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唯余不服食，老命反迟延。况在少壮时，亦为嗜欲牵。但耽荤与血，不识汞与铅。饥来吞热面，渴来饮寒泉。诗役五藏神，酒汩三丹田。随日合破坏，至今粗完全。齿牙未缺落，肢体尚轻便。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且进杯中物，其余皆付天。有人说服硫磺的退之，不是韩愈，因为韩愈是个圣人，圣人不干这种非圣人的事。但据近人陈寅恪考证：如元稹杜元颍崔群，皆当时宰相藩镇大臣，且为文学词科之高选，所谓第一流人物也。此诗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属矣。考陶谷《清异录》载昌黎以硫磺饲鸡男食之，号曰“火灵库”。陶为五代时人，距元和长庆时代不甚远，其说当有所据。至昌黎何以如此言行相矛盾，则疑当时士大夫为声色所累，即自号超脱，亦终不能免。唐朝的不死药(6)其实，也不必为圣人讳，圣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这一点，陈寅恪的见解，十分精辟。且不论中国文人的矫情伪饰，佯狂张致，心口相忤，言行不一，心，口，手，笔之四点不能成一线，从来就是如此这般。若以总体而论，当这些文人处于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下，除具特别异秉的极个别者，几乎无一能在风气之裹挟下，开顶风船，逆行不止；同样，也几乎无一能在潮流之冲决中，砥柱中流，悖势而动。“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踟蹰前行的韩愈，能有这种大智大勇吗？以今度古，或以古度今，本来，孔孟之道，讲求中庸，但中国人要是一窝蜂起来，常常是相当不中庸的，尤其被蛊惑到集体无意识的程度，往往歇斯底里到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偏激别扭到毫无理性可言。所以，风气这东西，潮流这东西，引导得好，有助于社会进步，引导得不好，变成一股祸水，那一定会贻害无穷的。唐朝的不死药，虽然已是陈年往事，一个历史的笑话而已。但为什么兴起之勃，势头之盛，邪恶之广，为患之深，确是令人禁不住要多想想的。唐末食人考(1)在原始蒙昧时代，或封建社会的早期，以及现在还处于野蛮状态的未开化部落里，用活人作为祭祀品，然后分而食之；或将掳掠俘获的敌人，杀来吃掉的习俗，是屡见不鲜的。这种食人恶俗，至今还流行于西非和中非，及南太平洋群岛。据说，苏门答腊的巴塔克人，在由荷兰人完全控制以前，还在市场上出售人肉。而打了胜仗的毛利人，将战斗中死去的人的尸体切碎，摆出人肉宴席，也是常见的。但是，社会进入文明状态以后，这种骇人行径，已普遍被视为反人类的罪恶。中国虽称作文明古国，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却一直有持续不断的不文明的食人记录：《管子?小称》载：“夫易牙以调和事［齐桓］公，公曰：‘惟蒸婴儿之未尝。’于是，蒸其首子而献之公。”为了讨君王的欢心，这位极善烹调，后来被视为中国厨师开山之祖的易牙，竟把自己的儿子弄死。精心做了一道菜，端到宫殿上去。暴虐的纣王，就是挖比干的心的那个家伙，曾经将姬昌［周文王］拘押在羑里，为了测试其忠诚度，将他的一个儿子宰了，剁成极细的醢（也就是肉糜），包在饼里，而姬昌居然一点不动声色地，将这人肉馅儿饼，全部吃了下去。三国时刘备落难，逃到山村里，一位老乡听说他是皇叔，没有什么好招待的，连忙把老婆杀了，割下肉来炒了一盘菜，让刘备充饥。第二天离开时，才发现那个可怜的女人，像宰杀的猪那样，还在厨房里挂着呢！想不到进入九世纪以后的唐代，白居易《秦中吟》，其中之七《轻肥》，竟出现了“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句。中国人愈益文明发达的同时，将人食人的丑恶现象写到了诗里，那真是够吓人一跳的。《新唐书》卷192，写安史之乱时，睢阳被围：“［张］巡士多饿死，存者皆痍伤气乏。巡出爱妾曰：‘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乃杀以大饷，坐者皆泣。巡疆（强）令食之。［许］远亦杀奴僮以哺卒，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遗民止四百而已。”无论有多么正当理由，一座三万人口的睢阳城，吃到最后，只剩下四百来人。读到这里，那昏天黑地之感，压迫得连血管里的血液，都会凝滞住的。可在史官笔下，一声“止四百而已”，就了事了。文人们能以如此平静的笔调，写出这段惨绝人寰的悲剧，真让人为之气殪。张巡坚守睢阳，直至城破被俘，不屈而死，其英名千古长存，其气节青史流芳，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围城的最后阶段，这种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以人果腹的现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绝不能视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做法。因为具有“正义”的堂皇理由，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作出反人类的罪行吗？《资治通鉴》卷220载：“议者或罪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说明当时，也是有人持不同看法的。清代的王夫之说：张巡“捐生殉国，血战以保障江、淮”的功绩，“出颜杲卿、李澄之上”。但是，他更认为，“守孤城，绝外援，粮尽而馁，君子于此，唯一死而志事毕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所以，他的结论：“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读通鑑论》卷23）王夫之发出这样正义的呼声，对这位远遁湘西四十年，筑石室著书而不仕清的明遗民，更多了一份崇敬。坚贞不屈的他，似乎应该赞赏这种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作出的牺牲。但他却谴责了这种贼仁戕义的食人现象。如果连最起码的人道精神也不存在的话，人性泯灭，兽性张扬，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但是，回顾历史，唐以后的宋，宋以后的元……人食人的可怕事件，仍是层出不穷，这实在是中华文明中极不光彩的一页。唐末食人考(2)北宋末，“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老瘦男子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杀戮焚溺饥饿疾疫陷堕，其死已众，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谓‘丧乱死多门’，信矣，不意老眼亲见此时，呜呼痛哉！”（宋?庄绰《鸡肋编》卷中）元末，“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则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双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曰想肉。”（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明末，“蜀大饥，人相食。先是丙戌、丁亥，连岁干涸，至是弥甚。赤地千里，粝米一斗价二十金，荞麦一斗价七八金，久之亦无卖者。蒿芹木叶，取食殆荆时有裹珍珠二升，易一面不得而殆；有持数百金，买一饱不得而死。于是人皆相食，道路饥殍，剥取殆荆无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转相贼杀。”（清?彭遵泗《蜀碧》卷四）一直到清末，食人风仍不绝如缕，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前夕，与秋瑾同时起义的革命团体光复会人徐锡麟，行刺满清政府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攻占军械局，弹尽被捕，最后，惨遭杀害。心肝竟被恩铭卫队的鹰犬们，挖出炒食，惨不忍睹。从以上的例证来看，不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封建王朝的全部历史中，凡是标明为“末”的时期，都存在着农民起义和统治者不甘心退出舞台而疯狂镇压的对峙局面。无穷的战乱，无尽的天灾，和大大小小屠夫的毁灭性疯狂，就构成了中国人苦难的岁月。虽然，总的来说，人类进步文明，社会发展成熟，是历史的大趋势，是不会倒退的。但是，在前进的过程之中，并不意味着不再出现倒退和逆转的可能。值得我们庆幸的是，食人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终究是少得不能再少了。否则就果如唐太宗时魏征驳斥封德彝所言：“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薄，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所以，长达四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这种人食人的恶本质，已经阴魂不散地潜藏在中国人遗传基因之中。一有得以释放出来的机会，余毒尚存，又会产生出新的食人族。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狂飙弄得神州快要陆沉之际，被蛊惑起来的恶，压倒良知，压倒理智，压倒最起码的善以后，不也发生过“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累累恶行吗？在中国人所经历过的许许多多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莫过于人食人，而所有发生在王朝末代的这类人间惨剧，莫过于唐末。而在唐末，所有食人者，又都比不上以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军。他在失败前夕包围陈州近一年时间里，采用过的机械化方式，将活人粉碎，以人肉作军粮，供应他围城部队，以保证他起义军的战斗力，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食人纪录。这一份骇人听闻的食人纪录，既是中国之最，大概也是世界之最。按照历史教科书，黄巢是农民革命领袖，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推翻封建统治的行径，那是具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但若是以毛泽东提倡的两分法的观点看，不那么以偏概全，不那么一白遮百丑，而取实事求是精神，这位革命领袖在荼毒非统治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的手段上，历史上那些声名狼藉的屠夫，比之于他，都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在一部《二十四史》中，只有他能够用“敲骨吸髓”四字，形容他的食人的残杀方式。据唐代张鷟的（朝野佥载）：“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餧贼。生灵歼于此矣。”唐末食人考(3)据《旧唐书》：“贼首（秦宗权部），皆慓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无论是黄巢以前的朱粲，用二百石铜钟煮人肉，还是黄巢以后的秦宗权，腌人尸作随军粮糗，都比不上黄巢。“［黄巢］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旧唐书》卷150下）到底黄巢这座食人工厂，一共吃掉多少人，史无记载。但据史书，他“围陈州，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看来，他从长安城里的龙椅上滚跌下来，意犹未尽，没有过足皇帝的瘾，干脆在此再成立一个临时朝廷，好“唯辟作威，唯辟作福”一番。中国封建社会能迁延数千年之久，毛病就出在这里，农民革皇帝的命，不过是革掉了皇帝以后，他来做皇帝而已。但是，这位皇帝要养活自己的文武百官，和数万名为他打陈州的起义将士，持续三百天，按最保守的估计，至少得吃掉十倍于张巡守睢阳城时的被食人数。“舂磨砦”的发明权，不是黄巢，应该属于朱粲，名称略不同，叫“捣磨寨”。黄巢围陈州，他已预感到，自己的丧钟快要敲响。一个知道死神即将来临的赌徒，还有什么筹码不敢推到赌桌中央呢？于是，将朱粲的食人法，光而大之，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辏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陈州四周的老百姓吃光了，扩大原料供应来源，“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这位革命领袖大规模吃人不吐骨头的行径，其野蛮，残酷，恐怖，骇人听闻，即使以唯物史观判断，也很难再冠以“革命”二字来美化他了。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铁与血的较量中，你不能将敌人消灭，对手也会将你毫不留情地除掉。所以，历代农民铤而走险，反抗强大的统治者，起义军的头目，无不残忍野蛮，无不杀人无算。但是，像黄巢以人肉为粮糗的恶行，绝非一般意义的战场上的较量，而是人性灭绝的屠杀。这位革命领袖从长安退出来以后，“使其骁将孟楷将万人为前驱，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逆战而败；贼进攻其城，宗权遂称臣于巢，与之联兵。”结果，他没想到，碰到了陈州这个硬钉子。“孟楷既下蔡州，移兵击陈，军于项城；［陈州刺史赵］犨先示之弱，伺其无备，袭击之，杀获殆尽，生擒楷，斩之。巢闻楷死，惊恐，悉众屯溵水，六月，与秦宗权合兵围陈州，掘堑五重，百道攻之。”不下，不但不下，赵犨“数引锐兵开门出击贼，破之。巢益怒……”（《资治通鉴》唐纪卷七十一）这里所说的“怒”，表明这位革命领袖精神状态，已经接近疯狂。读中国史，农民造皇帝的反，确是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动力。但在争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领袖人物，不管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真正出身于农民阶层者，真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劳动者，是并不多的。通常，都产生自农村中好逸恶劳的躁狂一族，也就是农村流氓无产者。由于他们具有坚定的“革命”性，野蛮性，破坏意识，盲动力量，亡命的痞子精神，所以，很容易在斗争中脱颖而出。而黄巢，更属于这类痞子中训练有素的亡命徒、急先锋，起义前，他就是一个私盐贩子，起义后，追随的那个渠首王仙芝，也是一个私盐贩子。盐作为封建王朝重要税收来源，历来统治者对其生产销售的管制，采取极严密的措施。然而，极大的利润，自然诱发极大的冒险；而极强的镇压，也就难免遇到极强的反抗。所以，私盐贩子干的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以生命为赌注的危险行当。残忍，狠毒，亡命，冒险，破坏，毁灭，嗜杀，劫掠，便成为职业习惯。唐末食人考(4)暴虐趋于极端，与疯狂无异。所以，食人，又算得了什么，如果黄巢需要这样做的话，连眼皮也不会眨一下的。这大概就是一千多年来，从官方史书，到稗官野史，所有描写黄巢的章节，看不到他的一生，曾经有过任何人性流露的缘故。无论正史，野史，对于黄巢的评价全是负面的。可近五十年来，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那是封建统治者站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对于农民革命运动及其领袖人物的诬蔑。无论如何，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然而，若是从黄巢之乱的唐末起，至五代，至北宋，至南宋，中华民族的总体国势，一直处于不断削弱的过程之中，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因此，不禁疑问，黄巢吃了那么多老百姓的这场农民革命运动，究竟对历史起到了推动作用，还是起到了促退作用？对中华文明起到了张扬作用？还是起到了戕害作用？作实事求是的考查，平心而论，答案必然是否定的。都张开大嘴食人了，还有什么“革命”意义好讲？难道因为他反对封建统治，披上一件红色的“革命”外套，就能把他像野兽那样以人为食的举世大恶，忽略不顾吗？即使退一万步，领袖也是人，作为一个人，按王夫之老先生说，“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那么，加之于这位私盐贩子黄巢头上的光环，恐怕也就黯然失色了。像这样经不起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加以考量的“革命”领袖，又岂止黄巢一人。其实，据史书有关黄巢的行状，这位“革命领袖”，可算是一个乏善可陈的人物。姚雪垠作长篇小说《李自成》，拔高这位明末的类似黄巢的“革命领袖”，不管是为了迎合讨好，还是胡诌八咧，竟然有了一点与毛泽东军事思想合拍的游击战略。这位私盐贩子以“流寇”起家，短期内也取得过天下，甚至比李自成坐龙椅的日子多得多。应该懂得，“流”，是他们这支起义军的生命线，只有“流”，才有可能在统治者的缝隙中求得生存空间。最后，居然傻不唧唧地在陈州搞开了阵地战，壁垒战，围城战，不是存心找绳子套在脖子上勒死自己吗！因此，这位先生，一、文不成，始终是一个不及第的秀才；二、武不就，围三百日食人无算拿不下陈州；三、想被招安，讨价还价总谈不拢条件；四、想当皇帝，进了长安连板凳也未坐热，又卷铺盖去当“流寇”。是一个基本没有做成什么，或从来没有做好什么的，让人无法讲出特点和长处的半吊子。不过，也许他可算是一个诗人。清代编纂的《全唐诗》，收诗近五万首，录有他的诗作三首。因为在中国，不光唐朝，历代之君，都有爱写诗的雅兴。有的写得很好，有的写得很屁。黄巢的诗，属于后者。《全唐诗》，书名有个“全”字，自然要收黄巢的诗，不过占总量的万分之几，说得过去。解放后，社科院文研所编的，收诗六百三十首的《唐诗逊，对他破格相待，与王勃、宋之问、王之焕、贺知章等大家同享被选两首的规格，很显然，编委们是看在革命同志的份上，出于阶级感情之抬举了。在中国诗史上，从来没有黄巢的份，直到解放后，才获得革命诗人这顶桂冠。这就是中国人的习性了，喜欢倾斜，一倾斜，臭狗屎也能变成香饽饽，何况黄巢的诗，总还算得上合辙押韵，四平八稳呢！其中一首《菊花》：“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诗，更像打卦问卜的籤词，既有预言的神秘感，也有不第秀才的腾腾杀气。果然，应了这首诗的谶言，他第一次进长安，还真是什么花都“杀”，连菊花也“杀”光的冬天。我估计这首《菊花》诗，应该是在公元880年左右，他挺进中原，直奔洛阳，西岳在望，临潼不远，都城长安已成为他囊中之物时写出来的。黄巢第一次进长安，是一个应考的举子；如今，第二次进长安，就是等着当大齐王朝的新科皇帝了。他曾自号“冲天大将军”，以及这首诗中“冲天”词语，现在他可以踌躇满志地说，那个不让他科举及第的唐朝之天，马上就被他冲破了。唐末食人考(5)黄巢能有这一天，第一，他得感谢唐王朝进入末期的倒行逆施，老百姓到了活不下去的程度，使他有了造反的群众基础；第二，他得感谢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涣散，失控，无法形成合力，使他有了游走的生存空间。黄巢揭竿以后，先投奔王仙芝，王兵败被戮，王的二把手尚让，率余部与黄巢会合，就这样，渐渐壮大起来，成了气候。黄巢的人马，在官方的史志中，通常称之为“流寇”，这个“流”字，倒颇为准确地描写了他们在各个节度使的夹缝中，从中原“流”到岭南，又从广州“流”到洛阳的征战过程。公元879年，“黄巢北趣襄阳，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屯荆门以拒之。贼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以轻骑逆战，阳不胜而走，贼追之，伏发，大破贼众，乘胜逐北，比至江陵，俘斩其什七八。巢与尚让收余众渡江东走。或劝巨容穷追，贼可尽也。巨容曰：‘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不管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公元880年，“黄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张璘急击之，巢以金啗璘，且致书请降于高骈，求保奏；骈欲诱致之，许为之求节钺。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皆至淮南，骈恐分其功，乃奏贼不日当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朝廷许之。贼詗知诸道已北渡淮，乃告绝于骈，且请战，骈怒，令璘击之，兵败，璘死，巢势复振。”同一年：“初，黄巢将渡淮，豆卢璩请以天平节钺授巢，俟其到镇讨之，卢携曰：‘盗贼无厌，虽与之节，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发诸道兵扼泗州，汴州节度使为都统，贼既前不能入关，必还掠淮、浙，偷生海渚耳！’从之，既而淮北相继告急携称疾不出。京师大恐。庚申，东都奏黄巢入汝州境。”唐王朝本来有多次机会，可以将他肃清，或者，将他招安，但政权到了垂死阶段，文官武将，各怀鬼胎，终于坐看着一个私盐贩子要到长安坐龙椅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似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大多数，属于绝对不敢造反的一群，刀架在脖子上，宁写悔过书，作深刻检查，痛骂自己为王八蛋，高喊吾皇万岁万万岁，也绝无站直了，任砍任杀决不低头的气概；一类为极少数，扰如农民中有流氓无产者一样，文人当中也不乏个别的痞子型的知识分子，黄巢就是这种不甚安分的躁动强项一族。《新唐书》说他“世鬻盐，富于赀。善击剑骑射，稍通书记，辩给，喜养亡命”。前者，大多数举子，不第就不第吧，落榜就落榜吧，顶多作一首“不才明主弃”的五绝，发发“怨而不怒”的牢骚而已。后者，如黄巢，就不一定咽下这口气，“巢喜乱，即与群从八人，募众得数千人以应（王）仙芝，转寇河南十五州，众逾数万。”你不让我当进士，那我就豁出一身剐，把你皇帝拉下马。这点革命精神，应该肯定。宋朝的赵姓皇帝，在总结唐代失败的经验教训后认为，一是削弱地方政府的实权，不让他们成为唐代节度使，动不动带部队开到西安灞桥，要中央政府听他的摆布。二就是扩大科举取士的录取面，使知识分子得以成为政府一员的机会大大增加，免得他们心怀不满，走向对立面。虽然，这也并非良策，地方官手无兵权，难以抵御边敌，以致疆土日蹙；大量开科取士，政府冗员日多，只好坐吃山空。但两宋三百年间，特大规模的流寇现象，具有全局性的农民起义，倒也未曾发生过，说明这样的绥靖政策，未必没有道理。黄巢似乎也明白这点奥妙，“士”这个阶层，可得罪，也不可得罪。当你坐稳了江山，他们就成了豆腐，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但是，你尚未坐稳江山，或者，你江山有一点坐不稳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将你视作豆腐，给你捣点小乱了。所以，“巢因民谣，有‘逢懦则肉师必覆’之语，遂戒军中，不得害儒者。所俘民称儒者，辄舍之。至福州，杀人如麻，过校书郎董樸家，令曰：‘此儒者’，乃灭火弗焚。”（清?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当然，如果他果真以这样的政策来笼络知识分子，也许取唐而代之的不是后来当过他部下的朱全忠，而早就是他了。如果他能有朱元璋那点耐性，等坐定了江山，再腾出手收拾那些豆腐也来得及，也许不至于最后脑袋搬家。唐末食人考(6)我一直怀疑，这句顺口溜式的民谣，出自这位三流诗人的笔下，显然是为他千秋大业着想。最初还真是像模像样地做出了一些姿态，第一次进洛阳，“丁卯，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帅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第一次进长安，“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应该说，这是一个颇为不坏的开头，要是黄巢能够坚持下来，也许真能成气候。但是，他率领的农民兄弟，和原来就不是地道农民的流氓无产者，以及与他一齐亡命过的盐贩死党，以及与他通声气的痞子型的知识分子，从金碧辉煌的春明、通化、延兴三门，进入长安城，到达皇城中更为富丽堂皇的朱雀、承天门时，眼前的红男绿女，花花世界，弟兄们一个个眼睛都直了。当然，首先将眼睛直起来的，应该是黄巢。从陈胜吴广起，中国全部的揭竿而起者，所有进城的农民弟兄，眼睛都会直的。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解放前夕，让全党同志读一读郭沫若氏的《甲申三百年祭》，也是有这一份担心在内。再看看如今挖出来的巨贪，若是查查他们的干部登记表，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十之八九，都拥有极好的出身，极好的成分，但由于眼睛太容易直起来，最后终于坐到了被告席上，拉到了法场上。现在回过头去看黄巢带进长安城的数十万起义军中，有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者，有无以为生，铤而走险者，有打家劫舍，盗掠成性者，有造反发财，投机倒把者，有匪枭亡命，杀戮为生者，这些胜利者总不能整日里在长安城的百货公司里闲溜达吧？即使那一水儿被裹挟而从，失去了土地和家园，跟着黄巢厮杀过来的地道农民，又如何？总不见已上尊号为“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的黄巢赏赐下来的金银财宝，便迫不及待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于是，“寇”性大作：“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史书上称这些在统治者缝隙间辗转作战的农民起义军，为“流寇”。是中国人成则为王败则寇”的成败观的反映，不能责备史书作者的势利眼。因为，在“流”的过程中，兼而“寇”之的行径，历史上所有的起义军，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过的。但夺得政权后，不“流”的同时，也不“寇”，或少“寇”，坐稳江山的可能性就大一些。相反，超越不过这个“寇”字，也就只能永远为“寇”了，历史总是这样惩罚那些太沉不住气的进城农民弟兄。遗憾的是，黄巢和他的起义军，始终也未摆脱掉“流寇”状态，一路征战过来，所经之地，旋即放弃，都是雨过地皮湿地一掠而过，既不派兵驻守，也不建立政权，而抱着吃大户的迫不及待，去攻打下一个目标，这就注定了他最后失败的结局。甚至拿下长安以后，居然不继续派兵马追赶逃亡的唐僖宗，而是忙于登基，忙于封官，忙于找女人充实三宫六院。那么，他的数十万军粮匮乏的战士，有什么理由不去大“寇”而特“寇”呢？第二年，有人在尚书省门口，贴小字报，写了几句打油诗，嘲讽新任尚书的尚让。此人也是一个盐贩子，立刻火冒三丈，估计一定是本部门的干部或门卫所为，全部拉出来，一个个都挖出了眼珠，杀死，倒挂在尚书省的大门口。盐贩子觉得还不过瘾，下令把长安城中，所有能写几句歪诗的人，杀了个精光，不会写诗但识文断字的人，一经检举，统统去扫大街，刷厕所。这一场文化人的大清洗，三千多人掉了脑袋。从这次整肃以后，曾经被大齐皇帝聘为翰林学士的，做样子也好，不做样子也好的那位诗人皮日休先生，便不知下落。黄巢杜撰出的那句“逢儒则肉师必覆”的民谣，便成了一句彻头彻尾的屁话。于是，广明元年（880）十二月，起义军攻占长安的入城式，在长安市史上，怕是最壮观的一次，便成黄巢再也找不回来的美梦了。“白旗满野，不见其际”，“举军大呼，声振河、华”，“晡时，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巢于霸上。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唐末食人考(7)然而，以唐僖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以及那些虽离心德，但也不愿意看到黄巢取而代之的将领、节度、实力派，反扑过来。广明二年（881）四月，在官军的围逼下，黄巢曾经一度退出长安，倒有点不怕摔了坛坛罐罐、诱敌深入的勇气，但是，再次攻占，首先他自己的流寇习性大发，“巢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索性破罐子破摔，再无入城时的长远之想了。广明三年，中和元年（882）四月，“诸侯勤王之师，四面俱会。”黄巢起义军的形势便走下坡路了。“时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官军皆执山砦百姓，鬻于贼为食，人获数十万。”黄巢从杀人到食人，大概从此开始，一开始便不可收拾。如果可以给这位革命领袖后来的食人罪行，稍加开脱的话，也只能说，诱使他走上这一步的，唐王朝的统治机器，是毫无疑义的教唆犯。人类的恶行，从来像癌症的基因一样，潜伏在社会机体之中。恰逢盛世，社会如同健康的躯体，有足够的抵御邪恶的能力，纵使有个别或局部的恶，在受到抑制的条件下，文明、文化、道德、教育，能够有力量战胜恶的挑衅，即使构成一定程度的黑暗，其危害程度，不至于使历史倒退。相反，一旦恶本质得到肆意释放的机会，便如癌细胞的转移扩散，整个社会处于失控的状态下，黑暗压倒文明，邪恶压倒善良，腐败压倒良知，动乱压倒秩序，那么，这个社会只能产生腐朽的政治，腐旧的思想，腐败的官吏，腐烂的制度，腐蚀的文化，以及使得王朝覆灭的，从上而下的一大批腐恶的败类。正是这样的乱世，官方的败类才能按肥瘦论价，卖活人给起义军作食粮。随后，黄巢更创造出来世所罕见的食人纪录，自然与官方的启发分不开。于是，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便以不可遏止之势，贯穿于整个唐末，直到五代。食人恶行之频密发生，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黄巢虽死，食人不止。公元九世纪末、十世纪初的中国，坠入空前的黑暗之中。887年：“戊午，秦彦遣毕师锋、秦稠将兵八千出城，西击杨行密，稠败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采路绝，宣州军始食人。”同年：“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米斗直钱五十缗，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太半。宣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积骸流血，满于坊市。”同年：“高骈在道院，秦彦供给甚薄，左右无食，至然木像，煮革带食之，有相啗者。”889年：“杨行密围宣州，城中食尽，人相啗。”891年：“［孙懦］于是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893年：“李克用出兵围邢州，辛巳，攻天长镇，旬日不下。（王）镕出兵三万救之，克用逆战于叱日岭下，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余众溃去。河东军无食，脯其尸而啗之。”902年：“汴军每夜鸣鼓角，城中地如动，攻城者诟城上人云‘劫天子贼’，乘城者诟城下人云‘夺天子贼’。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已为人所剐。市中卖人肉，斤值钱百，犬肉值五百。”906年：“时汴军筑垒围沧州，鸟鼠不能通，（刘）仁恭畏其（朱全忠）强，不敢战。城中食尽，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以上见《资治通鉴》七十三卷至八十一卷）……重新翻阅一过中国历史上的食人记录，使我想起鲁迅先生所写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其中有主人公这样一段话，实在值得深思的：“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两个字是‘吃人’！”不管是以“仁义道德”的名义，理直气壮地食人；还是以“革命”的名义，名正言顺地食人，当然也包括那种连眉头也不皱一下地咬人在内，所有打出来的一切冠冕堂皇的口实，不过是中国历史上非人道，或反人道的全部恶行的遮羞布罢了。黄巢只不过是这样的“革命领袖”之一，由此，便可知道中国人为了求得自身进步，数千年来，为这些“食人狂”所付出的代价，真是到了罄竹难书的程度。唐末食人考(8)写到这里，除了“夫复何言”的摇头感叹之外，还有什么好再说的呢！李后主之死(1)“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凡是识得几个字的中国人，都能背得出的。尤其心绪不佳，一脑门官司的时候，尤其倒霉的事情，总缠在屁股后边的时候，读这两句诗，能起到一点舒缓的作用。因为你发现，世界上有麻烦的人，非你一个。记得当右派的晦暗岁月里，有时候，人之不被当人对待，挺憋闷，闷到无以复加，就常常于无人处，将李后主这两句，啸出来。山，很高，很陡，声音撞回来，也颇壮观，顿觉痛快。虽然此举很阿Q，但消解一下心头那股鸟气，也能得到片刻的轻松。这也是中国许多帝王中尚能记住李后主的原因，就由于他的诗，其他凶的、坏的、王八蛋的，应该千刀万剐的，死了也就死了，谁记得住他们。李煜要是始终只做诗人，不做皇帝，或许最后的结局，不至于那么悲惨；那样，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说不上中国第一，举世无双，至少其精品佳作的数量，能与本土的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西方的拜伦雪莱歌德普希金，不埒上下。可是，近人编辑的《全唐五代词》，只存其词40首，其中尚有一些存疑之作，实在是太令人惋惜了。作为皇帝，他输得很惨，作为文人，他死得很惨，真是令人悲哉哀哉的事。那个鸩死李煜的宋太宗赵炅，其歹毒，其残忍，也极其不是东西。从文学史的角度考量，他除掉皇帝事小，除掉诗人事大。皇帝这个差使，谁都能干，“黥髡盗贩，衮冕峨伪，那么，阿猫阿狗，白痴呆虫，坐在金銮殿上，同样人模狗样，挺像回事的。而能留下璀璨篇章，千古传唱的不朽诗人，却不是随便拉一个脑袋来就能充数的。可惜，他死时才四十二岁，今天看，只能算“知青后”一代作家。在中国，皇帝写诗者，颇多，不过都是当上皇帝以后，附庸风雅，才做诗。李煜不然，他是先当诗人，再做皇帝。别看次序先后的颠倒，差别却是很大，先做皇帝，尔后做诗人，属客串性质，不过游戏而已；先做诗人，接着再做皇帝，就不能客串，不能游戏了。可李煜一直在客串，一直在游戏，当专业诗人，做业余皇帝，最后只有亡国灭命一途。他全部的错，就错在这里。诗人就是诗人，诗人的最佳生存方式，就是写诗，皇帝，是当不得的。凡诗人，其感情特点有三，一，沸点低，容易冲动；二，脆度低，容易沮丧；三，耐力低，容易泄气，把国家交到他手里，非砸锅不可。曹操就非常明智，他的诗写得绝棒，在皇帝诗人行列中，不排第一，也排第二。可他说什么也不当皇帝，孙权蛊惑他，老兄干吧，他说，得了吧，你要把我架在火炉上烤啊！所以，他虽然比皇帝还皇帝，硬是不上轿。李煜受命之初，也晓得自己不是这块材料，可他实在无可推托，同时，我估计此君大概也不想太推托，怎么说，皇帝也是个美差，于是，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宋?蔡涤《西清诗话》载：“艺祖云‘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我虏乎？’”赵匡胤的事后诸葛，看似有理，其实，这位大兵，还是不甚懂诗，不甚懂得诗人。一个真正的诗人，从头到脚，从皮到骨，甚至到骨头缝，到骨髓，都是诗人气质。也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诗话》里所说的那个“真”，他认为“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所以，即使按艺祖所云，李煜悉心治国，不做诗，不做诗人，可他只要血液中诗人的“真”去不掉，就当不好南唐国主。隔岸相望的赵匡胤，虽然篡了后周帝位，但却继承周世宗柴荣的遗志，一直厉兵秣马，要将南唐灭了。可南唐国主，诗人第一，皇帝第二，不是不知道处境危殆，而是知道了也无所作为。一不积极备战，二不养精蓄锐，三不奋发图强，四不全民抵抗，“日与臣下酣饮，愁思悲歌不已，”（《新五代史》），沉湎于酒中、诗中、歌舞中，脂粉气中。如此这般，诗人啊，你不完蛋，焉有他哉？李后主之死(2)孔夫子认为，君子应该“放郑声，远佞人”，李煜恰恰相反，一方面，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缠绵后宫，荒疏政事；一方面，吟唱酬和，品评诗词，琴棋书画，赏鉴推敲，只顾忙自己的，将国事托付给只会坐而论道的文人学士。长江天堑，从来为江南屏障，赵匡胤攻打南唐，便有了在江上架桥的构想。南唐的君臣们，听到这个传闻后，不但毫无警惧之意，竟哄然一噱，看作天大的笑话。“煜初闻朝廷作浮梁，谓其臣张洎，洎对曰：‘载籍以来，长江无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为儿戏耳！’”（《宋史》）这个一块儿跟着打哈哈的文人张洎，就是十足的害人精了。后来，城陷，他说他要殉国，大家等着看他如何杀身成仁，一转眼，他又不打算死了，他说，我要当了烈士，谁为国主写投降书啊！就是这位投降派，“为江南国主谋，请所在坚壁以老宋师。宋师入其境，国主弗忧也，日于后苑引僧道诵经、讲《易》，不恤政事，军书告急，皆莫得通，师傅城下累月，国主犹不知”。（《续资治通鉴》）李煜，作为诗人，一流，甚至超一流，作为皇帝，三流都未必够格。说是庸君，对他客气，说是昏君，也无不可。他所干过的残害忠良，屠杀直臣，宠信小人，依赖奸邪的累累恶迹，不比历史上别的混蛋皇帝差。不信，抄下面几段，以作佐证：南郡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中朝忌之，潜使人画仁肇像，悬之别室。引江南使者观之，问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将来降，先持此为信。”又指空馆曰：“将以此赐仁肇。”国主不知其间，鸩杀仁肇。“国势日削，用事者充位无所为，江南内史舍人潘佑愤切，上疏极论时政，历诋大臣将相，词甚激讦。”后因牵连，“国主疑佑之狂悖，收佑，佑即自杀。”时宿将皆前死，神卫统军都指挥使皇甫继勋者，年尚少，国主委以兵柄，继勋素贵娇，初无效死意，但欲国主速降而口不敢发，每与众云：“北军强劲，谁能敌之！”闻兵败，则喜见颜色，曰：“吾固知其不胜也！”偏裨有摹敢死士欲夜出营邀战者，继勋鞭其背而拘之，由是众情愤怒。是月，国主自出巡城，见宋师立栅城外，旌旗满野，知为左右所蔽，始惊惧，乃收继勋付狱，杀之，军士争脔割其肉，顷刻都荆遣使召神卫军都虞侯朱全赟以上江兵入援。全赟拥十万众屯湖口，诸将请乘江涨速下，全赟曰：“我今前进，敌人必反据我后。战而捷，可也，不捷，粮道且绝，奈何？”乃以书召南都留守柴克贞使代镇湖口，克贞以病迁延不行，全赟亦不敢进，国主屡促之，全赟不从。（以上均《续资治通鉴》）性骄侈，好声色，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新五代史》）八年春，王师傅城下，煜犹不知。一日登城，见列栅在外，旌旗遍野，始大惧，知为近习所蔽，遂杀皇甫继勋。（《宋史》）江南李主佞佛，度人为僧，不可数计。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数尚多，太宗乃为之禁。（宋?王泳《燕翼诒谋录》）江南李氏进贡中国无虚月，十数年间，经费将竭。（《江表志》）虽然此君为帝，很糟糕，但比之历代穷凶极恶的独夫民贼，李煜属于既无大善，也无大恶的一个。加之大家对他的诗怀有好感，对他的死抱着同情，也就不咎既往。而且，为帝之初，大概还是做了一些不庸不昏的善政，陆游在《南唐书》里说，“境内赖以少安者，十有五年。”江南这块地方，只要不打仗，就丰衣足食，也许由于短暂的偏安小康局面，拿进贡的银子买来的和平，诗人又不安生了，领导潮流，别出心裁，异想天开，匪夷所思地兴起一股缠足之风。饱暖思淫欲，也真是拿这位“食色性也”的皇帝无可奈何。据清?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考证：“裹足之事始于何时？《道山新闻》云：‘李后主窈娘以帛绕足，令纤小屈足新月状。’唐缟有诗云：‘莲中花更好，云里月常新。’因窈娘而作也。张邦基《墨庄漫录》，亦谓弓足起于南唐李后主，是为裹足之始。”由他始作俑，直到辛亥革命才终结的缠足陋习，据西方学者霭理斯认定，这是一种性虐待的变态行为。竟折磨汉族妇女，达一千年之久，这位诗人皇帝，按上海话讲，可就是真正的作孽了。中国出了三百多位皇帝，独他这个举动，是最出格的，最具其个人色彩的，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哪怕全世界的皇帝加在一起，也找不出一位用这样方法青史留名者。李后主之死(3)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故尔“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韩非子》），中国人习惯了上面咳嗽，下面感冒，皇帝放屁，臣民就是五雷轰顶，诚惶诚恐。要是这位情圣兼诗人，不当这个国主，没有这份最高权力，会弄成举国皆小脚娘子，蔚然可观的盛况来吗？所谓群众运动，说到底，是运动群众。如果李煜仅仅是一位诗人，有这种变态心理，顶多骗骗几个没头脑的女孩。但他是至尊至贵的天子，发出史无前例的缠足号召，马屁精跟着起哄，御用文人跟着鼓吹，可怜的老百姓敢不雷厉风行么？所以，权力这东西，很怪，很可怕，它具有一种催化剂的作用，能将人性中的最本质的恶，释放出来。释小恶，则斤斤其得，孜孜其欲；释中恶，则不择手段，无所不为；释大恶，则恬不知耻，倒行逆施。这公式就是：“权力+诱惑=邪恶”。越大的权力，越大的诱惑，也就产生越大的邪恶。私欲膨胀到了极点，野心萌发到了极点，最后就成了晚期的癌症患者，转移扩散，不可救药。李煜做一个纯粹的诗人时，顶多是优哉游哉的公子哥儿，石头城中的第一情种；可一当上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的皇帝，权力使他往昏君方向发展。提倡缠足，就是他的恶的一次释放。老实讲，手中握有权力，是了不起的，神气活现，吆五喝六，前呼后拥，屁股冒烟；对有些人来讲，是祸，是福，还得两说着呢？这些年，冷眼旁观周遭的文人，当官当得八九不离十者，固然有，而当官当得声名狼藉，顶风臭四十里者，好像更有。小人得志，蝇营狗苟，欺世盗名，永无厌足，在权力催化下引发的人性畸变，哪里还有什么文人品味，一张肉脸上活生生写着名利二字，令人惨不忍睹。继而一想，这班人写不出东西，不捞名谋利，又能干什么呢？王国维所说的“真”诗人，那是有“真”本事的。治国为其短，写诗为其长，打仗是其短，作画是其长。《珍席放谈》一书说：“江南李后主善词章，能书画，尽皆臻妙绝。”作者高晦叟，为宋代人，距李后主不远，有这个评价，足见诗人风流绝世，才华绝代，并非溢美之词。公元962年（宋建隆二年），李煜继位之时，给赵匡胤打了个报告，他对他自己不适宜当皇帝，更适宜当诗人，很清楚地表明了内心的苦衷。“臣本于诸子，实愧非才，自出胶庠，心疏利禄，被父兄之荫育，乐日月以优游，思追巢许之余尘，远慕夷齐之高义……”（《宋史》）本来，李煜毫无继位的可能，其父皇李璟之后，说好了的接班人，有两个“兄终弟及”的叔叔，还有一个立为太子的哥哥，怎么也轮不着他，注定要当一辈子闲云野鹤，所以，他思想上没有一点点储位的准备，也不存有丝毫觊觎皇位的野心，他一天到晚，美女，醇酒，吟诗，作画……享受生活，徜徉在诗歌和美学的王国里。他排行老五，那龙椅根本轮不着他坐，他就成了金陵城内的王孙公子，风流情圣，桂冠诗人，快活神仙。但是，上帝爱给人开个玩笑什么的，很快，将其接位途程上的障碍物，一一请到了天国。阁下，你就等待着加冕吧！一个写长短句的闲散之人，偏要他去日理万机，“一种心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蝶恋花》），只好硬着头皮，在金陵登上帝位。他喜欢南京，不愿意到他父王的都城南昌去。宁可在南京向赵匡胤称臣十五年，也不到南昌去当更独立一点的皇帝，这就是诗人的抉择，也许石头城钟灵毓秀，能给他更多诗的灵感。我记得，八十年代中期，到南京去过一次。那时，张弦还健在，作为热情的东道主，定要陪着逛逛六朝故都，都是五十年代开始写作的老朋友，也就无须礼让的了。出发前，他说，客随主便，我不让你们看大家一定要去看的那些名胜风景，何况你们也都去过，我想领你们看大家几乎不到的一个地方，如何？我们说，反正也已经上了车，只好悉听君便了。李后主之死(4)车子出城，往栖霞山方向驶去。暮春三月，莺飞草长，柳枝摇曳，菜花吐黄，身后为巍巍钟山，眼前乃滚滚长江，真是好一派江南风光。我每到龙蟠虎踞的石头城，总能感受到一种生发出思古幽情的“潮，令我怦然心动。只要站在江水拍岸的土地上，只要稍稍掀起古老历史文化的一角，就会涌出“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至今”（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的悲怅感。忽然，张弦招呼停车，说到了到了。在一片秧田中间，我们看到了一尊石马，孤零零地兀立在那里。这是一尊南唐的石刻，张弦要我们注意，这匹马的秀美姿态，妩媚神情，以及清俊宛约的丰采，和行云流水般的动感，他若不说出来，也就一眼掠过，经他一煽情，果然有与常见的石翁仲截然不同。这尊骏马，通体洋溢出浪漫而又多情的南人气韵。有人问，确实是李后主那时代的石刻吗？张弦说，这是经过文物专家鉴定的，但不知为什么，只有茕茕独立，形单影只的一匹，也许是一篇只写了开头，而没有写到结束的文章。清人沈德符在其《敝帚斋余谈》中，为李煜抱不平：“南唐李昪，固吴王恪之后也，据有江淮，垂四十年，史家何以不以正统与之？”正统不正统，由史家推敲去，姑置勿论。营造帝王家的山陵，其工程之浩伟；往往要穷毕生之力。但即位后只坐了十五年江山的李煜，活着都难，遑顾死者？也就只能是这种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的结局。事隔多年，旧事重提，难免有时光无情之叹，张弦早已作古，同行者也都垂垂老矣，但嫩绿秧苗中的那匹石马，也许就是《玉楼春》中：“归时休照烛花红，待放马蹄清夜月”的那一匹吧？却会永远兀立在那里。远游归来，夜色朦胧，挂在女墙之上那一弯浅月，犹历历在目，真是“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鲁迅《无题》）。也许，往事总是不堪回首的，回忆那匹孤独的马，回忆那位被牵机药毒死的不幸诗人，总是禁不住对于这块土地上文人命运的思索。从历史版图来看，充满浪漫色彩的南人。与信奉现实精神的北人交手，从来没占过优势。正如那匹孤独的江南石马，秀丽中透着柔弱，清癯中显得单薄，文雅中未免过分温良，跃动的神态中，缺乏男性的雄壮。所以，南部中国的统治者，有过多次声势浩大的北伐，几无一次是绝对胜利的。相反，金戈铁骑的北人南下，从来不曾折戟沉沙过，这也是石头城断不了在漩涡中求生图存的缘由。南人浪漫，势必多情，多情则容易把事情往好里想。北人尚实，自然作风严谨，一步一个脚印，很少感情用事。赵匡胤家住山西太原府，他的领导核心，也都是柴世宗的北周人马。他们按部就班，步步进逼；就在窈娘娉娉婷婷为李煜跳金莲舞的时候，把金陵城包围得严严实实，水泄不通。曹彬兵临城下，李煜只好投降，举家迁往开封，大兵出身的宋太祖，封他一个谁知是抬爱，还是侮辱的“违命侯”，我想：接到这纸任命状的诗人，一定啼笑皆非。这有点类似千年以后，我曾当过的右派分子那样，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与他这个先“违命”，再封“侯”，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在感恩戴德这一点上，有异曲同工之趣，想想，倒也不禁莞尔。现在，读李煜的作品，相隔千年，情景迥异，但是，他那可怜，那但求苟活，命悬一丝的可悲，那瑟缩颤抖，永远不安的心灵，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破阵子》），“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乌夜啼》），“多少恨，昨夜梦魂中”（《望江南》），“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浪淘沙》）等诗句中，还是能够深切体会，感情相通的。宋太祖虽不喜欢他，留他一条命在，等到宋太宗上台，李煜也就活到头了。四十二岁生日那天，送去一壶御赐的鸩酒，“亲爱的诗人，Happy birthday to you，干杯吧您啦！”一口吞下，毒性立发，在长时期的痛苦熬煎以后，饮恨而毙。李后主之死(5)中国皇帝平均文化水平较低，而且大部分出身农民，这也是中国文化人屡遭皇帝蹂躏的原因。据说，外国皇帝拿破仑被库图佐夫打败，火烧莫斯科往西撤退时，还关照副官，把从巴黎带来的诗人再带回去，免得断了法兰西诗歌的香火。副官报告，队列已经排序完毕，没有安排这班摇鹅毛笔的家伙，来自科西嘉的矮个子说，将他们编入骡马牲口队伍里，不就行了嘛！要遇上中国皇帝，对不起，连与骡粪马勃一起的资格都不具备。这位诗人，被虐杀的痛苦程度，在中国非正常死亡的文人中，大概要算头一份了。我至今弄不懂赵炅出于什么动机，要如此狠毒地收拾他？一定要用牵机药将李煜一点一滴地耗死？想来想去，惟一的原因大概就是女人了，谁叫李煜有一个美艳绝伦的小周后呢？就是那首《菩萨蛮》中“花明月暗笼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的昭惠后之妹。她太爱这位诗人了，追随到汴京后，偏偏被行伍出身的宋太宗相中了。经常一顶翠轿，将她抬进大内，一住旬日，才放回来。倘非如此，就是他的诗写得太好，遭到嫉恨了。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凡皇帝，都有爱做诗的毛病，有点墨水者写，胸无点墨者也写。连还未坐稳龙椅的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革命同志，也会诌两句顺口溜，让人笑煞。亭长刘邦，当上皇帝后，居然无师自通，吼出来“大风起兮云飞扬”，那挺胸凸肚的场面，一定很滑稽。于是，我觉得那个科西嘉小个子相当可爱，也许他只写情书，不做诗，便对诗人有了一份雅量，一份宽容，让他们跟骡马一队回来，不至冻死在西伯利亚。如果想到耶稣也是诞生在马槽里的话，说明波拿巴还是很高看这些拿着竖琴的天使。中国皇帝患有诗癖者，都觉得自己是块料，坏就坏在赵氏兄弟，偏偏也会写两句歪诗，所以，对写得比自己好的李煜，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于是，连违命侯都当不成了。王铚《默记》载：徐铉原为南唐李煜臣属，归宋后任给事中职，一天，赵炅对他说，何不见见你的旧主子？于是，徐铉奉太宗命往见。“顷之，李主纱帽道袍而出，铉下拜，遽下阶，引其衣以上。铉辞宾主，李主曰，‘今日又安有此礼？’铉引椅稍偏，乃敢坐。李默默不语，久之，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铉既出，有旨召对，铉不敢隐，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牵机药者，服之头足相就前却，有如牵机状也。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故致祸云。”诗人死在了他的诗上，这就是做皇帝的诗人，和不做皇帝的诗人，都有可能遇到的下常但是，李煜不玩政治，不握权杖，不做皇帝，多活上几年，会给文学史创造多少绝妙好诗啊！皇帝有闲情逸致，是可以当一回诗人的。但真正的诗人，决不能当皇帝。李煜是至“真”之性的诗人，他只能做诗，只能燃烧自己的生命，去创造人间绝唱。虽然他活得窝囊，死得痛苦，虽然他未能给这个世界上更多的诗，但是，他的名字，就是诗和美的同义词，他的作品，就是汉语言臻于精绝的顶峰。只要还有人类存在，他的诗，会永远被吟哦，因此，他也得到了不朽。张居正始末(1)一提张居正，马上就会想到他在明代后期所推行的改革。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作为明神宗朱翊钧的首辅，达十年之久，是个有作为，具谋略，通权术的大政治家。张居正的改革，了不起，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但对他这种太厉害的人，绝无好感。凡强人，都具有一点使人讨厌的“侵略性”，他总要求你如何如何，而你不能希望他如何如何，大树底下不长草，最好敬而远之。明代不设宰相，朱元璋定下的规矩。这位独裁者要求高度集权，只挑几个大学士为其辅佐。在这些人中间，指定一个小组长，就是“首辅”。说到底，首辅其实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丞相，或首相。而张居正，是明代历朝中最具强势的首辅，在任期间，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因为朱翊钧十岁登基，相当一个高小五年级生，对于这位严肃的老师，敬畏之余，言听计从，是可想而知的。记不得在哪儿看过这位改革家的肖像，是个不苟言笑，脸色阴鸷，目光严厉，神情冷峻的正人君子，大概没人敢对他说一声不，除非你不要命。但他在自家的府邸里，与他极钟爱，极标致的小娘子们，风流缠绵的时候，是不是也板着面孔，让美人儿也望而生畏呢？史无记载，就不敢悬拟了。一般来讲，在中国，改革者取得成功，至少要具备下列三要素：一、支持他进行改革的力量，必须足够强大，不至于轻易被扼杀；二、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会有阻难，不至于难到进行不下去，半路上夭折；三、改革者的道德品质即使有非议之处，不至于成为反对派使其落马的借口。时下国产的电视连续剧，差不多以此为金科玉律，来写改革的。其实，真实生活远非如此，不是惊涛骇浪，艰难险阻，就是功亏一篑，全军覆没。哪像作家和编导所设想的，高峰护驾，破关斩将，美人青睐，春风得意，鱼与熊掌兼得呢？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十有九个都很命苦，得好果子吃者不多。也许张居正是惟一的幸运者，至少在他活着时，他让别人吃苦头，自己从没吃过任何苦头。倒霉，是他进了棺材以后的事。我所以说他了不起，就因为张江陵是中国惟一没有什么阻难，顺风顺水的改革家。他之没吃苦头，由于皇帝支持，而皇帝支持，又是皇太后和大内总管联手的结果。有这样三位一体的后台，他有什么怕的，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当然，不可能没有政敌，更不可能没有政治上的小人，但张居正是纵横捭阖的九段高手，在政坛上所向披靡，谁也不堪一击。小人，他更不在乎，因为他也是相当程度上的小人。只有一次，他一生也就碰到这么一次，坐了点蜡，有点尴尬。因为其父死后，他若奔丧回去，丁忧三年，不但改革大业要泡汤，连他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都成问题。便讽示皇帝下令“夺情”，遂引发出来一场面折廷争的轩然大波，使心虚理亏的他，多少有些招架不祝最后他急了，又借皇帝的手，对这些捣乱分子推出午朝门外，按在地上打屁股，用“廷杖”，强行镇压了下去。第一个屁股打得皮开肉绽，第二个屁股就会瑟缩颤抖，第三个屁股必然脚底板抹油开溜。他懂得，制造恐惧，从来是统治者最有效的威慑手段，操切专擅的张居正，把反对派整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他是个精通统治术的政治家，也是个冷面无情的政治家，为了目的，他敢于不择手段。《明史》作者不得不认可他凶，认可他行，认可他有办法。“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虽万里之遥，朝下而夕举，自是政体为肃。”他所以要镇压反对派，是为了营造出推动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大环境，加之“通识时变，长于任事，不可谓非干济之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所以，在其手握极权的十年间，说张居正在统治着大明王朝，不算夸饰之词。他曾经私下里自诩：我不是“辅”，而是“摄”，休看这一字之差，表明他深知自己所拥有的政治能量。张居正始末(2)张居正稳居权力巅峰时，连万历也得视其脸色行事，这位年轻皇帝，只有加入与太后、首席大珰冯保组成的铁三角，悉力支持张居正。如此一来，宫廷内外，朝野上下，首辅还用得着在乎任何人吗？众望所归的海瑞，大家期待委以重任，以挽救日见颓靡的世道人心，张居正置若罔闻，将其冷藏起来。文坛泰斗王世贞，与张同科出身，一齐考中进士，很巴结这位首辅，极想进入中枢，他婉拒了：“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劝他还是写他的锦绣文字去也了。与李贽齐名的何心隐，只是跟他龃龉了两句，后来，他发达了，他的党羽到底找了个借口，将何心隐收拾掉以讨他欢心，他也不觉不妥而心安理得。所以，张居正毫无顾忌，放开手脚，对从头烂到脚的大明王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最为人称道的大举措，就是动员了朝野的大批人马，撤掉了不力的办事官员，镇压了反抗的地主豪强，剥夺了抵制的贵族特权，为推广“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一亩地一亩地地进行丈量。在一个效率奇低的封建社会里，在一个因循守旧的官僚体制中，他锲而不舍地调查了数年，立竿见影；收到实效，到底将缴赋纳税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壮举。《广阳杂记》载：“蔡岷瞻曰：‘治天下必用申韩，守天下必用黄老，明则一帝，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可见世人对其评价之高。这项大清查运动，始终是史书肯定的大手笔。我一直想，张居正不死得那么早，再给他十年，二十年，将其改革进行到底，而且，万历未长到三十岁前，他还得辅政，这是太后的懿旨。或许中国将和欧洲老牌帝国如西班牙，如葡萄牙，如英吉利，在14世纪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也未可知。我们从凌潦初的初刻、二刻《拍案惊奇》，就会发现其描写对象，已从传统的农耕社会，转移到城市，市井阶层和商人成为主角。这说明世界在变的同时，中国也在变，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经形成。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失败，错过了一次历史的转型期。想到这里，不禁为张居正一叹，也为中国的命运一叹！张居正一直清查到万历八年（1580），才得到了勘实的结果：天下田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十五年（1502）增加纳税田亩近三百万顷。这数字实在太惊人了，约计为二亿八千万亩的田地，竟成了地主豪强、王公贵族所强占隐漏，而逃避赋役的黑洞。经过这一次彻底清查，“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的现象，得以基本改变，整个国家的收入，陡增几近一点五倍。改革是一柄双刃剑，成功的同时，张居正开罪的特权阶层，触犯的既得利益集团，统统成了他不共戴天的对立面。所以，他死后垮台，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如同雪崩式的不可收拾，这大概也是所有改革家都得付出的代价。因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架构，犹如积木金字塔。塔尖坐着皇帝，下面则是层层叠叠支撑起来，保持相对稳定的各级官僚机构。任何触动，就有可能打乱这座塔的上下牵系，左右制约的平衡。所以，即使是不伤筋动骨的小改小革，也会受到求稳惧变的体制维护者的抵制。他们宁可这座金字塔哗啦啦地一个早晨垮塌，也不肯在垮台之前，进行最起码的修整和巩固。在中国，流血的激烈革命，要比不流血的温和改良，更容易获得成功，就在于这些因循守旧、冥顽不化、拒新抗变、抵制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联起手来扼杀改良运动，简直小菜一碟。而一旦革命者磨刀霍霍而来，老爷们比猪羊还会驯服得多地伸出脖子挨宰。外国也如此，当巴斯底监狱大门轰然打开以后，那些贵族、骑士、名媛、命妇，不排着队向广场的断头台走去吗？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从《明实录》的太仓存银数，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成果：张居正始末(3)*年*月*数量隆庆六年（1572）六月2，525，616两十月2，833，850两十一月4，385，875两万历三年（1575）四月4，813，600两六月5，043，000两万历五年（1577）四月4，984，160两（据樊树志《万历传》）上列表格雄辩地证明，改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统治集团自我完善的必然，推行改革势必要带来的社会进步。但历史上很多志士仁人，还是要为其改革的努力，付出代价。往远看，秦国孝公变法，国家强大了，商鞅却遭到被车裂的命运；往近看，清末百日维新，唤起民众觉醒的同时，谭嗣同的脑袋，掉在了北京的菜市口。幸运的张居正，他是死后才受到清算的，他活着，却是谁也扳不倒的超级强人，强到万历也要望其颜色。有一次，他给这位皇帝上课，万历念错了一个字音，读“勃”如“背”，他大声吼责：“当读‘勃’！”吓得皇帝面如土色，旁边侍候的臣属也大吃一惊，心想，张阁老，即使训斥儿子也不该如此声严色厉呀！所以，他活着一天，威风一天，加之年轻皇帝不得不依赖和不敢不支持的情况之下，满朝文武，都得听他的，谁敢说声不！我在想，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以其勾结大珰冯保将其前任高拱赶出内阁的卑劣行径，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了然无知？会不感到实际上被排斥的孤独？后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这位张居正的同乡，有一段说法，使我释疑解惑了。“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日记》卷五）看来，那些被强制纳税的地主豪强，被整肃得战战兢兢的各级官员，被旁置被冷落对他侧目而视的同僚，被他收拾得死去活来的反对派，都以仇恨的眼光在一旁盯着他。这其中，尤其那早先的小学生，现在已是初中生或高中生的朱翊钧，一天天积累起来的逆反心理，这位政治家是感受到的，对其处境像明镜似的清楚。要不然，他不会提出致仕的想法，但太后有话，万历不到三十岁，不令其亲政，这位恋权的政治家，实际上也不想真的罢手，于是，视事如旧。袁中道散文写得漂亮，炼字如金，一个“挺”字，便将其独立特行，四面受敌的处境，形容出来。于是，这位骑在虎背上的改革家，显然，下来是死，不下来也是死，他只有继续“挺”下去的一条路好走。我想他那时肯定有一种理念在支撑着，他估计不至于马上与死神见面，只要不死，他就继续当首辅。只要在这个座位上，一切都可以从长计议。唉！这也是许多强人，在兴头上，不懂得什么叫留有余地，什么叫急流勇退的悲剧。他忘了，你强大，你厉害，你了不起，你无法改变上帝。这位活得太忐忑，太吃力，太提心吊胆，太心神不宁的改革家，终于迈不过去万历十年（1582）这个门槛，二月，病发，六月，去世，享年57岁。他活得比同龄人都短命，王世贞64岁，耿定向72岁，李贽75岁。张居正的死亡，早有预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齿”，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他渴嗜权力，沉迷女色，欲望之强烈，后者甚至要超过前者，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一方面，明代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淫风大炽，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世纪末的气氛。享受，佚乐，奢侈，腐化，纵情，放诞，靡费，荒淫，是普遍风气。一方面，张居正在“食色性也”的需求，高出常人许多倍，永不厌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我记不得是基辛格，还是别的外国政治家讲的，权力具有壮阳的作用。或许如此，张居正手中权力愈大，其性饥渴愈甚，但年岁不饶人，不得不求助于药物维持其性能力，得以肆意淫欲。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篇》称，张“末年以姬妾多，不能遍及，专取以剂药”，由于“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据说，这是名将戚继光为拍他的马屁，贡献他一种叫腽肭脐（海狗肾）的媚药所致，服药以后，热发遍体，即使数九天气，也戴不住帽子。因此，万历年间，首辅不戴，百官岂有敢戴之理，京都冬天的紫禁城内，光头一片，大概算得上是一景了。张居正始末(4)此公对于漂亮女子，从来是不拒绝的。有一次，一位外省大员投其所好，送他一尊栩栩如生，非常性感的玉雕美人，他自然是会笑纳的了。明代官员，工资虽是中国历代最低，但贪污程度，也是中国历代最剧。张居正观赏之余，爱不释手，同时，又摇着脑袋，有一点不满足感，巡抚忙问：“大人还有什么吩咐？”张居正说：“若得真人如斯，可谓两姝并美了！”果然，这位巡抚还当真物色到一位美人，不仅形似，而且色艺双绝，送到相府，成为首辅的床笫新宠。据说，万历不再是小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得知他的首辅府里，美女云集，佳丽环绕，不由得感慨他的老师，这把年纪，竟能如此生猛。佩服之余，也叹息自家虽为九五之尊，却得不到更多的实践机会，甚乏艳福。所以，我一直认为，万历在张居正死后，立刻翻脸，从心理角度分析，其中不乏男人的嫉妒在内。这种隐忍下来的怨狠，一旦得到宣泄，那绝对是可怕的报复。平心而论，张居正的死，难免要被后人诟病，根据（万历野获篇），应该是纵欲过度，药物中毒。王世贞的诊断，也认为死于女色，死于壮阳药：“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王世贞求官碰过他的钉子，心存嫌隙，绝对可能。也曾著文讥讪过他。为了巴结冯保，竟低三下四地在帖子上称自己为“门生”，斯文扫地，一至于此，也太丢人了点。不过，对张居正病情的叙述，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前者关乎人格，后者只是风流，在淫佚成风的明末社会里，王世贞没有必要栽他这赃。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寿终正寝，备极哀荣，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十一年三月，尸骨未寒，夺其官阶，十二年四月，抔土未干，又籍其家。最为惨毒的，因为抄不到万历所想像的那么多金银财宝，令围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连勒索，刑讯逼供，家人有饿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烟瘴地面，充军发配。张居正这个家破人亡的最后结果，并不比商鞅或者谭嗣同更好一些。在这场清算运动中，最起劲的，最积极的，最没完没了的，恰恰是信任或是听任他进行改革，并坐享其改革成果的万历。而最莫名其妙的，清算张居正的同时，矫枉过正，将初见成效的改革大计，也否定了。这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竟没有估计到，你过去钤制他的压力愈大，他后来反弹你的抗力也愈高。一旦得手，不狠狠地往死里收拾才怪！妒德肌匪嫡拧巴ㄕ鹬鳎鲆矜畛恕保缓Ｈ鹚嫡拧熬诱び谀惫居谀鄙怼保加形锵е猓衔庋哂懈咧巧痰恼渭遥挥Ω枚米钇鹇氲幕滂夯拗馈Ｈ俗卟枇梗笔遣豢杀苊猓牢拊嵘碇兀占概资牵偷霉终啪诱嘈抛约旱那浚晔颖鹑说娜酢?强人会弱，弱人会强，这也是大多数强人得意时常常失算的一点。张居正的全部不幸，是碰上了不成器的万历，这个精神忭急，性格偏执，缺乏自律能力，心理素质不算健全的青年人，做好事，未必能做好，做坏事，却绝对能做坏。诸葛亮比他幸运，虽然阿斗同样不成器，但后主圃懦，始终不敢对相父说不。张居正辅佐的朱翊钧，却是一个翻脸不认账的小人。你在，我怕你，你不在了，我还用怕你？再说，冯保给外放了，太后也交权了。一拍御案，统统都是张居正的错，又能奈我何？鲁迅与曹聚仁的通信中，感慨过“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论述过“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这就是说，“圣贤豪杰”与无耻、无赖、无所不用其极的“盗贼之性”，同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可能的。我怀疑明代诸帝的这种无赖基因，是不是从开国皇帝朱元璋承袭下来的？一上台还透着几分英明，几分正确，但都坚持不多时日，便一百八十度地走向倒行逆施的反面。这个埋葬在定陵里的据说腿有点短的家伙，也逃脱不掉明代皇帝的通玻张居正始末(5)你活着的时候，他忌惮你，一口一声“张老先生”，循规蹈矩，知书识理，你以为，替大明王朝，辅佐出一位中兴之主。事实不然，你一旦闭上眼睛，你树了无数的敌，就要跟你算账，其中最可怕者，恰恰是昨天的有为青年，今天的无赖帝王。无赖行径，成为一个统治者的主流，治国就是一场胡作非为的游戏。张居正死的当年，朱翊钧自毁长城，将蓟镇总兵官戚继光调往广东。张居正死的次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崛起关外。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清盛明衰的前奏曲。一个政权，旺盛是需要水滴石穿的努力，衰败却常常是转瞬间的事。特别是他搞掉张居正后的数十年间，疯狂搜刮，拼命聚敛，以致民乱迭起，蔓延全国，成不可收拾之势。明亡祸根，缘起多端，但总结起来，无非，一、内乱，二、外患。这一切，都始自于朱翊钧这个无赖。历史是无法假设的，若以上表所显示的国家财政收入进展态势，如果张居正的改革，不因其死而止，不因万历的感情用事而废，不因继其任者避事趋时而停顿；萧规曹从，坚持改革，明王朝的气数，不至于那么快就完蛋的。因为中国为农业大国，农业为国之命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农业的生产周期短，以年计，只要有休养生息，恤民安农的政策，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年景，用不了数年工夫，国家就会富足起来。更可贵的，是中国人所具有的耐受精神，乃汉民族绵亘五千年的最大支撑力。哪怕命悬一丝，稍有纾解，立能生聚出复兴的活力。也只不过经张居正十年努力，太仓存帑积至四百万两，国库之充盈，国力之雄厚，为明历朝之最。《明史》说：“神宗冲龄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这当然是张居正的改革奇迹，也是中国人一旦有了正确指引，民族精神就必能焕发的结果。据陈登原《国史旧闻》，载林潞（此人约与方苞同时）的（江陵救时之相论）竭力赞许这位改革家：“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阨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一旦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缪牖户。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余威，以固吾圉者，又十年也。”从太仓银库岁入银两统计，也确实证实，即使在其死后，张居正的改革，还让朱翊钧当了多年太平天子。*张居正生前*太仓存银数万历元年（1573）2，819，153万历五年（1577）4，359，400万历六年（1578）2，559，800万历八年（1580）2，845，483万历九年（1581）3，704，281*张居正死后*太仓存银数万历十一年（1583）3，720，000万历十三年（1585）3，700，000万历十四年（1586）3，890，000万历十八年（1590）3，270，000万历二十年（1592）4，512，000（据樊树志《万历传》）朱翊钧统治的48年间，张居正辅佐的前10年，有声有色。此后的38年，这位皇帝渐渐与其祖父嘉靖一样颓唐庸惰，无所作为，“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每况愈下，直到不可救药。（据《明史》）神宗以后，败亡加剧，光宗在位一年，色痨而亡，熹宗在位七年，政由魏、客，思宗在位十七年，换五十相，明末的这些不成材的皇帝，不亡何待？所以，万历死后第25年，大明王朝也就国将不国了。他的孙子朱由检，被努尔哈赤的后代逼到景山顶上，那棵在“文革”期间锯断的歪脖树，见证了朱明王朝的终结。所以，《明史》对这位昏君，有一句精彩的结论：“明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其实，明代的亡国之兆，张居正一死，就出现了。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因为事实上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以君临天下的态势，没有同志，没有智囊，没有襄助，没有可依赖的班子，没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只用了短短十年工夫，把整个中国捣腾一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这种孜孜不息，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张居正始末(6)但是，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没落晚期，不论什么样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制度如下坠的物体，只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转，这也是旧中国徒劳的改良主义者，最后逃脱不了失败的根本原因。不过，就张居正的改革而言，其杰出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时，他的骄奢淫欲，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后来人对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清《四库总目》收其《张太岳集》，提要评论他曰“神宗之初，居正独掌国柄，后人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其威福自擅之罪，两俱不能相掩”。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位生前享尽荣华，死后惨遭清算的改革者，个人的是和非，还可以千古议论下去，张居正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启示，便是这种对于改革的认知，便是他的永远的价值。从张居正的实践中，我们知道，中国需要改革，如大旱之望云霓，中国可以改革，如春风之德草。旧时的中国是这样，新兴的中国更是这样。改革，中国的希望，这就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