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和牙买加这两个被视为要点的岛屿对于控制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最具实质性意义。就位置、力量和资源上的优劣而言。古巴又明显地绝对地处于上风　　地球表面某些部分的绝对和相对的重要件随着它们对于人们的利益关系而不时地变化着。在很多年中，那些早期文明----我们自己的文明即来源于此----是环绕着地中海这个中心来发挥影响和发展的。在这些文明的衰落与我们当今时代曙光的来临之间的争斗不断的动荡岁月中，地中海地区由于古老传统与文化在此的集聚，依然保持着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性，尽管它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受到了在阿尔卑斯山之外以及大西洋和北冰洋海岸逐渐形成的、更年轻、更有生气和更有战斗精神的国家的挑战并最终丧失。直至中世纪的结束，地中海一直是东方和西方保持商业联系的纽带所在。因为从利凡特向东去开展贸易要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陆上行程，越过高山和沙漠荒原，而地中海提供了唯一的水路联络。好望角通道的发现使地中海丧失了这一优势；与此同时，新世界的发现又将新奇的奢华之物和可施展抱负的全新领域展露在旧世界面前。当时的地中海地区只有其自身的创造性资源可资利用，在东面受到无可救药地粗蛮的土耳其人的影响，在西边受制于西班牙颓废的专制统治，在这两者之间又为许多无力采取一致有力之行动的小国所分割，于是就沦为了一个对世界的前进重要性影响较小的因素。　　法国大革命战争期间，英国的生存和与此相关的战事的胜负都取决于英国商业的活力，可当时英国的商船几乎都被赶出了地中海，这一时期英国大大上升的贸易额中只有百分之二来自于这个地区。至于苏伊士运河的开辟和东方问题的发展如何改变了这种状况，那就不必多说了。不过，纵贯地中海相对不甚重要的时期，地中海和东方及西方之间的关系还是使它对整个世界都具备着某种政治意义，这使它一直是一个上演伟大的政治抱负和军事上的进取心的场所。自从两个世纪之前英国开始积极地介入地中海地区以来，它在任何时刻都绝不愿意放弃其成为地中海上的主要强权的要求，尽管它在那儿占据之地只具有纯粹的军事上的----更应说是海军上的----价值。　　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搁在一起，构成了一片陆间海和一片多岛海。它们也经历了一个同样显现在了国家的历史和个人的生命之中的命运的变迁。对于许多代人，主要是对我们今天的时代来说，对新世界----上面的两片海域以及其中的岛屿、邻近的大陆----的发现和征服的第一幕就象是来到了一个真实存在的黄金国----一片其新来的主人用最少的劳动能换来最多、最丰富的产出的土地。自然资源的富足、气候条件的宜人、再加上大部分当地居民的温顺性格----这将他们纳入了奴隶制度之下，保证了那些人们一旦喜欢就如同对于东方的丝绸和香料那样感到不可缺少的物品的廉价、大量的产出。在墨西哥和秘鲁，早期西班牙探险者贪婪地寻求的金矿成为了现实；与此同时，一条短而艰险的热带航程使西海岸的财富经由地峡被送至了同时洗拂着旧西班牙和新西班牙的海岸的广阔大洋的两边。当时，尽管其对手先发制人，未让英国得到最多、最富足的土地，但英国在其处于紧张的时期还是从加勒比海获取了其商业总额的将近百分之二十五，而此时地中海地区只贡献了百分之二。　　但是，这些美好的地区也曾为一种疫病所侵扰，这不是一种简单的专制主义----专制主义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而是一种在它所统治的人民的性情或政治才能中间未碰到任何反对力量及任何能使他们在将来得到解放的因素的专制主义。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就其所行之事而言是个专制君主，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也是个专制君主。但在前者的臣民身上，清楚地存在着一种不仅要反抗压迫，而且要构建自由的意愿和力量，在后者的臣民那儿就见不到这些。在不断取得了许多不大的胜利之后，这种意愿和力量在美国革命中得到了极至的体现。英国一直未忘记这场革命所给予的教导；因为英国自己在多个世纪所教授的也是它，这样它的人民和政治家也就容易地领会了。自从这个教导被给予以来----不仅给英国，也给予整个世界，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今天，面对着英国和西班牙两国对照鲜明的殖民体系，我们在其中一个身上看到的是政治上的才智，在另一个那儿看到的是无可挽回的政治上的愚钝和落后。　　其中的原因表面上看十分不同，实则一样，它们都产生于并且取决于当地的政治能力的缺乏与否。这些原因使当今时代的地中海和加勒比海地区处于类似的状况之中，在国际关系领域中都被视为大量利益的所在。不管这两片水域就其自身还是就其周边而言有什么固有的价值，也不管今天它们对于人类的繁荣或文化有什么意义，它们如今明显的特征是它们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要性。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种重要性不仅关系到和它们相邻的国家，也和整个世界相关。两者都是由陆地围绕的海域；都是东西方间交通链条上的环节，而且链条在此为地峡所分断；和大洋相比在范围上都属有限。而且，由于这些共同的特点，它们都集中地体现出了影响到海权的政治和军事上的长处和缺点。这个结论对地中海来说明显是正确的，它的历史已表明了这点。对加勒比海来说更是合理不过，这既是因为它不象多半岛的地中海，其海岸的外形使陆地上的力量不能那么远地、那么强有力地楔入海洋；也是因为鉴于前面提到的历史情形、最早的殖民者的特点、和这片土地为文明人所居住的时间的不长。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地区----不算美国----根本不存在某个能和欧洲的那些倚重于陆军远胜于海军的大陆强国相比拟的陆上强国。只要那种和政治家们的谨慎考虑明显不同的国民感情倾向能被辨清，那么不难看到，在今天的地中海，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些海上强国正与德国、奥地利、俄国这些陆上强国对峙，而后者居于主动。这种情形在不久的将来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加勒比海。如前面一篇文章所肯定的，加勒比海主要是海上强国的领地。在此，我们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来考察这一地区。对我们来说，过去两年中突然被唤醒的担忧使它具有了曾为我们的先辈所认识的那种政治重要性，迫使我们要给以足够关注。　　或许应要求读者将此铭记在心：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虽然像那对暹罗孪生子那样连在一起，但仍是不同的地理单元。英国的一家主要期刊曾指责笔者出于不愿将其他某个国家的名字和一片他自己的国家要求对其有支配权的水域相联系而将墨西哥湾也叫做加勒比海。墨西哥湾的范围由北起佛罗里达半岛、南至尤卡坦半岛的投影线所清晰界定。在这两点之间，两百英里的距离由古巴岛所嵌入，它在一边留下了一条指向大西洋的大约一百英里宽的通道----佛罗里达海峡，在另一侧则是通向加勒比海的、稍宽的尤卡坦海峡。作为一项重要的军事考虑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从密西西比河口往西至卡托切角----尤卡坦半岛的顶点，不存在任何能被认为完全符合大型战舰需要的港口，在眼下正被讨论的这一地区的其他部分屡见不鲜的这样的港湾在这一条长长的海岸上是找不到的。这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中的一个有着军事上的重要性的因素。　　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这两片水域中的每一处，都存在着一个有着突出的商业意义的地点。在墨西哥湾，密西西比河河口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经由水路的进口和出口货物的会合之所。不管这些货物来于何方或去往何地，它们就象到了一个大十字路口那样汇聚于此，或者说就象一个帝国的通途大道在大都市相交汇一样。无论密西西比河及其众多漫长的附属河道作为遥远的内陆和世界海洋通途之间的便利的交通媒介对于美国有什么价值，所有进出密西西比河的货物都得集聚于这条河的河口。那些小的然而重要的墨西哥湾沿岸城市----莫比尔、加尔维斯顿或者是墨西哥的港市----的存在没有降低密西西比河口的重要性，反使其在相比之下更显突出。这些城市也具有意义，它们通过佛罗里达海峡或尤卡坦海峡同样地与外部世界相联系。　　同样地，在加勒比海，众多重要港口的存在和对于生长于本地区的热带产品的繁忙运输使那个被普遍地然而至今依然有欠清晰地叫做地峡的地点的绝对重要性更加引入注目。在这里，决定性的因素也还是道路的交汇。这种情形不论是天然的----如前面的个例，还是简单的人为倾向所导致的，都是决定着一个地点的商业和战略意义的首要因素。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尽管存在着陆上运输和货物转运这些不足，自首批探险者的时代起，在其后的多个世纪中，地峡一直是东西方交通线上的重要环节，虽然重要程度依时而变化。而且，一旦地峡为一条运河所贯穿，它将造就一个可与密西西比河口相比的海上中心。不过这两者也会有不同。就后者而言，那些在一侧相汇集的水道位于一个大国之内，载运的是这个国家的财富；而在地峡，在其两侧会合的道路完全位于为所有国家共同拥有的海洋之上。所以，对地峡的控制或取决于对地峡本身的控制，或间接地取决于对通向它的道路的控制，或取决于拥有一支实力超群的海军。在海洋事务中，后者一向是支配性的因素，完全就象在陆地上机动的陆军必定会决定堡垒的得失一样。　　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关于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军事探讨的中心。这两片水域合在一起，控制或影响着一侧通往这两个有着商业上的价值，因而也就有着政治上和军事上意义的中心的道路。在这里，另外一侧的道路，即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内陆航线和交汇于地峡的太平洋一侧的海上航线，和我们并无多少关系。道路在军事学上叫做“交通线”。交通线也许是战略、军事或海洋方面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从字面上讲，它们是最具根本性的，因为所有的军事行动都离不开交通线，就象一株植物的果实离不开和根之间的联系一样。于是，我们在地图将上述两个中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交通线路画出来。这些线路体现了这些中心和外部之间的相互依赖，凭借着它们，两者相辅相成；一旦它们被截断，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来说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墨西哥湾或加勒比海中所有地点军事价值的大小有无正取决于它们对于这些交通线的潜在影响。　　对此不可能预先给予或伴之以一番从海军战略的技术角度进行的探讨。如果需用这方面的解释，那么它的使用应是替代性的、随机的和严格的。所以，这里只想简要提一下的是，任何地点无论其面积大小，是一个海港还是一个海峡，其战略价值都取决于1.它的位置（主要是相对于交通线）；2.它的力量（固有的或后天的）；3.它的资源（天然的或存储的）。人们可以在位置合适之处集聚力量和资源，但无力将一个地点的本身并不优越的位置予以改变，因而位置应成为首先关注所在。力量和资源可以被人为地供应或增加，但移动一个位于战略影响范围之外的港口却不是人力可胜任的。若将直布罗陀搁在大洋中间，那它的力量也许会四倍于今天，但在军事上它将一无所用。　　基于这些考虑，在仔细研究了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各个港口和海岸固有的优点之后，在地图上用黑色方块显示的一些地点被选择了出来。这当然不是说其他地方就不具备各种长处，或者说所考察的这个地区的各种战略就已一无所漏地体现在了这些地点上。在特定状况下，它们的价值大小程度受具体的环境制约；而且还必须予政治状况以一定的注意，可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使一些地点中立化。一些地点之所以未被考察是因为它们和离它们非常接近、处于实际上能将它们纳入自己影响之下的强有力地位的其它地点相比黯然失色。另外，战略上的常识是：被动的地点、需受保护的地方不管如何具有力量，即使是军事行动不可缺少的支持所在，也不应占得太多。这样做会浪费力量。类似地，在对某个海上行动的场所的研究中，有关的地点----它们对于全局相对的和整体性的影响是考察的目标----的数目应该通过一个逐渐消减的过程被缩小至仅包括那些明显地至关重要、有代表性的地点。将更多的包括进来只会干扰注意力，浪费思维并阻碍正确认识的形成。在可允许的、合情合理的范围内排除一些细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大量的细节只会对此有害，就如繁多的图形或角色只会让人对于一部美术作品或小说最终什么印象也留不下来。要形成思想，一开始是要进行贴近的、细致的考察；但在此之后，客观地选择那些最重要的、被一些点、线最生动地表现的地方才能让人最有把握地得到对于一个军事行动场所中的本质联系的理解。　　在美国，从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口中可选一地作为建立海军基地的位置，一个被专门建立的小组最近作出的决定主张选用后者。尽管笔者完全同意这一决定，但它根本不意味着前者毫无可以利用之处。这两地合在一起能很好地满足战略----海洋战略和陆上战略的需要。以国家的海岸边界为基地的行动不应只依赖于某一单独的地点。虽然和所希望的理想状态相比，这两地过于接近以至于一个敌国用不着分散力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它们进行监视----诺福克和纽约就不是这样。但是，考虑到重型舰只的吃水深度，它们仍是那条海岸上我们所能选择的最佳地点。另外，基韦斯特，一个位于佛罗里达半岛顶端之外的岛屿，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佛罗里达海峡中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优良的和可防守的锚地，合理地控制它对于战时我国大西洋海岸和墨西哥湾海岸之间的交通联络必不可少。当战争在加勒比地区发生的情况下，依照现在的情形，基韦斯特就是我们所掌握的最远点。如果这里有着足够的防御工事，我们的舰队就可以以其为依托；而该岛若被如此使用，它就将把敌人的力量从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口有效地引开。然而，它永不可能成为彭萨科技和新奥尔良所能成为的那种主要行动基地，因为它只是一个岛，而且没有资源，甚至淡水也没有。不过它还是可以被加以改造从而十分有效地为一支舰队提供日常的需要，如煤、弹药等等。在基韦斯特以西六十英里处还有着一座位于德赖托图加斯岛上的古老堡垒。它能够被作为基韦斯特的一个有用的补充，只是在目前它几乎还不能被考虑。基韦斯特距密西西比河口五百五十英里远，距地峡一千二百英里。　　在地图上圣卢西亚岛和马丁尼克之所以被挑了出来是因为它们分别是英国和法国在所讨论的这片广泛区域外围上的主要据点。出于已经说到的原因，格林纳达、巴巴多斯、多米尼加和其他靠近上述两岛的英属岛屿未被考虑，或者说得更恰当些，是由于我们相信它们可以被足够能代表它们的圣卢西亚岛所涵盖。如果英国在这一区域还需要一个供辅助之用的据点，那它就会在安提瓜了。这个岛对圣卢西亚的作用就象彭萨科拉对密西西比河口的作用。同样地，法属瓜德罗普岛对马丁尼克岛也具有意义。这些地点的固有的重要性在于这个事实：它们是英法两国所占有的岛屿中离母国最近的，而且在它们与母国之间不存在任何不得不从其旁通过的危险点。但是，它们也有其缺点：它们都是很小的岛屿，因而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易于被全面封锁。这样，它们在战争中的用处在本质上仍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而彭萨科拉或新奥尔良却均不是这样，它们有大陆为其后盾。　　正是在这个方面，西班牙所属的古巴岛展示了它的卓越的自身优点，英属牙买加也是如此，但比于前者还是逊色不少。古巴岛虽然全岛呈狭窄状，但从圣安东尼奥角至迈西角的长度超过了六百英里。简而言之，古巴岛比其他的岛屿更象一块大陆，而且在有着适当的发展的背景下，包含着可以使其自给自足的丰富资源。古巴岛的面积是爱尔兰的一半，但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它的长度超过了爱尔兰的两倍。所以，古巴岛的海岸线是极长的。在军事上衡量，它的许多天然港口可集中为三大块，其代表是西边的哈瓦那、东边的圣地亚哥和靠近南部海岸中间的西恩富戈斯，其中任何两个港口之间最短的水路距离是从西恩富戈斯至圣地亚哥的三百三十五英里。走水路从西恩富戈斯至哈瓦那要跋涉四百五十英里，而且要折过古巴岛的西端；不过两者间在陆地上只为稍稍超过一百英里的十分易走的乡间路程所隔开。所以，如古巴被看成一个海军行动基地所在，一个舰队的供给来源，那么在与古巴同样归属于----它也是所有岛屿中唯一的这样一个----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诸岛屿中，它的情况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幅员是独一无二的，这使它很大程度上可做到自给自足，或是通过利用自身的产品，或者通过积聚在一个大的、繁荣的海上共同体中容易得到的外来必需品。它的另一个独一无二之处是，物资可以根据舰队的需要通过内陆道路从一点运至另一点，无须冒在海上被截获的危险。另外，海岸线的漫长、港口的众多以及航路走向的多样使古巴岛遭到彻底封锁的危险降至最低点。这样的情形本身颇具优点，对于一支劣于对手的海军尤是如此，因为它们使得力量可以随着行动的转移从一侧被调至另一侧，而且使得在任何方向上都可找到庇护所和供应来源。　　牙买加只有古巴岛的十分之一大、五分之一长，无论是作为一个供应来源还是一个从其采取直接行动的中心，都不具备后者的内在优点。不过，如果它是由一个在海上占绝对优势的强国所拥有----就如今天它为英国所掌握，那么关于供应、封锁和行动方向上的便利的几个问题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原先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现在也就仅仅是一个令人感到有些头疼、需要关注和谨慎处理但根本不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了。从长远来看，任何地点上的优势都不能抵销在有组织的机动力量----野战陆军，尤其是海军方面的根本劣势。假如西班牙卷入了和英国的战争----就如它以前常做的那样，在古巴的西班牙人具有的一个有利之处是，他们和美国尤其是墨西哥湾港口间的交通线将处于较好的保护之下。不过这不是说沿这些路线开往古巴的船只将不会遭到袭击，平平安安。没有什么交通线----海洋上的或陆地上的----能免受攻击。我的意思是，相比于攻击这些交通线，保护它们更为省力；相比于防御方，进攻方必须积极得多，必须采取多得多的行动，因为它更为远离基地。故而，攻击的成效还取决于英国能从其他战场----西班牙不可能只和英国焦着于一点----抽出多少力量。在这样的情形下，位置上的优势不会只仅仅起到弥补在当地的力量上的小小劣势的作用。拿破仑曾说，“战争就是关于要点的事情”。这位闪电般的快速运动方面的大师肯定是指战争就是获取要点并守住它。战争的结果取决于凭借机动力量对一处要点的运用，就如一只棋子的效力取决于它的自身价值与相对位置。所以，尽管在力量和位置这两个因素的组合中，力量在本质上更具价值，但位置上的巨大优势使力量上的较小劣势变得不必忧虑永远是可能的，一加五可能比二加三要大。古巴岛的位置价值就是极大的。　　如果将其完全看成一个海上要点而不考虑以其为基地的力量，牙买加岛对于战争胜负的作用远逊于古巴岛，虽然在牙买加岛上的金斯敦有着优良的港口和海军基地。只是对于地峡以及与此相关的加勒比海当地的问题，牙买加岛才具备着某种优越性，稍后要涉及这个方面。首先应做的还是完成对用方块标出的地点的介绍，这对于解释为什么要挑出它们是必要的。　　在这些地点中，在地峡地区的三处彼此靠得很近。根据前面采取的规则，它们本应被适当删减至仅余一个有代表性的地点。但是，由于这些地点如此挨近地峡这个加勒比地区巨大的利益中心，它们各自的重要性又由不同的、特定的原因所构成，单独地和总体地简要提及它们对于全面地说明加勒比海的战略状况至关重要。这些地点是：港口小镇科隆----有时称为科隆往东三百公里处的港口城市卡塔赫纳和科隆以西一百五十公里处的奇里基湖，一个很大的封闭海湾，沿岸几乎无人定居，它附带的许多岛屿提供了优良的、多种多样的锚地。科隆是巴拿马铁路在加勒比海一侧的端点，也是计划中的而且已部分开挖的运河的端点。这个港口虽然易于遭到一些风暴的侵袭，但还是一个不错的港口，它自然地成为了横贯地峡的交通起始点。这里不打算介入关于巴拿马运河计划和尼加拉瓜运河计划的相对优缺点的争论，但完全可以说的是，如果前者建成了，科隆必是其一侧的出入口。至于卡塔赫纳城，它是地峡邻近地区最大和最繁荣的城市，也有一个良港。由于有着这些条件，卡塔赫纳的优点是基于这样一个公理性原则：如果其他方面几近相同，一个商业集中的地方就比在这方面逊色于它的其他一个地方具有较多的战略意义。后者的情形就体现在了奇里基湖。奇里基湖这片宝贵的水域----它曾被哥伦布造访过并以它的一个内湾海军上将湾的名称记录了这个事实----具有建立一个纯粹的海军基地所需要的全部自然条件，但对于商业活动而言就不那么适合了。在这里，任何东西都需要从头建设。而且离不开外部持续的支持。奇里基湖位于科隆和圣胡安河河口，即已被选定为设想中的尼加拉瓜运河的出入口之间。因此，奇里基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折射出了地峡问题在目前所处的悬而未决的阶段。尽管在奇里基湖地区存在着各种潜在的可能，但当前除了指出对这个湖的存在和特点的基本了解对于充分认识地峡的环境至关重要，其他的也不能说出多少了。　　荷兰拥有的库拉索岛也被做了标记，这主要是因为它的自然特点使人不能不考虑它。不过如今它属于----可以期望它会无限期地如此----那些据认为已为政治环境中立化的地点之列。库拉索岛有着一个良好的、可以被改造得难以攻克的港口；另外，它天然地靠近任何开往地峡和经由牙买加岛东侧的船只所要走的航线。这些情形构成了库拉索岛在军事上的无可否认的重要性。但是，荷兰是一个小国，不可能再次参与一次全面的战争。实际上，正在泛起的一种担忧是，正谋求殖民扩张的德意志帝国可能会因为荷兰依然占有大片殖民地而企图吞并它。这也许看来是不可能的，但和普遍相信是由德意志帝国的支配性影响导致的欧洲棋盘上近来的神秘举动相比，又不能说完全让人难以理解。对于这些举动，我们这些疑惑的美国人在过去几个月中一直试图弄个明白，但一无所获。　　应该承认同样的中立可能也会体现在剩下的被标出的地点上。它们是坎昆岛、萨马纳湾和圣托马斯岛。其中的第一个位于尤卡坦半岛的端点上，属于墨西哥----这个国家在地峡问题上也有着十分切实的利益，因为它和美国一样，有着绵延的、既濒临太平洋也濒临大西洋（在墨西哥湾）的海岸。不过，座落于尤卡坦海峡这个从任何墨西哥湾港口至加勒比和地峡的必经之路上的岛屿除了其位置并无其他可提供的了。它的驻泊条件几乎令人难以忍受，没有丁点资源，只有付出和所得不成比例的费用才能给其配备上防御能力。另外，把该岛看成一个有前途的军事要点只会更加突出这个最肤浅地瞄上一眼也会让人铭记于心的事实：就位置而言，古巴岛在对于尤卡坦海峡的控制上没有任何可能的对手，正如对于控制连接墨西哥湾和大西洋的佛罗里达海峡，它也是无与伦比一样。　　萨马纳湾位于圣多明各的东北角，是那个其土地为分别讲法语和西班牙语的两个黑人共和国所分据的大岛上几个良好的泊地之一。决定它能被择入我们的研讨而不是和其他一些地点一起被排除在外的是它的位置以及这个事实：我们寻求给予加勒比海的全景而不仅仅是其特定的区域一个通观。举个例子，鉴于接近向风海峡----从北美大西洋海岸至地峡的最短航线经过于此----的古巴圣地亚哥和牙买加罗亚尔港这两大海军港口的存在，可以不由自主地想到，就在海峡边上的莫勒圣尼古拉提供了一个在需要之时可用来钳制其他港口的地点。可是，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寻求的不是扼制某个东西或某些人，而是简单地从整体上考察一下一个海上区域的天然的战略特点并顺便注意一下这个美国对其有着特殊兴趣的地区的政治状况。如业已评论过的，一个地方的政治状况对于它的军事价值有着无法避免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考察是广泛性的。萨马纳湾和圣托马斯之所以在这儿被赋予了突出地位是因为它们更充分地、比其他任何地点更好地体现出了对大西洋与加勒比海之间的两个主要海峡的控制意义。萨马纳湾所处的圣多明各和波多黎各岛之间的莫纳海峡尤其适合由北而来的帆船航行，因为在这儿不存在什么对航行的危险。当然，在今天的蒸汽时代，这一点在军事上并不重要。不过，莫纳海峡在军事上还是有其价值，因为它可以作为对向风海峡或在东面的其他海峡的替代，如果其中某一处为敌人所控制的话。圣托马斯岛濒临阿内加达海峡，这个海峡实际上已被大量使用，比其他任何海峡都更多地为从欧洲至地峡的航线所穿过，就如向风海峡更多地为从北美大西洋港口至地峡的航行所经过一样。这两个地点都不能说具备着相当的天然力量或资源。圣托马斯是一个有着提及过的所有内在弱点的小岛；至于萨马纳湾，尽管它所在的岛屿面积较大，物产较丰富，但它目前不具备，也没有希望具备使资源和力量能得到充分利用的政治稳定和商业繁荣。这两个地方还都需要相当地发展它们的防御设施以迎合一个海军港口的需要。不过，尽管这两地有着这些缺陷，它们与海峡相邻的位置还是使对于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一个全面性的研究要给予它们突出的考虑。它们在潜在的意义上关系着对于莫纳海峡和阿内加达海峡的控制，就象金斯敦和圣地亚哥关系着对向风海峡的控制。　　地峡是加勒比地区决定性的商业和军事利益所在，并吸引着那些其领土濒临两大洋、如今为地峡断开但有朝一日将合为一处的国家----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的特殊关注。在这种情形下，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加勒比海的入口及穿越加勒比海直至地峡的交通线，对于地峡发挥其作用乃是主要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所以，在战时，控制这两个因素就成为在重要性上不次于控制地峡的军事目标，而前面所考察的众多地点对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也需被顾及----首要是在个体的意义上，然后是在总体的意义上。　　在这里既无时间也无篇幅来详尽地进行第一阶段的个体考察。不过，选择前面提到的那些地点的原因已经被尽可能简要地作出了说明。现在让我们注视着地图，将这幅用图形展现出来的图景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　　如暂时将地峡地区的要点----它们更多地是目的所在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所在----搁至一边，我们此时就看到位于所考察地区的端线上的多个要点是为一流的强国所掌握----马丁尼克和圣卢西亚分归法国和英国，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口则属美国。　　另外，那些一流国家还掌握了两个远离它们最靠前的力量基地的前方要点，也就是离彭萨科拉四百六十英里的基韦斯特和距圣卢西亚九百三十英里的牙买加。这两地至地峡的距离分别是一千二百英里和五百英里。　　从尤卡坦至圣托马斯的一系列地点分布于上述的主要基地和前方要点之间，将其分割开来。不考虑机动力量因素，完全就位置而言，这些地点体现了对于控制加勒比海的北部入口----最重要的入口----所具有的意义。它们其中没有一个属于任何一个被普遍地认为具有一流力量的强国。　　远至但不含阿内加达海峡的加勒比海北部各入口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少----这种情况向来使价值上升；离地峡是如此之近；而且尤其对美国来说，除非以绕一个大圈子为代价，它们是自己与地峡以及所有位于加勒比海范围之内的地区进行交通往来的必经之路。　　在一个非常原则的意义上，加勒比海是一个陆间海；不过一旦相比于旧世界的地中海或墨西哥湾，这个修饰词就显得有限了。墨西哥湾和外洋只通过极少的海峡相连，这使得容易从一个靠近的地点对它进行监视。另外。在地中海和墨西哥湾都存在着极具力量的地点；对前者而言是直布罗陀和其他一些地点，对后者来说只有哈瓦那。与这两片海域相反，加勒比海的东缘为一系列小岛所封，而这些小岛之间的通道尽管实际上不比直布罗陀海峡宽，但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加勒比海在这个方向上的入口可以正确地讲伸延至了近四百英里。的确，这些岛屿构成了许多能从其为控制入口从而实施军事行动的地点----虽然一些条件较好，一些较差；不过，它们的数目之多使这种影响不能集中地、有把握地得到发挥，而以直布罗陀或哈瓦那为基地的充分的力量就可能实现这点。　　加勒比海北侧的情形则十分不同。从古巴岛的西端至波多黎各岛的东头伸展着一条一千二百英里----在加勒比海东侧是四百英里----长的陆地阻隔带，其间只为两条海峡所断。每个海峡宽五十英里，一只中等马力的汽轮能在二个或四个小时之内从这一岸驶至另一岸。这种自然环境对通往地峡的道路的影响几乎是爱尔兰岛对于英国的战略影响的最大限度的翻版。爱尔兰岛这个英国的陆地阻隔长二百英里，居于彭特兰湾和英吉利海峡之间的正中位置，也就是说，它为大西洋朝向英国的所有道路所围绕。这情形给予了一支有着相当力量的海军在爱尔兰南北两端或其中一端侧击和骚扰英国的特殊能力。现今的政治形势和其他状况无疑使上述两处阻隔之地对于受其影响的国家有着相对不同的重要性。与大西洋的交通的畅通对英国生死攸关，而与地峡的交通直至今日对美国也不是如此。然而，在“生死攸关”之外还有多种不同程度上的重要性。考虑到加勒比海的一千二百英里的阻隔地带中有六百英里在古巴土地上，接下来是五十英里宽的向风海峡。其次是三百多英里长的海地，最后是莫纳海峡，无可辩驳的是，一支以古巴的圣地亚哥或牙买加为基地的优势海军可以给予美国和加勒比地区尤其是地峡之间的所有通道以非常严重的干扰。　　与此相联系，也应考虑佛罗里达半岛和将其与巴哈马及古巴分离开来的海峡的狭窄对于我国大西洋海岸和墨西哥湾海岸之间商业上和海军上的交通联系的影响。如果能想象佛罗里达半岛这个长但是不宽的地带被完全移走或为一条贯穿其颈部的海峡分为一个岛屿将会导致什么情景，它对于我们的海上利益的作用就能够被最好不过地认识到。在后一种情形下，我们必须确保对于海峡的两个入口的控制，但我们的运输也不会被迫经由一条狭长的、在其一侧与他国----可能也是敌国----的领土相邻的海峡。在我国与英国或西班牙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这条海峡或许会受到离己方基地不远的敌国巡洋舰的骚扰，不过我们在如今的状况下保护我们的商业将比在有着那条假设的海峡或者佛罗里达半岛不存在的情形下付出多得多的努力。这个半岛的作用是将我们从大西洋至墨西哥湾的航线向南推远了二百英里，从而使得我们必须为控制佛罗里达海峡而拥有一个基地。然而，我们差不多完全缺乏有用的港口这点又将事情弄得更糟。在大西洋海岸这个最暴露的一侧，不存在这样的港口；在墨西哥湾，没有哪个港口能比离基韦斯特一百七十五英里的坦帕湾离前者更近。　　实际上，我们对于美国在地峡运河上的利益并不能说些什么，目前这样的一条运河对美国的重要性尚不能和佛罗里达海峡相比。前者将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起来，而后者连接的是大西洋和墨西哥湾。在这里还可附上一句：狭长的佛罗里达半岛连同其海峡的影响也被翻版到了古巴、海地、波多黎各以及将它们分离的海峡上面。它们整个地构成了一条长长的阻隔，它对于加勒比海的战略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其中的海峡为敌人所控制，这一阻隔带就会将墨西哥湾推至绝对孤立的境地。　　牙买加岛对于由古巴、海地和波多黎各组成的大阻隔带是这么一种关系：它是一块天然的起跳石，借助于它，我们就从对入口的考虑过渡到了对于一直为我们所关注的、从入口至地峡的交通的考虑。下边我们就必须探讨这个话题。　　在涉及加勒比海的入口以及该海域的内部控制的问题上，牙买加处于一个突出的中心地位。它到科隆、尤卡坦海峡和莫纳海峡的距离相同，都是五百英里；与南美大陆上和它最接近的地方加伊纳斯角及中美大陆上和它最接近的地方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的距离更短，都是四百五十英里。另外，牙买加岛紧贴向风海峡的后梢，它对后者的控制力一点不比圣地亚哥差。任何一个军人读者都几乎不会不注意到，牙买加岛作为一支大型舰队的基地会象一个将只在几个点上可以出入的一条边界线置于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的陆军据点那样发挥作用。如从牙买加岛向每个方向上派出一支相对精干的快速侦察船队，它们能予上述三个海峡的通行状况以及时的注意。即使船只是在其他地点上出入加勒比海，以牙买加岛为基地，可抵至加伊纳斯和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的机动力量也可以将交通状况置于自己观察之下，以便运输任务能不受干扰地得以完成。　　由于拥有位置上的优势以及一个可以被令人满意地发展为一支大型舰队的海上基地的港口，牙买加无疑是加勒比海中间最重要的地点。如果一个人回想起牙买加岛是在克伦威尔时代偶然地落到了英国手中，当时英国首要的征服对象是圣多明各；回想起自那时起的两个半世纪中，牙买加岛的那些如今隐现于其上的优点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回想起基于各种可能性，在美国革命战争中牙买加岛都应被西班牙重新占有；回想起同样的偶然和不确定性也曾存在于英国对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这两个地中海中的关键地点的征服和保有上，他就不禁会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这些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相隔如此之开、但又增进了同一个目标----英国的海上霸权的事件究竟纯属偶然，还是仅是一种作用于整个历史、自觉一贯地遵从于某个尚未为人所辨出的目标的个人意志的表现？　　可是，和古巴相比，牙买加还不能被认为是加勒比地区最具决定意义的地点。一个地点的军事价值既是数量意义上的，也是质量意义上的。不论一个地点的位置多么优良，单凭这一点也不能充分地弥补力量和资源方面的缺陷。直布罗陀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固有力量的代名词，但它的狭小、孤立和资源的贫瘠构成了对于它的进攻性力量、甚至对于它的坚不可摧性的限制，这些对军人来说不难理解。牙买加由于其位置，为从古巴至地峡的航线----实际上为所有从大西洋、墨西哥湾至地峡的航线所围绕；但作为一个军事存在，它与古巴这个再清晰不过地座落于它面前的大岛相比就完全地相形见绌了。即使如前所说，牙买加的位置截断了古巴至地峡的路线，但它与北美大陆----这一直是基本生活必需品不能自给的西印度群岛的主要的、天然的供应来源----之间的交通也为其大邻居所切。在战时，即使美国保持友好与中立，位置和面积赋予古巴的优势根本不是供应来源可被有效掐断的牙买加的长处可比拟的。再考虑到牙买加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哈利法克斯、百慕大和欧洲的交通，它的劣势地位丝毫未被改善。牙买加离这些地点以及圣卢西亚----来自欧洲方面的支持牙买加的资源可以说集中于此----的距离使它处于一个极为孤立的境地。这种状况还因下列事实而愈显突出：无论百慕大还是圣卢西亚，都依赖于外部提供经由它们运至牙买加的任何东西。而古巴的幅员、人口数量、海港数目及产业规模则使它自然地积聚起了一个大的商业社会必须具备的资源。这些连同古巴与美国的邻近和它的其他位置优势几乎使得世界上的其他岛屿中再也找不到一个可在军事意义上与古巴媲美的地点。只要和美国有着友好关系，古巴就不可能被孤立。　　任何这类的探讨的目标都应是通过逐步缩减所考察的众多因素从而使余下的决定性的因素可以变得更引人注目。只有这样，树才会越来越细，战略图景的特点才能日益显现。这方面的主要工作在前面已经进行。概括起来，我们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一是两个决定性的中心：密西西比河口和地峡。二是四条主要的将这两地与其他地区连接起来的航线。它们分别连接地峡和密西西比河口、地峡和北美海岸（经由向风海峡）；墨西哥湾和北美海岸（经由佛罗里达海峡）；地峡和欧洲（经由阿内加达海峡）。三是所讨论的地区的主要的军事要点以及它们独自的和相对的重要性。　　基于有关的讨论，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因为“交通线”是战略中如此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那些所处位置决定性地影响着数量众多的或很大范围之内的交通线的地点是最重要的。在上述的四大交通线中，三个经过古巴和牙买加附近并在实质上为它们控制，它们也就是从密西西比河口经尤卡坦海峡至地峡、从密西西比河口经佛罗里达海峡至美国的大西洋海岸及从地峡经向风海峡至北美大西洋海岸的航线。从地峡至欧洲的第四条航线与牙买加岛比与古巴岛更为贴近，不过这两个岛还是比该地区岛屿中的任何其他岛对它更具控制力，因为其他岛屿相比于牙买加或古巴更容易为这条航线所避开。　　所以，古巴和牙买加这两个被视为要点的岛屿对于控制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有着最具实质性的意义。此外，对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都具作用的战略中心是在向风海峡，因为在这里古巴和牙买加两岛屿对加勒比海的控制力的相对大小得到了最终的检验。如前所说，在一场战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要点，也不主要是要点，而是机动力量。对于任何情形的充分说明都存在于这两个因素的组合中。就位置而言，古巴岛是比牙买加更具优势的要点，原因前面已经给出。在掌握着这两个岛屿的国家发生冲突的情形下，双方机动力量的相对大小将为向风海峡的受控制状况所检验，因为该海峡是牙买加与美国海岸、与哈利法克斯、与百慕大进行联系的最短、最佳路线必经之处，为此它对牙买加来说必须保持开放。如果牙买加的力量未强大到足以强行使该海峡保持开放，它就只好通过规避、通过采取隐蔽的手段来维持基本的供应，因为它无力在海峡方向上充分显示力量，无力在任何方向上从靠近它的古巴的影响之中摆脱出来。在这种状况下，放弃最佳道路意味着受孤立；这种情形一旦是长时间的，那就可能只有一种结局了。　　于是，最终的结论可以这样说：就位置、力量和资源上的优劣而言，古巴相比于牙买加明显地、绝对地处于上风。要使牙买加和古巴平起平坐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就需要有一支能够使向风海峡一直开放----不仅是暂时地或在任何一段可计的时间内，而且是在整个战争期间----的机动力量。在目前的政治归属状况下，如果发生一场仅包括英国和西班牙两国的战争，英国在机动力量方面不会存在问题；可是，在一场几个海上强国参加的全面战争中，这方面就不太好说了。在1778年的战争中，一度英国方面很多人都认为英国几乎没有什么希望继续控制向风海峡，保有牙买加。但千真万确的是，后来敌人方面的大失误和不走运揉合在一起拯救了牙买加。　　可以想象，曾经出现的可能也许会再次来临。5·英美重新联合的可能马汉 [美国][出自《海权论·美国的利益》] 1911　　今天不可能再有哪一个国家能像过去那样独霸海洋。英美两国间基于共同血缘的亲近感可能在控制海洋方面建立合作，确立同一种族对海洋的支配　　 “亲缘关系”和“同盟”两个词表达的是两个极为不同的意思；就其中包含的权利与义务的意义而言，它们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根本不同。前者指一种自然的联系，后者则纯粹是后天的，即使它可能产生于随前者而来的情感、共同利益和对于义不容辞的责任的意识。相应地，在“同盟”的词源学意义中，可以找到一种受制于一条人为的纽带的感觉；这纽带既可是力量之源，又可带来忧烦。它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对应物就是婚姻纽带。当它存在于从人性中升华出了超越一切的情感的特殊状况下，无疑是所有纽带中最强有力的；不过，如日常经验所表明的，当爱因固有缺陷的存在或不良意图的萌生而凋谢，只剩下冷冰冰的义务时，婚姻就成为同样最令人伤神的东西。　　就个人而言，我乐意相信近些年英国和美国间友善之情正缓慢却实实在在地上升----最近的乔治·克拉克爵士的和亚瑟·席尔瓦·怀特先生在《北美评论》上的文章令人高兴地表明了这点----确实证明了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传统正使两国相互感知，并且正摧毁着那将具有共同血缘的两国人民分离开来的隔阂之篱。在这儿我们见到的是亲缘的作用，是共同的源泉导致的完全正常的结果，是同一血缘的孩子们的自然亲情的流露。他们曾相互争吵并疏远，但后来都认识到这样的一种状态是错误和有害的。这种复活的情感或许会吸引那些观察着世界问题之生成的人们的注意，让他们认识到想象和情感在多大的程度上驾驭着世界。如果在强烈的感情冲动之外，我们还未忘记在两国相当不同的政治形式之下存在着共同的、世代相传的政治传统和思维习惯，每一国人民的政治发展受着同样的道德力量的支配和塑造，两国逐渐走向行动的协调一致的可能就会变得日益引人注目。在分布于欧洲与美洲文明的所有因素中，没有什么能象两个根本的但却是对立的因素----个人自由和对法律的尊从----的独特结合更有积极作用。这种作用在英国和美国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在这仅有的两个体现了这种结合的国家，一种求得两者间恰当平衡的方法已经形成了。象其他的国家一样，我们也会在双方间摆动，时而倾向这边，时而倾向那方，但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不会过多地偏出正常状态。　　还有另外一个这两国身上皆存在的、并使它们倾向于选择类似的行动方针的情况值得注意。在为欧洲文明所沐浴的国家中，这两国是仅有的在不同程度上与所有存在的敌手在地理上相分离从而得以免承庞大陆军重负的国家；不过，与此同时，它们必须以海洋为主要渠道和与它们国家的福祉相关的国家相交往。对于地理上的孤立对于英国的历史发挥了多么巨大的影响，人们已有充分的了解。就英国而言，英伦列岛有限的领土幅员不同寻常地加剧了促使居住于其的人民在疆界之外寻求行动空间的客观趋势。另一方面，乔治·克拉克爵士引用的数字充分表明了产生于同样原因的同一种趋势也存在并作用于美国身上，尽管尚未完全有人居住的广阔的国土和由保护主义体制造就的大批国内产品的消费者导致了对于这一趋向的一些偏离。简而言之，英美两国的地理状况在性质上相同，虽然程度有异；它们按着同一方向来对两国发生影响。对其他国家来说，陆地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与光荣是国家的繁荣与声誉的主要源泉；对英国和美国而言----如果它们正确地估计了它们在人类进步的伟大戏剧中可以扮演的角色的话，则是海上利益与其息息相关。在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海上利益，它要求----作为它安然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条件之一，有一支组织得力的力量用以驾驭海洋事务的总进程并在必要之时维护指导海上战争的法则。这些不仅是基于一个合理的推理过程之上的思考所得，也以历史的教导为依据。通过运用这种力量，通过维护这些法则，通过仅仅使用这些手段，在那英国是唯一的海上强国的十九世纪之初，英国使自己免遭崩溃。并且强有力地使历史沿着一条较好的方向前进。　　当上述诸有力的、决定性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将英美两国汇入了同一条道路之时，当激情开始要体现为行动的时代将其曙光投入人们的眼帘之时，一个油然而生的问题是：那些为这些曙光而欢呼并将欣喜地加快这个美好时代到来的国家应支持怎样的当前政策？《北美评论》在一个短时期内集中登载的卡耐基先生、乔治·克拉克爵士和怀特先生的文章表明并没有太多人寻求回答这个问题。在这里，尽管我象其他一些人那样希望看到英美两国在海洋或其他方面形成一个同盟，但当前的形势使我不能设想这点。我宁愿说：让每个国家受到更多的教诲，认识到自己的海洋利益的广泛程度吧。如果这点做到了，它们利益的一致将变得一目了然。在没有“经验”这位伟大老师的情况下，这种一致感不可能牢牢地印在人们的心中；而经验也不可能存在，如果不发生随着那并不遥远的时代而来的事实。在这个时代中，美国人民必须再次致力于向海洋迈进，对外大展鸿图，如同他们在故土和新的家园上的先辈所做的那样。　　但是还有着其他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对于每一个国家适当的活动领域，对于就对热诚合作之实现至关重要的地方达成一致，双方目前还可能产出疑问；使这种情形更显突出的是，只要美国自己还是不愿意通过创建一支足以依赖的力量来保证有关地区的安全，就不能合理地期望英国会相信我们具备缔结同盟的条件，或在对其海上权力至关重要的地方向我们作出让步。正因为在调整每一个国家所扮演的角色的过程中----令人满意的合作可以此过程为基础，一定数量的摩擦可能出现，所以我不会主张在时机不成熟之时为建立同盟而努力，这种实现所希望的目标的举措是强人所难的，而且甚至可能令人着急上火。我宁愿一贯地强调双方在天性和周围环境方面的无可否认的相似之处，它们表明了共同的血缘，预示了共同的命运。将这种思考的种子植于土壤之中，它会发芽、生长：先出现叶片，然后是穗儿，接着结出丰满的果实，这时你就可以用你的镰刀收割你的政治成果了。不过现在它显然尚不成熟。静静地，不事张扬地，如同缓渐的自然过程，情感就被揉合进了国家的躯体之中，萨姆特港的国旗受到轰击，我国内战爆发之时北方的一跃而起证明了这点。当时的情形表明了对于联邦和国旗的挚爱如何深深地浸润进了大众的心灵中。这种挚爱为对信念的长期的执着，为无数的七月四日演说所培育。这些演说常常无疑是虚夸的，有时还可能是滑稽的，但在北方各州都被笼罩在战火之下的时候，蕴于其中的生命力及其压倒一切的作用就活生生地展现了出来。在南方，同样明显的是，对于州应成为个人绝对的效忠对象的一贯强调如何牢牢地、难以抗拒地抓住了南方儿女的心。在那时，还有什么纸面上的协议、条约或同盟能被运用来将思想已游离得如此之远、利益是如此相对立的人们聚合在一起呢？　　尽管我坚信英美两国在海洋上真诚地携手合作有利于这两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我还是同样地相信不仅应该希冀而且应该平静地等待这种局面，与此同时创造这种真挚友情所依凭发育的条件。所有人都熟悉“驱动过程”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有些东西是不能强求的，有些过程是不能被催促向前的；只有当作物从它们沐浴于其中的阳光和空气那儿慢慢地吸收了有益的影响时，它们才能茁壮、协调地生长。过度的想象能将一个过程驱进多远？你打算急风暴雨般地予以占据的思想会出现怎样的必然反弹？卡耐基先生的《向前看》一文和乔治·克拉克爵士这位英美同盟----在我看来是理性的而非仓促的意义上的同盟----的热情支持者对所表示出的疑义给予了令人愉快的说明。英国这么一个有着充满光荣与艰辛的历史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尚没有做好准备以向着和美国的再次联合迈出不同寻常的一步，却突然碰到了这么一幅最终图景：其中的情形我不会说不可能出现，但肯定会使英国许多在多个世纪中辛勤得来的成就付之东流。分裂、国家认同感的消失、制度的甚为剧烈的改变、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帝国向一个大联邦下属部分的地位的沦落，这些也许就是英国在遥远未来的命运。我确信，假如我是一个英国公民，这种前景不会在今天吸引我沿着这样一个方向挪进一寸。无疑，这张在所有鸟的视野中张开的网一无所用。　　指责乔治·克拉克爵士和怀待先生的建议只会将那些他们谋求去说服的人赶开得更远是没道理的。这些建议都是清晰、坦率和有条有理的，它们的前提充分考虑到了两国共同利益的无可非议的理由。对于乔治爵士的建议，密切的私人关系使我有幸能更好地了解。它的妥贴不仅仅由真诚的善意和对于任何关系到美国的问题的广泛认识所决定。如不去挑剔这些建议的细节----对此我提不出多少意见，我对它们的异议仅仅是：我不认为时机目前已经成熟。在美国人的心中和认识中，还不具备接受英美联合的土壤，我也怀疑是否英国公民更有心理准备。两个建议都想到了英美间的海军同盟，虽然具体的主张不一。可是，难点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尚未认识到或承认它在海洋上有着巨大的利益；而且，我国人民的大多数依然坚持深植于我们已往的政治史中的这种信念：我们的抱负应该受限于洗拂我们的东部、西部和南部海岸的三处海洋。对我来说，我相信这种认识曾是真理，但甚至对当前而言----更不用说对于如此之近以至于几乎不需要预言家的解读的未来、它再也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了。如果它只是一种偏见，就必须在采取其他行动之前被清除出去。在我国，如果要有稳定的、一贯的国家政策，它就必须和公众的信念保持一致。后者一旦形成，长时间也许无声无息；但碰上特定的时刻，就会化为强有力的行动，如1861年北方和南方在多种因素驱使之下的行为所表明的。　　假如国人对于海洋事务的思想意识不发生什么变化，他们不可能认为决定着国家繁荣和历史走向的最有力的因素存在于海洋之上。这个主题不仅对于一个国家有其重要性，也关系着世界历史和人类的福祉。就迄今我们看到的而言，人类的命运维系在存在于欧洲及其美洲的分支的文明之上。那么，受到并不过分的赞许的我们欧洲和美国文明又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就是一个未开化时代沙漠中的绿洲，为许多内部的争端所分裂，在其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不是组织的精巧细致，而是组织以物质力量的威慑性的、有效能的姿态----它足以抵御数量上占压倒优势但未经充分地组织的外部势力----来表达自己的能力。在当前环境中，欧洲可观的军事力量一方面制止了外族对欧洲的进犯，另一方面也成功地处理了自身内部的粗野之举。对于后者，我们不时地给予严厉的警告，对此人们几乎不能装聋作哑。不过，我们极少给予那些来自于外部的、和我们文明的精神格格不入的种族的危险以充分的注意，人们也未认识到国家间武装的警惕----这种态度如今为欧洲所有大国所持----对于我们文明的保持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即使我们未考虑到这种对于处于非从属的、无政府的时代的社会无价的意义，如此众多的处于最容易被打上烙印阶段的年轻人又受到了关于服从、秩序、对法律和权威的尊重的教育。认为在为人所希望的欧洲国家的尚武精神的沉沦中存在着一种对于世界注定要朝向普遍的和平、广泛的物质繁荣和安逸前进的保证将仍是一个看似有理但绝对不然的错误。这种诱人的理想不会由代表性的文明国家实现，如果它们放下武器，松弛它们精神上的紧张，并从战兽变为只宜屠宰的肥牛的话。　　随着迦太基的陷落，在不存在一个需要防范的势均力敌的敌人的情形下，罗马登上了地中海文明世界的支配者地位。在罗马的治下，普遍的和平逐渐得以实现；但是，在我们战火寥寥的当今时代也可找到其险恶的对应物的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分歧又将其击得粉碎。当时，随着地中海文明国家之间冲突的衰减，物质的繁荣，一般作物和奢侈品的丰富都达到了顶峰，而兵器却从僵颤的臂上无力地滑落在地。在高卢和日耳曼战事中，天才的恺撒修筑了一条外围樊篱，它如同一条堤坝，在多个世纪中一直得以维持；但当伴之了它的出现的铮铮豪情蜕变为了对于舒适、财富和普遍的安逸的迷恋时----这就是今天的和平预言家所想要的，它也就分崩离析了。入侵者波涛般地汹涌而来。大雨倾盆，洪流泛滥，狂风呼啸，房屋和堡垒在冲击之下倾覆，因为它的基石不是对于用以保卫珍贵之物的钢铁之腕和无畏之心的坚定依赖。　　安适长久地存在，贸易不受阻碍，困苦一去不复返，所有的艰辛都从生活中消失，这就是我们现代的梦想。但是，我们能得到这些么？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作为痴恋所在么？幸运的是，目前我们还不能这样。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尽可以对和我们的文明格格不入的外部的芸芸众生视而不见。他们如今是虚弱的，因为我们有着更高的物质发展水平，依然保持着也是前者的主要财富的纠纠武夫精神。不过，即使我们无视他们，从内部产生的解体的危险已使我们脚下的土地发生了动摇，而唯一的安全之策只能是对它时刻予以警惕，在国家间的争斗中，在各种分歧的凸现中，在各类抱负之间的交锋中，聚存着尚武之气。单凭它就能够万无一失地对付隐现于多个世纪之中的外在或内在的破坏力量。　　美国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海军强国且怀有由跨洋的地理位置导致的需要所规定的明确的对外打算并不是对于普遍和平的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保证，未来可能存在的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同源同种的国家之间的诚挚合作同样也不是。包含于欧洲文明命运之中的整个世界的最美好的前景不是基于普遍的和睦，也不是基于对于不间断的和平的憧憬。只有在利益的竞争中、在复兴的民族感中、在每一国人民的首先供己所需的决定中----席卷世界的保护主义浪潮是该决定的鲜明象征，才可以听到这种保证：多个世纪的英勇战斗所建立起来的宏大的制度规范尚未受到侵蚀。在这种极具创造力的斗争中，无可否认的利益和觉醒的国家意识将引导美国发挥它的作用，抛弃只适用于它的幼年时期的孤立政策；并认识到，尽管避免卷入欧洲人的事务曾对其独立性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今天它从欧洲人处承担一份辛劳就是为维护这个文明的共同利益而负起一份应尽的责任。我们的太平洋地区和英国的太平洋殖民地已在一阵本能的震颤之中感到了一些精明的欧洲人在中亚和北亚的众多人口中察觉到的那种威胁。他们向太平洋诸岛的峰拥而入表明这股洪流不仅可能顺陆西涌，也可能跨海东进。不过，我没有细致地探究过这种浩大的运动的细节，其实，它也许永远不会发生，但在当前形势下它的可能性还是明显地隐现于未来的地平线上，对它的唯一屏障将是我们文明的代表者的尚武精神。不管发生什么，海权在当今年代将扮演它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扮演过的角色；而美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必定成为向文明世界的海权提供动力的前沿地带之一。　　如果到时人们应被看到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现在就应切实地理解当今的形势----如本文的开始所提的----并依循这个认识而行动，这才可以对看来遥远的紧急事态做到有备无患。凭借海洋商业和海军优势控制海洋意味着在世界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不管陆地能产出多么丰厚的财富，没有什么能象海洋那样为必不可少的交换提供便利。关于海洋----也许更应该说是水域----的基本事实是它是大自然中伟大的交通媒介。今天不可能再有哪一个国家能象过去那样独霸海洋。象与之相比微不足道的陆上利益一样，对海洋的控制必须通过竞争获得，或许还需一番武力较量。作为各国为之角逐的最大猎物，控制海洋也会象其他激起争执的利益一样有助于使对目标的矢志不移精神和力争上游的品质处于生机勃勃的状态，而这些正是文明国家社会的力量所在。这个社会的一体性不体现在各种情形的简单雷同上，而在于道义和思维上的共同标准。　　尽管所有欧洲文明之内的国家都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但是如普遍承认的，还是有某些秉性方面的截然不同将它们分为各自内部有着基于共同血缘的明显亲近感的集团。不过，如陆地上常常发生的情形表明的，当这些集团的成员在地理上彼此接近时，这种邻近可能会象同极的电流那样产生排斥力，使政治上的分歧成为决定之物，而政治上的共同之处则被抛之脑后。另一方面，如果边界相距甚远，相互接触轻微以至于不会引起政治冲突----就象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情形，同一种族的生存、发展和支配地位就很可能成为政治理想所在。这种理想将为政治上的联合所弘扬，而后者反过来主要基于自然的亲情以及对于携手合作带来的相互利益的明确承认，而不是巧妙炮制的条约协定。如果合作精神存在，一个种族就会有着充分的聪明才智为这种精神的发挥效用提供必要的手段，而英美两国也会在控制海洋这个将它们分离开来的有益工具方面找到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驾驭、但或许可以为这个种族的联合力量所支配的对象。如果一个英美间的同盟真地到来，它也许更是无法违逆的大众呼声的产物，而不是政治家以娴熟的手腕拟定的计划的体现。　　但是，我认为，我们或许不必持有这种经常被提及、乔治·克拉克爵士也极力鼓吹的认识，即英美间的相互支持在将来可能会使海洋商业总体上免受迄今它在战争中所受到的侵扰。在此我必须试着将我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极为清楚，因为它们在一些人看来似是消极的，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它们与我在其他地方对这个话题所作的大量、系统的探讨相矛盾。　　乔治爵士和怀特先生都主张建立的英美间的同盟----前者指的是一个海军联盟，后者则指正式的条约关系----针对的主要是战时的可能事态。的确，每个人的主张的主要特征都是在英美之间促进友善，防止分歧因素的出现，但即使追求这个目标也是为了两国在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可以互为倚重。这样战争确实可以更肯定地被避免；即使战争来临，人们也会发现这两个国家在海洋上连成一气，从而在海上无懈可击，据有了海洋一直只赋予其绝对的统治者的对总体形势的控制。在我看来，英美联盟得心应手的逻辑结果就是霸权。可是接下来，如果高高在上，为什么还要向某个敌国让步，同意它的商业不受侵犯呢？乔治·克拉克爵士说，“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不能在其他国家的商业中找到攻击的动机。”为什么找不到？海军的存在又是主要出于什么目的呢？肯定不仅仅是为了相互打斗，从只是为了打败对手的战斗中获得约未尼所称的“一无所获的光荣”。如果如所有人所同意的，海军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商业，必然的推论是它在战争中的目标必须是使敌人得不到丰富的资源。很难想象海军还能有什么比保护和破坏贸易更广泛的军事用途。乔治爵士其实看到了这点，他在其他地方说道，“破坏商业只有在遵循了给敌人以最深重打击的原则、着眼于加快战争胜负的到来之时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不过我认为，他还是未充分认识到这个限制性让步的重要性，他和怀特先生看来都没有恰如其分地承认商业破坏的巨大意义。　　我认为，两位的缺陷在于没有清楚地看到作为非决定性的一种战术的商业破坏和凭借强大海军对海洋的战略控制的商业破坏之间的差别。所有的海洋国家多多少少都将其繁荣建立在海洋商业而不是其他某个因素之上，一些国家尤甚。对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用本国的船只还是用某个中立国的船只进行贸易，无论是进行对外贸易还是海岸贸易，海洋总是最重要的命脉，但在任何形式下它的海洋贸易都可能处于一个有着决定性优势的对手的掌握之中。　　所以，难道可以期望这样的对手会放弃如此的优势？会执意牺牲鲜血和金钱来打仗？或者会既保持一支舰队，但又让它在用不着作战的同时毫不采取绑缚敌手、迫使它使用不了自己的港口这类明显手段，从而使金钱白白花费？在和法国的战争中，英国的海军不仅保护了它自己的商业，也打击了敌人的商业，这两者对于英国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为英国的海权虽然仍居于优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已是今不如昔，不再是无与伦比，英国才转而承认挂中立国旗帜的船只上的货物不可侵犯这一原则。这项让步出自于地位的相对虚弱，或者也可能出自于某种被误解了的人道主义。不过，不管它是否适当，它只会对中立国有好处，对强大的交战国不利。在政策上讲，对英国的这个让步的唯一合理解释是：英国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承受额外的敌对负担，如果中立国将和它的敌人站在一起的话。在另一个场合，我曾说货物受旗帜保护的原则永不会变了，意思是说从当前的迹象来看，没有哪个强国会在海洋上强大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可以用武力推翻这个原则。　　同样地，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断言，一个对其海权有信心的国家或同盟永远不会作出让步，让某个海上敌手的被不恰当地称作“私人财产”的东西免受侵袭。任何时代的较弱的海上交战国都梦想实现这点。从它们的角度来看，它们的乍一看很合理的论点很有说服力。拿破仑一世这个大掠夺者在把以战养战的原则推至极至方面是竭尽全力，毫无恻隐之心，甚至在和平时期都毫不犹豫地以附属国为其军队的供给来源，用归根结底就是以属于外国人的私人财产的财富来供养自己的军队，可是当他把别人对其帝国海上货物的截获和对运行于一条内陆乡间小道上的一车货物的截获相比时，他倒变得理由十足，表面上看来极具说服力了。　　在所有这些论调看似合理的表层下面并不存在多少令人疑惑的思想，它们都没有认识到情形的本质不同。即使在陆地上，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也是基于这样的简单原则：损害不会是任意的。就是说，当要达到的目的十分微小或者和可能引起的伤害十分不成比例时，对私人财产的侵犯就不会出现。由于这个原因，未投入商业冒险的个人财产在文明的海上战争中是受到尊重的。另一方面，如我们都知道的，在陆地上，规则根本不是不变的，当对私人财产的征用和破坏符合某个敌国的意图时，它也就不受考虑了。一个跋涉于大道之上、手握短棒的人可以声称他的短棒有着文明赋予财产的全部神圣；但是，如他用棒子打破邻居的头，上述的对于他的财产的尊重也就转瞬消失了。今天，运行于海洋之上的私人财产以最具活力的方式参与增进了它所属的那个国家的财富与资源。一旦这个国家进入了战争，它的运行于海洋之上的所谓的私人财产就加强了这个国家战时的财力和耐久力，因而也就给对手造成了损害。在今天的熟悉战事的人中，大多数都熟知陆军对于交通联络的依赖。我们也知道，威胁或打击一支军队的交通线是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战略安排之一。为什么？因为一旦和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一支部队就会衰竭而亡；而一旦受到这样可怕的威胁，不管在什么不利的形势下它都必须一拼。这样，海洋商业对于一个海洋国家的力量同样有着一支陆军的交通对于这支部队所具有的营养功能难道不是再清晰不过的吗？对商业的打击就是对有关国家的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它的营养，使它忍饥挨饿，切除了它的力量之根基、战争之筋腱。虽然有战争这个可悲但不可避免的因素依在，但人们还是热切希望商业能免受战火袭扰，因为对商业的打击的的确确是能发起的最致命的打击。在所建议的用途之外，海军也没有其他的什么用途了，比如说炮击港口城镇----这既较残酷也欠科学。封锁----如内战中美国海军所采取的，显然只是商业破坏的一个特殊阶段，但它的成果会是多么巨大！　　只是在怯懦地小打小闹、止步不前，商业破坏方针才可能遭致由行动不当引起的指责，而集中力量、有条不紊地控制海洋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致胜之道。另外，从比较中得出的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如同两个交战国同意保证敌对国的贸易不受侵犯，两支交锋的陆军也可以就相互尊重对方的交通线达成一致。6·未来和美国海军马汉 [美国][出自《海权论·美国的利益》] 1911　　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完美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我们有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潜力，但目前还未拥有一支成熟的、组织得当的力量　　美国海军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应该根据更现代一些的设计从根本上被完全地改造。就这件事实而言，它不应招致议论或引发关于美国海军的未来方向或行动范围的问题。如果这个国家需要或应该需要一支海军，无疑在1883年就该让在那时候已经老掉牙的大破船----大部分是光荣但老朽的内战幸存者----退出各个序列，或享受优厚的退休待遇，或不可避免地被拆毁，并由那些能够执行它们再也无法胜任的任务的其他舰船取而代之。　　所以，除了对于完全适合要由军舰去干的工作的工具的紧迫需要，在海军的重建后面不可能存在其他什么深奥的原因。如果不想让我国的舰队仅仅成为无甚用处的海军花架子，一个会让我们付出代价的草人，这件事情就必须去做。不过，在海军重建的同时，这个新军种的发展已吸引了一些关注，其程度比起今天新闻贩子和记者的贪婪的好奇心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关注中的一部分体现的是无遮无掩的厌烦和敌对，另外一些则带着友好和祝愿。这两种情形都显示了一种隐约可见的景象：在一支新型海军的出现和我们正走进的这个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东西。如果有着这种耦合，它体现的就不仅是某种明确的意图，也有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正在发生的变化。海权----就这个词的广泛意义而言----将和这种变化紧密相关。实际上，海权将成为那些不再主要是国内性质、更包纳着关系到各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的广泛利益的活动的主要特征之本身，而不仅仅是其原因或结果。正是在这一点上分化出了对立的认识。那些认为我国的政治利益局限于我们自己疆界之内、不愿承认形势可能促使我们在边境之外采取政治行动的人，带着厌恶和怀疑看待一个事物的成长----其存在表明，国家有着国际责任和国际权利，而且必然会出现一些我们不比那些以前的或同时代的国家更能够逃避的复杂的国际局势。其他一些人则相反，他们注意到了时代的环境和特征，以及其他国家如此积极和广泛地从事的海外活动，觉得美国人可以介入那些争论之中----不是那类在十九世纪中期引发了严重冲突的争论，而是本世纪初的那代人或许认为过于远离他们的关心，因而自然地完全处于他们的影响力之外的那类争论。　　关于永恒真理的宗教信条或许可以被相当长久地宣讲。不过我们今天还是目睹了一些宗教主张面临的尴尬。它们源于对于人类生活中一些程式的传统上的恪守，这些程式反映了在遥远的过去归纳它们的人们对于真理的看法。政治信条，针对的主要是一个不断演进的世界中转瞬即逝的、多变的情势，它们不可能得到不变的信守，除非它们体现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政策，而是永恒的正义法则。只要达至理想的正义状态的道路不是一直那么平坦或切实可行，权宜之计、一时之策和两害相全取其轻的选择就会随时地左右人们。和人之间一样，国家之间有时也的确会在一些问题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的确出现这样一些争端：对于它们不能达成一致，必须诉诸于强力这个对国内社会的安全的意义更甚于其对于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才华全面的华盛顿在他的年代极其清楚地看到了这点，杰斐逊则不愿看到或不能看到。根本不应该有海军是杰斐逊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主要论断，它产生于对作为一个政治影响因素的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过分恐惧。尽管他的身上也充满着对兼并领土的热情----这支配着他的许多政治行为，但他为美国的地理扩张定下的限度是它应不致于使拥有一支海军成为必要。不过命运----就象杰斐逊当政经历的其他方面那样有着讽刺意味----又促使他承认，除非执行完全的孤立政策，否则就必须为了对付国际上的错综复杂而在海洋那头获取领土。这种复杂或许能被十分容易地避免，如果有一支强大的武装船队可用来加强美国主张的份量，促使对手对自己的失策和美国指出的它的不当之处予以承认。　　今日的美国和十九世纪之初的美国在情势上的不同自然地表明了我们多么有必要避免不加思索地接受那些已化为信条的先例，多么有必要寻求一种英明的原则以验证那些为一代人所创立、但其在后一个时代中的运用却会将人引上一个十分不同的行动方向的政策。在十九世纪来临之时，美国并不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陆上强国，而是几个力量大致相同的强国中的一个。它和所有其他的强国都有着产生于利益冲突的分歧，而且和它们在地理上直接接触，后者是一个被普遍认为会增加发生政治摩擦的可能的因素，因为尽管两个国家也可能在与彼此都相距遥远的地区发生利益冲突，但当争端存在于本土附近，尤其是存在于一条人定的边界之上时，对抗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会高得多。所以，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个自然的也是正确的打算就是通过将所有有争议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消除麻烦产生的根源。于是，我们就选择了一条处于类似环境下的欧洲大陆国家也会遵从的行动方针。为了得到关系着我们利益的土地，我们和别人讨价还价，运用计谋，也发出威胁。尽管杰斐逊运用的是相当和平的方式，但很少有人会认为它们谨慎过了头或者过于拘泥于杰斐逊个人的政治信仰了。从较高的道义标准来看，美国获取路易斯安那----美国从一个并无权利出卖这块土地的政府那购买了它，而置那个曾以这块土地不能被如此出卖为条件将其让出的另一大国的抗议于不顾。这个抗议过于微弱，以至无法对拿破仑和我们自己产生什么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在敲诈和使用暴力两者间选择一种较少引起抵触的方式以实现自己所希望、所中意的目标；我们通过曲解把西佛罗里达强行摆在谈判桌上讨论的做法也不使关于它的交易看起来多么光彩。不过，从政策上讲，无疑当时的我国政府是相当英明的；而且，当时上述地区人口的稀少也有利于这些地区被转让以及并入美国。由于我们大家都热爱自由，所以当时也不用过多担心忠诚对象的改变会对这些土地上的人民的政治倾向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在关系到国家或世界的重大问题上，少数人的意愿、利益或一般的权利不应被优先考虑，这其中并不必然有着什么不正义之处，就如在投票时少数要服从多数一样。　　虽然杰斐逊时代的政治家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在大陆进行扩张的需要，但关系到更长远的利益的问题被当然地推后考虑了。在那个时候，具有眼前意义的事情迫切需要处理，考虑那些人们并无多少关注的问题只会分散注意和力量，而这对于如同对于从事战争一般的治理国家，乃是一大忌。不过，尽管当时的美国政府本可以令人高兴地避开上述麻烦，它还是发现----如同任何时代的政治家们，一旦存在着外部利益，不论其特点如何，它们绝不能被忽视，也不可能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结果，虽然当时我国人民对于大陆之外的世界并无什么政治野心，但他们的商业活动使美国的利益和正处于交战之中的其他国家的关键利益发生了强烈碰撞。如果我们不能看到当时受争议的问题更多地是牵涉到了正处于与拿破仑生死搏斗之中的英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关键利益，我们将可悲地误读1812年的英美战争以及导致这场战争的事件所给予的教训。那时候，我国政府试图就争端和英国达成妥协，通过和平施压避免暴力的使用，而不是通过建立一支强大得足以在国际事务上发挥可观作用的海军来解决问题。这样，我们就被拉入了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构成当今美国以及某种程度上整个世界所处的政治形势的因素已和十九世纪之初根本不同。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发展的快慢、国家的大小。我们又大又强、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拥有了进军世界的能力，但并不能决定一切，其中的每一点所能改变的只是问题的程度，而不是性质。我们过去和今天的最大不同是：就与世界上的主要强国的联系远近而言，以前我们确实处于一种政治上的孤立状态，而今天这种状态实际上已不存在。当时，我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国外政治家对于欧洲大陆上的空前重要的问题的严重关注促成了我们的孤立状态，而孤立政策对我们来说也切实可行。它符合我们一时的需要，当时我们尚属弱小，需赢得一定的时间来巩固自己的独立。那时候，除了有关密西西比河航行权的问题，和其他国家的摩擦只可能----实际上也是----产生于跨出边界去寻求贸易机会的活动。今天一些人用来反对我国在本国之外进行政治活动的理由，在以前用来反对我们的对外商业活动也同样合适。总之，让我们呆在家里吧，否则我们将会惹麻烦。说实话，原则上对于商业就象对于战争那样厌恶的杰斐逊实行禁运制度是有道理的，这不仅惩罚了外国人并且减少了美国卷入国际纠葛的危险，也使我们自己的船只免受伤害。即使这种作法使贸易受损，造成了草儿在纽约大街上生根发芽，它还是通过消除危险的对外活动而作了补偿。　　今天，无疑没有多少人会心平气和地看待一项将美国和平地割离于它的主要商业航线的政策。不过，在1807年，许多美国人宁可委曲求全而不愿进行一番战斗，或者甚至建立一支也许会促成战争但更可能使战争得以避免的力量。可是，在今天无视这个事实，即我们不再象在杰斐逊时代一样处于一个不起眼的或孤立的地位，变化着的局势或许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类似于杰斐逊和他的支持者曾碰到的两难问题，难道是更为谨慎的作法么？不仅我们已经长大，而且世界的面目也发生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变化。如今，海洋这个各国间交通的重要渠道已经能被迅捷、安全地跨越，各国间的距离从而也大大缩小。在从前或许是远离我们、引不起我们多少关注的事件今天就发生在了我们的门前，并给予我们以密切的影响。接近，如前所说，是政治摩擦之源，但接近又正是当今时代的特征。世界已变得更小了。从前尚处远方的地点今天已因其对于我们的靠近而对我们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过，尽管距离已经缩短，对我们来说水上距离依然存在；不管这段距离如何之短，政治影响要想将其跨越，最终还要凭借海军。海军是美国不可缺少的工具，当紧急状况出现时，这个国家能够依靠它将其力量投射至自己的海岸线之外。　　要想知道杰斐逊时代变动着的环境对杰斐逊关于海军的认识有着怎样的影响，需要考察一下那些不复存在、甚至当时就稍纵即逝的事实。1812年的战争表明了一支海军的价值，不过不是通过那些值得称赞但其实并无多大意义的某只舰船的胜利，而是通过因为一支与国家的需要和暴露程度相适应的海军的缺乏所造成的我国海岸及对外交通的瘫痪。当时，美国海军无疑以其在海上战斗中的卓越表现赢得了荣誉，但这荣誉仅仅归于它自己；政治家们只使自己丢了脸，他们让国家蒙受了海岸被袭扰、商业活动被炮击的羞辱。可是，另一方面，再也我不到比美国海军的胜利更鲜活的例子来说明约米尼所称的“仅仅为了取胜的战斗所带来的一无所有的光荣”了。若不考虑美国海军为自己赢得的荣誉最终使这个国家看到了这支小小的力量的高效并显示了海洋对我们可能具有的意义，再没有什么牺牲比那些抛洒在海军的快速帆船和单桅帆船上的鲜血相比更不值得了。美国海军当时的行动无法和那些前哨战斗、侦察战斗和对于保持一支军队的士气既属不可缺少又有着无穷意义的各种服务相提并论。它们仅仅是一些零散的行动，不存在什么相互间、单个行动与能够左右战争胜负的整体行动之间的联系。　　 1812年战争结束后不是很久，发生了一起在我国对外政策史上是划时代的、对于我国海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的事件，这就是门罗主义的提出。不时地，从范围到目的，人们对于这个声明有着让人捉摸不透的曲解。一些说法以门罗主义的名义被提了出来，它们与国家间的关系是如此地矛盾以至于可以想象，如果要说明得更准确，它们的支持者会为它们起些其他的名字。不过，如同对于任何其他的政治信念，我们没必要给予门罗主义某种最终的确定性以反对将这个词用在那些和其本义绝不相符的论断上。但我们应意识到名称的误导作用，尤其是在那些这样的错误或许会诱使大众相信某一外国正蓄意破坏我国所坚持的防卫原则的问题上。我们对门罗主义基本精神的坚持不是通过正式承担某些无法摆脱的义务来表现，而是通过设立某些先例，显示出一种全体人民都始终奉行、我们不可能默默地放弃而又不冒使国家受辱的危险的普遍立场。我们或许需要接受一些看来是自然地由门罗主义中导出的推论，但我们根本不用通过遵循近来某些用门罗主义的名称予以修饰的论断来坚持门罗主义。这些论断也许体现了某项合理的政策，比门罗主义本身更适用当前局面，但它们和门罗主义不是一码事，虽然其间有些共同之处。剥离所有的后天发挥，就其本义而言，门罗主义所表达的是一个最终只有借助于海军才能实现的设想，因为它的基点就是：在美国疆界之外地区的命运之中寄托着对美国极为重要的政治利益。它的显著特点则是，海军，只有海军才能为它提供保障。　　虽然门罗主义是由一个具体的政治事件所导出，但它不是和过去的历史毫无关系，而只是它的一个发展。我们可以从那个在独立战争之前就已萌现并于1778年由我们----尽管当时我们迫切需要和法国结盟----提出的法国不应企图从英国手中夺回加拿大的条件所体现的思想中找到它的前踪。不过，这种意识在1783年并没有被我们延伸至佛罗里达身上，这块地区很快被英国让给了西班牙；对于我们的盟国对一些英属西印度岛屿的征服，我们也清楚地给予了默认。从当时直至1815年，对于西印度群岛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土地从一个交战国转到另一个交战国手中，我们未表示任何异议。即使有关地区本来就没有多少重要性，这种漠不关心在今天几乎不会出现，因为所涉及的是一个原则性的、有着重大意义的问题。　　对于国家利益的进一步认识和阐述会在多大程度上发展门罗主义，这又会对我国政治影响的必要范围究竟应如何定义诸问题显然是一位海军军官的职业领域之外的事。不过，将门罗主义的提出看成一个事实、认识到它体现的是一项重大的国家利益而不仅仅是美国大众对于南美革命者的同情也就够了。如果门罗主义仅仅是后一种意义上的，它无疑将被证明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转瞬即会被人忘却的东西。完全基于同情之上的声明从来都是如此。一代又一代，我们为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苦难所触动；但是，由于我们自己并未受到什么伤害，我们的情感从未转化为行动从而也就只存在于霎那间。我们并不比其他国家能少受华盛顿所阐述的这个深刻真理----1778年以及此后的法美同盟令人颇有苦涩之感的功用将它烙入华盛顿的意识之中----所支配：期望政府依照非利益动机行事是荒谬的。门罗主义之所以一直保有其活力，一直自如地表达着我国人民对于大海那头土地上的各种事件的本能关注，是因为它表述了一项关于自身利益的不变原则。这项原则在其初生之时针对的是为人们所担心的欧洲对美洲的可能干涉。当时这种可能不仅取决于欧洲方面系于有关地区的实际利益，也取决于几个欧洲大国之间的纯粹是政治性的安排，而这种安排本身是当时垂死的殖民主义观念的体现。因此，当门罗主义被首次运用之时，它表明了美国人承认确实存在着欧洲卷入的危险，虽然和今天的局势相比，当时的局势中并不包含多少对欧洲的切实利益的刺激因素。从此以后，门罗主义又得到了多次不尽相同的运用，而这些运用所基于的事实背景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并在今天达到了顶峰。美国已成为一个太平洋强国，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依赖地峡运河来进行它的两大海岸之间的交流。这样，根据变化着的形势，门罗主义被作了修整。从这种灵活性而不是最初的门罗主义声明的字面上，可以看到这个充满生命力的原则的本质特征：承认不处于美国政治控制之下的海外地区不仅关系到单个美国公民的利益，也关系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所具有的利益；所以，在某些可以想象的情况下，我们也许会被迫对这些地区采取行动。　　认识到这点十分重要，因为这有助于消除一种常常为人提及却又多少有误导作用的说法所造成的错误认识。这种说法就是：美国只需要一支用于防御的海军。经常附加于其上的还有这么一句解释：防御指对我们本国海岸的防御。如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需要的都只是一支用于防御的海军。我希望美国永不寻求战争，除非是为了保卫它的权利、它的责任或它的必要利益。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政策可以一直是防御性的，虽然有时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其合理性不只是为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准则，而是为了我们无可争议的权利。不过，如果我们在海外有着可能必须由海军去保护的利益，那么自然的结论就是：我们的海军在战时除了保卫海岸，还有更多的事要做。另外，作为一个公认的军事原则，如果我们希望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在战争中采取主动，无论这在道义上如何站得住脚。　　对国家安全而言，重要的是意志以及将意志化为现实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既有着得到清晰表述的国家目标，又有着足以实现目标的手段，它就可以对战争作到有备无患。不过，这不意味着国内不存在什么争论，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关注之处就缺乏真诚、合理的考虑。最危险的一种情形就是公众平时默不作声，一旦心血来潮就冒然行动，却又没有有组织的力量作支撑。国家，尤其是自由国家，对于这种紧急局面往往最缺乏应有的准备，可是，即使由于无法避免的政府的更迭频繁，民主国家在目光的清晰性和行动的一致性上有所缺陷，但作为补偿，它们被赋予了一种本能，能够不自觉地、下意识地领悟到真理并在行动的日子到来之前做好部分的准备。说美国的大众并未有意识地认识到美国在海外有着关键的政治利益或许不错，但说他们没有在自己与海军的重建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可能更正确。不过，美国的海外利益照样存在，美国的海军仍在发展。后者将最有力地保证对前者的维护不会导致对和平的破坏。　　所以，从我的观点来看，美国海军近来的发展既不表明我们已有了正式的政治目的，更不表明我们感到了某种威胁的存在。只为少数人拥有的先见之明和坚定打算并不能推动整个国家前进，这是一个法则。国家不会站在子弹的射程之内发出挑战；如果它们都处于这个射程之内，战争就不会多到哪去，当前欧洲为时已久的武装下的新和平证明了这点。决定着国家行动方向的大众情绪总是逐渐地、不为人知地受到那些琐碎事件的影响。这类事件的不断发生会慢慢地改变公众舆论并促使国家采取行动，直至被冠之以国家政策之名的一种普遍信念最终形成。也就是说，各种具体的事件相互作用，从而导致了一种沿着某个具体的政治方向的强大的政治潮流的生成。探求这些事件的根源并无多大用处。一些人从因果关系链中只能找到大量的偶然事实；对它们可以进行一番有趣的哲学研究，但也仅此而已。另外一些相信国家不会自觉地给自己规定其在世界上的使命的人，则会在大量事实之中发现存在着神灵的安排，而且它不会允许个人或国家逃避其对这个世界应承担的责任。不过，不管如何解释，历史给予我们的普遍经验是，随着事态的逐渐发展，紧急的局面、对行动的呼唤经常会突如其来，而国家也会因此处于争论之中。可以高兴地承认，对于国家间的紧张，文明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正常的外交讨论和相互让步来进行处理。但近期的历史给予我们的另一个同样勿庸置疑的认识是，这种倾向并不总能保证和平解决的达成。大众的情绪一旦被相当地鼓动起来，会置任何冷静的思考于不顾，对理性的声音充耳不闻。另外，如在个人生活中一样，对于力量对比的考虑也无疑会相当地影响对于国际争端的外交解决。“能够怎样”和“愿意怎样”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我们日常的决定。　　如同每个男人和女人，今天每个国家都不是生存于政治上的与世隔绝之中。这种状态就类似于那种很长时间内典型地体现在中国和日本身上的孤立。在当今世界上，不管愿意与否，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而我们在种族上所属的欧洲大家庭有越来越多的成员相互间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影响，并随之造成了程度不同的摩擦。在海权作用着地球表面的情形下，蒸汽动力的使用使交通更为便捷，从而增加了各国间的接触点，海军的重要性随之更加突出，这是事实。对该事实的敏锐判断日益明显地表现在了欧洲国家的报章中，更显示在了外国政府对于海军的日益强调上。另一方面，欧洲大陆上各支陆军力量的加强以及领土状况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定，使每个国家更加担心一种竞赛会被引发，于是欧洲处于了一种政治上的平静之中。当前，欧洲大国的对外活动场所是欧洲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差不多用不着怀疑，它们之间的斗争会越来越近地影响到我们。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影响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展，这片海洋越来越成为政治变化、商业活动和各种竞争的集中之地，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大国都卷入了其中。由于这些缘故，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虽然眼下还不具备根本的重要意义，但作为地峡修成之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水道所在，作为拱卫着通往运河的道路的地区，它会十分地引人注目。立于坚实的政治和军事基础上的日本作为一个强大的、雄心勃勃的国家而崭露头角也着实令整个世界吃惊。　　所有这些情况都和我们相关。在当前形势下，认为我们能无限期地置身于那些令人头疼的问题之外的看法几乎站不住脚。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导致战争。而某两个外国之间的战争将大大增加美国和交战国发生碰撞的可能，随之我国的政治家们就更要为避免卷入和保持中立大伤脑筋了。　　虽然欧洲各国政府都声言要保持和平，而且对它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和平确实为其所愿，但它们并未表露任何对于在远方进行政治经营和谋取殖民地的厌恶。相反，它们对于扩大活动空间和增强影响的执着是今天最不难以看到的事实之一。在其中的一个国家，这种活动主要是政治性的，由其政府所推动。它受长期的传统和对于管制的热衷所驱使，寻求扩充它的活动空间以便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管理和支配，至于经济上的得失它则似乎并不关心。在另一个国家，动力来自于个体公民无处不在、永不衰竭的热情。他们主要为获利欲望所驱使，只遵循商业上的目标，其政府也给予他们的活动成果以承认和保护。另外还有一种海外活动，其动机主要是私人性质和商业性质的，其中的个人寻求的只是财富而没有多少或根本没有政治上的抱负，国家的干预主要是为了在一些地区保持对于其臣民的控制。如果没有这种干预，后者也许会与他们的国家相疏离。但是，不管海外活动的形式如何多种多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体现了有关国家人民的禀赋和创造力。这也证明了这些活动背后的动力都不是人为的而是发自天然的，所以将会一直得以延续直至某种变化来临。　　虽然不可能预见上述过程将造成怎样的结局，但我们完全能够看到，国家间的摩擦不时地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有时事发之地如此危险以至于可能脱离政府的控制而为大众的情绪所支配。如果有人将此视为一个教训，要求我国不要卷入类似的冒险之中，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到了这种警示：不仅主动的冒犯在某个预见不到的时刻会导致一场将波及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对抗，而且在海外还存在着一种可能对我们避免在任何角落采取行动和干涉的意愿提出挑战的氛围----除非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有着足够的力量来抗衡它或者采取主动。越来越多的文明人口正寻求占据新的地盘，扩张生存的空间。如同所有的自然力量，这股潮流无遮无挡。当它涌入了那些有着很好的自然禀赋但当地居民的无能和无知却使其丝毫得不到利用的地区时，当地的制度也就分崩离析了。埃及近些年来的为人熟知的情形绝对是个典型的例证。在埃及，原有的制度根本不可能得以延续，这不是由于那些曾长期生活于这些制度之中的埃及人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它们牵涉到了几个欧洲国家在埃及的利益。英国目前在政治上和行政上都控制着埃及，探讨英国在埃及的拓展和存在有无可指责之处，是否经得起纯粹的道德家的评判并无意义，就如同讨论一次地震的道义性一样。多方权衡得失，英国的作法大体上还是正当的，它有利于整个世界，尤其有利于埃及人民，不管他们自己对此会怎么看。　　埃及的例子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文明国家不可避免地要接管有关地区的本地居民的权利。在大多数情况下，文明的、高度组织化的国家都侵蚀了它们所控制的土地上的原有居民的权利，我们自己和美洲印第安人的交往就提供了另一个例证。一种权利要想不可分割，它就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可不幸的是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如果一个集团对其所居住的土地的使用状况给整个世界，尤其是给它的邻居，有时甚至给它自己的成员造成了损害，那么它对于有关土地的使用权就不是不可剥夺的。作为例证，看一看吉达的阿拉伯人对于为防止一种致命疾病扩散到始发区之外而采取的整治环境措施的愤怒抵制吧，再想一想土耳其统治下的亚美尼亚人的可怕生活状况吧。这些情况之所以存在，或是因为其他国家普遍地漠不关心----土耳其的例子就体现了这点；或是因为错误的作法有充分的力量为倚靠----就这种情形而言，只有在这种作法导致了毁灭或遭到更强大的力量的打击时，权利才会被剥夺。由于世界上如此多的地区依然处于未开化的种族或国家的控制之下，而后者不健全的政治或经济发展又不能使其认识到所拥有的土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广泛利用；另一方面，在文明国家内，无论政府还是大众都空余热情，缺乏足够的机会和生计，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后者向海外积极扩张的景象。　　当前美国没有参与这种扩张之中是一件不争的事实。无论美国政府还是其人民都未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趋势所感染。不过，形势促使美国必须保证美洲的弱小国家拥有不受大陆之外的国家干涉，沿着自己的道路、依据自己的能力自由地进行政治发展的权利。美国人民应普遍地认识到，这是美国应主动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的来源，不是政治上的乐善好施精神，而是与外来干涉相关的我国的切身利益。列强之所以未对我们的要求给予多少刁难，既是由于美洲地区出现的一些问题对它们并不是至关重要，也是由于我国有着巨大的潜在力量。这种力量极大地加强了我国在洪都拉斯的海湾群岛问题或莫斯基托海岸问题等这些并不具备巨大的现实意义的问题上的立场。的确，英国在这些问题上向我们让了步，虽然是不情不愿、磨磨蹭蹭。不过，同样没错的是，它当时完全有能力摧毁我们的海军，予我国以重创。之所以英国未这样做，是因为有关的问题从长远看并不重要，而且它也从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中比我们得到了更多的好处。话说回来，尽管我国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已得到了默认，但将来的情形是否会一直如此还需拭目以待。倘若我们要保护其政治自由的那些国家在政局的稳定方面并未取得明显的进展，而我们的海军力量还和当初一样脆弱的话，这就更难断定了。可以保险地讲，如果一个不属于美洲的国家在西半球试图进行英国在埃及所进行的那种活动，我们如有能力予以阻止，就绝不会听之任之，但此外也可以想象，假如我们用以支持自己主张的物质力量强大无可疑问，我们主张的道义力度也许会多少被削弱。　　我国的整个历史以及我国人民的性情表明，我们会寻求和平解决每一个争端。但是，这样做将使我们介入新的政治关系之中并可能引发和其他国家的严重争执。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最完美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我们有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潜力，但目前还未拥有一支成熟的、组织得当的力量。华盛顿的避免卷入同盟关系的警告常为我们引用。可是他的要做好战争准备的教诲极容易为人们所忘记。世界的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的变迁是一部宏大的政治戏剧，而战争就是其中一幅暴力性的场景。以战争为其表现天地的海军则是国际事务中有着最大意义的政治因素，它更多地是起着威慑作用而不是引发事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根据时代和国家所处的环境，美国应给予其海军应有的关注，大力地发展它以使之足以应付未来政治中的种种可能。7·如何准备海战马汉 [美国][出自《海权论·美国的利益》] 1911　　对于美国面临的军事危险时最佳迎击区域是在美国本土之外，即海上。准备海战，就是既准备还击海上的进攻也准备发动海上的进攻　　在当今时代，为战争做准备这个问题既牵涉广泛又较复杂。就象建造一支船舶时的情形----在其中，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努力导致的是一种妥协，而妥协是所有的军事方案中最让人没把握的一种，对战争的准备工作包含着许多经常相互矛盾、有时还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因素。国家财政部人士的聪明才智无法使这些因素都得到充分的照顾，构成国家军事政策之全局的各个部分要求并非总是合情合理，无法全部满足。因此，他们常常直言不讳地说：“这个是主要的，你的其他要求必须服从于它，除非你的能对它大有裨益。”结果，或者是政府的钟摆从一端荡至另一端，或者是出于所谓公平，所有各方面都只能得到比所要求的量要少一些而激起种种不满。换言之，国家金库里的钱财被分散使用了，而不是被集中使用于一种来自于正确的考虑、为信念所支持的主要设想上。　　在现代条件下，用于战争的物资准备要求有一定的时限，不能将这个工作耽搁至危险来临时再做。如果在铺设好龙骨后的一年间，一只一级战列舰就可以全副装甲地下水----英国最近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这完全可被认为非凡地显示了一个国家在建造海军舰只方面的才华。不过在这以后还是有装置火力系统以及其他许多对于军舰能在海洋上发挥作用必不可少的主要的细节工作要做。对我们自己来说，即使尽最大努力，在这些方面所需的时间也不会少到哪去。　　战争就是一种政治运动，尽管它的特点是暴力性的、与众不同的。不管产生战争的场合多么突然，战争的根源都在于先前的局势之中；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及其人民----至少是其中勤于思考的那一部分在战争来临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就应该清晰地看到局势的大体变化趋向。在这样的预见中蕴含着取得最佳解决的最大希望。最佳的解决就是在人们的头脑尚属冷静，不负责任的报章----它们的发行量越大，公众的忧愤情绪就会被挑拔得越高----的煽动性言论还没有造成一场狂热的危机之时，通过正常的外交行动、通过及时缔结协议来维护和平。但是，尽管运用明智的方法来保持和平会给政治家带来桂冠----如果他只能动用武力，这项桂冠可就要从其额前移至战士的头上了，他的治国之才必须使他承认：在集团间的争执中，常常每一方都有着道理可言，它使得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屈服。因此，对人们来说，打斗一场比为了不伤和气而拒绝坚持他们的正义观念还是要好。美国南北双方之间的战争多么令人感到可悲！但是，假如某一方退缩而不坚持据信是它的基本权利的东西，那只会更加可悲。在仅仅关系到物质利益的问题上，人们可以退让；在原则事情上，人们或许会深陷谬误而不自觉。但是，如果不假思索地就放弃一种是非观念----即使它并不正确，那只会使人格精神受损，除非是面对着一股明显地无法抵御的强制力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虽是一句时常被糟糕地滥用的话.但它的的确确包含着重要的真理。　　提供一支足以保护一个国家的基业的力量并确保它做好在必要之时可以迅捷行动的准备是一个具有立法和行政两大功能的政府的职责。这样的一支力量是影响着或者可能会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局势的一个必然产物。它的存在和规模是----或者应该是----关于在哪个方向上存在着国家利益或国家责任的国民意识的反映。鉴于战争造成的可怕灾难，什么时候或以什么方式采取可能引致敌意的行动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不过，它也是一个关于一个时刻、关于后果重大的一项最终的决定会被推迟至怎样的最后时刻的问题。关于战争的准备对于这个决定只有着这样的关系：它应该足以满足可能会对其提出的最大需要；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它应该如此地咄咄逼人，以至于将在被一个国家相信是正义的要求得到了坚定的显示的情形下使战争免于发生。这样的一种认识只意味着防御，对国家权利或国家责任的防御，虽然这种防御可能采取进攻性行动的形式。　　所以，从逻辑上讲，一个主张给自己配备一支足以满足其需要的海军或陆军力量的国家首先必须做的不是带着一种对抗的目光来评判哪支陆军或海军在世界上是最庞大的，而是考察世界上政治局势的内容，包括各国的物质利益状况以及它们的秉性----从这种秉性中合理地折射出的是战争之外的任何之物也许都解决不了的症结。这件事首先是政治性的。只有在已经作出了政治决定的情况下才可以具体地讨论军事问题，因为军事力量要服从于政治利益和国家文人政府的权力。　　我们应选择那些最难以克服的、而不是最可能发生的危险来衡量由军事准备所体现的军事防范努力程度上的大小。如果估计到了较严重的危险，较小的危险也就不足惧了。一个国家能够以平静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近在眼前但并不是非常危险的复杂局势，倘若这种局面并未超出它业已合理预测到的最大范围。也不应否认，在估计危险时，应该具备适当的、剔除了不恰当的乐观和过分的担忧的想象力。拿破仑曾提醒他的元帅们不要无视军事行动所受的制约，放松了对于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的想象。这个提醒适用于事前的判断以及战役的筹划。当英国的评论家们认识到了他们国家对于海洋的绝对依赖，强调英国海军必须在力量上超过它的可能对手中两个最强大者之和时。他们提出了一种至少值得认真讨论的意见。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促使英国由奉行海军“两强”标准改为奉行“三强”标准的情形几乎不可能存在，它远在可能性范围之外从而不能对现实中的行动产生影响。　　同样地，在估计自己需要进行怎样的军事准备时，美国不仅应考察一个潜在的敌手在政治形势对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最多可动用多大的力量来对付美国，也应考虑众所周知的长期性环境对对手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制约。就军事力量而言，只有欧洲的大国能成为我们的对手。这些国家在西半球有其利益，对于美国在一种显然无法抗拒的内在力量的驱使下表现出的日趋强烈的门罗主义政策趋向，它们一定程度上一致地予以本能的、坚决的反对。但是，尽管如此，毕竟还有着在其他地区的更广泛、更重大的需要吸引着它们的注意。自1884年以来，英国、法国和德国各自获得了其面积从一百万至二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不等的殖民地，主要是在非洲。如一般所理解的，这不仅表明一些国家又得到了大片新的领土，也意味着国家间的争斗和猜疑将继续存在，在世已久的敌对传统在今天仍会鲜活如初。对于边界的无把握心理、对于将一片土地上的原有居民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的热望和对于遭受侵略渗透的担心促使各国要在那些刚刚被打开大门的地区确保自己的支配地位。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殖民扩张再一次出现在了我们眼前，与其相伴的是同样曾展露于当时的雄心和思虑。不过，这样的扩张在今天要受制于一些显得更有条理的安排以及国家间的相互顾忌----这种顾忌是对于战争的普遍准备的产物，是在最大程度上维系着和平的当今时代的显著特点。　　所有这些都明显地体现在欧洲人身上。欧洲是各种各样的海外拓展活动的共同源地，由此而起的任何争斗必定要通过在欧洲的海洋和陆地上的战斗来解决，而自此造成的财产和生命的损失又必须主要由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来承担。除了这些由远方的不平静导致的负担之外，土耳其及其各省的形势----这是土耳其几个世纪的统治不当必然造成的局面----也是欧洲国家的一个近在咫尺、无法躲避的焦急所在。至于美洲大陆上的政治局势，尽管不无令人遗憾之处，但和旧世界所面对的风雨前程相比，就领土的政治分布和归属的确定性而言还是十分稳定的。　　在所有可被归在殖民扩张及东方问题诸名义下的问题上，除了西班牙，所有有着相当的陆海军力量的欧洲大国都被直接地、深深地卷了进来。它对于欧洲东部的事务未显示出多少关心，也未投身于扩大它的依然广泛的殖民地盘的活动中。各大国当前的主要活动理应成为美国军事考虑中的一个因素，但不应为我们的外交思维所接受。因为我们国家的自豪之处是它不从其他国家的不幸中榨取不能为严格的正义标准所支持的好处或让步。不过，尽管这是事实，美国在过去的历史中还是没少经历与其他国家的争执。在这些争执中，尽管美国相信自己是有道理的，甚至到了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对方宣战的程度，但另一方看起来并不同意我们的看法。这些争执主要围绕着领土的归属，是西半球在走到今天的政治局面之前所经历的殖民阶段遗留下来的问题。美国对于它们的立场即使后来得到了认同，在一开始并未被争端中的另一方所接受。所幸的是，这些问题主要是和英国。在我们自己和这个伟大的、给世界带来诸多益处的殖民国家之间有着一种其程度比任何一方所承认的还要深厚的亲情，它基于共同的关于法律和正义的基本观念之上，一直存在至今。委内瑞拉问题的圆满解决是这种情谊最新的但不是唯一的证明。有时英国被说成是最不受人喜爱的欧洲国家。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对于英国的态度难道就没有反映出一点点有意义的东西？不是这种态度支配着我们对英国的情感，相反，是后者决定着前者。　　大体上和我们曾经历的那些争端相类似的问题在将来还可能出现，这不难看清。如果没有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我们能指望从那些并不为我们传统的政治思维方式所熏陶、因而也不太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国家那儿得到对于我们观点的根本合理性的承认？英国已给予了这种承认，而且发现自己足以认同我们的立场。这种认同不仅基于我们两国之间长期、紧密的接触以及利益上的交错，也基于我们在国家特性和体制上的根本相似。除此之外，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英国政府广泛地体会到了远方地区对于它自己的利益、它的人民及商业的利益及它的政治威望的至关重要性，这使它能够理解和体谅为什么美国决不允许一种将在未来引发麻烦的事态出现和延续。一个处于英国在印度和埃及所具有的地位的国家几乎不可能不体会到我国对于中美洲地峡以及太平洋的关注；同样，一个关心着地中海地区并不安地注视着他国对于地中海南岸的逐渐占领的国家用不着费多大劲就会理解我们对于加勒比地区的心情。我们不愿看到另一个半球的国家打起这一地区我们那些局势相对平静的邻国的主意，或使冲突蔓延于其身上，从而干扰现存的力量分布和领土归属状况。也许尚不能确定什么是我们未来的利益要求，但是，很难认为英国政治家们会怀疑我们把消除任何可能的麻烦视为自己明确的利益所在。　　我们所面临的困难英国也曾经历过，这使它能更容易地和我们达成谅解。另外一个有助于此的因素是英国作为一个商业国家，对于和平有着热诚的期望，它不愿意承受战争强加于其的负担。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军国主义”都不是一种主导观念；这两个国家的商业倾向和孤立状态合在一起，使其免受这种思想的支配。好勇斗狠的战争观念之所以为它们所排斥，是因为它妨碍它们倾力去从事它们最重视的活动，而且和它们的思想传统相逆。不过，说这两个国家缺乏对于荣誉方面损益的敏感可就冤枉它们了，　　今天，美国已用几乎不可能被误解的语言表明，如果需要，它决心诉诸武力来防止欧洲国家在其已占有的美洲大陆上的地盘之外再进行领土或政治扩张。对于美洲的边界争端问题，美国表示它坚持把它们提交国际仲裁。如果英国将这种立场视为美国一项合理的政策的体现，它就能够如实接受它，而不会节外生枝地宣称必要时为抵制美国的政策不惜一战，进而影响到公众舆论，造成麻烦。如果需要的话，英国自然会为自己的合理利益而战，那么，为什么另一个国家就不应说同样的话呢？维系着一个国家之荣誉的不是它是否愿意进行战争，而是它的要求是否正当。这种认识根本不是“军国主义”的，甚至和它毫无关系。在为军国主义精神所浸润的国家，普遍的认识是一项政策应以武力为倚靠，而在由此而来的荣誉观念中，政策的合理性没有其位置。任何士兵或以武力为政策后盾的国家都不想让人感到他或它无力或不愿以硬碰硬。陆军的生命力就在于战斗精神；一旦这种精神让人看来在一种威胁面前萎缩了，它就会元气大伤，而国家的政治行动能力也会受损。不过，这种情形不会出现在英国或美国，因为它们主要的军事力量是海军，而海军从来不是一支象陆军那样的进攻性力量。　　如今，美国已宣布它将用武力来支持自己的政策，如果后者可能使美国与那些由于其利益而反对美国的立场、即使面对威胁也不太愿意妥协的有着军事传统的国家发生碰撞的话。那么，假如这么一个国家为反对我们的要求而决心不惜一战，为捍卫自己的立场而同样毫不退缩的我们又有必要进行怎样的准备呢？　　在这一方面，每一个认识到战争仍然可能发生并希望看到他的国家做好了准备的人应该首先具备这种观念：无论一场战争就其起因或性质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认定战争只可能是防御性的将导致灾难。一经宣战，就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作战。敌人不应只被挡在门外，而应被击败。你尽可以不从敌人那里获取什么，但必须打得他心服口服。　　准备工作包括“种类”和“程度”两个方面。当确定准备应达到什么程度时，需要估计最强大的潜在敌国在战时会动用多大力量对付你，同时也要考虑到它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面临的难题和承受的负担会给它的总体力量打多大的折扣。这种估价既是军事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意义上的，而后一种意义上的考虑是支配性的。　　就“种类”而言，准备可分为防御性的和进攻性的。前者主要是为后者而存在。有了防御性的安排，作为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的进攻性力量才能充分发挥其威力。在海上战争中，海岸防御是防御性因素，而海军是进攻性的。如果海岸防御充分可靠，海军统帅就可以放心地认为他的行动基地----港口和燃煤储藏地是安全的。他和他的政府还可以因为主要商业中心已得到较好的防卫而不必去顾虑它们，从而得以减轻负担并极其充分地发挥进攻性力量的作用。　　海岸防御的存在意味着海岸可能遭到袭击。海岸易遭到怎样的袭击呢？主要有两种：封锁和炮击。后者比前者严厉，而且通常包括前者。对一支能执行炮击任务的舰队来说，封锁是更容易办到的事。对于炮击的必要防范措施是设置海岸炮火。由于这种炮火的威力和射程，一支舰队常常不能进抵至可对海岸进行炮击之处。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将炮火带从有关的城市大大向前方推移，从而使敌人舰队如果想对海岸进行炮击，除了进入上述炮火的射程之内别无他法。不过，也有情况表明，一支舰队由于其运行的快速，可以不受多大损失地通过炮火区域。这样，通过封锁航道来阻滞舰队的前进就十分必要了。对此，今天的一般作法是运用水雷，这种武器单在精神上就能对一支快速通过的舰队起到震慑作用。不过，一旦这支舰队成功地穿越了过去，它就会抵至防御带的末梢并和有关的城市近在咫尺，而后者这时也只能为其所摆布了。　　所以，海岸防御就意味着设置炮火带和水雷带。不过，只有在商业上或军事上有着决定性意义的地区才有必要受到如此的保护。现代舰队不可能浪费弹药来轰击那些无足轻重的城镇，至少是在它远离本方基地----比如说靠近我国海岸----的时候。那样做与其说会浪费钱财，不如说会消耗战斗力，而这种损失不是一支舰队愿意承受的。　　虽然海岸防御本质上是被动的，但海岸防御力量的构成中应该有进攻性力量。它和进攻性的海军不同，活动范围受地域限制，但另一方面又是前者的一部分。这种力量要对敌方的海上浮动力量采取攻势，其自身必须也是浮动性的，也就是说活动于海洋之上。海岸防御中的进攻性成分体现在鱼雷艇上。必须在观念上将其与远洋舰船相区别，尽管这两者可以协调行动。对于狭义意义上的海峡防御，一支区域性的、由小型鱼雷艇组成的舰队是必需的。它的活动将使一支外来的敌对力量感到生存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位已经故去的英国著名海军将领曾说，他相信在当今的战时紧张状态下，一支封锁舰队中一半的舰长会精神崩溃。当然，这句话只是为了说明将承受的精神压力的强度。由于鱼雷艇舰队中的每一艘艇都很小，整支舰队的组织和活动也不复杂，所以海军志愿者最适合在这样的舰队中服务，他们能相对容易地学会从事所分配的工作。不过，需切记的是，这样的舰队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偶而才能被用来执行纯粹的进攻任务。　　炮火带、水雷带和鱼雷艇是海岸防御的主要构成。没有前两者，海岸城市就会处于轰击之下；后者不存在，这些城市就将被敌人随意地封锁，除非得到远洋舰队的救助。炮击和封锁这两种作战方式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前提是在采取这样的行动之前，应适当地发出通知。这种限制与其说是出于对规则的看重，不如讲是出了对人性和公平的照顾。由于当今时代一个国家的各种利益交织成了一个紧密、复杂的网络，所以，对于某个全国性中心的炮击和封锁所打击的不仅是事发地点，也包括有关国家的各个角落。　　前面说到，在海上战争中，进攻是远洋海军的主要功能。这样的海军包括战列舰、大小和用途不尽相同的巡洋舰，还有能够对一支舰队起辅助作用的远洋鱼雷舰艇。其中的任何舰只必须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具备良好的适海性且能以适当的速度前进。不过，海军的中坚或根本力量所在还应是那些攻守能力平衡、既能经受得起严重打击也能予敌以重创的舰只。所有其他的舰艇只是它们的陪衬，只为它们而存在。要问这种舰只的强劲有力应表现在何处，答案是它必须强大得足以驾驭海洋，足以和它可能碰到的最强大的敌对力量作战并有相当的获胜机会。　　我们一直申明----我们过去的历史也证明了我们的说法，美国厌恶侵略，不愿凭借战争来扩张领土或利益。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衡量自己的武装力量是否充分可用的标准不是我们自己的什么扩军计划，而是其他国家反对我们自认为合理的政策的意向。如果其他国家和我们作对，它们会使用什么力量来对付我们呢？肯定是海军。因为我国土地上不存在某个敌国可从陆上对其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暴露之点。所以，我们应担心的是与我们敌对的海军力量。那么，它的规模会是多大？想一想，我们需要多大的一支海军就知道了。我们需要如此之多的大型舰只、如此之多的火炮和如此之多的弹药----一句话，如此之多的海军装备。　　我们当前最需要进行的战争准备就是为海上防御力量和进攻力量的建设提供物质支持。我们需要火炮、水雷和鱼雷艇以保卫海岸，还需要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使我们面对潜在的敌手，能将海洋掌握在自己手中。迄今为止美国还缺乏这些，因而主动权还为在海军力量上强过我们的国家所把持。如果美国海军不能将敌人拒于海岸之外，至少对我们的封锁是可能得逞的。倘若我们甚至连鱼雷艇也缺乏，封锁更是轻而易举之事了。此外，如果我们无力设置炮火带和水雷带，对海岸的炮击就可能发生，甚至完全可行。一旦战火燃起，我们是来不及进行准备的。　　物质上的准备通常还不是一个国家的战备工作的最薄弱之处，因为这种准备只是一个主要涉及金钱和生产的问题。如果资金充裕可得，再加上认识对头，所需要的物资不久就会到手，而且此种情形会一直存在下去。对于装备老损造成的损失、各项开支或新的扩充需要，可以预先作出合理的估计，并设置相应的安排。物质准备相对容易进行，因为装备一旦准备就绪，不会因不立即被投入实战而丧失对国家的用处。可以花费相对较少的成本来储存和维护它们；如果保养得当，它们到时能够象刚被生产出来时那样很好地满足使用需要，有稍许的老损也无碍大局。　　装备能否很好地发挥其作用还取决于是否有着大批善于使用它们的人员。在当今时代。这些人员必须是经过特殊培训的。尽管通过一次培训所学到的东西在一定时间内不会全被忘记，但时间越长，被遗漏的就会越多。因此，不断的实践必不可少。另外，就刚刚服役的人员而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以使他们不仅熟悉某种武器的使用，而且熟悉他们所属于的军事组织的特点和日常运转。他们仅仅学会如何去干分配到各人头上的工作还不够，还必须了解其他方面的工作和自己的工作之间、各项工作与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具备这种知识对于一个人全面、出色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至关重要，更不用提在战斗中一个人应随时作好准备以接手他人一时无法胜任的其他任务了。如果这些办不到，一艘舰只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其效能。　　一个人如要学会熟练地使用海军装备，懂得在舰船的行动中如何恰当地发挥其作用，需要大量时间。不仅需要时间来掌握技能，还需要时间来保持技能。如果你已经拥有了高素质的人员，你不能象储存火炮和弹药那样来储存他们，否则他们的素质就会以一般的物质磨损达不到的速度衰退。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众多的人都呆在军队中以维持他们的军事技能，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就会受损。这也是那些认为国家的生产力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为重要的人反对保持庞大的常备军和强制服役的主要理由。　　对于欧洲国家中那些负责提高军事效能工作的人士来说，人员方面的问题最令他们伤脑筋，从而也成为了他们迫切关注的问题。准备军事物资要花费大量钱财，可是这项工作毕竟简单，而且其耗费还能为军事生产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增加所补偿。拥有大量所需要的军事人员----训练他们并使他们足以马上被投入使用----则是另外一码事了。　　所找到的解决办法是让一些人从生产部门转向军事部门，同时尽力在这两个部门的各自需要间达成妥协。这种妥协不可避免地有其缺陷，有时稍稍倾向这边，有时则有利于另一方面。经济学家抱怨并反对生产者的减少，而军事当局则坚持认为国家的武装力量不足敷用。要最大限度地解决此难题并满足对立双方的要求，只好实行预备役制度，许多人服现役的时间长短依他们接受有关某种技能的教育的所需时间而定。在接受完了有关教育后，他们就转入预备役，脱离士兵或水兵的生涯而过起一个普通公民的生活，但每年都需花费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来温习他们以前学到的知识技能。　　几乎不用说，这种方法对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种行业来讲都永不会令人感到满意。一个只学习有关的基本知识却从不实践的人不会被认为适合某项工作，因为通过系统的教育得来的知识在价值上无法和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的实际知识相比。这个道理，军事行业和民用行业是一样的，或许前者尤甚，因为它是一个更加专业化和特殊化的人类活动领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争才是一个有时不可避免的非自然状态，而对那些身为普通人的战斗人员的要求也特别苛刻。　　所以，对于海上战备工作来说，相比于建造舰只和装备火炮，拥有足够的、能够立即开赴海上并熟练使用有关装备的训练有素的人员更为重要。这里的“能够”一词包含了一般被叫做“动员”的组织过程的全部细节。动员计划一旦制定，虽然尚可继续改进，但不会因为被搁置在文件架上而失去效用，正如火炮和弹药不会因为被贮藏在停放地或弹药库中而沦为废品一样。如果有着合格的人员，那么动员方案不过就是一张告诉每个人他该去哪儿的纸片罢了。　　在和平时期使一支海军，尤其是一支大型海军保持全额满员并不可取，没有实际意义。如果它比一个可能的敌手强大许多，这样做自然毫无必要；即使近乎势均力敌，目标也只能是使己方可用的合格人员在数量上超过对方。对于预备役制度在战备安排中的地位应予以承认，因为这种制度是必不可少的。问题的关键所在是预备役力量相对于现役力量的规模和特点，这实际上涉及到了长期服役制和短期服役制的问题。在长期服役制度下，预备役人数会相对较少，而且预备役人员在退役后的开始几年间更能够保持自己的素质，因为他们习得的不只是知识，还有习惯素养。在短期服役制度下，人们一开始只是被送到培训学校中去，然后就被很快地转入预备役。结果，因为他们并没有全面透彻地掌握所学的东西，他们的素质不仅较差，还会较快地退化。由他们组成的预备役在人数上也会多于长期服役制度下的由训练有素的人员组成的预备役。对两者都表示忧虑的人则认为前者人员素质堪忧，后者人员数量不足。　　长期服役在逻辑上必定是自愿兵役制的结果。如果入伍与否完全是由个人进行选择，那么，更可能出现把从军作为终身职业的情形，适当的激励机制还能促进这种倾向。倘若服役是强制性的，这件事实本身就会使服役为人所厌烦，而在服役期满后再自愿地延长服役期也只能是少有的事。长期服役制和小规模的预备役所导致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是常备力量较为庞大，这种情况也许与战争的需要、与“预备”一词的含义更为吻合。在战时，预备役力量指的是暂不直接参战，其使用视战局的难以预知的变化而定的那部分力量。不过没有哪个将领愿意只将一小部分力量投入战斗而让大部分力量永远闲置一旁。抢在敌人完成力量集结力量之前迅速地集结力量是战略和战术的准则、也是当代动员科学的准则。　　美国和英国实行的都是自愿兵役制。另一方面，这两个国家更为看重的是服役的延续性而不是预备役建设。如果一个水兵服役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他的技能将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此时，若他选择继续服役，在一些年内他还将保持其高素质；若他离开军队，若干年之内他也完全适合作为一名预备役人员。显然，一支由这类人员组成的预备役和由仅服现役三或五年的人员组成的预备役相比，在规模上会相对较小；但拿个人素质进行衡量，后者必定远不如前者。　　实际上美国和英国一样，也是一个岛国。我们只和加拿大和墨西哥有着两条陆上边界。从军事力量的各方方面来看，墨西哥绝对逊于我们。至于加拿大，其宗主国英国握有一支常备陆军。可是，这支军队的数量清楚地说明它不可能奉行主动进攻的方针，除非是在那些其他国家的强大陆军不可能与之为敌的遥远地区，或是这些军队要从英国手中夺走对海洋的控制。没有哪个现代国家曾同时在陆地和海洋占据支配地位，只是时不时地这个或者那个国家取得这项或那项优势。英国明智地将海权确定为优先目标所在，为此，即使不考虑其他使得英国不愿意和美国撕破脸皮的原因，它也肯定不会动用其持有的规模不大的陆上有生力量来入侵一个有着七千万人口的国家。或许应再次重复的是，我们也是一个岛国，所以也依赖于海军。　　从根本上讲，广泛商业联系的存在决定着为什么需要有持久力的海军力量。从军事观点看，一个岛国的海军很少是主动进攻性的。它的天性就是维护和平，因为它在海外有如此多的利益需要照顾。在这方面，成为海上强国之后的英国提供了鲜明的例证，而且它还愈发呈现出这个特点。我们的情况也是如此，其程度还尤甚。由于有着广阔的国土，我们身上不存在进行海外开拓的意向。正是这种意向驱使着英国将其旗帜遍布于全球，通过对外商业和在远方的殖民来获取丰富的资源。而对我们来说，自然或上天已经赐予了我们这些财富。英国的成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广为分布的对外利益，可同时它也担当了风险，单单为保护这些利益它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的情况和英国不尽相同，但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信仰也赋予了我们对外利益和对外责任。它们也使我们要承受风险。我们没有必要四处去冒险，但普遍的观念和政治上的认真思考肯定地告诉我们，在海那头的既不由我们造就也不由我们控制的情势中，存在着自发生成的、需要我们保护的利益。“海那头”意味着要有一支海军。就“入侵”这个词的真实含义而言，我们不会遭到此种危险；但万一它落到我们头上，它必定是经由海上。所以，我们必须主要在海上予任何侵害我们利益的企图----不管它是针对着远方的土地，还是以封锁或炮击的方式针对着我们的本土----以决定性的迎击。　　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已采取了一些值得称赞的措施来加强海军装备建设，对此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应是培养出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员以使用这些装备。把一个一无所知的新兵培养成一个高素质的战斗人员要耗费很长的时间，也许比一艘战列舰从开工建造到编入现役所花费的时间还长。另外，在自愿兵役制下，你不可能象对待舰只或枪炮那样随意地使那些训练有素的人员为己使用。于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必须使常备力量处于较大规模，因为你既不可能在仓促间组建出这么一支力量，也不可能借助于强迫来保有它。一旦装备的数量确定了，就容易知道需用多少人来使用这些装备。接下来可以根据某些既定的原则，将总的人员力量在常备海军与预备役之间分配。笔者相信预备役力量在整体力量中应占较小比重；如果海军规模较小----就象我国海军，更是必须如此。一支海军规模越小，它就越需要时刻保持迅捷行动的能力，当然维护费用也会越少。实际上，如果数量上不占优势，那么质量上就应有更高的要求，而质量就整体而言更是人员的问题而不是装备的问题。人员的质量只可能通过使在军中服役的人具备高素质来保持，过于依赖人数不少但总体上素质不高的预备役力量只能导致消极的结果。他们只能发挥不尽完美的减轻压力作用，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可被有效地融入主体之中。真正适合预备役人员干的工作是使用鱼雷艇保护海岸以及破坏敌人的商业。在这两种情形中，任务和组织都相对简单。　　对于美国面临的任何军事危险的最佳迎击区域是在美国本土之外，也就是在海上。对海上战争做好准备----既准备好迎击来自海上的进攻也准备好发动海上攻势----就是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做到有备无患。8·回顾与展望马汉 [美国][出自《海权论·美国的利益》] 1911　　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决定着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当前基督教文明面临的重任就是将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念之中　　在任何情形下，终结，一条生命、一种关系、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使这些东西完全是人为的安排、人为的创造----都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尤其是象我们这样有着自我意识的一代人的想象。这代人有着这样的信念----不论它是如何肤浅与不正确：我们知晓自己的方向和趋势；在不绝于耳的自身进步产生的喧哗中，我们知晓这种进步从何而来，往何而去。那么，在十九世纪即将走至尽头，二十世纪正在走近的情形下，今天的时代从何处而启？已经走了多远？又往何处而去呢？　　充分地回答这些问题意味着对于将要过去的这个世纪的基本历史要给予一番浓缩的介绍，而这不是这样的一篇杂志文章或系列文章马上能提供的。笔者给自己定下的考察范围----这么一个处于必要的限度之内的范围也几乎是不可驾驭的----不包括国家内部的情形。这方面的内容在当代占去了如此之多的对于经济和社会变化趋势的注意，而且在许多人看来是唯一值得从最纯粹的物质角度予以关注的话题。尽管这些东西十分重要，但至少可以肯定它们并不是全部；而且，尽管本世纪的物质进步十分巨大，国际关系的变化以及它们对于欧洲国家和世界上的所有民族的相对重要性也同样引入注目。笔者正是希望从这个角度来探讨前面提出的主题。这个主题对于某个具体的国家而言，可以说是指它的对外关系。不过，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它更要关注由业已开始并处于进展之中的各种运动以及如今还不易分辨的各种趋势所表明的世界的一般未来。这些运动或趋势如果不遭到什么抵制，将使深刻地关系到人类的福利的政治平衡发生重大的变化。　　展开主题的一个简便的方式似乎可说是十八世纪以来浩大的殖民运动被美国革命推至了一个中止点。美国革命使英国失去了它的最富裕的殖民地，紧随这场革命而来的法国革命和法兰西共和国及拿破仑的破坏性的战争迫使欧洲将其注意力从外部的诱惑上收回，集中到了它自己的内部事务中。对此，十九世纪之初美国对路易斯安那的购买是一个重重的句号，因为这实际上将北美大陆从可作为对外殖民对象的荒芜之地的清单上勾掉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发生了西班牙殖民地的起义，然后出现了门罗总统和坎宁先生的声明。这些声明通过制止欧洲的干涉确保了西属殖民地的独立。美国人民从此时起对门罗总统的立场的一贯坚定维护和门罗主义在以后得到的发展则使讲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在同等程度上从另外的欧洲殖民可能中摆脱了出来。　　十九世纪就是这样被拉开了帷幕。无疑，人们仍然还积极地在海外寻找活动空间，不过它们主要不是为了建立新的殖民地，而是为了开发利用业已在政治上有所归属的土地。但是，总体而言，甚至这种活动也只是附属性的。从十九世纪的开端至其结束，这个世纪的主要活动在于认识和研究自然力量并应用其成果以满足技术和经济进步的需要。当时，那些为人们所掌握的手段----它们在刚被发明出来时是如此令人惊奇，在今天却是如此为我们所熟悉----被自然地首先运用于各国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当时，到处都是新生的土地，因为在任何一块地方人们都不可能做到了对大自然之所赐的充分利用；到处都有着干劲的投入，因为在任何一个地区都有着数不胜数的事情去做。因此，很自然地，这样的一个时代主要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当然，大的战争不乏存在，但国家间的和平一直是这个发展时代的一般特征。在这个时代中，人们致力于的是运用所掌握的新的力量来改变他们自己国家的面貌。　　但是，任何这样的阶段都会象人类的每一件事情一样化为过眼烟云。生产的增加----这是经济学家们痴迷的目标----如所预料的那样带来了对新的市场的需要。生活的改善、财富的增加、人口的上升引起的国内消费的增加跟不上生产的增长以及蒸汽的使用导致的运输方面便利的增加。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从封闭的年代中被赶了出来，被迫和欧洲社会建立联系，和它做买卖。不过，在国外进行的旨在获取新的政治领地的大规模的认真尝试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只有在确信能赚取利润的情形下人们才为商业活动寻求新的根据地。另外，美国的人口和资源的增长、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开发都有助于满足需求。中国和日本的开放只是这种需求的一个单独的表现。所以，这种开放更应该说是随机械加工方法的进步和交通线的增多而来的普遍的工业发展的伴生物。　　在这种局面上，十九世纪经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开始向它的终点倾沉。此时，在欧洲文明的国家中出现了战争和战争传闻。王朝兴衰，国家则在政治重要性的天平上沉浮。不过，前述的那些主要特点还存在着，而且越来越成为政治家们的主要关心所在，这些政治家们中的佼佼者在十九世纪达到其巅峰之时或之后不久也来到了欧洲舞台之上。在这种状况下，出于经济意义上的纯粹功利主义原因，维持现状逐渐成为了一个主导思想。这个思想自然是令人推崇的；但是，从各大国为了自身利益而一致向希腊和克里特人施压来看，也许我们不可以认为它是高尚的。至今的问题是，在实际可行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合理的可能的体现而不是一个空想，维持现状的想法还能为人推崇多久？我们已经发现许多人----其中一些是普遍和平的最激烈的鼓吹者，而普遍和平的鼓吹者又是当代对现实最为不满的人----说道，当半个世纪之前沙皇尼古拉建议打破既有的平静，依照一种更合理的平静局面来重新规划东南欧的政治地图时，是他体现出了理想意义上的理性政治家风范，而当时现状的维护者们显露出的只是见风使舵的政客们的天然本性。历年以来的证据表明，后者在东南欧这个令人头疼的地区并没有确保住平静，甚至是死气沉沉的平静。鉴于正在离去的十九世纪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世界上变化着的局势，今天继续无限期地维持当前的和平和繁荣究竞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欧洲国家的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认为普遍裁军----对此的鼓噪令人不安地一时间蜂拥而起----最可能使我们如今的文明及其种种好处得以保持的观点是否应体现在我们近来的要求之中？没有谁能比笔者更热切地怀有这种期望：有朝一日，各国将化剑为犁，熔矛为锄。但是，是否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文明已经处于了能够构筑一种不是基于各国的良知而是基于一个永久的法庭的人为和平、从而在现代政治中再现中世纪教皇统治下的理想状态的地位？　　时代的标识究竟是什么呢？它们还未完全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还象是在透过一片黑黑的玻璃遥望未来，还不能肯定他们会往何处而去。不过，即使人们尚不能充分、准确地解读种种标识，他们仍可以注意一二。我断言，其中可以观察到的一点是普遍存在于除我国之外的所有其他一流的文明大国身上的前冲势头。我们的国家受缚于、沉迷于我们自己的十八世纪传统之中，为对于和平和富足----也就是要有充足的面包----的大量要求所包围，紧抱着孤立主义理想不放，拒绝承认整个欧洲文明世纪必须以一致的利益为基础来企盼、迎接未来。我说我们的确是如此。不过，我将更确切地表达我的思想，说前冲的势头已经存在于我国的大多数人的身上，这在具体的事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时体现了出来。但这种势力尚受到阻碍，为那些从我国幼年时期所形成的信条获取关于国家政策之观念意识的人们长期地、危险地阻碍。　　经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间歇、又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恢复的欧洲国家的前冲势头不仅仅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偶然的、和过去毫无联系的现象。它的到来尽管一开始不为人注意，但在十九世纪进入了中间阶段之后很快就让人看得一清二楚了。东方文明国家的变化也是这个阶段的一大产物，当时同样不为人关注，虽然如今是那么醒目。对此，我有着一段有趣的回忆。1868年，当我正在日本横滨的时候，有人让我翻译一封来自檀香山的用西班牙语写的信，这信涉及的是一船日本劳工前往夏威夷的事。当时，我认识作为随船医生参加这次航行的人；而且，若我未记错的话，当我还呆在横滨时，他就以上述身份踏上旅程了。另外，当我在横滨的使命结束后，我前往香港，从那里再经苏伊士运河返国。在去香港的旅伴中，有一位前南方邦联的海军军官，他的差事是为一批中国人前往当时对黑人劳力已不抱什么指望的美国南部各州一事进行洽谈。如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国家发生的情形在那时并未引起人们多少注意。　　给人带来一种古怪感觉的事情是一面注视着各国不自觉的、不可抗拒的运动，另一面读着我们的报章对于那些由于个人特性或偶然原因碰巧被推上了领导之位、但最多也只是引导着一种象重力那样无法被永久地抵御的无害力量的人们的描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角色原应是这样的。他想将巴尔干地区的事务的自然走向引入一个恰当的结局，而他的反对者却竭力抵制；他们成功了，但解决给耽误了，事态恶化了。今天，尼古拉一世为一些人所景仰，后者在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帝国野心和塞西尔·罗得斯先生的掠夺行径中看到的只是愚蠢的念头。可是，从国家合法权利的严格阐释者的角度来看，尼古拉一世在其时代又有什么权利仅仅因为土耳其是个“病人”就促其死亡呢？当时的土耳其不是并未处于他国占领之下么？严格地根据法律，难道土耳其无权存在、无权保有其所拥有的东西、无权以它认为是正当的手段来治理是它的合法属民的人们？不过人们还是太容易忘记这点：法律维护的是公正，但在当今的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　　近来为我们所熟悉的一个词是“缓冲国”，处于英国和法国的势力范围之间的暹罗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这个词多少也让人联想起了至今为止的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它们相互分离，存在于各自的世界之中；另一方面，它们正相互靠近，这不仅体现在地理上，也表现为双方都看重物质上的优势。这两极不是发自同一源泉但目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分支，它们源于极为不同的观念，从始至今循着两条截然不一的道路演进。要使它们相互间产生共同语言，其中某一方就需要向另一方转化，而不再是独自发展泾渭分明。　　什么是今日的基督教国家在未来的主导性精神观念，这几乎不成为二十世纪的一个问题。不管人们的信仰在趋向或程度上发生什么变化，在二十世纪到来之前的短促时间内，它不可能经历激烈的变革。在即将到来的整个世纪中，基督教的影响无疑将继续存在。一种思想的盛衰必然是逐渐性的，如果基督教信仰在东方国家中也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那么后者也会逐渐地认同那些对西方民族的自然天性起到了强大的改造作用的原则。另一方面，如今日许多人所说，如果我们失去了信仰，如果除了自身利益再也没有其他什么更高尚的东西来促使人们自我约束和公正行事，战争也只可能在利益的权衡使人们不必诉诸暴力时才是荒谬的。而那些感到有所需要的人不只是在有着合法的机会时才去谋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单单是他们没有什么、他们想得到什么或他们有能力得到什么这类事实就会促使其去攫取。欧洲世界知道这种情形，不过公众舆论日益增长的神圣性及其对于政治天平日益上升的影响只使它在一定程度上从其中解脱出来。东方世界不知道赋予西方以权威的西方世界的物质优势和政治传统背后的根源，但它正对这两者明显地表露出钦羡之意；与此同时，它也产生了得到它们的念头。　　在法国革命使作为十八世纪一大特点的对外殖民扩张陷入长期停顿的同时，各国将其热情明显地倾注到了另一方面，即创建庞大的现代常备陆军。这是法国革命在对人权的阐发之外传赠给我们的普遍兵役制带来的结果。这种陆军自十九世纪初开始发展，经过不断的完善，到十九世纪结束之际已是十分成熟和强大，这表现在了规模、预备力量、组织训练及装备诸方面。不过，经济学家对此一直忧心忡忡，他们怨责庞大军备的存在，要求予以废除。在十九世纪，自由得到了发展和强化，而陆军也是如此。那么，这件十九世纪的奇特产品是否如许多人坚信的那样仅仅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变异结果？或者在其中可能包含着即将到来的时代的特征？　　这些庞大的陆军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呢？无疑是多种多样的。就经济方面而言，生产下降了，对人们时间和生活的索取增加了。种种这类的弊端或问题每日都围着我们的耳朵嗡嗡作响以至于根本不必在这儿重复。但是，难道庞大陆军就一点都没有给为其付出代价的人们带来好处？在权威正受到弱化、各种约束正在松弛的当今时代，国家的年青人走进一所大学校去学会守纪、服从和尊敬他人，去系统地强化他们的体魄、去接受自律、勇敢和刚毅等美德对自己的熏陶难道就没有一点价值？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学着如何共同工作和行事，进行着心与心的交流，并把当今时代迫切需要的对于既有权威的尊重带回平民生活之中难道没有一点意义？看一看才开始接受训练的一些新兵的表情和举止，再将其与成熟的士兵的风貌相比较，颇能得到教益。参加军事训练对于让人学会去积极的生活并不会起到糟糕的作用，也不比在大学里学习更为浪费时间。各国间对于彼此力量的相互尊重使得战争更少发生，和平更有保障；即使一场变故真地到来，它也会迅即地过去，而事态会很快地恢复正常，对此难道可视而不见？今天，战争不仅更少地发生，而且更多地表现为一时的过火行为，从过火到恢复正常也是轻而易举的过程；而在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之前，战争还是一种时常发作的疾病。另外，在今天，尚武精神以及随时准备为一项正义事业而战的决心更加普遍地为人所拥有，而以前人们仅仅受雇当兵。如今，军事力量服务于整个国家，而不是仅仅为国王效劳。　　在预测未来时，我是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特殊表现为基础的：在法国革命到来之前的十年中，政治殖民化浪潮陷于了停顿。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欧洲国家全身心地投到一场全面战争中去。随着和平的实现，由煤和铁唱主角、技术和工业大发展的伟大时代来临了。与此同时，已有的殖民地和新的商业中心----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而不是进一步的殖民拓展成为了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最后，在十九世纪末，政治殖民化又拾回了其昔日的前进势头，不过这回它无疑受到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旧殖民地上的人们的有力鼓动。在发生上述变化的同时，庞大的常备陆军逐渐发展而成；另一方面，东方也进入了西方的利益范围，但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完全由人驱使的被动者，它有其自身的活力。这种力量虽未得到很好的组织，但仍是有意义的。在许多以前暮气沉沉但尚非死水一潭的地区，如今出现了无可置疑的生机，日本令人吃惊的发展是最明显的例证。在印度，尽管不存在再次发生兵变的可能性，但有足够迹象表明处于外国统治之下的当地民众的政治意识正在觉醒。他们越来越不满意于现状，希望印度自身能获得更大的自主权。由于这股潮流对西方在物质和政治文化方面的优点与长处持欣赏态度，因此眼下它不会比从前的暴动更具威胁性，但它的未来影响却要让人不安得多。　　至于中国，我知道得相对少些，但许多观察家坚定地认为在中国人的个性中蕴含着巨大的潜在力量。迄今这股力量主要体现为中国人在坚持既有的传统方面的执着。中国人的保守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其他土地上更美好的情形的无知，但也和这个种族非同寻常的忍耐力、目标的始终如一以及它的基本组成单位的牢固和生命力紧密相关。对这些单位来说，追求个体的物质进步乃是无稽之谈。中国在几年前与日本的战争中一败涂地，其程度虽然出人意料，但也不是不可事先想到的。但这并未改变这个事实：中国拥有最优秀的资源，虽然利用得十分拙劣；中国有着众多的、在种族上是同一的人口，而且它还正在迅速增长。人们已看到，近年来土耳其军队正恢复其力量；那么，也不能认为中国有效地安排其潜在力量从而充分地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日本人已显示出了巨大的才能，不过他们也未遇到多大阻力。而且，改变一个四千万人的岛国比改变一个其居民几近十倍于此的辽阔的大陆国家要容易得多。可以肯定，中国的变化是相对缓慢的。但是，使相互间存在着多种不同和差异的中国人长期融为一体的因素将在未来确保他们为同一种激情所左右，从而会使任何全体意义上的变革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断言上述的一些有选择的特点概括了一个世纪纷繁复杂的人类生活的全部趋势，并以之作为我们为展望未来所考察诸方面中的独立因素也许是不能成立的。不过，还是可以稳妥地讲，由于这些因素所关系到的未来还相当遥远，它们比另外一些次要的因素更少受到考虑；而且，其中一些作为当今时代标志的因素的存在还被自封为“经济学派”的政治思想派别所怨艾、批判和指责。这一派别依托十九世纪中叶工业进步阶段的观念而发展成熟并且仍然生存于其中，而后者看待任何问题都是从生产和国内发展的角度出发的。在世界各地，这一派的思想都发挥了有力的影响，不过在哪儿都不象在美国那样泛滥成灾。这既是因为没有哪个邻国有力量与我们一较高低，军事建设的必要性对我们来说并非刻不容缓以至于不受多大重视，也是因为在我们的丰富资源只是部分地得到开发的情况下，我们对外拓展的本能尚处于休眠状态。在欧洲世界的眼光由向内转为了向外的同时，美国人民却将其注意力从对外经营上移开。美国众所周知的自然条件使这种趋势得以加强与延续。和欧洲大陆相比，美国的疆土更为广阔，也许拥有更加充足的搭配合理的资源，而且人口要少得多。所以，尽管有大量的移民到来，我们在自身内部的发展方面还是有大量的事情有待去做；为此，今天鲜明的体现在欧洲国家身上的向外部世界进取的劲头在我们这边尚未被体验到。不过，我们孤处于我们这个种族的普遍趋势之外这件事本身就值得令人思索。　　由于前面提及的原因，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国内和经济问题，以国内有足够的事让我们去做为借口拒绝考虑军事力量的组织与保持以及我国在自身疆界之外影响的扩展。这样的政策执行起来轻而易举，但却是短视的。就采取这类政策而言，今天的我们还不如二代人之前的先辈们看得全面。后者未体会到经济学派观点令人窒息的影响，在他们长大成人之时这些观点尚未取得支配性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在今天依然保持着，原因是在此影响之下度过自己青年时代的人们尚未从历史舞台上退出。每一代人都注定要为其思想本质上属于前一个时代的人所驾驭。这样，一个国家行为的连续性会相对较少地甚至不会被打断。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情形又会使人们看不到时代的精神，因为其统治者说出的是过去年代的声音，并依据它来行事。在写这篇文字的同时，一家美国杂志将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克里特问题上的作法和格莱斯顿先生对于大国协调的失败的生动论述作了鲜明的对照。不过，事实上，虽然这两位英国政治家分属于传统上相对立的党派，他们归根结底还是为十九世纪中叶的观念所浸润和支配，将平静局面的被打破视为最大的祸端。假如格莱斯顿先生正在当政，很难相信在他的眼中还会有别的什么目标在重要性上能和维持和平相比拟。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无疑是同情希腊人的那样，格莱斯顿先生无疑也会如此，但他还是会愿意保持大国在克里特问题上的协调，只要他相信单是这样做就可避免战争。　　同样的氛围也主宰着内战以后的美国。就后果而言，这场战争远比北美十三块殖民地反对英国的斗争更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它迫使我国人民----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将其目光从外部问题上收回，并在一股激情的驱动下将其心智集中于一场国内的冲突上：在其中，一方为获取独立的愿望所激励，而另一方则为保持统一的崇高理想所鼓舞。不过，指导这场战争的人属于的是即使在当时也正在逝去的时代。这些人在青年时代受到的影响随着和平的回归又找回了昔日的声势，并且体现在了拿破仑三世从墨西哥的被逐出、美国对阿拉斯加的获得以及美国关于购买丹麦群岛和萨马纳湾的谈判上。不论后来的这些举动如何明智，它们独特的意义在于表明了老一代传统的复活。不过这种传统和紧接下来很快地掌握了权力的新一代人格格不入，于是也就被弃置一边了。　　这一代人如今也正在逐渐隐退，新的后继者填补了他们的位置。那么，在他们的政策演变为固定不变的方针并在将来的许多年中决定着人民的福祉之前，他们是否应该注意外部世界形势中的某些现象并承认其影响，然后依此来制定、修正自己的政策呢？　　对此，笔者作为正在退出舞台的一代人中的一份子，将给予肯定的回答。在我看来，经过世事沉浮，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入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将给予这个或许已被长期搁延的问题一个确定的回答：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决定着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当前，摆在文明的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的异域文明----首先是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念之中。这是它的一项伟大使命，它必须履行之，否则就只有毁灭。十九世纪的历史就是一部我们自己的文明向那些更古老的文明持续不断、与日俱增地施加压力的历史。直至今日，如我们放眼四望，在每个地方都可看到一种躁动，一种从睡梦中的觉醒。这种觉醒虽然很大程度上尚处于朦胧状态，但却是真实的；虽然迄今并未显示出什么条理，但已足使人意识到，粗暴地打断了他们多个世纪的迷梦的力量至少对他们具有两大优势，即力量的强大和物质的繁荣。　　要预言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纯属徒劳，我们手中并不掌握可供揣测的材料。但是，观察当前的形势并作出一些对现实的思考不是不可行的。根据这些思考，或许我们可以知道眼下应如何行事，而我们认定不仅对我们这个种族的、也对整个世界的未来最具积极意义的那种文明或许也有理由占据统治地位。我们不是生存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上，我们也不可以期望用理想中完美的方式来处理不完美的现实。只有借助于“力量”这个粗俗的、不完美的但却是不可忽视的仲裁者，我们才能赢得时间和持久力。在人类变化着的历史中，力量已创造出了一些最伟大的积极成果。当处于不同的思想层面、没有共同标准的人们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危险的紊乱时，只能由力量对其予以修正。如果信仰从我们自己中间缺失，如果我们自身文明的进步方向是作为其基础的那些精神信念的消亡，力量的作用就更显真切了。　　这些话并不意味着对于其他古老文明的不友善态度，虽然应该承认后者的观念和我们的并无一致之处。一个人只要相信居住于地球表面的各国人民是上帝用同一种血液造就的，他就只可能反对任何敌视和他不属同一种族的其他人类的行径。不过，也无必要为了表明罗马人战胜迦太基人对人类有着积极意义而怨恨后者。今天的我们和任何时代的人们或许都会对凯撒感激不尽。在布匿战争结束几十年后，他大大地扩张了罗马的统治范围，大大地增扩、巩固了罗马的文明和政体的外国工事。这样，当罗马的权力在外来征服者的打击下而收缩的日子到来时，这些防御安排将罗马最终崩溃的时间推延了若干世纪。另外，在开始对罗马进行袭扰时尚是野蛮人的那些部族在接过罗马帝国的遗产之时也不再和罗马的文明格格不入了。相反，他们已经深谙罗马思想的精华，接受了罗马的法律，皈依了基督教信仰。　　毛姆森说道：“……应联系世界历史的一般进程来考虑罗马对今为法国的地区的征服以及它与今属德国和英国的地区的居民的首次接触的意义。……伟大的凯尔特人为恺撒的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战争所毁灭并不是这场宏大的开拓行动的最重要结果，后者的积极作用比它的消极作用要重要得多。几乎不用怀疑的是，假如罗马的元老院形式上在几代人的时间内还继续存在，异族对罗马的侵渗将比实际情形早上四百年，而且是发生在意大利的文明尚未在高卢、多瑙河流域或者是非洲和西班牙扎下根来的时刻。恺撒从日耳曼部族中感觉到了对于罗马-希腊世界的敌意，为此，他以其铁腕建立起了新的积极防御体系，教导人们利用河流和人工屏障来保卫帝国的边境，出于将更远方的敌人挡开的考虑，将离罗马边境最近的蛮族部落纳入了殖民的范围，并通过从敌国征召士兵来扩充罗马的军队。这样，恺撒为希腊-意大利文明赢得了将整个西方沐浴于自身之中的时间。……等到人们认识到了亚历山大不仅在东方建立了一个昙花一现的王国，也将希腊文明传给了东方，多个世纪已经逝去。同样，当人们认识到了恺撒不仅为罗马人征服了一个新的地区，也为西方世界的罗马化奠定了基础之时，多个世纪也已从我们身边流过。只有后来人才能体会到恺撒对英格兰和日耳曼地区的远征----这些行动从军事观点看无足轻重，当时也未带来多少眼前的好处----所具有的意义。”　　历史不时地借助于象恺撤这样的伟大人物的行动来表达它的深谋远虑。更经常的情形是，深远的历史潮流发自于不可追溯的根源和动机，虽然人们可以看清连续不断的变化步骤并阐述其结果。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只是被这股潮流推拥向前，他们最多是民众的代表者而非驾驭者，是引路人而非主宰者。今天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经过一段相对的平静之后，如今欧洲文明世界的人们再次掀起了拓展浪潮，不仅要占据地球上所有荒芜之地，还要将一直把他们和那些古老的国家分离开来的缓冲地带握在手中。但是，谁会说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只是象恺撒这样的某个人或少数人的思想的体现呢？不管将这场运动归结于什么原因，它的承担者不是某个个人。只要大众觉察到了某种必要，他们就会随之行动。不过，人们不象动物那样缺乏认知力，他们会问，我们究竟是往何处去？我们的目标应是什么？当前的潮流是否会将我们引向普遍的和平、广泛的裁军和永久性的仲裁条约的订立？它是否是相对立的传统和生活与思维方式将互予理解和承认的前奏？这种承认今天是否会出现于东方人和西方人相撞击的地区？这种接触是否预示着庞大的陆军和海军的迅速消亡，并决定着那种放弃目前由它们所体现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是一种明智之举？而且，如果截然不同的文明在其间不存在任何过渡地带的情形下直接相碰，实际的情形又会是怎样呢？　　生活于其他文明之中的人类在数量上居于绝对优势。而且是由颇具能量的基本单位所构成。只是政治的和社会的组织才能的明显缺乏使他们未能凝为一体。和我们相比，他们在物质发展方面居于劣势的原因主要在于此。不过，他们不拥有或无法拥有物质上的繁荣并不意味他们对其就不那么感兴趣。如果一个群体对什么有所需要却又无力用使用武力之外的方法得到它，它就会诉诸武力，除非他们也为武力所制。在世界历史上。外族冲破由象恺撒这样有着睿智的长远眼光的人针对他们设立的屏障并蜂拥而入的景象并非没有先例。这种情形更容易发生，如果这道屏障无人把守，或为那些早巳失去尚武精神的人们所遗弃或忽视。　　不过，即使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能恰当地选择地理上的要点，恰当地将边界向外推展，还是可以赢得时间，在很大程度上阻滞灾难的到来并使全局转为对世界有利。这样，及时地确定有关地点有什么实际价值以及从何处开始占领就极为重要了。今天欧洲国家的大规模向外拓展活动的意义至少部分地在于此。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这些活动正将我们文明的前哨向前推移，并巩固使其得以生存的防御阵线。　　这正是我们通常称为旧世界的地区的变化趋势。和范围广大、人口众多的外部世界相比，维系着我们的利益和牵挂、我们的希望和忧虑的欧洲文明就象沙漠中的一个绿洲。如同在商业和军事方面一样，这个最高级的文明在政治发展和物质繁荣方面也大大地走在了世界其他文明的前面。这归功于它的子孙的勃勃生机与活力。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的文明在技术和科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提供了种种手段，使我们的繁荣程度得以成倍地上升，并同样地拉大了我们和既无机会也无才智来使用这些成果的外部世界在物质福利上的差距。此外，伴随着财富的巨大增加，要求解除武装的呼声出现了，似乎我们这个种族业已融为一体，而且普遍和平不仅已经实现，更是不可逆转。但是，即使在我们自己的疆界之内，难道情况确已发展至如此地步以至于可以欣然解散我们称为警察的这种特殊的力量？　　尽管欧洲大陆上还有着内部的猜忌和摩擦，但欧洲大家庭的一致性还是体现在了上述广泛开展的伟大运动中。它最终的积极意义是不可置疑的，这已为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统治----对于这种统治，武力不仅起促进作用，而且必不可少----所表明。目前，印度和埃及是这种积极意义的两个最鲜明的例证所在；不过，这种意义是基于握在开明与公正之手中的宝剑的威力。当然，纠缠于不时出现的一些缺陷和错误的细节有可能令人对这个结论感到疑惑，并使问题的真正症结模糊不清。不过，若广泛地留意一下结果，那么，无可辩驳的就是，上述地区不仅发生了巨大进步，而且这是以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的持续存在与发挥作用为前提的。　　欧洲世界针对着外部世界的一致尤其有意识地体现在了英国的帝国联邦设想中。经过许多挫折和反复，这种思想已在英国人民及其殖民地上的居民的思维之中牢固地扎下根来。英国人民及英国政治家希望培植英美两国之间的情谊并将这两个国家拉得更近的意向也反映了这种考虑。对于这种意向，巴尔福先生曾作用“种族亲情”这个词来形容。无疑，这个词用在英语大家庭的身上最贴切不过了。不过，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它可能会被推而广之以涵盖所有其当代文明产生于同一久远的源泉的种族。在笔者看来，将来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法都蕴藏于这个词之中了。但是，在美国这边，对于英国的意向只有一些不冷不热的反应。其原因在于我们还死抱着十九世纪中叶的狭隘观念，习惯于眼睛向内，看不到自己担有什么责任。如果英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不能找到共同语言，它们怎么会走到一起呢？在一个其政治活动遍布全世界的国家和一个只关注于自己的内部政治纠纷的国家之间，怎么会有真挚的亲情呢？当我们真正开始放眼世界并且为履行自己对于整个世界的责任而辛劳之时，我们应和英国携起手来，而且不能不认识到这点：在未来的多事之秋，人类的最美好的希望就寄托在英语种族之间心与心的联合之中。　　在决定一个国家的责任之时，地理上的远近是最显而易见、最普通的依据所在。如果将美国看成是欧洲大家庭的成员，那么这个大家庭与世界未来的联系最鲜明地体现在了太平洋这个欧洲世界与东方相会之处。由于水路交通的巨大便利，在两侧为欧洲家庭的成员所毗邻的太平洋再也不能将那些由同一母亲所生的子女：希腊或罗马传统的继承者以及后来的条顿征服者们分割开来，而只能将其联系到一起。今天，相比于现代轮船穿越大西洋需用的时间，一列快速火车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横穿大陆，将一些旅客从太平洋海岸送至太平洋海岸。不过，若要进行相对效益更高的大宗运输，海运还是比陆运具有优势。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和东部的联系为沙漠或山峦所阻，但在这儿有着欧洲文明的前哨阵地。为此，欧洲大家庭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将其与自己的主体更紧密地连接起来，并且通过将从东方或西方通向它的道路置于自己监控之下来予以保护。　　将来出现的贯穿中美地峡的运河的重大意义以及加勒比海----考虑地峡问题就不免会涉及该地区----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上述政治事实而非纯粹的商业好处。无论将来的运河是在尼加拉瓜还是巴拿马，它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将欧洲文明的疆界----尤其是美国的疆界----推进了数千英里，并且将身处欧洲文明之中的美洲国家体系编织得更为紧凑。这样的一条海上要道必须处于控制之下，而加勒比海就是这种控制力的天然来源，正如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要以地中海为基地一样。夏威夷则是地峡运河的一个前哨，发挥的是亚丁或马耳他对于苏伊士运河、或这条运河开通之前马耳他对于印度所起的作用。欧洲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神经中枢就在于加勒比海的岛链之上。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岛屿目前正处于那些从未给予开发的国家的掌握之中，实际上这种开发乃是其普遍利益所要求的。　　放眼未来，横亘在我们和欧洲国家面前的问题有着根本的意义。而不是仅关系到简单的利益得失。当前的一代人应对其后代负责，无所作为或三心二意只能意味着对这种责任的无视。在时机来临之时未能把握住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后人招致问题和困难；如果我们及时地预见到它们，由其而生的血与泪的代价或许能被避免。因此，这种意义上的预防措施其实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而且，如我们从土耳其身上观察到的，靠投机取巧或怯懦的躲避并不能无限期地阻止颓势发展为不可收拾。如果不能抓住时机采取果敢的措施以拯救父母的生命或集体的福祉，情形只会越来越糟。今天，虽然欧洲正在遥远的地方大举推进，但它仍然容忍在其身上存有或许将使其血液流干的创伤，仍然允许一些在未来极具重要性的地区为那些时间的流逝已日益证明毫无希望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制度所统治。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将来这些地区或许会成为蛮族对我们进行外来占领的前哨基地。　　我们还应凭着清晰、冷静而又坚定的目光来注意这样的事实：处于不同的物质繁荣和进步程度之上、有着不同的精神观念和不同的政治能量的各种文明正在迅速地靠拢。认识到这点对我们自身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我们将此视为对于自己所属种族的责任的一部分的时候。历史上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对欧洲的入侵之所以在一开始就受到了抑制并且后来退缩了回去，原因就在于其所面对的民族虽然由于内部不和与冲突而陷于分裂之中，但依然充满了战斗精神，甘愿为自己的权利而战，甚至为其献身。凭借着上帝的安排，当今时代，在欧洲社会取得了巨大的物质繁荣的同时，又产生出了一种与此相对的、被人们贬称为“军国主义”的平衡物，正是它将欧洲变为了一个由随时准备战斗的士兵组成的庞大军营。在这种背景下，无视将来的可能危险的裁军呼吁实属不合时宜，它和各国的所作所为相对立。而后者恰恰能在当前的形势中找到充分的依据，并且表现为对于目前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的危险的不自觉的准备。　　在陆地方面，欧洲国家的庞大陆军的存在及其人民的向外开拓热情确保了他们的后代将世代相续，直至对维护捍卫欧洲文明的障碍之物最终消失。在海洋方面，则没有哪个欧洲文明国家比美国担负着更多的责任了。在加勒比海事务上，我国人民对于某个欧洲国家的侵渗活动的本能的反对如此地无力以至于都引发不起争端。这种状况要求我们以调配得当的武装力量来支持我们的立场，就像欧洲大陆国家相互间的疑忌促使它们要保持庞大的陆军一样。不过，如果我们在某个地区将其他国家排除了出去，我们也就承担起了在该地区维护欧洲文明大家庭的利益的责任。地峡和加勒比海就是这样的地区。　　地峡连同将来的运河以及在两个方向上通往它的道路将把美洲大陆的东岸和西岸连接起来。在这方面，美国已坚决表明它有着特殊的利益。在目前美国尽可以坚持它的立场，但它只能通过创建对于在加勒比居于统治地位必不可少的海上力量从而在未来履行它的职责。门罗主义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就是美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对此，那些希望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保持住和平的人也许会哀叹不止。但是，只有对战争做好准备才能确保和平。　　愚昧与否的标准不在于物质的繁荣，甚至不在于政治发展，而在于人的内心，在于精神信念。在高尚的精神能被给予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以便在愚昧民族的身上生根、发芽之前，我们必须借用物质力量来防范财富使我们沉迷于安乐之中。去除精神因素，我们的文明也是未开化的东西。那些只知在物质上效仿我们却不汲取我们的深邃精神的文明的群体更乃愚昧之人。　　我们可以希冀和平，这是人类必然期待实现的目标，但我们不能幻想象一个男孩从树上硬扭下一个酸苹果那样得到和平。无视我们面前的形势，或者通过和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惊忧和恐惧进行片面的对比来夸大宁静、繁荣和舒适的魅力，和平也不会来到我们身边。人类永远不会屈从或信服纯粹的功利主义考虑，它的信仰也永远不会为和平所支配，如果后者仅表现为股票市场的保护神的话。无论二十世纪将带给我们什么，十九世纪思想中战士们的英雄主义和坚忍精神----今天仍在发生作用，将成为传统中最崇高最有价值的财富。译后马汉 [美国][出自《海权论》]　　《海权论》以军人的理性和史家的智慧，总结研究了有史以来海战的战略战术及其影响，提出了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国运兴衰的思想——此即著名的马汉主义，直接促成了德、日、俄、美诸国海军的崛起，从而以海军的“圣经”之誉，跻身于影响人类进程的十六部经典之列。　　该书编选自马汉的四部重要著作，力图使读者观其全豹：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译自The Influ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918);　　 “欧洲的冲突”译自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910);　　 “亚洲的问题”译自The Problem of Asia(London:Sampson Low,Marston and Company Limited;1900);　　 “美国的利益”译自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Present and Future(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911)。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由萧伟中翻译，梅然校；其余部分由梅然翻译，萧伟中校。不妥之处，还望读者指正。　　译者　　一九九七年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