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小 结史载桓彝在西晋时以人伦识鉴见称，具有比拟许劭、郭泰的地位。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桓彝在西晋周旋名士、识鉴人伦的真实材料。桓彝过江以后，始与昔日元康名士之南来者交游，遂得列名于“八达”之中，从而增加了桓彝自己与桓氏家族的名望。但桓彝毕竟没有条件凭门资坐取高位，只能以事功为用，求得晋身。桓彝南下之初，不过为江北荒县一令，迟至司马睿为丞相之后，始得过江为丞相府属。桓彝过江时奉母携同堂弟卜居接近长江的宣城宛陵，族单势弱。桓彝得以进入东晋政治的上层，主要是由于参预明帝密谋，引流民帅以制王敦有功。桓彝死于苏峻之乱，更提高了桓氏家族在东晋的地位，为尔后桓温继王、庾诸族居位，奠立了基础。但是桓氏家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执掌军政权柄以后，其家族地位仍不为其它门阀士族所承认，所以桓温屡被门阀士族所鄙视。桓氏家族在魏晋时期，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桓范被诛，桓氏门户骤落，是第一次大变化。桓彝于东晋初年重兴家族以后，桓温秉权，至于求九锡，为王、谢诸士族所抑，是第二次大变化。桓玄起事以除司马道子父子，得到士族支持，至于废晋立楚，是第三次大变化。刘裕灭桓玄，桓氏家族势力彻底消灭，是第四次大变化。唐长孺先生说，魏晋士族地位，一般是依其家族近世官宦状况，而不是依其远祖即所谓“冢中枯骨”所曾获得的政治地位为准①。这个见解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冢中枯骨”虽然不能决定其后裔门户的高低，但是其后裔却恃“冢中枯骨”以自重欺人，甚至衰宗落谱也往往不承认自己门户地位下降的事实，总想倚仗“冢中枯骨”以傲视新进。桓氏家族在东晋受到歧视，是其一例。陈郡谢氏被陈留阮裕视为“新出门户，笃而无礼”①，又被颍川荀伯子排斥于“天下膏粱”②以外，也是一例。弘农杨氏杨佺期数代以武干为用，士族不屑与伍，而杨佺期“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门地比王珣（案，琅邪王氏王导之孙）者，犹恚恨”③，又是一例。这类事例，直到唐朝，还是不断出现。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残卷位字七九号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所列谯国郡姓凡八，桓氏居其一。时下史家议论，多以此件盖据旧籍言之，非谓自汉至唐桓氏始终居郡望，地位不衰④。魏晋以来，桓氏实际上已沉沦不预时望。桓彝以后桓氏三世兴于江左，与东晋共始终，不过是门阀政治的际遇使然，只能算是桓氏门户历史自东汉桓荣以来的一段插曲。谯郡桓氏在江左兴盛百年的历史，并不能证明桓氏在谯郡继续兴盛，更不能证明他们到唐代仍然兴盛。① 《世说新语·政事》“何骠骑作会稽”条注引《郭泰别传》，谓泰“有人伦鉴识，题品海内之上，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后皆成英彦”云云。案《桓彝传》所叙桓彝事迹，与此雷同，颇有抄袭之嫌。但郭泰题品六十余人，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而桓彝则没有多少具体事迹，可以与之相比。① 青溪在建康东南，连接淮水与玄武湖，孙权时所开，为江左胜流聚游之处。 《太平御览》卷六七引《俗说》：“郗僧施（郗超子）青溪中泛舟，一曲处辄 作一篇诗。”下文《斠注》引《御览》此事，并没有注意青溪在建康而不在洛阳，其疏误可见。① 中朝“八达”，见上引陶潜《群辅录》，参《高僧传》卷四《支孝龙传》；江左“八达”，参《世说新语·品藻》“明帝问谢鲲”条注引邓粲《晋纪》。② 折巾，幅巾折角而用，以效风流。《后汉书》卷九八《郭泰传》：“泰“尝于陈梁间行，遇雨，中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十七史商榷》卷六八谓汉末处士皆不冠帻而用幅巾；同书卷三六集其例证。《宋书》卷一八《礼志》：“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① 竹林七贤中唯山涛、王戎不在此卷，也反映了东晋南朝人见解。《文选》颜延年《五君咏》咏竹林狂狷而不及山、王。参《困学纪闻》卷一三“山涛欲释吴以为外惧”条。② 《晋书》卷四九《谢鲲传》。③ 《世说新语·品藻》“明帝问谢鲲”条注引邓粲《晋纪》。① 《晋书》卷七四《桓秘传》宁康元年（373年）桓秘被废黜后居于宛陵，可证桓氏南渡后一直卜居于此。宛陵与逡遒相近，彝曾为逡遒令，而逡遒后来又侨寄于宣城境。② 《世说人名谱》中之《桓氏谱》，与《世说新语》政事、规箴、贤媛、仇隙诸篇刘孝标注引之《桓氏谱》，两者关系似不甚明。《世说》刘注引《桓氏谱》自当作于梁代以前，但是隋、唐、宋志皆不著录，章、姚考隋志及诸家补晋志者或不著录，或无说明。而《世说人名谱》的人物内容，有谱及陈、隋者（如《琅邪王氏谱》），有引《元和姓纂》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说者（如《陈郡袁氏谱》），即宋代汪藻据所见诸书增益而成。参《世说人名谱》中《琅邪临沂王氏谱》谱首自注。所以其中之《桓氏谱》或亦有汪藻增益之处。① 桓道恭亦见《晋书》卷八五《刘毅传》、卷九五《桓玄传》，李氏失检。② 《晋书》卷九一《儒林·徐邈传》，孝武帝重徐邈，令授太子经，谓邈曰：“虽未敕以师礼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史臣论此事，曰：“古之帝王受经必敬。自魏晋以来，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故帝有云。”在儒学衰败，痒序不立的年代，博士不受重视，是必然的。① 王伊同先生《五朝门第》1943年金陵大学本和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修订本，都是这样。① 此条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有议曰：“其初所以宣言不及桓宣城者，盖腹稿已成，欲激温发问，因而献谀以感动之耳。”此议似嫌迂曲。② 《世说新语·简傲》“桓宣武作徐州”条叙此事，未录“老兵”二句。① 《晋书》卷七五《王述传》此句作“汝竟痴耶？讵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① 唐长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① 《世说新语·简傲》“谢万在兄前”条。② 《宋书》卷六○《荀伯子传》。③ 《晋书》卷八四《杨佺期传》。④ 参王仲荦先生《〈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见《■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三 永和政局与永和人物《晋书》卷八《穆帝纪》史臣曰：“孝宗因繦抱之姿，用母后之化，中外无事，十有余年。以武安之才启之疆场，以文王之风被乎江汉，则孔子所谓‘吾无间然矣’。”史臣论晋穆帝一朝政局，语气之间不无微词，但毕竟认为这十余年间疆场时闻北伐，江汉久息风涛，是东晋南渡以来少有的安定时期。这个时期人物风流，清言隽永，是江左上层社会中的一个特色。桓温势力的兴起，也是在这个时期。桓温出督荆州，在永和元年（345年）；桓温废黜殷浩，总揽北伐之任，在永和十年。此后桓温逐渐坐大，以致专擅朝廷。在永和安定局面的表象之下，复杂的政争还在继续进行。桓温的兴起，给建康的小康朝廷投下一层阴影。永和安定局面的出现，其外部条件是后赵石氏盛极而衰，对南方压力大减。石虎死于永和四年，冉闵灭石氏在永和六年，这时的形势对东晋特别有利。永和七年，东晋收复洛阳。此事实际意义本来不大，因为它只说明北方混乱无主，而不说明南方真有力量；只说明南方可暂得洛阳，而不说明中原可以固守。但收复洛阳一事毕竟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心理影响，使江左形成一股竞相北伐的浪潮。王应麟、钱大昕等论及此事，对东晋君臣甚多赞许，已见前述①。洛阳收复的第二年，谢尚又于北伐中获得所谓传国玺，送致建康，使江左得免于“白板天子”之讥②，也收到政治上、心理上的重大效益。这些事态，给人以旧都可复，升平在望的假象。永和安定局面的内部条件，则是庾翼死后颍川庾氏势力骤衰，江左士族没有哪一家具有足够的实力和影响，可以立即代替庾氏发挥作用。桓氏门户力量有限，以桓温为核心形成一种新的秩序，需要一个组合的时间。士族门户的竞争虽未停息，但处在相持局势中，一时高下难判。所以永和政局呈胶着状态，就连呼声最高的北伐，也被这种胶着状态的政局牵制，表现出不寻常的复杂性。穆帝年二岁即位，皇太后诸氏临朝。穆帝以何充力排庾氏之议而得嗣立，所以何充为朝廷倚重。何充族望才能，本不堪负荷大任，所以他在康帝死前即引大后父褚裒共参大政；而褚衷则宁愿坐镇徐兖以观动静，不愿株守朝廷。永和二年何充死，会稽王司马昱居中辅政，以名士殷浩主扬州，意在借其名望以稳定政局，制约上游。自此以至永和十年，中枢体制大体如此。永和之初，方镇势力以徐、兖褚衷和荆、梁桓温为重。褚衷以后父为征北大将军，其职衔军号表明，朝廷意在以褚裒徐、克之重经略北伐军务，不让他人插手，以避免他人以北伐之名，挟北伐之功，形成觊觎。徐、兖自郗鉴以来，一直是卫戍京师的重镇，褚裒以都督徐、兖而为征北，是集卫戍与北伐二任于一身。褚裒以后，终永和之世，居徐、兖者还有荀羡、郗昙，人物轻重虽有不同，但都忠于朝廷，作用与褚裒大体一致。永和时豫州在谢氏之手，谢氏也支持朝廷。朝廷有徐、兖及豫州的支撑，足以形成重内轻外，制约其它方镇的力量。这是永和年间东晋朝廷的重大战略部署。方镇的问题所在，仍然是上游荆州。桓氏家族得以继庾氏家族之后兴起，原因很多。桓温父彝预灭王敦有功，又死苏峻之难，形成桓氏家族与司马氏政权休戚相关的背景。桓温尚主，是成帝姊夫，庾氏甥婿①，至少暂时能得到庾氏昆弟的卵翼。庾翼声言北伐时，曾有以琅邪内史桓温为“前锋小督”假节入临淮之命，与相呼应。可见其时桓温官位虽不高而人物却比较重要。同时，中枢执政何充也很器重桓温，要把桓温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对抗庾氏势力的一支力量。桓温这一正在上升的士族人物，其地位的敏感性，由此可见。何充曾为避诸庾而出督徐州，镇于京口，年余后入朝，即以桓温继刺徐州，列名方镇。这是何充提携桓温的第一步。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庾翼也曾力荐桓温。《庾翼传》翼言于成帝，请委桓温以“方邵之任”；《殷浩传》庾翼遗浩书：“当今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可见桓温在此时，是朝廷与庾氏都在着力争取的对象。但是桓温究竟是心存朝廷，还是意在庾氏，或者另有打算，此时还难见分晓。庾翼本已用长子方之镇襄阳，临终前又表次子爱之为荆州刺史。《世说新语·识鉴》：“小庾（翼）临终自表，以子園客（爱之）为代。朝廷虑其不从命，未知所遣，乃共议用桓温。刘尹（惔）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复制。’”注引《陶侃别传》：“庾翼薨，表子爱之代为荆州。何充曰：‘陶公，重勋也，临终高让。丞相（王导）未薨，敬豫（导子恬）为四品将军，于今不改。亲则道恩（庾亮子羲），优游散骑，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这是何充提携桓温的第二步。《何充传》何充命桓温镇荆州后，每谓人曰：“桓温、褚裒为方伯，殷浩居门下，我可无劳矣。”这就是永和初年何充所安排的东晋权力结构的轮廓。永和二年何充死，会稽王司马里居首辅之任，继承了何充所作的安排。不过何充曾以为这样就能使内外稳定，无复忧劳；而司马昱却逐渐发现，可忧的问题恰恰包含在这一权力结构之内，那就是桓温力量增长以后，比以前的庾氏更难驾驭，与前引刘惔所虑西楚“不可复制”相同。方镇问题，除上述徐、兖和荆、梁以外，作为上下游居间地带的豫州和江州，也很值得注意。桓温在发展过程中，欲得江、豫以插手朝廷；朝廷注视荆、梁动静，欲掌握豫、江以保护自己。这样，在永和以及以后的一个时期内，江、豫就成为朝廷与桓温明争晴夺的地带。豫州自永和四年（348年）以后，十五年内，一直由陈郡谢氏谢尚、谢奕、谢万兄弟相继掌握，为建康的可靠门户。上游桓温虽然权势很盛，但由于不能控制豫州，因而也不能得心应手地影响朝政。升平三年（359年），谢万以兵败被朝廷（实际上是被桓温）废为庶人以后，豫州刺史之职并未入桓氏之手，似乎空悬数年。隆和元年（362年）的豫州刺史为袁真，而袁真是庾氏旧部，可见此时桓温还未能染指豫州。桓温取豫州的企图早已存在。《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升平二年“豫州刺史谢奕卒，简文遽使彪之举可以代奕者。……简文曰：‘人有举桓云（桓温弟）者，君谓如何？’彪之曰：‘云不必非才，然温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复处西藩，兵权尽出一门，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当令不与殿下作异者耳。’简文颔曰：‘君言是也。’卒用谢万。”简文所说“人有举桓云者”云云，举者自然来自桓温阵容，简文何尝不明桓氏意图所在？既明桓氏意图，又得商榷于王彪之，只能解释为就此探询门阀士族对桓温的态度。桓云未得豫州，继为豫州的谢万为桓温所嫉，不得安宁，未能久于其任，年余即被桓温废黜。不过谢万被废后，如上所述，桓氏还是没有立即取得豫州。江州自王允之死后，情况不甚清楚。《晋书》王羲之、徐宁、桓云诸人本传，都有出刺江州的记载，但缺具体年分。秦锡圭《补晋方镇表》系王羲之、徐宁相继出刺江州于成帝咸康六年、七年（340年、341年），系桓云出刺江州于永和元年（345年）。《王羲之传》谓庾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识鉴。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案庾亮死于咸康六年之初，其时江州刺史尚为王允之，由王羲之代王允之出刺江州是不可能的。王允之奉调在此年八月，死在此年十月，在此以后，王羲之代王允之为江州刺史，是可能的。至于桓云，则不得于永和元年出刺江州，这从有关事迹中可以稽考清楚。《晋书》卷七四《桓云传》谓桓云袭爵万宁男，遭母忧，葬毕，起为江州刺史，服阕莅职云云。万宁男本为桓温所袭之爵。永和三年桓温灭成汉，四年论功进临贺郡公，此时万宁男始有由温弟云袭封之可能。所以桓云刺江州不得早于永和四年。又，《桓温传》系其母孔氏死事于永和十年和十二年两次北伐之间。桓云既于母忧服阕后始莅江州之职，则又不得早于永和十二年，由此可见，终永和之世，桓氏始终未把江州控制到手。万斯同《东晋方镇年表》分别系王羲之、徐宁刺江州于永和元、二年，但未著桓云刺江州事。我推测，由于王允之有据江州对抗庾氏的一段历史，桓温镇荆州后的一个时间里江州暂由王允之从兄弟王羲之出刺，是合乎情理的。不过王羲之在事功方面与王允之不同，并非经国才器。他曾劝说殷浩勿与桓温对抗，又曾说桓温处谢万于廊庙而使其离开豫州。其事虽在王羲之离江州之任以后，但他折冲于殷浩、桓温之间的态度是始终一贯的。所以他居江州正可以缓冲于上下游之间而无碍桓温。至于徐宁，他本自江北荒县一令得桓彝推荐，始得人建康为吏部郎，遂历显职。桓氏于他有惠，他当然不至于在江州任内掣桓温之时。徐宁居江州的时间较长，江州转入桓云之手，大概就是在徐宁任内之事。桓云正式刺江州后，才可能有人于升平二年举桓云代谢奕为豫州。因为按照东晋地缘政治的常情，荆州的桓氏未得江州以前而欲得豫州，一般说来是困难的事，除非出现特殊的情况。桓温终永和之世未能正式掌握江州，而豫州入桓温手更在十余年后的太和四年（369年）。这一事实，说明桓温自永和元年赴荆州之任后，迄于太和四年，其间凡二十五年之久，向下游发展遇到很大的阻力，并不顺利。桓温的势力范围在荆、梁以及益、宁、湘、广等州。至于荆、梁以下，江州可能是平分秋色的地方，桓氏虽无刺史之名，但有很大的活动余地；而豫州、扬州以及徐、兖诸州则由朝廷牢固控制，桓温尚不可能插足。永和初年开始，一直维持到太和之时的安定局面，就是建立在这种力量均势的基础之上的。太和四年，桓温以北伐为名，完成了几项对内扩张活动，即挤走徐州的郗愔，压平豫州的袁真，才使长期维持的力量均势彻底破坏，使处于暗流状态的门户冲突暴露于社会表层，使胶着的政局一变而为短兵相接的搏斗。这一问题，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讨论。永和以来长时间的安定局面，使浮沉于其间的士族名士得以遂其闲适。他们品评人物，辨析名理，留下的佚闻佚事，在东晋一朝比较集中，形成永和历史的一大特点。《晋书》卷九三《外戚·王濛传》：“简文帝之为会稽王也，与孙绰商略诸风流人，绰言曰：‘刘惔清蔚简令，王濛清润恬和，桓温高爽迈出，谢尚清易令达。’”此事本于《世说新语·品藻》，司马昱所问及的风流人物，除此四人以外，还有阮裕、袁瓌、殷融、孙绰等人，俱有品题。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曰：“人才莫衰于晋。”①永和人物，同东晋一朝人物一样，足称者本来不多。他们一般的特征是嗜五石散，习南华言，浮华相扇，标榜为高。他们不知疲倦地谈有无，谈言意，谈才性，谈出处，虽然鸿篇巨著不多，但一语惊人，便成名誉。考其思想内容，核心之处仍然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而这还是洛都“三语掾”的心声。永和名士多服膺郭象《庄子，逍遥游》注之说，身在庙堂之上，心无异于在山林之中。《世说新语·文学》“谢万作《八贤论》”条注引《晋中兴书》：“其叙四隐四显，为八贤之论，……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孙绰难之，以谓体玄①识远者出处同归。”谢万之见，四隐四显虽皆为贤，毕竟还有优劣之别；孙绰之见，则无论隐显，“出处同归”，更接近于“将毋同”。这更是自以为“体玄识远”的永和名士的一般见解。永和名士，言行并不相副。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的谢万，并没有谢荣华以就闲适。他“聚敛无厌，取讥当世”②，避其所优，取其所劣，这是谢万行不副言。屡辞征辟，有肥遯之志的阮裕，于《四本论》中崇傅嘏“才性同”之说，而傅嘏之说旨在进取而非退隐③。阮裕崇此，与其肥遯之志不合，这是阮裕言不副行。永和名士，即令是踵迹元康，标榜忘身物外者，亦罕有避世思想。晋人王康琚有《反招隐诗》曰：“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④。“大隐隐朝市”，也就是所谓“朝隐”。“朝隐”一词，差堪表示永和名士的风神旨趣。永和名士的清言谈吐，颇有遗文，但学理上无多建树，不但不能比踪正始、林下，与元康相比亦有逊色。永和文学溺于玄风，内容空泛。王应麟《困学记闻》卷一三：“愚谓东晋玄虚之习，诗体一变，观兰亭所赋可见矣。”案兰亭所赋皆玄言诗，赋诗者王、谢、庾、郗等士族子弟尽在其中，成诗三十余首，备见桑世昌《兰亭考》。这种诗，恰如钟嵘《诗品·序》所评：“理过其词，淡乎寡味。”永和诗风，从此中可以概见①。东晋当轴人物，一般都有水平不等的玄学修养，否则就难于周旋士族名士之间。王导过江后机事繁多，但仍不废清言。《世说新语·文学》：“旧云王丞相过江，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理”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庾氏家族有玄学修养，已具前篇。桓氏家族本来是儒学世家。桓彝虽得人江左“八达”之列，但未见他由儒入玄的学识表现。桓温在永和之世，亦求附庸风雅。《世说新语·言语》“殷中军为庾公长史”条记桓温听王导、殷浩清言，“时复造心”。但桓温玄学并无根抵，不被士流称许。同书同篇“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时有入心处，便似咫尺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语。’”案汉成帝时张禹等入讲《论语》、《尚书》于金华殿，故云。刘惔听来不过是儒生讲经之语，桓温却以为是“咫尺玄门”，这是刘惔对桓温不辨儒玄、学无根抵的讽刺。又同书《文学》：“桓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耶？’”简文不屑听讲，语气之间，流露以玄学行家傲视桓温之态。前引《太平御览》卷三五四载《语林》谓桓温与殷浩、刘惔清谈不胜，上马持稍相对，意气始雄，亦见桓温玄学素养和人物品格之劣。简文帝在清谈方面的确胜桓温一筹。在他周围聚集着当时主要的一批玄学名士。他自己的清言佚事，在《世说新语》里也遗存不少。他是永和玄学名士真正的保护人。但就学识深浅说来，简文帝的玄学修养也不算高，刘淡目之为“清谈第二流”①，王羲之目之为“啖名客”②。如果兼论他的玄学修养和政治作用，那末《晋书》卷九《简文帝纪》说得比较全面：简文“虽神机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谢灵运迹其行事，亦以为赦、献之辈云。”在政治上置简文帝于周赧王、汉献帝地位的，恰好就是在玄学学识方面被简文帝讥讽的桓温。士族名士既无避世思想，一般又是重恬适而轻事功，无积极的处世态度。声望最高的名士刘惔，孙绰诔其“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③，时人以为名言。如果士族子弟耽好武事，就会受到异议，因而大大影响其声誉和地位。王导对其子悦、恬二人的不同态度，就是显例。《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导长子悦“弱冠有高名，事亲色养”；次子恬“多技艺，善弈棋，为中兴第一”，只是由于“少好武，不为公门所重。导见悦辄喜，见恬便有怒色。”④士族名士的好尚是废事功，轻武力，而士族维持其政治统治又必需事功武力①。这样就形成一种现实的矛盾，影响到士族的境况，甚至影响到门阀政治本身。大体说来，士族名士之忘身物外者易获盛名，而处高位以保障士族利益的，却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不废事功特别是善于经营武力的名士。东晋以来，门阀士族中不断有这种人物出现，门阀政治的延续实际上是靠这类人支撑。一旦到门阀士族中不再产生这种人物，门阀政治就会出现危机。《世说新语·豪爽》“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条注引《汉晋春秋》：庾翼“少有经纬大略。及继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维内外、扫荡群凶之志。是时杜乂、殷浩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贵也。常曰：‘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清定，然后议其所任耳。’……唯与桓温友善，相期以宁济宇宙之事。”同书《排调》：“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②、刘诸人许。真长（刘惔）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注引《语林》曰：“宣武征还，刘尹数十里迎之，桓都不语，直云：‘垂长衣，谈清言，竟是谁功？’刘答曰：‘晋德灵长，功岂在尔？’”上引庾翼与桓温相期宁济宇宙之事以及桓温讽刘惔之事，足以证明在江左门阀政治环境中，真正负盛誉的名士，都是政治上的无能之辈，而且往往是真正掌权者的嘲弄对象。《晋书》卷七七《殷浩传》史臣之言曰：“风流异贞固之材，谈论非奇正之术。”在江左政局中有能力实现统治的人，确实不能在风流谈论之辈中求之。忘身物外的士族名士，在门阀政治中的地位不过如此。当然，如果没有他们在“天下清定”时例如永和之世点缀其间，也就不成其为门阀政治。前叙孙绰答简文评桓温“高爽迈出”，可知桓温在气质和器识上确不同于其它名士。《庾翼传》翼曾语成帝：“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蓄之。”而《桓温传》桓温曾谓“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桓温借王衍之例表明名士无能、清谈误国的看法，与庾翼说杜乂、殷浩辈只宜“束之高阁”，是一致的。庾翼举出的殷浩，以后恰好是被桓温“束之高阁”。这是永和名士中的大事，也是东晋门阀政治中值得注意的问题。① 《困学纪闻》卷一三；《廿二史考异》卷一八。参本书第二八页。② 《南齐书》卷一七《舆服志》；《太平御览》卷六八二引《玉玺谱》。参本长 第四一页。① 《太平御览》卷一五二引《晋中兴书》：“南康宣公主兴男，明帝长女，庾后所生，初封遂安县主，适桓温。”① 见该书历史类《晋书》条。① “体玄”，《晋书》卷七九《谢万传》作“体公”，显误。② 《北堂书钞》卷四一，《太平御览》卷六二七引《晋中兴书》。③ 参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见《金明馆丛稿初 篇》。④ 《文选》卷二二。① 永和名士于技艺方面特有所长，琴棋书画，大体能各树一帜，特别是书法 艺术，成果尤著。事涉专门，此处不论。① 《世说新语·品藻》“桓大司马下都”条。② 《世说新语·排调》“简文帝在殿上行”条。③ 《晋书》卷七五《刘惔传》。④ 这是就士族子弟之好武事者而言。至于非士族的武将，社会地位低下更是 不言而喻。《晋书》卷九三《外戚·王濛传》王濛劝王导勿用武人匡术兄弟， 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夫军国殊用，文武异容，岂可令泾渭混流， 亏清穆之风？”① 《世说新语·政事》：“王〔濛〕、刘〔惔〕与林公（支遁）共看何骠骑（充），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玄言，那得方低头看此耶？’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诸人以为佳。”何充事功之臣，不以玄言见长，与王濛、刘惔好尚不同，由此见讥于当世。但其“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之语，王、刘辈是能够理解的。② 永和名士王刘并称，习指王濛、刘惔。刘惔于时监污中请军事领义成大守在荆，而王濛未尝赴荆。此处“先过王、刘”，是《世说》之误。注引《语林》以及《通鉴》永和元年记此事，都只说到刘而不及王。四 桓温北伐与东晋政争永和政局，是以中枢司马昱、殷浩为一方，以上游方镇桓温为另一方的实力相持。司马里、殷浩的中枢秉权集团，基本上是一个名士清谈集团，夙有盛名但并无经纶世务的才力。所以中枢的重心是不稳定的，只是靠豫、徐方镇的支撑，才能免于被桓温颠覆的危险。上游桓温继承了庾氏兄弟长期经营的局面，拥有荆、梁等八州广大地区，又有以徐宁为刺史的江州作为与下游豫、扬之间的缓冲地带，因而自成体系，独立发展。但桓温也亟须乘时立功以增望实，才能在与朝廷相持中保持主动地位。永和年间中枢与上游方镇之间的基本态势如此，虽然关系有时紧张，但双方之间尚不存在以兵戎相威胁的危急情况。永和五年，石虎死，北方混乱，东晋相持的双方借以自重的主要手段，都是抢夺北伐旗帜，企图在声势上压倒对方，以图巩固自己在江左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桓温于石虎死前，已经取得了克成都、灭李势的显赫功勋。司马昱的对应行动，则是引享有盛名的扬州刺史殷浩为心膂，参综朝政，以抗桓温。石虎死于永和五年（349年）四月，六月，桓温即由江陵出屯安陆，佯言北伐①，以观朝廷动静。朝廷立即以褚裒自京口抢先出师北伐，以拒桓温要求。但褚裒旋即败归，惭愤而死，使桓温少了一个可以与自己抗衡的对手。褚裒死后，殷浩亲自经营北伐。他只是联络北方降胡，虚张旗帜，并不急于出军。于是桓温于永和七年冬率师自江陵下驻武昌，声称北伐，又似东进，逼朝廷表明态度。朝廷一方面以司马昱书止桓温军，一方面由殷浩兴师北伐。殷浩北伐迁延至永和九年十月，终以前锋姚襄倒戈而彻底失败。朝廷不但丧失了可以制约桓温的实力，也丢掉了北伐旗帜。桓温以此为契机，成为北伐主将，使自己的权力和威望步步上升。综观永和年间上下游关系的发展，桓温的策略是静观持重，坐大于荆、梁。他调遣荆、梁军队，目的是刺激朝廷北伐，消耗朝廷实力，而自己却引而不发，静观朝局，待机行动。司马昱、殷浩的朝廷始终处于被动状态，谨慎对付，唯恐授桓温以口实，引发桓温对朝廷的强力行动。《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蔡谟拒绝接受朝廷司徒之职，司马昱、殷浩欲致之廷尉，荀羡止之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举。”所谓“桓文之举”，即指桓温借故称兵犯阙而言。《桓温传》说：其时“以国无它衅，遂得相持弥年，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羁魔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所用。”桓温于平静相持之中养精蓄锐，以待朝廷疲惫。所以终永和之世，桓温一直处于可进可退的主动地位。永和十年，桓温以殷浩出师败绩，逼朝廷废殷浩为庶人，桓温又少了一个可以与自己抗衡的对手。这是桓温势力直接干预中枢的一个重大步骤，不过尚无决定大局的作用。《桓温传》说：“自此内外大权，一归温矣。”这一判断，我认为为时尚早。因为此时桓温尚未取得豫州、徐州，他的势力还无从接近建康，因此也不可能真正一手掌握朝廷内外大权。为此，桓温继续倡言北伐，以之作为主要手段，徐图发展。殷浩废后，朝廷北伐力量消耗已尽，能够举起北伐旗帜的，只有桓温一人。桓温必须真正投入兵力进行北伐战争而不是虚声威胁，才能以战争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自己的处境，提高影响建康政局的能力。所以在永和十年二月，即殷浩被废的下一月，桓温第一次北伐之师就上道了。桓温第一次北伐，出师顺利，军至灞上，耆老感泣，百姓迎劳。桓温达到了增益声威的目的，不愿继续消耗实力，因此临灞水而不渡。前秦王猛料定桓温意在江左而不在关中，是有识的。但桓温部将薛珍却不明桓温意图，咎责桓温持重不攻长安，终于触及桓温忌讳，被桓温诛杀。永和十二年桓温第二次北伐，大败羌帅姚襄于伊水，留兵戍洛阳而还。洛阳陷于刘、石，已四十年，永和七年，后赵乱，晋复有之①，桓温曾倡还都之议。永和十二年，桓温在洛修缮诸陵，更倡还都之议以胁迫执政公卿。这次北伐，在进军路线上史传留有疑点。《世说新语·言语》：“桓公北征，经金城”云云。《晋书·桓温传》云：“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少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过淮泗，践北境，……师次伊水”云云。案琅邪金城，地在江乘，桓温自江陵次伊水，必无经金城之理。钱大听《廿二史考异》卷二二，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均有考，但皆考其不合而未能求其合。余氏引刘盼遂之说，谓桓温经金城北伐，盖指其太和四年第三次北伐而言。此次北伐从姑孰出发，转赴广陵，则金城为其必经之地。史传误植，遂以为永和十二年事。刘氏此说，似有可能，惜无确证。桓温两次北伐获胜，声望大增。但是作为结果，他对内既未能插手中枢政柄，又未能获得豫州、徐州。此后东晋政局，继续在胶着状态中发展，又经历了十余年之久。兴宁元年（363年），桓温加都督中外诸军事，豫州之军名义上自当在其属下，因此有兴宁二年桓温命西中郎将袁真等凿杨仪道以通水运，温自率舟师次于合肥之事，见《晋书》卷八《哀帝纪》。桓温虽得偶一涉足合肥，但未能排斥袁真势力，因而也未能真正把豫州控制起来。至于徐州，对桓温进入建康的障碍更大。桓温在荆的二十余年中，先后居徐州之任者为褚裒、荀羡、郗昙、范汪、庾希、郗愔，他们都出自高门名士，各有背景，不易屈服。桓温只有徐徐寻找口实，逐个对付。升平五年，桓温以北伐出兵失期罪名，奏免范汪为庶人；太和二年，以失地罪名奏免庾希官位，以郗愔为继。《晋书》卷六七《郗愔传》：“大司马桓温以愔与徐、兖有故义，乃迁愔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郗愔为郗鉴之子，以“冲退”著名，“虽居藩镇，非其好也。”桓温以郗愔居京口，不是引为羽翼，而是利用郗氏以平抑庾氏在京口的潜在力量，然后再相机处置郗氏，夺得徐州。在桓温第二次北伐至第三次北伐之间政局的胶着状态中，桓温步步进逼中枢。隆和元年（362年），桓温上疏言：“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此议桓温倡之多年，至此更咄咄逼人。朝廷疑惧，莫敢或异，只有孙绰冒险陈词，力言“反旧之乐赊而趋死之忧促”，见《孙绰传》。扬州刺史王述则料定桓温不过欲以虚声威朝廷。桓温的威胁很快收到实效。兴宁元年（363年），朝廷加桓温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二年又有扬州牧之命，桓温既为内录，又牧扬州，于理应当入朝。朝廷犹豫再三，既徵又止，执政的会稽王司马昱惶惑无主，举措失态。而桓温此时亦不敢贸然谒阙，于是而有兴宁二年七月桓温下驻芜湖西南之赭析，遥领扬州牧之事。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赭圻以兴宁三年被火，桓温移驻姑孰，即今当涂，距建康更近。其时距桓温下镇赭圻仅半年之久。桓温居姑孰，扼制了建康南门，重现了当年王敦、苏峻所造成的局势，也颇似庾亮之居芜湖。不过此时朝廷还有豫、徐兵在，所以桓温仍小心翼翼，不敢造次，唯恐孤军受敌。《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引《舆地记》①曰：“赭圻下流十许里有战鸟圻，孤立江中，本名孤圻山。昔桓温驻赭圻，恒惧掩袭。此圻宿鸟所栖，中霄鸣惊。温谓官军至，一时惊溃。既定，乃群鸟惊噪，故相传谓战鸟山。①”桓温所惧官军，当指京口的徐、兖军及此时在寿春、合肥的豫州军。桓温虽有危惧之感，但既已下驻，后路荆、江二州又已委其弟桓豁、桓冲分督，他自然只能有进无退，力求解决豫、徐问题，消除进入中枢的障碍。而欲解决豫、徐问题，假北伐的名义最为堂皇。于是而有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的第三次北伐。桓温第三次北伐，是在东晋内部权力之争面临短兵相接状态的情况下进行的。第三次北伐，桓温败于枯头，望实俱损，他的地位开始转折。但这只是情况的一个方面。情况的另一方面，就桓温在江左积累权力的过程看来，第三次北伐以后，桓温才取得徐、豫，扫清进入建康的障碍，控制司马昱，使东晋朝廷一度成为“政由桓氏，祭则寡人”②的朝廷。因此，桓温第三次北伐又是他在江左权力之争中取得胜利的顶点。《世说新语·捷悟》：“郗司空（愔）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注引《南徐州记》曰：“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又，《晋书》卷六七《郗超传》：“时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劲悍，温恒云：‘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世说新语》以此入“捷悟”类，是说郗超于桓温所道及的京口特点中，悟出桓温正筹思进取京口的策略。京口的确出产名酒。《太平御览》卷六六引顾野王《舆地志》云：“曲阿出名酒，皆云后湖（案即练湖）水所酿”，又云湖水上承丹徒马林溪水，“水色白，味甘”。这是说曲阿名酒系京口溪水酿成。又同书同卷引《郡国志》云：“润州遏陂，有湖名龙目湖。京口出好酒，人习战，故桓温云：‘京口土瘠人窭，无可恋，唯酒可饮，兵可用耳。’”京口箕，史亦有徵。箕，蔑制或藤制囤谷器。《方言》卷五，“箕，陈魏宋楚之间谓之箩。”《太平广记》卷三二○引《续搜神记》①“升平中，徐州刺史索逊②乘船往晋陵”条，谓“有物名甘罗，赤如百斛篅”。篅，甘罗，箩，箕，盖为一物。又，《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类“柳箕”，注：“柳箕可用，见《祥符图经》，今无之。”至于桓温所说京口兵，即是以京口为基地的徐、兖都督所部兵，造基干郗鉴所组的以北来流民为主体的军队，素以劲悍见称。郗鉴以后，虽其刺史、都督不全出自郗氏家族，但京口兵始终处于郗氏影响之下。桓温以郗愔多“故义”，就是指此。桓温不得不以郗愔居徐、兖，又“深不欲郗愔居之”，必须处心积虑，尽速夺取。所以桓温第三次北伐时约徐兖郗愔、豫州袁真一同出师，即是承此谋略而发。桓温第三次北伐，成为建康朝廷的一次特大事件。出师日百官皆于南州祖道，都邑尽空。此前数日，会稽王司马昱与桓温曾有会晤。《真诰》卷一八《握真辅》：“公明日当复南州，与大司马别。大司马克二十六日发也。”原注：“公是简文，为司徒也。大司马是桓温也。温在姑孰，应北伐慕容。……于时是太和四年己巳岁三月中书也。”据此可知，桓温出师预定为三月二十六日，会晤当在出师前数日。据《晋书·海西公纪》，桓温实际出师日是四月庚戌，而四月庚戌恰为朔日。可知出师之期较预定的三月二十六日晚了几天。出师之前首辅与元帅会晤，事关重大，理应书之史册，但是今本《晋书》于此事却毫无痕迹。我怀疑此次会晤是一次密晤，有重大机事商筹，而当时最敏感的重大机事，莫过于桓温欲以北伐之名，拔除朝廷所赖的徐、豫兵力。桓温取得徐、豫的具体过程，研究晋史者是熟知的。郗愔暗于事机，得桓温相约北伐，立即覆笺“共奖王事，修复园陵”。愔子超为温参军，见愔笺毁之，另作笺“自陈老病，不堪人间，乞闲地自养。”桓温乃顺水推舟，转郗愔为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自己则兼领徐、兖二州。作梗多年的京口重镇问题，未动刀兵，戏剧性地解决了。桓温处置豫州袁真的办法，却不相同。袁真得桓温命，未达其旨，遂率师逾淮，攻克谯梁。桓温败于枋头之后，委过于袁真，奏免为庶人，而以桓温世子桓熙代为豫州刺史。袁真不受代而反叛，旋死，子袁瑾继，被桓温消灭于寿春地区。《太平御览》卷六五四引《世说新语》①曰：“桓宣武之诛袁真也，未当其罪，世以为冤焉。袁在寿春，尝与宣武一妾妊焉，生元（玄）。既篡，亦覆桓族，识者以为天理之所至。”此事不经，又贯串佛家果报思想，有无勿须置论。但其中说袁真“未当其罪，世以为冤”，是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徐、豫二州在桓温第三次北伐中统统落入桓温之手，桓温掌握了进入建康的锁钥。据《晋书》卷六九《刘波传》，波为桓氏部将，桓温西征袁瑾时以刘波领五千人镇石头城，可见从军事上看来，建康实际上已入桓温掌握。桓温虽大败于枋头，却大胜于江左。他独揽朝政的军事障碍，已不复存在了。对于桓温的事业说来，败干枋头，导致他望实俱损；胜于江左，导致他控制中枢。这同时发生的事情，对桓温起着相反相成的作用。桓温尽管控制了中枢，却由于望实俱损，无力断然篡代。中枢是不稳定的，反抗的力量仍然存在。不过，反抗不是来自军队，因为可能反抗的主要力量即豫、徐方镇武装，已被桓温消灭或控制起来①。反抗来自在朝的王、谢大族，他们以非武装的政治斗争，在关键时刻给桓温掣时，使桓温穷于应付。王、谢非武装的政治斗争居然能够抑制桓温，这又是由于桓温有枋头之败，望实俱损的缘故。王夫之曰：“桓温有枋头之败，故王、谢得持之以从容。”②看来这一议论是有道理的。① 桓温实际上并无意以其实力投入北伐战争。据《晋书》卷三七《司马勋传》、卷八《穆帝纪》及《通鉴》永和五年条，后赵雍州豪杰约东晋梁州刺史司马勋率众入关。九月，司马勋出骆谷，壁于悬钧，去长安二百里，三辅豪杰多杀守令应之。十月，勋退还梁州。《通鉴》胡注曰：“使桓温于是时攻关中，关中可取也。”这隐寓对桓温不支持司马勋北伐的责备。① 《廿二史考异》卷一八永和“七年八月，冉闵豫州牧张遇以许昌来降。案是时洛阳亦入于晋，故九月即有修复山陵之使也。洛阳晋之故都，准之史法，其得与失皆当大书于本纪。乃晋史于永和七年、太元九年收复洛阳，皆略而不书，失轻重之宜矣。”案钱氏之论甚当。① 当即顾野王《舆地志》。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载此事，谓“桓温于赭圻讨贼，屯兵山下，夜中众鸟鸣，贼谓官军己至，一时惊溃。”案桓温在赭圻不闻有“讨贼”之事。且 《元和志》较《舆地志》晚出，不取。② 《晋书》卷九《孝武帝纪》史臣语。① 亦见今本《搜神后记》卷六。② 案升平间徐州刺史无索逊者。索逊之名不见《晋书》，疑索邈之讹。但索邈事迹在桓玄败后，去升平甚远。或者刺史二字有误。① 《世说新语》佚文，不见今本。① 武装反抗并非完全没有。咸安二年（372年）六月，颖川庾氏庾希、庾邈 兄弟反于京口，诈称受海西公密旨诛桓温。十月，道教徒彭城卢悚率众自 京口进攻建康宫廷，诈称海西公还。但这些乍起乍落的暴动并不是藩镇武 装反抗。② 《读通鉴论》卷一○。五 简文帝遗诏问题东晋门阀政治中，某一士族秉权而能久于其任者，一般都是昆弟众多而且名重一时，分居内外，彼呼此应，以维持家族势力于不衰。于琅邪王氏，敦总征讨，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各居显要；于颖川庾氏，亮入相出将，冰、翼等亦内外相维；于陈郡谢氏，尚、奕、万诸昆弟久戍豫州，安则凭借诸兄遗泽和豫州势力，得居相位，然后以侄谢玄据京口而建北府兵。只有谯郡龙亢桓氏由于族单势孤，虽温居上游分陕二十余年，兄弟中仍无一人得居朝廷显职。兴宁二年（364年）桓温讽议迁洛，以胁朝廷，朝廷不得不诏徵桓温辅政而又深惧桓温入都。桓温虽志在入都，亦不敢贸然脱离自己所依靠的上游军事力量。于是而有桓温移驻赭圻、姑孰之事。会稽王司马昱与桓温有过数次会晤，但会晤地点分别在冽洲、姑孰、涂中，而不在咫尺之隔的建康。这说明桓氏在朝无人，而建康周围军事力量尚未尽入桓氏之手，桓温还得有所等待，不能轻举妄动。太和四年（369年）桓温从枋头败归后，由于徐、豫问题业已解决，才敢于从姑孰越建康，一度城广陵而居。此举当是就近清理盘根错节已数十年的北府异己势力，同数年前进驻姑孰以图解决豫州问题一样。咸安元年（371年），乃有桓温入建康，废海西公而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简文帝）之事，打破了多年以来呈胶着状态的东晋政局。废立之议，倡自郗超。但《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谓桓温“宿有此谋”；《晋书》卷六七《郗超传》亦谓桓温“宿有此计”。看来，郗超不过是揣摩桓温之意而发之罢了。从策略上说来，桓温一生持重，在夺取权力时也往往是欲取先与，一步分作几步走。以对付殷浩为例，先是一再逼殷浩北伐，待北伐失败后表而废之。以夺取徐州为例，废范汪而以徐州予庾希，免庾希而以之予郗愔，最后才从郗愔手中取得。桓温废海西公，是他图谋篡取皇权、代晋自立的若干步骤中的重要一步。废海西公，以情势度之，有两种可能的反应：或有反抗，或无反抗。反抗，有对待袁真、袁瑾父子的办法可用，即临之以兵；无反抗，则有对待郗愔的办法可用，即畀以自养之地。桓温于咸安元年十一月丁未从白石入建康，越日己酉海西公出宫，简文帝即位，未遇障碍，一切顺利。琅邪王氏的王彪之甚至还为桓温废立寻找历史根据，制定礼仪。越六日乙卯，武陵王晞免官归藩。接着，桓温诛夷为己宿怨而又宗强的庾氏、殷氏人物，更换殿中禁军，并以亲信人物郗超直宫省中，侍从（实际上是监督）简文帝。辛酉，桓温自白石还姑孰。自丁未至辛酉，桓温留都不过半月，朝局种种都确定下来了，一废一立，皆出桓温。从此桓温奠立了自己在朝廷牢固的权威地位，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权力格局。桓温置简文帝于皇帝地位，与当年置郗愔于徐州刺史地位一样，又一次使用了欲取先与的策略，不过这次是在最高的权力层次上使用。但是，在简文帝临死之前，桓温将要在政治权力的阶梯上走完最后几级的时候，极大的障碍出现了。几家最有影响的门阀士族，主要是太原王氏，陈郡谢氏，他们在朝廷还拥有潜在力量，亟思抗拒桓温的非分之求，以图维护东晋司马氏的帝位，恢复门阀士族之间的平衡状态。当时朝廷在位的士族人物，多数曾居桓温军府，是桓温的故吏。如谢安曾为桓温司马，王坦之曾为长史，郗超曾为参军，王珣（王导子王洽之子）曾为主簿，等等。他们都深知桓温的政治志向。但是他们之中愿意协助桓温，为桓温所用的，只有郗超一人。当简文帝立，郗超为中书侍郎入直宫省之时，谢安、王坦之为侍中，都在简文帝左右。所以桓温并不放心朝局，一直居于姑孰而不入朝，直到翌年七月简文帝之死为止。简文帝死，至孝武帝立，其间不过五日，朝局却围绕所谓简文帝遗诏问题，展开了以桓温为一方，以王坦之、谢安为一方的尖锐激烈斗争。此事史籍所载互有歧异，大体说来有三个系统：一为《晋书》，包括简文、孝武等纪，桓温、王彪之等传；一为《建康实录》；一为《通鉴》。此外，其它史料还有一些。兹以《通鉴》纪事为主，参照《晋书》、《建康实录》以及其它史料，考校异同如下。《通鉴》：（咸安二年七月）甲寅，帝不豫。急召大司马温入辅，一日一夜发四诏，温辞不至。案：帝不豫之日系于甲寅，不知所据。急召当有诏。《魏书》卷六九《司马星传》录其中一诏，曰：“吾遂委笃，足下便入，冀得相见。不谓疾患遂至于此。今者惙然，势不复久，且虽有诏，岂复相及？……天下艰难，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辅导之训，当何以宁济也！国事家计，一托于公。”从语气看来，四诏中此诏非最早者。托桓温阿衡辅导，则明知昌明（即继立的孝武帝）为其掌中物，不得不作此态，或者意在求桓温阿衡辅导如伊尹，而求其勿为王莽耳。桓温辞不入都，有疏荐谢安、王坦之，见《桓温传》。这自然是故作姿态，以观王、谢士族的反应。疏有“皇子幼稚”之语，则知作于太子未立之时。传谓疏未及奏而筒文帝崩。立太子，《简文帝纪》谓在乙未，《孝武帝纪》谓在已未。《通鉴》从《孝武帝纪》。己未在甲寅后五日，而乙未则甲寅后三十余日。如简文帝不豫在甲寅不误，则立太子事急，当以己未为允，简文帝之死即在立太子当日。简文病发甚猛，至死不过数日，宜一日有四诏，而桓温疏亦未及奏。《通鉴》：遗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曰：“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帝曰：“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帝乃使坦之改诏曰：“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案：遗诏本敕温“依周公居摄故事”，见于《王坦之传》；又敕温可自取天下，见于《建康实录》卷八，最早当本之于《宋书》卷二五《天文志》三。这两层意思应当都包含在简文遗诏中，说明简文帝预见到桓温有篡夺的可能，又不希望果然出现这种局面，所以请求桓温以居摄为度，不要逾越。如果不能约束桓温，桓温篡取与否，就全在他自己了。遗诏谓“天下，傥来之运”，“傥来”语出《庄子》，成玄英疏谓“意外忽来者耳”。简文盖以己之得立全出于桓温，予夺取舍，全在桓温之意。所以“傥来”与“君自取之”是互相照应的。《通鉴》把“君自取之”与“居摄”二事用“又日”相连，说明均为遗诏之文，是正确的。《晋书·王坦之传》和《建康实录》则各录其一，都不全面。王坦之改诏，把“君自取之”和“居摄”二事都去掉，改用“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对桓温的一次重大打击。《桓温传》说：“温初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案，这就是桓温废海西公、立筒文帝之意，也就是简文帝对桓温所说‘君自取之’之意），不尔便为周公居摄。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愤怒。”桓温不满足于诸葛亮、王导地位，知道这是门阀士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作梗，与弟桓冲书曰：“王、谢处大事之际，日愤愤少怀”云云。遗诏是简文病后“一日一夜频有四诏”之外的又一诏，未发而毁，由王坦之改作，可见其时官中惶恐勿遽之状。魏晋以来，帝王（或实际上是而名义上尚不是的帝王）托孤时任臣属自取天下，简文帝此诏以前尚有两见，一为刘备，一为孙策，都是创业伊始，局势未稳之时的事。《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刘备病笃，谓亮曰：“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托孤语，盖效法孙策托孤。《三国志·吴志·张昭传》注引《吴历》：孙策临终，以弟孙权托张昭日：“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刘、孙二例虽各有其历史背景，要皆是君臣肝胆相照之词，与简文帝之被迫作此表示者，情况大不一样。《通鉴》：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当须大司马处分”。尚书仆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朝议乃定。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案：事本《王彪之传》。群臣未敢立嗣，须桓温处分者，就是等待桓温作出是否自取的决定，桓温不取，太子始得即帝位。王彪之为仆射，不当预草诏机事，但处朝班权贵之列，故得显言于朝堂，意在释群臣之惑而坚立嗣主之心。立太子、遗诏、帝崩三事均在一日之内，群臣知诏之所立而又不敢奉诏行事，足见桓温权势之重和群臣的畏惧之心。不过其时京师宫省之变，变在须臾，而无论是在官省或在朝廷，桓温党羽曾无一人参与机事，因而桓温在此数日之内反而处于被动地位而受制于士族王、谢。这种情况的出现，归根到底是桓氏地望不高、门户不强所造成的，桓温亦莫可如何。枋头败后桓温气势有所衰降，不敢贸然行事，也是原因之一。《通鉴》：崇德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谅，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异常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机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事遂不行。案：事见《王彪之传》。桓温居摄之议一发于简文帝而见阻于王坦之，再发于崇德太后而见阻于王彪之。彪之在外朝，不奉崇德太后令，具封还内请停，其事与王坦之以侍中于宫中毁诏相类，只不过一在内，一在外而已。王彪之曾反对以桓温弟桓云为豫州刺史，又为桓温废海西公事定礼度仪制，可见他对桓温态度是有违有从，犹豫不定，此时以太原王氏、陈郡谢氏态度明朗，所以王彪之也坚定了抗拒桓氏的立场。不过琅邪王氏地望虽高而人才凋落，不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那样方兴未艾，具有影响政局的更大潜力。其时习称的王、谢之王，并不是指琅邪王氏而是指太原王氏，这是值得注意的。以上就是简文帝遗诏问题的始末。据此可知，遗诏问题中涉及桓温，实际上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桓温自己希望简文帝禅位给他，但惮于士族王、谢而不敢强取。简文帝料到其身后桓温有篡夺的可能，于是有“君自取之”的话。但是简文帝却亟不愿发生这样的事，因而有第二种意见，即予桓温以周公居摄之位。桓温依周公居摄，这可说是司马皇室的意见，简文帝遗诏，最初是这样写的，太子即位以后崇德太后令，也是这样写的。居摄者代替皇帝执行权力，但皇帝成年后应当“复子明辟”。这是司马皇室在不移晋鼎条件下，给桓温最大的让步。第三种是王、谢士族的意见，他们既不允许移鼎，也不同意桓温居摄，只同意桓温按诸葛亮、王导故事行事。尽管这时桓温掌握军事优势，但是政治优势却在王、谢一边。桓温终于不得不接受这种裁决。简文帝死后数月，宁康元年（373年）二月，桓温由姑孰来朝，本有诛王、谢，移晋鼎的打算，但是格于形势，未敢下手，只就前一年冬所谓彭城妖人卢悚率众突入殿庭一事穷加究治，此年稍后，桓温病，病中犹讽朝廷求九锡，谢安等延宕其事。七月，桓温死。自桓温废海西公而立简文帝，到简文帝临终遗诏，到桓温之死，其间一共只有一年半的时间。这是激烈的权力之争的一年半，是朝野鼎沸的一年半，是晋室不绝如线的一年半。我们归纳史实，可以看到如下一些现象和问题：一皇权的最低点 皇位的一废一立，全凭桓温一言定局，被废的海西公无可奈何，被立的简文帝也无可奈何。简文帝手诏报桓温诛武陵王晞之请中有言曰：“……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意即由桓温任意选择皇帝，包括桓温自帝。所以简文遗诏中有“君自取之”之语，是不足为奇的。皇权降至这样的低点，比半世纪前王敦兵入石头时晋元帝所作“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语时犹有过之。二门阀士族权力的最高点 桓温篡晋积谋甚久，终未成功，不是军事力量不够，不是皇室反抗，而是几家门阀士族作梗。他们在内外军权全归桓氏、皇室完全屈服的情况下，凭借社会、政治影响，勉力抵拒，挫败了桓温，扭转了形势，从而使晋祚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也使司马氏与士族共治的局面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东晋士族历来反对他们中的任何一家独揽政权，取代司马皇室地位。但是在关键时刻士族纯粹以其联合的政治力量，用和平手段抗拒军权，并战而胜之，这还是第一次。三王、谢将执政柄 王、谢士族以其力抗桓温，挽救晋室之功，必将得到政治报偿。按东晋门阀政治的常规，孝武一朝政局的关键将操于王、谢之手，这一点是可以预料的。特别是陈郡谢氏，其门户中尚有人物可以承担这种任务，比太原王氏更有优势。四司马氏皇权或者振兴，或者消灭，不能原封不动 东晋皇权如此低落，继起的孝武帝如果不思振作之策，晋将不晋，可以断言。辅政的王、谢如果不走桓温的旧路，就应当帮助孝武帝振兴皇权，否则就不能维持各家士族的平衡存在，因而也不可能有比较稳定的门阀政治的继续。孝武帝即位在童稚之年，却一改简文帝玄风御世之习，讲《孝经》，览典籍，延儒士，这些都是谋求皇权振兴的迹象。促进皇权振兴的主要人物，是主政的陈郡谢氏谢安。太原王氏登用于朝的人物也不少，起着羽翼司马皇族的作用。王、谢二族的政治作为，是门阀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继续。五道教势力参与政治活动 道教徒卢悚率众三百人，诈称海西公还，攻入建康殿庭，略取库兵一事，客观上增加了王谢抗拒桓温的效果。建康的内应是严重问题，所以桓温在事后还须赴京师严加究治。卢悚事震动宫省，影响很大，二十余年后的道教徒孙恩、卢循起事，与此不无关系。道教徒卢悚起兵，针对桓温：道教徒孙恩起兵，针对司马元显，各有所指，看来与门阀政治无涉。但是从东晋门阀政治的整体看来，这些都是低级士族反对当权门阀士族的一种行动方式，是东晋门阀政治面临的一种重大挑战。未了，我还要对桓温这样一个既有大功大勋，又是大奸大慝的历史人物，说说自己的意见。对于桓温其人，史家见仁见智，议论很不相同。其一，主要从对晋室的忠奸立论，贬斥桓温的个人野心。《晋书》以桓温与王敦二传同列一卷，即属于此。这种见解，历来支配史界，现在的影响已经不大了。其二，主要从民族斗争角度立论，着力褒奖桓温北伐业绩，而不介意其对晋室的态度。持这种见解的学者，现在比较多。其三，认为桓温以北伐为手段，以篡夺为目的，把由于北伐而增进的实力和威望用之于篡夺，所以不会尽心力于北伐，也无意久事中原。这就是说，桓温的政治野心限制了他的北伐活动，使北伐活动得不到广泛的支持。而且，其时北方民族关系混乱，民族兴起的潮流一浪接着一浪而来，新的民族势力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因此，任何北伐战役的成果都无法得到巩固，桓温北伐也是如此。这是形势使然。所以桓温北伐意义颇为有限，战略上说来最多只能起以攻为守的作用，把混乱的民族斗争限制在北方，不使它蔓延到江东来。从战略上说，交战状态中的一方如果完全没有进攻能力，也就难于防守。不过在这种战略作用的发挥方面，在北伐行动的坚决性方面，桓温北伐无法与祖逖北伐相比。这第三种意见，就是我所持的意见。南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论北伐事，大意谓东晋人物其志未尝不在天下，但当审时度势以行，不能以逞兵为务①。所谓审时度势，在我看来，主要是观察北方民族关系发展的形势。东晋十六国时期以至南北朝时期，在南北相持局面既成以后，在阻碍统一的原因没有消除、促成统一的原因没有出现以前，靠一两次北伐战役以“克服神州”，完成统一，是完全不可能的。应当看到，十六国东晋与南北朝历史的出现，并不只是一次偶然的民族入侵造成的，而主要是汉魏以来北方边境地区民族关系长期发展的结果。这种情况，比一次民族入侵造成的后果要复杂得多。以局面颇为近似的南宋相比较而论，其时宋金民族矛盾也很尖锐，和战问题也很重要。即令如此，评论南宋人物，也需要审时度势，不能仅就和战一端而言。王应麟有言曰：“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②”参考这一见解，评论东晋人物，也不能只看他是否有过北伐的倡议或行动。郗鉴、蔡谟反对过庾氏兄弟北伐，王羲之反对过殷浩北伐，孙绰反对过桓温北伐。他们的反对有苟安和怯懦的一面，但也并非全无道理。王夫之是重民族气节的，他甚至于抨击“蔡谟、孙绰、王羲之恶得不与汪、黄、秦、汤同受名教之诛乎？”①但王夫之评桓温请迁都洛阳一事，亦曰：“然温岂果有迁都之情哉！……温果有经略中原之志，固当自帅大师以镇洛，然后请迁未晚。惴惴然自保荆楚而欲天子渡江以进图天下，夫谁信之！”②至于南北关系、南北战争问题，此处不拟多谈，下章论述淝水之战时将续有分析，可以参看。应当说明，我并不是完全排斥上面列举的对桓温的其他各种见解，我认为许多意见是各有所得，有些是可以互相补充的。桓温所获北伐战争的战役胜利，毕竟有积极作用。而桓温对晋室态度问题，也并非毫无意义。东晋的稳定在当时必须建立在多数士族支持的基础上，这是江左安危的大局，不能轻易破坏。桓温死后十年发生的淝水之战，其胜败所系就是证明。此时由桓温代替晋室，和数十年后由刘裕代替晋室，其基础、条件、意义和后果毕竟是大不相同的。桓温在最后时刻接受了王、谢等大族的裁决而未妄动，这是桓温的有识处。纵观桓温一生，我们看到这个据史籍说是不惧遗臭万载的人，行事却相当持重。他始终高唱北伐以保持政治优势，但他自己却在一段颇长的时间内引而不发，不贸然行事。他蓄意消灭对手，但一般并不诉诸战争，而是以北伐丧师失地为罪名，而且几乎都采取欲取先与的手段，一步分作几步走。他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的职位，却不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全局，因而不敢在京城久留。《桓温传》记他死前曾向桓冲分析与王、谢家族的关系说：“初，冲问温以谢安、王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为汝所处分。’温知己存彼不敢异，害之无益于冲，更失时望，所以息谋。”桓温所料，是顾及时望，合乎情理的。桓温处大事谨慎，其所行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与桓玄毕竟大不一样。亵读司马氏皇权，觊觎皇位而又谨慎行事的桓温，终于不逞其志，抑郁而死。这除了枋头之败望实俱损的原因以外，更在于门阀政治此时还具有约束力量。门阀政治，即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是不允许桓温破坏的。回顾历史，当年王敦面临的局势就是这样。王敦一下建康，以清君侧为名，标榜维护受到刘隗、刁协威胁的门阀政治格局，得到大多数士族的同情，因而势如破竹。王敦再下建康，改变了初衷，要求以王代马，破坏门阀政治，因而遭到大多数士族的反对。桓氏权力的积累，虽已超过当年的琅邪王氏，但仍慑于门阀政治格局而趑趄不前，不敢断然措置。桓温何尝不想独吞天下，但他却又不敢彰明较著地破坏共天下的局面，怕因此引起其它门阀士族合而攻之。看来，王敦作为前车之鉴，在桓温身上起了作用，而门阀政治直到此时还存在生机。① 《六朝事迹编类》“六朝保守”条。② 《困学纪闻》卷一五。①② 分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三、一四。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一 谢鲲、谢尚与谢安《世说新语·方正》：“诸葛恢大女适太尉庾亮儿，次女适徐州刺史羊忱儿。亮子被苏峻害，改适江虨。恢儿娶邓攸女。于时谢尚书〔衷〕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邓是世婚，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裒儿婚。’及恢亡，遂婚。”案，琅邪阳都诸葛氏为汉魏旧姓，鼎立时诸葛氏兄弟分仕三国为将相，家族至晋不衰。晋元帝以琅邪王入承大统，诸葛恢为琅邪国人，随晋元帝过江，地位亲显，所以拒绝与尚无名望的陈郡谢氏为婚。陈郡谢氏谢裒随兄鲲过江。鲲死于太宁元年（323年），葬建康城南石子冈①。石子冈，三国孙吴时期以来是乱葬之所。据《三国志·吴志·妃嫔传》，孙峻杀朱主，埋于石子冈；《诸葛格传》，孙峻杀诸葛恪，以苇席裹尸投于此冈。又据《搜神记》卷二“石子冈”条，其地“冢墓相亚，不可识别”。谢鲲既葬于石子冈，说明其时谢氏家族还力不从心，不具备择地为茔的条件①。永和元年（345年）诸葛恢死。其时庾氏势力骤衰，谢氏、桓氏家族乘时而起，地位渐重，所以谢衷子谢石始得娶诸葛氏小女。《世说新语·简傲》：“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是阮思旷（裕）在坐，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案，陈留阮氏汉魏旧族，世所知名。阮裕族父阮瑀，建安七子之一，为曹操记室，军国文书多出其手。阮瑀子阮籍，名列竹林。阮氏族中阮瞻、阮孚，与谢万从父谢鲲同好交游，阮裕复与谢万兄弟多有来往，曾问《四本论》义于谢万，又在会稽与谢安同时违诏不应徵聘。阮、谢通家，累世交好，但阮裕却以地望自炫于谢万，斥谢氏门户后起无礼。可知直到东晋中期，谢氏在旧族眼中还没有特别地位，不受尊敬。《宋书》卷六○《荀伯子传》：“伯子常自矜荫籍之美，谓弘（王弘，出琅邪王氏）曰：‘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宣明（谢晦，荀伯子妻弟）之徒，不足数也。”案谢氏自谢万兄弟辈以后又经历了三代的发展，根基更为深广，但是旧族仍不为礼。这是旧族以“冢中枯骨”自傲，死不承认士族门户发展现状的突出表现①。谢氏家族人物由晋至宋，屡有受旧族歧视之例，其历史背景究竟如何呢？谢氏家族历史，据《晋书》卷四九《谢鲲传》，其先世只能上溯两代。谢鲲祖缵，魏典农中郎将。关于谢缵，《晋书》只此一见，而《三国志》无闻，很可能是起自寒微，不为世人所重。谢鲲父衡，仕于晋武、晋惠之时。谢衡官守，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为守博士（《晋书》卷二○《礼志》中），惠帝元康元年（291年）为国子博士（《晋书》卷四○《贾谧传》），旋迁国子祭酒（《晋书》卷四九《谢鲲传》），元康中擢太子少傅②，太安元年（302年）为散骑常侍（《晋书》卷二○《礼志》中）。谢衡学识，《谢鲲传》谓“以儒素显”；《世说新语·文学》“卫玠始渡江”条注引《晋阳秋》谓“晋硕儒”；《晋书》卷五一《王接传》谓“博物多闻”。谢衡的学识和官守是一致的，以儒学为宫，遂以显名。见于《晋书》卷二○《礼志》（中）、《宋书》卷一五《礼志》（二）以及《通典》卷八九、卷九○的谢衡资料，均为议论丧服之文。谢衡学行是笃守传统的儒宗，看不到一点元康名士的玄学气习。这样的人，显然不会为时所重，为士流所倾心①。东晋时期，谢氏家族地位迅速上升，其契机大体是：一，两晋之际，谢鲲由儒入玄，取得了进入名士行列的必要条件。谢鲲其人，于放浪中有稳健，并非完全忘情物外，这就为他的子侄不废事功、逐渐进入权力中心留有余地。二，穆帝永和以后，谢尚兄弟久在豫州，在桓温与朝廷抗争的过程中培植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举足轻重之势，使谢氏成为其时几个最有实力的家族之一。三，谢安凭借家族势力和拒抗桓温的机缘，得以任综将相；又以淝水之战的卓越功勋，使谢氏家族地位于孝武帝太元间进入士族的最高层。此后谢氏权势受制于会稽王司马道子，谢安、谢玄被解兵权，旋即相继去世，但其家族地位却稳定在一个极限水平上，一直延伸至南朝之末为止。现在，按谢鲲、谢尚、谢安三个阶段，依次分析如下。谢鲲生卒，约当晋武帝太康元年至明帝太宁元年（280—323年）②。《晋书》卷四九《谢鲲传》谓鲲好《老》、《易》，能歌，善鼓琴，“弱冠知名”。谢鲲弱冠之年，已在元康之末，据《群辅录》，谢鲲为中朝“八达”之一，属元康名士的后进之辈。西晋末年，士族名士一般都是求仕于并且受制于宗室诸王。后进名士而又缺乏家世背景的谢鲲，不可能为诸王所看重。长沙王又不礼谢鲲，曾执之欲加鞭挞。后来谢鲲被辟于东海王越府为掾，一度以小故而被除名。谢鲲屡受屈辱，士族名士王玄、阮修均为之叹恨。永嘉之初，谢鲲避地豫章，曾为王敦长史。谢鲲弟裒，成帝时为吏部尚书①。谢鲲学行，一改父辈的儒素习尚，渐入元康玄风，这是谢氏家族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相当于庾之于颖川庾氏，桓彝之于谯国桓氏。谢鲲与桓彝一样，江左入“八达”之列。谢安曾谓谢鲲“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见《世说新语·赏誉》（下）。这是谢安美化先人之语。竹林放达，有疾为颦，元康效尤，无德折巾，东晋戴逵所论如是。永嘉以后出现的“八达”，是元康名士的孑遗，比之七贤，求貌似亦不易，“把臂入林”更无从说起。这是时代使然，不能不是如此。可是，谢氏若无此由儒入玄的转化，就不能进入名士行列，其家族地位亦无从提高，更不用说上升到士族中的最高层次。所以谢鲲追随元康名士，是谢氏家族社会地位变化的关键。谢氏与桓氏一样，其家族地位上升，由儒入玄虽是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纯粹的玄学家遗落世务，鄙视事功，无助于维持士族门户势力。要维持并增进门户势力，还必须靠事功。桓彝参预平王敦之乱的密谋，又死苏峻之难，事功可观，已见前章。谢鲲事功不及桓彝。但他为王敦长史时目刘隗辈为城狐社鼠，曾劝阻王敦的清君侧之谋，并且“推理安常，时进正言”，使谢氏家族未因王敦之逆而受牵连，这证明谢鲲颇具慧眼，并非纯粹的宅心方外，不以世物婴心之人。不过，桓彝、谢鲲辈既然汲汲于以完成其家族由儒入玄的转化为己任，事功的经营就只能非常有限，因为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存在的。《世说新语·品藻》：谢鲲随王敦入朝，“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注引邓粲《晋纪》：“鲲有胜情远概，为朝廷之望，故时以庾亮方焉。”从谢鲲所答明帝之问看来，丘壑之间与庙堂之上，是难于兼有的境界。谢鲲虽然不认为两者必然互相排斥，但也不认为两者完全一致，而他自己的志趣则是偏向于丘壑之间的。郭象所谓“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至至不亏”①的人，毕竟只是士族名士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而已。谢氏后人谢灵运有诗曰：“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②。真要把“事”和“道”，“名教”和“神理”完全融为一体，事实上是难以做到的。东晋初年，谢氏宗族当务之急是稳定其在士族名士行列中的地位，更是难于融合“名教”与“神理”。所以此阶段谢氏人物在政治上还没有多少作为。谢氏由儒入玄，谢鲲进入名士行列，这是东晋时期谢氏家族发展的第一阶段。到了谢鲲的子侄辈，谢氏家族地位已比较巩固，向事功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了。谢鲲子谢尚（308—357年），幼时曾被目为儒家的复圣颜回，稍长又被比之于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这象徵地表明了其人兼该儒玄的气质。谢尚起家司徒掾，建元（343—344年）之初由黄门侍郎出为建武将军历阳太守，正当“三良（王导、郗鉴、庾亮）既没”①，“朝野忧惧”②之时。事隔两年，成帝死，又增加了时局的动荡不安。东晋中枢权力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方镇力量也在进行新的调整。以谢尚为代表的谢氏家族，在这个际遇中得到了难得的上升机会。建元元年八月质冰外镇，原来曾是上下游争夺焦点的江州落入庾冰之手。庾翼、庾冰使荆、江联为一气，分陕之势更重。建元二年十一月，庾冰死，朝廷趁此机会，把荆、江二州拆开，使谢尚为江州刺史，以图抑制在荆州的庾氏。但是庾翼针锋相对，抢先下手。他“还镇夏口，悉取冰所领兵自配，以兄子统为寻阳太守”，事见《晋书》卷七三《庾翼传》。这是庾氏对谢尚的强力抵制。谢尚在江州无立足之地，只好后退一步，还镇历阳为豫州刺史。以前谢尚曾为历阳太守，历阳是他熟悉之地。自此，谢氏遂得列为方镇，并且成为屏藩东晋朝廷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东晋方镇的重新组合，实际上就是门阀士族在权力方面的再分配。琅邪王氏自王允之死后，已丧失了竞逐的力量。颖川庾氏以庾亮之死为分界线，也越过了其家族发展的顶峰。庾翼倡言北伐，气势颇盛，但色厉内荏，“议者或谓避衰”③。庾冰外镇，意在助庾翼保存上游地盘，而非重在开拓。王、庾力量既然都处在衰落之中，不足以应付纷坛的世局，势必有其它士族应运而起。桓、谢就是此刻同时兴起的两家士族。桓、谢二族在朝均无族党为援，尚无破坏士族门户势力平衡的危险，这是中枢及其它士族愿意让桓、谢二族填补上游方镇之缺的重要原因。东晋之时，官职清浊问题虽已出现，但还不像南朝那样严格。士族子弟可以胜任武职，出守边郡，这足以表明士族还是具有活力的社会力量。谢尚在出刺豫州之前，已有一段戎旅生涯。他先以清显的给事黄门侍郎出为建武将军、历阳太守，转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江夏相。江夏等郡均在江、汉以北，不时有后赵军队骚扰。所以康帝建元二年有诏谓“［谢］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辍黄散以授军旅，所处险要，宜崇其位望。今以为南中郎将，余官如故”，见《谢尚传》。推敲此诏，可知此时士族子弟愿辍清显之官以事军旅，毕竟已非常见。谢尚有此经历，为朝廷所重，所以朝廷于庾冰死后用他与庾氏争夺江州；争夺江州不果，又用他为豫州刺史以为京师南藩。谢尚由江州转为豫州，据《宋书》卷三六《州郡志》（二）南豫州条，在永和二年①，自此至升平元年谢尚死为止，凡十二年（346—357年）。继谢尚为豫州者，为谢尚从弟谢奕（357—358年）和谢万（358—359年）。在此期间，豫州是谢氏家族地盘，是谢氏家族得以兴旺发达的实力基础。谢尚曾配合殷浩北伐，进兵中原，于邺城得传国玺，又于寿春采拾中原乐人以备太乐，这在当时都是大事。谢尚还数度被徵，供职京师①。桓温曾赞许他“入赞百揆，出蕃方司”②，也就是有入相出将之才，并于北伐平洛后请谢尚进驻洛阳，抚宁黎庶，谢尚以疾不行。表面看来，桓、谢彼此还得相安，其实自殷浩被桓温废黜以后，谢尚就是桓温发展势力的最大障碍。桓、谢矛盾时有表现。桓温请谢尚以本官（镇西将军豫州刺史）都督司州军事，未尝不可理解为桓温调虎离山的一着，所以谢尚不应其请。继为豫州刺史的谢奕、谢万，与兄谢尚有所不同，俱以放达为高，《晋书》本传赞谓“奕、万虚放”是也。谢万尤非将才，本传谓其刺豫州时，王羲之曾与桓温笺曰：“谢万才流经通，处廊庙，参讽议，故是后来一器。而今屈其迈往之气以俯顺荒余，近是违才易务矣。”其时谢万愆失尚不显著，桓温没有理由加以贬易，所以未从王羲之之言。谢万“矜豪傲物”，本是人所共知。《王羲之传》羲之遗万书曰：“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谢万无自知之明，亦不察上下游的形势，卒以对北用兵不当，兵败逃归，授桓温以柄，被废为庶人，谢氏至此不得不离开豫州。谢万致败之由，据《世说新语·品藻》，司马里谓为“失士卒情”，郗超谓为“欲以率任之性区别智勇。”看来是谢万的简傲引起了士卒的哗变，促成谢万的失败。谢氏在豫州十余年，树立了谢氏家族的威望，发展了谢氏家族的势力。我们只须指出以后谢玄赖以组成北府兵的刘牢之之父刘建就是谢氏豫州旧将一事，即可说明豫州之任对谢氏家族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个时期，谢氏以豫州势力维持着上下游的平衡和各士族门户的平衡，特别是在桓温坐大的条件下使东晋各种力量和平相处，使东晋政局得以维持平静，作用是显著的。自从桓温和谢尚分据方镇以后，桓、谢两个家族的关系越来越具有政治性质。谢氏不少人物曾居桓温军府之任，这是桓、谢家族彼此联系的重要渠道。谢奕与桓温有布衣之好，为桓温司马，在温坐岸帻啸咏，桓温呼为“方外司马”。谢奕子谢玄曾为桓温掾及桓豁司马。谢安亦曾为桓温司马，时在升平四年（360年）八月，谢万已被废黜，谢安已年逾四十。谢万被废黜，谢氏家族结束对豫州的统治，此事当出于桓温之意，因为取得豫州是桓温的宿愿，而废黜又是桓温此一阶段压倒对手的重要手段。我以为桓温促成谢万之废，意在摧毁谢氏实力的基础。谢安出仕仍不得不经由桓温军府，不是谢氏出仕没有其它途径，而是欲借此表示谢、桓通家之谊，消除谢万被废而出现的家族之间的紧张状态。桓、谢关系，可注意的事情还有很多，情况也很复杂。如果考虑到简文帝死后谢安在阻止桓温篡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考虑到淝水之战前后谢安与桓冲的既有冲突又有妥协的关系，考虑到压平桓玄的北府兵创始于谢玄这样一些事实，我们说桓、谢二族关系直接或间接影响东晋政局长达半世纪之久，是不算夸张的。谢氏兄弟豫州之任，是谢氏家族在东晋发展的第二阶段。真正使谢氏成为江左最高门第之一的，是谢安。谢安本来高卧东山，表现无处世①意。《世说新语·赏誉》注引《续晋阳秋》，谓谢安“六七年间徵召不至，虽弹奏相属，继以禁锢，而晏然不屑。”但当谢万废黜之后，谢安却邑勉从桓温之命，以图仕进。关于此点，王仲荦先生已注意到是为谢氏门户之计②。东晋士族门户的社会地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袭意义，但在法律上毕竟与封爵世袭不同。要维持士族地位于不坠，要使士族门户利益得到政治保障，必须有本族的代表人物居于实力地位才行。这也就是唐长孺先生所论“计门资”还要同“论势位”相联系③。谢安未仕时名望在谢万之上，但是保障谢氏家族利益主要不是指靠谢安的名望，而是指靠谢万在豫州的势位。所以《谢安传》说，安妻刘氏“既见家门富贵而安独静退，乃谓曰：‘丈夫不如此也？’④安掩鼻曰：‘恐不免耳。’”这就是说，谢安在屡辞徵辟的同时，已在观察政局，随时准备出山。所谓高卧东山，只不过是一种高自标置的姿态而已。谢安由于门户利益而改变不仕的初衷，这在其时的名士看来，不能不是一种惭德，有许多人对之表示责难和讽刺。《世说新语·排调》“谢公在东山”条谓谢安出仕，中丞高崧送于新亭，乘酒戏安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于卿何？”谢安笑而不答①。同书同篇“谢公始有东山之志”条桓温问谢安，远志何以又曰小草，“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②谢甚有愧色。”以谢安出处为嘲，所讽者不仅是谢安个人，而且是谢氏家族。谢安老谋深算，对于谢氏门户利益，不能不是思之再三的。当谢尚等在豫州之任时，谢氏门户有靠，无陨越之虞，谢安自可矜持不出以图名誉。谢奕“立行有素”，继谢尚为豫州刺史，还可以勉力维持。谢奕以下，以次当代者为谢万③。谢万虽有才气，但“善自炫曜”，缺乏居方面之任的器识与才能，见前引《谢万传》及《王羲之传》。所以谢安为谢氏门户计，汲汲于扶持谢万，随在谢万身边以求匡正，唯恐谢万有失，影响谢氏门户利益。谢万刺豫州之前，曾为吴兴太守，其时谢安即随弟万赴官。《太平御览》卷七○一引《俗说》：“谢万作吴兴郡④，其兄安时随至郡中。万眠常晏起，安清朝便往床头扣屏风呼万起。”谢万赴豫州之任，谢安亦随在豫州。《世说新语·简傲》：“谢万北征，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公（安）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乃俱行，从容谓万曰：‘汝为元帅，宜数唤诸将宴会，以说众心。’万从之，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忿恨之。谢公欲深著恩信，自队主将帅以下，无不身造，厚相逊谢”。后来谢万兵败寿春之时，谢安犹在左右。《世说新语·规箴》：“谢中郎在寿春败，临奔走犹求玉帖镫。太傅（安）在军，前后初无损益之言，尔日犹云‘当今岂须烦此？’”注谓“案万未死之前，安犹未仕，高卧东山，又何肯轻入军旅耶？《世说》此言迂谬已甚。”今案，刘孝标注《世说》，偶以已意判事之有无信否，或不免失之臆测。谢安随谢万在任，材料非只一处，当然是可信的，迂谬者是刘注而不是《世说》。刘注以谢安名高而回护之，不明白谢安为门户事任而匡护谢万的心机，这更是刘孝标的失察之处。“谢万未死之前，安犹未仕”之语，亦有未谛。据《谢安传》，谢万废黜，谢安“始有仕进志”，桓温请安为司马；稍后“温当北征，会万病卒，安投笺求归”云云。据此，知谢安出仕在谢万被废黜而“未死之前”，谢安东归在谢万病卒之后，只不过二事相隔不久，谢安仕征西府为司马的时间甚为短暂就是了。至于《世说》说谢安对谢万，“初无损益之言”，也不符合前引事实。谢安东归后至简文帝死前，即升平五年至咸安二年（361—372年）的十余年中，官吴兴太守，徵拜侍中，迁吏部尚书、中护军，史籍记其行事甚少。而这十余年，是桓温势力大发展时期，事件层出不穷，如打击士族范、郗、殷、庾，改易帝位，直至桓温居姑孰都督中外、录尚书事，等等。这个时期，桓温是炙手可热咄咄逼人的，但是史籍中却不见桓、谢纠纷，说明谢安善避桓氏锋锐而韬晦自处，以保全门户为第一要务。《谢玄传》载谢安尝“戒约”子侄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安悦。”案，谢安、谢玄的问答，自有深意而难得确解。《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问诸子侄”条略同于此，均出于《语林》，见《艺文类聚》卷八一引。“豫人事”，应当就是《世说新语·排调》“孝武属王殉求女婿”条中及《晋书·谢混传》中所谓王敦、桓温“好豫人家事”之意，亦即觊觎晋室权力。《荀子·宥坐》孔子曰：“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谢玄答谢安戒约子侄之问，盖承孔子之言，欲使生于深林幽谷的芝兰得隐于谢氏庭阶之内而芬芳依旧。如果这种解释不误，那末谢玄答语暗谓谢氏子弟当隐忍而不外露，不竞权势，不求非分。所以谢安悦其得己之心。《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其《山居赋》，自注谓谢安死后，北伐停息，谢玄“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并经营始宁山居，申高栖之意云云。谢玄行事，与其芝兰玉树当生庭阶之对，似亦吻合。不过这是后话就是了。陈郡谢氏在江东，本有“德门”之誉。《南史》卷一九《谢瞻传》，刘宋之初谢瞻谓弟谢晦曰：“吾家以素退为业，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福耶？”并借议论人物优劣之机，更申此义曰：“若处贵而能遗权，斯则是非不得而生，倾危无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处贵而遗权，正是谢氏自守的门风。《宋书》卷五六《谢瞻传》载谢瞻语谢晦，说及谢氏家门以素退为业之后，特别标榜“不愿干豫时事”，更与上举谢安“子弟亦何豫人事”之言一致。谢氏门风形成，谢安起了重要作用。自从谢万离开豫州以来，谢氏门户失去凭借，谢安在朝，亦不居枢要之位，所以谢氏自然不足以为桓氏掣肘之患。在这种条件下，谢安韬晦自处，使桓、谢暂得相安。桓温诛殷氏、庾氏人物后，气焰极盛，谢安见桓温，则遥拜之。谢安曾与王坦之共谒桓温心腹郗超，未得即晤，王坦之欲去，谢安曰：“不能为性命忍俄顷耶？”谢安隐忍不发的态度，使他得以保全谢氏门户，并得以在简文帝死后的关键时刻，与其他士族人物共阻桓温九锡之请，扭转了朝局。谢氏门户地位突出，始于简文、孝武之际。其时士族王、谢并称。他们之中，论人才则谢安出众，故桓温荐顾命之臣，以谢安居首；论门第则太原王氏上但之更贵，故联称王谢者以谢氏居后。只是由于王坦之于宁康三年（375年）死，无出众子弟，无可述事功，只能凭借与孝武帝和会稽王司马道子的国婚关系以维系门户。所以谢氏地位日益增高，在淝水战后达到最高点。自此以后，谢氏的发展受阻于孝武帝和司马道子，不得不从政治、军事的实权地位退出，只求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巩固，以图再起。这是谢氏在东晋时期发展的第三阶段，亦即以谢安为中心的阶段。陈郡谢氏在东晋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以谢鲲、谢尚、谢安三个人物为代表。谢鲲跻身玄学名士，谢尚取得方镇实力，谢安屡建内外事功。谢氏在东晋，不凭挟主之威，不以外戚苟进，不借强枝压干。《晋书》史臣评论谢氏家族曰：“建元之后，时政多虞，臣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唯谢氏乎！”谢氏家族发展历史与所起作用，似乎与高平郗氏有可比才以之处。但是郗氏作为门阀士族，是发育不全的。郗鉴既不预名士风流，又未执中枢政柄，所以其家族的社会影响，还是与谢氏相距甚远。① 谢鲲死年、葬地，均具谢鲲墓志，见《文物》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墓志，谢鲲作谢■。案北朝墓志及敦煌写本，鱼字旁有时写作角，所以■当即鲲。又墓志谢裒作谢褒，《晋书》卷七《成帝纪》及卷二六《食货志》，谢裒亦作谢褒。① 谢鲲子侄可能依先人家侧为葬。《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上元县：“谢安墓在县东南十里石子冈北”，即为一例。又《陈书》卷三六《始兴王叔陵传》：“晋世王公贵人多葬梅岭”，叔陵母死，求于梅岭葬之，“乃发故太傅谢安旧墓，弃去安柩，以葬其母。”据《太平寰宇记》卷九○，梅岭在县南九里，应与县东南十里的石子冈相连，所以《陈书》记谢安墓在梅岭，《元和志》记在石子冈北。或者东晋初年显贵人物无力择地为茔者多，其家人相沿以石子冈为葬，至南朝末，石子冈、梅岭反而被看重为贵人葬地。又据《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灵运祖玄（奕子，安侄）父瑍均葬会稽始宁，而不在建康，当因谢玄经营始宁山居之故。又据《舆地纪胜》卷四，谢安墓被毁后，安裔孙谢夷吾徙葬于长兴县南之三鵶村。① 唐长孺先生已注意到谢氏家族在江左社会地位的问题，上举资料中《世说·简傲》、《宋书·荀伯子传》二例亦经引用，见《世族的形成和升降》一文，《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六一页。② 见《世说新语·德行》“谢奕作剡令”条注引《晋中兴书》。遹太子立于太熙元年（290年），废于元康九年（299年），谢衡当是从国子祭酒擢太子少傅，在元康中。① 王志邦《六朝江东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第五三页说，浙江 上虞新近发现《盖东谢氏宗谱》，记有谢衡被命为国子祭酒而寓居会稽始宁 之事。案谢衡迁国子祭酒当在元康初，此后谢衡还擢居太子少傅、散骑常 侍，在散骑常侍任内曾有奉诏议皇太孙丧礼之事，其活动地点无疑皆在洛 阳朝廷。《盖东谢氏宗谱》说谢衡迁国子祭酒而寓居会稽始宁，似难置信。 《晋书》卷四九《谢鲲传》误记谢衡“仕至国子祭酒”，意谓终于此官，这 可能是《宗谱》说谢衡居此官而南迁的原因之一。兹检得《盖东谢氏族 谱》，似即王志邦书中所引《宗谱》。《族谱》于1926年续道光乙酉（1825 年）刊《前谱》修成，谓谢珸于宋咸淳乙丑（1265年）自始宁徙上虞盖山， 是盖东谢氏之始。《族谱》载谢衡以国子祭酒渡江寓于始宁东山，并无证据。② 据谢鲲墓志，鲲死于太宁元年十一月；据《谢鲲传》，鲲死年四十三。① 谢鲲见《晋书》卷四九《谢鲲传》及《世说新语·文学》“卫玠始过江”条 注引《晋阳秋》。谢衷即《晋书》卷七《成帝纪》咸康二年之谢褒，时为吏 部尚书，以“算军用，税米空悬”免官，亦见同书卷二六《食货志》，中华 书局点校本有校记。① 《庄子·逍遥游》注，据郭庆藩《庄子集释》。② 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见《文选》卷二二。① 《艺文类聚》卷四七引《晋中兴书》。② 《世说新语·规箴》“陆玩拜司空”条注引《陆玩别传》。③ 避衰犹言避灾、避煞，家有丧，徙舍避之。参《三国志·魏志·陈群传》。《颜氏家训·风操》：“偏傍之书（案指五行书之类），死有归杀（一作煞），子孙逃窜，莫肯在家”，即指此。庾翼出军之时，庾亮死已三年余。① 豫州刺史，庾怿以后为路永。永和元年路永叛降石虎，赵胤继为豫刺，镇牛渚。再后则为谢尚，驻所随形势变化而屡有迁徙，计有历阳一芜湖一寿春一历阳一马头等地。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著录较确。万斯同《东晋方镇年表》漏检宋《志》，误作永和元年。① 永和八年（352年）谢尚一度被徵为给事中，戍石头。复豫刺职后又一度徵留京师，署仆射。② 《世说新语·赏誉》（下）“桓宣武表云”条注引《桓温集》载桓温《平洛表》。① 《世说新语·雅量》“谢太傅盘桓东山”条注引《晋中兴书》：谢安居会稽， 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游处，“未尝有处世意”。《晋书》卷七九《谢安 传》亦作“无处世意”。案，“处世”当作“出世”。出处二字含义相反，但 有混用现象。其实史籍还有以出字作入字用之例，参周一良先生《魏晋南 北朝史札记》第四二○页“出都”条。②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三七三页。③ 唐长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④ 此句《世说新语·排调》“初谢安在东山”条作“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语意较明。① 此句《谢安传》作“安甚有愧色”，得其旨。案高崧其人，颇关心谢安兄弟出处。谢万拜豫州都督，高崧曾为其道江左形势，凡数百语，事见《世说 新语·言语》“谢万作豫州都督”条。② 余嘉锡引《广雅》诸书为言，曰：远志与小草虽一物，而有根与叶之不同，根名远志，叶名小草。郝隆之对，谓出与处异名，亦分根与叶言之，根埋土中为处，叶生地上为出，既协物情，又因以讥谢公，语意双关，故为妙对。见《世说新语·笺疏》第八○四页。③ 谢万生卒年不详。《谢万传》谓万被废后，“复以为散骑常侍，会卒，时年四十二。”《北堂书钞》卷五八引《晋起居注》有升平五年（361年）起用谢万为散骑常侍诏。可知谢万死于复官的升平五年或稍后，生于太兴三年（320年）或稍后，生年与谢安相当而略晚。④ 谢万为吴兴太守，当在刺豫州之前，本传失载。二 北府兵谢尚兄弟西府之任，为谢氏门户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声誉和政治地位，已详前节。以军权谋求门户利益，本来是东晋门阀政治的特点之一，王、郗、庾、桓，概莫能外，谢氏也是如此。不过，谢氏在豫州，并未经营起一支有长久影响的为谢氏门户所用的武力，所以谢万卒以轻易被废而离开豫州。究其原因，一是桓瘟强大，不会容许在豫州形成一支独立存在的强大武力，后来桓温蓄意与在豫州的袁真为敌，不惜兵戎相见，就是证明；二是谢尚以后，谢奕、谢万都以虚放为高，没有经纬世务的能力，谢万更是矜豪傲物，不得士情。所以一旦谢万被废黜而离开豫州，谢氏就失去凭借。谢安在政治上崭露头角，还需要十余年的经营。直到简文帝死时，谢安才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桓温死后的四五年中，谢安的主要对手是桓冲。谢安在朝在野均没有党援，只好请太后①临朝，以宫廷势力相抑。《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曰：“时桓冲与安夹辅朝政。……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临朝决政，献替专在乎己。”宁康三年（375年）桓冲以扬州让谢安，自己出就徐州刺史镇京口，这，一方面出于桓冲顾全大局的器度，一方面也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尔。《晋书》卷七四《桓冲传》：“谢安以时望辅政，为群情听归，冲惧逼”，乃解扬州，自求外出徐州云云。东晋成法，徐州刺史兼刺兖州，故京口、广陵得以连为一气。可是桓冲受徐州之任时，兖州却另委朱序为刺史①。朱序虽桓氏故义，但桓、朱究为二家。可见桓冲外任，亦非真出于总领北府以卫建康的考虑。同传续云：翌年（太元元年，376年）谢安欲以后父王蕴为方伯，“乃复解冲徐州，直以车骑将军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军事，自京口迁镇姑孰。”太元二年，镇荆州的桓豁死，桓冲又还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军事，荆州刺史。原来桓温死后，桓冲代温居任，本是位重势强，曾几何时，竟一再见逼谢安，不得不逐步撤离中枢，退出京口，放弃姑孰，直到回归桓氏经营已久的荆、梁旧地。谢安使桓冲就范，大概借用了褚太后和王皇后的权柄。桓冲回镇荆州以后，东晋消除了桓氏步步向建康进逼的威胁，恢复到长江上下游的桓氏和谢氏在对峙中求稳定的局面。此时前秦苻坚已经统一北方，有随时南侵的可能，上下游关系中虽然还存在某些冲突，但是主要的一面却是相互支援以抗苻坚之军。谢安执政，最大的弱点是没有可靠军事力量的支持，而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建康既不能与上游桓氏维持一种较稳定的平衡，更不能应付北方前秦的压力。支持和护卫建康，本来依靠北府。早年由郗鉴组成的强大的北府军事力量，由于桓温兼并郗愔而不复存在。桓冲离徐州后，王蕴以外戚名士刺徐州镇京口，本是谢安的权宜措施。《晋书》卷九三《外戚·王蕴传》谢安促王蕴受徐州之命，曰：“卿居后父之重，不应妄自菲薄，以亏时遇。宜依褚公（裒）故事，但令在贵权于事不事耳。可暂临此任，以纾国姻之重。”此处“干事不事”、“暂临此任”等语，明谢安之意不过欲借重王蕴人地以代替桓冲，不是真正想要王蕴起北府方镇作用，更不是想要他重建北府军事力量。兖州朱序是桓温旧部，他以出自寒微的武人暂时刺兖州镇广陵，无非是谢安对桓冲的一种怀柔姿态而已，谢安自然不会指望朱序为缓急之助。桓冲既然离徐州赴上游之任，朱序迟早也会离开兖州。这样，徐兖北府就可以留待谢安从容部署，从长考虑。谢安利用前秦军压境，朝议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的机会，举兄谢奕之子谢玄为兖州刺史。谢玄本来是荆州桓豁的征西司马、领南郡相。桓豁于太元二年七月死，十月桓冲西行，代桓豁为荆州刺史。谢玄东来代朱序刺克州镇广陵，也在这年十月，正是桓氏势力在上游重新调整之时，桓氏无暇顾及下游。太元四年六月君川之捷以后，谢玄又兼王蕴所领徐州，徐、兖复为一镇。谢玄的北府兵就是在这里组建的，有了这支北府兵，谢安在建康执政才有所凭借。北府兵有郗鉴的先例，是重建而非创建。此时重建的北府兵，主要是南北矛盾加剧的产物，同时也是桓、谢矛盾的产物。从以后的事态发展看来，北府兵既用于淝水之战，又用于解决桓玄问题，这两方面，北府兵都是胜利者。《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通鉴》太元二年：“玄募骁勇之士，得彭城刘牢之等数人，以刘牢之为参军，常领精锐为前锋，战无不捷，时号北府兵。”①《刘牢之传》听说的北府兵，只列应募为北府将者的姓名，不具兵卒来源；而《通鉴》中所见北府兵的组成，迳谓募得“刘牢之等数人”。这里可看到两个问题：一，北府兵的组成主要在募将，与后世常有的募兵者不同；二，应募的北府将可能自有兵众，只须授与军号或刺守名义，或者略作兵员补充，就能用于战争②。江淮之间，广陵左近，东晋时是北方南来流民集中之地。流民南来的浪潮，随北方形势和南北关系的变化而具有周期性。流民在地著之前往往是半武装性质，他们的首领即流民帅，多受东晋名号。流民帅曾助晋讨平王敦，也曾酿成苏峻之乱，是东晋政局中具有很大影响的一个因素。东晋视需要而处置流民，徒淮北流民于淮南而用其人力。郗鉴为北府，曾移淮北流民；谢玄受兖州之命的前一年，即太元元年，东晋孝武帝亦有移淮北流民之诏。太元元年所徙淮北流民，当是谢玄补充北府将的主要兵源。《谢玄传》：“时苻坚遣军围襄阳，车骑将军桓冲御之。诏玄发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谦游军襄淮，以为形援。”案前秦军始围襄阳，在太元三年四月，发三州人丁事当在此时或略后。三州，以其时情况度之，当指侨立的徐、兖、青三州；三州人丁，指编户的可能性极少，当是指太元元年由淮北迁淮南的流民。《宋书》卷三一《五行志》谓晋孝武帝太元三年，“氐贼围南中郎将朱序于襄阳，又围扬威将军戴遁（即下文所见的戴■）于彭城。桓嗣以江州之众次都援序，北府发三州民配何谦救遁。”这也证实北府将何谦所部，有三州民丁的补充，是初组北府兵时先募将后补兵的一个例证。《刘牢之传》列举的最早一批北府将，多是北方南来在江淮活动多年的武人。刘牢之本人是彭城人，世为将家。刘牢之父刘建，东晋征虏将军，受豫州刺史谢万节度，《晋书》卷七九《谢万传》，谢万溃败之前，曾遣征虏将军刘建修建马头城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刘建既为谢氏豫州旧将，刘牢之当因家世旧谊为谢玄所知。所以刘牢之得为谢玄的参军、前锋，实际上掌握北府兵，为谢氏所用。北府将何谦早年是徐州刺史庾希部属。《晋书》卷八《哀帝纪》隆和元年（362年）七月，“庾希部将何谦及慕容将刘则战于檀丘，破之。”刘牢之以将家子应募，何谦以北府宿将应募，都应当不是只身投军，而是各自率有原来所统士卒。稍后进入北府兵系统的戴■（遁），也早于永和十二年（356年）参徐州刺史荀羡军事，见《晋书》卷七五《荀羡传》。戴■（遁）后来进入谢玄北府兵系统时已是沛郡太守。田洛则是幽州刺史。他们当也自有兵卒。由此可见，谢玄组织北府兵，不过是集合一部分以前本属北府，后来分散开来，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的江淮宿将和流民武装（江淮宿将亦出于流民武装），徵发一部分过淮流民予以充实而成。谢玄赖以指挥和联络的人，是谢氏豫州旧将刘建之子刘牢之。北府兵各支既无特别训练，又无严密组织，但官长、士卒都有与北敌作战的经验。他们一旦纳入同一系统，有恰当的指挥，就成为拱卫建康、抵御北敌的重要武装，不但直接决定淮淝战争胜负，而且决定尔后东晋朝廷的政局。顺便提及，近时著作中常有说到东晋北府兵训练精良一类的话，认为是淝水之战中东晋获胜的原因之一；也有同行询及当年训练北府兵的地点和情况。据我所知，史籍并不见谢玄训练北府兵的资料，其时北府兵散在江淮，也不具备加以精良训练的条件。北府兵善战，主要在于他们来自流民，习战有素。以为谢玄组织北府兵与历朝常见徵、募、训练新军之事相类似，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回顾历史，大体说来，从咸和元年（326年）郗鉴镇北府起，直到太和四年（369年）桓温逼郗愔离开北府为止，其间四十余年，居北府之任者尽管有十人之多，王、庾诸士族执政者俱在其中，但北府始终在郗氏影响之下。太和四年桓温虽取得了北府的控制权，其后桓冲也一度出镇徐州，但桓氏家族势力始终未在北府植根。太元二年（377年）谢玄组建北府兵，至隆安四年（400年）谢琰死为止，北府由谢氏通过刘牢之掌握，共二十多年①。此后谢氏势力虽离开北府，但北府将刘裕继续凭借北府力量，又经二十年，卒移晋鼎。① 太后即康帝褚皇后，于孝武帝为从嫂。① 《晋书》卷八一《朱序传》，序太和中迁兖州刺史，转吴兴太守，讨擒钱弘，事讫回兖州任。宁康初拜梁刺，镇襄阳。案太和年间凡为兖州见于纪传者，皆依次除代，前后相续，其中并无朱序；而朱序擒讨钱弘事，《孝武纪》谓在宁康二年，不在太和中。是序传二事均误。朱序代王坦之为兖州，当在宁康三年。又《通鉴》太元元年九月桓冲遣兖刺朱序等“游军沔汉为凉州声援，……闻凉州败没，皆罢兵。”当是朱序在沔汉未回军广陵，于太元二年三月正式就任梁刺镇襄阳。参看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卷中、吴廷 燮《东晋方镇年表》。① 《通鉴》胡注：“晋人谓京口为北府。谢玄破俱难等，始兼领徐州。号北府兵者，史终言之。”案《刘牢之传》所谓“百战百胜，号北府兵”，也是史终言之。② 参考杨德炳《关于北府兵的兵数与兵将来源》，见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五期。① 严格说来，谢氏能完全支配北府兵，只有十年，即太元二年北府兵之组建至太元十二年初谢玄离北府之任为止。后来谢琰为徐州，并无都督名号。三 淝水之战前后的陈郡谢氏太元之初以迄淝水之战，总的形势是日趋紧张的南北矛盾，制约着南方内部东西的矛盾，两种矛盾呈交错状态。现在把太元以来东晋内部以及南北之间的大事有助于考证者加以排比诠释，以期对错综复杂的矛盾看得比较清楚。大事的年月参照《晋书》的纪、传、载记和《通鉴》而斟酌之，有疑则出注。太元元年一月 桓冲自徐州转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诸军事，镇姑孰，时距桓温之死二年半，距桓冲让扬之徐一年。案桓冲离徐州，是谢安排斥桓冲的又一重大步骤。但京口此时尚无适当的谢氏族党人物可以代镇，不得不权以外戚兼为名士的王蕴出任。蕴出太原王氏，为孝武帝王皇后之父。十月 诏移淮北流民于淮南。《通鉴》胡注曰：“畏秦也”。案此举更在于满足东晋对人力的需要，主要不是出于“畏秦”，胡注似嫌武断。太元二年八月丁未 谢安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①，总摄下游。案其时豫州刺史是桓伊，在荆、扬两大势力的分野中，桓伊自然是属荆州桓氏势力范围。但桓伊出谯国铚县而非出谯国龙亢，与桓冲只是疏宗，不是嫡系。所以桓伊为豫州刺史，能起上下游之间的缓冲作用，桓、谢两大家族都能接受。谢安都督五州之中，豫、徐、兖、青均侨置，其主要控制区，还是历阳、建康至京口、广陵这一地带。八月丙辰② 都督荆、梁等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桓豁死。案荆州桓豁为桓氏上游势力的重心所在，他的死引起桓氏家族的震动，所以桓冲必得自姑孰速还荆州，以筹善后。十月辛丑 以桓冲都督荆、江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王蕴为徐州刺史、督江南晋陵诸军事；谢玄为兖州刺史、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谢玄离开桓豁的征西府，自荆州东下，谢安在下游始有得力的帮手。案，八月至十月，上游桓氏和下游谢氏两大势力范围固定下来，趋于平衡。此时苻坚已取得益、凉，南侵之势如箭在弦。桓、谢平衡，各有所守，是东晋应变准备的重要一着。桓冲在上游的策略，是“全重江南，轻戍江北”，并由江陵移驻“北枕大江，西接三峡”的上明（今湖北松滋境），实际上是作放弃汉沔的打算。谢安在下游的策略，是命谢玄筹组北府兵。北府兵将都是长期在江、淮的北人，如果爆发南北战争，这支军队势必以江、淮为战场，不可能退驻江南。从策略上说，下游谢氏的部署比上游桓氏积极，这当然也是由于静镇建康必须保有江北地区，不能像上游那样“轻戍江北”的缘故。太元三年四月 苻丕率前秦军攻襄阳。《谢玄传》：“时苻坚遣军围襄阳，车骑将军桓冲御之。诏玄发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谦游军襄淮以为形援。”案：“三州”当指徐、兖、青；“三州人丁”当以新徒流民于淮南者为主。何谦游军襄淮以为形援，是北府军的首次出战。从此以后，上下游桓谢军队配合，彼此策应，以分前秦军锋，形成淝水之战东晋战略的一个特点，对于保障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七月 前秦军也采取东西策应的战略。秦将彭超请攻彭城，并谓“愿更遣重将攻淮南诸城，为征南（案指苻丕，时为秦征南大将军攻襄阳）棋劫之势，东西并进，丹阳不足平也”（《通鉴》）。苻坚同意彭超的方略，并从西线分俱难、毛盛等军自襄阳东略淮阴、盱眙，与彭超等合势。从此东晋在下游开始受到压力。太元四年一月 襄阳入前秦。二月 谢玄救彭城，军干泗口。彭城、下邳、淮阴均入前秦。五月 盱眙入前秦。秦军围北府将田洛于三阿（今江苏高邮境①），离广陵百里，东晋朝廷震动，临江列戍，谢石屯涂中，毛安之等屯堂邑，谢玄自广陵救三阿。六月 前秦军败于盱胎君川，退屯淮北，建康紧急状态得以解除。谢玄以功进号冠军将军，加领徐州刺史②，徐、兖复为一镇。至此时止，主战场仍在西线，东线战事只是游军策应的规模。但东线的君川之捷使北府兵获得锻炼，提高了士气，为应付以后主战场的东移和进行淝水之战，作了必要的准备。太元五年五月 以盱胎君川战功，拜谢安为卫将军、仪同三司，封建昌县公；谢石封兴平县伯；谢玄封东兴县侯。《世说新语·方正》“韩康伯病，拄杖前庭消遥。见诸谢皆富贵，轰隐交路，叹曰：‘此复何异王莽时？’”案，谢石，谢玄受封，本传皆失载年月，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推定当与谢安同时，并谓韩康伯之叹即指三谢同时受封事，近是。前秦平苻洛、苻重之叛。六月 前秦以苻融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等。七月 前秦分氐户散居方镇。太元六年十二月至七年九月桓冲在荆州，与前秦军有战事，或守或攻，小有收获。前秦以苻融为征南大将军，筹划攻晋。前秦吕光出征西域。太元七年十月 苻坚朝议南侵，反对者多以晋有谢安、桓冲，不可轻侮为言。权翼曰：“谢安、桓冲，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以臣观之，未可图也。”太元八年五月至七月 桓冲率众十万攻秦襄阳，分遣刘波等攻沔北诸城，杨亮攻蜀，郭铨攻武当。前秦苻睿、慕容垂众五万救襄阳，张崇救武当，张蚝、姚苌救涪城。苻睿军于新野，慕容垂军于邓城，又次沔水，桓冲退屯沔南。据《孝武帝纪》，此次军事行动持续至本年七月。这是桓冲在淝水之战前夕为了减轻建康压力而采取的一次大规模策应行动，使苻坚南侵之师疲于奔命。而据《刘牢之传》，广陵相刘牢之亦于此时遣宣城内史胡彬率众向寿阳，以为攻襄阳的桓冲之军声援。权翼所说东晋“内外同心”，彼此呼应，是有一定根据的。七月 桓冲表请以妻之季父①琅邪王荟补江州刺史，谢安欲以谢代之。桓冲怒，自领江州。这透露桓、谢在井御前秦之时，并未完全消除士族门户之间的矛盾。权翼言东晋“内外同心”之说，意义似亦有限。此事委曲，附考如下。《桓冲传》冲“表……寻阳北接强蛮，西连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请以王荟补江州刺史。诏从之。时荟始遭兄劭丧，将葬，辞不欲出。于是卫将军谢安更以中领军谢代之。冲闻之而怒，上疏以为文武无堪，求自领江州。帝许之。”案所谓“府州既分”，指江州刺史府与都督府分治之事。桓冲都督七州诸军事，江州包括在内，此时江州刺史不带都督江州诸军事衔，领州而不领军府，即所谓单车刺史①。桓冲原以子桓嗣为江州刺史，至是欲以王荟补之。王荟既为桓冲戚属，又以恬退为志，桓冲自然放心，并可借以联络琅邪王氏。中领军谢，当即《孙恩传》中的“会稽内史谢”。据《宋书》卷六四《裴松之传》，为会稽谢氏而非陈郡谢氏。谢安与谢有何种关系，虽不可知，要当桓、谢各以己之亲信争夺江州刺史，与四十年前庾怿、王允之竞夺江州，多少有些相似。史传多赞扬桓、谢共御外侮，《通鉴》为此甚至不录桓、谢各以王荟、谢竞夺江州之事，掩盖门阀政治所特有的门户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虽在非常时期亦不泯灭。《世说新语·尤悔》谓桓冲闻淝水大捷，发病死，“谈者以为此死，贤于让扬之荆。”谈者之论，未得确解。我以为其意在说明，如果桓冲不死，桓、谢矛盾在淝水大捷之后终将爆发而为大乱，因而桓冲令誉也就难得保持。桓冲死，保全了令誉，也使桓、谢矛盾暂得缓和，所以说此死贤于让扬。八月 前秦大发兵南进，遣苻融、张蚝、慕容、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陷寿春。东晋以谢石为征讨都督，谢玄为前锋，督谢琰、桓伊等拒之。九月 桓冲以精兵三千援建康，为谢安所拒。东晋以琅邪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案，前此谢安以中书监录尚书事。强敌入境，正需君臣辑睦之时，朝廷忽然以年方二十的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可知权翼所谓东晋“君臣辑睦”也不全确。录尚书六条事始于刘聪时。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以为太元八年九月司马道子受录而谢安未尝罢录，所以是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至十年八月谢安死为止。案此说有理。《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尚书条引东晋康帝时何充让录表，谓成帝咸康中分置三录，“王导录其一，荀崧、陆晔各录六条事”，此当即所谓分录、共录或参录。《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谓道子“少以清澹，为谢安所称”云云，所以道子录六条事可能出于谢安所荐。谢安荐道子，盖以避猜忌而图邀信于朝野。此是谢安作为政治家的高明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谢氏拥重兵而居嫌疑地位，众口铄金，才不得不出此以明志，这终究是预伏着的矛盾。淝水战后，谗毁顿起，矛盾就尖锐化了。东晋自从“王与马共天下”以来，每当一个士族权势鼎盛，必有另一门户俟隙而起，制约它然后取代它。孝武帝太元年间有可能居中制约陈郡谢氏的门阀士族，只有太原王氏。太原王氏家族在王坦之之后一无功业，二无人才，但是可以以外戚地位对孝武帝和司马道子施加影响。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就是一个信号，虽然暂时还只是一个微弱信号，表明在南北关系日趋紧张之际，新的一轮斗争，以太原王氏与司马氏的皇权、相权为一方，以方兴未艾的陈郡谢氏为另一方，正在充实势力，逐步展开。这一矛盾，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看到它的发展。十月 慕容垂拔郧城。案慕容垂五月救襄阳，八月属苻融前锋军在寿春，至是又临荆州，拔郧城，数月之间，奔驰于东西战场。这可证《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所说的垂“所在征伐，皆有大功”之说不诬，亦可证东晋军东西策应以调动前秦军的策略奏效。郧城之战发生，或许也是桓冲的又一次策应之举。慕容垂在郧城屯驻，故不预淝水之战而得以保全部众。淝水战后苻坚败退淮北，投慕容垂军，可见慕容垂在淝水战争进行中复东驰次于淮北。又，慕容本来也在苻融前锋军战斗序列之中。《慕容载记》谓为平南将军，别部都督；《苻坚载记》又谓“初，慕容屯郧城”，淝战后“弃其众奔还”云云。大概慕容与慕容垂同属前秦军别部，受命相继自淮南奔赴郧城，后来垂东驰至于淮北，而留为郧城守，淝战后始北遁。由此可见，这一支数万之众的鲜卑军队是前秦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苻坚所倚重。前秦臣僚王猛、苻融虽然屡以慎重对待为言，要苻坚多加警惕，但苻坚不为所动。论者多认为苻坚淝水之战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前秦军队中鲜卑慕容氏和羌人姚氏的反对促成的。我认为战略上似可作此分析，战役上却并非如此。因为战役过程中鲜卑慕容垂和羌姚苌及其所率军队都不在淮淝战场；而且苻坚在淮淝战败后由于获得慕容垂的助力，才得以于洛阳收聚离散十余万众，作为恢复的基础，所以不能说淝战之败是由他们促成。也许其它民族因素起着这种作用，但不是慕容垂、姚苌。至于苻氏前秦政权最后覆亡，则确实是亡于鲜卑和羌人之叛。十一月 淝水之战。关于此次战争，只须补充指出如下现象。淝水之战是在陈郡谢氏诸兄弟迭为州将的豫州境内进行，东晋的指挥者是谢安、谢石等人，主力军是谢玄所组由谢氏豫州旧将刘牢之率领的北府兵。淝水之战与谢氏家族关系如此密切，以致于谢安在战争胜利后处于功高不赏的地位。由于战后南北矛盾大为缓和，南方内部矛盾有激化的可能性。因此，谢安的功臣地位反而给谢氏家族带来了某种不安。出于这些复杂的原因，朝廷没有及时地对参战将士论功封赏。或许谢安本人也不愿朝廷颁赏，以免自己成为其时众目所视的政局焦点。直到谢安死后二月，始“论淮淝之功”，封赏有差，见《晋书》卷九《孝武帝纪》，时距淝战之捷已近二年了。据《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献王萧疑传》，沈约曾谓谢安“有碑无文”，以为是由于“时无丽藻”。沈约盖因推辞为萧嶷制作，碑文而有是言。但是我认为以此解释谢安有碑无文原因，恐不符合实际。唐代李绰《尚书故实》：“东晋谢太傅墓碑，但树贞石，初无文字，盖重难制述之意也。”①谢安生前处境困难，其事难以用言词表述。这种解释，我觉得比“时无丽藻”要实在得多。《晋书》卷九一《徐逸传》：“及谢安薨，论者或有异同”云云，可见谢安死后，烦言尚在传播。太元以来至淝水之战，大事的诠释至此为止。淝水战后南方内部矛盾复杂。一为上下游即桓氏与谢氏的矛盾。这一矛盾，由于太元九年桓冲死后谢安未并吞其地境，而以桓豁诸子以及桓伊分督荆、江、豫州，妥善解决，“彼此无怨，各得所任”（《谢安传》）。另一矛盾，即司马氏与谢氏的矛盾，在淝战前夕以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而微有暴露。淝战后久不封赏，较明显地暴露了这一矛盾。加以谗毁迭起，谢安越来越不能自安于中枢职任，不得不于太元九年八月自请北征，并于十年四月出居广陵，八月死。司马道子遂得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完全排除了谢氏在中枢的存在。这样，谢玄也不能自安于北府之任，加以北伐失利和疾病的原因，于太元十二年正月退就会稽内史职②，十三年正月死。《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其《山居赋》自注曰：“余祖车骑（玄）建大功淮淝，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后及太傅（安）既薨，远图已辍①，于是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②。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故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意。经始山川，实基于此。”据此可知，谢氏始宁山居，当始创于此时。这是陈郡谢氏家族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谢玄解驾东归以至于死，标志着谢氏门户越过了其发展的顶点。从此以后，谢氏家族再未产生真正当道处轴的人物，只是在一个时期内还保留着对北府兵的影响，这通过谢琰的活动可以看出。谢琰为谢安之子。谢安死后十余年间，即东晋孝武帝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主相相持以及太原王氏两支分助主相③的这一时期中，谢氏家族人物包括谢琰，均无所作为，这是谢氏家族在政治上受到压抑的结果。隆安元年（397年）王恭反于京口，朝廷始假琰节都督前锋军事，领兵征讨。这显然是由于陈郡谢氏门户可以当太原王氏门户，而谢琰与北府又有历史渊源，司马道子欲加利用的缘故。王恭事平，谢琰于隆安三年迁卫将军、徐州刺史，假节。案晋制，假节虽有在军事时期可杀犯军令者之权，但谢琰为刺史假节而不得为都督，毕竟只是单车刺史，与都督徐兖诸州军事的刘牢之相比，势力大不相同。朝廷此授，不过是在王恭事平之后欲以谢琰平衡刘牢之而已。孙恩兵起，朝廷始加谢琰督吴兴、义兴二郡军事以镇压之。隆安三年，谢琰以徐州刺史④加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到此为止，谢琰始有较大的军事实力。据《谢琰传》，谢琰遂“率徐州文武戍海浦”。“徐州文武”，盖指徐州刺史所率的文武吏①，这是谢氏直接掌握的徐州力量，而不是指在刘牢之手中的北府兵。隆安四年，谢琰战败被杀，谢氏门户力量更衰。此后的谢氏人物，同其他的士族高门人物一样，都不得不陆续投靠出自北府将的刘裕或刘毅，不再能独树一帜，历史上真正的门阀政治，从此就趋于破坏。门阀政治作为一种消失了的政治格局，在刘宋时还有较强的余波。治国需要知识，而通晓朝典、诸悉人物、具有治国知识的人，在当时只有士族。可以帮助皇帝实现统治的寒门知识分子，其出现并发挥作用还须一段发育时间。刘宋文帝元嘉一朝，决断权无例外地属于皇帝自己，但是朝廷中王、谢士族充斥，大事都有他们插手。文帝为了实现皇权政治，有魄力诛杀前朝顾命大臣徐羡之、谢晦等人。但是《通鉴》元嘉二十八年说：“帝之始亲政事也，委任王华、王昙首、殷景仁、谢弘微、刘湛，次则范晔、沈演之、庾炳之，最后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王］僧绰，凡十二人。”②这又说明宋文帝的皇权政治，还十分需要士族人物作为自己的拐杖。此后虽然有寒人知识分子逐渐进入历史舞台，但是门阀士族在文化、社会、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存在。他们居高位而骄矜作态的表现，在南朝历史上竟比东晋时突出得多。关于陈郡谢氏，史学界曾注意到一个显著的问题，即谢氏人物被孙恩起义群众杀戮的，比其它士族门户都多。谢氏被杀人物之著名者，计有谢安之子谢琰，谢琰之子谢肇、谢峻，谢铁之子谢邈、谢冲，谢冲之子谢明慧等。谢奕之女谢道韫，几与其夫王凝之同死会稽。究其原因，我认为除了孙恩与长期执政的东晋门阀士族的一般矛盾以外，还有孙恩与谢氏的特殊矛盾。谢氏是孙恩起事之时影响最大的一家门阀士族。孙恩起事，首先是反对当权的司马元显，同时也特别仇视其时最有影响的士族谢氏。谢氏家族的经济势力在三吴扩展，也较其它门阀士族要显著一些。所以谢氏人物或居家或为官在三吴者，在孙恩起事的战斗中首当其冲。据《宋书》卷五三《谢方明传》及《晋书》卷七九《谢邈传》，孙恩起兵地点原拟在以谢邈为太守的吴兴郡而不是以王凝之为内史的会稽郡。孙恩曾为谢邈门下客的从者，往来于吴兴郡中，熟悉谢邈及谢氏家族情况。吴兴起兵因故不果，始改会稽，但谢氏人物死于孙恩之役者，仍以吴兴郡为多。孙恩起事以后，主要的战场对手，一个是以徐州刺史督吴兴、义兴两郡军事，后来又以会稽内史督五郡军事的谢琰，谢琰不久即被孙恩军杀死；另一个是统领北府兵的刘牢之，而北府兵与谢氏家族关系的密切，是人所共知的。这也是孙恩与谢氏家族矛盾表现得特别尖锐的一个原因。晋末以来，几家最高的门阀士族，以谢氏影响最深，潜力最大，所以谢氏人物参预政治的机会，也较其它家族为多。在晋宋皇权复兴之际，谢氏这样的家族，对于皇权说来，既最有利用的价值，又最具生事的危险。所以自东晋义熙年间刘裕当权以后，以迄刘宋之间，谢氏家族人物被刘宋杀戮者，比其它高门都要多，计有谢混、谢晦、谢灵运、谢综、谢约等人，其中谢混是谢琰之子，谢灵运是谢玄之孙。联系到农民暴动中士族被杀者也以谢氏为多的事实，不能不认为其中有共同的原因。① 谢安部督五州，《谢安传》系于加司徒不拜事下，无年月。《孝武帝纪》太元二年八月丁未以谢安为司徒。《通鉴》系于是年七月丁未。案是年七月癸亥朔，无丁未；八月壬辰朔，十六日丁未。故此处依《孝武帝纪》作八月。② 《通鉴》作七月丙辰，此依《孝武帝纪》，理由同上注。① 三阿今地有异说。《晋书·谢玄传》吴氏《斠注》辨诸书三阿在宝应说之误， 从王氏《通鉴地理考释》主高邮说，兹据之。② 谢玄加领徐州，按制度当以京口为治所。《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冠 军谢玄镇京口，请为参军”，“又以为长史”，可以为证。但谢玄驰骋疆场， 治所随军事需要而变迁，又不能固定在京口。我疑其时谢玄在京口有留局， 与谢玄离北府后司马道子兼领徐州时寄治建康而设留局于京口一样。参看 本书第二九四页。① 《世说新语·贤媛》“桓车骑不好著新衣”条注引《桓氏谱》：“冲娶琅邪王恬之女。”王恬，王荟之兄。《晋书》卷六五《王苔传》：荟“恬虚守靖，不竞荣利。……桓冲表请荟为江州刺史，固辞不拜。”桓冲后娶颖川庾蔑（庾衮之子）女，见《世说新语·仇隙》“桓玄将篡”条注引《桓氏谱》。① 江州府州分治后刺史有时在豫章，见《晋书》卷八五《刘毅传》、《宋书》卷五二《庾悦传》。① 《太平御览》卷五八九引文小异。② 解北府之职以就会稽内史，即为剥夺兵权，其例甚多，如郗愔、王蕴。参 看本书第八一及第一八六页。《世说新语·言语》注引《续晋阳秋》：“及平 王恭，〔刘牢之〕转徐州刺史（案据《刘牢之传》，牢之代王恭都督青、徐 等州军事，未尝为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为前锋行征西将军。玄至 归降，用为会稽内史，欲解其兵”云云。《刘牢之传》“牢之乃叹曰：‘始尔 便夺我兵，祸将至矣。’”① 此谓北伐停顿。“远图”，各本皆作“建图”，中华书局点校本据《文选》卷一九谢灵运《述祖德诗》及注引《山居赋注》改。② 此指司马道子与太原王氏。③ 参看本书第二七五页。④ 据《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翌年谢琰死，道子求领徐州，可知谢琰镇会稽时仍领徐州。参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① 据《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司马元显约刘牢之背叛王恭，即以王恭位号予之。牢之归朝廷，遂代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及扬州之晋陵军事。其时王恭之徐州刺史位号则归谢琰。可知谢琰之“徐州文武”并不包括习称北府的京口军府。同传元兴初（402年）司马元显将讨桓玄，刘牢之“率北府文武屯冽洲”。可知谢琰的“徐州文武”与刘牢之的“北府文武”不是一回事，有州和府的区别。冯君实先生《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第三○页谓谢琰“徐州文武即北府将士”，似尚可酌。② 胡注：“何瑀之恐当作何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