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淝水之战与灭吴之战的比较近几年来，史学界发表了许多关于淝水之战的讨论文章，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前秦苻坚发动的淝水之战，其性质是统一战争呢，还是民族入侵战争。这个问题如果只是在是和否之间选择答案，似乎不甚容易；但是答案如果没有倾向性，似乎也不可以。我现在打算先将淝水之战与前此的西晋灭吴之战试作比较，探讨其表现的异同；以之为参考，再就淝水之战性质进行分析。其所以这样做，是想以汉未分裂后以迄隋统一之前四百年中的南北战争历史作为总的背景，来观察淝水之战，这样也许视野能够开阔一点，分析能够准确一些。其所以这样做，还因为苻坚明确地意识到，他将要发动的战争与西晋平吴之战有明显的联系。淝水之战是在南北分裂形势下，由北方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南进战争。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样的战争还有好多次。早干淝水之战的，有建安十三年（208年）的赤壁之战，太康元年（280年）的灭吴之战：晚于淝水之战的，有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的瓜步之战，开皇九年（589年）的灭陈之战。这些战争都可以就其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与淝水之战加以比较，探索其共同点。但是最为近似的，是一个世纪以前的晋灭吴之战。苻坚以之作为淝水之战的战略计划蓝图的，正是灭吴之战。淝水之战的前一年，晋太元七年（382年）十月，苻坚会群臣于太极殿，廷议南侵。他驳石越长江难渡之言，曰：“仲谋泽洽全吴，孙晧因三代之业，龙骧（案指龙骧将军王濬）一呼，君臣面缚，虽有长江，其能久乎！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①”。前秦冠军将军慕容垂力促苻坚南侵，即以晋灭吴之战的胜利为理由。他说：“孙氏跨僭江东，终并于晋，其势然也。”他认为南进定策，不能筑室道谋。“昔晋武之平吴也，言可者张、杜（张华、杜预）数贤而已。若采群臣之言，岂能建不世之功？”前秦臣僚同于苻坚之见者是极少数，但是晋灭吴之战的成功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苻坚执意南侵。其实，苻坚南侵，并非决之于临战之前的朝议。至少在淝水之战七八年前，南侵谋略已经形成。宁康三年（375年）七月，秦丞相王猛在临死之前，语苻坚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②，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苻坚哭王猛之死，谓太子苻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夺吾景略（王猛字）之速也！”苻坚虽重王猛，但不用其不图晋之遗言，而且认为王猛如不早死，终将助己灭晋以“平一六合”。由此可见，苻坚南侵，这时就已决定。它决定于苻坚个人，更决定于整个北方形势。从北方形势看，统一已经完成：370年秦灭燕，燕主慕容降；371年仇池氏杨纂降，吐谷浑入贡；373年秦取梁、益二州，以杨安镇成都，毛当镇汉中，姚苌镇垫江，王统镇仇池，东晋军退据巴东。王猛死于北方及梁、益已经混一之后，他观察形势，料定苻坚南侵战争即将发动，所以才有“不以晋为图”的请求。《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载苻坚欲平一江左，用晋帝为仆射，谢安为侍中。群臣切谏，终不能回，以道安为苻坚所敬信，请他加以劝阻。苻坚答道安之谏曰：“非为地不广，民不足治也，将简天心，明大运所在耳。顺时巡狩，亦著前典，若如来言，则帝王无省方之文乎？”观苻坚的抱负，确是法则前典，以平一六合为己任的。苻坚在决意南侵之初，认定南侵战争将是一次与灭吴之战相同或相似的“平一六合”的统一战争，并非毫无根据。王猛则从另一方面观察，认为南北之间存在华夷之隔的问题，东晋既然是“正朔相承”之国，苻秦就不应当以兵相图。这当然也是有理。可见淝水之战在其酝酿阶段，就显示了它的两重性质，既像统一战争，又像民族入侵战争。王猛死后，苻坚开始了南进部署，目标是肃清东晋在汉水、淮水以北的军事势力，牢固控制襄阳、彭城地区，随时准备进入淮、汉以南作战。此时东晋朝廷，已感到来自北方的巨大压力，因而有谢玄北府兵的组建。太元四年前秦占领襄阳、彭城，在西线战场和东线战场都取突进之势。前秦东线得其西线援兵，进入淮水以南，去广陵百里，建康大震。谢玄救三阿，有君川之捷，逐敌于淮北，使京师暂得稳定。但东晋度量彼我军事力量，北胜于南，所以收缩战线，专守淮南。谢玄则总揽青、徐，进一步从事北府兵的组建，以应付东晋建立以来尚未出现过的严重局面。前秦占领襄阳、彭城以后，南北军事形势与太康元年灭吴之战前夕更加接近。但是，苻坚在具体部署南进兵力时诱发了前秦的内部矛盾。晋太元五年（380年），苻坚以镇和龙（今辽宁朝阳，为前燕慕容都城所在）的征北将军幽州刺史行唐公苻洛为使持节、都督益宁西南夷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镇成都，使他道由伊阙趋襄阳，溯汉水北上，不许他经过长安。苻洛与镇蓟的镇北大将军北海公重联合，举兵反叛。和龙与蓟均鲜卑、乌桓旧地，鲜卑、乌桓虽表示不愿相从反叛，但此事引起关东的不宁是很显著的。苻坚平叛以后，以弟阳平公苻融执政，为侍中、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以太子苻丕为都督关东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冀州牧，镇邺。苻坚又以关东“地广人稀”，思所以镇静之，而关中氐人族类“支胤弥繁”，乃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氐人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不忘旧德，为磐石之宗。”于是氐人宗族各领子弟，分镇关东要津①，而关中氐人力量转弱。赵整以歌为谏曰：“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措施的确没有起到巩固氐族统治的作用。苻坚为南侵进行的又一项重要准备，是于太元七年改授苻融为征南大将军，以苻朗为使持节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并以裴元略为巴西、梓潼太守，使密具舟师，作顺流东下之计。这些部署，都是师法西晋灭吴战争的战前准备。淝水之战前夕，前秦军事形势虽与晋灭吴之战前夕西晋军事形势极为近似，但前秦国内政治形势，由于民族因素的存在，却与西晋很不相同。苻洛、苻重之叛，说明氐族上层中秩序很不稳定。前于此的匈奴刘氏、羯石氏、鲜卑慕容氏，建国以后无一不是由于权贵争夺而内乱不己。氐苻氏的情况完全一样。关东形势特别可虑。氐户东迁，就是出于对关东地区实行民族统治的需要，这当然是对杂处关东的各民族极不信任的表现。关东地区民族分裂的可能性远未消弭。前秦内部的形势既然如此，那就说明尚不存在由前秦进行统一战争的政治条件，如同西晋太康元年所具有的那样。让我们系统地比较一下灭吴之战和淝水之战这两次相距一个世纪的南北战争，研究一下它们的相同和相异的条件。这两次战争，兵力方面都是南弱北强，北方又有顺流之利，因而居绝对优势地位。西晋和前秦向南用兵，臣僚都是同者少而异者多。西晋以持异议的贾充为元帅，前秦以持异议的苻融为前锋，这种情况又很相似。两次南北战争相同相似之处不少而结局迥异，是由于相异条件起着更大作用的缘故。两次南北战争的相异条件是：第一，两次战争军事准备的周密性大不一样。西晋以羊祜镇襄阳，筹划攻吴，始于泰始五年（269年）。羊祜先是“绥怀远近”，又垦田积谷，“至季年有十年之积”，见《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羊祜以王濬为益州刺史，密令修舟揖为顺流之计，始于泰始八年（272年）。羊祜的作战方略是咸宁二年（276年）确定的，内容是：“梁益之兵（王濬、唐彬）水陆俱下，荆楚之众（羊祜）进临江陵，平南、豫州（胡奋、王戎）直指夏口，徐扬青兖（王浑、司马伷）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王濬）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咸宁五年（279年）战争发动时，羊祜虽已身死，反对派贾充成为战争的元帅，但五路出兵的方略，据《三国志·吴志·孙晧传》及《晋书》卷三《武帝纪》的记载，与羊祜当年设计者完全相同。可见晋灭吴之战军事上经过十几年的周密策划，充分准备；部署上有正有奇，首尾策应，力求使对方处于被动地位，一处失利则全局动摇。吴丞相张悌率兵三万溯流应战，自知是孤注一掷。他估计形势说：“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胡三省于《通鉴》此处评曰：“吴人至此为计穷也。”前秦对淝水之战的军事准备，虽然基本上因袭晋灭吴之战的方略，但是极不周密，也不落实。前秦南进军力组成和配置，大致如下：羽林军三万人，发良家子家富有武艺者组成，这无异是一支长安等地富人的质子军，只能置符坚中军以备侍从仪卫，没有战斗力量。前锋军二十五万，由苻融率领，渡淮攻陷寿阳。前锋所部诸军，有的远出作战，如慕容垂、慕容韪率部数万，驰赴郧城。所以在寿阳之兵，确数难于估计，或有十余万众，其中氐人当不甚多。前锋与主力悬隔，没有可靠的后续力量，只能单独作战。蜀中水师，是战前一年始由巴西、梓潼太守裴元略筹建，与灭吴之前王濬作船七年的准备，是无法比拟的。前秦南进之战开始，苻融受命督前锋军的同时，苻坚以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诸军事。《晋书》卷一一六《姚苌载记》苻坚语姚苌曰：“朕本以龙骧建业，龙骧之号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史传以此为姚苌终于在长安建立后秦的谶语。实际情况是，西晋王濬以龙骧将军率水师为奇兵，自益州下，卒扫金陵王气；苻坚以姚苌受龙骧之号入蜀，自然是希望他效法当年的王濬水师，出奇制胜。不过，这只是虚应王濬故事而已。益州水师既未建成，南进部署亦无奇正可言，欲收灭吴实效是不可能的。前秦主力，据《苻坚载记》言：“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颖。”《世说新语·识鉴》“郗超与谢玄不善”条注引车频《秦书》则言：“众号百万，水陆俱进，次于项城。自项城至长安，连旗千里，首尾不绝。”史传以此称道苻坚出师之盛，百年所未见。实际上这如果不是夸张的话，也不过是一批被驱迫的新发之卒，散处道途，并没有形成战斗能力。苻坚以轻骑八千，兼道奔赴寿阳，而留大军于项城。淝水败后，苻坚北奔，未闻项城大军有何接应行动，次于道中的前秦军亦不闻有何举措。淝水前线崩溃，本来只是战役的失败，但结果却是整个后方军事系统彻底瓦解。苻坚逃回洛阳，沿途所收离散十余万，当包括业已溃乱的苻融前锋军，也包括次于道上之兵。前秦军既然不过是乌合之众，欲对之作周密部署自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强大的前秦军须臾间顿成土崩之势的根本原因。第二，两次战争比较，发动战争的司马氏和苻坚所恃政治力量不同。还在曹魏之时，司马氏经过嘉平之狱、淮南平叛以及杀曹髦事件，大体结束了曹马之争，从而取得代魏和灭蜀的胜利。《三国志·魏志·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王凌子王广谓曹爽辈骄奢失民，虚而不治，“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案王广即钟会所撰《四本论》中主张“才性离”者，与傅嘏、钟会见解相左，为曹党而非马党，卒死于王凌之叛。他说曹党失民，反言之即马党得民，这种见于马党对手的言论，绝不会存心贬抑，所以是不会失实的。又，《三国志·吴志·张悌传》载灭吴之战开始以后，吴丞相张悌曰：“彼（案指曹魏）之失民也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苛烦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急，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这是出自司马氏敌国丞相之口的一段非曹氏而美司马氏的言论，也是不会失实的。反之，在前秦内部，不论政治如何修明，都未能消弭潜在的民族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存在，使前秦不可能具有足以支持大规模南侵战争的政治力量，从而也不可能形成周密的军事部署以进行这场战争。第三，灭吴之战与淝水之战，就吴与东晋的国势比较，差别也很显著。吴未内乱频仍，朝廷失去重心，已呈瓦解之象，主要靠陆氏家族人物镇上游以为撑持。吴国屡遣人至海外，“求马”“益众”，以期加强军队，扩大战骑，但是迄无成效，军事上主动出击于江外，是完全不可能的。吴国在战略上本来只是靠沿江守险：城石头，作涂塘，遏东兴，置烽燧。蜀亡以后，吴国更是日夕惊慌，如陆机《辨亡论》之言：“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顺流之敌，防不胜防，吴国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等待晋军进攻的状态。至于东晋，政治上、军事上本来不算强大，但自桓温死后，政局大体说来是稳定的。桓、谢矛盾虽然还时有表现，但西线和东线的作战支援毕竟还是主要的事实。东晋一朝国防战略，虽长期有守淮和守江的论争，但东晋实际上一直是设防江外，甚至游军于淮、汉之北，并且在永和以后以迄东晋之末，三次占领洛阳，累计达三十余年之久。所以南宋人袁燮、王应麟鉴古伤时，都赞扬东晋；清人钱大听也说东晋君臣能“卓然自立”于江左①。仅就吴丞相张悌与东晋元帅谢安的临战表现作比较，也能反映吴和东晋在国运攸关的大战中，应变能力是大不相同的。概括言之，前秦筹划南进战争，以一百年前的晋灭吴之战为根据，军事部署亦以之为蓝图。这反映符坚以统一南方为目的，战争性质似乎是统一战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统一了北方的人迟早都要发动南进战争，这主要是统一的历史传统对人们所起的强制作用。《世说新语·识鉴》：“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石勒之时，中国并无南北统一的条件，即令是北方的统一，也难于长期维持。但是宁合不分的愿望却还是深入人心，有识之士，包括有识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都是如此。《苻坚载记》（下）载苻坚起兵南进前之言曰：“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哺。今欲起兵以讨之”，云云。以此与前引苻坚欲“平一六合”之言相参，可知当中国北方统一之后，即令是少数民族统一北方之后，也迟早会出现一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形势，逼迫北方统治者，包括荷坚在内，向南进攻。至于南进条件是否真已成熟，能否成功，后果如何，那是另一问题。从政治、军事两个方面看来，淝水之战中的前秦显然是远逊于灭吴之战中的西晋，而淝水之战中的东晋从总体上说来，却又强于灭吴之战中的孙吴。由于两次战争条件的不同，晋灭吴之战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符坚淝水之战则否。淝水战前，北方的统治秩序远未稳定下来。氐族贵族中权利的分配尚未基本完成；被统治民族激烈对抗氐族统治的形势尚未消失；新的一轮争夺北方统治权的斗争正在酝酿之中。北方民族关系如此，南北政权的民族差异自然是很明显的，这就使得前秦的南进战争又不能不带有民族入侵色彩。关于这个方面，下一节还将详细论述。所以，从淝水之战与灭吴之战的多方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两者性质既相同，又不同。在我看来，淝水之战具有统一战争和民族入侵战争的双重性质，而主要的一面是民族入侵战争。这里还要附带陈述如下一个事实：直到二十世纪初年为止的中国皇朝历史上，在分裂时期，不管局势中是否掺杂民族因素，也不管民族矛盾是否十分严重，重新统一的任务总是由北方当局完成。即令南方经济力量与北方趋于平衡甚或超过北方，这一事实也不曾改变。应当如何解释这个事实，这里暂置不论。我只是想借这一事实，说明上引王猛谏苻坚所谓东晋“正朔相承”，勿以为图的话，归根结底，不能作为判断淝水之战性质的根据。苻坚何尝不想争为正统？《朱子语类》卷一三六谓苻坚扫土而来，不计其它，因为“他是急欲做正统，恐后世以其非正统，故急欲亡晋。”就这个时期的历史说来，此亦一正朔，彼亦一正朔，正朔并不是不能改变的。自然，东晋正是以正朔相承自居。《颜氏家训·书证》：“南方以晋家渡江后，北间传记，皆名为伪书，不贵省读。”据《北齐书》卷二四《杜粥传》，高欢语杜粥曰：“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这就是说，正朔好像在东晋、宋、齐、梁、陈。但是论国祚，终归还是魏、周、隋、唐，相承相袭。正朔之说，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历史的经验是，北方终归要统一南方，关键在于条件成熟与否。等到北方民族关系一旦发生根本变化，质言之，等到北方民族融合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北方又积蓄了统一南方的力量，统一战争自然会减少或消失民族征服性质而得以完成，正朔也自然会随之改变，甫朝正朔就被北朝的隋取代了。司马光在论及古代历史上正统之争的问题时说：“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①苻坚发动南进战争，正是受到类似司马光这种思想的驱动。前引石勒以郦食其为失，以留侯为得的思想，实际上也是这样。至于在分裂时期，特别是本文所论的南北双方存在民族差异时期，九州在什么条件下方能“合为一统”，那是另一问题，这里不作讨论。① 《晋书》卷一一三、一一四《苻坚载记》（上）、（下）。下引文同此者不注。② 北方汉人认为江左政权“正朔相承”，不独此时为然。参看《北齐书》卷二 四《杜弼传》。①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及《通鉴》太元五年录氐人宗亲所率 出镇氐户之数，合计之远远不足十五万户。① 分见袁燮《絜斋集》卷六、卷七，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三，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卷一八。① 《通鉴》黄初二年“臣光曰”云云。五 北方的民族关系与淝水之战的性质问题在上文中，已知淝水之战前夕北方民族融合水乎还很有限，从而南北政权的民族差异还很显著。从这一角度立论，我认为淝水之战性质虽不能完全排除统一战争的一面，但毕竟还是以民族入侵战争为主。现在，我想对其时北方民族关系确实还处于紧张而混乱的状态，从而还不存在统一南北的现实可能性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以期充实上文的论点。近年来所见到的讨论淝水之战问题的文章，大多对于苻坚在北方的政绩印象极深，认为苻坚统治北方的二十多年（约占十六国时期的五分之一），是十六国时期最好的一个阶段。这种印象是有根据的。就民族关系而言，前秦苻坚统治时，有三个方面不同于前此的前赵、后赵、前燕。第一，采取民族绥抚政策，不滥杀被征服民族人民，还尽量礼遇优容他们的统治阶层人物；第二，打击氏族守旧豪帅，使吏治相对说来清平一些；第三，使用汉人士族为朝廷官吏和关东诸州刺史，并且崇尚儒学。这些措施，对于稳定前秦统治，统一中国北方，促进氏族社会的进步，甚至对于组织大规模的南进战争，无疑都起着重大的作用。在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融合方面，前秦氏人政权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前此匈奴、羯、鲜卑慕容部建立过的政权，前秦有前此诸国的经验教训可以汲取，有前此诸国的某些成就可以利用，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前秦取得政绩的一个原因。除此以外，汉化程度较高的苻坚的个人作为，当然也是一个原因，不容忽视。但是，这毕竟只是十六国时期历史总进程的一个局部，而且在这个局部中，还有一些相反的不利于民族融合的事实，同样需要我们正视。十六国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前人常常提到的“胡亡氐乱”，大体上可以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志。这就是说，永嘉以后至后赵之亡为第一阶段（311—350）；后赵之亡至淝水之战为第二阶段（350—383，苻坚政绩主要在这个阶段）；淝水之战至北魏统一北方为第三阶段（383—439）。在第三阶段中，“氐乱”方兴，关中、关东、陇右政局纷坛，战祸不息，民族斗争出现又一个新的高潮，社会不宁比前两个阶段还要厉害。多少个民族，多少个国家，出现了又消失了，直到酝酿出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以及北魏逐步统一北方，才结束了十六国时期所谓“五胡乱华”局面。所有这些第三阶段的情况，都是第二阶段历史的结果。苻坚的治绩不论如何良好，都无法使历史越过这个阶段而达到像北魏中期以后那样的水平。苻坚的治绩，反映了他所处阶段民族融合的成就，也反映了作为统治民族的氏族的社会发展水平。但是，前此进入中原并建立政权的诸多民族，包括氏族在内，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还没有联在一起，还存在严重的隔阂；还有不少边远地区的民族等待着机会独立地进入中原，或者等待着机会就地建立自己的国家以进行政治活动，既然如此，新的一轮民族斗争亦即新的一场动乱，肯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在前秦统治的时候，北方远未成为稳定的地区，由北方统一南方的历史前景并没有真正出现。这个时候的苻坚，与灭宋时的元世祖忽必烈，与灭明时的清世祖顺治皇帝，是大不相同的。这并不是说，苻坚完全不可能取得对南方一次重大战役的胜利（一次战役的胜利，偶然因素有时也能起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而是说在北方尚未稳定的情况下，即令取得一次战役的胜利，也难实现从北方统一南方的历史任务。或者，即令苻坚通过一次战役的胜利消灭了江左政权，也不过是把北方的民族动乱扩大到南方，从而使南北统一根本无法维持。反之，苻坚军事上败于东晋，就立即造成北方分崩离析的后果。根据这些情况，我认为苻坚统治北方所取得的成绩，必须放到十六国历史总的进程中来估量，看到它只是这个总进程的一个局部，而且不是不可以逆转的局部。苻坚的政绩，远不足以改变南北关系中所具有的民族对抗的性质。十六国的历史说明，一个统治民族，一个民族政权，要消除其民族压迫的表象和内容，往往需要经过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而且一般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要取得这种成就，统治民族个别上层人物的意愿固然重要，但还要等待统治民族本身进化到一个必要的水平，这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而统治民族能否得到足够的时间以完成本民族的进化，又要看是否具有民族内部和外部的安定条件，即本民族内部是否能取得协调而不致于内乱频仍，是否有其它民族至少在军事力量上强大到足以代替这一民族的统治地位。十六国各个民族政权，其统治者特别是其创业人物，往往具有较强的汉化倾向，往往崇尚儒学，联络士人，以求创业成功。但是不要很久，其民族内部的守旧势力抬头，影响这个政权的政策，这个政权就会出现倒退的趋势。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其统治政策归根到底总是要反映整个民族的进化水平。如果民族进化水平还很低下，而统治者要长期稳定地维持一种较高的文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僭伪诸君有文学”条，据《晋书·载记》所录十六国统治者爱好经、史、文学的事迹立论说：“此皆生于戎羌，以用武为急，而仍兼文学如此，人亦何可轻量哉！”赵翼赞扬“僭伪诸君”个人文化素养之高，都是言之有据的。但是赵翼却没有注意到，这些“有文学”的“僭伪诸君”所代表、所依靠的民族，却处在落后得多的状态。所以正是在这些“有文学”的人的统治下，造成了民族的大灾难，社会的大破坏，而他们本族政权，也往往是在尚未完成其民族进化过程以前，就被其它民族取代了。有一些“僭伪”之君，在“好文学”方面胜过苻坚，如刘渊“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认为“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刘渊自称汉王，以继刘禅绍汉自许。但刘渊本人却又是永嘉之乱的罪魁祸首。也有些民族政权，在政绩上不比苻坚的前秦差。如鲜卑慕容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儒学昌盛，路有颂声。但是慕容氏入主关东以后，却又是官贪政鄙，内乱频仍，民族矛盾尖锐，终于很快就被氏人前秦所灭。不论是刘渊的匈奴族，还是慕容廆的鲜卑慕容部，都是在前后成百年的历史中经过许多反复，才逐渐完成其民族进化过程而稳定下来，与汉族及其它各族走向融合，甚至于逐渐消失了作为民族的存在。至于苻坚的氏族本身，也有它自己的发展经历。氏族与中原华夏族接触极早，又长期与羌族为邻，受汉族和羌族的经济、文化影响较深。但是，氏族从来不是全族基本聚居在一起的民族。他们往往是分散成较小的群体而生活，各有君长，互不统属，住地不一定相联。在较大的范围里，他们则是与汉、羌等族错居。见于史籍的氐、汉交往，往往只是涉及氏族某一较小部分，而不是较大部分的氐人，更不是其整体。这种情况，不能不给氏族的进化带来影响，使其各个部分发展极不平衡。《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传》：“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氐最大，皆氐类也。”《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谓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通典》卷一八九亦述冉駹东北之氐“君长数十”。《三国志·魏志》卷三十注引《魏略·西戎传》总叙氐人社会，则曰：“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禄福①，或在汧陇左右，其种非一，……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胡杂同②。……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曹操时武都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有些氐人已徒居美阳，接近长安③。这就是说，氐人有小聚居和大错居的特点。所以《苻洪载记》标出苻氐“略阳临渭氐人”，盖亦氐人虚落间王侯，久离武都而居略阳，统于郡县。下云“世为西戎酋长”也只是指部落小帅④，而不是全氏族统一的首领。苻坚祖父苻洪东徙，《通鉴》系之于咸和八年（333年），曰：“洪帅户二万，降于〔石〕虎，虎迎拜洪光烈将军、护氏校尉。洪至长安，说虎徙关中豪杰及氏、羌以实东方，曰：‘诸氐皆洪家部曲，洪帅以从，谁敢违者？’”案这次苻洪建议所徙诸氏，以地域言大概限于关中氐人。石虎乃“徙秦雍民及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以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使居枋头。以羌帅姚弋仲为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使帅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滠头。”据此可知，这次徙民中有汉人豪杰，有氐人和羌人。羌人数万既随姚弋仲居清河，而姚弋仲又拥有西羌大都督的称号，剩下的由苻洪帅以居枋头者，当然只是氐人及汉人，而其中氐人数量多少，史不明具。我们知道刘聪时苻洪自称护氐校尉，后来石虎即拜洪为护氐校尉①；东迁枋头后苻洪反而失去了护氐校尉名号，但称流民都督。这里似可看出，苻洪枋头之众中氐人数量不会很多，至少不会多于汉人。后赵败乱以后，所在兵起，苻洪众至十余万，亦当氐、汉相杂，数量上氐人不会是主体，但武力方面应当主要是依仗氐人。氐族统治者明白自己在数量上的这一重大弱点，所以苻洪起兵关东时带有三个称号：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大将军是东晋所拜，可用以维系所统汉人，并号令北方其余的汉人；大单于则表示自己有权总统诸胡族。这两个称号都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最具实际意义的称号是三秦王。苻健悉众入关时，其所依仗的氐人武力既然在部众中只占少数，苻健所拥有的民族武力优势既然并不明显，那末入关以接近本民族的旧地，称王于三秦，就不失为一个稳妥的考虑。西归氐人并不是一支强大的民族武力，已如上述，关中迤西氐人又多错居不相统属，苻氐亦难得其死力。西归氐人之中，有许多长老、功臣恃旧不虔，事端迭起。例如“始平多枋头西归之人，豪右纵横，劫盗充斥”①；氐豪樊氏有大勋，“负气倨做”②；苻健皇后强氏之弟强德“昏酒豪横，为百姓之患”③，等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苻氏的统治力量，甚至于在稍后形成频繁的内乱。东晋隆和三年（365年），前秦淮南公苻幼袭击长安。太和二年（367年）苻坚兄弟辈赵公苻双、晋公苻柳、魏公苻廋、燕公苻武等联合叛乱，分兵谋攻长安。东晋太元五年（380年），北海公苻重、行唐公苻洛叛；七年，东海公苻阳叛，等等。除此以外，羌人部落亦数为叛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叛乱的羌人部落，甚至连结作为统治民族的氐人为援。太和元年，羌人敛歧④率部落四千家叛，失败后投奔氐人聚居的白马。太元元年前秦克凉州后，议讨“西障氐羌”。苻坚曰：“彼种落杂居，不相统壹，不能为中国大患。宜先抚谕，征其租税。若不从命，然后讨之。”由于前秦部将纵兵大掠，苻坚斩前锋“以谢氐、羌，氐、羌大悦，降服者三万余落。”⑤凡此诸事，说明有些氐人部落不但不臣服于氐人的前秦政权，而且宁随与其杂居通好的羌人共同反抗前秦。前秦征服不宾，也把这些氐人部落视同异族，有时甚至氐、羌并讨。前秦仿照汉、前赵、后赵徙民畿甸的办法，向关中迁徙被征服族的人民，以图就近控制。太和五年（370年）秦灭前燕，徙慕容及其王公以下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咸安元年（371年），苻坚又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①，此次所徒，当包括汉族豪强以及前赵、后赵、前燕贵族在内。所以当苻融谏阻苻坚南进时，表示甚以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攒集如林”为忧。特别是鲜卑贵族“列官满朝，势倾劳旧”②，足以与氐人贵族功臣相颉颃。太元元年（376年）秦灭前凉，又徙前凉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前秦所徒于关中者，除汉族外，大概都是分土定居，但并非一同编户。他们当是在其原有酋帅统领下，维持着军营组织。这些人无事则已，有事必为乱阶。所以当苻坚南侵失败后，鲜卑、羌以及丁零、乌桓等族首领，很快就树立起各自的民族旗号，参与权力的竞逐。氐族人数不多，而前秦地境又不断扩大，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迫切问题：究竟应当把极有限的氐人放在哪里，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族统治的效益？从事态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认为氐户应当集中留居关中以控局势，一种认为应当布列藩镇以固四方。由于幽州苻洛、苻重之叛，苻坚决策分散氏户，乃有上文所述氐户出镇之事。氐户居中居外的争议导源于氐户稀少，并非新出问题。《苻坚载记》（下）说，苻坚初即位时，新平人王彫陈说图谶，有“氐在中，华在表”之文，请据以“徙汧陇诸氐于京师，三秦大户置之边地”。所谓“华”，所谓“三秦大户”，除关中旧户外，当包括自各地徙居关中的汉族豪强，甚至包括久居关东而被苻秦徙置关中的诸族酋豪。这实际上与魏晋以来邓艾、郭钦、江统诸人的“徒戎”理论相同，只是华夷内外互换位置罢了。王彫以左道惑众诛，刑前犹曰新平应出“帝王宝器”，并云“出于壬午之年”。后来果然有“新平郡献玉器”之事，《载记》谓“至是新平人得之以献”，车频《秦书》谓此事在壬午年①。壬午为太元七年（382年），而氐户分戍方镇为两年以前之事。由此可见，图谶之说代表安置氐户的一种政治见解，并非无稽之谈。新平人王彤熟知关陇民族杂乱的局势及氐族有限的统治能力，深以为虑，所以有图谶徙户“氐在中，华在表”之说。苻坚虽未从王彫之请，但以献玉器事证明王彫言而有征，追赠光禄大夫。王彫既获追赠，他的“氐在中，华在表”的政见当然不能再以“左道惑众”视之。如果是这样，则新平献器与氐户出镇的决定就是一个矛盾的表现，这个矛盾正反映了苻坚由于氐户稀少，前秦统治力量薄弱而举棋不定，左右为难②。苻坚在相当困难的情形下，居然能够统一北方，深入益州，囊括西域，不能不说是一个极突出的成就。成就的取得，是与苻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分不开的。苻坚堪称十六国时期的一个卓越人物，这一点我与史学界时下的普遍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如前所论，通过民族斗争达到民族融合，在经济、文化水平低下，交往条件落后的时代，不能不是一个漫长的反复的过程。当卷入这一潮流的民族较多，这些民族又都处在活力旺盛的阶段，它们卷入这一潮流的步骤又参差不齐的时候，过程尤为漫长，尤为曲折。苻坚统治的二十多年时间，并不足以消除北方各民族之间的隔阂，从而也不足以消除南方政权与北方政权之间的民族隔阂。如果说苻坚淝水之战的失败，军事上有某些偶然因素的话，那末苻坚败归洛阳时众犹十余万而不能阻止前秦的瓦解，而且瓦解前秦的正是前秦朝臣所虑的鲜卑人和羌人的武力，这种情况就不能一概视之为偶然了。《魏书》卷四七《卢渊传》孝文帝诏答卢渊表曰：“曹操胜袁，盖由德业内举；苻坚瓦解，当缘立政未至。”这也是就前秦内部原因来解释淝水之战的胜负。北魏去前秦未远，国内形势多有可比之处，所以判断是比较可信的。至于“立政未至”，我以为最主要的莫过于缺乏比较稳定和谐的国内民族关系。我们可以说，苻坚之兴，兴于他缓和了民族矛盾；苻坚之败，败于他远未消弭民族矛盾。民族矛盾在相当程度上被他的民族政策的成就暂时掩盖起来。苻坚所以兴又所以败，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制约着我们对苻坚个人和对苻坚所发动的淝水之战的评价，我们要辩证地加以理解才行。这样说来，北方的民族关系究竟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使北方的南进战争具有完全的统一战争的性质呢？这个问题必须参考后代的历史事实来加以思考。北魏历史中的民族融合过程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一朝历史，有可以与前秦相比较的地方。苻坚以后北方再次统一，完成于拓跋焘之时。拓跋焘兴大学，徵儒生，罢功臣，改律制，使北魏政权初具上国规模。《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评论说：“佛狸（案即拓跋焘）已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自南人视之，北魏政权正处在较显著的汉化过程之中，趋势与前秦政权相近似。北魏于此时兴动南进之役以求统一中国，似乎与苻坚南侵一样，也有一些历史的理由。但是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拓跋焘自瓜步战场北归时致盱眙城中宋将臧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案国人指鲜卑拓跋部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①北魏军中包含的民族矛盾，竟是如此惊人。这种矛盾在淝水之战中当是同样存在的，只是没有留下典型材料来表现罢了。我们可以推见，第一，苻坚政权和拓跋焘政权，汉化趋势是一致的，民族融合的趋势是一致的，尽管程度上容有不同；第二，苻坚、拓跋焘南进战争失败于民族矛盾无法克服，也是一致的，尽管表现的隐显程度颇有差别；第三，苻坚、拓跋焘的南进战争同样具有统一战争和民族入侵战争双重性质，尽管这两种不同性质在两次战争中各占的比重可能不尽相同；第四，这两次战争虽然同具统一战争的性质，但毕竟以民族入侵战争性质为主。第五，这两次战争有如此多的相似条件，所以同以失败告终，尽管败局造成的后果并不一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瓜步之战中作战双方都以苻坚和淝水之战为鉴，拓跋焘重在汲取苻坚战场失败的教训，而宋人一方则重视苻坚成功的一面。《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遗宋文帝刘义隆书曰：“我亦不痴，复不是苻坚……”云云。同书卷七四《臧质传》臧质致拓跋焘书曰：“尔识智及众力，岂能胜苻坚耶？”作战双方都如此重视苻坚及淝水之战，正说明瓜步之战以淝水之战为前车之鉴，说明这两次战争确有许多可以相比之处。只有在孝文帝拓跋宏完成了鲜卑拓跋部和北魏政权的一系列改革以后，南北战争的性质才有可能发生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越来越以统一战争为主。孝文帝的改革继承了十六国以来长期民族融合的成果，同时又给民族融合以极有效的新的推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内容，关系到语言、文化、习俗以至于经济生活。《魏书》卷六五《李平传》说到鲜卑部人自代迁洛，资产殆罄，“自景明以来，差得休息，事农者未积二年之储，筑室者裁有数间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务。实宜安静新人，劝其稼穑……。”李平的话本来是诉说迁洛的艰难，但实际上却说明了迁洛的代北人已经固着于中原土地之上，稳定于中原的农耕生活，这正是影响于民族融合各个方面的可靠基础。在文化习俗方面，这种民族融合的现象，到南北朝后期也已经很显著了。南北朝后期，北方的某些鲜卑统治者和居高位的汉族士人，熟悉和仰慕江南文化，相当突出。《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记帝被逼禅位高洋时，“下御座步就东廊，口咏范蔚宗《后汉书赞》（案指该书《献帝纪赞》）”云云。这是鲜卑皇帝脱口能咏南方所出典籍之例。北士就更有甚焉。《颜氏家训·文章》记北齐文士邢邵特重沈约，魏收则特重任昉。《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载“〔邢〕邵又曰：‘江南任防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邢、魏各以所宗江南文体非毁对方，甚至各有朋党。此一时期，南北政权互遣使节通好，至为频繁。双方皆妙选行人，必求容止可观，文学优瞻者始得充任。南来的北朝使节，皆为汉族高门人物，而非鲜卑子弟。这一方面的情况，《廿二史札记》卷一四“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条已详备言之。赵翼看到南北双方都藉使命以增国光这一现象的突出，至于这一现象所反映的北方政权汉化的水平以及南北政权民族差别的逐渐泯灭，赵翼当然不甚了了。北方各族人民逐渐稳定于中原的农业经济生活，南北文化风尚逐渐趋于一致，这是北方民族融合的真实反映。当这种情况出现并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发展的时候，如果再要发生北方南进战争的话，一般说来这种战争将具有比淝水之战、瓜步之战更多的统一战争的成分，是毫无疑义的，至少在理论上必然如此。当然，这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历史进程。而且通过战争完成南北统一，还须有充分的实力准备①。但是，客观的历史进程，比我上面所分析的还要复杂，还要漫长。鲜卑拓跋部的主体部分虽然已经以编户形式进入中原，在农业生活的基础上加速了与汉人的融合，但居于北面边疆地区更为落后的鲜卑族和其它各族人民，却仍然没有在较大程度上改变过去那种闭塞、孤独状态。他们在民族融合方面还有一段更长的曲折道路要走，这表现为六镇起义，表现为北齐、北周历史的反复。当这最后一批闭塞、孤独的鲜卑拓跋部人也卷入了中原民族融合的洪流而使社会水平得到提高，赶上鲜卑拓跋部的主体部分，又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稳定和巩固以后，进入北方的各民族之间以及每个民族的各部分之间的隔阂就大大减少，而且不可逆转。从“五胡乱华”开始的这一回合的民族融合大体完成了，南北政权间的民族对抗性质也因此而更为淡化。等到酝酿出隋灭陈之战的时候，这场战争就完全成为统一战争，民族入侵性质也完全消失。这次统一战争的成功，主要不是决定于隋朝统治者杨氏个人及其族属，而是决定于北方各民族融合水平的提高和南北政权民族界线的泯灭。到了这时，所谓江东正朔相承的问题，也再没有人道及了。以隋灭陈之战与瓜步之战和淝水之战相比，民族关系的实质变化导致战争性质的变化，是一目了然的。陈寅恪先生留意从十六国以来历史总进程的角度观察重大的历史问题。他在论证字文泰“融合复杂民族”而推行其“关中本位政策”问题时说道：“在此之前，秦苻坚、魏孝文帝皆知此意（案指“融合复杂民族”）者。但秦魏欲以魏晋以来之汉化笼罩全部复杂民族，故不得不亟于南侵，非取得神州文化正统所在之江东而代之不可。其事既不能成，仅余一字文泰之新途径而已。”①我对陈先生卓见所拟补充解释的是，苻坚、孝文帝、字文泰都推行其实质是汉化的民族融合政策，他们是在北方民族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推行此政策的卓越的代表人物。字文泰后来居上，以其所处特殊历史条件而将汉化缘饰之为带有胡化表象的“关中本位政策”，取得了积极成就，影响及于隋和初唐。北方民族融合上升到高水平，南北民族隔阂日益淡化，南进战争就日益表现为统一战争。南方日弱的政权丧失了民族斗争这一抗御北方入侵的精神武器，北方发动统一战争也就得以水到渠成。灭陈战争的成功完成于隋，但包含了苻坚、孝文帝、宇文泰所作的贡献，其中字文泰的贡献更为直接，更易于被观察到。比起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隋灭陈之战的性质变化了，所以隋的军事统一可以巩固下来。统一以后，经济、政治和文化得以朝积极方面发展，人民处境能够有所改善，中华民族又重新走向兴旺之路。这一切，反过来又成为巩固统一的条件。甚至于隋的速亡，也没有导致分裂的再现。通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战争，似乎可以归结为如下一种认识。由于中国历史具有统一的传统，凡是统治北方的势力，都认为分裂是不正常的暂时现象，都不自安于南北分裂状态，都企图南进以求统一。反过来看，南方的政权，大体也是这样。从北方发动的南进战争说来，情况有两类，以是否存在民族对抗问题为区分。赤壁之战与灭吴之战为第一类，它们不存在民族对抗问题。赤壁之战是灭吴之战的始初形态，灭吴之战是在具备充分条件的基础上完成了赤壁之战的战略目的。淝水之战、瓜步之战、灭陈之战为第二类，它们存在或者说本来存在民族对抗问题。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是灭陈之战的始初形态，灭陈之战是在具备了充分条件，首要的是北方民族融合条件的基础上，完成了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的战略目的。第二类南北战争，当民族融合条件并不具备或不充分具备的时候，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呈现民族入侵性质，就会扩大民族矛盾。淝水之战是这样，瓜步之战也是这样。第二类南北战争，由淝水之战、瓜步之战直到灭陈之战，战争性质转化的完成，经历了长达二百年的时间。如果追溯到永嘉乱后南北对立的形成，时间更要长久。这主要是由于北方民族关系特别复杂的缘故。卷入这场长期的社会变迁的民族多，兴败频繁，因而代价很大。但是，后果也堪称丰硕。《通鉴》晋太元二一年七月条胡注曰：“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胡三省借古抒怀，我们自不必拘泥于他所作的数量估计是否完全准确。但是单就这一突出事实而论，十六国以来中国北方民族融合的历史成果，也是十分可观的。这个时期以后，中国皇朝历史上还有过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入侵和统一北方的事，其中的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都曾由北方入侵南方，而蒙古人和满洲人都曾完成过统一中国的事业。蒙古人灭南宋，满洲人灭南明，都是由入侵战争转变为统一战争。由于这两次战争，每次主要只牵涉对抗着的两个民族，入侵者背后没有出现军事力量更为强大的第三个、第四个民族的干扰，所以过程比较简单，比较短促，我们只能在理论上承认战争性质的逐渐转变，而难于确指这一转变的契机何在，标志是什么，出现在何年何月。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只有从战争性质的两重性即入侵战争和统一战争的变化来分析，才能解释清楚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的一些历史现象。中国古代这一类型的南北战争的两重性的分析，并不一定妨碍我们对每次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分，如果必须对古代战争作这种区分的话。因为两重性不是均匀地存在于每次战争之中，也不是均匀地存在于一次战争的整个过程之中。不过，如果承认对这种类型战争的两重性的分析是可取的，就不应把每次战争的性质看得纯粹又纯粹。须知，这一类型的战争毕竟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而各民族通过各自的途径，都在创造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与外敌入侵相比，这种类型的战争，归根到底还只能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内战。自然，这种内战往往给各族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我们知道，阶级社会中历史的进步，本来就是以人民的痛苦为代价来取得的。① 禄福为酒泉郡属县，于地望不合。《三国志集解》卢弼谓禄福为上禄之讹，《汉书·地理志》武都郡有上禄县。《续汉书·郡国志》注谓杨氐所居仇池 即在上禄县南，案卢说甚是。② 此句不得解，历来有异说。《通典》卷一八九谓氐人“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 胡同”，可知《魏略》前一“同”字为衍文。③ 分见《三国志·魏志》卷三○注引《魏略·西戎传》及同书卷一五《张既 传》。《通鉴》建安二四年胡注谓“诸氐散居秦川，苻氏乱华自此始。”④ 《晋书》卷一一二《苻洪载记》苻洪“父怀归，部落小帅”，以上世系无闻。① 《太平御览》卷一二一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① 《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②③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④ 敛歧曾为姚襄右部帅，见《晋书》卷一一六《姚襄载记》。⑤ 《通鉴》太元元年。① 《通鉴》咸安元年“十万户”作“十五万户”。又《通鉴》咸安二年记苻坚用慕容垂之言，使“燕之诸王悉补边郡。”②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① 《太平御览》卷七五六引车频《秦书》谓苻坚建元十八年新平人耕地获玉器。案苻坚建元十八年岁在壬午，即东晋太元七年。② 苻坚对于谶讳，本无一定态度。他曾有谶讳之禁，犯者弃市，尚书郎王佩读谶，杀之，《通鉴》系之于太元三年。可是苻坚季年为慕容氏所困，又信“帝出五将久长得”之谶而奔于五将山，并于姚苌求传国玺时斥之曰：“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洪迈《容斋三笔》卷七“光武苻坚”条可参。① 《宋书》卷七四《臧质传》。① 北方的民族融合，是实现统一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此处只是据必要条件而言。具备这种条件而又能实现统一，另有其它条件。此问题只能就每次战争的许多情况加以具体分析，这不是本文所拟探索的问题，姑置不论。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一 小 引东晋门阀政治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士族，在琅邪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之后登上舞台的，是太原王氏。太原王氏影响东晋政局的时间，是在淝水战后至桓玄之叛的约二十年中。由于淝水战后司马皇室力图振兴皇权和相权，由于太原王氏作为当政的士族已经没有兵权和没有足为时局重心的人物而不同于前此的王、庾、桓、谢诸族，所以太原王氏只能是依附于而无力超越于皇帝（孝武帝）或相王（会稽王司马道子）的权威而起作用，我们可以说，太原王氏居位的门阀政治，实际上是回归皇权政治的过渡的一步，是东晋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的终场。历史的发展往往多有反复，特别是在其转折时期。行将退场的门阀士族阶层并不愿意就此退场，所以有桓玄之叛成为门阀政治的回光反照。力图振兴的皇权不可能在业已腐朽的司马氏皇族手中得到振兴，因而有刘裕等人物之起，成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①。刘裕还担当了重建专制皇权的历史任务。桓玄之叛与刘裕之起，又与太原王氏两派的矛盾，以及与太原王氏两派所分别支持的司马氏皇权和相权的矛盾，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太原王氏，总的说来始终是依附于司马氏皇权或相权而发展。这家士族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的地位，远不如前此居位的各家士族重要，因而不甚为史家所注意。其实就东晋居位擅权的各个门阀士族而言，其家世的渊源和门第的显贵，只有琅邪王氏可以和太原王氏相比。这两个王氏家族，一个佐东晋以兴，一个伴东晋而灭；一个开门阀政治之端，一个附门阀政治之尾。也许我们可以借用“王与马，共天下”之语，来说明东晋一朝的门阀政治以门第最贵的王氏家族始，也以门第最贵的王氏家族终。不过这样一来，“王与马，共天下”的意义就超过了谚语原来意义的范围，而成为谶语了。① 作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孙恩、卢循的作用与刘牢之、刘裕一样，虽然刘牢之、刘裕是孙恩、卢循的战场上的敌人。此点下章将评论。二 “齇王”世家太原王氏始显于曹魏时的王昶。王昶后人显于西晋者为昶子浑的一支，显于东晋者为昶子湛的一支，如下表所示：曹魏时王昶之后的两支分别显达于西晋和东晋，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王昶子浑，以灭吴之功为西晋重臣，死于元康七年（297年）。王浑子济，尚武帝姊常山公主①。《世说新语·言语》“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条注引《晋诸公赞》，谓王济“有俊才，能清言”，是称著中朝的玄学名士。王济和叔父王湛，都是标志太原王氏向玄学大族转化的重要人物，但是这两支后人的发展却很不相同。王昶、王浑、王济，是太原王氏在中朝的嫡宗，北方的华族。他们祖孙三代，都与并州匈奴贵族刘氏关系密切。《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谓刘渊七岁遭母忧，哀感旁邻，司空太原王昶等闻而嘉之，并遣吊赙。刘渊生于魏嘉平中，七岁当魏正光、甘露之际。此后太原王氏与并州匈奴刘氏遂为通家，王昶之子“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①魏末咸熙中（264年），刘渊为匈奴任子在洛阳。入晋，“泰始之初，浑又屡言之于武帝。”王浑答晋武帝问，谓刘渊其人不但仪容机鉴过人，而且文武才干远远贤于由余、金日，力言“若任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齐王攸对刘渊曾有所怀疑，请武帝除之，王浑反对甚力。他说：“元海长者，浑为君王保明之。且大晋方表信殊俗，怀远以德，如之何以无萌之疑杀人侍子，以示晋德不弘？”《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刘聪年未弱冠，“太原王浑见而悦之，谓元海曰：‘此儿，吾所不能测也。”晋怀帝被掳平阳，刘聪谓曰：“卿为豫章王时（案司马炽封豫章郡王在太熙元年，即290年），朕尝与王武子（济）相造，武子示朕于卿，卿言闻其名久矣……。太原王氏王昶以下，昶、浑、济三代数十年中，均与匈奴刘氏关系特殊，是出于什么动机呢？刘渊自己曾有解释说：“王浑、李憙①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达。”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匈奴刘氏在并州势力非常强大，一则与并州望族利害相关，二则于西晋朝廷举足轻重，所以并州望族官僚与之曲意相结，以求缓急得其助力，这远远不止是出于乡曲提携。匈奴五部之众，王济请委以平吴之事，李憙则议用之勘定秦凉。可见这是一支朝廷瞩目的重要军事力量。王济、李憙之议虽未成为事实，但是不久以后，镇邺的成都王颖用之以抗东海王越之弟东流公腾之师，终于使匈奴刘氏势力介入中原政争，使胡骑驰骋中原之局一发而不可复止。八王之乱末期，在纷纭局势中逐渐形成以成都王司马颖、匈奴刘渊、羯石勒等为一方，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等和“乞活”为另一方的尖锐对立，然后又形成由司马越势力派生出来的江左司马睿政权，并出现江左政权坚决不与党附司马颖的刘、石通使的国策。推究渊源，不能不说太原王氏王浑父子曾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②。司马睿初建的东晋政权，既然由于历史原因，一贯仇视刘、石，那末，对于太原王氏长期与匈奴刘氏有深交的王济一支，自然是不能相容的。所以王济兄弟子侄不闻仕于江左，王氏嫡宗的这一支门望遂衰③。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最后登上舞台的士族太原王氏，不是出于王济后嗣，而是出于其家族中与匈奴刘氏没有瓜葛的另外的支脉，即王湛一支。陶潜《群辅录》谓太原王氏“五世盛德，闻之故老”，所列五世为昶、湛、承、述、坦之。《三国志·魏志·王昶传》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因谦实以见其意，故兄子默字处静，沉字处道，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并作书诫之，欲其“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宝身全行，以显父母”云云。所以故老传闻以王昶为王氏盛德之始，是有据的。又同传注引《晋书》亦曰：“昶诸子中湛最有德誉，而承亦自为名士，述及但之并显重于世，为时盛门云。”这也就是故老传闻的所谓“五世盛德”。《群辅录》及《魏志·王昶传》注述及太原王氏门户承籍，只列江左诸人物而不及中朝的王浑、王济，显系东晋史乘以王浑、王济行事为讳。从实际说来，太原王氏家族如无王浑的功业位望，只凭“盛德”、“德誉”，是断难维持其家族地位于不坠的。不过，玄学名士，乐道“得鱼忘筌”，“忘筌”之旨，在于“得鱼”。只要王氏家族地位得以维持，祖辈行事如何，自然可以略而不言，太原王氏遂不必标榜先人功业，而只说“盛德”传家了。王湛后嗣得显于江左，除了上述与匈奴刘氏没有瓜葛以及有“盛德”之誉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即是王承与司马越有密切关系。王湛、王承父子都是受到时人称道的玄学名士。王承弱冠，王衍曾比之于乐广。《王承传》曰：承“值天下将乱，乃避难南下，迁司空从事中郎（案其时司空为东海王越），预迎大驾，赐爵蓝田县侯。迁尚书郎，不就。东海王越镇许，以为记室参军。”所谓“天下将乱”，盖指邺（成都王颖所在）、洛（东海王越所在）之间酝酿大战之事。“避难南下”者，盖指东海王越于荡阴败后逃奔下邱之时，其时王承亦南出洛阳，旋入司马越府。由此可知，王承追随司马越，是在司马越处于危难之际。所以王承本传又谓司马越对王承“雅相知重”，敕世子毗以承为师。几年以后，司马越又以王承为东海内史，出掌司马越封国政事。王承与司马越的关系既然如此之密切，王承过江后司马睿甚见礼待，就是必然之事了。本传谓“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王承获得这样高的评论，除了人物风流的原因以外，当更由于他与江左政权的历史渊源。王承在江左，仕履未达而早死。《晋书》史臣赞王承“虽崇勋愈绩有缺于旅常，素德清规足传于汗简。”旂常，诸侯用之以纪功受勋的旗帜。“有阙于旅常”，盖言王承无功勋足纪。王承有德而无事功，但是历史渊源却是重要的政治砖码。这种家族背景，使太原王氏的这一支脉得以在东晋上层社会中占有地位，可以待时而显。王承子王述，虽然与其祖王湛一样少有隐德，人谓之痴，但终于在桓温见逼之时代殷浩为扬州刺史。王述刺扬州，又为其子坦之贵达，以及为坦子诸子操持政柄创造了条件。东晋当轴处政的门阀士族，或者是凭借与司马越的历史关系，如琅邪王导、颖川庾亮、陈郡谢鲲、太原王承；或者是由于南渡后的特殊建树，如高平郗鉴、谯郡桓彝。只有这样，他们才得以尊显于朝，据有门阀政治中的一个特定位置。没有一个士族，只是由于单凭先人在中朝的官宦权势，而自然得到东晋门阀政治中的最有权势的高位。所以太原王氏的王承及其后人，只须凭借与司马越的历史关系，标榜“盛德”、“德誉”，即可立足于东晋的上层社会。至于所谓王氏“五世盛德”云云，也不过是太原王氏高自标置之词，并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事实流传下来以为“五世盛德”的证明，至少《世说新语·德行》中一件也见不到。以“五世盛德”标榜太原王氏门第之说，不但煽扬于江左，而且影响到了北方。王湛六世孙、王坦之曾孙王慧龙，东晋末年避刘裕之逼而出奔后秦，又奔北魏。王慧龙北奔，身无信物，来历难明，所以《魏书》、《北史》述其事，都谓其“自言如此也”。据《魏书》卷三八《王慧龙传》，崔浩弟崔恬以女妻王慧龙，既婚，崔浩见王慧龙，一则曰：“信王家儿也”，再则曰：“真贵种矣。”原来，“王氏世齇鼻，江东谓之‘齇王’。”“齇王”之称，北方悉闻，崔浩见“王慧龙鼻大”，遂以定其家世为太原王氏无疑。据此可知，作为太原王氏人物像貌特征的“齇鼻”，与“鼻大”是一回事①，而太原王氏“鼻大”，却是起源于王湛。《王湛传》：湛“龙颖大鼻”，这当是“齇王”得号之始，而王浑，王济等传，都不见类此的记载。“齇王”贵种之说，“五世盛德”之说，都是标榜太原王氏王湛以后的门第，而不及中朝的王浑、王济。这些也都是有力的旁证，说明江左的太原王氏王湛之后，力图疏远与匈奴刘氏为伍，因而也是与司马颖为伍、与司马越为仇的太原王氏王浑、王济嫡宗。江左的太原王氏，还有一些是“齇王”的旁支。东晋简文帝后父王遐，《晋书》有传，是王湛从侄。王遐后人可考者不多，没有在政治上起重大的作用，可以略而不论。王昶兄子王默之孙王峤、王讷兄弟，是“齇王”以外太原王氏在江左较为重要的一支。王峤携二弟避乱渡江，其一弟王讷为新淦令。王讷之子王濛，哀皇后之父，是永和名士的冠冕。王濛子王蕴，孝武帝皇后之父。王蕴与子王恭，也都是当时名士。太原王氏的这一支，与“齇王”一支在东晋晚期的门阀政治中，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齇王”一支王坦之之后，于孝武帝时依附于居于相位的会稽王司马道子，会稽王妃出于此支。王峤兄弟一支王濛之后，则依附于孝武帝，孝武帝皇后出于此支。当孝武帝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主相之间、亦即兄弟之间相安无事时，呈现出皇权得相权辅翼而振兴的气象，太原王氏的两支之间亦得相安；当主相之间发生重大矛盾时，严重的政治纠纷也会出现在太原王氏的两支之间。东晋太元以后的政争，就司马氏说来是主相之争，是兄弟之争，就太原王氏的两支说来是后党与妃党之争。作为政争的结果之一，是王氏二支两败俱伤，死亡殆尽。东晋百年的门阀政治，实际上也就在太原王氏这两支的衰败灭亡中，逐步走向终场。严格说来，太原王氏虽然继陈郡谢氏之后居于权势地位，但并非以门阀之重与司马氏共治天下。太原王氏各支无人才亦无事功，不足以制约皇权并维持政局的平衡，只有分别依附司马氏而贪图门户利益。这与前此的门阀政治格局已颇不相同。所以门阀政治此时走向终场，并不是偶然之事，此点下文还将讨论。帝王之兴，皆有驱除。古人观察到的这一现象，就历史转折关头出现的过程的复杂性、反复性说来，具有普遍的意义。司马氏主相、王氏两支交错构成的纷争，为桓玄制造了机会；而桓玄的一时得逞，又成就了刘裕的事业。纷争只是政治现象。纷争所包含的实质性的内容，是皇权力求振兴，是门阀政治行将结束。这种历史任务，由刘裕来完成，凡是为刘裕获胜创造条件的事件和人物，看来都是在为刘裕“驱除”。不过，这是客观的历史进程，与古人所信的天命完全不是一回事。① 据《文选》卷五八王俭《褚渊碑》注引王隐《晋书》。王伊同《五朝门第》 附世系表误作武帝女。①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魏晋杂胡考》一文，考王济年龄与刘渊 相近或略长，怀疑王济拜刘渊这条材料的真实性。但唐先生否定《晋书· 载记》所记刘渊事迹过多，认为是因袭前赵史官的假造，似尚可酌。① 李憙，上党人。咸宁中秦凉多事，李憙建议“发匈奴五部之众，假元海一将军之号，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见《刘元海载记》。② 八王之乱后期，出于太原王氏的幽州刺史王浚，曾与司马越同抗司马颖，是一例外。王浚父王沉为王昶从侄，与王济血属已疏。王浚在幽州，与鲜卑为邻，遂结鲜卑以自固，因而就站到了司马颖和刘、石的对立面。王浚贱出，无学术，在士族名士中无地位。他后来被石勒所杀，后嗣无闻。参《晋书》卷三九《王沉传》、《王浚传》。③ 据《晋书》卷四二《王济传》，济无嫡嗣，庶子二人均不显。济二弟并历清显，时在中朝。① 《南史》卷二《宋前废帝纪》，前废帝曾骂其父孝武帝为“齇奴”，拟掘其陵。《通鉴》宋泰始元年，载前废帝令太庙别画祖考之像，废帝入庙，指孝武帝像曰：“‘渠大齄鼻，如何不齄？’立召画工令齄之。”胡注：齄，“鼻上■也。”案齄即齇，上引《南史》与《通鉴》之文可证，又见《集韵》平声三麻。废帝言“大齄鼻”，更可证“齇鼻”与“鼻大”是一回事。严格说来，齇鼻是鼻■而大，俗称酒糟鼻者，《十七史商榷》卷五四“齇”条可参。又，王慧龙“鼻大”，《北史》卷三五本传作“鼻渐大”。三 孝武帝与皇权政治淝水之战以后，东晋朝廷在处理南北关系方面，在控制士族权臣方面，都处于有利地位。一时皇权有振兴之势，门阀政治出现转折。东晋朝廷内部，士族当轴人物陆续凋零。桓冲死于淝水之战的第二年即太元九年（384年），谢安于淝水战后未及受赏，于十年死。十三年，谢玄、谢石相继死。东晋士族人物，无论居中居外，无论事功学术，再没有过去那种人才相衔而出的优势了。东晋门阀政治，重门第兼重人物。当权门户如无适当人物为代表以握权柄，其门户统治地位也就无法继续，不得不由其它门户取而代之。王导死，琅邪王氏浸衰；庾翼死，颖川庾氏几灭；桓温死，陈郡谢氏代兴。凡此都是人物存亡影响士族门户地位升降之例。所以当轴士族在择定其门户的继承人时，往往是兼重人才而不专重嫡嗣，宁重长弟而不特重诸子。王导兄弟辈几乎都居重任，庾亮死而弟庾冰、庾翼相继握权，桓温临死不以世子而以弟桓冲代领其众，谢安继诸兄弟之后始出仕而又于宗门中特重其侄谢玄。这些都是士族慎择人物以图光大门第之例。庾翼临死，庾氏门户中才能出众的人已不可得，乃以子庾爰之代为荆州，引起满朝非议。何充表曰：“陶公（侃），重勋也，临终高让；丞相（王导）未薨，敬豫（导次子王恬。案导长子王悦先导死）为四品将军，于今不改；亲则道恩（庾亮子庾羲），优游散骑，未有超卓若此之授（案指庾爰之为荆州事）。”朝廷乃以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事见《世说新语·识鉴》“小庾临终”条注引《陶侃别传》。何充所举事实，特别是王、庾之例，客观上反映了当权士族以宗族门户地位为重，或者兄死弟代，或者择子侄之长而有能者继承权势，一般并不特重嫡嗣，因而何充得以引述这些事例来反对庾翼以兵权传子之事。从一个士族门户看来，有了其家族的政治地位，每个家庭的利益都有了保障。东晋门阀政治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当轴士族换了几家，但门阀政治的格局依旧。看来其原因之一，是士族重视宗族利益而不只是着眼于一个家庭，因而能够从全族中慎择人才以保障门第。《颜氏家训·后娶》所谓“江左不讳庶孽”，我疑与这种社会政治情况颇有关系。东晋皇位兄终弟及较多，与此亦有若干相通之处。南渡士族虽重人才，但是经过三代、四代之后，士族腐朽程度普遍增加，人才越来越感匮乏。南渡士族往往是在若干家士族的极小范围内通婚，尽管为了扩大通婚面而不拘行辈，“不讳庶孽”，也不可免于出现生理学上人才退化的趋势。东晋末年的政局中，各家士族都不再见到如前出现过的人才，这显示门阀政治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门阀政治，以特殊际遇下出现的“王与马共天下”为开端，下启庾、桓、谢氏迭相执政局面。各家执政情况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格局仍然是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这是秦汉以来专制皇权结构的一大变局。当轴士族控制皇权，操纵政柄，在一定时期内其统治居然比较稳定，朝廷政变极少出现。但是从秦汉以来传统的政治体制说来，国家权力结构的这种变化，毕竟是不正常的，不能长久维持。某些要求有所作为的皇帝，作过伸张皇权的努力，例如用近臣、用外戚、用宗室，以图抑制士族权臣。元帝曾用刘隗、刁协以制王导。明帝之初，起用庾亮以分王导之权，后来又用虞胤、司马宗等以制庾亮。但是当权士族对此的反抗是非常强烈的。明帝所援引的外戚庾亮，本身就是门阀士族，他借外戚地位进一步扩大了庾氏门户势力，而没有真正伸张皇权。后来，以宗室近王而被援引入主中枢的司马昱，靠周旋于士族名士之间以自固结，成为玄学名士的保护人，所以能够得到士族的支持而长期居位。司马昱居中枢，与其说是伸张司马氏的皇权，不如说是为了协调士族利益。他最后终于成为士族桓温的工具，屈辱而死。从这些事例看来，当士族尚有力量当道掌权的时候，伸张皇权的努力总是归于失败，胜利者总是当权的士族。皇帝不能选择士族，而士族却可以按自己的门户利益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选择皇帝。即令是长君在位，也改变不了这种情况。淝水战前的朝廷形势，太抵都是如此。淝水战后，形势起了变化。谢玄北伐，值北方各族混乱异常，北府军胶着于中原，劳多功少；谢安、谢玄面临皇权的挑战，步步退却，谢氏人物日就凋零；其它士族则既无勋劳又乏人物，不足以各树一帜，制约皇权。一句话，门阀士族已是今非昔比。另一方面，东晋朝廷经历了一个极度衰弱的阶段以后，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努力，似有见成效的可能。太元八年九月，当苻坚军已渡淮，谢安正部署应敌之际，朝廷以孝武帝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与谢安一起，参录机衡，司马道子政治地位得以提高①。淝水之战以后，谢安功高不赏，附于司马道子的太原王氏王国宝，又以“谗谀之计”行于孝武帝与谢安之间，遂成嫌隙，以至谢安难于安居建康，不得不出镇广陵以避祸灾。据《晋书》卷八一《桓伊传》，孝武帝召桓伊宴，谢安侍坐，桓伊抚筝而歌怨诗，词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谢安闻歌，位下沾衿①。谢安死，司马道子遂得以骠骑将军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原来谢安卫将军府文武，也悉数归入骠骑府了。司马氏以相权辅佐皇权，发挥作用，暂时没有遇到来自士族的反抗，皇权在相当的程度上加强了。《晋书》卷九一《范弘之传》太元十六年与会稽王司马道子笺曰：“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中宗、肃宗敛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亲览万机，明公光赞百揆，政出王室，人无异望……。”这种景象，可以说是东晋建国以来尚未有过。直到孝武帝末年，孝武对权臣防范还很严密。《世说新语·排调》：“孝武属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②，既不可复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须。正如真长（刘惔）、子敬（王献之）比，最佳。’珣举谢混。”这表露了孝武帝对士族权臣的复杂心态：既不得不姻姬相联，又不得不防其僭越。从孝武帝属王珣求女婿事中，可以看到如下一些问题：一，东晋末年的士族中，已找不到王敦、桓温那样才能出众、磊砢英多的人才；二，王珣是王导之孙，桓温同党，曾谓桓温废昏立明，有忠贞之节。孝武帝面对王珣指责王敦、桓温，意在表示对王、桓家族凌驾皇室的不满，借以警告王、桓家族；三，谢混风流有美誉，王珣虽与谢氏家族已成仇衅，仍不得不从人望以举谢混，可见门第与风流仍然是考察人物的主要标准，不过必须没有“好豫人家事”之嫌；四，谢混是谢安之孙，谢琰之子，士族冠冕，影响尤深。他后来以党于刘毅而为刘裕所诛，而裕、毅相仇，主要就在于刘毅要结士族以自固。可见谢混一旦“小如意”，亦不免有“豫人家事”之嫌；五，在皇权加强的同时，士族既可能是皇权的障碍，又可能是皇权的助力。刘裕杀谢混，在相当程度上排除了谢氏对政治的影响；但是刘裕本人在受禅时，犹恨不得谢混以奉玺绂，使后生无从见其风流，说明皇权还是重视士族的助力。皇权的伸张，既要排除士族超越皇权的可能，又要借重士族的社会影响以为皇权所用。因此，皇权承认并尊重士族的存在，只是要求他们从属于皇权。从属于皇权的士族，仍可居实权之位。太原王氏自不必说，其它如琅邪王珣，高平郗恢，陈郡殷仲堪等均以高名而任居内外，权势颇高。太学博士范弘之以言论件桓、谢，又不为王珣所容，不得不外出为余杭令。这是东晋末年的情况。入南朝后，皇权得到巩固，情况进一步变化，士族但居高位，享虚荣，难得再有实权了。就士族地位和皇权状况言之，孝武帝一朝伸张皇权，正是由东晋门阀政治向刘宋皇权政治的过渡。前已述及，孝武帝伸张司马氏的皇权，主要依靠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录尚书事，以相权辅佐皇权。孝武皇后为太原王氏王蕴之女，王蕴及其亲属自然支持孝武帝。会稽王妃为太原王氏王坦之之子王国宝的从妹，王坦之的后人自然支持会稽王司马道子。太原王氏的这两部分，即王蕴父子和王国宝兄弟，均以皇室姻亲而成为东晋晚年政局中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权势分别来自皇权和相权，分别从属于皇权和相权，也就是说，他们都从属于司马皇室，与前此居位的某几家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者，已大有不同。于是我们看到，以司马道子的相权辅佐孝武帝的皇权，加上主、相的分属太原王氏两支的后党、妃党的助力，东晋朝廷出现了一种不同于门阀政治的政治格局。这种政治格局基本上与汉、晋以来以宗室、外戚辅佐皇帝、驾驭朝廷的格局相同，只不过有以太原王氏为代表的士族权宜维系于其间，还保留着门阀政治的痕迹。东晋政权在孝武帝时，如果不是司马皇室与诸家士族同样腐朽不堪的话，是有可能结束士族凌驾皇权这种门阀政治的格局，而回归于专制皇权的古老传统的。孝武帝力图伸张皇权，还可以从他用儒生、兴儒学这两端得到说明。《晋书》卷九一《儒林·徐邈传》：“范宁与邈皆为帝所任使，共辅朝廷之阙。”《世说新语·谗险》“孝武帝甚亲敬王国宝、王雅”条注引《晋安帝纪》曰：“〔王〕雅①之为侍中，孝武帝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见礼，至于亲信，莫及雅者。”范宁、徐邈、王雅等三人在士族中门第都不很高，都以儒学事孝武帝，与江左前此玄风流煽、名士纵横的情况大不一样。范宁为范汪之子。范汪六岁过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范汪传》谓汪“善谈名理”，但这只是范汪干谒求进的一种手段。范汪一生行事，全在崇儒。《世说新语·排调》“范玄平在简文坐”条注引《范汪别传》，谓汪“通敏多识，博涉经籍，致誉于时”。他在东阳太守任内“大兴学校，甚有惠政”。他礼学精湛，《通典》载其议丧礼之文甚多。范宁更是“崇儒抑俗”，以为“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乃著论非之，比之于少正卯。范宁有《礼杂问》，载于《通典》中的范宁议礼之作，当系《礼杂问》的遗文。范宁的陈政事诸疏，类似汉代以来儒家论治道的常见作品。范宁先在余杭兴学校，养生徒，史谓“自中兴以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后为豫章太守，奖学更力。《舆地纪胜》卷二六引章公弼《学记》，谓范宁于豫章大设庠序，远近至者数千人①，“自汉至晋旷数百年间，独得一范宁而已。”范宁有《春秋谷梁传集解》之作，序谓该书系范汪升平未免官居吴，率门生故吏、兄弟子侄研讲敷陈而成，实际上可视为范氏家学著作。范宁子范泰也以博士起家，《宋书》卷六○《范泰传》记其议礼、兴学诸事，正是父祖流亚。范泰从兄范弘之，《晋书》入《儒林传》，颇有抑强臣、崇皇权的思想，因而不见容于士族诸门户。范泰子晔，出继范弘之，《宋书》卷六九《范晔传》亦谓其“博涉经史，善为文章”，一生在名教中浮沉，卒至诛夷。自范汪至范晔四世，范氏是江左少有的一个儒学家族，而范氏兴儒事迹，多有见于晋孝武帝时者。徐邈事在《晋书·儒林传》，曰：“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儒学之上。逸既东州儒素，太傅谢安举以应选”，有《五经音训》之作，又有《春秋谷梁传注》，在范宁之后。逸子豁为博士。邈弟广除有《晋纪》外，还有《答礼问》之作，今《宋书·礼志》、《晋书·礼志》以及《通典》均有徐广议礼之文。王雅为曹魏大儒王肃之后，居官“以干理著称”，似乎为学未杂染玄风。王雅后人王僧孺以《孝经》所论者忠孝二事，常愿读之。其人笃爱坟籍，也是经义文章之士，与玄学无缘。宁康三年（375年）孝武帝讲《孝经》，为一时盛事。《晋书》卷八三《车胤传》记其事曰：“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阳尹王混摘句。”案此年孝武帝始十四岁，其时桓冲已让扬州，谢安居位，讲《孝经》事当为谢安筹划。《世说新语·言语》有孝武帝开讲之前“谢安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胤）难苦问谢”之事，也说明这次讲经，主事者是谢安兄弟。谢安并于此年荐儒生徐邈为中书舍人，每被顾问，多所匡益。谢安其人出入玄儒，居位以后以恭慎自持，企图恢复西晋初年以孝为治的气氛，表示输忠晋室①。这种振兴儒学的活动，与以后孝武帝伸张皇权的要求，是完全吻合的。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另一表现，是企图恢复国学。案国子之学，成帝咸康时议恢复，但是如《宋书》卷一四《礼志》（一）之言，“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穆帝永和八年，国学就以军兴而废罢了。孝武帝太元元年，也就是孝武帝讲《孝经》的翌年，谢石又奏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而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学校之废，儒学之衰，时间已经很久，恢复起来也非一朝一夕可办。国子学如此，大学可知。至于地方之学，庾亮在武昌，曾下教兴学，并准临川、临贺二郡恢复学校的请求，但是均无成功。地方学校唯一可言的，还是太元时范宁在豫章兴学的成就，已见前叙。总之，振兴皇权必与振兴儒学相辅而行，这两者的诸多事迹，都见之于孝武帝一朝。虽然成效不多，但却为南朝开通风气，铺陈道路。皇权政治的逐渐恢复，主要人物是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史籍所载，孝武帝是昏君，司马道子父子是乱臣，这些都是事实。但，在这些昏君、乱臣的某些行事中，却体现了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转折。回复皇权政治，是回复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这是客观的历史趋势，与评价门阀政治无关，也与评价人物无关。或者还可以说，正由于昏君乱臣当朝，本来是可能有所收获的恢复皇权的活动，才没有出现真正的成效，徒然成为一阵噪音，一场闹剧。① 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其意义参见本书第二二五页。① 《桓伊传》系此事于“孝武帝末年，嗜酒好内”之下，年代显误。《世说新 语·任诞》“王子猷出都”条注引《续晋阳秋》、《北堂书钞》卷一一○引 《语林》，叙及此事，均不谓在孝武末。《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曰： “是时昌明（案即孝武帝）年长，嗜酒好内”云云，可证《桓伊传》“末年”为“年长”之误。② 磊砢，人才特出之意。《世说新语·言语》“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条：“其人磊砢而英多”。① 王雅出东海郡望。① 《晋书》卷七五《范宁传》作千余人。① 东晋穆帝亦有讲《孝经》事，一在永和十二年二月，一在升平元年三月，时穆帝年十三、四年，主其事者为司徒会稽王司马昱，情况与孝武帝讲《孝 经》相似。四 主相相持与太原王氏《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曰：淝水战后，“昌明（案即东晋孝武帝）年长，嗜酒好内，而昌明弟会稽王道子任居宰相，昏蒏尤甚，狎昵谄邪。于是尼娼构扇内外，风俗颓薄，人无廉耻”云云。《晋书》卷六四《会稽王道子传》所录孝武帝与司马道子昏庸腐朽诸事，大抵类此。淝水之战以后，士族腐朽，是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大好时机。但是，司马皇室同样腐朽不堪，徒有伸张皇权的愿望而没有真正的能力。加以异族入侵的压力，由于北方动乱不已而大为减少。在逸乐的环境中，东晋朝廷主相之间又起矛盾，士族人物得以煽扬其间。不论是皇室或是士族，都在这种政治纠纷中更加削弱。尽管皇权振兴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要使司马氏皇权在稳定的秩序中振兴，又维持一种稳定的司马氏皇权秩序，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事。腐朽的政争，具有王朝末期的特征。孝武帝是昏君，司马道子是乱臣。他们在伸张皇权方面成事不足。但是他们的政争却破坏了门阀政治，诱发了江左社会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我们进一步探索政争的发展过程，正是为了从纷坛的现象中找到历史的去向，辨认参预政争的各种势力，并且进一步弄清这些势力客观上为一个能够体现皇权政治秩序的新朝代的出现扫清道路的具体活动。（一）主相相持的开端。太元九年至十四年（384—389年）主相相持而孕育纠纷，淝水战后逐渐显露。孝武帝与司马道子，都是简文帝宫人李氏所生。简文诸子或夭或废，诸姬绝育将近十年。孝武帝及道子的诞生，《晋书》卷三一《孝武文李太后传》言之甚详；先于此者，《异苑》①、《幽明录》②、《太平经》③以及《真诰》皆有说，虽涉神异，亦见传闻之广。孝武帝及司马道子既是亲兄弟，又同具有诞育于天师道的环境中、后来又皆兼信佛教的宗教背景。孝武帝近亲中，父辈皆死，兄弟辈只余道子一人。所以孝武帝引道子握相权以为辅佐，是势所必至，理所固然。以后主相之间出现矛盾，后妃族党及僧尼之属又拨弄其间，但有太后周旋制约，终于使孝武帝不废黜道子，道子亦不危及孝武帝。终太元之世，孝武帝与道子始终维持着虽相依维、复有矛盾的关系，这种关系，正是时局虽然纷坛坦迄无内战的原因之一。时局纷纭的另一原因，是孝武皇后家太原王氏王蕴之子王恭以及道子妃家太原王氏王坦之之子王国宝等，分别支持主方和相方，簸扬其间。而太原王氏正是此时居于鼎盛地位的士族。《宋书》卷三一《五行志》“太元中小儿以两铁相打土中，名曰斗族。后王国宝、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击也。”史家但知太原王氏两支中王恭、王国宝相攻击事，而未尝究及二王背后尚有后妃，后妃背后尚有主相，纠纷盘根错节，既复杂又深远也。孝武帝纳王蕴之女为后，在宁康三年，孝武年十四。纳后之事，得到当时主政的两大家族的代表桓冲及谢安的支持，无疑具有政治婚姻的意义。《晋书》卷三一《孝武定王皇后传》谓孝武将纳后，访于公卿，谢安谓人曰：“若帝纳后，有父者唯荫望如王蕴乃可。”《太平御览》卷二四三引《晋中兴书》亦谓谢安之言曰：“王蕴地望，可与国婚。”至于桓氏意见，《孝武定王皇后传》引桓冲等为孝武纳王皇后事奏曰：“盛德之胄，美善先积，……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庙”云云，“于是帝始纳焉”。皇帝纳后而谘之于多家当权士族，经一致推举，始成婚姻，这在东晋是仅见的。谢安、桓冲等一致举以应选的是太原王氏，这自然是估量了当时各士族门户势力的结果。至于谢安明确地举以为国婚的并不是太原王氏炙手可热的王坦之之后，而是王蕴之后，这似乎有令人深入思考的余地。太原王氏两支，均有国婚记录：王述从妹为简文帝皇后，王蕴姊妹为哀帝皇后①。王述子王坦之于简文、孝武之际有大功勋，按理，以举王坦之后人入皇后之选为得。桓冲所奏王后“盛德之胄”，与前节引《群辅录》王坦之父祖以上“五世盛德”相照应，似是模棱之词，因为王蕴数代以名士闻，而不闻有盛德之誉。所以桓冲之奏表面上虽然支持了谢安，却又暗含以王坦之后人入皇后选为宜的主张。可以说孝武帝册立王蕴之女为后之事，实际上的决定者是谢氏而非桓氏。谢安不愿立王坦之后人为皇后，似乎还有家族关系的背景。王坦之之子王国宝为谢安婿，谢安恶王国宝为人，抑之不用，而重王蕴之子王恭，谓其“人地可以为将来伯舅”，见《晋书》卷八四《王恭传》。王氏二支之间亦有嫌隙。王恭少与王坦之之子王忱齐名友善，据《王蕴传》，王蕴在会稽，王忱来拜墓，王恭往省王忱，归，“蕴曰：‘恐阿大非尔之友。’阿大，忱①小字也。后竟乖初好。”这是淝水之战以前的事。以迹象度之，谢安举王蕴女入皇后选，目的即在抑制王坦之家族。王坦之家族未得入皇后选，却得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为婚，道子妃即王国宝从妹。此后，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主相之间亦即兄弟之间的复杂关系，遂演化为皇后、王妃家族亦即太原王氏二支之间的生死搏斗，这自然是谢安无从预料的。司马道子昏乱而本已势倾天下，袁悦之更劝司马道子专揽朝政，王恭乃请孝武帝杀袁悦之。《世说新语·谗险》注引《袁氏谱》曰：孝武帝托以它罪杀袁悦之于市中，“既而朋党同异之声，播于朝野矣。”主相之间的矛盾由于袁悦之被杀而公开化了，据《通鉴》，这是太元十四年十一月的事。（二）上下游的争夺——王忱与王恭。太元十四年至十七年（389—392年）《谢安传》：“是时桓冲既卒（案冲死于太元九年），荆江二州并缺，物论以〔谢〕玄勋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勋，恐为朝廷所疑，又惧桓氏失职，桓石虔复有沔阳之功，虑其骁猛，在形胜之地，终或难制。乃以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于中流（案指江州），石虔为豫州。既以三桓据三州，彼此无怨，各得所任。”淝水战后桓氏据有上游的局面，在谢安生前一直维持着，只不过以桓氏疏宗的桓伊处于中流，多少可以防止荆州、豫州桓氏的联合，缓冲上下游的矛盾。太元十四年六月，荆州刺史桓石民死；太元十五年，镇京口的青、兖二州刺史①谯王恬死。上下两藩的空缺，相继发生于中枢主相相持的关键时刻，其时孝武帝杀司马道子之党袁悦之，引起朝野“朋党同异之声”。因此，上下两藩位置，一时成为主相争夺的焦点。十四年七月，司马道子以王国宝之弟王忱为荆州刺史镇江陵②；十五年二月，孝武帝以后兄王恭为青、兖二州刺史镇京口；十五年八月，司马道子复以其党庾楷为豫州刺史镇历阳③。于是，主相在中枢相持的局面，遂演化为诸藩镇犬牙交错，各附一方。其中主要对立的两藩，是江陵的王忱与京口的王恭，同属太原王氏。王忱与王恭，少年时齐名友善，俱为贵胄公子。涉身政治以后，他们分属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两方，逐渐生嫌而为仇隙。王蕴早料定“恐阿大（王忱）非尔（王恭）之友”，已见前引。《世说新语·赏誉》曰：“王恭始与王建武（案王忱为建武将军）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间，遂致疑隙。”注引《晋安帝纪》，谓恭、忱“及并登朝，俱为主、相所待，内外始有不咸之论。恭独深忧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论，颇有异同，当由骠骑（案指司马道子）简于朝觐故也，将无从容切言之耶？若主、相谐睦，吾徒当戮力明时，复何忧哉？’”以后，恭、忱嫌隙日趋明朗。《世说新语·忿狷》：“王大（王忱）、王恭尝俱在何仆射（澄）坐。恭时为丹阳尹、大始拜荆州。讫将乖之际，大劝恭酒，恭不为饮，大逼强之，转苦，便各以裙带绕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斋；大左右虽少，亦前，意便欲相杀。何仆射无计，因起排坐二人之间，方得分散。所谓势利之交，古人羞之。”刘义庆以此事归入“忿狷”一类，以品性相责，只是见其一面；但所谓“势利之交”，似又近二王忿争的实质。不久以后，王恭出镇京口，二王的忿争成为两藩的对立，这比起京师主、相之间的争执，更要明朗。诸种现象在这时出现，都顶示着政争在继续加深，继续扩大。荆州的形势，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起着作用，即桓氏遗留的势力。王忱至荆州之年，桓氏自桓温以来在荆州的统治，已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桓氏人物虽然物故者多，但尚有存者。特别是桓温世子桓玄袭爵南郡公居于江陵，是桓氏在荆尚存势力的核心所在。《王忱传》曰：“桓玄时在江陵，既其本国，且奕叶故义，常以才雄驾物，忱每裁抑之。”太元末年，桓玄出为义兴太守。《世说新语·言语》谓“桓玄义兴还后，见司马太傅（案即道子），太傅已醉，坐上多客，问人云：‘桓温来（案“来”，《司马道子传》作“晚涂”）欲作贼，如何？’桓玄伏不得起。”由是桓玄不自安于道子。道子所授荆州刺史王忱，是王坦之之子，而坦之又是阻碍桓温夺位的主要人物之一。这种历史关系，决定了桓玄在荆州对王忱采取对抗态度。因此在荆州内部，又形成了一组新的矛盾，这组矛盾终将与全局的矛盾联系起来，成为动乱的另一根源。桓温篡迹，人所共知，这对桓玄的出处是很不利的。桓氏所据上游方镇又已尽失，桓玄无所依傍。在这种于桓氏不利的情况下，桓玄犹能保存势力，对抗公府，是由于皇统在简文帝子嗣之手，而简文帝得立，是桓温废黜海西公的结果。这就是说，孝武帝的天下得之于桓氏，彻底否定桓温，即等于否定简文、孝武的皇统。所以王殉、谢重均公开倡言桓温废昏立明①，《通鉴》更谓“是时桓氏犹盛”也。（三）殷仲堪入荆与孝武帝得势。太元十七年至二一年（392—396）太元十七年，王忱死于荆州，激起了孝武帝夺回荆州的努力，东晋政局又为之一变。《世说新语·继漏》：“王大（忱）丧后，朝廷或云国宝应作荆州。”注引《晋安帝纪》曰：“王忱死，会稽王欲以国宝代之。孝武中诏用仲堪，乃止。”中诏，诏从中出，非铨叙常规。据《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殷仲堪曾为谢玄参军，出守晋陵郡，太元末领黄门郎，“宠任转隆。……帝以会稽王非社稷之臣，耀所亲信以为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振武将军、荆州刺史”。由此可见，殷仲堪得力荆州，是孝武帝对司马道子斗争的一大胜利。《世说新语·德行》：“自杀袁悦之后，上深为晏驾后计，故先出王恭为北藩。荆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诏用仲堪代焉。”殷仲堪莅荆州之前，与王忱之死同月，孝武帝已抢先一步，出“以才学文章见昵”（《王珣传》）的郗恢（郗鉴之孙，郗昙之子），代替以老病退的朱序刺雍州，镇襄阳，造成夺取荆州的有利条件。而在司马道子策划以王国宝为荆州时，孝武帝又不经过吏部，以中诏出殷仲堪。这些情况，都可见其时事机的紧迫，斗争的激烈。殷仲堪刺荆州，还有一个得利者，就是桓玄。原来王忱在荆州，每裁抑桓玄，桓玄当然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局面，希望出现一个能与桓氏合作共事的荆州刺史。释宝唱《比丘尼传》卷一《简静寺支妙音尼传》曰：“荆州刺史王忱死，烈宗（孝武帝）意欲以王恭代之。时桓玄在江陵，为忱所折挫，闻恭应往，素又惮恭。……玄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御，意欲得之。乃遣使凭妙音尼为堪图州。”孝武帝以此事问妙音，答曰：“外内谈者，并云无过殷仲堪，以其意虑深远，荆楚所须。”因此殷仲堪得以代王忱刺荆。殷仲堪在荆州，一反王忱裁抑桓玄的态度。《通鉴》太元十七年谓：“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惮之。桓氏累世临荆州，玄复豪横，士民畏之过于仲堪。”所以妙音为仲堪图州的举动，对于以后桓玄势力的坐大，荆州局面的发展，关系甚为密切。顺便论及，殷仲堪入荆，不利者除了司马道子以外，还有琅邪王氏的王珣。《世说新语·识鉴》：“王忱死，西镇未定，朝贵人人有望。时殷仲堪在门下，虽居机要，资名轻小，人情未以方岳相许。晋孝武欲拔亲近腹心，遂以殷为荆州。”案王珣名地出众，桓氏故吏，自谓桓氏已之所善，由他出守桓氏世守之地，是理所当然。但是琅邪王氏此时已失去发展势头，王殉只以世资居位，于朝中两派均无党援。其它琅邪子弟，但求依违于各种势力之间以求禄位，并无一致的政治动向。如王凝之为江州刺史，弹豫章太守范宁，显系为司马道子效力；王恭之叛，王廞应恭而又背恭；王谧以晋臣而为桓玄奉玺绂；王珣本人，亦被王恭目为胡广①。所以在东晋门阀政治的最后一个回合中，琅邪王氏已经无足轻重。王珣以才地自许而求增益权势，是不可能成功的。综上言之，王忱死后，孝武帝得势，以郗恢为雍州镇襄阳，以殷仲堪为荆州镇江陵，以王恭为青、兖镇京口。在他看来，以名士镇名藩，各慑一方，互相呼应，囊括江左，共拥朝廷，从劣势彻底转为优势，司马道子在中枢的作用也就不足道了。但是风云未测，事与愿违，东晋政治糜烂过程还未走到尽头，真正能够变动乱为安定的因素还未出现。动乱的进一步发展，就要以兵戎相见了。（四）孝武帝死后王恭、殷仲堪连兵叛乱——两藩与中枢之争。太元二一年至隆安二年（396—398年）太元二十一年九月，孝武帝暴死，安帝继立，东晋主、相相持局面结束。安帝是白痴，他继位后中枢政柄全归司马道子掌握。道子所信任的王国宝及国宝从弟王绪二人“相为唇齿，并弄权要”（《世说新语·规箴》），京师已不存在强硬的对手。但是从全局说来，上下游的强藩尚未处置，司马道子的劣势还未真正扭转过来。《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载王恭抗表讨王国宝之言曰：“先帝暴崩，莫不惊号，而国宝觍然，了无戚容，夜乃犯阙叩扉，求行奸计，欲诈为遗诏，矫弄神器。”时王恭之弟王爽为侍中，拒之门外，王国宝遂不得逞。以其时内外形势度之，王国宝诈诏，不管是否涉及皇位继承问题，都会有处置强藩的目的。《桓玄传》桓玄说殷仲堪反对司马道子，所持理由之一即是：“若发诏徵君为中书令，用殷（案为仲堪从兄，时为南蛮校尉，后来反对仲堪兴兵）为荆州，君何以处之？”矫诏以处置方伯，抢夺要冲，正是司马道子的当务之急。中枢与两藩的矛盾，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王国宝、王绪力主司马道子裁损王恭和殷仲堪的兵权。王恭等则缮甲勒兵，表请北伐，实际上是严阵以窥中枢之隙。隆安元年（397年）四月，王恭表列王国宝罪状，举兵入讨。王恭举兵，本与殷仲堪有约。在此之前，桓玄力主殷仲堪劝王恭“宜兴晋阳之师以内匡朝廷。己（殷）当悉荆楚之众，顺流而下，推王为盟主。仆（桓）等亦皆投袂，当此无不响应”（《桓玄传》）。此时江陵、京口两藩，各有特点。京口王恭居元舅之尊，有久经征战的北府兵为之羽翼，所以望实俱重，朝廷畏惮。但王恭暗于事机，不娴兵略，而又自矜门第，与北府将不协。江陵殷仲堪以中诏超授得州，时人不以方伯相许，缺乏自重的条件。但荆州一旦与朝廷反目，可以聚集可观的军事力量：其一，荆州都督所部；其二，桓氏在荆州的故义；其三，由杨佺期率领的以襄阳为后方的流民武装，这是荆州可用的最重要的军力。当雍州刺史郗恢、南蛮校尉殷、南郡相江绩表示不赞同荆州起兵之时，殷仲堪立即引杨佺期势力入荆，以杨佺期代江绩为南郡相。杨佺期更驱逐郗恢，席卷雍、梁、秦州。这样，荆州就结成了殷仲堪、桓玄、杨佺期的联盟，殷居方伯，桓多故义，杨有实力。但是荆州与青、兖相比，青、兖犹居上乘，所以桓玄主张盟主应属王恭。但当王恭兵起之后，荆州却意存观望，犹豫不敢下，直到王恭罢兵之时，始有杨佺期一度下屯巴陵之举。王恭除上结荆州夹击建康以外，又以王导之孙王廞为吴国内史，使他起兵三吴。王廞约会稽虞啸父募众于吴兴、义兴，赴者万计。虞氏会稽大族，在三吴的影响远胜王廞。虞啸父本见重于孝武帝，疾恶司马道子。他们兵起以后，建康面临断绝补给的危险，形势紧急。司马道子不得不杀王国宝、王绪兄弟以谢愆失，止王恭之兵。王恭罢兵后，王廞以多杀异己，势不可止，因此又出现王廞送笺于司马道子以讨王恭，王恭遣北府将刘牢之击王廞之事。王廞事虽即弭平，但开启了东方动乱的先声。《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谓王廞起事后“以女为真烈将军，亦置官属，领兵自卫。”此事极似天师道的军事活动，而琅邪王氏本天师道世家。《晋书》卷一○○《孙恩传》，孙恩叔父泰为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义兵，得数千人，为国讨恭。”孙泰“为国讨恭”与王廞后来反恭的立场吻合，颇疑王廞事同孙泰事一样与天师道有关，但详情于史无考①。司马道子失王国宝、王绪后，引谯王司马尚之及其弟司马休之以为腹心。司马尚之说司马道子出王国宝之兄、桓温女婿王愉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诸军事，以为建康藩卫。此前，夹处荆州和青、兖二强藩之间的江州和豫州，分别在王凝之和庾楷之手。王凝之是王羲之之子，王导从孙；庾楷是庾羲之子，庾亮之孙。他们为藩镇分列江渚，多少能起上下游之间的缓冲作用，而且也是门阀士族利益均沾的一种象征。但王凝之、庾楷并非中立于上下游之间。王凝之从江州上表，以违礼罪奏纠豫章太守范宁，就是迎合司马道子之意以求容身自保的表示。庾楷在豫州，由于地接胡寇，有一定的兵力。庾氏子弟屡经桓温诛夷，门户子余，唯有庾楷。孝武帝死后，王恭借入赴山陵之名向司马道子耀兵，其时庾楷勒兵而至以助司马道子。王恭再次起兵后，司马道子语庾楷曰：“本情相与，可谓断金。往年帐中之饮，结带之言，宁可忘邪？”（《司马道子传》）。可见庾楷与司马道子曾有密约在先，庾楷是党附司马道子的。但庾楷以衰宗而值此际会，首要的事是保全门户，而不是死助一方。所以当道子欲割豫州四郡入江州都督范围以界王愉时，庾楷意识到这是司马道子收江、豫为己有以排斥王凝之、庾楷的打算，于是转而倒向王恭，共讨司马道子，使藩镇连兵向阙的局面又出现一个高潮。《晋书》卷八四史臣赞，列叙其时各种矛盾之后说：“庾君含怨，交斗其中。”庾楷在事态发展中翻云覆雨，不知自处，卒为桓玄诛灭。（五）太原王氏的覆灭。隆安二年至三年（398—399年）庾楷以失豫州四郡，说王恭起兵，王恭又联络上游的殷仲堪与桓玄，同赴京师。鉴于上年起兵时殷仲堪观望误期，王恭乃先行举动，上表请讨王愉及司马尚之、休之兄弟。殷仲堪应期发兵，以杨佺期兄弟（兄广，弟思平，从弟孜敬）率舟师为前锋，桓玄次之，殷仲堪军继进。八月，杨、桓兵至溪口，江州无备，刺史王愉仓猝出奔临川，被桓玄偏师追获。王愉是桓温之婿，所以桓玄篡晋时犹以王愉为尚书仆射。元兴三年刘裕诛王愉，夷及子孙。王愉兄恺、弟国宝、弟忱，均先愉死。这样，太原王氏王坦之诸子作为司马道子的妃党，活动十余年后终告覆灭。桓玄、杨佺期兵至石头，王恭所遣北府将刘牢之军据竹里，夹击建康。此时中枢权力已经转移至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之手。王恭以门第傲物，既恃刘牢之的武力，又以部曲将薄遇刘牢之。司马元显利用这一矛盾，遣原为北府将的高素①说刘牢之倒戈。王恭败走被擒，与其子弟党羽俱斩。这样，作为孝武帝后党的太原王氏的王蕴一支，也告覆灭。本书《论郗鉴》篇曾论及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皇权不振，一是士族专兵。太元以来太原王氏活跃之时，孝武帝力图重振皇权，又图以司马道子的相权相辅，是皇权不振这一基本条件已在改变之中，或者说已有了改变的可能性。太原王氏二支之中，居京口重镇的王恭，兵力仰赖于并非门阀士族的刘牢之；先后居上游荆、江的王忱、王愉，也都无兵权在握，是士族专兵的这一基本条件已不存在。所以，代表门阀政治一个特定阶段的太原王氏两支的覆灭，实际上也是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终场。太原王氏在东晋的政治作用消失了，东晋一朝的门阀政治从此结束。但是，司马氏政权的命运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局山重水复，前路何在，什么力量将代之而起，孝武帝开始的振兴皇权的历史趋势是否还能继续下去，这一切，此时此刻尚不见端倪。王恭死后，刘牢之代王恭居北府之任，北府重镇第一次落到将门出身的下层士族之手。刘牢之率北府兵至京邑以拒上游之师，杨佺期、桓玄、殷仲堪回军蔡洲，司马道子信左卫将军桓修（桓冲之子，桓玄从兄，尚简文帝女武昌公主）之谋，以桓玄为江州，杨佺期为雍州，黜殷仲堪为广州，而委桓修以荆州之任，居上游之核心。桓修说：“西军可说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许佺期以重利，无不倒戈于仲堪者”（《殷仲堪传》）。由此可知，上游诸军存在重重矛盾，其军事实力的关键在杨佺期。殷仲堪初不接受朝命。但是，桓玄一则喜于江州宠授，二则喜于与荆州桓修为邻，所以意存观望，有接受朝命的可能。杨佺期亦在可否之间。但是桓、杨将士家属多在殷仲堪治下的江陵，殷仲堪命将士南归荆州，否则大军至江陵，将悉戮余口，以此胁迫桓、杨置朝命于不顾。这种复杂的利害关系，使得殷—桓—杨联盟又维持了一个短暂的时间。他们彼此以子弟为质，盟于寻阳，共拒朝命，不过盟主地位已由殷仲堪改属桓玄。此时，孙恩之众已起于会稽，上游之事朝廷已无力顾及。隆安三年（399年），殷仲堪与杨佺期共谋袭击桓玄，反被桓玄分别消灭。桓玄并有殷、杨军力，独揽上游，对建康威胁甚大。只是由于孙恩之众横扫三吴，上游才得短期敛兵，未向下游发动攻击。元兴元年（402年），司马元显讨伐桓玄，桓玄乘机举兵东下，至于姑孰，北府将刘牢之向桓玄投降。桓玄入京师总揽大局，刘牢之所领的徐、兖刺史亦为桓玄所夺。桓玄杀司马元显，流司马道子。刘牢之惧祸，拟奔江北，途中自缢而死。桓玄消灭了一切对手，并趁卢循主力泛海南下之机，于元兴二年十二月代晋为楚。① 《北堂书抄》卷九○、《太平御览》卷五二九引。② 《太平御览》卷八九二引。③ 《太平御览》卷六六六引。① 哀帝王皇后为孝武帝王皇后之姑，但哀帝在辈分上却是孝武帝之侄。可见东晋士族婚姻并不讲究行辈。庾冰妹为明帝皇后，而庾冰女又为明帝之孙废帝皇后。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婚姻不论行辈”条，以南朝事例说明士族婚姻不论行辈，甚是。不过这一现象六朝都是如此，不只南朝，也不只东晋，孙吴时已多有此等例证。六朝婚姻行辈错乱特多，我想士族通婚范围过于狭窄，可供选择的余地甚少，所以再不能拘泥于行辈了。① 忱，《晋书》误为悦。① 以青、兖二州刺史镇京口而不带徐州刺史，这是由于徐州刺史已为宰相司 马道子兼领之故。以下王恭以青、兖二州刺史镇京口，亦同此。② 据《南齐书》卷一五《州郡志》（下），太元四年前秦陷襄阳后，桓冲避居 上明，“重戍江南，轻戍江北。”王忱刺荆州，始还治江陵。③ 庾楷党于王国宝，见《晋书》卷八四《王恭传》；王国宝以庾楷为豫州刺史 在十五年八月，见《宋书》卷二○《五行志》（一）。① 分见《通鉴》大元十六年九月及《世说新语·言语》“桓玄义兴还后”条。① 东汉胡广屈从千梁冀，背弃与李固、赵戒共立长君之约，获讥于当世。《后汉书》卷七四《胡广传》谚曰：“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字），天下中庸有胡公。”《通鉴》太元二一年胡注曰：“谓依违权奸之间以保禄位。”① 关于天师道与晋末政治关系，下章有说。① 高素出乐安高氏，世为北府将，事详下章。五 小 结上述晋末政争的五个阶段，是江左的太原王氏由极盛到覆灭的过程，是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最终结束的过程，也是司马氏的东晋政权彻底败落的过程。东晋末年政局，由主相相持演变为两藩对立，再变为孝武帝死后两藩联合以抗中枢，再变为一藩失败一藩成功，再变为桓玄暂得独揽权力而成篡局。在这十余年瞬息变化的政局中，不论是皇帝，是相王，是权臣，是藩镇，是士族，没有一个人得以成为时局的重心。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破坏了，而皇权政治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中枢既昏乱，又虚弱。如果说有什么势力在这十余年中真正起了作用，那就是上下游两强藩所倚恃的军队：上游是以杨佺期雍州兵为主的军队，下游是刘牢之的北府兵。上下游这两支军队，都是由边境地区的北来流民为主体而组成的。军队的统领，刘牢之是出自将门的次等士族；杨佺期虽出弘农杨氏高门①，亦因晚渡及婚宦失类而不得预于胜流，实际地位与刘牢之相近，只能算作次等士族。北府兵和雍州兵，军队由次等士族的武将率领，而武将则由门阀士族指挥，武将和门阀士族之间一直存在矛盾。王恭轻视刘牢之，桓玄以寒士裁抑杨佺期，都是同样的性质。所以这两支军队都有脱离士族统治的倾向，实际上是走着与士族相对独立的但却是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在门阀政治无法继续，皇权政治不得复兴的条件下，只有刘牢之、杨佺期的军队具有澄清局势、恢复安定的潜在作用。但是这些伧荒武将并不理解自己能起的作用和自己的历史使命，不具备使自己的军队完全脱离门阀士族附庸地位的意识。他们没有一定的方向，始终只是在百年门阀政治造成的迷宫里跌跌撞撞。以下游武将刘牢之论，他虽然握有一支决定建康命运的军队，但他一叛王恭而降司马道子，二叛司马道子而降桓玄，三叛桓玄而走上绝路。他始终只是为了自存，而又终于无法自存。《谢安传》谢安疑刘牢之“不可独任”，《刘牢之传》牢之参军刘袭谓“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刘牢之的行动并不只是个人晕头转向、进退失宜问题，而是反映了本来是门阀士族的工具的伦荒武将转化为社会统治力量时必然出现的曲折。居间行计以促成刘牢之的反复的，一次是司马道子派出的高素，一次是司马元显派出的何穆之，这二人都是北府旧人，但也都不明白北府兵的历史作用。不过，也还应当看到，刘牢之几次倒戈后，北府兵既未真正归于司马道子父子，也未真正归于桓玄。桓玄蓄意剥夺刘牢之兵权，先是自己兼领徐州，后来又以桓修出镇京口，并徒刘牢之于会稽，以北府兵配诸桓。尽管如此，北府兵并不为桓玄所用。当刘裕进攻桓玄时，桓玄以桓谦等人拒战，“谦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慑伏裕，莫敢出斗，……谦等诸军一时奔散”，事见《晋书》卷八五《刘毅传》。甚至在刘牢之自杀以后，北府势力还能重建，并团聚在刘裕周围，成为刘裕驱逐桓玄，压平卢循，进行北伐，废晋立宋的主要力量。至于上游杨佺期的武力，与刘牢之的北府兵相比，性质上很相像而结局却又不同。杨氏的兵力是上游荆州的决定力量，没有它，殷仲堪和桓玄很难有所作为。而杨氏兄弟始终只是依违于门阀士族势力之间，没有独立发展的打算，与刘牢之所统北府兵相似。不过，杨氏兄弟的武力被桓玄兼并后，就成为门阀士族桓氏的工具，成为桓玄入京代晋的垫脚石，这又与北府兵完全不同。桓玄兼并杨佺期，这是局部问题；桓玄终于被北府将刘裕所灭，这是全局问题。从局部看来，门阀士族可以吃掉强大的伦荒武将；从全局看来，门阀士族的统治地位终将要被伧荒武将所取代。还有，即令是荆州这一局部，桓玄兼并杨佺期，也没有长期地改变荆州地区门阀士族与伧荒武将的关系。《梁书》卷一○《萧颖达传》：“江陵素畏襄阳人”。陈寅恪先生《述东晋王导之功业》①一文据此立论曰：“此点不独涉及梁武帝之霸业，即前此之桓玄、刘毅、沈攸之，后此之梁元帝、萧詧诸人之兴亡成败，皆与之有关也。”东晋以来，特别是桓温居江陵以来，上游侨人门第较高者常居江陵，门第较低而有武力者大率居襄阳附近，与下游侨人门第较高者居建康，门第较低而有武力者大率居京口附近相类似。《南齐书》卷一五《州郡志》（下）：襄阳、江陵“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江陵必须用襄阳的武力，始能维持上游的统治；襄阳的武力总是在关键时刻，影响甚至决定江陵的政局。这就是“江陵素畏襄阳人”的历史背景。杨佺期之后有鲁宗之。据《宋书》卷七四《鲁爽传》，太元末鲁宗之自扶风至襄阳，开始以其武力影响江陵政局。他在以后的关键时刻三入江陵，一是支援刘道规灭桓氏余党，一是助刘裕灭刘毅，一是抗拒刘裕而未成功。入刘宋后，门阀政治的格局不存在了，但襄阳武力对江陵政局的举足轻重作用，大体如旧。此点越出本题范围，无庸细究。这里再顺便谈一下与其时政局关系密切的孙恩问题。《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曰：“德宗（司马德宗，即晋安帝）以来，内外乖贰，石头之外，皆专之于荆、江；自江以西，则受命于豫州；京口及于江北，皆兖州刺史刘牢之等所制，德宗政令所行，唯三吴而已。”上下游的藩镇兵皆不在司马道子父子之手，道子父子欲补充京师兵力以求自保，只有从三吴一隅徵发，于是而有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之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军役之事，终于激发三吴农民起义。所以从导火线说来，东晋的农民起义正是东晋统治者长期内争的直接结果。徵发“免奴为客者”为兵，其事同晋元帝太兴四年（321年）“免中州良民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性质是一样的，但时机迥异，所以后果各不相同。孙恩家族，在西晋时已跻入社会高层；卢循更是出于北方门阀士族。他们南渡均晚，在江左不得预于胜流，没有方便的、良好的仕进机会，与杨佺期、刘牢之、刘裕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即次等士族。这些同属于江左侨姓次等士族等级的人物，却具有各自不同的面貌，在晋宋之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宗教的和世俗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以求代替门阀士族的政治作用。这是晋宋之际政局发展的显著趋势和重要内涵。在门阀政治终场的过程中出现了桓玄的兴废，这只能视为门阀政治的回光反照，已如前论。桓玄终于被刘裕击败，这可以视为次等士族对于主宰东晋政治百年之久的门阀士族的决定性的胜利，在此以后，刘裕还有一个经营过程。不过刘裕在这个过程中的竞争对手已不再是门阀士族，而是以道教面貌出现而与他角逐的另一次等士族人物，即卢循。这就是说，次等士族的各种成分之中，究竟该由哪一种成分占据统治地位，还须由历史来选择。结果是历史选择了北府将刘裕。次等士族代替门阀士族的统治地位，终于要导致朝代易姓和易制。易制才能保证易姓的成功。所谓易制，就是刘裕把东晋孝武帝企图恢复而未成功的皇权政治真正付诸实现。《孝武帝纪》记谶曰：“晋祚尽昌明”。东晋门阀政治，到孝武帝时确实将结束了，但是代替东晋门阀政治的刘宋皇权政治，却是在实现着东晋孝武帝的遗志。刘裕在建宋以前的活动，正是在为实现孝武帝的遗志作多方面的准备。回顾谢安死后东晋的这一段历史，无论是主是相，还是其它内外当权士族，人物均甚鄙陋，活动均具皇朝末代特徵。但是这些人物活动所具有的客观意义，都可以从时代背景上加以解释。不过鄙陋人物毕竟不可以当大任，成大事，所以晋末政局琐碎不堪，史家多不屑于探究。这一阶段由依附于主、相的太原王氏交织其间的、由门阀政治过渡到皇权政治的历史内容，遂因其纷坛杂乱而隐晦不显，只有刘裕个人，近年来稍被史家注意，作出肯定的评价，但大多也不过是限于个人才能运用方面而已。东晋百年的门阀政治中，曾经居于权力中心的士族只有几家。其中颍川庾氏受桓温诛戮；谯郡桓氏在桓玄败后死绝；太原王氏世称华胄，它的两支也都在政争中覆灭。只有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在长时间的复杂冲突中，没有受到集中的毁灭性的打击①。所以王、谢家族人物就成为替新朝奉玺缓的工具而受到特别的重视，家族发展得以延绵久长，至于南朝之末。后代所称五朝门第，遂以王、谢为其代表。这种情况是由东晋的政局造成的，而不是说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中，本来就以王、谢的门第最高。① 杨佺期，东汉杨震十世孙。祖杨林，没胡。父杨亮，仕于姚襄，永和十二 年（356年）桓温北伐时奔于温。杨亮累任东晋梁州刺史，杨佺期也长期 为边将。事见《晋书》卷一一六《姚襄载记》，卷八四《杨佺期传》。 ·① 见《金明馆丛稿初编》。① 晋末宋初陈郡谢氏人物被杀者比琅邪王氏为多，参本书第二三○页。但谢 安兄弟辈子孙众多，迭有人物，其门户元气还未大丧。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①一 晋末的北府兵《晋书》卷七五史臣曰：“建元之际，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史臣所论，起自陈郡谢氏谢尚辍黄散以受军旅，迄于谢玄以疾解北府之任，其间四十余年（344—387年），谢氏于晋室有殊功而少愆失，故作褒掖如此，以见谢氏家族发挥的历史作用。与东晋其它几家当政士族相比，谢氏翼卫东晋朝廷而又门风谦退，不妄生事端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还有不曾为史臣注意到而后果甚为重要的问题，即淝水战后不及二年，谢安离京师外驻广陵，让出了中枢相权；三年甫过，谢玄又退居会稽，让出北府兵权。谢氏此举虽属被逼于皇帝和宗室的压力，但压力之下毫不反抗而放弃相权和兵权，这在东晋门阀政治历史上是罕见的。谢氏离开中枢的结果，是相权完全归于宗室司马道子；谢氏让出兵权的结果，是由谢氏组成和指挥的北府兵逐渐解体。长远看来，这些变化对于门阀政治的逐渐消亡，关系非常重大。北府兵在淝水之战前夕从事淮南、淮北的战争，指挥者是谢玄。淝水之战，谢石受其兄谢安之遣，解仆射之任，以将军、假节、征讨大都督，统率兄子谢玄、谢琰以及豫州刺史桓伊等军应战。谢安则坐镇建康。淝水战后的北伐战争，谢玄为前锋都督，谢安甚至自求征讨。这些阶段，合共约十年左右，驰骋疆场的大半都是北府兵，最重要的将领是出身谢氏豫州军府的刘牢之，指挥权则在谢氏家族人物之手。谢玄卸北府之任后，北府宿将日就零落，他们分散于淮北、淮南各州郡及其它军府，不再自成系统，也不能合力应战。这时羌、氏、鲜卑慕容及其它各族诸国彼此攻伐，鲜卑拓跋部力量逐渐兴起，长期战事不已，北方混乱异常。所以南北之间作战的机会大大减少，淮南、淮北的北府兵暂时没有从事外战的需要。太元十二年正月谢玄自彭城南返会稽以后，原由谢玄统领的徐州，与兖、青二州又析为二镇。宿将朱序监兖青二州军事、二州刺史，自彭城退镇淮阴。朱序为桓温旧部，将家出身，当十余年前桓冲为徐州时曾暂驻兖州。朱序虽然资望甚深，但于北府没有多少历史关系。所以当他再度出刺兖、青时，谢氏旧将留驻淮南、淮北者未必服从他的节度指挥。观《晋书》卷八一《朱序传》序于此时表求运江州米帛以资军俸一事，可知朱序兖、青任内，军资还要仰赖上游桓氏老巢支援，不能在兖、青就地取给，也不能从扬州江南诸郡获得，其处境是困难的。朱序在兖、青未得久任，太元十三年四月徒刺雍州，戍洛阳，谯王司马恬遂出继兖、青之任。《晋书》卷三七《谯王恬传》：“恬既宗室勋望，有才用，孝武帝深仗之，以为都督兖、青、冀、幽、并、扬州之晋陵、徐州之南北郡军事，领镇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谯王恬所督既包括晋陵在内，则其时兖、青二州治所已由前此之淮阴南迁京口。《谯王尚之传》直谓其父“活镇京口”；《太平广记》卷二七六引《异苑》谓恬在京口为都督，重修邓艾庙，均可证实此点。《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亦作如是说。至于徐州刺史之职，自谢玄离北府后即由执政司马道子兼领。因此之故，徐州刺史虽置文武，但府第当在建康。《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在述及升平二年（358年）徐州刺史荀羡等北镇下邳而于京口有留局以后说：“后徐州寄理（治）建业（建康）”。徐州寄治建康，即是指司马道子兼领徐州时之事。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死，安帝即位，司马道子始解徐州之任①，《通鉴》谓“以散骑常侍彭城刘该为徐州刺史，镇鄄城。”彭城刘该不见于今本《晋书》。《魏书》卷二六《长孙肥传》有刘该遣使诣肥请降记事，据《通鉴》时在隆安五年（401年）七月。《宋书》卷一《高祖纪》元兴三年（404年）：“北青州刺史刘该反”；同书卷五一《宗室长沙王道怜传》，谓义熙元年（405年）南彭城内史刘道怜追斩叛将刘该。刘该刺徐州时驻鄄城，刺北青州亦治荒外，其人前后居疆埸之任八九年之久而未得代，似亦习于征战而且还反复于南北之间的将家②。刘该刺徐州之前曾为散骑常侍，此官在晋世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③。东晋末年亦可用将门子弟居之，刘隗之孙刘波自北投南，为桓氏将，曾累迁而居此职，刘牢之子刘敬宣亦尝居此职。凡此种种迹象，说明刘该或为北府将而又早已投身建康，依靠司马道子。刘该为徐州刺史镇鄄城之后，据《司马道子传》，隆安元年（397年），道子以其卫将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其子司马元显。下年王恭死后谢琰出刺徐州，当是另行组织徐州刺史这一机构。而刘该由徐州刺史转北青州刺史，亦当在这个时候，因为不能有两个徐州刺史同时存在。总绾北府诸将的徐州本治京口，自谢玄去职之后，先由司马道子在建康置局遥领，后入将家刘该之手而迁治于接近黄河的鄄城，不得回治京口。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本来是侨寄江北、常以广陵为治的兖州，却入孝武帝深相委托的谯王恬之手，移镇京口。这样，就在东晋的要害之地，出现了罕见的州治互移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这是出于中枢控制北府诸将的需要。淝水战后谢玄北伐，北府诸将多偕同北行，谢玄自领的徐州与兖州刺史，也均随军事需要移驻北方。其时北方各族混战正酣，江表无烽警之虞，朝局亦尚稳定，京口无需重兵驻守。后来谢玄南归，北伐活动暂时停顿，但留在北方的北府诸将并未立刻相偕南还。暂驻淮阴的宿将朱序，虽以其监青兖二州军事、二州刺史之职，有指挥北府诸将的权责与资望，但未必为北府诸将所接受，也未必符合朝廷的愿望。所以司马道子以执政地位兼领徐州刺史，必有对北府诸将遥领而羁魔之的目的，但实际上是徒有其名，鞭长莫及。后来刘该刺徐州镇鄄城，当是承司马道子的意旨，谋求实际控制久在荒裔的北府诸将。这当然是不会有成效的。刘该出为徐州刺史后，只有一两年即转为北青州刺史。如前题所叙，太元政局，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既是主相相维以张司马氏的皇权，又是主相相争而各有树置。太元十三年（388年）四月，孝武帝委谯王司马恬以兖青二州刺史以代朱序。兖青二州刺史既然起不了实际控制远在北方的北府诸将的作用，所以改镇京口，徐图在京口重新配置力量，与建康呼应，以代替过去徐州刺史镇京口的作用。司马恬在京口，以子司马尚之为广陵相，父子隔江相望，企图牢固地控制下游，以为建康保障。孝武帝既然先走一步，以亲信谯王恬据有京口，司马道子接着于十四年七月也走一步，以妃兄名士太原王忱出刺荆州镇江陵，取得了上游。然后孝武帝又乘司马恬死的机会再进一步，以皇后兄名士太原王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平北将军（案后来改号前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①。王恭与孝武帝关系之密切，远胜于谯王恬。至此，东晋政局又恢复了中枢实际执政者（这时是孝武帝本人）牢固控制京口，权臣（这时是司马道子）则据有上游以为分陕之势的格局。孝武帝死，形势为之大变，主相矛盾不存在了，司马道子独揽朝权。据有京口的王恭徒有地望虚誉而无实力，无法对抗司马道子。所以他在筹划讨伐王国宝时，不得不以北府宿将刘牢之为府司马，引他还驻京口以为援助。据《晋书》卷七四《桓修传》，我们知道与刘牢之同还京口的北府将，还有晋陵人孙无终等，而刘裕就在孙无终军中为司马。这样，曾长期被置于边裔的北府将纷纷率部南返，或投京口，或投建康，得到在江左内争中发挥作用的机会，而京口由于有了还驻的北府兵，也恢复了对建康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前所述，为了至少在名义上统领在北方屯驻作战的北府诸军，先有司马道子在建康置局，兼领徐州刺史，后有刘该继为徐州刺史，出镇鄄城。隆安元年，刘牢之已引所部北府兵归于王恭麾下。王恭虽然只居究、青刺史而无徐州刺史之名，亦未受平北将军一类军号，但由于有刘牢之以府司马率北府兵相随，是名副其实的北府镇将。《王恭传》谓恭“自在北府”云云；又王恭起事前曾说刘牢之曰：“事克即以卿为北府。”这些情况，说明在京口为北府镇将的王恭，只有倚靠刘牢之的北府兵才能自存，才能具有镇慑作用；而刘牢之的北府兵南归后还须依附士族，仍然是一支为门阀政治所用的军队，还不具有对士族的独立性。北府兵摆脱士族控制而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是王恭兵败以后的事。王恭败死后，驻在京口的都督军府与州刺史分离：王恭所遗以京口为治的兖青二州复改徐州，谢琰为刺史；王恭所遗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之晋陵诸军事职则由刘牢之继任，亦在京口①。刺史不带都督，成为所谓“单车刺史”；而都督拥兵，北府之名专归都督所有。《晋书》卷一○○《孙恩传》谓谢琰以徐州刺史南讨孙恩，加督会稽五郡军事，遂“率徐州文武戍海浦”；而同书卷八四《刘牢之传》则谓刘牢之奉朝廷命讨桓玄，“率北府文武屯冽洲”。这里，谢琰的“徐州文武”指刺史所部，刘牢之的“北府文武”指军府所部，两者是区别得很清楚的①。刘牢之由王恭府司马上升为都督数州诸军事，这是北府兵由士族工具的地位转变为独立力量的开始，也是东晋门阀政治演变的一大关键。原来，刘牢之在王恭军府时，王恭虽然只有仰仗这支武力的支撑才能存在，然而他出于门阀士族的偏执，对刘牢之以行阵武将相遇，礼之甚薄。刘牢之也自负才能，深怀耻恨。可是另一方面，王恭为了得刘牢之死力，又不得不屈尊与之拜为兄弟，甚至还在自己生死攸关的时刻，向刘牢之许下“事克即以卿为北府”的诺言。同时，司马元显派遣时为庐江太守的另一北府将高素向刘牢之策反，其诺言也是：“事成，当即其（案指王恭）位号”。交战双方都对刘牢之以北府相许，后来果然成为事实，说明时势如此，非刘牢之不能统率北府兵，非刘牢之不能发挥北府兵的作用。门阀士族垄断北府职任，并按照自己的愿望来使用北府兵，已不再可能；门阀士族专兵的现象，已经不存在了。不过这还只能说北府兵已成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至于说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那还须要等待一个过程。历史的演变总是迂回曲折的。新近居位的刘牢之并不能自如地运用其北府统帅的权力。《刘牢之传》谓“牢之本自小将，一朝据恭位，众情不悦，乃树用腹心徐谦之等以自强。”其时内有司马道子父子宗室名分之重，外有门阀士族桓玄的社会影响，一朝据位的刘牢之既不能也不敢突破这些障碍。刘牢之惶惶然不辨方向，举措失常，一变再变，直到投降桓玄后桓玄以之为会稽太守时，才明白筹算不在自己手中，形势对自己极端不利。他说：“始尔，便夺我兵，祸将至矣。”但是事机已失，无可挽回，广陵一江之隔，遂不可达，终于穷途自缢。刘牢之完全失败了。他败于政治而不是败于军事。政治上失败，军事力量也随之瓦解。后来刘裕兴北府之师以克桓玄，并没有现成的北府兵可用，只有利用京口的条件另起炉灶①。值得注意的是，刘裕虽然起兵于北府，但是从义诸人除刘裕本人确知曾为孙无终司马、刘牢之参军外，其他人与昔日的北府有过直接关系的，恐怕不多。在南的北府旧将，已经被桓玄诛戮殆尽。史家往往只注意到刘宋的建立是北府兵的胜利，未曾注意与刘裕共义之人并不是那些当年有疆场功勋的北府将领，而这一点对于刘裕以后的活动是相当重要的。《宋书》卷一○○沈约《上＜宋书＞表》，说到京口共义者刘毅、何无忌、魏詠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等人，“志在兴复，情非造宋”。这就是说，他们参加起兵，目的只在于打倒桓玄，兴复晋室，而没有废晋自立，取代门阀政治的意图。甚至于打倒桓玄，主要也只是由于桓玄妨碍了他们仕进途辙的缘故。桓玄鄙视魏詠之“不成令器”，又禁何无忌领小县，分见魏、何本传。桓玄原本器重孟昶，以刘迈忌之而未见用。《晋书》卷九六《列女·孟和妻周氏传》孟昶语妻周氏曰：“刘迈毁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沦陷，决当作贼（造反）。”所以刘裕在逐桓玄、灭卢循、“兴复”东晋以后，为了“造宋”，还必须建立对北敌的疆场功勋，求取信于朝野，并于其中物色可以随同“造宋”的人物，才可以逐步完成晋宋禅代的准备。刘裕迟迟不敢称帝，必于灭南燕、灭谯纵、胜后秦以后始成其篡事，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有疆场功勋的刘牢之在，而刘牢之又能够准确估量形势，谨慎行动，代晋过程就可能不是如此曲折了。北府影响于东晋的政局，大而且久。百年来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京口蕴藏着可观的军事力量。但是如果没有刘牢之辈北府将失败的教训，刘裕的成功得来可能更不容易。这是研究晋宋之际历史不能不注意的一个问题。在本书的几个篇章中，都涉及东晋的北府和北府兵的问题。借此机会，让我将北府兵的创立及其发展阶段，作一小结。回顾东晋之初，门阀政治尚不稳定，王敦、苏峻叛乱相仍。由于建康没有较强军事力量的支持，叛乱者动辄下都，威胁东晋朝廷的存在，而且扰及三吴地区。这种历史背景，导致北府重镇的建立。广陵、京口及其左近定居的以及不断南来的北方流民和他们之中的流民帅，是北府兵的主力。郗鉴是北府兵最早的组织者和指挥者。郗鉴以来，北府兵经历了并不完全相衔接的四个阶段：一，郗鉴首创并受郗鉴后人控制和影响的阶段，从咸和三年到太和四年（328—369年）。这个阶段的北府兵是一支门阀士族兵，从战略上说来，它的主要作用是支持建康朝廷的门阀政治，维持几家当权士族力量的平衡，消除已形成的和潜在的军事叛乱，稳定东晋政局。有时这支军队也用于外战，但这不是它的主要作用。桓温逼走郗愔后，这个阶段遂告结束。二，谢玄组建并由谢氏家族人物指挥，由谢氏豫州旧人刘牢之实际统领的阶段，从太元二年至十二年（377—387年）。这个阶段的北府兵仍然是一支门阀士族兵，领兵者有的是前一阶段的北府旧将，有的是新应募而来的流民帅。它的主要作用是从事外战，包括淝水之战和淝水战后的北伐战争。同时，它也起着支持建康执政，维持政局稳定，保持与上游桓氏势力平衡的作用。谯王恬在北府时，北府兵性质尚无变化，以后则越来越多地介入东晋内争。三，刘牢之为统帅的阶段，自隆安二年至元兴元年（398—402年）。这个阶段的北府兵，正经历着由门阀士族军队向次等士族军队的转变。它虽在军事上取得了独立性，但政治方向不明确，行动无准则，朝秦暮楚，东倒西歪。它想在门阀政治的斗争中取得近利，但摆脱不了对门阀士族的政治依赖，终于在几经挫折以后归于失败。四，元兴三年（404年）刘裕在京口重组的北府势力，完全是次等士族的武装。它摧毁了以桓玄篡晋形式出现的门阀士族统治，也就是门阀政治的回光反照；它压平了由另一些次等士族领导的农民反抗斗争；它又取得了多次的外战胜利。然后，出现了刘裕代晋自立。这一支本来是次等士族的力量，转化为刘宋皇权，终于恢复了中国古代皇朝的权力结构形式和统治秩序。中国历史上的门阀政治时期，也就是皇权变态时期，基本上宣告结束。由此至南朝之未，门阀士族仍然存在并起着相当的政治作用，但已不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了①。① “掘墓人”是借用语词，取门阀政治终于其手之意。① 据《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传谓道子解徐州之任在是年九月安帝践祚之后，而《通鉴》于是年五月已录徐州易人。② 据近时研究，刘该出于彭城丛亭里，依其先人历史及刘该行事看来，丛亭里刘氏既是士族，又是将家。刘该降魏后娶崔玄伯姊妹为妻，是崔浩姑父。孝文帝时的刘芳是刘该之孙。事见《魏书》卷五五《刘芳传》，以及《元和姓纂》卷五，《新唐书》卷七一《宰相世系表》彭城刘氏条。请参看田余庆、滕昭宗《南北对立时期的彭城丛亭里刘氏》一文，载《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③ 参看《宋书》卷八四《孔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