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72-兵以诈立

自序自序(1)西谚云,战争是死亡的筵席(War is death feast)。还有什么动物,比人更残忍,饥餐渴饮,自相残杀,至今想不出办法,可以制止它。以暴易暴,怨怨相报何时了?可是,我们还要活下去——别被我们的同类吃掉。兵法是生存哲学,我这么想。葛兆光说,李零有兵法,时常拿我打镲。他请我到清华演讲,特意向学生这么讲。司马迁说,孙膑、吴起不会保护自己,就像商鞅和韩非,作法自毙,下场很惨。中国,玩兵法于生活者太多,我是虽讲而不会用。《孙子》是一部兵书。但《孙子》不仅是一部兵书,还是一部讲中国智慧的书。智慧是个中性词汇,可以做各种解释,学以致用不是学以致庸。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部生意经,或传授阴谋诡计的书,那就错了。有人说,华人最滑。其实,聪明过头,就是傻。谭嗣同说,“众生绝顶聪明处,只在虚无飘渺间”(七律《题江标修书图》)。最近,“尊孔读经”又成热门话题。这对中国的形象是帮倒忙。我的看法,中国的经典,不是没人读(五四以来,一直有人读),而是经典的概念发生变化,读法和以前不一样,用不着哭天抹泪,说不读经典,就天塌地陷、亡国灭种,更不必瞎扯,人家的文明走进死胡同,非得求咱们拉一把,看在孔子的面上。五四以来,孔子走下圣坛,重归诸子,提高了诸子的地位,五经也各得其所。这是好事。如《诗经》,现在多放在文学专业,和集部的书搁在一块儿讲;《尚书》、《左传》,也放在历史专业,和史部的书搁在一块儿讲;《易经》、《论语》和《孟子》,则放在哲学专业,和《老子》、《庄子》搁在一块儿讲。三礼,王文锦先生讲课,是在我们的考古系。经典,当一般古书读,本来就五味杂陈,是个大杂烩。近代,大卸八块,解构重组,这很正常。不是不读,而是换个方法读。另外,打利玛窦来中国,400多年了,咱们的书,不光中国人读,外国人也读,比如国外的书店,汉籍之中,译本最多,要数《老子》、《周易》和《孙子》。《论语》是咱们的看家宝,翻译最早,但广大外国老百姓,读者寥寥,反而排在这三本书的后面。道理何在,值得思考。近代,有个毫无道理的说法,一直有人讲:西洋科技好,中国道德高。中国的道德,哪点比人高?现在的道德,更是糟之又糟。贪官豪夺,奸商巧取,老百姓也无心学好(光靠勤劳,只能当“杨白劳”),良心都揣在了裤裆里。当年,西方初遇中国,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的感受不一样。比如黑格尔讲中国哲学,第一是《论语》,第二是《周易》,第三是《老子》。三段论,排在前头的,最低级;排在后面的,反而高级。他最看不上《论语》,说这本书,一点哲学味道都没有,读过原书,只有一个印象,就是为他老人家的名誉着想,要是他的书从来没人翻译,就好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译《哲学史讲演录》,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一卷,119—120页。。西化后的中国,我们有了“哲学”概念,当然是西方的哲学概念。1930—1934年,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一上来,先讲取材标准,什么是哲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上册,25—27页。。日人高濑武次《支那哲学史》为兵书作提要,特别推重《孙子》,冯先生以为大谬。他说,兵家著述是哲学以外的东西,本书不能收,书中没有《孙子》。1962年,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才把《孙子》收进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197—201页。。自序自序(2)兵法里面有哲学吗?北魏,魏太祖不懂中国书,他问李先:“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李先说:“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魏书·李先传》)。这是尊孔读经风气下的传统说法。然而,1984年,李泽厚先生写了篇文章,叫《孙老韩合说》李泽厚《孙老韩合说》,收入所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77—105页。。他说,从孙子到老子到韩非子,“由兵家到道家到法家再到道法家,是一根很有意思的思想线索”,中国思想,从《孙子》的军事辩证法发展为《老子》的哲学思想,从《老子》的哲学思想发展为《韩非子》的帝王术,最后到《韩非子》,才“益人神智”,一字一句,“多么犀利、冷静和‘清醒’,然而又都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汉以来的儒家,外面是儒术,里面是这类东西,《易传》代表的儒家世界观是继老,汉儒的统治术是承韩。在他看来,中国智慧是孙子的遗产。近来,何炳棣先生再申此说何炳棣《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收入所著《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1—35页。,也强调了《孙子》的重要性。李先生说,《老子》受《孙子》影响,《易传》受《老子》影响,只是假说,未必被普遍接受,也很难被证明,但在以往的研究中,这是最高屋建瓴、洞察隐微,启发我们做深入思考的卓见,难怪屡被引用。今天,读经典,有两本书不能没有,一本是《孙子》,上面说了,最有智慧,百代谈兵之祖;一本是《老子》,教我们放下“人”的架子,别跟人逞能,要谈宇宙人生,老子天下第一。这两本书很短,都在五六千字左右,连读带讲,一学期,正好。还有一本,也很短,是儒经中的《周易》,但《易经》本身,离开《易传》,也就没意思,加上《易传》,字数也不少。数术无经典,《易传》很重要,研究中国的自然哲学,它是必读书。《论语》,我也很重视,没有理由不重视,但不是学哲学,也不是学道德(我有《论语》讲义,另外讨论)。这书的篇幅大了点。上面三本书,《孙子》、《老子》和《周易》,全都加起来,才顶得上一部《论语》。其他子书,多是皇皇巨著,不选没法讲。《孙子》不是经典,什么是经典?说起讲授《孙子》,我想向读者做点介绍,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讲课经验。我是1985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入北京大学,早先没有讲课的经验,头一回在北大讲课,就是讲《孙子》。北大,我是外来户。古文献,我是外行(原来是学商周考古和古文字)。人太嫩,名太小,地位一点没有。1986年,备课一年,我开始试讲,讲授对象是古文献专业的研究生,人很少,大概只有十人左右。当时,出于对北大的敬畏,我想学术一点。我给他们讲银雀山汉简,讲《孙子》中的疑难点,但效果不理想。第二堂课,课堂里只剩两个学生。一个是中文系的学生,叫韩振宇,后来在某家报社当记者。他来,是代表其他学生跟我宣布他们的决定。韩说,同学们反映,您的课太深,听不懂,他们不打算再来听课,委托我跟您讲一声,我们都很忙,以后就不来了。这是我头一回上课,头一回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我能说什么呢?人家不爱听,总不能拉着别人听。走就走吧。还有一个学生,叫魏立德(Francois Wildt),岁数跟我差不多,法国来的,留在教室里,不肯走。他说,老师,他们不听,我想听。我说,就俩人,还占这么大个教室,太没意思了。你要听,就到家里来吧。那阵儿,我还住人大林园六楼我父母家里。没房,学校不分,我也不要。除了上课,不去学校。现在正好,彻底不去了。每次上课,魏立德都很守时,总是提前一点到,不到正点不上楼。我从窗子往外瞧,他在树下抽烟。后来,他成了专家,真正的专家。他翻译过《三十六计》,在法国卖得很好。在我认识的西方学者中,他最懂法国理论,也最通中国兵法。特别是他讲奇正的文章,是理解最深刻的一篇(参看本书第七讲)。1989年以前,学生经常不听课,在宿舍睡大觉,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课堂里稀稀拉拉。他们还喝酒,我带的那个班,他们就拉我到宿舍喝酒。后来,发生了“柴庆丰事件”,学校规定,酒不能喝了。但毕业是例外。为了庆祝,他们照例要和老师撮一顿。我记得,有一个班,他们拿啤酒一杯一杯灌我,碰杯时,总是说,谢谢您教我们兵法。我头有点重,但不及于乱,回家还能骑自行车,天不旋,地不转。我觉得,他们只是客气。这是往事,走麦城的事。卖个破绽给你听。凡是上我的课,我的态度一贯是,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人来人去两由之。有个学期,我做过试验,把《孙子》课扩讲,不光讲《孙子》,还讲其他兵书,学生不多。那学期,有两个外国学生听课,一个是美国人,叫郭锦(Laura A.Skosey);一个是加拿大人,叫江忆恩(Alastair I.Johnson)。郭锦曾带安乐哲(Roger Ames)教授到我家谈话,看我和魏立德一起用英文翻译《孙子兵法》的讨论稿。后来,他做了一个新的《孙子兵法》译本,参考银雀山汉简的译本。在申谢中,他说他曾受益于我。江忆恩,后来在哈佛大学教书,我在美国,跟他通过电话。1995年,他写过一本讲明代战略文化的书。他说,西方人一直有个印象,中国传统,重视战略防御,崇尚有限战争,低估“纯暴力”,其实,它还有另一面。我的印象是,中国传统,确实不够凶蛮,但也不是“和平鸽”。再往后,现在在康奈尔大学执教的罗斌(Robin McNeal)也听我的课,他在美国也讲兵书。中国学生,我只辅导过顾青,研究《尉缭子》;还有张大超和田天,研究《六韬》。日本来的石井真美子,写过不少研究《孙子》的文章,最近也来听我的课。自序自序(3)1989年、1990年和1992年,我参加过三次《孙子兵法》研究会举办的国际研讨会。这最初的三届,我都参加了。在会上,我认识了不少军队学者,如军事科学院的吴如嵩、于汝波、黄朴民、刘庆等先生。地方学者,如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杨炳安先生,北京的穆志超先生,齐鲁书社的李兴斌先生等,也是在会上认识的。还有吴九龙先生,以前就认识。军事科学院组织的《孙子兵法》研究会,要我担任理事,但我尸位素餐,以后的会议,全都没参加。我喜欢业余身份。除极个别有东西可看、有消息可听的会,我已不参加。陆达节以后,许宝林、杨炳安、穆志超、于汝波先生,他们对文献著录的考证,对后学贡献较大,可惜不在了。国外,对兵书感兴趣,有几位学者,我比较熟悉,如叶山(Robin D.S.Yates)教授和石施道(Krzystor Gawlikowski)教授。他们都是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六分册(讲军事技术)的作者。这本书的作者有三位,还有一位,我不认识。鲁威仪(Mark Edward Lewis)教授的书,《早期中国的合法暴力》,也很有意思。我从这些学者,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叶山教授的书,我在这部讲义的第五讲引用了他的成果。二十年过去,我讲过多少回《孙子》,已经记不清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感觉一天一天好起来。一是手中有书,心里不慌。我出了两本书:《〈孙子〉古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和《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这两本书,对有关研究做了全面清理,基础是有了。最近,中华书局把这两本书合在一起,稍加修订,取名为《〈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进行再版,是本书的研究基础和辅助读物。二是对时间的掌握,对语速的控制,比以前好一点。《孙子》只有五六千字,一堂课只有四五百字,稍微发挥一下,时间就满了。不能讲太多,也不能讲太少。有书,用不着满黑板抄。三是我爱离开书本,东拉西扯。故事会,学生喜欢。北大老师,有经验之谈,千万不能编教材,教材出版之时就是课程结束之日,有书,学生不爱听,老师没法讲。我的理解不一样。我不怕出书。没书,一定要讲出本书;有书,正好神游物外,可以离开书本,讲很多有关的话题。课下读书,课上吹风,各有各的用。我也是学生。我是我最好的学生。现在,学生很多,教室里,装不下,即使凑热闹的人走了,也还是很多。每次讲完,他们都给我鼓掌。但我对自己还很不满意,原来的书,是基础和毛坯,文献学的基础是有了,思想文化的东西还展不开,上课全凭一张嘴。我不相信自己的嘴。写作新书,我也考虑过,但不是眼前这本书,而是一九九九年许的愿,我要写本叫《兵不厌诈》的书。我想,同一主题谈两遍,是精力的浪费,时间已经不多了。但中华书局的领导徐俊先生说,没关系,我们可以帮你整理。上个学期,他几次来北大,安排樊玉兰女史(本书的责任编辑)来我校听课,随堂录音,进行整理,让我非常感动。我只好自己安慰自己,就算练手,朝目标再挪一步吧。我这本小书,重点是讲兵法中的哲学:一是兵法本身,二是兵法中的思想。为此,我在书中加进了有关的军事知识,还有思想史的讨论,内容比以前丰富,结构比以前清晰,讲法也轻松愉快。希望读者喜欢它。2006年6月5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第一讲 《孙子》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孙子》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我们的前两讲是序说,主要是介绍情况。孙子其人,我不讲。因为史料太少,没什么可讲,讲也是司马迁那几句话。社会上,争故里,瞎编胡说太多,一写一大本,都是骗人。我只讲书。在第一讲里,我先介绍一下咱们要讲的这本书。主要讲一下《孙子》的历史,特别是它的经典化。这种历史,稍微有点枯燥,我劝大家要有耐心。它是一扇门,门是关着的。打开这扇门,你会发现,里面的院子很大,房间很多。第一讲 《孙子》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孙子》是一部兵学经典中国的古书很多,现在怎么读古书,读哪些书,是个大问题。过去,因为西化的压力太大,启蒙的呼声太高,鲁迅故意说,青年要少看或不看中国书。他劝伏案功夫未深的朋友,根本不必读线装书,非读不可,与其读经,不如读史,尤其是野史和杂说,读了才知道,中国历史有多么烂。这是一个极端。最近,风水倒转,有人又提倡读经,而且是少儿读经,少儿背经,从娃娃抓起,连蒙学课本都搬回来了,目的是借中国文化,重扬我大汉天声。这是另一个极端。两种态度,互相顶牛。我认为,古书还是可以读一点,但不能代替今书。古典就是古典,就像供在博物馆中的文物,我是隔着玻璃柜欣赏。现在,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化结构已发生变化,经典的概念已发生变化。我认为,即便读经,也不必是原来的读法。首先,中国经典,不止儒经,还有其他很多宝贝,要读,不能光读这些。其次,经书,五经、九经、十三经,有早有晚,诸子百家熟知的六艺之书,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典化。经典化就是古董化。如《诗》、《书》、《易》三种,早就是古董,汉代,大人都读不懂,何况少儿乎?汉代小学,主要读蒙学课本(识字课本),即《苍颉》、《急就》,和《三字经》、《百家姓》差不多。这些读完了,再读点德育课本,《论语》、《孝经》。《论语》、《孝经》,本来是子书,汉代不算经,只算传记。传记和子书同类,也叫诸子传记。五经太深,小孩不读。我看,今天读古书,子书更适合。如果读,不妨从《史》、《汉》入手,由《史》、《汉》进读子书,由子书进读更难的书。让小孩背诵,还不如背点诗词。西方人读中国书,他们有挑选。书店里,我国典籍,名气最大,是代表中国智慧的三本书:《老子》、《易经》和《孙子》,很多老百姓的家里都有这几本书。孔子是咱们中国的大名人。人,他们都知道,但书不一定读过,主要还是汉学家的读物。四百多年来,主要是了解中国特色的读物。汉学家一直想弄明白,《论语》的格言,淡流寡水,玄机何在,琢磨来琢磨去,老是不得其解:论道德,未见高明;讲哲学,无从下手。《论语》翻译虽早,不如这三种有名。参考近代中国的知识背景,也参考西方汉学界的阅读趣味,如果让我选先秦经典作阅读课本,不是给小孩读,而是给大学生和研究生读,我就选四本书:《孙子》、《老子》、《易传》和《论语》,或再加一本,是《诸子选萃》。前三本书,内容精彩而篇幅有限。《孙子》约6000字,《老子》约5000字,各用一学期,足以毕之。《论语》,篇幅大一点,约15000字,讲两个学期,也差不多够了。《孟子》、《荀子》、《墨子》、《管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也有很多好东西,但篇幅太大,只能选。兵书,中国古代遗产,数量很大,粗略统计,先秦到清代,有四千多种。兵书有兵书的经典。宋元丰年间,立武学,刻武经,《武经七书》是当时的武学经典。它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六韬》。宋以来,凡是应武举的人,都是拿这七本书当军事教科书。七书中,《孙子》是第一。《孙子》是一部兵书,但不是一般的兵书,而是讲有战略高度,带哲学色彩,侧重于运用之妙的兵书,在兵书中地位最高,是经典中的经典。《四库全书总目》说,它是“百代谈兵之祖”,一点不错。下一讲我还要提到,这本小书,就是放在全世界,也是头一份。这不是吹牛。第一讲 《孙子》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孙子》的经典化:一至七(1)《孙子》的经典化,有个过程,它从众多兵书中脱颖而出,很早。我想用最简单的方式讲一下这个过程,让大家知道,《孙子》的历史地位是什么样。为了帮助大家记忆,我用从一到七这七个数字来串连我们要讲的内容。一:兵法源于军法(先秦)我们先讲“一”。兵法的源头是什么?过去,我有一个说法,“兵法源于军法”。军法就是这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一”。这里,我说的军法,是军中的一切制度和规定,不光指杀人,“推出辕门斩首,军法从事”;兵法,也非泛指一切兵书,而是专指讲谋略的书。西人所谓谋略(stratagem),分战略(strategy)和战术(tactics)。战术是讲战斗的指挥艺术,战略是讲战争的指挥艺术,用下棋打比方,前者是每一着、每一步怎么下,后者是全局怎么下。克劳塞维茨说,军事艺术分广狭两种,广义的军事艺术是指组建军队的全部工作: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狭义的军事艺术,则是作战方法,即部署和实施战斗的方法。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源头?因为大家老是忘本:一切我们称为玄妙的东西,其实都是来自最普通的东西。现在我们称作兵书的书,主要是讲谋略,即狭义的军事艺术,但它的来源却是广义的军事艺术。广义的军事艺术在哪里?在军法里。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中国早期的书是写在竹简上。竹简上的文字,很多都是官文书,都是档案,即和政府的管理活动有关。军事方面的文书也不例外。这些书,记录很具体。比如打仗,总离不开人和武器。武器要登记,有兵器簿。人也要登记,有伍籍类的花名册。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就是军法所关心。敦煌汉简、居延汉简,都有这类东西。上孙家寨汉简,就是讲军法军令。早期文书,商周时期写在竹简上的东西,我们还没发现,但从汉代文书推想,早期的情况应该差不多。有人猜,商周时期,我们就已经有兵书,如果他指的是军法类的官文书,那还说得过去,但要说当时就有专讲谋略,专讲用兵方法,像《孙子》这样的兵书,我不相信。我相信,军法和兵法,一定是军法在前,兵法在后,就像《诗》、《书》在诸子之前。从道理上讲,情况一定如此。战国以来,军法和兵法是并行的东西,但谁是源,谁是流,要分清。打仗,总是有兵在手,才谈得上用。军法讲什么?就是讲如何“有兵在手”。军事的第一要素是人,是人组成的军队。军队是怎么征集上来?征集上来,怎么按一定的编制把他们组织起来?各级编制有多少人?配备什么样的军官?这是第一件事。其次,有了人,还要把他们武装起来,配备战车、盔甲、盾牌和各种武器,人要吃饭,马要吃草,给养怎么解决。这是第二件事。最后,什么都有,还要训练他们,让他们上下协同,熟悉武器,熟悉号令,熟悉阵法,熟悉军中的各项规定,什么该赏,什么该罚。这是第三件事。这是用兵之前的“开门三件事”,古代和现在都离不开。军队的征集,军队的组建,军队的管理,军队的后勤保障,军队的技术训练,这些规定,统统属于军法。另外,我国军法,还有很多临时性的规定、补充性的规定,是叫军令。早期军法是什么样?《司马法》是唯一的标本。这部书,今本是选本,只有5篇,都是讲和用兵有关的大道理,比较接近后世兵书的概念,但西汉晚期,《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的《司马法》有155篇,我们从佚文看,主要是讲军事制度。上述大道理都是从制度中抽出来的,内容侧重于治兵。我估计,早期兵法,主要就是讲治兵,用兵是从治兵发展而来,这是兵法和军法的中间环节。《司马法》的“法”,汉代《军法》的“法”,都是军法。《尉缭子》的“令”,都是军令。古书中的法令,有些还是设计出来,并未实施的东西,但它们的性质摆在那里,明显不同于专讲谋略的兵书。现在的古书,容易造成错觉,早期军法亡佚,制度的东西不知道,好像兵法是脱离制度而独立的东西。讲兵法,我们有《孙子》、《吴子》,但早期怎么打仗,是一笔糊涂账。搞影视的人很苦恼,他们要想拍个电影、电视剧,当时人怎么打扮,穿什么,戴什么,手里拿什么家伙,不知道;怎么营兵布阵,怎么野战攻城,也不知道。有关文献,宋以前很少,全靠想象。有点文物参考,也不够用。我们的古代,成天打仗,什么玩意儿没有?但东西就是保不住。传世的东西极少,即便有点出土发现,也破破烂烂。中国军事博物馆,古代部分,我看过,文物太贫乏。我们要想找点感觉,只能看宋《武经总要》、明《武备志》,知识全是晚期的。现在研究科技史,比如火炮,就是看这两本书。军法的存在,提醒我们,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光凭兵法就能打仗。宋以来,兵器、制度、阵法,全是当时的,但兵法是古典的,时代有断层。但我相信,战争的基础,晚期战争必备的要素,早期战争也不能少。缺了这些,就没法打仗。兵法不是无源之水,不是无根之木,如果把军法抽掉,编制不知道,兵器不知道,阵法不知道,什么具体东西都没有,兵法就成了游戏。古代军法,《司马法》已残剩无几;汉《军法》,也只有佚文,很可怜。我们只能拿晚期军事制度往上推,从考古发现找一点线索。但道理摆在那里,这样的东西是基础。西方军事传统,他们没有像样的兵法,但推崇实力。他们重财力、重兵器、重技术、重制度、重训练,看重的正是最基础的东西。任何兵法都离不开这些扎扎实实的东西。第一讲 《孙子》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孙子》的经典化:一至七(2)二:军法生兵法,兵法包括治兵和用兵(春秋战国)“二”是说军法生兵法,兵法包括治兵和用兵。兵法,英文叫art of war,直译是战争艺术。他们的art是方法、技巧和技术,“美术”(fine art)、“武术”(martial art)和“房中术”(art of bedchamber)的“术”,全是这种东西。“兵法”的“法”和“军法”的“法”,咱们中文都叫“法”,但性质完全不一样。军法,英文叫military law,law是法规。这些法规,都是硬性规定,一条条写下来,叫人照章办事,军令如山,不能想改就改。可是兵法的法不一样。它是指挥艺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要的就是不循常规,不依常法。李小龙,截拳道,下手特别狠,出脚特别快。他在香港拍电影,不幸短命夭殇,死葬西雅图,我曾两次凭吊。他的墓碑,上面有两行字,“以无限为有限,以无法为有法”。中国兵法,靠的是“兵不厌诈”。“兵不厌诈”,就是无法之法。如果照字面直译,“用兵最讲用诈,诡诈越多越好”,似乎不能曲尽其妙。我以为最好的翻译是“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军法和兵法,正好相反。军法讲的是法度,兵法讲的是兵无常法。现在称为兵法和兵书的东西,名称很模糊,其实,它是以谋略类的兵法为主,军法军令类的东西,有点,但保留下来,很少。用兵的前提是治兵,治兵的结果是用兵,治兵和用兵不一样,但谁也离不开谁。《宋史·岳飞传》,宗泽夸岳飞,说他“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但怕他太爱“野战”(这里的“野战”是指乱打),打起来,没有章法,“非万全计”,“因授以阵图”。你猜岳飞怎么说?他说,阵法当然要有,“阵而后战,兵法之常”,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怎么用,是另一回事。兵法的特点就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它是一定基础上的胡来。没有基础不行,没有胡来也不行,和艺术的道理一样。三:先秦兵书的三大经典和三大类型(春秋战国)我要讲的“三”是先秦兵书的三大经典和三大类型。春秋战国,国家很多,各国有各国的兵书。北方有秦、晋(韩、赵、魏)、齐、燕,南方有楚、吴、越。但成就最突出,是北方的齐、魏、秦三国。三国之中,又以齐国的兵法最发达。我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汉志》著录的兵书,差不多都谈到了,大家可以找来看。这里长话短说,我只着重说一下,先秦兵书,经历史淘汰,还剩哪几种,咱们的家底是什么。我先说齐。齐是周天子的舅氏,外姓中与王室经常通婚的一支。齐的开国之君是有名的太公。周文王、周武王克殷取天下,有不少外族谋士,太公最有名。传说,他在渭水边上钓鱼,“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文王思贤若渴,总算找到他,他有一肚子阴谋诡计。战国和汉代,凡讲阴谋诡计的,都拿他当祖师爷。《太公兵法》就是托名于他。这是西周时期齐国的大名人。春秋时期,和军事有关,齐国还有两大名人,一是春秋中期,齐桓公的名臣管仲。今《管子》中的《七法》、《兵法》、《地图》、《参患》、《制分》、《九变》,原来单行,《七略》收为兵书;二是春秋晚期,齐景公手下管军事的司马穰苴,他的兵法在古本《司马法》里。还有,就是被称为孙子的孙武和孙膑,孙武有《孙子兵法》(《吴孙子兵法》),孙膑也有《孙子兵法》(《齐孙子兵法》),都叫《孙子兵法》。孙武的活动时间是春秋末期,早一点。孙膑是战国中期齐威王时的人。战国中期,齐威王时,齐国国力最盛,学术最发达。齐威王下令整理齐国的军法,把司马穰苴的兵法放在后面,号称《司马兵法》或《司马法》。我怀疑,《太公兵法》、《管子》中的兵法,还有《孙子兵法》和《司马法》,都是这一时期整理出来的东西。齐国的兵法为什么发达?可能和山东人的某些特点有关。中国的文艺作品,语言是地区符号。知识分子,小白脸,娘娘腔,说上海话;做买卖的说广东话;油嘴滑舌,流氓,说北京话;老农民,说山东话、山西话、陕西话。今天的山东人,影视、相声和小品,形象是老实巴交,特别憨厚。但古人,说法不一样,“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舒缓阔达而足智”,“言与行谬,虚诈不情”(《汉书·地理志下》)。齐人鬼大,原因有二,一是齐擅鱼盐之利,商业发达,做买卖的心眼活;二是齐为东方大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战国中期,齐都临淄是国际性的大都市,稷下学宫是国际性的学术中心,知识分子扎堆,他们的脑瓜特别灵。兵法,是事后诸葛亮,往往是打了败仗才一个劲儿地琢磨,光会打仗写不出,没有智慧也不行。齐国的兵法最发达,保留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齐国的邻居,燕国也有一部兵书,叫《苏秦》。余嘉锡考证,今《鬼谷子》是汉代《苏秦》三十二篇中的一部分。《苏秦》是传太公术,可以归入《太公》一系。另外,应该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要把《孙子兵法》归入齐系统。孙武的兵法,不是应该归入吴系统吗?我把我的考虑说一下。我有两个考虑。第一,孙武入吴,在吴做事,可以称为吴孙子,但他本来是齐人,学术渊源是齐国;第二,先秦的《孙子兵法》,本来是孙武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合称,《汉志》把这本书一分为二,《吴孙子》是《吴孙子》,《齐孙子》是《齐孙子》,把他们区别开来,但他们俩是一家之人,两本书是一家之学。早期的“孙、吴之术”,“孙”是两个孙子,孙武和孙膑。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田忌问垒》篇有一条残简,说“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智(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老孙家的学问固然是在吴越出的名(“明”有显赫之义,这里是出名的意思),但写出来是在齐国。我一直怀疑,老孙子的东西,很可能是出于小孙子的整理,并且和小孙子的东西一起传世,就像《司马穰苴兵法》是附《古司马兵法》而传,广义的《孙子兵法》还是成书于齐国,带有齐特点,属于齐系统。第一讲 《孙子》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孙子》的经典化:一至七(3)下面,再说魏。魏是三晋之一。晋是周成王时就已立国。东周,周天子从陕西搬到河南洛阳来,是靠晋、郑保护。郑是执政大臣,在畿内有封地,春秋早期,活跃过一段,后来衰落。长期拱卫京师的,是晋国。春秋晚期,晋是北方的超级大国,楚是南方的超级大国,战车最多,军队最庞大。岳麓书院,门口有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曾国藩以来的湖南,人材济济。当地特产是革命家,国民党,共产党,两边都有。但春秋时期的楚,主要是湖北一带。楚国出贤大夫,但经常叛逃,主要是上晋国。晋国是当时的“美国”。这叫“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春秋晚期,晋、吴是一拨,楚、秦是一拨。南北对抗,主要是晋、楚之争。晋国很重要。晋国的兵书有《孙轸》(先轸的兵法)、《师旷》、《苌弘》,都已失传。战国时期是兵书的黄金时代,三晋仍很重要。早期,三家分晋,魏国最强大;中期,齐国最强大;晚期,秦国最强大。魏国曾显赫一时。魏国的兵书,有《吴起》、《李子》(李悝的兵法)、《尉缭》、《魏公子》(信陵君无忌的兵法)。流传后世的,是《吴起》和《尉缭》。同属三晋的韩、赵,也顺便说一下。韩国没有兵书传世。赵国,战国晚期,也是军事大国,它有两种兵书,一是今《荀子》中的《议兵》篇,原来也是单行,《七略》收为兵书;二是《庞煖》,庞煖是赵孝成王的将军,号称临武君。他的老师是楚国的鹖冠子。《庞煖》只有三篇,今《鹖冠子》有《近迭》、《度万》、《王》、《兵政》、《学问》、《世贤》、《武灵王》六篇,内容是记庞子问兵于鹖冠子。庞子即庞煖(《武灵王》作庞焕,陆佃注说煖“或作焕”,但又说“庞焕盖煖之兄”)。这六篇东西,或与《庞煖》有关。三晋之外,北方的军事大国,还有秦国。秦有《公孙鞅》(商鞅的兵法)、《繇叙》(由余的兵法),没有留下来。楚国兵法有《楚兵法》、《景子》、《蒲苴子兵法》,也都亡佚。但《鹖冠子》,其中有谈兵的内容,如上言庞、鹖问对,还有《世兵》篇,都是谈兵,《七略》也列为兵书。吴有《五子胥》(伍子胥的兵法),越有《范蠡》、《大夫种》(文种的兵法),都是托名吴、越两国的名人。南方的兵书,大多亡佚。只有《五子胥》,两《唐志》还有《伍子胥兵法》,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六有《伍子胥水战法》的佚文。另外,出土发现,也有一些兵书,如《吴孙子兵法》佚篇、《齐孙子兵法》(即《孙膑兵法》)、《地典》、《守法》、《守令》、《王兵》、《奇正》、《盖庐》、《曹沫之陈》等,我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中做过介绍,可参看。上面说的《议兵》,是记赵孝成王时,荀卿和临武君的辩论。这篇东西,等于一篇军事评论,它对战国的军队做了比较和总结,值得一读。荀子是赵国人。三晋地区,儒学发达,刑名法术之学也发达。他是儒家,但不是一般的儒家,而是制度派的儒家,讲帝王术的儒家。韩非、李斯都出自他的门下。荀子老寿,活了九十多岁,整个战国晚期,他都见过。他是当时的国际学者,在临淄的稷下学宫留过学、讲过学,三为祭酒,是学宫的主持人,等于齐国科学院的院长,他还游历过秦国和楚国,东西南北,全都转过,见多而识广。荀子的辩论对手是临武君,他和荀子辩论“兵要”。临武君推崇孙、吴之术,荀子不同意。他把古今的用兵分为三等,上等是三代的王者之兵,中等是春秋的霸者之兵,下等是战国的盗兵。他骂盗兵,但给我们介绍了这些虎狼之兵。盗兵分三等,谁最厉害?荀子的说法是,齐国的军队不如魏国的军队,魏国的军队不如秦国的军队。总之是东不如西。语云,“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后汉书·虞诩传》),东边的人文化高,西边的人能打仗。战国的兵法,情况正相反,是西不如东。孙子比吴起出名,吴起比商鞅出名。有学问才有好兵法。上面,我们说,齐国兵法最发达。齐国兵法是以《孙子兵法》、《司马法》和《太公兵法》为代表。这三本书,又以《孙子兵法》最著名。《孙子兵法》是讲谋略的代表,《司马法》是讲军法的代表,《太公兵法》是依托文武阴谋取天下的故事,有点像老农民听说书,把《三国演义》当阴谋诡计的教材,是更通俗也更神秘的兵法。它们是先秦兵书的三大经典,同时,也代表了早期兵书的三大类型。兵书的经典化,这三本书是核心。魏国的兵法,《吴起》属谋略类,与《孙子兵法》齐名,《尉缭》讲制度,则和《司马法》类似,只有两个类型。阴谋类的兵书,是齐、燕的特产。先秦兵书,主要是这三个类型。四:兵书四种(西汉)还有一个知识,大家应该有,是“兵书四种”。“兵书四种”就是“四”。上面,我们讲先秦兵书,有很多种。这些兵书往下传,秦代的情况不清楚。但西汉的情况,我们知道一点。西汉时期,官方对兵书有三次整理(《汉志·兵书略》)。第一次,是汉初张良、韩信的整理。据说,一共有182种书,最后选了一下,留下35种。张良是韩国贵族,热血青年,博浪一击,天下震动,是个全国通缉的要犯。他跟刘邦起事,当画策臣,经常在刘邦身边,躲在中军大帐里,拿几根算筹(急了也用筷子)为刘邦擘划,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类似诸葛亮,是个军师谋士型,专为刘邦出大主意的人。韩信,淮阴人,出身卑贱,是亲自在前方带兵打仗,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百战百胜的布衣将军。李靖说,上面提到的三大经典,正是二人所学,张良是学《太公兵法》,韩信是学《孙子兵法》和《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张良学《太公兵法》,据说是由一位号称黄石公的白胡子老头秘密传授。阴谋诡计,还是老头子会讲。《太公兵法》是《太公》三书的一部分。《太公》三书,一种叫《谋》,一种叫《言》,一种叫《兵》,《太公兵法》就是其中的《兵》(司马迁是叫《太公兵法》,见《史记·留侯世家》)。《太公》三书是阴谋大全,治国用兵,马上马下,全都涉及。他在刘邦身边当画策臣,这种兵书最有用。韩信学《孙子兵法》和《司马法》,和他的身份也很合适。他读《孙子兵法》,是用来带兵打仗。我们读《史记》,不难发现,他对此书很熟悉。《司马法》,讲制度,对他也很有用。汉初的制度建设,靠四个人,“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史记·太史公自序》),军法是由韩信定。他读《司马法》,和制定军法有很大关系。汉《军法》,还有佚文保留,有些内容,如军制,不是讲汉代制度,而是讲先秦制度,就是抄《司马法》。司马迁所谓“申军法”的“申”,含有承继沿用之义。第一讲 《孙子》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孙子》的经典化:一至七(4)总之,他们看重的还是三大经典。汉代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这三种书,特别是《孙子兵法》和《太公兵法》。第二次,是汉武帝时杨仆的整理。整理的起因,是吕后当政时,国家收藏的兵书,被吕家的人偷走,残缺不全。汉武帝即位后,命军政杨仆查一查,敛一敛,看看还剩多少,该补什么。杨仆整理后,写了一本目录,叫《兵录》。此书已经亡佚,书中到底有多少种,班固没有讲,只说“犹未能备”。杨仆,《兵书略》说他的职务是军政。军政,即军正,是古代军中负责执法的官员。此人即《史记·酷吏列传》中的杨仆。汉代的酷吏是法家的嫡脉。杨仆,宜阳人,买千夫爵为吏,当过御史,当过主爵都尉。汉武帝征南越、东越,拜楼船将军,有功,封将梁侯(《史记》的《南越列传》、《东越列传》);征朝鲜,和左将军荀彘争功,被荀彘绑起来。他们回国后,都被查办,荀彘弃市,他也是死罪,花钱赎身,免为庶人(《史记·朝鲜列传》)。杨仆什么时候当军政,《史》、《汉》二书都没讲,估计是在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汉武帝征南越之前。第三次,是汉成帝时任宏的整理。这次整理,是由光禄大夫刘向负责,他把古书分成六类:六艺、诸子、诗赋,他自己校;兵书、数术、方技,找专家整理。兵书,找的是步兵校尉任宏。步兵校尉,是北军八校尉之一,负责戍卫京师,把守上林苑门。《汉书·哀帝纪》说绥和元年(前8年)任宏还升官当了执金吾,相当卫戍部队的总司令。这次整理的结果,写进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我们已经看不到。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汉志·兵书略》。《汉志·兵书略》著录的兵书有56种,原来有66种。这次整理,最值得注意,是任宏把兵书分成四种,即权谋、形势、阴阳、技巧。李靖说的“三门四种”,“四种”就是这四种(《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任宏整理的兵书,说是四种,其实是两大类。权谋、形势,讲指挥艺术,战略战术,这是一类;阴阳、技巧,讲天文、地理、兵器、武术,属军事技术,是又一类。它们的区别是什么?以后还要谈。以下各讲,我把《孙子》十三篇分成四组,第一组的三篇和权谋有关,我还要谈权谋;第二组的三篇和形势有关,我还要谈形势;第三、第四组的七篇,因为涉及阴阳、技巧,阴阳、技巧的概念,也会插着讲。这里先简单解释一下。权谋,是讲计谋。计谋有大小,权谋是大计。大计是战略,处理的是战争全局。战争全局,和政治有关,和战前的计算和实力准备有关。战争全局,无所不包。这类兵书,带综合性,战术和技术,也有所涉及,就像医经可以包括经方、房中和神仙家说。我们说的三大经典,都属这一类,《吴起》也是。形势,概念很复杂,暂时不往深里谈。我想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最形象的一句话,来描述形势。形势是什么?就是兵力的配方,这里多一点,那里少一点,有虚就有实,有众就有寡,怎么分配,奥妙无穷。大计和小计,权谋是大计,它是小计。形势是因敌制宜、因地制宜的各种对策,好像医生对症下药开药方。它的特点,是遇什么问题,讲什么对策,解决战斗中的实际问题。权谋讲战略,它讲战术。战术的要求,是机动、灵活、快速、多变,一是运动,路线和速度怎么样,二是打击,是不是意外和突然。诡诈,绝对不可少。先秦的形势书,多已散亡。《汉志·兵书略》的形势类有《尉缭》(三十一篇),《诸子略》杂家也有《尉缭》(二十九篇)。今本《尉缭子》是哪一种《尉缭》,一直有争论。其实,我们看原书,它是兵书,很明显。两种《尉缭子》,只剩一种,应该放在哪一类?只能是兵家。《隋志》和两《唐志》放在杂家,恐怕不对。今本《尉缭子》,后半部是讲军令。古代兵书,讲军法军令的书比较特殊,在兵书中很难归类,讲谋略,它不是;讲技术,它也不是。《司马法》,讲军法,本来在权谋类,班固觉得别扭,把它搬走,当礼书。《尉缭》,讲军令,原地不动,可能是无法转移,其他各类都不合适。我怀疑,任宏的考虑,是以军法拟权谋,军令拟形势,所以把《司马法》归入权谋,《尉缭》归入形势。其实,它并不是一般的形势家言。真正的形势家言,《汉志》中的书,一本也没留下来。我们要研究形势的概念,只能看《孙子》的有关论述。阴阳,是数术之学和阴阳五行说在军事上的应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就是靠这种学问。阴阳是讲人以外的东西。比如,古代军人要学式法、风角、鸟情、五音、占星候气、推算历日、选择地形,等等,不是与天有关,就是与地有关,里面既有科学,也有迷信,是个大杂烩。现在的军事气象学、军事地理学,有关知识,属于这一类。它和一般的数术书,其实没有截然的界限,特别是讲式法、风角、鸟情、五音的书。《兵书略》的这一类,多已散亡,几乎全靠出土发现。只有《地典》,银雀山汉简有,属于亡而复出。技巧,和人有关,和武器的使用和军事训练有关。比如城守、水攻、火攻、武术和军事体育,全都和人有关。古代武术,原来叫技击。徒手,拳击叫手搏,摔跤叫角牴。器械,有剑道和射法。军事体育,则包括射箭、投壶、蹴鞠、博弈等游戏。蹴鞠是足球,博是六博棋,弈是围棋。这类古书,年代早一点,多已散亡,但《墨子》城守各篇还在,是古技巧家说的经典之作,国内没人理,国外很重视。任宏的分类,《别录》、《七略》的分类,《汉志》有些改动,一是把权谋类的《司马法》归入《六艺略》的礼类,改叫《军礼司马法》,不再当兵书;二是把《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即《荀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墨子》中有单行本的兵书,加以省并,只保留《诸子略》中的全书;三是在技巧类加了《蹴鞠》一书。西汉兵书,有《广武君》(李左车的兵法)、《韩信》、《李良》、《丁子》、《项王》(项羽的兵法)。李左车、韩信、张良、项羽,都是楚汉战争中的风云人物。这几种兵法,都没有保留下来。唯一保留下来的,反而是和张良有关的《黄石公三略》。张良是著名军事家,他是太公术的汉代传人。汉以来,《太公》在续写,黄石公的书也在续写。很多书都托名太公和黄石公。任宏的分类,为我们划出了后世兵书的基本范围,也排出了四类兵书的长幼尊卑。权谋最尊,纯用古典,越古越好,后世保存最多;形势,也很重要,但不如前者,大多亡佚;阴阳、技巧,很多是随作随弃,后世保存最少。我国传统,尚谋轻技,和这种阅读结构有关。五:五大经典和曹公五书(东汉、三国和魏晋)第一讲 《孙子》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孙子》的经典化:一至七(5)“五”是什么?是先秦留下的五部兵书和曹操整理的五部兵书。先秦兵书,传到西汉,主要是五部,即三大经典,《孙子兵法》、《太公》三书和《司马法》,外加《吴子》和《尉缭子》。这一时期,诸子中的兵书,已不算兵书。曹操整理的兵书也有五部。东汉时期,中国社会很乱。三国,魏晋南北朝,更是天下大乱。这种乱,不是一般的乱,而是人心思乱,大家一块儿作乱。上面乱,下面也乱,里面乱,外面也乱。俗话说,乱世英雄起四方。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群雄并起,好像街头流氓火并,一定要掐出几个最大的头。《三国演义》,说破英雄惊煞人。天下英雄,“使君与操”,当然还有孙仲谋(第二十一回)。“英雄”这个词,出自《六韬》,《三略》反复说,《三国志》和该书裴松之注频频引用的《英雄记》,更是不绝于耳,很有时代特征。《三略》流行于东汉、三国,“英雄”是流行术语。曹操,文韬武略,都是一流,难怪苏东坡说,“固一世之雄也”(《前赤壁赋》),鲁迅也说,“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大众心理不同,专疼倒霉蛋,他们受《三国演义》误导,又替刘备着急,又为诸葛亮下泪,恰好中了正统史观的奸计。王莽是外戚,不是东西;曹操是宦官的孙子,也好不了,这是偏见。他们只承认许劭许子将的评语,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英雄也是个奸的,京剧扮相是白脸。曹操是大军事家,不但善于用兵,还读过不少兵书,写过不少兵书。《三国演义》讲张松献地图,有一段故事,根据是《太平御览》卷三八九引《益部耆旧传》。《益部耆旧传》只说杨修拿曹操的兵书给张松看,张松过目成诵,没说曹操剽窃《孙子》。小说添油加醋,有歪曲。张松说,你这本《孟德新书》,是曹丞相剽窃《孙子》十三篇,《孙子》原书,我蜀中三尺小儿都会背,只能瞒足下(第六十回)。这是作者瞎编。实际上,曹操不但没剽窃《孙子》,还对整理《孙子》有大功。我们现在看到的《孙子》,其实就是靠曹操传下来的本子,第一个给《孙子》作注的,也是曹操。他的书叫《孙子略解》,原书有序,保存在《太平御览》卷六○六中。曹操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认为《孙子》是所有兵书中写得最好的一部,但原书无注,读不懂,篇幅太大,让读者不得要领。所以,他只给《孙子》十三篇作注,其他东西,剔除。曹操如果真想偷《孙子》,何必多此一举,一边偷还一边注,说原书怎么怎么好,这不是太愚蠢了吗?可见这都是小说的编造。曹操对整理古代兵书有大功。东汉、三国时期,他的整理最关键。大众喜欢诸葛亮,拿他当中国智慧的象征。其实,在军事史上,他比诸葛亮重要得多。曹操整理兵书,有如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独尊儒术,不是废弃百家,而是把百家摆在儒家之下,起陪衬作用。曹操也是这样,他独尊《孙子》,也是把其他兵书摆在《孙子》的下边。曹操整理过的兵书,我叫“曹公五书”。它们是:(1)《孙子略解》(两卷)。即上所说《孙子》十三篇的注本,今存,注文很简短。(2)《太公阴谋解》(三卷)。可能是注《太公》三书中的《谋》,已佚。(3)《司马法注》(卷数不详)。是《司马法》的注本,有佚文。(4)《续孙子兵法》(两卷)。可能是《孙子》十三篇以外,其他《孙子》书的选编,既包括《吴孙子兵法》的佚篇,也包括《齐孙子兵法》。杜牧说,《孙子兵法》原来有“数十万言”,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孙子》序),剩下的《孙子》书怎么办?看来不是扔掉,而是另编一书。《续孙子兵法》,就是这样的书。(5)《兵书接要》(有一卷、二卷、三卷、五卷、七卷、九卷、十卷等不同的本子)。此书有许多不同叫法,如《兵法接要》、《兵书捷要》、《兵书略要》(或《兵书要略》)、《兵书论要》(或《兵书要论》)。孙盛《异同杂语》说,“(太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此书是古代兵书的选本。我们从佚文看,它也包括《孙子兵法》的佚文。除整理古代兵书,曹操还有自己的兵法,叫《魏武帝兵法》或《魏武帝兵书》,俗称《曹公新书》(有一卷和十三卷两种)。上面说,《孙子略解》太简略,杜牧说,他是十句话注不了一句,因为他根本就不想全面注《孙子》,“惜其所得,自为《新书》”,好东西是放在自己的书里(《孙子》序)。这本书,就是曹操自己的著作。《孙子·作战》张预注引过它。曹公五书,后世散亡,只有《孙子略解》保存下来,但曹操的整理,有重要意义。第一,是独尊《孙子》。第一讲 《孙子》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孙子》的经典化:一至七(6)第二,他只给三大经典作注,说明这三本书最重要。第三,他把汉以来很庞大的《孙子》书做了区分,只为十三篇作注,不为其他《孙子》书作注,但也不把它们废掉,而是另编一书,可能既包括《吴孙子兵法》的佚篇,也包括《齐孙子兵法》,他的独尊《孙子》,其实是独尊《孙子》十三篇,无形中,已经降低了其他的《孙子》书;第四,除三大经典,其他兵书,他做了删选。他为兵书排座次,是在所有兵书中,突出三大经典;三大经典中,突出《孙子》;《孙子》中,突出十三篇。这个“三突出”,对兵书存废起了很大作用。另外,应该指出的是,《黄石公三略》在这一时期很流行。当时,《三略》是新典,不是古典。我说的五大经典,还没包括这一种。六:六大经典和《孙子》六家注(南北朝和隋唐)“六”是六大经典和《孙子》六家注。六大经典是《孙子兵法》、《太公》三书、《司马法》、《吴子》、《尉缭子》和《黄石公三略》,即五大经典加《三略》。(1)《孙子兵法》。不管一卷本,两卷本,还是三卷本,都是十三篇本,同于《孙子略解》,而有别于曹操编的《续孙子兵法》和其他挂孙子之名的单行本,如《孙子八阵图》、《孙子战斗六甲兵法》、《吴孙子牝牡八变阵图》、《孙子兵法杂占》、《吴孙子三十二垒经》。前者是走上坡路,越来越突出,成为经典,后者是走下坡路,逐渐归于散亡。(2)《太公》三书。是单本流行,《谋》变为《太公阴谋》(《七录》是六卷本,《隋志》是一卷本,曹注是三卷本),《言》变为《太公金匮》(《隋志》是两卷本),《兵》变为《太公兵法》(《七录》是三卷本和六卷本,《隋志》是两卷本和六卷本)。还有《太公六韬》(《七录》是六卷本)和其他托名太公的书。《六韬》,《庄子·徐无鬼》已有这个书名,只不过是作《六弢》。《隋志》的《太公》三书是《太公阴谋》、《太公金匮》、《太公兵法》,两《唐志》的《太公》三书是《太公阴谋》、《太公金匮》、《太公六韬》。《隋志》的《太公兵法》和《太公六韬》都有六卷本。我很怀疑,《太公六韬》是《太公兵法》的另一种本子。这是《太公》三书中专门讲兵事的一种。后来的《太公》书,只剩这一种。今本《六韬》也是六卷。(3)《司马法》。《隋志》和两《唐志》只有三卷,和今本卷数一样,显然是删节本。以上三种是齐系统的三大经典。(4)《吴起兵法》。地位不如前三种。《隋志》有贾诩注《吴起兵法》,只有一卷,肯定是删节本。两《唐志》没有吴起的兵法。(5)《尉缭子》。地位也不如前三种。这本书,性质很复杂,学者有争论。《汉志》有两部《尉缭》,兵书《尉缭》(二十九篇)和杂家《尉缭》(三十一篇),这两种《尉缭》,篇幅差不多,大概都是五六卷的样子,什么关系,不清楚。《七录》,兵书有《尉缭子兵书》(一卷),杂家有《尉缭子》(六卷)。《隋志》,只有杂家《尉缭子》(五卷)。两《唐志》,也只有杂家《尉缭子》(六卷)。今本《尉缭子》是五卷,只有二十四篇,比《汉志》的两种《尉缭》都要小一点。它的前十二篇是泛论兵事,后十二篇是讲军令,很明显是兵书。(4)(5)两种是魏系统的兵书。(6)《黄石公三略》。今天读起来,好像没什么意思,但东汉时期,借太公、黄石公和张良的大名,《三略》是时髦书(《七录》、《隋志》、两《唐志》都是三卷)。《七录》有《张良经》(一卷),“与《三略》往往同”,大概是《三略》的另一种本子。两《唐志》也有《张良经》(一卷),以及《张氏七篇》(七卷,题张良撰)。南北朝和隋唐,托名黄石公的书很多,这是太公书的余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汉以后,诸子中的兵书已不再单行,但《隋志》有《老子兵书》一卷。唐人王真说《老子》的每一章都是谈兵(《道德经论兵要义述》),毛泽东很欣赏。看来,这种读法早就有,并不始于王真。曹操整理的五部书,加上他的《新书》,也是六部书。它们的命运怎么样?这也值得注意:(1)《孙子略解》。一直传世,后世《武经七书》本的《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中的曹注,都是来自此书。(2)《太公阴谋解》。南北朝和隋唐的《太公阴谋》,有一卷本、三卷本和六卷本,三卷本就是他的《太公阴谋解》,两《唐志》的《太公阴谋》就是三卷本,当时还在。第一讲 《孙子》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孙子》的经典化:一至七(7)(3)《司马法注》。见《文选》引用,可见南北朝还在。(4)《续孙子兵法》。见《隋志》和《新唐志》著录。(5)《兵书接要》。见《七录》、《隋志》和两《唐志》著录。(6)《曹公新书》。见《隋志》著录(一卷),两《唐志》不载,但《日本国见在书目》仍有(十三卷)。这六种书,隋唐时期还在。三国以来,注释《孙子》,有魏曹操,梁孟氏,吴沈友,隋张子尚、萧吉,唐李筌、杜牧、陈皞、贾林。但沈友、张子尚、萧吉的注都已失传,其他都在《十一家注孙子》内,我叫“六家注”。曹操注,有一卷本、两卷本和三卷本。特点是简明。此书有影宋本《孙武司马法》(可能是元丰初刻本的残本)中的曹注本,和《十一家注孙子》不同,我在《〈孙子〉古本研究》中利用古书引文做过集校,可参看。孟氏注,两卷。孟氏,生平不详,旧题“梁孟氏”,只是因为他的书见于《七录》,《隋志》便题为“梁有”。他的注,见于《十一家注孙子》,比曹注更简,话很少。李筌注,三卷。李筌著有《太白阴经》,精通兵学,包括兵阴阳,晁公武说,他“以魏武所解多误,约历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郡斋读书志》卷三下)。《孙子》中,凡涉及兵阴阳,可看他的注。杜牧注,三卷。杜牧是有名的诗人,他的注属于文人谈兵。他嫌曹注太简,注释比较详细。晁公武说,“世谓牧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他的注,特点是爱引战例,“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知兵者将有取焉”(《郡斋读书志》卷三下)。陈皞注,三卷。陈皞,生平不详。他对曹注和杜注都不太满意,晁公武说,“皞以曹公注隐微,杜牧注阔疏,重为之注云”(《郡斋读书志》卷三下)。贾林注,三卷。贾林,生平不详。另外,《通典·兵典》大量引《孙子》,附有杜佑注。佑书抄撮群书,为之注,并非专门注《孙子》,可以不算。如果加上杜佑注,唐代的注家就有五家。杜佑注,我在《〈孙子〉古本研究》中也做过集校,可参看。旧注,只有曹注和杜佑注可以校。关于《通典》,我想就中华书局校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王文锦等校点)说两句话。第一,这个本子是以浙江书局本为底本,校以宋明善本,这是倒着校,如果以宋本作底本,当更存原貌,更有条理,还可简化校语;第二,《孙子》杜佑注,《十一家注孙子》是抄《通典》的《兵典》,因为该书是集注本,位置和词句都有所变动,但中华版以《十一家注孙子》中的杜佑注为准,反过来改《通典》,此亦欠妥。剩下的注,大家只能看《十一家注孙子》。曹操、孟氏的注,我叫“前唐注”,李筌、杜牧、陈皞、贾林的注,我叫“唐四家注”。七:《武经七书》(宋元明清)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孙子》版本,典型版本,其实只有三种,一种是影宋本《魏武帝注》本(《平津馆丛书》本),一种是宋本《武经七书》本(有日本静嘉堂文库本),一种是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本(有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藏本)。三种也可以说是两种。《魏武帝注》本,是《武经七书》元丰初刻本的残本,与白文本的《武经七书》是同一系统。宋朝,是兵书经典化的终结,《武经七书》的出现是它的标志。我说的“七”,就是指《武经七书》。它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六韬》。这七本书,是由先秦齐系统的三大经典,加先秦魏系统的《吴子》、《尉缭子》,加西汉的《黄石公三略》,加唐代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而构成。《武经七书》,是国子司业朱服和武学教授何去非奉宋神宗诏校定。他们定下来的《武经七书》,基本面貌是:(1)《孙子》。三卷,十三篇,是曹操传下来的本子,面貌与银雀山汉简本相似,可见是最早经典化的本子。(2)《吴子》,二卷,六篇,隋代已经是节本。宋晁公武说,当时的《吴子》是“唐陆希声类次,为之说”(《郡斋读书志》卷三下),即唐代的改编本。(3)《司马法》。三卷,五篇,隋唐以来流行的本子都是三卷本,估计早就是节本,大量讲制度的文字都被删掉。此书,三国,魏有贾诩注;宋代,也有吴章注,均佚。(4)《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宋代新编的古书,其材料来源是个谜。李靖是唐代的大军事家,他的兵书,两《唐志》只有《六军镜》一种,《宋志》则增加《阴符机》、《韬钤秘术》、《韬钤总要》、《卫国公手记》、《兵钤新书》、《弓诀》六种。这些书都已亡佚,无从判断它的取材。大家都知道,元丰三年(1080年)刻武经,《武经七书》中的这一种,其实是新书。熙宁初年,神宗已下诏校定李靖兵法,说“唐李靖兵法,世无完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嫌《通典》中的官名、物名已经过时,军人读不懂,所以是甩开《通典》,另外编书。过去,学者都说《问对》是阮逸伪造,真李靖兵法是《通典》的引文。如清汪宗沂的《卫公兵法辑本》,就是以《通典》的引文为主。其实,《问对》是故意不收《通典》中的东西,不能因为不收,就说是假的。阮逸伪造说,出陈师道,来源是苏洵、苏轼和苏轼的学生何去非,他们只是怀疑猜测。卫公之书,当时很多,只不过没有一个是汇集各书的全本。此书可能是个选本或改编本,但不一定是伪书。皇帝下令编的书,怎么好随便造假。此事和政治斗争有关,难免掺杂偏见,下一讲还要说到。(5)《尉缭子》。五卷,二十四篇。第一讲 《孙子》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孙子》的经典化:一至七(8)(6)《黄石公三略》。三卷,分上略、中略、下略。(7)《六韬》。六卷,每一韬是一卷。银雀山汉简、八角廊汉简有《太公》古本,其中与今《六韬》有关的文字,面貌差距很大,《群书治要》引《六韬》和敦煌本《六韬》也不同于今本《六韬》。《六韬》也是一个改编本。《武经七书》是刻于宋神宗元丰三年到六年(1080—1083年)。但《太平御览·引书目》有《兵法七书》,可能是它的前身。《兵法七书》和《武经七书》可能不完全一样。比如《问对》,可能就是重新整理。宋代的注家,主要有四家: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梅尧臣的注,三卷,原有欧阳修的序。王皙的注,三卷,对原文有校正。何延锡的注,三卷。何延锡,生平不详。张预的注,三卷。张预,字公立,北宋东光人(今河北东光县人),生平不详,除《孙子》注,还有《百将传》,在名将传类的古书中,它是第一部。这四家注,我叫“宋四家注”,单行本都已亡佚,只能看《十一家注孙子》。《十一家注孙子》,后面还附有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郑友贤,生平不详。《遗说》也不是专门的注。《十一家注孙子》,也叫《十家注孙子》,“十家”是前唐二家注,加唐四家注,加宋四家注。“十一家注”是再加杜佑注。元明以前的旧注,凡是留下来的,几乎全都进了此书。第一讲 《孙子》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最低限度参考书研究《孙子》,书很多。我读过的书,绝大多数不值得读。过去,我写《〈孙子〉古本研究》和《吴孙子发微》,是替大家看书。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中毒不可免,但没有必要再重复。书,总是越读越少,而不是越读越多。少则得,多则惑。(1)著录。过去的参考书,主要是陆达节的《孙子兵法书目汇编》(重庆:军训部军学编译处,1939年)和《孙子考》(重庆:重庆军用图书社,1940年)。现在找书,可以看两本书,一本是于汝波主编的《孙子学文献提要》(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一本是穆志超、苏桂亮主编的《著述提要》(收入邱复兴主编的《孙子兵学大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八册)。(2)文本。从前,善本是公私秘藏,不易见,清孙星衍刻的本子就是最好的本子。三类版本,他刻过两种,一是刻影宋本《魏武帝注孙子》,二是刻《孙子十家注》。此人对《孙子》情有独钟。他姓孙,自称“孙武之后”,有光宗耀祖的巨大动力。研究《孙子》,清代学者,他功劳最大。前书,我们要感谢他。因为该书原本已经失传,他的本子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后书,早先,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不易见,明本(一般叫《孙子集注》,有谈恺本和黄邦彦本)也不易见,孙星衍发现明华阴《道藏》本,赶紧印,是最普及的本子,现在有宋本,可以代替它,但以前是独一份。《武经七书》本,有《续古逸丛书》影印的日本静嘉堂文库本,这个本子和《魏武帝注》本是出于一系,有《魏武帝注》本,也可以不读它。现在,研究文本,可看我的《〈孙子〉古本研究》。宋以前,简本和古书引文,我做了全面搜集和分期排队,极便参考。宋以来,典型版本,我也做过横向比较。相比之下,《魏武帝注》本最好。宋以后,都是重复,不必校,不必读。(3)注本。过去读《孙子》,主要是军人。他们读的都是《武经七书》。学者盛称的金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和赵本学《孙子校解引类》,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都是属于这个系统。这些书,除了研究学术史,没有太大价值。清代,考据学发达,但《孙子》没人理,没有一流学者做深入研究。孙星衍也没有注《孙子》。他们的注,也多半不必读。我认为,读旧注,还是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最好。另外,我的《吴孙子发微》,是全面研究《孙子》的文本演变,针对所有疑难词语做深入考证,并附有白话翻译的书,也是便于参考的注本。《〈孙子〉古本研究》的下编还汇集了我历年考证《孙子》文本和词语的有关文章,是写作《吴孙子发微》的素材和研究基础,请参看。(4)校勘。清代学者没人理,国家图书馆有个王念孙校本,只是过录本,我看过,没什么价值。清代,贡献最大,还是孙星衍。孙氏校勘《孙子》,方法很对,主要是据类书引文,研究早期面貌。宋以后的情况,杨炳安《孙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做过全面调查。他的工作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我们理出两大版本系统,二是在客观上证明,宋以下的版本,其实不值得校勘。我在上面提到的两本书,对校勘也进行了总结这两本书,均已收入中华书局刚刚出版的拙作《〈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一书。。读《孙子》,基础的基础,是五件事:第一是细读原典,第二是精研旧注,第三是考证源流,第四是分析结构,第五是解决词语上的难点,读不懂的词语,别轻易放过。除我在《吴孙子发微》中提供的书目,大型参考书,还有两种,可供查用,但价格比较贵。一种是《孙子集成》,24册,谢祥皓、刘申宁辑,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一种是《孙子兵学大典》,10册,邱复兴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以上,是就《孙子》谈《孙子》。如果大家对《孙子》比较熟了,我建议,大家可以读一下《武经七书》的其他几种,还有上面说的其他兵书,包括出土的兵书。明茅元仪说,《孙子》写得最好,其他兵书,不过是《孙子》的注疏(《武备志》卷一《兵诀评》序)。明李贽的《孙子参同》,就是把其他兵书,还有史书中的战例,分门别类摘出来,用来注《孙子》。这个读法很好。另外,我们真想从《孙子》学点什么,特别是学它的兵术和思想,还要把它放进军事文化史和思想史来读。这是下一讲的内容。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怎样读《孙子》《孙子》的读者很多,各种各样。读者不同,兴趣不同,读法也自然不同。军人有军人的读法,文人有文人的读法,其他人有其他人的读法,古今中外不一样。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读法。这里做一点简单的介绍。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传统军人的读法《孙子》是一部兵书。兵书主要是军人写的,也是写给军人看的。历史上,《孙子》的读者主要是军人。如宋代武举,既考马上马下,武功如何;也考《武经七书》,文章如何。《七书》的第一部就是《孙子》。兵书本来是写给军人看的,但很多军人都不读书,更不用说读兵书。军人读兵书,最看重用。他们的读法,一是喜欢直接读原文,读书不求甚解,比如宋以来的《武经七书》,就是这么读,白文无注;二是有注,也力求简明扼要,比如元丰初刻本的《武经七书》,原来有曹注,曹注非常简短;三是不尚空言,注重实例,老师教学生,喜欢援引战例,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来讲话。战史是用流血的经验写成,战例对军人最有用。读兵书,从战例入手,是对头的。汉朝读《孙子》,最出名,莫过韩信。他行师用兵,常活用《孙子》(《史记·淮阴侯列传》)。但当时的军人不一定读。如骠骑将军霍去病,汉武帝教他读“孙、吴兵法”,他就不读,说“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当时读兵书,很重史书中的战例,和欧洲的传统差不多。如光武中兴,立大功的冯异,这个征西大将军,原来是读书人,就以精通《左氏春秋》和《孙子兵法》而出名(《后汉书·冯异传》)。三国,吴将吕蒙,本来不读书,孙权劝他读书,他说军务太忙,没时间,不读。孙权说,我又没叫你死抠经书当博士,从前,光武帝也忙军务,却手不释卷,人家曹操,年纪一大把,也老而好学,你还不给我赶紧去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还有三史(即《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他叫吕蒙读的,也是兵书和战例。吕蒙读了,简直好像换了个人,鲁肃夸他学问大,不再是以前的“吴下阿蒙”,他自己也说,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三国志·吴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孙权出富春孙氏,号称孙武之后(《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他喜欢读兵书,要部下也读。兵书有用,但怎么用是大问题。用得不好,还不如不读。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传统文人的读法兵书是什么人写的?主要是军人。但古代也有其他人写兵书,不一定全是职业军人。比如,《墨子》讲城守的各篇,还有《荀子》中的《议兵》,汉以来都认为是兵书,就不是军人写的。宋代的文人,也经常掺乎军事,有些作品,就是出自文人的笔下。文武有分工,其来尚矣,但自古军中就有文职,摇羽毛扇的军师谋士和带兵打仗的人不一样,张良、诸葛亮型的人,古人叫“画策臣”,现在叫参谋,他们都是很有知识的人,很会动脑筋的人。现代指挥人员,也是从军校毕业。兵书的作者还是要有点文化。它的读者,也有一些是文人,特别是关心军事的文人。文人读《孙子》,特点是咬文嚼字,一字一句,抠得细,讲解词义,分析内容,比军人强。他们喜欢读有注的《孙子》。比如,宋代的《十一家注孙子》,搜集历代注解,就是文人的读物。其中很多注,都是文人写的,或很有文化的人写的。旧注,唐四家的杜牧,宋四家的梅尧臣,都是有名的文人。文人谈兵,大家喜欢说“书生之见,纸上谈兵”,明清小说经常这么讲,意思是,文人不懂军事,只会说,不会干。这种说法,很明显是贬义,但它出现比较晚,明清以前,好像没有这种说法。什么叫“纸上谈兵”?大家举例,总是拿赵括当典型。司马迁说,赵括的爸爸赵奢是赵国的名将,秦国怕他。赵括从小读兵书,谈起军事,以为天下没人比得上他。他和他爸爸辩论,他爸爸都辩不过他。但他爸爸看得很清楚,兵事凶险,这小子太狂,把它看轻了,并不认为他真懂兵法。赵奢死后,秦国散布谣言,说我们最怕赵括子承父业当将军,使赵国上当。他妈妈劝赵王千万不要让他当将军,赵国的另一位大将廉颇也说,他是“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都不同意让他当将军,但赵王不听,结果就发生了秦军败赵于长平,40万人被活埋的惨剧(《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赵括光会读书,没有带兵和实战的经验,随便换人,随便改规矩,又不知道怎么应付战场上的千变万化,误不在书而在用。文人好读书,但照搬书本的,未必是文人。从早期制度看,肯定不是文人。赵括是世将,不是书生。文人,只要不心血来潮,投笔从戎,是插不上手,也负不起责的。魏源说,“今日动笑纸上谭兵,不知纸上之功,即有深浅,有一二分之见,有六七分之见,有十分之见”(《圣武记》卷十二)。兵书都是“纸上谈兵”(但赵括的时代还没有纸),有的写得好一点,有的写得差一点,关键是怎么用。书是书,用是用,不能混为一谈。文人谈兵,害国误国,也有。但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主要问题出在政治,出在政治上的瞎指挥。这种问题,宋以来最突出。宋代有意思。宋太祖出身军人,赳赳武夫,马上得天下,反而提倡偃武修文。他是有感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兵连祸结,对国家为害太大,才痛下决心,让笔杆子管枪杆子。以文制武,以文代武,就是当时的“政治挂帅”。明代,太监当政委,也是宋代就有的制度。文人不懂军事,但比军人懂政治。乱世靠军人,承平靠文人。承平之世,军队的作用是警察,分散各地,用于剿匪,维持治安,这是双刃剑,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岳飞冤死风波亭,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历史遗产。宋代的安定团结是获福于此,屡战屡败也是埋祸于此。问题最大是中御之患。宋代猜忌武人,监视武人,什么都不放心,临阵才授锦囊妙计和阵图,能不打败仗?宋代,朝廷重视军事,是被逼无奈。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称帝,从此边患无穷,才出现“士大夫人人言兵”的局面,宋代注解《孙子》的,很多都是那时的文臣(《郡斋读书志》卷十四)。庆历三年(1043年),立武学,刻《武经总要》,也是针对边患。立武学属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当时,文臣捣乱,说学学古名将就得了,何必读兵书,故武学三个月就被撤销。《武经总要》是曾公亮和丁度编的,他们也是文臣。宋神宗于熙宁五年(1072年)再立武学,是第二遍。《武经七书》就是武学的教本。宋神宗元丰三年到六年(1080—1083年),朱服、何去非奉命校刻《武经七书》,他们也是文臣。当时,武学归国子监管。朱服是国子司业,相当于今教育部的副部长。何去非是武学博士,相当于今军事科学院的教授。何去非写《何博士备论》,是讲当时的“政治挂帅”,深得苏轼赏识,但他并不安于本职工作,两次请苏轼上书,推荐他转文职。宋以来,文人在武人之上,武举和文举没法比。文人谈兵,注重治兵,讲来讲去,无非是士兵要听将领的话,将领要听天子的话,一切命令听指挥。当时,刻《武经》,立武举,是模仿读书人。但骂《孙子》无用、兵书无用的也是读书人。军人不读书是不行了,但兵书和打仗脱节是大问题。打仗是一回事,武器、制度、训练,是新一套;读书是又一回事,完全是古典。真的打起来,大主意是皇上和皇上身边的人拿,没人管兵书怎么讲。当时打败仗,责任在皇上和文臣,不在军人。苏洵讲治兵,说带兵打仗有什么难,不过如“贱丈夫”管下人、丫环、小老婆(《嘉祐集》),苏轼讥评孙武,也说“天子之兵,天下之势,武未及也”(《苏轼集》卷四二《孙武论下》),都说丘八不懂政治。但政治是文人搞坏的。文人批评武人,喜欢拿三代王者之兵、春秋霸者之兵压战国兵家,拿《司马法》压《孙子兵法》。这是典型的宋代偏见。后世怀疑《孙子》,这类批评是源头。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有所谓熙宁新政,立武学,刻武经,都在这一段。苏洵、苏轼和何去非,都属于反对派。他们的议论,他们的怀疑,可能和政治斗争有关。背景复杂,值得研究。这是历史上的情况。下面,我再讲一下现在的风气,看看我们现在是怎么读《孙子》。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孙子兵法》和应用研究什么叫“应用研究”?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出版的《孙子兵法大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七册的第一部分,即杨善群主编的《拓展借鉴》。这里面,政治统御、商业竞争、企业管理、金融投资、外交艺术、教育教学、科技创新、卫生医疗、体育竞技、积极人生,真是应有尽有。但当今所谓“应用”,主要还是赚钱。兵法可以赚钱,以前想不到。现在读《孙子》,这是主流。现在的读者,圈子比以前大,军人以外的读者,数量激增。现在不打仗,但他们比军人还讲用。特别是商人,特别是一般民众。《孙子》普及,大家都来读,当然是好事,但糟糕的是,它被滥用。大家放着原书不读,光讲用,想起一出是一出。什么股市搏击大全,情场决胜指南,简直成了狗皮膏药、万金油。大家都是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像林彪说的。那劲头就像古人说的用《春秋》断狱,用《河渠书》打井。我不喜欢这一套。这是军人读《孙子》的现代变形。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坏了。商场如战场,大家挂在嘴边,常说。用《孙子兵法》做买卖、管员工,很时髦。1984年,有三个中国人,李世俊、杨先举、覃家瑞,他们合编了一本书,《〈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据说,用《孙子兵法》讲企业管理,这在我国是头一部。但在日本,这类学问早有,上世纪50年代就有。我记得,十五年前,有个日本商人,叫服部千春,来中国宣传他的研究。《孙子兵法》研究会的头两次会议,第一届(山东惠民,1989年)和第二届(北京,1990年),他出过钱,领导接见合影,他总是站在中间。据说,他的员工,每天上班,先要背《孙子兵法》。第一次会,在山东。山东特产是圣人。他到山东,先拜孔子,再拜孙子。孙子的老家在哪儿?好几个地方在抢。他是在惠民拜孙子。会上,主持人说,我们听说,您是靠《孙子兵法》赚的钱,您能给大家讲讲您是怎么用《孙子兵法》赚的钱吗?他说,对不起,这是商业秘密,不能讲。日本尚武。二次大战,日本战败,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把武士精神用在商业上,是再自然不过。日本最早提倡这类研究的人,很多都是前“日本鬼子”。大桥武夫是前陆军中佐和东部军的参谋,武冈淳彦是前陆军中将。他们都是放下屠刀,马上赚钱。这种活学活用很可笑,但影响非常大。因为中国也无仗可打。改革开放,我们也是全民经商,做买卖的风气很浓。老板办班,《孙子兵法》是热门话题。有人起哄,说什么全世界都在学《孙子》,这是潮流,《孙子》出在咱们中国,但“《孙子》学”在人家日本,日本已经抢在前头了,欧美也在跟着学,咱们不学,那可就晚了……《孙子》热,除经商本身,还有个热点,是阴谋诡计。这个热点和前者也有关。很多人把《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搁一块儿读,摊书和电视都跟着炒。有一次,给老板上课(北京大学哲学系安排的),我讲半天,他们坐不住,问我为什么还不进入正题。我说,什么是正题?他们说,《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是什么关系。我说,一个两千年前,一个两千年后,没什么关系,“借刀杀人”、“趁火打劫”、“无中生有”、“笑里藏刀”、“顺手牵羊”、“浑水摸鱼”、“偷梁换柱”、“指桑骂槐”,这些还要我教吗,满地的奸商都会。这是现在的风气。大家说,《孙子》有用,有大用,背景是什么?我看,主要是受两大神话启发。一大神话是,美国是靠《孙子兵法》打胜仗。美国打胜仗,不是韩战,不是越战,而是两次伊拉克战争。我在《读〈剑桥战争史〉》中讲过,这是自我欺骗、自我麻醉。我们的电影,经常绘声绘色,借别人的嘴,说自己的话。如西洋女爱中国郎,惨遭拒绝,对方问为什么?他说,你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感情。还有演日本人,也是替他们忏悔,替他们谢罪,替他们自己骂自己,鼻涕眼泪一大把。这不是瞎掰?人家美国打胜仗,道理很简单,主要还是靠国力军力高科技,石头砸鸡蛋。人手一本读《孙子》,乃子虚乌有,全是咱们自欺欺人编出来的。还有一大神话,日本是靠《孙子兵法》发的财。这也是胡说八道。战后的日本,作为战败国,无仗可打,美国也不让它打,英雄无用武之地,武士精神,只能用来做买卖,他们扎堆抱团的团队精神、咬牙跺脚的奋斗精神,还有模仿家长制,把老板当爸爸的管理学,都是来自日本文化,而非《孙子兵法》。欧美发财是靠抢亚非拉,日本发财是靠打中国。就算起死回生,日本的起飞是新一轮,那也是靠美国,韩战越战,发战争财。亚洲四小龙,是靠孔子发的财,这是神话;靠孙子发的财,也是神话。我国讲《孙子兵法》与企业文化,什么都挂上《孙子兵法》,风从日本来。电视上,做买卖的喜欢说,我是儒商。我是山西人。晋商,钱庄、票号、国际贸易,很有名。大家说,这就是儒商。宋以来,有泛儒主义,什么都爱挂个儒字,将有儒将、医有儒医。所谓儒将、儒医,毫无标准,儒只是包装。中国传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看不起搞技术的、做买卖的,贴上个儒字,马上显得很有文化,很有道德。上述应用研究,打《孙子》旗号,颇有类似性。它让我想起了关老爷。中国的文圣人是孔子,武圣人该谁当,本来有很多人选,太公、孙子、诸葛亮,哪个都比他合适,但宋以来,特别是明末清初,不知是哪股邪乎劲儿,大家非把文武皆非一流的关老爷拖出来,前面搁本书,后面戳把刀,让周仓替他拄着,“赤面秉赤心,青灯观青史”,烟熏火燎,受大家朝拜。北宋宣和年间,他还是配祀太公,靠边站。明万历年间,才当关圣帝君,让三大忠臣陆秀夫、张世杰、岳飞陪着,坐中间。清朝,更有意思,那些本来是忠臣应该死磕的敌人,反比忠臣更尊崇关老爷,满族灭明就是求他保佑。说书的一张嘴,体现的是人民的力量。皇上也拗不过民意,居然让他当了武圣人。宋以来,中国最缺的就是文不贪财、武不怕死。关老爷恰好弥补了这个空白(想象的空白),因而成了道德化身。他老人家,真是什么都管,特别是升官发财和江湖义气。解州的关帝庙,隋代就有,天下第一关庙。有人说,关公文化是俺们山西人的发明,他们在全国各地做买卖,到处有会馆,各地的关庙,就是他们的连锁店。但人家南方,也不含糊。传统中国,头在北方,屁股在南方,鬼子来了,屁股变成头。清末民初,东南沿海,既是西方奴化教育影响最深的地方,也是庸俗国粹的保留地和集散地。南方出去的老华侨,特好这口(包括武侠文化和其他拜拜),发财的冲动也是后来居上。港台、唐人街是介绍这类国粹的窗口,托他们的福,关老爷竟走向全世界。关公崇拜,商人、帮会、老百姓,是基本群众。对老百姓来说,孔亲老亲不如关老爷亲。迷信的本质是自欺欺人。《孙子》的应用研究,就是要把《孙子》搞成关公文化,有求必应,心想事成。我劝大家,别舍书不读,拿它当狗皮膏药、万金油。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孙子兵法》和哲学研究《孙子》为什么会变成狗皮膏药、万金油,我一直在琢磨,这是怎么一回事。除上面说的原因,急于求用的各种理由,还有一点,恐怕不容忽视。打仗,不光是体力活,还靠脑子。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哲学家才懂哲学。兵法里面也有哲学,很深奥的哲学。哲学是什么?是从所有知识中概括提炼出来的东西,奶皮子一样浮在上面的东西,哪一行都不沾,哪一行都能管。《孙子》很有哲理,比其他兵法更有哲理,特别是在行为学上,有很深的理解。但任何哲理,离开它所依托的各种实际知识,讲滥了,讲玄了,就是狗皮膏药、万金油。历史上,文人读《孙子》,寻章摘句,多停留于字面,思想深度不够。近代不一样,文人改攻思想史。研究思想史的,很多人都注意到,它很有哲理。从前,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不收《孙子》,现在大家都承认,兵法和哲学有很大关系。其实,《战争论》也和哲学有很大关系。这方面,可以开掘的东西很多。我在以后各讲还要讲,这里不再啰嗦。文史哲,和应用科学不一样,特点就是没用。不但没用,还经常抹杀可行性,像老子说的,“无之以为用”,要的就是没用,或拿没用当用(《老子》第十一章)。《红楼梦》有什么用?指导搞恋爱吗?《儒林外史》有什么用?搞教育改革吗?史学家讲“以史为鉴”,但天下没有后悔药,就是引为教训的东西,也未必可以照搬照用。哲学更是不中用的东西。现在的《孙子》热,让我想起一段往事,并不如烟。“文革”时期,我在内蒙插队那阵儿(1968—1970年),有本小红书,是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所有人都学。当时有个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到处搞讲用的小高潮。炼钢炼铁种庄稼,什么都靠哲学。徐寅生的讲用最有名,他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打乒乓球,说得头头是道。中国得了世界冠军,不能不服。我们在农村也学,干什么都说是哲学指导。白天累个贼死,晚上还组织学习。煤油灯下,一屋子的烟,老贫农最爱瞎扯。他们学哲学,能学什么?不是种庄稼,就是喂牲口,越讲越乱。我在大队小学教书,那边安电灯,有人又来劲儿,居然大讲,如何用“两论”安电灯。现在想起来,实在可笑。种田,为什么不用农业科学指导?安电灯,为什么不买电工手册?我的看法是,《孙子》是高屋建瓴,层次高,很有哲学味道。但越是层次高的东西才越不能乱用。登高要一步一个脚印往上爬,下楼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朝下走。你要把理论付诸实用,就得从理论的百尺高楼,慢慢走下来。着急,嫌累,没电梯,千万别打开窗户,一头扎下来。任何哲学,从形而上到形而下,都不能一竿子插到底,中间要有层次转换。兵书虽讲实用,也不能从最抽象的谋略一下子就跳到具体的实战,中间要有实力、制度和技术的支撑,没有这些环节,一环扣一环,非常危险。现在的拓广也一样,必须有层次转换。没有层次转换,什么都玩兵法,太危险。中国的军事传统是重谋轻技,照搬兵书,危害尤大。赵括的错误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不一定都是读书人,而只是误用书本的人。读书人可能误用书本,不读书的人也会误用书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经常是相互配合。读书人带着不读书的什么都扯上一个用字,借这个用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能胡说的和能胡干的结合起来,危害最大。古人说,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好兵书不一定是最能打仗的人写出来的,最能打仗的人也未必写兵书,写出来也不一定精彩。很多人都分不清书和用的关系。我的基本想法是,读书,就要老老实实读书,先把书原原本本读好,再谈用。如果急得不行,也可以不读书。不一定什么都得“拿书来”,什么都得安上几句书本上的话。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用世界眼光读《孙子》(1)现在,研究《孙子》,眼界很重要。对我来说,这点最重要。上次,我们讲《孙子》的经典化,重点是书本身。书是中国书,要按古文献的方法原原本本读书,没问题。我的《吴孙子发微》和《〈孙子〉古本研究》,就是讲这种读法,这里不再重复。现在,我要说的是,《孙子》是兵书,人家外国也有兵书。中国人读《孙子》,外国人也读。他们是两只眼,我们是一只眼。我们只读中国的兵书,不读人家的兵书,等于瞎了一只眼。我们是现代人,现在的《孙子》,是世界军事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应在世界军事文化的背景下读《孙子》,要多少注意一下其他文化的想法,有一点古今中外的比较。和这个问题有关,我想讲一下《孙子》在海外的传播。我们先说日本。中国人讲日本,有个大错误。我们老是说,他们是学生,我们是老师,学生打老师,不像话。这是倚老卖老不自尊。其实,近代日本,他们的启蒙是脱亚入欧,脱是脱中国,入是入欧美。我们不要搞错了,人家的老师是欧美,根本不是中国。亚洲近代化,他们捷足先登,何曾拜我们当老师?中国给日本当老师,那是往事,一千多年前的事。汉唐,中国强大,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和明清不一样。明朝,他们来叩门,已经发现我们的弱点。清朝,汉族被满族征服,满族被汉族腐化,最后是四面受敌,列强瓜分,他们瞧不起。我们有悠久文明,没错,但也有文明之痼疾,不但腐化,而且自大,病得不轻,还讳疾忌医。他们骂我们是清国奴。日本人讲硬道理,吃硬不吃软,我们不能强迫别人佩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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