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第一部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引论马汉 [美国][出自《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918　　举世闻名的军事大家均认为，关于已逝时光的军事历史研究----正如这本著作所为----对纠正战争的指导思想，帮助建立灵巧的战略战术行动乃是至关重要的　　即使不能说是全部至少也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海权的历史乃是关于国家之间的竞争、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地在战争过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海上商业对于国家的财富及其实力的深远影响，早在这些千真万确的原则昭然于天下之前，就已被洞察秋毫，而正是这些原则指导着其增长与繁荣。为了使本国民众所获取的好处超越寻常的份额，有必要竭尽全力排斥掉其他竞争者：要么通过垄断或强制性条令的和平立法手段，要么，在这些手段不能奏效时，诉诸直接的暴力方式。　　利益的冲突，以及由相互对立的试图瓜分更大商业好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与远方归属待定之商业地区的举措所产生的愤怒情绪，必将导致一场血战。另一方面，由其他原因而起的纷飞战火，在其方式和本质上，已经根据是否控制海洋而得到了脱胎换骨式的改变。因此，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在其广阔的画卷中蕴涵着使得一个濒临于海洋或借助于海洋的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秘密和根据。正是这点构成了我们本书将主要讨论----尽管并非唯一讨论----的内容。　　举世闻名的军事大家均认为，关于已逝时光的军事历史研究----正如这本著作所为----对纠正战争的指导思想，帮助建立灵巧的战略战术行动乃是至关重要的。拿破仑就在众多的沙场决战中点出了有必要为胸怀大志的军人所研究的部分，如亚历山大、汉尼拔及凯撒的战役。当然，对于他们而言，火药当时还不为所知。在众多的职业研究人员中，如今存在有一种重大的共识，即：尽管许多战争的具体情况，随着武器的进步因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在历史的教科书中却有某些教义是永恒的，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它们完全可以被提升到一般原则的高度。同样的原因，尽管过去半个世纪的科学进步对于海军武器装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以及蒸汽的引入成了海上动力源，但通过对海上决战一般原则的阐释，重温昔日海上战记的历史研究仍将是具有指导与启发意义的。　　因此，很有必要批判地研读大帆船战舰时代海上战争的历史与经验，因为，尽管目前不难找到可资应用的教训和价值，但蒸汽时代的海军还没有在其教义上书写可以被概括为决定性意义的历史。在一方面，我们拥有大量的实验性知识，另一方面，实践经验却一无所有。因此，有关未来海上战争的理论几乎完全属于主观臆断；尽管通过殚精竭虑地思考蒸汽舰队和通过划浆驱动的单层甲板大帆舰队----已有了漫长而又悠久的历史----之间的大同小异，各种试图使这些理论具有更坚实基础的努力业已付出，但在直到被完全证实之前，仅以这种类比还是不能完全使人们满足的。的确，两种舰队的相似性远非表面上的，蒸汽舰和单层甲板大帆船共有的特征是其均具备能够不依赖于风向而自由驰骋于大海的能力。这种力量使得这些级别的船只与普通大帆船之间存在有显著差异----后者在海风吹起之时，只能航行有限的里程，一旦海风停息，它们肯定是一动不动的。尽管注意观察看来相似的事物是一种明智之举，寻找事物的不同其实也不失为智慧。当人们的想象力被最初觉察到的相似之点迷惑住时----这是精神追求里最具兴奋力的一点----十分容易对在其新近发现的类比中存在的差异失去耐性，因此而可能忽视或拒绝承认它们。所以，尽管发展不尽平衡，单层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舰同样具有上面提到的重要特征，但是至少有两点它们不尽相同。在重温单层甲板大帆船的历史以寻求可供蒸汽战斗舰借鉴的教训过程中，差异性与相似性一样必须牢牢地铭刻在心，否则就会做出错误的推断。在使用过程中，单层甲板大帆船的驱动力必然会迅速地减弱，因为单凭人力不可能长久地维持如此精疲力竭的举动，结果，战术机动只可能持续一段有限的时间；此外，在单层甲板大帆船时代，进攻性武器不仅射程短，而且几乎完全局限在短兵相接的拼斗之中。这两种条件几乎必然导致相互碰撞，然而，这里并非没有一些灵巧的举措，如迂回包抄敌人，紧随其后才是短兵相接的厮杀格斗。在这样一种冲击和混战中，一种现今影响广泛、甚至十分显赫的海军方面的意见，是认识到了现代海上武器装备的必然结果----一种类似于唐尼布鲁克博览会似的局面，在其中正如海上格斗史所显示的，很难分辨清楚敌人与朋友。我们认为，无论用什么东西来证明这种意见至高无上的价值，仅根据单层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舰能够从任意方向冲向敌人，并且能在它们的船头装上一个尖钻物而无论单层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舰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的事实，是不能宣布其能成为一种历史性依据的。迄今，这种意见还仅仅只是一种假设，直到由实战的经验作出进一步的阐释之前，基于此基础上的最终判断或许还会大相径庭。直到那时，才会出现容纳相对立观点的空间，即，在数量相等的两支舰队之间的格斗，其中战术技巧的重要性已被减少到最小程度；在使用精巧、威力强大的当代武器的条件下，并非最佳选择。海军指挥部越是自信，它的舰队战术技巧训练越纯熟，它的舰长们越称职，它就必然越不愿意与数量相等的对手展开一场白刃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优势都将荡然无存，而偶然的侥幸成为决胜之本。在同等条件下，它的舰队将与一队以前从未协同作战过的战船同流合污。历史按顺序已留有何时能进行混战，何时则不能如此的警训。　　单层甲板大帆船与蒸汽舰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在其它重要方面却相去甚远，这些特征并非显而易见，因此也就很少述及。至于大帆船，正好相反，其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其与更为现代的舰船之间的差异，其相似之处尽管存在且易于发现，却并不明显，因此也就很少被注意到。通过了解到大帆船与蒸汽船相比所存在的彻头彻尾的弱点----由于它必须依赖于风----这种印象也就更加深刻了。忘掉这一点，就如前面与其旗鼓相当的对手搏杀一般，战术上的教训就能站得住脚了。单层甲板大帆船从来也没有在静风的条件下，被贬低到毫无战斗力的程度，而是在今天比大帆船受到了更多的重用。然而，这却有点错位。直到蒸汽机被开发出来利用时，大帆船仍然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即能够从很大的距离上毁伤敌人，能够进行无限时间的机动并且又没有使得船员们精疲力竭，能够把更大部分的船员用于进攻性武器而不是船桨等等。大帆船与蒸汽船所共同享有的这些能力，从战术上考虑，至少与单层甲板大帆船那在静风中或逆风时前进的能力，是同等重要的。　　在寻找相似性时，存在有一种不仅忽略差异之处而且夸大相似之处的趋势----这显得有些可笑。或许能够基于下列考虑指出，由于大帆船装备有远程大炮，具有相对强大的穿透力；装备有大口径短炮，射程短但却具有强大的轰击力；所以，现代蒸汽舰装备有远程大炮群和鱼雷组，后者只在有限距离内有效，然后，通过撞击毁伤对手，而大炮，正如同其前辈，目的就在于穿透对方。然而，这里有着显而易见的战术考虑，必然影响着海军司令官和舰长们的战斗布署；这种类比是现实的，而不是凭空捏造而成的。因此，大帆船和蒸汽舰用于直接与一艘敌舰交火时----前者通过强行靠近而拖拽其行，后者则通过撞击而使其葬身鱼腹。然而，对于两者而言，这都是它们各自最为困难的任务，为了使其行之有效，敌舰必须被带至攻击行动区域的某个单点，只有在那里，抛射性武器才能从一个广阔区域内的许多点上找到用武之地。　　由于风的方向，两条大帆船或多支舰队的相对位置，包含有十分重要的战术问题，这或许可说是那个时代水手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初看起来，由于这对于蒸汽船已成了一件无关痛痒的事物，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再也找不到与此相关的类比，在这一方面的历史教训因而也就一钱不值。但如果对背风与气候状况的明显特征进行一番仔细考虑，直接涉及他们的本质特征并忽略次要的细节，就会表明这种认识是一个错误。在某一海况中相对位置的明显特征是其能够赋予某方随心所欲地发动或逃避战斗的力量，结果，在选择进攻方式时，就具有了一种进攻型态势所通常具有的优势。这种优势也有某些弊端伴随其后，诸如引入行列之中的非规律性，暴露在纵向射击的炮火之下，牺牲部分或全部可用于进攻的炮击机会----所有这一切都会在接近敌人时发生。战舰或整个舰队，一旦处于背风位置，就不可能发起进攻；如果并不希望退却，那么其行动只可能局限于防御地位，并且按照敌人的条件迎接挑战。当然，通过保持战斗队形不受冲击的相对缓解，以及通过在敌人一度不能还击时进行持续不断的轰击，这一劣势是能够得以补偿的。在历史上，在各个时期的进攻和防御作战行动中，这些有益和不利的特征都有其对应事例和类比事件。进攻方为了接近并摧毁敌人，承担了某种风险和劣势；防御方，只要其仍旧保持原状，拒绝承受前进的风险，保持一个小心翼翼、组织良好的阵位，就能使自己充分利用进攻者留给自己的可乘之机。穿透与之相伴随的并不太多的细枝末节的乌云，存在于气候与背风相对位置间的根本差异也就昭示于天下了。前者通常为英国人津津乐道，因为他们的稳健政策就是要进攻并摧毁敌军；而法国人则对于背风位置乐此不疲，因为通过此术，他们就能够在敌人接近时使之瘫痪，由此避免决定性的遭遇战，保存他们的战舰。　　法国人几乎没有多少例外，基本上都将海上战事服务于其他军事考虑，对于海军军费缩手缩脚，因此，他们通过采取防御性态势，并将其努力局限于打退进攻的方式，寻求对其舰队进行精打细算。由于这一原因，只要敌人“雷声大，雨点小”，背风相对位置就能得以巧妙地利用。然而，当罗德尼表现出要充分利用风向的优势的意图，不仅仅是用以进攻，也要集中起绝对优势对付敌军的一部分战线时，其有点坐立不安的对手德吉尚（De Guichen），改变了战术。在他们相互交锋的头一回合，这位法国人利用了背风位置；但是，在意识到了罗德尼的意图后，他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以获取风向的优势，这并不是用于进攻，相反而是高挂免战牌，除非是以自己的条件行动。采取进攻或避而不战的力量，不再取决于风势，而是取决于具有更大速度的一方；对于一支舰队，不仅取决于单艘舰只的速度，也取决于它们行动的战术整体性。因此，具有最高速度的舰船将拥有气候便利。　　因此，这并不如同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在大帆船和单层甲板船的历史中寻找有益的经验教训，只是一个苍白无力的空想。它们两者都有近似于现代舰船之点；当然两者也都有重大差异之处，这就使得引用它们的经验或行动模式作足以为训的战术先例成为不可能。然而，先例不同于且不如一项原则更有价值，前者或许最初就是错误的，或由于星转物移，条件变化而失去效用；后者则立足于事物的本质之中，并且随着条件的变化，无论其应用如何千姿百态，依然成其为实施行动以获取胜利必须加以遵循的标准。战争有着诸如此类的原则，它们的存在通过对于历史的研究就能加以揭示，而历史能够显现它们的成功与失败，或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它们依旧如故。具体情况与武器装备可以变化，但是为了应付这一类或成功地运用其它类，就必须对在战场战术或由在战略名义下构成的更为广泛的战争行动的持续性历史教义，予以充分的重视。　　然而，所谓的更为广阔的战争行动，包含着整个战争舞台，在海上角逐中，或许还涵盖了全球的相当部分。正是在这种行动中，历史的教义才有更加明显和永恒的价值，因为基本的条件永远不变。战争舞台或大或小，其困难或者明显或者不明显，厮杀的队伍或者庞大或者不庞大，必要的行动或者容易或者不容易，这些都仅仅只是范围、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上的区分。随着野蛮让位于文明、交通与通讯手段迅速改善，道路被开通，河流上架起了桥梁，食物来源得以增长，战争行动变得越来越容易、迅速与广泛；然而他们所必然遵循的原则却丝毫未变。当徒步行军为马车运兵所取代，当后者又相应地让位于铁路，行动距离的尺度提高了，或者说，如果你愿意，时间刻度变小了；然而，决定军队应该集结于何处、应该朝向哪一方面、应该进攻敌军阵地的哪一部分以及保护交通线的原则却没有改变。因此，在茫茫大洋之上，从单层甲板船小心翼翼地由一个港口向另一个港口蠕动到大帆船雄心勃勃地远征于世界各地，再从后者演进到我们当今时代的蒸汽舰船，这一系列演进扩展了海军行动的广度与速度，却并不一定要改变对它们加以指导的原则。两千三百多年前，叙拉古人赫摩克拉底的讲演在其不及引述之时，包含有一套正确的战略计划，在其原则之中，它的可用性在现在依然犹如在过去一般。在与敌军或敌舰队遭遇（这是一个或许比其他单词能更好地表明战术与战略分界线的词语了）之前，仍有许多问题有待决定，其涉及面涵盖整个战场的全部作战计划。除其它问题外，这其中有海军在战争中的恰当作用；其真实目标；其应该结集之点；煤炭和供养仓库的建立；对于仓库和本土基地之间交通线的维持；作为战争之中决定性或次要行动的破坏商业的军事价值；是借助零散游弋的巡洋舰，还是通过强制性地攻占为商业航运所必需穿越的某些生死攸关的中心堡垒，破坏商业所能最为有效地加以影响的体系----所有这一切都是战略性课题，并且历史也对此论述颇丰。在有关英国海军与法国交战的举措方面，直至最近，在英国海军只是出现了一场对两名英国海军巨头----豪勋爵与圣·文森特勋爵的政策比较其长处的颇有价值的争论。问题纯粹是战略性的，并不仅仅只是具有历史价值；对于目前而言，这又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决策之基础的各种原则古今一贯。圣·文森特的政策使英格兰免遭入侵，而纳尔逊和他的亲密将帅，则使英国长驱直抵特拉法加。　　正是在海上战略领域，历史教义所具有的价值丝毫未曾贬低。由于情势的相对持续性，在那里，它们不仅用于阐述原则，而且也能作为先例之用。当对立的舰队在基于战略考虑之点相互冲突时，关于战术问题，这倒不是那么明显的正确。人类不懈的进步引起了武器装备的持续革新；也正因如此，也必然迎来一场战争方式的持续变革----在处理与掌握战场上的部队与战舰方面。由此使得许多的与海上事物相关联的人物倾向于认为，从先前的经验体会之中再也无利可图，在上面花时间纯属浪费。这种观点不仅置引导国家游弋战舰于大洋，指挥划定行动之区域，从而改变且继续改变世界历史这宽阔的战略考虑于不顾，也是一种有关战术的单方面的和狭隘的看法。昔日鏖战成败，取决于它们对于战争法则的遵循与否。仔细研读成功或失败原委的海军将领将不仅能够发现并逐渐消化这些法则，而且也将从把这一切付诸自己时代的战舰与武器装备的战术操作中获益非浅。他们还将注意到战术的变化不仅发生于武器装备更新之后----事实肯定如此----而且这类变革之间的间隔已是过份的漫长。这一切无疑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武器的改进大多由于一、两个人的功劳，而战术的更新却必须克服整整一个保守阶层的惰性。然而，这又是一个伟大的罪恶。只有通过仔细地研究新型战舰或武器装备的力量与局限，通过随之而来的采取物尽其用的方式----这将构成其战术规范，真心实意地认识到每每出现的变化，这种罪恶才能得以根治。历史表明，指望军人们一般地不辞辛苦地进行这种工作，完全是徒劳的；然而，那个辛勤耕耘者投入战斗时却具有了极大的优势----一则教训就其本身而言就已价值连城。　　因此，我们或许现在就能接受来自一名法国战术家莫罗古斯（Morogues）的训戒。他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写道：“海军的战术是基于其主因，即武器装备可能发生变化的条件之上的，而这相应地必将引起战舰的建造、运用它们的方式以及最终控制与运用整个舰队的变革。”他的进一步阐述引起了更大的争论，即“它并非一门奠基于绝对不变原则基础之上的科学。”更准确地说，即其法则的运用会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替而变化。这些法则在战略上的应用无疑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却要少得多；因此认识到这些基本原则也就更加容易。这种陈述对于我们的国民从历史事件中获得某些悟性已是足够重要的了。　　 1788年尼罗河之战，不仅是英国对于法国舰队的一场压倒性胜利，而且也对摧毁拿破仑的法兰西在埃及军队之间的交通线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其战斗本身而言，英军统帅纳尔逊做出了伟大战术思想的精彩绝伦的示范。如果事实如此，正如所定义的那样，那是“一种衔接好战役之初与战役发展过程的艺术”。那种特定的战术衔接取决于今日已不复存在的一个条件，即一支抛锚停泊处于背风的舰队无力前去救助被摧毁前的处于上风位置的战舰。然而，做为衔接基础的原则，却没有过时，即选择敌军队列之中最不太容易获得救助的部分，集中优势力量进行攻击。杰维斯海军上将在圣·文森特角一役，就是遵循了同样的原则。当时，他用十五艘战舰取胜了对方二十七艘战舰，尽管在这一事例中，敌军并没有抛锚停泊，而是处于行进间。然而，人类的心智是如此构成的，以致于他们对于条件的稍纵即逝更容易留下印象，而不是应付这些情况的永恒原则。在纳尔逊大获全胜对于战争进程的战略影响方面，正好相反，其中的精神不仅易于把握，而且立即被视为在我们的今日仍有用武之地的原则。埃及企业生存的关键取决于与法国的联系能够畅通无阻。尼罗河大捷摧毁了这样一支海上力量，而这正是交通线得以保障的唯一指望，这样，最终的失败就在了定局。明眼人一看便知，不仅发动这场打击遵循了摧毁敌人交通线的法则，而且时至今日，同样的原则依旧有效，在单层甲板船的时代与大帆船或蒸汽舰的岁月里并无二致。　　尽管如此，一种对于往昔----想当然地被认为过时了----蔑视的含糊情感如今已与对于位处海上历史那些永久战略训义盲人般视而不见的自然惰性同流合污了。例如，有多少人不是仅仅把1805年击败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的特拉法加战役----纳尔逊光辉的顶峰，其天才的最高点----视为一个非同寻常般壮阔的孤立事件呢？有多少人问过自己这样一个战略问题：“这些战舰是怎样正好在那里呢？”又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在一场持续一年多的伟大战略戏剧中的最后一幕，其中有史以来两位最伟大的领导人，拿破仑和纳尔逊，究竟是怎样相互勾心斗角呢？在特拉法加，失败的并不是维尔纳夫，而是拿破仑被打倒了；也并不是纳尔逊获胜了，而是英格兰被拯救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拿破仑的衔接未能奏效，而纳尔逊的直觉与机敏始终能使英国舰队对于敌人穷追不舍，关键时刻又能及时嘎然而止。在特拉法加的战术，尽管细节仍有待争论，然而，就其主要特征而言，仍然符合战争的基本法则。并且他们的冒进被事态的紧急性和最后结局都证明是值得的。但是，在战况准备的时效性上，在执行活动与能量上，战争前几个月，在这位英国领导人方面的思想与洞察力上的大教训都是战略性的，它们至今仍然还是名副其实地出色。　　在这两个案例中，事件都被原本道出。要引用的第三个案例，却没有如此确定的底线，有关原本应该做些什么的看法还有待争议。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法国与西班牙在1779年成了抗击英国的盟友。联合舰队曾三次耀武扬武地在英吉利海峡招摇过市，一次居然一字排开了六十六艘战舰，把英国舰队驱赶到港口中躲藏了起来，因为英国舰队在数量上远处于劣势。当时，西班牙的宏伟目标就是要夺回直布罗陀和牙买加。为了达到前一目标，盟军无论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以攻打那座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堡垒。然而，他们一无所获。　　由此所想到的问题----这是一个纯粹的海军战略问题----是：通过控制英吉利海峡，甚至在其港口进攻英国舰队，以摧毁其商业和入侵其本土来威胁英国，难道不比付出大得多的努力去进攻一个遥远而又异常坚固的帝国前哨站；更有把握收复直布罗陀吗？英国民众长期以来一直免遭外敌入侵，对于被进攻的恐惧尤为敏感，如果他们对其舰队的坚定信心受到强烈震憾，那就将使他们异乎寻常地丧失斗志。无论如何决策，作为一项战略要点，提出这个问题是公正的。在这一时期的一名法国军官就曾以另一种形式提议过，他就赞成把巨大的努力引向一座西印度岛屿，用以取代对于直布罗陀的进攻。然而，英国并不太可能以其它外部任何一处地产去换取其放弃这块地中海的咽喉要道，虽然它应弃堡而去以保护其家园和首都。拿破仑一度扬言，他将在波兰境内的维斯特拉河（Vistule）岸边重新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如果他能控制英吉利海峡，正如盟国舰队一度在1779年所做到的那样，他势将攻占直布罗陀或英国沿海地区，这几乎毋庸置疑。　　历史既提醒进行战略研究，又通过其传递的事实阐述战争法则。这是一条真理，为了使其给人们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还要另举两个例子，它们在时间上都比本书专门考虑的时期还要遥远。在两场处于东方与地中海的西方强国的大角逐中，一个已知世界的帝国在其中一场角斗里已处于发发可危的境地，相互对立的舰队集结在彼此邻近的阿克提莫岬角（Actum）与巴尔干半岛西南的勒颁多（Lepanto）。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难道是一个纯粹的巧合，或者是由于某种固有的条件使之再度复发。如果是后面这种情况，倒是值得花时间去找出原因。因为，如果再度倔起一个如同安东尼或土耳其那样的东方海洋强国，战略问题还将相同。确实，目前而言，海洋强权的中心压倒性地位于西方，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然而，如果出现了控制黑海盆地----目前为俄国所有，占有出入地中海通道的机会，影响海洋霸权的现在战略条件就将全被改变。现在，西方如果联合起来反对东方，英国与法国将立即不受阻挡地开往地中海东部及爱琴海沿岸地区，正如他们在1854年并如英国独自在1878年所做的那样。一旦出现所提示的变化，东方将一如既往，在半途势必与西方迎头相撞。　　在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和重大的时期，海上霸权所具有的影响和重要性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现在也没有为详尽的追述其对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影响所必需的资料，然而，仅存的迹象仍足以证实那是一个确定因素的推测。如果仅仅通过把握已广为流传的特定角逐一类的事实，那么，基于这种观点是不可能得出精确判断的，因为，正如同通常那样，海上事件处理过程都已被可耻地忽略掉了。这也有必要熟知一般海军史的细节，以便从可怜的蛛丝马迹中，基于其历史为人们所通晓之时期可能发生何事的知识基础上，得出正确的推论。对于海洋的控制，无论如何有效，都不意味着敌军战舰不可能单枪匹马或成群成队地偷偷溜出港口，不可能穿越多少显得繁忙的海上通道，对漫长的海岸线上不受保护之地区进行骚扰性攻击，或闯入戒备森严的港湾。与之相反，历史已经显示，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弱小的一方，诸如此类的擦边战术永远都是可能的，而不论相互间海上实力的差异有多大。因此，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当奇迹般地攻陷坎尼，迦太基海军统帅包米卡尔在南部意大利登陆上岸了四千士兵和一队大象；在第七年，飞身脱离了叙拉古附近的罗马舰队后，他再度出现在了塔兰托----随后落入汉尼拔之手。汉尼拔派出特遣舰队前往迦太基，甚至于最终随同其残部，安全撤回非洲。所有这一切倒不是不与由罗马舰队一般性控制海洋或成为控制海洋力量的决定性角色相协调一致。这些事件中无一能够证明，如果它愿意的话，迦太基政府本可以给予汉尼拔以持续支持的，然而，事实上，他却一无所获。可是，他们又确实打算造成一种顺其自然的印象，即这类帮助本是可以给予的。所以，罗马在海上所占据的优势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一断言，需要通过反省确凿的事实并进行提炼与完善，使其影响的种类和程度得到恰如其份的估价。　　德国历史学家毛姆森（Mommsen）说过，战争之初，罗马即控制了海洋。无论可以归结到某个或某组原因，在第一次罗马与迦太基间的布匿战役中，这个本质上非海洋性的国家相对于其以海为主的对手，确立起了海上优势，并且一直保持了下去。在第二次布匿战役中，并没有出现重要的海上决战----这桩事件本身，更不用说与其它证据确凿的事实相联系，表明罗马存在类似于其它历史时期具有相同特征的优势地位。　　由于汉尼拔没有留下回忆录，确定促使他跨越高尔与阿尔卑斯山，迈出其危险而又几乎毁灭性历程的动机，也就没有了下文。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其在西班牙沿岸的舰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与罗马舰队相抗衡的地步。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就能够沿着他实际正在走的路一直走下去；他有对其至关重要的理由；然而，如果他能从海路进发的话，他就不会让最初随他征战的六万名经验丰富的士兵损失掉三万三千名。　　就在汉尼拔进行其危险大行军之时，罗马人在其两名元老的率领下，开赴西班牙。他们的部分战舰还搭载着一支执政官的大军。这就使得他们的航程并没有带来严重损失，罗马陆军随后在汉尼拔交通线上的埃布罗河（Ebro）以北地区，成功地站稳了脚根。同时，另一支分舰队与由另一名执政官统帅的大军被派往了西西里。这两支罗马大军兵合一处总计到二百二十艘战舰。所到之处，它们分别遭遇并击溃了一支迦太基舰队，其轻易程度可以从叙述战事的轻描淡写之中推导而出，显示了罗马舰队实际具有的优势。　　第二年后，战争呈现出下列态势：由北部进入意大利的汉尼拔，在经历了一连串的胜利后，向南挺进至罗马城附近，并由此在南部意大利难以自拔，不得不以战养战----这种局势使得民怨载道，并且一旦与罗马在那里确立起的强有力的政治与军事控制体系相互冲突，这就尤其危险。因此，从一开始，他特别需要在他自己与某一可靠的基地之间建立起补给与增援渠道，用现代战争的术语来说就是“交通线”。有三个友善地区可以分别或全部成为此种基地----迦太基本土、马其顿与西班牙。前二者只能通过海路建立起交通线。然而，在西班牙，他却可以寻求到最坚定的支持，通过陆路与海路都可以与之取得沟通，除非敌军阻断了通道，而海路则更快捷和简易。　　在战争的最初岁月里，罗马凭借其海上霸权，绝对控制了在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之间的盆地，即第勒尼安海与撒丁里亚海。从埃布罗河至台伯河沿岸地区对它十分友善。继坎尼战役后，即战争的第四年，叙拉古抛弃了与罗马的联盟，反抗潮流席卷西西里，随之而来的是马其顿与汉尼拔也订立了攻守同盟。这些巨变扩大了罗马舰队必要行动的空间，削弱了其力量。罗马采取了何种应急措施，并由此又是如何影响这场战争的呢？　　有迹象表明，罗马并没有放弃对于第勒尼海的控制，因为其分舰队要不经袭扰地从意大利驶往西班牙。在西班牙沿岸，它也完全掌握着主动权，直到一名年轻一点的执政官认为已是适于保存舰队的时候了。在亚德里亚海，一支分舰队与一处海军基地设立在意大利的布林迪西，以遏制马其顿。它们的任务完成得如此之好，以致于没有一名希腊方阵士兵踏上意大利本土。“作战舰队的缺乏，”毛姆森说，“使得菲利普举步维艰”。在这里，海权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甚至不是推论的结果。　　在西西里，斗争集中在叙拉古。迦太基和罗马的舰队在那里迎头相撞，但后者却明显地占有优势；因为，尽管迦太基人时常成功地向城市输入了补养，他们还是避免与罗马舰队交火。而后者有马萨勒、巴勒莫和墨西拿在握，在该岛的北部沿岸可谓根深蒂固。对迦太基人而言，南部通道畅通无阻，他们因此就可以支持反叛力量了。　　综合这些事实，就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推论，即罗马的海上霸权得以控制了从西班牙的泰拉弋那（Tarragona）到西西里岛西端的马萨勒，再从那里到亚德里亚海的布林迪西一线以北的海域，这已为历史的进程所证实。这种控制不受冲击地持续于战争的全部过程。这并不排除或大或小的海上袭击，正如前文已讲到过的那些情形一样。然而，它确实遏制住了持续而又安全的海上交通线，而那又是为汉尼拔所急需的。　　另一方面，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这场战争的前十年，罗马舰队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在西西里和迦太基之间的海域展开持续性军事行动的地步，而在所表明的界线以南海域也同样无能为力。当汉尼拔开启战端之时，他倾其所有，将舰队派去维护来往于西班牙与非洲之间的交通线，而在当时罗马人也并没试图对此进行干扰。　　所以，罗马的海权完全使马其顿置身于战争之外。它并未阻止住迦太基人在西西里进行有用并最具骚扰性的佯攻，然而，它却使得迦太基人应该向其远在意大利作战的官兵提供关键性支援的时刻，却一兵未发。西班牙又如何呢？　　西班牙是汉尼拔之父和汉尼拔本人赖以发动他们计划中的向意大利进攻的根据之地。在这场战争开始前，他们用了十八年时间占领了这个国家，并以罕见的睿智，在政治和军事上扩展并巩固了他们的权力。他们招募并通过局部战争，训练出了一支庞大而又经验丰富的军队。就在其即将远征之际，汉尼拔将政府委托给了其弟弟哈兹德鲁拔（Hasdrubal）。其弟始终对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而这一点又是他无法指望从派系林立、内讧不已的非洲本土所能获得的。　　在汉尼拔点燃战火之际，在西班牙的迦太基政权从南部港口加地斯到埃布罗河之间地区还是比较稳固的。在该河与比利牛斯山之间地区居住着对罗马人十分亲善的部落，在没有罗马人的支持时，他们却也无法对汉尼拔进行成功的抵抗。汉尼拔镇住了他们，并留下由汉诺（Hanno）统帅下的一万一千名士兵对该国进行军事占领，以免让罗马人在那里站稳脚根，从而对其与基地之间的联系进行骚扰。　　然而，西庇阿（Scipio）亲率二万名士兵于同年由海路及时赶来，击败了汉诺，占据了埃布罗河沿岸和内陆以北地区。罗马人就此安营扎寨，完全封锁了汉尼拔与哈兹德鲁拔增援力量之间的通道，并从那里对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大举进攻，而他们自己通过水路与意大利相连的交通补给线却由于所拥有的海上优势而平安无事。他们在泰拉弋那（Tarragona）设立了一处海军基地，与哈兹德鲁拔在西班牙东南港口喀它基那（Cartgena）的基地分庭抗礼，并随后大举攻入这块迦太基人的领地。西班牙之战由年少的西庇阿指挥，看起来真像是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七年多来风云变幻，难解难分；最后，哈兹德鲁拔给予了他们毁灭性打击。迦太基人几乎成功地将增援汉尼拔的预备力量突进到比利牛斯山脉。然而，这一意图暂时受挫；就在迦太基人准备卷土重来前夕，卡普阿（Captla）的失陷使得罗马人得以腾出一万二千名久经沙场的将士，在克劳迪阿斯·尼禄（Nero）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赴西班牙。尼禄才华横溢，能力非凡，在第二次罗马与迦太基间的布匿战争中，后来正是由于他，最具决定性的军事行动才得以进行。这是任何罗马将军都无可比拟的。这支通过海路及时送来的增援大军，再次巩固了对于哈兹德鲁拔出征道路本来业已摇摇欲坠的控制----这种方式最为快捷与简便，并使得罗马海军逼近了迦太基人。　　过了两年，后来作为“阿非利加执政官”而一举成名的年轻的西庇阿接过了在西班牙的统帅权，他通过陆军和海军的联合进攻，占领了喀它基那；随后，他又迈出了最不同寻常的一步，即解散其舰队，将水手们全部调拔进陆军。西庇阿并不满足于仅仅通过关闭比利牛斯山通道而扮演“遏制”哈兹德鲁拔的角色，他还长驱直入挺进南部西班牙，在瓜达尔基维尔河进行了一场艰苦但却不是决定意义的战斗。在这之后，哈兹德鲁拔从他身边悄悄地溜走了，火速北进，在其最西端，穿越了比利牛斯山，逼入意大利。在那里，汉尼拔的境遇每况愈下，其大军的自然减员丝毫无法补救。　　战争持续了十年，在沿途几乎没有遭受多少损失的情况下，哈兹德鲁拔从北部开进了意大利。如果他们能够平安地与当时所向无故的汉尼拔统帅的大军汇合的话，那么他所率部队本来是可以决定性地扭转战局的，因为罗马本身已接近于山穷水尽的地步，连接其殖民地与盟国的坚固纽带已到最后关头，有些甚至已经元气耗尽。然而，这两兄弟的军事状况也极其险恶，一个位于梅陶罗河（Metaurus）畔，另一个还在阿普利亚（Apulia），两者相距仍有200英里之遥，并分别被一个优势敌国缠住不得脱身，而罗马大军却处于他们被分而治之的对手之间。这一险恶战局，除了哈兹德鲁拔的姗姗来迟的因素之外，则是由于罗马控制了海洋。这在整个战争期间钳制住了两位迦太基兄弟通过高卢地区取径进行相互支援的可能。就在哈兹德鲁拔通过陆路进行其漫长而又危险的兜圈迂回之术时，西庇阿通过海路已从西班牙派遣出一万一千名士兵增援堵截他的军队。结果，由于不得不穿越大片敌占区，从哈兹德鲁拔派往汉尼拔处的信使们纷纷落入克劳迪阿斯·尼禄之手。正在统帅南部罗马军团的尼禄因此得知了哈兹德鲁拔打算要行走的路线。尼禄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趁汉尼拔不备，派出其几千精锐之师，十万火急地与北部大军会师。两军兵合一处，两名执政官便以占压倒性优势的兵力对哈兹德鲁拔发起了进攻，全歼了其军队。这位迦太基将领在战斗中命丧黄泉。当其兄弟的头颅被抛进其大营时，汉尼拔才如梦方醒，情知大难临头。据传，他当时惊呼罗马已成了世界的主人。于是，梅陶罗河之役通常就被认为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角逐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了。　　最终导致梅陶罗河战役和罗马获胜的军事形势可以总结如下：要推翻罗马，就必须进攻其在意大利的权力中心，撕碎由其领导的紧密团结的联盟，这是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迦太基人必须拥有坚固的战争基地和一条稳定的交通运输线。前者由于巴卡（军事统帅）大家族的天才而得以在西班牙建立，后者则从未有过。这里有两条可能的线路----一条直接通过海上，另一条则迂回穿越高卢。第一条线路为罗马的海上力量所封锁，第二条一度岌岌可危，并最终由于罗马军团占据西班牙北部而被截断。只有控制了海上局势，占领才成为可能，而这一点正是迦太基人从来没有对罗马军团构成其威胁的。所以，就汉尼拔和他的基地而言，罗马占据了两个中心位置，即罗马本身和西班牙北部。它们之间通过一条轻便的内部交通线加以连接，以及海洋；这就使得相互支援能够得以持续不断地进行。　　如果地中海本是一处平荡的荒漠之地，其中，罗马人在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坚守山脉，加强在泰拉弋那、马萨勒与墨西拿、意大利沿海靠近热那亚一带的据点，以及在马赛与其它地区同盟国的堡垒；如果他们也还拥有一支具备自由穿越沙漠的特征的武装力量----他们的敌人又十分低劣，并因此为集结部队而被迫进行大的迂回，那么，军事局势本应被立即承认，无论如何表述那支特定部队的价值与效果的言辞都不会过份。当然，也应意识到，具有同种力量的敌军，无论实力上如何悬殊，都有可能对由此占据的土地进行袭击，有可能焚毁一座村庄，或使一些边境地区成为荒芜之地，有可能甚至于时常截击护送队伍。然而，从军事意义上说，却无损于交通运输线。诸如此类的捕食性行动在所有时代都有海上较弱一方的交战者大行其道，这却绝对不能保证得出这一种推论----这与已知的事实并不相符合----即“罗马或迦太基都不能说对于海洋拥有无可争议的统治权”，因为“罗马舰队有时光顾非洲海岸，而迦太基舰队也以同样的方式招摇于意大利沿海”。在所设想的那种情况下，海军扮演了对所假定荒漠起作用的角色；然而，当它作用于一种对于大多数作者而言是陌生的因素，当其成员从远古时代起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种，并且没有他们自己的先知，他们本人或他们的阶层对此皆一窍不通，那么，海上力量对于那个时代历史巨大的确定性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整个世界历史的影响，就被忽略掉了。如果前述的论证是站得住脚的，那么，正如同隐晦地宣称它具有唯一的排它性的影响一样，最终将海上力量从主要因素的序列中排除掉，也是同样错误的。　　上面所引述的诸如此类的事例，完全来源于彼此间隔十分巨大的时间区域，要么在本书所专论的时期之前，要么在此之后，从而起到了阐释主题的内在利害关系以及历史所给予的警策性之作用。正如前面所注意到的，这些因素更多地处于战略运筹而非战术考虑之中，它们与其说是作用于战斗行为，还不如说是影响着战役部署，并且因此而具有更为持久的价值。在这一方面，可以完全引述一位了不起的权威人士的箴言。杰米尼说：“1851年底，我碰巧正在巴黎，一位声名显赫的人士不耻下问地询及近来在武器装备上的进展是否将会对从事战争的方式带来任何大的变化。我回答说，它们或许会对战术的细节带来冲击，然而，在惊心动魄的大战略行动中，以及一连串空前的战斗组合里，现在正如同过去那样，胜利将来自促成在所有时代里的伟大军事统帅获胜的那些原则的运用----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凯撒，弗雷德里克还是拿破仑。”对于海军而言，这一研究现在已比过去变得更加重要，正是因为当代蒸汽舰队所具有的巨大而又稳定的运作能量，精心策划，巧妙构思的作战计划也有可能。而在单层甲板船与大帆船的时代里它则可能仅仅因为老天的作弄而化为泡影，现在，这一困难已几乎不见踪迹。指导大型海上军事行动的规则能够在所有时代里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且它们就都是从历史中演变而出----然而，运作它们的力量与天气几乎没有多少瓜葛和新近的发展。　　通常赋予“战略”一词的定义将其限定于军事组合之中，其包括一个或更多的行动领域，要么完全地各具特色，要么相互密不可分，但是都被视为实际的或迫在眉睫的战争场景。然而，这恐怕只是指在岸上，最近一位法国著作者十分正确地指出，这一定义对于海上战略，过份狭隘。“海上战略，”他说，“并不同于军事战略，因为它在和平时期正如同战争时期一样是必不可缺的。确实，在和平时期，它能够采取购买或条约的手段，通过占领一方疆土，可能会取得最具决定性的胜利，其优越的态势或许是通过战争都几乎不能取得的。要学会通过在海岸的某些选定之地站稳脚跟的所有机遇来获得好处，还要学会给最初只是仅作短暂用途之地予以确定性的占据。”有这样一代人，他们在十年时间内目睹了英国成功地占领了塞浦路斯和埃及，表面上是以暂驻的条件，然而这却无法促使他们放弃所占领之地。这样一代人可以欣然同意这一评论：这种暂驻确实可以从那种暗地里楔而不舍的精神中得到持续不断的说明，正是凭借这种精神，所有的海上强国取得了它们的人民和战舰渗透进的不同海域一处又一处的要冲，尽管比起塞浦路斯和埃及来，它们不太那么引人注目或不太那么值得注目。“海上战略确实因此得以奠定、支撑、提升一个国度的海上力量。战争时期如此，和平时期也如此”。所以，对它的研究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是利害相关具有价值的，对于那些承担有外交和军事关系的国家而言，尤为如此。那些要么对于一个濒海国家至关重要，要么能够极大地塑造其伟大成就的一般条件，现在将要得到检验。在此之后，对在十七世纪中叶的各种欧洲领海国家的更为专门的考查----历史总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将会起到阐释与验证有关这一主题性结论的作用。2·海权之要素马汉 [美国][出自《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918一、地理位置二、形态构成三、领土范围四、人口数量五、国民性格六、政府特征　　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实力的主要因素可列举如下：地理位置；形态构成，其中包括与此相连的天然生产力与气候；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众特征；政府特征，其中包括国家机构　　从政治和社会的观点来看，海洋自我呈现出的首要与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如同一条大马路，在更好的情况下，则如同一块宽阔的公地，人们可以朝着任意一个方向行走，只是在地上，一些显然走过的路径昭示控制性原因促使他们选择某些旅行之途而非其它途径。这些旅行之途被称之为商路，而那些确定它们的原因正是在世界历史中要加以寻找的。　　尽管海洋有各种为人熟知和不熟知的危险，通过水路进行旅行与贸易总会比陆路容易与便宜。荷兰的商业成就并不仅仅取决于它在海上的航运，也取决于众多一帆风顺的水道，使其进入自身与德国的腹地既便宜又方便。相对于陆地，通过水路运输的优势在公路短缺且状况十分糟糕，战争频繁发生，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内，甚至更加显著，这犹如同二百年前的状况那样。虽然当时海上交通穿越于强盗的危险之中，然而却仍然还是比陆地运输安全与快捷。那个时期曾有一位荷兰作家，在估计其国家与英国发生战争的胜算时，除了其它因素外，注意到英国的水道未能切入这个国家的纵深；因此，由于陆路状况十分破旧，货物从该王国的一个部分转运到另一个部分就必须穿海而过，这样，其中途就容易遭遇截击。至于纯粹的国内贸易，目前这一危险通常都已不复存在。在大多数文明国家，今天，沿岸贸易丧失殆尽或消失仅仅只是由了不方便，尽管水路运输仍然更为便宜。尽管如此，迟至法兰西共和国与第一帝国战争之际，那些对于那个时期的历史与围绕其油然而生的轻描淡写的海军文献十分熟悉的人，都知道提及沿着法兰西海岸从一个地点偷偷开进另一个地点的运输船队是如何之频繁，尽管大海之中到处都是英国人的巡逻舰只，并且还具有良好的内陆道路。　　然而，在当代条件下，国内贸易只是滨海国商业活动的一个部分。从外输入的必需品或奢侈品必被运进其港口，要么用自己的船只，要么用外国船只。返航之时，可以装载上与该国交换的商品，而无论它们是土地的恩赐，还是人类双手的成果。运输商业使用本国船只，正是每一个国家的愿望，因此而来往穿梭的船只必须拥有可以安全返回的港口，并且还必须尽可能远地在整个航程中接受所在国的保护。　　在战争时期，这种保护还必须通过武装航运而加以扩展。一支海军的必要与否，从狭隘的词义来看，来源于一支和平运输船队的存在，并随之消失而消失。当然，这得除去一个国家怀有侵略趋向的案例----它维持一支海军仅仅只是作为军事机构的一种分支。由于美国目前尚无侵略意图，并且其商业服务已不复存在，不断缩小的武装舰队和通常对此缺乏兴趣就是逻辑上的必然结果了。当由于某种原因，海上贸易再度被认为需要付出代价，一种膨胀到足够大的船运利益就将东山再起，促使战争舰队的死灰复燃。当穿越于中美洲地域的河道似乎趋于成为现实，欲望的冲动就完全有可能强烈到产生同样的结果。然而，值得质疑的是，由于一个和平的、爱好实业的国家并不那么具有远见，而这种远见又必须具有足够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它的成算又有几何？　　当一个拥有非武装与武装的舰船的国家，让其船只离开本土，远航于他乡，不久就会感觉到船只依赖于和平贸易、避难场所和供给的观点是有必要的。在今天，虽然陌生但不失友好的港口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只要世界和平得以延续，它们所获得的保护就是足够的。然而，事情并非永远如此，和平也不会长久存在，而美国正是通过和平的持久延续而获益非浅。早期，商贸海员不断在新的与未探索地区寻求贸易，在冒着来自疑惑或敌对国家的失去生命与自由的风险中谋财获利，并且在收集有利可图的货物方面，迟迟施展不开手脚。因此，凭着直觉，他们在其贸易航道的另一头往往寻求一个或更多的站点，要么通过武力，要么通过恩赐。在那里，他们能使自己或代理人处于一种合理的安全状态之中；在那里，他们的船队能够秋毫无损；在那里，本地有利可图的产品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收集，期待着本国船队的到来，能够将它们运载到自己的祖国。由于巨大的利润与风险并存，在早期的航行中，诸如此类的建制自然而然地大量繁殖，并演变成为殖民地；而它们的最终发展与成功则依赖于它们得以出现的那个国家的政策与天赋，并因此形成为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海洋史的一个庞大部分。并非所有的殖民地都是具有上述那种简单而又自然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许多殖民地在其孕育、形成，在民众的统治者而非单个个体的行为等方面，是更为正式并且纯粹政治意义上的。然而，贸易口岸及其随后的扩大，最初只是冒险家寻找利润的工作，就其理由与本质而言，与刻意组织与建立的殖民地并无区别。在两种情况下，本土都在外国土地上赢得了一块立足之地，寻找到它输出物品的新的入口，成为其航运的新范围，能够为其人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其自身谋求舒适与财富。　　然而，商业的需要并不是在道路的另一端获取了安全，就能全部得以满足。航程是漫长而又危险的，各大海洋之中经常充斥着敌人的踪迹。在殖民化最为活跃的时期，大洋之上弥漫着无法无天，而对此的记忆如今已几乎荡然无存。在海洋国家之间，稳定和平的时日寥如晨星。这就激起了对沿途站口的需求，正如同好望角、圣海伦与毛里求斯一样，它们最初的形成并不是由于贸易缘故，而是出于防御与战争。需要占据诸如直布罗陀、马耳他、路易斯堡----位于圣劳伦斯湾入口处----等要塞的需求，其价值主要是战略性的，尽管并非完全如此。殖民地与殖民要塞就其特质而言，有时是商业性的，有时又是军事性的，而如同纽约，同一地位在两种观点看来都是一样重要的，实属例外，　　在这三件事情方面----生产，具有交换产品的必需性；航运，借此交换才得以进行；殖民地，方便并扩大了航运行动，并通过大量建立安全区，对此进行保护----这一点被认定为大部分历史与政策以及濒海国家的关键所在，这种政策随着时代的精神以及统治者的性格、见识的变比而变化。然而，濒海国家的历史与其说是由其政府的高明与远见。还不如说由其民众的地位、范围、组合、数量及性质来决定的----无论如何称谓，以一言以蔽之，还是自然状况决定的。然而，必须承认并且必将发现，明智或不明智的个人行为，在某些历史时期，对于广义的海洋霸权的成长产生过巨大的确定性影响。其中不仅包括海洋上的军事实力----它以武力的方式统治着海洋或部分海洋----也涉及和平贸易与航运。唯其如此，才能自然而又健康地诞生一支海军舰队，才能使其稳如泰山。　　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实力的主要因素可列举如下：1.地理位置；2.形态构成，其中包括与此相连的天然生产力与气候；3.领土范围；4.人口数量；5.民众特征；6.政府特征，其中包括国家机构。一、地理位置　　首先，可以指出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上，即既用不着被迫在陆地上奋起自卫，也不会被引诱通过陆地进行领土扩张，那么，由于其面向大海的目的的单一性，与一个其四周边界皆为大陆的民族相比，它就具备了一种优势。这一点，作为一个海洋强国，英国就拥有对于法国与荷兰的巨大优势。后者的力量最初就被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的必要性与为维护其独立而发动代价高昂的战争，消耗得所剩无几；而法国的政策总是莫衷一是，有时尚能明智，有时就十分愚蠢，这无论从其海洋还是大陆计划看都是如此。这些军事行动徒费了民脂民膏，而如果明智与持续地利用其地理位置却能增加财富。　　就其自身而言，地理位置可能会达到提升或分散海上军事力量的地步。在这一点上，英伦三岛再度拥有对法国的优势，后者的位置，除了濒临大西洋以外，也伸向了地中海。尽管这有其长处，然而，总体上而言，却是海上军事力量薄弱的症结所在。只是在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之后，法国的东、西部舰队才能实现汇合，而要这们做，他们得经常承担风险，并且时常遭受损失。美利坚合众国濒临两洋的位置也就要么成了巨大劣势的根源，要么成了耗资无度的原因，如果在两岸它都有其规模庞大的海洋商业利益的话。　　由于其广阔无边的殖民大帝国，英国已拱手让出了在其周边海岸集结海军的大部分优势，只是这种牺牲是一种明智之举，其利仍大于弊。正如为事态所证实的那样，随着其殖民体系的膨胀，其海军舰队也在不断崛起，而其商业航运与财富甚至还增长得更快。还在美国革命战争，以及在法兰西共和与帝国的战争中，一位法国作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英国舰队迅猛崛起，并且四周财富堆集如山，然而，它却一如既往地感到了所有贫困的尴尬。”英国的力量能够足以维持其芸芸众生的温饱；而同等广阔的西班牙殖民帝国，由于其海上劣势，却饱经屈辱与伤害。　　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不仅有助于集中其军事力量，而且还能为展开针对其潜在对手的敌对军事行动提供进一步的中心位置与良好基地等战略优势。英国的状况就每每与此相符。一方面，它面对着荷兰与北部强国，另一方面，它面对的是法国与大西洋。当受到法国与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海上强国组成的聪明的威胁时，正如同其时常所为那样，其在多佛海峡与英吉利海峡、甚至在布列斯特不远处游弋的舰队，就去占据纵深基地，并因此能够迅速地投入其合成部队，反击伺机穿越英吉利海峡的任何一个敌人，从而影响其与盟国的联合。同样，在两边之中的任何一边，上苍都赐给了它更好的港口与更为适合安全靠近的海岸，以前，这还是在穿越英吉利海峡过程中一个十分严重的因素；然而，后来，蒸汽与其港口的改进缓解了这一法国曾一度遭受过的劣势。在大帆船盛极一时的岁月里，英国舰队进攻布列斯特，将其基地设立于托贝与普利茅斯。简而言之，计划是这样的：在盛刮东风或较为温和的天气状况下，执行封锁任务的舰队坚守其阵地并无多少困难。但是在西风中，当情况十分恶劣时，他们便折回英国港口，他们明白，直至风向转变之前，法国舰队是不可能出来活动的，这样他们也正好由大风将自己送回其要塞之中。　　在地理上接近敌人或攻击目标的优势，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比在战争形态中更为明显。这一点直至最近才被冠以破坏商业的名声，法国人称之为“游击行动”。这一战争行动，由于完全针对通常并不设防的和平商船，因而只需轻型武装的船只。这类船只，并无多少力量进行自卫，因而对避难场所或近在眼前的支撑点有所依赖。这要么在由本国战斗舰只实行控制的某段海域，要么在友好港口，都能找得到。后者能够给予最强有力的支持，因为他们永远处在同一位置，而靠近它们对于受攻击的商船队比实施攻击的敌人更为熟悉方便。法兰西临近英格兰因此能够极大地便利于其直接针对后者的游击行动。由于在北海、英吉利海峡与大西洋都具有港口，其巡洋舰从临近英国贸易枢纽之地出发，进退有据。这些港口相互间的距离，对于正规的合成军事行动而言并不那么有利，然而对于这种非常规的、辅助性的行动而言，却有其优势，因为其本质就在于集中力量，而对于破袭商业而言，分散力量却是规律。商业破袭舰船分散开来，他们就能发现与捕获更多的猎物，这些不争的事实从彪悍的法国海盗的历史中就能得很好的诠释。他们的基地与行动场所很大程度上处于英吉利海峡与北海，要么就在遥远的殖民地区，在那里，诸如法属西印度群岛之瓜德罗普与马丁尼克之类的岛屿都能提供相同的临近庇护所。补充煤炭的必要性使得今天的巡洋舰甚至比旧式军舰更加依赖于其港口。在美国，公众舆论对于针对敌手的贸易始终抱有很大的信心，然而，必须记住这个共和国并无十分接近海外商贸大中心的港口。因此，其地理位置对于成功地进行商业破袭战格外不利，除非它能够在一位盟友那里找到合适的港口。　　除了有利于进攻之外，如果上苍这样设置一个国家，它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公海本身，而与此同时，它控制着世界航运的一条咽喉要道，那么，十分明显，其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就十分之高。这再度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英国所处的位置，荷兰、瑞典、俄罗斯、丹麦的商贸，以及那些溯流而上直入德国腹地的交易，都不得不穿越近在家门口的英吉利海峡；因为大帆船总是紧贴着英国海岸而动。进而言之，这类北方贸易对于海上霸权有着一种独特的影响，因为正如通常它们所被称呼的那样：海军的仓储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波罗的海国家。　　除了丢失直布罗陀以外，西班牙的地理位置本来十分近似于英国的位置。在大西洋与地中海，一边是加地斯（Cadiz），另一边是喀它基那，通向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与岛屿的贸易，过去一直就在其眼皮底下穿过，而环绕好望角的商业活动距离其家门也并不遥远。然而，直布罗陀的丧失不仅剥夺了其对于海峡的控制大权，也对其两部分舰队进行十分便利的汇合构成了一道障碍。　　今天，只要看一看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并不涉及其它影响其海上权力的条件，就似乎可以发现，因为它具有广大的海岸与天然良港，它正处在一个可以对通往地中海东岸国家及岛屿贸易航道与苏伊士地峡产生决定性影响力的位置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并且只要意大利目前能够控制住那些一向就是意大利的岛屿，将来就更会如此。然而，由于马耳他在英国人手里，科西嘉在法国人手中，其地理位置所具有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又这样被抵销了。从种族血缘关系与地理位置看，这两个岛屿对于意大利而言乃是囊中之物，其合法性正如直布罗陀对于西班牙一样。如果亚得里亚海是一条繁忙的商业航道的话，意大利的位置本来是可以更具影响力的。它的地理完美程度上的这些缺憾，再加上有损于海上权力全面而又平稳成长的其他原因，使得意大利是否能在有朝一日跨入海洋强国的前列，更加令人感到疑虑重重。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进行完全彻底的争论，而仅仅只是通过没释，试图显示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如何实实在在地影响其对于海洋的作为。目前有关这一课题的分歧可以不予理会；进一步展露出的重要性的例子在历史场合中还会持续不断地重演，然而，这两种言论，在这里都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具体环境使得地中海在世界历史上扮演了一个比其同等大小的任何其它水域更加重大的角色，从商业与军事观点来看都是如此。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努力试图控制它，并且这种斗争还将继续下去。因此，对于树立在海洋中的统治地位所依赖的条件的研究，对于其海岸不同地点的相对军事价值的研究，比其花费在其他领域的同等努力来说，都是更具启发意义的。并且目前，它在许多方面与加勒比海有着一种十分明显的相似----一旦巴拿马运河航道得以完成，其相似性就更为接近。对于地中海的战略条件的一项研究----这已得到充分的解释，将成为对加勒比海进行同样研究的一个极好的开端，相比之下，这块海域尚无多少历史可言。　　第二种言论涉及美利坚合众国相对于一条中美洲运河的地理位置。如果该运河得以完成，并且完全满足了其建造者的愿望，加勒比海将会从一个终点站、一块局部交往之地，或在最好的条件下，一条拙劣的、并不完全的旅游线，正如它目前的状况那样，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巨大航运枢纽。沿着这条路径，巨大的商贸利益将会延伸，将其它强国----欧洲国家----的利益，带到我们的海岸，而这一点是他们以前从未做到过的。如果真想如此，再要如同从前那样，独自傲立于国际政局以外，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了。美国相对于该航路的地理位置将会类似于英国之于英吉利海峡、地中海国家之于苏伊士航线，有关影响及对于它的控制，依地理位置而定。当然，坦率地说，它与美国国家实力的中心----作为永久的基础----比起其他强国更为接近得多，目前或以后为他们在岛屿或大陆上所占据的地点，无论多么强大，都绝不会成为他们实力的桥头堡。尽管，在军事实力上的原材料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超过美国，然而，在众所公认的对于战争毫无准备方面，它又是脆弱的；并且，在地理上临近于这块竞相角逐之地。由于其海湾沿岸的特征----缺乏从敌人那里获得安全并便利于维修一流战舰的港口，而没有这一点，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舰能够试图控制这片海域的任何一个部分----从而使其失去了部分价值。一旦发生为了争夺加勒比海统治地位的冲突，从密西西比河南部通道纵深，新奥尔良的邻近，密西西比河河谷对于疏通水道的好处等着眼，显而易见的是，美国的主要努力应该集中在那条河谷，以确保在那里能得到其永久的军事基地。但是，保护进入密西西比河的通道却有其特别的困难。尽管唯一的两处相互竞争的港口，基维斯特与彭萨克拉，过于缺乏深水，并且相对于这个国家的资源而言，其所处位置还要大打折扣。然而。为了完全取得该优势地理位置所具有的一切好处，这些缺陷必须予以克服。而且，其相隔地峡的距离，尽管相对较少，却仍然可观，为此，美国将不得不在加勒比海地区获取适宜于进行紧急的或次要的战争行动基地的地点，凭借它们的自然优势，易于防守性，以及接近于这个战略问题的中心，从而使得美国舰队同任何对手一样，始终临近于现场。随着进出密西西比河的通道得以充分的保护，掌握了此类的要塞，并且在它们与本土基地之间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简言之，已进行了恰当的军事准备，拥有了所有一切必要的手段，那么，从其地理位置与实力出发，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地位就将十分肯定地接踵而至。二、形态构成　　墨西哥湾沿岸的显著特征----刚才已暗示过----可以典型地列于国家的形态构成这一标题之下。在影响海洋霸权成长诸条件的讨论中，形态构成这一因素可说位居第二。　　一个国家的海岸就是它的一道边界。这道边界越是能够方便地提供通向外部地区的途径----在本书中是指海港，一个民族就越是倾向于通过此与世界的其他部分进行交流。在一个假定的国家中，如果只是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却完全没有一处港口，这种国家就不可能拥有自身的海洋贸易、海洋运输以及海军。在实际生活中，当比利时还是一个西班牙与奥地利的省份之时，其情况就是这样。1648年，荷兰人在一场获胜的战争后，作为一项和平条件，勒令须耳德河（the Scheldt）关闭海上贸易，从而封闭了安特卫普港，并把比利时的海上贸易转手给了荷兰。西属尼德兰从此不再成其为海上强国。　　宽大与水深的良港是力量与财富的一个来源，如果他们还是可供航运河道的出海口的话，那就更是如此了。这会便于一个国家的国内贸易集中于它们。然而，由于它们十分易于接近，如果不加以适当防卫的话，在战争中，这将成为薄弱环节。1667年，荷兰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入了泰晤士河，就在伦敦的眼皮底下，摧毁了相当部分的英国海军。而几年后，英法联合舰队在试图登陆荷兰时，遭遇到了可与荷兰舰队的勇猛相提并论的来自于海岸的麻烦。1778年，能够无可争议地控制哈得逊河的纽约港，由于法国海军统帅的犹豫不决，差一点就落入处于劣势的英国人手中。掌握其控制权后，新英格兰本来是可以恢复与纽约、新泽西与宾西法尼亚紧密与安全的交通线的。这一打击，紧随着前一年格尼大败之后，本来也是有可能使得英国人更早地与我们缔结和约。对于美利坚合众国而言，密西西比河是一个财富与力量的强劲来源，然而，其出入口脆弱的防御及其渗透于美国的支流数目却使得其成为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并因此成为南部同盟灾难的根源。最后，1814年，切萨皮克的被占以及华盛顿的毁灭留下了一个穿越这些水道而引发危险的深刻教训，如果对这些通道不加防御的话。这一教训离我们并不遥远，足以能够轻易地回忆起，但是，从目前海岸防御的状况看，这仿佛已是为人们所遗忘。不应该认为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环境以及攻防细节已得以修正，在这些岁月里正如同以往那样，基本的条件仍然始终如一。　　在拿破仑战争以前及其过程中，法国并无港口可供布列斯特以东的战列舰使用。对于英国而言，这是一个十分巨大的优势，在相等的范围内就具有两个巨大的军火中心，分别位于普利茅斯和普茨茅斯，这其中还不包括其它的庇护与供给港口。这一形体构成上的缺陷自此直至在瑟堡的工程才得以弥补。　　除了海岸轮廓外----包括通往海洋的方便之道，导致人们走向海洋或使他们与海洋隔绝的种种条件，还有其他物质因素。尽管法国位于英吉利海峡的军港十分缺乏，然而，除了地中海外，它还在那里和大西洋都拥有深水良港，其所处位置十分有利于进行海外贸易，并且这些港口都位于大江大河的出海口处，对于促进内部贸易与沟通大有裨益。然而，当黎塞留结束了内战，法国人并没有以英国人与荷兰人的那种热切与成功投身于海洋。在物质条件中，表面上可以找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那些条件使得法兰西成了一片乐土，具有宜人温和的气候，国内生产始终供大于求。另一方面，英国从上帝那里获得的赐予却微乎其微，并且直至其生产能力被开发出来之前，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供出口。他们的众多需求，加上他们不知疲倦的活动与其他适宜于从事海洋事业的条件，驱使其人民向海外不断扩展；他们发现的岛屿比他们自己的故乡更加迷人与富有。他们的追求与天才使得他们成为了商业与殖民者，随后又成为制造者与生产者。在产品与殖民地之间，航运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因此，他们的海上实力日渐看涨。　　如果说英格兰是为大海所吸引的话，荷兰却是被赶向大海的。没有大海的存在，英国或许会一蹶不振，而荷兰则会败亡。在其荣光辉煌登峰造极的时代，它还是欧洲政坛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当时，一位本国名声显赫的实权人物就估计到，荷兰的土地不太可能养活其八分之一的居民。该国的制造业为数众多且十分重要，然而，比起对航运业的兴趣，它们出现增长要迟缓得多。土地的贫瘠与海岸无险可守的本质驱使荷兰人首先从事了渔业。随后，加工保存鱼类方式的发现给予他们除了进行国内消费以外还能用以出口的物质，并由此奠定了他们财富的根基。所以，在荷兰人成为商人之时正是意大利诸共和国处在土耳其霸权的压力下，以及由于好望角航线的发现，其国势正开始衰落之际。结果，他们成为了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与岛屿以及庞大的意大利贸易的继承人。　　荷兰人还进一步得益于他们的地理位置。作为波罗的海诸国、法国、地中海沿岸各国以及德国各大河流口岸之间的居中者，他们很快就几乎揽尽了所有欧洲的中转生意。小麦与波罗的海沿岸国的海军仓储、西班牙与其在新大陆的殖民地的贸易，法国的葡萄酒以及沿岸贸易，并不比两百年以前更多，然而，都是用荷兰船队加以运输。大部分英国的转口贸易甚至在当时都用荷兰船完成的。这并不是试图在制造这样一种假象，即所有这一切繁荣仅仅只是来源于荷兰自然资源的贫乏。世界上的事物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实际情况是，由于其民众的贫困状况，他们被迫投向大海，加上他们对于航运行业的精湛艺术与他们船队的规模，通过紧随着美洲与环绕好望角航线的大发现而来的探索精神与商业的急速膨胀，他们处在于一个有利可图的位置上。同时发生的还有其他因素，然而他们整个繁荣却奠基于由他们的贫困所催生出来的海洋权力之上。他们的食品、服装、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他们用以制造与装配船只（他们制造了几乎与整个欧洲一样多的船只）的木材与大麻绞索等都得进口。当1653年和1654年一场与英格兰的灾难性战争最终持续了十八个月时，他们的航运业陷入了停顿，据称“经常用以维持国家财富的收入来源，例如渔业与商业，已接近于山穷水尽的地步，工厂作坊纷纷歇业倒闭，生产活动终止了。港口无船出海，变成了桅杆林立的世界。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乞丐，街道上杂草丛生，在阿姆斯特丹就有一千五百套房屋无人问租。”只是一项屈辱性的和平协议才使得它们免遭完全毁灭。　　这一悲惨结局显示了一个国家完全依赖于外部资源去扮演一个它正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的弊端。由此还能做出大量的结论。由于并无需在此讲得一清二楚的条件的差异，当时荷兰的情况与今日大不列颠的情况有着十分强烈的相似之处。尽管看起来在各自国家中都略有一丝荣誉感，历史却是活生生的预言者，在告诫人们国内繁荣的延续主要依赖于海上权力的维持。人们或许都对缺乏政治特权感到不满，然而，如果他们日渐缺乏面包时，他们就会更加感到不安。对于美国人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注意到，就海上霸权而言----起源于土地的范围、适宜度与富裕----法国的结局在美国又被复制出来了。最初，他们的先辈们只有一小块临近于海洋的土地，尽管几乎未曾开发，但总算部分土地还是富绕多产的。在那里，港口众多，并且接近于多产的渔区。这些物质条件加上与生俱来的对于海洋的热爱，英国人的血液中至今仍在他们的脉管中跳跃的冲动，使得一个健康的海上强国所依赖的趋势与追求，能够一直富有生机。最为原始的殖民地中的几乎每一块土地都濒临大海或位于一大支流旁边。所有的进出口都趋向于一片海岸。对于海洋的兴趣以及对于它在公共福利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明智赏识轻松而又广泛地在民众中流传。一种比关注公众利益更具影响力的动机也十分活跃，因为拥有丰富的造船物质和需要相对较少的其他投资，航运业成了一个利润丰厚的私人行当。　　但权力的中心不再立足于海边。各种书籍、报刊竞相描述内陆地区辉煌的发展以及仍有待于开发的财富，资本在那里可以找到其最佳的投资对象，利用其最大的开发机会。海疆地区则被忽略了，在政治上毫无生机，墨西哥湾与太平洋沿岸的确就是这样，大西洋海岸则相对接近于密西西比河谷的中心，当航运业财源滚滚再度崛起的日子来临之时，当三大海疆发觉它们不仅在军事上不堪一击，并因缺乏国家航运业而更趋贫困之时，它们齐心协力或许有助于再度奠定我们的海上霸权的基石。直到那时，以前那些因法兰西业绩而无视海上实力局限性的人们或许会产生一些反省，不能由于国内财富的充足就忽视了开拓海洋的意义。　　在各种限制性自然状况中，或许可以注意到类似于意大利的那种形式----一个长长的半岛，中央山脉将其一分为两条狭长的地带，联结不同港口的道路蜿蜒其上。只有对于海洋的绝对控制才能完全确保这类交通线的安全，因为根本无法知道，一支来自可见视野以外的敌军在什么地点可能展开攻势。然而，只要在中央部分驻扎一支足够份量的海上力量，就能指望在被造成十分严重的损失之前，攻击那支逼近其基地与交通线的舰队。狭长的佛罗里达半岛上，其底端就是基维斯特，尽管半岛地势平缓且人烟稀少，然而，对它的第一印象就是其呈现的状况类似于意大利。这种相似性或许还仅仅是表面上的，可能的是，如果墨西哥湾成了一场海战的主要战场，由陆地通往半岛底端的交通线或许将事关重大，十分容易遭受攻击。　　当海洋不仅成为边界，或者四面环海，而且还将一个国家隔开成两个或更多的部分，那么对于它的控制就不再仅仅是众望所归，而且也是绝对必需的了。这样一种自然状况要么产生和增强海上霸权，要么就使得国家变得软弱无力，这就是目前意大利王国连同其撒丁岛与西西里岛的状况。因此，还在其年轻并且依然存在着财政窘困时，他们却能发现这点并做出富有勇气与眼光的努力，建立起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海军。他们甚至认为，一旦拥有一支决定性地优于其敌手的海军，意大利就能比起其本土来，更好地将其霸权树立在各岛屿之上。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半岛交通线的不稳定，必将十分严重地使一支为对立民众所包围且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的入侵军队陷入困境。　　分隔不列颠诸岛的爱尔兰海，与其说是一种实际分割，还不如说类似于一个港湾，但是历史已经显现出了从中对联合王国的威胁。在路易十四时代，当法国海军几近与联合的英荷不相上下之时，在爱尔兰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纠纷，当时这个岛国几乎完全处于土著与法国人的控制之下。尽管如此，爱尔兰海与其说是法国人的一个优势，还不如说是对英国人的一个威胁----一个在他们交通线上的薄弱环节。法国人并没有冒险将他们的战列舰开进到这片狭窄的海域，而试图强行登陆的远征队也是把目标指向在南部与西部的英国海港。在最为至关重要的时刻，大法兰西舰队被派往了英格兰南部沿海，在那里，它决定性地击溃了同盟军；与此同时，二十五艘护卫舰驶往圣乔治海峡，攻击英国的交通线。在奋起反抗的人民之中，驻扎在爱尔兰的英军发发可危，只是由于博因河一战及詹姆斯二世的逃往法国才得以幸免于难。进攻对手交通线的举措严格而言是战略性的，而它对于目前的英国所具有的危险性，仍与1690年相同。　　同一世纪的西班牙，当其各部分尚无法由一支强有力的海上力量联结为一体时；他们为这种分隔所导致的劣势而付出了发人深省的教训。当时，它仍握有----只是它昔日显赫一时的残余----尼德兰（今日的比利时）、西西里，以及其他一些意大利土地，更不用说起其在新大陆所拥有的广阔殖民地。然而，西班牙的海上实力一落千丈到这种程度，以致于当时一位博学多才、头脑清醒的荷兰人宣称“在西班牙，所有的海岸都航行着荷兰船只，自1648年和约以来，他们的船只和海员如此稀少，以致于他们开始公开租用我们的船只驶往西印度群岛，而在那里，他们先前总是小心翼翼地将所有外国人赶出来的……十分明显”，他接着说，“西印度群岛作为西班牙的软腹部（因为几乎所有的收入都从中榨取），必须要由一支海上力量才能与西班牙之头脑连结起来。那不勒斯与尼德兰就像两支胳膊，他们不可能为西班牙卖命效力，因此，除了以航运的方式外，也将一无所获----所有这一切在和平时期皆能为我们的船队轻而易举地做到。在战争时期我们则能以此相挠”。　　半个世纪以前，萨利，这位亨利四世的重臣，就曾形象地把西班牙刻画为“作为一个腿与胳膊强健有力，然而心脏却无限衰弱与疲软的国家之一”。自从其诞生之日起，西班牙海军就不仅遭受到灾难，而且还被一扫而光；其国家不仅蒙受了奇耻大辱，而且也是江河日下。一言以蔽之，其后果是，航运业损失殆尽，制造业也随之而消亡。西班牙政府依靠各种支撑，不只是取决于遍及五湖四海的健康的工商业----它们可以承受住许多压倒性的打击，而且取决于通过来自美洲的运宝船滴淌不息的细细的银流。只是这些船只本身时常轻易地遭受到敌国巡洋舰的拦截，半打西班牙大帆船的损失就不止一次地使其活动瘫痪达一年。当尼德兰大战旷日持久之际，荷兰人对于海洋的控制，迫使西班牙不得不通过漫长而又代价高昂的陆地行程而不是通过海路来派遣它的军队。同样的原因又使得它陷于必需品的困境而不能自拔，以致于通过一项与当代思维格格不入的相互协议，即它的必需品要由荷兰船只来供应，由此又维持住了他们国家的敌人。作为回报，荷兰人得到的是在阿姆斯特丹交易市场上倍受青睐的香料。在美洲，在得不到国内的援助的情况下，西班牙人竭尽所能地躲藏在城堡后进行自我保护；在地中海，他们得以免受屈辱与伤害，主要是由于荷兰人的漠不关心，因为法国人与英国人还没有为那里的控制权而展开竞争。在历史的长河中，尼德兰、那不勒斯、西西里、梅洛卡、哈瓦那、马尼拉与牙买加，在此一时或彼一时，从这个并不拥有航运力的帝国纷纷易手。简而言之，尽管西班牙在海洋上的无能或许本应当主要成为其全面衰落的一个征兆，然而，它却成为了促使其跌入这个至今它还没有完全冒出头来的深渊的明显因素。　　除去阿拉斯加，美国并没有外部的占据之地没有一英寸土地不能从陆地上到达，从特征上看，其轮廓到达了并没有呈现出多少特别薄弱之处的地步，边界地区所有的重要地段都能迅速到达----通过水路时，成本低廉；通过铁路时，快速敏捷。防御最为薄弱的太平洋地区，则距离潜在敌手中最具危险性的攻击手段十分遥远得多。与目前的需求相比较，美国国内的资源可谓无穷无尽。我们可以无限期地在“我们的小角落里”傲然独尊----这是一位法国军官对于作者表述的想法。然而，一旦通过地峡，一条新兴的商业驿道侵入这个小角落，或许美国就应该猛然警醒，面对那些挤掉了美国在所有民众、海洋之中共同分享与生俱来的权利与份额的人。三、领土范围　　最后一个影响国家作为海上强国而崛起，并就国家而言，自别于居住在那里的民众的条件，这就是领土范围。用相对较少的寥寥数语，或许就能将其打发了。　　就海上霸权的形成而言，它并非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平方英里的总数，而是必须加以考虑的海岸的长度及其港口的特征。关于这些，据称，在地理与自然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依据人口多少而定，海岸长度就成了强大或弱小的症结。在这一点上，国家就像是一座城堡，警备部队必须被派驻于城郭之上。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还能找到最新的相似事例。如果南方人数众多就如同其好战一般，有一支能够作为一个海上强国且与其他资源相称的海军，那么，其海岸的巨大规模与拥有为数众多的港湾本来是能够成为庞大力量的基本因素的。合众国的民众和那时的政府应该对于封锁南方整个海岸的有效性而自我庆幸。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功绩，一项十分了不起的功绩。然而，如果南方人口更多且是全民皆海员的话，本来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正如所说的那样，这里所要显示的并非这样一项封锁是如何得以维持的，而是只有在一群不仅不习惯于水性，而且为数甚少的民众面前，这一封锁才是可能的。那些能回想起封锁如何得以保持，以及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参与封锁舰船等级的人，深知这一计划，在那时具体的环境中尚属行得通，然而，在一支真正的海军面前却不可能得以执行。合众国的舰船沿着海岸稀疏地分布着，相互无法支援，它们单独或一小组地坚守各自的阵位，面对的着却是广阔的内陆水路交通线络，这一网络对于敌军的秘密集结大有助益。在水上交通第一线的背后就是漫长的港湾，四处散布着固若金汤的堡垒，依赖它们，敌军舰船永远都可以为了逃避追杀或寻求保护而退据其中。如果有一支南方海军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这些优势，或者合众国方舰船零零落落的劣势，后者本来也是不太可能如同它们当时那样配置的，并且还将可能集结以进行相互支援，从而为南方商业打开许多小的但却有益的途径。　　然而，从其范围广与港湾多的角度看，正如南方海岸本来可以成为一种力量的来源那样，由于策略与军队构成，这些特征却成了众多伤害的根源。开启密西西比河的伟大故事就是对正在整个南方持续不断展开的行动的最具感染力的说明。在海疆的每一个缺口处，战舰正在长驱直入，昔时满载财富，支撑这个反叛国家贸易的河流，如今已开始反戈一击，坐视它们的敌人直逼其心脏地带。根据更为乐观的估计，在那些经过最为精疲力竭的战争，本来还可以使得一个国家保存下去的地区，却在四处弥漫着失望、不安全感与无能为力。海上力量从来没有比在这样一场竞争中扮演过更大或更具决定性的角色。　　这场竞争决定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将在北美大陆呈现出的景观是一个伟大国家而不是几个相互敌对的国家。尽管对于昔时应得的荣耀可以感到正当的自豪，对于由于海上的压倒性优势而产生的结局的辉煌应予以承认，然而，了解事实真相的美国人应该对国人那种过份自信加以提醒：南方不仅没有海国，不仅不是一个海洋性的群体，而且其民众也没有被恰如其份地派驻到本应必须加以防范的濒海地带。四、人口数量　　在思考完毕一个国家的自然状况后，紧随其来的应该是对于作为影响海洋权力成长的其人口特征的一番考查。由于其与领土范围的关系----这已在刚才讨论过，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居住于其中的民众数量问题，正如所述，就其层次而言，这并不仅仅只是平方英里的数目，而是必须加以考虑与海上权力相关的海岸范围与特征。因此，就人口而言，这并非仅仅是指纯粹的总数，而是指从事于海洋事业的人口数量，或者至少能够迅速为航海业所使用且从事海洋物质生产的人口数量。这些必须加以计算。　　例如，在法国革命以前和直至紧随法国革命而来的波澜壮阔的战争结束之际，法国的人口都比英国要多得多，然而一般就海洋权力而言，无论是和平贸易还是军事效能，法国都要比英国大为逊色。就军事效率一事看，事实就更为明显。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初的军事准备方面，法国通常占有优势，然而，它却不能维持住。因此，在1778年，当战争爆发时，通过其海上动员，法国能够迅速控制住五十艘战列舰。而英国则正好相反，由于其海上力量所充分依赖的船队遍及全球，要想在本土集结四十艘战列舰都困难重重。然而，在1782年，它已有一百二十艘战列舰投入或准备投入战争，而法国则从来没有超过七十一艘。迟至1840年，当两个国家再度于地中海东部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一位当时十分杰出的法国军官，在一方面极力颂扬法国舰队极高的效率状态及其海军统帅与众不同的素质，表达对于与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发生遭遇战的结果充满信心的同时，他继续说道：“在我们当时所能集结到的二十一艘战列舰队伍之后，就不再具有了预备队，没有别的舰船可以在六个月以内投入现役。”这并非仅仅由于缺乏舰船与适当的装备，尽管两者当时都青黄不接难以为继。“我们的海上动员已由于我们的所做所为（集结了二十一艘战舰）而精疲力竭到这种地步，在各个方面所建立的永久征召制度却不能征集到足够的后备力量，为那些已经巡游了三年多时间的人提供休整的机会。”　　诸如此类的鲜明对照显示出了所谓的永久实力或预备力量中的差异性。这甚至比起表面上显现出的还要大。因为，除了船员以外，一支飘浮在外的庞大船队还必须雇佣一大批从事各种手工劳作的人员。他们的手艺有利于制造与修缮海洋装备，或随后的或多或少的与海洋有关及具有各种技巧要求的其他行业。从一开始，这类同质性行业就毫无疑问具备了对于海洋的倾向性。这里有一件有关一位英国杰出的航海家爱德华·皮洛爵士显示出对于这一问题奇特洞察力的轶事。当1793年战争爆发时，一向征招不齐的海员务必得以补充。皮洛急于出海迎战，然而除了使用陆上人员以外，别无他法可以补充其人员编制的缺额。他命令手下军官去招募柯尼希矿工；从条件与他们职业的危险性----对此他本人深有体会----推断，他们将会很快适应海上生活的需要。结局证明了其明智之处，并且避免了采用其他方式将必然造成的延误。他还十分走运，在一场战斗中，捕获了整个战争中的第一艘护卫舰。尤其富有启发意义的是，尽管他的矿工士兵投入现役才只有几个星期，而他的对手却呆了一年多，尽管双方都损失惨重，但却几乎旗鼓相当。　　或许可以认为，诸如此类的预备力量如今已失去了其一度拥有的那种重要性。因为现代战舰与武器装备的制造耗时甚长，现代国家意在发展武装部队的全面实力，打算在战争之初，就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其敌人能够做出同等的努力之前，即予敌以毁灭性的打击。使用一个为众人所知的术语，那就是没有时间再让国家结构的全面抵抗一露身手了。打击将会降临到组织起来的海军舰队头上，如果舰队失败了，那么，国家结构其余部分的稳定性统统都将无济于事。在某种程度，这一点是正确的，然而，在当时，这却总是正确的。过去只是在程度上不如现在，假定两支舰队迎头相撞，它们在实际当中代表着它们两个国家全部现役的实力。与过去相比，眼下就被歼一方想要为着那场失败再度复活其海军的希望就要渺茫得多，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其程度与这个国家对于海上霸权的依赖度相适应。如果当时英国舰队正如同盟军舰队那样，代表着整个国家实力的整体，那么，特拉法加一役本来对英国造成的打击要比对法国致命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特拉法加之对于英国正如奥斯特里茨之对于奥地利，吉纳之对于普鲁士。一个帝国本将由于其武装力量的歼灭或溃散而被迫屈膝，据称，这正是拿破仑向往的目标。　　所以，过去对于这类罕见的战争灾难的思考足以证明，不重视基于适应一定种类的军事生活的居民数量之上的预备役力量是有欠考虑的。这一点在此还将加以考查。刚才所提及的那些打击是由具有特殊天才的人物给予的，并且对准了训练特殊的武装团体的头部。除此之外，团队精神与荣誉感也会由于甘拜下风与先前败绩累累而或多或少遭到打击。紧随着乌尔姆一役后，便见奥斯持里茨战役，二万名奥地利人不发一枪一弹，便放下了武器。先前岁月的历史就是一部奥地利不断受挫而法兰西凯歌高奏的历史长卷。特拉法加紧接着几乎是持续不断地失败。进一步追溯上去，则是在神圣同盟的舰队里，西班牙人在圣文森特，法国人在尼罗河的回忆，并且距离我们还并不遥远。除了吉纳的情况以外，这些毁灭性的打击并非单个的灾难，而是最后一击。在吉纳一役中，在人员数量、武器装备以及一般的备战状况方面，都存在对比悬殊的状况，这就使得其在考虑从一场单一的胜利中会有何结果时，变得不太那么适用。　　目前，英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海洋国家。在蒸汽与钢铁的时代中，它保持住在风帆与木材的日子里所拥有的那种优势。法国与英国是拥有最大规模作战海军的两大强国。迄今为止，两者之中究竟谁更加强大有力，尚有众多争议。实际上，它们或许可以被看成在海战的物质力量方面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假定人员或战备方面的差异，能够导致一场战斗或一次战役决定性的力量失去平衡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预备性力量将要开始作出解答，首先是有组织的储备力量，其次是海洋性人口的储备、机械技巧的储备、财富的储备。现在仿佛已有点淡忘英国在机械工艺上的领导地位使其具有的机械工程人员的预备力量。他们能够使自己轻而易举地熟悉掌握现化重型铁甲下的工具；而当其工商业倍感战争重负之时，多余的海员与技师又将投身于武装航运之中去。　　有关建立或不建立预备力量的价值的问题现在可归结为：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是否已使得这种情况成为可能，即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中，一方将会仅仅在一场战役中告负而决定整个战争胜负天平的指向？海上大战并没有作出回答。普鲁士对于奥地利，德意志对于法兰西的压倒性胜利，看起来都是一名强者对于一个弱小得多的国家的胜利，而无论这种弱小是由于自然因素，还是官方的无能。如果土耳其还拥有国家的储备力量可以征用，那么，类似于普莱文之围（Siege of Pleven）的那种军机延误本又将会如何影响战争的胜负呢？　　正如每一处都承认的那样，如果时间在战争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的话，它应该使得那些其才能实际没有用在军事上，其民众----正如所有自由人民一样。反对供养规模庞大的军事组织的国家，感到有义务促使其自身支撑足够的时间，使它们的臣民的精神与才干得以转化成为战争所需的新努力。如果现存在陆地或海上力量能够据力坚守，即使处于劣势，这个国家或许还能依赖其自然资源与即将投入的力量，物尽其值----其民众的数量、财富以及各种才能。另一方面，如果它所拥有的力量被迅速摧毁消灭，那么最为可能的是，自然的力量也无法使其摆脱屈辱的境地，而且，如果其对手尚属明智的话，还不会让其免除抵押品的重负，这将使其伺机复仇的机会被推到一个十分遥远的未来。在更小的战争领域内，这种故事在持续不断地反复传播着：“如果某某能坚持得更长一点，这就能加以拯救了或那个就能成功了”；又如在医疗上，经常就说：“如果病人能够挺下去，其体质的力量就能使他度过险关。”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荷兰也是这样一个国家。如果能侥幸逃脱的话，它就不会付出代价。“在和平时期并且也担心闹翻”，他们的伟大国务活动家德维特写道：“然而，他们却永远也不会决心明确到足以使他们事先在金钱上作出牺牲。荷兰人的性格就是这样，除非大祸迫在眉睫，否则，他们就不会为他们的防务支付钱财，我与这样一帮人打过交道，在应该节省的地方，他们随心所欲地大肆挥霍，在应该有所花费的地方，他们又经常惜财如命。”　　我们自己的国家应遭受同样的谴责。对于全世界而言，这都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目前还没有那个防御性力量的盾牌，使我们藏身其后就能赢得时间来发展其预备力量；至于满足其可能需要的从事航海业的足够人群，又在哪里呢？这样一种与其海岸线与人口相称的资源仅仅只能在全国性的商业航运与其相关行业中才能找到，然而目前这些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能够效忠于这杆国旗，那么这些船只上的水手们是否出身于本土或是国土，都将无关紧要。它在海洋上的力量足以使得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一旦发生战争时，就能够悉数集中。当数以千计的外国人被允许走向投票箱，那么，他们获得在舰船上的战斗空间，就不再是那么难以办到的了。　　尽管这种处理本主题的方式有点不着边际，但是却必须承认，从事与海洋有关职业的庞大人群，一如既往的是海上权力的重要因素。美国就缺乏这种因素，而使之成长壮大的根基只能在自己旗号下那庞大商业活动中才能加以奠定。五、国民性格　　下一步将要讨论的是国民性格与倾向性对于海上权力之崛起的影响。　　如果海上权力真正建立在和平与广泛的商业基础上，那么，对于商业追求的倾向性就肯定是在此一时或彼一时称雄海洋的国家的显著特征。历史几乎毫无例外地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除了罗马人以外，并不存在与此相反的明显事例。　　所有的人都寻求收获并且或多或少地追逐金钱。然而，寻找收益的方式却会对居住于一国之内民众的历史与商业运气造成显著的影响。　　如果历史还是可以值得信赖的话，那么，西班牙人和与他们一脉相承的民族葡萄牙人，寻求财富的方式，不仅对其国民性格抹上了污点，而且对于健康商业的发展也是致命的。他们对于商业所赖以生存的那些行业，以及最终对于通过错误途径所获取的国民财富，都是如此。在他们当中升腾起的获利欲望到达了如痴如狂的地步。因此，他们在美洲大陆的大肆搜寻，虽对于欧洲国家的商贸与海洋发展产生了一种动力，但其效果并不在新兴的工业领域内，甚至还不是对于探索与冒险的一种健康向上的刺激，因为他们感兴趣的似乎只是金块与银锭。　　他们具有许多崇高的品质，他们勇敢，富有事业心，性格节制，吃苦耐劳，充满热情，并且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当这些品质融入西班牙的地理与所处优越的港口的长处时，事实是它成了占据广大而又富饶的新世界的急先锋，并且长期以来仍无敌手可与之相提并论。在发现了美洲大陆后一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本来是可以指望它在众多海洋强国中力拔头筹的。然而结果却恰好相反，这已众所周知。自从加入神圣同盟在1571年勒颁多一战之后，尽管还投入过许多次的战争，但再没有任何是有重大意义的海上胜利在西班牙历史的卷面上光彩夺目。其商业的一蹶不振足以能够解释在其战舰甲板之上所显示出的那种痛苦的并且时常是荒唐可笑的笨拙无能。毫无疑问，这一结果并不应仅仅归结为一个原因，在许多方面，西班牙政府确定无疑地对私营企业的自由而又健康的发展进行了箝制与摧残。然而，一个伟大民族的性格可以突破或塑造其政府的性格的。几乎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民众倾向于商业，那么政府的行为本来也是因循此道的，广大的殖民地也是远离着那种专制主义的中心的，而阻碍着古老的西班牙脱胎换骨的正是这一专制主义。事实是，数以千计的劳工与上流社会的人离开了西班牙。他们所从事的海外扩张活动，给予国内带来的别无它物，只有香料，或少量的商品----一小支船队就能够满足其运载所需。而西班牙本土只能生产羊毛、水果与铁器，其制造业也空白一片。　　西班牙的工业饱经沧桑，其人口稳中有降。在如此多的日常生活用品方面，西班牙及其殖民地都得依赖于荷兰人，以致于其本来就寥寥无几的工业产品不足以与之对抗。“因此荷兰商人”，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腰缠万贯地奔波于世界大多数地方购买商品，肯定从这个欧洲国家找到了滚滚财源，并以此支付他们所购买的商品”。就这样，他们曾梦寐以求的财富的象征很快就悄然离去。正如所指出的那样，从军事观点上看，由于其航运的一蹶不振，西班牙是多么的虚弱不堪，它的为数不多的财富运载于几条船上，定期或不定期地穿梭于几条航线之上，要为敌人所捕获，可谓轻而易举，不用吹灰之力，结果，战争的中坚力量陷入了瘫痪。而英格兰与荷兰的财富却散布于穿梭于世界四大洲五大洋的数以千计的舰船之上。它们在历次精疲力竭的战争中屡遭重创，尽管十分痛苦，然而却没有遏制这种财富的增长，它始终是稳定的。在其历史上最为生死攸关的时期与西班牙结为患难之交的葡萄牙，它的财富与后者如出一辙，也走上了一条同样的下坡路。尽管在通过海洋竞相发展的竞赛之初，葡萄牙还能够名列前茅，然而它却最终被远远地抛到了后边。“巴西的矿场就是葡萄牙的坟墓，正如墨西哥与秘鲁的矿场是西班牙的毁灭之地一样。所有的制造业部门受到了不理智的鄙视，随即英国人开始向葡萄牙不仅提供布料，而且还提供所有的商品、货物，甚至于腌鱼与谷物。为了追逐黄金，葡萄牙人背井离乡；而奥波托的葡萄园最终却被英国人用巴西的黄金加以收购，这些黄金只是通过葡萄牙之手，却遍及于整个英格兰。”我们比较有把握的是，在五十年的时间里，有五亿美元榨取于“巴西的金矿之中，并且在那段时间的最后关头，葡萄牙只剩下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香料了”----这是显示在实际存在与子虚乌有的财富之间差异的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例子。　　比起这些欧洲南部的国家来，英国人与荷兰人并非不想发财致富。实际上，每一个国家都被依次称为“店主之国”。然而，到目前为止正如其所存在的那样，这一嘲讽应完全归功于他们的明智与果敢。他们并不缺少勇气，并非缺乏敬业精神，也不是没有耐心，实际上，他们更具有忍耐力。正是凭借于此，他们追求财富不是通过刀剑，而是通过劳作。这也正是那一绰号当中所隐含的意义。因此，他们选择了通向财富最为漫长而非最为快捷的道路。然而这两个民族----基本上是同一种族，还具有其它品质，虽不如刚才所云的特征那样重要，却能与其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有助于他们在大洋之上有所成就。就其根性而言，他们都是生意人、交易者、制造商与谈判家，因此，在其本土与海外，无论是定居于文明国家的港口，或者是东方野蛮国家的口岸，还是他们自己开拓的殖民地，他们都在到处努力榨取陆地上的各种资源，竭尽所能地开发与增加这些尤物。生意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店主----那种由上帝造就的需要持续不断地寻求新的可供交换的物品，这一探索加上经过世代艰辛劳作培养而成的勤奋性格，必然促使他们成长为制造者。在国内，他们由于成为制造商而显赫荣贵；在海外，凡所控制之处，土地更是富足，产品成倍增长，本土与殖民定居点之间必不可少的沟通与交换需要呼唤着更多的船队。因此，他们的航运业随着这些贸易的需求而持续看涨。而那些对于海洋事业并不那么投入的国家，甚至于法兰西本身，尽管它是一个大国，却都得需要他们的产品以及渴求他们船队的帮助。就这样，在许多方方面面，他们逼近了海上霸权。由于其他政府的干预，这一顺其自然的趋势与增长确实时常被加以扭转与严重的扼制。这些政府对于其本国民众只能依赖于人为的支持才能占有的繁荣嫉恨不已，而在政府行为的名义下，这种支持将会被视为是在刻意创造海上霸权。　　对于建立海权而言，进行贸易的倾向----这其中包括生产某种产品以进行交换的必要性，恐怕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国民性格了。如果真是如此，再加上具有天然优良的海岸，那么，来自于大海的风险，或者对此的任何憎恨与反感，都不太可能阻挡一个民族通过海上贸易的途径去寻求财富。在以其他方式也能发财致富的时候，这种作法或许仍可以发现，然而，它却并不一定导致海上霸权。以法兰西为例，法兰西具有优越的土地环境，一群勤奋劳作的民众，一个使人羡慕的地理位置。法兰西海军有其众所周知的光彩夺目的时期，即使处于最低潮的关头，也从未使深为这个民族珍惜的军事名望抹黑。然而，作为一个海洋国家----这个国家必须稳定地立足于广泛的海上贸易的根基之上，与其他历史上以海为生的民族比较起来，法兰西却从未获得过一个令人钦佩的地位。其主要原由，就国民性格而言，仍是对于财富进行追逐的方式。当西班牙与葡萄牙当年通过挖掘地表之上的金银而追逐财富之时，法兰西民众的脾性却在促使他们通过精打细算、节俭与积蓄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标。据说，看管财富要比挣得财富困难得多----也许的确如此。然而，趋于冒险的性格----在得大于失的情况下去进行探险，与为了进行贸易而征服世界的冒险精神具有诸多的相同之处。储蓄与节俭的趋势，进行谨小慎微与范围狭窄的投入，可以导致财富在一个类似的较小规模方面的一般性分布，然而却不会产生探险与对外贸易及航运业的发展。为了解释这一点----之所以给出这一事例，仅仅因为它能物尽其值----一位法国军官曾说：“其中我有两个份额。在法兰西，我们没有如同你们一样，每一个都持有众多的份额。与我们一起，大量的民众持有一个或非常之少的份额。当它们进入市场时，我的妻子就对我说：‘你有两个份额，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就一个人的私人财产的稳定性而言，这种谨慎无疑是十分明智的；然而，当过份的谨慎与财金上的蹑手蹑脚成为国民之特征时，它肯定会妨碍商业的扩张以及这个国家的航运业。出现在其他生活领域中的金钱事务上的同样的谨慎，已经妨碍了下一代的出生，使得法兰西的人口几乎没有多少变化。　　欧洲的贵族阶层从中世纪继承过来了一种自高自大的对于和平贸易的睥睨之感，依照不同国度的国民性格，对于贸易的增长产生着一种制约性的影响。西班牙人的高傲轻而易举地与这种鄙夷不屑的情绪同流合污，与那种灾难性的不情愿工作与等待财富的情绪携手并肩。这就使得他们与经商从贸相去甚远。在法兰西，那种甚至为法国人自己也承认为一种国民性格的虚荣与此如出一辙。贵族阶层的数量与荣耀，以及他们所一贯持有的想法，对于为他们所不屑一顾的职业无疑加上了一道低人一等的封条，腰缠万贯的商人与制造业者对于贵族的显赫朝思暮盼。正是在对于这种荣誉的渴盼之中，抛弃了他们利润丰厚的事业。因此，尽管民众的勤奋与土地的肥腴还可以使商业免于完全的衰败，然而，它却完全是在一种耻辱的情感之中进行的，使得这其中最精华的代表人物纷纷逃离开去。在柯尔伯特的影响之下，路易十四曾颁布一道谕令“授权所有的贵族致力于商船、货物与商品的经营，无需考虑被视为已从商贵的阶层中坠落出来，只要他们并没有进行零售行当的小生意”。对于这一行为所能给出的理由是，“它带来了臣民以及令我们自己满意的好处，能消除到处盛传的所谓海上贸易与贵族本性格格不入的习惯观念的最后影响。”然而，其中混杂着有意识的和公开的优越感的偏见并不都那么能为各种谕令所迅速抹去，尤其是在虚荣心成其为国民性格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时。许多年之后，孟德斯鸠教诲道，让贵族从事贸易，正好与君主制的精神相反。　　在荷兰，存在有一个贵族阶层。但是，这个国家还是一个名义上的共和政体，允许大范围的个人自由与个人职业，并且权力的中心存在于大城市之中。国家伟大的根基在于金钱----或者说是财富。作为平民特征的一种来源，财富也具有国家的权力，有了权力，就会有社会地位与社会尊重。在英格兰，得到的结局是一样的。贵族阶层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然而，在代议制政府中，财富的权力既不可能被压制，也不可能被淹没，在所有人的眼中，它都是实实在在的，并为所有人所尊重。在英格兰，正如同在荷兰，成为财富之源泉的职业以赐予财富自身的诱惑被分享着。因此，在所有能排得上号的国度里，社会情感，国民性格的外化，都会对国家对于贸易的态度产生显著影响。　　　　然而，就其他方式而言，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国民才干影响着海上权力的成长，这是就其具有开拓健康的殖民地的能力来说的。关于殖民地，正如同所有其他增长之处一样，可以正确地说，当它最为自然时，它也是最为健康的。因此，起源于为整个民族都能感受得到的需要与冲动的殖民地将具有最为坚实的根基。在他们最小程度地遭致本土的肆意干预时，他们的随之而来的增长是最具有把握的，如果这些民众具有独立行为的才能的话。过去三个世纪的人们已深切地感受到了殖民地作为本土产品的输出地和作为商贸活动与航运业的补养之处，对于宗主国所具有的价值。然而，从事殖民化活动的努力并不具有同样的、一般性起源，不同的制度也不会有同样的成功。无论多么远见卓识或谨小慎微，政治家的努力都无法填补强烈的自然冲动的缺口；当国民性格中可以找到自我发展的种子时，来自于本土的最为精细的调节也不会产生如同无为而治那样的良好结局。在节节进取的殖民地的国民政府中，并不存在着比起那些不成功的殖民地的政府更加突出的大智大慧的展示，或许甚至还会更少，如果精心设计的制度与监督，仔细地采纳量入为出的方式，孜孜不倦地辛勤培育，可以有益于殖民事业的成长，那么，英格兰的这种系统性才干并不能必定胜过法兰西。然而，正是英格兰，而不是法兰西，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大殖民者。成功的殖民化，以及其随之而来的对于商贸与海上霸权的影响，在本质上依赖于国民性格；因为当它们自然地起源于自身时，这些殖民地才能最好地成长。宗主国国民的性格特征才是殖民地发展之道，而这却不是宗主国政府所关心在乎的事情。　　这一真理更趋明显，因为所有宗主国政府对待其殖民地的一般态度都是完全自私自利的。无论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只要其被认定为具有重要性，对于宗主国而言，殖民地就成了一头注定要被榨取的奶牛。当然，它仍然要受到照顾，然而，主要还是作为一块地产，并因其作出的回报而被看重。对于其对外贸易的垄断成了立法的绝对目标。在其管理机构当中，有价值的职位都提供给了来自于宗主国的占据者。正如同海洋，殖民地被视为十分适合于那些在宗主国国内无法管理或毫无益处之闲散人员的一块风水宝地。然而，只要其仍然还是一块殖民地，军事管制就会是宗主国政府适当而又必然的统治上的特征。　　英格兰独一无二与奇迹般地作为一个伟大殖民国家成功的事实过于明白无误，以致于不必再加以思索。其中的道理看起来主要存在于国民性格的两大特征上，英格兰殖民者自然而又迅速地定居于其新领地之上，明确了与之相关的利益所在，并且尽管不断地对当初所从来的家乡倍加思念，却并不急于返回家园。其次，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英格兰人迅速与自觉般地寻求开发新领地上的资源。就前一点而言，英格兰人不同于法兰西人，这些人总是长久地沉迷于回想他们那块乐土的闲情趣事；在后一点上，英格兰人又区别于西班牙人。就对于一块新土地各种可能性的充分演化和利用而言，后者的兴趣范围与雄心实在是过于狭窄了。　　荷兰人的特征与需求促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去开拓殖民地。到1650年时，他们已拥有了许多在东印度的群岛、非洲与美洲的领地，光是对它们进行命名就是一件令人深感烦琐的事情。在这项事物方面，他们当时远远地走在了英格兰的前面。就其特征而言，这些殖民地是纯粹商业性的，尽管它们的起源是自然而然的，然而，看起来它们却并不具备一种增长的原则。“在开拓它们时，他们从未寻求过帝国的扩张，而仅仅只是追求贸易与商业。他们也企图进行征服，但只是迫于环境的压力。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对于能在所在国的主权袒护之下进行贸易而感到心满意足。”仅仅只是满足于获利而并没有附加政治上的野心，就如同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暴君体制一样，趋向于使得殖民地只从商业上依赖于宗主国，并由此扼杀掉了殖民地成长的自然法则。　　在退出目前这一探索之前，不妨试问一下，如果其他条件是有利的话，美国人的国民性格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成长为一个海上强国？　　尽管如此，看起来几乎没有必要引用一个并不太遥远的事情以求取证明，如果立法上的绊脚石得以铲除，生意上更为有利可图的领域趋于饱和，这个海上强国将会渐渐显出“庐山真面目”。对于商业的直觉，追求获利的大胆的事业心，以及对于导致获利的蛛丝马迹的敏锐嗅觉，万事皆已具备。将来，如果存在有何种领域呼唤着殖民化，无可置疑的是，美国人将以其与生俱来的自我管理与独立发展的才干，径直奔向它们。六、政府特征　　在讨论由其政府与机构对一个国家的海权的发展所能产生的影响时，有必要回避过于哲学化或将注意力局限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及其直接结果的趋向，同时在探索看似遥远实为根本的影响方面却又只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　　尽管如此，必须注意到，具有各种相应机构的政府的特定形式，以及此一时或彼一时的统治者的特征，对于海权的成长已经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一个国家及其民众迄今所具有的各种特征，构成了一个国家----正如同一个人那样，开拓其事业的天然性格特征。政府的行为相应地对等于孜孜不倦的意志力的运作。这种力量依其明智、富有生命力与楔而不舍，或是与此相反，可以导致一个人生活或一个国家历史的兴衰成败。　　一个完全与其民众的自然根基相协调的政府将会在各个方面最为成功地促进其成长，这一点看起来是很有可能的。在谋求海上权力方面，一个充分吸纳其民众的精神并完全意识到其真实倾向的政府，只要目光坚定，方向明确，最为光彩夺目的成功就会接踵而至。当民众的意志，或者他们最佳的自然的代表的意志在此过程中占据某种较大份额时，这样一个政府肯定是最为稳定的。然而，诸如此类的自由政府时常也会暴露出某种不足，而专制国家运用其辨别力与持续性，能够频繁地造就庞大的海上贸易与一支威风凛凛的海军，比起自由民族通过缓慢的程度所能达到的程度来，具有更大的直接性。后者情况的困难在于某一特定君主死亡之后，能够依其体制的稳定性确保其政策的延续性。　　英格兰毫无疑问也已经走到了任何近代国家海上霸权的颠峰。其政府的一举一动引人注目，在一般的方向上，此类行动是持续不断的，尽管通常远非是值得赞赏的，它坚定地朝向控制海洋的目标。其中一个最为傲慢无礼的表述可以追溯远至詹姆斯一世的统治时期。当时在其三岛之外，它几乎还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并且，弗吉尼亚或马萨诸塞还没有来得及拓展。这里有一段黎塞留的叙述：　　萨利公爵，亨利四世的大臣（一位有史以来最具骑士风度的王子），在通过一艘主桅之上悬挂着法兰西国旗的法兰西船驶离加莱之后，一进入英吉利海峡，迎面就碰上了一艘在那里等侯他的英国通讯快艇。后者的指挥官勒令这艘法国船降旗。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可以使其免于这种冒犯，公爵勇敢地拒绝了。然而，这一拒绝却招来了三颗加农炮弹。炮弹在击穿了他的船的同时，也击穿了所有上等法国人的心。力量迫使他进行了为其权力所不容的屈服。　　对于他所发出的满腹牢骚，那位英格兰船长给出的答复是：“促使您尊重其大使官位，并服从于作为海洋主宰者之旗帜的荣耀是我的职责。”如果是詹姆斯国王本人的话，也许会稍稍礼貌些。大概除了迫使公爵谨慎从事之外，并不会造成其他后果。公爵则会假装心满意足，然而他的伤口却总会时时作痛，并且永远也无法治愈。亨利大帝不得不对此事从中调解；但是，在另一场合，却下定决心依赖力量来维护其王位的权力，这种力量能够借助于时间，使他足以纵横驰骋于大洋之上。　　依照近代的看法，这一无法原谅的粗暴举措并不是与那时的国家精神完全格格不入的。主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英格兰不惜一切代价宣称自己对于海洋的主宰目的的最初表述外，那种侮辱居然是由其一位它的最为胆怯的君主对一名直接代表着法兰西最勇敢最骑士的统治者的使节发出的。所谓国旗这一空泛的荣誉感，除了作为一个政府目的外在表现以外，仅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宣誓，但在克伦威尔统治下，却一直得以坚持不懈，正如同在国王们统治之下一样。在荷兰人1654年灾难性的战争后，这也是他们所同意的一个和平条件。克伦威尔绝对不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暴君，他时时刻刻地敏锐意识到有关英格兰的名望与力量方面的所有事物，并且决定在增进这些名望与力量的空洞礼节上大步向前。英国海军当时几乎还没有掌握海上的霸权，然而，正是在克伦威尔的高压统治之下，这支海军进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遍布于世界各地----在波罗的海、在地中海、在北非；在西印度群岛的英格兰舰队需要英国的权利或者对于其暴行作出补偿。正是在克伦威尔的统治之下，对于牙买加的占领便揭开了通过坚船利炮的方式扩张其帝国的历程，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对于英格兰的贸易与航运业的增长同样强劲有力的和平性措施也不能被忘却。著名的克伦威尔的《航海法》宣布，所有运往英格兰或其殖民地的进口物品必须排他性地使用属于英格兰本国的船舶、或属于所携带产品种植或生产国的船舶加以运输。这一法令，其目标专门针对荷兰----当时欧洲的公共运输国，却在整个商业世界受到了普遍的憎恨。然而，在那些民族冲突与国家敌对的岁月里，这其中带给英格兰的好处是如此之明显，以致于在君主政体下，它能够得以长期延续。　　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又发现了纳尔逊。在其轰轰烈烈的事业尚未开创之前，就已通过在西印度群岛针对美洲商船实施同样的法令，显示出其要为英格兰的航运业谋求福利的热情。克伦威尔死后，查尔斯二世登上了其父的王位。这位国王尽管惯于欺骗英格兰民众，却仍然对于英格兰的荣耀以及政府海洋政策传统忠心耿耿。他意在使自己独立于议会与民众，在其与路易十四叛国性的勾搭里，他曾写信给路易道：“对于一个完美的联盟，这里有两个障碍。第一个是法兰西目前正在致力于创造一种商业，并力图成为一个能够发号施令的海洋强国。这是引起我们疑虑重重的一个原因----而我们只能依赖于我们的商业与我们的海军力量才会占据一席之地。这一原因是如此之重大，以致于法兰西朝着那个方向所采取的每一行动步骤都将加深这个国家之间的猜忌。”在两个王国谈判对荷兰共和国发动臭名昭著的进攻的过程中，在论及谁来统率法兰西与英格兰联合舰队时，曾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查尔斯在这一点上毫不妥协。“控制海洋，”他说，“这是英格兰的传统。”他直率地对法国使节说道，如果他作出让步的话，他的臣民将不会听命于他。在计划对于联合省的分割中，他为英格兰还挣得了进行海上劫掠的阵地，这些地点控制着须耳德河与缪士河的河口。在查尔斯统治下的英格兰海军曾一度继承了由克伦威尔铁腕统治下所创造的精神与纪律，尽管后来英格兰海军士气普遍低落，这种状况成了其邪恶统治的主要特征。蒙克曾犯下了一个巨大的战略性错误，即遣送走了其舰队的四分之一，然而，在1666年时，却发现自己掌管着一支拥有极大优势的荷兰军队。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毫不犹豫地就发起了进攻，并且一连三天战果辉煌，尽管也遭到了一些损失。这样一种行为并不是战争，而是一心一意地图谋英国的海上地位，并以此指导其行动。对于英格兰民众以及它的政府而言，这早就是他们的共识与追求，但却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许多风风雨雨之后才确立了最终胜利的神秘符咒。查尔斯的继任者，詹姆斯二世本人就有海员背景，并曾指挥过两次大规模的海上战役。当威廉三世登上英格兰王位时；英格兰政府便与荷兰政府携起手来，继续合谋专心致志地对付路易十四，并一直延续到1713年签订乌得勒支（Utrecht）和约，确立了对法国的海上优势。这一过程便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英格兰政府愈发稳定，目标明确，继续推进其海洋统治的范围，促进其海洋霸权的成长。作为一个公开的敌人，在海上，它痛击了法兰西；作为一个狡猾的朋友----至少许多人相信这一点，它耗尽了荷兰人在海上的力量。英荷两国的条约规定，关于海上力量，荷兰应有八分之三的规模，而英格兰却占八分之五，接近于荷兰的两倍。这样一个条款，再加上另外一条，即使荷兰维持一支102，000人的陆军，相比之下，英格兰只有40，000人，这实际上就等于将陆地战争扔给了一个国家，将海上战争扔给了另外一个国家。无论是有意摆弄与否，这种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在乌得勒支和约当中，荷兰获得了土地赔偿。英格兰除了在法兰西、西班牙以及西属西印度群岛的通商特权以外，还获得了地中海的直布罗陀与马翁港（Mahon）等至关重要的海上据点，以及纽芬兰、新斯科夏半岛与北美洲的哈德逊湾。从此，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海上力量从地平线上消逝了，荷兰的海军也因此而江河日下，而立足于美洲、西印度群岛、地中海，英格兰政府因此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变英格兰王国为不列颠帝国的道路。　　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和平成了两个海洋强国----英格兰与法兰西国内执掌大权的重臣们的主要目标。然而，在一个最不稳定的历史时期，大陆政治风云变幻，到处滋生小规模的战争与转瞬即逝的条约，英格兰的眼光则坚定地汇集在了维持其海上霸权之上。在波罗的海，它的舰队遏制住了彼得大帝对于瑞典的不良企图，保持住了那片海域的势力均衡。正是从波罗的海，英格兰不仅获取了一笔巨大的贸易，而且也得到了其海军仓储的主要来源----沙皇正是力图要把波罗的海变成俄罗斯的内湖的。丹麦力图建立一个得到外国资金资助的东印度公司，英格兰与荷兰不仅禁止本国臣民参与其中，还对丹麦进行威胁恐吓，因此阻止了一项在他们看来必将与他们的海上利益背道而驰的事情。在尼德兰----通过乌得勒支条约就已转让给了奥地利，在皇帝的恩准之下，一个以比利时奥斯坦德为港口、类似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了。这一步骤意味着要通过低地国家天然的须耳德出海口，恢复为他们所失去的贸易，这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海上强权英格兰与荷兰的反对。对于贸易垄断地位的贪婪----在这种情况下法兰西又助约为虐----使他们又在数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扼杀掉了这一公司。在地中海，乌得勒支协定受到了奥地利皇帝的干扰，而皇帝在当时欧洲政治的格局中，正是英格兰的一位天然盟友。在英格兰的拔刀相助之下，皇帝已经据有了那不勒斯，还宣称要用西西里岛去交换撒丁岛，但遭西班牙拒绝。其海军在一位精力充沛的大臣塞尔伯诺尼的掌握之下刚开始复苏，就于1718年为帕萨诺海角之外的英格兰舰队击跨并加以全歼。第二年，一支法国陆军在英格兰的意旨下，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脉，最终完成了摧毁西班牙的码头、船厂的使命。　　此时，英格兰除了亲手握有直布罗陀与马翁港之外，那不勒斯与西西里也在其盟友掌握之下，而它的一位宿敌却被打得一蹶不振。在西属美洲，英国所享有的通商权----趁西班牙困难时强取豪夺而来的----通过广泛并几乎不加掩饰的走私体系而大肆加以滥用。当气急败坏的西班牙政府走上极端，改而进行镇压之时，主张和平和主张诉诸战争的两位英格兰大臣或为了英格兰的海上霸权、或为了此事对英格兰的名誉所带来的影响，提出要据理力争。英格兰的政策意在稳健地拓宽与加强自己对海洋控制的根基，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却似乎对于由于担心它的海上实力的增长所产生的危险视而不见。很久以前由于西班牙的实力自高自大所导致的苦果仿佛也被淡忘了；由路易十四的野心以及被他的那种被夸大的实力所引发的血腥而又代价高昂的战争的新近教训好象也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　　在欧洲政治家的眼中，这里正在稳定地并清晰可见地成长起第三种压倒性的力量。它注定要被自私自利、侵略性地加以使用，尽管并不是那么冷酷无情，比起任何先于它而存在的力量来说，这种使用还会更为成功。这就是海上霸权。它的一举一动由于比起兵刃的碰撞要安静得多，因此并不那么经常被注意到，尽管在表面上正在足够清晰地崭露头角。几乎无法否认的是，在为我们的主题所选择的几乎整个时期内，英格兰并未建立起对海洋的控制地位无疑是确定最终问题的军事因素中的主要成份。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影响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即被预见到。在此后十二年的时间里，法兰西为统治者的个人危机所驱使，与英格兰携手并肩对付西班牙。1726年当夫勒里以路易十五之教师的身份代波旁公出任首相时，尽管其这一政策得以逆转，法兰西海军却还未受到重视，并且对于英格兰的唯一打击只是一位波旁王太子于1736年荣登两西西里的王位----而波旁王朝正是它的天然宿敌。当1739年与西班牙的战争爆发时，英格兰海军在数量上已不止等同于西班牙与法兰西联合舰队。在接踵而至的近二十几年接连不断的战争中，这种数量上的悬殊拉大了。在战争中，英格兰最初只是凭直觉，后来意识到抓住此机遇极可能确立自己无与伦比的海上霸权，政府便主动引导。确实，迅速崛起成为强大的殖民帝国，其根基已经根深蒂固地奠定于它的那帮殖民者的特征与其舰队的力量之中。在严格的欧洲事物中，它的富裕以及它的海上强权，使得它在相同的时期内能够扮演一个显而易见举足轻重的角色。在马博罗战争之前半个世纪开始，并且在半个世纪后的拿破仑战争中得到最广泛发展的津贴制度，起到了为它的盟友输血打气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津贴，它的盟友如果不是失去了战斗力，就是元气大伤。谁能无视这样一个政府：一方面，用金钱的生命线巩固其在大陆上渐入昏迷的盟友，另一方面，将其敌人从大海上和他们的主要占据之地赶跑----加拿大、马丁尼克、哥德罗普、哈瓦那、马尼拉----使其国家在欧洲政治中叱咤风云？谁能够不注意到，聚集于那个政府内的力量----陆地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十分贫乏----居然直接起源于大洋之上？英格兰政府对于战争所奉行的政策可由皮特（Pitt）的一篇演说辞来加以清晰的阐释。皮特是那一历史进程的重要代表，尽管在进程终结之前，他就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皮特对其政敌已缔结的1763年和约大加讨伐，他宣称：“法兰西主要是，如果不是绝对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海洋与商业强国的大敌。在这一方面，我们之所获对于我们定有所值。毕竟，这来源于它的痛苦。你们却给予法兰西，使其海军获得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可能性。”然而，英格兰的收获终究十分丰厚，其对印度的统治得到了保证，密西西比以东的北美地区都落入了它的掌心。到英格兰政府向前推进的轨迹跃然纸上之时，它借助于传统的力量，并坚持不懈地加以遵循。从海权论的观点来看，美国独立战争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失策，而英格兰政府由于一系列的自然的错误而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其中。它撇开政治和宪法上的考虑，把问题看成是纯军事或海军的。实际情况则是：在远离英格兰的地方，美洲殖民地变成了规模庞大、日渐发展的共同体。当然只要他们仍然心系本土，正如同他们当时充满激情那样，他们就能形成为英格兰在那个世界海上霸权的一个坚实基地。但是，他们的范围与人口数量实在过于庞大，再加上与英格兰相距甚远，以致于无法指望通过暴力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控制，如果任何强国愿意拔刀相助的话。　　这个“如果”包含着十分明显的可能性。法兰西与西班牙所受之屈辱是如此难以忍受，并且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们肯定总想寻机报复。众所周知的是，法兰西正在仔细而又迅速地扩建其海军。如果美洲殖民地只是十三个岛屿的话，英格兰的海上霸权本来就会很快使此问题迎刃而解的。然而，事实上所出现的并非那种仅仅只是由于狭隘的相互猜忌而阻隔，那种并不难克服的普通的危险。深思熟虑地加入这样一场冲突，试图通过武力的方式控制如此广阔的、拥有庞大反抗人群的土地，并且是在距离本土如此遥远的距离之外，就注定要重新点燃与法兰西和西班牙七年战争的烈焰，而美洲殖民地的人群将会反抗而不是支持英格兰。七年战争成了如此沉重的包袱，一个明智的政府本应该心里明白，将无法忍受住新的负担，因此有必要安抚美洲的殖民地居民。然而，那时的政府并不明智，结果是英格兰海上霸权的很大一部分被献上了祭坛。当然，这只是失误，而不是存心所致；只是由于傲慢，而不是由于衰弱。　　由于这个国家状况的规定性，坚定地执行一以贯之的政策在英格兰屡屡更迭的政府并不难做到。在某种程度上，目的单一性只是强加的。牢牢地保持住它的海上霸权，傲慢地确定其军事成份得以保持的备战的明智状态等等，更多地都是由于其政治制度的特征。这种制度实际上在政府出现问题的时期，将它交给一个阶层----有土地的贵族阶层的手中。这样一个阶层，无论其有何缺陷，总是迅速地接受挑战并能执行一种健全的政治传统。自然，它深为这个国家的荣耀地位而深感自豪。相对而言，对于使这种荣耀得以维系的共同体的痛楚并不那么敏感。它乐意为准备战争和延续战争而加增金钱上的重荷。并且由于作为一个富裕的团体，它会感到这些负担并不嫌多。由于并不是商业性质的，这个阶层自身财富的来源并没有立即遭受危险，它并不分享那些财产毫无保护、生意颇受冲击的人们的那种政治上的谨小慎微----这便是天下闻名的资本的胆怯。然而，在英格兰，这一阶层并非对于所触及的贸易或好或坏的事物无动于衷。议会两院在仔细地关注于它的扩张及其保护方面相互竞争不已，一位海军史学家就将海军管理中执行权不断增长的效率归结为议会调查的频率。这样一个阶层也天然地吸纳和维持着一种军事荣誉感。这在军事组织尚不能提供为今天所称的“团队精神”的足够的替代物的年代里，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个阶层充斥着阶级情绪和阶级偏见，这使得他们自己在海军正如在别的地方一样令人敬而远之。然而，他们的实际思想却使得从出身低微的阶层跃升到最高地位的道路敞开着。每一个时代，都能找到从民众当中的最底层跃升为海军统帅的人物。在这一方面，英格兰上层阶级的脾性明显区别于法兰西的上层阶级。迟至1789年，到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兰西海军的花名册上仍然登录着一名军官的名字，他的使命就在于去查找那些力图进入海军学校的人们的贵族出身证据。　　自从1815年以来，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英格兰政府已经将非常多的东西递交到了平民百姓的手中，其海上霸权是否将会因此而受损，尚有待于观察。其广泛的根基仍然存在于庞大的贸易、巨大的机械工业和遍及全球的殖民体制之上。一个民主政府是否具有这种远见，具有对于国家的地位与信誉度的敏锐的知觉力，以及在和平时期通过投入足够数量的金钱确保其繁荣的意愿----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军事备战所必需的----仍然还是一个有待争议的问题。在公众中名声极好的政府一般而言并不喜欢军事开支，而无论多么需要。英格兰趋于落后的迹象就在这里开始出现了。　　已经看到的是，荷兰共和国从海洋中提炼出了它的繁荣与生命，在程度上甚至超过了英格兰。其政府的特征与政策就是远不那么赞同持续地维持着海上强权的地位。荷兰由七个省份组成，其政治名称又叫着联合省，其权力的实际分配可以为美国人大致描述为《各州权限》法案的一个夸张的事例：每一个濒海省份都有它自己的舰队和舰队司令部，以及随之而来的猜忌。这一非组织化的趋势部分地由于荷兰省的巨大优势地位而抵销了，光是荷兰省就提供了整个国家六分之五的舰队和百分之五十八的税收。结果，其在指导国家的政策方面，也取得相应比例份额的地位。尽管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能够为自由作出最后的牺牲，然而，民众的商业精神却浸透了政府，以致确切地说，荷兰政府应被称为一个通商贵族集团。这使得这个政府厌恶战争，憎恨为进行备战所必需的每一笔开销。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直到危险迫在眉睫，这群市长大人们才肯为着他们的防御战而勉勉强强打开腰包。尽管共和国政府最终得以延续，然而，对其舰队的开支却是厉行节约最不讲究的。直至1672年约翰·德·维特去世以及1674年与英国缔结和约，荷兰海军处于一个在数量上和装备上能与英法联合海军平分秋色、分庭抗礼的地位。这一时期荷兰海军的效率无疑使这个国家免遭为那两个国王所精心策划的毁灭的命运。随着德·维特的去世，共和国时期也就过去了，随之而来的实际上是威廉·奥兰治的君主制政府。这位君王的毕生政策就是去抗衡路易十四以及法兰西强权的扩张。这一抵抗采取了陆地战的形式而不是在海上兴师动众----这一趋势完全是由英格兰退出战争而引起的。早在1676年，德鲁特海军上将就发现分配给他的部队无法单独与法兰西抗衡。由于荷兰政府一心一意地关注于陆疆，荷兰舰队很快就衰落了。1688年，当威廉·奥兰治需要一支舰队护送他去英格兰时，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们群起反对道，海军在实力上已经一落千丈，同时也失去了其最能干的指挥官。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后，这位威廉三世仍然保留联合省最高行政长官的职位，以及他的一贯的欧洲政策。他在英格兰找到了为他所需的海上霸权，并将荷兰的资源用作地面战争。这位荷兰王室同意在联合舰队协商战争时，荷兰海军统帅们应该位居官阶较低的英格兰军官之下。当荷兰人迎合英格兰的需要时，荷兰对于海洋的利益就被牺牲掉了。1702年，威廉三世死后，其政策仍为继任者所因循套用，其目的完完全全集中在陆地之上。在乌得勒支和约缔造时，由于荷兰并未对海洋提出要求，因此在海洋资源、殖民地扩张以及商业利益上一无所获。　　关于这一系列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荷兰人的精打细算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声望和贸易。他们在地中海的军舰总是供应短缺，他们的运输队是如此衰弱不堪与补给困难，以致于我们每损失一艘船，他们就要损失五艘。这就不得不产生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我们是更为可靠的运输船队。这肯定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因此，在战争中，我们的贸易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　　从那个时期起，荷兰就不再是一个伟大的海上强国了。它在为那种海洋力量所造就的所有国家中，迅速失去了领先地位。只能公平地说，面对着路易十四持续不断的敌意，没有出现英明的政策，以使这个狭小尽管又是意志坚定的国家于衰败之中得到拯救。法兰西的友善确保了其陆地边界的和平，这本来是可以使它----至少延续更长一段时间----与英格兰为着海洋的统治权而一争高低的。并且，作为盟友，这两个大陆国家的海军本来还可以遏制住刚才所考虑到的那种巨大海上霸权的扩张的。英格兰与荷兰之间在海洋上的和平局面只有以一方或另一方屈服为条件才有可能，因为两者的目标是相同的。在法兰西与荷兰之间，则是另外一回事。荷兰先行衰败，并不一定是由于它在范围与人口数量上的劣势，而是由于两国政府所奉行的错误政策。当然，确定究竟由何方来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并不是为我们所关心的事情。　　法兰西优势的地理位置使其适合握有海上霸权。它还得到了从两位伟大的统治者----亨利四世与黎塞留，那里传递过来的一套作为政府指导方针的明确政策。某种精心策划的大陆东扩计划要辅之以对于奥地利王室的抵抗----当时控制奥地利与西班牙，在海上，同样要有抵抗英格兰的决心。为了达到后一种目标，再加上其他的原因，荷兰需要被笼络成为一个盟友。商业和渔业作为海上霸权的根基应该得到鼓励，具有战斗力的海军应投入建设当中。黎塞留遗留下了他称之为政治遗嘱的东西，其中他点明了以其地理位置与资源为基础，法兰西实现海上霸权的机会。因此，法兰西的著作者都将他视为法兰西海军的实际奠基人。这并不仅仅只是由于他装备了战舰，而是从他的确保健全的机制与稳定的增长的观点与措施的广度出发的。在他死后，马萨林继承了他的观点和大政方针，然而却没有他的那种傲骨雄风与尚武精神。结果，在他统治期间，那支新组建的海军又荡然无存了。　　 1661年，当路易十四亲手接掌政府之时，法兰西只剩下了三十艘战舰，而且只有三艘装备有六十门火炮。随后便开始了最为让人吃惊不已的工程宣示----这种工程只能由能干而又系统地加以运作的专制政府才能得以完成。政府用以处理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殖民地的角色全都给予了一位具有伟大政治天赋的人物----财政大臣柯尔伯特。他曾与黎塞留一起共事，完全能够对于他的思想与政策加以融汇贯通。他以一种完全法国式的精神去实现他的目标。万事万物均必得到组织安排，一切事物之源均汇集于这位重臣的内阁之中，“要将制造业者和商人组织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服从于一项富有活力与明智健全的指导方针之下，以使通过命令与协调一致的努力，来为法兰西赢得一场工业上的大捷。通过向所有工人强行灌输为富有才干的杰出人物所认定为最佳方案的工序以获得最好的产品----为了把海员与远在天边的商业活动纳入诸如制造业与国内贸易这样庞大的体系，并作为对于法兰西商业力量的一种支持，创造一支建立于坚实基础之上的海军以及一种迄今为止尚无从知晓的力量”。这些----我们被告知----就是柯尔伯特有关海上霸权链条三个环节当中的两个环节的目标所在。政府同样的指令与组织明显地涉及到第三个环节，即远在天际的另一端的殖民地，因为法兰西政府已开始从拥有它们的人的手中赎回加拿大、纽芬兰、新斯科夏半岛、以及法属西印度群岛。这些被视为纯粹、绝对而又无法控制的权力，在其手中，正被收拢为指导国家进程的缰绳，以便成就一个了不起的海洋强国。　　深入探讨柯尔伯特行为的细节已不在我们的初衷之内。注意到政府在造就国家的海上力量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意识到这个了不起的伟大人物并没有只注意任何海上霸权所依赖的一个基础原因而排斥其他，而是在其英明而又富于远见卓识的政府中兼容并包，这就已经足够了。农业，能够增加土地的产品产量；制造业，能够使人类工业的产出成倍地增长；国内贸易渠道与规章制度，通过它们，从国内到国外的产品交换就能变得比较容易；旨在将转运贸易置于法兰西人之手的航运业以及关税调节制度，与由此鼓励航运业在法兰西的逢勃发展，据此，本土与殖民地的产品就能够来回穿梭运输了；殖民地管理与发展，据此，一个远在天涯海角的市场有可能持续成长为国内贸易所垄断；与外国政府所缔造的有利于法兰西贸易的条约，以及旨在压垮敌对国家的对于外国船舶与产品所征收的关税----所有这些手段包含着无穷无尽的细节，被运用来为法兰西建立：（1）产品；（2）航运；（3）殖民地与市场----一言以蔽之----海上霸权。比起在一个更为复杂的政府机构里缓慢地倘佯于相互冲突的利益中，这样一种研究工作由一个人来加以完成，并依照一定的逻辑过程加以展开，就要简单和容易一些了。　　在柯尔伯特政府的一些岁月里，可以发现整套海权理论都以一种系统的、中央集权的法国方式加以付诸实施。而在英格兰与荷兰的历史中，对于同样理论的阐释却分散于好几代人之中。然而，诸如此类的发展只是强加的，完全依赖于对它进行关注的那个绝对力量的持续性。柯尔伯特并不是国王，他的控制地位仅仅延续到失去国王的恩宠之前，然而，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是注意到他为政府活动而辛勤劳作的合适领域----海军。在1661年，当他上台执政时，法兰西只有三十艘战舰，其中只有三艘有六十门以上的大炮。1666年时，法兰西已有七十艘战舰，其中五十艘是战列舰，二十艘是火攻船；1671年时，七十艘的数量已上升到一百九十六艘；1683年时，法兰西拥有一百零七艘战舰，其中二十四艘拥有一百二十门大炮，十二艘装载有七十六门大炮，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较小的舰船。在船坞码头引进法令与制度使得它们的效率远较英国为高。一位英国舰长作为囚犯正在法兰西的监狱中服刑，而当时柯尔伯特工程的长远影响正在其儿子的手里得以延续。他写道：　　当我最初从那边投入监狱时，为了医治我的伤病，我在布列斯特的医院里一躺就是四个月。然而，在那里，我惊异于他们对于远征战舰的控制与装备，这一点直至那时之前，我还一直认为除了英格兰以外，别处并无法做到。比起法兰西，在英格兰，我们拥有十倍以上的船舶，相应地拥有十倍以上的海员。在布列斯特，我看到了二十艘大帆船，每只船大约都有六十门火炮，并且在二十天的时间内就能整装待发；它们被开了进来，水手们四散开去，一旦接到巴黎的命令，战船们便被倾斜修整，理正船体、安放缆索、补充给养、配备人员，在预定的时间内以不可思议的极大轻松再度出航。同样，我还发现了配备百门大炮的战舰，它能够在四或五个钟头的时间内使其所有的大炮严阵以待。这一点我认为英格兰连二十四小时内也没有谁能够做到，而他们能够做得颇为轻松，比起英格兰国内来也并不那么具有风险。这都是我在医院的窗户下看到的情况。　　一位法兰西海军史学家曾经引用了一些根本就不可思议的成就，例如，四点钟时一艘大帆船的龙骨被安置完毕，九点钟时它就全付武装地离港而去。用那位英国军官更为严肃认真的话语来说，这些传统可以被接受为指出了法兰西体制与命令以及随处可见的工作设施的非同寻常的程度。　　然而这一奇迹般地崛起完全是由政府的行为强加的，当失去了政府的恩宠之后，就如同先知约拿的葫芦一样萎缩了。没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允许它的根系挣扎着深入到国家的生活中去。柯尔伯特的所作所为完全是黎塞留政策的内在延续，曾经一度看起来这一行为的过程将会得以坚持，使得法兰西能够在大洋之上威风八面，正如同在陆地上不可一世一样。由于尚无需弄个水落石出的原因，路易逐渐对荷兰怀有了深深的敌意。当查尔斯二世也同有此感时，这两位君主下定决心要消灭联合省。这场于1672年爆发的战争，对于英格兰来说，尽管更多地有悖于天然的情感，然而，对于它却并不比法兰西而更成其为一项政治上的失策，尤其是就海上霸权而言。法兰西正在协助消灭一个可能----必定也是不可或缺的盟友；英格兰正在为自己摧毁其海上的最大对手----在此时，确实还是其商业上的优势敌人，而充当协助者的角色。当路易登上法兰西的王位时，那个国家还在债务和对于其财政状况的一筹莫展中徘徊挣扎。在柯尔伯特的改革下，法国已有某种令人兴奋的结局，在1672年时正好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场燃烧了六年的战火，使柯尔伯特所作努力的很大一部分顿时化为乌有。实业阶级、制造业、商业以及殖民地皆遭此重创。柯尔伯特的体制一蹶不振，他在财政体制中所创立的法令被一举推翻。路易的行动----他一个人就是法兰西的督导政府，破坏了其海上强权的根基，使它与最佳的海上盟友反目为仇。法兰西的领土与军事力量上升了，然而，商业与和平航运业的活力却在这一过程中精疲力尽。并且，尽管法兰西海军在一些岁月里还保持住了荣耀与效率，然而它不久就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在路易统治末年则实际上已荡然无存。至于海洋，同样错误的政策为其长达五十四年统治的其余时间深深地打上了烙印。除去那些战舰以外，路易顽固地背离了法兰西的海上利益，如果用于和平目的的航运与工业----这正是它们得以支撑的----一败涂地的话，他要么不可能，要么不情愿看到前者毫无用武之地且前途未卜。路易的政策旨在通过军事力量与领土扩张，瞄准欧洲的统治力量，这就驱使英格兰与荷兰携起手来，成为战时盟国。如前所述，这种联盟直接地将法兰西从海洋之上赶了出去，间接地由此又使荷兰的力量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柯尔伯特的海军殒落了。在路易生命的最后十年时间，法兰西再也拿不出象样的海军投入大海，尽管战争依然是连绵不断，绝对君主制形式上的单一性就此强有力地显示出政府对于海上权力的兴衰成败会有多么之大的影响。　　路易在其生命的后半部分亲眼目睹了那种使自己的根基随着法兰西商业的削弱以及由这种削弱所带来的财富的衰落而渐趋动摇的力量。随后接任的法兰西政府，就如同绝对制政府一样，在英格兰精心摆弄和明确的要求之下，居然放弃了所要建立一支能有效地进行战斗的海上力量的努力。其中的原委就在于，新国王尚未成年，而摄政王当时对于西班牙国王抱有深深的敌意，为了动摇其地位并且维护自身的权力，他与英格兰同流合污，结成了盟国。为此，他在损及西班牙利益的情况下，协助英国支持奥地利----法兰西的宿敌，在那不勒斯与西西里确立起了支配地位，并与英格兰并肩作战，击跨了西班牙的海军及其造舰设施。在这里，再度可以看到一位无视法兰西的海上力量的统治者，他毁掉了一位天然的盟友，并且正如路易十四那样，直接地或间接地、无意识地促成了一名海上霸王的崛起。当1726年，那位摄政王去世之后，这一政策上短暂的阶段很快就过去了；然而，从那时直至1760年，法兰西政府继续无视其海洋利益。据说，确实由于其财政法规的某种明智的变动，主要在自由贸易的方向上（并由于罗，一位苏格兰血统的大臣），与东、西印度群岛的贸易量奇迹般地上升了，瓜德罗普与马丁尼克岛亦充足富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由于法兰西海军一蹶不振，因此当战争降临时，它的商业与殖民地只好听任英格兰去加以处置了。1756年，当事情似乎已走出低谷时，法兰西才只有45艘战列舰----而英格兰此时却拥有将近130艘战列舰，并且当打算对这45艘战舰加以武装与配备时，却发现既没有原材料，也没有缆绳，更没有补给用品，甚至还没有火炮。这当然还不是全部。　　 “政府制度的缺陷”，一位法国著作者曾说，“滋生了冷漠与无动于衷，开启了通向无序与目无纪律的大门。不公正的提升从来也没有如此频繁，也从未见到过如此广泛的怨声载道。金钱与诡计取代了别的所有一切，相应地导致了命令与权力。对于首都具有影响力且能让港口城市自给自足的贵族与暴发户们自认为普天之下，老子第一。对于国家财政的浪费与港口码头的废弃不计其数。荣誉与谦逊变成了滑稽可笑的东西。仿佛这些邪恶看起来还不够大，内阁竭尽全力地试图消除只是免于一般毁灭的过去的英雄般传统。在法院的一纸命令之下，王朝继承的难解难分的打斗变成了一件‘谨慎从事的事情’；一些战舰成了被保存的废弃材料，敌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从这一令人沮丧的原则看，我们注定要被动挨打，其对于敌人的好处正如同为我们民众的才干不相称一样，这种在敌人面前的谨小慎微----通过命令为我们所设置的----从长远来看，出卖了法兰西的民族特性。对于这种制度的大肆滥用，滋生出了众多倍受斥责的目无法纪与胡作非为，而在上一个世纪，想要找出仅仅一个这样的事例都几乎不可能。”　　大陆扩张的错误政策耗尽了这个国家的资源储备，并且极其有害。由于使其商业与殖民地处于无法设防的境地，法兰西使其最大的财富来源易于为敌国所拦腰截断。正如所发生的事情那样，冒然出海的小股海军被拥有巨大优势的对手消灭殆尽，商业性航运被扫荡一空。殖民地中，加拿大、马丁尼克、瓜德罗普与印度纷纷落入英格兰之手。如果不是会占去太多篇幅的话，或许还能进行一些有意思的概述，以显示法兰西----一个抛弃了海洋的国家，英格兰不断增加的财富正是建立在其牺牲与付出之上的----这场可怕的灾难。一位当代的著作者这样表述了他对这一时期法兰西政策的观点：　　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与德意志的战争，法兰西将其如此多的注意力与资金从其海军身上挪走，以致于我们可以对它的海上力量进行一击，使其或许永远也不能够恢复。它对德意志战争的投入同样使它不能对其殖民地设防，这就意味着我们占据了一些为它所拥有的最为至关重要的部分。卷入战争使它无法保护自己的贸易，结果被完全摧毁了。而在意义极为深远的和平中，英格兰从来也没有处于这样一种欣欣向荣的状况里。就这样，由于跻身于德意志战争，目前就其与英格兰特别而又直接的冲突而言，法兰西已自作自受了。　　在那场七年战争中，法兰西损失了37艘战列舰与56艘护卫舰----这是一支比在帆船时代的任何一个时期里的美国海军都要多三倍的力量。“自从中世纪以来，第一次”，一位法兰西历史学家在论及同样一场战争时如此说，“英格兰单枪匹马地制服了法兰西，几乎没有任何盟友，而法兰西却有强有力的追随者。它仅仅只是由于其政府的优越性而进行征服。”是的，然而这是能够运用其海上强权----这是对于执着地朝向一个单一目标的连续性政策的奖励----这一令人望而生畏的武器的政府的优越性。　　法兰西的奇耻大辱在1760年至1763年间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它不得不在1763年缔结了和约。在我们这个商业与海军颓废时期，其对于合众国留下了发人深省的教训，使我们免受了它的那种耻辱，并企盼能从它随后的事例中获益。在同一时期内（1760年和1763年）法兰西民众揭竿而起，正如随后在1793年那样，明确宣布他们需要一支海军，“公众的情感受到了政府巧妙的指导，人云亦云地对法兰西头头脑脑们进言：‘必须重振海军’。城市、团体及私人认购者献出舰船的礼物，那些直至最近还死寂一片的港口铺张豪华的活动层出不穷，到处都在建造或修理船只。”这一活动得到了延续；后勤仓库得到了补足，各类物质都被置于令人感到满意的堆积场所，火炮得到了重新调整，一万名训练有素的炮手得以集训与维持。　　此时海军军官们的语调与行动都迅即感受到了公众的这种激情，确实，在他们之中某些高尚的精神不仅存在而且能够起作用了。再也没有什么时候能象当时一样可以发现法国海军军官们心底的激情与职业的素养了。因此，我们今天的一位声名显赫的法国军官写道：　　由于对军官们关闭了大胆创业与战场取胜的光荣职业的大门，路易十五统治下海军的糟糕状况，迫使他们不得不自谋出路。他们从研究当中获取了几年之后就要加以验证的知识，将孟德斯鸠的精辟格言“困难是我们的母亲，繁荣是我们的继母”----付诸实践。1769年时，法兰西海军军官的活动足迹遍及到了世界的每一角落，在他们的著作与调查中涵盖了人类所有的知识领域。他们群星灿烂，耀眼夺目，于1752年成立的海军学院此时得以重组。　　学院的前任院长是一位名叫比格特·戴·莫纳秀斯的前海军舰长，他写出了一篇构思精巧的有关海军战术的论文。这是自保罗·赫斯提以来有关这一领域的第一篇优秀作品，而且它还力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莫纳秀斯肯定早在法兰西尚无舰队，在其宿敌接连进逼而尚无法在海上崭露头脚的岁月里，即研究和构思了其在战术方面的问题。在同一时期里，英格兰还没有类似的作品。1762年，一位英军中尉才着手翻译赫斯提大作的一部分，并且还省略掉了更大的部分。直至将近20年之后，克拉克，一位苏格兰籍的无官职绅士，公开出版了有关海军战术的一部天才般的著述。他向英格兰海军统帅们指出，法兰西的体制已经威胁到了他们毫无创造见地、组织拙劣的进攻战术。“法兰西海军学院的研究，以及它对于军官们的劳作所带来的富有活力的冲击，并不是----正如我们后来所希望显示的那样----没有对处于美国战争之初的海军的相对繁荣的状况产生过影响。”　　已经指出过，对于英国人来说，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与其传统战略方针相去甚远，他们被迫去从事一场与本土相距甚远的地面战争，而其强劲的敌手正在企盼着从海上对它发动进攻的机会，正如同处于当时迫在眉睫的德意志战争中的法兰西，随后处于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由于不切实际地过份自信，英格兰将盟友变成为敌人，使其霸权的真实根基去接受残酷的考验。另一方面，法兰西绕开了它曾频繁跌进的陷井，转而依赖于存在着中立可能性以及与西班牙结为盟友的确定性的欧洲大陆。法兰西以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一个光彩照人----尽管或许有点相对经验不足的军官团，投入到这场角逐之中。在大西洋的彼岸，它赢得了一个友好民族的支持，还得到了自己或盟国在西印度群岛以及大陆上的港口的协作。这项政策的明智之处，法兰西政府这一行动对其海上实力的有益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场战争的细节并不属于主题的这一部分之内，对于美国人来说，那场战争的主要兴趣只有在陆地上才能找到；对于海军军官而言，这种兴趣只能来自于海洋，因为这在本质上就是一场海战。二十年智慧与系统性的努力终于能够结出了应得的果实，因为尽管大海之上的战斗以一场巨大的灾难而告终，然而，法兰西与西班牙舰队的共同努力毫无疑问地消耗了英格兰的实力，剥夺了其殖民地，在形形色色的海上任务与战役中，总体上而言，法兰西的名望得到了维护。　　考虑到本文的一般性的主题，我们还是不能不提到这样一个结论，即与英格兰人相比较，法兰西水手们的稚嫩；对于有着不同背景的人，贵族性的法兰西军官团所表现出的猜忌的狭隘精神；以及至关重要的、四分之三个世纪所暗示出的法兰西那种可悲的传统，一个训导他们首先挽救战舰、节俭原材料的政府的可悲的政策等，所有这一切都妨碍着法兰西海军统帅们获得荣耀，并使之失去多次可为他们唾手可得的积极优势。蒙克曾说过，统治海洋的国家必须永远进攻。他为英格兰的海上政策确定了基调。如果法兰西政策的教义当中持之以恒地吸收着同样的思想，1778年的战争本来是要比实际结束得更早，并且结果也更好些。看在上帝的份上，批评一个我们认为其诞生并不能说成是一种失策的军种的行为或许算不上得体，然而其本国著作却在层出不穷地反映出这种批评的精神。一位曾在这次战争期间服役于海上的军官在其一本充满着冷静与明智口气的著作当中说道：　　当这群年轻的海军军官看到这些军官无功而返时，他们对在萨地胡克与戴伊斯滕在一起、在圣克里斯托弗与德·克雷斯在一起，甚至那些与戴·特纳抵达罗得岛的人，会存有何种看法呢？　　另外一名时间上要晚得多的军官，在下面的行文中谈及美国革命战争时，为这种思想进行了辩护：　　有必要摆脱掉摄政时期与路易十五时代那种令人忧郁的偏见；然而，这其中充斥的不幸历历在目，以致于难以为我们的部长们所忘却。由于灾难性的优柔寡断，本来足以震惊英格兰的舰队，减额到了令人觉得寒伦的地步。内阁小器吝啬，作茧自缚，由于为维持一支舰队所必需的经费的过度开支，必须下令海军统帅部维持“最大限度的谨慎”，似乎在战争中，半途而废的措施永远也不会招致灾难。因此，下达给我们编队指挥官的命令也要尽可能长地维持下去，不要去进行有可能导致难以弥补的舰船损失的军事行动。就这样，本来可以让我们的海军统帅们的指挥艺术以及我们的舰长们的勇气光彩夺目的不止一次的大捷，最终变成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小胜。一种把海军指挥官不得动用其手中的力量确定为一项原则的制度，使得他们在抗衡敌军时就有了预先确定“承受而不是发动进攻”的目标。一项消耗道义力量以节省物质资源的制度，肯定会得出令人沮丧的结局……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令人伤感的制度是缺乏组织纪律与存在着令人瞠目结舌的缺陷----这在路易十六、（第一）共和国与（第一）帝国时代打下深深的烙印的原因之一。　　在1783年的十年后又爆发了法兰西革命。然而，那场动摇了国家的根本基础，松懈了社会秩序的纽带并将几乎所有固执地坚持旧有国家事物的君主制时代的训练有素的军官驱赶出了法兰西海军的大动荡，并没有使法兰西海军免受错误制度的侵害。推翻政府的形式比起将根深蒂固的传统连根拔起要容易一些。在这里又可听到第三位具有高军衔并颇有文学造诣的法兰西军官论及维尔纳夫的无能----这位海军上将在1798年的尼罗河战役中统管着法兰西舰队的后方，在舰队的先头部队正遭摧毁时却按兵不动：　　维尔纳夫当值的那一天就要来临，就像在他之前的德·克雷斯，像迪亚拉，会不断抱怨为其舰队所抛弃不顾了，我们趋向于怀疑这一致命巧合的某种隐秘的原因。在众多的名声显赫的人物中，居然发现如此之多的海军统帅与舰长们发出诸如此类的责难，这是不正常的。这一天，如果他们当中某一位的大名不幸与我们对于那场灾难的记忆相联，我们或许可以肯定，这并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误。反过来，我们应当抨击他们所投入的那些行动的性质，以及为法兰西政府所明确规定的防御性战争的制度。这一点，皮特在英格兰议会中就宣称为某种毁灭的先期征兆。当我们指望抛弃它时，这种制度已深深地渗透到了我们的习惯之中。换言之，它削弱了我们的武装，破坏了我们独立自主的能动性。我们的小型舰队肩负着要加以完成的特殊使命且怀有逃避敌人的意图而出港开赴的情况已经司空见惯，随之而来的便是恶运立即降临，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舰队才投入了战斗。他们屈从于它而不是扼住它的咽喉……运气本来会在各支舰队之问徘徊得更久长的，并且不会最终如此不利于我们，如果在半途与纳尔逊不期而遇的布吕埃斯能毅然决然与之大战一场的话。由维拉雷和马丁指挥的这场磕磕碰碰、胆小如鼠的战争只是由于某些英格兰海军将领的小心翼翼与旧式战术的传统，才得以拖延了一些日子。尼罗河战役的爆发，正是体现了这些传统；决定性行动的时刻来临了。　　几年后又迎来了特拉法加战役，法兰西政府海军又提出了一项新政策，最后提及的那位作者再度慷慨陈辞：　　皇帝敏锐地扫视着其舰队的战役计划，正如其陆军的计划一样，他对这些意想不到的挫折而深感忧郁了。他将眼光从战役的这一领域挪走，命运对他失去了信任。他决定在别的地方与英格兰一争高低，而不是海上；他同意重建他的海军，然而却没有为它在已空前绝后地激烈的战斗中安排一个角色……尽管如此，我们船坞的活动成倍增加了，远没有陷入松懈状况之中。每一年，战列舰要么被建造，要么被编入到舰队之中去。在他控制之下的威尼斯与热那亚再度显示出昔时的光彩，从易北河的入海口直至亚德里海的突出部，欧洲大陆所有的港口都在竞相激荡起皇帝的创造性思维，难以数计的编队汇聚于须耳德河、布列斯特湾、塔兰……然而，最后，皇帝却拒绝给予群情激昂、自力更生的法兰西海军一次与敌人一决雌雄的机会……接连不断的损失使他精神颓丧。他维持着我们的战舰仅仅只是为了让我们敌人转而采取封锁政策，其巨大的代价必须通过耗尽其一切开支才能加以弥补。　　当这位皇帝倒台之时，法兰西一共有一百零三艘战列舰和五十五艘护卫舰。　　现在让我们从过去历史所提取的特定教训方面，转移到政府对其民众海洋生涯的影响这一一般性的问题上来。可以看出，这种影响以两种明显有别然而又紧密相联的方式起作用。　　首先，在和平状态中：政府通过其政策可以有助于一个民族的工业的自然成长和加强通过海洋的方式寻找投资与获利的趋势。或者它还能尝试着发展此类工业与此种走向大海的趋向，当它们并不天然存在时。另一方面，政府可能会由于错误的举措，遏制与妨碍那些依赖民众自己本来即可以取得的进步。在这些方式的任何一种当中，都能感觉到政府的影响：以和平贸易的手段，缔造或破坏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贸易，仅此一点就成了一支完全强大的海军的基础所在，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其次，投入战争：政府的影响可以以其维持一支海军的最为合法的方式加以感觉到，海军的规模大小应与其航运业的增长和与它相联系的利益的重要性相称。比起海军的规模，更为重要的是其机构的问题。这包括考虑到其民众的特征与追求，赞同健康向上的精神与活动，在战时，通过人员、战舰的充份储备与通过正如以前所指出过的征用一般性战备力量的方式，以便有利于迅速发展。毫无疑问，在类似于战争准备的第二个标题下，必然要述及维持适当的海军基地，述及在战舰必须尾随着和平性商业船只进入的世界的那些遥远的部份。保护这些基地，要么必须依赖于直接的军事力量，正如在直布罗陀与马耳他所做的那样；要么依托于分布在四周的友善的人群，正如同美洲殖民地一度对于英格兰一样，并且还可以假定，澳大利亚殖民地现在对于英格兰一样。这样一种友善的环境与支撑，配合以适当的军事存在，则可成为最佳的军事防御。当它们与在海洋上的明确的优势地位结合起来，就能够使一个形体松散、范围广泛的帝国----就如同英格兰帝国那样----安然无恙，平安无事。在某个时段内，一场意想不到的冲突或许会引发一场灾难----这是完全可能的，而海上力量实际存在的优势地位就能防止这种灾难演变为普遍性的或失去控制，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英格兰的海军基地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的舰队能够立即保护它们，开通彼此之间的交通线，并依赖它们成为庇护的场所。　　因此，隶属于宗主国的殖民地成为了在海外支撑这个国家海上权力的最可靠手段。和平时期，在竭尽各种手段促进隶属关系的温情脉脉与利益协同一致方面，应该要感觉到政府方面的影响，使之觉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战争时期，或通过引入诸如将会使所有的人都感觉公正合理的承担负担并且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的组织与防御措施，准备应付战争。　　合众国没有这类殖民地，而且将来也不太能会有，关于纯粹军事性的海军基地，合众国民众的情感，恐怕可以通过一位一百年前论及当时的直布罗陀与马翁港的英格兰海军史学家来加以准确地表达。“军政府，”他说，“与一个商业性民族的勤奋格格不入，并且，就他们自己而言又与英格兰民众的才干不相一致。我不奇怪所有通情达理的人和所有党派的成员都倾向于放弃这些，正如同摩洛哥的丹吉尔港被放弃一样。”美利坚合众国并没有海外设施，无论是殖民性的，还是军事性的，其战舰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就会如同陆上之鸟一样，不能飞离他们自己的海岸太远。为自己的舰队提供栖息之地，使之在那里，可以加煤和进行修理，将是一个致力于确立起这个国家在海洋中的霸权地位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　　作为实际目标，这一研讨就在于从能够适用本国及军种的历史结论中提取教训。现在就可以恰如其份地提问：为了重振其海上力量，美国的状况使其能够在卷入严重的危险，并且由政府方面采取行动上走多远？可以并不过份地说，自从内战开始至今，美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在有效地专心致志地致力于造就海上霸权之链条的所谓第一个环节。国内的发展，巨大的生产能力，以及相伴随的自给自足的目标与夸耀，这些都成为了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结果。在这一方面，合众国政府令人信服地反映了这个国家控制性因素的倾向，尽管并不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感觉到这些控制性因素----在一个自由国家，甚至很难说这种控制性因素具有真实的代表性。然而或许是吧，毫无疑问的是，除了没有殖民地以外，和平性航运业中间环节，以及涉入其中的利益所在，目前都同样缺乏。简而言之，合众国只有三个环节中的一个。　　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内，海上战争的环境变化如此之大，以致于人们怀疑，这些灾难性的冲击，以及那些光彩夺目的繁荣，现在是否还会重演？正如在英格兰与法兰西之间的战争所能看到的那样，在它对于海洋稳固而又自傲的控制中，英格兰对中立国强加了无法容忍的束缚，米字旗包容货物的原则永远不会变化。交战一方的货物可以因此由中立国的船只安全地运载，至于后者，可以肯定也同样如此。除开保护其港口，使之免遭占领或征税的问题以外，并没有更多的徒有虚名的封锁。这一点，在理论上具有实际可行的一致性，在实践中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合众国的海上力量有何需求呢？它的商业甚至于今日还在由他人托运。一旦拥有，为什么它的民众希望付出极大的代价对此加以维护，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都还是经济学性质的，并不在这一著作的范围之内。然而，战争给国家带来灾难与损失的条件却直接与此相关联，假定合众国的进进出出的对外贸易，是运载于敌人不能轻易碰及的甲板船上----除了船只驶向一处被封锁的港口之外，何种因素将会构成为一种有效的封锁呢？目前的定义是，它能够达到对寻求进入或驶离这一港口的船只构成明确的威胁。很明显，这是极其富于弹性的。许多人都还能记起美国内战时期，在对查尔斯顿外的合众国舰队发起了一次夜袭之后，南方同盟次日上午即派出载有几名外国顾问的汽船，这些顾问们认定了尚未发现任何封锁船只，便发表了一纸内容大致相似的声明。有关这一声明的力度，某些南方同盟的首领宣称从技术上来说，封锁已经破产了，并且没有新的通知，在技术上也是不能重新确立的。为了对偷越封锁线的船只构成实际的威胁，封锁舰队是否有必要出现在视野以内呢？六艘在新泽西与长岛海岸之间且离岸二十英里游弋的快速汽船将对寻求通过纽约主入口进出的船只构成真正的威胁。类似的位置也能有效地封锁波士顿、特拉华与切萨匹克。封锁舰队的主力，不仅准备捕获商船，而且还准备抵制打破封锁的军事企图，它们无需暴露于视野之内，也不必处于一个为岸上所知的位置之上。　　在距离特拉法加战役还有两天时，纳尔逊舰队的主力距离西班牙南部港口加地斯尚有五十英里之遥，只是有一支小型特遣队抵近观察这一港口。西班牙和法国联军舰队于上午七时开始出发，而纳尔逊甚至在那种时代的条件下，于九时三十分就得知了这一消息。在那个距离上的英格兰舰队对其敌人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在还用海底电缆的时代里，处于岸滩或岸滩之外的封锁部队，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似乎有可能沿着合众国的整个海岸线相互进行电报联系，迅速给予相互支持。通过某种颇为走运的军事协同，如果一支先遣队遭受攻击，它就能向其他部队发警告，并撤向他们。假如有朝一日对于某一港口的封锁以参加封锁的舰只被赶跑的方式打破，下一步，其重新确立封锁的安民告示可能还要电传至全球各地。为了避免这样一种封锁，必须有一支水上军事力量，它能时时刻刻地威胁着封锁舰队，使其无论如何也不能坚守其阵地。除了那些携带有战争违禁品者以外，中立国舰船可以自由来往，维持该国与海外世界的商业关系。　　可以认为，具有漫长海岸线的美国，对其全线的封锁是无法得以有效地维持的。对于那些尚能回忆起光是保持对南部海岸的封锁就如何头疼的军官来说，再也没有谁会比他们更为爽快地承认这一点。然而，在美国海军目前的状况下，试图封锁波士顿、纽约、特拉华、切萨匹克、密西西比诸巨大的进出口中心，将不致要求海洋大国的行动规模宏大到空前绝后的地步。在港口中仍有强大的舰队编队的情况下，英格兰就曾同时封锁过布列斯特、比斯开海岸、塔兰与加地斯。可以正确地认为，中立国船只的商业往来还能够进入除了那些叫得上号的港口之外的其他美国港湾。然而，美国货运交通的错位，时常供需品的短缺，经过铁路或水路运输、船坞码头、驳船以及仓储等手段的不足，将会出现在这一强制性地更换进出港口之中随之而来的，将不会出现金钱损失、人身伤亡吗？在付出极大的痛楚与代价之后，当这些弊端部分得以医治之时，敌人或许就能被吸引到封锁新的出入口的方面来，正如同他们封锁原有的港口那样。合众国的民众肯定不会产生饥荒，然而他们可能要深受其害，关于战时违禁品的供应，一旦出现紧急情况，难道没有理由担心合众国将被迫放弃我行我素、傲然独立吗？　　十分明显，这个问题是，为了这个国家而缔造一支海军，如果它尚不具备抵达五湖四海的能力的话，至少能够清理通向自己的主要途径，而政府应该使其影响无所不在。美国的眼光已经有四分之一个世纪远离了大洋。这样一种政策以及与之相反政策的结局在法兰西与英格兰的事例中赫然醒目。这倒不是力图在合众国与两个国家之中的任何一个进行一种狭隘的对比，只是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合众国的贸易、商业状况不会受到外部战争的影响，这对于整个国家的福祉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使敌人无法靠近我们的港口，而且还要远离我们的海岸线。　　如果不重振商业性航运，会有这样一支海军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历史已经证明，一位独裁君主可以组建起一支纯粹军事性的海上力量，正如同路易十四的所作所为那样。然而，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样一支海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经验显示，他的海军就如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不久就便会枯萎。然而，在代议制政府里，任何军事开支在其背后都必须存在有一种表现强烈的利益，确证其确实有必要如此。如果没有政府方面的行动，对于海上力量的兴趣并不会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样一支商业航运队应如何加以组建，是通过补贴还是自由贸易，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管理还是放任自流，这并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美国没有一个庞大的国家航运业，一支相称的海军是否会接踵而至，这是值得怀疑的。将它与其他大国分隔开来的距离，一方面是一种保护，另一方面又是一种陷井。促成合众国海军诞生的驱动力，如果存在的话，那它目前就正在中美洲地峡加速运转。让我们期盼它的诞生并不会来得太迟。　　对于国家海上力量的成长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的主要因素的一般性讨论，至此就可告一段落。其目的在于，首先要考虑在他们的自然倾向中存在着的有利或不利的因素，随后通过特定的事例与过去的经验加以阐释。这种讨论尽管无疑包含着一个较为宽泛的领域，然而却主要位居于战略的范围以内，明显有别于战术。它们当中所包含的考虑与原则属于事物无法改变的安排，其因果关系虽历经沧桑却始终未变。事实是，他们属于大自然的安排，今天，其稳定性随处可闻。而战术作为人类的工具，运用的是人类制造的武器，并随着人类历经新陈代谢的世代进步而变化。时不时战术的上层结构被加以改变或整个地被推翻；但是，迄今为止，战略的古老根基却依然未变，仿佛被置于一块磐石之上。后面将要对欧洲与美国的一般历史进行一番考查，并特别关注海上力量在其广泛的意义上对于那段历史以及民众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在情况允许时，还要运用特别的阐述经常提醒与强化那种已经加以举证的普遍教义的目标，即：“就其目标而言，海军战略在战争时期正如和平时期一样，在于奠定、支持与增加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　　在特定的战役方面，尽管可以坦荡地承认细节的变化使得其教义的大部分已显过时，然而，仍要指明哪些属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原则应加以采纳；在其他情况相等的情况下，哪些举动将是可取的，即，从它们与最杰出的军官的姓名相关联中，可以假定表明在多大的程度上，将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或特定的军种中获取恰当的战术构想。在古代与当代武器装备的类比浮现于表面的地方，在没有对那些相似之处施加不恰当的压力的情况下，从中吸取为它们所提供的教训也是众望所归的。最后，必须牢记，除去各种风云变幻之外，人之本性依旧根深蒂固，可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在特定状况中，在量与质方面尚无法确定，然而，却总能发现观察上的个人误差。3·个案分析：1778年的海战马汉 [美国][出自《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918　　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目标直指英国：为着各种所受到的伤害进行报复；结束那个为英格兰所篡夺的暴政帝国；以及维持自身的海权　　大不列颠与波旁王朝在1778年的战争，与美国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场纯粹意义上的海战。不仅结为盟友的王朝政权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在大陆上的纠葛----根据其以前的政策，这正是英格兰所竭力引发的，而且自从图维尔时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在海上棋逢对手、势均力敌的趋势在两方角逐者之间出现了。这场角逐的场所，进行战争的或战争准备达到的目标，绝大部分远离欧洲，没有一个在这场大陆之上，直布罗陀只是唯一的例外。直布罗陀位于一个地势崎岖且十分难于接近的突出部的极端之地，其中法兰西与西班牙两国完全将其与中立国分割开来，它们间的厮杀角逐从未将那些与其利害攸关国家以外的其他各方卷入其中。　　在路易十四的逊位与拿破仑的垮台之间的任何一场战争中都未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其统治时期，曾经一度出现过法兰西海军在数量和装备上优于英格兰与荷兰的时期，然而，这位君主的政策与雄心总是直接针对着大陆扩张。结果，他的那支基础并不太稳固的海军就成了昙花一现。在十八世纪之初开始的四分之三个世纪里，英格兰的海上霸权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任何遏制。尽管其对当今问题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一位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的缺阵却使得英格兰的海军活动在军事教义上所获甚微。在随后的法兰西共和政府与帝国的战争中，由于某些在此并无需详细述及的原因而导致的法兰西军官与水兵们的士气低落，使得表面上在战舰数量与火炮吨位上的旗鼓相当成为了一种假象。在经历过了数年勇气倍增但却徒劳无益的努力后，特拉法加的巨大灾难向全世界宣告了法兰西与西班牙海军在职业上的无能。这一点早就为纳尔逊及其同僚的敏锐眼光所捕获，并且形成了成其为对待他们的态度及在某种程度上对付他们的战术的特征的傲慢信心。从那以后，皇帝“将眼光从那唯一的一块命运已对其失去信心的战场之地挪开，并决定在除海洋以外的其他任何地点与英格兰展开角逐。尽管他同意重组其海军，然而却没有为其在一场空前激烈的搏斗拼杀中为其保留任何份额……一直到帝国末日，他还拒绝赐予他的那支业已重振旗鼓且充满激情与信心的海军以任何与敌人一比高低的机会”。大不列颠继续保持住了其无可争议的海上霸主的旧有地位。　　海军战记的学者们指望能够在参予这场大搏杀的各方的军事计划与方式当中寻求获得有益的东西，尤其是在他们所关注的整个战争，或这场战争中某些较大且定义清晰的部分的一般性行为那里。同样，在注入或本应该自始至终地为他们的行动所注入的连续性战略意图方面，在影响一段时期命运好坏的战略部署中，他们也指望找到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尽管还不太可能宣称，特定的战役完完全全地不具有战术的训导意义----这正是在以前部分所提及的目标之一。然而，毫无疑问正确的是，正如同历史的所有战术体系，它们有辉煌的鼎盛时期，它们对于学者们现时的益处，与其说是提供刻意仿效的模式，还不如说是一种心理训练，有助于形成正确的战术思维习惯。另一方面，为着波澜壮阔的战役先期准备和预备的部署，或通过技高一筹、积极主动的组合，那些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却战果辉煌的行动，取决于比那个时代的武器更为永恒的因素。这倒是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具有持久价值的原则。　　在为着任何一个目标而进行的战争中，即使那个目标是占领一场特定的土地或一个特定的阵地，从军事上的观点看，对于所追求的这块地区进行直接进攻并不是获取它的最佳方式。因此，军事行动的目标应该有别于参战国政府指望达到的目的，从而冠以一个自己的名称----攻击目标。在对任何一场战争进行的严肃思考中，首先有必要在将每一参战方所企求达到的目标一目了然地置于研究者的眼前；其次，有必要认真考虑在获取胜利的情况下，所选定的进攻目标是否最有可能实现那些为政府所追求的目标；最后，有必要研讨进攻目的得以实现的各种军事行动的优劣长短。进行这样一种考察的精确程度将会取决于考察者自我设定的工作范围。但是，如果能够在一个更为详细的讨论之前，规划出一个无需为细枝末节所纠缠而仅仅是突显主要轮廓的构架大纲，通常这都有助于提纲挚领，当主线被完全掌握之后，各种细节就能轻而易举地涉及到，并且各得其所。　　在这里，本书所做的努力将会局限在从本书的范围出发，勾勒这样一个大纲。　　 1778年战争的主要参战国，一方面是大不列颠，另一方面是控制法兰西与西班牙两大王国的波旁家族。此时已在与其宗主国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的北美殖民地，对于这个对他们是如此重要的事件自然是欢呼雀跃；尽管稍后荷兰被英格兰下意识地驱赶进入了一场它自己一无所获且满盘皆失的战争。美国人的目标十分简单----将他们的国家从英国人的手中摆脱解放出来。除去一些骚扰敌人商业的巡洋舰以外，他们在具有战斗力的海上力量方面的缺乏，肯定将他们的所作所为局限在了地面战方面。这就确实构成了一个有利于盟国的强有力的箝制，极大地消耗了大不列颠的有生力量。然而，放弃这场角逐并且立即停战，这是英国人力所能及的事情。另一方面，荷兰免除了来自陆地上的进攻，却在同盟国海军的帮助下，除了尽可能地去免除外部损失以外，并没有表露出多少试图有所做为的愿望。因此，这两个小角色的目标可说只是中止战争，而主要参战者从其连续性看，其目标却是希图状况有所改变。　　大不列颠的战争目标也十分简单，由于卷入到一场与其最有希望的殖民地一场可悲的分歧中去，这种争吵逐步升温，直至它受到了失去这片殖民地的威胁。当曾经心甘情愿的臣服者离自己而去之时，就必须维持暴力控制了，于是它拿起了刀剑来对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阻止这些海外领地的分离。在那一代人的眼中，它的辉煌正是与这些海外领地紧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法兰西与西班牙以那些美洲大陆上反殖民事业的积极赞助者身份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英格兰的目标，而无论它本应承担的进攻目标出现了何种变化。由于法、西等国加入到其敌人的行列，英国人不仅丧失美洲大陆殖民地的危险性大大地增加了，同时也遭受到了丢失其他有价值领地的威胁。这一点不久就部分地变成了现实。简言之，英格兰就其战争目标而言，是严格意义上的防御性的；它担心丢失的东西太多，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指望看住为自己手中拥有的东西。然而，通过驱使荷兰卷入战争，它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因为，在没有增加其对手力量的情况下，好几处至关重要但却疏于防备的军事与商业据地为其军队敞开了大门。　　法兰西与西班牙的观点和目标更为复杂，传统的敌意和为尚不久远的过去报仇雪恨的愿望无疑占有很大的份量，正如在法兰西也存在沙龙与哲学家对于殖民地民众争取自由斗争的同情一样。然而，尽管情感上的考虑对于国家的行为影响甚大，但只有在满足它们的有形手段足可称述与计算之时，法兰西才能指望其北美领地能够失而复得。然而，当时仍健在的那一代殖民者却对于昔日的博杀有着过于深刻的个人回忆，他们无法默认任何加诸加拿大之上的这种企图。革命时期美国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于法兰西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是这点在法国人给予了有效的同情与援助之时，被极大地忽略掉了。不过，当时可以理解且为法兰西人所感知到的是，法国人如果重提昔日旧梦有可能会在只是最近才反目为仇的同一种族的英美两群民众之间，通过正当的让步而导致重归于好----这一点正是一部分有权势、高尚的英格兰人从未停止倡导过的。因此，法国并没有承认，或许还并不愿意考虑这样一个目标。相反，它正式宣布放弃了对当时或最近才置于不列颠君王统治之下的美洲大陆任何一部分土地的所有要求，同时声称在占领与收复西印度群岛的任何岛礁时将行动自由；当然，大不列颠所有其他的殖民地可随其进攻。因此，法兰西的主要目标是获取英属西印度群岛与落入英格兰之手的印度控制权，以及在他们造成了一种足够有效的箝制之后，在适当的时间内确保美利坚合众国获得独立。由于那一代所持有的排他性贸易政策，丧失这些重要的领地被认为削弱了英格兰的繁荣所依赖的商业成就----使英格兰衰落，使法兰西壮大。事实上，这场应该更趋声势浩大的角逐可被说成是成为了赋予法兰西以生命力的动机所在。所有的目标用它们所希冀实现的最高目的来加以总结就是：在海上与政治上压倒英格兰。　　与法兰西一道超过英格兰也是同样寒伦且不太那么具有活力的西班牙王国的目标。然而，它所遭受到的伤害有其明确性，为它所特别追逐的目标在其盟友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并不那么容易发现，尽管当时没有一个活着的西班牙人可以回忆起西班牙国旗在梅诺卡岛、直布罗陀或牙买加上空迎风飘扬的情景，然而，时间的流逝却并没有使这个自傲与固执的民族甘心于他们的损失。就美国人来说，也没有放弃对于西班牙试图重新复活其在两个佛罗里达的主权的传统性反对。　　这就是该两国所追寻的目标，它们的介入改变了美国革命战争的整个格局。毋庸置疑，除了各种理由和借口外，它们决不会承认投入战争只是出于敌意。然而，当时颇有见地的英国舆论就正确地提到了法兰西宣言中以下字句，以寥寥数语生动地勾画出了联合一致的波旁王朝行为的真正根据所在：“为着各种所受到的伤害而进行报复，结束那个为英格兰所篡夺的暴政帝国，以及维持自身在海上的权力。”一言以蔽之，关于战争的目标，盟国处于攻势，而英格兰则被推到了防御的位置上。　　英格兰被指控的横行于海上的那个专制帝国----并不是不公正地----取决于它的不可一世的海上力量，无论是实际存在的还是潜在的；取决于它的商业和武装起来的航运业，以及遍及于世界各个部分的商业设施、殖民地与海军基地。直至此时，慈爱的情感，出于与宗主国紧密的商业往来和那种由于它的优势海军持续存在而赋予的保护所产生的更为强烈的自私自利的动机，这些纽带将它与其遍及五湖四海的殖民地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由于美洲大陆殖民地的起义，其海上力量所依赖的坚固港口的网状结构中出现了裂痕，尽管在他们与西印度群岛之间存在着数不清的贸易往来----已为随之而来的敌对状况所削弱----也趋向于分化这些岛屿的同情心。这场斗争并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占有和商业上的利用，它包含着具有第一重要性的军事问题----遍及大西洋沿岸，把加拿大和哈里法克斯与西印度群岛连结起来，并得到欣欣向荣的海洋性民众支持的海军基地之环链，是否仍然还能掌握在英国手中。迄今为止，它以持续、坚定的咄咄逼人的架势，在取得了几乎牢不可破的成功的情况下，摆弄着其史无前例的海上力量。　　尽管大不列颠对保住其所握有的海军基地----这是其海上实力中的防御性成分----的麻烦深感困惑，它的进攻性海上力量，它的舰队，却受到了法兰西与西班牙海军增长的挑战。以一支有组织的具有旗鼓相当或更为优越的物质实力的军事力量的方式，在一个它所宣称为己所有的领域，现在与它短兵相接了。时机已十分有利于对这个因其从海上获取的财富而变得不可一世的海上强国发动进攻了，下一个问题就是选择进攻地点----进攻者应将主要力量迅速用于主要目标之上，至于次要进攻目标，其防御应被扰乱，其力量应被分散。　　作为那个时代里法国最为明智的政治家，托各特就认为，美洲殖民地不能获取独立更符合法兰西的利益：如果起义由于弹尽粮绝而被弹压下去，他们派出的力量就丢给了英格兰；如果由于对某些控制性地点的军事占领而削弱，但又没有精疲力竭，进行不间断镇压的必要性对于宗主国而言将是一个持续的弱势。尽管这一主张并没有在法兰西政府的机构中----它们期盼着美国的最终独立----占据主导地位，它却包含着有效地塑造了那场战争政策的真理性成份。通过影响对它的救援，如果对于合众国的好处成为了主要目标，北美大陆就会成为天然的军事行动的场所，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地点就会成为主要进攻目标。然而，作为法兰西的首选目标，它并不是要造福于美国，而是打击英国。健全的军事上的判断就注定了这场大陆上的角逐----迄今还无法有助于得出一个结论----应该轰轰烈烈，这是一个为法兰西唾手可得的且令大不列颠精疲力竭的箝制，它所要求获得的支援只是足以维持起义者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理应进行的抵抗。因此，十三个殖民地的土地不应该是法兰西的主要目标，更不用说西班牙了。　　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商业价值使得它们成为了法兰西颇具诱惑力的目标。法兰西人以一种奇特的敏捷性，很快使自己适应了那一地区的社会状况，其中，他们的殖民地产已经十分广阔，除了它仍然握有的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两块最佳之地----瓜德罗普与马丁尼克以外，法兰西当时还占据了斯塔卢西来和海地的西半部。不妨说，它可能还指望通过军事上的胜利，再增添英属安的列斯群岛，使一块真正意义上的帝国热带附属之地能够完满无缺。尽管由于西班牙的敏感，法兰西被阻挡于牙买加之外，为这个结盟的且弱小的国家赢回那个宝岛还是可能的。然而，作为所占据之地，从而作为目标，无论多么尽如人意，对于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军事占领完完全全地取决于对于海洋的控制，以致于它就其本身而言，尚不能成为合适的目标。因此，法兰西政府严禁其海军指挥官占据这些可加以占据之地，他们使得留守部队成为了囚犯，摧毁了各种防御设施，然而便撤退离去。在罗伊堡的极佳军港中、在马丁尼克、在开普弗朗西斯、在坚固设防的盟军港口哈瓦那，一支足够规模的舰队都能找到优良、安全及供应充足的基地。而斯塔卢西亚早期的严重损失必须归结为法兰西舰队的管辖无方与英格兰海军统帅的职业能力。在西印度群岛，交战各方因此发现各自在陆地上大致相等地得到了必要的支撑之地的援助，仅仅对于其他地点的占领并不会增强他们的军事力量，因此只能取决于舰队的数量与质量。为了安全地进一步扩大占领，获得海上的优势就成为了第一需要。这并不仅仅是局部性的，而是涵盖着战争的整个领域，否则，占领就是不稳定的。而所需的增援部队，其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它所要求的开支超越了目标的价值。因此，西印度群岛局势的关键存在于舰队方面，它们成为了这场军事活动的真实目标。由于西印度群岛各港口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正的军事用途，它们在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充作了中介性基地，当陆军进入冬季作战期，舰队均退回至这些港口，情况就更是如此了。除了英格兰人攻占斯塔卢西亚以及1782年夭折流产的进攻牙买加计划以外，在西印度群岛的陆地上并没有出现过理智健全的战略性行动，直至要么通过战斗，要么通过令人振奋的集中兵力，取得了海上优势之前，并没有严肃认真地试图进攻一个军港，如巴巴多斯，或在可能的情况下，进攻罗伊堡。必须加以重申的是，局势的关键就在于舰队。　　海上力量，一支武装舰队，对于美洲大陆的那场战争的影响也在华盛顿和亨利·克林顿爵士的看法中提及过。就其自身作为一个战场而言，在沙弗伦战役的条目下，尽管东印度群岛的情形已在很大程度上加以讨论过，在这里仅需重复提及的是，在那里的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优势的海上力量对于海洋的控制地位。占领亭可马里（Trincomalee），尽管对于并无其他基地的法兰西海上编队而言至关重要，然而，却如同占据斯塔卢西亚一样，是一场意外收获。本应只有在击败对手或敌军舰队临时缺阵时，才会得以成事，而法军正好捡了个便宜。在北美与印度，较为合理的军事政策表明，作为真正进攻目标的敌军舰队也依赖于与本土的来往联络。这里仍然要提及欧洲，因为它与这场范围广阔的战争的关系要重要得多。可以十分明确指出的是，在欧洲，其政治上的让渡成为战争对象的唯一两个地点就是直布罗陀与梅诺卡岛。由于西班牙的一再催促，前者完全成为了同盟国的主要进攻目标，而对于两者的占据则十分明显地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　　在某一场海战中，正如在所有其它的海战中一样，从一开始就有两件事情至关重要----一处位于边界的基地，在这种情况下是海滨地区，军事行动正是从那里得以展开；一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是海军舰队，其规模与素质应与所发起的军事行动相称。正如目前所举证的事例，如果那场战争扩大到了这个星球十分遥远的地区，那么，在每个这样的遥远之地都需要有能适用于航运的安全港口，以作为局部战争中次要或临时性的基地。在这些辅助性港口与主要的或本土基地之间，必须存在着十分稳定的交通线，而它则取决于对中间相隔海域的军事控制。这种控制权的操作必须要由海军来加以执行，要么通过清除大海之上四面八方的敌军舰船，从而使得本国船舶得以十分安全地穿行；要么通过武力伴随（护航）每一梯队为支援遥远的军事行动而必需的供给船只，对这种控制权进一步加以强化。前一种方法旨在努力疏散国家力量，后一种则在护航处于一定重大关头之地，集中兵力于那一海域。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通过对于沿途适当分布却又为数不至过多的优质良港的军事占领，例如好望角、毛里求斯，无疑会进一步巩固交通线。诸如此类的据点总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就更是如此了，因为，比起以前的补给与供应，今天燃料补充更加频繁。海内外据点的配合，以及它们之间来往沟通的状况，可被称之为一般军事形势的战略性特征，依据这种特征，以及敌军舰队的相对实力，就能够确定军事行动的本质。在这一领域三个分支的每一方面，欧洲、美洲与印度，出于条理清晰的考虑，已分别加以了阐叙；对于海洋的控制已被坚持视为决定性因素；敌军舰队被指定为真正的进攻目标。现在，可将先前的考虑应用到战争的整个领域，看一看同样的结论会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它，如果是这样，还可以看一看每一方的军事行动的本质又本应该是什么。　　在欧洲，大不列颠的本土基地位于英吉利海峡，有两个主要的军需中心，普利茅斯与普茨茅斯。同盟国的基地则位处大西洋之滨，主要军港包括布列斯特、费罗与加地斯。在它们的身后，还有位于地中海的塔兰与卡塔赫那造船厂。在另一边，与之相对的则是英格兰位于梅诺卡岛上的基地马翁港，只是后者可以完全不加考虑。因为在整个战争期间，它被局限于一个防御者的地位，而英格兰舰队尚不能抽调出任何一支持遣部队前来地中海。反过来，由于其地理位置，如果能被利用作为一支与其使命相称的舰队的基地的话，直布罗陀就能够有效地监视来往于海峡的特遣部队或增援力量；这一点并未得以实现。英格兰的欧洲舰队被牢牢地绑在了英吉利海峡，即从事本土防御，并不定期地光临洛基，护送对于其守备部队坚守下去来说至关重要的补给品。马翁港与直布罗陀相比，所起作用仍然是有所差异的。前者，在那时根本就无足轻重，直至战争后期以前，根本就没有引起同盟国的注意，只是在历经六个月的围困之后，它陷落了；而后者则被认为是生死攸关的，从战争之初，就吸引住了同盟国相当大的一部分进攻火力，形成了有利于英格兰的颇具价值的箝制态势。　　在北美，战争伊始，纽约、纳拉甘西特湾以及波士顿即成为了局部性基地。当时，前两者尚为英格兰人所窃据。从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应是北美大陆上最重要的兵站。它们易守难攻，且补给方便。在此之前，波士顿就已落入了美国人之手，因此可供盟军使用。从这场战争实际发展的方向看，通过1779年将英格兰人颇具活动能量的军事行动分流到南方各州，波士顿便脱离了军事行动的主战场，并且从其地理位置上看，它在军事上就不再那么重要了。然而，如果通过占据哈得逊与尚普兰湖一线孤立新英格兰，向东一线集中军事力量的计划得以采纳，就会发现这三个港口本来都对时局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纽约以南、特拉华、切萨匹克湾无疑为成就一番海上事业提供了颇具诱惑力的战场。然而，出入口的宽度，缺乏保护濒临海边的海军基地和易于防守的阵地，以及由于试图占据众多的地区而导致的地面部队的分散，加上在那一年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内水土不服，使它们在最初的战役规划中无法担当起主要的角色，因而没有必要将它们归类于战争的局部性基地之中。在美洲大陆的南端，英格兰人被一种虚无的幻想所迷惑，指望能够获得那里的民众的支持。他们未能考虑到，即使是那里的大多数人平静地选择了自由，这种素质也会使得他们不致起而反对革命政府。按照英格兰人的理论，他们正是遭受这个政府的压迫。然而，英格兰人的这一遥远，并就其最终结局而言是十分不幸的计划的完全实现，其成败的赌注就压在了这样一次起义上了。查尔斯顿是这次战争的又一区域性基地，首先英格兰远征军在乔治亚登陆，十八个月后，它于1780年5月落入到英军手中。　　在这场战争中，西印度群岛的主要区域性基地通过前面所述已为人所知，对英格兰人而言，有斯塔卢西亚，及在某种较小程度上还包括安提瓜。顺风而下一千英里就是牙买加的主岛，在金斯顿拥有一座能力十分巨大的船厂。盟军依照主次轻重的顺序，首先占领了马丁尼克的罗伊堡以及哈瓦那；其次才是瓜德罗普与开普弗朗西斯。在那个时候，战略形势的一个控制性特征----一个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也并非无关紧要的特征----就是信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海流。克服这些障碍从而占据有利的上风，甚至对于单艘舰船而言都是一项漫长而又艰难的使命，对于规模庞大的舰队来说则要困难得多。可以理解的是，舰队只是出于自愿，或在确信敌军正在驶向同一方向时才会驶向这些西部岛屿，正如在得知法兰西舰队已驶向开普弗郎西斯时，在圣茨战役之后，罗德尼才开赴牙买加。风势状况使得向风或朝东向的岛屿既成为了海战的区域性基地，又成为了在欧洲与美洲之间的自然交通线上的关节之点。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在两大战场之间，在大陆与小安的列斯群岛之间，其中横置着一块广大的中央地区，除非交战一方拥有较大的海上优势，或者除非在一处侧翼赢得了决定性优势，否则，更大规模的战役行动很难得以安全地进行。　　 1762年，当英格兰占据了所有的向风群岛时，在海上确立起了无可争辩的优势，它无所顾忌地进攻并占领了哈瓦那。然而从1779年到1782年，法兰西在美洲的海上力量与法兰西对于向风群岛的占据实际上使自己能够与英格兰分庭抗礼。这就使得在哈瓦那的西班牙人能随心所欲地在所提及的中央地区实现进攻彭萨卡纳与巴哈马的意图。　　因此，诸如马丁尼克与斯塔卢西亚这样的据点对于目前战争来说，就具有比牙买加、哈瓦那及其他背向岛屿更大的战略优势。他们控制后者是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好处，由此西向而行将会比返航时迅速得多，而大陆角逐的关键之点实际上从一点出发并不比从其他之点出发更远。被称之为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大部分岛屿都同样具有这种优势；而巴巴多斯小岛向风而对，具有特别的优势，不仅适合于进攻性行动，而且防守困难，一支大型舰队都能接近于它，甚至于能从罗伊堡这样一个近在眼前的港口出发。要加以牢记的是，最终在圣基特之前停顿下来的远征舰队本来是准备开赴巴巴多斯的，然而却由于信风的暴虐而未能如愿以偿。在当时的条件下，巴巴多斯作为通向牙买加、弗罗里达，甚至于北美的交通线上的沿途避难港，尤其适合于成为英格兰参与战争的局部性基地与军需库；而逆风一百英里开外的斯塔卢西亚则被军队把守，作为舰队的前哨站卡，密切地注视着罗伊堡的敌军。　　在印度，这块半岛的政治状况明确地表明了东部沿岸----或者说，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可成为战场。亭可马里位于毗连之岛锡兰之上，尽管其状况不是太好，然而却提供了良好的、易于防守的港口，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他所有的锚地都在海岸线上，因为那里具有更为开阔的停泊之处，从这一形势出发，在这一地区的信风与季风也具有战略价值，从秋分至春分季节，这股风有规律地从东北方向吹刮而来，有时还十分猛烈，掀起涛天巨浪拍打着岸边，使得登陆十分困难；然而到了夏季，盛行的风向就来自西南向，使得海面相对柔和，天气也较往常为好。9至10月份的“季风更替”通常伴有肆虐的飓风。从这时直至东北季风的平息，进行活跃的军事行动，甚至于停留在海岸边都是不明智的。在这一季节应退至哪一港口的问题就变得十分迫切了。亭可马里就是唯一的这样一处港口，在较佳的季节里，它能面对主战场和风向，更是进一步提升了其独一无二的战略价值。英格兰人在印度西海岸的孟买港距离过于遥远，并不能被视为一处区域性战争基地，正如同法兰西的毛里求斯与波旁岛一样，孟买应归类于位处与宗主国相联的交通线上的港口之列。　　这就是交战国各方在国内外的主要支撑之地或基地。那些海外基地，必须表明的是，一般而言，它们都资源匮乏----而这却是构成其战略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海陆军的储存与装备，以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供海上使用的补给物质，都不得不从本土运抵它们那里。波士顿或许是这样一种断言的例外，其四周群居着富有而又友善的人群，哈瓦那也是如此，那时它还是一个重要的海军弹药库，造船业十分兴隆。只是它们都距离主要战场十分遥远，依靠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Nanagansett），美国向邻国勒索资源过于迫切，以致于在很大程度上一无所获，而东、西印度群岛的遥远港口又完全依赖于本土供应，因此，交通线的战略问题又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拦截一大队供应舰船是一场仅次于消灭一支战舰的军事行动，在许多倍受关注的目标中，动用主力或通过逃避敌人搜捕的方式保护补给舰船，需要政府与海军指挥官调遣手头可用的战舰与特遣编队的高超技巧。坎彭菲尔德的游刃有余与北大西洋的德·吉尚的管理无方，再加上一股股狂风袭来，使得德·克雷斯在西印度群岛处境十分艰难。在印度洋的沙弗伦由于在大西洋的小股运输船队被拦腰切断，也遭遇到了同样的打击，只是后者曾让一度通过其巡弋舰船捕获英格兰补给舰船的成功而抵销了这种损失，并使其对手大伤脑筋。　　因此，只有海军才能确保或威胁这些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对于在各章节已分别加以考察的总体战的维持也具有相同的影响。它们是将整个战场连为一体的纽带，而被视为交战双方的恰当目标。　　从欧洲到美洲的距离并没有使得中间供给港口成为绝对的必要，如果由于某种无法预见的原因出现了困难局面----除了与敌遭遇时，它总是可能的，即要么就返回欧洲，要么就驶向西印度群岛某一友好港口。这种情况有别于绕过好望角历经漫漫长路驶向印度，比克顿于2月随同一支护航舰队离开英格兰，于9月抵达孟买时，就被认为战绩颇佳；而顽强的沙弗伦于3月启航出发，花费了相同的时间抵达了毛里求斯，再从那里开赴马得拉斯又花去了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不中途停顿以补充淡水、新鲜的给养品，以及通常被称为港口千篇一律事情的整修船舶，甚至当舰船储备品提供了必要物质材料时，几乎是无法进行这样一场时间跨度的航程的。一条上等的交通补给线需要----正如同所说的那样----好几处港口，它们分布合理、防御充实、补给丰足，正如同英格兰目前所据有的、为昔日历次战争所收获的它的一些主要商业干线。在1778年战争中，没有任何交战方在这条线路上拥有这类港口，直至在荷兰的同意下，好望角置于了法兰西的控制之中并得到沙弗伦恰如其份的巩固。由于这一点，再加上沿途的毛里求斯与在线路另一端的亭可马里，盟国与法兰西之间的交通线得到了相当合理的保护。英格兰虽然据有圣海伦，为了补给和整修其驶向印度洋的特遣编队与在大西洋的护航队----扩展到马德拉岛与维德角岛以及巴西港口，不得不依赖于葡萄牙的善意中立。对于防御，这种中立的确是一种脆弱的依靠，正如在约翰斯顿与沙弗伦之间于维德角的那次遭遇战所显示的那样。但是，由于具有几处可供停靠的场所，且敌人无法知道究竟会使用何处港口----如果有一处的话，这种隐秘性本身就会带来不小的安全，如果那位海军指挥官能够正确地派调其手中的部队的话----如约翰斯顿在普拉亚港那样。确实，由于当时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情报信息传送特征的缓慢迟钝与不确定性，面对一场攻势，使敌人草木皆兵、疑神疑鬼比起那些只是略加粉饰的少许防范来说无疑是更为有效的防守依凭了。　　有用港口的组合与它们之间交通线的状况----正如所说的那样，就构成了整个局势的主要战略构架，作为将整个战争联为一体的有组织的力量的海军，已被指定为军事行动的主要攻进目标，为达到进攻目标所采用的方式以及战争行为则仍有待于思考。　　在进行讨论之前，务必简要地提及对于海洋尤为特别且影响随后讨论的一个条件，这就是，获取信息的困难。陆军穿越或多或少为固定居民所居住的疆域，在身后留下了征途的踏痕。舰队乘风破浪，横行于大洋之上，使得游荡者四处逃散。只是他们并非原地不动，当它们后面的海水纷纷回拢，甲板上偶尔一瞥的信号旗或许能够显示它们的穿行，然而却无从知晓它们的航程。追逐者发出声响的风帆或许对于被追逐者一无所知，而被追逐者越过谈判地点同样也许只是几天或数小时之前。近来，对于海洋风向与水流的仔细研究已揭示了某些具有一定优势的路线，小心谨慎的水手会习惯性地加以追从，并对他的活动做出某种推测。但是，1778年时尚未收集到如此精确的数据。即使他们拥有这些数据，由于许多可能原因中的一个，这条最为快捷的路径也被经常加以放弃，目的在于避开追捕或埋伏。在这样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中，优势在于追逐的一方。监视敌国的出海口，在进入那块寂静的不毛之地以前停止追逐，其巨大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样一种监视不再可能，下一步的最佳对策就是径直奔向敌人的目的地，在那里恭候其大驾光临，而不是试图去探寻或许根本就不会加以采纳的路线。然而，这也暗示了其意图所在，可能并不会总有收获。在捕杀约翰斯顿时，沙弗伦的行动在战略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在其进攻普拉亚港与奔向他们的共同目的地的火急火燎中也是如此。而罗德尼在1780年和1782年两次拦截通往马丁尼克的护航队的失败却显示出，尽管已经得知他们即将来临，甚至在抵达地点都已得知时，进行埋伏仍然是困难重重。　　任何一次海上远征，只有两个地点是固定的，出发点与终点。后者或许并不为敌人所知，然而，直至启航时间，在港口某一力量的出现，不久即将行动的意图的迹象，或许都能被设想为外界所知。对于交战的主动方而言，这已是阻止这一举措的紧要关头，对于防御一方来说，这更是特别与普遍地具有肯定性了。因为，在其众多易于遭受攻击的地点，他无从知道究竟会在何处遭受威胁，而进攻方却对自己的目标心中有数，如果他能迷惑其对手的话。假如远征船队不意在两个或更多的港口之间被分散开来----这是一种当某一单独船厂的设施不足以在允许的时间内整修如此众多的船只，或在现在所提及的这场战争中，当盟国提供各自的特遣舰队时，十分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围堵这样一次远征的重要意义就更是显而易见的了。阻止这些特遣舰队的集中是一件具有特别必要性的事情。从其名称上看，防御一方可以被假定为不那么强大，因此更准备利用将敌军分而治之这样的策略。1782年在斯塔卢西亚的罗德尼，密切监视着位于马丁尼克的法兰西特遣舰队，以防止它们与在开普弗朗西斯的西班牙人汇合，这便是一个具有恰当的战略位置的事例。如果岛屿位置能使他置于法兰西人与他们的目的地之间，而不是在他们的后方，事情就再也没有比这设想得更好的了。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在那种情况下，他已尽可能地将事情做得最好了。　　由于作为弱者，防御方不可能试图封锁住存在着敌军各个分支的所有港口，同时又不致于在每一支敌军面前都身处劣势而使自己的目的归于失败----这将有悖于战争的根本原则；如果它能正确地决定不那样做，而是在一、两个地点集中一支优势力量，决定究竟在何处进行警戒，何处可以加以忽略就变得有必要了----在充分地理解了各个方面的主要状况----军事的，道义的，经济的----之后，这一问题应贯穿于整个战争政策的全过程。　　 1778年英格兰肯定接受了防御方的角色。然而，不列颠海军应该与波旁王朝的联合舰队在数量上旗鼓相当却是前一时期英格兰最称职的海军当权者霍克与其同僚们的至理名言。这样一种状况，即具有更好的人员素质与可加吸纳的更庞大的海洋性人口，肯定将赋予一种真正的力量优势。只是，这一预防性措施近来却看不到了。对于这样一场讨论来说，失败是不是由于内阁的低效率----正如他们的对手所指控的那样，或是由于和平时期代议制政府经常指导的错了位的经济，这已无关紧要。事实仍然是，尽管有着法兰西与西班牙参战的极大可能性，英格兰海军在数量上次于同盟国海军，但是，在被称之为局势的战略特征、本土基地与海外辅助性基地中，总体上的优势仍在它的一边。英格兰的地理位置，如果其本身不是更强有力的话，对于战略效果来说，至少在地理上位置更佳。然而在战争的第二要义方面，即足以承担起展开攻势的有组织的军队或舰队方面，它甘拜下风。因此，仍然有待于游刃有余、气贯长虹地调动这支处于劣势的力量，首先奔向大海，巧妙地摆开阵势，以更大的运动敏捷性抢在敌人的组合之前，作为进攻目标，袭扰他们的交通线，以优势兵力与敌军之主要分支狭路相逢，从而粉碎敌人的意图。　　十分清楚的是，除在美洲大陆以外，任何一处维持战争都依赖于欧洲的宗主国和与它们相联的畅通无阻的交通线。如果英格兰人毫无顾忌地得以用其压倒性的海上力量绞杀他们的商业与工业的话，那么，美国人的最终溃败----不是由于直接的军事行动而是由于粮尽弹绝----也就是可能的了。如果能够从同盟国海军的压力下摆脱出来，它就能将这种力量用以对付美国人；如果它能取得对于他们的一个确定性的优势，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是道义与士气上的，正如二十年后它所取得的那样，那么，它就会获得这种解脱。在这种情况下，其财政状况早已不堪其负的联盟王朝肯定就将功败垂成地退出这场置英格兰于劣势地位的角逐。然而，这样一种优势只能通过战斗才能取得；通过表明这一优势，尽管在数量上仍处于劣势，但是，其海员的技能，财富的来源，通过合理地使用这些力量，却能使其政府在战争的决定性环节拥有实际存在的优势。如果将它的战列舰指派到整个世界，在试图保护这个松散帝国的各个濒于暴露的阵地的同时，使它们被各个击破，这种优势就永远也不会取得。　　局势的关键就在于欧洲，以及欧洲相互敌对的造船厂。如果英格兰不能----正如它所证明的那样，挑起一场大陆战争来对付法兰西，那么，它的一个希望就在于找到并击垮敌人的海军。再也没有比在其本土港口更有把握地发现这支海军了。在拿破仑战争中，这一点指导着它的政策，当时它的海军士气的优势已经确立起来，它敢于以劣势的力量去应对海洋与平静地摆放在港内为数更多且装备精良的战舰所共同构成的危险。由于能够从容面对双重危险，它也获得了双重优势，将敌军置于眼皮底下，让港内舒适的生活消磨他的斗志；而它自己的军官与海员却被艰难的游航磨练得能够十分迅捷地响应每一征战的号召。“我们没有理由，”维尔纳夫海军上将重复着那位皇帝的话语声称道，“害怕看见英国的特遣舰队，他们的七十四艘船在甲板上还没有五百人呢！一、二年的游弋已使得他们精疲力竭了。”但仅在一个月之后，他写道：“塔兰特遣舰队在港湾中看起来威风凛凛，舰员们衣装整齐，训练有素；然而，当风暴来临时，所有的情况都变了，他们根本就没有经历过风暴的锻炼。”　　 “皇帝”，纳尔逊说，“现在才发现，如果皇帝们得知真相的话，他的舰队在一个晚上所遭受的损失比我们一年所遭受的损失还多----这些高贵的绅士们无从适应于狂风暴雨，而我们却在未损失一桅一坞的情况下英勇地与之搏斗了二十四个月。”然而，必须加以承认的是，对于人员与舰船的损耗十分巨大，许多英国军官在这种消耗当中找到了反对将他们的舰队置于敌人岸外海中的证词。“我们所经受的每一次打击，”科林伍德写道，“都削弱了这个国家的安全感，上次巡航使五艘大型战舰失去了战斗力，最近又增添了两艘。它们当中的数艘肯定被架上了船坞。”“我几乎无从知道一个睡眠之夜居然是这两个月，”他又写道，“这一持续不断的巡航在我看来已超过了人类天性的力量，科尔德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并垮了下来。我还被告知，格兰夫斯也没有好到那里去。”豪勋爵的高度职业化的意见也对这种做法大唱反调。　　除了人员与船只的过度损耗外，还必须承认，没有一种封锁能够有把握地遏制住敌军舰队的退路。维尔纳夫就从塔兰得以脱身，密西斯也从罗什福尔得以幸免。“现在我在这里监视着罗什福尔港内的法国舰队，”科林伍德写道，“然而却感到要阻止他们升锚启航并不那么切实可行。然而，如果他们从我身边溜走的话，我应倍感耻辱。……唯一能防止他们启航逃避的事情，就是他们在不知道我们究竟精确地位居何处的情况下，不期然来到了我们中间。”　　尽管如此，当时过份紧张窘迫的状况终于熬过去了。英格兰舰队围住了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海岸；损失得到了补充，舰船得到修缮；一名军官倒下了，或在其岗位上精疲力竭，马上就会有别人来取代他的职位。对布列斯特的严密监视粉碎了那位皇帝兵合一处的梦幻。尽管困难层出不穷，纳尔逊的警惕之心却尾随着塔兰舰队，从其出发的那一刻起，横越大西洋，最后回到欧洲海滨。这还是在他们进行打击很久以前，在战略被撇在一边而战术完成了特拉法加大业之前。然而，正是一步接一步，一点捱一点，这群疲惫不堪但却纪律严明的海员，浑身锈迹斑斑、弹痕累累但却指挥有方的战舰，阻挡住了他们那群不学无术的对手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在敌军每一弹药补给中心面前都部署了部队，由小型战船组成的链条将它们联为一体。他们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无法遏制止住敌军的偷袭，然而，他们却能有效地阻止住所有敌军特遣舰队的大规模集中。　　 1805年的战舰本质上与1780年的战舰并无二致，尽管，毫无疑问，存在着进步与提高，然而，这种变化只是量度方面的，而不是种类方面的。不仅如此，而且二十年前的英格兰舰队在霍克及其同僚的率领下，敢于闯入比斯开湾的冬季。“在霍克的通信来往中，”他的传记作家说道，“并没有一丝迹痕表明他本人曾经怀疑过，称雄海洋，经受住冬季的风暴，以及他应不久就能‘真正地大干一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他的职责。”如果认为比起霍克与纳尔逊的时代来，法兰西海军的状况要好一些，其军官的人格与训练素质有所提高，那是必须加以承认的事实。尽管如此，海军统帅部不可能长期不知道这类军官的数量仍然匮乏，以致严重地影响到海军的质量，海员的缺口是如此之大，以致于有必要支用陆军士兵来填补这一编制。至于西班牙海军的人事状况，没有理由相信它会比十五年之前会更好。当时纳尔逊在谈及西班牙向法兰西让渡某些战舰时就曾说过：“我想当然地认为，不会由西班牙人来操纵，因为那将是再度失去它们的最快捷的途径。”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相对于较弱一方而言，摧毁敌军舰船的最可靠方式就是在港口中对它们进行严密监视，一旦它们得以启航出发，就冲上去开战。这样做所遭受到的唯一有力的反对就是在欧洲。法兰西与西班牙海岸之外气候的暴虐，尤其是在冬季的漫漫长夜之中，这不仅带来了迫在眉睫的灾难，就连坚固、管理有方的战舰也几乎无法经受住，而且还造成了各种资源无计可施的持续紧张，因此需要大量储备舰船，以备替换那些遣派的舰船以供整修，或者替换舰船之上的水手。　　如果执行封锁使命的舰队能够在敌军必由之路的侧翼寻找到一块方便的停锚之地，正如同纳尔逊在1804年与1805年监视塔兰舰队时----这是他为其众多战舰特别糟糕的状况能供进一步驱使而采取的一个步骤----动用了撒丁岛的马达莱那湾一样。1800年，詹姆斯·索玛尔兹爵士甚至使用了位于法国海滨且离布列斯顿仅有五英里之遥的杜瓦纳内湾，以便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停泊封锁舰队中的近岸舰船。从这一观点来看，普利茅斯与纽比的地理位置并不能被认为十分令人满意，并没有如同马达莱那湾一样位于敌军必由之路的侧翼，而是如同斯塔卢西亚那样，位处路线的后方。尽管如此，霍克证明，战舰的四处游弋与管理有序能够克服这些不利条件，这也如同罗德尼后来在他那处暴风雨并不那么肆虐的基地所显示出的那样。　　关于使用手中的战舰，现在将1778的那场战争视为一个整体，英格兰内阁使得他们在美洲、西印度群岛与东印度群岛驻外分遣舰队与敌军旗鼓相当。确实，在特定时期，情况又并非如此；然而，当一般性地论及战舰的分配时，这种断言就是正确的。在欧洲，正好相反，在所提及政策的必然后果中，不列颠舰队通常都大大低劣于在法兰西与西班牙港口中的舰只。因此，英格兰人若想以此发动攻势，只能极其小心谨慎，并且由于走运而与敌舰零星遭遇；甚至如此：除非获得的是一个非常决定性的胜利，否则由于交战舰船随之而来和暂时丧失战斗力所导致的相当风险，所换取的胜利也是代价昂贵的。可以理解的是，英格兰本土（或海峡）舰队也依赖于与直布罗陀、地中海的交通线，在涉及战役和天气时，使用起来都十分精打细算，并且局限于执行本土海岸的防御使命，或骚扰敌人交通线的军事行动。　　印度的距离是如此遥远，在那里，对这一政策尚不能提出异议，被遣往那里的舰船停驻了下来，一旦出现紧急状况，却既不能得以增援也不能被召回，这块战场可谓自立门户。然而，欧洲、北美与西印度群岛本应该被认为是一块庞大的战争舞台。其中，各类事件相互关联，各个不同地区存在着具有或大或小的重要意义的紧密关系，对此应当给予适当的注意。　　作为海上交通线的守护者，假定海军成为了战争中的控制性因素，海军和那些被称之为交通线的连续补给皆来源于本土，在那里，主要的军需库被加以了集中化。如此，就会有两件事情相伴而来：首先，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如大不列颠的主要努力应集中于那些军需中心之前；其次，为了进行这种集中，海外的交通线不应进行没有必要的扩展，以超出加以保护的分遣舰队最严格的需要。与最后一种考虑紧密相联的是通过强化以及其他方式，巩固那些交通线路途的至关重要的地点，以使这些地点无论如何也不应依靠舰队来获得保护，而仅仅只是获取补给与增援。对于那些在合理间隔距离内的地点也应加以同样的巩固。例如，直布罗陀就十分符合这些条件，因为它实际上固若金汤，所储存的补给品能够维持非常长的时间。　　如果这种推断正确的话，那么英格兰在美洲大陆的处置举措就大错特错了。由于据有加拿大，以及哈里法克斯、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再加上哈得逊一线也在他们掌握之中，孤立一大片起义者的土地，或许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也应在他们力量所及的范围之内。纽约与纳拉甘西待湾本应被置于让当时的法兰西舰队无从下手的状态，因此得以确保守备部队的安全，防范来自于海上的进攻，并且使得英格兰海军的任务降至最小程度。一旦敌军摆脱了置列于某一欧洲军需中心之前的英格兰舰队的监视，堂而皇之地在北美大陆沿岸抛头露面，后者就会在那些港湾中找到安全的藏身之处。相反，这两处港湾就会被置于虚弱不堪的境地，在一个类似于纳尔逊或弗洛格特这类的人物面前就会失陷。而在纽约的陆军两度被加以分割，首先开赴切萨匹克，随后又奔向乔治亚，而这两支各自为战的军队中的任何一支都没有强大到足以应付摆在前面的事情。在两种情况中，当英格兰陆军不分兵行事就无从在中间地带杀出一条血路时，对于海洋的控制就是旨在置敌军于这两部分英军之间的夹缝地位。由于这两部分英军之间的沟通完全取决于海军，因此，随着这条交通线的延伸，海军肩负的使命也相应增加了。保护港口与漫长的交通线的必要性共同促使英格兰在北美的特遣舰队不断加以扩大，从而自然地削弱了位居欧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区的海军实力。因此，英格兰远征北美南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当德斯坦于1779年出现在北美海岸时，不得不迅速丢弃了纳拉甘西特湾，因为克林顿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既保护它，又守卫着纽约。　　在西印度群岛，摆在英格兰政府面前的问题并不是要弹压揭竿而起的领地，而是要永保对于一些狭小但却物质丰富的岛屿的使用权。不仅如此，还要占据这些岛屿本身，使它们的贸易尽可能的不致遭受敌军的劫掠。无须重复的是，这相应地要求既对敌军舰队又对单枪匹马的巡弋敌舰----“商业破袭舰”，正如后者现在所惯称的那样----确立起明确的压倒优势。由于没有任何一种警戒状态可以阻止它们全部偷偷进入港口，因此，在西印度群岛水域必须有英格兰的护卫舰与较轻型的舰船加以巡逻。然而，如果可能的话，比起在某一地点由一支英格兰舰队进行遏制来，完全彻底地将法兰西舰队赶走肯定会更好。由于英格兰局限于防御状态，因此当处于劣势时，总是易于损兵折将。实际上它逐渐被加以削弱，在突然袭击时，它的大部分岛屿也逐一丧失，并且在不同时期，在某一港口的轰击下，它的舰队往往会沉默不语。而其敌人，当他发现自己身处劣势之时，就会等候着增援部队的到达，他知道等待期间没有什么好怕的。　　这一尴尬场面并不只限于西印度群岛。该群岛毗邻于美洲大陆，使其永远可能在防御方弄清其意图之前，进攻方得以集中两个方向的舰队，虽然这种集中在某种程度上受限于人所共知的气候与季节状况。出于这原因，1780年与1781年的事件显示出了英格兰最能干的海军将领所感受到的复杂性，尽管他的战术运用存在着弊端，但却反映出了他内心的迷茫。当对大英帝国的繁荣所依赖的贸易的极其关切平添了几分这种困惑之时----在所有情况下，对于防御一方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必须承认的是，不列颠海军将领在西印度群岛的使命既不轻松也不简单。　　在欧洲，由于缺乏如同在西半球那样的大型特遣舰队----这也可以归结成为丢失梅诺卡的主要原因，英格兰自身与直布罗陀的安危受到了严重威胁。当同盟国的六十六艘战列舰与英格兰东拼西凑弄来的三十五艘战列舰迎头相撞，并且将它们全部赶进港口之时，对于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终于落到了法国人手中。拿破仑认为，这将使法国成为英格兰的主人。一连三十天，组成法兰西特遣舰队的三十艘战舰巡弋于比斯开湾，等待着行动迟缓的西班牙人的姗姗到来。他们并没有受到英格兰舰队的骚扰。直布罗陀不止一次地面临着饥荒的阴影，原由即在于与英格兰的交通线中断了。对于它的救助终获成功并不是因为英格兰政府所适时派遣的舰队的如何强大，而是由于英格兰军官高超的指挥艺术和西班牙人的无能。在最终的大拯救行动中，豪勋爵的舰队仅仅只是以三十四艘面对同盟舰队的四十九艘。　　在当时英格兰所历经的艰难险阻中，哪一条出路----是允许敌军自由进退其港口，通过维持一支充足的海上力量，以在各暴露的阵地上与之决一雌雄，或在各种困难条件下，密切监视其本土的军需中心，而不至于怀有不切实际的避免每一次偷袭的希望；还是拦截敌军的每支护航船队，意在挫败敌军试图实行更大规模集中的计划，并紧紧尾随着得以逃脱的任何大型舰队----更佳呢？这样一种监视切不可与封锁混为一谈，该术语通常适用于其中，但却并不十分准确，“请让我告知勋爵阁下，”纳尔逊写道，“塔兰港从来就未曾为我封锁过，恰恰相反，敌人获得放马出海的充分机会。因为正是在那里，我们才能指望实现我们国家的希望与意图。”“如果他们打算出来的话，”他又说道，“不会有什么事情使法兰西舰队龟缩于塔兰或布列斯特”。尽管这一说法多少有些夸张，然而，试图将他们锁闭于港湾之中的任何举措都将一无所获，这一点却是正确的。纳尔逊之所以抵近他们的港口，恰当地部置数量充足的警戒舰船，就在于打算知道他们何时得以启航，去了哪个方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以便“尾随他们到地球另一面”。“我趋于相信，”他在另一场合写道，“法兰西的费罗尔特遣舰队将会开赴地中海，如果它在塔兰与其它法国舰队合兵一处，他们将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我们。但是，我可不愿意找不到他们，皮洛（指挥着费罗尔外海的英国舰队）将会紧追不舍的。”在那次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由于气象的恶劣，封锁舰队的暂时退场，或其指挥官的判断失误，使得法兰西舰队的各分支得以脱逃的事情简直司空见惯。然而，警报很快就能得以发出，众多游弋的护卫舰只中的一些总能发现他们的踪迹，并尾随其后以探明他们可能要走的目的地，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从一支舰队到另一支舰队，信息得以传递，结果不久一支势均力敌的特遣舰队便能尾随他们之后了。“直至地球的另一面”，如果需要的话。　　按照法兰西政府传统上对于法兰西海军的使用方式，由于他们的远征并不是为了与敌军舰队决一高低，而是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随之而来的愤怒的滋扰与狂热的追逐都无助于不受干扰和按部就班地执行政府所制定的计划，甚至由一支分舰队去做。而对于大规模的汇合而言，由于取决于将各港口的分舰队统一起来，他们就是绝对致命的了。布吕克斯冒险的游弋，于1799年在布列斯特撇下了二十五艘战列舰。这一消息传播开来的快捷，英格兰人的骚扰举措与个别的失策，法兰西意图的挫败与追逐者的迫在眉睫，1805年密西斯从罗什福尔、1806年维尧姆分舰队从布列斯特等的脱逃----再加上特拉法加大决战，所有这些都可被说成是为依照本书所提示的方向的海军战略提供了令人感兴趣的研究材料。1798年战役，尽管在尼罗河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然而，当远征舰队开拔之时，由于在塔兰前面并无任何力量，由于纳尔逊得到的护卫舰只并不充足，因此，仍可被引证为一个几乎要导致失败的事例。1808年，冈托姆在地中海九个星期的游弋也显示出了甚至在狭窄的水域控制住一支被允许出海，且并没有遭到一支强大力量监视的舰队的困难程度。　　从1778年的战争中并不能引证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事例，尽管这套古老的君主制并没有以诡秘来对其舰队的活动来加以掩盖，而这种诡秘正是由帝国严酷的军事暴政体制强加上的。在两个时期，英格兰都采取了守势；然而，在较早的那场战争中，它放弃了在敌人港湾之外的防御第一线，将其整个舰队分散开来，试图保住这个松散帝国的所有港口。在试图揭示这一政策弊端的同时。却得承认另一政策的困难与危险。后者通过封锁或将战斗强加于敌军头上，旨在缩短与决定战争进程，在大海瞬时将战场的不同部分统一和分割之时，意识到这就是局势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有一支数量上旗鼓相当、效率上却高出一筹的海军，分配以有限的活动领域，并受限于承认各占据该区域的舰队相互进行支援的条件----因此，一旦部署完毕，这就取决于拦截或击败敌人横行于大洋之上的分舰队的技巧与警惕性了；通过对舰队发动攻势以保护海外领地与贸易，并将其视为真正的敌人和自己的主攻目标；在靠近本土港口的情况下，对需要修理的舰船的替换与更新都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加以完成，而且还能减少对于为海外基地十分缺乏的资源的需求。　　另一政策，实际上，需要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因为不同的分舰队相距太远而无法相互支援。所以，每一支分舰队都必须与对之可能发起攻势的任何兵力集中确立某种均势。这就意味着处处树立起比实际作战的敌军领先的优势地位，而敌军则有可能得到出人意料的增援，在力量并没有占上风的情况下，这样一种防御性战略是多么不切实际与危险。“这可由英格兰的这一情况来加以证明，即尽管在每一处都做了同样的努力，但是英格兰无论在欧洲，还是在海外都通常处于劣势。1778年豪在纽约、1779年拜伦在格林纳达、1781年格拉弗斯在切萨匹克外海、1781年胡德在马丁尼克、1782年又在圣基特，都是处于劣势。而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同盟国舰队在数量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结果，在增加船员们的危险与船只本身的损害不断上扬的情况下，那些并不适合于航海远征的舰船得以了保留，而不是将它们派遣回国，缩小海军的力量，因为在没有跨越大西洋的情况下，殖民地船坞码头的匮乏使得它们无法进行广泛的修理。有关这两种战略的比较性开支，问题就不仅仅是哪一种在同一时期会花费更多，而且也成了哪一种将以高效率，最大程度地缩短战争的进程。　　同盟国一方的政策比起英格兰受到更加苛刻的评述。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进攻一方，事实上具有对于防御一方的优势。当集中他们各自力量的最初困难得以克服----可以发现，大不列颠在任何时候都未能严重危害到他们的聚合----同盟国可以选择在何处、何时、以何种方式动用他们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发动攻势。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自我利用这一公认的巨大优势的呢？通过在大不列颠帝国的外围零打碎敲，通过用他们的脑袋去碰撞直布罗陀坚硬的岩石，法兰西所做出的最为认真严肃的军事决策就在于向合众国派出一支特遣分舰队以及一支部队，意在使已实际抵达目的地的那些部队的数量再翻一倍。结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使英格兰惊奇地发现这场与殖民地的搏杀已经毫无希望，因此结束了分散其力量这一对其敌人最为有益的举动。在西印度群岛，通常由于英格兰舰队并不在场，这些小岛一个又一个地易手，其轻而易举显示出，由于对那支舰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整个问题是如何得以完完全全地加以解决的。而法兰西人，尽管具有众多的机会，却从未寻找到以攻击那支被寄予了无限希望的力量的简单方式来解开这个疙瘩。在佛罗里达，西班牙自行其道，以一支压倒性的力量换取了一场毫无军事价值的胜利。在欧洲，英格兰政府采取的方案使其本来在数量上就处于劣势的海上力量年复一年地处于无望的境地。然而，盟国所策划的军事行动在任何情况下看起来都没有打算要摧毁那支力量。在最具决定性的关头，当德比舰队的三十艘战列舰被同盟国舰队的四十九艘战列舰围困在托比湾开阔的锚地上时，战争内阁的结论却是不发一枪一弹，仅此就完全浓缩了同盟国海军战争行动的本质特征！进一步使他们在欧洲行动步履维艰的是，在很大的一段时间内，西班牙顽固地坚持将其舰队束缚在直布罗陀附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实际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直布罗陀海峡或英吉利海峡或公海，沉重地打击英格兰海军是削弱这座堡垒的最可靠之路径。当初，就是因此而不止一次地使守敌濒临饥荒。　　在他们的攻击性战争行为中，结盟的王朝象大多数海上联盟一样，为双方在采取行动的意见相左和相互猜忌而焦头烂额。西班牙的战争行动看起来自私自利，几乎到了不忠的地步，而法兰西却更为诚实可信，因此在军事上也更为稳健。要为对付一个作出了明智选择的共同进攻目标而进行真心实意的合作与协调一致的行动，本应该最好提出双方共有的目标。有些迹象显示出了同盟国方面在管理与准备上的不足，尤其是西班牙，而且盟国方面的人员素质还低劣于英格兰。然而，战争准备与管理的问题，尽管在军事上令人深感兴趣并且具有重要意义，却与同盟国在选择与攻击他们的进攻目标，从而完成战争目的方面所采纳的战略计划与方式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对于他们的考查不仅不明智地扩大了这一争论，而且也由于堆积起与主题并无瓜葛的不必要的细节而模糊了这一战略问题。　　有关这一战略问题，可以简明扼要地说，“不可告人的目的”一词包含了那一海军政策的主要错误。不可告人之目的使得盟军的希望最终化为泡影，因为通过使他们的眼光盯在各自目标上面不能自拔，他们粗枝大叶地从那条导向目标的道路上穿过，愿望急切地扑在自己狭隘的目的之上----或扑在他们得以构成他们的目的的部分的优势之上，使得他们对于他们独自肯定能够加以获取的方式却视而不见。因此，作为战争的结果，他们一无所获。在作出总结之前，有必要再度进行引述，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为着各自所受到的伤害而进行报复，结束那个英格兰宣称有权控制海洋的专制帝国”。他们做出的报复对于他们自己而言一无是处。那一代人认为，通过使美国获取自由解放，他们已痛击了英格兰；然而，他们却未纠正他们在直市罗陀与牙买加的错误。英格兰舰队从未遭受过会使其高傲的自尊心稍遭刺痛的麻烦，北方各国的武装中立无结果而返。不久，英格兰的海洋帝国就变得同样专横，并比以前更加绝对化了。　　除了准备与管理方面的问题外，与英格兰人相比，同盟国舰队的作战素质如何，只要看一看在很大程度的数量优势的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即可明白。在同盟国处于攻势而英格兰处于守势时，面对英格兰海军，同盟国军队却习惯上处于守势，作为战争的军事行为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认真严肃地打算动用数量上占优势的力量击溃敌军舰队的小股力量，使得数量上的差异变得更为悬殊，以摧毁其赖以生存的有组织的力量的方式，摧毁这个海上帝国。但这一点既没有在同盟国更大的战略配合上，也没有在战场上显现出来，除了沙弗伦唯一辉煌耀眼的例外之外，同盟国海军多在回避或者干脆承受对方的行动；他们从未打算要发起这样的进攻。只要大英帝国海军能得以不受打击地在大海之上称王称霸，不仅同盟国各自的如意算盘得不到兑现，而且内于某种幸运的机会，英国人通过赢得一场重要的胜利，从而恢复与对人实力均衡的可能性也会永远存在。不这样做，作为一个错误，应归咎于英国内阁。但是，如果英格兰在允许其欧洲舰队如此逊色于同盟国舰队方面犯有错误，那么，后者更应因未能从这一错误中赚取好处而受到指责。采取攻势的较强一方不可能理解由于不得不关注于众多地区的防御而在调配力量上面临的复杂性，尽管他们并没有进行辩解。　　法兰西国民的偏见，在这里的行为轨迹中可以再度找到表达，并且上次已进行过抨击，看起来，这种偏见又为今日的法兰西政府和军官所共同享有。对于法兰西海军的历史进程而言，这是关键所在；并且依照作者的意见，也是法兰西未能从此次战争中取得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结果的关键。正如这里显示出的一种固有的传统会对民众的心智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一群极具才干且胆略超人的海员为了他们崇高的事业，显然在毫无怨言的情况下，接受了如此卑微的角色，这是很具有启发意义的。如果这些评论正确的话，它也带来了一个警示，即流行的观点和似是而非的看法总应进行彻底的检验。因为如果真是错误的话，那么在实际过程中它们就会导致失败，甚至于灾难。　　商业破袭战作为战争中一种主要的可以依赖的手段，针对于一个如同大不列颠这样的商业性国家时具有特别的效果。那一时代的法兰西军官在很大程度上都持有这种观点，现在在合众国更是广为传播。“在我看来，对付英格兰的最可靠方式，”一位颇有名望的军官拉蒙特-皮魁特写道，“就是在商业上对他们进行打击。”通过认真地袭击其商业往来，对一个国家所带来的骚扰与苦恼为众人所承认。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海战中最具重要性的辅助性行动，并且直至战争本身终结以前，还不可能对之加以抛弃。然而，作为一项主要的、根本性的措施，认为其自身就足以致敌人于死地，这恐怕也只是一种幻想。当这种幻想呈现在民众的代表们面前的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廉价外表时，它就更具有一种危险性。当所要反对的国家具有----正如大不列颠过去和现在那样----一个强有力的海上大国的两个先决条件----遍及全球、健康向上的商业以及一支实力强劲的海军时，这就尤其具有误导作用。在一个国家的收入来源及工业可以被浓缩进一些珍宝船的地方，一次攻击就可能割断其战争的筋脉。然而，当其财富分散于数以千计的来往穿梭的船只，当这种制度的根系扩散广泛且深远，并能深深地扎下根来，在并不会危及根本生命的情况下，它能承受住许多次的残酷打击，并丧失掉众多枝繁叶茂的大枝的，唯有以军事控制海洋的方式，通过对于战略性商业中心的漫长控制，这样一种攻击才会是致命性的。毫无疑问，从一支强大的海军手中夺取这种控制权只能通过兵戎相见，并且战而胜之。两百年来，英格兰一直是世界上的主要商业国家，比其他国家，它的财富在战争时期正如同在和平时期那样，更多地寄希望于海洋之中。而在所有的国家中，它一度最不愿意承认商业具有豁免资格以及中立国的权利。这并不被视为一种权利上的事情，而是一种政策，历史证明这种拒绝是有道理的。如果它还全力以赴地维持其海军，毫无疑问，未来将重复历史的教训。　　大不列颠与结盟的王朝之间的预备性和约，旨在结束这一次波澜壮阔的战争，并于1783年1月20日在凡尔赛签署。这一协议是由大不列颠与美国特派代表两个月以前制定完成的。它带来了可观的成果，在欧洲交战国之间，除了多巴哥以外，英格兰从法兰西收回了为它所丢失的所有西印度群岛，但放弃了斯塔卢西亚。法兰西在印度的据点得到了恢复，而亭可马里由于为敌人所占有，英格兰不可能争辩要将其归还给荷兰，然而它拒绝让渡内格帕顿（Negapatan）。对于西班牙，英格兰交出了两佛罗里达与梅诺卡；如果西班牙的海上力量足以保持对于后者的占据的话，那将是英格兰的一次严重损失。然而实际情况是，在下一次战争中，它再度落入了大不列颠之手。此外，条约还对西非海岸贸易据点进行了某些无关紧要的重新分配。　　尽管就它们本身而言都无足轻重，然而仍有必要对这些安排作出一番评论。在任何一场即将来临的战争中，它们的持久性将完完全全地取决于海上力量的平衡，取决于那片尚未由战争确定其归属的海域中的帝国。　　最终和约于1783年9月3日在凡尔赛得以签署。第二部 欧洲的冲突1·协约与同盟马汉 [美国][出自《海权论·欧洲的冲突》] 1910　　当前在欧洲只有英国和德国有着他国望尘莫及、协调得当的力量，这体现在它们的富有、它们的工商业体制的有效以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的强大上。其他国家只是站在英国或德国一边对它们间的平衡发挥作用　　在所有的国家中，普通大众倾向于首先关注通常属于国内范畴的那些问题。个人的利益和他所居住的地区及其周边、乃至省份和国家的特殊需要紧密相关，这些需要对他有着超乎一般的意义。这种情形是自然、合理的，不用多说。体现在美国的政府权利以及村镇会议传统中的“地方自治”这种观念已渗入了我们的头脑；大家还理所当然地认为，身处一线、通过日常接触对现实情形十分了解的人最适合掌管地方政府的事务。这种信念明显无遗表现在了州政府、众多的市政府以及往下细分的城镇和乡村的管理机构中。这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反映了一个他们已深刻领悟的道理，不如说只表明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习惯。　　这种授予地方以自我管理权能的观念之所以能得到应有的认同，是因为一个行之有效的体制借此而得以建立。不过在我国的早期历史上，也就是在独立不仅没有取得、甚至还未被宣布的殖民地时期，一般认为，如果想实现一个地方自治的政府所希望达到的结果，还需要超出地方自治之外的许多其他东西。满脑子都充塞着地方自治思想只会使自己与其他地方社团产生疏离。这显然既不利于促进公共利益，也不利于自身的发展，何况当时十三块北美殖民地相互关系中还弥漫着众所周知的猜忌心理。这样，当时确有规范这些殖民地之间关系的必要，这种关系在性质上和国家间的关系并无二致，虽然它们相互间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地方化”这个词就其广泛意义而言更适用于欧洲而不是美国；然而就其所蕴含的“思维偏狭”之意而言，用它来形容南北战争前的我国早期历史中屡见不鲜的那些偏见和行径是再也贴切不过了。地方主义或者地方性的思维和行动方式的坏处不在于它们可如实反映某个地方的现实----如果真是如此，它们就成了有益之物了；而在于它们破坏了对于各个地方之间关系的平衡之感。依照地方主义，大都市和边远角落都可以不可救药地自私自利而无半点悔意，华尔街也可如此，虽然它关连着四面八方的利益。　　在更大的区域，也就是国际社会的内部相互关系中同样可看到上述思想。国际社会每位成员的首要考虑无疑在于自身利益，在于把自己的房子收拾得井井有条。而且，对于个体而言，无论他或它是人、社区还是国家，只要其主要利益得到了良好保障，他或它也就对普遍的福祉作出了最大贡献。不过，对这个道理的认识如果仅仅停留在只关注自己、不考虑其他人或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的处境和必要要求的地步，它也就成为了消极的地方主义的东西。　　美国国务院在从南北战争结束至美西战争告终这段时间内的死气沉沉状况正反映了美国公众对于国际形势普遍的漠不关心。只是在一些非常事态威胁到了我们或者破坏了我们信奉的一些原则时，我们才会短暂地表示一下关注。对多数美国人而言，美西战争的前因后果以及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完全是随机性的东西；除了极少的、差不多没有什么名望的一些人关心国际问题，政府圈子之外几乎无人理睬加强对国际关系的重视的要求。而政府又是主要忙于其他必要事务。一位精明的老国会议员曾就占主导的公众态度告诫一位新当选的议员：如果你希望保有选民对你的支持，就不要在看来吸引人的外交委员会中任职，因为大众对国际问题毫无兴趣。　　不过有趣的是，在几块殖民地严格而言象省份一样的殖民时代，美国人对于国际事务的淡漠还不象后来那样明显；考虑到现在还有每天能从全球各个角落给我们带来信息的轮船和电话，这点就更引入注目了。当然，早期和后来的美国人兴趣不同的原因不难找到。和现在相比。革命时代以前的美国人和欧洲有着更多的直接经济和政治联系。他们不仅受其与欧洲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也很大程度上为欧洲国家相互间的关系所左右，就象今天在一个欧洲国家内部发生的变动会给整个欧洲社会以震颤一样。当时，关于欧洲的战争的种种传闻令北美殖民地上的人们不安，因为战争的爆发会将他们卷入其中。马考莱就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对奥地利的西里西来地区的占领有如下生动评述：“（这个占领）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在连普鲁士这个名字都罕为人知的这块土地上已可为人感知。由于一个人可以掠夺他曾许诺保护的邻居，黑人们正在克罗曼德尔的海滨相互争斗，而北美大湖地区的红种人也在互相残杀。”　　当时，尽管信息交流相对稀松，但还是有着来自欧洲的、并非为了赶邮船而草率而成的精心、充分的文字报道。而当时的读者也有时间仔细评判外部事态的基本形势，日常的大量琐事并没有分散他们在这方面的注意力；很少有什么东西比北美报纸上关于外界复杂局势的消息更重要和让人深思。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早期和后来的报纸读者兴趣不一：我们在殖民时代的前辈对外部事务甚为关注；而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则相信这些事情和他们关系不大。　　关于当今对外部事务的态度的起源和延续有许多东西可说，不过应该相信这种态度如今已不合时宜。在我们的独立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法国革命及随之而起的战争，而当时新生的美国也遭遇到了一连串源于它早先和法国订立的条约的麻烦，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海上战斗给美国带来了不少棘手的问题。于是华盛顿向美国人民提出了严肃警告，要求他们不要卷入同盟关系之中，而继任的总统们也极为真诚地希望绝不掺和进欧洲的争执之中。实际情况也加强了这个意图。在1803年和1821年，我们分别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使领土从大西洋伸展到了太平洋与墨西哥湾。这样我们的边界就由自然特征加以了清晰的规定，从而防止了人工划界带来的领土争端的产生。另一方面，西属美洲的革命又使我国除了在加拿大一侧，和欧洲势力都脱离了接触。　　和上述形势相对应，门罗主义在十九世纪早期产生了。它的目标是将欧洲的侵渗从西半球排除出去，从而实现避免与其发生纠缠的愿望。几个世纪的经验表明，欧洲国家间在美洲的冲突必然会干扰到美国，而只要欧洲国家在美洲据有土地，就存在着发生这种冲突的可能。门罗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要阻止欧洲列强通过占领和交换而在美洲扩大占有的范围。尽管门罗主义的实施会导致不少争执，但它无疑明显有助于有关目标的实现；不过，它也促成了我们对于和欧洲国家的任何政策上的联合的反感。强化了某种在今天依然发生作用的心理。这种心理也许已变得和偏见一样毫无道理，起破坏作用，妨碍我们看清当前动荡的世界局势中所包含的趋势。国家政策中的保守主义是必不可少和值得称道的，我国的宪法就是对于保守主义力量的巨大保障，但同时我们的思想中又应该具备某种弹性，具备使我们前进的动力。任何保守主义都不能防止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如果人或者国家不能使自己适应于时代，看来牢牢在握的东西也会丧失殆尽。　　这样，在我国早期的历史中可以找到美国人既在观念也在行动上将自己和欧洲问题相隔离的原因，前文对此已作简要介绍。不用多说的是，和关于奴隶制的争论紧密相关的国内问题使我国对于国际事务的漠视得以强化和持续。从门罗主义的颁布到南北战争结束之际，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努力保持国内的秩序，将国家的自治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个超过一代人的时期被完全用来安抚那些不可安抚的势力，以保持国家的统一，这是国家活力赖以存在的基本因素。在任何国家，尤其在一个象我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种势力之间的利益分歧必然会导致派别对立。但在我国的经历中，还没有什么分歧象两种对立的劳动制度之间的分歧那样明显和有危险性。这种分歧无论就本质还是形式而言都是极端敌对性的，而且既对我国的产业和经济状况，也对有关地区的心理和道德状况产生了影响。就我们现在的话题而言，上述情况的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解释我国在观念上对于国际关系的长期淡漠。当时，我国不具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条件，国内局势的不佳、大部分地区的不发达等使它无力这样去做，问题缠身的它根本无暇关注远方的事态。　　但是，只要我国上述时期的状况就本质而言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也能得到印证。就可以将这个因其自身特点而和其前后时期、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期相异的历史阶段和其他国家的历史作比较。国家由人类组成，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趋势；对它们应留心观察，以便或者制约它们，或者将其转化为现实。奴隶制并不是将我国分化为不同派别的唯一原因，宗教和种族的差异都可以导致这种分裂。在德国，分裂线曾经处于信奉天主教的南方与信奉新教的北方之间，这种分裂体现的是一块领土在政治上的分化；而在我们国家，这种分裂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已被治愈了。在法国，历史上主要的分裂线是在东西部之间，而新教势力在南部则很强大。在德国和法国，宗教不是造成国内纠纷的唯一原因，但它本身确实足以导致分化；而且，由于宗教派别在地域上的集中性，宗教是最强大、最持久和最长期的分化力量。　　我们要注意的颇有启发性的一点是，在一些国家为国内纷争所困扰的同时，它们在国际关系中受制于其他国家。一句话，它们处于防御状态。西班牙因其与摩尔人的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而在精神上团结起来，又通过击退摩尔人以及卡斯提与阿拉冈的联姻而实现了领土统一。此时，统一的西班牙发现自己正处于能对外部世界发挥有力影响的地位。当时，姑且不论其目标正义与否，西班牙确实有能力推行自己的打算，对任何其特殊的利益或一般的认识要求它予以干涉的地区采取有力的行动。于是，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西班牙由于它的统一和团结成为了欧洲的主宰力量。与此同时，德国和法国则因国内分歧尚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英国则因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对立还是一个政治上分裂的岛屿。总体而言，不管形势如何因时而变，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法国、德国和英国在国际上都处于对西班牙的防御状。　　但法国首先从内部困难中解脱了出来。在某个方面，西欧国家比我们更幸运一点，因为奴隶制给我们遗留下了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种族问题。这个问题就其分布而言仅是地区性的，但由于种族间的巨大差别愈演愈烈。尽管欧洲国家不是没有内部的地区间差异，但它们具备的同一性因素使它们已实现了国家统一。不过，法国国家权力实现集中的过程并无必要在此进行追溯。我们要说的只是，在亨利四世、黎塞留、马札林和路易十四的连续统治期间，法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权力的集中；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及结束之后，法国和西班牙相似，形成并执行了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并且取代了西班牙的地位。作为一个必然现象，该政策使法国在那个时代的国际关系中无处不在。而且，正如我们今天在文字中经常看到的，当时法国取得了在欧洲的霸权。与此相伴随的是西班牙帝国先前所享有的主宰地位遭到瓦解。　　作为当前现实的观察者，我们关心的不是在上述环境中作为法国的行为特征的霸权政策是否合理，而是它所引起的反应。作为一个凭其势力控制、影响着所有其他国家之内外关系的目中无人的强国，法国激起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反抗，它们组成了一个广泛的联盟以阻遏法国霸权的进一步加强。该霸权如不受限制，可能造成整个欧洲匍匐于某个强国的脚下的局面。因此，欧洲社会的成员是在为争取一种均衡而努力，这是针对着一个集权的、组织良好的压迫者的自发性自我保护行为。而且，尽管上述联盟或联合有其弱点，它还是达到了目的，路易十四终于从权力的高峰上被拉了下来。一百年之后，在拿破仑领导下，法国又获得了类似的霸主地位，但同样的联合反击过程再一次粉碎了拿破仑建立的庞大帝国体系。　　上述成就使政治家们将那些曾行之有效的手段奉若神明，该手段就是：国家之间协调行动，以抵御如西班牙和法国曾不断施加的压迫。国际政治的观察者们曾有这样一个印象，它和凭借常备军进行统治的克伦威尔给英国人民留下的印象极为相似。当时，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克伦威尔将英国的军事力量集中于一手，从而得以随心所欲。该情形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在国际关系中也有着反映，那就是某个国家通过集中力量变得十分强大，并使国际社会中其他有着各自的且经常冲突的意愿的国家对其唯命是从。对抗霸权的手段是抗衡，它以结盟为开始，用令人熟悉的词语来表达就是建立“均势”。“均势”这个概念在这个词本身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了，而且在三个世纪中一直对政治家们的行动有决定性的影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斯塔布斯写道：“不管如何定义均势，也不管在哪些强国之间有必要保持一种平衡以使弱者不至于为强者压垮，均势是将现代欧洲历史的情节串接起来的首要因素。它是在1500至1800年的三个世纪中最重要的观念。不管上演什么戏剧，均势永远是情节的钥匙。”在过去的时间之中，“均势”概念不断得以深化，从而令人认为均势将稳固地发挥其作为现状、平衡与和平的保护者的效能。最近关于国际仲裁的研究也和对均势的深入探讨相呼应，前者把国际仲裁也看成通过在国家间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以实现和平目标的手段。　　人为安排只要考虑到了当代的人性，考虑到了人的优点、不足、情感和利益，并且和它们相协调，就不会毫无效果。这些话对均势和仲裁同样适用，用包含在它们之中的原材料不会造出有着在这些材料身上未曾发现的特点的制成品。当在拿破仑垮台之后对欧洲事务进行重大安排时，人们认为，通过调节领土分布，在五大强国之间可能建立一种有效的均衡，而小国的领土完整也会在大国保证的基础上得以巩固。对这些局面的破坏将是每个国家都会反对的事情，就和1713年的乌特勒支协定和1815年之前达成的全面解决遭到破坏时的情形一样。优势在它一出现之时就会被遏制，任何国家都不会被允许发展为一个将整个大陆笼罩在其阴影之下的巨人，就如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法国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受到的对待一样。于是，均势就意味着在一致同意的场合可以进行国际干涉。　　上述设计确信如果权力的平衡和安宁能得以实现，各国的处境和机会就会趋于平等。但是，不管一时的协调如何完美，各国会一直对它们表示满意么？如果不满意，又如何去期望这些国家不制造麻烦？上述安排基于的理由是，如果使各国在物质力量方面达成平衡，它们也就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经验告诉我们，由于个体间在精神或物质上的能力差别，范围再广泛的平衡也会很快导致不平衡，而后者又会带来社会和经济上的不满与对立。经人为调整而成的均势并不是1815年欧洲局势的全部内容，各个国家----上述安排的成功正取决于它们间的平衡----有着不同的政治、社会和工业发展水平、不同的权利观念和不同的既得利益和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同会很快加剧各国对现状的不满，这样它们就会各有盘算，从而处于争执之中。从1815年至今的欧洲历史就是对于由利益和情感所左右的人类本性导致的种种争斗及其结果的一份记录。　　在路易十四的法国转入颓势之后，欧洲的控制权传到了英国手中。这在当时并不是能明显看出的，但十八世纪的历史进程日益证明了这点；到了1815年，英国的这种地位就一清二楚了。不过，新的英国霸权和以前的霸权有着本质的不同，当时人们也是这样看的，尽管他们也许对此并无严谨的分析。严格而言，当时英国并不具备霸权所需的权力。它从未有过象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曾经拥有的强大军事力量，以便它能够对欧洲大陆有效地采取进取态度。英国的主宰地位是在于它能作为政治中的第三方、作为一个平衡器，起到一个决定因素的作用，修正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英国之所以有这个能力是因为岛国地位大大加强了它的防卫能力，使它能够集中精力发展工商业，免于战争的滋扰。如果一国领土易被入侵，显然会频遭战祸。另外，英格兰和苏格兰在1603年结成由同一国王统治的联盟使英国摆脱了战争，而1707年的彻底的政治统一和单一议会的建立更巩固了这种局面。国内的统一是英国实行自强和对外扩张的前提。　　和以前的霸权国家不同，英国的扩张和进取不是朝向欧洲，而是针对其外的世界。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世界政治”的开端。在对外扩张方面英国独树一帜，这不是说它是首先进行扩张的国家或没有竞争对手，而是指尽管它对扩大殖民地有永不知足的欲望，但它所重视的不是从殖民地捞到多少财富，而是将英国自身的制度推及于它。在这方面，英国的殖民地和罗马的开拓地相似，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产业上都是母国的翻版。这虽然并不使英国免于对其殖民地推行自私自利的政策，但是因为它们被看作是英国人的居住之地，在这些殖民地上可同样享受英国公民的成文或不成文的权利。从这其中就产生了一种值得称赞的基本氛围，它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促使英帝国之内所有讲英语的成员都把培养相互间合理、真诚的关系看成共同目标。　　英国在反对拿破仑的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此与我们无关。当然这种作用是决定性的，不过它是以前述的英国具有的优势为后盾。英国在地理及产业上的优势令其可以并且促使其获取殖民地市场，从而开发了大量商业和产业资源，在经济上支持了反对拿破仑皇帝的盟友。这场斗争结束了，而英国的产业和商业优势以及广大的殖民地依然故我。于是英国在紧接而来的欧洲竞赛中仍旧比其他强国领先一步，这个特点贯穿了整个不同寻常的十九世纪，最近才消失。尽管近些年来的巨大的政治变化以及与英国有关的战争的增多已使英国的优势大为逊色，但由与其相辅相成的科学进步所促进的产业发展依然是英国的特色所在。由于无论就物质财富而言，还是就由一贯的产业和商业传统所决定的国民才能而言，英国都居于优势，它就轻而易举地占得先机且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对手。 欧洲国家间的差别在1815年不仅仅体现在上述方面。持续了二十年左右的消耗战给欧洲大陆国家的人口和产业都带来了灾难性影响。战争中的牺牲者主要都是作为生活中坚和新一代人的潜在养育者的男子。大量的英国公民也在战斗中丧生，不过英国陆军规模相对较小，作为其特殊军事手段的海上控制也没有引起多少大的海战。对法国而言，拿破仑的战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它从这些战争中走出时，它不仅遭受了巨大物质损失，而且人口比以前只减不增，而法国的世界地位一直是与其人口数量相称的。法国的另外一个至今依旧的困扰是，庞大的行政系统、臃肿的官僚机构削弱了国家力量，它们不仅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而且使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的希望成为泡影。和今天的德国不同，决定法国对外影响大小的因素不在于其政府，而在于个人的才华。　　当时的德意志仍和法国革命之前一样，是一个多国家的集合；这些国家相互独立但多数都是小国。两个德意志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存在不仅没有减缓反而加剧了德意志的分裂状态，基了传统或其他原因的两国间的对立阻碍了德意志的政治统一，除非一国令另一国唯其马首是赡。然而就在滑铁卢之战前三个月，俾斯麦出生了。这事当时看来微不足道，日后却意义重大。随着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竞争的持续，传统上对于这两国的各自认同将德意志分为了两个集团，每个集团都以奥普这两个君主国家中的一个为凝聚力的来源。但就历史渊源和现有的威望而言，奥地利这个更古老的国家又为德意志之首邦。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为绝对君主制，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还使这种制度一时加强了。在这方面，俄国这个第五个大国更不用多说了，从沙皇的不受限制的权威中显现出的是毫不含糊的力量。不过，在俄国也和在德意志一样，专制主义是一个政治弱点，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求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塞进一个不负责任的行政官僚阶层。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已看到了一些消极因素给俄国造成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加上问题丛生的国家体制更会使俄国本有的巨大力量在未来某个时期丧失殆尽。目前的趋势是俄国正被从欧洲的竞赛中抛离出来，而与亚洲国家为伍，而后者与俄国在政治体制上正有共通之处。　　以上简要描述了1815年的局势，它那和我们今天的现实还息息相关的主要特点就是，英国在物质财富的创造上、在世界体系中都处于优势；而德意志种族处于分裂之中，从而在政治与产业发展方面滞后。用当前的德意志帝国首相比洛亲王的话来说。当时的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伟大强国的称谓。法国则有意要使德意志四分五裂，从黎塞留时代到拿破仑时代皆是如此。拿破仑继承了分裂德意志的作法，只是策略有所改变而已。这些情形中正包含着决定了目前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的因素，而朝向均势的努力也可追溯至此。或许这种努力更准确地讲是争取取得对于敌国集团的压倒优势的斗争，它客观导致的结果就是不稳定的平衡。要想知道这种平稳如何地多变，只需认真考察一下自1908年夏天的土耳其革命以来的一系列事态发展。不是考察这些事情本身，而是考察各国间固有的相互交织的意图、需要和猜忌，它们常常在具体情形中暴露无遗。　　在很长时期内，德意志在争取国富民强的竞赛中被抛在了后面，延续了多个世纪的分裂传统使它裹足不前。但在今天，人们发现德国正开始成为而且有可能最终成为一个令他国黯然失色的集权的强国。就国际影响而言，德国的兴起可与近代史上著名的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兴起相比拟。不过，德国和西班牙、法国相比又有所区别。后两者在其权力处于巅峰之时，主要的兴趣局限于欧洲范围之内，而欧洲政治的全部内容正围绕着这些兴趣而展开；它们在海外的经营状况也是由欧洲形势所决定。德国和英国之间也有不同。英国的权力完全以海洋为根据，而且它从未拥有过一支象今天的德奥同盟所拥有的强大无比的陆军。　　如今的德国有着权力上的巨大优势，这不仅体现在军事上，也体现在各方面的体制中；而且，德国有着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作用的坚定意愿。不过由于这个意愿所取决的环境尚未定型，它的具体特点与方向尚无人估测，即使对德国人自己来说也是如此；更谈不上去预言它的未来变化了。在写完这些文字之后，我见到了近期的一篇令人颇有启发的文章，就是柏林大学历史学教授德尔布吕克所写的《为什么德国建造军舰？》该文说道：“光靠雄心壮志并不能造就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征服行动。世界上的帝国之所以能建立也不是仅仅因为有着对权力的渴望。事物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以致于象边界和商业上的通行权之类的相对不太重要的东西都会激起冲突；而征服者会因其取得的胜利自然而然地扩展他的国家的边界。甚至连罗马人都不是有意要成为世界的征服者。”就德国在欧洲取得的进展而言，其与奥地利在1866年的战争看来是德国事先预料到的而且蓄意发动的。不过谈及德国与法国的战争，虽然它也在德国人的大致预料之中，但当时德法敌对状况的急转直下看来还是因为德国人精明地----某种程度上也欠谨慎----决定要抓住时机，而他们事先做好的思想准备也使其能迅捷地采取行动，使局势逆转。　　在罗马帝国身上能相当地找到现代德国的原型。今天的德意志帝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即使不是罗马的继承人，也至少和其有着历史的联系。神圣罗马帝国渐渐只成了挂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名下的一个摆设，而且在十九世纪之初也最终消亡了；然而帝国的精神依然存在，并对今天强大的统一德意志国家的形式和名称的确定发挥着影响。德意志的将个人从属于国家的民族性格也象历史因素一样促进了德国的统一。和主要体现在英国人和美国人身上的更现代的自由和个人权利观念相比，这种性格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或许可以认为前者是更先进的观念，代表着更高的发展阶段，能最有效地推动政治进步；但同时也必须承认集体行动也有着相当的实际优点，它使个人的利益服从于集体，将个体置于全体之中，以促进公共的利益。顺便提一句，和德国不处于同一地区、但在自强与扩张方面有着同样迫切需要的日本帝国之所以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日本人从历史上继承了同样的个人应服从集体的精神。这种性格也同样存在于古希腊城邦中的斯巴达身上，并使它在一段时间内居于这些城邦间的主宰地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上述观念和那些更充分地承认个人权利的思想相比显得陈旧和落后，但如果仅仅把它看成一种能给经济活动和对外关系注入力量的因素，它又有其优越之处。　　所有学历史的学生都熟知个人需要和国家需要这两个对立的概念。它们无疑共存于任何一地，因此也就需要相互调和。但是在一方比另一方更受重视的情况下，这种调和的性质只会导致一种对某个社会有着根本性影响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有着对立的观念的国家之间造成了军队般的整齐划一和大众们的各行其事----在工业、农业或商业方面----之间的鲜明对比。同样的道理也表现在许多小商业公司和一个庞大商业集团之间的斗争上。不管最终的情景会是如何，个人第一还是集体优先，目前的状况是压倒一切的集中性力量在一个时期内还会存在下去，因此或许也会造成众多不必要的痛苦；而且，这种力量不仅仅是存在而已，还会起主导作用，因为不管世界已有多大的进步，它也尚未发展到人或国家自觉自愿地将其利益从属于对于他方利益的合理顾及的阶段。用不着因此陷于悲天悯人之中；也不应否认在“公众舆论”的名义下道义力量正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而这无疑会使我们的思维比以前更开阔。当然，古老的弱肉强食法则仍存在于人类本性之中，有权力的国家才能在工商业竞争中、在战争中生存，道义力量不足以决定问题，除非有物质力量可倚助。政府就是一个公司，而公司是没有灵魂的；政府也是受委托者，而不是什么主体，这样它就必须把它的委托人，也就是它的人民的合理利益放在首位。　　德国政府现在怀有什么具体意图并不重要，当今天世界需要密切关注的事实就是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的存在。这个帝国还肯定地得到了奥匈帝国的支持，因为无论奥匈帝国有什么国内的麻烦或对外的企图，由于和德国的邻近、自身实力的差强人意以及一定程度上和德国有着利益的一致，它必定要跟着德国跑，就如月亮必定要围绕着地球并且和它构成了太阳系这个行星系统中的一个组合一样。不少国家则和德奥相对立，它们有俄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最近的事件表明了俄国在国际上的虚弱，其国内根源即使对于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也一清二楚。至于意大利，它仍处于与德国和奥地利的二国同盟之内。不过意大利的亲英倾向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倾向来自于两国历史上的相互间好感以及意大利的海洋国家身份。另外，从前互相疏远的意大利和法国近来也日益接近。在巴尔干地区和亚得里亚海，意大利的利益和奥地利的野心之间存在的不仅仅是一般的分歧，最近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合并以及此前的事态已表露了这点。一份敏锐地预计到了这次合并的奥地利杂志最近写道：“我们迫切需要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以统治北亚得里亚海----这儿座落着意大利的威尼斯和奥地利的的里雅斯特----支援我国陆军的行动、保护我国主要商业港口不受敌人的海上行动的侵犯并防止我们在奥特兰托海峡被锁住咽喉。为实现这些目标，该舰队的实力必须至少和我们可能的敌人的大致力量持平。如果我们在发展我国的海军方面拖拖拉拉，意大利就会占据上风并使我们再也无法超越它。和其他方面相比，在海军方面止步不前更是一种退却，而退却就等于放弃奥地利的历史使命。”奥地利的无畏舰正在建造之中，而上述文字令人们可对三国同盟内的平衡关系略知一二。在关于摩洛哥事务的阿尔黑西拉斯会议上，意大利没有支持德国，只有奥地利一个国家站在德国一边。　　这样，通过分析当前欧洲的国际关系，我们看到，在这一方有着刚组成的三国协约集团：法国、英国和俄国；另一方则是已存在三十年的由奥匈帝国、德国和意大利组成的三国同盟。意大利的倾向尽管可以根据当前局势对它的压力以及它的正式同盟关系来判断，但仍然是令人迷惑的。形势的焦点看来还是在为德、奥这两个中欧军事君主国家所反对的三国协约身上。将这两方的力量作比较，前者在除海军之外的任何方面都占据优势。在地理上，德、奥紧靠在一起，从而易于在必要之时相互支援。不过这种支援不可能是纯粹防御性的。纯粹的防御态势也不可能成功地得以保持，德奥至少已在进攻方面做好了准备。只有攻守兼备才能为自己赢得尊重，1908年在巴尔干的兼并行动已明显表明德奥集团具有这种能力。而且，考虑到两国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的生存手段，显然它们的进击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为它们的工业获得至少说得过去的进入市场的机会。奥地利朝向巴尔干和爱琴海的扩张就是这个性质。另外，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德国也越来越从一个农业国变为了一个工业国，这样它也就越来越需要确保它的原料进口并尽可能地控制原料产地，越来越需要确保市场和在粮食进口方面的安全----快速增长的人口使德国本国的粮食产量日益不敷需求。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海上安全必不可少。　　面对上述众多需要，由于国家的统一和国内组织的有力而实力大增的德国开始了它的航程；然而同时它也发现，其边界之外世界的市场和原料产区相当程度上已被其他国家抢先占据或控制。在取得了实现国家统一这项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德国已建立了庞大的工业体系并组建了一支大型商业船队，目前这支船队在运载德国的工业产品、保持对外交流的畅通方面正持续地积极发挥作用。不过，虽然德国有船队，有商业活动，但就交换过程的第三环节，也就是由于本国国内消费不足而必不可少的国外市场而言，德国不得不在完全处于自己控制范围之外的国家努力进行贸易竞争。而在各国都为其国内经济挂上保护主义标签的时代，他国的随心所欲的规定使这种竞争十分吃力。德国能有效控制的唯一一块有价值的市场就是在其疆界之内。另外，自德国加入围绕着领土的角逐以来，迄今它也握有了丁点殖民地，但这看来也并不足以大大减轻德国在市场方面的压力。　　于是德国在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在它看来，近在咫尺、令其历历在目的争斗将对它的种种不利暴露无遗；也就是说，距离上的接近使德国人有一种活生生的被束缚的感觉。这两者之间并不必然会有这样的联系，但不幸的是更多的时候的确如此。在诸如国家和个人间关系这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官方认识，这些认识所体现的不同的国民特性常常加强各国间的误解与厌恶。在前引的那篇文章中，德尔布吕克教授就说道：“英国的政府体制在其他国家受人欢迎，而德国的政体则非如此。在德国我们有着一个辅之以一个民主议会的强有力的、独立的政府，它比在英国让人习以为常的、不断换马的政党执政制度要好。德国的兵役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法规在实践中已成功地解决了许多问题，我们坚信这些连同今天德国的欣欣向荣都和将严格的秩序和自由结合了起来的政府形式密不可分。但是其他国家更青睐相对宽松、有着更大的自由度的英国制度。因此，英国的统治范围和影响的扩展比德国权力的上升更让人乐意接受。”一位长期乘坐德国轮船的官员曾拿德国人作比较，向我谈及了在和乘客说话的方式上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礼貌程度。在德国的倚仗军事味的政府干预对个人行为的紧密控制所发散出的不容置疑的味道中，德国人的上述不同可找到并不牵强的解释。尽管如此，德国和其他国家仍然大可无情地一较高低。德国人从事工商业的方法有着公认的优越之处：他们总是认真地根据目标来调节手段，他们善于既仔细又全面地观察问题的细节，他们热情不倦而且还有着政府的英明支持。这些优点必将和英国已有的优势相交锋并将其消磨殆尽。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德国固然拥有上述优点，但对于工商业地区、对于贸易场所和原料产地的实际拥有以及更不公平的对于大片可用于居住和开发的地带的政治控制使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并不能在这些地区大显身手。不过德国的个人倒可以前往这些地区并在那受到欢迎。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并且还可能喜爱上更自由的英美生活方式或任何比他们所脱离的制度有着更少的干预内容的社会体制，尽管他们或许依然热爱着并不存在这些东西的母国。不过，不管这些变化如何能促进移居海外的德国人的发展，德国本土上的人们建立一个“大德国”的心愿也仍然难以实现。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之内，各个部分之间有可能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建立起互利互惠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英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有着实现的可能，而且双方正日益认识到了它的意义。当前，没有什么比建立一个“大德国”体系更能让德国人心满意足；而机会的缺乏又不禁使这个对殖民地的贪欲昭然若揭的国家心烦意乱。　　德国的追求和现实之间存在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不一致。此外，不列颠群岛的位置对于德国也有着深刻的军事意义。德国濒临北海和波罗的海，它的所有内陆河道----它们已得到了极大的开发和利用，而且相互间有运河沟通，从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内水运系统----都是以这两个海洋中的一个为入海口所在，因而这些入海口就成了海上贸易的进出通道，德国的全部对外商业也都集中于这些地区。如果沿着敌国军舰的巡游路线，德国的北海海岸从埃姆斯到易北河口也就六十英里多点；波罗的海海岸要长得多，但从大西洋抵达这里必经斯卡格拉克海峡，它的宽度也不到一百英里。战时德国商船可以在中立的区域之内贴着挪威和丹麦的海岸航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保护自己，不过德国依然面临着很大危险，因为从德国通往大西洋和其他大洋的所有航线都经由不列颠群岛。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的宽度给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这两个海峡的一侧完全是英国的国土，其中还有两个主要的海军基地；在苏格兰以北的另外一面上，北海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四百英里宽，有些地方只有三百英里。在英国和德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依照现今的国际法，没有任何德国船只可以经由上述水域而不被劫获，而对于德国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成功封锁会使德国开展的和中立国对德国开展的贸易都陷入停顿。对英国而言，只需以离德国不到四百英里远的英国港口为基地，就能在北海上对德国，包括它的两个主要商业城市汉堡和不来梅进行封锁；在波罗的海进行封锁则复杂得多。　　至此我们就清楚了将波罗的海和北海在易北河口连接了起来的基尔运河的军事意义。借助这条运河，军用或商用船只可以从一个海域前往另一海域而不暴露于敌，德国海军也可以进行集结以对付敢于将其舰队一分为二的敌人。另外，虽然基尔运河不能使德国商船在北海的处境有所改善，但它能使由于封锁不能前往汉堡和不来梅的中立船只驶往波罗的海港口，从那里它们的货物可通过运河系统转运至许多目的地；而连成一片的水道使得很大程度上没有必要再在途中将这些货物另行装船。基尔运河在防御上的巨大意义在于，在某敌国海军的规模只是德国海军的两倍不到的情形下，它使前者不能同时封锁北海和波罗的海。如果它这样做，和因基尔运河而得以集中的德国海军的全部力量相比，它一分为二后的任一部分都处于劣势，这样它就只能后撤；而根据既定的国际法，这样的后撤使封锁暂时失去了法律效力。在封锁得以再次确立，牢牢扎下根基之前，封锁国不可劫获中立国的船只，而且中立国还需有一定的时间以被通报变动后的决定某个航行非法与否的封锁局面。不过，虽然封锁的松缓使中立国船只能出入北海或波罗的海的德国港口，德国从其中得到的好处也还是有限，因为英国和德国在今天的世界商船吨位中都占有很大比例。如果英德开战，中立国的吨位根本不足以满足开往德国港口的运输任务。　　德国在北海的海军基地威廉港也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并且和德国舰队的壮大是同步的。这些都表明德国正在做着系统的准备，这很大程度上使德国既显得伟大，又令人害怕。不过，发展威廉港的意义也是有限的，因为二十多英里长的、近海多沙洲的危险海岸将它与易北河口分隔开来，某种程度上这削弱了基尔运河作为两个海域间保险的连接纽带所具有的优点。另外，上述海岸的外围有着战略地位重要的赫尔果兰岛的拱卫。作为和德国放弃对东非的桑给巴尔岛的要求的交换，该岛于1890年由英国让给德国，今天它已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鱼雷艇基地。不过和海岸仅三十海里的赫尔果兰岛的意义远不仅仅在于鱼雷防御上。　　尽管诸如基尔运河之类防御上的准备意义重大且值得赞赏，但由此获得的安全远远不能满足德国的国家荣誉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对古巴曾具有的对于我国对外政策之意义记忆犹新的美国人不会不明白不列颠群岛的地理位置对德国商业意味着什么。包括密西西比河流域贸易在内的墨西哥湾海岸贸易将古巴的一百英里海岸都囊括于其中，这种情形使美国不能容忍任何海军强国将古巴岛据为已有。不过，古巴政治归属状况的变化和美国力量的壮大已使美国曾有的担心化为历史；古巴的重要性依在，但至少此时已不再有古巴被某个国家用作海军基地的可能。不列颠群岛的对德国重要性和政治归属状况都是长期性的，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今天英国的海军力量依然首屈一指，保持这种局面更是英国两大政党的明确目标。　　提出这个目标是合理和必要的。虽然和德国同为商业国家，但英国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的原材料、粮食和市场。英国的人口只有德国的三分之二，因而英国在用以支持军事力量的人力资源方面居于劣势，尽管英国也有着较大的人口比例，单靠自己的土地也不易养活它的人口。英国的人口比例是每平方英里四百多人，而德国只有三百。另外，英国对海洋的依赖是绝对的，它不象德国有着能使其得到物资的大陆边界。德国还有着莱茵河，它通过和德国友好的荷兰入海，是德国腹地的一条大运量运输要道，而且根本不可能被英国切断。在另一个方向的边界上，德国和俄国接壤，后者是世界的一大粮仓。1909年的俄国小麦产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是二亿一千三百四十二万五千三百二十六英担。美国排在第二位，为一亿九千三百五十四万四千九百七十五英担。　　就保持一支强大海军的缘由而言，英国在保全自己方面有着更大的需要。它绝不能放弃海上主宰地位，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另外，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使它必须保卫后者。不过英国不需要在其殖民地所处的海域都保持海军优势，只要将这种优势集中体现于欧洲地区即可，因为针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而言，欧洲依然是采取攻守行动的基地所在。而且，由于不列颠群岛的地位，英国在欧洲海域保持海军优势可以对德国商业施以长期的潜在控制。正因为这些原因，在过去的几年中，英国海军在本土海域加强了集结，而从前它多少更具分散性。以往英国海军的相当一部分是在地中海，而现在英国对该地区多少有些放弃，这也颇具意义。　　无疑，上述集结是出于对德国海军的发展和德国陆军世所公认的出类拔萃的考虑。拿破仑就曾梦想将英国舰队诱开，然后再迅即入侵英国，这也是当年英国人怕见到的情景。当然拿破仑最终还是失败了，而且还不仅仅以微弱的劣势。不过，即使在蒸汽时代之前，入侵英国也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拿破仑之前路易十五时代的舒瓦瑟尔尤曾尝试过。今天，蒸汽轮船的运用使跨越英吉利海峡远不象过去那样困难，可以在完全不受风向和天气影响的情形下特别迅速地向英国运送军队。当然，调集船只和载运部队并不会因此就一帆风顺；在英国登陆是一件包含众多细节的行动，没有仔细、适时的考虑就不会成功。英国人对昔日英国为防止奥地利或法国的入侵而作的动员以及导致这些措施的精明政策还有着记忆。不过一些持有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也确实担心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一支足以粉碎任何有组织抵抗的军队在英国突然登陆，而他们面对的其实还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所以英国要把其海军集结于本土周围，而这也促使德国努力发展它的海军，不仅增加军舰的数量，还大力修造各类工厂和船坞，以具备大规模的制造和维修海军装备的能力。这些计划总体上看深刻地体现了德国非同一般的进行静悄悄的周密准备的能力。德国并未正式表述过它发展海军的目的，不过或许用下面这句话来说明这个意图不会有错：壮大德国海军的力量，以使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不敢对德国冒然挑衅。德尔布吕克也写道：“德国永远不可能以征服英国为政策目标，但它应该且必须尽力对英国的行动施以限制。”这就是说不能由着英国依靠本国的地理位置对德国的贸易进行控制。不过由于德国的计划是建立一支规模比英国海军还要大的海军，英国不能不和德国展开一场造舰竞赛，以维护它在海军上的领先地位。　　很明显，英国海军的强大也是对德国在陆军上的优势的抵销。如果英国丧失了对海洋的控制，它不可能指望拥有一支足以和德国陆军一争高低的陆军。相反，德国在已有一支强大陆军的同时，还期望拥有一支无故的海军。尽管英国比德国要富有，但英国政府不可能象德国政府那样从人民那里索取太多。个人自由也许是英国人最重要的本性。它使在英国按照德国的方式来治理社会绝不可能；这个特征是多少代人造就的，一代人的时间根本不足以改变。英国作为一个海洋和殖民国家所取得的成功是个人独自努力或自由合作的结果；这种局面今天依然未变，由个人进行公平竞争仍是其中的规范。在英国，进步的动机来自个人；在德国本质上则是集体行动决定一切。　　英国最近提出的养老金计划也反映了上述情况。尽管该计划以德国的作法为蓝本，但其执行暴露了英国在采取集体行动方面的经验和把握全局能力的不足。和在德国一样，根据该计划，个体雇佣者或受雇佣者不被要求依其自身情况承担部分负担，所有的养老金负担都是由国家承受。不过该计划没有对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作认真的调节，而是以一种统一的方式简单地将养老金福利一古脑地推向社会。它所依靠的税收政策既不会激励进取精神，也不能促使人们奉行节约。因为通过努力工作得来的财富中的过多一部分将作为税收被抽走；而即使大手大脚，也能从国家多少得到补助。在采取政府行动方面简单地模仿德国并不能使英国取得德国人经过精心筹划才取得的那种进步。　　这类进步更加强了德国的优势。在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单独和德国对抗；如果某两个或所有的大陆国家连成一气对付德国，它们也不容易解决协调行动的问题，何况无论欧洲强国如何分化组合，奥匈帝国肯定都会站在德国一边。因此英国海军实际上成了唯一一支能让德国不敢轻举妄动的军事力量。而英德两国之间的军事态势又是和相互间的工商业竞争掺杂在一起的，这种竞争日趋激烈而且左右着两国人民体现在需要和收入方面的福利状况。不时见诸于报端的频繁外交访问正反映了当前的国际局势。在德国眼中，从这些访问中凸现而出的是一种孤立和限制德国的企图；而这些访问传递给其他国家的则是这样一个共识：应该压制那看来过度膨胀而又甚具侵略性的德国的野心。无论人们有什么看法，当前在欧洲只有英国和德国有着他国望尘莫及、协调得当的力量，这体现在它们的富有、它们的工商业体制的有效以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的强大上。其他国家只是站在英国或德国一边对它们间的平衡发挥作用；这种作用是辅助性而非决定性的。2·德国的崛起马汉 [美国][出自《海权论·欧洲的冲突》] 1910　　德国的目标是求得这样一个地位：即在那些欧洲文明范围之外的国家，在它们的人民中间，德国的影响、德国的资本、德国的商业、德国的工程业和德国的聪明才智可以和其他强国在平等的条件上进行竞争　　认识到了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敌对及其产生的根源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其他状况。奥地利在去年采取的兼并行动，1905年摩洛哥争端的或长期存在、或转瞬即逝的事态等都不时地影响着各国的政策方向。微小的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偶然发生的，但它们也会导致和其重要性相符的反应。这种重要性的大小由有关的政府所估测，但在根本上还是为这些事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所决定。当前，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对峙就是国际关系的重心，它是从前述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发展而来的。“我认为，”德尔布吕克还写道，“英国和德国这两大国之间的角逐是事物发展的自然结果，绝不可能被消除。不过，这场竞争并不必然导致战争；至多竭力进行的军备建设使两国保持相互间的力量均等，谁都不敢轻越雷池一步。”而其他欧洲国家则和某一方站在一起，对这种平衡产生影响。　　德尔布吕克的思路适用于包括英国在内的每一个其他国家，也适于被用来分析包括英德之间的争执在内的每一个纠纷背后的原因。战争的情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战方的地理状况，但战争的根源可能远在他处，今天尤其如此。如今，众所周知，欧洲国家和美国都越来越必须在世界的欠发达地区寻找原材料，并为它们的工业产品和资本寻找出路，从而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都处于相互竞争之中。在1909年5月底，英国外交大臣在议会下院的发言中说，从今没有任何欧洲问题会激起欧洲国家间的尖锐冲突。不过他又指出，非洲的刚果问题如不能合理解决，可能造成欧洲国家间的麻烦；这些麻烦和过去几个月中发生的问题----指奥地利的兼并行动，对此各国迟至1909年4月才明确给予承认----相比，后者只是儿戏而已。德尔布吕克又写道：“德国给自己规定的明确目标不是获取大片的殖民地，而是求得这样的一个地位：即在那些欧洲文明范围之外的国家，在它们的人民中间，德国的影响、德国的资本、德国的商业、德国的工程业和德国的聪明才智可以和其他强国在平等的条件上进行竞争。”　　无人会反对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在面对上述声明的同时，人们又不能不认识到德国的军事力量正炫示于其面前；不能不记住德尔布吕克下面这句意味深长的文字：战争常常并不发端于明确的目标而是受促于偶然的事由，而强者通常在这些事由中占据上风。而且，冲突中的双方能很快就什么是“条件的平等”达成共识么？在整个世界已经确信德国有关武力上的优势而且企图倚仗这种优势去谋求控制的情形下，它还会为德国鼓吹它有着平等的权利而感到欣慰么？世界上的国家必须注意以下两点事实：一是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普遍存在着与德国有关的竞争，当然门罗主义使南美的情况更为复杂；二是德国海军很快就会变得比英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海军都强大。如果英国保持了它现有的在海军方面的支配地位，再加上不列颠群岛的地理位置，英国海军就可以钳制德国；但如果英国海军没有这个能力，就没有谁还能起到类似的作用了。由于英国有着非常自由的体制且因此军事组织不甚发达，另外对殖民地的欲望也已完全得到满足，它没有足够的进行侵略的动机，何况如今它也没有很高的组织效率。就此而言，德国才是当今最适合不过的；无可比拟的典型。　　如果上述正确，那么在当前由于所有在工业技术和资本拥有方面都名列前茅的国家都正在世界上的同一地区寻求贸易和投资机会，因而竞争十分激烈、国际紧张日益加剧的时刻，英国明显地是国际局势的关键所在。工业、生产能力和资本不仅仅是抽象的名词，它们还体现着实实在在的资源，对它们的开发利用决定着大众在衣、食、住、行和合理享受方面得到满足的程度。所以，当前斗争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各国人民，政府只不过是他们的工具。如果哪个国家在政府体制的效能方面高出一等，以所拥有的工业和商业实力为基础，它就可以作为一股军事化的、组织良好的力量投入角逐，而其他国家只能寄希望于结成联盟以维护机会的平等。英国由于其地理位置和海军，以及庞大的殖民体系，将国际形势的钥匙抓在了自己手中；不过就武力竞争而言，英国在组织效率与人力物力的集中上又逊于德国。这样，对所有德国之外的国家或民族而言，如果它们认为在世界市场上的平等或机会对自己极为重要，它们就有必要考虑应抱着怎样的思想态度、持着对现实的怎样理解、采取怎样的手段去影响未来的发展。如果某一国的强大令他国难以望其项背，那么和从前一样，平衡只有通过弱者之间的相互沟通与联合才能得以保持。　　顺便还需提及的是，在大多数的工业竞争场合中，海洋都是决定性的因素。就当前欧洲形势而言，尤其是考虑到俄国趋于衰弱且要把一部分力量投向东方，德国完全不受入侵的威胁。而且德国海军能够，或者说很快就能够在世界上的任何地区自由行动，此外只有英国海军可以这样做。一旦英国丧失了这种地位，就当前状况估计，德国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上起支配作用的海军国家以及欧洲的主宰者。另外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德国海军的行动不牵涉英国的切身利益，有关国家又未保证在与上相反的形势下给予英国相应的支持，能期望英国行使它的权力去制约德国吗？在美国力量还很弱小的时代，美国宣布了门罗主义。尽管美国的声明和它的海军力量一样可以让人不屑一顾，但英国这个当时有着比今天还相对强大的舰队的国家将门罗主义作为一项对它的真正支持加以欢迎，而且两国还通过它们的行动阻止了一些国家提出的从欧洲运送军队跨越大海去干预美洲的争端的建议。当时，利益的契合使美国和英国相互间给予了支持。　　另外，在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之时，一位在英国极有影响的权威人士告诉笔者，对于向英国提出的一项要求它参加一个国际联合以约束美国使用其力量的建议，英国在答复中不仅拒绝参加这样的联合，而且还保证将积极地反对建立这种联合的尝试。而在1895年，法国、德国和俄国的联合行动就迫使日本----另一个非欧洲国家----放弃对旅顺的占有。我认为英国的上述作法完全是出于利益动机，它正确地认识到了其利益。我不会将其原因归结于情感，情感尽管在国家生活中有着强大的作用，却是极为靠不住的东西，变动无常。当前的问题是，在目前形势中，英美两国鉴于利益的共同性，在什么领域更可能进行相互支持？当然，英美之间还有着共同的政治传统，这很大程度上也使两国相互间有着感情上的亲近。在今天和在华盛顿时代同样地正确、而且将一直正确的一个道理是，期望能有利益之外的动机持续决定一个国家的行动完全是徒劳的。这个被冠之以“现实主义”的信念已被德国直言不讳地作为国家政策的根据。从这个信念出发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的政策是否正确、全面正取决于对于国家利益的考察；为此，他们需要对眼前现实有着广泛的了解，还应具有对其进行分析的能力。对于一个要在世界上充分发挥作用的国家来说，这些了解和分析能力也应为其一般大众普遍拥有。只有这样，原先只有着短浅眼光的大多数人才能认识到国家的长远需要，国家也才能采取必要的措施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今天，美国再一次地需要看清欧洲政治对于自身利益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影响。当前，德国决心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且正公开地计划建立一支一旦建成将比英国海军还要强大、比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任何国家所希望拥有的海军还要优越的海上力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德国正行使着它的无可争议的权利，不过它也必须为它的行动负责。无论就某个地区的防御、还是就在涉及德国的争端----无论可能出现在世界的哪个地区----而言，德国的所作所为已使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感受到了德国力量造成的压制。于是，对美国来说，当前正迅速出现这样一种形势，它就其主要特征而言和美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从门罗主义的提出到南北战争的结束这段时间内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一致。　　因此，如果上述形势完全形成，它也不会是史无前例的。不过，它和昔日的情景相比明显地多了几分不祥之兆，因为现今的国家间竞争远比1860年以前激烈。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是德国自1870年以来由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造成的。今天的敌对和以前一样，也是由海洋而起，而海洋正是美国及其他海上国家的边疆。这个世界久已习惯于由一个海军强国起着支配作用，并且毫不含糊地将这个国家和英国这个名称连在了一起；它还注意到，海上霸权总是和商业和工业的优势相维系的。今天，争夺这个优势的斗争正在英国和德国之间展开。对这个优势的追求促使各国寻求市场，并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倚仗压倒性的力量以控制市场，使其为我所用。这种控制的最高形式就是占有。这种保护制度目前盛行于世，它表明了力量或国家权力如何被用来人为地为本国的工商业创造优势。英国自诩的自由贸易政策是以简单的比较优势为基础，而现在这种优势已陷入了疑问之中，自由贸易体系也摇摇欲坠。在1878年，英国同意由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施占领，尽管当时后者名义上还是土耳其的省份。可是，奥地利一占领这些地区之后，就进行了关税调整，结果英国就被排挤出了当地的市场。“门户开放”这个如今已为人熟知的词汇要表达的就是对于通过领土占领或公开、隐蔽的领土控制而在某个地区推行贸易独占政策的抗议。　　无疑，纯粹的商业竞争完全是基于工业和经济效率。然而，不管一个民族在这个方面如何表现上佳，它也只会在无力操纵事态时才愿意依靠效率进行竞争。一旦有了权力，它就会使用它；而之所以未能这样去做就是因为它未控制某片土地。于是就有了两种结果：一是一些国家力图占有某块地区；二是占有者倚助武力来保住已到手的地盘。就在最近，当笔者正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一位在德国颇具影响的人物称，如果将来德国在其他国家先行抢占的殖民地盘上依然不能立足，德国对此只好默认。人们完全应该相信此话的确是由衷而发的。不过，国家实际上是由它遇到的机会所支配而且很乐于应用这些机会。在1898年最初的几个月中，谁又能想到美国将占有菲律宾呢？当初，这块群岛既不是美西战争的起因所在，也不是美国预定的战争目标；而且笔者还亲眼目睹了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对于夺取菲律宾的强烈反对。无人能预料一个国家将做些什么或感到必须做什么。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使在某个问题上争执的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也还是谁的力量强，谁就占上风，而且大家都会不失时机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目前，德国需要的市场大多处于他国法律的控制之下，这种状况决定着德国的当前意图以及对强大的海军的期望；不过，支配着德国前途的并不是后者，而是无法预测的四周形势。　　海军在力量运用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没有海军的强大，在海外使用其他形式的力量就无从谈起。而且，海军需具备根据需要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要求它发挥作用的地区出现的能力。这就意味着要有海军基地，而土地占有就能带来这方面的好处。作为对德国公民在中国受到伤害的反应，德国向中国炫耀武力，并迫使后者将胶州湾让给德国。不过德国首相告诉议会夺取胶州湾并不是偶然的、事先未曾预料的孤立行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确信我们在远东需要一个陆上基地。”这番言论只不过是对于上述的基地重要性的一个具体表述，而基地本身也正是一串有着逻辑上的承先起后关系的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这串链条就是：工业-市场-控制-海军-基地。　　这个链条总结了英国海权的成长过程；正是这种成长使美英两国在自门罗声明至南北战争结束这段时间内，围绕着土地占有上的争议，一直处于外交冲突之中，虽然如“疲倦的巨人”这个词所表达的，当时英国也开始感到管理广大的地盘对它是个负担。那个时代的一些英国政治家也远不止一次地想到英国得到的已经足够多了，但英国并未摆脱多多益善的习惯，它的工业还继续要求市场，它的海军依旧首屈一指，它在海洋上的权力仍然无人堪与匹敌。令人幸运的是，尽管美国的市场对英国极富价值，两国之间又有着外交争端，但英国人仍清楚地记得1812年的英美战争让自己一无所获且还惹得一身烦恼，因此占领美国的想法在英国虽一直存在，但并无多大影响。英美间的和平一直得以维持，美国人的要求很大程度上也为英国人接受了。　　上述之类的情形在各国政府的行为中随处可见；从中必须看清的是，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考虑导致了各国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就是权力的针锋相对，无论这种对峙是否得到了外交手段的调节或是被置于了战时仲裁之下，或是处于两国还是国家集团之间。对权力大小的判断不仅仅停留在对物质力量的认识上，更表现为对于所有对行动产生影响的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广泛评估。均势就是指在天平上各处一边的两个秤盘处于一个基于对立关系因而又易于浮动的平衡状态，十九世纪的欧洲就呈现出这样的局面。从这种局面中崭露头角的是国际协调思想，即大国和其他有关国家步调一致，以通过妥协或基于应有的权利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一旦达成了某种解决，它就具备了合同的约束效能。尽管所有在国家间会议上达成的条约都有着这种性质，不过现今的“协调”概念从广义上讲是指各国通过双边交流和国际会议，进行普遍的磋商和安排，从而对有关问题达成具体的解决方案。几大国就是通过协调，才决定由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俄国在克里特岛联合驻军，以维持该岛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居民之间关系的平静。这两方分别希望和希腊及土耳其实现政治统一并且从后者那儿寻求支持，这种局势恶化了希土两国间的关系并给欧洲和平带来了爆发战争的危险。不过，德国拒绝参加上述协调，这显然是因为它和刚刚被赶下台的土耳其苏丹阿布杜拉·哈米德有着特殊关系。此外，五年前的阿尔黑西拉斯会议也是一项大国间的协调行动，该会议同意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在摩洛哥有着最直接的利益的国家在摩洛哥推行某些措施。在这类情形下取得的成果至少就其形式而言体现的是大国间的一致，而不是对抗基础上的平衡。　　均势手段体现着强制性，而努力以理性协商和相互让步来替代使用强权的办法在精神上和诉诸公断是一致的。然而令人不安的是，按这类方式达成的协议常常在实质上也完全是权力交锋的结果，因而其效力随权力关系的变化而摇摆。最近的一个例证就是奥地利无视1878年的柏林条约，改变了该条约规定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归属状况，将其并入了自己的版图。这使柏林条约所体现的大国协调也湮没于新一轮的对抗之中。在这个事件中，德国站在奥地利一边，而俄国在德国压力下也不得不放弃遵循它和英国、法国达成的谅解，即三国保持一致，反对任何不经欧洲协调就剥夺土耳其对于波黑两省的正式宗主权且和塞尔维亚王国的合理意愿明显相背的行动。受到德国露骨压制的俄国的愤懑之情体现在了沙皇于1909年10月从俄国至意大利的外交旅行中，当时他刻意避免途经奥地利的国土。波黑事件加大了有关国家间的隔阂；在这种背景下，在巴尔干出现的任何棘手问题都会威胁到欧洲的和平。这场风波直至1910年2月才告一段落。从结果看，奥地利的行动造成了既成事实，一件通过不借助甚至无视欧洲协调而实现的事实。对此的唯一点缀是奥地利给予了土耳其一笔经济补偿，这也迎合了正受国内革命困挠的土耳其的财政需要，不过正是这场革命给予了奥地利可乘之机。随这种结局而来的形势比事发之初更趋恶劣，有关国家间的对抗又鲜活如初，众目睽睽的是出于一时之便的随心所欲便使严格的协调成为可有可无。有关国家间的信任即便不是荡然无存，也是所剩无几了。　　不管上述局面可否避免，它并不表明在世界各国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一种有序的体制。一些意见认为一个国家不会无条件地服从协调或公断的结果，只有借助强制力才能使其行为和这类结果相一致。人们也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均势局面和工商业竞争状况有相似之处，而欧洲协调过程和一个托拉斯组织的运转又有不少共同的地方。尽管欧洲协调和托拉斯不同，不是将所属的多个成员聚合为一个集团，但它的确将集体意愿作为关于欧洲的政治决断的来源，而所有的强国就如托拉斯组织内的子公司一样要遵从集体的决定。　　对于如上述的吞并土耳其的两个巴尔干省份这样的行为，用不着从客观形势中替它寻找开脱的借口或者更多的反对理由。显而易见，明目张胆地弃协议于不顾必将给整个世界造成道义上的消极影响。任何令人满意的关系，不论是社会、金融还是国际方面的，都必然以信誉为基础。没有信誉就没有安全；信誉丧失殆尽，接踵而来的就是动乱。用不着进行多么生动形象的描绘，人们就能想到倚仗强权违反条约对国际政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而这种情形多少正体现在了普法战争以来的欧洲局势中。这种局势不仅表明了在欧洲存在着一个超级军事强国，而且将这个国家造就成了一个和欧洲大家庭的任何其他成员以及和这个家庭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的美国相比，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着更出色的组织才能的有机整体。　　军事组织，也就是陆军，只是德国的组织才能的一个具体表现所在。德国对自身力量进行协调、搭配的主要特点是，在政府统辖之下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各自的全国性指导性机构，这种广泛程度和它所取得的成效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没有的。于是德国成功地集聚起了它的力量，无论是在工商业领域还是在军事领域。托拉斯就是一种有组织的力量集中形式，它的效能众所周知。在德国，由政府进行集中特别地容易并且有效，因为今天的德国人是几个世纪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在这个环境中，政府无论其好坏，一直是将个人置于自己的驾驭之下。这种状况的存在部分地是由于绝对政府是德意志传统的政府形式，更多地是由于历史上的德意志国家大多规模较小，它们的政府能够在别人所未有的程度上干预个人生活。　　所以，历史环境和继承下来的特性塑造了今天的德国人，使他们能够甘心生活于一个政府控制框架之内。实际上这种控制的加强看来正是发生于当今所有文明国家之内的趋势。在不侵害公共权利情况下的不受国家约束的个人自由在英国和美国一直备受推崇，可是如今这种自由在任何地方都正受着越来越多的约束，因为人们日益看到，少数个人的集体行为确实可能破坏公共权利。出于纯粹的自我保护目的，国家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不过，只要这些措施的目的不是让政府行为起到为个人行为拾遗补缺的作用，而是要对后者进行规范，那么这些措施便在形式上是社会主义的，在实质上却并非如此。然而，在任何时代，一个政治社会的这个或那个部分都会招来控制，以防它产生过分的影响。而且，还可注意到的是，政府规整也给社会注入了新的竞争成分，因为当个人和小团体的权力过大时，它们的利益会受到整体利益的制衡。而依照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思想，国家应对所有社会事务予以统辖和指导性控制，这样国家也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垄断组织，一个托拉斯，没有什么还可以对它起到自然的、有效的修正作用了。　　当今的一个趋势就是组织化现象日益扩展，而德国无论从方法还是从才能来说，在这个方面迄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使德国比之于所有其他国家有着先行之利，并有机会弥补一个世纪之前就已存在的那些不利因素给当时起步的德意志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失。那时，德意志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在社会、经济和商业领域也处于相对落后的地步。直到1835年，关税同盟才在德意志得以建立，将工商业从每隔几英里就一个税卡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普鲁士在促进这个变化方面所起的突出作用对于它在日后取代奥地利成为德意志的首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不过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1862年至1866年的普鲁士政治发展却颇耐人寻味。这时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根本不把议会下院放在眼里，而上院却不断地颁定为下院所反对的新税种以支持俾斯麦的政策。　　这一时期德国政治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德国人民一直毫无怨言地交纳税款，这和英国人民对于舰只税以及美国人民对于印花税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的确，普鲁士的税收促进了其陆军的改组与发展，而陆军的强大将普鲁士推上了德意志领导者的地位，并使现代德意志帝国随着一系列的军事胜利而得以诞生。但舰只税对于决定着英国的优势地位的英国海军的发展同样具有意义，何况发展海军的需要是英国人无法否认的。至于印花税，它的征收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也是出于国家防御的需要。在相似的情形下，普鲁士人民在税收方面对于政府的顺从清楚地反映出了他们的普遍性格，他们将自己置于强大政府的支配之下，与此同时在个人自身的行动范围之内又多少保持着一点主动性。由此可以看出德国政府的特性和德国人民的特性是相互协调的。这种协调促进了德国的强大，而这点并非时时都能为人所看清的。不管如何，必然无疑的是，在当今组织化的时代，由于德国政府有着熟练的对社会进行系统组织的能力，而德国人民对这种组织也能普遍接受，在组织程度方面，德国在所有国家中自然独占鳌头。　　德国在有条不紊地组织国内活动方面极富天赋，这使它能够通过将自身力量协调一致而甚为强大。有着无与伦比的效能的德国陆军就集中体现了德国身上所有的军事禀赋。这支军队所依赖的德国人口如今比俄国以西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多，而且其增长率也高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自1870年的普法战争以来，德国人口已增加了一半，从四千万达到了六千万，现在还以每年八十万人的速度上升。所以，就规模和质量而言，德国陆军能够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即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德国也因在地理上处于欧洲中枢而具有公认的军事优势。如果暂不考虑其他军事因素，那么在其他欧洲强国----俄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分布于连成一体的德国和奥匈帝国领土周围的情形下，可以想象前几个国家组成一个联盟----就如反对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联盟，而这自然会使德、奥容易受到多个方向上的攻击。不过军事实践证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位于中心地带给一个国家所带来的好处远比与此同时的经受攻击的危险所给它带来的损失要大，它能够同时对于几个敌人进行连续的打击。这样的国家可以集中施压，用优势兵力对付薄弱之敌，地理上的居中使它可以沿着军事上所称的内线调动军队，而内线简而言之就是较短的线路。距离上的近捷意味可以更迅速地行动，而时间也因此而节省，如一句著名的格言所说，胜负就在五分钟之间。　　由于这些原因，位于一个圆弧的中心位置上的国家比那些其领土零散分布于圆周之上的国家更易采取协调的行动。目前这种便利是在德奥同盟一边，而且还因铁路系统的存在而得到了加强。这个铁路系统的大部分处于德奥政府的紧密控制之下且根据战略与商业运输的需要而组织，因而也就使内线调动所带来的军事机会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些只会加强德、奥间的相互支持，双方在当前欧洲局势中的互利互惠关系已被它们自己视为必然。无论就任何一国的具体意图而言，还是从总的国际关系来看，都不存在任何使分裂能和联合一样给双方带来同等好处的因素。另外，德、奥的领土连成一片，从北海和波罗的海贯穿欧洲直抵亚得里亚海，这也给两国带来了一些军事和商业上的好处。与此相联系，考虑到土耳其的前途多舛，从爱琴海畔的萨洛尼卡向地中海出击是德、奥的一个自然而然的打算。　　鉴于上述状况，奥地利一年前的吞并行动和它的建造四艘无畏舰的计划都是一种信号。如果奥地利在爱琴海边获得了据点，或者借助于海军优势控制住了亚得里亚海，那么它就能以充分的海军力量为依托将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地区置于自己的驾驭之下。奥地利在这一地区的企图与意大利的利益相冲突，也和欧洲国家对近东局势普遍具有的敏感不太相称。不能忘记的是，仅仅在半个世纪之前，有着在意大利半岛进行扩张的传统的奥地利还占据着包括威尼斯和米兰在内的意大利大部分土地。在1718年与1733年之间，奥地利还曾短期占领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意大利的推进受到压制之后，奥地利又把扩张传统和对商业优势的期望转到了亚得里亚海的另一侧，也就是巴尔干半岛身上。意大利此前对奥地利的抵制也随之自然地转移了过来，因为亚得里亚海的控制状况对它的安全至关重要。亚得里亚海最宽处不过一百五十英里，出口处还不到四十英里宽，意大利不可能心平气和地看着这么一个和它整个东部边界相邻的海域落到一个以一条海岸为基地的强大的奥地利海军的手中。于是，从前的和当前的对奥地利的强烈不满使意大利人几乎不可能对他们王后的祖国产生亲近之情，而且他们还对生活在的里雅斯特和特伦特的意大利人依然是奥地利的臣民而未被“救赎”出来耿耿于怀。由于上述龃龉，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根本不可能达成什么平衡。人们唯一需做的就是认识到巴尔干局势的不稳以及这对东西方交汇之地、对于传统的世界政治中心的影响。后一地区的代表城市就是分别以两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及征服者命名的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里亚。　　由两个中欧国家组成的强大同盟有着几个目标，它们通过德国的海军发展以及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兼并这些近年来的事态都得到了体现。德国是奥地利的超级伙伴，它的支持对于奥地利最近行动的成功是决定性的。奥地利之所以采取这个行动，既是出于眼前需要，也是明显地为了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威望。针对奥地利对波黑两省的吞并，奥地利首相曾说道，必须当机立断，否则事情的发展可能就对奥地利不利。这实际上是指，刚刚在君士坦丁堡取得革命成功的土耳其青年党人在羽翼丰满之后，或许会反对将波黑并入奥地利，就如他们面对战争威胁，依然拒绝让希腊获得克里特岛一样。奥地利还直言不讳地表示它要执行积极的对外政策，以使奥匈帝国在世界上居于适当的地位。除此之外，向爱琴海和地中海的贸易扩张也是奥地利的打算。如果奥地利全国上下都能支持上述目标，它就不再会给人一种瞻前顾后的感觉。构成奥地利帝国的多个民族之间的纷争使奥地利人不能团结一致，而一项坚定的对外政策则会将全体奥地利人集聚到一杆新的国家利益大旗之下。尽管奥地利的财政不太宽裕，但上述目标以及扩张至爱琴海所带来的商业利益将继续促使它沿着既定方向推进；最近的情况已表明对奥地利的抵制软弱无力。自然奥地利也需面对在当前爆发欧洲战争的危险，可现实形势是俄国一蹶不振，而两个中欧帝国却兵强马壮。德、奥的联合行动说明，这两个国家将依然是铁板一块，作为一个最稳定的因素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　　德国总是及时地向它的盟友伸出援助之手；反过来，它也肯定希望得到而且无疑会得到奥匈帝国在将来对于德国的各种政策的支持，尤其是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处于冲突之中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只要世界政治还取决于欧洲局势，一个国家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和德国陷入争吵，它都必须掂量一下奥地利的作用。这一点明显不过地体现在了摩洛哥问题上。在克里特岛事务上，德、奥两国至今也是并肩而立，脱身于欧洲协调之外。如果今天的法、英、俄二国协约集团中的任何一国沾惹上了与德国的严重麻烦，其他两国如果想要干预，也不能不考虑到奥地利的反应。一旦在上述形势下法国决定动用自己的海军以支援英国，可能由此引发的危机将使它不得不留意着不仅是德国、而且有奥地利的对自己陆上边境的威胁。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美国和德国的企图或政策在世界上某个地区发生碰撞的情况下，此时的欧洲局势对德国行为的制约必会因奥地利对德态度的明确而大打折扣。上述例子都具体说明了均势效应。目前欧洲均势状况的主要特点就是，天平的一端是基于地理位置和必要的相互依赖而聚为一体的力量；而在另一端，力量分散且缺乏必要的凝聚力。因此，在制衡的力量出现之前，欧洲的均势天平不可阻挡地会向一端倾斜。以往的经验也并不能保证有关国家将自然而然地想到应防止他国一时具有的优势所造成危险或消极影响，并且针对将来的可能不测进行稳固的合作。相比于三国同盟，三国协约集团力量的散乱清楚地说明了在今天的欧洲谁是强者。　　在上述易变的局势下，只有一种力量能有效地制约德奥集团，那就是英国海军。如果英国海军能保有适当的优势，英国还会象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一样继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英国之所以拥有强大的海军，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英国将本国的力量集中投入到了海军方面；二是英国除了享有岛国身份给它带来的安全之利，还有足够的财力以推行今天所称的“两强标准”。“两强标准”只不过是赋予某个传统观念的新名称。在整个十八世纪，尤其在北美独立战争前后，英国政治家们就笃信英国海军的规模必须比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波旁君主国家舰队之和还要大。当时的法西同盟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和今天的德奥同盟一样，将长期、稳定地存在，因为这两国不仅为王朝纽带所维系，相互间还明显地有着迫切的互予支持的需要。　　当今，英国对两强标准的执行相对缺乏针对性，这实际上表明了自普法战争以来的国际关系多少令人觉得扑朔迷离，而且这种局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两强标准的依然存在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明了国家安全需要仍使英国认为它的海军应比其他任何两个强国的联合舰队还要强大。对英国来说，对海洋的控制不可缺少，它不仅关系着英国的军事防御，也关系着英国的生存，关系着英国对于粮食、商业机会和工业原料的获得。目前在美国，对于美国是否应被视为一个反英联盟的潜在成员这个问题有着争论。一些人之所以认为美国可能参与这样的一个联盟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当前英美之间存在着什么隐患，尤其是那些会使美国背离传统而走进军事同盟的隐患，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在将来具体情势下的权衡再三或许会使上述作法成为美国的权宜之计。不过应强调的是，考虑到英美商业联系的紧密，考虑到英美在语言和政治传统上的一致，也考虑到不可能置身于一场英美间的战争之外的加拿大的利益，英美间任何可能的争端在影响上与抑制这些争端的因素相比，只能是相形见绌得多。　　据说当今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奉行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不能允许英美间的分歧发展到使相互关系破裂的地步。这说明了这个普遍事实，即通常在每一个国家看来，和另外某个强国保持和谐关系有着首要的意义。在俄国盛极一时的年代，普鲁士重视的是俄国；对于今天的德意志帝国来说，受垂青的就是奥地利了。德国首相俾斯麦在1879年促成了上述转换，尽管这和当时德国皇帝强烈的感情倾向相背。如果美国人不仅仅把目光集聚于英伦二岛，还能注意到英帝国的其他一些组成部分，即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它们都濒临太平洋而且和美国的太平洋沿岸诸州有着同样的政治要求，另外还尤其能考虑到英国海军的世界作用，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于国际问题的思考会使美国人把大英帝国置于自己心目中的优先位置。　　这种态度自然也离不开美国人由于和英国具有共同的政治观念而对后者产生的亲近感。不管在不同的地区对于这些观念有着多么不同的表述，它们自其首倡者从北海的日耳曼海岸迁居他地之日起，在过去的十五个世纪中，在英国及其各个殖民地区分别得到了独立的、不尽相同的弘扬。不过，美国是否重视与英国的关系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它是否冷静地权衡了各种可能，分析了各种平衡关系并认识到它不可能脱身于各国间的关系之外，也不可能在没有清晰观点的情况下稳妥地处理与他国的关系。目前，如许多人所看到的，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有其各自利益的领域，美国在推行自己的某些政策时，即使没有和欧洲国家携手合作，至少也尽力地和它们进行磋商或求得协调。从这中间透出的正是一些美国人对于美国涉足世界政治的心照不宣的认可。他们不能不承认，美国再也不能将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局限在美洲地区和门罗主义的范围之内。　　当然，我们一直和某些国家有着特殊的关系。不过现在和以前相比的变化是，从前我们和其他国家离得较远，相互间的关系被严格地限制于关于美洲问题的讨论之内。而现在，东方的动荡局势、东方的发展需要以及西方的工业和资源通过填补这种需要而获益的机会成为了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共同关注所在。中美洲、南美洲和针对这些地区的门罗主义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各国在上述地区的接触既可能增加有关国家间的利益一致性，也可能导致冲突。这两种情形都会促进几个强国间的力量组合。国家有时会觉得和其他国家采取一致的外交行动是理所当然之事，另些时候又会发现它们相互间更多的是分歧。当今，各个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无所不在，我行我素只能是自毁前程的愚昧之举。紧接而来的问题是：是否应抱着一种机会主义的企图去就事论事地处理各类问题？是否在国家间能够找到政治理念和战略考虑方面的根本一致，从而依照这点推行始终如一的、强有力的国家政策？　　绝不能把重视与他国的一致之处看成是有意谋求正式的同盟。出于以认识和经验为基础的对某人的信任而毫无勉强地与人合力共事是一回事，在一个长时间内使自己受缚于某种义务则是另外一回事。即使美国的传统政策不是刻意避免因一时之需缔结长期性的同盟，想劝说美国人民承担同盟义务也只能劳而无功。得不到国内大众的一致支持，美国缔结同盟也毫无意义。不过，如果美国人民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全面理解支持结盟行为，美国对于同盟关系就能扬其长、避其短，美国的一般政策也会从结盟中受益非浅。门罗主义本身就反映了美国公众的认识，政治家们只不过将这种认识总结、深化并精确地表述出来。作为一项国家要求，门罗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否能继续和美国人民的心理倾向相一致。这种倾向并非一直能被一清二楚地理解，但的的确确决定着美国的对外行动，虽然它不具备其他什么约束力量，不象一项协定那样有着人为的效力。　　在本文的前部，我顺便引用了斯塔布斯的观点，即均势因素是打开1500年至1800年间的欧洲近代史的钥匙。这位其研究方法非凡地影响了同时代的国人的思想深邃的历史学家还曾言道，在我们称为中世纪的前一个时代，各个民族都是各行其事，不象今天的国家这样有着日常的对外交往；各国都不具备国家行为的一体性，而这正是严格的国家层次上的行动得以产生的前提。当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尚处于形成之中，在一块领土之上存在着许多独立的子单位，行为主体的众多使一国政府根本不可能象在今天这样筹划或完成一项由它进行良好控制的行动。用斯塔布斯的话来说，当时的政治舞台呈现的不是一出有条有理的戏剧，而是一幅杂乱无章的场景。　　当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组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时，当法国不再是一个封建领地的集合而成为一个集权的王国时，当德意志独立的各邦合并为一个有着中央行政机构和全国性的立法机构的统一帝国时，国家也变得愈发简明和令人容易理解了。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美国和独立战争结束之初相互间没有正式的关系且又勾心斗角的十三块北美殖民地相比，也能毫不困难地领悟上述道理。　　在欧洲社会的众多成员成功地融为几个有机体，亦即现代意义的国家之后，均势因素也就和欧洲的历史密不可分了。其结果就是每一个国家都对维系着国家独立的均势状况有着自觉的关切，从而欧洲所有国家之间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不管各国的利益如何不一，也不管各国的国民性格如何因传统和多个世纪的政治环境的不同而有差异，共同的确保自身生存的本能使各国都自然地坚信独立国家地位的重要，它们都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处理与他国的关系。门罗主义反映了美国对于各强国之间的平衡状况的认识，借助于门罗主义，美国给它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定下了一个基调；而对于东方移民的排斥很大程度上也不言自明地显露了美国对其他国家与自己的利益关系的认识。　　就如在中世纪许多地区和许多领主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找到了在一定的区域之内或在某个君主的治下实现统一，从而形成一个国家的道路，由循此传统而来的国家组成的今天的国际社会也正在摸索实现自身统一的途径。这个途径从当前来看与历史上的道路并无二致。不过未来的历史进程的两大主角将是西方和东方两大集团；和从前的欧洲国家一样，这两者一直处于相对独立的变化、发展之中。另外，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社会内部的斗争还导致了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的国际法的全面发展。主导国际法的是独立和国家主权观念，至于对于某种政府形式而言主权的载体是谁并不重要。一位德国人曾恰如其分地说道：“国家的一体性和独立性体现于国家主权之中。正是因为国家享有主权，组成各个国家的各国人民才能越来越融为一体。”今天，一直主导着欧洲国家社会发展的独立观念已成为了众人共知的东西。对于这种结果的产生，每个国家都起到了一份推动作用，因为它们为一种共同的传统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