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原准备继续北撤的林彪都感到了意外。蒋介石到东北来了，他的到来打乱了杜聿明的作战部署。蒋介石到了长春。在这里他告诉郑洞国和廖耀湘：“政府经与中共方面谈判，决定在东北战场实施短期停战，倘无情况变化，停战令可能在近日下达，你们务必做好充分准备。”可是，令蒋介石吃惊的消息传来了：共产党将领陈毅集中了山东野战军的全部主力，向山东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先后解放了胶县、泰安、德州、枣庄、高密等城镇，不但扩大了山东解放区的地盘，而且威胁着国民党军控制的津浦和胶济铁路的畅通。蒋介石被迫把准备调往东北的两个军紧急调往了山东。随着各地战事的频发，马歇尔对蒋介石的压力开始升级，他通过宋子文转给蒋介石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国民政府在满洲继续前进，你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以停止冲突，使我作为一个可能的调解人的工作陷于十分困难，也许不久实际上陷于不可能了。”马歇尔的火气来自魏德迈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国民党政府的舆论工具正大肆散布马歇尔中了共产党人的奸计，一家报纸上甚至登出一幅马歇尔穿着八路军军装、打着八路军绑腿的漫画。马歇尔郑重地告诉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如果不停止进攻，美国就立即中断对华援助。　　国民党军对林彪部的追击就这样停止了。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国共双方再次就东北暂时休战问题达成协议。从此，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隔松花江对峙。东北的大城市之一哈尔滨始终由共产党人占据着，松花江以北地区因此成为共产党人在东北的坚固后方基地。中原突围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驻扎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处的中原军区李先念部，突然从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合围中突围而出。这一事件，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认定为解放战争爆发的标志。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6）宣化店，共产党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那天黄昏，晚霞灿烂。军调处驻宣化店执行小组成员美方代表哈斯克上校和国民党代表陈谦上校，在宣化店狭窄的街道上遇到了身穿灰布军装的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和鄂东独立旅政委的张体学。尽管四个人的表情在那一瞬间都显露出一种难以察觉的不自然，但他们很快就谈笑风生地攀谈起来。哈斯克与陈谦已经在不大的宣化店内外转了好几圈。他们的心情有些紧张，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军对这个小镇及其附近地域的合围已经完毕。他们特别担心的是，在汉口举行的武汉行营记者招待会上，国民党发言人竟然当众宣布“未来二十四小时之内，湖北将有惊人的奇迹发生”。但是，眼下他们在这个小镇上假装闲逛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共产党官兵有什么异常举动：中原军区司令部的牌匾依旧悬挂在大门上，大门内外人进人出，里面传来寻常的电报键敲击声。佩戴着臂章的巡逻队如同往常一样在街上巡视，操场上的操练口号依旧响亮。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接到了晚上在中原军区礼堂观看文艺演出的邀请。只是各部队的伙房里显得格外忙碌，炒米的香气四处弥漫。鄂豫皖解放区的前身，是原新四军第五师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十月，王震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树声率领河南军区部队先后到达鄂豫皖边区与第五师会合。十一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原中央局和中原军区，任命郑位三为中原局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李先念为中原军区司令员，王树声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王震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原解放区逐步发展为跨越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处的广阔地区，人口一千五百万，正规军五万余人，民兵三十余万。抗战结束后，中原解放区遭遇极大的生存困难，原因很简单：这里是国土的心脏地带，又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地，交通的便捷使国民党军在日本投降后迅速到达这里，很快就对中原解放区形成了包围趋势。在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中坚持下去，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此时，以宣化店为中心的解放区方圆不足五十公里，却聚集着中原军区数万人的部队和家属，还有四十万的百姓。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令这里的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苦”。王恩茂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困难，就是搞粮的次数太多……百姓感到粮食负担不知要负担到哪一天；负担的分量也重，百姓感到负担不了……我们说过再也不借了，现在又借，则失信誉。”国民党军不但控制了所有可能运输粮食的道路，而且在边缘地区故意抬高粮价，以吸引解放区内百姓的粮食外流。中原解放区根本无法运输任何给养。此刻，在解放区的北面是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军，西北面是第六十六军，而在第四十七军和第六十六军的北面还有第四十一军，东面是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军，南面是第七十二军，西面是第七十五军。国民党军将这个狭窄的区域围困得铁桶一般密不透风，仅环绕解放区的碉堡就修建了六千多座，致使李先念部的数万官兵犹如在汪洋大海中困守于一叶孤舟。中原军区想尽一切办法生存下去。八千多名编余干部和战士被要求复员。——中央的指示是：“如果你处只能养活五千人，那就只留五千人，其余不愿走者可令其隐蔽或遣散。”同时，富有作战经验的基层干部被秘密向外转移。当时，由于黄河决口而流离长江沿岸的难民需要返乡，国民政府为这些难民专门开辟出一条北返的通道，很多共产党干部化装成难民通过了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联合国救济总署在宣化店设有办事处，共产党人通过大量的工作，用救济署的名义和证件也转移出不少干部。中原军区还制造了大量惟妙惟肖的假证件，包括外国通讯社的记者证、国统区百姓的身份证，甚至还有国民党军队的军官证，这些假证件居然有效地掩护了一些转移干部的身份。为了化装转移，中原军区组织部专门设立了一个化装转移站，召集有敌后工作经验的同志传授化装技巧，并根据需要转移干部的年龄、口音、长相和气质，精心设计其化装后的身份与经历。仅这个化装站，就成功转移出四百多名干部。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7）转移出去的人究竟是少数，中央要求中原军区同时还要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合法斗争”。所谓“合法斗争”，就是国共两党旷日持久的谈判。一九四六年初，军调部负责调处中原战事的第九执行小组与国共双方军队代表在靠近豫鄂交界处的罗山县开始谈判。参加罗山谈判的国民党军方代表是驻守罗山的第四十七军军长陈鼎勋和驻守信阳的第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共产党军方代表是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由于美方的努力斡旋，艰苦的谈判之后，最终签署了《罗山协议》。协议规定：“共产党能够领导之军队，得在其所驻地区之间运输给养，国民党军队不得阻挠干涉”，但是，协议依旧是一纸空文。就在王震离开罗山三天以后，他看到了中原军区的电报：“给养已到无米为炊的程度。”三月，马歇尔一行到达汉口，李先念提出中原共产党军队“被政府军围困，粮食断绝，十分困难，请求移防就食”。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反对，认为一旦移动部队，必将“惹起误会”。周恩来反驳说：“总不能坐以待毙嘛。”为了解决中原军区官兵的生存问题，周恩来甚至争取与国民党方面做成一笔买卖：由共产党晋察冀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拿出两万吨粮食，卖给国民党军位于北平、太原、新乡和济南等处的部队，换取现金，然后拿这些现金在武汉购买粮食再转运到宣化店。买卖还没做成，周恩来却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国民党军将在五月到九月间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在周恩来的坚持下，马歇尔派出军调部三人小组前往宣化店。周恩来到达宣化店对于中原军区的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其重要性不是在宣化店进行的国共之间的和平调解，也不是就对峙前沿阵地上谁进攻谁理论清楚，周恩来到达宣化店的当夜即与中原军区领导人详细商讨了一个秘密突围计划。此时，跟随三人小组到达宣化店的美国记者李敦白，将他所掌握的关于国民党军即将发动军事进攻的情报，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李先念。之前，李先念与李敦白在汉口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李先念说他这个美国人挑选了和自己一样的姓氏，证明两人有缘；李敦白说自己还会木匠活，而他知道李先念从前也是个木匠，证明两人更有缘。就在《汉口协议》签字的那天，六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局书记郑位三：“目前时局虽还有由谈判获致协议，推迟全国内战爆发之可能，但全面内战亦有很快爆发之可能。我们方针是力争和平，但必须立即准备与国民党全面大打时能坚决粉碎之。”——全国内战不可避免，这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中旬以后共产党人的判断。蒋介石确实决心已下。六月十日，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讲话时说：“今天以前我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可现在我必须放弃政治解决了，已经给他们（共产党）十五天的反省期限。我在北伐是决定三年解决统一问题，结果不到三年便告统一。请同志们再次相信，我决于一年内完成军事，两年内恢复经济。”几天后，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要求：退出华北的热河、察哈尔两省；山东的烟台、威海卫两地，以及六月七日以后中###队在山东境内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所有大小城镇；退出哈尔滨、安东、通化、牡丹江和白城子；退出山东胶济路沿线、苏北以及中###队在山西、河北两省境内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所有大小城镇。这时候，美国政府又批准了帮助国民政府组建空军的决定。至此，美国政府已经向国民党军提供了各种作战飞机近千架和足以装备四十五个步兵师的武器。国民党军在美军的帮助下已基本完成调动和部署，位于内战第一线地域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一百九十三个旅，总兵力约一百六十万人。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8）内战已呈一触即发之势。毛泽东陷入两难的痛苦选择中。抉择的艰难在于：如果内战爆发，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实力相差悬殊，将令共产党军队面临巨大的危险，至少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艰苦时期；而如果继续坚持和平政策，也许有可能遏制内战的爆发，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他方面的力量对蒋介石的制约。毛泽东很重视美国人的态度。但是，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援助法案，以及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还是激怒了毛泽东。六月十九日，毛泽东致电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山东军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六月二十二日，面对中原军区请示立即突围的电报，毛泽东彻夜不眠。中原局认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因为截获的密电显示国民党军将于近日对中原解放区动手——如果中原军区部队不能及时突围，“皖南事变”的结局也许将会重演。深夜，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电报：中原局：（一）二十一日电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二）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三）望团结奋斗，预祝你胜利。中央六月二十三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晚，驻宣化店的军调执行小组官员观看文艺演出的时候，中原军区部队秘密集结后开始突围了。演出结束，国民党代表提交了一份“据了解###正在集结突围”的备忘录，但遭到共产党代表的当即否认。接着，美方代表提出要见李先念，此时李先念已经离开宣化店十五公里了。共产党代表说李将军身体欠佳已经休息。而李先念接到报告后立即策马连夜赶回。二十七日一早，美方代表看见中原军区司令部里一切如常，操场上仍然还有士兵在操练——他看见的是根据突围计划秘密进入宣化店接防的鄂东独立旅的两个连和警卫排。而李先念躺在床上，美方代表问候了几句，放心地走了。他的身影刚一消失，李先念再次上马飞驰而去。二十八日，鄂东独立旅政委张体学继续与军调执行小组成员打麻将，唱豫剧，还上山打了猎。二十九日傍晚时分，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已经突围至平汉路附近，张体学则在宣化店设宴会，代表李先念将军宴请军调执行小组。宴会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张体学站了起来，他告诉军调执行小组：鉴于国民党军屡屡践踏停战协议，甚至准备对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我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已经被迫撤离宣化店。宴会立即就散了。张体学率领鄂东独立旅迅速离开宣化店，而军调执行小组也在中原军区一位营长的护送下乘汽车驶往汉口。共产党方面称，中原军区被迫突围；美蒋方面称，共产党方面破坏了停战协议中双方军队“停于现在地区”的条款。——无论如何，引发重大历史转折的事件就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了。中原军区的突围，选择了分散进行的方式，因为大部队突围无法达到隐蔽性，也不利于最大限度地生存。李先念和王震率领人数最多的一支从宣化店向西，那是国民党军认为最不可能突围的方向，因为那个方向山高林密河流纵横。在国民党军队调动部队企图围追的几天里，突围官兵以昼夜不停的急促行军冲过平汉铁路，在几乎筋疲力尽的时候到达了丹江岸边。头上虽然有国民党军飞机在盘旋轰炸，但是地面的拦截追击部队还不多，可湍急的江水让他们付出了代价。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9）向###围的皮定钧部一开始的任务是掩护主力部队通过平汉路。二十二岁的皮定钧率领的一支由太行山子弟组成的部队，这支部队作战勇猛顽强，老根据地的百姓都叫他们“皮司令的部队”，而共产党军队内部称他们为“皮旅”。突围的时候，包括皮定钧在内，所有官兵都准备为掩护主力突围而牺牲。为了吸引敌人，他们向国民党军重兵防御的方向突围而出。三天之后，当掩护任务完成时，“皮旅”已经深陷重围。但是，最终，“皮旅”却是整个中原军区最先成功突围、保存最完整的部队。他们的战法是：全线猛烈出击，然后突然收缩藏起来，等国民党军开始追击时，从眼皮底下把他让过去，再接着往外插。“皮旅”独立作战，左突右冲，国民党军布置的一道又一道的阻击，没能让他们退却半步。进入位于鄂豫皖交界处的金寨时，因为一直无法与中原军区取得联系，皮定钧只好要求电台呼叫延安，延安的回电只有两个字：快走！“皮旅”官兵丢掉了所有的背包，甚至忍痛将伤员留在了当地，然后一边作战一边以惊人的速度强行军，五天五夜后穿过皖中平原，最终到达华中解放区。全旅无大损失，只是数千官兵头发长如蓬草，身上衣衫褴褛，脚上是沾满污泥和血渍的破布，只有黑瘦的脸上一双眼睛依旧明亮。从此，英勇的“皮旅”成为华中野战军的一支劲旅，在皮定钧的率领下屡立殊勋。李先念、王震率领的突围部队在国民党军的围追阻截下，被迫分成了两股。王震部在强渡丹江之后陷入重围，部队在一个叫鲍峪岭的隘口再次被截成两半。在冲出包围圈的战斗中，七一九团团长吴刚、政委蒋洪钧和参谋长朱佐夫相继阵亡。身材魁梧的副团长颜龙斌接替了指挥位置，颜龙斌在率部冲击时右臂受重伤，王震当即命令旅卫生部长一定要保住他的性命。在没有麻药的条件下，颜龙斌的右臂硬是被锯了下来。战士们含着眼泪要用担架抬着他转移，但他死也不肯给已疲劳至极的战士增加负担。颜龙斌以惊人的毅力跟随部队继续作战。突围部队到达陕西西南部时，因伤口被雨水浸透而严重感染的颜龙斌摇摇晃晃地倒下了。安葬颜团长的时候，王震说：“他这样的人，天不怕，地不怕，敌人见他就发抖！”就在王震部在鲍峪岭与国民党军激战的时候，李先念部遭遇了胡宗南部队的阻击。胡宗南的整编第一师一旅横在了李先念部进入陕南的路上，而在中原军区官兵的身后，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十五师正在逼近。李先念说：“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拿下对面的这道山梁。”在向陡峭的山梁发起拼死冲击的时候，三十七团官兵在炽热的火网前一批又一批地倒下。一营教导员薛国斌腹部迸裂，肠子流了出来，倒在地上依旧呐喊不止。陡峭的山梁上没有树，官兵们把刺刀插进岩缝一寸寸地向上攀爬，在距离敌人阵地只有十米远的时候，官兵们投出了成捆的手榴弹。这个让中原军区官兵血流成河的地方叫南化塘，位于湖北与陕西的交界处。国民党军飞机沿着中原军区部队的突围路线撒下这样的传单：中共中原军区李司令鉴：第九执行小组及三十二执行小组业于七月二十三日到达西安，决做和平最后之努力，务请将军接到此信后，即刻发电以九小组贵方代表取得联络，同时派能全权负责之高级官一员于七月二十八日前来龙驹寨或者西按谈判停战及驻地给养等问题。如贵司令亲自来此，则更觉光荣，除请政府代表通知第一线，允许通过及保护外，盼先电复。专祝平安！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10）第三十二执行小组七月二十四日，李先念看到传单。鉴于中原军区突围部队已十分疲惫，加之不断的战斗导致伤亡过重，还有就是那些与大部队失散的小股部队生死不明，因此，李先念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利用这一机会促成暂时停战，以利部队恢复战斗力。尽管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方面的谈判诚意心存巨大的怀疑和警惕，但是为了生存，还是同意了李先念部提出的恢复谈判的请求。中央派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前去联络，以表明共产党方面愿意谈判，“惟须国民党停止追击中原军”。但是，胡宗南的十几万大军已经做好了进攻延安的准备，国民党方面根本不想再与共产党方面商谈停战，周子健到达军调部第三十二执行小组时，国民党方面根本没让他进入会场。由于联络不畅，中原军区的领导并不知道周子健遭遇的情况。八月初，李先念部派出了谈判小组成员，他们是：中原军区干部旅旅长张文津、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和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毛楚雄是毛泽覃烈士的遗子。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离开苏区长征后，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被留下，六个月后，他在瑞金附近的红林山战斗中牺牲。毛楚雄从小由年迈的外婆抚养。一九四五年七月，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毛泽东特别相托王震路过湖南时把毛楚雄带上。现在，部队在转移中生死未卜，谁也无法预料前面还有什么样的险境，王震担心毛楚雄的安全，建议他以谈判代表的身份从敌人的重围中转移出去。但是，十九岁的毛楚雄和张文津、吴祖贻离开部队后，在前去西安的路上，被胡宗南部在宁陕县东江口镇附近扣留。李先念和王震闻讯，立即请求中共中央设法营救。尽管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抗议，并发动舆论界广泛呼吁，但胡宗南部始终矢口否认。从此，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三人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三十多年后，经过坚持不懈的调查，真相才得以弄清：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深夜，国民党军六十一师一八一团少校团长韩清雅奉胡宗南之命，将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三人活埋于东江口镇城隍庙背后石坎下的水渠边。中原军区的官兵转战在深山中，粮食断绝，李先念因犯胃病口吐黄水，只好将一根绳子捆在腰上，让骡子拉着他往前走。王震部的官兵也是断粮数日。在一条山沟里休息的时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乡前来哭诉，说有官兵把他没有长熟的洋芋挖出来吃了。身体虚弱的王震猛地抓起身边的步枪朝天连续射击，大喊：“都给我回来！”警卫员李树森正好拿着一把准备打草鞋的草从王震身边走过，盛怒中的王震抄起一根棍子朝他的屁股打去，边打边喊：“你也犯群众纪律！”警卫员争辩说：“我没犯群众纪律，你看这是草啊！”王震说：“草也不行！”官兵们一边把李树森拉开，一边给那个老乡赔钱。王震亲自给老乡写了张字条：“一九四六年七月，三五九旅路过此地，把这家老乡的东西吃光了，革命胜利后加倍偿还。”写完了他还觉得不放心，又写了张布告贴在树干上：“本纵队全体同志，务必遵守群众纪律，真正做到秋毫无犯，违者枪毙。”中原突围“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11）河网地带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共产党军队开始中原突围的那一天，四十二岁的李默庵赴无锡接任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长官一职。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庵。” 李默庵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虽求学艰苦但学业优异，十九岁那年考进黄埔军校一期，他的同学有徐向前、陈赓、关麟征、胡宗南、宋希濂、贺衷寒、左权等人，这似乎预示着他未来的军人生涯将与共产党人有扯不断的关联。在黄埔期间，他和共产党人关系密切，甚至一度加入过共产党组织。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东征时，他在第一军六十团当过党代表，该团团长是共产党人叶剑英。一年后，国共决裂，他奉命率部攻击红军鄂豫皖根据地，对手是昔日的黄埔同窗徐向前。抗日战争中，他在卫立煌的麾下作战，在山西战场又与他的同窗共产党将领左权重逢，并一起参加了惨烈的忻口作战。一九三九年，他以杰出的“敌后游击才干”出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副教育长是他熟识的叶剑英。此刻，国防部向他下达的作战任务是：攻击并占领苏中和苏北解放区。与南京一江之隔，是共产党人的苏中和苏北解放区。李默庵一上任，就着手准备作战。他认为进攻还是有胜算把握的。因为对手只有两个师和两个纵队，共计十九个团，兵力三万多人，而他可以指挥的部队有五个师、两个旅，外加两个交通警察总队，兵力已达十二万人以上。他的部队装备优良，完全可以不把武器简陋的共产党军队放在眼里。李默庵突然想到，自己的部队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谁也没有和共产党军队真枪实弹地干过。而他自己有过与红军作战的经历，知道对共产党军队绝不可低估。李默庵要求他的师长旅长们好好研究一个人——抗战时期，日军在南京设有专门研究这个人作战特点和规律的小组，但是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研究出任何眉目来——这个人就是第一绥靖区部队将要面对的作战对手：粟裕。李默庵从陆军总长顾祝同那里听到过对于粟裕描绘：个子不高，文质彬彬，寡言少语，面带杀气。一九四六年三月，国共停战调处期间，时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的顾祝同曾与粟裕吃过一次饭。粟裕灰色军装，中将军衔，席间既不举杯，也不碰那些山珍海味。顾祝同陪着笑脸劝了半天，粟裕才说他要一盘炒辣椒。一碗米饭就着炒辣椒吃完，粟裕又恢复了正襟危坐。顾祝同说：“粟将军，你很会打仗！”粟裕说：“这是讹传。我打的每一个胜仗都是毛主席的英明指挥和战士们英勇战斗的结果，我只是一名承上启下的执行者而已。”这次，粟裕与毛泽东在如何应对国民党军进攻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毛泽东的来电显示，中央的战略设想是：如果国民党军发动大举进攻，山东、太行两解放区主力部队即刻“实行外线出击”，从解放区内向南打出去。中共中央给华中局的指示是：粟裕率主力兵出淮南，配合山东野战军主力，攻取蚌埠至浦口间铁路，“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中央的外线作战设想，充满了迎敌而上与之决战的气势。但问题是，毛泽东低估了国民党军的作战能力。粟裕意识到在华中野战军主力转往外线作战凶多吉少。因为如果按照中央的设想，主力部队开赴淮南作战，不仅每天需要的十万斤粮草需要苏中解放区供应，就连支前的民工也需要由苏中解放区补给。主力部队走后，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攻击，留守部队很难确保解放区不被攻占。地富人稠的苏中解放区一旦沦入敌手，不但立即可为敌人利用，淮南的作战也将失去后方保障。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12）六月二十九日，经过慎重考虑，华中局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和粟裕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新四军总部，提出华中野战军主力不出淮南外线，坚持苏中内线作战以牵制敌人，待山东与太行部队完成第一阶段作战后，华中野战军主力再前至蚌浦铁路线间，配合山东部队作战，最终完成中央的战略设想。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经过认真考虑，回电同意苏中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毅商酌后再作决定。这是解放战争初期共产党人重要的决策转变，它将影响和决定未来的战争走势。七月九日，李默庵在常州又一次召开作战会议，会上确定七月十三日向苏中解放区发动进攻。但是，七月十二日，李默庵突然接到蒋介石暂时停止进攻的命令。原因是第一绥靖区的绝密作战计划不知什么缘故竟然到了马歇尔的办公桌上，马歇尔直接质问蒋介石这个向共产党军队进攻的计划是否属实？更严重的是，这份作战计划同时也到了粟裕的手上。绝密作战计划的泄露，导致国民党军没能按时发动攻击，而粟裕却因此先发制人了。解放战争初期有着重要影响的“苏中战役”开始了。粟裕之所以选择宣家堡和泰兴为首攻目标，是有政治考虑的。宣家堡是停战协定生效后国民党军侵占的，泰兴则是停战协定即将签署时国民党军抢占的。而从军事上讲，驻扎在宣家堡的十九旅五十六团和驻扎在泰兴的十九旅五十七团，孤单地突出于整编八十三师的整个战线，而且都因轻敌而工事不坚，苏中部队一旦拿下，便可以扩大泰州与南通两路国民党军的间距，有利于下一步作战。粟裕在攻击正面投入了六个团的兵力。战斗一开始，李默庵打电话给李天霞询问情况，李天霞报告说：“这两个团战斗力都不错，两个团长打仗有办法，请司令官放心！”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接到“###已经攻入城内，正在展开激烈巷战”的战报。李默庵立即命令李天霞派部队前往增援，但增援部队受到猛烈阻击而无法前进。国民党军整编八十三师，是整编前的国民党军第一〇〇军，抗战期间参加过第二次长沙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以及湘西会战，还曾随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全副的美式装备，是战斗力很强的中央军嫡系部队。李默庵百思不得其解：粟裕首战为什么要选择战斗力最强的整编八十三师？粟裕说：“首战打这个强敌是否没有根据？不，这个部队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骄傲，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军敢于主动向他们进攻，并且到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去打。我们定将收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奇效。”果然。听说粟裕打的是整编八十三师，毛泽东直接打电报给粟裕：“是否即整编八十三师？该师消灭多少？尚存多少？”粟裕回电：歼敌整编八十三师十九旅的两个团和旅属山炮营及六十三旅的一个营，共计三千余人。李默庵也在急切地询问战斗结果，但整编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的描述有点轻描淡写，只是说他的两个团吃了一点亏，但建制还在并没有大碍。此时，李天霞还不知道，跟随他多年的十九旅五十七团团长钟雄飞已经被俘虏。身为小小团长佩戴的却是少将军衔，这在国民党军中实属罕见。这个声称崇拜“闪电战”的团长兼县长被俘后一直不服，不断地唠叨说，打仗应该是一个团对一个团，人海战术算不得本事。看管他的共产党干部始终不吭声，他唠叨一句，那个干部就用手指一下贴在大门上的三个字：战俘营。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13）李默庵急令整编四十九师为主攻部队。李默庵的作战目标是：拿下如皋，三路夹击，合围粟裕部主力。但是，当王铁汉的整编四十九师两路迂回，侧后突然枪声大作，有报告说攻击四十九师的是粟裕部主力。李默庵一时间不知所措。从宣家店到如皋，直线距离至少一百五十里，在宣家店刚刚打完一仗的粟裕部主力，怎么能如此迅速地移动到如皋，并开始新的攻击呢？但是，情报是准确的。粟裕以多敌四倍的兵力将四十九师包围了。李默庵不断地收到请求增援的报告，在命令各部队坚持下去的同时，他亲自与空军方面联系请求助战，但是王铁汉率领的四十九师直属队和二十六旅还是崩溃了。这个地方的地名叫鬼头街，王铁汉觉得自己确实碰上鬼了。他在报话机里往哪个方向调动部队，共产党官兵就往哪里打，原来他的报话机的通话频率被粟裕的指挥部寻找到并且对接上了。最后时刻，他带着少数官兵突出重围。从苏中战场逃脱后，他再也没有卷入内战，回乡当了一阵辽宁省主席，然后去了台湾，以潜心撰写东北军史料为晚年寄托。二十三日拂晓，粟裕下令放弃攻击，向如皋以北撤退。如皋是苏中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大敌当前，是守是弃，粟裕不能单独决定，必须与华中局和华中军区的领导一起商讨。粟裕带着一名警卫员即刻上路，他使用了一切可能利用的交通工具：先骑摩托车经盐城到湖垛镇，然后在水网纵横的乡间小路上跑步前进，半途弄了一辆自行车，但不久自行车就散了架，又雇了一辆黄包车，黄包车跑到一条河边，河上的桥断了，又被迫改乘小船，船无法行进的时候，上岸继续跑，一天一夜跑了一百八十多公里，居然到达了淮安。经过商量，华中局和军区领导认可了粟裕的意见：在适当的时机撤出海安是必要的。第二天，粟裕返回海安前线。李默庵说：“我部似乎没花费什么力气。经过两天时间，打了一下，整编第六十五师便占了海安，第一〇五旅占了李堡。从作战计划上来说，我部达到了目的。”李默庵不知道，他的部队在海安打得昏天黑地的时候，华中野战军三万多官兵正在距海安不到十公里的地方修整待命。粟裕在等待出击的时机。占领如皋、海安等地后，李默庵认为粟裕部大势已去，开始调整部队建立防御线。驻守海安的新编第七旅十九团附属炮兵部队奉命前去李堡，接替原本驻守在那里的一〇五旅的防务。十九团一出发，粟裕立即意识到：“歼敌良机已到。”十九团到达李堡，警戒还没布置，就遭到了粟裕部的分路围攻。此战，新编第七旅损失九千多人。李默庵很是心疼，更让他恼火的是，尽管自己派出大量的便衣侦探四处搜集军情，但根本无法在当地百姓那里得到真实情报，致使自己对粟裕的三万人马在眼皮底下休整一无所知。接着，李默庵在苏中受到的最大的打击来临了。苏中战役的最后一战不仅让李默庵晕头转向，而且让他真正尝到了与粟裕作战的苦果。李默庵没有想到或是难以言表的是，国民党军队闯入解放区作战，必然会面临举步维艰的处境。苏中战役中，解放区民众提出了“保田保家”，甚至“毁家纾难”的口号。在三万多人的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身后，直接参与战斗的解放区百姓达到十四万人，支前民工人数更是高达五十多万。整个苏中战役进行中，始终有一万多条转运粮食、弹药、兵员和伤员的民船跟随华中野战军穿梭于稠密的河网中。解放区的百姓在战火中不惧生死，不少百姓和官兵们一起倒在泥泞之中，倒在枪弹炮火之中。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14）苏中战役无疑是粟裕军事指挥生涯中的杰作之一。只是，苏中战役并没有缓解解放区面临的严峻局面，苏中解放区的重要城镇不断丢失，面积也在不断缩小。就在苏中战役进行期间，集结于山东胶济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五个军十五个师共十五万人，在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的指挥下，向山东解放区展开了大规模进攻。虽然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叶飞部、胶东军区许世友部等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但国民党军队最终打通了胶济铁路，山东解放区的军事要点相继丢失。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计划大军南下淮北，在徐州附近寻找战机打几个胜仗，以延缓国民党军对山东的全面攻击。但是，接下来的泗县战斗却以陈毅部的严重失利而告终。按照原定计划，山东野战军准备攻击陇海线上的国民党军，但是这一线的国民党军四个师紧紧靠在一起，令山东野战军无从下手，于是改打驻守泗县、灵璧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第七军一七二师的两个团。山东野战军的十九个团在没膝的雨水中急行军，在病员和掉队者甚多的情况下逐渐向泗县靠近。连日的大雨使环绕泗县的五条河流全部暴涨，河水四溢令又深又宽的城壕变成危险的阻障，山东野战军的火炮因大水阻隔无法运到战场。第二纵队主力为截断泗县与外界的联系，迅速控制了灵璧公路上的一个要点。尽管主攻部队有攻坚的经验，但是却没在大水中冲锋的经历，官兵们冒着城墙上射来的密集的弹雨，跳进深不可测的城壕游向城门，他们无法携带攀登城墙用的梯子，身上的炸药和手榴弹也都被浸湿。在各方向的攻击部队相继靠近城门的时候，桂军的反击开始了。七十三团的干部在战斗前全都写了绝死书，但他们还是无法想象战斗进行得如此惨烈：携带的机枪泅水时已丢失，能拉响的手榴弹也用光了，后续部队被大水阻隔上不来，官兵们只有与敌人进行肉搏战。战斗进行到第三天，泗县仍无法攻克，陈毅遂命令部队撤离。对泗县的攻击令山东野战军主力遭受很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军集中重兵，在苏中、山东和淮北三个方向上同时并进。身在淮北地区的陈毅对去苏中还是回山东难以抉择，就在他与粟裕电报商讨未果之时，坏消息再次传来：国民党军向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开始了大规模进攻。淮阴无论如何不能失守，陈毅和粟裕立即部署保卫淮阴的作战。但是，陈毅部主力的正面有国民党军的阻拦，部队被缠在战场无法迅速脱身；粟裕部主力远在海安，距离淮阴至少有两百公里的路程，且一路上全是河网地带，雨季里道路泥泞不利行军，临时又无法调集大量船只。因此，无论是陈毅部还是粟裕部，都无法迅速集结形成作战能力。向淮阴进攻的是国民党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虽在整军后对外称师，但整编七十四师实力堪称为军，乃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这支全副美式装备、攻击意志强盛的部队，注定要在解放战争中与共产党军队有决死之战。此时，整编七十四师攻势迅猛凌厉，华中野战军的“皮旅”和九纵奉命阻击，尽管官兵不惜生命，英勇作战，依旧无法阻挡整编七十四师对淮阴的一再逼近。“皮旅”甚至把淮阴城边大运河的堤岸扒开，将整编七十四师的攻击路线淹成一片汪洋，但是整编七十四师的进攻还是没有停止。九月十九日拂晓，整编七十四师以两个连的兵力轻装突进，捉到一个共产党士兵并获取了口令后，国民党军冒充共产党军骗过淮阴城的岗哨潜入城内。紧接着，整编七十四师的大规模攻击再次开始。内外夹击、里应外合的作战使淮阴城内瞬间陷入混乱的巷战。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15）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攻占淮阴后，继续南进，于二十二日占领淮安。两淮相继失守，使共产党人在整个苏中和苏北地区失去了立足之地，大片的解放区由此变成了敌后游击区。严峻的形势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意志，残酷的战争考验着共产党官兵的意志。事实证明，面对强敌的进攻，分散迎敌是不行的，必须勇于舍弃一些地盘，集中兵力击敌弱处，才有可能扭转被动局面。一九四六年九月间，粟裕与陈毅经过多次的商榷与争论，先后分别致电中央，建议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联合作战，共同坚持淮北地区以寻机歼敌。整编七十四师从刚刚占领的淮阴出发向涟水发动攻击。此时，连续的作战失利让华中野战军官兵憋了一肚子的火，于是，他们在迎敌的时刻表现出鱼死网破的决绝态势。守卫涟水城的部队顽强阻击，粟裕调集主力星夜增援。交战双方官兵黄河大堤上展开了反复的争夺战，最终巨大的伤亡迫使整编七十四师放弃攻击退回淮阴。涟水一战，华中野战军也伤亡六千多人。就在涟水战斗进行的时候，除粟裕因指挥战斗未到之外，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局领导人连续召开会议总结教训。陈毅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干部的责备，他们因解放区的连连丢失而十分痛苦。陈毅诚恳地承担了责任，表示愿意接受批评，真心实意地维护团结。但是，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进攻很快重新开始了，华东和华中地区的战局前景更加扑朔迷离，陈毅与粟裕部的命运依旧无法预料。古老的中国战术和漂亮的美国帽子自一九三八年一月，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就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之后，他便和著名将领刘伯承共同指挥一支部队，直至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全国政权。这种长达十三年的牢固合作关系，在中外战争史上十分罕见。他们共同指挥的部队在战争中被广泛地称为“刘邓大军”，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位于中国国土腹地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是当时共产党人控制的面积最大、兵力最多的区域，它东起津浦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南至黄河南岸，北至正太铁路和德石铁路，面积达到十六万多平方公里，区域内人口两千多万，县城百余座，首府设立在河北邯郸。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总兵力二十七万。在一九四六年那个多雨的夏季里，为了牵制国民党军对突围中的李先念部的追击。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率领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和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共五万人，向国民党军守备相对薄弱的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出击；陈赓和谢富治率领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共两万人，攻击胡宗南部已经占领的同蒲路南线的各要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不具备与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正面作战的能力，迟滞敌人进攻并打乱其军事部署的有效的手段，就是直接攻击其兵力和军火调动必须依赖的铁路线。陇海路袭击战，是内战爆发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首次出击。陇海铁路线上的危机直接迟滞了国民党军兵力和物资的调动，并迫使蒋介石从追击李先念的部队中调回了三个整编师，从攻击粟裕和陈毅部的部队中抽回了五个整编师，从而缓解了中原、苏中和山东方向共产党军队的压力。但是，主动出击将刘邓主力的位置和实力暴露了。因此，撤离战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刻发现他们已经处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合围之中。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16）刘邓别无选择，只有坚决作战，力求在避免重大损失的前提下取得局部胜利以扭转危险的局势。国民党军从两面合围而来，必须首先力挫其一路，使战场上的钳形攻势随之瓦解。刘邓选择的作战目标是：从郑州开来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这一选择是颇费思量的：虽然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作战的国民党军有三十万之众，但向豫东和鲁西南方向攻击的只有二十三个旅，二十三个旅中一线部队仅为十五个旅约十万人。整编第三师原为由陕军发展来的第十军的部队，现在与四十七师共同隶属于第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孙震指挥。该师师长赵锡田一向不把孙震放在眼里，彼此之间隔阂很深。为了确保足够的攻击兵力，刘邓从冀南急调陈再道的第二纵队到达战场，加上已经结集的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兵力是整编第三师的四倍。陈赓的六纵派出两个团负责引诱赵锡田，纵队主力则在前面布置了个大口袋。整编第三师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连续进攻，攻到哪里都会发现刘邓部刚刚撤离的痕迹。战斗进展令赵锡田十分得意。他的参谋人员提醒说，刘伯承是打仗的好手，如此顺利有些异样，小心中了埋伏。而赵锡田的反驳听起来很有理由：你们这些年轻人和共产党打交道的年头不多。看看防御阵地上丢弃的这些东西就知道了，除了军装和背包之外，还有扔掉的枪支，如果是从容撤离的话，他们绝不会丢弃哪怕是一块擦枪布和一根烤火的柴禾棍儿。况且，共产党军队一向离开村庄的时候，都会打扫院子挑满水缸，现在他们住过的村子里又脏又乱，不是仓皇逃窜还能是什么？每占领一个村庄，赵锡田都向刘峙报一次捷，蒋介石的嘉奖电报不断地发来，赵锡田很有些飘飘然。他给刘峙去电报说：“飞机不需要了，凭我现有的装备，不把###赶下黄河，就让他们回太行山去！”刘峙显然也被胜利的前景冲昏了头，他竟然临时改变作战部署，放弃原定的整编第三师和整编四十七师共同攻击定陶的计划，改为由整编四十七师单独攻击定陶，整编第三师前去攻击菏泽。这个改变却加大了整编第三师与四十七师之间的间隔。九月二日，刘邓命令部队继续放弃前沿阵地，引诱整编第三师继续往大口袋里走；同时命令一部迅速楔入整编第三师与四十七师之间的宽大的缝隙，从而对整编第三师形成包围之势。刘邓的作战命令发布之后，解放区内八千多名民兵拿着土枪、大刀开始在田野的庄稼地里集结，近两万民工携带着一万多副担架、五千多辆装满粮食弹药的大车，浩浩荡荡地向这个狭小的战场蜂拥而来。与整编第三师齐头并进的整编四十七师已经被调动到距整编第三师四十里开外；而从徐州方向进攻的国民党军行军速度更为迟缓，距离战场尚有百里之遥。九月五日，刘邓决定全力攻击，速战速决。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的大难降临了。午夜二十三点三十分，赵锡田的师部和三旅、二十旅所在地同时受到猛烈攻击，赵锡田赶紧向刘峙求援，刘峙急令整编四十七师向整编第三师靠拢。但是，由于受到陈锡联的第三纵队的拼死阻击，整编四十七师师长陈鼎勋不愿意再前进一步。绝望的赵锡田决定自己突围。他再次向孙震请求援救，说只要派一个团到天爷庙附近接应一下就可以。孙震说派出的部队受到###阻击无法前进，整编第三师要突围就必须自己想办法。赵锡田跑到一排汽车下面，正准备继续抵抗的时候，发现身前身后全是指向他的枪口。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17）刘伯承在电话里说：“派一个班把他送到我这里来，不要让他跑了！”来到在国共两军中皆赫赫有名的刘伯承面前，赵锡田问：“你们从开始就一路撤退，辎重丢得遍地都是，难道是在骗我吗？”刘伯承说：“你应该读过兵书，难道不知道孙膑减灶赚庞涓的故事？”定陶一战，刘邓部伤亡三千五百人，国民党整编第三师死伤近五千，被俘者高达一万两千人。由于被俘的人太多一时不好看管，在国民党军飞机盘旋轰炸的时候跑了四千多。消息传来，蒋介石震怒。最大多数万岁就在中国内战爆发的那一刻，一个美国老人骤然卷入了中国政局。没有哪一个美国人像他一样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了如此丰富的人生轨迹。他的大半生与中国的当代教育史密不可分，晚年的生活更与纷扰的中国政局密切关联。无论历史给予他什么样的评价，他那静卧在中国北方一所著名大学里的墓碑，至今依旧是一道令人心绪复杂的风景。一###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清光绪二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司徒家族对教育和传教的热爱与执著在近代美国史上颇具盛名，家族成员先后独立创办或参与创办过五所学校，先后出了五位大学校长、学院院长和女子学校校长；同时，从司徒雷登的曾祖父开始，家族中曾有十三位男性成员成为传教士。一八六八年，约翰?林顿?司徒来到中国传教，几年后，他把一个名叫玛丽的美国私立女校校长也带到了中国，他们在中国杭州城北的贫民聚集区盖起了一座教堂和一所学校，这就是日后在中国生活了整整五十年的司徒雷登的老家。有着与父亲一样惊人的耐心，但更具社会干预欲望的司徒雷登，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动荡岁月。他在南京的一所神学院里当教师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他因为对革命十分向往而结识了孙中山。在孙中山宣布辞去大总统的演说会上，他是在场的唯一一位外国人。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他受教会委托来到北平筹建燕京大学，筹款、选址、确定校名都是他一手操办，他决心把这所风景如画的私立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学府。他的努力成功了。燕京大学聚集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者，而学生多数成为开创中国新时代的前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为了能使中国军队齐心抗战，他甚至以南京国民政府特使的身份去东北劝说张学良“易帜”。他与很多国民党官员与国民党军将领私交很好。因为真心认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革命的唯一继承人，他对蒋介石的倾慕几乎到达了崇拜的地步。他已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符号。美国对日宣战后的第三天，日军将其逮捕。日方试图用他作为与美国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人质，同时也是对燕京大学不接受“奴化教育”的一种威胁。但是，日方没能让司徒雷登低头，他宣布已把生命交给了他信仰的上帝和他热爱的中国。日本投降后第三天，被囚禁三年零八个月的司徒雷登出狱了，他立即被飞机送往重庆，流亡在那里的燕京大学的师生们看见面容憔悴的老校长，与他相拥而泣。就在马歇尔为国共两党的难以调解感到万分苦恼的时候，司徒雷登在蒋介石夫妇的建议和安排下会见了马歇尔。——他坦率地承认，在这之前，他只是听说过马歇尔的名字，之所以前去拜会，完全是因为他对这个承担着特殊使命的人有点好奇。司徒雷登并不知道，这种老年人的好奇心会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巨大的麻烦。初次会见，他只是耐心地听马歇尔详细介绍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然而，两个月之后，他在北平接到了来自马歇尔的邀请，请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18）他和蒋介石都感到吃惊。司徒雷登已经准备退休了，为此他已提出辞去燕京大学校长一职；同时，他根本没有任何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而令蒋介石吃惊的是，虽然他与司徒雷登私人关系很好，但在中国政局万分敏感的时刻，司徒雷登并不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合适人选，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已经做好了就任的准备。更让蒋介石愤怒的是，马歇尔事前没有征求自己的意见，却征求了共产党方面的意见，周恩来鼎立推荐的人就是司徒雷登。而马歇尔选择司徒雷登的理由也让蒋介石有口难言：“我之所以要求他出任，是根据所有在中国的知情人士，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反应，他是一位具有独一无二地位的、受到普遍尊重的外国人。他完美无缺的人格标准以及五十年来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乃西方世界最后的榜样，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同样信任和仰慕他。”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对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任命。四天以后，司徒雷登告别燕京到南京上任。他的首要工作就是和马歇尔一起制止中国的内战蔓延。但是，在河南、湖北、山东、山西、河北以及东北地区，国共两军的军事冲突不断发生，而且已有愈演愈烈之势。司徒雷登立即感到自己几乎无能为力，他和马歇尔共同预感到，他们的调解面临着最后破裂的危险。而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的劝告是：唯一的办法是重新赢得民心。司徒雷登的劝告不是空穴来风。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大员只关心两个字：接收。“接收”二字至少包括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含义：军事上，要与共产党军队拼速度，十万火急地开赴战争中的沦陷区和共产党人开辟的解放区，这就是“为国收复失地”的概念。而在经济上，所有的政府和军队大员甚至比蒋介石还心急火燎，因为小到汽车房产，大到金库银行，敌伪留下的巨额财产已经失去了主人，谁先贴上封条或者抢到手里财产就是谁的，这就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概念。几乎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同时，国民党军陆军部成立了“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也就是以国民党的名义成立的“接收”机构。可能觉得以一个政党的名义这样做有点不合适，很快，“行政院派驻陆军总司令部收复区全国性事业临时接收委员会”成立了。各省市纷纷效仿，争先恐后地成立“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国民政府的各级行政大员和驻扎在各地军队高级将领混杂在一起，开始了空前的资财侵占。从重庆返回南京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军队各级将领，到处收集各种各样的高级小汽车，为给各种各样的别墅贴上封条而忙成一团。南京城内的公馆别墅集中在莫干山路、山西路、中央路和斗鸡闸一带，按照规模和档次，每一处建筑物上都直接挂上了从蒋介石到各级官员和将领的名字。处长、科长和科员们抢不到别墅，就抢民房、高级家具和名牌汽车，甚至连日伪办公楼里的地毯都扛走了。房产、财物到手之后，最有油水的查封“逆产”行动随即开始。“逆产”二字几乎无所不包，从银行、矿山、工厂直到某户人家厅堂里的一件古董。南京原来的“伪中央政府”官员和重庆来的国民党大员互换名片之后，成为阶层一致、利益一致的朋友，像亲兄弟分家一样商量着如何把“敌产”变成“私产”，把“逆产”变成“民产”。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19）为了不被追究自己在日伪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各地的官员想出一个可以让重庆来的“同志”一夜暴富的好点子：以行政命令或者军事命令，将原来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储备票一律兑换成重庆国民政府发行的新法币。按照正常的兑换率，两种纸币价值大致相等，也就是说兑换率应是一比一，可是公布出来的兑换率竟然是两百比一——用两百面值的储备票，才能兑换一面值的新法币。结果，拥有大量重庆钞票的国民党大员和将领瞬间成为巨富，就连薪金很低的来自重庆的公务员也发现自己像中了彩票一样，手里的那点新法币的价值突然间膨胀了整整两百倍！有资料说，仅南京一地，国民政府大员在兑换中获得的暴利价值三十万两黄金。由于“接收”已经成为致富热点，来自中央系统、行政系统、军事系统、地方系统，再加上行业系统的“接收机构”相继冒出，最后连国民政府也搞不清全国到底有多少个接收机构。根据官方有限的统计：天津二十六个，杭州二十八个，北平三十二个，上海八十九个……各“接收机构”之间常常发生剧烈的冲突。那些价值较高的“接收”目标，往往被地方机构抢先接收，但是随后又被开到这里的军队将领派兵抢走。于是，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到达后，不得不与军方展开讨价还价的谈判。最终，所有财产和物资殊途同归，统统进了军阀和大官僚的私囊。野蛮的原始掠夺造成了社会生活的迅速崩溃。一九四六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高达三万五千八百八十一亿元，为财政总收入的一倍。而通货膨胀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海米价为每担六万元，六月上涨到每担五十万元，十二月涨到每担一百一十万元，物价比抗战结束时上涨了六万倍。官富民穷的畸形统治终于面临着统治根基的倾覆。两年以后，当蒋介石都已确信国民党政权垮台在即时，面对国民党军上百位高级将领，他有过这样直言不讳的检讨：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为饥饿所迫，全国四十多个城镇，包括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接连发生了抢米风潮，国民党无一例外地宣称这是共产党的煽动和组织，这些城镇的城门上因此挂着“###首要分子”血淋淋的头颅。紧接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面对血腥镇压。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一个没有任何凶兆的平常日子，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和夫人走在昆明的街道上，突然，李公朴跌倒在地。夫人以为他不小心摔了，企图把他搀扶起来，李公朴呻吟道：我中枪了。——一粒子弹由腰部射入至腹部穿出。他立即被送往医院，不久就停止了呼吸。气绝的那一刻，将“在中国办一份民主报纸”视为人生理想的李公朴连声说：“我为民主而死！我为民主而死！”刚刚就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听闻这一“残忍的消息”后说道：“怎么能向长袍里裹着的那颗心开枪？”中国的民主人士高喊：“经过几百年的考验，民主是不怕暗杀的！”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20）中国的热血青年高喊：杀了李公朴、闻一多，杀不完全国的人民！人民是多数的，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多数万岁！对于苦难的中国来讲，最大多数的人是谁？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这个生存能力最脆弱，生存条件最恶劣，政治和经济地位最卑微的群体，是这个苦难国家的基石。就在国民党政府大员和军队将领忙着进城“接收”财富的时候，共产党人提出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在东北凛冽的寒风和狂暴的大雪中，共产党的干部们敲开了一户户赤贫农民的家门。然后他们用恳切地语调描绘出人人平等的美好生活景象，去打动那些对他们心存疑惑的庄稼人；他们用最坚决的手段将垄断土地的大地主和大恶霸从深宅大院中拉出来，让他们面对世代遭受压迫的赤贫农民的控诉。这些残酷的利益盘剥、人身损害以及生活中的种种悲伤往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与土地的占有和归属相关。因此，当东北平原肥沃的黑土地上插上了张三李四的名牌，土地的新主人们兴奋得深更半夜蹲在地头上发呆，直至想及世道何以天翻地覆时，农民们终于明白了只有共产党人能他们过上拥有土地的好日子，他们支持共产党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热情无法遏止地迸发了。——中国革命史形容那时发生在中国北方农村的革命行动为“暴风骤雨”。历史证明，共产党人在东北地区开展的大规模土地改革，对东北地区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大多数”一词出现在毛泽东笔下，是在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困难的时刻。那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想把位于陕北与晋北交界处的佳县打下来，以缓解胡宗南大军进犯陕甘边区的压力，但临战却发现胡宗南部已将这一带抢掠一空，部队由于极度缺粮根本无法打仗。毛泽东计算了一下，如果仗打三天，部队就需要十二万斤粮食。他请来佳县县长张俊贤，让他想想办法。张县长说：“把全县坚壁的粮食挖出来，够部队吃一天；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战役打响了，佳县百姓的支前队伍扛着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驴和羊，共产党官兵打到哪里他们就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而在战场的后方，佳县的男女老少吃的是树叶和树皮，这些都吃光了就吃观音土。战后很长时间内，这个县都看不到羊和驴。毛泽东十分感动，他给佳县县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一九四六年底，在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进逼下，共产党解放区危机不断，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们坚信自己置身于让他们感到充满信心的“最大多数”之中。因此，他们有决心最终赢得战争。和平已经死了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被国民党军攻占。内战爆发时，晋察冀解放区的面积约五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两千六百多万，拥有大小城镇九十六座，首府设在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治委员刘澜涛。下辖四个纵队。总兵力二十四万。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21）一九四六年六月，内战初起的时候，国民党军在这个方向的作战意图是：占领承德和冀东地区，分割晋察冀解放区、晋绥解放区与东北解放区，集中兵力夺取共产党占领的张家口市。而中共中央给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区部队下达的任务，恰与国民党军的部署针锋相对：夺取平绥路、同蒲路和平汉路，占领大同、太原、石家庄和保定。夺占“三路四城”，这是一个以占领交通线上的主要城市为目标的庞大作战计划。夺取大城市仍是共产党人的急切向往，这一向往至少在那个历史瞬间严重脱离了对敌我力量的正确判断。一九四六年六月发动的晋北战役，其作战目的就是：切断同蒲路北段的交通，割断大同与太原间的联系，并“相机夺取大同”。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七月对于原定战役目的来说，共产党军队仅仅是控制了太原至大同之间的部分铁路段。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的战役设想是：第一步拿下大同，然后集中三个纵队出击平汉铁路，最后向正太路攻击，目标是另一座大城市——石家庄。八月十四日，攻击大同城关的战斗开始。大同外围的守军都退回了城内，兵力充沛，火力凶猛，工事坚固，共产党军队在初步攻击中就已显露出很可能“久攻不下”的迹象。此时，决定战场胜负的意外情况在战场之外发生了：就在共产党军队发起大同战役的四天前，蒋介石已经将属于阎锡山的战区划拨给了傅作义。九月三日，傅作义出兵了。傅作义的六个师、四个纵队及一个保安旅和一个炮兵团兵分北、中、南三路向集宁发起进攻。此时，聂荣臻部对大同城的攻击还在艰苦而缓慢的进行中。傅作义的重兵增援令聂荣臻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旦傅作义的援军到达战场，攻城部队必将面临十分危险的处境。如果放弃对大同的攻击，那么整个战局就在顷刻之间迅速恶化，后果对于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区同样不堪设想。那么，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留一部分部队继续保持对大同的围攻，迅速调集主力部队北上迎战傅作义。但是，从大同前线转去打援的部队刚刚出发，前面就传来一个坏消息：卓资山阻击线已被傅作义部冲破。卓资山失守，令聂荣臻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中央军委在来电中对傅作义下一步的作战方向进行了预测：一是在卓资山停下来，二是攻击平凉，三是攻击集宁。大同前线指挥部决定部队停下来，等局势清楚了再行动。等待的决定造成了再次失策。从当时双方集结的兵力上看，共产党军队一方仍占据优势。即使卓资山丢失，只要派出得力的侦察部队，严密监视傅作义的行动，保持各部队之间以及与大同前线指挥部的联络，随时对敌情作出反应，战场是存在迅速寻找战机的可能的。但是，侦察既不严密，通讯也不畅通，整整两天都没判断出傅作义到底要在哪个方向上作战。直到九月八日晚上，傅作义部主力已从平绥铁路的北侧秘密移动到集宁城下时，大同前线指挥部这才猛然醒悟傅作义要打集宁了。塞外的九月，天寒草衰。共产党官兵穿着单衣从四面八方火速向集宁疾进。此时，傅作义部已经开始了对集宁的攻击。集宁守城部队只有绥蒙军区的两个团，以及配属作战的二十七团。九日，晋察冀和晋绥主力部队的先头部队经过上百里的急行军赶到集宁城下。十一日，晋察冀军区陈正湘的第四纵队赶到了，阻击作战于这天晚上打响。但是——也许是因为战役前线指挥部远在大同方向的缘故，通讯的不畅导致无法迅速掌握敌情令战机稍纵即逝——十二日整整一个白天，聂荣臻部没有组织大规模的攻击，这让傅作义得到了宝贵的整顿部队的时间。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