如果你起死回生，你会归功于医生。你不会想到，如果没有这样一番治疗，是不是也能渡过危机？举个最常见的例子，你听了医生的劝告，迫不及待地想要切除自己身上的肿瘤，于是努力打探最好的医院，寻觅最好的外科医生。为了确保手术成功，你辗转联络熟人，牵线搭桥，甚至不惜额外花费数额庞大的金钱。终于，一切安排妥当，你被推进手术室，家人心情忐忑地等在门外。然后，医生宣布手术成功，你和你的家人皆大欢喜，都说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可是，你也许从来没有想过，你是不是真的应当做这次手术呢？如果没有这次手术，结局究竟是更好还是更糟呢？1985年，我的父亲被查出患有肝癌。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找到最好的医生。一番调查之后，我认定全国最优秀的肝胆外科专家当数上海长海医院的吴孟超大夫，他以外科手术有效治疗肝癌而享有盛名。于是我赶到上海，问他是否可以为父亲做手术。我满怀期待地等他说话，可是他既不急着回答我的问题，也不像今天很多有名的医生那样把自己以往的成功病例挂在嘴上。他静静地听我陈述，间或问我几个问题，又仔细查看病人的所有影像资料和化验结果，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然后，他对我说，可以做手术，而且还能保证手术成功，但他还是劝我不要手术。他用一种坦率和值得信赖的口吻告诉我，手术将给病人带来极大痛苦，从延长病人生命和提高生存质量的意义上说，即使是最好的手术结果，也不如不做手术。他的意思很清楚，一次成功的外科手术虽然可以切除肿瘤，并且让病人伤口痊愈回家，但是不一定能延长病人寿命，而一定会给病人带来更大的痛苦。听了这一番话，我们只好放弃为父亲手术的想法，转而采取保守治疗方法。10个月后，父亲去世。我当时最大的安慰就是，他没有因治疗遭受痛苦，平静地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日子。与此同时，我又留下一个疑团：如果坚持完成一次肿瘤切除手术，父亲的结果会不会更好些呢？这件事虽已过去多年，可是疑团始终在我心里纠结着，挥之不去。2005年，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我的家族之中。这一回，我的一个亲戚被查出患有肝癌，其情形和父亲当年的情况如出一辙——两人都是在例行体检中发现肿瘤，当时浑身上下没有任何症状，能吃能睡，精力充沛，仍在以健康良好的身体状态工作着。不同的是，我的这位亲戚以最快速度进了手术室。他找到当地最好的医院，请来最好的医生操刀。医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手术成功，肝部肿瘤已被切除。可惜的是，病人很快去世了，整个过程不到三个月。噩耗传来的那天，我在悲伤中前前后后仔细回想，最后得出结论：这位医生的所谓“手术成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手术除了给病人带来痛苦，还有极大可能缩短了他的生命，至少没有延长病人的生命。这天夜里，我在睡梦中醒来，病中的父亲再次来到眼前。我第一次确信，当年听从吴孟超大夫的劝告不为父亲手术，不是一个错误。那个积郁心中20年的疑问，终于释然！现在，同样的难题轮到我自己了。在经过一番求医问诊的经历之后，我才知道，今天大多数医生面对病人时，已经不会像当年吴孟超大夫那样客观中肯和超越自身功利。他们倾向于把自己说得无所不能，并且有意无意中给病人造成一个印象，如果不把你的金钱和生命交给他们，就将是死路一条。当然他们是用另一句话来表达这个意思的：“贻误最佳治疗时机”——这对病人和病人家属来说，几乎是个“撒手锏”。“最佳治疗时机”当然重要，但是我相信，“正确的治疗方向”更重要——也许比选择一个具体的治疗时机还重要。我回想当初在“要不要手术”的问题上进退两难的情形，如果听从医生建议，就是立即切除颅内肿瘤，那么即使在最好的医院里，由最好的医生操刀，完成一次最成功的手术，结果也只能是：1.恶性肿瘤。全切除。造成部分脑损伤。2.恶性肿瘤。部分切除。没有损伤正常脑组织，但剩余病灶仍会迅速长大。3.良性肿瘤。全切除。没有损伤正常脑组织，或者造成部分脑损伤。无论哪一种结果，我都将庆幸自己经历了一次成功的手术。我会对医生千恩万谢。我会说：“是手术挽救了我的生命。”也许还会以此鼓励其他癌症患者勇敢地走向手术台。即使留下后遗症——眼斜嘴歪，吃饭拿不住筷子，走路不再像个健康人那样腿脚利索，我也不会产生任何怀疑。因为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如果不做手术，我的生命将会怎样。但是，由于我没有听从医生劝告立即手术，所以有机会看到另一种结果。我已经跨过医生所谓的“死亡预告期”，不仅什么都没有发生，而且我还能清晰地感到头部病灶带来的不适减轻了。不能说这是痊愈的迹象，但它已经证明——至少在我的病例中——所谓不立即锯开脑袋就会贻误“最佳治疗时机”的说法，其实只是医生的错误判断。我并不一律地排斥手术（我很快就会提到，当大多数医生都认定没有必要实施开胸手术时，我坚决地选择以手术方式切除左肺病灶）。我只是坚信，病人千差万别，肿瘤的性质更是大相径庭，一律选择某些治疗方式，或者一律拒绝，都有可能导致你走向错误的方向。由于我的家族中出了好几个癌症病人，也由于身边很多类似的故事，更因我本人的切身体验，我渐渐意识到一件事：与癌症的较量是没有后悔药的，一着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因此每一个决定都必须有足够的理由，都必须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不是冲动和盲从。请记住，用我们的脑子救命，而不是用我们的腰包救命。现在让我们回到“刘太医”和他的“控岩散”上来。“刘太医”给我诊治开方那天，说对了两件事：其一，绝对不能去开刀；其二，也是一个更加了不起的预言，他认定，三个月后，我的脑瘤将会略微缩小。现在设身处地回想当时情形，我能体会到，说对这两件事相当不易。对比那时候那么多名扬全国的医学专家说过的话，我在心里对这位“江湖医生”有着很强的感佩之心。他有很大可能是瞎蒙的，没有科学依据，可是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事实上，当那些彼此对立、莫衷一是的“诊断”堆在我面前时，我就有了一个直觉：在癌症治疗领域，所谓“科学”和“瞎蒙”之间的界限，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清楚。不过，由于“控岩散”的故事过于离奇，我们抱着很深的疑虑。“刘太医”的“只给精英治病”“只给有影响的人物用药”的说法，更让我们不能接受。在得知他公开发表的个人简历中有一些不实内容时，我们开始怀疑此人的诚信，于是开始调查“控岩散”的来龙去脉。这一调查借助了人民日报社驻海外记者的力量，也委托了我在香港的一些朋友，结果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控岩散”如“刘太医”所说是在香港制成后在内地销售，所谓遍布美国的“刘家诊所”和“会员”，也是无处寻觅。我对医生本人是否合法行医并不介意，对于药品成分不会刻意纠缠，至于有没有政府批文，有没有合法生产手续，我也不太在乎。不管合法非法，能治病就是好法。对于任何一个癌症患者来说，如果名门正派的医院通通宣布为“不治”，那又为什么不去依靠旁门左道呢？但是，如果你选择了一个浑身江湖气、大话连篇、随心所欲、未经合法注册的医生，再加上一堆没有生产许可证、也不知道成分的药品，你就必须有一种游刃有余的分辨真假的能力。我的一些朋友认为，既然“刘太医计划”的第一阶段目标——连续三个月服用牛筋汤和开胃汤，控制脑瘤继续生长——已经实现，那么，按照他的方法尽快上“控岩散”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说，在商业圈里的争名夺利之人，虚张声势甚至无中生有，都是不足为奇的，所以不必过分在意所谓“诚信”。然而我不这样想。我对诚信本来就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追求。过去很多年里，如果我发现一个人说了一句假话，那么我会认定这个人的所有言行都不可信。在求医问诊的道路上也是一样。我不会在乎旁门左道，但是我特别在乎医生的诚信。在没有任何手段控制药品真伪的时候，医生的诚信就成为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判断依据。更何况这对我来说是件性命攸关的事！我拒绝了“控岩散”，这在当时让好多朋友不解。有人觉得我多虑了。晓东知道我的想法，也支持我，可是总觉得在道义上有点亏欠“刘太医”。她在自己的日记里，记录了那时候我俩的一次对话：我问他：“你从一开始就对‘控岩散’心存疑虑，我记得你从来就没有同意过吃‘控岩散’，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始终就不太相信‘刘太医’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