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留奇科夫在亚谢涅沃担任第一总局局长时，正值从“冷战”开始到戈尔巴乔夫时代美苏紧张关系出现重大缓和时期。1972年5 月，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访苏。理查德·尼克松来访后，勃列日涅夫于1973年6 月对美进行了回访，一年后尼克松又第二次赴莫斯科访问。这期间，美苏签订的条约和协定比两国建交以来签订的总数还要多。其中，最大的成果是尼克松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时，两国签署了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第一个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尼克松预言说：“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会写道，是美国于1972年第一次把世界从长期战争的沼泽中扶上了和平的高地。”虽然两个超级大国间竞争仍在继续，但他们都希望两国共同努力，预防核灾难。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道：总部的面孔已经改变，美国终于开始把苏联作为平等对手来对待。1974年8 月的“水门事件”丑闻和尼克松受弹劾而辞职，颇令人沮丧和怀疑。1975年年初，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亚库什金成为克格勃在华盛顿间谍活动的秘密负责人，那时他就确信：尼克松的下台不是由于社会公愤，而是因为他和对手关于缓和的秘密会谈。犹太复国主义者已成为他们的主要敌人，这些人借助于自己在国会中的欧洲院外活动集团、甚至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到处暗设圈套。正如亚库什金所认为的那样，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千方百计要求扩大军费开支。然而，对“水门事件”危机作如是解释，显然是由于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根本不了解美国的政治体系和生活方式，那些陈旧的思想糟粕束缚了他们的政治敏锐性。习惯于集权制和指令性经济的克格勃军官们和苏联外交官难以想像，在国家调节无足轻重的美国，却有高效的劳动生产率和高水平的技术，因此，苏联专家总是要用各种阴谋理论来掩盖对美国的国家运行原则和运行机制的糊涂认识。苏联外交官、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柯（1978年移居国外）这样描写他的苏联同行们：“许多人都抱有同一种不可思议的观点：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可能有一个秘密指挥中心。”而实际上，正是他们自己习惯了由隐蔽在某个地方的工作小组来暗中指挥整个系统。显然，多数苏联专家还在重复着列宁的主张：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垄断资本家的奴仆。“是的，或许是存在着一个秘密中心”，他们这样设想。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美苏关系有所松动，这部分应归功于苏联外交官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多勃雷宁异常精明的努力。多勃雷宁从1963年3 月到1986年3 月是苏联驻美国大使，他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后为美国国务卿）定期进行秘密会谈，这成了莫斯科和华盛顿沟通的渠道，为缓和开辟了道路。后来，基辛格曾称赞多勃雷宁为改善两国关系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并赞扬他深谙完美的外交艺术。但多勃雷宁无力去揭露风行莫斯科的阴谋，他的反对者在中央委员会和外交部时不时地谣传他“被美国化”了。对于那些偏见，他只是睁只眼闭只眼，借此以自慰。舍甫琴柯曾说，“多勃雷宁虽对美国国家指挥系统了如指掌，但‘水门事件’时，他却末对美国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的分权提供确切分析”。缓和虽然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但不管怎样， 尼克松下台后缓和仍在继续”。1975年8 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赫尔辛基举行，通过了重要决议。决议宣称，全欧洲边界不可改变，呼吁东西方各国遵守国际关系文明准则，尊重人权。但是，在苏联建立的赫尔辛基人权监察小组很快就被克格勃取缔，其多数成员遭逮捕或被流放。尼克松的继任者、前副总统福特在总部倍受蔑视。和安德罗波夫一起于1973年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安德烈·葛罗米柯曾宽容地写道，“时常有人占据显赫位置而只被人们顺便提及，在总统位子上只坐了两年的贾拉尔德·福特就属此类”。虽然莫斯科对福特的才能评价不高，却极力帮助他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获胜。比起没有远见、毫不知名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来说，莫斯科的首脑们，更喜欢以平庸见长的福特，因为他们认为，由福特来执政，多勃雷宁和基辛格的联系可能会继续下去。随着大选的日益迫近，莫斯科愈来愈紧逼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和那里的克格勃负责人预测竞选结果。当时，多勃雷宁告诉舍甫琴柯说：几个月来，总部的注意力全在华盛顿。似乎在这场选举前的游戏中，大使馆和克格勃国外负责人都下了很大的赌注。吉米·卡特可能是美国整个战后时期最有学识的总统，但在1977年却成了华盛顿的“外来人”和外交上的“新手”。相对于福特，葛罗米柯对卡特更嗤之以鼻：“卡特很勤恳。但是，一次在苏联发表讲话时，他竭力想说出苏联几个州和城市的名字，却只吐出了几个含混不清的音节。更令人担心的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明白美苏关系最主要的特点。”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之后，卡特试图在高尚的道德原则和尊重人权方面对国内政策进行改革。当选总统后不久，他收到安德烈·萨哈罗夫的一封来信。萨哈罗夫是苏联一位持不同政见者、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他在信中要求卡特支持他在苏联维护人权的活动。令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恼火的是，卡特竟将萨哈罗夫来信的主要内容公布于众，并给他回了信。不久，卡特在白宫又接待了另一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总部和亚库什金都错误地估计了卡特维护人权的行动。其实，卡特是试图借此以加强美国在新一轮谈判中的地位——这是1977年10月的限制战略性武器条约期满后的又一轮关于战略性武器的谈判。克格勃A 处（积极行动处）对卡特维护人权的行动矛以高度重视，作为回报，它指责美国在国内违反人权。1977年，A 处给总统夫人罗扎琳·卡特邮去一批信件，内称“反对美国违反人权”。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时，克格勃国外活动负责人说服一自由党政治家把那批信件的其中一封寄给了卡特先生。这件事搞得那位负责人很被动，因为很快就有一政治间谍向作者索要信件副本。可欣慰的是，克格勃预先准备的材料和那封信的内容完全一致。美国领导人针对苏联1978年对于人权斗士们所做的一切发表了一系列官方声明。克格勃把一个反对美国政府的犹太人阿纳托利·夏兰斯基的活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在一起，立即予以回击。夏兰斯基由于被指控向美国记者提供机密情报而被剥夺人身自由10年。克格勃亲手捏造了这个事实，但他们自己也竟然相信，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白宫的协助下，以苏联人权状况为由搞出了一个特别阴谋报告。在这样开放的时代，葛罗米柯竟还顽固地认为：这件事是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苏联对抗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卡特亲自参加了这次挑衅行动。70年代的缓和一直像个柔弱的孩子。勃列日涅夫喜欢重申：间谍活动不应取消阶级斗争原则。甚至在1972年一1974年间美国仍是苏联的主要敌人。第一总局一处（负责美国和加拿大方向）一直是最大的地区性间谍组织，并且始终在扩展。在60年代，一处只有一个副职，70年代又增加了两名，它是唯—一个由克格勃将军领导的、在国外设两个间谍机构的处（70年代初为华盛顿机构和纽约机构），后来它又在旧金山设立了第3 个间谍机构。在缓和鼎盛年代，克格勃在美国和在联合国纽约代表团内活动的人数空前增多：从1970年的120名，猛增到1975年的220名。当时，与伦敦的情报人员骤然削员的情况相比，在美国活动的人数却增加了一倍。华盛顿成了政治间谍的活动中心。1975——1982年的克格勃国外间谍头目亚库什金以自己是十二月党人的后代而引以为骄傲。1982年，《华盛顿邮报》称他是全苏“最有威望的克格勃军官”，这使他非常得意。然而，他在华盛顿期间，因一个大误会而变得阴沉起来。一天，有人在距白宫不远的苏联大使馆里偷偷放了一个纸包，内有一些秘密文件及写信人的姓名、地址和要求合作的建议。亚库什金认为纸包是一种挑衅，有人暗中离间，便下令把它交给了警察局。其实，文件内容是真实的，而送件人却被逮捕了。尽管出了这么个令人气恼的“漏洞”，1982年亚库什金回到莫斯科后还是荣升为第一总局一处处长。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看来，亚库什金领导下的一处的气氛，比总部其它任何处的都紧张得多，这主要是由于他有强烈的权力欲望——这与在华盛顿鸡尾酒会上给他带来巨大声望的软弱外交作风毫不相称。亚库什金生气时，在亚谢涅沃的电话中他叫得比谁都响。一处的气氛紧张还与该处的“威望”有关。许多人都渴望到一处去，而到那里的工作人员又都竭力往上爬，因此，充斥这里的阴谋家是其它处无法想像的。坐上第一总局第一把交椅后，克留奇科夫进行了一系列组织变动，借此利用克格勃间谍创造的一切机会与“最主要的敌人”作斗争。一处专门设置了“北方小组”，以协调对美国分布于世界上其它地方军事目标的侦察工作。小组的第一任组长是瓦季姆·克里比琴柯，他以前是克格勃驻开罗的负责人，曾策反了开罗情报机关负责人纳赛尔·萨米·沙拉夫。驻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克格勃秘密领导者曾得到指令，要他们建立对付“重要对手”小组以组织“战役”，打击美国布置在那里的军事目标。这些小组通常由来自政治情报机构、国内反间谍组织、甚至于科技情报机关的军官组成。“北方小组”的军官经常巡视驻外机构以检查“主要对手小组”的工作情况。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官僚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大大降低了他们的工作效率，损害了他们之间的相互配合。随着与西方联系范围的日益扩大，克留奇科夫首先认识到，必须用新的对敌斗争方法来训练他的人马。基于美国的大量国家机密已经公开，特别是“水门事件”丑闻和耸人听闻的记者阴谋案败露后，克留奇科夫更加确信，传统的策反间谍的方法已经过时，许多秘密已为人们所熟知。克留奇科夫1974年就任第一总局局长后，令老肃反工作者大为惊诧的是他立即要求驻外机构负责人集中力量建立大量的公开联络网，直接窃取他国国家机密，而勿需通过繁琐的程序去和被策反的秘密间谍接头。在几次重大的失败后，他不得不又马上放弃了这种实验，又重新集中精力开始在西方招募大批新的秘密间谍的活动。70年代初的缓和繁荣时期，克格勃又试图起用早已被人遗忘的天才金·菲尔比。此人1971年与鲁法结婚，对他所热衷的酒已有所忘怀了。米哈伊尔·彼德罗维奇·柳比莫夫最先与菲尔比恢复接触。柳比莫夫是总部在英国的主要技术顾问，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他是当代克格勃最有才华、最惹人喜爱的军官之一。他精通英国文学，深指威士忌酒的优劣。柳比莫夫在伦敦活动4 年，1964年被调走去招募密码译员，是年31岁。柳比莫夫回到莫斯科后的两年内，曾多次安排记者采访菲尔比。70年代初，他开始撰写论文《不列颠民族的性格特征及其战役工作中的利用》，他和菲尔比详细地商讨了这篇论文。1974年，论文以极大优势被安德罗波夫研究所审议通过。后来，他把该论文的材料编写成有关英国情报机构的秘密教科书，这套教材作为克格勃最主要的课本一直沿用到80年代中期。由于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外交人员，柳比莫夫不得不忘却在伦敦机构的仕途，1975年被派往哥本哈根。年轻有为、精力充沛的克格勃K 局局长奥列格·丹尼洛维奇·卡卢金也与菲尔比保持着密切联系。K 局从事反间谍工作，深入到敌国情报机构窃取机密。卡卢金经常造访菲尔比，听取他对如何在英国搞间谍活动的建议。他告诉卡卢金，英国外交部除从牛津、剑桥大学物色人员外，更多的是招收郡立大学毕业生，显而易见，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也是这么做的。因此，菲尔比认为，布雷德福、布里斯托尔、伯明翰、爱丁堡。埃塞克斯、赫尔、伦敦、索尔福德、萨立、苏塞克斯等大学，甚至伦敦经济学校、东方学学校都值得克格勃详细研究。而这些大学学生的交流计划为克格勃招募新的间谍提供了良好机会。连A处也常找菲尔比寻求帮助。A处主要实施对西方国家的政府和舆论施加影响的积极行动，专门伪造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其它机构的证件。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印象中，虽然菲尔比不太喜欢A 处的所作所为，但他对实施积极行动所做出的工作却是高质量的。每年10月到次年4 月间，菲尔比在克格勃的地下办公室（位于高尔基大街）为即将到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马耳他岛、澳大利亚——亚地区去工作的第一总局三局的年轻军官们开办讲习班（他们都是首次到国外活动）。讲课过程中，菲尔比常安排一些游戏，在这些游戏中，他装扮成政治家、国家公务员、情报人员，或是企业家，要求学生们设法策反他。讲习班结束时，菲尔比要给学生们作出鉴定。可以说，他最善于写些令人尴尬的评语。学员瓦列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基斯洛夫被派往德哥本哈根情报处时，菲尔比给他的评语是：“勿庸讳言，该同志毫无激情。”基斯洛夫在丹麦时，爱上了一个已婚女人，常用大使馆的车接送她，常在她市郊住处的窗下溜达，最终被克格勃丹麦负责人遣送回国。菲尔比给学员维克托·伊万诺维奇·穆扎列夫的评语同样很糟糕，说此人“两度参加讲习班，却一无所获”。穆扎列夫1984－1985年在克格勃伦敦情报机构工作。戈尔季耶夫斯基十分赞同菲尔比给穆扎列夫的评语，也准备签字把他打发掉。后来戈尔季耶夫斯出逃，穆扎列夫也被逐出伦敦。如果他留下，对不列颠人可能更有用处。克留奇科夫虽然有时也与菲尔比商议一些事情，但他对后者那种非凡的、创新的建议却持怀疑态度，就像他对待菲尔比的两个主要庇护人卡卢金和柳比莫夫的态度一样。他们之所以引起克留科夫的反感，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于在总部盛行的粗浅的阴谋理论，毫不掩饰自己的鄙视态度。1980年，卡卢金在和克留奇科夫争吵后被赶出第一局，派往列宁格勒担任安全部副部长。大约与此同时，柳比莫夫的婚变被看作“不道德”行为而被赶出总部。菲尔比随之再次沉人命运的深渊。整个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和继他之后，总部不再把缓和视为结束东西方竞争之途，而认为正是缓和削弱了自身力量。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日益觉得自己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勾结中国这个大包围圈中的一座社会主义孤岛。苏联认为，要打破这个包围圈，就必须加强它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和与“不结盟运动”的联系。然而，苏联在70年代初就失去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部分——埃及，它是60年代莫斯科中东势力中的关键部分。1973年开始的阿以战争起初对埃及极其有利，但结束时却并不那么理想。总部十分清楚，使埃及和叙利亚免遭失败命运的不是苏联这个“武器”，而是由于美国压制了以色列。戈尔季耶夫斯基及第一总局内部一致认为：中东地区的战争持续下去，只能损害苏联的利益。总部日益怀疑，在如何调停阿以冲突，解决埃及经济的问题上，萨达特总统正把注意力移往西方，而暗暗地抛弃了东方。1976年5 月埃及方面中止《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引起的惊讶，在总部远比在克里姆林宫小得多。就在走出这步棋前3 周，勃列日涅夫公开讲话时还高度评价这一条约“不仅符合苏埃两国利益，也是苏联与整个阿拉伯世界长期互利合作的基础”。1976年11月，总部写了一份内容详细的报告，准确地预言到，萨达特已以美国为基础，进一步加强了同西方的联系。报告引证埃及前总理阿齐兹·西德基的讲话：“萨达特口说准备和苏联修好是在耍手腕。”然而，克格勃在埃及的活动却走上了下坡路，纳塞尔时期招募的间谍，有许多拒绝继续合作。由于埃及国家安全部加紧防范，克格勃人员和剩余的被招募间谍只得在塞浦路斯、贝鲁特和埃及境外的其它地方接头。1977年10月1 日，苏美签署了就调解阿以冲突必要性的联合声明。勃列日涅夫认为，他终于使美国承认了苏联在中东和平谈判中的地位。然而正如苏联官方对外政策所称：“在以色列的压力下，卡特当局随即便背叛了这一协议。”协议签署7个星期后，萨达特前往耶路撒冷，与以色列谋求对话。他这次耶路撒冷之行是当代最滑稽的把戏之一。11月20日，萨达特在特拉维夫机场刚一走下飞机，以色列广播电台记者就对着麦克风说道：“现在，萨达特总统正检阅以色列国防军仪仗队。如非亲眼目睹，我真难以相信！”访问结束时，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在谈到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时说：“诺贝尔和平奖哪行！应授予他们奥斯卡金像奖。”总部常常受到阴谋理论、特别是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人院外集团阴谋理论偏执狂的狂症的侵袭。当然，萨达特的这次访问就被视作阴谋，而非演戏。普遍认为，华盛顿在同莫斯科签订那项协议时就已知道，萨达特即将前往耶路撒冷。10年后，葛罗米柯在回忆录中还掩饰不住对萨达特的愤恨：“他是埃及上空的一朵乌云，就像3500年前桑托林岛火山喷发后降落到埃及头上的、人类历史上一片巨大的满含灰尘的乌云……他一生都在追求‘伟大’，当上总统后，简直到了病态的程度。”戈尔季耶夫斯基在总部不止一次听到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愤怒地说：“该宰掉萨达特！”虽无任何根据可证明克格勃有暗杀萨达特的阴谋，但他无疑是总部特别行动小组的主要目标。克格勃强大的驻外情报机关接到A 处指令，四下散布谣言：萨达特上台前是纳粹分子。纳塞尔在遗书中也称萨达特“心理不稳定，怕老婆、曾雇用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保缥，他本人也是中央情报局的奸细。中央情报局曾许诺，在他不得不逃离埃及后，会给他提供一座别墅，并有24小时警卫”。1978年9 月，萨达特、 贝京、 卡特在戴维营签署了中东和平协议。《真理报》立即谑称，这是“以色列、美帝国主义和阿拉伯反动派为谋求自我利益，背叛阿拉伯人民达成的一项交易”。这之后，特别行动小组加紧了活动。总部引用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话说，卡特和中央情报局诱惑萨达特落入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圈套，借此排斥苏联在中东的影响。虽然广泛调解阿以冲突的戴维营计划注定不能实现，但1979年3 月埃以却又签订了和平条约。1981年10月，总部欣喜地听说，狂热的伊斯兰教徒杀死了萨达特。对巴解组织日益增多的援助，使得克里姆林宫和萨达特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克格勃军官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萨莫伊连科曾多次与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接触。萨莫伊连科40年代末期在奥地利从事间谍活动，5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东德活动——在那里，他40岁生日时克格勃授予他中校军衔。1974年夏，巴解组织代表团访苏。在莫斯科敬献花圈仪式上，阿拉法特同萨莫伊连科合影留念。巴解组织代表团访苏期间，苏联发表的官方公报称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克格勃在莫斯科郊区巴拉希赫训练中心为巴解组织培训游击队员，并供给其战斗人员大量武器，援助他们袭击以色列的军事设施。巴解组织情报部的许多军官都参加过第一总局安德罗波夫学院为期一年的培训班，在那里，其中一部分被克格勃招募。阿拉法特在60年代末曾请求罗马尼亚对外情报部驻开罗负责人康斯坦了·蒙佳努帮忙引介。1970年年底，蒙佳努安排阿拉法特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会面，两人很快便成了朋友。为公正起见，需要指出的是，在7O年代，齐奥塞斯库深受白宫和白金汉宫赏识。1972年底，罗马尼亚对外情报部同巴解组织建立间谍同盟，借此给巴解组织提供护照、电子侦察设备及战斗所必需的武器。齐奥塞斯库曾对当时的罗马尼亚对外情报部部长和后来逃往西方的约恩·帕切帕说：“莫斯科帮助巴解组织积聚武力，而我给它提供智谋。”1972年，阿拉法特和齐奥塞斯库共同制定了一个以虚假情报蒙蔽约旦国王侯赛因的秘密计划。齐奥塞斯库把侦察来的有关巴解组织的情报带到安曼。侯赛因不知道， 这些情报是阿拉法特的情报官哈尼·哈桑编造出来的 （阿拉法特一直称他是“狡滑的狐狸”）。作为对齐奥塞斯库慷慨大方的回报，侯赛因回赠他一些涉及巴解组织情报资料，其中也把在巴解组织中的情报源泄露给了对方。帕切帕证明说，哈桑被罗马尼亚对外情报部正式收为间谍，化名为安涅特，1976年，定期支付给他2500－10000美元。莫斯科远比齐奥塞斯库更担心巴解组织的恐怖活动。这些恐怖活动一部分是由阿拉法特的独立行动小组干的，一部分是由阿拉法特亲手导演的。如西方一些惊慌失措者所言，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从未扶植国际恐怖主义，相反，克里姆林宫自己也害怕成为恐怖主义分子的袭击目标。1969年，一名患有精神病的中尉竟潜入克里姆林宫，向一辆他认为是勃列日涅夫乘坐的轿车开枪射击。一年后，一个犹太人小组试图把一架苏联飞机劫持到以色列。在70年代曾发生一系列类似的企图劫机事件，其中大部分以失败告终，报界也只字未提。1977年，莫斯科地铁炸弹爆炸事件引起克格勃极大恐慌，炸弹是亚美尼亚分裂主义分子安放的。之后，与此事件有关的3 名亚美尼亚人被枪毙。在总部有人谣传：“克格勃和警察未能查到真凶，最后便把3 个与此无关的亚美尼亚分裂主义分子拉出来作替罪羊，以此证明，恐怖分子最终逃脱不掉惩罚。”克格勃虽然不是中东恐怖主义分子的主要源地，但它却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袭击非军事目标在形式上受到遣责，但总部异常明白，巴拉希赫中心有一些自由斗士在活动，他们是潜在的恐怖主义分子。据巴解组织情报人员透露，一些恐怖活动是和叙利亚、利比亚及其它一些国家驻莫斯科和东欧国家的大使馆共同策划的。委内瑞拉百万富翁的儿子伊里奇·拉米列斯·桑切斯（即很有名气的卡尔罗斯·沙卡尔）曾在莫斯科和古巴训练基地接受过训练，他是70－80年代最出名的恐怖主义分子，为巴解组织独立行动小组和利比亚上校卡扎菲卖命。1975年，他带领巴勒斯坦和德国恐怖主义小组在维也纳绑架了几个欧佩克成员国的部长，为此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得到大量赎金。总之，相对于在苏联同一训练基地受训的第三世界国家游击队员来说， 卡尔罗斯可以说是鹤立鸡群。1971年，巴解组织根据10个派系的194名被派往苏联学习的军官的情况写的一份报告指出，训练水平和学员素质极其低下。关于这一点，巴解组织武装司令拉沙德·艾哈迈德写道：“学员们不能正确理解派往国外的军事代表团的政治意图，结果，代表团中一些参加营长培训班的职位较高的军官纷纷拒绝学习并以各种借口要求回国。”艾哈迈德说，他曾经不得不开除了13名酗酒、倒卖假币和性虐待狂军官。艾哈迈德抱怨道，如果想要求军官们严格遵守行动准则，那就不得不把其中的二分之一打发回家。他在一份报告中呼吁，要更加精细地挑选赴苏受训人员。莫斯科虽然在同巴解领导人秘密会谈时忧虑地指出，巴解组织参与了恐怖活动，但它却一直公开宣称，巴解组织与恐怖主义毫无瓜葛。1975年，莫斯科广播电台报道说：“不久前，巴解组织指挥部采取果断行动，同恐怖主义作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巴解组织的措施具有成熟性和现实性。众所周知，恐怖活动和革命在斗争手段上无半点共同之处，相反，它会严重危害革命。”1976年叙利亚侵占黎巴嫩之后，总部开始担忧：作为叙利亚武器重要供应者的苏联，可能会成为巴解组织独立行动小组恐怖主义者袭击的目标。7 月11日，克格勃驻外情报机构得到警告：一部分巴勒斯坦人可能会相信“资本主义的宣传”——莫斯科援助了叙利亚的侵略行为。这样一来，苏联一部分驻外代表就有可能被谋杀。驻外情报机构得到指令：立即采取安全措施。为了安抚巴勒斯坦人，苏联随即马上在莫斯科开设了巴解组织代办处。关于开设代办处的原则性协议早在两年前阿拉法特访问莫斯科时就达成了。总部甚至命令开始“积极行动”，以说服国际社会，似乎莫斯科和叙利亚的侵略行为毫无关系。这步棋取得了一些效果。莫斯科对阿拉法特争取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的努力表示赞赏。1979年，阿拉法特应邀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党国际会议，从此开始了他卓有成效的外交攻势。1980年，欧共体各国同意巴解组织参加中东和平谈判，而美国却反对。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宣称：“巴解组织并非恐怖主义团体”。阿拉法特成功地离间了美国与它欧洲同盟国的关系，这对提高他在莫斯科的声望有很大帮助。1981年，勃列日涅夫正式确定了巴解组织的外交地位。然而，1982年以色列袭击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总部时，苏联却袖手旁观，受到阿拉法特强烈谴责。与此同时，巴解组织领导人与美国官员秘密会晤的消息，也搅得莫斯科总部寝食不安。总部怀疑，阿拉法特迫于西方压力，可能已经单方面决定取消苏联在中东调解中的地位。当然，这在莫斯科引起了极大不满。戈尔季耶夫斯基惊奇地发现：在苏联的官方报道中，已不再称阿拉法特为“同志”。显然，在莫斯科人眼里，阿拉法特已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盟者蜕变为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者。1983年，在一次有戈尔季耶夫斯基参加的驻伦敦大使馆的会议上，外交部中东国家局局长奥列格·阿列克谢耶维奇·格里涅夫斯基向苏联外交官和克格勃的军官们通报：莫斯科已不再信任阿拉法特，最好由巴解组织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人士来代替阿拉法特。然而，只有阿拉法特能够使巴解组织免遭解散的命运。因此，苏联继续给予他适当的官方援助。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一东政策是旨在建立一个“反帝国主义者同盟”，以对付以色列及其同伙美国。70年代的几乎整个10年间莫斯科始终与伊拉克保持着紧密联系，1972年双方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此后不久，克格勃又与伊拉克情报机关签署了合作协议书。到1977年，这种合作变得极其密切，伊拉克成了中东唯一一个苏联暂停自己间谍活动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总部给自己的情报机关下令停止针对伊拉克的活动， 这是史无前例的。 总部还命令，同伊拉克间谍的一切联系都要变为“官方接触” 。 这样一来，如果苏伊关系恶化，那么情报联系就必须重新开始。1979年1月， 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将军把大批伊拉克共产党人投人监狱或处死。此后，苏联与伊拉克情报机关几乎所有的特别联系都中止了。面对这种新的形势，克格勃驻外间谍机构不得不再次下令，要迅速同伊拉克以前的奸细们建立联系。1980年9 月，萨达姆·侯赛因举兵侵犯伊朗，于是，波斯湾爆发了战争，苏联与伊拉克的关系也随之变得更加复杂。但经过深思熟虑，莫斯科决定给伊拉克以秘密援助。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对外政策首席专家、戈尔巴乔夫未来的私人顾问尼古拉佛拉基米罗维奇·希什林使戈尔季耶夫斯基相信：给伊拉克运送武器，伪装得很巧妙，谁想揭露这件事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莫斯科向伊拉克的邻国兼敌国叙利亚提供了更多的武器，借此诱使叙利亚加人“中东反帝国主义同盟”。葛罗米柯在回忆录中这样称赞叙利亚领导人哈菲兹·阿萨德：“一位坚毅的、有远见的领导人，在阿拉伯世界以至于其它国家都倍受尊敬。他始终懂得苏阿友好的重要性……衣着华丽，有时嘴角滑过一丝微笑，看上去平淡无奇，其实，他是一个坚定不移、具有极大内在力量的人。”戈尔季耶夫斯基无论在总部，还是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当下交谈时，常听到一些对阿萨德不赞成的评价，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总部对阿萨德情报部的领导人极为信任，7O年代双方就建立了紧密的互利联系。1979年，为控制同苏联集团以外的“进步间谍机构”的联系，第一总局又新设了第二十局。叙利亚政府不知道克格勃在大马士革也设有间谍机构。在大马士革的苏联大使馆里，同样也活动着第二十局的代表，该局与叙利亚间谍机关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共同组织叙利亚军官去莫斯科接受培训。尽管苏叙情报部门之间还未达到互通秘密情报的程度，但叙利亚曾多次向莫斯科提供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西方情报机构的材料，阿萨德甚至允许克格勃第十六局在他的11个电子侦察站开展活动。在阿拉伯世界里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最接近的伙伴是也门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它是1967年英国离开亚丁后才独立的国家。然而，戈尔季耶夫斯基记得，克格勃一直把南也门当作经常性社会问题的发源地。克格勃驻亚丁的庞大间谍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也门社会主义党的对内阴谋和党内的权力之争，但要控制其进程几乎是不可能的。1985年，阿里·纳赛尔·穆罕默德总统下令其内卫队冲进内阁大厅用冲锋枪将政治局委员全部枪杀。总部担心，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利用自己拥有的巨大财富组织政变，推翻南也门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然而，对南也门生存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它自己残忍的、无能的统治者。莫斯科花了几年时间用来确定，对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此人1969年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利比亚国家政权。总部对卡扎菲这个集伊斯兰教、社会主义和利己主义于一身的“杂牌”领导人，评价相当复杂。总部当时非常惧怕他从中国购进原子弹，因为他一上台就在着手此事。克格勃发现，卡扎菲有一些心理不稳定的特征，这是他政治上幼稚、心狠手辣和天真的虚荣心混杂而致。他衣着十分怪僻，一天中不停地变换衣服：先是着饰有金穗带和功勋章的海军服，而后穿带有奇异的贝都英人头巾的肥大的阿拉伯长袍，接着是配有金色披肩的红色丝织衬衫。卡扎菲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偏执地害怕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和与西方石油公司巧妙的谈判艺术。这些都与他对国际问题的愚昧无知形成鲜明的对比。卡扎菲准备以大量的石油换取苏联武器，这给莫斯科留下很深的印象。1974年，他的“右膀”、少校阿卜杜勒·萨拉姆·贾卢德访问莫斯科后，苏利关系达到了高潮。在莫斯科，贾卢德表现得远比卡扎菲稳健和实际，这种风度保持至今。访问结束时签订的苏利联合声明强调，“苏联和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是相同的和相近的”。这次访问后，紧接着苏利就达成了一系列重大军火交易，它们在此后10年经济紧张时期给苏联带来了200 亿美元的利润。卡扎菲在不久前出版的自传中指出：“我们像小孩集邮一样收藏武器，一直到连利比亚这个石油经济国也承担不了这笔沉重的军费。最新型坦克在库房里蒙满灰尘，苏制歼击机在的黎波里的帆布篷下睡大觉。总之，利比亚既没有自己的驾驶员，也没有必要的技术。”1979年前后，苏利秘密签订了侦察及安全措施条约，这为苏联驻利比亚大使馆里第二十局的军官们肆意活动敞开了大门。利比亚间谍人员到克格勃安德罗波夫学院进行训练，了解掌握监视方法、保证利比亚安全的措施及美国在中东地中海活动的材料；而利比亚给克格勃提供有关埃及、以色列、北非的情报，甚至帮助它对付在的黎波里的西方外交官。80年代初期，苏利合作曾几次削弱，原因是卡扎菲不守信用。1981年卡扎菲首次访问莫斯科时就给人留下诸多不满，总部称其为“无赖的花花公子”。他举止怪诞，穿着奇异，目的在于突出个人的矫健性，以造成对勃列日涅夫的优势感。勃列日涅夫执政末期，苏联在中东连一个施加影响的可靠据点都没有了：萨达姆·侯赛因和阿拉法特背信弃义，对阿萨德的怀疑在1983年也急剧膨胀，以致外交部中东司司长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对未经证实的情报——叙利亚和以色列就黎巴嫩问题已秘密达成一项交易——也深信不疑。克里姆林宫为卡扎菲在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中扮演“教父”这一角色而深感不安。克里姆林宫与利比亚虽然没有公开决裂。但逐渐疏远了利比亚领导人。1984年，在一次苏联外交官和克格勃官员举行的非公开的情报通报会上，《消息报》首席政治评论员亚历山大·鲍文指责卡扎菲是“罪犯和法西斯分子”。克格勃的联系可能是苏联在阿拉伯世界里最牢固的，尽管苏联同阿拉伯各国的关系已经恶化，但第一总局第二十局的工作人员和从前一样，仍在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照常活动。70年代为苏联在非洲第三世界国家扩大自己的影响带来了新的契机。葡萄牙皇帝海勒·谢拉西耶被颠覆，帝制在全国彻底垮台，借此可乘之机，非洲的三个大国——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境内，出现了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制度。1975年，葡萄牙最富庶的殖民地安哥拉在庆祝帝制的垮台时，“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安哥拉民族独立联盟”之间爆发了大规模内战。1971年8 月，“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阿戈斯基尼奥·涅多与克格勃驻外情报处负责人在卢萨卡进行了谈判。此后，苏联开始转经赤道非洲的布拉柴维尔（刚果）给安哥拉政府提供大量的武器。然而，1975年夏，古巴军队向安哥拉派兵，这成了夺权斗争的导火索。1976年2 月，“非洲统一组织”正式承认“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是安哥拉的合法政府。虽然古巴的干涉受到莫斯科的欢迎，莫斯科还为它提供武器和运输机，但这一切都是哈瓦那主动要求的。卡斯特罗把这次安哥拉的动荡看成自己宣称是全世界伟大的革命领袖、能成功地巩固古巴昔日的革命精神的大好时机。越南战争后，华盛顿已无力大举反对古巴介人安哥拉事务，中央情报局也只是暗中资助“安哥拉民族独立联盟”。“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情报机关的军官们开始被送往第一总局安德罗波夫学院培训班接受为期一年的训练，在那里，其中一部分被克格勃招募。涅多本人也几次前往莫斯科治病，总部说他“神经不正常”。总部认为，涅多不善于控制“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内部的派系斗争，然而除了他，“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再没有更可靠、 更有能力的接班人。 克格勃驻南部非洲的情报处接到指令，要严密监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内部斗争，适时地给涅多指出面临的威胁。先前在争取安哥拉独立的斗争中产生的那种理想主义由于派系斗争、经济不景气和社会不满，面临破灭的危险。1977年，涅多平息了一场暴乱；1978年，他撤了总理和3 位副总理的职。为了帮助涅多控制机会主义者，由国家安全部驻东德的顾问们组成了安哥拉分部机构——安哥拉情报安全局，由安哥拉总统直接控制。1979年，前不久刚成立的第一总局第二十局就向苏联驻安哥拉大使馆派遣了一名联络军官。应安哥拉方面的请求，苏联顾问把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时的同事瓦季姆·伊万诺维奇·乔尔内派往安哥拉。这种挑选令人怀疑，因为乔尔内喜欢酗酒，而在安全措施方面一无所知。很快，他就不得不中止在安哥拉的工作——狂饮时摔断了胳膊。然而，回国后他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尽管有过令人遗憾的误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还是授予了他一枚奖章。几次类似的情况发生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得出一个结论：对于那些莫斯科已失去信心的“进步国家”，克格勃就派去像乔尔内这样的军官作它们的顾问。涅多1979年因患癌症在莫斯科去世后，安哥拉国内局势更加恶化。在南非共和国支持下，“安哥拉民族独立联盟”在国内完全站稳了脚跟。80年代初，发自卢萨卡的报道评论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层分裂加剧，经济形势面临着毁灭的危险。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看法也不乐观。中央委员会的一位有经验的顾问尼古拉·希什林在一次私人谈话时预言：“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内部矛盾的日益堆积，可能会迫使它与南非共和国签订条约。苏联对东非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国家莫桑比克的政策，与对安哥拉的基本相同。尽管古巴没有介人该国，却由莫斯科给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提供武器。该组织由总统萨莫拉·马谢尔领导，他于1975年夏天上台。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一样，“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每年选送一部分情报干部去莫斯科安德罗波夫学院培训。更类似于安哥拉的是，由东德国家安全部来的顾问帮助莫桑比克成立了“国家人民安全局” ， 它常把一些不信“国教”的人送往“劳动集中营”（正式名称为“非殖民地清智中心”）。第一总局第二十局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的苏联大使馆内也有自己的工作人员（同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一样）。起初，总部对马谢尔寄予的希望要比对涅多的更大，因为在争取独立斗争时，马谢尔就表现得像一个老练的游击队领袖和富有魁力的政治首脑。可是，克格勃80年代初从莫桑比克得到的由外交途径提供的情报比从安哥拉收到的更可怜。1981年，马谢尔开始搞“合法化运动”，目的在于抑制贪污腐化和使国家人民安全局用刑合法化。一年后，马谢尔宣布安全局的466 名军官被解职。然而，这并没有给莫斯科总部留下什么好的印象。1984年，苏联在马普托的大使馆写了一份工作报告，并把它发送到苏联各大使馆以及克格勃的驻外情报机构。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印象中，这份报告是对第三世界友好国家用词最为刻薄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道：“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人疏远人民、领导不力和营河私舞弊；莫桑比克的经济是“一片废墟”，地方政府和法律机关老死不相往来，“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只是口头上信仰社会主义，“莫桑比克民族反对派”在南非共和国支持下正聚集力量。总部对莫桑比克事务持悲观态度，尤其对“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南非共和国1984年3月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更是大为吃惊。为了公正，需要补充的是，撒哈拉以南的几个“土生土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不景气并非皆因不善经营所致。安哥拉的邻国——扎伊尔的总统蒙博托以受贿闻名，他曾得到美国几亿美元的援助，条件仅仅是因为他向美国允诺推行反共产主义政策。同时，他千方百计积聚私人财产，据估计，他的私人财产价值和扎伊尔国家的债务大致相当。这样一来，在扎伊尔这个非洲最富有的国家，居民的生活和安哥拉、莫桑比克的一样贫穷。70年代非洲讲英语的国家中规模最大的游击战争，是罗得西亚黑人反对扬·史密特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罗得西亚是1965年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的。在这里，莫斯科支持罗得西亚时犯了一个政策上的错误——支持错了对象。“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罗伯特·穆加贝是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他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这在莫斯科看来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因此，迫使克里姆林宫支持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者乔舒亚·恩科莫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津巴布韦独立前，在游击战争紧张时期，苏联供给了在赞比亚境内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大量武器，这令赞比亚总统肯内特·卡翁达对集结于本国的外国巨大军事力量非常担心，便下令禁止武器输人。恩科莫就武器供应问题在卢萨卡通过苏联大使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索洛多夫尼科夫（恩科莫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人）与克格勃有过多次谈判。索洛多夫尼科夫是苏联一名重要专家，他曾出版了几本有关非洲情况的书。除此之外，他还定期与克格勃互通情报。“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人物，我们的私人关系很好。他是个在行的职业外交官，如果请求他办点什么事，请相信，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拿到莫斯科有关组织去研究解决，绝不拖延”，恩科莫这样说。用恩科莫的话说，索洛多夫尼科夫就“业务人员培训问题”经常与安德罗波夫通信，并至少有一次还就此问题同他在莫斯科进行过会谈。古巴对外情报部安全处也给“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派有顾问。津巴布韦独立后，莫斯科中央就开始担心：它的新总理罗伯特·穆加贝会忌恨莫斯科曾给他的对手以援助。总部给克格勃在非洲、伦敦和其它地区的情报处分拍电报，要求他们搞到穆加贝对苏关系上的具体政策。1976年1月到1980年12月的5年间，苏联给予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军事援助达40亿美元，是美国的10倍。7O年代末期，莫斯科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深感失望，甚至也不再援助津巴布韦这匹黑马，而是把所有在非洲大陆的希望和努力都加在了埃塞俄比亚身上。1974年，该国中校伺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委员会夺取了政权，当上了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总司令。1977年到1978年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冬季交战期间，苏联对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援助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有消息报道：3 个多月内，平均每20分钟就有一架苏联运输机降落到该国。据估计，共有225 架苏联飞机参战。整个战争期间，由苏联的军事间谍卫星完成协调任务。与此同时，17000 名古巴士兵从安哥拉调往埃塞俄比亚，作为在那里的1000名苏联军事顾问和400 名东德士兵的补充，他们共同组成埃塞俄比亚侦察机关和国家安全纵队。由于苏联大规模的军事介人，苏联国家情报总局（军事情报局）在埃的重要作用，远非克格勃所能相比。1979年，克格勃第二十局一名联络员被派往亚的斯亚贝巴，同时埃安全局的一批军官也被送往安德罗波夫学院接受培训。尽管如此，门格斯图同涅多和马谢尔一样，很令克里姆林宫失望。他上台后，埃经济完全崩溃，成千上万的居民陷于饥饿境地，同索马里的战争和与厄立特里亚地区分裂主义分子的斗争没完没了。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总部又把最大的希望转向了非洲大陆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该组织与歧视黑人的南非当局不断斗争，因此，它曾被禁止活动。它从西方得不到武器援助，就把物质求助之手伸向了苏联。克里姆林宫解释说，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这类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的失败，是由于那些国家缺少纪律性很强的共产党。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南非共产党是苏联大有希望的一个同盟军，因为它在“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中占有关键地位。“非洲人国民大会”民族执委会22名委员中，7 名在80年代初是南非共产党党员，其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南非共产党主席尤苏福·达杜博士、非国大军队副总司令——多年的南非共产党总书记集·斯洛沃。克格勃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招募间谍较为顺手，但这种活动在南非共产党中却受到禁止，它与南非共产党的关系只有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能调解。然而，苏联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提供的金钱资助却是通过克格勃转交的。1982年6 月到1983年1月，通过戈尔季耶夫斯基之手就给尤苏福·达杜总计约54000英镑，以支持南非共产党，而同时又给“非洲人国民大会”118000英镑的援助。当这些钱到达伦敦情报机关后，戈尔季耶夫斯基曾戴上手套，撕下银行包装，重新数过。与克格勃合作的党的代表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亚基缅科在肯辛顿公园18号楼接待了达杜。达杜收到戈尔季耶夫斯基送来的钱后，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分别开了收据。他没把钱放在公文包内，而是分散在西装和大衣的几个口袋内。戈尔季耶夫斯基看到，达杜瘦弱的身体被美元钱袋塞得鼓鼓囊囊。装好钱后他徒步走回家去，显然，他根本不怕途中被偷或遇到抢劫。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因苏联对达社粗浅的了解而感到压抑，但他对达杜给予了极大的尊敬。苏联援助的资金达杜个人没花过一分，他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南非的解放斗争上。达杜1983年去世后，克格勃驻伦敦情报机构便停止了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援助的转交工作。卢萨卡成了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联络基地。在那里，苏联驻赞比亚大使把几乎一半的工作时间都用来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流亡者进行接触，经过赞比亚、安哥拉和坦桑尼亚的秘密途径给“非洲人国民大会”转送武器。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克格勃主要在斯德哥尔摩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间谍碰头，因为那里有“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大的驻外代表机关。在那里，“非洲人国民大会”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得到了社会各界强大的支持和瑞典社会民主党慷慨的财政援助。莫斯科总部认为，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民族执委会占据着有权势的位置，但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前景并不乐观；随着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不断深入，西方可能会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加紧联系，此举必将得到良好的反应。80年代初，克格勃驻斯德哥尔摩、伦敦、纽约、罗马以及设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处的非洲国家首都的间谍机构，连续不断接到指令，要他们注意研究南非共产党威望下降的原因以及西方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接触的前景。总部还以此向大家敲起了警钟：“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思想摇摆不定。戈尔季耶夫斯基1982年来到伦敦后，“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处已开始越来越不愿接收那些以记者身份作掩护的克格勃军官令人生厌的文章，更不愿意帮助在非洲新闻界发表它们。总部对此表示不满和惊讶，并令克格勃驻伦敦情报机构加紧努力，搞清西方势力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得以扩大的原因。因为莫斯科同比勒陀利亚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克格勃无法在那里建立以合法身份作掩护的间谍机关，因此，总部难以估计“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南非的活动情况，对它说自己“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能够进行有效的武装斗争”的说法表示怀疑。众所周知，“非国大”成员中支持南非共产党的主要是科萨人。戈尔季耶夫斯基明白，苏联虽然给“非洲人国民大会”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财政援助，但莫斯科对该组织的政策没有多大的影响力，甚至对那些非共产党中忠诚的、经过斯大林时代的亲苏老近卫军们的影响也不大（只是在1990年1 月，南非共产党常任总书记焦·斯洛沃在报告中才正式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并宣称南非共产党曾走了“畸形”之路）。可能让人感到费解，整个80年代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莫斯科的关注焦点并非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体制，而是比勒陀利亚的种族歧视制度以及西方国家准备给“非国大”的各种援助行动。在非洲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克格勃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小于彼得·博塔总统和他的民族主义党政府。可是，在黄金、钻石、铂金和其它贵重金属市场调节方面，莫斯科和比勒陀利亚仍保持着原有的直接联系。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苏联和南非因各自对国际市场的垄断而加强了联系。双方的联系严格保密，为了避免引起不测，这些联系就常由克格勃来组织。1984年，克里姆林宫决定就国际市场价格调整与南非的代表增加秘密会谈次数。为了使政府做到心中有数，克格勃驻美国、英国、西德、法国和瑞士的间谍机构就需要提前搜集并向上呈报有关南非财政部门和企业的情报。70年代在中东、远东和非洲连遭失败之后，80年代初，克格勃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拉丁美洲。1979年，在一次总部高级军官会议上，主席克留奇科夫分析了过去几年的国际局势和克格勃近年来的优势，第一总局一处（情报分析）处长尼古拉·列昂诺夫作了重要报告（20年前，正是歹昂诺夫第一个感到菲德尔·卡斯特罗有远大的革命前途）。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80年代克格勃在拉丁美洲要扩张军事行动消弱“主要对手”在该地区的影响、列昂诺夫的思想得到了克格勃驻委内瑞拉间谍头目的大力支持。他们共同呼吁帮助拉丁美洲非共产主义解放运动，就像当时的卡斯特罗时期那样，夺取本国政权、争做苏联的忠实联盟。需要指出的是，1979年总部和卡斯特罗的关系曾有过不愉快，关于此事报界也从未披露过。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古巴对外情报机构处死了一名克格勃在古巴的间谍，因为该间谍通过无线电用密码向莫斯科进行情报传递，这就破坏了苏古官方协议（按照这个协议两国之间严禁从事间谍活动）。总部恼羞成怒，但又不得不作出官方道歉。可是，卡斯特罗在人们的心目中是苏联对外政策（包括入侵阿富汗）的忠实而又善辩的卫道士，在第三世界也很有威望。1979年9 月，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主持召开“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代表会议，虽然共有92个国家的首脑参加，但卡斯特罗始终是焦点人物，因为在此后的3 年中，将由他领导“不结盟运动”。1979年10月，卡斯特罗来到美国纽约，随身带来了古巴的罗木酒和其他土特产，他在联合国大厦12楼、古巴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古巴机构是仅次于苏联和美国的最大的驻联合国机构，也是古巴对外情报部在美国的主要基地）举行了盛大招待会，发表了长达两个小时的热情洋溢的讲话，要求“富裕的帝国主义者”在以后10年内向第三世界提供3000亿美元的贷款。这段时期，中美洲地区的政治中心仍是卡斯特罗。1979年3 月，在加勒比海地区一个小岛国——格林纳达，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法学家莫里斯·毕晓普带领亲古分子夺取了政权。后来在1983年美国侵犯格林纳达时缴获了一批秘密文件，这些文件内容完全说明了毕晓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用一位法国大学生革命者的话说即是：他的荒诞的马克思主义，只适合于连环画。毕晓普是这样说的：“同志们，请想一想我国是如何逮捕人的。我们勿需收集证据，只同党的民族安全委员会或党的上级机关商议一下，我就可以签发拘捕令逮捕你们。在我签发拘捕令后，不管你们是否愿意，一切都完了。”莫斯科经过一番犹豫后，立即给予格林纳达以大量的军事援助，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古巴的压力。1982年年初，一位格林纳达将军哈德森·奥斯金给安德罗波夫的信中说：“又一次感谢你们的党和政府给予我们的军队以大量援助，并再次请求你们给格林纳达培训4名情报人员。”比毕晓普1979年3月登上格林纳达领导宝座更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是，4 个月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把暴君索莫查赶出了尼加拉瓜。尽管有古巴的支持和列昂诺夫热情洋溢的演说，莫斯科并没有立即扶持桑地诺分子。虽然克里姆林宫对桑地诺分子支持苏联入侵阿富汗表示赞许，也愿意欣赏称美国佬是“全人类敌人”的尼加拉瓜国歌，但两年间。它还是十分希望尼加拉瓜弱小但正统的共产党能在新政权体制中取代非正统的桑地诺分子。1981年年底，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克格勃的情报终于使克里姆林宫相信，桑地诺分子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走的是古巴、苏联之路。在苏联和古巴的帮助支持下，桑地诺分子6年内把自己的人民军由5000人急剧扩充到119000人，成为中美洲历史上的一个军事强国（美国支持下的反政府武装，按最乐观的估计，也从未超过20000 人）。总部很快便与马那瓜（尼加拉瓜首都）签订了组建情报机构的协议，并派第20局的代表去与“我们的尼加拉瓜朋友”（克格勃内部对“友好间谍机关”的称呼）建立联络。尼加拉瓜情报机构叛逃人员米格尔·博兰尼沃斯·汉捷尔证明，尼加拉瓜安全机构头目是古巴对外情报部的一名军官，化名雷南·蒙捷罗。克格勃也曾派70名顾问帮助尼加拉瓜成立了国家安全学校，作为回报，尼加拉瓜给克格勃提供了4个电子侦察基地。里根当局疯狂地对待尼加拉瓜革命，只对桑地诺分子和莫斯科总部有利。美国对反政府武装的支持、1984年中央情报局对尼加拉瓜海港的布雷封锁以及参与炸毁科林多油库行动，转移了人们视线，使人们忘记桑地诺分子违反人权的行为及他们的不善管理。所有这些事件，只能唤起拉丁美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美浪潮，桑地诺分子反抗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得到了国际支持。里根虽然有很高的声望，但却无力说服国会和美国舆论界继续给反政府武装提供财政援助（美国对反政府武装的援助于1984年正式停止）。令莫斯科总部尤为高兴的是，白宫试图以民间方式继续帮助反政府武装，将把自己拖入了一部兀长的令人忧愁的悲喜剧之中。而这时的尼古拉·列昂诺夫在总部正陶醉于来自中美洲的荣誉光环之中。1979年，他准确地指出克格勃扩大地区行动具有广阔前景，与卡斯特罗打交道时又取得了轰动一时的成功，这些成绩于1983年把他拥上了第一总局副局长的宝座，专门负责克格勃在南、北美洲的行动。苏联与古巴无论在间谍领域，还是在电子侦察方面继续扩大情报合作。70年代中期，对扩大合作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克格勃。情报总局在距美国海岸不到100 海里的卢尔杰斯建立了联合电子侦察基地。1983年，里根总统称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基地：“在这块几英亩的土地上，错综复杂地布满了天线和传感装置。”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联合报告中说，1985年在卢尔杰斯大约有2100名苏联技术人员，“他们从这个关键地点监测着美国商务卫星运行、军用和商用船只的联系、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在卡纳韦拉尔角的宇航计划。他们甚至能从卢尔杰斯监听到美国国内的电话谈话。”7O年代中期，克格勃在西欧有两件忧虑的事。第一件是欧洲共同体。197O年以前，在西欧的克格勃机构领导人被告知，欧共体区别于他的各成员国，除非其重大政治问题方面的情报才值得注意，其它方面不必特别关注。然而，1975年12月比利时首相列奥·金杰曼斯在欧洲共同体会议上作了报告之后，第一总局的观点彻底改变了。金杰曼斯在报告中呼吁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会议消除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分散之间的“精神分裂性”矛盾，他要求欧共体制定共同防御和对外政策战略。金杰曼斯报告的意义还由于中国对欧共体事务兴趣的增大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197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向欧洲共同体派驻大使，并立即开始贸易谈判。克留奇科夫在1976年夏天得出结论，金杰曼斯的报告和中国在布鲁塞尔的活动正孕育着一个反苏阴谋。1976年7 月，他在签发的通令中要求驻外情报机构“借助一切业务机会”尽快、尽多地搜集欧共体政策方面的情报。克留奇科夫强调，欧共体有可能变成一个“军事、政治联盟，并置于侵略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的作用之下”，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欧共体已经和中国结成反苏同盟。一个月后，总部就欧共体正日益成为苏联的威胁，又签发了一个更为详尽的通令。通令说，欧共体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相当迅速。第一总局显然很担心金杰曼斯那个阴险的报告，因为其中特别强调了下面这个结论：“只有在共同防御政策制定出来以后，欧洲联盟才会稳定。”1976年8 月的通令强调，欧共体今后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破坏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欧共体领导集团“似乎已经开始寻找机会，从内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美国人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表明，整个过程是反苏阴谋的一部分，此后的几年中，莫斯科总部对驻外情报机构不断地强调这一点。1977年春天下发的通令，甚至把次年的欧洲议会直接选举计划都看作是对苏联的威胁，因为这将加速政治一体化进程。通令强凋，欧共体已变成“协调破坏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威望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活动的中心”。为了更准确地揭露欧共体的反苏本质，就迫切需要找到一条能够搞到其秘密文件的途径，而这些文件只有在欧洲共同体的领导机关内部“成立可靠的间谍基地”之后才有可能弄到。克格勃驻欧共体各国的情报机构负责人接到指令，要他们任命一名有经验的克格勃人员，通常是由政治情报机关的二把手来组织对付欧共体的行动。总部认为，最有前途的招募间谍机关，是位于比利时布鲁日市的欧洲专科学校、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和阿姆斯特丹的欧洲学院。第一总局说，这些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将来是极为宝贵的情报提供者。除了当间谍的热情之外，协调对付欧共体行动的克格勃驻外情报人员在工作中还必须严格遵守各种规定，他们要定期给总部寄去欧共体的电话簿，各国派驻欧共体的外交官、记者名单和所有访问苏联的欧共体官员的详细情况。总部强调了“积极行动”对于延缓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拖延欧洲议会直接选举的必要性。驻外间谍机构负责人还接到命令，要找出报刊杂志上反映欧共体成员国之间、欧共体内部及欧共体与美国和日本之间矛盾的文章。一些通令还像从前一样，指出了欧共体和中国正在结成反苏同盟的危险。尽管欧共体成员国之间时常发生冲突，金杰曼斯的共同防御构想也完全失败，但总部还和从前一样，对未来的欧洲一体化深感不安。直到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克格勃，这个话题一直未从通令中剔除，看来在他之后，这种心病无疑还要照样继续下去。1984年春天，第一总局负责西欧事务的副局长维克多·格鲁什科向各处签发的通令中，再一次向驻外间谍机关负责人强调了1976年形成的那种阴谋理论。格鲁什科宣称，欧共体和中国不断加强合作，这引起了总部的“不安”；欧共体已制定出长远的行动计划，要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声望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的团给一致；“反动集团”的欧洲各国军事一体化计划已构成“特别的威胁”。由于所有的观点（包括格鲁什科的）都一致认为“西欧一体化与苏联利益相抵触”，因此，政治局（克格勃的行话是“上级”）把欧共体当作了“情报工作的主要目标”。80年代初，欧共体在克格勃的眼中实际上已和主要敌人美国、北约、中国的地位相当。无论这具有什么样的讽刺意义，但都已说明，欧洲一体化进程已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总部收到了大量有关欧共体的情报，但对情报的质量很不满意，无疑，它会像以前一样，斥责驻伦敦及其它西欧国家的情报机构对付欧共体的行动“质量不合格”。驻外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接到指令，“为落实克留奇科夫同志的指示”，要在欧共体内部积极安插间谍及实施其它形式的情报侦探手段。可是，总部的“不满意”驳回了不少有关欧共体的情报，而更主要的是，对于西方的阴谋难以找到更有力的证明。于是，当总部得不到关于破坏东欧国家的布鲁塞尔阴谋的报告时，便推断说，这样的阴谋肯定存在，只是情报机构没有侦探到。克留奇科夫一直要求，延缓欧洲一体化的行动一定要争取“更大的主动性”。7O年代中期，总部对欧洲的第二大忧虑是北极地区——斯瓦巴尔群岛（包括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和巴伦支海。1920年39个国家共同签订的《斯瓦巴尔条约》规定：斯瓦巴尔群岛领土归挪威管辖，条约签署国有权在此开发经济和自然资源。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后，西方国家对斯瓦巴尔群岛的石油、天然气日益关注，这对总部构成了极大的战略性威胁。因为其它国家会借助于斯瓦巴尔群岛和巴伦支海上的石油井架，来监视北方舰队军舰和潜水艇的活动，这种担心也使苏挪在巴伦支海的领界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因此，1975——1976年冬，以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H·A·古洪诺夫为首成立了北极地带苏联各部门间联合委员会，克留奇科夫在该委员会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培训对挪威和北极地带的情报人员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安德罗波夫亲自抓这项工作。联合委员会成立之前，总部在挪威有两张王牌：一张是已经完成了克格勃使命的女间谍古恩沃尔·加尔通格·哈维克；另一张是号称“天字第一号”的阿尔涅·特列霍列特。哈维克曾是挪威外交部长多年的随身女秘书，30年前，她爱上了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科兹洛夫的俄罗斯俘虏。当年德国侵略挪威时，她在军队医院当护士，护理过科兹洛夫，后帮他转移到瑞典。1947年，哈维克女士被派往莫斯科和挪威大使馆，在那里，她与科兹洛夫再度重逢。这时的科兹洛夫已经结婚了，国家安全部是把他作为诱饵派到这里的。1950年，按照早已设计好的步骤，她受到恐吓，被迫开始为苏联国家安全部卖命，代号“维卡”。1956年她以新的化名“格列塔”回到挪威，从此她不断地收到科兹洛夫的信函以及“老板”们寄来的钱款。在为苏联情报机关卖命的27年间，她共和8个接线人接头250多次，给他们传递几千份秘密文件。70年代中期，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任职，当他初次知道哈维克的存在后，就警告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要他们严加防范。1977年1 月27日傍晚，哈维克在奥斯陆市郊一个黑暗的街道上向她的接线人亚历山大·基里洛维奇·普林齐帕洛夫递情报时，被挪威国家安全部逮捕。当时，普林齐帕洛夫先是想动粗，但后来又声明他有外交豁免权，他被释放了。他的口袋里有一信封，内有准备给哈维克的2000挪威克朗。被捕后的几个小时内，哈维克只反复申诉说，她和科兹洛夫只有恋爱关系，曾经通过苏联外交官给他传过几封信。接着便一声不响了。又过了一会儿，她想了想，然后说：“我现在说实话，我当了近30年的俄罗斯间谍。”半年后，哈维克在被审判前，因心肌梗塞死于狱中。1978年，第三处曾把被清理出来的哈维克档案拿给菲尔比看，其中连她的名字和国籍都没提到。菲尔比分析了她的材料后得出结论：哈维克被捕，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有间谍潜入了克格勃。在向大家读了菲尔比的报告后，第三处处长维克多·费奥多洛维奇·格鲁什科对部下说：“如果菲尔比说的正确，那就是我们处内部出了叛徒。幸亏格鲁什科没有再往下说。当时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也在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十分担心自己会克制不住，他的全部意志都在要求自己不能脸红因为菲尔比几乎已经怀疑到他了。在审讯哈维克的过程中，挪威国家安全部似乎有一种印象，即后几个月来克格勃好像对她已不感兴趣了。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怀疑（尽管几年都未能予以确认），挪威外交部内可能已有对克格勃更为重要的间谍。对于挪威安全部来说，还有一个不祥的信号。有人听说就在哈维克刚被逮捕后克格勃在奥斯陆的一名年轻军官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日任的妻子问丈夫： 发生了什么事们” 日任非常乐观地答道“没有，不会有什么倒霉事的！”总部在挪威的最主要间谍是阿尔涅特列霍利特，他与诺尔日帕克、赫尤，黑布尔顿一样成了自己强烈的虚荣心和异常自负的克格勃的牺牲品。这位帅气的、妄自尊大的先生被捕时还不到35岁。他娶了一位电视明星（第二妻子）高傲地站在挪威工党一边。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政治学，好像是他的反美主义促使他与克格勃合作的。60年代末他曾参与组织了反对靠政变上台的希腊军事委员会的斗争特列霍利特认为该委员会受美国扶持。他曾是著名国际法专家延斯埃文先的助手，埃文先是欧洲法院关于军事委员会一案的公诉人。克格勃驻奥斯陆的情报机构发现特列霍利特后便开始认真驯服他，招募特列霍利特的过程好像令人大为称赞。后来特列霍利待回忆说；“他们盛情邀请我赴宴，席间我们分析了挪威和国际政治形势。”1968年到1971年间领导特列霍利特的第一个军官是叶夫根尼·别利亚耶夫。他开始时逐步说服特列霍利特收下自己那份没多大意义的情报的酬金。别利亚耶夫在1971年回莫斯科之前，在一家餐厅的告别宴会上把特列霍利特介绍给了他的下一位老板——根纳季·费奥多洛维奇·季托夫，他在1972- 1977年是克格勃在挪威的负责人。他在总部有个绰号叫“鳄鱼”，同事们都讨厌他，而部下中，除了一些有靠山的，都怕他，可是上级却对他特别厚爱。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说：“他是克格勃中最令人生厌、最无原则性的军官。”季托夫1932年生于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5岁（也可能是6岁）时父亲被枪毙，当时正值“大恐怖时代”。他在流氓无赖中长大，从小就养成了低级下流的德性。连他自己都非常惊奇，他这样的出身，1955年克格勃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竟录取了他。在那里，他以极大的热情竭力洗刷自身的污点。与领导和同事们相处时，他最大的天才是善于阿决奉承，就是靠这个本事他博得了特列霍利特和克留奇科夫的好感。在特列霍利特眼里，他是一个“优秀的人才”：知识渊博、乐观、幽默，经常讲一些苏联领导人的奇闻轶事。季托夫也很善于察言观色。当特列霍利特就越南、希腊、北约、美国以及和平运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季托夫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并毫不吝啬自己的夸赞之辞。他说，特列霍利特是唯一有可能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人——这种可能性甚至要比传统的官僚外交大得多。在一定程度上，特列霍利特发挥了一个苏联间谍应有的作用，1972年帮助挪威左翼组织反对挪威加人欧共体的斗争就较有成效。但他的主要任务是给克格勃提供有关挪威和北约政策方面的情报，当他以前的老师延斯·埃文先被任命为海洋法谈判代表团团长后，他在这方面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他受埃文先的推荐，被任命为代表团副秘书，这样，他就成了苏联北极地带（主要是斯瓦巴尔群岛和巴伦支海）部门间联合委员会最重要的情报来源。1977年苏挪巴伦支海边界线谈判时，他不仅为克格勃通报挪威的谈判立场，而且作为一个在挪威代表团中工作的苏联间谍施加了各种影响。1977年7月1日，苏挪签订巴伦支海协定。后来，挪威国内对政府在谈判中对苏联做出巨大让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季托夫由于“哈维克事件”于1977年被调离挪威，此后两年内他在总部作克留奇科夫的助手， 并像以前向特列霍利特“进攻” 时一样，阿波奉承克留奇科夫。1979—1984年，他任第一总局三处处长，主管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及亚洲一澳大利亚地区的事务。他认识到特列霍利特是他官运的决定因素，所以他就说服克留奇科夫让他还抓此事。于是，他继续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同特列霍利特定期会面（这两个城市是克格勃与其欧洲间谍会面的老地方），而大部分在本土的例行“接头”任务，基本上是由克格勃驻奥斯陆的两名军官弗拉基米尔·日任和亚历山大·洛帕京来完成的。1978年岁末，特列霍利特接到新的任命，前往挪威驻联合国的代表团。这份任命对克格勃来说，来得正是时候，因为那时挪威已成为安理会成员国。特列霍利特走之前，季托夫在赫尔辛基介绍他与日任认识，因为日任即将成为特列霍利特在纽约的“老板”。他们约定以后在餐馆接头，或者在联合国代表团休息室彼此借读报之机传递便条。在纽约的工作进展不错，只是特列霍利特常抱怨说，日任选择的餐馆条件不好。由于纽约自由散漫的生活，特列霍利特不再小心谨慎地“工作”。他开始倒卖金银，为自己买了一匹马，常抛头露面去参加比赛。1982一1983年，他得到了接近挪威国防研究所工作的许可，于是搞到了不少北约有关航天技术方面的机密材料，因此，后来在法庭上，公诉人把他在这个研究所比作“雉鸡巢中的狐狸”。要知道，北约战略上一直把挪威视作“北方的门户。”美国一海军官员把苏挪交界处的科拉半岛称作“地球上的一块无价的不动产”。苏联把规模巨大的海军力量都集中在了摩尔曼斯克。而北约也毫不动摇地认定：一旦大西洋爆发战争，首先会在挪威打响，苏联就会试图占领挪威，从而把自己的潜艇从挪威各峡湾造出投入战斗。主要是根据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报，当特列霍利特在纽约活动时，挪威国家安全部已请求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监视。尽管挪威当局根据已有证据，尚不足以把特列霍利特赶出国防研究所，但他以后几次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同季托夫的接头都被监控起来了，连他们在维也纳的漫步都被藏在儿童推车里的照相机偷拍了下来。照片上，矮小壮实的季托夫挥动着双手，而瘦高的特列霍利特友善地微笑着。1984年年初，季托夫终于实现了终生夙愿——升为克格勃将军，在这件事上，特列霍利特的功劳要比季托夫本人的大得多。也正是在那时，正值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访问奥斯陆，挪威外交部任命特列霍利特为新闻专员。11月20日，星期五，早上，在舒尔茨离挪之前，特列霍利特就赶到奥斯陆机场，准备搭乘12点45分的航班飞往维也纳与季托夫碰头。他手中的公文包里有66份外交机密文件。他坐在候机大厅时，被挪威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奥尔努利夫·拉夫杰逮捕。与此后报纸上的渲染不同，在逮捕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悲剧性的事件。正如托夫杰所说：“特列霍利特当时很平静，一句话没说。我们给他戴手铐时勿需拧着他的双手。他被带出旁门，塞进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汽车，送到了警察局。”特列霍利特1985年在接受审讯时说，他只不过在东西方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法庭认为他这是“过分夸张和夸耀”。季托夫极力培养了特列霍利特的自负，终使他变得荒唐可笑，以至连他自己也确信，他成了联结东西方的桥梁。季托夫还同样极力纵容他的贪婪。后来，法庭侦讯人员从特列霍利特住处搜出并没收了100多 万克朗，这些钱都是他间谍活动的报酬。显然，“100万 ”还是降低后的数字，因为特列霍利特除从克格勃拿钱外，还曾收到过伊拉克情报机构寄来的5万美元。戈尔季耶夫斯基深信，如果特列霍利特再早几周被逮捕，那么，季托夫就与将军肩章无缘了。克留奇科夫一得到特列霍利特被捕的消息，就立即把季托夫打发到东柏林，担任克格勃在卡尔斯霍尔斯特的第二把手。同去的还有负责特列霍利特一案的两名军官——弗拉基米罗夫日任和亚历山大·洛帕京。一年后，特列霍利特被判处20年监禁。1981年，当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由于健康原因而辞去所有职务时，总部在斯堪的纳维亚又失去了一位重要“间谍” 。在此之前，克格勃在芬兰共招募了160名间谍和“可靠的联系人”——这比第一总局三处在其它国家的总和还多。克格勃赫尔辛基情报机构负责人维克多·弗拉基米罗夫及其对手弗拉基米罗夫·索博列夫大使断言，吉科宁辞职后，接替他的肯定是他的同伴、中心党（前农业党）的阿赫季·卡里亚莱年。这一次，驻外情报机构没有再犯像在吉科宁事件中的那种错误，即把卡里亚莱年称为自己招募的间谍。卡里亚莱年被称为“机密联系”，但克格勃并没怀疑，将来对他能施加巨大影响，克格勃甚至称他是“我们的卡里亚莱年”，或者“我们口袋中的人”。被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是第一总局中芬兰事务的首席专家。最优秀的分析家的阿尔贝特·彼得罗维奇·阿库洛夫曾预言，卡里亚莱年“醉鬼”的名声，会导致他在党派选举中失败。弗拉基米罗夫对阿库洛夫的预言不予理睬，偷偷跑到中心党主席、外交部长帕沃·维亚里年那儿说，苏联支持卡里亚莱年，而反对现任首相、社会民主党人毛诺·科伊维斯托。卡里亚莱年曾写到：“弗拉基米罗夫告诉维亚里年，他要利用自己在共产党及其它党派中的影响来支持我。”他坦诚地向维亚里年说道：“苏联为我的选举能做些什么？”……“弗拉基米罗夫发展了国家经济合作思想，形成了于我更有利的局势。”但是，正如阿库洛夫所预言的，尽管有弗拉基米罗夫的积极努力，卡里亚莱年在中心党候选人提名时就被淘汰了，而社会民主党候选人毛诺·科伊维斯托在1982年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总统宝座。70年代，在瑞典的所有领导人中，克格勃对社会民主党人奥洛夫·帕尔梅寄予厚望。在1969年帕尔梅当上首相之前，总部对他并未特别注意。后来，他在指责越南战争时的能言善辩、呼吁西方国家削减军费开支、支持第三世界的进步运动马上引起了苏联的关注。 总部制定了把他招募为有影响的间谍的计划， 并于1972年派《新闻》出版社社长、会说瑞典语的拉脱维亚人、克格勃间谍H·B·涅伊兰德前往斯德哥尔摩。涅伊兰德和帕尔梅的母亲是同乡，因此，他以“根”都在拉脱维亚这一点很快与帕尔梅拉上了朋友关系。他安排帕尔梅到拉脱维亚的祖居地作短暂旅行，还同帕尔梅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顾问会面。总部也尽一切可能，努力使苏联的政策和涅伊兰德的言行引起帕尔梅的好感。1976年帕尔梅下野成为反对党后，他在裁军方面似乎更倾向于苏联的政策， 而不再考虑美国的政策。 为了研究裁军问题，于1980年成立的帕尔梅委员会，由于批评美国的立场，受到莫斯科的高度评价。涅伊兰德在给总部的工作报告中；极力渲染帕尔梅对苏联政策的日益好感。克留奇科夫在定期给安德罗波夫和政治局的报告中说，虽然帕尔梅没被完全招募，但他却服从于克格勃的权威。显然，第一总局过高地评价了自己的成绩。涅伊兰德同帕尔梅的定期接触以及他在《新闻》出版社的工作，本身就足以使人怀疑他与克格勃之间有着某种瓜葛。而瑞典人在政治方面的幼稚也令人惊讶，竟然没有发现涅伊兰德影响帕尔梅的政治方针的任何证据；无论这种影响存在还是不存在，只是到了1980年涅伊兰德离开斯德哥尔摩后，才能说这种影响完全消失了。涅伊兰德的继任者不善于博得帕尔梅的信任，因此，克格勃也就难以再接近他了。总部虽然欢迎帕尔梅1982年重新执政，并赞赏他在自己第二次任首相期间（1986年被暗杀）支持苏联的裁军政策，但还是把他看作是一个信仰西方价值观念的西方政治家。7O年代仅剩的最后一点缓和成果，随着1979年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成为历史。1978年1 月共产主义政变时，共和国领导人穆罕默德·达乌德及其全家都被杀死，于是，在阿富汗共产党巴尔查姆派领导人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和哈利克派领导人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之间展开了对总统宝座的争夺，莫斯科总部支持曾是多年的克格勃间谍的卡尔迈勒。可是塔拉基在许多方面得到勃列日涅夫的支持，占有很大优势。而且他和勃列日涅夫曾经有过一次短时间的会面，给勃列日涅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卡尔迈勒的支持只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1979年9 月，塔拉基被副总理哈菲佐拉·阿明杀害，莫斯科对此事视而不见，反而祝贺阿明的“当选”，并向他表示，苏阿兄弟般的关系将来在友好、睦邻、合作条约的基础上，会得到巨大发展。可是总部不久便清楚阿明的末日已经不远。驻喀布尔情报处报告说，阿明的反对派，伊斯兰领袖非常残忍，阿富汗军队内的叛乱和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都已对他构成极大威胁。与克格勃所有反对外国政治领导人的行动一样，除掉阿明的计划是经过政治局讨论的，政治局最终同意了这一计划。奥列格·利亚林1971年逃到西方后说，第一总局内有一个从事暗杀活动的处，后来经过改组后，其职权转给了从事秘密活动的C 局八处。八处挑出了阿塞拜疆人米哈伊尔·塔列博夫中校去除掉阿明。塔列博夫曾在喀布尔活动多年，能装扮成阿富汗人。1979年晚秋。他带着八处给的毒药到了喀布尔，扮成一个阿富汗厨师，在总统府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是，据几年后从 c局逃跑的弗拉基米尔·库济奇金说，“阿明的小心谨慎不亚于博尔吉家族，他时常变换食品和饮料，似乎很害怕有人会毒死他”。塔列博夫毒死阿明的计划没有成功，而阿富汗的局势却继续恶化。克格勃喀布尔情报机构活动于阿富汗行政机关内部的间谍报告说，如果不除掉阿明，反苏的伊斯兰共和国很快就会代替共产主义制度。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个要求武力介入阿富汗，不允许苏联的邻国放弃社会主义。但是，比苏共中央国际部更了解西方和第三世界立场的莫斯科总部和外交部认为武力入侵是不可取的。安德罗波夫同第一总局的观点一致，起初也不同意苏联军队侵犯阿富汗，但随着阿明下台后阿富汗局势的恶化，他的观点逐渐有所改变。1989年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中说，1956年苏联坦克开进匈牙利，镇压了“反革命势力”，恢复了可靠的共产党政府，安德罗波夫开始从这件事中找寻经验。总部认为，最终采取军事介入的决定，在政治局不会引起严重分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像一年前击败伊朗沙赫（国王）那样战胜阿富汗的社会主义的前景，成为军事介入的决定性理由。“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将威信扫地，后果不堪设想。苏联不能去冒这个险”。因此，通过武力入侵阿富汗的决议并没有征求政治局候补委员们的意见。后来，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两人于1979年11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证明说，他们最初是从报纸和广播得知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事的。1979年圣诞之夜，苏联军用运输机开始往喀布尔国际机场运送大批军人和装备，每3 分种就有一架飞机起飞和降落，苏联的后备部队从陆路向阿富汗集结。12月27日晚，苏联的装甲兵纵队从机场向总统府推进，纵队由第一总局八处在巴拉希哈的特别训练中心主任、上校博亚里诺夫率领的克格勃特别小组担任先头部队。所有这些苏联官兵都身着阿富汗军装，乘坐挂有阿富汗标志的军用卡车。开往总统府途中，纵队被检查站拦住了。这时，前面汽车的车门迅速打开，克格勃军队开始向阿富汗人射击。博亚里诺夫上校亲自组织了攻占总统府的战斗，总统及其情妇被打死在楼上的酒吧间里，博亚里诺夫命令，不留活口，把所有人员全部杀掉。战斗过程中，博亚里诺夫上校被自己的士兵误认为是总统卫队成员而被打死，还有大约10名克格勃突击队队员和其他苏联士兵在战斗中丧生。占领总统府后，阿富汗共产党员、克格勃宿将巴布拉克·卡尔迈勒马上从国外赶赴国内，他是莫斯科选定的阿明的接班人。回国后，他通过广播向全国宣布，国家政权已转交到他的手中，并正式向苏联请求军事上的帮助。他向全国的通告虽然被认为是在喀布尔播发的，而实际上是从苏联转播的，因为阿明被杀时，喀布尔电台在正常广播。12月28日凌晨， 喀布尔电台转到苏联军队之手，并广播说，阿明“根据革命法庭判决已被处死”。阿明被处决后，在莫斯科对他的称呼由“阿明同志”变成了“美帝国主义可恶的间谍”。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指责阿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爪牙，并无理地要求美国政府交出阿明与它作交易的所有文件。总部甚至抓住阿明同中央情报局的联系大肆散布谣言说，阿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曾被美国情报机构招募。对于这样的宣传连莫斯科总部内部也有人表示异议。苏军侵略阿富汗10年后，一位苏联历史学家写道：“阿明年轻时曾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这个事实只能加重我们的间谍恐怖症。”金·菲尔比在1988年去世前几个月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还顽固地认为：“大量实事证明，阿明暗中同美国人勾结。”总部整个说来是不赞成武力入侵的，其结果也证明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库济奇金说：“我们有两方面的重大失算：高估了阿富汗军队的备战情况和低估了它的抵抗能力。”1980年春天，有8 万（后来超过10万）名苏联军人去援助被起义者击溃的阿富汗军队。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SO年代中期，阿富汗居民约减少了一半，全世界逃亡难民中，阿富汗的占四分之一。还80年代初期，克格勃的一位将军就对库济奇金说过，总部许多人都认同但决定不公开的一个观点就是：“阿富汗是我们的‘越南’，我们都深深地陷进这场战争的泥潭里了，我们战不能胜，而又难以自拔。这是件荒唐事，是沼泽，如果不是勃列日涅夫一伙人，我们决不可能滑进去！”克格勃除在喀布尔情报机构外，在阿富汗的各大城市又设了八个分处，在这些情报机关中共有300名克格勃军官和100多名技术人员，他们枕头下都藏着手枪，床头旁备有冲锋枪。一个在阿富汗某省活动的克格勃密码破译员曾送给戈尔季耶夫斯基几盘记录夜间强攻的录音带，并加上了自己的评论，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战争的残酷和痛苦。在喀布尔的克格勃的一位主要间谍、侵略阿富汗后立即升为将军的鲍里斯·谢苗诺维奇伊万诺夫于1982年不得不离开喀布尔，因为他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令人惊讶的是，伊万诺夫的这个空缺，竟有许多克格勃人员争着去喀布尔填补它。总部年轻而虚荣心极重的军官们，把战争当作他们迅速升迁和争得好名声的机遇。一般情况下，总部每月都收到大约100 份反映阿富汗形势的报告。戈尔季耶夫斯基说，那些整理报告的人身手不凡，汇报的情况要比喀布尔苏联大使馆的详细得多、清楚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克格勃在阿富汗有神通广大的间谍网。像往常一样，第一总局的报告只从军事角度反映阿富汗的局势。阿明死后，克格勃立郎派残酷无情、精力充沛的32岁的穆罕默德·纳吉布拉领导阿富汗新成立的安全部门工作，这是1980年1 月为取代阿明的秘密警察局而设立的。纳吉布拉为避真主安拉之名讳，要求称他“纳吉布同志”。卡尔迈勒总统宣称，新的阿富汗安全部与以往不同的是，它不再“摧残、压迫、折磨人民，相反，还要在政府机关内建立侦察处，以保护民主自由、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革命人民和国家利益，同时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领导下，实行中立化，对阿富汗外部敌人的政治阴谋一概不予理睬”。阿富汗安全部的所有组织工作及人员培训任务都由克格勃帮助完成。在难以取胜的反游击战争的残酷条件下，克格勃又恢复了斯大林时代的恐怖政策。国际大赦组织搜集到的证据说，在阿富汗安全部的隔离室内，“对许多男人、女人和孩子”都用过刑，拷问时，都有苏联顾问在场，像以前斯大林在东欧的“清洗”一样。一位后来逃到巴基斯坦的喀布尔市女教师，被拷打时曾勇敢地向阿富汗安全部声明说：“在阿富汗的领土上，苏联人无权拷问阿富汗人。这触怒了他们，他们捆上我的双手，用纸烟烧焦了我的双唇。”阿富汗安全部军官按照苏联顾问的指令，毫无人性地把她打晕了过去。当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已被埋在齐脖子深的冰雪中。在以后的几天内，她身体上被刺满了带电的针，他们还动用了可怕的电刑，并且，苏联顾问一直都在场。幸运的是，这位女教师熬过来了。要知道，大部分人都没能活下来呀。1989年克格勃一退役将军公开承认，在开放时代，克格勃在阿富汗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很必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论证”。纳吉布拉自从加冕为阿富汗安全部部长后，先是于1986年解除了优柔寡断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的总书记职务，后又于1987年当上了总统。1988年，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令人惊奇的是，这件事并未使纳吉布拉威信扫地的制度马上垮台。苏军撤走后，支离破碎、相互独立的反对派力量一时间仍然无法解决自己内部根深蒂固的矛盾。国际上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反应就像阿富汗人对苏联人侵的抵抗一样，远远超出总部的预想。克格勃原希望，这次也能像1956年苏联侵犯匈牙利、1968年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后的情况一样；经过一段抗议后，一切都恢复正常。但是，第三世界和西方一些国家认为，苏联武装干涉东欧国家和阿富汗，这完全是两回事。这一次是苏军人侵第三世界国家的开始。在波兰发生的事件，使得1979年岁末苏联人侵阿富汗后的东西方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了。1789年法国革命，1917年彼得格勒二月革命都是由“粮食暴动”开始的，波兰事件的导火索，也是因为1980年夏季肉价上涨。正是在那时，成立了由列赫·瓦文萨领导的独立“团结工会”。瓦文萨那时37岁，聪明机智，富有魁力，但名不见经传，他是一个失业电工，每天早上都去教堂作礼拜。1980年8 月末，波兰副总理梅奇斯拉夫·亚格利斯基前往格但斯克“列宁”船坞，与瓦文萨及其他一些罢工领导人谈判。政府做出了一系列的政治让步，承认工会的罢工权和每星期日通过国家无线电台向教徒广播，在此条件下，双方签订了格但斯克协定，罢工停止。莫斯科总部对威信扫地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主导作用”受到重创而感到震惊。克格勃立即把所有会讲波兰语的闲职人员，派往驻华沙情报机构及苏联驻格但斯克、克拉科夫、波兹南和什切青的领事馆。像1956年匈牙利革命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时一样，在西方的克格勃间谍接到指令，前往波兰“旅游”。一般认为，反革命分子与其他欧洲人打交道，要比与俄罗斯人坦率得多。虽然形式上禁止总部招募波兰人，但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安全部的保守分子，向克格勃提供了大量有关反革命分子搞破坏活动的耸人听闻的情报。因此，克格勃就波兰危机所写的情况通报的数量，要比经过党组织渠道或驻华沙大使馆报告的消息要多得多。克格勃第一总局波兰处处长尼涅尔·安德烈耶维奇·塔尔纳夫斯基，对1980年8 月波兰事件的发展前景做了全面而悲观的评价，他说，波兰避免不了一场血腥屠杀。1981年“团结工会”的影响继续扩大，它的拥护者已达1000万，形成了几乎每个波兰家庭都有人支持工会行动的形势。克格勃在综合报告中肯定地说，团结工会的奸细已潜入波兰安全部和警察局，工会的积极分子们常威胁党的奉公守法者。戈尔季耶夫斯基对总部的分析材料中，想遮掩反犹太主义而又露出尾巴的做法感到吃惊。材料指出，像亚采克·库罗尼、亚当·米赫尼克和莫伊泽什·芬凯尔什泰恩这样的前工人保护委员会委员——所谓的犹太“国际主义者”在团结工会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在波兰就产生了犹太复活主义阴谋，波兰的邻国也常掀起这种狂潮。布拉格电视台报道在华沙召开的反犹爱国主义者协会代表会议时以赞扬的口吻指出，与会者谴责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行为，他们发现，米赫尼克的真名叫“舍赫捷尔”。总部宣称，拟定于1981年7月 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九次全会，将会增强团结工会在党内的影响。总部要求给格但斯克协议签订后，当上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斯坦尼斯拉夫·卡尼亚，以最大限度的压力，迫使他取消党代会的召开。可是，身患重病、只剩下不到一年半寿命的勃列日涅夫，不愿听到令人不快的新闻，而安德罗波夫也不愿失去得到总书记位子的好机会，不愿把这个复杂而又自相矛盾的问题交由政治局讨论。令总部非常气愤的是，根本未能给卡尼亚施加压力，波兰统一工人党九大在7 月按计划如期举行。克格勃预感到的最令人不快的事终于发生了：在秘密表决后，八分之七的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原有委员不得不与自己的位子挥手作别。总部估计，中央委员会百分之二十的新委员会公开支持团结工会，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委员会对它表示同情。统一工人党九大结束后，克留奇科夫和克格勃华沙情报机构负责人瓦季姆·帕夫洛夫将军受命向政治局报告。在安德罗波夫的支持下，这两位将军声明，卡尼亚已控制不了本党和国内局势，如果不将可靠的人纳入九大选举产生的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那么，波兰社会主义体系势必瓦解。总部实际上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所有领导人都已失去信心，它认为，任何文职官员都不配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助。总部和政治局都一致认为，苏军介入是最后的手段，但莫斯科打算派到波兰去的军队，要少于西方所想像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接触后认为，党的领导层内部已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即苏联在入侵阿富汗后紧接着再武装干涉波兰，使得人们对缓和和军备控制多年的希望归于破灭。总部已预见到人侵苏军可能遇到的最严重的困难。西方情报机构会和团结工会合作，将会组织秘密的武装抵抗和反击苏联军队的游击战争。总部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在波兰发动军事政变，比起党的领导人，克格勃更相信军队掌权者。大量的波兰军官来到苏联军事学院接受培训，其中有许多老军官是波军中的宿将，而波兰军队在战时是把苏联作为根据地的。总部估算，只要军队一得势，击溃团结工会，就能在党内进行清洗，并选举出可靠的中央委员会。波兰多年的国防部长、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沃伊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是克格勃选定的军事政变领导者。1981年2 月，雅鲁泽尔斯基当上了总理。他为人直爽，外表整洁而神态端正，戴着墨镜，表情神秘莫测，对于大多数波兰人，他是一个琢磨不透的人物。刚任总理时，他确实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任命著名的自由党人梅奇斯拉夫·拉科夫斯基为副总理，管理工会事务。拉科夫斯基一直致力于和团结工会建立“伙伴关系”。1981年10月，在苏联的大力支持下，雅鲁泽尔斯基接替了威信扫地的卡尼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号召新的“全民和睦”，并同“团结工会”及教会建立联合阵线。11月初，他在华沙会见了瓦文萨和大主教格伦普。实际上雅鲁泽尔斯基玩了个双重把戏。在他接替第一书记之前，就已同莫斯科约定要发动军事政变，并制定了周密计划，最后的细节在华沙的两次秘密会议上，已同克留奇科夫将军和华沙条约组织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克托·库利科夫元帅预先说明了。然而，苏共中央委员会可不像第一总局那样相信雅鲁泽尔斯基。国际情报处副主任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法林在会见克格勃军官时说，目前还不清楚，雅鲁泽尔斯基是否能控制局势。法林甚至宣布，在同雅鲁泽尔斯基秘密谈判时，双方讨论了由于担心“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破坏军纪而准备推迟征兵的问题。书记处和第一总局波兰处克留奇科夫的同僚们向戈尔季耶夫斯基报告说，雅鲁泽尔斯基曾两次请求莫斯科同意发动政变。勃列日涅夫健康情况不好，离末日也只有一步了，他回避对影响将来的事做出决定。最后，安德罗波夫和政治局其他委员让他相信，这个决定再也不能推迟执行。1981年12月13日，在波兰实行军事状态的行动，按计划完成得很出色。总部极其轻松愉快地赞赏雅鲁泽尔斯基这位波兰国家及波兰安全部的高级指挥官娴熟的政治技巧。在行动完成的前几天，波兰上空乌云密布，干扰了美国侦察卫星对军队、警察发动政变的监视，就是波兰人也对局势的变化感到莫明其妙。“团结工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在自己家里遭到逮捕。12月13日早上，波兰人醒来一看，每个十字路口都布满了岗哨，每个角落都是关于实施军事状态的告示。显然，雅鲁泽尔斯基本人也认为，他把波兰从苏联即将入侵的水深火热之中解救了出来。同时，波兰武装警察机动分队迅速镇压了抗议罢工和人民的不满。至年末，军队控制了局势。波兰乐观的民主主义者们在城墙和围墙上写道。“冬天是你们的，而春天将会是我们的！”可是，在1989年之前，即成立以塔杰乌什·马佐韦茨基为首的“团结工会”政府之前，春天并没有降临波兰，一党执政的局面仍然存在。80年代初，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古巴导弹危机！”时的危险程度。当时，美国正在举行总统大选。莫斯科认为，鉴于同尼克松打交道的经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在竞选中获胜后，他的反苏演说很快将成为一纸空文。可是，当里根入主白宫以后，克里姆林宫才完全意识到，里根对苏联的敌意并非是他的竞选班子的战术阴谋，而是他的本性。在上台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里根就指责苏联领导人急于发动世界革命，力图把全世界各国都纳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体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把所有的犯罪权、撒谎权和欺骗权都据为己有……苏联利用缓和而干着卑鄙勾当”。里根的第一位国务卿亚力山大·黑格（乔治·舒尔茨于1982年6月接替了他） ，坚持致力于开辟美苏关系的新纪元：“新政府执政伊始，空气新鲜，天气温和，朋友和敌人都很理智和健康，这正是双方彼此沟通的大好时机。但我们还是要给苏联一个小小的警告：他们在第三世界放荡不羁的冒险主义行为该结束了，美国再不能坐视莫斯科在古巴和利比亚扶植傀儡政权的阴谋了。”里根当局确信，最近10年内苏联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美国是否有力量遏止它已值得怀疑”。美国国防预算按照实际计算提高了百分之十，它比里根在选举活动时所承诺的数字高出两倍。在武器控制方面，里根的立场要比卡特强硬得多，他公开指责苏美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很显然，在美国核打击力量没得到加强以前，他不会急于再回到谈判桌旁。卡特时期，暂时中止了MX导弹和B—l轰炸机的研制，而里根又恢复了这项工作。里根在粗俗地、顽固地称苏联是“罪恶帝国”的同时，并未忽视苏联的一个很危险的缺陷——对西方行为的偏执理解。安德罗波夫评价里根当局的政策是，“试图给自己创造成功地实施第一次打击的条件”。就在80年代初，华盛顿对“罪恶帝国”言辞夸张的指责，和莫斯科对西方阴谋狂躁的恐惧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喧嚣不安的局势。1981年5 月，勃列日涅夫谴责里根的政策，说它把矛头暗中指向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规模庞大的克格勃代表会议。然而，最富戏剧性的是安德罗波夫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他宣称，美国当局极力准备发动核战争，为美国进行首次核导弹打击创造条件。因此，政治局认为，苏联情报机构必须发挥自身优势，着力搜集美国和北约核威胁方面的情报。令许多人惊异的是，克格勃和情报总局将首次密切合作进行代号为“ppH”（核导弹攻击）的间谍战。尽管西方的核威胁像《圣经》启示录中的幻想一样根本不存在，但在第一总局局长克留奇科夫的坚持下，总部的许多美国专家还是惊慌失措地研究了它。显然，安德罗波夫对于里根的政策也很忧虑，但“核导弹攻击”间谍战的设想并不是他的“作品”，这一“创意”应归最高军事司令部。政治局中的发起人显然是国防部长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元帅，还在斯大林时代的1941年他就是武装力量的政委。正如后来事实所证明的，他也是勃列日涅夫死后总书记候选人安德罗波夫的主要追随者。克留奇科夫把核导弹攻击间谍战计划的拟定，委托给了第一总局情报研究所，该研究所是为了“制定新的情报政策”于1978一1979年间组建的。1981年11月，克格勃驻西方各国、日本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情报机构负责人接到正式指令。这样的指令有时是很短的，例如：指示驻赫尔辛基情报机构监视可能出现的，诸如美国大使馆的撤退、企业的关闭和其它一些危机到来前的明显征兆。而给驻北约的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指令要详细得多：命令他们不要放过所有政治、军事和侦察活动迹象，因为它们有可能是西方准备战争的先兆。按计划，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是驻外情报机构1982年全年工作的首要任务，这和总部1981年12月的设想是一致的。1982年1 月，也发出了一些指令，但令戈尔季耶夫斯基惊奇的是，情报活动并未对西方导弹技术赋予更新、更大的关注，而只把发现西方对外进行突然核袭击的可能性当作了间谍工作的主要任务。1982年3 月，在总部协调核导弹攻击间谍战行动的第一总局一处（负责北美事务）工作人员瓦西里·约瑟福维奇·克里沃希日，被派往华盛顿的主要情报机构，亲自领导搜集美国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方面的情报。1982年5 月，安德罗波夫离开克格勃到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工作，以巩固自己作为即将离开人世的勃列曰涅夫接班人的地位。 事态很快见了分晓。 他成功地“绕过”了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当上了苏共中央第二书记。然而，安德罗波夫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安排自己的亲信去作克格勃的领导人。他离开克格勃后，64的岁的勃列日涅夫的追随者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接替了他在委员会中的职务，此人自1970年至今一直是乌克兰克格勃主席。但此项任命并未使总部感到快慰，正如后来所证实的那样，费多尔丘克是一个不胜任的“二等品”。人们普遍认为，只要安德罗波夫一当上总书记，克格勃的领导马上就会换人。然而，对乌斯季诺夫和其他一些军人来说，费多尔丘克却是最好的人选。费多尔丘克1970年前在军事反间谍机关工作，60年代末期曾是克格勃三局（军事反间谍机关）局长。大家公认，他在核导弹攻击间谍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戈尔季耶夫斯基在1982年6 月被派往伦敦情报机构从事政治情报工作之前，第一总局中一位北约政治、军事方面的权威专家曾就如何在不列颠进行核导弹攻击间谍战向他“面授机宜”。他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说，虽然，搜集核导弹攻击准备工作情报的最好方法是做好间谍工作，但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其它一些迹象：深夜政府大楼和军事目标亮灯窗户的数量，重要官员的调动和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情况。戈尔季耶夫斯基到达伦敦后即发现，那里的政治情报处的同事们对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持怀疑态度。他们对可能要爆发核战争一事并不像总部那么惊慌失措，但谁也不打算拿着自己的前途去冒险，去违背第一总局的意思。因此，这就形成了一个搜集情报与评价情报之间的矛盾性恶性循环：即使驻外情报机构没什么可证实，也要求它提供一些令人忐忑不安的情报，总部接到这样的情报后，当然是非常惊慌，于是便要求再搜集类似的情报。在总部收到的伦敦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不准确的情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那里的情报机构负责人阿尔卡季·瓦西里耶维奇·古克行为异常古怪所致（他是1980年接替卢卡舍维奇的）。毋庸置疑，古克是自战前以来克格勃在不列颠的最能干的工作人员。他被派往那里主要是英国人的功劳，因为他们1971年以来连续不断地拒绝给那些他们所知道的克格勃人士入境签证。像卢卡舍维奇一样，古克的官运也应归功于消灭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战后的反对党这件事上。后来，他被调往莫斯科克格勃第二总局，在反间谍机关工作，后到纽约情报机构干了一段，之后又从那里被调往伦敦。古克非常怀念自己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工作的日子，并抱怨说，总部和克里姆林宫不知为什么都对叛徒那么心慈手软。他在纽约工作时，发现了从克格勃逃走的尼古拉·霍赫洛夫的下落并建议干掉他。总部对此不同意，并说，戈利岑和诺先科这两个叛徒是主要目标，但至今还未能除掉他们，在美国，任何暗杀都不能干。古克没得到满足，便又提议收拾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和里加保护犹太人协会主席，总部又未同意。古克在识破西方反对苏联的阴谋诡计方面是能手和搞暗杀活动的行家。他并没深入研究核导弹攻击间谍战的细节详情，但非常支持这一理论的重要原则。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到达伦敦之前，古克的妻子做了一件特别的工作，即限制丈夫每日三餐中的饮酒量。古克的每一天是从晚上开始的，每次回家前，他都要干一大杯伏特加，然后借着酒劲滔滔不绝地自吹自擂一番。1982年7 月，列夫·帕尔申来到伦敦苏联大使馆任参赞，古克向他述说了这里反对部署飞航式导弹的游行示威情况。虽然有一些克格勃间谍参加了抗议活动，但游行示威完全是由“核裁军运动”自己组织的，并没得到驻伦敦情报处的任何帮助。然而，古克使帕尔申相信：“是我们，克格勃情报机构，把25万人带到了广场上。”帕尔申礼貌地点点头，瞪大了眼睛。古克刚一走出去，帕尔申便扭头对戈尔季耶夫斯基大叫起来：“真是胡说八道！”古克经常没完没了地斥责苏联外交官，说他们在房间内讨论大使馆的事务时泄露了秘密，因为英国国家安全部在那些房间内装了窃听器。然而，就在这些房间内，古克喝了几杯酒后就当众炫耀自己在伦敦间谍战中取得的成绩。一天早晨，一个苏联外交官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您瞧古克，昨天晚上在我们的房间内。他向我们、向英国人泄露了你们的机密！”尽管古克善于吹牛，但由于他未能预见到英国准备和阿根廷在福克兰群岛的交战，从而在总部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古克关于福克兰群岛（古克称是“马尔维纳斯群岛”）的第一封电报是1982年4月4日送到总部的，这时战争已经进行两天了。随后，他竭力补偿自己的过失，每天给总部发两封电报，而那时，大使馆每周才发一两封电报。古克的电讯材料大多是从英国报刊上搜集来的，同时再附上诸如“应该教训蛮横的英国人”这样的评论。今古克和总部吃惊的是，英国人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而古克给这次“不列颠对福克兰群岛的殖民战争”以最平常的解释——它是一场阴谋。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政府紧紧抓住这次机会，以对弱小对手的迅速胜利来提高自己正日趋下降的威信。当然，不列颠也非常高兴能有这么个机会试试自己的新战术和武器。为了解释80年代初不列颠政治生活中事态的新发展，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基础和成功，古克甚至匆匆搞出了一套新的阴谋理论。古克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大使馆帮助成立社会民主党，目的是分裂工党而扶持保守党分子掌权。1982年9 月30日，第一总局向驻美国及其它国家观察美国政策的克格勃情报机构发出电传通令，传达总部的精神——要大家警惕，里根当局像当年对待尼加拉瓜和莫桑比克一样，企图把争吵的种子播到社会主义各国，以此来抑制这些国家的发展，削弱它们和进步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从而迫使华约组织各成员国紧随华盛顿之后，扩大军费开支。总部要求各情报机构开始反攻，破坏美国政策的信誉。10月底，在华盛顿的主要负责人组织实施了代号为“高尔夫”的行动，散布捏造的材料，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金·基尔克帕特里克威信扫地。捏造的材料转给了美国记者，一点儿也没有引起伦敦“新政治家们”的怀疑。11月5 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姑娘们的最好朋友》的文章，其中披露了金一基尔克帕特里克和南非共和国的“秘密联系”。文章还附有一张伪造的南非共和国大使馆参赞给基尔克帕特里克夫人的信的照片副本，信中有南非军事情报机构领导人的“问候和感谢”，并说在先生生日之际寄去一份礼物，以“表示我国政府的谢意”。然而，A 处在伪造这封信时又犯了一个以前曾经出现过的错误，它竟未来得及检查出信的正文有拼写法上的错误。紧随“高尔夫”行动之后，又搞了“塞壬一2”行动，利用A处的伪造文件揭露美国干涉波兰内政。可是，像其它类似的“积极措施”一样，“塞壬一2”行动对于西方人来说，也大欠思考了。但在第三世界A 处利用这样的恶劣手段倒是获得了巨大成功。在西欧，克格勃采取这些“积极措施”的主要目的是预防拟定在1983年底部署“飞航式”和“潘兴式”导弹。由于欧洲的和平运动未必需要由苏联支持来组织抗议活动，所以，总部在这方面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可以说是徒劳无益的。尽管与反核示威游行都只有点间接关系，但在苏联驻外机构头目中间。想把这项桂冠戴在自己头上的绝不止古克一人。1982年10月27日，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国防部领导人时作了最后一次讲话，流露了他对东西方关系的悲观看法。勃列日涅夫再次指责里根当局的政策并宣称， 要保持世界和平， 就需要我们“两倍、三倍的努力”。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弥留之际，他的接班人已经确定：“全体一致”推选安德罗波夫为总书记。虽然党的新一代领导人不打算进行重大改革，但却极想结束萧条停滞、贪污受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在这个党的历史转折阶段，安德罗波夫令人感到乐观。他当克格勃主席时对持不同政见者态度强硬，从这一点可以保证他不会允许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活动影响党的政策。然而，在同涉及到勃列日涅夫家族的反贪污受贿斗争中，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同“不善经营管理”的斗争上。显而易见，安德罗波夫自己也想把劳动纪律和同贪污受贿作斗争作为活跃苏联经济的必要条件。他1983年l 月在同工人们谈话时说：“整顿秩序不需要巨额投资，但效果会又不错。”安德罗波夫的建议如空谷回音，并未带来什么重大的改革。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使20％的州委书记退职，其中大多是由于贪污受贿，但州一级党的工作者的平均年龄却有所增加。安德罗波夫当选为总书记后，就马上接见了克格勃代表团，其中有先前他的副手（克格勃副主席）之一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代表团由克格勃主要间谍机关的负责人组成。他们都抱怨说，费多尔丘克蛮横无礼，妄自尊大，很难与他共事。他们威胁说，如果不把费多尔丘克撤职，他们就集体辞职。为了不妨碍工作，费多尔丘克上调为内务部部长，并同时授予他陆军将军军衔。接替克格勃主席之职的是他的副手、59岁的维可托·米哈依洛维奇·切布里科夫。他与其前任不同，是一位精力充沛的行政首长，在总部深受尊敬。切布里科夫的官运开始于党的机关，1967年调到克格勃干部局任局长，1968年起任克格勃副主席。安德罗波夫当选为总书记，这给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注入了新的活力。1983年年初，苏联盟国的几个间谍机构也加入该行动。在伦敦，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部给了这一行动很大援助。2 月，驻北约各成员国首都的克格勃负责人接到指令，要进一步监视来自西方的核威胁。总部错误地认为，年底前将在西德部署的“潘兴一2”导弹，会把俄罗斯的军事目标置于它的直接威胁之下，导弹从起飞到击中目标的时间已缩短到4－6分钟，而在这段时间内苏联领导人还来不及进人防空洞呢。然而，克格勃的电报中却没有提到已经瞄准西欧的SS—20苏联导弹。在二月份给古克指示中曾有这样的蠢话：总部对西方、尤其是对英国的生活不甚了解。同时，古克被告知，英国“增加供血量并提高供血价格”显然是准备发动核战争的一个重要征兆；要求古克立即向总部报告了供血价格的各种变化情况。显然，第一总局不知道，英国历来都是无偿献血。总部荒谬地认为，教权主义分子和资本主义分子在英国的阴谋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于是便给古克如下指示：研究获得有关教徒和银行家制造事端的情报的可能性。在进行核导弹攻击间谍战的过程中，总部不断地给克格勃在北约各成员国首都的情报机构下达任务。像驻其它欧洲国家首都和北美的情报机构一样，伦敦情报机构也接到命令、要他们定点请数汽车的数量、所有政府机关大楼和与核武器有关的军事设施晚上亮灯窗户的数量，并把所有的变化及时上报总部。情报机构必须设法弄清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家人准备撤离时走的路线、方向和交通工具，并要制定计划，监视他们离开前所作的准备工作。古克觉得这有点过分。虽然他在报告中还不得不赞扬总部这些漫无节制的要求。但古克却把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方面的大部分工作，都推给了负责日常登记的年轻军官，这个军官甚至连汽车都没有（即使他有汽车，没有外交部的允许他也不能离开伦敦）。1983年2月25日，总部命令在美国的3个情报机关制定“积极行动”计划，不让里根在1984年11月的总统竞选中获胜，因为总部确信里根不会放弃首次核打击。尽管在日内瓦正在举行控制军备的谈判，但没有迹象表明能够达成任何协议。因此，不管是谁在总统竞选中获胜，共和党的人也好，民主党的人也好，都比里根本人获胜要好。在美国的克格勃间谍负责人，应该与其它政党候选人的竞选班子建立联系。在美国以外的克格勃负责人也接到命令，要寻找机会在美国安插间谍。所有这些接触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搜集情报破坏里根在竞选活动中的威信，并通过新的渠道把搜集到的丑闻散布出去。同时，在北约各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所有情报机构都竭尽全力，广泛进行“里根就是战争”的宣传。总部为各地间谍机构制定了五项积极行动提纲，以使里根的对外政策威信扫地。这五项提纲针对的是：里根的军国冒险主义；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支持全世界的镇压制度；企图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在北约成员国间制造紧张关系。上述提纲还涉及到里根对内政策方面的问题：歧视少数民族；当局贪污受贿；与军工企业“态度暧昧”。对外情报机构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充斥世界报刊的大量的反对里根的证据归为己有。实际上，他们的战果还非常的微薄，至少在北约各成员国的情报机构，还没有一个能够把“里根就是战争”这个总部赋予很大意义的口号推广开来。在总部暗中准备颠覆里根政权时，总统本人却在公开号召所有美国人“祈祷拯救生活在苏联极权制度黑暗中的人们”。3月8日，在奥兰多和佛罗里达州召开的一年一度的福音会会员民族联合会代表大会上，里根诚心诚意地公开说。苏联领导机构是“现代世界的罪恶荟萃地”。两周后，里根提出战略防御计划，即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美国的核威胁规模扩大了。这块太空防御盾牌的目的是，将苏联导弹在向美国目标发射的过程中将其拦截击毁。为了从吝啬的国会获得拨款，里根当局开始了形式活泼的电视广告攻势。电视屏幕上是美国（而非欧洲）小孩动人可爱的小脸，他们在星光下安详地睡着。刚开始，总部认为“星球大战”计划太不现实（后来总部改变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但是，在总部看来，“星球大战”计划耀眼的防御证明：里根越来越相信，美国能够在核战争中获胜。罗纳德·里根的同盟者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连任竞选时，总部也想尽一切办法去攻击她。无论在联合王国本土还是在国外，克格勃都开始了对付撒切尔夫人的“积极行动”，实际上这次行动从1979年她第一次在竞选中获胜后马上就开始了。只是许多次“积极行动”策划不周密，因此也就没什么成效。戈尔季耶夫斯基曾亲自参加了一次行动，那次他利用了后来升为克格勃奥斯陆负责人的列昂诺夫·马卡罗夫于1973年招募的、丹麦间谍阿诺·赫尔洛夫·彼得松，此人在克格勃内有一定的影响。彼得松是一个心地忠厚的左派知识分子、他对金日成、波尔波特和穆阿迈尔·卡扎菲这样的反帝英雄钦佩不已。1973年到1981年间，他和马卡罗夫、斯坦尼斯拉夫·切布托克、瓦季姆·乔尔内、弗拉基米尔·梅尔库洛夫合作得很成功。他一般不轻易同意按照克格勃军官给的题目撰写文章，但在A 处替他用英语写的抨击性文章上却签上了自己的名，因为他的文学修养远远低于自己的政治修养水平。彼得松和克格勃合作的第一项成果是他于1979年写的题为《冷战骑士》的抨击文章，他把撒切尔夫人称作“领导欧洲反苏斗争的十字军骑士”。显然，总部很为自己的“作品”骄傲，但这篇文章中有不少明显的错误，如，说保守党内阁成员雷吉纳利德·莫德林格“似乎是右翼工党分子”。文章毫不犹豫地指出，撒切尔夫人亲自呼吁英国人重视“种族感情’”，是为了增强“资本主义的影响力”、发起对付“不列颠工人阶级的斗争”。被A 处猛烈攻击为“冷战骑士”的还有那些被称为最可憎恶的东西的人士：上院议员查里冯特（常被称作“裁军部长”）、享利·杰克逊、达普·戈尔杜沃捷尔、罗塞夫·伦斯、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尔和弗兰兹·约瑟辐·施特劳斯。1980年又发表了一篇抨击文章《看家狗的忧伤》，这是完全朝着撒切尔夫人来的。克格勃写这篇粗制滥造的文章是一个失误，因为它用的是小品风格，而克格勃用这种风格是很少成功的，关于这一点从文章的副标题是《铺房顶的工人无力补好自己的屋顶》（“撒切尔”，英文意思是“铺屋顶的主人”一译者注），就可以得出结论。接着，文章用正面攻击代替了讽刺：“撒切尔夫人不擅长管理政府，却和商界大亨保持着私人联系，迎合大垄断者的利益”，“沿着战争之途向前走去”。克格勃和彼得格合作完成的“大作”，自始至终充满这种论调。1981年11月，彼得松因被指控和克格勃有牵连而遭逮捕。可是，1982年丹麦司法部长撤下了对彼得松的公诉，理由是主要罪犯应该是克格勃的军官们，而他们都已离开了丹麦。于是彼得松被释放，这使丹麦国家安全部门大为恼火。1983年5 月16日，苏联驻伦敦大使维克多·伊万诺维奇·波波夫召集高层外交官、克格勃和情报总局军官开会，商讨6 月份将要举行的英国大选问题。会议一致认为，从各方面来看，保守党和撒切尔夫人会在大选中获胜，无论是大使馆还是克格勃情报机构，都无法改变这一结果。但莫斯科不这么认为。5月22日（或是24日），大使馆收到了莫斯科给工党就裁军问题的一封回信，莫斯科认为，这封信将有助于工党的竞选活动。然而，当把此信的电文送到工党总部时，他们却拒绝在竞选前签收。5 月23日，克格勃负责人接到电报，通知说，他们很快就会收到一份涉及到工党候选人竞选演说的重要文件副本。电报是用英文和俄文混写的，辨认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但文件直到5 月27日才准备好，情报机构认为工党在竞选中已根本没有可能用它，因此也没采取任何措施。6月9日，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轻而易举地摘取了首相桂冠。英国全国大选刚一结束，伦敦情报机构就接到总部电报，说里根当局仍在准备发动核战争，并再次强调了核导弹攻击间谍战的重要性。政治情报处的军官们也认为，如果东西方关系出现重大危机，可能爆发核战争。1983年8 月12日，总部签发了．由克留奇科夫亲自起草的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指令，并立即发往北约各成员国家的克格勃情报机构。指令列举了西方情报机构的活动范围，它们可能对备战突然而至的核攻击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份指令清楚地反映了克格勃和情报总局反对西方的计划。9月1日，一架从阿拉斯加开往汉城的南朝鲜航空公司007 班机，由于严重偏离航线飞人了苏联领空，在日本海上空被击落，位于东京以北360 海里处的日本三泽电子侦察站，记下了苏联截击机驾驶员的报告。在东京时间3 点26分，他对准班机发射了两枚导弹，并报告说“目标已被消灭”。刚开始，日本电子侦察站以为是苏联空军在搞空对空导弹演习，但几小时后一切都清楚了，成了站上人员南韩007 班机乘客生命的最后一瞬间的见证人。机上26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击落航空公司007 班机的悲剧，是由于苏联空军和南韩航空公司的草率粗心造成的。这件事更加证明了苏联军队完全无视人的生命这一事实。早在5 年前，南韩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客机902航班从巴黎飞往汉城途中，由于偏离航线，在距摩尔曼斯克不远处误入了苏联领空。苏联防空军把飞机逼到布满军队的科拉半岛边境之外，最后，飞机被拦截，迫降在摩尔曼斯克以南300 海里处的冻湖冰面上。当时苏联曾向飞机发射了热力导弹，但未击中，只使机身受到一点损伤，两名乘客死亡，13人受伤。不能说这一点道理没有，在苏联军队中，都把国土防空军戏称为“苏联武装力量的农业部”。1987年，他们被全世界人嘲笑，当时，一个西德毛头小伙子马蒂阿斯·鲁斯特驾驶一架体育用飞机，顺利地在莫斯科的心脏——红场降落。苏联官方对击落南韩航空公司007 航班飞机这个事实的初步反应是完全否定。塔斯社宣称，苏联驾驶员只是“试图把偏离航线的飞机引航到最近的机场”。莫斯科应当感到十分羞愧的是，3 天的时间内在伦敦的苏联大使馆和克格勃情报机构竟都没接到任何指令去解释这次事故。无疑，驻其它国家首都的也一样。接着，9月4日，总部接连发出3封快报，外交部也向大使馆发了快报。第一封快报指出，里根当局利用南韩航空公司007 航班飞机，来加剧狂热的反苏活动。总部指出，这次“战役”非常险毒，因此，情报机构要与大使、情报总局和党的机关代表协调行动，以保护苏联代表，办公大楼，飞机和轮船免遭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第二、第三封快报中附有“积极措施提纲”，把这次事故的罪过推到了美国人和南韩人身上。总部警告说，美国和南韩航空公司有紧密的军事侦察联系，因此，应该声明，南韩航空公司的007 航班客机是在苏联领土上空执行侦察任务。后来，就这次事件又附加了许多伪造报告说，南韩机长钟边印早些时候就曾向朋友们夸耀说，他完成过侦察任务，甚至让朋友们观赏了装在飞机上的间谍设备。总部9月4日发出的所有电报中，都未直接承认苏联截击机击落了007 航班客机，尽管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电报也没说苏联空军是否知道，他们击落的是一架民用飞机。两三天后，总部又发出了两封带有“积极措施”提纲的电报。电报指出，南韩航空公司007 航班客机在侵人苏联领空时，同美国人和日本人保持有无线电通信联系；并说，南韩飞机驾驶员非常清楚当时飞机的位置。电报中伪造的消息说，驾驶员在用无线电通话时说“现在我们正飞经堪察加半岛”。为了更进一步加工这个阴谋理论，总部命令情报机构搜集有关机上乘客的情报，尽可能搞清机上西方情报机构工作人员的情况。9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长达两小时的记者招待会上，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元帅宣称，苏联国家委员会可以“确凿地证明，这次南韩航空公司的飞机侵人苏联领空，是美国和日本的指挥中心蓄谋已久。经过周密计划的一次侦察行动”。曾与戈尔季耶夫斯基商议过此事的所有苏联外交官和克格勃人员都悲哀地说，这次事件严重地损害了苏联在全世界的声誉。只有少数人相信苏联官方的解释，大部人认为这种解释太滑稽。9月18日，《真理报》主编B·T·阿法纳西耶夫访问伦敦时，接受了BBC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他表示怀疑官方的那种解释。他说：“我很难说对我们的报道满意。我想，这是我国军队的过错。或许，出现了某种差错，他们自己也不能准确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阿法纳西耶夫发表的谈话差一点把总部气死。克格勃伦敦情报机构接到总部的快报，索要阿法纳西耶夫接受记者采访的全文。克格勃女密码员开始破译大使馆值班员监听到的密电，但当天没来得及译完。次日早上，总部发来了第二封快报，要求迅速上报记者采访的全文。女密码员匆匆忙忙地结束了自己的工作。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挥动着侦察报告气愤地说，9月1日苏联驾驶员当然知道007 航班客机是一架民用飞机，可是却沉着地击落了它。里根总统在发表电视讲话时，拿出了几份苏联驾驶员与地面站的通话记录， 以证明舒尔茨说的是事实：“苏联驾驶员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民用飞机错认为是别的东西。”在联合国，美国大使金·基尔克帕特里克又让大家听了由电子侦察手段获得的录音片断。应该说，虽然这些磁带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它们是经过慎重选择后报上来的。在为联合国大会准备的翻译词上，还去掉了苏联人的尖刻辱骂：苏联驾驶员在发射导弹时惊叫了一声“真见鬼！”用基尔克帕特里克的话说，这次戏剧性的事件是向世人展示“这样一个事实：暴力和撒谎是苏联政治的惯用伎俩”。在1983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克格勃情报机构率先四处散布谣言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007 航班为自己搜集情报。在这方面，驻伦敦政治情报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在1983年的年度报告中写道：“我们促使出现了一系列有利于我们的言论，正是在情报机构的努力下，电视台专门播放了揭露美国当局谎言的特别节目……”总部向情报处的成功表示祝贺：“政治情报处工作人员在反击由南韩飞机事件所引起的反苏活动中做出的努力，值得特别关注。”像从前一样，克格勃过高地评价了自己在西方的成功。莫斯科的反应是007 客机悲剧的最危险的后果。通过此事，总部和克里姆林宫更加确信，里根当局似乎正在筹划长远的反苏阴谋。虽然苏联防空军指挥部出现了重大失误，但苏联领导人，包括安德罗波夫。奥尔加科夫和克留奇科夫，都自欺欺人地相信，南韩航空公司的007 航班客机确实是美国的侦察机。甚至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葛罗米柯还顽固地认为，“稍微聪明的人都明白，华盛顿给班机挂上南韩的标志，实质上是借此保护自己的飞机”。甚至连那些怀疑中央情报局阴谋理论的人也认为，华盛顿的行动是挑拨和离间东西方关系，促使其紧张程度逐步升级。苏联借口在歇斯底里反苏的条件下，留学生的生命将受到威胁，召回了其留美学生，而他们的家人就像迎接从战场上归来的战士一样迎接他们，只差没献鲜花。美苏冲突妨碍了应于9月8日在马德里举行的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外交部长会晤。葛罗米柯说：“现在，世界局势正滑向危险的深渊……防止核战争是全世界的主要任务。”后来，当葛罗米柯谈起与舒尔茨的会谈时说：“在我和美国历届国务卿14次的谈话中，显然，这一次是最尖锐的。”在这次飞机事件前不久，安德罗波夫已经病重，他退出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然后就再也没有露面。然而，9 月28日他在病床上发表谈话，指责美国的政策，言辞之激烈在冷战时关系最紧张的年代也闻所未闻。他说，美国是“充斥着前所未有的狂热的军国主义的国家”，里根在“极端主义”方面罪恶累累……“如果谁幻想美国当局的政策会进步，那么，最近的事件将使他们彻底惊醒”。安德罗波夫不仅排除同里根合作的可能性，而且他已不安地预测到了将要到来的国际剧变。他说：“里根当局已深深陷于帝国的傲慢之中，因此，不得不使你开始怀疑：华盛顿能否阻止里根不越雷池，使其恢复应有的理智。”在生命的最后5 个月中，特别是南韩飞机悲剧发生之后，安德罗波夫成了一个多疑的残疾人，他阴郁地反复掂量着行将到来的核灾难。在由飞机事件引起的危机的最高潮时期，克格勃驻伦敦负责人阿尔卡季·古克没料到自己成了莫斯科中央挖苦的对象，虽然他与飞机事件毫无牵连。5 个月之前，即在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月，英国国家安全局反间谍部门的工作人员迈克尔·贝坦尼——这个暴怒的酒鬼把一个厚厚的信封丢进邮筒寄给古克。古克启开信纣，看到的是英国国家安全局上个月将3 名苏联间谍驱逐出境的通报，其中甚至连监视他们的细节都记载得很清楚。贝坦尼表示愿意提供更多的情报，并附有联系方式。这是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古克第一次有机会招募英国国家安全局或者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然而，一种阴谋的想法缠绕着他：对别人赠送的马要看看岁口。他猜想：这件事有反间谍行为的危险。反间谍局局长列昂尼德·叶夫列莫维奇·尼基坚科不愿与容易动怒的古克争论，便同意了他的看法。戈尔季耶夫斯基没有牵涉到这件事中，但他暗中报告了英国国家安全局。贝坦尼在6一7月份两次把秘密材料塞到古克的门下，但这更加深了古克对英国国家安全局阴谋诡计的猜疑。贝坦尼对古克深感失望后，便决定碰碰运气，与维也纳的克格勃负责人联系。在打算乘机飞走的前几天，即9 月16日，他被逮捕。这件事把古克的名声永远玷污了。次年春天，贝坦尼被判处23年监禁，古克自己也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这台讽刺喜剧是古克担任驻伦敦间谍机构负责人4 年的必然结果。古克在伦敦居住期间，正好是核导弹攻击间谍战在不列颠的最危险阶段。南韩飞机事件后两个月内紧张局势继续恶化。10月6 日，被总部认为是破坏东欧稳定的西方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参与者列赫·瓦文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0月25日，白宫发言人拉里·斯皮克斯利用大众传媒报告说：有关美国出兵格林纳达的说法是“凭空捏造”的。然而，就在次日，美国军队侵入格林纳达，推翻了莫里斯·比绍普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制度。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担心，现在灾难该降临到他们头上了，总部对此同样非常恐慌。11月21日，北约举行导弹演习，总部的偏执达到了顶峰，非常担心西方的演习是针对苏联的袭击计划的。西方的演习在两个方面引起了莫斯科的特别恐慌。第一，这是把常规战争转变为核战争，并有消息说，它与北约以前的演习大不一样；第二，这一次北约对投入演习的兵力进行各种级别战备演练一一从常规到超常规。实际上北约武装力量并未处于紧急战斗状态，但克格勃危言惑众者的报告使总部确信，北约所有军队已完全进人战斗状态。美国欧洲基地周围的监视点报告，军官调动异常，在莫斯科时间18：00－19：00，有几个基地的无线电同时停止了工作。由于近几个月来的危机和互相指责使气氛异常紧张，所以克格勃推测，美国军队已完全进人战斗状态，可能已开始核战争爆发前的倒计时。11月6 日，总部给伦敦情报机构发了一份信件，详细列举了可能爆发突然核袭击的种种迹象。总部首次公布了纯属子乌虚有的西方第一次打击计划的详细情况：“可以推断，从决定采取核导弹袭击到发布核打击命令，这之间的时间间隔很短，大约7 －10天。”在这短暂的“突然袭击的准备阶段内，相关责任人员的行动一定会呈现出异常迹象”。总部已开列出一份详细清单，其中包括将在首次攻击前可能与美国一起参加谈判的英国官员名单、国防部的重点目标、地下指挥所、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的防空洞、北约在英国的信号站、英美核战斗轰炸机空中基地、核潜艇基地、物质技术保障及弹药库基地和通讯、技术侦察中心。除此之外，在核灾难到来之前。总部推测，唐宁街10号也会有‘异常行动”，城里会出现大批军队和武装警察。要维修几个新闻频道以备播发将来的军事消息，居住在英国的一些美国“政治、经济和军队上流社会”的家庭也要撤离。据推断，美国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将留在英国，住进大使馆专门的防空洞内。1983年11月8日或9日（戈尔季耶夫斯基记不准确了），在西欧的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情报机构接到加急电报，说美国各基地毫无动静。总部对此做出两种解释：轰炸贝鲁特时美国240 名海军陆战队员殉难，这使美国对海外基地的安全满怀忧虑；美国在年底要进行军事演习。但在电报中明显含有总部的另一种解释：这一切表明，西方正在抓紧准备进行第一次核打击。随着导弹演习的结束，莫斯科总部稍微平静下来了。然而，这并没有马上缓和东西方关系。1983年11月23日。当西分开始往英国和西德部署“潘兴一2 ”飞航式导弹时，苏联代表团放弃了陷入僵局的日内瓦中程核武器谈判。总部没流露出任何要减弱对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注意的迹象。1983年年底，古克在伦敦情报机构年度工作报告中被迫承认，在搜集“美国和北约准备以核导弹突然袭击苏联的具体计划”方面的情报中存在着“不足”，总部也毫不掩饰对此的不满。但是，无论是古克，还是总部都未能明白，他们没能搞到“美国和北约的具体计划”，是因为那些计划根本不存在。假设有这样的计划，那么，特列霍利特1982－1983年在北约防御研究所工作期间，或者更早，肯定就能发现一些迹象，因为他能够接触到北约绝密的航空资料。但是，像以前一样，总部深怕阴谋，所以，任何能证明那些计划纯属子虚乌有的材料对它来说都毫无意义。1984年1 月，总部就“1982－1983年度工作成绩”召开高级协商会议。在这次会议开幕式的发言中，克留奇科夫重申核导弹攻击间谍战，在第一总局所有工作中具有优选权，并举出令人惊异的证明说，他本人对西方的极度担心是有道理的。他宣称，核战争的可能性已经达到“危险程度”，这种威胁来源于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矛盾：“美国垄断组织妄想恢复它们近10年来失去的地位，并争取新的地位”。五角大楼制定的核战争计划，建立在企图“称霸世界’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工业衰退，工人大批失业，因此，美帝国主义者妄想借战争来消除所有危机。资本家决定毁灭缓和，准备发动核战争，这是与“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各进步力量的阶级对抗”。因此，第一总局唯一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搞到美国和北约秘密军事计划的副本。“侨居国外的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以及西方情报机构组织的破坏活动，就是帝国主义者对外威胁的最好的明证。与担忧西方突然袭击相比，伦敦情报机构却更为担心总部领导层中的这种惊恐情绪，相信，其它情报机构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对美国和北约政策的评价开始出现了一些可信赖的调子，这似乎是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的去世促成了这些变化。安德罗波夫的继承人，以前的主要对手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和他一样，当上总书记伊始就已病入膏盲，只剩下一年多一点的寿命。不像安德罗波夫在生命日薄西山时一样，契尔年科对西方的阴谋并没有抱病态的猜疑。戈尔季耶夫斯基从克留奇科夫的书记处得知，克留奇科夫对契尔年科当选为总书记不以为然，甚至还有些害怕。显然，他是怕自己被作为以安德罗波夫为靠山的人，很快就从那把交椅上撤下来。在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出现了一些想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的迹象。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副总统布什及其它一些西方国家的首脑参加了葬礼。苏联驻伦敦大使维克多·波波夫在大使馆和克格勃工作人员联席会议上宣布，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尽一切可能去诱惑莫斯科的主宰者们：在议会大厦的灵枢旁，她表现出哀伤和庄重的样子，在下葬仪式上，她不像其它西方首脑们那样和邻近的人窃窃私语。契尔年科和撒切尔夫人会谈长达40分钟，而和布什只交谈了25分钟。波波夫甚至宣布说，首相对这件悲哀的事非常同情，她的卓越的政治手段给莫斯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再次强调，莫斯科对东西方改变关系的前景很谨慎。显然，这位大使先生还没有完全接受突然核袭击的观点。3 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事务首席专家H·B·希什林来到伦敦，他和大使馆及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就世界局势问题召开了冗长的商讨会，在会上他甚至都没提到突然核袭击的说法。然而，总部在驻北约各国情报机构提交的定期（每两周一次）报告中继续坚持会发生核袭击的观点，还定期发加急电报询问这方面的情报。伦敦情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监视格林内姆一科曼导弹基地的野战训练，该基地上布署有飞航式导弹。第一次野战演习在1984年3 月9日举行。古克从BBC电台听到这个消息后，把负责核对送交大使馆有关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情报的年轻军官叫到跟前说：“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敌人准备发动核战争，而我们情报机构却一无所知！”情报机构大概不会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确实已开始了。然而，古克很不满意，因为莫斯科将从塔斯社得知这一消息，而不是从他的情报机构。年轻军官匆忙拟好急报，其消息是从不列颠报刊上搜集来的。电文如下：“根据对敌人实施核攻击的准备情况的观察，我们报告：美英武装力量于3月9日将进行第一次飞航式导弹野战试验。”还是那位军官在3月29日BBC的早晨综合新闻中听到，英美前天夜里又进行了一次导弹发射训练。因为在晨报上没发现对此事的报道，他想：还等晚报的消息吗？但他担心塔斯社会抢先报告，便决定发急电，内容是BBC 的报道。无论是这一次，还是上一次，总部显然都没怀疑，伦敦情报机构紧急报告的情报都不是自己侦察到的，而是不列颠大众传媒报道的消息。1984年春季搞到的有关北约方面的情报更加深了总部的怀疑。4 月25日，总部在所发的通令中错误地宣称，北约通讯系统按照其军事委员会MC —225号指令已进入战备状态。总部命令迅速上报这方面的情报。在迈克尔·贝坦尼受审判、古克回莫斯科后，列昂尼德·尼基坚科于5 月暂代伦敦情报机构负责人之职，这时，情报机构实际上已完全停止了对核导弹攻击间谍战的关注。7月4日，总部批评了他，并提醒他，作为负责人，即使没什么可汇报，也应该每两周作一次总结报告，“您没有完成通令的要求。没有每两周寄一份总结报告。建议您严格执行关于该问题的指示”。显然，在克格勃的整个历史上，还从没有哪一次行动这么重要：即使没什么可报告，也必须定期汇报、伦敦情报机构负责人随随便便就把“争取核裁军运动”声势浩大的抗议和反对部署飞航式导弹的妇女运动都记在了自己的功劳簿上。西方部署飞航式导弹能引起这样大的抗议浪潮，总部一开始对此就持怀疑态度。因为苏联也有五0枚中程导弹是对准西欧的，而且每枚导弹装有3个核弹头。但当由“和平运动”组织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全面展开时，不知为何总部又认为，这是它“积极行动”的功劳。1984年夏季，从莫斯科休假回来的克格勃工作人员明显感觉到，核导弹攻击间谍战的优先地位正逐步丧失，对于总部领导们着迷的“突然核袭击危险”一事，无论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还是外交部都不再支持，就是在总部内部，似乎也有所降温。1984年年底，在两个主要的危言惑众的军人退役后，对核导弹攻击间谍战的关注就更加少了。9 月， 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奥加尔科夫元帅好像是因为“非党性行为”被调出莫斯科。3 个月后，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离开人世永远告别了这个岗位而接替他的谢尔盖·索科洛夫也未能成为政治局委员。在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期间，世界并没有走到核深渊的边缘。但在西方进行导弹演习时，世界虽没经历核威胁，却无论如何是接近了核战争的边缘，它远远超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的危险。程度。在经历了这场危机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苏联未来的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显然，他那时已作出结论，认为缓和东西方关系是最主要的政治优势。1984年10月。西方记者报道说，戈尔巴乔夫赞成“为回到谈判桌上所采取的应急措施”。------------------第一卷 第一十五章更新时间:2006-7-27 10:04:00 本章字数:30995?第十四章　戈尔巴乔夫时期（1983－1991）1984年的最后几个月，戈尔季耶夫斯基和伦敦情报机构都已知道，克格勃拥护候选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为奄奄一息的契尔年科的接班人。1984年12月，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议会代表团团长访问英国期间，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进行了会晤。在他来英国之前，总部多次要求伦敦情报机构为他准备材料。令人惊奇的是，材料发出之后，总部又来了许多附加要求。显而易见。戈尔巴乔夫在与克格勃人员交谈后，又询问了别的什么。比如：矿工罢工8 个月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矿工靠什么生活；罢工期间他们的生活费从何而来；他们每周多少工资；他们的工资能保证生活吗等。在戈巴乔夫访问期间，总部一直使戈尔季耶夫斯基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令他每天报告情况。访问显然很成功。“核导弹攻击间谍战”被彻底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然而，总部还是担心美国和北约各国，会竭力取得对苏的强大战略优势。1985年2月，伦敦情报机构接到总部一份篇幅短小的文章，其标题为《美国太空军国主义化政策》。随同这份资料还有三处处长尼古拉·彼得洛维奇·格里宾的一封附函，描述了美国的太空计划，这是“美国当局顽固坚持要取得对苏军事优势”的证明。信中说，美国计划给它的太空站装备“武器，把这个飞船作为轰炸机使用，以击毁苏联的卫星定向系统”。现在。总部比两年前更害怕。驻伦敦使馆武官A·H·萨任中校在外交官和情报人员会议上宣布，据莫斯科核算，“星球大战”系统迟早能截击苏联90％以上的战略导弹。他认为，苏联在研究“星球大战”计划方面很难与美国并驾齐驱。苏联糟糕的经济形势使它难于与西方竞争。第一总局非常了解西方各国的情况，对其不断增长的巨大的经济优势有精确的估计。西方国家只把苏联看作“带导弹的牛皮大王”，而并非真正的超级大国。苏联以前对西方国家的核打击有一种偏执狂的害怕，现在却担心西方利用它的经济弱点制造阴谋。总部在收到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后特别震惊，因为情报列举了美国要搜集苏联各部门的消息，包括苏联粮食和其它国家产品的输入额、外汇储备、国外贷款、粮食的进口与分配等。1985年年初，第一总局向驻西方各情报机构发出紧急警告：有人要搞“破坏活动”，以“造成苏联经济的严重衰退”，最直接的危险表现在苏联进口粮食方面：“美国企图利用我国农业生产中出现的一些困难，迫使苏联粮食依赖进口，以达到它在将来把粮食作为对苏联施加压力的武器之目的”。一家经营粮食公司的总经理曾说：“与俄国人打交道很容易，他们不善经商，每吨粮食平均超付了八美元”。第一总局建议说，苏联对外贸易部门要“积极利用”情报员去发现受贿者。进口粮食产品在运输过程中质量变得低劣，这造成了“重大财政损失”：不排除这种可能——敌人有专门机构，利用粮食接收公司在直达运输港污染了这些准备供给苏联的货物。克格勃认为，如果苏联领导层没有变化，苏联经济问题就不能得到彻底解决，这就意味着，西方国家就不会停止它们的剥削企图。由于不了解问题就出在苏联的制度本身，克格勃期待着戈尔巴乔夫能带来新的活力，制定必要的纪律，以解决苏联经济停滞问题，并同西方建立可靠的“力量对比关系”。克格勃在不久前等待着契尔年科去世的几个月里（契尔年科于1985年9 月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就各方面问题给了戈尔巴乔夫以详细咨询，期待着他能以自己对苏联和国际问题的真知灼见，给政治局留下深刻印象。克格勃送给政治局的报告，完全支持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当然这并不是说戈尔巴乔夫1985年3 月当选为总书记完全是克格勃的功劳，但总部认为这是自己的一次重大胜利。4 月，从1983年12月起就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切布里科夫，终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而国防部长照样还是候补委员。戈尔巴乔夫很快就表现出对克格勃在苏联国内和国外活动的支持。过去，当西方国家把苏联间谍驱逐出境时，莫斯科虽然以牙还牙，但是驱逐的人员比较少，因为驻莫斯科的西方代表机构本身就不多。 1977年，“哈维克事件”时，挪威驱逐6名苏联情报军官，而苏联只驱逐了3 名挪威人。然而，1985—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强硬，以牙还牙。1985年9 月，英国驱逐32名克格勃人员，作为回报，莫斯科驱逐的英国人数量与此相当；1986年9 、10月间，美国从华盛顿、纽约、旧金山驱逐大约80名苏联间谍，苏联立即赶走了同样多的同级别的美国大使馆人员。当时，克里姆林宫根据克格勃的建议，命令在美国大使馆的全体苏联服务人员停止工作。戈尔巴乔夫在支持克格勃的这段时间内，完全是按照葛罗米柯给他的著名信条去做的，即“带着慈祥的微笑和钢铁般的牙齿”。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之前，苏联在近2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对其情报机构的无限扩大工作。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建立了全球电子侦察网，它的任务是监视别国陆军和海军军事设施，这项“荣誉职责”主要是由情报总局承担。到80年代中期，苏军共有40个雷达团，170个营，近700个连。情报总局在20种不同飞机和60艘水面舰艇的协助下，搜集电子侦察方面的情报。在1967年“太空一 189”卫星发射以后的20年内，苏联又把120多颗侦察卫星送入轨道，完成情报总局太空侦察的任务。克格勃从事电子侦察的第十六局，规模虽比情报总局第六局小得多，但它也得到了迅速的扩充。十六局除了坐落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克格动主楼内的核心机构外，在莫斯科市中心还有它的计算中心，在莫斯科亚谢涅沃西北15公里处的昆采沃城，有它的规模庞大的科研试验室。像情报总局一样，十六局在遍布世界上60多个国家的苏联外交和商务代表团内，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其中大部分主要从事电子侦察情报搜集工作，而对情报的处理和密码破译则在莫斯科进行。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侦察站主要分布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亲苏国家，其中规模最大的位于古巴的卢尔杰斯，距亚丁湾不远的南也门和越南的金兰湾，克格勃和情报总局共同利用这些电子侦察站。情报总局原则上只从事军事通讯和电子侦察，但它和十六局一样，也利用电子侦察手段搜集政治和经济情报，这两个局在行动上好像是互相仿效。克格勃十六局一般是依靠第一总局十六处，来获取由外国间谍搞到的密码材料。1985年，第十六处伦敦情报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现在他们在不列颠没有能够接近高级密码的间谍。但是，十六处在第三世界国家却取得了很大成绩，因为在那些国家，对于十六处的密码分析人员来说，当地的通讯联系就是一本明码册。北约其它成员国的情形也大致如此。1984年总部通知伦敦情报机构，北约一成员国外交部的密码译员（他为克格勃卖命已10年）将调住伦敦大使馆，但在调任前夕，该间谍突然死亡。1986年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再次出现防守薄弱的缺口。当时两名海军陆战队警卫人员承认，是他们为克格勃间谍潜入大使馆开了绿灯。1987年，警卫人员、中士克莱顿·洛温特里因受克格勃间谍维奥莱塔·塞娜诱惑，被判处30年监禁。但与上一辈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此类事件相比，因完善了安全措施，显而易见，洛温特里带来的损失要小得多。现在克格勃人员再想顺利地潜入了大使馆的密码室，或者在大使馆其它能引起特工人员兴趣的地方安装窃听装置，恐怕可能性就非常小了。80年代初，在对美国的电子侦察渗透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罗纳尔德·威廉·佩尔顿事件。佩尔顿1964-1979年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1980年1月他自己主动表示，愿为华盛顿的克格勃情报机构效劳。在被捕前6 年中（1985年11月被捕），他向克格勃提供了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在70年代的活动和安全系统的详细情报。虽然这些情报已很陈旧，但十六处却认为它们异常重要。佩尔顿还编写了一份长达60页的文件，标题为《通讯参数集》，他分析了美国国家安全局认为最重要的通讯手段，提供了分析程序和结果。他甚至泄露了五个搜集情报的电子侦察系统，其中包括要从苏联鄂霍次克海海底电缆中获取情报的行动。后来，克格勃叛逃人员维塔利·尤尔琴科于1985年出卖了佩尔顿，这也是尤尔琴科所知道的唯—一个潜入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克格勃人员。在戈尔巴乔夫登上党的总书记宝座之前，克格勃已是一个安全和情报的大帝国，它在国内总计有将近40万工作人员，20万边防部队和大量的预备役人员。十六局虽然搜集到了许多重要的电子侦察情报，但它却没有被授予总局的地位。而对外侦察是克格勃内最富名声的部门，所以，虽然第一总局对内而言规模并不大。但它在20年内发展得异常迅速。1985年，在亚谢涅沃又落成了一座11层的建筑，作为原有的芬兰式20层大楼的辅楼。60年代中期，第一总局只有大约3000名工作人员，而80年代中期却猛增到12000 名，活动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愈来愈引起日本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关注。1983年成为克格勃东京机构负责人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沙波什尼科夫，在第一总局内有很高的威望。70年代，克格勃在日本的间谍网包括显赫的政治家、记者、实业家和国家公务员，但1979年在东京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斯坦尼斯拉夫·列夫琴科逃跑后，它第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沙波什尼科夫担任领导时，情报机构的活动似乎又有了生气。第一总局在1982——1985年的工作计划中，第一次把太平洋地区置于首要地位，虽然日本的名次至今还排在美国、中国、印度、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之后。80年代中期以前，澳大利亚和亚洲地区还没有特别意义，在三处只有3名人员研究该地区事务（他们同时还要监视爱尔兰和马耳他岛）。1984年秋天，第一总局召开党委会，大部分高层军官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有人向三处处长尼古拉·格里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澳大利亚有大量的中国侨民，但为什么澳大利亚方面的情报却很少呢？格里宾反问：提问者是否知道情报机构有几个人在那里工作呢？发问人不知道，其他高级军官们也不知道。格里宾回答道：在澳大利亚只有7名具有合法身份的克格勃人员，而从事地下工作的完全没有。于是大会决定，要加强克格勃在澳大利亚的实力。1984年，新西兰工党政府靠代维德·伦加的反核计划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此后，克格勃在澳大利亚一亚洲地区的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在此之前，克格勃在新西兰的力量非常弱小。1979年年底，那里的克格勃负责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沙茨基赫去休假，另一名克格勃人员也于不久前被驱逐出境，所以B·H·索芬斯基大使受命亲自出马，向社会主义统一党秘密转交援助款项，而这样的事通常都是由克格勃来完成的。索芬斯基因此事被抓往把柄，最后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然而，总部为伦加在大选中的获胜而感到高兴，它通知伦敦情报机构，要组织相应活动，让欧洲方面支持新西兰不允许装有核武器的美国船进港的决定，支持反核的政策方针，要把它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对待。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时，克格勃除在太平洋地区及其它一些地区的新领事馆内稍微扩编外，并没扩大在国外的实力。在和以色列、南韩、智利和南非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后，克格勃经过深思熟虑，计划公开在这些国家的情报机构。由于石油价格下降和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苏联不得不紧缩了克格勃扩大活动范围所必需的外汇支出。毕竟还有许多人朝思暮想在第一总局内找到工作。安德罗波夫学院教学中心每年要招收300 名学员进人一年级学习，但竞争得相当厉害。通过莫斯科几个有威望的学院、特别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进入第一总局，是传统之途，戈尔季耶夫斯基就是1962年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国立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列别杰夫，也十分坦然地受纳克格勃的军官们效劳，因为他们都要求把自己的儿子送人该学院。院长曾让一个军官给他寄一份狩猎器具清单，然后他从中挑选了一支带有光学瞄准仪的猎枪。这个克格勃军官很快便把猎枪寄去，他的儿子也顺利地被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录取。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他在院长的位置上只干了一年半，1986年年底，他丢人地被赶了下去。80年代中期，第一总局越来越抱怨，从莫斯科名牌学院毕业来工作的都是娇生惯养的高干子弟，他们不思努力，却追求腐化堕落的生活。安德罗波夫采取相应措施，越来越多地从外省招收学员。总部定期要求各地克格勃机关给第一、第二总局输送优秀的年轻军官作为候选人。因此，许多来安德罗波夫学院之前根本就没见过莫斯科的学员开始进人第一总局接受训练。对中学应届毕业生一直按民族挑选，犹太人进人克格勃的路已被堵死。特殊情况下，只有母亲是犹太人，而正式民族不是犹太族的犹太人，才可以招收入人克格勃。二战时期被驱赶到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包括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希腊人、德国人、朝鲜人、芬兰人也不能进入克格勃工作。有趣的是，波兰人也不能在每天给亚谢涅沃的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纪念碑敬献鲜花的机关，最起码不能在第一总局工作。在捷尔任斯基时期的契卡“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也受到怀疑禁止在亚谢涅沃工作。亚美尼亚人也不被接收，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有国外亲戚。70年代在马耳他岛唯一的一名亚美尼亚籍的克格勃军官是姆克尔强，他当时是以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在那里活动。当他竭力想得到去美国的委派时，总部发现他在美国有亲戚，于是就把他赶出了第一总局。然而总部对其他少数民族并未限制。克格勃内部统计表明，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乌兹别克人及其他中亚人比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可靠。安德罗波夫学院还进行性别和宗教歧视，它只招收男性（第一总局的女职员除外，她们在专门的班级学习），不录取信教者。1990年第一总局第一次颁布了安德罗波夫学院报考条件：“当然，希望体魄强健，有外语天赋。第一总局的每位工作人员都要懂两门外语，许多人还要懂3 门以上……燃而，毫无例外，对未来从事情报工作的工作人员最主要的要求是绝对可靠，忠诚事业！”1990年还得知，所有准备到第一总局工作的候选人都应该学会跳伞：“我们不需要胆小鬼”。安德罗波夫学院从80年代中期开始对学制略有改变。鉴于过去的教育效果和学员的经验，内设有l 、2、3年制班，学员来后要起新名字、造假履历，这些在他们学习期间一直要保存。通常他们的名字和父称不变，而姓要改变，但姓的起始字母还应同原性相同。学员们的家信要由院工作人员亲手转交给他们，防止他人知道他们的真实姓氏。学员们虽都有军衔，但他们平常都穿便装。3年制班每周学习6天44小时：14小时学语言，12小时上情报专业课，8小对学政治和国情学，4小时科学社会主义，4 小时体育课和两小时军事训练。学院内部有两个图书馆，可以借到许多在苏联禁止的外国出版物；阅览室有克格勃的秘密行动材料和学位论文。如米哈伊尔·柳比莫夫的《不列颠的民族特征及其在业务工作中的运用》。80年代中期，安德罗波夫学院的3 个主要系的领导，均由1971年苏联情报人员被英国大批驱逐出境前，在伦敦情报处得以升迁的3 位间谍担任，他们分别为：政治情报处处长尤里·莫金，反间谍处处长伊万·希什金、科技情报处处长弗拉基米尔·巴尔科夫斯基。最有趣的课是邀请已经退休的间谍们，讲述他们在西方活动时的亲身经历。学员们每半年要到莫斯科“别墅”一一一业务培训中心生活一周，在那里他们要接受单独训练和集体训练，内容有：如何招募间谍、同间谍接头、发现盯梢者、瞬间秘密碰头、使用秘室及其它行动方法。国情学被认为是最难的课程之一，内容是西方的传统和习惯，大多数学员难以理解像抵押贷款这样的简单的日常生活现象。训练驾驶技术也被列人课程，克格勃年轻军官的开车技术都不太过硬，这是他们初次被派往国外后出事的主要原因之一。80年代中期的安德罗波夫学院毕业生；只有在接到去亚谢捏沃的任命后，才得以参观第一总局的核心机构（毫不怀疑地说，现在还是如此）。第一周或稍长时间他们跟随克格勃军官见习，因为这些军官的工作正是他们以后要完成的工作，如：监听电话谈话。学会填表、开辟新业务、从档案室索借资料等。然后是交接业务的手续，他们还要填写专门的准入证。平时从国外情报机构来的电报要先由处长过目，由他决定哪些要转给部下们回电或解释。第一总局的年轻军官在接到首次到国外的任命前，要经过一系列手续。如果是苏共预备党员，必须先履行转正手续；必须是已婚男人——第一总局拒绝委派单身汉，认为在国外的恋爱关系会严重损害其事业。军官们要非常习惯于自己的“掩护身份”，通常是外交人员、记者、商务代表团成员或运输局成员的身份。每人都要熟记自己的假履历，专门由一个“可恶的律师”对他们进行详细询问，看是否能发现破绽。接着到了检查的决定性时刻。在1979年斯坦尼斯拉夫·列夫琴科叛逃前，每个准备出国的人都应该有3名同事的个人推荐信，后来增加到5名。每个军官在检查、验证之后，紧接着要制定出一份自己的“训练计划”，并要获得认可才行。戈尔季耶夫斯基想起了一位年轻的政治情报人员在三处（负责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澳大利亚一亚洲地区的情报工作）时的经历。当时他已接到前往哥本哈根的委派今，于是他为自己制定了“行动计划”（对非丹麦目标实施行动）和“训练计划”。在此期间，他用一个多星期跑遍了一处（主管北美方面事务）、五处北约分处（主管北约、南欧方面事务）和六处（主管中国方面事务）熟悉资料，接着他在间谍情报局呆了一个多月，在K局（反间谍机关）呆了几周，在A处（特别行动处）和技术战役处又呆了三周。后又参加了一个实践驾驶和提高驾驶技术短期训练班，最后又为使用“掩护身份”工作做准备：先在外交部工作三个多月，然后又到《新闻》出版社新闻处去熟悉了六个月的记者“身份”。在整个准备阶段，克格勃人员要学习将前往的国家的语言、阅读有关的书和小册子。派去伦敦赴任的人员要按计划阅读狄更斯的作品和上级推荐的一系列书籍，其中包括文学艺术作品，从菲尔丁格的《汤姆·约翰斯》到新近出版的列·卡雷的长篇小说，最新出版的恩顿尼·塞姆普松的小册子《不列颠剖析》也非读不可。所有这些要求都是针对米哈伊尔·柳比莫夫的秘密论文和原《真理报》记者B ·奥夫钦尼科夫有关不列颠的书提出来的。克格勃人员的妻子也要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班，每周一次，常在晚上，有时是白天。培训班位于莫斯科中心、祖博夫斯基广场上的特别培训中心，该中心是在1980年建成的。在那里，她们要听关于克格勃工作和所到国情况的讲座，他们还被告知，如果丈夫晚间工作，不许唠唠叨叨抱怨不休。1983年8 月，安德罗波夫学院为专门招收来的妇女们开设了一年制学习班，这些妇女都将要随其丈夫走南闯北，一起工作。需要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统治初期，在第一总局内工作的妇女要比斯大林后期少，而在国内，90％的中小学教师，80％的医生和30％的工程师都是妇女（政治局委员和老外交官中没有女性）。在亚谢涅沃妇女占不到10％，仅有的一些女性一般都是秘书、打字员、程序编制员、清扫工或者是厨师、食堂的洗碗工等，而在总局的走廊内很少能看到女性的身影。在为数不多的女军官中，有一位在A 处（特别行动处）法国分处工作，但她是男人们纠缠不休、亵读的目标，常被称作“吃法国饭的女人”。克格勃的许多重要岗位上没有女性，这是令人难堪的事实，于是克格勃在1988年开始向社会各界修正自己的形象，但其人员成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1989年莫斯科晚间电视节目主持人采访了5 名年迈的克格勃人员（当然全是男性）：“克格勃内有女性吗？如果有，她们占百分之几？从事什么工作？”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邦达列夫少将有点难堪地答道：“克格勃内有女性，在一些方面她们是不可缺少的。至于说她们占百分之几，我很难回答。坦诚地说，我没料到这样的问题，手头也没有统计数字。”邦达列夫的同事中谁都不愿提到妇女所占的百分比及她们所从事的不可替代的工作（主要是在食堂和打字室）。第一总局工作人员在国外的日常活动和在亚谢涅沃的一样，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并没有很大变化。对外情报机构的大部分军官都按照三个方向之一在进行着活动：政治情报方向，反间谍和安全方向，以及科技情报方向。这三方向人员的相互配量大致是这样：政治情报占40％，反间谍和安全各占30％。新的工作人员在到达指定地点之前通常都要接到谨防西方情报机构挑拨离间危险的指示。戈尔耶夫斯基回忆说，他们一到达目的地，就开始怀疑自己的邻居、附近商店的售货员和他们每天上班经过的伦敦公园的园丁；他们总认为经常有人监视他们，然而，对于其中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来说，这段时期很快就过去了。情报机构每天八点半上班。政治情报人员每天先研究报刊，他们要阅读伦敦所有的重要的日报、周报和定期发行的刊物。每天情报机构人员先从保险柜内拿出标有“急电”字样的双层公文夹，它比公文包要大的多。夹内最重要的文件大概是工作记录本，其中大部分是行动联络的情报和总部来的重要信件，还有一个记录本是供向莫斯科发电报和汇报情况所用。每个军官都有刻有特殊图案和编号的私人印章，经常带在钥匙链上。每天下班前，每人都要收拾起自己的公文夹，在锁上用蜡泥塑料贴上“急电”，然后再盖上印章，封好。苏联大使馆向莫斯种汇报时用普通纸张，而克格勃情报机构用35毫米的摄影胶卷。克格勃技术人员先破译出情报，再由战役技术人员转拍到胶卷上。总部收到材料后，通常先把它们冲洗显影，然后再对他们进行研究。戈尔巴乔夫时期，所有重要材料都开始采取这种办法——从缩微胶片洗印到纸上。给总部的电报首行通常是公式化的标题：伊凡诺夫同志收P—77—81090一91一111—126下面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标题：“伊凡诺夫”，这是总部发电报时的密码，这里是指一局（主管北美方面事务）。“P”意思是“间谍”，区别于特别行动或由奸细传送的战役情报；下面从“7” 开始的数字，暗指材料来源。“77”就是情报机构，“78”是文献资料，“79”是官方文件翻译；数字“8”后面的是起草文件的月、年，本文中即是“1990年10月”；下面以“9”开头，暗指文件类型，“91”是间谍活动（本文中即是），“92”是机密，“93”是分析，“94”是官方；数字“11”后面的是情报的可靠性。“111”是可靠（如本文），“112”是未经核查，“113”是不可靠；数字“12”是指情报提供者从事的职业，如“12”是指提供情报的人在政府机关工作。“126”是指外交部，“1213”是指新闻界。可是，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克格勃的汇报并不特别准确。如果情报来自招募的间谍，那么，负责人就很少再在此基础上凭空虚构或伪造；对详细的分类情报，他们一般要进行一下查证；而对那些从大众传媒搜集来的消息则较为随便，甚至再臆造一些细节讨好总部。戈尔巴乔夫当政初期，像这样的少量的杜撰是很平常的事情。1985年3 月25日，要求伦敦情报机构送交一份有关英国对戈尔巴乔夫参加社会党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谈反应的特急情报，政治情报处没来得及同自己的情报人员联系，就凭空捏造了一些评论以讨好戈尔巴乔夫，然后再写上几个真实的联系人姓名作为情报源。第二天，情报机构又接到一封急电，要求提供有关西班牙和葡萄牙参加欧共体谈判的情况。政治情报处人员B·K·扎莫林到英国报界随便走了一圈，便粗制滥造了一份报告，署上几个联系人或秘密间谍的名字。事后情报机构很快就查明，报告摘自经济学家福林·里波尔特的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文章讲的是苏联成功地窃取西方先进技术一些失败行动的趣闻。情报机构清楚地知道，总部不会接受这篇文章，并会说它是虚构的，因此便又起草一篇报告，内有情报机构情报提供者的亲笔证明。在国外活动的总部人员有一个通病：很少怀疑所收到的情报的可靠性。和招募的间谍保持联系，这是所有负责人不费吹灰之力搜集情报的最重要的方式，而且这一切都辅之于一套经过精心考虑的反监视程序。为了在下午4点钟同间谍接头，情报人员要在下午1 点钟离开情报机构，经过事先选定的巧妙的途径到达接头地——最好的是在高层建筑旁边的小停车场。私人楼房边的小停车场不很合适，因为外交车牌将招致不必要的注意，而大停车场通常有许多警察。克格勃人员把车停到车场后，就朝约定地点走去，那里有另一个克格勃人员驾车等候，接着他们驾车在城里转悠一小时，看看有没有“尾巴”。与此同时，反间谍处在截听可能出现的当地安全机关监视人员的无线电联系，或注意发现其它跟踪迹象，这种行为称作“脉冲”。去接头的人员和他的同事的车内都装有接收机，通过它可使用密码与大使馆通话，密码通常是一个字母（这个字母就是克格勃人员本人的代号及通信代码）。如果没发现有被监视的迹象，克格勃人员大约3 点钟走出同事的汽车，以普通人的步速步行前往接头点，在4点钟准时赶到。近半个世纪来，克格勃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对外侦察的主要战役手段，从招募“五杰”至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克留奇科夫在发往国外情报机构的1984年战役工作计划中再次强调传统的做法：“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招募间谍的工作上。”他号召情报处研究新的招募突破口，“特别要注意青年，让他们渗透到我们感兴趣的目标中”。克留奇科夫在1988年升为克格勃主席后大概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一观点。1985年3 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看到了克格勃国外活动的两个优势。第一，他确信，瞬息万变的同际政治要求反应灵敏的情报机构；他的闻所未闻的对外政策的首创性要求最大限度提供西方对此反应的政治情报。在戈尔季耶夫斯基逃离俄罗斯之前，总部就给政治情报处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而从1985年夏季开始，这种要求无疑更高了。90年代第一总局的主要优势在于任命了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为局长，他于1988年10月接替了克留奇科夫。舍巴尔申同1953——1956年的第一总局局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一样，是在外交舞台上开始升迁的。1958—1962年、1966－1968年，他在巴基斯坦工作，此后调到克格勃，在安德罗波夫学院培训后开始在亚谢涅沃工作。1971年他被派往印度领导政治情报处工作，直到1975年才提升为新德里方面主要负责人，在那里工作到1977年；1979年沙赫倒台后，他前往德黑兰任负责人，直到1983年被驱逐出境。1985年夏天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第一总局时，舍巴尔申已担任了一年的副局长工作，主要是起草第一总局给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报告。他击败了觊觎总局局长一职的占据高位的候选人，他的报告给政治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能给政治局留下深刻印象， 肯定是触及了一些重大问题， 如西方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反应。1984年，正是因为戈尔季耶夫斯基向戈尔巴乔夫提供了咨询材料而升为伦敦情报机构负责人，与此同时，帮助舍巴尔申后来升为第一总局局长的显然是他呈送的那些报告。显而易见，90年代克格勃利用苏联领导人像过去一样地对秘密报告的嗜痹心理，继续把由公开消息源搜集来的情报作为秘密间谍的报告，呈交上去。舍巴尔申说：“第一总局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向苏联领导人提供可信、准确的有关西方主要国家对我国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的现实计划和阴谋的情报。”第一总局努力维护这样一种神话：只有他们才能正确理解西方，苏联在军事、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只会有助于加强他们的影响。随着华约组织的解体，克里姆林宫从东欧撤出了几万军队。苏维埃国家的思想基础崩溃了，作为共产主义信仰中心的莫斯科，其威信也随即崩溃了。苏联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它停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因而，间谍活动越来越显出它的巨大的重要性：它成了保证苏联在全球影响的主要手段。在戈尔巴乔夫看来， 苏联对外侦察的第二个主要职能是从事科技间谍活动。1984年12月5 日，戈尔巴乔夫在伦敦大使馆一次非公开性谈话时（当时戈尔季耶夫斯基也在场），禁不住称赞了第一总局T 局以及它在国外情报机构中的科技情报处所坚持的工作方向。显然，那时戈尔巴乔夫就把秘密搞到西方的技术作为经济改革的重要部分来研究。几年中第一总局T局的行动很有成效。T局局长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采夫活跃而谨慎，他早在60年代就开始从事科技间谍活动，当时他在伦敦情报机构工作。他试图把T 局从第一总局分出去，成为克格勃的一个独立部门。可是，克留奇科夫完全不允许自己间谍帝国的这一重要部分被分离出去。扎伊采夫表示，T 局财政上不仅要自给自足，还将承担克格勃国外活动的整个系统的费用。T 局虽没从第一总局分离出去，但它有了足够的独立性。它的学员在安德罗波夫学院单独学习它自己的课程，几乎所有人都曾受过技术教育。在国外情报机构中的科技情报人员很少同其它部门的同行们交往。尽管如此，应该说，T局是按集科技情报庞大机构的最重要的部门。搜集科技情报的主要领域是国防领域，在80年代初，军事工业委员会负责协调这方面的工作。戈尔巴乔夫时期，军事工业委员会（军工委）地位相当于国家军事工业综合委员会，它的主席由一位副总理担任，协调5 个情报部门的行动：情报总局、克格勃第一总局T 局，国家科技委员会、科学院秘密处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据80年代初化名法尔韦尔的T 局法国间谍说，1980年，军工委曾3617次下令搜集详细的科技情报，到年底完成了1085个命令，这些情报被用于3396项科学方案和研究设计试验。在军工委看来，30年代初90％的有价值的情报来自情报总局和克格勃。大量的科技情报在西方可以公开搜集到、如从科学大会、技术小册子等，所以情报工作被赋予了极大意义、1985年，军工委的情报61．5％来自美国的情报源（不一定来自美国） ，10．5％来自西德，8％来自法国，7．5％来自英国，3％来自日本。尽管没有近年来的可靠数据统计，但所有迹象表明，大规模的科技间谍活动正呈上升趋势。军工委最大的成就，大概是它仿制了美国空中预防和控制系统、美国“ B－IB”轰炸机（即苏联“海盗旗”轰炸机）、计算机IBM系列等。苏军质量的提高就是建立在这些“成绩”之上的，据估计，大约150 个苏联武器系统依靠从西方偷来的技术。T 局将近一半的工作都用来完成军工委下达的任务。至1980年，他们搞到5456个“样品”（设备、枢纽站、微型系统图等），其中，4．4％用于国防领域，28％通过国家各部委用于民用领域，28％用于克格勃和其它组织。在T 局搜集来的情报中，一半以上来自“盟国”的情报机构，更确切地说，主要来自东德和捷克。1989年前，苏联盟国的科技间谍活动组织不断扩大。1990年年初，东欧的一些对外情报机构想讨好新任的政治“盟主”，便集中全部精力搜集西方那些能顺利地用于工业现代化的科技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怀布斯特说，克格勃在继续扩展行动，“尤其是在美国。在这里，它们企图招募大量的懂得技术知识或能够搞到技术情报的人员”。在西欧，T 局从意大利成功地搞到了90年代初为北约研制的“卡特林”无线电电子通讯的情报，甚至成功地利用了一批西德程序设计员潜入五角大楼和其它科研、军工电子系统的情报基地。90年代初，科技情报处把全部精力集中到东亚地区，企图渗透到日本、韩国等国家。克格勃提供了大量的政治、科技情报，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使之更加巩固。正如埃内斯特·格尔涅尔所再三重复的那样，苏联打破一党体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斯大林时期这种体制建立在恐怖和官方信仰的基础之上，而对这种信仰很少有人怀疑过。赫鲁晓夫时期，那种恐怖消失了，官方信仰的人和国教教徒都感到远离了斯大林主义的灾难，相对安全了，要知道在过去那种灾难能降临到每个人头上。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曾有一段短期的幻想热潮。但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如同恐怖一样，对原有体制的信仰也消失殆尽。苏联文学家n ·巴特金称这段时间是“灰色官僚”时期，即统治灰暗、平淡无奇、萧条停滞、行贿受贿、官僚主义。由于苏联领导人对周围世界，特别是对西方的原有看法已经改变，因此，内部体制变得衰败，而开始实施新的，最文明的对外政策。从斯大林的独裁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这段时期内，没有一位政治局委员真正了解西方，他们的天才就在于善于理解克格勃政治情报处提供的情报的深层含义，而这种含义由于情报处思想上的局限性和对阴谋理论的热衷而变得令人费解。在同西方打交道过程中，他们用战术上的狡滑、残酷无情，企图在一些小事上不断取得胜利，和从外交官和情报机构了解到的西方的一些弱点，来掩盖自己的无知。苏联建立了庞大的外交官、间谍、记者和科学人员队伍，由他们去搜集大量的有关西方危机的情报，以帮助苏联实现世界超级大国的美梦。但到头来却破坏了已经从内部开始腐朽的苏联政体。苏联终于发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新型的领袖人物，尽管他也有许多传统的教条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不正确观点。但他很清楚共产主义制度已入了歧途，他准备采取新的思想。戈尔巴乔夫的最有声望的顾问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在他上台前是一位政治家，他1973—1983年10年间是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凭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很了解西方。雅科夫列夫的脑袋只是部分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装。他在克格勃与戈尔巴乔夫的多次会见中，对新思维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克格勃在将核导弹攻击间谍战计划撤销并锁人档案柜以后，也开始更加清醒地一观察周围的一切。1987年，维克多·切布里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速度过快、规模过大。他利用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110 周年纪念日，重提关于西方情报机构（其中包括托洛茨基主义）阴谋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渗透的旧理论，“我们社会的道德、政治潜力和苏联哲学仍是一些特别机构和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搞破坏活动的主要目标之—……因此，它们不仅致力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而且企图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政策，竭尽全力阻碍苏维埃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为此，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多次兜售他们那些腐朽的理论，经常从托洛茨基主义和其它机会主义学派的仓库中，搬出些陈词滥调作为论据”。遭到切布里科夫攻击的帝国主义情报机构的“意识形态破坏形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他们试图“破坏党和人民这一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实行政治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第二种是传播“民族主义病毒”，这种“民族主义”，“不久前已导致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出现挑衅性袭击”。切布里科夫自己也完全有可能相信这种胡言乱语，这使戈尔巴乔夫感到难堪。1987年前，切布里科夫同善于随机应变的克留奇科夫非常亲近，他曾劝说后者稍微压制一下传统的阴谋理论，以适合新思维的要求。戈尔巴乔夫甚至迈出了破天荒的一步，1987年12月，他第一次华盛顿之行时竟带上了克留奇科夫。这次访问将签署中短程导弹条约——第一个限制超级大国核军备的法律性文件。克留奇科夫按照惯例，并没有大肆炫耀自己的华盛顿之行。但在此之前，苏联首液从未带着第一总局领导人一起访问西方。1989年夏天，戈尔巴乔夫热情地评论克格勃和第一总局领导人“在我们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和民主进程混乱的条件下，有针对性地工作”。这之前，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切布里科夫已感到自己的时日将至，1988年10月克留奇科夫接替了他的职务。切布里科夫在不得不把克格勃主席的位置让给克留奇科夫前11个月的时候成为政治局委员。任命克格勃对外情报机构负责人担任克格勃主席（以前从未发生类似情况）。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第一总局威望和克格勃重要性提高的最好证明。克留奇科夫在外交部会议上宣读了他的题为《对世界的客观看法》的告别演说。发言中新旧思维以奇怪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克留奇科夫的这次发言证明，第一总局自核导弹攻击间谍战5 年来对西方的看法已有巨大改变。总之，他的讲话比较乐观。他特别强调，消除和“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已最终成为“完全可以达到”的目标。苏联的国际形象随着改革也已改变：“敌人的形象以及苏联被看作极权主义和半文明社会的形象都正在被洗刷，我们在思想意识和政治方面的论敌，正在承认我们改革的深度和它对国际政治的积极影响。”克留奇科夫说：“我们很难划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社会政治阶层，同具体地区或国家富有特色的政治力量派别之间的区别。客观地讲，至今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还不客观，还没有摆脱刻板的论调和陈规旧矩，所有说我们对外政策行动很有成效的说法还不切合实际。”克留奇科夫的讲话表明，昔日的对阴谋理论的怀疑还在他的心中徘徊。他没具体提到核导弹攻击间谍战，但他还试图再证明它的存在：“许多从前的任务（第一总局的）还在日程上，其中主要的一项还是来自核冲突的直接危险。”与此同时，克留奇科夫还因循守旧地攻击西方、“首先是美国”的情报机关：“他们完全扮演着右翼保守势力突击队的角色，他们是帝国主义‘制动系统’的一件最锐利的武器，是我们改善国际形势道路上的阻碍因素。在西方，间谍狂的广泛行动，和对付苏联国外机构的粗暴的挑拨离间行为没有失去活力，这并非偶然。”克留奇科夫宣称，仅1988年上半年，针对苏联国外使团和公民的挑衅行为就达900起。克留奇科夫担任克格勃主席之职后，至少在公开场合的立场变得灵活了，他开始了一场活跃社会舆论的运动。他宣称：“不仅在我们国家，而且在全世界克格勃的形象都应同其高尚的目标一致，那些目标是我们的工作所要努力达到的。”1989年初，克留奇科夫成为克格勃历史上第一位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美国大使的主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他同其他的克格勃高层人员接受了西方记者采访，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甚至在国外电视公司放映的《今日克格勃》电影中频频露面。克留奇科夫举行了一系列记者招待会，接受苏联观众电视采访，出现在最高苏维埃举行的任命仪式上，在那里被迫回答了代表们的96个问题。虽然许多人同意任命克留奇科夫为克格勃主席，但在表决时，仍有26名代表弃权，6名投了反对票。在克格勃的全部活动中，克留奇科夫关于要与社会各界保持密切联系的主张一直未变。他认为，克格勃的行动要“同苏联法律制度严格一致”，置于党的监督之下，愉快地、主动地接受最高苏维埃在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新设的委员会的监察，完全抛弃过去斯大林的恐怖。他建议建立“完善的保障系统”，以防止历史悲剧重演。虽然克留奇科夫的言行富有新意，但他却明显地有些过分了。他宣称，克格勃内没有告密者，“只有助手”，告密是受千千万万苏联人鄙视的行为。鲍里斯·叶利钦当面对他说：“首先，在大多数规模庞大的组织中工作的不是“助手”，而是相关的国家安全机关的间谍网，这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道德损害……在民主化时期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虽然克格勃积极组织行动，破坏叶利钦的威信，但1990年5 月他还是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之后，他也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拒绝接受克格勃的警卫。警卫任务由最高苏维埃秘书处新成立的分队担任。80年代末期， 克格勃国外行动最重大的变化是开放程度和演说水平的提高。1990年，列昂尼德一舍巴尔申的第一总局局长任命书第一次刊登在报纸上。《真理报》记者获准进入位于亚谢涅祆的第一总局总部，舍巴尔申办公室给他的印象不像克留奇科夫任总局局长时的办公室那样令人望而却步、阴森可怕。搁架上立着一张合巴尔申的孙子的照片，书架上排放着西方出版的有关克格勃的书、索尔仁尼琴及其他一些作者的著作，以前这些书都被认为是反苏作品。舍巴尔申对《真理报》记者说：“现在我们尝试着向国际政治表现出积极的一面，利用一切机会改善国际关系，达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决议。”然而，他对那种对第一总局历史所作的修正主义的诠释却持不赞成的态度。“我坚决反对现在有人试图把“冷战”的罪过推到苏联头上的做法。”西方的威胁并未消失：“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敌人的阴谋诡计。”戈尔巴乔夫执政前5 年第一总局的变化主要是表面上的。但在行动上也不能说毫无变化，我们可以从“积极行动”谈起。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并未试图介入该行动领域。1975－1985年10年间A处（特别行动处）的人员从50人增加到80人。A处机关设在亚谢涅沃， 普希金广场的《新闻》出版社还有它30－40名人员。克留奇科夫本人满怀热情地支持“积极行动”、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看来，他对其行动成功抱的幻想过高。他常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一起全面“积极行动”，他的热情似乎由此也感染了国际部。1985年初，A处第一副处长N·X·索茨科夫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 A处在行动中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三个方面：准备破坏美国各项政策威信的材料；组织加深美国与其北约盟国之间冲突的行动；支持西方保护和平的运动。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A处特别引以为骄傲的是组织了“煽风点火”行动，对1985年5月里根总统在欧洲议会上的讲话进行抵毁。一位从事“积极行动”的克格勃高级军官有根有据地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克格勃甚至能偷偷把标语塞给游手好闲的人。在国外情报机构工作的政治情报军官，通常应把25％的工作时间用于“积极行动”，而实际上他们这方面花费的时间要比规定的少得多。就像A 处伪造的文件和材料的质量不—一样，它的人员也形形色色，纷繁复杂。其中，有近50％的军官是“积极行动”专家，但其余的人大都是各处抛掉的渣滓。第一总局中有才能和虚荣心的副博士中很少有人想去A处工作。 它被看作是一潭死水，无人员流动，只要进了A处出国的机会就很少了。 由于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叛逃，整个积极行动计划不得不中止，其中包括两项最重要的计划——破坏监督前来苏联宗教生活的凯斯顿·科列吉威信的计划和伪造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寄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国际政策的文件。80年代末。苏联在西方（而非第三世界）的积极行动的挑衅性减弱了。A 处在80年代初曾为阿尔涅·彼德森这样的西方间谍准备了大量的攻讦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檄文和抨击性文章，但都逐步弃之不用了，苏联对那些曾为克格勃行动作掩护身份的许多组织也冷谈起来。1986年，多年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的罗默什·昌德拉被迫做了自我批评，这对他来说可能不是心甘情愿的。他承认：“对理事会主席工作的批评应引起注意，同时对这项工作也应给予必要的纠正。”“纠正”的主要方法是任命来自芬兰的约翰内斯·卡斯拉赫季为新的秘书长，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日后他将替代罗默什·昌德拉担任理事会主席之职。但人事的变更未能恢复理事会的威信。1988年，克留奇科夫的妻弟，苏联维护和平委员会主席亨里希·博罗维克呼吁世界和平理事会要成为“真正的多元组织”。1989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承认其经费的90％来自苏联后，它失掉了最后的信任。戈尔巴乔夫时代，它的行动和优先地位有所改观，似乎一些积极措施还在发挥作用。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继续通过其它组织和渠道（苏联并未明显介入），监督它的“灰色的”半合法化的积极行动。A 处继续同国际部合作，组织“黑色的”或秘密的积极行动，但苏联在这些行动中相当隐蔽。第三世界国家是国际部和A处采取积极行动的主要领域。80年代末期，A处每年假借美国官方材料伪造l0－l5份文件，其中一部分是所谓“冷门”赝品，它们悄悄地向第三世界国家有威望的人物证明，中央情报局和其它美国机关正在他们国家进行敌对活动；还有一部分是依据大众传媒编造的。在这些伪造文件中，有一封伪造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乌里亚姆·凯西的信，内载1988年，里根总统破坏巴拿马稳定的有关指示；还有一封伪造的南非外交部长皮克·博塔1989年给美国国会的信，内有同美国进行军事、侦察、经济合作的秘密协定。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积极行动”在第三世界最富有成效的战役，大概是把艾滋病出现的罪过归咎于美国细菌武器试验室。这次战役由公开宣传和A 处秘密行动两部分组成。这件事开始于1983年夏天刊登在印度亲苏报纸《爱国者报》上的一篇文章。文章称艾滋病病毒是美国在马里兰卅进行遗传工程试验时产生的。开始时文章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但后来在1985年10月份的苏联《文学报》上被一再渲染。在此期间，俄罗斯出身的东德退休生物物理学家雅科夫·谢加尔教授用“间接证据”试图向人们展示，艾滋病病毒是由人工手段从自然界自然存在的两种病毒交合而来的。后来、这种间接证明被完全推翻了，然而，这次伪造的有关艾滋病的充满科学术语的说法不仅风行了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引起了西方大众传媒的兴趣。1986年10月，保守的不列颠《苏格兰人快报》头版刊登了一篇由谢加尔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话改写而成的冗长的文章。1987年上半年这件事在4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得到了广泛的阐释。可惜这次“积极行动”在即将达到成功的顶峰时，被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思维败坏了名声。1987年7 月，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我们讲真话，只讲真话。”显然，他和他的顾问们都担心西方会揭露苏联时常出现的虚伪报道，这会威胁到苏联在西方的新形象。在从国际科学组织收到美国官方关于这次艾滋病事件的抗议书和反驳书后，苏联首席艾滋病专家维克多·日丹诺夫和克里姆林宫都深为“积极行动”的这次成功战役感到难堪。1987年8 月，莫斯科向美国官方人士声明，关于这次艾滋病事件苏联官方已予以批驳。的确，报刊已完全停止刊登这方面的文章，而从1988年9月开始，苏联的大众传媒再没提及过这件事。虽然苏联官方在1987年8 月驳斥了艾滋病的说法，但它同时却在第三世界用下流无耻的积极反美行动来补偿。最成功的一次行动，是刊登了美国人将拉美孩子解剖后进行器官移植的事件。1988年夏天，在布鲁塞尔的亲苏组织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再次提到了此事，后来报界在50多个国家就此事大肆渲染。1988年9 月，法国共产党员、欧洲议会议员达内丽·杰玛尔什女士建议官方给买卖儿童器官的人判罪，并把要控诉的材料作为报告寄给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在众多会员缺席的情况下，协会就此建议进行了公开表决。一些与克格勃无关的人员也参加了这场粗制滥造的闹剧，如叶戈娃领导的情报网，1989年在它的杂志《觉醒》上刊登了一篇有关这方面情况的文章，该杂志发行量达l100万份，用54种语言出版。希腊一家报纸写道：在美国可以随便买到人的心脏，价格从10万到100万美元不等。其它捏造的说法在1990年也遍及所有第三世界国家， 如有一种谣言， 说美国正在研制或已经研制出“民族武器”，专门消灭有色人种。1990年之前，新思维政治完全禁止苏联报界反西方虚伪报道潮流的泛滥，但对A处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规模行动却没有多大影响。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克格勃对恐怖主义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莫斯科对它的第三世界的几个恐怖主义者朋友的恶感不断增加，这在卡扎菲上校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1984年4 月17日，利比亚人在伦敦塞恩特·詹姆斯街心公园的利比亚大使馆（利比亚人称大使馆为“人民委员会”）前游行示威，这成了苏联和卡扎菲关系的转折点。利比亚安全机构的一军官从一楼窗户向示威人群开了枪，打死了女警察伊冯·弗莱切尔。不列颠马上同利比亚断绝外交关系，把60多名利比亚官员和卡扎菲的一些追随者驱逐出境。当时《真理报》就此枪杀事件异常坦率地写道：“没想到开了枪……结果一名女警察被打死，数人受伤……更有甚者，华盛顿散发的报告说，借助间谍卫星截获了一封从的黎波里寄往伦敦的密码信件，信中命令，大使馆人员可以向游行人群开枪。在这些事件发生后的次日，不列颠当局通过了同利比亚断绝外交关系的决议。”《真理报》刊登了利比亚的反驳文章，但读者毫不怀疑大使馆内有人确实开了枪。顺便说一下，克格勃对枪杀弗莱切尔事件的了解，要比《真理报》对读者讲的多得多。1984年4 月18日苏联驻伦敦情报机构，接到总部的电报，其中有可靠消息说，是卡扎菲亲自命令开的枪。电报还说，为了监督这次行动，利比亚情报机构这方面的专家专程从东柏林飞往伦敦。后来里根总统称卡扎菲是“古怪的下流坯子”，总部对此很赞同。1985年3月，卡扎菲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称开枪时打死了“一条野狗”。总部评价说，这个讲话证明卡扎菲本人是一个彻底的行为偏激狂。卡扎菲声明说：“我们全国人民具有合法的和神圣的权力去消灭我们的敌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在白天，还是在夜晚。”他还解释说，建立由150 名经过培训的恐怖分子组成的“穆塔拉比索温”（意思是“时刻准备着！”）新纵队是为了在全球肃清利比亚的敌人。总部不赞成卡扎菲把从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的资金、武器、炸药再提供给爱尔兰共和军。70年代末英国报界曾宣称，爱尔兰共和军中的恐怖分子获得了苏联武器。后来克格勃一名高层领导做了紧急调查，查出武器来自利比亚。当时莫斯科正式介入此事并声明，它对于卡扎菲这一作法及购买苏联武器的诡计所带来的后果不负责任。可是到了80年代中期莫斯科的立场改变了，苏联十分不安地盯着恐怖分子使用苏联武器。70年代和8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曾不止一次地试图与在都柏林的克格勃军官和以记者身份来到贝尔法斯特的驻伦敦情报机构人员建立联系，但总部对此不予理睬。克格勃驻都柏林情报机构通常很不乐意去同这些非法组织有所接触，因为他们认为在爱尔兰似乎没有任何保密的可能性。克格勃军官们说，随便走进一个啤酒馆，听听那里的谈语，都可令人惊奇地了解到许多情况。而总部对来自爱尔兰的间谍的汇报并不特别满意。1985年2 月，三处处长尼古拉·格里宾来到都柏林检查工作，并想竭力提高当地克格勃情报机构的工作效率。此前几年，他曾写了关于北爱尔兰情况的书。当时，总部把爱尔兰作为年轻地下工作者的训练场，他们一般先在那里干上一年半载，以便在接到去更重要的国家的（按克格勃的观点）任命之前，了解爱尔兰和不列颠的生活。总部不太想和恐怖主义者小组有牵连，特别是在80年代中期这方面的表现更明显，这是因为过分害怕自己也成为恐怖主义行动袭击的目标。1985年4 月，总部发出由克留奇科夫亲自签发的通令，要求对8、9月间发生在保加利亚的一系列爆炸事件予以重视。虽然制造爆炸的凶手还未查明，但克留奇科夫宣称，炸弹装置的复杂性证明有一个西方的“特别行动组织”参与了爆炸事件。克留奇科夫自然倾向于西方可能耍各种各样的阴谋，因此他认为，西方可能试图利用恐怖主义破坏苏联盟国的稳定。他担心西方利用保加利亚侨民进行恐怖主义活动，这就有可能成为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类似活动的恶劣先例。克留奇科夫建议各驻外情报机构与当地警察局取得联系，并向它们强调对付恐怖主义危险的国际间合作的必要性。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协商合作已经开始了。古克在1980－1984年任伦敦情报机构负责人的4 年间，先后约有10次同当地警察局取得了联系，向它们提供了来自中东的恐怖主义者的情报。当然，他主要是通报恐怖主义者对苏联目标的潜在威胁，但他很少提供恐怖主义者可能袭击自己仆从国的情报。约在同一时期，即当戈尔季耶夫斯基接到克留奇科夫关于保加利亚爆炸事件的通令后， C局 （从事地下活动和特别行动） 局长尤里·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前纽约情报机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请他寄来了一套有关如何对付恐怖主义和西方特别行动的材料。其中，最令人奇怪的请求莫过于索要彩色电影《制胜的勇士》的拷贝，德罗兹多夫认为，通过这部电影能找到英国特别航空机构一些战役方法的秘诀。除此要求外，他还要求提供左翼恐怖主义分子小组、不列颠“特别军事分队”、武器交易行动及古怪、神秘暗杀行动的情报。C 局甚至想知道英国生产的防弹背心的详细情况，这种防弹背心重量不足2 公斤。德罗兹多夫是作家弗雷杰里克·福尔赛特的忠实崇拜者，他再三建议戈尔季耶夫斯基读一读他的小说《第四备忘录》——它是克格勃人员的案头必备书。如德罗兹多夫所说。该书描写的是一名克格勃特别行动专家朝夕思慕的幻想：为了使左翼政府掌权，在大选之前，苏联间谍在英国的一个美国航空基地制造了一起小规模的核装置爆炸案。根据德罗兹多夫开列的这张清单可以看出，他很想更多地了解特别行动和恐怖主义行动的情况。但戈尔季耶夫斯基猜想，他可能想在英国实施一项克格勃早已计划好了的特别行动，德罗兹多夫一再要求伦敦情报机构租一些空仓库、这引起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怀疑：他确实在寻找储存武器和特殊设备的地方。除此之外，他还一再索要一些情报，而这些情报只有在为克格勃某项战役组织掩护时才需要。显然，克留奇科夫对恐怖主义向苏联蔓延的担心压倒了德罗兹多夫在西方掀起冒险的“特别行动”计划。1988年10月，克留奇科夫接替切布里科夫任克格勃主席之职后，东西方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必要性，成为他的一系列文章和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主要题目。1988．年12月，一架从高加索起飞的“伊尔”客机被劫往以色列后，克留奇科夫说：“我们的工作开始了新阶段。”在此之前的15年间曾发生过15次劫机事件，它们虽都被及时制止了，但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报界对此只字未提）。1988年12月亚美尼亚劫机犯要求飞机在以色列着陆时，克留奇科夫说，“克格勃没反对，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同以色列能相互理解”。结果没发生流血，“没有一个孩子，没有一名参加该行动的工作人员遇难，甚至没有一个恐怖分子丧生”。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对以色列为和平解决该事件，并遣返劫机犯方面所提供的帮助公开表示感谢。克格勃对此表示赞同。克留奇科夫的副手维塔利·波谱马廖夫将军在就劫机事件首次举行的西方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这是苏联和其它国家就此类事件进行的首例合作。”克留奇科夫的另一副手格尼·阿格耶夫将军向塔斯社提供了事件的详细情况，他说，劫机小组的策划者帕维尔。亚克什扬兹是个吸毒者，克格勃给了他麻醉剂。“因为我们认为，这能使他平静下来。”1989年克留奇科夫的一系列讲话中，都号召克格勃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它西方间谍组织在与恐怖主义斗争时进行合作：“恐怖主义者的一只翅膀用来对付美国，另一只对付苏联。我们对消除本世纪的这种可怕现象都很感兴趣。如果我们采取最果断的措施，那我们就会很快结束这种罪恶。恐怖主义的残余部分还可能存在，但它仅仅是残余部分，不是恐怖主义本身。”7 月，克留奇科夫在对最高苏维埃的一次讲话中和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强调指出正在增加的核恐怖主义的危险，这也是东西方国家间情报合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最高苏维埃的听证会上我曾讲错了一句话，即当今世界已丢失了几吨浓缩铀。可不是几吨，而是几百吨。虽然我们可以猜测，但我们不知道它们到哪里去了。当今世界上知识迅速传播，技术潜能越来越高，以致于很容易地就能组装出一个核装置，它恫吓的已不再是一个城市，而是整个民族。我不能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因为全球罪犯猖撅。简短地说，我们都准备在同恐怖主义和毒品交易的斗争中合作。”1989年10月，克留奇科夫宣布解散研究持不同政见者的五局（它的职能转给了第二总局，但在形式上已被淡化）和成立维护苏联宪法体制的新局，该局要协调同“70年代初以来席卷全球的恐怖主义”的斗争。他还宣布说，克格勃70年代在苏联揭露并打击了“1500多名带有恐怖主义企图的人”。同时，克留奇科夫还派了两名不久前刚刚退役的克格勃高级军官，前去参加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同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秘密会议，并讨论同恐怖主义斗争的方法，他们是前第二总局副局长费奥多尔·谢尔巴克中将和前第二总局反恐怖主义专家瓦连京·兹韦兹坚科夫少将。但是克留奇科夫对其本人建议的，这种和平时期进行循史无前例的情报合作划定了界线：“侦察，这是一种无规则的游戏。虽然它具有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很遗憾，并不能使我们签署一些协议，规定我们如何、按什么原则来进行相互争斗的情报战役。但是我想，干我们这一行的应该始终烙守‘礼貌的准则’。”克留奇科夫提出的这种有限合作，使西方情报部门传统的恶魔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淡化。我们知道，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报界经常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把它描写成“令人极端厌恶的啊牙裂嘴的丑八怪，贪婪地吞食诚实的纳税人钱财的吸血鬼，粗暴践踏一切道德准则、凌辱全民族尊严的恶魔”。70年代，第一总局内敢于明目张胆地极力批评克留奇科夫的，是英国事务专家米哈伊尔·柳比莫夫和美国事务专家奥列格·卡卢金；前者1980年被解职，后者是第一总局内最年轻的将军，1980年被派往列宁格勒，他们都渐渐地被人忘掉了。虽然柳比莫夫把罪过平均地推到东方和西方情报机构头上，但他还是常常鄙薄地讥笑克格勃的自命不凡：“一次甚至极微小的成功都要颁授勋章。秘密情报机构好像刘易斯·凯罗尔童话中的百兽和群鸟，围着一个问题转圈：谁是胜者。一听到这样的问题他们就会一齐回答：‘我们！’克格勃与其在西方的同行一样，变成了间谍狂，‘破坏积极的外交努力’、‘在恶化国际形势方面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柳比莫夫认为，卫星侦察带来了“稳定的效果”，减少了双方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但当他在1989年成为克格勃第一个离任的驻外间谍头目后，他在苏联报纸上呼吁裁减第一总局以及克格勃庞大的国内机构。1990年柳比莫夫出版了《关于传说的传说》——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之间有价值的秘密战滑稽剧。《莫斯科新闻》报认为可以把柳比莫夫的这本书改编成一部“很好的音乐喜剧”。奥列格·卡卢金由于着手调查几个带有政治背景的受贿事件，而于1987年被解除列宁格勒克格勃副主席之职，此后，他开始公开批评克格勃。1988年他开始对在第一总局掌权14年的偏执狂克留奇科夫，发起了几乎毫不隐蔽的攻击：“就在几年前，上面有人强迫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不成体统，其根源不是隐匿在我们体制内的弊病，而是由于敌人的包围、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的极力压制、少数人的反社会行为和国内犯，这些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恶意的宣传和挑拨离间的结果。”卡卢金1980年被克留奇科夫从第一总局解职也是因为类似的言论。即使在批评美国的秘密行动时，卡卢金也是从克格勃的角度来抨击中央情报局这个传统的敌人。他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担任驻华盛顿政治情报处处长时，对以下情报就曾深思良久；中央情报局对越南战争结局的观点要比五角大楼的现实得多。他说：“我曾多次同中央情报局人员见面，但他们都没告诉我从事什么职业。他们是些极其敏感，富有教养的交谈者，在发议论时不会走极端。我并没被他们善意的微笑所迷惑。但我认为，他们对全体苏联人民并不怀有阶级仇恨。”卡卢金认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怀布斯捷尔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人：“当他感到要维护正义的事业时，就不怕影响自己同白宫的关系。”显然，卡卢金对克留奇科夫并没有太大的好感，他在1990年称克留奇科夫的改革是在给自己的脸上涂粉。“克格勃的爪子和阴影充斥了生活的各个领域，所有关于克格勃新形象的议论都只不过是伪装而已”。克格勃和整个世界一样，都未能预见到东欧的共产主义盟国解体的速度和时间，而实际上，解体早在1989年就已经开始了。但可能是它首先感觉到二战末期形成的苏联集团注定必遭灭亡。80年代初期和中期，总部对东欧未来的态度就表现出绝望和宿命论一一一80年代末更加深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戈尔季耶夫斯基就听到一些悲观的抱怨、说共产主义制度不可信，责备说“我们推行了苏联的堡垒政策，但这些国家都要完蛋了！”尽管这种说法未必很严肃，但类似的议论却在1989年的变革中被东欧国家所证实。在1985年3 月戈尔巴乔夫接替契尔年科任总书记以前，三个东欧国家就根据不同的原因，严肃地向总部表示了他们的担心。第一个国家是波兰。1980－1981年间，由于团结工会力量的迅速壮大，第一总局在波兰的地位已经动摇。1981年12月，雅鲁泽尔斯基、波兰军队和波兰国家安全部联合发动军事政变，镇压了团结工会。虽然其娴熟的手段得到了莫斯科总部的赞赏，但克格勃比大部分西方观察员都明白目前的情形只是暂时的。总部主要担心罗马教皇在波兰的威望迅速提高并压倒波兰政府。当然，任何一个苏联领导人都可以重复二战末期斯大林那个自负的问题：“教皇有几个师？”但那个时代已成为历史。 总部的大部分波兰专家回顾过去时都认为， 波兰危机始于1978年波兰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伊特雷（后来改名为约安·帕维尔二世）被选为罗马教皇之前。7 个月后，当沃伊特雷以新罗马教皇身份来到波兰时，全国几乎四分之一的居民前去迎接他，其余的则通过电视注视着他9 天凯旋式的访问。访问结束时新罗马教皇回到了他的故乡克拉克夫，他说这里的“每一块石头对我都是非常珍贵的”，感动得许多人在街上号陶大哭。当时已经腐朽的国家政治体制同教会的道德威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总部对克格勃参与1981年谋杀教皇的企图的说法不一致。几乎有一半同戈尔季耶夫斯基谈过话的人都表示相信，克格勃不会干这类谋杀活动，即使是借保加利亚人之手。而其余的人则怀疑从事特别行动的总局八处与此事有牵连，也有一些人对谋杀未遂表示遗憾。1983年约安·帕维尔回到故乡，当他号召对波兰体制持反对意见的人起来保护教堂时，共产党政府再一次暴露出它缺乏威望的弱点。1984年10月，波兰国家安全部宗教事务处绑架和杀死了支持团结工会的神甫——叶日·波佩留什科的父亲，大约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瓦文萨在他的墓旁高呼。“团结工会永存，因为你为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雅鲁泽尔斯基为表示此事与自己无关，命令公开审判凶手，这引起了第一总局新的不安。1984年年末，总部在通令中命令，要在1985年进行一系列积极行动，破坏教皇约安·帕维尔二世的威信。总部对东德并不像对波兰那样感到忧虑。总部虽然对东德的共产党制度没抱任何幻想，但它在戈尔巴乔夫初期，也没希望那里的共产主义迅速崩溃。令总部最不安的是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越来越不听命于莫斯科。1971年78岁的瓦尔特·乌布里希离开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位置之后、莫斯科想扶持维利·施托弗，但在选举时昂纳克战胜了他。恼羞成怒的施托弗告诉莫斯科，昂纳克的民族主义会威胁到苏德关系。后来证明确实如此。乌布里希能忍耐肆无忌惮的苏联外交官和克格勃人员，昂纳克却不能，因此就出现了一系列事件。70年代中期，德国当局发现一名克格勃人员喝醉后在卡尔斯鲁厄市中心开车，便逮捕了他，此后，克格勃东德中心局局长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拉扎列夫将军，向莫斯科抱怨，说东德当局用“纳粹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友好大国（指苏联）。当时昂纳克对拉扎列夫满怀牢骚，在他的坚决要求下，拉扎列夫将军被召回了莫斯科。1983年昂纳克又对苏联大使彼得·安德烈耶维奇·阿布拉西莫夫的举止傲慢产生不满，于是，后者也被召回，派任旅游局局长一职。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和任职多年的情报总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向莫斯科总部抱怨说，昂纳克阻挠苏德间建立密切的情报合作关系。后来，当米尔克和沃尔夫两人结仇后、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关于如何巩固米尔克和沃尔夫的影响以对付昂纳克、如何保证他们二人最后不分道扬键的问题在总部争论不休，其中一部分辩论在格鲁什科的办公室举行，戈尔季耶夫斯基也参加了。尽管如此，1985年总部还是不希望苏联的改革再给苏德关系带来紧张因素。在东欧各国中，总部最担心的莫过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建立的腐败的新斯大林主义体制。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齐奥塞斯库已同华沙条约组织貌合神离。1983年第一总局十一处（负责东欧事务）提供的一份详细的有关罗马尼亚情况的资料预言。该国在近几年内将会出现经济崩溃——目前它已踏在破产的门坎上。那份资料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罗马尼亚失去苏联的控制，它就可能投入西方怀抱。戈尔巴乔夫接替契尔年科之前，就已开始非常严肃地对待这种可能性。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伦敦的最后两年内（他先是副职，后任驻伦敦机构的第一把手），总部曾几次询问他西方各国对罗马尼亚的态度。1989年齐奥塞斯库的独裁制度最终在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倒塌了。它垮台得比其它华约组织成员国迅速，而且还伴随着巨大的流血事件。东欧各国共产主义制度开始衰落之前，总部大概已经容忍了它们的解体（在公文中总部习惯上称它们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但是，它们的解体威胁到了“冷战”以来苏联各盟国间精心编织的情报合作网。在东欧各国，按照克格勃模式组建的当地安全部门毫无例外地都是主要的镇压工具，因此它们是民主改革的主要目标，90年代初期它们大部分都已失去了以前的威力。到1990年年初，克格勃就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指望在对付北约和西德的行动中得到东德情报总局的帮助，在针对法国的行动中得到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部门、波兰国家安全部门的帮助，在反对南斯拉夫、土耳其、希腊的行动中得到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的帮助了。苏联同东德的情报联盟已遭到失败的命运，因为在统一的德国内，原来的情报总局对外分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部门一样，都将不复存在。虽然要彻底破坏克格勃在卡尔斯霍尔斯特的基地，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但那时苏联将失去国外规模最大的情报基地。苏德情报联盟的结束对克格勃自身的一些行动构成了威胁，比如著名的克格勃情报中心的建立，就是利用了东德的计算机设备。苏联及其盟国的衰落对克格勃的拉美盟国也构成了威胁。卡斯特罗虽比昂纳克在位时间长，但他越来越怀疑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1987年克格勃驻哈瓦那的代表团抱怨说，古巴对外情报部根本不允许沾它的边。局势变得严重了，切布里科夫亲自前往古巴，试图恢复正在破裂的情报合作关系。他的这次古巴之行大概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结果。克格勃显然没预料到，桑地诺分子在1990年2 月的尼加拉瓜大选中落选，此次失败威胁到了克格勃在尼加拉瓜的四个电子侦察站。由于苏联大量削减对古巴的援助，将给卡斯特罗的前途带来影响，同时也将对克格勃在卢尔达斯的一个规模宏大的电子侦察站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克格勃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为它的未来埋下了祸根。通过位于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总部，克格勃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领导了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和欧洲历史上最大的集中营。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前体育明星尤里·弗拉索夫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说：“克格勃不仅仅是一个机关，它是真正的地下帝国，至今为止没向我们公开过秘密，却只给我们开辟坟墓。”总部对开放档案馆的每一次要求都很神经过敏，这表明了档案内容的极其重要性。1990年立陶宛要求独立时，克格勃的主要反应是首先销毁了当地档案馆内成千上万的案卷。《维尔纽斯广播》宣布，立陶宛的克格勃主席爱德华达斯·艾斯蒙塔斯承认，大部分档案或销毁，或运往了莫斯科。艾斯蒙塔斯在发表这一声明之后就退休了。对克格勃来说，最危险的是对外行动的档案。80年代末期，克格勃竭尽全力，想把二战时期在卡延森林杀死一批波兰军官的责任推脱掉。1989年3 月，波兰共产党终于决心把那次枪杀的罪过推给克格勃。波兰报纸刊登了在死者口袋中找到的资料，这些资料证明，他们是被作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俘虏被处决的。但整整一年的时间中，克格勃新闻局把所有过错都归咎于德国人，并拒绝对延缓召开的苏波联合会议做出预估。当《莫斯科新闻》报要求克格勃对波兰提供的证据要么“承认”、要么“驳斥”时，各种威胁使朝该报主编一拥而来。一些被告知卡廷枪杀事件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老将们向《莫斯科新闻》报宣称，好像是克格勃命令他们对此事守口如瓶。只是在1990年4 月。戈尔巴乔夫总统亲手把一些证明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这次枪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文件交给雅鲁泽尔斯基后，克格勃才最终承认了这个逃脱不掉的责任。在此后的几个月内又陆续发现了几处填埋大批波兰军官的坟墓。总部害怕公布任何一个有背景的外国人的档案资料，这在瑞典外交官劳尔·瓦伦贝格一事中能得到很好的证明。瓦伦贝格1944－1945年在布达佩斯时曾救过数千名犹太人，为他们提供了瑞典的外交保护。但苏联红军占领匈牙利后，他就神秘地失踪了。他一失踪，瑞典政府、他的家庭和社会都要求莫斯科说出他的下落，但克格勃拒绝吐露事件真相，这就使得一些毫无根据的小道消息四处传播，说瓦伦贝格至今仍活着，他被关押在某个监狱里。1957年，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交给瑞典驻莫斯科大使一份备忘录，内称瓦伦贝格在1947年因心肌梗塞死于苏联监狱。苏联当局至今还把这份伪造文件视作“确凿事实”。可是，克格勃为了减轻国际社会对它的压力，在1989年10月邀请劳尔·瓦伦贝格的亲友代表，包括他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尼娜·拉格尔格连、弟弟加伊·冯·达尔杰尔赴莫斯科谈判、克格勃副主席瓦季姆、彼得洛维奇·皮罗日科夫和外交部副部长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尼基福罗夫接待了他们，并把瓦伦贝格的护照、一些私人物品和1947年7 月17日由卢比扬卡监狱主治医生署名的瓦伦贝格死亡伪造证明交给他们。皮罗日科夫和尼基福罗夫表示了“深深的遗憾”’，说尽管在克格勃档案馆内“仔细”搜寻，但没找到更多的有关文件。安德烈·萨哈罗夫等人公开表示怀疑：克格勃关于如此重要的外国外交官事件的记录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呢？其实，有关瓦伦贝格的大量文件并未失踪，只是克格勃认为不便公布而已。克格勃保存的瓦伦贝格案卷中说，苏联红军占领布达佩斯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便竭力要招募他，但瓦伦贝格随即便拒绝了。于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担心他将其企图张扬出去，便逮捕了他，转送到苏联。莫斯科后来继续采取措施招募他，但都失败了。他被枪决的时间不晚于1947年、1989年，克格勃为了制造谣言、混淆视听，便强拉硬拽把原“积极行动”的宿将拉多米尔·波格丹诺夫请了出来，他曾是前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事务研究所副所长和苏联维护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波格丹诺夫1957——1967年任克格勃新德里机构负责人，在把印度变成苏联“积极行动”的一个中心方面起了主导作用。1989年春天，他开始报道在莫斯科的外国客人和记者的情况，其中说瓦伦贝格曾是1944年拉夫连季·贝利亚同纳粹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亨里希·吉姆列尔秘密谈判的调停人。莫斯科《新时代》周刊过去是“积极行动”的一个渠道，现在继续干着这种诬蔑行动，它把瓦伦贝格描写成花花公子、好色之徒和阿道夫·艾希马恩的朋友一一此人是最终解决犹太问题的主要人物。目前克格勃已无法保住自己的秘密了。东欧的民主革命就像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一样，来势凶猛，这样，通过苏联集团以前的盟国公布的一些秘密就使克格勃陷于尴尬境地。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门关于克格勃1978年10月暗杀保加利亚侨民、作家格奥尔吉·马尔科夫的专案文件，无疑会使克留奇科夫坐立不安。在马尔科夫死前几个月，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托多尔·日夫科夫寻求克格勃共同行动，以堵住以马尔科夫为靠山的侨民的嘴，因为他们通过西方大众传媒攻击日夫科夫本人。总部立即答应，并从克格勃现代化秘密实验室的仓库中给日夫科夫和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门提供了一些样品。这个秘密实验室隶属于技术战役局，受克格勃主席的直接控制。克留奇科夫亲自批调第一总局K 局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卢别夫将军同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联系，使用克格勃实验室研制的毒药。7 年后戈卢别夫领导这个实验室毒药的研制和使用，在一次试验失败后他被迫向戈尔季耶夫斯基承认了试验的实情。1978年戈卢别夫曾三次或是四次前往索非亚，帮助那里的同行们策划对付侨民的行动。住在英国的一位保加利亚侨民是这次行动的第一个靶子。当他到欧洲大陆过节时，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门招募的间谍把毒药涂在他住室的屋顶上，像克格勃实验室保证的那样，毒药滴下来渗进皮肤，将人致死但不留痕迹。此人后来虽大病一场，但还是活过来了。在得到克留奇科夫同意之后，戈卢别夫又来到索非亚开始了下一个袭击行动。按照戈卢别夫的请求，克格勃驻华盛顿中心机构买了几把雨伞寄给总部。技术战役局取下伞头，然后换上一个含有剧毒蓖麻毒素的金属伞头，尖利的伞头能刺进受害者的身体。戈卢别夫带上这样的伞前往索非亚，教给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刺客使用的方法。格奥尔吉·马尔科夫是这种毒辣手段的第一个牺牲品，当时他在 BBC国际部保加利亚处工作。马尔科夫在医院临死前对医生说，他在威斯敏斯特桥上遇到一位陌生人，那人用伞刺伤了他，但道了歉。后来在马尔科夫右大腿上发现了一处小伤口以及如同针头大小或稍大一点的遗留物。但是，开刀前蓖麻毒素已经扩散了。保加利亚侨民的第二个受害者是弗拉基米尔·科斯托夫，谋杀发生在马尔科夫遇害后一周，这次是在巴黎，但以失败而告终。在蓖麻毒素侵人血液以前，金属头就从他的身体里被取出来了。在1989年末托多尔·日夫科夫被逮捕以前，马尔科夫的遗孀来到索非亚，要求尽力查到杀害丈夫的凶手。不管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关于马尔科夫的专案文件是销毁了，还是送往莫斯科了，但是，前国家安全部了解该谋杀案真相的人肯定还健在。随着保加利亚民主进程的发展，他们很可能会大胆说出真相。尽管“公开性”、“民主化”的宣传运动已经展开，但克格勃似乎仍是戈尔巴乔夫时代改组最小的组织之一。现在克留奇科夫被看作克格勃历史的象征。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开始了破坏苏维埃制度的进程。1991年8 月，他成为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领导人之一。然而政变没能推翻戈尔巴乔夫，却使他自己和其他几位阴谋家成了阶下囚。克格勃正企图努力掩饰它曾参与斯大林的恐怖活动和“停滞”时期的一系列犯罪活动的事实。但苏联公民越了解克格勃令人厌恶的历史的详情，越禁不住要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不能彻底改造这样的组织吗？东欧各国的人民已经开始谴责所有像克格勃一样的国家安全部门。人民迟早会摈弃克格勃。1989年人们举着蜡烛在克格勃总部大楼周围游行，以纪念几百万恐怖手段的牺牲者们，这是“摈弃”的第一步。1990年在距克格勃大本营不远的捷尔任斯基广场上建起了一座“殉难者”纪念碑， 1991年8月政变时，激奋的人们推倒了克格勃的象征标志——委员会创始者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纪念碑。同其它任何大国一样，苏联既需要对内的安全机构，也需要对外的情报部门。但是，要想拥有人民尊重的情报机构，就必须关闭克格勃，一切从头开始。------------------第一卷 第一十六章更新时间:2006-7-27 10:04:00 本章字数:1525?1　克格勃名称变更史1917年12月　　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1922年2 月　　国家政治保卫局1923年7 月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34年7 月　　国家安全总局1941年2 月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1941年7 月　　国家安全总局1943年4 月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1946年3 月　　国家安全部1947年1O月至1951年11月　　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机构归情报委员会管辖）1953年3 月　　内务部1954年3 月　　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2　克格勃历任领导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 　　1917－1926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　　　1926－1934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　　　　　1934－1936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1936－1938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1938－1941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罗夫　　1941（2－7月）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1941－1943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罗夫　　1943－1946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　　　　　1946－1951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奥戈利佐夫　　　　　1951（8－12月）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　　　　　1951－1953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1953（3－6月）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　　　　1953－1954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 　　　　　1954－1958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　　　　　1958－1961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　　　1961—1967尤里佛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　　　　　1967－1982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　　　　1982（5－12月）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　　　　1982－1988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　1988－19913　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总局）历任领导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利瑟尔　　　1921－1929阿尔图尔·赫里斯季安诺维奇·阿尔图佐夫　1929—1934阿布拉姆·阿罗诺维奇·斯卢茨基　　　　　1934－1938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　　　　　　　　1938（2－7月）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杰卡诺佐夫　1938－1940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京　　　　　　　1940－1946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费多托夫　　　　　　1946－1949谢尔盖·罗曼诺维奇·萨夫琴科　　　　　　1949－1953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里亚斯诺伊　　　　1953（3－6月）亚里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　　　　　1953－1956亚里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　　1956－1971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京　　　　　1971－1974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　1974—1988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