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后面的那些事发生，帝国这一艘负载沉重的巨船是否就一定会遭受灭顶之灾：实在还是个未知数。到元丰末年，变法使帝国在广储蓄、救灾荒、兴田利、振贫弱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特别是使国家的财政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据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的几个统计数字来看，保守估计，整个帝国的钱谷节余数量亦达数千万贯、石，已经可以供给二十年之用。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即使小邑所积，也相当可观，更不用说国家的一个战备库“元丰库”所积藏的金帛粟米了。这个储备库是神宗在元丰年间特别设置的，地点在司农寺南，收藏三司岁收之外的剩余收入部分，至少有二十个单元，因为天子赋诗二十字分揭其上。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由此看来，神宗与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最终目标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尽雪前耻，恢复旧疆。安石曾说过，天下事如弈棋，以落子先后当否定胜负。应该说，安石不仅占了先手，投子也不失其当，可惜的是后来者没能明乎其理、顺乎其势，从而一步步地丧失了主动，最后将一局大好河山尽付他人。　　如前所述，政治斗争虽然归根结蒂都是原则和信仰的较量，但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个人的好恶和处世之道甚至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私利不能完全摒弃的时代，政治斗争有时就是利欲之战，初起于互执己见，再变则成意气用事，三变而死生祸福之事起。如果说熙宁时期围绕着变与不变的新旧之争尚还不失以崇高的治道原则为旨归的话，从司马光的一味更化开始，帝国的政治斗争就开始演变成纯粹的意气之争。尽管人人都各据其辞证明自己的高尚，总是有这样那样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从来都没能跳出个人是非恩怨的圈子。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初一，王安石去世五个月后，司马光也不幸病故，总共只当了七个月的宰相。这天，朝廷正在明堂举行祭祀典礼，同时降敕大赦。司马光逝世的消息传到，在场百官无不震惊。宣仁皇太后甚至恸哭失声，连年幼的皇帝也受之感染流涕不已。两省官员在下面合计，准备仪式一结束即前去祭奠，可惟有崇书殿说书程颐表示反对。“崇书殿说书”是本朝皇帝的侍讲官，属于帝王之师的性质。此时，程颐之兄程颢已经亡故，他本人在司马光等人的推荐下以布衣身份受诏出任。　　程颐先引了一句经典：“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此语出自孔子的言论集《论语》，意思是说孔子在这一天哭过，就不再唱歌。程颐接着道：“岂可贺赦才了，即往吊丧？”　　先不论程颐如何的不近情理，就是他的逻辑也有问题。于是有人非难道：　　“孔子哭过则不歌，并非歌罢则不哭。今大赦已毕再往吊丧，于礼无害。”　　本来，尽管程颐恪守经义近乎刻板，但人家的话并不违背经训，程颐就算不肯轻易就范，一时也无话可说。然而一旁的苏轼却不省事，摆出他的才学和机智，给程颐来了一句幽默。　　苏轼道：“此乃枉死人叔孙通所制之礼！”　　叔孙通是秦汉时人，先仕秦，后从项羽，再归汉高祖刘邦，虽曾采择古礼而定汉朝一代朝仪，但此人是个随机应变的典型，连他的学生都不耻于他的行径，说他“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而得亲贵”。苏轼把叔孙通称为枉死人，又把程熙比作叔孙通，骂人骂得太高明了，难怪众人听了此话，都不禁笑出声来。程颐是个一本正经的人，他如何能承受这样的讥讽？嫌隙就这样产生了。　　程颐自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幼有高识，非礼不动；十四岁时又与兄长程颢一起问学于经学大师周敦颐，饱受礼教的熏陶。程颐一直没有做官，长期的野贤形象更使他执着于对现实的抵触和对古典的怀念，在他看来，任何违背于圣训的事情都是一种邪恶，一个正直之士的惟一目标就是向圣人看齐，绝不容许有半点的杂念。因此，程颐其实是个绝对的宗教家，为人严肃而苛刻，在他身上已没有丝毫的人情，有的只是对终极目标的坚定信仰。他平生不喝茶、不观画，亦极少做诗，甚至自己生日也致斋恭肃，不事宴饮。自从主掌天子讲筵后，程颐自感责任重大，夙夜殚精竭虑，惟欲主上德如尧舜，因而既有点性急，更有好多做法不近情理。十几岁的幼君下课后折了一条柳枝，程颐也要板起脸孔告诫道：春天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对此，有一些人认为他不愧为天子导师，但更多的人不以为然。连推荐他的司马光也曾感慨而言道：　　“人主之所以不欲亲近儒生，就是这种人坏的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安石在江宁府金陵城东门外蒋山之麓，筑屋凿塘，号为半山园，在此度过了最后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安石虽未忘怀于庙堂，但更多地是在思考和反省，在寄情山水中排遣自己的忧伤。除了跨驴出游之外，安石总到附近的定林寺里去读书著述，他的《字说》就是此时写成的。　　曾激烈反对新政的苏轼后来有一次路过金陵，安石没有忘记这位意见相左的后辈，野服乘驴谒于舟次。苏轼不冠迎揖，道：　　“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安石笑道：“礼岂为吾辈而设！”依旧豁达豪放，一无鄙俗之气。　　苏轼谈起早年因反对新法而被罢黜的旧事：“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　　安石无语，往事又何堪回首。彼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此际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于是招苏轼共游蒋山。数日间，或论文字，或味禅悦，尽得相晤之欢。苏轼感慨而对人说：　　“不知再有几百年，才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　　实在而论，放眼寰宇纵目古今，也不会有第二人了。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安石大病一场，病愈后更不免意气消沉，他呈报神宗，将半山园改作寺院，并由天子命名为“报宁禅寺”。次年三月，神宗去世，又给了他一次重大打击，从此后终日只以读书为意，时时以手抚床而叹，有时甚至绕床终夜，不能入眠。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新法全部罢废时，安石业已忧郁成疾，四月初六，不治而亡，享年六十六岁。安石死时，他的老朋友兼老对手司马光也在病中，闻之亦怅惘莫名，他给吕公著写信道：　　“介甫无他，但执拗耳！”信中又说：“不幸介甫逝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看来司马光也知道，对安石个人的刻意诽谤和诋訾中伤，绝非是真正的仁者应做的事。实际上，即使是对变法的谴责和反对，也并非都是出于高尚的目的。安石的生前身后名和新政的成败姑且不论，举国上下如此意气用事而争讦谤讪，一定会带来更大的恶果。五　　王安石离开朝廷与天子的倾向当然也大有关系。变法已经持续了九年多，在强劲的反对面前，本来就信心不足的神宗放弃锐进而转向守成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政治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妥协，神宗的后十年就属于这个渐变的过程。尽管如此，至诚恻怛、思怀振作而心忧天下的神宗皇帝依旧值得称许，没有神宗，就不会有王安石，更不会有十几年的变法图强。　　历史也有着它独特的惯性。在王安石退休一年后的公元1078年，神宗改元“元丰”，元丰时代持续了八年的时间，除了在官制上作了一次大改动外，其余措旋都基本上延续了熙宁时期的做法。八年间，宰执之臣有吴充、王珪、元绛、章惇、蔡確、冯京、吕公著等人，基本上是改革派与中和派共同当政，这也是神宗后期有意识地采用“新旧人两用之”策略的结果。其中王珪居相时间较长，在延续熙宁新政方面，尤其功不可没。这位被人称为只会说取旨、领旨、得旨的“三旨相公”虽然无所发明，但他自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就入居参知政事，跟随王安石从事于新政，此番感于天子的知遇而勉力守业，居然也能做到顺其自然，绝非像传说中说的那样一无是处。　　元丰的平淡是相对于熙宁的轰轰烈烈而言的。其实，神宗天子依旧年轻而有志建功，特别是在用武开边收复旧地方面一直心有未甘，但对外作战却始终未尝胜果。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那次对西夏发动的强大攻势，尽管兵民合计有近六十万人，可还是一无所获。改革固然使国家的财政和边防有所增强，可没能唤起帝国同仇敌忾的决心。早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辽人威胁要重划地界时，所谓“纳污含垢，且求安静”，以免一跌之失的主张就已经成为朝野舆论的主流。富弼在一道奏表中说，当听到天子有亲征的打算后，中外臣民益更忧惧，以至于“心陨胆落”。在这些懦弱胆怯的人来看，即使是弃北而西向，去征服稍显弱小的西夏，也是个招引祸患的事情。当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神宗决意西讨时，知枢密院事孙固认为“举兵易，解祸难”，吕公著认为“既无大将，不如且已”，老臣张方平嘱苏轼代撰奏疏，甚至说皇上好兵如同好色，所谓“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帝国的普遍心态如此，第二年九月，当永乐城这一控扼夏人的要害失陷后，皇上从此意志颓丧而一蹶不振，就不是没有原因的了。　　我们这位有作为的天子死得太早了，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初五不幸驾崩时，年仅三十八岁。天子在这个年龄撒手而去，注定又要给帝国带来一位年幼的少君，这就是史称“哲宗”的赵煦，即位时年仅八岁，由祖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一个缺少专权的政治真空，往往是久被压制的在野势力重新登台的最好机会，这个月底，司马光入朝吊丧，便引起了京城的轰动。人们不仅总是同情弱者，同时还总在期望着新的东西，因为这样才有机会宣泄他们的怨气。在舆论的召唤下，这年四月，司马光被太皇太后起为陈州知府，五月，入朝为门下侍郎。翌年是新帝的第一个年号“元祐”，这年闰二月，司马光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丰改制后，尚书左右仆射即为宰相，左仆射又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枢密院、门下及中书两省长官、尚书左右丞同为宰执之臣。参知政事一职已罢。司马光闲居洛阳十五年后一朝平反，便彻底宣告了新法的寿终正寝。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做得如此坚决，如此迅速，如此义无反顾。在入相前后一年的时间里，司马光基本上废除了所有剩余的新法。此时的司马光，已经完全失去了旧日持正谨慎的面目，变得狂躁冲动，峻急严厉，不遗余力地从事着有生之年最后的事业。　　新法并非一无是处，就是不少反对派也承认这一点。苏轼、苏辙就反对全部罢废新法，至少雇役一法可守而不可变；吕公著也认为青苗、雇役与保甲等法利害参半，只可调整，不应尽去。范纯仁甚至主张为国用考虑，亦无妨继续青苗法，但这些都动摇不了司马光的决心。从道理上讲，他此刻提出的理由甚至还不如十几年前那么有根有据，在新派人士章惇不断的辩斥下有时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但拨乱反正既是眼下的潮流，又为信任元老的太皇太后所赞成，他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病中的王安石一直保持着沉默，但当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雇役法终于罢废而重行差役法的时候，安石也忍不住愕然失声：“亦罢至此乎？”　　安石无限感慨地对人道：“此法绝不可罢！我与先帝商议二年才行此法，已做得无法再详尽了！”　　安石的疑惑其实毫无必要，因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本就在于事情的性质而不在于事情的内容。所以苏轼等人反对尽除新法，却不反对从政治上清除一切变法人士；司马光在废除各项新法的同时，设置“诉理所”以昭雪熙宁、元丰年间的各类人事冤抑，便明显是出于报复心理。原则争辩一旦成为快意恩仇，人身迫害也就不可避免。一贯温和而讲究仁义的本朝政坛，意气纷纭之外，又从此沾染上了血腥之味。　　　　如果没有后面的那些事发生，帝国这一艘负载沉重的巨船是否就一定会遭受灭顶之灾：实在还是个未知数。到元丰末年，变法使帝国在广储蓄、救灾荒、兴田利、振贫弱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特别是使国家的财政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据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的几个统计数字来看，保守估计，整个帝国的钱谷节余数量亦达数千万贯、石，已经可以供给二十年之用。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即使小邑所积，也相当可观，更不用说国家的一个战备库“元丰库”所积藏的金帛粟米了。这个储备库是神宗在元丰年间特别设置的，地点在司农寺南，收藏三司岁收之外的剩余收入部分，至少有二十个单元，因为天子赋诗二十字分揭其上。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由此看来，神宗与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最终目标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尽雪前耻，恢复旧疆。安石曾说过，天下事如弈棋，以落子先后当否定胜负。应该说，安石不仅占了先手，投子也不失其当，可惜的是后来者没能明乎其理、顺乎其势，从而一步步地丧失了主动，最后将一局大好河山尽付他人。　　如前所述，政治斗争虽然归根结蒂都是原则和信仰的较量，但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个人的好恶和处世之道甚至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私利不能完全摒弃的时代，政治斗争有时就是利欲之战，初起于互执己见，再变则成意气用事，三变而死生祸福之事起。如果说熙宁时期围绕着变与不变的新旧之争尚还不失以崇高的治道原则为旨归的话，从司马光的一味更化开始，帝国的政治斗争就开始演变成纯粹的意气之争。尽管人人都各据其辞证明自己的高尚，总是有这样那样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从来都没能跳出个人是非恩怨的圈子。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初一，王安石去世五个月后，司马光也不幸病故，总共只当了七个月的宰相。这天，朝廷正在明堂举行祭祀典礼，同时降敕大赦。司马光逝世的消息传到，在场百官无不震惊。宣仁皇太后甚至恸哭失声，连年幼的皇帝也受之感染流涕不已。两省官员在下面合计，准备仪式一结束即前去祭奠，可惟有崇书殿说书程颐表示反对。“崇书殿说书”是本朝皇帝的侍讲官，属于帝王之师的性质。此时，程颐之兄程颢已经亡故，他本人在司马光等人的推荐下以布衣身份受诏出任。　　程颐先引了一句经典：“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此语出自孔子的言论集《论语》，意思是说孔子在这一天哭过，就不再唱歌。程颐接着道：“岂可贺赦才了，即往吊丧？”　　先不论程颐如何的不近情理，就是他的逻辑也有问题。于是有人非难道：　　“孔子哭过则不歌，并非歌罢则不哭。今大赦已毕再往吊丧，于礼无害。”　　本来，尽管程颐恪守经义近乎刻板，但人家的话并不违背经训，程颐就算不肯轻易就范，一时也无话可说。然而一旁的苏轼却不省事，摆出他的才学和机智，给程颐来了一句幽默。　　苏轼道：“此乃枉死人叔孙通所制之礼！”　　叔孙通是秦汉时人，先仕秦，后从项羽，再归汉高祖刘邦，虽曾采择古礼而定汉朝一代朝仪，但此人是个随机应变的典型，连他的学生都不耻于他的行径，说他“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而得亲贵”。苏轼把叔孙通称为枉死人，又把程熙比作叔孙通，骂人骂得太高明了，难怪众人听了此话，都不禁笑出声来。程颐是个一本正经的人，他如何能承受这样的讥讽？嫌隙就这样产生了。　　程颐自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幼有高识，非礼不动；十四岁时又与兄长程颢一起问学于经学大师周敦颐，饱受礼教的熏陶。程颐一直没有做官，长期的野贤形象更使他执着于对现实的抵触和对古典的怀念，在他看来，任何违背于圣训的事情都是一种邪恶，一个正直之士的惟一目标就是向圣人看齐，绝不容许有半点的杂念。因此，程颐其实是个绝对的宗教家，为人严肃而苛刻，在他身上已没有丝毫的人情，有的只是对终极目标的坚定信仰。他平生不喝茶、不观画，亦极少做诗，甚至自己生日也致斋恭肃，不事宴饮。自从主掌天子讲筵后，程颐自感责任重大，夙夜殚精竭虑，惟欲主上德如尧舜，因而既有点性急，更有好多做法不近情理。十几岁的幼君下课后折了一条柳枝，程颐也要板起脸孔告诫道：春天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对此，有一些人认为他不愧为天子导师，但更多的人不以为然。连推荐他的司马光也曾感慨而言道：　　“人主之所以不欲亲近儒生，就是这种人坏的事！”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8节 无风不起浪无风不起浪，苏轼极其讨厌程颐更是大有原因。苏轼此人一直就非同凡响，他出生于相对和熙而富足的四川，接受了各种思想流派的影响，既不乏黄老清静之学，也沾染了纵横机辩之气，同时又喜好佛教、精通禅理，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因此倾向多变而态度不定。苏轼又有极高的文学之才，诗词书画无一不能，情感丰富旷达任性之外，也有些狂傲不拘之气，人生和仕途的蹇困侘傺也并未改变他的这种禀性。苏轼是与程颐截然不同的人，自然无法忍受程颐的迂儒作风，他本就性不忍事，喜好谐谑，连平生最敬重的司马光也敢骂，又何况程颐！苏轼早就指责过程颐言行迂阔，好古不当，有时甚至处处与他对着干。不过，这一次做得太直露了，程颐即使不以为意，也有人会为他抱不平。程氏兄弟虽然无权无势，但他们一直在开馆授徒，传播学说，拥有众多的学生，这同样是一个不容低估的力量。　　十二月，程颐的门人左司谏朱光庭、右司谏贾易这两位谏官，因为其恩师无端受辱而心不能平，开始围攻苏轼。当然，这件事情本身并不能构成弹劾的理由，他们必须要从严重的政治问题上着手。朱、贾两人着重指出的是苏轼在主持学士院馆职考试时出的一道考题有问题，有讽议朝政之嫌；苏轼对天子之师程颐的不恭作为一个附带的证据也被提了出来。弹劾甚至还指出，苏轼对死去的司马光也有极不负责的言论。苏轼当即上章自辩，表示不能接受这种指责，而他的同乡兼挚友殿中侍御史吕陶上疏，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朱、贾之举明显属于公报私仇，同时对朋党之弊重新抬头表示了忧虑。　　吕陶的担心不无道理，但他的参与却很不明智。朱、贾是程颐的学生，而吕陶本人是苏轼的同乡，事情的本身就给人以“朋党”之嫌。虽然侍御史王觌特别是元老派人物宰相吕公著、枢密使范纯仁居中作了一些调停，暂时压制住了事态的发展，但苗头一旦出现，就说明事情起于内部，外在的力量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到了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的八九月份，程、苏两派的往复诋讦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人们以地域为名，称程颐一系为“洛党”、苏轼一系为“蜀党”。“朋党”一词毫无避讳地出现在朝野上下的议论当中，固然带有一定的批判意味，但多少表明本朝的政局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是什么样的一个基本态势了。　　“洛党”、“蜀党”之争的激化促使朝廷的派系进一步明显。王安石一系的新政人士蔡確、章惇等还在继续反抗，与之相对的则有司马光一系，以执政官之一尚书右丞刘挚为首，刘挚这个人很值一提。　　此公字莘老，永静军东光人，早享大名，王安石初秉政时，搜择人才不遗余力，擢其为中书检正。但仅过月余，刘挚即与安石议论不合。神宗召对，问道：　　“卿是否从学于安石？安石多次称赞卿器识俱佳。”　　可刘挚却不买账：“臣东北人，少孤，独不识安石。”　　刘挚一贯强项，他曾与曾布在司农寺对辩，并要求天子将两人所上奏疏宣示百官，让大家考定是非。刘挚的大胆使其声誉鹊起，逐渐成为司马光一派的栋梁人物。他是河北人，此派遂被其他几方称为“朔党”。朔党人士本就以正统派的面目出现，大多担任政府要职，更是一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在天子冲幼、后宫听政的政治局面下，就是吕公著等元老独立其外而有心调和，也不能有效地阻止这场派系斗争。　　从表面形式上讲，学统是地域之外形成朋党的另一个要素，程颐一派就属于这样一种性质。学术讲究师承家法，这是源于见解的不同和生存的需要，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使学术走向政治而去争一个正统地位，这就与学术的意义背道而驰了。当年王安石定《三经新义》，以一家之学入居官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倒退。程颐的弊病同样在此，单单因为恪守古礼而不近人情，并不至于能引起政治上的反对，可如果坚守正统而排抑他人，就难免怨诟交集。在这场斗争中，程颐是第一个罢职的人，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八月，他被冠以“污下检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的罪名调到国子监。贾易虽然也同时罢知怀州，但不久又重新回朝，取代其师而成为洛党的主将。　　苏轼的无奈在于遭受到几方面的夹击。洛党之外，新政人士对他自然恨之入骨；司马光一系的实权派中，也有很多人因为他对元祐政治的态度而有所不满。苏轼性格是独立不拘，在他看来，早年是人多附王安石，现在是人多师司马光，所随不同，为随则一。他既然不愿“随”，也只有离开是非之地。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求外任被批准，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后，出外的苏轼曾以退为进展开反击，在朝出任要职的胞弟苏辙也曾一力援引，但仍然未能敌过洛党和朔党的攻势，两度被召回朝廷，又两度被逐。只有程颐还不失聪明，自罢讲筵后一再求归故里，最后以父丧去职后坚辞不入，专心于学问，暂时脱离了风波险恶的政坛。　　　　值得一提的是，谏诤之职放弃纠察王过的本分而与御史合流，终于使台谏成为朝廷争讧的绝对主角。“洛党”一方有左右司谏朱光庭、贾易，“蜀党”一方有侍御史吕陶，而朔党则有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右正言刘安世、监察御史张舜民，此辈仗着“言者无罪”的原则而气焰高涨，相互诋毁攻击极尽能事。　　御史本乃掌纠百官过失，如此倒也罢了，但谏官劾奏百官有恃无恐，说到底是本朝天子的一种策略所致。本朝内重过于前代，若不养言者锐气以折权臣，如何救指鹿为马之患？圣人设过防之计，固乃不得已而为之。太宗将原来的谏官名称左右“补阙”、“拾遗”改为左右“司谏”、“正言”，就已经寓有扩大职能鼓励直言的意思；真宗时别置谏官、御史各六员，增其月俸使其专亲职事，开始使谏官名副其实。仁宗时陈执中为谏官，屡请专门设置谏院的办公机关，这一请求在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得以实现，朝廷下令以原门下省邸宅充谏院，而将门下省搬至右掖门西，这又可以看作是谏垣走向强劲的一个征兆。而真宗、仁宗皇帝都曾下诏允许谏职论奏百官营私舞弊，不断申明台谏具有“防臣僚之不法”的本分，终于使习惯演化成为制度。照旧理，谏垣之职负责纠绳天子，人员应有宰相任命，可天子既然有意改变，便相应地予以更新而设立回避法，仁宗以来，历代都有严敕辅臣不得荐用谏官的事情，遂使谏垣一变而成为宰执的对立面。　　御史一向有风闻论事的权力，即弹劾时可以略告事人姓名，称“风闻访知”，纵所言不当，或在疑似之间，亦不受词讼之例。渐渐地，谏官也有了这一特权，台谏混一，共同成为人主的耳目，其作用便相当可观。当年石介为阻止夏竦的入相，一夜奔走游说于台谏官之家，以至所乘之马为之疲毙，可见台谏在朝臣心目中的地位。　　谏职权限的扩大本不是坏事，但允许这种强大的势力成为执政官的专门掣肘而破坏了君相权力的平衡，其害处就十分明显。仁宗嘉祐时的一位宰相刘沆就对台谏滥用权力甚为不满，他对皇帝抱怨说：　　“自庆历以来，台谏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　　刘沆是个明白人，他指出的弊端很有道理。但像他这样的宰相却不是很多，此后的大多数宰执大臣一味从“广开言路”的原则上考虑，有意无意地纵容了“议论多于事功”的陋习愈演愈烈。　　朱光庭、贾易弹劾苏轼之后，吕陶反对，而王岩叟等则赞成，皇太后以两派结党，本有同逐的意思，但吕公著却以为不可。在这位宰相看来，言者无过，朝廷绝不能以言官的得失而降罪。这种规限人主的考虑固是不错，也符合设立谏垣的本意，但台谏沆瀣一气而另立山头，无论如何是不能轻视的。吕公著以为自己有妙方压制朋党之争，其实却无形中助长了这种风气。　　大约在程、苏起隙的同时，张舜民因为上疏言事不符，被诏罢御史之职，结果引起了一系列强烈的反对，吕陶没有参加营救行动，竟又遭致贾易和另一位御史的弹劾。双方互责朋党乱成一团，在听政的太皇太后看来当然是不成体统，于是一气之下将几位闹得最凶的人罢卸言职，其中既有贾易、吕陶，也有王岩叟、傅尧俞，甚至还有右谏议大夫梁焘，这是刘挚一派的一位核心人物。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八月初二那天，贾易在朝会上攻击苏轼、吕陶结党时，竟把一代元勋文彦博也扯了进去，把这位老臣说成了苏、吕的后台，这下激怒了一向倚重元老的太皇太后，当下要严惩贾易，又是吕公著和了一道稀泥。公著道：　　“贾易所言颇切直，只是诋毁大臣太甚，止去谏职即可。”　　诋毁大臣近乎诬蔑，在公著看来还不失切直，这种逻辑很使人纳闷。公著下廷后解释道：　　“重要的是不能使人主轻视言者。”　　话是不错，但用错了地方。目前言官们的目标并非是迷惑的天子而是意见分歧的同僚，似乎谈不上人主轻视与否。　　接下去的几年，朝中依旧是乱哄哄的局面。不过，各种派系也有相对一致的地方，这就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彻底否定和对新政人士的排挤打击。听政的太皇太后凭借着天子祖母的身份临朝，一贯刚愎自用，其专横霸道的作风影响了整个元祐政局。一味更化而否定前朝的结果当然不在具体政治措施的改变上，重要的是带来了士风的进一步颓败。几年来，彼此相斗的手段都显得十分下流，弹劾动辄十数上，用语亦极尽诋毁之能事，吕陶在为苏轼的辩章中所说的“欲加之罪，何所不可”的话，竟成了后来许多事情的一贯手段。甚至捕风捉影上纲上线，也成了人身迫害的常法。神宗末年出任宰相的蔡確，与王安石的关系并不太深，与其说他赞成新法，倒不如说他拥护神宗皇帝来得实际。尽管如此，蔡確仍不免成为新政的代表而遭受一连串打击，最后又由于早年所作的一组诗给人加上“谤讪”之罪，一贬再贬，于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死于荒蛮之地。严格算起来，他是本朝第一位死于政治迫害的宰相，这种不幸无疑与太祖以来宽厚的仁德之风是绝不相容的。尽管有不少人如范纯仁、苏轼十分不忍于蔡確的遭遇，但也并不能改变普遍的复仇情绪。　　主持政治报复的实力派主要是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四人。特别是刘安世，他是司马光的学生，蒙其恩最深，因此报仇心也最强，时人号其为“殿上虎”，可见其作风之一斑。一个人没有公正的心态，又岂能作出公正的判断？如果事事都免不了激动而掺以个人恩仇，那政治就不成为政治而成了一场决斗。　　这种气氛很令人无奈。元祐时期一些老资格的大臣有调停之心，但无纠弊之力。前期是文彦博，后期是吕公著和范纯仁，三位老臣曾经一度主持工作，但无一例外地受到实权派的排挤。议论纷纭间，又何暇去做实事？如此只有破坏而无建树的态势，也许从此将成为帝国政治的基本格局。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9节 箭在弦上在我们的帝国中，既然存在着天子这一个绝对的砝码，就注定了矛盾永远不可能统一，因为天子是人而非神，他的倾向性是无法抹杀的，这个决定一切的力量失去中立之日，便就是新的一轮风波开始之时。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初三，宣仁太皇太后崩逝，此时的哲宗十九岁，亲政已成定局。　　十天前，五位执政官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韩忠彦、刘奉世进入崇庆殿后阁，探问病危的太皇太后时，心情都极为沉重，弥留的太后无可奈何的口谕又更使五人忧形于色，隔帘噤默无语。任何一位过去的天子都是祖宗旧法的一部分，全盘否定并没有道义上的理由，整个元祐政治对熙宁、元丰的反正太过激烈了，这是人人心里都十分清楚的事实，因此过去九年的强硬措施随着太后的逝去将面临灰飞烟灭的危险，也是明摆着的事情。国是将变的气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无论是从帝国还是从个人前途着想，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都是他们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同当年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不同，元祐诸人本就十分心虚，此刻显得尤为慌乱似乎不足为奇。　　吕陶、苏辙、范祖禹、吕希哲开始不断上疏，就太后变改政事的做法给年轻的皇上一一解释，异口同声地说太后更张先帝之政，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于私意；所改之事既是生民所便，所逐之臣亦是天下之恶，社稷因此危而复安，人心因之离而复合，绝不可以为非。他们甚至连将要出现的奸言险语也考虑到了，吕希哲在奏疏中故作轻松地说，游说皇上之言不外乎有三：一是修复神宗法度，二是独揽乾纲，三是复用已往迁谪之人。范祖禹连疏坚请皇上“明析是非，斥远佞人”，要新天子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四人中，吕陶、苏辙是一系，范祖禹曾是司马光的部属，而吕希哲则与二程交往甚密，意见虽有不同，可在这件事上却是相当的一致。　　但任何预防手段看来都将无济于事。当今天子虽是庶出，但却是已故神宗所立的堂堂正正的储嗣，即使他对专横强项的祖母听政九年不存怨望之心，也无法容忍一个时期以来对父皇治绩的污辱和否定。年轻的嗣君已经长成，不可能再安于傀儡而无所事事，天子无上权威的滋味是一个强大的诱惑和推动力。九年来忍辱负重的新派人士自太后仙逝后就已经开始四出活动，两个月的形势变化极快，甚至连重新起用章惇的呼声也通过一定的渠道上达帝听。朝野上下随之而议论纷纷，但大多数人心怀顾望，都在猜测着皇帝的动向，不敢贸然站出来说话。十月份，除丧听政的皇上第一件做的事情是擢升了几位身边的宦官，执政大臣们以为天子亲政之初先擢内臣，纷纷表示不服。范祖禹又上了一道奏表，这封带着强烈个人情绪的奏疏对熙宁、元丰的非难和谩骂达到了极致。元祐诸臣危言耸听而咄咄逼人，反倒促使年少气盛而带有强烈逆反心理的皇帝更快地走向了他们的对立面。　　第一个出头的总不免是些风头人物。礼部侍郎杨畏在十二月份首先上疏主张绍述神宗，便成了不少人心目当中又一个恩将仇报的典型。原因是杨畏的升迁得力于首相吕大防，大防是秦人，因独立于洛蜀两党之外，担任了六年的宰相，尽管在某些方面颇招人反感，但也是元祐政治的主力人物之一。杨畏的奏疏声称：神宗变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哲宗接疏立即召见，询以先朝故臣孰可起用，杨畏开列了一长串名单，其中有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追述先朝的第一要务是起用旧人，这几乎成了一条定律，可惜蔡確不幸去世，没有熬到这胜利的一天。新年的二月，李清臣——这位元祐初年因反对尽废新法而被罢职的前执政官——被命为中书侍郎，三月即在进士考试的出题中批判废除新法的不当。苏辙上疏攻击清臣，哲宗龙颜大怒，罢苏辙门下侍郎，出知汝州。此后，吕大防亦被罢相出知永兴军，同时曾布被起用为翰林学士。此时，一位久在朝外而对元祐诸臣切齿痛恨的官员张商英被召为谏职右正言，正是他再次上疏明确建议哲宗重事诛赏，要求皇上尽斥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刘挚、吕大防、梁焘、范祖禹等人，追述神宗盛德大业。　　四月十二日这天，雨后初霁的京城上空，白虹贯日。此乃精诚感天之兆，机不可失，曾布再次上疏，请复先帝故事，并乞改元以顺天意。哲宗纳之，改元“绍圣”，天子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接着，章惇被重新诏命入相，又一个乾坤倒转的时代终于来临。　　新时代的突出之处倒不在于恢复了一些元祐时被罢废的新法，因为青苗、雇役等法在不久后虽然被重新颁布执行，但多少都作了些修改，已经不再成为核心问题。哲宗的“绍述”主要体现在理论领域，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在一定意义也是这场拨乱反正之所以得以延续一个较长时间的根本原因，而司马光主持的元祐更化正是忽略了这个环节。重修《神宗正史》是其中之一，宰相章惇、翰林学士曾布都参与其事，但承担主要工作的是蔡卞。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兼学生，他把元祐时期史官挟带个人恩怨而篡改的历史进行了修正，为他的恩师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我们的帝国一贯讲究历史的作用，所谓是非必正，褒贬分明，全在于史官的秉笔直书。蔡卞既然能根据安石留下的亲笔记录核对史实，发现了篡改诬陷的成分，原则上的是非定性便应运而生。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七月，朝廷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等赠谥，贬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人官职不等；十二月，元祐史臣范祖禹、赵彦、黄庭坚，坐诋污降官，吕大防因领衔监修，责无旁逭，亦再遭迁谪。　　也许是在残酷的斗争中得到磨炼而汲取经验教训的缘故，章惇主持下的政治清洗和人身打击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八月，在追贬司马光等后，章惇即有心再将文彦博以下三十人悉贬岭外，仓促未果；此后几年间，章惇不断将反对新法的人贬官罢职，包括对这场过分的政治报复持不同意见的李清臣和曾布。从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二月开始，章惇制裁元祐旧人的行动达到高潮，再追贬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夺赵瞻、傅尧俞赠谥，流贬吕大际、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岭南，谪迁吕陶、朱光庭等近三十余人。最厉害的一招是将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四月至元祐九年亦即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四月十二日十年间之全部章奏汇编成帙，进行严格审查，凡有涉嫌者分别予以处分。特别是辑理了司马光的所有章疏案牍，选官编类置之二府，以为天下后世之戒。最后是在哲宗的第二个年号“元符”年间，先是借口神宗不豫期间的一次谋议废立的旧事，再将文彦博、司马光、刘挚、梁焘等已死之人冠以大逆不道之罪；然后在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的六月，章在蔡卞的建议下，以元祐之道还置其身，命蹇序辰、安惇两人审理当年司马光所设“诉理所”的档案，凡参与诉理者一概摘其姓名编入另册，由此而得罪者达到八百余人。　　章惇这位为人豪迈而孤傲的新宰相是本朝一位著名相术学者邵雍的学生，与二苏兄弟、曾巩曾布兄弟、吕惠卿、程颐之兄程颢皆为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主持的那次礼部考试的同榜。嘉祐二年这一榜几乎都是四五十年来帝国的风云人物，并在后来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这在本朝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章惇与吕惠卿、曾布略有不同，自为安石所重而进入三司条例司后，虽一直参与了新法的实施，但在熙宁新政中并没有做多少工作。章惇表现出其奇伟绝伦的才华主要是在元丰时期，特别是在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同司马光力辩雇役法不可轻废的那场争论中，显示了强烈的斗争性格，此番作为绍述运动的主力人物登车揽辔，遂不免慨然而有澄清之志。蔡卞则是熙宁年间的进士，他对王安石的感恩戴德促成了对元祐旧党的切齿痛恨，蔡卞为人深谋寡言，富于心计，他能掌握章惇的弱点而要挟利用之，在绍圣党同伐异、陷害异己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话说回来，这也是时势的要求。箭在弦上，不能不发，章惇、蔡卞之流的过激行动既是一个相当长时期以来本朝士人好挟私怨的最终反映，也是哲宗皇帝绍述政策的必然结果。政治从来都是黑白分明的，否定与再否定环环相连无有终日，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严酷，除非矛盾双方在生死相搏中同归于尽，不会有风平浪静的一天。而天地万物生生不已，幻想着这个权与欲的世界有朝一日停止争斗，那实在是痴人说梦。　　在君门九重、坟墓万里的元祐人士看来，这无疑是一个阴翳横天、层冰塞川的世界；党祸烈于火，苛政猛于虎，眼前的处境就是最好的说明。栖栖惶惶而奔避不暇中，即使能耳冷心灰百不闻，也无法每屈心情入酒杯。在惨淡的人生中，一切失意的哀叹和惆怅都显得无足轻重，虽然苦涩的忧怨境遇能使后人一洒同情之泪，可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严峻的现实已带来一个迫切要求，呼唤着我们这个泱泱帝国的智识之臣抛弃私怨而精诚团结。可贪于安逸、固执己见的作风业已养成，轻易又怎能一旦割舍！　　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尽管所有的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肇自于王安石的变法，但在实质上，从元祐时起一直到今天，如此风云激荡的政治斗争根本就与王安石无关。王安石的晚年虽然在沉默中度过，但当他在定林寺与人谈经论禅时，对世事沧桑之慨也偶有流露。在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雄杰看来，围绕着新法的斗争，实际上大多出自好于争胜的意气用事，绝大部分人都不免投机取巧闻风转舵，以至于前叛后附，或出或入。　　安石认为，自议新法以来，始终言不可行者，只有司马光一人；始终言可行者，也只有曾布。这后一句颇耐人寻味。　　曾布虽也是新法的主要起草人，但至少在敌对方来看，吕惠卿、曾布两人同为王安石的心腹，却有明显的主次差别。实事求是地说，两人在对变法的态度和贡献上，也确实有强弱大小的不同，吕惠卿所起的作用也要超过曾布。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10节 不惜一切手段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曾布接受神宗皇帝的密令而调查“免行钱”实施情况，进而参劾吕嘉问的事情，安石是十分清楚的。正是因为曾布的轻率而导致了曾布、吕惠卿两位变法中坚的进一步交恶，这也是新法阵营中人人皆知的事实。可尽管如此，安石在心目中仍把曾布摆在了很高的位置上，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评价不公，其实内里却自有奥妙，至少从反面证明安石对另一位主要帮手吕惠卿的行为作风确有不满意的地方。在意见冲突、矛盾重重的曾、吕两人中，安石在感情上最终站在了曾布一方，甚至不惜原谅曾布由于冲动而做出的不明智行为。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王安石在最后要把吕惠卿排斥在外，为什么反对派在后来能不断制造出王、吕不和的种种谣言的渊源所在。　　曾布由于熙宁末期曾遭到吕惠卿的迫害，因而在元祐时期并未受到严重的冲击，出外不久后还京为翰林学士，一直做到知枢密院事。不过，他对司马光废除新法尤其是雇役法还是持反对态度，他曾对司马光道：　　“雇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吾手，若令自作改易，义不能为！”　　在绍圣年间，曾布对章惇的复辟举动无疑是大力支持的，但对章惇起复吕惠卿却坚决反对。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十月，曾布就与韩琦的儿子韩忠彦联袂向哲宗进言攻击吕惠卿，不同意吕惠卿入朝，从而迫使惠卿一直在外任职。他与章惇的最大分歧点在于对元祐诸元老大臣的政治评价上，曾布认为追夺赠谥乃至于毁墓仆碑，纯属徒劳无益之举，进而对章惇的专权亦有所不满，这导致了他最后与章惇、蔡卞的决裂。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二月，曾布在一次廷对中向哲宗道：　　“章惇、蔡汴施行于元祐之人，众论皆谓过当。两人所作所为，分明是报私怨！”　　政治家若空有原则而没有手腕，便不可能久在其位，因而所做的事情往往半途而废。曾布在几十年走的是一条相对折中的路线，从而保证了他在政治风波中的稳定，这一点他自己也不否认。曾布的处事方针虽然在客观上可以起到诸如王安石、吕惠卿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但一味务实，却无疑要犯原则上的错误。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的正月十二日，年轻的哲宗不幸突患急病，不治身亡。皇太后向氏突遭变故，急得对宰臣大哭：　　“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哲宗享年仅二十四岁，惟一的一位皇子又不幸早夭。　　章惇大权在握，说话也一向严厉：“当立母弟简王。”简王赵似是神宗第十三子，元符元年（1098年）封简王，与哲宗为同母所生。　　太后感叹：“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言下之意，立谁都是一样。　　章惇道：“以长幼论，则申王当立；以礼律论，则大行皇帝同母弟简王当立。”申王赵佖是神宗第九子，因年长的诸王皆早薨，因此在剩下的五位皇子中年纪最大。　　太后其实意有所属：“皆神宗子，何必强作区分！以次序论，端王亦可立。”端王赵佶是神宗第十一子。。　　这下激起了章惇的强烈反对：“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章惇说出这样胆大的话来，曾布当然更为不满，于是大声叱断他的话：“章惇听太后处分！”一下说得章惇默然。太后最后下结论道：　　“申王有病，不可立；先帝曾说过，端王有福寿，而且有仁孝之德，当立为嗣君。”事情就这样定下了，端王赵佶入继大宝，后来的庙号为“徽宗”。　　章惇虽然有种种不是，但他此刻却说了一句大有见地的话，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新帝即位后就被贬，辗转飘零，最后死于睦州。而曾布坚持了自己游刃有余的原则，顺理成章地一跃而为时代的新宠，但却为我们的帝国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历史虽然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但个人却足以能改变它的方向，这在曾布如此，在帝国的第八位天子徽宗则更是如此。　　新帝仍然尚未成年，皇太后向氏又得以像早先的宣仁太后一样垂帘听政，奇妙的是，两位太后在对待熙丰政治的态度上惊人的一致，所采取的做法也十分相像：大权在握，立即就进行翻案。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二月，元祐时曾任知枢密院事的韩忠彦被起用为相，他既是元祐老臣韩琦的儿子，也是曾布和李清臣的好友，作为一位相对超然而出于两党之外的人，主持了对章惇绍圣政治的全盘清理。太后听政虽只有七个月，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元祐旧臣再一次卷土重来，一时间充斥朝廷甚嚣尘上，宣泄着他们久积的怨恨。其结果是为司马光等人全部平反，由此相及，一大批对“绍述神宗”持不见政见的人被陆续提拔，而章惇、蔡卞及其兄蔡京等则被清除出朝。　　当然，这是与曾布这位新朝辅命大臣的倾向分不开的。此时的曾布，已经完全转向于折中调和的路线。徽宗亲政后，他向新帝建议：既然元祐、绍圣均有所失，何妨以大公至正态度，调和两党？新帝此时十八岁，龙銮宝座的新鲜感自然也使他产生一些革新的精神，于是诏命明年将改元曰“建中靖国”。“建中”，执两端之中也，这个本意当然不坏，但曾布与新天子都没有想到的是，两极混斗怨怨相报，又如何能轻易调停而做到不偏不倚？！曾布使元祐党人重新登台，但彼辈却不会因为他的善良动机而抛弃宿怨。侍御史陈升次第一个把矛头指向曾布，上疏指责他“独擅国权，进用匪人；轻视同僚，威福由己；子弟招权，交通宾客”。一位半年之内先后曾上一百多封抗论奏疏的强硬人物任伯雨，进而反对他的息事宁人方针：“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者，欲二者并用，只能使君子去而小人留。”任伯雨甚至反对更改年号，他认为“建中靖国”用了唐德宗的年号“建中”，而唐德宗正是因为君子小人不分才导致銮驾播迁之灾，因此“不可以不诫”。在这种情况下，曾布不得不展开反击，于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三月将任伯雨调为度支员外郎，同时又采取了一个巧妙手法将另一位元祐分子陈瓘请出了朝外。陈瓘是弹劾章惇、蔡卞最起劲的人，也是提议再次重修《神宗实录》的始作俑者，章惇、曾布都有意招抚他附己，但被陈瓘拒绝。　　过了不久，我们年轻的天子就意识到，再坚持曾布所谓调停的方针，将会是一个两面都不讨好的事情。十一月，起居郎邓洵武入对，对皇上说了一番话：　　“陛下今以韩忠彦为相，忠彦乃韩琦之子，韩琦尝论神宗新法之非，于是忠彦更变神宗之法。忠彦为人臣，尚能绍述其父，陛下为天子，如何反不能绍述先帝？”　　这无疑触到了徽宗的痛处，说得天子默然无语。邓洵武趁热打铁，又进了一道《爱莫助之图》，将元祐、绍圣两方面目前在朝的人列成图表，按官职大小分成宰相、执政、侍从等七类，结果绍圣一方执政官中只有一人，其余每类亦不过三四人；而元祐一方则包括了剩下的所有朝廷官员，达到百余位之多。邓洵武在表中总结道：陛下有绍述先帝之志，然群臣无能助之者，必欲继志述事，则非用蔡京不可。先不论蔡京何许人，值得邓洵武这样推崇，反正从此天子开始有了新的想法已经毫无疑问。第二年，改元“崇宁”，不用说，这是“崇尚熙宁”的意思。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三月十九日，蔡卞的胞兄蔡京被诏命回朝，出任翰林学士承旨、监修国史。　　　　蔡京字元长，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进士，在其弟蔡卞之后进入中央政府，官拜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兄弟二人同掌书命，一时朝廷荣之。蔡京早年参与新法很积极，但元祐初司马光秉政后，蔡京却立即卖身投靠。当时，司马光废除新法心情峻急，要求在五天之内将雇役法复为差役，众人无一不认为时间紧迫，可独有蔡京于治下畿县如期完成，博得司马光的由衷赞叹。可这种阴邪无端的投机嘴脸连元祐人士都甚为不齿，台谏纷纷弹劾，结果使他落职出外。绍圣时期章惇复新法，蔡京摇身一变，又成了绍述的急先锋。十年之间玩弄黑白于股掌，使蔡京成了人们心目中见利忘义的典型。徽宗即位，谏官陈瓘就指责他交通内侍，使蔡京罢翰林学士出知江宁府。这给蔡京的打击很大，心中怏快，迁延而不上路。最后御史们又交章论劾，于是朝廷下诏夺其职，命其为“提举洞宵宫”，居于杭州。本朝大臣罢职之后，朝廷常授予此类以道教宫观为名的祠职，但无职事，仅借以食禄。　　然而一个反复无常的人并非没有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蔡京是个有极大野心的人，他是不可能甘于退隐林下而逍遥余生的，他还没有达到目标，所以仍必须寻找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幸运的是，蔡京有一些特长，他对绘画和书法造诣极高，特别是写得一手好字，深得王羲之笔意，算得上本朝有史以来数一数二的书法大家。这在一般人看来当然算不了什么，但要紧的是，当今官家却是个富于才学的皇帝，他对书画之道同样十分爱好并且精通，蔡京与天子竟存在这样一个共同点，后来发生的一切就不是偶然的了。　　机会来得十分自然。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左右，宦侍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来到三吴地区为皇上访求古玩字画，在杭州停留了一个月。蔡京是个深知宦官重要性的人，为此他并不顾忌本朝一贯禁止交通内侍的政治准则，他抓住这个机会，与童贯结成了深交，所作书画屏障扇带之属，也由童贯源源不断地送入皇宫。徽宗本就欣赏蔡京的字画，再加上童贯的吹捧和朝中某些蔡京好友如起居郎邓洵武、太学博士范致虚的怂恿，天子逐渐有了非相蔡京不足以有为的想法。于是，一年之内就把他提到翰林学士承旨的位置，不久，升任右仆射。　　制下之日，徽宗赐坐延和殿，曰：　　“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至今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以何教之？”　　蔡京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他立即避席顿首而言：“臣愿尽死效忠！”　　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正月，蔡京进位左仆射成为首相。从此，蔡京先后四次拜相，成为徽宗在位二十四年的象征。蔡京的成功在于彻底掌握了天子这一神圣的武器，因而屡罢屡起，始终不倒。无智不足以御人，更何况天子？蔡京的天资绝高；他懂得任何一种可以为自己谋利益的手段。在蔡京来说，只要做到两点也就足够，一是铲除异己，一是邀宠固位。他在入相两个月后就奏请徽宗立“元祐党人碑”，将司马光、文彦博等原宰执、待制以上一百二十人定为奸党属于前者，而借熙丰新法为名加重税收，为天子享乐不惜竭泽而渔则属于后者。奸臣一旦能表现出其“奸”，那就是客观的必然恶果，无论元祐还是绍圣之党，抑或是夹缝中求生存的曾布之流，都无法改变这个既成的事实。　　假如没有几十年的党派混斗，帝国的政治决不会堕落到这样一个地步，这实在是令人英雄气短。人们常说，灭唐祚者非黄巢朱温，亦非藩镇宦竖，实乃牛李朋党之弊。看来，这个悲剧不幸又在本朝重演。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1节 回首妖氛未扫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铁锁横江，锦帆冲浪，孙郎良苦。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　　——朱敦儒（公元1081—1159年）　　　　　　逻辑上的简单推理很能迷惑一些平庸之辈，若干年后，当帝国的第十位天子在“行在”临安城里反思往昔的时候，犹还把王安石变法当作是灾难的源头。朝野舆论也顺理成章地认为，不仅仅几十年来的党同伐异可以归结到王安石的头上，而蔡京的擅权祸国更是新法带来的必然恶果：没有熙宁，何来元祐、绍圣？没有新法的惶惶求利，又何来蔡京的横征暴敛？没有熙宁时的开边寻衅，就更不会有宣和时的起兵勤远、稔祸速乱。这种想法并不奇怪，追究历史有时就是寻找借口，并以此来服务于当今的时势。我们的徽宗和继任者钦宗此际已经落入夷狄之手，正在敌人的魔掌中茹毛饮血，作为继嗣者的新君，总不能把过错推到父兄的身上去，给帝国的伤口再添痛苦。徽宗的悲剧结局使他暂时逃脱了谴责，但一时的幸运却代替不了永远，历史虽然总是以慈悲为怀，但绝非是善恶不分。　　我们的官家风流俊逸，洒脱不群，他不像是一位天子，而更像是一位艺术家。他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到对艺术的关注上，在构筑典雅巧幽的幻想境界中追求他的人生极致。因此徽宗也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始终把个人放在世界的中心，在他们看来，古往今来上下左右都是一己之化身，我就是宇宙，我的享受也就是天地万物的享受。　　这或许是由于少年时代的某种因缘机遇所致。早在藩邸时，徽宗就不像其他骄奢的皇子们注重于单纯的感官刺激，他喜欢读书学画，欣赏古器山石，从中感觉到作为一个文人的快乐。即位以后，对艺术的独特感觉更使他的才能发挥得酣畅淋漓，其书法笔势飘逸，意度天成，自号“瘦金体”，犹如冲霄鹤影，掠水燕翎，高迈不凡而又轻盈无迹。徽宗的诗词绘画更具典丽的意境和巧妙的构思，刻划入微而意味隽永。本朝尚文，天子的才艺自然很使一些人惊讶而景仰，不过从原则上讲，天子一味致力于雕虫之道，自是与传统精神背道而驰的。章惇说他“轻佻”，也正是从这一点上着眼。　　但徽宗却绝非只是轻佻而已，诡异的冲动和独往独来的性格使之每每异想天开。我们的天子找到了最能够刺激他幻想的东西，这就是能通鬼神、能致长生的道教。道教虽自称源于先秦的道家，其实本起于民间，两汉六朝以后渐趋隆盛，丹鼎符箓炼身养性之术，蔚为大观，前唐奉为国教，本朝以来也甚受扶助。礼崇宗教总有政治上的原因，真宗天子大兴“天书”、“祥瑞”之举，无非是想借其神灵之力以达到镇服四海、夸示夷狄的效果。徽宗尊尚道教，当然也有这样的考虑。可他能把道教推奉到第一崇高的地位，却与个人放浪形骸的艺术气质密不可分。徽宗确实从内心里喜欢那些变幻莫测的机巧和呼风唤雨、预言祸福的神秘莫测之术，所以他不仅自诩为真人，更自命为教主，他相信“道君皇帝”也许才是他真正的归宿。于是崇宫观、设道职、搜求经典、任信方士，超越了政治而进入了纯粹的宗教范畴。十几年来，当无可胜数的通妙先生、金门羽客在庙堂之上放言诡诞时，道君皇帝往往感怀沉迷，付之于会心的惊叹。　　所有的这些归根结蒂都是从一己之心出发的结果。壮年以后的徽宗也好女色，但他的方式却十分极端，每隔三五日御一处女。这或许出自道术上采阴补身的需要，或许是来自于某种猎奇的欲望，但不管怎么说，他在身下柔弱胴体的震颤中获得的肯定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由此激发出一种发泄的愉快。在古代中国，这种行为一向不为人们所诟病，相反到成为精力旺盛、风雅不拘的象征，但徽宗却不满足，作为一朝天子，竟然喜好微服出行于花衢柳巷，在与妓女的耳鬓厮磨中把自己幻想成潇洒的文士。天子的快乐与庶人的快乐兼而有之，这才是人生之美的极高之致，看来徽宗是真正懂得及时行乐的人。因此我们的这位天子十分奇怪焚臂炼骨、舍身求法的佛家教义，由衷地替迷惑于此道的黎民感到悲哀，所以他既兴道，便要排佛。一位狂妄的佛僧胆敢咒骂天子破坏其教，徽宗便把他碎尸万段。　　　　玩物丧志往往在不经意之间。　　帝国的主宰者既享有无上的权利，也担负着崇高的责任，否则便不可能永远贵为天子。徽宗追求自己的旨趣是他的自由，但绝不能因此而弊国凋民。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对器玩花石的嗜好竟会带来这样一个恶果，在他看来，这不仅和王道大业毫无关联，甚至还不失为风雅之趣。然而上有所好，蔡京之流夤缘而进，事情就不会因其平凡细小而不成为祸端。政和初年，皇上不过是对蔡京之子蔡攸开了一个玩笑，就被蔡京紧紧抓住，加紧了从东南一带向徽宗进奉奇花异石的步骤，并由此大开进奉之风。举凡太湖诸石、两浙花竹、湖湘木竹、江南诸果、福建荔子龙眼、两广四川奇花等，越海渡江健步捷走而来，虽万里之遥，三四日即达，异味珍苞，色香不变。所谓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疤，正是此谓。　　这就是著名的“花石纲”之役。纲者，船队也，政和年间运送花石的船队，每一纲都有数十舟之众。其中，尤以苏州的朱勔最甚。朱勔是苏杭供奉局的首脑，这一专门从事采集贡品的机构设立于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由蔡京父子遥控指挥。朱勔发挥了他长袖善舞的聪明才智，近二十年间，花石船队舳舻相衔于淮、汴，将灵石异草、古玩器木源源不断地送到了东京。天子品评赏鉴，欣会所遇，朱勔中饱私囊，大发横财，换来的是整个东南为之疲敝，天下为之骚然。　　熙宁以降的理财措施带来了一定的实效，尽管付于辽人的岁币数额不小，但通过边境榷场，帝国从贸易上也获得了很大的收入。兵戈不兴、四境稍宁的太平掩盖了冗官冗兵的积久之弊，这是淫逸产生的客观背景；蔡京把熙宁、元祐之争演变成压制异己和擅权独裁，这是灾难发生的政治因素。缺乏忧怀天下之心的徽宗皇帝，从根子上促成了帝国最后的崩溃。　　　　帝国仁厚德懋的风气下竟能产生蔡京这样的人，说起来颇令人悲哀。熙丰以来的党争可谓烈矣，可蔡京打击报复元祐、元符之党，其手段之酷、株连之众，要超过司马光、章惇不知凡几，甚至不惜亲自将打入另册者书碑立石，颁之全国，竟要让他们永世不翻身。蔡京裁定的元祐党人在崇宁初年（公元1102年）已达九十八人，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他再将己所恶者添入党籍，使人数扩大至三百零九人，连章惇、曾布、张商英等绍述主将，竟也因与其不合，被列入奸党之籍。其胞弟蔡卞由于反对任用宦官，也遭到他的诋讦，无奈求去。如果说帝国几十年来的党派争斗多少还是源于政治分歧的话，那么蔡京则完全出于个人利害之计。因此在他的周围形成了地地道道的私家集团，张康国、刘逵、薛昂、林摅、余深等都因奔走其门而得入执政行列，根本谈不上志同道合。薛昂、林摅、余深以至于举家为蔡京避私讳，薛昂有一次不小心误及之，马上就自批其口，奴颜婢膝，莫此为甚。张康国虽然最终与蔡京分手，但也无力敌之，于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暴疾而亡，死的时候仰天吐舌，显然是中毒的迹象。　　蔡京以侈靡之道迎合人主，已臻极致。他常常标榜王安石的一句名言“人言不足衅”，把它作为鼓励天子享受太平之养的最佳理由。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蔡京进言倡修大内时，对皇上保证说以目前所积超过五千万的财政实力，供天子广乐备礼，根本就不在话下。政和年间，蔡京从《周易》中找出了理由，这就是“丰亨豫大”，意思是：财多德大，此正帝国之象；德大则无所不容，财多则无所不济，天子又何必以侈华为意？！宰相既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徽宗就没有道理不相信天下是真的太平了，于是制作营筑，大肆挥霍，也便是自然而然之事。结果是累朝所积，扫地而尽。　　即使撇开原则上的是非不论，蔡京的某些做法也极为荒唐。徽宗即位之初，竟异想天开地要改革币制，蔡京此际正力托绍述之名变更成法，便极力怂恿襄佐。本朝的币制确有不得法的地方，但货币问题至关重大，若无万全之法，不能轻易更张。天子与蔡京等人想当然的轻躁之举结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弊端，不仅没使币制改善，相反更为混乱。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蔡京请求重行方田法，徽宗在几年之间先后数次下诏推行，但正如熙宁时期一样，均田的关键是核定土地等级、区分地区差异，需要以秉公无私的原则和严格细密的方法对主事官吏及具体细则进行监督和制定，以蔡京的水平，去吕惠卿、曾布又何止万里，哪里能做得到！从崇宁三年至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近二十年间方田法虽然屡辍屡行，但一无成效。不过，任何露骨的、变相的、隐含的、直接的敛括却不需要什么技巧，蔡京做这些事情倒是得心应手，熙宁新政的诸多理财措施，被他改头换面以后，全成了地道的掊克求利手段，这恐怕是王安石没有想到的。　　蔡京第一次入相历时五年，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二月，由于彗出西方、太白昼见的灾异之象，引起群臣的弹劾而罢，然仅一年后再相。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在台谏交论下，被迫退休，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因为彗星复出，在御史的责难中退居杭州。可未过多久，又被召还。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间，再次致仕，再次起复，权势更盛。到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蔡京当国已近十数年，专政日久，遂起公愤，第三次退休致仕。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在亲密党人朱勔的一力援引下，第四次被徽宗起用，此时的蔡京已七十八岁，目昏不能事事，政务悉决于季子蔡絛。徽宗禅位后，在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失去依托的蔡京终于成了众矢之的，为自全计，举室南下。蔡京这一走，众言无忌，交相谴责，迫使继代者钦宗下诏严惩，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七月，蔡京死于贬道，年八十岁。　　蔡京得以操纵国柄垂二十年，其中的原因很复杂。除了个人因素外，还有一个政治上的问题。帝国百多年的传统本就一向注重分权而治，而台谏合流使言官的势力陡增，更使宰相受到极大的牵制，而令天子得以独揽乾纲。但话又说回来，天子要想遂心所欲，又必须依赖朝廷主要的决策大臣宰相，所以他既要任用得人，还不得不加重宰相的权力。同时，宰相欲思作为，也要想方设法扩大权限。在制度业已形成的情况下，这种加权是通过设立暂行机构实现的，比如神宗时建置“三司条例司”就是一例。蔡京入相伊始，便如法炮制，倡设“讲议司”，除了其本人出任主管“提举”一职外，并揽其党徒吴居厚、王汉之等十余人为僚属，不仅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国用、商旅、赋调、户牧等在它的“讲议”范围之内，帝国事务的各个方方面面也都有所涉及，可以说，一时朝廷法令尽出于斯。尽管讲议司在几年后划归三省，但蔡京已通过这个特别设置获揽大权，为他此后的结党树势集权专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见，某种专门机构的设立总是有它的深意所在，切不能因为其师出有名而掉以轻心。　　毫无疑问，蔡京的需要其实就是徽宗天子的需要，“丰亨豫大”与其说是蔡京的逢迎蛊惑，无宁说是皇上的内心想法。假如天子并不只限于个人趣味的追求而恬嬉荒惰，犹还把骄奢淫逸的作风引入到政治的范畴内，那就必然会在自覆其位的同时引起国家的败亡。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2节 治理西陲“澶渊之盟”后，最大的敌人辽国在将近百年的时间里没有南下，这使帝国得以腾出手来治理西陲。然而仁、神两帝取得的一些胜利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夏人自攻陷永乐城后，怙胜气骄，不断侵扰。元祐时期，宣仁太后一味固守，许以岁币、和市，司马光等人甚至一度主张放弃熙宁时夺取的熙河之地，这些绥靖政策无形中使西夏的气焰复炽。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至七年（公元1092年），夏兵往复来寇，蹂践杀掠不一而足，朝廷对此一无良策。章惇执政的绍圣、元符时期，在固守的基础上展开了一定的攻势，局面方有所好转。从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至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边帅章楶成功地击退夏人的多次进犯，迫使西夏遣使求和。徽宗时期，欲建不世之功的蔡京模仿神哲二帝用兵河湟的旧事，又极力主张向稍显弱小的吐蕃开战，结果帝国以巨额的财力人力为代价，彻底克灭了河湟一带的吐蕃势力，开拓了西过青海，东至兰、熙、岷州，北接西夏，南毗阶、成州三千余里的疆域。这场胜利虽然辉煌，但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利益，实质上倒是为帝国徒增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外患的减轻并非是本朝国力气势增强的结果，这主要来自于四境夷狄的衰落，特别是两个主要的敌国夏、辽。自得于暂时利益的惰性既能使意志销磨而安于现状，也会带来政治的衰败和力量的分化，最终使他人得享其利。西夏在败于宋朝后彻底归附辽国。而辽国自其道宗皇帝即位后，贵族内部的倾轧日趋严重，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域内各族纷纷揭竿而起。到了徽宗即位后一年，亦即辽国新君天祚帝即位时，原本强大的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一个民族无论其祖业是如何的辉煌灿烂，如果只会守成而不思进取，最终必将被无情的历史所淘汰。夏、辽两国也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辽国统御下的遥远北方的白山黑水之间，居住着一个古老的民族“女真族”。女真的起源虽早，但由于居处绝远，与中原交通不便，一直默默无闻。中国人最早称其为“肃慎氏”，后来又有“挹娄”、“勿吉”、“靺鞨”之称，五代时始称“女真”。很长时间里，女真处在一种相对野蛮的发展程度上，部族之间不相统属，互为残杀，故而制度落后，势力不强。辽朝建立后，对尚未归附的所谓“生女真”发动战争，基本收服了其绝大部分的部族。女真归顺辽国后，因避辽帝耶律宗真之讳，改称“女直”。　　到十一世纪中叶，女直内部的融合开始完成，其中的一个部落“完颜部”逐渐强盛，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广泛的部落联盟，其酋长乌古迺被辽帝封为“生女直部节度使”。乌古迺与其子劾里钵、颇剌淑在辽的支持下，不断内联外战，逐渐变弱为强。十二世纪初也就是中原宋朝进入徽宗时期，乌古迺次子盈歌出任联盟长，一个新生的女直联盟业已巩固壮大，盈歌统一号令，加强权力，使完颜部为首的部落联盟开始具有对抗辽国的实力。宋徽宗崇宁二年、辽天祚帝乾统三年（公元1103年），盈歌死，劾里钵长子乌雅束继任，又向西面发展，攻克泓忒城，扫清了后方。宋政和三年、辽天庆三年（公元1113年），乌雅束死，弟阿骨打成为新的联盟首领，称“都勃极烈”。完颜阿骨打的出现是女直联盟走向强盛的最终反映。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总是免不了要走向世界，掠夺和扩张不仅能获得土地、物产，同时也能发展和壮大自己，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无形中吸收新的东西，提高自身的文化。历史的潮流不会因为其过程的残酷而止步不前。　　阿骨打早就是女直部落中一位深孚众望的军事统帅，在南征北战中立下汗马功劳，具有勇敢的斗志和叛逆精神。这是与新生女直部落的民族性格紧密相关的，奴役和压迫必然带来反抗，女直已经被辽国统治了一百多年，摆脱奴隶地位自是它必然的要求，阿骨打顺应了人心所向，因此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内部的问题一解决，女直的成功就指日可待了。阿骨打即位后，便向辽国表示出强硬的态度，开始为彻底推翻这个压迫者做准备。　　　　但我们的宋帝国对这一切并不清楚。朝廷上下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北方的盟国辽国内部似乎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内乱，但说起来这毕竟是与我们无关的事情，与其杞人忧天自寻烦恼，倒不如隔岸观火逍遥自在。　　当然也有人另有想法，时为枢密院长官的童贯就是其中之一。　　童贯是个宦官，因善迎人主而被宠信。徽宗任用宵小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重用阉竖，童贯就是其中一例。也许是兴趣上的臭味相投，他与蔡京是莫逆之交，蔡京入相，荐他为西北监军，从此操纵天下兵柄近二十年，位比宰相，权势熏天。人称蔡京为“公相”，称其则为“媪相”。童贯与蔡京主宰着徽宗政治的文武两端，是人们心目中倾覆天下的罪魁祸首。虽然如此，天子却属意有加，命他主持西北战事，因此对西夏、吐蕃的胜利，便归在了童贯的名下。政和初年时的童贯十分得意，竟打起了图辽的主意，向天子请求出使辽国以探听虚实。徽宗同意，遂以祝贺辽帝生辰的名义，命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正使、童贯为副使出访辽国。即使出任副职，以宦官为国使也是有悖大朝风范的事情，可徽宗出于觇伺敌国的考虑，并未顾忌朝野的非议。　　童贯使辽并未打探到有用的信息，但他回国途中道次辽南京析津府卢沟一地时，却有了一个重大的收获：遇到了一位奇士。　　此人名叫马植，本是辽之大族，官至光禄卿，但在辽朝的名声不太好。也许是这个原因使他产生了报复心理，在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十一月份的一个黑夜，马植秘密地来到童贯下榻的馆驿，自称有平燕之策，请求童贯接见。童贯与其一谈，大为惊喜。　　马植此时已俨然是宋国臣子的口吻，他的计策是：女直对辽人恨之入骨，而辽天祚帝又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莱一带涉海而渡，即可联络女直相约攻辽。此计得到童贯的极力赞成，遂易其名为李良嗣，载与俱归，荐于朝廷。　　从海路上溯径至幽燕之北，这条路线一直就有人走过，并非新鲜之举。建隆年间，就有女直人取此道泛槎而下，至登州卖马，只是在后来渐渐中辍。百余年来，因为该地接壤诸蕃，帝国政府一直严禁商贾舟船取此道北上。因此朝廷讨论下来，都认为轻开此路对中国不利。但徽宗不死心，又单召马植详细询问。马植坚持己见，认为辽国必亡，他对皇上道：　　“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直得志，事不侔矣。”　　马植的话从理论上当然不错，他的慷慨陈词也足以打动好大喜功的天子，于是又赐其姓赵氏，正式改其名为赵良嗣。徽宗虽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但无疑却把马植的主意深深地记在了心里。灾祸的种子就这样种下了。　　从军事上说，这确实是一条妙策，内外夹攻，出其不意，没有比这再好的战略；从原则上讲，收复故疆，吊民伐罪，更是王道的要求。行此大业，不仅能尽雪前耻，尚能建不世之勋，也是天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但若冷静思之，事情却并非这么简单。　　第一是本朝在西边的胜利并不能表明帝国有能力重开战争。财政上的困难不论，军队的实力也并非如天子想象中那么强大。特别是北边一线，百余年来没有大战的考验，其战斗力实在是要打上一个问号。励精图治整军经武不仅需要清明的政治和仁德天子的感召力，更需要时间和具体策略，以本朝目前的政治军事现状，委实是不能轻举妄动。　　其次是臣民的心中已彻底放弃了武力强国的幻想而趋向于务实。正如熙宁开边引起激烈非议一样，赵良嗣的建议之所以在一开始就遭到反对，正是这种心理在作怪。若非蔡京的擅权使朝政形成了一言堂的局面，还会遭到更加强烈的反对意见。人心厌战，这是最最主要的抵触力量。　　另外就是一个道义上的因素。本朝虽然曾经蒙耻于辽国，但自澶渊之盟后，长期的和好已使双方成为实际上的盟国，尽管每年的岁币在心理上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可辽人不再刻意为敌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传统是讲究信义，本朝则更是一个泱泱礼义之邦，如何又能撕毁盟约而做出这等禽兽不齿之举？！从另一方面考虑，谁又能保证女直得志后不生虎狼之心？唇亡齿寒、假道灭虢是立即就能想到的教训，后来不少人坚决否定夹攻之议就有这方面的理由。　　徽宗显然没有对此事深思熟虑，同童贯一样，天子一开始就为赵良嗣的这条计策兴奋不已。朝议提出的不利因素只是暂时打消了他的想法，并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九月，阿骨打率各部兵共二千五百余人向辽进攻，拔寨掠地，俘获甚众。十一月，辽师反击，在出河店被女直打败，阿骨打乘胜进兵占据辽东。翌年，阿骨打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建年号曰“收国”。建国伊始，阿骨打即亲自领兵攻占辽国重镇黄龙府。九月，辽天祚帝统领举国主力共十数万来伐，又被金军击溃，天祚帝狼狈而逃。此后的两年中，金军又攻占了辽之东京等地的大片领土，锋芒直逼中京大定府和上京临潢府，辽祚气数已奄奄将尽。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七月左右，辽国东京府苏州地区（今辽宁金县一带）的一些汉人约二百余人为避战乱，乘坐一条大船欲往高丽，不巧遇风，被吹到宋界驼基岛。这些人的到来，使金军攻伐辽国且已打过辽河的消息传到了朝廷。　　徽宗闻之大喜，急召蔡京、童贯商量，两人建议朝廷派人以买马为名前去访闻虚实。但第一次派去的人因为怕事，到了金人攻下的辽国苏州地界后不敢上岸，转回青州，却谎报女直不纳。经过青州安抚使崔躬直的调查，朝廷发现了他们的渎职欺骗行为，徽宗下令严惩之余，于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八月又派马政、呼延庆两人再往。这时，天子“联金攻辽”的想法已经形成，尽管这个决策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但在蔡京、童贯的坚持下，徽宗终于未能拒绝这个强烈的诱惑。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3节 一语道破天机这场交涉进行得十分艰难。往来不便是一个原因，但主要还是双方的主观态度所致。出于对辽国的负疚心理和道义上考虑，朝廷在一开始时采取了极其秘密的方式，事既暧昧，目的性也很不明确。因为名义上是去买马，所以出使人选是两位低级官员，并不负有全权责任。宋金之间从没有外交上的接触，相互之间都不甚了解，这使得金人很不信任马政等人，金国边将对他们百般刁难，使之在十月中旬才见到金帝阿骨打及大臣宗翰等人。金朝于十二月遣李善庆等三人回访时，反而赍带国书及贽见之礼，相形之下，倒比宋朝正规而有礼节。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正月，李善庆等来到东京，双方初步达成了夹攻之议。但宋朝派人与李善庆渡海报聘走到中途时，由于徽宗轻信了辽金之间已成达妥协的情报，下诏令使节人员不必前往，只派呼延庆送李善庆归国。这个轻率的举动引起了金人的不满，也暴露出朝廷对这个重大举动并没有周密的准备和详尽的计划。当然，才疏意广的蔡京、童贯之流也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　　更大的失误还在后面。到了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事态已经十分明朗，在金兵摧枯拉朽般的攻势下，辽国外战未胜，内难先作，废立叛亡之事相继蜂起，已呈土崩瓦解之态。此时，徽宗仍然躲躲藏藏，不敢明令出师，只是宣密旨于童贯，命他见机图复燕云之地。童贯受命后第一个想到的却不是整军肃武积极备战，而是想依靠外援走一条捷径，于是在这年的二月建议派赵良嗣、王瓌再度赴金商议夹攻。　　事情紧急而机密，因此天子只是给了两位专使“奉旨面议”的口谕，并不另赍国书，而以一通御笔手诏代之。这道手诏只有简单的几句话：“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　　手诏的文字不仅语意不明，而且逻辑混乱、态度卑弱，在外交上先折了锐气。燕京等既原是汉地，又何谈“若许”两字？双方既是平等协商共图辽国，根本就不能首先示弱而允诺“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这明显反映出天子和主事者既未能审时度势，也并没有彻底洗刷祖宗耻辱的大志，他们只想到燕云一地，并想当然地以为可以用金钱财物来换取。殊不知，被动地接受他人的施舍只能是自掘陷阱。果然，阿骨打与赵良嗣讨论岁币数额时不同意三十万两的数目，他的理由很充分：契丹占有燕京，尔南朝犹与之五十万，今将燕京还与贵朝，如何只给三十万？！良嗣无法自持，只能答应。更糟糕的是，燕云共有十六州，天子在手诏中笼统地只提“燕京并所管州城”，给赵良嗣的谈判造成了极大的被动，金人坚持所议者只是燕京一地，其他不在商讨范围之内，尽管良嗣竭力争取，金人始终不松口。也难怪，金人本不想轻易地将血战而来的长城以南原有汉地尽数归还，这势必在今后的战略攻防上要吃大亏，现在既然你只提燕京，正好顺水推舟。良嗣归来后，朝廷才发现铸成大错，于是赶紧补救，又派马政复赍国书报聘，对要求归还的所谓“五代以后失陷诸州”的燕、云十六州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但已经于事无补。金人的态度强硬，不仅认为平、滦、营三州不属燕京，对原答应的西京大同府也不予承认。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月，金廷派遣哈噜随同马政返报，聘书的主要内容一是要宋朝如约夹攻；二是若欲西京，须再加财币。这场交涉到现在仍无结果，徽宗无法不感到恹恹。　　此时，帝国内部的情形已经不妙，东南一带的民众苦于“花石纲”之役，纷纷暴动，睦州青溪人方腊揭竿而起，竟成燎原之势。攘外须先安内，这是帝国的一贯原则，于是童贯受命出征方腊，夹攻辽国的准备又被放下。哈噜到京时，徽宗已经不想再如前约，传旨道：鉴于辽人已知海上往还之事，前议已无意义，可谕其使者令归。负责接待金使的国子司业权邦彦闻之大惊，力言不可，天子方收回成命。不过，从天子到大臣都对此犹豫不定，拿不出良策，徽宗只好传令暂留金使，俟童贯回来再议。哈噜等了个把月，童贯仍未得胜班师，只能返国。朝廷不再遣使送归，国书也含糊其辞，只笼统地写了“所有汉地等事，并如初议。俟闻军到西京，以凭夹攻”云云，完全放弃了主动。徽宗天子联金图辽、恢复祖业的想法在原则上是不错的，但以己度人，幻想着金人也能像讲究仁德的中国一样不失仁慈之心，那就是幼稚得可笑了。大臣们显然也未能忠于职责，拿不出得体的措施来应付时局，只是以不能轻开边衅的理由一味反对开战。无事则可自安，这是中国传统中最奇妙的麻醉剂，无疑也是最危险的毒药。　　这次交涉因为取道海上，后人遂称之为“海上之盟”。盟约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有四点：一是宋金同时攻辽，金兵负责攻取长城以北州县，宋军则攻取燕京；二是灭辽后宋廷须将原给予辽的岁币转予金国，作为交换，长城以南州县归宋管辖；三是双方不得单独纳降；四是不得出兵失期。实际上，由于双方各怀心思，分歧出入很大，加上往还不便，因此达成的盟约并不十分严谨。从宋廷这一方来讲，因为处于被动的地位，也不可能在外交上有过高的要求，所以在最后一度十分消极，甚至产生放弃的想法。　　　　谈判桌上的砝码取决于自身的实力和战场上的胜利。从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十一月至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三月，金军进兵神速，已攻占辽国的绝大部分领土。而宋廷方面见到形势有利，这才又想到履行夹攻之约。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辩，徽宗命童贯和蔡京子蔡攸率领大军北伐。然而面对行将崩溃的辽国，宋军却屡遭败绩，十月二十九日，宋军高世宣部在业已进入燕京的情况下，犹被辽兵击溃，可怜宋军十万兵马一溃千里，所有粮草辎重尽委尘土。童贯为逃避责任，赶紧暗中派人联络金兵入关进攻燕京，结果引狼入室，金人于十二月三日攻克燕京，使得宋廷在外交上陷入了更大的难堪境地。　　这时的金人态度倨傲、要挟苛刻自然顺理成章，徽宗为了最后的一点收获也只有委曲忍让。弱者固无外交可言，除了仰人鼻息，实在也无他路可走。经过四五个月艰难的交涉，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宋帝国也在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得到了金人剽掠已尽的一座燕京空城和满目疮痍的蓟、景、檀、顺四州。而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是：原付于契丹的岁币年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燕京税赋年一百万贯，犒军费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均转付于金人；另外，赵良嗣还口头答应借给金军二十万石的军粮。尽管岁币及燕京税款尚不至于马上交付，但金人对犒军费则要求一次付清，二十万石米粮名义上是暂借，其实也是有去无还的事情。不过，帝国在这方面是从来都不把实际利益放在首位的，几座空城虽然浑无意义，但在政治上却有它的价值。天子可以援此自德，政客亦可以借此自利，既然皆大欢喜，谁又去做煞风景之事？所以尽管人人都知道金人今后必将渝盟，但谁也不敢说出口。只有赵良嗣私下里对人说：　　“此盟约只能保三年而已！”　　良嗣作为本朝的全权大使，是整个宋金交涉的见证人，最清楚其中的过节与甘苦。但他的这个估计也过于乐观了。帝国君臣共同的毛病是既没有想到金人会最终取得胜利，更没有想到一个新生的弱小政权竟会就此坐大。所以当金人在仅一年多的时间后就寻衅南下时，童贯万分惊诧：“金人初立国，遽敢作如此事？”徽宗天子更是如雷震顶，连呼“不意金人如此”。正是他们的不名事理，断送了帝国的半壁江山。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没有宋廷后来出于对金人的怨望而招降辽国残余势力的违约行动，金人也一定会挥戈南下。这个新兴的夷狄之邦虽然制度未备、政治未精，没有什么高深的理想，可通过掠夺性的侵伐可以获得好处的浅显道理，决定了他们不会因为仁义礼信而裹足不前。事实上，金廷内部的智识之士早就有这个想法，只不过是因为力不暇及而和宋廷暂告缓和而已。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八月，金帝阿骨打殁于军次，其弟吴乞买继位，后庙号“金太宗”。新君甫立的政局和战线过长的态势，也使金廷不得不暂且按下一头，全力对付辽之残余。但徽宗也做得太过分了，竟想到诱降狼狈逃窜的辽天祚帝，甚至许诺待以皇弟之礼、第宅千间、女乐三百余人的优厚条件，这种愚蠢之仁真是莫名其妙。更荒唐的是，天子和当时的主政者王黼想通过捷径来获得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当投降金朝的辽将张觉以平、营、滦三州来降时，竟予以接纳。岂料张觉出城接诏时，金军从天而降，张觉落荒而走，宋廷敕书、诰命尽数落入金人之手。三州既未能得，又徒授金人以“违盟渝约”的把柄，最后还不得不斩张觉首谢罪，什么好处都没捞到。从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三月开始，金人不断挑衅，先是借口二十万石军粮未能克日交齐，鼓动西夏军进攻武、朔二州，后来干脆公开起兵，于该年八月攻下宋军控制下的蔚州。　　蔚州是山后九州之一，这个九州属于“燕、云”中的“云州地区”，按照宋金初约，原本也是要归于宋廷的。金人占有其中七州后，本就不愿把此战略要地让给宋朝，此时借机吞并蔚州，当然也不会再守前议。蔚州失守，徽宗仍想当然地认为这犹不过是边境争端，又复用退休的童贯前去交涉，同时仍不放弃招纳辽天祚帝的想法，命他见机行事。但辽帝也知道宋廷绝不可恃，没有接受宋朝官家的美意，转投西夏，当他在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二月十九日走到应州新城东六十里时，终于为金将洛索所执。可以想见，辽国的正式灭亡之日，也就是金兵南进之时。经过近八个月的酝酿，金廷上下于这年的十月统一了意见，决意伐宋。此后，金廷开始集结军队，准备粮草，并已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方略。这些消息当然也断断续续地传到了朝廷，但没人把它当作一回事。　　这时童贯已返回太原，留在大同府交涉山后诸州事宜并兼伺敌情的宋廷使者是马扩。马扩早年即随父马政使金，又参与了交割燕京的谈判，也是帝国的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之一。这一天，马扩突然发现馆驿中供具甚厚，超出了平常款待的标准，非常奇怪。　　金朝一方的首席谈判萨里穆尔笑道：　　“这是最后一次招待贵使了！”　　一语道破天机。　　　　同当年的辽师一样，金兵在短短的二十天后就打到了太原。十二月二十一日，另一路金军也已包围了中山府，离东京只有十天的路程。　　一百多年前那次凄侧惨痛的记忆早已在时间的流逝中消失无痕，健忘的人们哪里还能接受这样的打击！像是在六月盛夏突逢飞雪一般，整个帝国都被这个急变所震惊，就连东京宫城鳞次栉比的流檐飞甍，也似乎为此而颤栗。徽宗在满面惊泪中的下诏罪己、遣一使求和，不过是些可有可无的姿态，朝廷下令召四方勤王之师，自然也是画饼充饥之举。宰执虽日聚都堂，依旧茫然无策，只忙着向各地遣送家属而已。在如此情形下，徽宗最后所能做的，也就是备舟楫装宝货而准备南下了。帝国君臣就如同一群刹那间受惊的雁阵，眼看就要四散而去。　　太常少卿李纲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二十一日夜里，他来到素相友善的给事中吴敏的府第，郑重提出：只有今上引咎禅位，才能使天下克济赴难。吴敏没有辜负好友的信任，第二天就向徽宗建议效唐明皇故事禅位。二十三日上午，李纲怀揣血疏，在玉华阁恳请官家禅位太子以号召天下。经过几个时辰的犹豫，徽宗在无奈中终于接受了这个选择，装作因忽然中风半身不遂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宣布内禅，由太子即位。这就是后来庙号为“钦宗”的赵恒。他是一位更不幸的皇帝，即位仅一年有余，就与其父一起作了金人的阶下囚而客死异乡。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4节 靖康元年钦宗继位六天后就是新年，新君将这一年改元为“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迫于压力，首先严肃处理了以蔡京为首的六大“贼人”，其中蔡京流放，童贯、王黼、朱勔包括蔡京的两个儿子先后处斩，李彦、梁师成赐死。然后任用李纲固守东京，也不再提弃城之事。这两件政治革新多少唤回了一些士气人心，也使得李纲成功地保住了帝国的首都。然而好景不长，当孤军深入的这支金军部队不欲恋战而提出议和时，钦宗马上就改变了初衷，以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和在东京就地搜刮而来的金银数百万两为代价，换取了金兵的撤退。令人悲哀的是，这时陆续而来的各地勤王之师已将近有二十万之众，而围攻东京的金军只不过区区六万人。　　金人南侵之师兵分两路，分别由完颜宗望、完颜宗翰率领。宗望的名字又译作“斡离不”，是金太祖第二子，时任南进大军的右副元帅；宗翰又译作“粘罕”，是阿骨打的堂兄弟，时为西路军主帅。宗望这一路意在直图东京，因此进军神速。宗翰则由西路经太原包抄而下，意在与东路宗望军合攻东京。由于两路进程有异，此次进攻的目的未能完全实现，宗望撤围东京后，宗翰也回师大同府。八个月后，金廷再度发起攻击，这一次宗望、宗翰两军只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成功地实现了会合，并于十二月初完成了对东京的包围，断绝了四方宋军的来路。金人锋镝尽聚，已是势在必得，当然绝不仅仅满足于三镇之地了，宗翰派人传言，要求划黄河为界。　　庙堂之上，早已没有死义之士。李纲已被罢知扬州，另一位老资格的将领种师道也不幸病死，剩下的不是贪生怕死因乱谋利之徒，就是浑无韬略自以为是之辈。虽然谋夫众多，发言盈庭，讨论的内容也只有割地请和一端。以此来对付欲壑难填的金人，又济得甚事！李纲招募的河北军已被解散，四川、福建及湖广诸路的勤王兵马也被遣回本路，帝国在军事上已没有任何抵抗力。既不想战，又不能战，钦宗只有按照金人的意思下诏，令黄河以北州县“仰开城门，归于大金”。政府既然放弃了保护百姓的本职，天下黎民自然也就失去了忠于朝廷的必要，天子诏命一出，两河百姓汹涌而起，表示绝不从命。金人无力逐城逐地攻掠，便刻意压迫已在囊中的宋廷。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三十日，在勤王之师一无赴者的情形下，堂堂帝国的天子钦宗终于跪倒在金人的面前，称臣谢罪，表示纳躯听命。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正月九日，钦宗第二次被宗望、宗翰强令至金营后，便一去无回。同时，后宫嫔妃、皇亲国戚、技艺百工、娼优僧道乃至帝国府库和首都东京的一切所有，都成了金人的战利品。　　最妙的是我们的太上皇徽宗，他本在金人第一次兵临城下时就已跑到江南的镇江府去了，但由于不能割舍贵为天子的滋味，在宗望退兵后的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四月，竟别有用心地回到东京。这一次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不仅未能重坐龙庭，反而被陷危城。钦宗被执后，徽宗在金人索要甚急的情况下，被手下人哄骗出城，也当了金兵的俘虏。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初六，金人废徽、钦二帝。三月初六，册立原太宰张邦昌为帝，建立傀儡政权“大楚”。数天后，金师北还。　　惟一使人感到安慰的是，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因为不在东京而免遭虎口。五月，时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的康王在离东京不远的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这就是后来的“高宗”。尽管时势仍极度艰难，但不管怎么说，大宋国祚总算是赖以保存了，这是不幸中之万幸。　　　　徽、钦二帝最后被迁移到金国腹地的一个偏僻小镇五国城，在夷狄的牢窗下度过了屈辱的余生。　　同时被掳的皇子皇孙、王公贵戚和后宫妃嫔都随之而沦为亡国之奴。在颠沛流离的迁徙中，不少人即由于不堪饥寒而抛尸野外，其余幸存者则被迫垦田荒外，种莳自给。等而下之者降为奴隶，执炊牧马，菲衣薄食，不到五年，十不存一。最不幸的是女子，无论是王妃帝姬还是宗室妇女、名门闺秀，或沦为奴婢、或选为女乐，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金人的淫具，被奸淫毙命者亦数不胜数。百姓妇女，大多沦为娼妓，在金人的奴役下强颜欢笑，残喘苟延。　　生活能够改变一切。我们的徽宗从至高无上的天子一落而至阶下囚，使他从一个异想天开的艺术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痛苦、悔恨、无奈和悲伤的体验也使他的诗词一洗铅华，成为血泪心境的真实写照。公元1135年6月17日，徽宗在尝尽了极度的屈辱和伤痛后，郁郁而终，享年五十四岁。钦宗比他的父亲多活了二十六年，于公元1161年逝于五国城。　　从被俘之日直到客死异乡，徽宗从未放弃过有朝一日能够回归故乡的幻想，然而，他还是带着极大的遗憾告别了人世。兔走旧窟，狐死首丘，徽宗只有在临终时遗命归葬中国，但他的这个最后愿望也没有被金廷所同意。徽宗去世五年后，宋金休战达成协议，金廷虽然特许高宗生母韦太后归国，可并不放还钦宗。在此后的岁月里，钦宗一直希望他能避免像父亲一样的命运，执著地相信他的弟弟能够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直到最后的事实彻底打破了他的美梦。　　某一种特别的经历足可以改变人的整个一生。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的那两次如履薄冰般的历险，就已经给当时的康王后来的高宗以终生都难以磨灭的惨痛记忆，在后来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我们的第十位天子始终都无法摆脱这个怵心刿目的梦魇。　　第一次是这一年的元月金人首次围攻东京，其时情形紧急，虽有李纲统领守军力保城池不失，但敌气太锐，我军未集，固不能不和。然而当金使来到阙下邀亲王宰臣赴军前商议时，天子环顾宰执，竟无有对者。李纲请行，哲宗不许，怕他出言不逊惹怒金人。最后，选派李棁奉使。谈判下来，宋廷同意割地赔款，金人要求以亲王、宰相为质。李纲得知后上廷力争，反对增岁币、割三镇，更不同意亲王出使，但在内外恇惧的大势面前，未能被天子接受。　　此刻，徽宗诸子中年长者只有肃王赵枢和康王赵构两人在京，蹈险入质，二者必有其一，没有其他选择。康王也许是想透了其中道理，于是私谒皇兄哲宗，毅然请行。在他的慷慨英武面前，李棁十分惭愧，不得已打了个圆场道：　　“金人不过是担心我朝失信，要亲王送他们过河罢了。”　　康王正色道：“国家有急，死亦何避！”　　一时闻者悚然。在那一刻，我们未来的天子似乎确实有着一种为国赴难的冲动。临行前，副使张邦昌自度此去凶多吉少，害怕得涕泗交集，康王犹还责备道：“此大丈夫本分，相公不必如此！”初生牛犊的勇气在于阅历的贫乏，而并非是本性刚强，现实马上就能证明这一切。　　长于深宫的康王赵构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枪林戟阵，第一次面对贪婪狡狯的夷狄之徒，也真正地体会到了敌人的猖狂气势，他无法不从内心里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惧。这种震撼足以摧毁道行匪深者脆弱的防线，凭着年少冲动而意气用事慷慨入质的康王当然未能免俗。当东京守将姚平仲轻率地夜劫金营落败，金人以此呵责恫吓宋廷人质，大有斩之以徇的意思时，康王也显然不能坚持他早先的那种豪迈气概了。不过，与已经是股战而栗、痛哭流涕的张邦昌相比，康王尚还能够自持，没把大宋亲王的颜面尽数丢尽，他倒是有理由为此自豪的。　　宋廷竟然不顾人质的死活发兵劫营，颇让金人感到意外。宗望由此想到庶出的康王赵构似乎不足为恃，便提出要更换肃王赵枢来营，同时于二月初九放回了康王和张邦昌。我们的康王后来能成为天子并成功地保住了大宋的国祚，或许还是宗望一念之差的结果。倒霉的是肃王，自入为人质后，各地宋兵已渐趋京城，宗望久候西路军不至，眼看三镇也已到手，遂不等宋廷交纳金币数足，引兵北还。肃王也从此一去不回，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殁于五国城。　　如果说这一次的经历启迪了康王某种想法的话，后来的那次险情则让他感到无比的后怕。靖康元年八月金兵再次南下，起初并不理会宋廷的议和之请，直到攻下真定、中山两府后，在加紧进军的同时，佯示和意，方提出割让黄河以北之地的条件。宗望这时已知道上一次更换人质反而弄巧成拙，因此一开始就准备挟掳康王为质。在这件事中，宋使王云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他听信了宗望的话，派遣从使李裕从真定返回东京传言道：金人已不复求地，但索五辂及上其尊号而已；且须要康王亲自前来，方能达成和好之议。上尊号不过是名义上的顺从，比称臣纳贡要好许多，“五辂”即帝王所乘之车，更乃无足轻重之物，明白人是不难看出金人之心绝非仅此的。但钦宗宁信其真，不信其假，在业已回朝的王云鼓唆下，于十一月诏命康王奉衮冕玉辂，偕中书舍人耿延禧及王云出使河北金营。康王赵构前一次急难赴义的英勇为他自己酿就了恶果，就算他再怎么不情愿，也是在劫难逃。　　是磁州知府宗泽拯救了康王的性命和大宋国脉。宗泽字汝霖，出身于乡绅之家，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进士及第，此后一直在地方做官，政绩卓著。大约是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的四五月份，以六十八岁的高龄应诏入京。金兵二次入犯，朝廷本拟由宗泽出使，由于他坚决反对盟赂敌国的抗战态度而罢，改命他出知前线重镇河北磁州。其时太原府已失守，出任河北的官员大都托故不行，在帝国存亡之际，宗泽表现出舍身求义的崇高风范，受诏即日便单骑就道，从者只有十余人。宗泽到任后，真定府亦沦陷于敌手，敌酋宗望又派兵进攻磁州，宗泽身先士卒顽强抵御，成功地击溃了来犯之敌，声威震于河朔。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5节 天意使然康王一行人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磁州时，金兵已于七天前渡过黄河。宗泽认为金人绝无议和之意，力劝康王勿行。在他的影响下，磁州民众亦遮道阻谏。康王当然十分犹豫，然君命在身，王云在侧，他也无可奈何。宗泽阻留之意甚坚，最后鼓动愤怒的百姓杀掉了王云，终于使康王北行之事半道而辍。要不是宗泽的坚决，康王必然也像他不幸的父兄一样客死在异国他乡。当十二月初金军长驱直入团团包围住东京后，不仅他本人为此感到万分侥幸，连许多身陷重围的朝官都认为康王能为磁州士民所留，一定是天意使然。　　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这一年的经历给我们的亲王造成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此以后那位慷慨陈词“为宗社大计，岂应辞避”的康王已经不复存在了，后来的赵构脱胎换骨，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照宗庙次序算来，徽宗诸子中康王排行既末，又是庶出，若不是金人南下掳走二帝，永远也轮不到他入继大宝。也许这两次吉星高照的意义就在于不仅仅使他能够领受到百年难遇的机会，更让他懂得了怎样百般珍惜这个上天所赐的礼物。　　　　康王是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二月一日受钦宗密传蜡诏开府于相州，出任河北兵马大元帅的。当时麾下的兵力约有五万，将领有张俊、苗傅、杨沂中、田师中等人，分作五路次第进发。半道上宗泽和信德知府梁扬祖率兵来会，兵势更振。但当东京议和的消息传来，特别是钦宗生怕勤王军来引火烧身，又传密诏诫勿轻动时，康王立即就倒向了元帅府中主和派汪伯彦、耿南仲的一方，转趋东平府。只命宗泽一军取道大名、开德进逼东京。为已成危卵的东京着想，康王投鼠忌器，此际停兵不进也不能算错，但当事态渐趋明朗，和议将成镜花水月的时候，再对金人抱有幻想，那就不仅是十足的胆怯，多少还有点别有用心了。当二帝终于被掳后，河北元帅府也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只有宗泽提军追击，欲从大名府渡河据敌退路邀还二帝，然而势单力薄，未能得志。　　二帝被囚，东京的帝国政府随之土崩瓦解，康王在痛哭流涕中登上了天子的宝座，这是靖康二年——新帝即位后将这年改元为“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五月初一的事。第一件反映出新一代天子某种心态的行为是他对傀儡张邦昌的态度。金兵北还后，张邦昌显然是出于无奈才归宝避位的，这与他当时出任“大楚”皇帝的情形如出一辙，都是贪生怕死、毫无原则的表现。但即位后的高宗却不仅对他宽宥有加，犹还命其为太保，封同安郡王。很明显，新帝十分同情张邦昌所谓“为人所胁”的不得已做法，从某种角度说，经历过若干变故的高宗甚至很能理解张邦昌的无奈。对此，六月初赶到天子行在应天府的李纲十分不解。　　“张邦昌僭逆，不得已而自归。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这是什么道理？”李纲语重心长，“陛下欲建中兴之业，而尊僭逆之臣，以此示四方，其谁不解体？！”　　由此而联系起天子对伪命臣僚一律置而不问的作法，李纲更感到愤懑难捺：　　“如此，何以励天下士大夫之节？”　　高宗重用李纲的心情迫切，这使他最后接受了他的规劝，下诏处理了张邦昌和一些接受伪命之臣。不过，其时的不少宰执之臣如中书侍郎黄潜善等却站在邦昌的一边。在国家破败、宗庙涂炭的大是大非面前，竟还不乏为投降者开脱的人，其本身就说明帝国临时政府的立场并不坚定，至少还存在着事迫于危时采取变通从权政策的潜意识。实际上，当天子有意任用李纲之初，就有不少人持反对态度，这些人大都在一开始就力言和议而抵触抗金。例如御史中丞颜岐提出的理由是李纲素为金人所恶，不可大用。从原则上讲，这简直就是站在了敌人的立场上，若以通敌罪论处，都不算过分，但天子不过是将颜氏调离他任而已。　　就在李纲大力整顿军政的同时，高宗仍不忘遣使赴金营求和，但天子诚恳的通好之请未被金人接受。在黄潜善、汪伯彦及殿中侍御史张浚的一力诋诃下，李纲也终未能安于其位，八月十八日被罢，在相仅七十五天。另外一件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是太学生陈东竟因上疏言事而被杀。　　陈东是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伏阙上书，乞诛蔡京六贼的首脑人物，此后一直为国是上书直谏，拳拳报国之心，天下皆知。高宗闻知陈东之名，召赴行在。陈东来到后，立即上疏切言宰执黄潜善、汪伯彦不可任，李纲不可去，并请皇上驾还汴京，治军亲征，迎请二帝。陈东确实过于忠耿而至于天真了，在天子想来，敌强我弱，要寡人遽而亲征赴险，岂非以卵击石、羊入虎口？再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微妙是：若二帝南还，则朕又将置于何处？所以深怨诟己的黄潜善密请诛杀陈东，正合天子的心意。高宗不能重责李纲、宗泽，却无妨杀一布衣。就这样，杰出的爱国之士陈东未死于夷狄铁蹄之下，却命丧于中兴君王高宗之手，死年四十二岁。同时被斩的还有一位抚州人欧阳澈，他同陈东一样因上书指斥用事者黄、汪之徒而遭致不幸。陈、欧两人被斩于市曹时，连行路之人都为之涕下。　　天子和周围大臣的心态作为如此，帝国前途的基调已经初显端倪了，最能说明问题的事情是帝国的新君高宗就是不肯回銮东京。此时宗泽早已进驻汴梁，不断来疏恭请还驾，朝野人士亦纷纷上言还都，但高宗始终不为所动。天子一日不回首都，天子驻跸之地永远就是所谓的“行在”，中央政府就只能在天子行营办公，这对恢复帝国的行政及军事秩序是极为不利的。退一步说，即使担心东京易攻难守而暂避锋芒，也要立即定下“行在”之所，以便明出号令召集四方勤王之师。高宗即位以来态度暧昧绝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是另有想法。果然，当黄、汪及御前众臣提出要皇上巡幸东南时，高宗立即下诏同意。无疑，天子的意思就是以退避而望和了，所有的那些收复失地、邀还二帝的雄大誓言不过都是骗人的姿态而已。　　李纲以为，即使车驾不还京都，行幸之所也应以关中为上，襄阳次之，而建康最下。皇上纵不能行上策，亦应去襄阳，以示不忘故都之心。李纲用历史教训作例子道：　　“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者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者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中原一失，东南不能必无其事，虽欲退保一地而不可得也。”　　史实昭在，斑斑可证，这个道理确实不容置疑。而李纲提出的另一条理由更使天子无话可答：“陛下已降诏许留中原，人心为此悦服，奈何诏墨未干，遽失大信于天下？！”　　尽管李纲暂时打消了天子退避东南的念头，但并不能从根子上抹去帝国君臣怯战怕事的普遍心态。当金兵于这年九月进犯河阳、汜水，有南侵之意时，高宗立即下诏择日巡幸淮甸，并命淮浙一带增修城堡，招抚民兵，以备皇驾。另外又发布诏书以示圣意坚决：銮驾暂往淮甸，捍御稍定即还京阙；有敢妄议惑众沮挠巡幸者，许告而罪之，不告者斩。十月初一，天子登舟赴扬州，同时下令：以勤王为名擅募民兵溃卒者，并令遣散；有擅募者，帅宪司按劾以闻。从这一天起，帝国的天子就永远告别了中原大地，并无情地抛弃了两河之地坚守国土、引颈南望的忠义之臣和黎民百姓。　　　　也难怪后人为之感慨不已。假如天子不走，留在中原腹地明诏抗战，未必就不能扭转帝国的覆败之局。最低限度，也能与金人划河而治，保住黄河以南的土地。　　确实，形势虽然很严峻，但毕竟金兵主力已退，正倾其全力收剿黄河东、北未下诸城，对黄河以南地区的正面压力已有所减轻。同时，河东、北真正失陷者也才十余郡，余皆固守不降，成为金廷的绝大负担。宗泽已在东京抚循军民、修治楼橹；并屡挫敌军的挑衅；沦陷区内奋起保家卫国的忠义民兵，多则数万，少则数千，结寨山泽伺机出击，也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金军兵力。就是不少宣和以来苦于苛政铤而走险、啸聚山林的盗寇，也纷纷来归，至于“行在”者即有十余万人，若善用其力，也是一支不容低估的力量。　　忠而有谋的李纲本已在各个方面开始了整顿，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举凡机构建置、募兵买马、军士训练、国赋税收等政治、军事、财政诸般措施，无不卓有成效。在李纲的倡议下，张所、傅亮、孙昭远分别受命置司河北东路、陕西路及京西北路，招谕山寨，养民为兵。一段时期内，三人政令之出，响应不绝，取得了极大的收益。如果李纲不去，使政令措施得以坚持，结果委实是很难预料的。　　民心士气亦有可用者。张所部下的将领王彦，率七千人渡河而战，一举收复新乡，后突破金人重围，领七百部曲进入共城西山。部众皆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号称“八字军”，两河山寨民兵归之者达十余万人，所控区域绵亘数百里，成为金人的心腹之患。各地特别是河朔一带的守臣兵民，大都协心并力，率励不懈，急切盼望着恢复，更不乏宁死不屈效忠赴义者。设若天子志在雪耻复仇，进君子而退小人，不惑于求和自安而勇于激励天下之气，国事之败断不至手发展到卒无可为的程度。　　但这毕竟是后来人的一厢情愿。我们这个堂堂帝国的颓势并非是一朝一夕酿就的，这个道理不言而喻。本朝从来都不乏懦弱的皇帝，高宗皇帝也不例外，他的突出之点在于，严酷的现实使他一步步学会和掌握了聪明天子们所必备的法宝，那就是只有首先保全自身，才能最后庇护国家臣民。帝国的中兴君主从父兄的悲惨遭遇中更加深切地体会出了这个道理。四　　整个建炎时期的四年，是帝国历史上最不平凡的一页，是一个彻底打破旧有格局，催生新兴之势的时代。历史的魔法以它惊人的创造力，看起来就好像是在刹那之间，就把大宋王朝的故事从东京汴梁转移到了钱塘临安。地理变迁虽然不是世事演化的惟一结果，但却是一切沧海桑田的最好表征。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四月张邦昌被废后，金人即有意南下，九月二十五日张邦昌被宋廷赐死，不过是金室再度进兵的借口。十月，当高宗南之扬州的消息传到北方后，金军左副元帅宗翰即受命于金太宗，开始规划约集诸路金兵南侵事宜。至十二月，果分中、东、西三路大举南下。中路由宗翰率军从大同府下太行；东路由右副元帅宗辅及宗弼领军，由燕京取道沧州攻山东，同时分兵趋淮南；西路则由娄室等率大军自河中府经同州进攻陕西。这一次南进的规模和范围都是前所未有的，三路大军先后渡河，京西、陕西、山东诸路为之震撼。　　三路金兵中，娄室所部西路军最顺利，十二月自韩城履冰渡河，陷同、华二州，攻破关中门户潼关，继而于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正月包围并击破永兴军所在地京兆府古城长安，此后一路南下，又陷均、房二州。娄室得势后，复又鼓噪西进，开始向熙河一带进犯。　　中路、东路的金兵也势如破竹，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正月，宗翰已破邓州、郑州；东路宗辅部也已攻陷潍州、青州，并分成二部，一部继续攻进山东诸郡伺机南下淮甸，一部由宗弼率领向中路军靠拢，试图对中原地区形成夹击之势。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6节 中原已经无望了但独守东京的宗泽成功地遏制住了金军的势头。宗泽自去年六月出任东京留守后，一方面联络义兵扩大力量，另一方面抚慰军民整治战备，使东京汴梁成为了一个强固的军事要塞。在金人的大规模入侵中，各地州县纷纷陷落，惟有汴京两河一带岿然不动，百姓安堵如旧。在起初的一两个月里，宗泽数度击退金军的进攻，使金人在一段时间里不敢再犯汴梁，只得采取正面对峙、侧翼迂回的战术。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二月份，宗翰屯兵西京洛阳，与东京遥遥相峙，而宗弼自郑州抵达白沙镇，离汴梁已不到百里之地。可金军先后数次的进攻全被众志成城的开封守军击溃，并因此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宗泽声威日著，以至于金军士兵闻名丧胆，私下呼宗泽为“宗爷爷”，这对于一向骄悍气盛的金兵来说，无疑颇为难得。宗翰自度东京既不能下，江淮则未可轻入，于是在三月份焚掠西京，驱迫十数州宋地百姓迁往河北，退兵还大同。东、西两路也分别在四五月份受挫而退。　　然而宗老爷子能保住东京，击走来犯之寇，却无法唤回高宗的抗敌之心。在天子驾幸扬州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宗泽先后表上二十四道《乞回銮疏（表）》，殷切盼望着皇上能辍巡南服，回驾汴都。在一道道奏表中，忠心耿耿的宗泽愤怒地指责御前宵小之辈的优游苟安行径，细致地分析了帝王之都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特别是恳直地指出：假如独怀忠愤、力抗贼锋的两河军民久阙王师之援助，必然怀疑天子和朝廷已置两河于度外，最终因失望而解体。不用说，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在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的五六月间，宗泽再一次向高宗提出了出师渡河、恢复故地的详细方略，并保证说若能在当前敌势穷蹙的有利条件下乘胜而进，必能缚金人而臣之，使二圣天眷有归，两河故地得复。他在最后一道奏表中无限感慨地说：　　　　“臣犬马之齿，今年七十矣。勉竭疲笃，区区愚忠，所见如此。臣愿陛下早降回銮之诏，以系天下之心。臣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若陛下听从臣言，容臣措画，则臣谓我宋中兴之业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为可用，则愿赐骨放归田里，讴歌击壤，以尽残年。”　　　　但这一切已丝毫打动不了我们的天子。悲愤交加的宗泽终于郁郁成疾，六月间疽发于背，不幸病倒。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十二日，这位七十岁的老人在连呼“过河！过河”中病逝于东京。　　孤直的宗泽也许不愿意相信，但现实却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那就是京城和两河乃至维系天下安危的中原早就不在高宗的眼里，眼下他最关心的是帝位的安稳。即使宗泽能守住京师，天子也从不认为国家剩余的实力足以抵挡夷狄的猖獗，彼强我弱，又岂能激怒敌夷而再招祸乱？在驾幸扬州之前，高宗业已三令五申地宣敕江南一带增治城隍，治兵完备，并派遣人员营缮金陵，复遣官奉迎太后六宫过江以往，早就有退避三舍的意思。此刻驻跸已定，正在扬州这个繁华之城逍遥自在，又如何能听从宗泽的回銮之请而去冒险？五月份天子倒是下了一诏，信誓旦旦地表明要回师东京恭谒宗庙，但言之凿凿，却始终没有起驾的意思。　　原来，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随童贯去大同府谈判的那位马扩在金人首次南下时兵败被俘后，佯示降意，换得金酋宗望的优容，开了间酒店，但私下里一直与敌占区的义军暗中来往。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携亲从数人成功地从敌人眼皮底下逃跑，进入太行山以东的五马山一带。马扩此人很有斗争策略，当有一个人自称是乘敌不备从金地潜回的信王赵榛时，马扩立即就奉其为领袖，并以此号召远近，很快发展了一支近十万人的起义队伍，给金人制造了很大的麻烦。这年四月，马扩带着“信王”的手书秘密渡河请求朝廷给予支援，先是来到东京，然后在月底赶到扬州。　　这件事着实让天子震动不小。信王乃今上亲弟，与父兄同时被掳北行。假如他果真从金地逃回并在五马山率众抗御，这必然对北方军民产生强大的号召力，这种影响绝对不能低估。黄潜善、汪伯彦两人始终不相信马扩带来的手书，高宗也一度有点怀疑，然而他认得这位皇弟的手迹，不由得不信。于是发布诏书命信王为“河北兵马都元帅”，迁马扩为“元帅府马步军都总管”，准其过河以后便宜从事。然而黄、汪二人多少做了点手脚，只以一支乌合之军付予马扩，并且还暗中派人侦伺。马扩刚走，五月初一这一天，宗泽请求回驾的奏书又到，高宗犹未加理睬。但第二天，突然传来了信王赵榛有意渡河入汴梁的消息，这使得天子极为尴尬，为扭转被动局面不能不赶紧表态，所以才有了上面的那道回京之诏。不过，事情来得快也去得急，时局一变化，回归九重的诺言自然随风而去。事实证明，马扩的南来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他的求援不仅没能取得效果，相反却使金军加紧了对五马山的围剿。马扩尚未能渡河，五马山寨就被攻破。　　宗泽一死，东京义军便十散五六。朝廷没有接受东京士民的请求任用宗泽之子宗颖，却委任了好大喜功、短于谋略，为人残忍好杀的杜充继任开封府尹、东京留守。杜充到任，既无恢复之志，文不能抚御人心，于是众怀疑沮，集于宗泽旗下者散之殆尽，两河山水寨亦不听节制，宗泽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　　中原已经无望了。　　　　自从李纲走后，天子行在竟在许多方面保持着十分惊人的一致。这种一致若非来自于君臣之间的同心协力，便是臣子们阿谀曲折、随意所向的结果。很明显，朝廷目前的状况属于后者。两位宰相黄潜善、汪伯彦就可以说是地道的无聊之徒，保宠邀禄专权恣睢之外，略无大志，只知道以蒙蔽欺骗的低劣伎俩来打发时日。要知道，金人的刀枪剑戟可并不理会这些，不会因为我宋室君臣的慷慨大度而与人为善。宗泽殁后的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间，金兵再次分道南下。此次进军经过了金廷上下的充分酝酿，明确了两大目标：一是平定陕西五路，一是追击宋帝，而尤以后者为要。西路渡河后连陷丹州、延安府直至、坊二州；东路径袭庆源之五马山，大破其寨后又败马扩援军，再陷濮州、滑州、开德及北京两府，并转而与中路大军会合。宗翰所率中路军本以奔袭为主，因此长驱直入，直指高宗而来。　　扬州方面居然无动于衷。统领御营军的将帅之一张浚提出早为预备，黄、汪两人竟一笑置之。直到扼守淮阳的大将韩世忠不敌而走，敌军下彭城、淮东直趋泗州后，黄潜善尤认为不足为虑。正所谓栋宇将焚，燕雀在堂，可见黄汪之流不仅庸懦无伦，而且荒唐透顶。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月底，宗翰攻破楚州后，以主力居后，径遣数百骑往南突击高宗行在。在一片慌乱惊惧中，拥有近万人的天长守军竟不战而遁。初二这天夜里，从天长狼狈奔还的内侍邝询急报金军将至，高宗匆忙爬起被甲乘马，初三黎明时分驰至瓜洲，得一小舟渡江，身边只有亲军数人及王渊、张浚两臣及内侍康履等从行，日暮时分才满身泥泞地赶到镇江府。金兵前锋驰至扬州后，得知宋帝已南走，立即分兵火速追赶。抵达江边的扬子桥时，高宗已经渡江而去，金人一时难觅舟船，再加上其时大雨滂沱、积水盈地，马步不能进，只得望江顿足长叹。　　高宗走时，黄潜善、汪伯彦正在共进早餐，听得吏员大呼“驾已行矣”，两人愕然相顾，仓皇失色。心神甫定，首先想到的就是走为上计，两位宰相竟不顾满城士庶，独自跨马而逸。而扬州市民突然见到天子策马出城，宫人也四散而出，晓得情况不妙，登时大乱，争门践踏、奔挤堕江而死者无数。整个扬州乃至对面的镇江，哀号不绝，怨声载道。十万御营大军亦于同时一旦瓦解。最可怜的是司农卿黄谔，逃到江边时，被溃兵误认为是黄潜善，军人因久恨潜善，遂大骂曰：正是尔等误国误民！举刀就砍，黄谔还来不及分辩，就已经身首异处，做了人家的替死鬼。　　高宗皇帝虽然又一次幸免于难，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仅在心理，而且在生理上落下了惨痛的烙印。那是因为邝询闯闱而入时，官家正在新造的宫室里凤鸾颠倒，行云雨之欢，矍然惊惕，遂病熏腐。自此以后，天子后宫便绝少怀孕者。　　这一次打击所带来的痛楚很快就被一系列新的创伤所代替，此后两年的颠沛流离使我们的天子犹如鱼游沸鼎，不遑暇处。扬州之变后高宗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逃到杭州，金军虽然没有尾随而至，但御前的禁军却横生哗变，若不是时任宰相的朱胜非机智巧妙地处理，大难不死的天子和帝国刚刚建立起来的政府又要遭受灭顶之灾。如此苦难使天子震悸交集，从内心深处荡而出的恐惧和忧虑已经使他无法面对严峻的现实，甚至已完全丧失了作为大宋天子应有的风范。他在扬州溃败几个月后写了封书信转致金帅宗翰。　　皇上首先是在信中自称“某”，然后承认金军南来固是“大国之征小邦”，而我们这个小邦绝非对手，“中原全大之时，犹不能守”，更何况“军兵挠败、盗贼交侵、财贿日朘、土疆日蹙”的现在！所以偏师一来，不敢不束手听命，又岂敢言守？信中说：“某”已从汴梁而迁应天，由应天而迁扬州，自扬州而至江宁，三年之间，已过三徙，今已委身于荆蛮之域。高宗在最后甚至十分委屈：“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然而守则无人，奔竟无地，“天网恢恢，将安之焉”？“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无有二上矣。亦何必劳师远涉，然后为快哉”？不能以此视为天子的缓兵之道，因为信中最后表露出的意思已经是彻底投降。我们这位君主真实的心态是：惹不起总能躲得起。他惟一的希望就是金人能够“存人血脉，全人肝胆”，不要“竭山而畋、竭泽而渔”而已。大宋王朝高宗皇帝此时浑无生人之气的表现，正是我们这个泱泱礼义之邦所有愚蠢、所有懦弱、所有丑陋的最好写照。　　短暂的平静后高宗一度北返江宁府，改府名为“建康”，也曾有心在那里布置防卫准备抵御。但随着金军的第三次南下，天子再次惶惶而奔，从金陵退走杭州，再赴越州、明州，最后竟以泛槎入海来逃避金酋宗弼锐不可挡的追击。　　完颜宗弼的名字常又被中原人译为“兀朮”，此人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第四个儿子，早年参与了追击辽天祚帝的战斗，此后又随宗望攻宋。宗望死后，又出任宗辅副帅，率军东入山东，西击汴梁，是金廷强硬的主战派人物。金军此次渡江南下，宗弼是除宗翰之外的主要统帅，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俘获宋帝高宗。当时，宋廷守建康者是杜充，守镇江的是韩世忠，守九江的是刘光世，并以杜充节制诸将。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7节 强敌未去杜充的昏庸无能已见上述。金兵入侵后，杜充竟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七月放弃职守而归于行在。因为他的举动而使东京留守司名存实亡，是造成帝都东京在七个月后终于沦陷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杜充仍得到天子的充分信赖，命他为江淮宣抚使，抚循诸将力守江浙。可杜充在建康的处事与当年在东京一样，酷而乏谋，御敌无方，深为诸将不服。所以他既调不动远在上游的刘光世，也无法指挥近在咫尺的韩世忠，只有靠手下的几位统制，如声名甚著的岳飞等人领兵抵挡。但金兵来势凶猛，根本无法取胜，建安三年（公元1129年）十一月，杜充率步骑六万人在建康向金军投降。　　诸将浑无斗志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但这也是与朝廷缺乏抗敌信念和一味逃避的基本政策不可分割的。整个江南防线既已崩溃，宋军遂成为一盘散沙，虽然岳飞率领部下士兵沿途缠斗，也无法扭转败局。金军得胜后兵分二路，一路追击南走江西的隆裕太后等皇眷，一路向高宗所在挺进。此刻御前大将只有张俊，只能护着王驾且战且走，最后不得已从明州入海。　　无疑，我们的天子是第一次见到汹涌澎湃的大海，正如他第一次走进金人的军帐一样，他的感触之深是无法言喻的。高宗在明州至温州一带的海上几乎漂泊了一个多月，当驾乘之舟在蓝色波涛中上下起伏之时，也就是帝国的第十位天子最后确立其“过江而避”之王道大计的关口，可以肯定的是，从今以后他将不再改变，也无法改变这个既定方针。　　宗弼孤军深入尚能取得如此辉煌之绩，怕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正月，惯于骑战的金人竟不畏艰险，乘舟入海追击宋帝御乘达三百余里，其骄狂正与宋军的颓丧形成鲜明对照。幸运的是，金人毕竟不习水战，加上畏惧酷热，遂不得不于暑期到来前撤兵，三月份宗弼先退，紧接着进犯江西的一路也从荆门北返。镇江守将韩世忠以逸待劳，正率水师在镇江严阵以待，结果以成功的战略阻击了宗弼之军，将其十万大军困在长江沿线达四十八天之久。若非宗弼得到高人指点，根本就过不了江。这是自靖康以来，劲马硬弓所向披靡的女直军队第一次惨痛的失败。宗弼北返后，犹为这一次差点葬身鱼腹的遭遇连呼侥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自此以后不敢轻言过江的主要原因。　　高宗也许更值得庆幸，算起来这也是他第四次大难不死。不过，在浙江—带奔走逃窜确实也有一个收获，天子发现，以淮甸为屏障，以江表为缓冲，襟带荆楚，背海而立的浙西之地是一个理想的居处。这一想法肇始于他第一次走进杭州府治临安城门的瞬间，后来在两浙不断的辗转使他越发相信自己的判断不误。从天子的逻辑上讲这很自然：金陵离金人锋镝太近，单凭一条长江天险，绝非轻易能守；武昌、长沙则正面受敌而两侧有隙，背无倚仗；巴蜀太远，陕西又太孤立；再往南走进入两广腹地，显得过分偏于一隅，政治、经济基础不够，必将无以自处。从眼前的战略上考虑，背海面陆的杭州虽不是恢复中原的最佳基地，但也不失为一个易退易守的首选，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吸引高宗属意有加了。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九月，天子路过杭州时，便升其为“临安府”。当然，自古以来的王朝都耻于渡江而都，但这一点显然不在高宗的考虑范围之内。从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四月起，天子在越州停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军事整顿。新年的元旦，高宗改元“绍兴”，这是取“绍奕世之闳休，兴百年之丕绪”之意。在越州又呆了一年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正月，高宗回銮临安。从此，帝国的行在就再也没有迁徙过。　　宗弼在镇江惨败后，一年前被宋廷派去经营陕西的张浚受命对西北金军发动攻势，迫使金廷调命宗弼增援。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七月，宗弼主力近两万人终于离开了两淮一带而西入陕西富平，这使多灾多难的帝国朝廷终于喘了一口气。　　本朝杰出的人物之一欧阳修在几十年前就曾经指出：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来，无道未必不服，盖自因其盛衰而已。这个论断出自于他的名著《五代史记》，意思是说：中国之制夷狄，并不系于我们自身之强弱，而缘于其势力之盛衰。其实，道理对双方都是一样，即以目前而论，金军的退却就不是因为宋军抵御成功的结果，而是因为它的内部已渐渐产生问题。宗弼停止追击高宗不用说是个绝大的失误，但也是不得已使然。　　直接的因素是江浙一带水网密布、丘陵起伏，极不利于骑兵的作战。宗弼的电闪雷击虽能摧枯拉朽长驱直入，但一旦进入两浙腹地后，便显得十分滞重。时间拖得越久，对金兵就越为不利，既然不能达到俘获宋帝的目标，只有迅速抽身。宗弼还算是明智的，如果他再拖延一段时间，南方的湿热天气必然还会使金军北方士兵水土不服，从而大大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但主要的原因还是战线过长。即使不论金国后方那些尚未完全降服的若许藩国以及两河宋地，新近占领的黄河至长江一大片区域就已经成为金廷的沉重负担。兵力的分散，使金兵往往孤军深入而无所依靠，因此从根子上决定了它的激烈攻势绝不会持久。实际上，真正的女直士兵只占整个金军的十分之一，其中绝大部分是受其驱役而战的两河之民、降叛之卒以及藩国小邦如契丹、渤海之兵。其他方面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骤起的女直帝国确实无法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建立起一统天下的物质基础。为此，金人很早就采取了“以汉制汉”的策略。立张邦昌“大楚”虽不是一个成功的先例，但并不妨碍他们如法炮制，在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九月立宋朝降将刘豫为“大齐”国主，建都大名府（后迁入汴梁），以此作为统御中原疆土并进而威胁南渡宋廷的工具。这是征伐异邦的常法，似乎不能算是一个失策。　　可是，客观上带来的效果却让金人感到悲哀。刘豫没有能完成摧毁宋廷的任务，相反却使退守长江以南的宋王朝在相对缓和的形势下一步步走向稳定。尽管“大齐”在金人的威胁利诱下，自建立伊始便对宋廷展开了进攻，但始终没能取得明显的收益。在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和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刘豫甚至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入侵，其中第一次进攻还有金人的援兵作为依托，可最终仍大败于宋军。刘豫的无奈在于他的傀儡性质的政权既不能博取民众的支持，也缺乏足够的军事实力，因此每次进军都极不顺利。尽管在局部间或也有点收获，但最终无法避免夭折的命运，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十一月，刘豫的伪政权被失望的金人所废。　　与刘豫近八年的对峙使帝国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恢复。高宗在相州出任河北兵马大元帅时，兵员不足万人，此后会集各路勤王之军，也还只有七八万人。在扬州时，军力号称强大，可大部分是地方部队，经过金军的两度攻击，最后也所剩无几。然而渡江以后经过短短的两三年，宋军一下陡增至二十万，这对于休养未几的南渡政府来说，是相当可观的数目。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不小的奇迹，但说起来却很简单，其中的奥妙是：南渡朝廷继续实行了恩威并重的招安政策，并且做得相当成功。　　世遭丧乱往往盗贼蜂起，本朝自宣和末年以来就祸起萧墙，频繁发生民众揭竿而起的事情，国家的败亡加剧了这一现象，使之愈演愈烈。保守估计，南渡前后的盗贼土寇乃至溃兵，至少在一百万左右，其流窜劫掠的危害，对帝国的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幸运的是，大敌当前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裂痕，使一致对外共御敌寇成为普遍的道义所在。在招安方面，宗泽、李纲甚至马扩就早已有过成功的尝试，屡逢打击、穷蹙无奈的帝国天子和政府采取了安抚包容的策略后，也收到了意外的效果。南渡以后成长起来的几大将领都参与了收剿行动，并通过收编壮大了自己的部队。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韩世忠、刘光世部各有四万人，张俊部三万人，岳飞部有二万三千人，王部有一万三千人，另外御前军的数目也有三万余人，其中不少都来自于盗寇、流民。叛军、溃卒经过整编后，也有相当的战斗力，对刘豫的军事胜利就证明了这一点。　　帝国军事上的策略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对武将同样采取优厚的待遇。在一定的范围内，不仅许其割据，各自为法，发展自身的实力，甚至默许他们参与政治决策。这与太祖以来的原则似乎有些背道而驰，但国家目前正当用兵之时，所以尽管有不少人反对，就连天子本身一直也有尾大不掉的担心，眼下也还只能如此。　　兵力的增大自然带来财政问题，绍兴二年的每月军费在二百五十万缗左右，这个数字还在逐年递增之中。南渡以后的局面是强敌未去、百事凋敝，不可能腾出手来发展民生而渐得其利，因此朝廷此时完全以重税重赋来解决财政困难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天子惟一可能的选择。战时经济的成败取决于物质基础，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帝国也许要感谢穷追不舍的金军，正是敌人的猖狂才使朝廷最后落脚到帝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否则的话，要恢复国防不仅不可想像，就是支撑政府的日常开销都是个问题。　　当然，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政治因素。　　　　挽大厦于将倾绝非易事。帝国从东京败覆后一泻千里，业已丧失了原有国土的大半，在敌骑狼奔虎突的冲击下，百年基业早已摧毁殆尽。在近四年的时间里，虎口余生的朝廷只能在躲藏退避中保持着名义上的完整，以延续赵氏国脉作为逃跑的遁词。即使金兵因内部的困窘而暂时收敛了锋芒，但在土崩瓦解几乎不能自保的情况下，重整山河——哪怕是东南一隅的半壁之地——又谈何容易！　　严格地说，高宗天子并没有进行任何拨乱反正的政治变革，除了固守求和的一贯想法外，在主观上也缺乏挽回颓势的强烈动机。他只做了些修葺恢复的工作，出发点不过是让帝国这架疲敝的战车能够载动他的皇位而已。高宗在越州时正式宣布尊崇元祐，把败亡的责任推卸到蔡京甚至主安石的身上，也不过是为父兄的过错和自己的退避望和寻找借口罢了，这种做法符合天子的一贯作风。南渡后的帝国之所以能得到四方臣民的拥戴，并使天下之心渐渐来归，这种凝聚力和感召力追究起来还是本朝百多年来的培育养成之功。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8节 委曲求全中国伦理的核心在于“忠”、“义”二字，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强烈责任感。本朝崇尚文治、讲究仁德的一贯努力，终于在最严峻的关头带来了收益，这就是志士们没有忘记维护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崇高义务，怀报效之志而云集阙下，他们把高宗的登基看作是一场“中兴”，并对此寄予了莫大的期望。无疑，这才是帝国赖以继续存在的真正基础。高宗作为临危受命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成功在于以安抚的手法和优容的接纳政策使士大夫们大大舒缓了一直紧绷着的惊慌心态，能够从惊悸中定下神来聚集在天子的周围，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兼收并蓄的效果。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五月，尚在流亡中的帝国政府就已经开科取士；渡江以后更注重绥怀之方，强调以柔道御天下。比如对待滞留北方或不幸被俘而出任伪职的人，朝廷不仅不予责难，相反还善待其留在南方的家属，以此召唤他们回头反正。所有这些都是使天子的号召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的原因所在。一切夷狄之辈都往往低估了中国文化的巨大潜能，他们从没有真正地意识到，这种无形的力量是任何刀剑都无法斩尽杀绝的。　　绍兴初年的形势虽然看起来与建炎时期一脉相承，都在为应付外寇而疲于奔命，但客观上却无疑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高宗的退守自保路线终于成为惟一可行的方针。从物质条件上说，二十余万的兵力虽已与前几年不可同日而语，但与敌虏相较，根本不成比例；财政则更为糟糕，应付军队和日渐增多的各级官吏都已经捉襟见肘，更谈不上保障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原则而论，最好的反击机会早已被一而再、再而三的丢失，事到如今，除了卧薪尝胆徐图恢复之外，哪里还会有更好的办法！　　委曲求全是肯定的，但如何去达到最后的目标呢？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宋廷南迁后，金军一方面南下追击高宗，一方面加紧肃清淮河沿线的宋军残余，九月底，攻破江南东路的楚州。十月初二这一天，离楚州不远，位于淮水东头的涟水军驻地孙村，突然来了一艘身份不明的船只，船上有五男二女，为首者自称是前御史中丞秦桧，自东京陷落后为金人所执，金人东进，强随以行。楚州失陷时，携妻王氏，仆婢两人及御史从官翁顺、高益恭及水手孙静，乘敌不备而逃出。　　巡逻者大多是乡民出身，不晓其说，遂执缚秦桧等人送入水寨，但寨中将官们也半信半疑。确实，两军对峙，全家安然脱归，哪有这么方便的事？事情蹊跷，未可遽定，便将秦桧一行送至主将寨中。　　统制丁禩也不甚相信秦桧的自述。此刻他正巧患病，于是借口不出，由手下的几位将领陪同秦桧。秦桧见众怀疑沮、敌意甚重，无奈回到舟中住下。过了几天，丁禩经过一番斟酌后，还是派参议王安道、冯安义陪同，护送秦桧转赴天子行在。当时陆路已经不通，一行人由海道前往浙中，十一月初五抵达越州——这个天子驻跸之地此时已升格为“绍兴府”。　　秦桧再一次向朝廷陈述事情经过说：靖康元年东京沦陷，因不愿拥立张邦昌，为金人拘执北去，至于中京大定府，同行者妻王氏，奴砚童、婢兴儿以及御史台街司翁顺数人。金人提兵南来，命秦桧以随军转运一职偕行。因与妻王氏密谋，故用反语，激敌酋完颜昌同意家属随行。楚城陷，乘金人争趋入城、纷纷不定之时，密约舟人孙静俟于淮岸，自己以催发钱粮为名，与妻王氏等数人于当夜乘舟而去。行六十余里，宿于丁家寨南，次日，为涟水军统制丁禩逻者所得。入寨后，诸将颇不信，复有一刘靖者欲杀桧而取囊橐，幸为桧当面折之，事寝不发。　　但朝中大多数人对此表示怀疑。　　确实，事情的疑点甚多。当初与秦桧同时被拘者还有何、孙傅、司马朴，他们三人下落不明，惟独秦桧得脱虎口，此可疑者一；自中京大定府至燕京有千里之遥，自燕京再至楚州又将近有二千五百里，敌人一路之上岂无防禁，而容你秦桧轻易逃脱？此可疑者二；金人若无放归之意，则必然于命其随军之同时质其家属，绝无使王氏等同行之理，此可疑者三；最令人疑惑的是，秦桧自称随军至楚后，定脱归之计于顷食之间，借催粮之名匆忙而奔，照情理言，绝不应携带囊橐之物。则如何又有抵达涟水军后，军将因觊觎其行囊包裹而图谋不轨之事？！人们有理由认为，秦桧的南归确有不明不白的地方。　　但这些猜测却被朝廷宰执们所否定。宰相范宗伊、同知枢密院事李回一向与秦桧友善，此次更是站在了秦桧的一边。特别是范宗伊，此人不仅一贯主和，而且曾经一度出任过张邦昌的伪职，因而对秦桧的逃归便持有一种天然的肯定态度。两人授意秦桧先谒见诸宰执大臣，以期首先打消朝廷重臣的疑虑。初六，秦桧来到政事堂，在范、李两人证明下，大家果真接受了秦桧的说法，并上报天子。　　除了范、李两人的力保外，秦桧早年的名声也是使宰执们消除怀疑的一个原因。秦桧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进士及第，先补密州教授，后又中“词学兼茂科”，出任太学学正。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攻汴京，秦桧上书言事，其大略云：金人贪得无厌且奸诈无信，朝廷至多只可割让燕山一路，同时东京守御绝不能缓。因言论不符哲宗之意，疏入不报。那时的秦桧虽不比李纲等主战派，但至少是与朝廷上下惊慌失态的衮衮诸臣确有不同。后来的廷辩中，赞成割让三镇的人有七十人，而反对者只有三十六人，秦桧即是其中之一。肃王入质金营，秦桧是随驾奉往的大臣之一，金师退兵后回朝，正是因李回之荐入为殿中侍御史，寻迁左司谏，一直做到御史中丞。金人再度来犯二帝被囚后，金人传意立异姓为帝，众臣皆失色无语，身为御史台之长的秦桧进状请存赵氏帝脉，因此而为金人要执。这段事迹虽谈不上轰轰烈烈，倒也有目共睹、臣庶皆知。对这一点，幸免于难的诸多南渡大臣心里是有数的。　　然而一个人早年的表现并不能证明日后的一切。单凭秦桧这点过去的忠诚，就对他陷入敌手后四五年的经历不加审查，显然也悖于事理。不过，这也是此刻政治环境的产物，国家新遭丧乱，百废待举，尤须以广大包容之心接纳故臣旧民，这是既定的国策。国家正当用人之际，事贵从权一切不问，更是天子内心根深蒂固的想法。对僭逆事敌的张邦昌都可以不咎既往，又何况千辛万苦奔回故国的秦桧？！从现实的角度上讲，此际弃家别土从敌占区内辗转南来的士绅庶民数量极大，也不可能一一加以甄别。所以秦桧从海上来到行在的第三天、谒见宰执后的翌日，高宗就予以召见。　　毫无疑问，自从他决定从金地脱逃之时起，秦桧就一直盼望着这个时刻的到来。这天上午，秦桧是踌躇满志地走进天子行宫的，他为此酝酿已久，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必胜的信心。他也知道，自己一定能够打动人主之心。这是建炎四年十一月初七，公元1130年12月10日，帝国历史上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秦桧对皇上道：　　“如欲天下无事，须得南自南，北自北。”　　这就是说：南方归于南方，北方归于北方，双方各成一家，互不相涉。言下之意，不仅金人的吞并两河能够承认，就连刘豫的僭伪也是可以默许的。　　很显然，秦桧已彻底放弃了本朝百年廉耻礼义之训，对祸变危迫既不以为忧，对败衅迎降更不以为耻，所以他才要朝廷正式面对南北分裂的现实。秦桧这个十足的投降主义言论也证明，他虽是不得已而北去，但却独受金人青睐而受伪职随军，其中不会没有原因。变节者只有泾渭之分，没有程度之别。不能舍身求义，反而以事贵从权的理由自遁，这从某种角度上说，与那些弃君叛父、奉敌称臣者如张邦昌、刘豫等并无明显的区别。秦桧的理论要是放在以前，恐怕任何一位天子都有可能将说话人逐出殿堂，然而眼下之时，正是理灭欲兴的末日之世，一切苟全性命的主张，都自有它的市场。　　高宗已决定做一个彻底的务实者。按照他的想法，王朝正统犹在，是可以不怕那些僭逆一时的割据的。克己复礼而天下归仁，我们的天子自有他行事处世、统临四极的原则，所以他对秦桧的话便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　　秦桧立即着手他的计划，第二天就草就了给金酋完颜昌的国书，由宰相范宗伊呈送御览。高宗为此感慨万分，对宰相道：　　“秦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得到了二帝和母后的消息，又得到了一位佳士！”这一赞叹确是发自内心。　　这时，完颜昌已攻占楚州，既而又有南下之意。就在秦桧入对的这天，完颜昌近二十万大军已向泰州附近的鼍潭湖水寨发动攻击，得手后又转攻泰州。转战长江沿岸的岳飞五月中旬收复了建康府城金陵后，此时受命出任通泰镇抚使进驻泰州，但敌众我寡，不得已渡江退守江阴。这下，局势顿时又紧张起来，消息传到绍兴府，天子行在已经是一片惶恐。　　高宗对秦桧的讲和之书未作任何改动，只是将“国书”的名义去掉，转以私人信件的形式命负责长江防线的刘光世伺机转致金军。我们的天子尽管无可仗恃，但仍旧还是要面子的，扬州覆败后的那封辞意谦卑的信函，同样是采取了这种方式而未预外闻。假如这种东西的内容泄露出去，朝野强大的舆论将会是一个巨大的牵制力量，天子不愿看到如此事件的发生。　　本来，范宗伊对秦桧的安排尚有些顾虑，但天子却十分爽快，立即就给了一个“试礼部尚书”的头衔。“礼部尚书”原是寄禄官，相当于一种薪俸的级别，元丰改制后，方实领本部事务；“试”是试用的意思，一般在一段时间后转正。任命下达，秦桧照例上了一道让表，说自己泛海而来，只是奏报两宫安好消息而已，既已蒙受恩赐，志愿已毕；况且新从敌中脱身，理应投闲，请求按原职致仕。但天子正属意有加，未予接受，四个月后的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二月，进而擢升秦桧为参知政事。参知政事一职原本已罢，一年前朝廷简化政制，并三省为一，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原门下、中书二侍郎改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参知政事遂又重新成为执政官。　　秦桧取得初步的成功后有些得意忘形。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七月，范宗伊罢相，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相位无人，秦桧有点耐不住了。他逢人辄道：　　“我有两条计策，可以耸动天下。”　　听者中有人奇怪：“何以不言？”　　秦桧回答：“方今朝廷无相，说出来也无法施行。”　　这话传到天子耳里，高宗不由得不动心。此时，刘豫的伪齐已经僭立，张浚在西北战场上的主动出击也遭致失败，陕西地区的永兴路和秦川五路已尽为金人所占。形势已愈趋严重，满怀疑惧的天子当然不会放过每一个可以让他安枕无忧的妙策。八月二十三日，朝廷发布任命，以秦桧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与吕颐浩同登相位。秦桧从逃归到入相，只用了十个月的时间。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9节 翻云覆雨然而秦桧入相近一年，也并未看见他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秦桧大约也知道他的两条所谓的奇策其实是老调重弹而已，所以尽管早已成竹在胸，并且也将此付诸文字贻观有关大臣，但却不急于付诸实施。他现在最关心的仍然是权力，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排挤掉与己不合的吕颐浩。颐浩字元直，元祐进士，是一位老资格的大臣，自高宗于应天府即位后就一直随驾在侧，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的一次兵变中立有大功，入为右相，次年罢。此次与秦桧分任左右相，是第二次入居中枢。颐浩此人在政治策略上倾向于抗战路线，主张先平内寇，再御外侮，并进而北伐。但他的个人作风却很难令人恭维，既挟私用人，也好倾覆异己，这样的人与秦桧共担朝纲，自然不能相容。　　两人争斗下来，颐浩取得胜势。他的杀手锏是讽使御史黄龟年上书劾弹秦桧主和误国。高宗本来无意以此罢去秦桧，但兵部侍郎綦崈礼出示了秦桧所谓的奇策后，天子也觉得有些说不过去。　　秦桧的原话是八个字：“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虽然简单，但明显是比当年的“南归南，北时北”具体得多了，更确切地说，这八个字是拨开云雾露出了庐山面目，暴露出了他的真实想法。　　所谓“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意思就是要把河北人归于金，中原人归于刘豫。这话的涵义也有扩大，不仅仅是承认了敌伪占领的现状，而且连帝国本身也否定掉了。把北方人赶走，这不就等于说大多数南渡臣民不是大宋帝国的子孙吗？难怪天子看后不悦道：　　“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是北人，归到哪里去？！”　　秦桧第一次入相的经历就这样宣告结束。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八月二十七日，高宗下诏罢免秦桧，制词责两策之诡，同时榜于朝堂，谕以永不复用之意。消息传出，议论沸腾，对秦桧的谬论，人无贤愚，交口唾斥。秦桧成了众矢之的。　　秦桧竟会提出如此荒谬的理论，实在是匪夷所思，朝野中有不少人就认为这是有意资敌。联想起秦桧南归的种种疑点，人们怀疑他甚至有可能是金人的奸细。秦桧自称是从金酋完颜昌处逃脱的，若非其有意纵归，为何秦桧甫一回朝就献策天子，致书于完颜昌？再说，金人攻陷扬州时，就曾张榜城内，鼓动“西北人从便还乡”，秦桧要不是金人所遣，他又怎么会有如此相似的说法？不幸的是，朝野的这些议论也只是怀疑而已，尚拿不出确凿的证据。　　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八月秦桧被罢后到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年底，帝国事务的中心内容一是与敌伪军对峙中的拉锯战，一是对各地盗寇的收剿，再有就是不断地向金人派遣使节示以停战议和之意。对高宗来说，前两者并不是时政之要，重要的是后者。让天子感到无奈的是，即位以后虽屡屡遣使如金通问，但绝大多数都被对方拘留，金人也从未派遣过一介之人报聘。直到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春，通问使潘致尧去而复回，才终于打破了旧例。这件事情当然是某种消息的透露，高宗感到由衷的高兴。为此，天子立即停止了吕颐浩的北伐准备，同时由枢密院发布命令，谕戒边将不得擅越疆界。这年七月，命韩肖胄为使如金。五个月后，韩肖胄不辱使命，返国时带回了金帅完颜宗翰派遣的九人使节团，双方终于开始了正式的谈判接触。此后的几年里，金廷不断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双管齐下，迫使宋方答应苛刻的条件，但宋廷内部反对和议的力量甚大，使高宗一时不能遽下决定。另外，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也使高宗不得不暂时将和议搁置一旁，一是金人的要价甚高，一是局面有所缓和后，朝廷上下滋生了一些相当乐观的情绪。殿中侍御史常同的话就是一个典型，他认为，和、战其实是同一件事，关键在于掌握主动，本朝已有二十万的兵力，用不着畏首畏尾。在这段时期里，主战派基本占据了主流，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天子，尽管高宗从心底里恨不得一朝一夕就达成永久的和平而一劳永逸。　　与和、战的艰难选择相关联，朝堂之上的政治斗争同样十分激烈。吕颐浩罢于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九月，直接的原因是他因独断专行过于苛刻而遭致御史的参劾，但内里的原因则是因他屡请北伐而一无效果，使一心望和的高宗有所不满。此后是朱胜非担任了一年的宰相，胜非是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秦桧去职后由吕颐浩力荐出任的，也是第二次入相了。他与吕颐浩很有相似之处，一是他们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的那次兵变中同有斡旋靖难之功，二是两人的时誉都不很好。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九月朱胜非罢相后，赵鼎与张浚先后入相。　　赵鼎字元镇，南渡后历任右司谏、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由参知政事拜相。他基本上是一个稳重派，主张战、守、避三者并重，反对退守吴越。在这一年的二月，极力赞成岳飞收复荆襄要地襄阳的主张，并一力促成以岳飞主持战事，使其最后取得胜利。因此，赵鼎得到了高宗的充分信赖。张浚则成名较早，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后力主经营川陕以保东南，并受命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一去就是五年。张浚在川陕主持抗战中取得过一些胜利，但也在富平战役中遭致严重失败，丧失了陕西大部。从总体上讲，张浚尽管有所失误，但毕竟还保全了整个蜀地和陕西的部分领土，为屏蔽江淮、牵制金军起了很大的作用，应该是功大于过的。然而张浚回朝后，却有不少人攻击他丧师误国，处事无方，甚至说他当年请行川陕是“避祸远去”，此番受命回朝是“闻知虚位，前缓后急”。不过，高宗并没有为此所左右，仍然命其入相，并对他们两人寄予了甚高的希望。　　可是事与愿违，赵、张两人几乎从一开始就产生了摩擦。赵鼎特别注重程颐之学，因此十分推崇元祐政治。高宗早在建炎初期罢停王安石在宗庙中的配享地位，反熙宁而尊元祐，就是赵鼎一力所促成。赵鼎此次入相后，提倡程门之学，擢用元祐大臣子孙不遗余力，显得十分偏激。可笑的是，由于赵鼎从没有见过程颐，有人冒称程门子弟，他也照纳不误。赵鼎的努力加上高宗本有否定熙宁之意，一时程颐门人充斥朝野，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然而张浚却不以为然，至少不像赵鼎那样以个人好恶妄定雌黄，他认为元祐未必全是，熙宁也未必全非，对程门之徒喧嚣朝野也有所不满。在对待金人的态度上，赵鼎主守，张浚主攻，也有不同。政治原则上的重大分歧必然反映在日常事务中，因此两人之间不断产生龃龉，议论既不合，言语之间也有冲撞。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底，赵、张的不和达到顶点，赵鼎对皇上抱怨说：虽然我两人早年如兄弟，但今日共相，势同水火，不如留彼而去臣。经过一系列冲突后，赵鼎终于在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十二月罢去。九个月后，因为刘光世部将郦琼叛变投敌的事件，张浚也引咎辞职。不过，张浚此际的表现还是值得称道的，罢相后主动荐举赵鼎自代，于是赵鼎复相。　　赵、张不睦并不是悲剧产生的根源，他们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是让秦桧复出。始作俑者是张浚。他这个人性格轻躁锐进，喜欢奇士，因此对秦桧十分赞赏，不止一次地在其他人面前夸奖秦桧。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后，和议之论渐占上风，秦桧的境况开始好转，张浚又力荐可用，遂使其渐渐起复。赵鼎去后，张浚进一步引用秦桧，最终让他做到了枢密院使的位置。不过，张浚在与秦桧共事一段时间后也有所醒悟，但也明白得太迟了。赵鼎本来很鄙视秦桧，但再相后在秦桧的逢迎苟合下，竟也改变了想法，反倒认为他堪当大任。张赵两人的这个错误使我们的帝国从此真正变成了一个不思进取、退守自保的偏安政权，也为他们自己的后半生自掘了坟墓。　　赵鼎德才器量不过如此，张浚的识见更不见得高明，高明的是秦桧，这位左之右之翻云覆雨的诡黠奸佞之徒。可叹的是，这种人总是能运用巧妙的手法为自己铺平道路。　　　　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　　事情要从三年前说起。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九月，金军协同刘豫部队南进，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给宋军的长江防线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但不知怎么，金军前锋完颜宗弼在十一月间的一个风雪之夜里突然就撤军而返，使得整个南侵战役不了了之。事后才知道，原来是金太宗病重的消息传到了金营，宗弼已经无心恋战。　　金太宗死于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由金太祖孙完颜亶继位，是为“金熙宗”。金廷自发动侵宋战争并取得胜利后，以完颜宗望、完颜宗翰东西路大军为主的军阀派别即已形成，宗族之间不可避免地开始了激烈的争斗。宗望死后，宗翰所谓的“西朝廷”在后来成为金国最具实力的军事集团，继宗望出掌东路军的完颜昌等人已无法企及。宗翰的权势如日中天，必然引起新帝金熙宗的疑忌，即位之后，首先采取架空的策略罢卸了宗翰等人的军权，然后又默许以完颜宗磐、完颜昌、完颜宗弼为首的一批实力派合力排挤宗翰。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秋天，宗翰终于被逼迫致死。刘豫的“大齐”本是完颜昌一手树起来的，不料刘豫被立后，为生存计竟大力攀附宗翰，这使得完颜昌甚为痛恨。完颜昌一上台，立即就在金帝面前弹劾刘豫，并得到了响应。这年的十一月中旬，金廷正式下诏废除了刘豫的伪齐。此后，完颜昌升任左副元帅。完颜昌成为金廷的掌权人物，也是高宗重新启用秦桧的动机之一，因为据说完颜昌一直都很赏识秦桧，两人的私交还很不错。既然天子有意与金人谈判，秦桧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宗翰被除后，金人内部的矛盾又开始转化，宰相完颜宗磐和完颜昌成为一派，与另一派太傅完颜宗幹、军事统帅之一完颜宗弼发生利益冲突。为了增加自己的砝码，完颜昌主动向宋廷示以和谈之意，于这年的十二月份遣送宋使王伦返朝，表示可以归还徽宗灵柩，而且只要宋廷臣服，愿将刘豫所领河南之地归还。王伦辞行时，完颜昌意味深长地说：　　“自今以后道路畅通，和议可以平达了！”　　刘豫伪齐既已不复存在，宋金之间名义上的缓冲阻壅也随之消失，双方当然可以方便来往。但是，这种方便对我们的帝国意味着什么呢？　　　　高宗皇帝为此欢欣鼓舞。“只要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无所计较”，这是他的原话。王伦回来后仅几天，又被高宗再度遣往金廷，名义当然是奉迎徽宗梓宫。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五月，金使乌陵思谋、石庆来到宋境。此时秦桧已升任宰相，他不折不扣地执行着高宗的方针，开始了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和谈。　　金人当然附有苛刻的条件，这从朝廷没有公布金廷国书内容的事情上也可略知一二。高宗当然也没有立即表态，原因是宰执大臣争论不定，参与谈判的宰相赵鼎、枢密副使王庶两人就表示不能接受金人的侮弄。但高宗的犹豫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七月，又派王伦出使。到了十月份，高宗已经和秦桧达成了完全的一致，明确表示坚决讲和，并且同意了秦桧提出的由其独主此事、不许群臣干预的请求。十月二十一日，无可奈何的赵鼎只有称疾求去。十月二十六日，金使张通古、萧哲抵达宋境。这一次朝廷已无法像上一回那样遮人耳目，因为这两位使节所挂的头衔一是“诏谕江南使”，一是“明威将军”。既“诏谕”又“明威”，天子想躲都躲不过去。张通古一到临安，事情马上就会摆到了眼前：要想达成和议，我们的天子就必须跪接金人的诏书，更不用说那封诏书上有什么屈辱的条件了。但是，高宗已下定了决心。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10节 一手遮天朝野内外针对皇上不惮屈己，只求速和的政策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早先的澶渊之盟尽管带有岁币的条件，但毕竟还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和议；而靖康之难中的徽、钦二帝，乃迫不得已屈膝称臣。帝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过哪一朝天子主动以臣子之礼事敌的。负责起草国书的曾开当面痛责秦桧：　　“主上以盛德当大位，相公则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为何自卑辱至此？”　　司勋员外郎朱松等六人的联名上疏更是一针见血：　　　　“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边备，以竭我国力，以懈缓我不共戴天之仇，以绝望我中国讴吟思汉之赤子，以诏谕江南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礼。自公卿大夫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愤怒，岂肯听陛下北面为仇敌之臣哉？！”　　　　这可以说是自南渡以来最具酣畅淋漓之气的一道奏疏。尤为可贵的是，从中可以看出本朝士子也并非都是心态糜烂而不可收拾。特别是枢密院编修胡铨的上书，直接要皇上处斩秦桧、王伦等人，一时间市井之间争相传诵。然而天子和秦桧并不理会这些，秦桧甚至干脆大事清洗主持抗议的大小官员，将他们一一处理，其中受到打击最大的是程颐门生。同时秦桧把自己的党徒勾龙如渊提升为御史中丞，对反对和议的大臣专事弹劾。其手段之强硬，已臻极致。　　但军队的参与让秦桧紧张了一阵。帝国此时的三大军事统帅中，除了岳飞在鄂州不知详情外，张俊、韩世忠均上表极力反对。御军将领杨沂中等甚至告诫秦桧：若皇上必行屈膝之礼，万一军民汹涌闹出乱子，我等概不负责。在群情激昂面前，秦桧虽然毫不动摇，但如果拿不出好的办法来照顾天子的颜面，则必然激发事态进一步扩大，导致和议中辍。不用说，秦桧绝不愿这样的事情发生。　　天子也未尝不知道跪受诏谕对他来说是多么的尴尬，但为了自己向往已久的大计，似乎也没有其他的选择。高宗认定，这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万乘之主所作出的牺牲，他不止一次地标榜说：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阙久稽汛扫，兄弟宗族未得聚会，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是他不惜屈己就和的出发点。所谓“若使百姓免于兵革之苦，得其安生，朕亦何爱一己之屈？”他甚至有理由为自己这种忍让与厚生之仁感到骄傲。因而天子不仅十分奇怪臣民们不能谅察苦衷，对士大夫们缺乏为人主分忧的勇气尤感到愤怒，进而对秦桧、王伦也有相当的不满，认为他们拿不出良策来帮助圣躬。可见，最使高宗为难的不是国家的尊严而是自己的面子，假如真的跪在金使的面前，这对于堂堂大宋君主威信的消极影响确实是无法弥补的。十二月二十四日，金使到达临安，下榻于左仆射府邸。同时，金国方面也不断施加压力，甚至放出有意立钦宗为帝的消息，我们的帝国朝廷已到了必须做出最后决定的关头。　　还是秦桧为天子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受到一位聪明的大臣楼炤的启发，突然想到天子眼下正在为先帝徽宗守丧，嗣君谅荫虽不一定三年，几个月还是必要的，这岂非是一个绝妙的借口！四天后，秦桧以暂摄国政、总领百揆的冢宰身份，代替天子在金使张通古的面前跪受诏书。秦桧以下的从官，其实都是些披绯着紫，装扮成朝廷大员的低级官吏。既维护了天子的尊严，又照顾了士大夫们的颜面，也亏他想得周到。　　这件事一完成，和议就成功地告一段落。无论如何，金人毕竟答应了归还河南之地，朝廷还是得到了不少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天子觉得有资格为此自许。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元旦，不无欣喜的高宗下诏布告中外，同时大赦天下，并开始了一系列落实措施，其中包括派遣各种使节，或如金报聘、或交割地界、或宣谕诸方，甚至派皇族前往河南恭谒祖陵。天子的心情十分迫切，恨不得达成的书面协议马上就变成现实。这时，前线的岳飞方得知确切消息，累表反对和议不果，于三月份愤然上书乞解军务。高宗没有同意，他在敕书中信誓旦旦地表示，朝廷并没有放弃武备，希望岳飞不要遽而言归；但他同时告诫岳飞要始终一心保卫社稷，切不可以贪功为念。张浚在永州也前后上疏五次，力言金人狡诈无信，但同朝内外许多上疏讽劝的人一样，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