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只要多晒太阳，肺癌患者就有可能把手术后平均的“五年存活率”提高12个百分点——从60%提高到72%！相反，待在昏暗的房间里，终日不见阳光，就有可能把“五年存活率”降低31个百分点——从60%降低到29％。这结论立刻触动了我。因为在我手术之后，一位肿瘤专家在谈及化疗的效果时曾告诉我，化疗能让我的术后“五年存活率”提高两个百分点——从60%提高到62%。换句话说，在防止癌细胞复发、扩散和转移方面，坚持“日光浴”和补充维生素D所能获得的正面效果，有可能相当于化疗的6倍。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它没有什么副作用，也不花钱。这一研究结论真的能够成立吗？维生素D为什么有助于患者抵御癌细胞的侵蚀？晒太阳和这些又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对我的意义显然非同寻常，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随后的几天，我把注意力转向搜寻关于维生素D的更多资料，像个初入医学院的年轻学生一样满怀热情。我很快就了解到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原来，维生素D是一种固醇类衍生物。它通常被用来调节体内钙、磷代谢和平衡，以维持骨骼健康。近几年，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维生素D还具有另外一些奇特的功能，其中之一就是“预防慢性代谢性疾病”。在许多专家看来，肿瘤细胞的滋生、突变和暴发，在本质上正是一种“代谢性疾病”。有一种理论认为，每个人体内都存在癌细胞，每个人生活的环境都存在着诱使正常细胞癌变的物质，只是外界的致癌因素不同，自身代谢废弃物的能力也不同，这决定了肿瘤会不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当体内某一部分的代谢功能和免疫力相对较差时，身体代谢的废弃物便会聚集在那里，导致正常细胞变异，进而形成肿瘤。所谓“癌细胞的转移”，也是肌体废弃物不断寻找自我净化能力薄弱的部位，并重新集结的过程。一位名叫孙传正的中国医生，正是依据这种理论，把癌症叫作“全身性代谢废物稽留综合征”。另外一个美国人，柯林·坎贝尔博士，在他的一本影响巨大的书中，阐述了维生素D及其代谢产物对几种疾病的影响，以及人体细胞的反应机制。与此同时，这位国际著名的营养学家，令人信服地把“晒太阳”和“补充维生素D”联系在一起。他解释说，“阳光中的紫外线能将皮肤中的维生素D前体物转化成维生素D”，输送到肝脏里，被某种酶转化为一种维生素D代谢产物。此后，在一个相当关键的步骤中，肝脏存储形式的维生素D被输入肾脏，并在肾脏中被另一种酶转化为维生素D的活化代谢物，叫作钙三醇。然后，我们便得到了真正需要的东西：钙三醇形式的维生素D。它“可以遏制健康组织向病态组织的转变”。（详见T.柯林·坎贝尔、托马斯·M.坎贝尔所著《中国健康调查报告》，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我猜想，缺乏维生素D不会是导致疾病的唯一因素，但是，维生素D的重要性也是可信的。此外还有一件事应当搞清楚：我们中国人血液中维生素D的整体水平远远低于正常标准，而以中老年人群更甚。根据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营养科学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我国中老年人群中，有93.6%的人体内维生素D低于正常值（其中69.2%缺乏维生素D，另外24.4%则属于“不足”），而维生素D充足的个体仅占6.4%。我怎么也没料到会看到这样一种局面，于是迫切地想知道自己体内维生素D的水平。我开始寻找医院，希望能够做一次检查。令人惊讶的是，北京的几家大医院居然都没有这项检查。我托朋友到上海去打听，竟也没有。万般无奈，我只好自己来做大致的估算。回想自己的生活习惯，虽然喜欢吃鱼，却是淡水鱼多，深海鱼少；虽然喜欢运动，却是室内运动多，户外运动少。看来，用不着去做什么检查了。我应当属于“维生素D低于正常值”的那93.6%。接下来的问题是，我能从哪里获得维生素D呢？坏消息是，我们很难通过食物直接获得足够的维生素D。因为维生素D主要存在于深海鱼类中，这在我们中国人的食物中并不多见。而我们经常吃的东西里面，比如谷物、蔬菜和肉类，含维生素D不多。好消息是，阳光中的紫外线能在皮肤中合成维生素D。所以，只要能够多晒太阳，就能获得身体对维生素D需求量的90%以上。“如果你想知道到底通过充分的阳光来获得维生素D好，还是通过食品来补充维生素D好，”坎贝尔博士写道，“那么我告诉你，晒太阳绝对更有价值。”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信口胡说，他列举出一项覆盖全球120个国家的调查，结果表明，很多慢性病的发病率，比如糖尿病、关节炎、骨质疏松症、癌症，会随着纬度的升高而升高——越是接近北极和南极也就越常见，因为那里属于日照较少的地区。我不禁想到，今天人们体内维生素D的匮乏，除了地理位置之外，一定还和他们的现代生活方式有关。一年四季，我们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关在室内，终日不见阳光。这会不会也成为癌症发病率不断升高的一个原因呢？我猜想，在远古时代，原始人是不会缺少维生素D的。他们终日风餐露宿，日晒雨淋，连一件能完全遮挡身体的衣服也没有。后来，人们开始为自己搭建茅屋栖息，但仍然要在烈日下劳作——无论是狩猎还是农耕。逐渐地，由狩猎而游牧，由农耕而工业，人们给自己盖的房子越来越坚固，越来越舒适，不仅夜晚居有定所，而且白天工作也在室内。但是，至少他们从住所到工作场所的路上还是要露天行走的。直到有一天，人类又为自己发明了“行走的房子”——汽车。到如今这个时代，人们不论是睡觉还是工作、饮食还是行走、娱乐还是运动，全都躲在房子里，远离阳光。就连偶尔为之的户外散步，也要涂上厚厚的防晒霜，再撑上一把遮阳伞。这样看来，我有必要让自己的每一天有一段时间回归原始人的生活方式——晒太阳。既然我打算把“晒太阳”作为治疗的一部分——就像大多数癌症患者通常经历的化疗和放疗一样，那么，就应当把这件事做得更加严谨和有规律性。所以，我让自己平均每天接触阳光的时间不少于40分钟，同时还须把皮肤50%以上的部分裸露在外。事实上，即使在高楼林立的都市里，只要你愿意，也有足够的机会享受阳光。季节的转换会让日照的强度和时间发生变化，所以我也会对自己的作息时间稍做改变。一般来说，春秋季节的日照为最佳。每逢此时，我便长时间地让自己走在阳光里。盛夏骄阳似火，但是如果我在早晨9点以前和下午5点之后来到户外，就会发现阳光变得柔和可人。即使是在三九寒冬，阳光也总是比我们想象的更充沛、更温暖。当你赤身露体站到窗前，沐浴在和煦的阳光里，你会觉得好像是春天来了。每一次走在阳光里，都是一种身体的享受，同时也是精神的净化。我的户外作息随着阳光的变化而改变，而完全不在乎人世间的冷暖悲欢。我在这中间渐渐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舒适。我的体力逐渐恢复，皮肤也禁得起日晒风吹了。有人觉得光天化日之下赤身露体有失体统，有人说晒多了太阳会让人显得更加苍老，还有人提醒我过多的紫外线会诱发疾病，比如皮肤癌。我很难反驳他们，但仍然每天走在阳光里。“有失体统”也罢，“更加苍老”也罢，“诱发疾病”也罢，我都不在乎了。自从生病以来，我还从没有感觉这样良好过。毫无疑问，这时候，治疗已经成了我的一种享受，我的生命再次被阳光照亮，生机和活力不知不觉重新回到我的身上。就算太阳并不能助我除掉肿瘤细胞，维生素D的功效也没有那么神奇，我也知足了。深呼吸清晨的湖面升起团团水汽，缥缈明净，如梦如烟。我走在这如画的风景里，好像是在云中漫步。走累了就坐在湖畔的亭子里歇息，一缕薄雾飘进来，在我身边轻盈地绕一个圈，又飘出去。我深深地吸一口气，就好像吸进一片白云和蓝天。到了第四天，我五个月不能遏制的咳嗽，居然好了。真是奇了！我已体会到阳光对我的康复大有裨益。其实，在有关维生素D的代谢理论中，我还学到了更多的东西。仅仅晒太阳还不够，还须依靠自己体内的代谢机制、免疫机制和自我修复机制联合起来产生作用。换句话说，如果自己的身体不能完成维生素D的代谢过程，那么无论晒多久太阳，无论吃下多少维生素D，都是白搭。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肿瘤患者康复路上最重要的事，是恢复和强化自己肌体抵御疾病的能力，而不是损害这种能力。于是我为自己确立了治疗疾病的几个最基本的依据，用来应对形形色色的治疗手段和药物。这些依据是——不能确认有好处，而能够确认有坏处的办法，坚决不用；能够确认有好处，也能确认有坏处的办法，尽量不用；不能确认有好处，能够确认没有坏处的办法，可以试用；能够确认有好处，也能确认没有坏处的办法，尽量多用。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治疗”的天地敞开，就可以想象，对自己有好处而没坏处的方法实在有很多。“吃喝拉撒睡”是，“晒太阳”是，“散步”也是。现在再说一个：深呼吸。记得有一位医生告诉我，癌细胞惧怕氧气。不知道这是否经过了科学的证明。不过，我相信这是真的！至少用我自己的感受能够印证。当初接受开胸手术，瞬间失去左肺上叶，五脏六腑牵拉撕扯，痛彻全身，上气不接下气。幸亏病房配有输氧设备，由一根塑料管连接着，伸到我的床头，管头喷嘴不间断地咝咝作响。只要把它对准自己的鼻孔，轻轻一吸，就有一股清凉湿润进入胸腔，周身舒适。这是一种医用氧气，人工制成，通过一个无色透明的玻璃瓶子不分昼夜地冒出气泡，就算你闭目不见，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尽管我对所有人工制品心存忌惮，但还是把它当作救命稻草，每天大部分时间把它塞在鼻中，就这样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时光。出院回家以后，刀口愈合很快，胸腔里的疼痛也逐渐减轻，可是剧烈的咳嗽总是无法停止，让我白天不能安卧，夜晚无法入睡。医生告诉我，这是手术后的正常反应，持续时间则因病人不同而长短不一，也许几周，也许几年。我就这样挨过了整个夏天，一边庆幸手术成功，一边又沮丧地想：这后遗症会不会伴我终生？秋天到来的时候，一个朋友打来电话，邀我去他的家乡住一段时间。“江南的气候好，”他对我说，“对你的肺有好处。”他是苏南人，住在苏州。我知道那里温暖湿润，空气新鲜，又有充足的阳光，与我们北方干燥、混浊、寒冷的冬季形成对照。印象中总是听人说起，北方的肺病患者喜欢到南方去过冬，就像候鸟一样，一直等到春暖花开时节才会北上归巢。于是我决定听从朋友的劝告，去江南疗养。朋友把我安顿在苏州郊外金鸡湖畔的一处宅子里。这里远离城市中心，远离交通干道。房子被一片宽阔的草坪和鲜花簇拥着，郁郁葱葱，风景宜人。一条小路穿过树林和芦苇丛，通向湖边。极目远眺，水天相连，碧波荡漾，成了阻隔闹市喧嚣的天然屏障。清晨的湖面升起团团水汽，缥缈明净，如梦如烟。我走在这如画的风景里，好像是在云中漫步，走累了就坐在湖畔的亭子里歇息，耳边传来绵绵不绝的鸟鸣。一缕薄雾飘进来，在我身边轻盈地绕一个圈，又飘出去。我深深地吸一口气，就好像吸进一片白云和蓝天。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我的胸闷和咳嗽的症状减轻了。第三天更加好些，夜里竟能安然入睡。到了第四天，我五个月不能遏制的咳嗽，居然好了。真是奇了！我没有经过任何治疗，也没有服用任何药物啊！我仔细品味这地方比我家多了什么好处，想来想去，其实只不过多了三样东西：阳光、雨露和干净的空气。在我长期生活的那座大城市里，人们被“埋葬”在钢筋水泥和玻璃幕墙的丛林里，绿色植物少得可怜。大街小巷从早到晚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到了深夜也不得安静。空气中的有害成分越来越多，有益成分越来越少。电视里每天发布空气质量报告，告诉人们空气中污染物有多少，但是谁来告诉我们，空气中有益成分的含量究竟是多少？比如数十人甚至上百人挤在一个大商场或者办公室里，密不透风。人人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这时候空气的含氧量会不会降低呢？负氧离子之类的好东西会不会减少呢？又比如上千万人、数百万辆汽车、数十万台锅炉拥挤在一起，争相吞噬氧气，排出二氧化碳，这时候空气中的有益成分又会有什么变化？这些都没人告诉我们。不过只要我们想想“氧吧”的出现，也就可以猜到，我们吸进的优质氧气一定是越来越少，而劣质氧气一定是越来越多。有一些官方调查证明，终日在街头执勤的交通警察，血液中的含铅量会明显高于正常人。这说明，尽管我们周围空气的恶化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它的确可以直接侵袭人的肌体。人人皆知，吸入有害气体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可是如果吸不到足够的有益气体，会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呢？没有人告诉我们。不过，我能够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一旦走进一座公园，或者哪怕是一小片街头绿地，立刻就会觉得神清气爽。我猜想，那一定是因为空气新鲜、湿润、富含氧气的缘故。而现在，苏州郊外这片山清水秀的湿地，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辽阔无比的自然保护区。在这里，阳光、雨露和空气的结合是如此完美，把大自然的生机传递到我的体内。这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效用却相当明显。从苏州回来之后，我开始对空气敏感起来。渐渐地，这种敏感变得越来越强烈，也更细微，甚至有些神经质。厨房的油烟、街头的汽车尾气、墙角的垃圾箱、公共场所的二手烟……这些味道会立即在我心里引起强烈抵触。路边窨井盖的透气孔泛出的阴沟味儿，本来不会引起我的注意，现在也变得异常刺鼻。我知道自己的这种感受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同时还能猜到，如果对医学专家们说起此事，他们一定会笑我神经过敏。事实上，我的确对医生说起过。有一天我告诉一位神经科的医生，我一坐在绿荫下就觉得头脑舒适，疼痛也会减轻。她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医生，对自己的病人充满热忱，总是报以一种全神贯注的神情，让我感觉到自己是被尊重、被理解的。那一次，她很认真地倾听我的叙述，这给了我鼓励，继续倾诉我对户外新鲜空气的好感，不料她笑起来，说我是“心理作用”。“室内空气就算不好，也不至于差那么多。”她说。但我还是相信自己的感觉。不管是心理作用还是实际效果，也不论“癌细胞怕氧气”的说法是否得到了医学证明，我觉得这样做全身都很舒服，而且这感觉很清晰。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还是尽可能地走到绿色树丛中。在建立起对新鲜空气的信任之后，“深呼吸”便成了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呼吸一定要深，这是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肺是用来呼吸的，但是很多人忘记了，我们一生中只是使用肺活量的很小一部分！肺的内部充满气泡，看上去有点像一栋楼房，一个气泡就是一个房间。我们大多数人，总是让这栋楼的大部分房间关着，一辈子都不会打开。“深呼吸”的好处首先就在于，它能促使我们打开更多的房间；其次，当我们深呼吸的时候，特别是采用“腹式呼吸法”时，我们不仅吸入更多的新鲜空气，排出更多的废气，同时还能推动内脏器官更大幅度地运动。很多人会提到气功对人体的神妙作用，其实在我看来，如果排除其中种种神秘色彩和灵修部分，气功在本质上就是在一个好的环境里，以一种正确的身体姿势和方法来练习“呼吸”。这同一般意义上的“深呼吸”并无明显区别。我的“深呼吸”，每天持续大约30分钟。这时候我会有意识地把呼吸拉长。“呼”的时候，以一种缓慢均匀的节奏吐尽腹内所有废气，“吸”的时候，以同样的节奏让整个胸腔全部充满新鲜空气（在腹式呼吸中是鼓足腹腔）。我将这整个过程叫作“呼尽吸足”。很多人在调理呼吸时注重吸入，而不大注意呼出。我过去也是这样，可是我渐渐地感到，在每一轮高质量的“深呼吸”中，“呼尽”比“吸足”更重要。这是因为，只有把胸腹内所有的废气排尽，新鲜的空气才能很顺畅地进入每一个角落。我的“深呼吸”在大多数时候是和散步一同完成的。有一位专家在电视上鼓励大家多散步，这引起了我的共鸣。他同时还主张散步时邀一二好友或者家人，边走边聊。他的意思是，这样能够帮助你保持步伐的节奏，不至于太快或者太慢。这话听上去有些道理，但是我不想仿效。与亲友聊天当然能够让你精神愉悦，但是它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你的呼吸节奏。所以，这种方式也许适于一个正常人的保健需求，对于一个渴望康复的癌症患者来说，就不一定适当。我在散步时从来不和别人东拉西扯。我希望把精神专注于自己的体内，而“深呼吸”有助于精神专注。伴随步子的节奏，缓慢深沉地呼吸，让我感觉到体内器官的扩张和收缩，感觉到血液在加速流淌，全身的活力跃动起来。我猜这正是全身血液输氧的最好时机，所以“深呼吸”的效果也会特别明显。当我把“深呼吸”作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时，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周围的空气质量是好还是坏。由于现在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在诸如北京这样的地方，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纯净、湿润的空气，是越来越难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最简单也最便捷的方法，就是每天关注当地电视台的空气质量预报。事实上，我确实很注意空气质量报告，以便决定第二天我要在室外待更长时间还是少待一会儿，就像按照天气预报来决定该穿什么衣服一样。可惜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空气质量预报还不精确，尤其不够严格，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可能人为地降低标准。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学会依靠自己。尽管空气这种东西无色无味看不见摸不着，我们还是有很多种直观的办法来判断空气质量，而无须使用仪器。如果空气中飘浮着污染物，蓝天会显得暗淡压抑，阳光苍白无力，云彩混浊不清。如果空气特别纯净，早晨的阳光就会清晰有力，傍晚则会染上一层金色。天空高远通透，白云在湛蓝色背景下熠熠生辉，层次丰富，边缘清晰，就好像是大洋深处的万顷波浪。我还特意选择了周围几处固定的建筑和远处起伏不定的山峦作为参照，每天从窗户看去，山的轮廓是否清晰、建筑物的层次是否丰富，都可以帮助我观察空气的通透度。有时候，山峦隐没在一片混沌中，踪影全无。每逢这时，如果不是因为冷暖气流交汇而生成了重重雾气，就必然是空气中飘浮了太多的尘埃。我们容易忽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室内的空气质量通常不如室外，所以更有必要小心谨慎地观察和维护。在室内，我能找到观察空气质量的最好方法，就是在阳光倾斜进来时，逆着光线看过去，可以清晰地看到空气是否纯净，以及有多少尘埃在四处飞扬。此外还有一种更为苛刻的检验办法，就是伸手在床上、沙发垫子或者座椅靠背上拍打一下，看看有多少尘埃在瞬间弥漫开来。如果你对室内卫生特别仔细，每天清扫所有的角落，甚至连床底下也不放过，那么飘浮在室内的尘埃数量定会明显减少。空气中的尘埃有个正式说法，叫作“可吸入颗粒物”。它肯定可以成为病菌和污染物质的载体。这东西如果经常大量地进入你的肺里，你能想象结果会有多糟。所以，我想提醒所有癌症患者的家人，让病人居住的房间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其实比给他吃一大堆营养补药更重要。身心合一心灵有可能成为肉体最完美的守护者，也有可能成为肉体最直接的摧残者。我有一次去北京医院李金大夫那里复查。那时我经历肺癌切除手术还不到半年，可以说是刚刚度过最艰难的阶段。这位善解人意的老大夫，一边对我的“脑瘤”莫名其妙的逆转惊喜不已，一边又对我的“肺癌”流露着全身心的关怀。她絮絮叨叨地告诫我，要想康复，精神状态至关重要。说着说着，她忽然话锋一转，询问我是否需要一些抗抑郁的药。“抗抑郁？”我从没想过这件事，以为她在开玩笑。“这药不是骗人的。”她说，“很有效。”“我还用得着抗吗？”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玩笑。“不开玩笑。”她满脸严肃，“很多病人在生病半年一年后，都会出现这种症状。”看我还是满脸懵懂，她又说：“一个很能干的人，一下子什么也不能干了，很容易心情郁闷，所以，保持乐观豁达很重要。你可以想象吧？”我不敢再笑。一种药物居然真的能对人的精神状态产生作用，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尽管没有接受这种药，但我还是意识到一件事——第一次意识到，癌症患者的麻烦，也许不只是切除肿瘤病灶那么简单。事实上，我们还不得不面对一些“精神的”“情绪的”，或者叫作“心理的”问题。精神对肉体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一直以来都是科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大多数医生都会认可，不良的甚至负面的精神状态，与生理疾病存在关联。中医有所谓“病由心生”的说法，而西方现代医学的一些研究则证实，人类的疾病60%由精神因素造成。有一位医生曾给我讲了一些“病由心生”的案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胃溃疡。我自己就是一个有着20多年病史的胃溃疡患者，所以很容易理解其中含义。而在恶性肿瘤值得注意的病因中，精神因素始终是一个重要方面。有一项调查证实，上海市的癌症病人中，大约30％同时患有抑郁症。到了每年入冬前后，这个数字还会增至50％以上。抑郁症本是一种心理疾病，但是医生们发现，抑郁症与癌症患者的死亡率存在着密切关联。从理论上说，不良的精神状态会削弱心理免疫力，进而增加肿瘤复发转移的机会。临床研究则进一步证实，有抑郁症的肿瘤病人与没有抑郁症的病人相比，死亡率高两倍。癌症患者更容易患心理疾病，有了心理疾病的癌症患者更难抵御病情恶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在上海的那些大医院里，每年冬至前后，不仅是癌症病人患抑郁症的激增期，同时也是癌症病人死亡的高峰期。因而在医生口中流传着一个说法，“冬至”是癌症病人的“鬼门关”。（详见《五成癌症病人秋冬患上忧郁症》，2007年11月4日“39健康网”）在面对死神的这一段特殊日子里，最要紧的，是让自己拥有一种健康积极的精神状态，而这正是癌症患者最缺少的。尽管如此，肿瘤治疗领域里还是普遍地忽视精神因素。这也难怪，现代解剖学能够让人看清人体器官，甚至细胞结构，却不能证明精神的存在，更何况还有种种商业利益在背后纠结。与此对应的是另外一种理论，即“精神万能”。这种理论主张，“完全依靠心理力量就可以将久病之躯变成健康之身”。一个名叫拉尔夫·沃尔多·川恩（Ralph Waldo Trine）的美国人，是这种理论最有影响力的阐述者。他的著作被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行销全世界。他本人则被认为是成就最大的“灵修大师”。我在阅读他的一些著作时，始终不能赞同其中“精神决定一切”的理论。不过，对于他所说的“快乐的心情是世界上最好的药物”，我深有同感。我不是有神论者，也不大相信“灵魂不灭”之说，可是我相信每个人都存在“身、心、灵”的不同境界。人的生命是由肉体和精神共同组成的。这用不着复杂的科学实证，只需我们的直观感受就能证明，所以，用“身心合一”来引导我的康复之路，似乎更加符合生命的本质。每个人都需要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病人尤其应当如此。过分责怪医生的缺点和医院的缺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换了我们去做医生或者医院院长，也没有把握做得更好。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去创造一种让自己满意的生活。手术后的第一个春天，我决定躲开北方的风沙和干燥，去南方的朋友家住一段时间。朋友家坐落在深圳东郊山海相连的地方，房间不大，陈设简约优雅，桌上有个台历，翻开的一页上留着淡淡的一行字：“每一天，推开窗，心情向阳。”我默念两遍，若有所思。推开窗，满眼重峦叠翠，水天一色，若有若无。我不禁心情大好。通过手术已经成功切除体内的肿瘤，可是对于疾病的治疗，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药物的，也是情感的；既是外科手术的过程，也是内心修炼的过程。对付癌症尤其如此。从今往后，我第一要紧的事，是让自己找回那种旺盛的活力和从容的心态。此后几个星期，我在这里过起了隐居生活。晚上在空寂的山谷中睡去，清晨在鸟儿的鸣叫声中醒来。白天和朋友一起，漫步在海边沙滩，或者在山间拾级而上。那是一条群山环抱中的小路，百草丛生，万木葱郁。山路越来越陡。我遥望半山腰的一座小亭，似乎远在天边，心说凭我这老弱病残之躯，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即了。这样一想，渐渐觉得脚下发软，气也不够用了，开始大口喘息，不免更加沮丧。朋友对我的状态好像浑然不觉，只顾引我向上攀登。不知不觉已达山腰，小亭赫然就在眼前。凭栏处，隔着山谷极目远眺，云淡风轻，海阔天空，屋顶星星点点，精巧如园林盆景。低头又见脚下立一小牌，写着“海拔207.8米”——这是我生病以来到达的最高点，而我竟不觉得累。我大乐，满腔沮丧乖戾之气一扫而光。我们仔细品味大自然的恩赐，谈论过去几年病榻上的日子，慨叹生死悲欢，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希望。不过，人生有很多东西看上去重要，到头来全都可以放下。我已放下种种功名利禄，放下种种欲望焦虑，可是竟没有想到，就连疾病本身，也是可以放下的。事实上，癌症患者想要拥有乐观宽广的胸怀，是很不容易的。想要保持一种持续不变的乐观，就更加不易。很多事情说说容易，做到很难。即使一时一事想明白了，也不能做到时时事事都想明白。我们遭遇从天而降的打击，面对死亡的恐惧，面对病痛的折磨，面对种种绝望和希望的纠缠。每一次求医问药、每一次住院治疗、每一次接受或者拒绝医生的建议、每一次目睹或者耳闻病友的逝去，都像经历一场精神的炼狱。好不容易度过最困难的日子，病情稳定下来，心情也稍感平复，然而事情还没有完。我们似乎永远不能成为精神上的强者，因为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无时无刻不悬在我们头顶上。过去几年，我没完没了地应付全身上下的复查。少则两三个月，多则半年，就要来上一轮：X光扫描、CT扫描、核磁共振扫描、PET扫描、骨扫描、B超扫描、癌胚抗原检查、血液常规检查，大大小小的胶片和检查报告塞满了一大箱子。每一次复查都会排除老问题，同时又会发现新问题：可疑的病灶从后脑跑到前脑，从左肺跑到右肺，后来又出现在胆囊和脚踝骨，此起彼伏。也可以说，要是光看胶片影像，此人从头到脚都是“肿瘤”。这恰恰应了肺癌最常见的恶化趋势：不是“脑转移”，就是“骨转移”。我就这样一直生活在“复发”和“转移”的悬念之中。悬念不是事实，却像一片阴云，隐约盘踞在内心深处，挥之不去。每次走进医院都是怀揣忐忑不安的心思，出来的时候又强装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人前谈笑风生，插科打诨，可是一个人静下来，就会被这些吉凶未卜的悬念搅扰得心绪不宁。是啊，我太注重自己的病了。我的身体正在康复起来，我的精神却还没有达到正常人的水平，所以在潜意识里还是把自己当个病人，好多事情都还没有做。我还没有到大海中去游泳，还没有身负全副滑雪器具重返雪山之巅。我一直梦想着去探寻世界上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一直梦想着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像个真正的山里人一样过上一年，却都不敢成行。我已经如愿吃到了最棒的清蒸鲥鱼，可是我敞开肚皮吃上一顿涮羊肉的念头，却因中医的劝阻而耽搁至今……我开始问自己：我能把疾病也放下吗？山间一派清新，带着树叶和泥土的味道，烟雨蒙蒙，丝丝入心。就在这悠远宁静的山海之间，我感觉到一种精神力量正在渗入肉体，渐渐清晰。我明白了人为什么可以一动不动地坐上几小时、几天甚至几年，只是怔怔地凝望着空中的白云或者繁星。快乐源于单纯，健康也是如此。所有事实都在证明，心灵有可能成为肉体最完美的守护者，也有可能成为肉体最直接的摧残者。身心合一。它让我的精神力量变得强大，也让我的生命变得快乐和富有生机。我们歇息片刻，继续攀登，转眼间顶峰已在脚下。回首浮云低，意犹未尽，于是，我在这山巅之上，踏着薄云，披着浓雾，做了20个俯卧撑。从这时开始，我有了一种感觉：自己在肉体和精神方面都已是正常人了。重返雪山愉快的心情常常起因于生活中有一些令人愉快的事。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用快乐把我们的生活填满，让美好的东西进入我们的内心。这样，我们体内的“自愈机制”和“免疫系统”就有更多机会获取新的生命力。自从疾病猝然降临，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雪山。我喜欢高山滑雪。这种野性十足和富有刺激性的运动，即使对于身强体健的人也会险象环生，可我对它一直念念不忘。每到冰封雪舞的季节，眼见雪友们来来往往，欢天喜地如过年一样，我便渴望着重返雪山之巅。现在，我竟真的又站在这里了。这是一处狭小的山梁，孤独地矗立在群峰之上。皑皑冰雪覆盖了重峦叠嶂，雪山和天空彼此映照，绵延起伏，明暗对比强烈，随着阳光的移动变化万千。这是一个蓝色和白色绘成的世界，是一片最原始的家园，不曾被污染，也不曾被扭曲，你可以在这里体验最单纯、最快乐的自己。恍惚中，我仿佛身处睡梦中的天堂，轻咬一下舌头，才相信一切都是真的。天气很冷，还刮着风。也不知是因为周围美丽的景色，还是因为空气清新，或者是因为梦想成真而兴奋不已，我只觉得神清气爽。晓东站在我身边，一袭白色滑雪服，一顶鲜红头盔，眼睛从雪镜里看着我，满含期待，又有几分担心。我告诉她，感觉好极了，头不痛，胸不闷。接着大喊一声“我去也”，飞身滑下陡坡。眼底千堆雪，耳边百丈风，心中无限空寂，脚下卷起一片雪雾，甩到身后远远的地方。忽见山脚有一个身影，迎着我向山上奔来，两臂高举，使劲摇晃。“太——棒——啦！”我听到他在大喊大叫，“奇——迹！奇——迹！”我辨认出那是安东，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滑雪教练。几年前他有一天来看我，本想与我相约来这里滑雪的，可叹我竟病入膏肓，连站起来都不能了。那一晚他坐在我的床头，安慰我说：“没关系，我们还有机会。”我使劲笑笑，对他说：“你去吧，替我多滑两趟。别忘了拍几张照片拿回来给我看。”我当时以为，这种快乐只有来世可期了，就把自己的渴望寄托在朋友身上。谁能料到，今生我居然还能圆梦！转瞬间我已来到山下，停下来大口喘息，感觉两腿发软，同时意识到刚才的滑降动作全走了样，一定很难看。可是我这位严格的教练毫不介意，他一头冲过来，把我抱住，说他看见我从山上下来，忽然非常非常激动。还说我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奇迹。那天分手后，他意犹未尽，给我发来短信，说他滑雪已有18年了，这是让他最感动的一次。我回答他：“今生一个梦，圆了。”当晚回到营地，我和晓东依然兴奋不已，忍不住给那些关心我的朋友发出一条短信：“号外：凌志军重返滑雪场。”此前我已提到人体内的“免疫系统”和“自愈机制”，还提到精神有可能成为肉体最直接的摧残者，也有可能成为肉体最完美的守护者，其间差别，全在于我们的内心是否快乐、是否充满阳光。我也曾提到，保有乐观心态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难。在通常的情形中，劝一个癌症病人打起精神，就像对一个垂死的人说：“今天太阳真好啊！”癌症病人的生活充满了恐惧和绝望，抵抗身心的痛苦已耗尽了我们的精力，所以再也没有心思去做别的。我们不是不明白乐观的心态很重要，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乐观起来呢？愉快的心情常常起因于生活中有一些令人愉快的事。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专注于美好的事物，专注于美丽的景象，用快乐把我们的生活填满，让美好的东西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体内的“自愈机制”和“免疫系统”，就有更多机会获取新的生命力，疾病所造成的伤害也就更有可能被驱逐出来。冥想、忏悔、心灵的静修，都可以让人的精神净化和升华，可惜灵魂的世界是那么神秘缥缈，不是我辈凡人俗物能够追寻的。所以，我们最好回到现实中来，在自己身边寻求快乐之道。唱歌、跳舞、养花、种菜、旅游、摄影、绘画、游泳，练一套太极、听一曲音乐、看一场电影、读一本新书、寻访一个老友、动手做一道爱吃的菜……随便什么事，只要你喜欢。你肯定能在其中找到那种让你欣喜若狂的感觉，甚至会把自己的疾病忘得干干净净。我说过我习惯了无所事事，其实那是因为我学会了没事找事——自己喜欢的事。即使在死到临头的时刻，我还写下“最想做的10件事”，当时想的是，“哪怕能做一件也好啊”。不久，我惊喜地发现，10件事中居然已经实现9件，只剩下“重返滑雪场”这最后一个心愿了。我一直梦想着能有这么一天，可还是没有想到，它的到来竟会如此激动人心。我在精神上的满足感，远远超过经受住一次体能考验的成功感。就像心理康复一样，癌症病人的体能恢复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我根本不会奢望毕其功于一役。这一天我在山上滑了还不到一小时，已经觉得浑身酸软无力，上气不接下气，胸口还有点闷。看来，我的体能距离一个健康人还差得很远，只不过经过这次体验，我已可以确信，疾病正在离我远去。只要睡个好觉，就能聚集起新的力量。第二天清晨，我和晓东收拾行囊，背起滑雪板，迎着朝阳，再次登上雪山……后记2012年3月15日下午，家里笑声不断。我们不断说着一些开心的话题，彼此觉得心情异常轻松。有好长时间，我们都没意识到有什么变化，直到晚饭时，才发现原来是因为这天上午刚刚完成新一轮复查，结果出乎意料地好：颅内病灶几乎完全消失，肺部和腹部未见新的异常，癌胚抗原指标回归正常，脚踝骨的阴影正在淡化，手术后幸存的那片肺叶竟也生长壮大起来，把空荡荡的左边胸腔差不多都充满了。这意味着，肺癌切除手术后失去的部分肺功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补偿。“这是五年来第一次！”晓东不住地说，“这是五年来第一次！”这是真的！五年来第一次，医生在我全身上下没有发现任何新问题。医生笑眯眯地对我说：“不要再把自己当作病人啦！”这天晚上，我俩说了很多。过去五年，我们经历了平生最艰难的一段日子，实在不能想象，我们居然熬过来了。我们开始念叨那些朋友、同事，还有读者。没有他们的关心、帮助和鼓励，我们无法渡过难关。我在心里感谢他们，同时默默历数他们的名字，数到后来，竟是数不清了。其实有很多人我并不熟悉，甚至从未谋面。他们只不过是听说我病了，就在遥远的地方表达自己的祝愿——发来一条短信，写下一篇博文，送来一本《圣经》，或者点上一炷香，默默为我祈福。我还想到我曾寻访过的所有医生护士，由衷地感谢他们给予我的诊断和治疗，也感谢他们用自己的经验、学识、德行和智慧引导着我的康复之路。他们帮助我认识了这种疾病，懂得了自己的身体，就连他们的弱点和过失也让我学到很多。我也暗自庆幸自己的这番经历。如果不曾与死神如此接近，我永远也不会了解自己精神中最脆弱的一面，也永远不会明白，我还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学习，还有那么好的境界可以修炼。在经历了与死神的对话之后，我开始理解生命的真谛。我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茶余饭后也增添了更多的话题和笑声。很多曾被我忽视了的东西，如今在我的生活中放射出迷人的光彩。我们——我、我的家人和友人——学会了一起面对生命中的坎坷，互相嘘寒问暖，相濡以沫。除了能和相知相爱的家人相依为命、能和情真意笃的友人风雨同舟，我不知道人生最后一段旅途上还能有什么更美好的事。我知道未来的康复之路并非万事大吉，复发和转移的危险还没有彻底消除。然而，我再也不会谈癌色变。对于死亡，我也不再恐惧。死神是天堂里的最后一位天使，是上帝给予人类的最后一个礼物。爱的力量——一个癌症患者妻子的心声今年三月，志军按照癌症患者的例行常规做了一次全面复查。让我们惊喜的是，这次复查结果完全正常，这是他五年来在体检中第一次没有留下任何疑点，以至于他的主治医生对他宣布：你已经不再是病人了！我们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一直关注志军健康的所有亲朋好友。有朋友问，志军可以开始写书了吧？他们所期待的书，不是志军以往致力于撰写的时评著作，而是他这五年来在癌症康复之路上的亲身经历。因为这些亲人与朋友，在这五年里一直与我们共同分担所有的痛苦与欢乐。志军的“起死回生”，被所有了解事件始终的人视为奇迹。早在志军幸运地逃过开颅手术并且度过医生宣布的三个月“死期”时，他就半开玩笑地说，等我真的活过来，我就写一本书，名字就叫《别让医生吓死你》，当时大家都被这话逗笑了，若有所思。因为在病魔突如其来的前期，我们和所有的亲人与朋友，的确被医生的诊断和预言吓得够呛。作为志军的妻子和职业编辑，我是他每一本书的第一读者。这一次当然更不例外，因为我和他一样，也是这本书所述故事的亲历者。当志军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的书已经写好了，我有些惊讶。我只注意到在最近的半年里，志军每天下午会在他的电脑前工作一两个小时。我以为他又恢复了以往写笔记的习惯，没想到，他真的默默实践着自己的诺言，把这五年的经历与思考写成了一本书。不过，这本书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越了他当年的题目。这是第一次，在他让我作为第一读者阅读初稿时，我没有迫不及待地开始阅读。过去足足两周后，我才鼓起勇气来读这本书。正如我所担心的，志军的书让我在第一时间打开泪水的闸门，痛哭不止。我被自己如此激烈的反应吓了一跳，也由此了解到，在陪伴志军走过的这五年中，我在心理上承受了怎样的压力。如果不是亲历，很多人很难了解，癌症患者的家属在某种情况下，比癌症患者本人承受的精神压力和痛苦还要大。可以说，在中国有多少癌症病人，就有多少生活在恐惧、惶惑与悲痛中的妻子（丈夫）、儿女，还有他们的父母。作为癌症患者身边最亲近的人，他们能否战胜种种消极情绪，以积极理性的心态辅助病人的治疗与护理，特别是在精神层面给病人以最大的鼓励与安慰，对癌症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正因此，我萌生了写下这篇后记的想法，想与所有和我有同样境遇的癌症患者的家属，分享我的一些经历和想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癌症”在中国，是一个让人恐惧的词。（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公众意识已经把“癌症”看作一种慢性病。我也是在志军生病很久以后，才从来自美国的一位英语老师那里接受这种观念）。如果一个人被医生确诊为癌症，特别是癌症晚期，几乎就等于宣判“缓期执行”的死刑——三个月或者半年，是医生最通常的说法。而这个“死刑判决书”的第一受众，往往是患者家属。这就是许多和我一样的癌症患者家属面临的第一道难关：你要不要告诉自己最爱的人这个残酷的消息？你自己又能否承受住突如其来的打击？许多人选择隐瞒。隐瞒是出于保护病人的好心，但是它会使未来与病人的精神交流变得非常困难，也更容易让治疗走入误区，同时让患者家属自身的问题和压力倍增。事实上，在癌症治疗过程中，自始至终对病人隐瞒实情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隐瞒病情几乎不可避免地让事情复杂化，对病人的治疗与康复有极大的副作用。但是，“癌症”毕竟是带给病人太大冲击力的坏消息。是在第一时间就告诉病人，还是等一段时间？是告诉病人医生全部的话，还是告诉一半？这都是需要斟酌的。我是幸运的，因为志军的理性与冷静。他从一开始就与我达成默契：不要对他隐瞒任何病情。话虽这样说，实际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在求诊的前期，志军由于脑部的问题行走困难，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奔走在北京和上海的各大医院，与会诊专家们讨论志军的病情，而专家们最初的结论都非常悲观。我往往不忍心在第一时间就告诉志军会诊的结果，也尽量在他面前压抑住悲伤的情绪，强颜欢笑（事实上并不成功，看了志军的书稿我才知道）。在最初的一个月里，求诊的过程是最折磨人的，我的心情也是最糟糕的。因为希望一个接一个地破灭，北京和上海的专家一致认为志军是“肺癌脑转移晚期”，而且如果不对脑子里的“肿瘤”及时手术，很可能活不过三个月了……那是2007年的春节，我一个人带着沉重的病例口袋和绝望的心情从上海乘飞机回北京，一路默默流泪。志军单位的领导已经为他联系了上海最好的医院和最好的医生，等待我接他到上海住院。但是住院后的结果如何，谁也无法确定。这个春节假期，志军和我本来计划和好友一起去滑雪；这一年的八月，我们准备庆祝25周年的银婚纪念日。没想到忽然间所有美好的事情似乎已经与我们无缘，看着周围的景致和过往的路人，我甚至有一种奇怪的疏离感觉，好像我们两个人已经被抛出了正常生活的轨道。一切仿佛是噩梦，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这种厄运会发生在自己的生活里？……但是在我心中，似乎还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不让我被这种消极悲观的情绪淹没。家人与朋友都在给我鼓气：你要挺住，志军就靠你了！我知道，这就是自己决不能被悲伤压垮的唯一理由。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刻，当我带着所有的坏消息从上海回到家里，正是傍晚的掌灯时分。志军正和儿子坐在餐桌边聊天。看到我，他眼中满含期待：“好像情况没有那么糟吧？”他期待的眼神和家里温馨的情景，与我在上海医院看到的洁白而又冰冷的病房气氛形成强烈的反差。我在那一刻下了决心：这个春节我们不去住院，我要让他在这个温暖的家里和亲人一起度过。那一次我们最终决定不去医院。在那几天里，我们认真地讨论了志军的病情，医生的意见，以及我们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让志军知道所有实情是至关重要的，只是我会选择比较委婉的方式，而不像医生对我说话那样直白。无论怎样，志军很明白，我们这一次讨论的不仅是手术问题，也是生死问题。关于生命，我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更重视生命的质量而不是长度。如果生命的延续只意味着无休止的痛苦治疗和苟延残喘，那么不如丢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折磨，从容迎接死亡。大概正是基于这样的生命理念，我们能够在是否做开颅手术的几乎是生死赌注的问题上，选择平静地观察与等待。志军脑子里的病灶开始奇迹般地缩小后，很多朋友对我们说，太佩服你们的镇定自若和明智选择了，如果当初听了医生的话做开颅手术，后果不堪设想！现在想来，我们只能感谢医生们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生存希望，这反而让我们有了“背水一战”的勇气。事情有时就是这样奇妙，如果你能够达观地看待与接受死亡，它反而会在特定情况下渐渐离你远去。在这个过程中，志军自始至终知道自己的病情，我和他可以在任何层面交流，包括讨论生死话题。这样一种彼此信赖、毫无保留地沟通想法的状态，帮助我们共同挺过了最困难的时刻。虽然志军逃过了开颅一劫，他肺部的阴影却不让人乐观。那个从一开始就被医生怀疑是“始作俑者”的直径一厘米的小东西，似乎没有很快长大，但也不是一成不变。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再加上志军脑部病灶的逐渐缩小，使大部分原来持“肺癌脑转移晚期”的专家改变了看法，倾向于定期观察。那时候，我在北京拿着每两个月或三个月拍的脑片和胸片，至少跑四家医院，咨询不同专家的意见。当时，大部分专家倾向于这个小东西不是恶性肿瘤，只有一位专家给出相反的意见，认为肺癌的可能性很大，建议我们立即手术，以免贻误最佳治疗时机。这是我们经历的第二个困难选择。在没有完全确诊的情况下，是否冒险动手术？毕竟开胸手术会使病人大伤元气，而当时我们刚刚从“脑瘤”的阴影中走出，志军的体质还很弱，更何况大多数专家不认同肺部阴影是癌症，所以我对立即手术是很抵触的。但是志军决定手术，我最终还是尊重他的选择。志军动手术那天，我与家人等在病人家属守候区。在漫长的等候中，我一直祈祷，希望命运再一次眷顾他。但是这一次我们的运气没有那么好，病理切片出来的结果，是肺癌。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果断地决定手术，我们把握住了治疗的机会，这意味着生存的概率大大增加。在陪护志军的那些夜晚，我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我悲伤，志军终究没有逃脱癌症的厄运，眼下正在忍受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痛苦；我自责，在手术这件事上我一直拖后腿，如果更早一些下决心手术，是不是结果会更好一些呢？我也担心，志军会不会在这件事上埋怨我……这是癌症患者家属通常会遇到的第二个比较大的困扰：在癌症患者的治疗阶段，在诸多专家意见和不同医疗手段的选择中，我们究竟应该充当什么角色？是积极参与，还是消极服从？抑或越俎代庖替病人决定治疗方案？如果治疗过程中出现失误，我们如何走出内疚的心理阴影？从我的经历看，最好的办法还是开诚布公。在志军出院后身体好转时，我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他，他很快就排解了我的担心，说我们并没有贻误手术时机，而且我在整个观察和会诊的过程中，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如实地传递给他，对他的最终决定非常有帮助。我很感谢志军的理解，也体会到在癌症患者的整个治疗方案的选择中，患者家属的角色，应该是患者的延伸的“眼睛”和“耳朵”，是各种医疗信息的搜集者和传递者，也是患者最重要的参谋者，但绝不是决定者。选择哪位医生、什么治疗方法，最终决定权应该掌握在患者自己手里。这是对病人独立人格的尊重。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由于癌症的特殊性，至今也没有可以治愈的特效药或者一劳永逸的手术方法。不过，“新方法”或昂贵的“新药”层出不穷。每次我去医院，都会有人送上一沓介绍治癌新方法的小报。热心的朋友们也经常介绍一些途径，让我们去看名医或者尝试新药，有些药甚至是免费赠送的。有时候我不禁动心，想让志军尝试一下听上去比较靠谱的新方法。这就是通常病人家属会走入的“过度治疗”或者“盲目治疗”的误区。因为为亲人治病心切，容易病急乱投医，不惜倾家荡产也要挽救亲人的性命，但是有时适得其反。对此，志军在这本书里已经给出了一些有用的忠告，我就不赘述了。只是希望所有和我一样的患者家属，在帮助病人治疗和康复的路上，做出更理智的选择，避免因感情用事而导致过度治疗或者延误治疗。癌症患者的治疗与康复，是一个漫长的充满心理冲击与肉体痛苦的过程（大多数病人既要经历开刀之苦，又要承受化疗折磨）。如果说这个过程对于癌症病人是一种精神考验，那么对于和病人朝夕相处的家属就是一种感情煎熬。这种煎熬有可能腐蚀你的意志，伤害你的身体，让你无法承受照顾病人的重负。所以为了你爱的人，你必须学会在这个过程中自我拯救，自我解脱。这是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体会。因为只有我们自己拥有健康的身心，才能更好地陪伴病人走向康复之路。在志军突然发病的那些凶险的日子里，我的心就像浸泡在泪水里，几乎终日以泪洗面。虽然在理智上我会尽力克制自己，不在志军面前流泪，告诉自己应该坚强，但是在感情上我永远是脆弱的。我害怕志军在治疗过程中太痛苦，更害怕志军会离我而去。在最痛苦的时候，我曾经在志军的哥哥面前哭了足足两个小时而无法止住眼泪。有一个夜晚，我再也压抑不住悲痛的情绪，抱着志军失声痛哭，并且不停地对他说：“你一定要好好地活着，不要丢下我！如果没有你，我也活不下去了！”那时的志军，头脑还昏昏沉沉，但他仍然用男子汉的臂膀把我紧紧搂住。我从他坚实的拥抱中感受到力量，也希望自己的泪水和悲伤能够唤起他更强烈的求生欲望，不仅为他自己，也为爱他的人。现在想来，适度的宣泄与坚强、理性并不矛盾。在一个人无法承受的时候，我们需要对身边的爱人或者亲人、友人倾诉并汲取精神力量。我听到过这样的事，癌症病人的家属因为过度掩饰和压抑自己的情绪，导致各种致命疾病，甚至因此先于亲人而去，撇下患者无人照顾……我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发生在我和志军之间，我们彼此都不掩饰自己的软弱，这使我们更有力量互相安慰、互相鼓励，共同面对死亡阴影的挑战。不过，要真正走出悲伤与恐惧，仅仅依靠眼泪的宣泄和他人的慰藉是不够的。只有源自内心的省悟才会帮助你与命运达成和解，重新发现生命的快乐。在护理志军的日子里，对于突然降临的厄运，我慢慢学会了自我消化和坦然接受。当我从最初的震惊与悲痛中走出来，开始注意到那个特殊的人群，那些和我们一样奔走在各个医院的癌症患者及其家属，其中也有我们的朋友或者同事。有些人幸运地活下来，有些人已经撒手人世。身边的朋友也开始与我们分享他们或他们亲友的故事，其中有些人和志军一样，也曾经历过惊险的“死里逃生”……这些人和这些事，教我懂得，厄运随时随地可能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志军和我也不例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怨天尤人；同时我们看到身边许多癌症患者，都在默默承受手术或者化疗的痛苦，仍旧积极乐观地生活。他们成为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学会像他们一样达观地看待生命，感念生活给予我们的，享受正在度过的每一天，而绝不让自己沉浸在无谓的对于不可知未来的忧虑中。在志军最困难的头九个月，我暂时告别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全身心与他待在一起。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熬汤、煎药、榨果汁，还有陪着志军一起散步、听相声。我们常常开怀大笑，忘记了头顶上悬挂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不觉中，我们看到了生命的曙光。当志军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时，他的好朋友们来探望，总会由衷地对我说：“这些日子你真不容易，志军多亏了你的照顾，你救了他的命！”我说，我怎么觉得是在救自己的命呀！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当志军病得最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在枯竭；而当志军好起来的时候，我也重新焕发了活力。我想，这就是爱的力量吧。当你把自己的生命与另一个人的生命紧紧连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能量与效应往往是无法估量的。在志军的康复之路上，这种爱的力量不仅源自爱情，还源自家人的亲情与朋友的友情，他们的爱、关心以及无私的帮助，一直温暖着我们，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与勇气。志军的康复，当然首先归功于医学的手段，但是我一直坚信，爱情、亲情和友情的力量，同样会让我们的生命出现奇迹。即使它无法起死回生，仍可以让我们超越肉体的痛苦，达到心灵的安宁。回首五年来走过的路，我和志军深深地感谢命运，感谢生活。虽然疾病让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但生活回馈给我们的更多。志军不但和我一起走过了银婚，还和我一起返回了我们热爱的滑雪场；两年前，我们的孙子小新出生，我们幸福地做了爷爷奶奶，感受到生命延续的美好；对于生命与死亡，我们有了更加豁达的看法。这种生命感悟，会让我们更加乐观满足地生活在当下，也让我们更加从容平和地面对未来。志军的这本书，初衷是写给与他有同样命运的癌症患者以及与他们有最密切关系的家属的，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与观察，帮助更多的癌症患者及其家人，在寻求康复的路上走出误区，减少伤害与痛苦。我以为，这本书不仅仅是写给这个特定人群的。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此时或彼时，遭遇到病痛的袭击甚至死亡的威胁，即便不是我们自己，也可能是身边最爱的人。生命的无常与突发灾难，会使每个人在任何阶段都可能遇到志军和我所遇到的困惑和考验。所以，这本书也可以说是写给所有遇到生命困境时，渴望对自己的命运有更多了解和把握的人的。像志军一样，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给读它的人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和慰藉。赵晓东2012年7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