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票的背后：透视美国大选和美国政治— 美国人的性格与大选 这是一本关于美国大选的书。按照学术上的规范，应该有条有理地介绍美国的选举历史、选举制度、选举程序、党派之争等，然后旁征博引，用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然而，我想特别说明的是，这不是学术著作，我也无意被学术书籍的条条框框困住手脚。写书，就是通过飘着墨香的白纸黑字和读者交流自己的思想。是的，是交流，而不是高高在上、滔滔不绝的布道。 我一直坚定地认为，国家的强大与否、国民的幸福与否，根本不是制度，而是制定制度、遵守制度的芸芸众生。人始终是一切变数中最大的要素。否则，你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的民主制度搬到菲律宾却弄得一塌糊涂，你无法解释为什么日本在“二战”的废墟上能够迅速崛起，你无法解释为什么犹太人的以色列国能在阿拉伯世界的围堵下顽强生存。 人，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所在。看似纷繁复杂的美国总统大选，实际上是种族不同、性格迥异、背景不同的芸芸众生根据自己性格、展示自己态度的舞台。是他们的选择制造了总统。他们可以把残疾的罗斯福选上台，也可以把打赢了海湾战争的布什选下台；他们在杜鲁门贴近百姓的巡回演讲后抛弃了呼声甚高的杜威，他们也曾抛弃宗教纷争而选择了天主教徒肯尼迪。 如果还不赞同人的重要性，那就看看菲律宾的大选吧。菲律宾全盘引进美式民主，可每次选举给人的印象都像是选歌星、选影星，谁长得帅就选谁，谁生得美就选谁，和中国2005年的超级女声一样，全凭一时的感性认识。 其实，选总统和选“超女”真的差不多，包括美国在内的好多国家的大选都越来越像中国的电视观众投票选“超女”。 总统大选就是这样，国民的性格决定其投票倾向，决定谁当总统，从而决定总统任期之内这个国家的性格。 评价各国人的性格，是件难事，就像要数清楚太平洋里有多少滴水一样难，一万个人写哈姆雷特，肯定会写出一万个不同类型的哈姆雷特。 然而，说起各国人，我们总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普遍认可的看法。比如说英国人的绅士，法国人的浪漫，德国人的严谨，以色列人的聪慧，日本人的礼貌；而有趣之处在于，与这些正面印象相对应的是刻板的负面印象，比如说英国出产足球流氓，法国人太随意，德国人太严肃，以色列人太小气，日本人太残暴，等等。在文化人类学中，这样的简单归纳和刻板成见要不得，因为它不够科学，不够客观。可如果要总结，你却非要用这些简明的词汇不可，由此形成一个无法逾越的困境。 评价一个国家的人，从外面看可以简单概括，可从里面看却又千差万别，东北的中国人和两广的中国人差别巨大，某些方面甚至大于两广人和越南人的差别。山东人以朴实豪爽著称，但留在山东的人和迁移到东北的人却又有着不同的性格取向。同理，生活在大都市纽约的白领和阿拉斯加的渔民都是美国人，但又是截然不同的美国人，你和这两个人接触，会发现“两个美国”的存在。 如此看来，写美国人的性格是极其困难的事情，甚至有些吃力不讨好。这也是我前面声明这本书不是学术著作的原因之一。 有趣的是，改革开放前，我们称美国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称美国的大老板们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改革开放30后，美国人的形象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试着在论坛上搜索对美国人的看法，竟然是令人吃惊的正面、积极、向上，和网上到处是丑化河南人的帖子形成鲜明的对比。比如说，常见的说法是美国人自信、乐观、独立、认真、幽默。随着好莱坞大片的风靡，美国人的外在形象也异常美好，好像他们个个帅气，男的像汤姆·克鲁斯，女的像妮可·基德曼。 其实，你到美国大街上看看，到处是大腹便便之士。2004年总统大选时，全美的胖子组织起来，希望推荐一个胖子做总统候选人，因为他们观察后得出结论，美国历届总统都不胖，按照比例的话，应该轮到一个胖子来当总统了。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所理解的美国人性格或许和传统看法不符，或许我所说的缺点正是某些人欣赏的优点，或许美国人看了觉得受到了侮辱，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用中国人的话来说，这叫实事求是，也符合美国人善于接受批评的精神。 略微冗长的铺垫已经结束，好，开始吧，看看美国人的性格到底是怎么样的！ 马刺队是世界冠军：“无知”… 看到这个题目，我的一位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的美国朋友颇感不爽。他虽没有明言反对，却也表情怪异地笑了几声——尽管我刻意加了引号。 其实，说美国人“无知”，不是说他们傻，而是说他们对美国之外的世界了解甚微。 年4月，我作为国际访问者，和来自亚洲的12位记者一起被分到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接受培训。作为职业记者，我对那些空洞的理念兴趣不大。大伙儿都认为课程表上的“电子辅助采访”也许能有些新鲜玩意儿。本节培训一开始，一向懒散的记者们全都竖起耳朵，期望学习先进的技术。可老师讲了三分钟后谁都坐不住了，原来他要手把手教我们如何使用EXCEL管理数据。失望之余，我们和校方提出意见，学院的老师不好意思地说：“去年来了一些非洲记者，对如何使用EXCEL这堂课特有兴趣，所以，也给你们安排了。 把非洲和亚洲的电脑水平相提并论，看来美国媒体渲染”中国威胁论“、预测21世纪是”亚洲世纪“的报道还是太少，否则，不会如此看低中国记者的电脑水平。 美国大学老师尚且如此，普通百姓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华盛顿的一位老太太向我抱怨，说欧洲不好，她前几年在欧洲游玩时迷路，向警察问路时对方不理不睬，她气得要把那个人告上法庭。我问她，这发生在欧洲哪个国家呢？她竟然愣住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哪个国家我也不记得，反正是在欧洲。 老人糊涂些情有可原，可年纪轻轻的学生也是世界地理知识奇差无比。在佛罗里达州清水市一所小学参观时，刚进五年级教室，我便成了红人，一个男孩子指着我说“他像成龙”，看起来像明星的感觉不错，我连忙乐颠乐颠地跑过去和他聊天。男孩问：“你从哪里来？”我说来自中国。他托着小脑袋，歪着头想了半天，若有所悟地说：“中国？得克萨斯？”天哪，他竟然把中国当成了得克萨斯的某个小镇。我连忙解释说：“中国是个国家，在亚洲。”他这下更懵了，“亚洲，在哪儿？我不知道。 小孩子对外界不了解也就罢了，那些网站论坛上关心国家大事的”文化人“也地理知识贫乏。2006年俄罗斯和同为前苏联共和国之一的格鲁吉亚（Georgia）矛盾纠纷不断，闹到10月份，俄罗斯对格鲁吉亚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这消息传到美国，各大网站论坛哗然，许多人发帖子表示抗议：俄罗斯怎么敢欺负美国！他们之所以发怒，是把格鲁吉亚当成了佐治亚州（Georgia），还颇有爱国心地以为俄罗斯干涉美国内政，所以发言表示不满，主张出兵打击俄罗斯。 政客的表演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八国峰会上，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进行私密聊天，忘了关麦克风，结果给直播了出去，对话是这样开始的： 布什：今晚找到事情做了吗？ 布莱尔：到机场去。上飞机然后回家。 布什：你要到哪里去？回家么？这是你的邻国啊。回去不会花你太长时间。你回程要八个小时？我也是！俄罗斯是一个大国，你的国家也是个大国。 一句话暴露出许多问题：俄罗斯是英国的邻国，俄罗斯和英国都是大国（显然，这里指的是领土，或许也有吹捧之意），对莫斯科飞伦敦需要八个小时吃惊。 当然，布什总统经常连一些难度高的词汇都念不准，地理知识差一些也无可厚非，这一点美国人知道，全世界人民也都清楚。 无需更多例证，美国人对世界的无知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在美国人眼里，美国就是世界。 比如说，美国最流行的体育运动是棒球。美国职业棒球联盟各俱乐部一年要打300场比赛。打到最后，当然有决赛。这决赛，美国人叫世界大赛。美国棒球联盟顶多有两三个加拿大队，其他国家的队伍一个都没有，怎么敢称世界大赛？可人家愣是这么叫，你也没辙，等比赛结束，捧得金杯的队伍自然成了”世界冠军“。 这种状况在篮球界也在上演。2005年，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击败底特律活塞队夺得NBA冠军后，有人在马刺队休息室的黑板上写下了”世界冠军“，队中最佳第六人、阿根廷球员吉诺比利看到后，半开玩笑地把”世界“两个字划掉了。原因很简单，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阿根廷夺得世界冠军，猛将如云的美国男篮仅仅夺得铜牌而已。 对于外国人，如此无知，不可理喻；可美国人自己却习以为常。站在他们的角度看，这也完全符合逻辑。他们只关心身边事，许多人在某个边陲小镇度过一生，对小镇外的事都不关心，他们只懂得做好自己的事，没有那份心忧天下的传统。 这种心态反应在总统大选中，有两个直接后果：第一，绝大部分选举是国内议题占主流，同性恋、堕胎等社会话题的重要性甚至也会超过外交议题。第二，对外交议题，普通老百姓知之甚少，因此可以被媒体所玩儿弄。大选期间设置什么外交议题，如何表述，对候选人来说至关重要，马虎不得。 老子天下第一”：“傲慢”的… 无知，可不是傻，美国人不是弄不明白，而是压根儿没有兴趣知道。这种心理状态，源自他们与生俱来的傲慢。当然，有时候这也不是坏事，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如果不仔细观察，美国人的傲慢不易觉察，相反，初次接触美国人，你会被他们的热情所感染。他们和你握手时，会两眼看着你，笑成一朵花。你要是和到中国的游客攀谈，问起对中国的看法，他绝不会口无遮拦地批评一通，而是用美国人特有的夸张表情告诉你：“太棒了！太美丽了！”在美国的宾馆乘坐电梯时，即使陌生人也会笑着和你打声招呼，可谓宾至如归。 热情和傲慢，看似矛盾，实则不然。热情是表面现象，而傲慢是骨子里的。我曾和我的朋友、以色列驻华外交官艾思卡聊起美国人。“美国人喜欢和你聊天，喜欢问你做什么工作，不过，你可千万别当真，他们只是问问而已，你回答什么，他根本不关心。”艾思卡说。 这种傲慢是天生的。美国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国家，人们都为了“美国梦”而奔忙，作为职业人在职场上拼杀，犹如马拉松比赛，为了达到目标而努力，事不关己则高高挂起。他们无心窥探别人，也没有精力窥探别人。美国人初次见面就会像朋友一样对你夸夸其谈，三天后他便忘记你是谁。 我采访美国人时也曾碰到令人十分恼火的事情。 年9月，美国著名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部主任安东尼·科德斯曼在美国使馆新闻文化处接受采访。当时恰逢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入库，我问他是否和中国专家谈到这个话题。 科德斯曼先生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是能源，著有一系列有关美国政策的研究报告，曾在美国能源部任职。我的问题还算正常，可这位专家提高了声音，给我一连串反问：你知道中国战略石油储备是多少吗？你知道每天有多少油轮通过马六甲海峡运抵亚洲吗？然后，他煞有介事地列举了一大套和我的问题无关的数据，却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由于还有其他记者在场等着发问，我没有对他还击，但他的举动实在是过于傲慢。这种不耐烦的态度在美国人当中常见，但在欧洲人当中却很少见。德国自由大学的一位教授曾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没有愚蠢的问题，只有愚蠢的答案。 喜欢高高在上，认为我是对的，不肯换位思考，不肯平等对话，缺乏应有的耐心，这就是美国式傲慢的特点。 傲慢不等于骄傲，有时候傲慢表现为对他人的不尊重，对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不尊重。2007年9月，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博林格不顾多方反对，邀请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到学校进行演讲，但他在”欢迎辞“中却对内贾德毫不留情，展示了美国人的傲慢。 在七百多名听众面前，博林格称内贾德是”独裁者“，说他否认纳粹大屠杀要么出于”挑衅“目的，要么是缺乏”教育“，因为”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记述最多的事件“。”总统先生，你展现了一个狭隘、残酷的独裁者所拥有的一切特征。“博林格说。 此时，台下掌声一片。 博林格这么做，或许是迫于政治压力，或许是打心底里认为内贾德总统是”独裁者“，或许是为了澄清自己不喜欢内贾德总统。但是，无论如何，对远道而来的客人当头一棒，不符合东方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待客之道。 如果他称萨达姆独裁，或许还可以理解，可人家内贾德是经过真刀真枪的大选击败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当上总统的。他言辞激烈是真，他反对美国也不假，但因为他反对美国就硬生生给扣上一个独裁者的帽子，这，也只有美国人才能干得出来。 美国人的傲慢有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多重原因。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度，美国建国200多年来顺风顺水，从当初东海岸的13个殖民地，发展到西到太平洋、东抵大西洋的大国，又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成为超级强国。 美国人知道，他的国家是强大的国家，他们过着世界上最富足的生活，他们认为美国的制度和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其他国家都应该效仿。这种强者心态在爱国主义的教育氛围下愈加强化，一方面造成了美国人俯瞰世界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的后果却是让普通美国人对外界毫不关心。 简而言之，这种心态就是”老子天下第一“。有幅漫画入木三分地刻画出美国人的傲慢：”山姆大叔“号巨轮停靠港口，高高飘扬的星条旗上写着”老子天下第一（SecondtoNone）“。有意思的是，漫画中，巨轮旁边停着的一艘小舢板上挂着一面破旗子，上书”老子（None）“。 上帝也是有用的：实际的美… 无知、傲慢，从根本上来看是源自他们注重实际的处世态度。 中美文化不同，有些词直接翻译过去后往往内涵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实际“这个词，我们常说某某人太实际了，意思是说太斤斤计较，眼光不够长远，甚至隐含小肚鸡肠的含义，可翻译成英语后，无论是realistic，practical还是down-to-earth，都成了中性词。 美国人不像法国人那样喜欢浪漫，也不像英国人那样讲派头。他们认为，死要面子意味着一事无成，耽于幻想则意味着一无所有。 这样做能挣钱吗？”、“会有效果和回报吗？”、“我能从中得到什么？”这些都是美国人在决策之前最常问的问题，而不是诸如“这样做体面吗？”“有趣吗？”“它能推进知识的发展吗？”之类。 这种务实倾向足以解释美国人对不同职业所持的不同看法：管理和经济在美国比哲学和人类学吃香，同样，法律和医科也胜过艺术。这足以解释他们为什么对遥远的外国漠不关心。“波兰在哪里，和我什么关系？”“既然没有关系，不能给我带来好处，我为什么要关心它？”如果剖析他们的心理，多数人可能这么想。 美国人讲究实际，也就意味着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喜欢胡同里赶驴——直来直去，客套对他们来说非常陌生。跟美国人讲话的时候，你必须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要谦虚。否则，反而会被认为是虚伪，甚至发生误解。 关于中美之间谦虚引发的误解，这个笑话最经典： 江青接见美国外宾，一见面，老美直夸“你真是太漂亮了”，江青按照中国的传统谦虚了一下，回答说：“哪里哪里。”翻译死脑筋，望文生义翻成“Where，Where.”老美先是一愣神，然后忙不迭地说：“Everywhere，Everywhere，”意思是说“到处都漂亮。 同样道理，如果和美国人初次见面做自我介绍，有多大能耐你就尽管忽悠，谦虚反会被认为你确实无能。跟他们谈业务，不必先客套一番，打过招呼即可谈正事。早餐、午餐时，也可以谈工作。到美国人家中做客，爱吃什么、饱不饱，直说，别客气，否则。如果明明没有吃饱而说够了，主人不会像中国人那样硬给你添的。回去后，要随即写封短信，以表谢意。我应美国国务院要求去美国采访时，国务院的官员带我们到美国人家里做客，反复叮嘱说，最好带点小礼物，回来后记得写封信表示感谢。 讲究实用在生活中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比如说，教育方面，美国的孩子从小就动手操作，无论搞得怎样乌七八糟，老师也说”真棒“、”干得不错“，予以鼓励。我的一位朋友在美国工作，孩子上美术课，老师根本不教什么技法，随你画，你在天空画上10个太阳他也说很好很好，到15岁以后，才有老师教一些简单的线条、色彩和透视原理。 是的，美国人很实际，他们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 当年”五月花“号载着一百多英国清教徒远涉重洋抵达北美，迎接他们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饥饿的威胁，潇洒、气度、仪表、派头，什么都可以扔下，生存才是头等课题。从那一刻起，讲究实际就注定是美国人性格中重要的一部分。 移民里面的智者也号召大家讲究实际，用稍微学术一点的话说，就是鼓励”实用主义“加”功利主义“。富兰克林为此撰写了唯一的书——《自传》来警醒大家，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这本书可能对他的儿子有用。他甚至相信，信仰上帝也是有用的，因为上帝能够褒奖德性而惩罚恶行。 有用就是硬道理。美国人在作出重大决定时，往往首先便会考虑这样做是否行之有效。他们不是很哲学化（Philosophicallyoriented）或理论化（theoreticallyoriented），并为此感到自豪，如果你硬要说美国人也会尊崇一派学说，那么，只可能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 注重实际的结果是，美国几百年来出了无数的发明家、实干家，却出不了理论大师，即使有，也没有人理会，没有人关心他是谁。 比如说，18世纪的哲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在美国国内就属”无名之辈“，在他的笔记”论存在“中，爱德华兹吸收了巴门尼德的存在的必然性论点，认为，绝对没有这样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内，绝对存在（Being）不存在。总之，绝对存在是永恒的。 上帝也是有用的：实际的美… 与之相反，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让·保罗·萨特在法国无人不知。我在巴黎访问时，法国外交部的陪同人员指着路边的咖啡厅说，这是当年萨特经常来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去坐坐，而美国国务院的翻译带着我在华盛顿游玩时，只能指着五角大楼说，你知道吧，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办公楼群，可以容纳两万多人办公，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看看，同样是哲学家，遭遇竟如此迥异。法国人崇拜大师，尽管他们从来不看或者说看不懂大师的著作，充其量听说过几句大师的名言。而美国人呢，采取不在乎的态度，他们注重实际，心想，管他什么大师呢，有用吗？他们宁愿去看那些如何投资，如何管理企业的书籍，因为这些有用。 当然，重实际轻理论没有什么错误，相反，正是这样的精神促进了各项发明的诞生。可怜的富尔顿拿着蒸汽船的模型找法国皇帝拿破仑，换来的是无情的嘲笑，而拿回美国后试着投入运行，却改写了人类海上运输的历史。富兰克林发现闪电，爱迪生发明留声机，这些都是一遍一遍实践的结果。实践、实际、实用、实验，这几个不同的词汇其实有着相同的内涵。 发明家重视实践，而普通老百姓也是喜欢自己动手，多数美国人都懂得怎样使用机器、修理电气设备、油漆家具和粉刷墙壁；他们认为，做这些生活中的粗活理所当然，绝对无损体面。相反，那些书呆子、假绅士，才会被人取笑。据说，美国人有个判断男人的标准：不会给汽车换机油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而在中国，自己亲手换机油的少之又少。当然，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工成本高。自己动手更省钱，为了省钱自己干，不也是追求实际、不追求面子的表现吗？ 做人方面直爽、直白、直截了当，做事方面快速、高效、说干就干，这就是讲究实际带来的正面效应。 脚踏实地的另一个副产品是快乐。他们没有太多的历史负累，没有太多对未来的担忧，也没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可以快乐地生活。美国人喜欢说”CatchToday“，即抓住今天，相比过去和未来，今天才是最重要的，最有实际意义的。 讲求实际的最直接体现是对数字的迷恋和极度重视。你如果参加一个美国公司总裁的演讲，他口中肯定是一大串让你头晕眼花的数据。公司年产值多少，每年增长多大比例，在多少个地区设有办事处，多少员工等等，总之，一切都是数字。 美国的经济学家，个个都是数学高手，总是喜欢用数学模型来讲解经济问题，不仅如此，崇尚数字之风还从自然科学延伸到社会科学。美国的社会学研究也是靠相信的统计数据来说明问题。而与之相比，欧洲国家的社会学更注重理论研究和逻辑分析。 即使评价一本书，也是以数字来定乾坤。美国人眼中的好书标准，就是卖出了多少本，卖得多的，就是好书。如此简单。 美国的数字偏爱，也影响了许多中国学者。比如说，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总结道，明朝之所以灭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详尽的”数目字管理“。 暂停一下，喘口气，先别忙着夸奖他们，讲究实际也带来了不良影响。美国人的优点是讲究实际，而美国人的缺点是太讲究实际，其直接后果是过于功利，或者说太势利眼。 在美国早期，势利眼的体现主要是瞧不起乡下人，或者蔑视社会地位不如自己的人。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称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苏格兰小班的臭屁崽子“，安德鲁·杰克逊总统被当时的政治对手称为”田纳西的野蛮人“。 而今，人们常说，在欧洲，大家想知道你是谁；而在美国，大家想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一个明显的区别是，欧洲人觉得你的族谱你的家庭背景是重要的，而美国人觉得你的职业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在美国，你的职业决定你的社会地位，这是常常带着势利眼光的。 说这话的人不是我，而是散文作家、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艾本斯坦，他在《势利：美国版本》一书中尖酸刻薄地批评了美国在职业、学历、政治、民主方面的势利眼。 美国人势利眼，听了这话许多人不肯相信。作为客人到美国，你的第一印象肯定是美国人真友好，真热情。初次见面，他就会亲切地和你聊天，向陌生人问路他也不会给你指个相反的方向。我好几次到美国人家里做客，也都受到超级大餐级的热情款待。可仔细想想，你在美国接触过的人还有多少保持联系、保持那一丝的温情，恐怕屈指可数吧。对美国人来说，时间宝贵，他不会精力浪费和一个无关的人交往。美国人的社交圈子讲究身份，讲究有用没用。人人生而平等，那是教科书上写的。当然，势利并非是表面上的侮辱和鄙视，只有没有教养的人才会那么做。势利是打内心深处发出的，是刻在骨子里的。 在国际社会，美国作为一个整体，更是实用主义至上。最近几年，美国外交的钟摆更加重视实用，把从前的理想主义抛之脑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打着解放伊拉克人民的旗号推翻了萨达姆，可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硬是宣扬美国惩罚独裁者的战争是正义的，连美国人自己听了都觉得吃惊。石油是美国经济的发动机，核心利益所在，打伊拉克正是能源需求的推动，加上一举扫平中东控制能源库的冲动。 对于中国，美国人也是功利主义至上。中国弱了，它看不起；中国强了，它担心。把艾本斯坦形容个人的话用在美国身上也比较恰当：势利眼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比较，比较意味着竞争、对手和嫉妒。势利眼总要选个立场，他需要确定自己比旁边的人强。 美国就是这样！ 不能做失败者：”疯狂“的美… 疯狂工作，是美国人的典型特征。 美国的大都市里，每个人都匆匆走过，伦敦、巴黎的悠闲和恬淡在纽约绝不会看到。在法国南部度假胜地尼斯游玩时，我曾碰巧和一位美国女孩”同居一室“。当时，我们住20欧元一晚、不分男女的青年旅舍，晚上大家开”卧谈会“，她说自己当中学老师，每天工作10小时，周末还要另外打一份工，一番话说出，让在场的欧洲室友大为不解。在欧洲，每天8小时、每周工作5天都有人抱怨连连。 在美国，一个白领如果要完成相同的工作，那么他一周至少要工作60个小时，而且周末还得经常加班。而欧洲就完全不同。我2007年秋天在雅典访问时，下午3点钟出去买机票，愕然发现大多数店铺还没开门，大门显要位置写着”本店5点开门“。 美欧工作精神的差异在各国驻华机构也表现的淋漓尽致。 美国驻华使馆安排一些活动，常常是早上8点，或者7点30，通知媒体说某位大员要在国贸大饭店的工作早餐上发表演讲，欢迎大家去聆听。当然，演讲人和商界名流们有大餐，而记者们只能饿着肚子听了。而欧洲国家的驻华机构，此类事情基本上不会发生。意大利某驻华机构的中方助理对我说，你要找我们老板，一定要试着上午10点后打电话，10点前他一定不上班，10点后不一定上班，能否找到，要看你的运气了。 的确，和欧洲相比，美国人过的日子异常紧张。有统计表明，美国人每月平均每人工作1966个小时，比欧洲人均工作时间最长的英国多235小时，比法国人均多310小时，也就是将近39个工作日。 换个算法也许更简单，更容易理解，美国人平均每年休息13天，而意大利是42天，法国是37天，即便是一向被视为工作狂的日本人每年也有25天的假期。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发达国家中，美国人的带薪假期是最少的。 在我个人的海外采访过程中，也切实感受到美国和欧洲的不同。去法国、英国采访，一天最多两个项目，可以悠闲地享受午餐的乐趣。而在美国，中午坐下来吃顿饭绝对是奢侈，常常是一天三个采访项目，晚上写稿，中午，对不起，麦当劳或者肯德基凑合一顿。陪同人员一下车就说，30分钟吃饭的时间，要快。节奏之快让人抓狂，难怪麦当劳这类快餐的发源地在美国。 美国人为什么如此”疯狂“？ 有人从宗教的角度来解释美国的勤奋。移民到新大陆的清教徒都必须立下誓约，要过一种勤劳节俭、清心寡欲的生活。按照新教的教义，所有的人都是生下来就带着”原罪“的，人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是通过辛勤劳动来还债，然后死了就可以上天堂。 为了赎罪，大多数人都拼命工作，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如果都选择少吃多做不浪费，财富会呈几何倍数增长，资本的原始积累可以迅速完成，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正是读出了这一点，才写出不朽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现代学者们则从另外的角度进行解读。 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加特纳（JohnD·Gartner）出版了其著作《轻症躁狂的优势》。加特纳发现，许多对美国人性格的描绘，如精力充沛、动力十足、近乎愚蠢的乐观主义、企业精神、宗教狂热、傲慢自大、救世主的情怀等等，都和”轻症躁狂“的症状重合。其中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极度亢奋的情绪。这种情绪发作起来至少可以延续一个星期，患者在此期间觉得自己就是宇宙的主人，觉得自己了不起，并忘我地投入到工作或寻欢作乐之中（其中包括过度追求性生活导致婚姻破裂）。这实际上类似一种癫狂性抑郁症的初期症状。 不能做失败者：”疯狂“的美… 我个人觉得，宗教精神和心理因素都有些道理，但更直接的原因是社会评价体系的压力和美国法律的缺失。 前面已经讲过，美国人讲究实际，有些势利眼，他们和人打交道也不会关心你的祖上有何丰功伟绩，而是关心你个人是做什么的。 在美国，谈起某人时最具侮辱性的一句话就是”你是个失败者“。有一份好工作，工作做得出色，取得成功，成了社会的核心评价体系之一。 美国人极为看重成功。成功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回报，而是得到某种认可，最好是可以衡量的那种。如果一个男孩后来没有从商，而是做了布道的教士，那也没什么。但是他的教堂规模越大，教堂会众越多，别人就认为他越成功。 好多事情都说明，成功是美国人生活的重点。清教徒相信工作带来的好处，既有工作本身的乐趣，还因为工作的回报是上帝之爱的体现。一片富饶的土地到处都是机遇，等待着人们到来。在一个不固守陈规的社会，没有严格的等级和阶级，这样，人就一定能通过成功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从一无所有到百万富翁的”美国梦“故事，更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白手起家。 英国的人类学家杰弗里·戈罗尔用弗罗伊德的说法来解释这一切。欧洲是被所有的移民抛弃的父亲；移民为了在美国过上新生活，背离了自己的文化。移民为了要成功从未停止过奋斗，因为目标的内容没有限制。同样，第二代移民拒绝接受移民过来的父母，因为后者无法适应美国标准。他能减轻压力的唯一方式，就是取得更大的成功。在整个美国，有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或波兰人名字的律师、医生、教授和政治家，都能证明这种成功欲望的强烈。 既然成功如此重要，理应多花些时间努力工作。 另外，在这个法律多如牛毛的国度，对白领的保护不像欧洲那样严格。在许多欧洲国家，如德国，雇佣一个人非常慎重，因为你要裁掉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他已经在公司工作了十年以上，裁掉他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美国，波音裁员可以轻松完成。每当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波音公司、通用电气裁员数千人的消息，一到这时候，每个人都诚惶诚恐，生怕自己成为”刀下之鬼“。失去工作，老婆孩子怎么办？房子的贷款怎么办？更重要的是，失去工作也就失去了别人的尊重。 没有工作，就会失去一切；而不拼命工作，就有可能失去工作，这是现实的无奈。 既然失败如此可怕，更应该多花些时间努力工作。 另外还有个具体的原因。美国联邦政府没有法律规定公司必须给员工付加班费。探险者（Expedia）网站的统计表明，2002年，美国人13天的休假中，有1.8天在工作而没有得到补贴，给公司节省了200亿美元。 疯狂工作后，疯狂游玩，疯狂消费，也是美国人的典型特征。 近年，美国人已经学会玩。但是他们将玩也当成了工作。要是去滑雪，他们就在雪地上猛冲，那样子，连马都会累死。如果去度假，他们就每天开车五六百公里，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观光，沿途只停下来拍些快照。然后，发现了自己要看的东西是怎么一回事，就打道回府，回去看照片。 疯狂消费，就是使劲花钱，那么，美国人对钱的态度到底如何？ 照相时不喊CHEESE喊MONEY：… 语言可以反映一个民族的特色。比如说，爱斯基摩人的词汇表里，有关雪的词最多，在其他任何语言里都无法找到相应的表述。 英语中，关于钱的成语不少，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钱的重要性。下面就列举几个常见词语。 有钱能使鬼推磨。 .金钱是万恶之源。 钱能通神。 .招财进宝。 时间就是金钱。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挣钱容易攒钱难。 钱不是万能的。 失去健康，钱再多也没用。 智慧胜过金钱。 说美国人爱钱，美国人听了不会反对。其实，谁不爱钱呢？地球上的人能够摆脱金钱诱惑者少之又少。 拜金不是美国人的专利，但美国人对钱的热爱却与众不同。中美两国人民都爱钱，但中国古代的文人们喜欢自视清高，视金钱如粪土，视金钱如魔鬼，爱钱也不肯说。而清教徒的美国却把钱和宗教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了一起，在对金钱的热爱方面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绿色的美钞的背面，印着”我们相信上帝“，金钱和上帝竟然以这种奇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这在全世界独树一帜。爱上帝和爱金钱，在美国人眼里不是矛盾体，而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华尔街的大亨们在做过虔诚的祈祷后，接着便无所不用其极的榨取他人财物。 美国人对金钱的热爱，在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毕肖普先生，我的一位老师，来自美国犹他州，大学第一节课给我们拿出一大堆美元的钢蹦儿，1美元的，50美分的，1角的，应有尽有。第一次见到美元什么样子，大家还是很兴奋地翻来覆去摆弄。下课时，老师让我们自己留着，大家又是高兴了一阵子。 这位老师最有趣的一点是照相时候也是钱。我们喊”茄子“，多数英语国家的人喊”CHEESE“，可毕肖普先生喊”MONEY“，可是让人大开眼界，哦，错了，对不起，应该说让人”见钱眼开“。 说到日常生活中的见钱眼开，小费不得不提。 照相时不喊CHEESE喊MONEY：… 小费可谓无孔不入。在美国住宾馆，每天出门时要记得放一个美元在枕头上，算是给收拾房间的服务员的报偿；拿着餐券去吃宾馆提供的早餐，可别想当然地认为可以不用掏腰包，服务员给你殷勤地斟满咖啡，你就要掏出一美元或两美元放到桌上；中午吃大餐，可别光顾了看饭菜是否便宜而忘记15％到20％的小费，如果你们一桌超过6人，对不起，小费直接算到账单里，想少付都不成；下午打车去看朋友，给司机的小费也要车费的15％到20％；第二天早晨结账走人，宾馆服务员帮你扛行李，没错，也需要小费。 小费，就是一点小钱，可天长日久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陪同我们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千叮咛万嘱咐：”你们来美国，是你们自己国家的大使，要记得给小费，否则会损害你们国家的形象。 恐怖吧？一点小钱和国家形象挂钩。看看我们中国，如果招待客人，保证宾至如归，砸锅卖铁也要照顾好你。我们爱钱，也爱面子，当钱和面子二者选一时，南方人可能选择钱，北方人可能选择面子。可在美国，无论东部西部都是选择钱。他们是讲究实际的，不爱面子。同美国人一起上饭店，除事先讲好谁请客外，都是各付各的账。如果你抢着付账，反而会使对方感到欠了人情，于心不安。如果你在美国有人和你说一起吃饭，千万可别想当然地认为他要请你，一定记得带钱包。 说起美国人对钱的态度，美国当代著名财经作家保罗·艾尔德曼有句名言极为经典。他说：“美国人的本质就是首先希望赚钱，然后用这些钱来赚钱，然后用许多钱赚许多钱。 美国人拼命工作、拼命赚钱的态度当然和对成功的渴求相联系。 德国心理学家休格·爱斯特伯格说：”美国人很看重他挖到的金子，主要是因为金子是他的能力的体现……因此把美国人定义为物质享乐主义者而否认他的理想主义，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美国的商人为钱工作，伟大的画家为钱绘画，意义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对自己的工作欣赏的标志。 如果还对美国人爱钱有疑义，不妨略微翻翻美国的历史。我们教科书上写的是美国革命是为了独立，可如果不独立就可以过好日子，谁冒着砍头的危险去闹革命啊。没错，革命前夕美洲殖民者的好日子被英王乔治三世给毁了。 在乔治三世时代，这位年轻的英国国王血气方刚，他的观点是：“不但要统而且要治。”1764年，英国颁布《糖税法》，对过去每加仑征6便士的外国糖蜜税减为3便士，但撤销各殖民地原来享有的某些免税待遇，对输入美洲的外国食糖和奢侈品（如酒、丝麻）收取附加税。1765年，英国颁布《印花税法》，这是首次出现在美洲英属殖民地的新税种。但这个新生事物来势汹汹，举凡报纸、证书、票据、期票、债券、文告、历书及一切印刷品、小册子、法律文件，都得贴上半便士至20先令的印花税票，甚至连结婚证书和扑克牌都得交印花税。在新税种面前，新大陆上所有的英国臣民人人难逃。 在1765年底，一个被称为“自由之子社”的秘密组织在波士顿诞生。其领导人是塞缪尔·亚当斯等人。这一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各殖民地几乎都有了类似的组织。 在“自由之子社”的领导下，城市居民放火焚烧成堆的印花，抢劫海关官员们的家，并迫使印花代售商辞职。1766年，《印花税法》宣布撤销。消息传来，十三个殖民地一片沸腾，据记载，当时“灯火辉煌、篝火处处、彩坊林立、人群熙熙、火花满天，诚美洲之空前情景也”。 照相时不喊CHEESE喊MONEY：… 据历史学家房龙在《美国的故事》中记载，当时，只有10%的人坚持为原则而死；10%的人愿意为原则而死，但是他们提出，是不是能够用较少的暴力来达到他们为之战斗的目标；40%的人称自己是“注重实际的人”，他们坐等斗争见分晓，而后参加胜利的一方。这三者加起来是60%，其余40%坚决“遵纪守法”。由此可见，殖民地初创时期，坚持原则、理想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还是为了自己身边那些看得见的利益。 当然，这并不是说英国不加税，独立战争就不会爆发，只能说，英国人的愚蠢行为大大提前了这一独立进程。 美国人爱挣钱，但是不爱存钱。经典的故事是，一位美国老太太碰到一位中国老太太，两人都拥有自己宽敞明亮的住房，都感到很幸福，美国老太太说：“我28岁就买了房，一直住着，去年刚刚还清贷款。”中国老太太听了非常郁闷地说：“我省吃俭用，攒了一辈子钱，去年刚刚买了新房子住进去。 这个故事反映中美消费的区别，也可以说明2007年发生的次贷危机为什么会在美国上演，即使穷人，也敢于贷款买自己的房子，他们零首付买房，想当然地认为房价会不停地攀升，最后实在还不起房贷，卖了房子也可以挣钱。于是，这些人被金融公司忽悠、上套，金融公司再用同样的理论绑架银行、投行。当房价下跌时，这个资金链断裂了，于是次贷危机爆发。 次贷危机，说白了就是寅吃卯粮，层层担保，最终从虚幻的神坛上摔下来。 买房子是消费，买车、买新产品，都是消费。美国个人消费开支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根据万事达卡组织发布的研究报告，2005年中国国内个人消费占GDP的46.5%，到2014年，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将上升到50%。 美国人住着大房子，开着大汽车，地球上的能源消费他们占的比例非常高。 以石油为例，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数据，中美两国消费的原油接近世界原油消费量的1/3，中美两国每天消费原油2800万桶，而全世界每天消费8430万桶。但有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石油消耗为每天668.4万桶，比美国少得多，仅占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的8.3％，另外，中国人均石油消费小于两桶，远远低于美国人均消费25桶的标准。 美国的奢侈消费方式无法复制，美国人自己也担心，如果中国复制他们的生活方式地球将无法负担，这也是美国国内总有人高喊中国威胁的原因之一。 不过，克林顿时代后，布什大搞反恐，美国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都居高不下，中产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不得不节衣缩食度日，远不是我们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挥金如土。油价高涨，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的上班族纷纷坐起了地铁，拒绝开车，省油就是省钱啊！ 美国人对钱很爱，很喜欢，但不是守财奴。到美国的人感到震惊的不是物质享乐主义的爱财和守财，而是美国人的既喜欢赚钱又喜欢花钱。 事实上，钱的主人留着钱，不过好日子，不慷慨地捐款给大串的慈善机构，不接济家里没钱的人，人们也会不喜欢。美国各地活跃着许多民间基金会，他们的经费来源大多来自百姓的捐助；而老百姓给教堂捐款，更是一笔天文数字。2008年中国四川发生地震灾难，美国政府只给了50万美元，可美国民间的捐款超过了3000万美元。对于老百姓的捐赠，我们将在后面有关大选和捐款的章节中详细描述。 抢银行的人都是自己想去抢… 一般来说，动辄打引号是作者词汇贫乏的表现，可我在长久的思考后，还是决定用加引号的自私来形容美国。加引号，不是说他们无私，而是说他们的自私是积极的自私，是聪明的自私，也是团结的自私。 自私前面加上如此多的褒义词，是不是普天下第一遭？且慢忙着反对，先看一篇美国女作家派特·费希（PatFish）的文章。顺便说一下，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有四只猫、两只狗、她的孙女，当然，还有她的丈夫。 这位女作家引用老叔威克的话来回答了美国人的性格这一挑战性话题。 美国人自私，这毫无疑问，你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人的性格，我肯定用自私这个词。”尽管我皱着眉头表示反对，威克叔叔依旧侃侃而谈。 美国人一辈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什么高兴他们就干什么，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目的。如果他想当警察，他就当警察了；如果他想抢银行，他就抢银行；如果他想发明省油的汽车，最终他一定能发明。“威克叔叔一边挠头一边说。 威克叔叔，美国人如果抢银行肯定会进监狱的，不是每个想这么干的人都能成功的。”我提醒他说。 宝贝，你错了。大多数抢银行的都是自己想去抢，大多数谋杀犯是自己想要杀人，可不是谁逼他们去干。当然，他们要蹲监狱，这是因为我们有法律，大多数人能够区分好坏。可是，法律不能阻止坏蛋做坏事，因为这些人自私，他们打心眼儿里想这么干。 一个家伙决定行动是为了钱。如果他决定找份工作他肯定也能找到，因为他不必贿赂官员，也不必臣服于某个宗教或政治派别。议员们负责制定惩罚抢劫犯的法律，准备抢银行的这些人也可以成立一个游说团体，劝说议员们修改法律，减轻判罚，任何人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游说议员。 最终，议员们会尽力取悦这些自私的美国人的大多数，使得这个国家得以运转。为什么这可以奏效呢？因为自私是这个地球上所有生灵的特点，也是驱动力。好的系统应该承认自私，允许自私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美国人也不例外，我们是自私的，我们都按照自己的日程表生活和工作。这个国家允许自私和秩序、和平同时存在，从而实现释放每个人的创造力。 威克叔叔接着絮絮叨叨，“我知道，世界上好多人不喜欢美国，他们觉得美国这么自私，一定是疯了，我觉得那些不承认自私存在的那些人才真的疯了，他们只看到自私的负面效应，却忽略了自私的正面效应。如果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建立一种处理人的自私性的机制，那么，世界上的冲突就不存在了，唯一的竞争就是奥运会时大家比一比谁拿的金牌更多。 美国式的自私，其实就是个人优先的原则。美国人从小就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我喜欢什么，我要学什么，父母都给予充分尊重；长大了，找什么工作，娶谁做老婆，都是自己说了算。 美国的可贵之处在于，认可人的自私性。安·兰德在《自私的德行》一书中有句经典的话：”你或许希望别人会偶尔为了你的利益牺牲自己，你也许会不情愿地为了别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不过你知道，这种关系将带来互相憎恨，而不是彼此愉悦。 这本书还以睿智的语言写道，攻击“自私”就是攻击人的自尊，放弃“自私”也就是放弃自尊。 遗憾的是，美国人的“自私”为我们所鄙视。我们所推崇的讲奉献不计报酬、做好事不留姓名；我们认为美国人都钻到钱眼儿里，毫无温情。 其实，不然。 抢银行的人都是自己想去抢…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人人都极端自私，毫无温情，美国的小费传统肯定就不存在了。 我们前面讲过，在美国要处处给小费，可这事儿没什么强制措施，全凭自觉。如果某个人很自私，能省钱的地方就省钱，他可以省下不少小费。我曾经就小费问题咨询过不少美国人，他们都说大多数人给小费，不会偷奸耍滑，居住在加州的美籍华人吴瑞卿女士告诉我，那些服务生收入很低，他们就靠小费谋生，你怎么能不给呢？她住宾馆时会注意这家宾馆的服务生是不是加入了工会，如果是，她就省掉每天要放到枕头上的一美元，因为有工会的地方工人收入高些，也有保障，不是单纯凭借小费生存。 更能驳斥美国人自私到都钻钱眼儿里的说法的是义工。 年4月，在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几位戴着黄色帽子的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攀谈时我得知，他们退休后来到这里做义务讲解员，不拿工资，不拿补贴，还要自己搭车上班。我在佛罗里达的坦帕市观看一场百老汇歌剧时，发现检票的都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一问才知道也是义工。在明尼苏达，我们应邀到当地居民家做客，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大餐。主人告诉我们，他向佛罗里达国际交流中心申请，得到了批准才招待我们，当然，他请我们吃饭也是“义务工作”。 我们的这次记者交流项目，由美国国务院组织、教育发展学院（AED）负责具体安排，地方的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予以配合。我们最初只是拿到了华盛顿的行程安排，抵达各地后才能拿到当地的行程安排，最后项目总结时，有记者对此表示不满，教育发展学院的肖恩·戴维斯无奈地说：“各地接待我们的都是志愿者，属于义务工作，我们不支付报酬，因此也不好过早地催促他们。 看，又是义工，难怪有人夸张地告诉我，如果美国的所有义工都不干活，这个社会将坍塌掉一半。 自私，不是只考虑自己不管他人。美国人的家庭观念其实很重，动辄离婚的是纽约那些金融人士，美国中西部的模式是夫妻二人终老一生，养活一大堆孩子，每到感恩节，儿子闺女无论在哪里，都回到家中团聚，一起吃火鸡。 自私，也不是能帮助别人的时候视而不见。你在美国的马路上问路，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得到详细的讲解。有时候说不清楚，会有人干脆带着你走上一段，然后去忙自己的事情。我去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采访时，在离学校不远的小巷中下车，拿出地图寻找目标，一位中年女士径直走过来，问：”找什么地方？我能帮你吗？“我当然求之不得，被这种活雷锋精神大为感动。 相比起搭便车，给人指路绝对算是小事一桩。英文有个词叫”ThumbUp“，意思是竖起大拇指，它的意思就是搭便车。以前，在美国的路边上，你背着包，竖起大拇指，就有人载你一程，两人萍水相逢，一路谈笑，到达目的地后分手，多数人此后不再联系。当然，搭车的人要适当的分摊一点汽油费。做好事的人也是出于”自私“——一个人跑长途，多闷啊，找个人说说话好。可惜的是，这些年随着犯罪率的升高，有些人变得自私起来，不敢随便拉人。 现在该明白了吧，派特·费希女士笔下的自私，不是看见两个灯芯亮着非要掐灭一个才肯咽气的吝啬鬼，也不是莎士比亚笔下为了钱要割掉别人鼻子的夏洛克，而是赞颂美国的个人主义。 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被视为美国个人主义的第一位杰出代表。杰斐逊式的个人主义典型地表达在他执笔的《独立宣言》里，它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当法国人人托克维尔18世纪30年代初在美国进行他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时，个人主义对他来说还是个新概念，是他那代人刚发明的。他写道：”个人主义是个新奇的词汇，它表达了一种新奇的观念。我们的父辈只知道自我中心（自私自利）。 在托克维尔看来自私自利是“一种强烈而夸张的自爱，它使一个人把每件事都和自己联系起来，要把自己放在世上每件事之上”。而个人主义则是“一种成熟而镇静的感情”。自从托克维尔作此观察，一个半世纪又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个人主义在西方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正面形象，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价值原则。 我们的文化比较教科书上讲，中国人是集体主义，以集体的利益优先；美国人是个人主义，把个人的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 我认为，这句话也错了。 美国的个人主义只是个性、思想、选择的自由和个人优先，可不是无视集体。任何个人主义的极端分子，都会被毫不留情地排除掉。在NBA，每年常规赛结束都要评选MVP（MostValuablePlayer），这个选项的标准不是个人得分，而是如何利用自己的力量帮助队友，提高球队成绩，个人要帮助集体才更有价值的理念在这项评选中得以彰显。同样，2007年奥运会篮球预选赛时，美国篮球队没有选择个人能力超强、但团队配合意识差的艾弗森，就连一场砍下81分的科比·布莱恩特也为了集体的荣誉，在防守上下功夫，而不是贪功飙分。 体育运动需要团结，而不是单打独斗，这或许不奇怪，但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绝不是单靠个人的力量。 最近几年的流行书在教导我们，美国的公司很尊重个性。比如说，谷歌的员工可以穿着T恤、短裤上班，桌子上可以随便摆放自己喜欢的东西，下属可以对上级提出不同意见，碰见老板也可以直呼其名。但这些个人主义的背后，是个人和公司文化的契合，是一旦做出决定后百分之百的服从。美国式的个人主义的突出一点是，一件事情在做出决定之前可以充分争论，谁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但是一旦决定下来，就要认真执行。这和我们恰恰相反，我们常常在征求意见时一言不发，可事情启动后却牢骚满腹，觉得自己才是最正确的。 个人离不开组织，美国人信奉个人主义，但人脉的力量和组织的力量他们从来不忽视。如果你看过《坟墓的力量》，一定知道骷髅会这个精英组织，布什总统就是这个组织的代表人物。他在耶鲁上学时候，读书成绩一般，可结交好友无数，这为他日后进军政坛奠定了坚实的人脉基础。 美国的个人主义也不是不顾国家利益，美国人在爱国的时候表现出惊人的集体主义精神。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都是引发美国人狂热爱国的事件，这些，众所周知，无需详述。 投共和党的票，让民主党去… 性格即命运，国民性即国家的命运。 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来临时，美国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的选择。 美国人无知、傲慢，对外界缺乏了解，因此大多数情况下总统大选辩论的话题集中在国内问题上，外国在选民眼里统统是遥远的、于己无关的，但是，一旦某个外国势力会威胁到美国人的利益，立即会成为大选的热点。1992年克林顿和老布什竞选总统时，中国成了热点话题，当时，克林顿信誓旦旦的表示要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借此来收揽那些对美国经济不满之人的心。 美国人的傲慢表现在总统大选问题上就是超乎想象的执著，他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不肯听其他不同的声音，或者，他不屑于理会这些，因此铁杆的共和党人得以存在。2004年大选时，我在芝加哥曾参加过一次保守人士的集会，他们请来名嘴，大摆宴席，席间我问旁边的芝加哥郊区居民迈克·史密斯会选谁，他说：“共和党，共和党，我是共和党，绝不会选他妈的民主党人。我告诉你，我们家30年来从没有投过民主党人的票。 看，多坚决，投共和党的票，让民主党去说废话吧！ 美国人讲究实际，是工作狂，决定了大多数情况下经济是投票给谁的头号判断标准。老布什当总统时苏联解体，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接着在海湾战争中打败萨达姆，解放了科威特，声望可谓如日中天，可最终还是输给了初出茅庐的克林顿。究其原因，根本在于经济不振，解放科威特如果不能改善美国人的生活，那等于什么都没做，没人会买你的账。 在有关经济的辩论中，失业率是重要的一环，在任总统会拼命宣传自己执政期间创造了工作机会，而竞争对手也会拼命指责，表明自己上台后会如何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如何减税，如何让美国人生活更美好。 重实际，轻理论，不墨守成规，是美国人的特色，在他们看来，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具体到总统大选，他们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求新、求变，脑子里想的是”不管黑猫、白猫、花猫，逮住老鼠才是好猫“。 比如说，2008年总统大选，在初选阶段就是变革之声四起，两党候选人都大唱改革之歌。可以说，变革成了2008年初选的基调。 入主白宫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将现在把持华盛顿的政客赶出去。 从东岸的华尔街投资人，到西岸的好莱坞明星都纷纷捐款。美国年轻人热心拥护，显示出奥巴马的改革理念有众多的认同者。而1月3日的初选结果显示，这种认同感在选民中的确有一定基础。 在初选的第一站艾奥瓦州，51％的选民明确表示希望”变革“，只有20％的选民认为”稳定现状“更为重要。在受调查的民主党选民中，57％为首次参加初选投票，其中45％选择了奥巴马。过去，年轻选民投票积极性极低，可这一次却异常活跃。30岁以下选民占投票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其中超过一半为奥巴马的支持者。 不管是黑人，还是女人，只要能给大家带来实惠，我就选他们。多数的美国人灵活处置，没有那种谁一定能当总统的刻板成见。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灵活，保守的宗教人士、3K党就不会这么变通。 投共和党的票，让民主党去… 说他们自私也好，个人主义也好，个人在美国人占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大选时，候选人的所属党派、政策倾向、个人能力都可以放在一边，但候选人的品德决不能忽视。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总统候选人必须英勇无畏，个人品格必须值得信任。因此，总统大选时塑造候选人的形象极为重要。1960年总统大选，天主教背景的肯尼迪击败了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他们两人在竞选中首次启用电视辩论，结果年轻、帅气、口才好的肯尼迪获胜。失败后尼克松也承认，如果没有电视，也许获胜的是他。相信个人奋斗而不迷信宿命的美国人愿意选择靠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总统，因此，像林肯这样的底层出身之人才可以当上总统，罗斯福也可以以残疾之身得到选民的信任。 当然，仅仅靠自身形象而不能打动选民的心也不行。 年总统大选第一轮辩论时，布什代表共和党挑战戈尔，说话不太利落，戈尔在旁边不时皱皱眉头、叹口气，结果受到公众批评，说他不尊重对手；第二轮辩论戈尔吸取教训，装出认真倾听布什讲话的样子，不住地点头，样子很夸张，结果被指责为太过虚伪。不尊重对手、虚伪，这都不符合美国人的传统观念。反倒是布什总统诚实、可爱的样子受到选民欢迎。 四年后的总统大选，布什对阵民主党候选人克里。面对耶鲁大学的最佳辩手，布什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克里批评他发动伊拉克战争，说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了错误的战争“，这句话重复了五次。 当时，我和十几位来自亚洲各国的记者在西雅图的一个酒吧观看了第一轮电视辩论，大家一致认定克里战胜了布什，可第二天和一个支持共和党的博客写手交流时，我们却受到了”侮辱“。 这位博客写手是个生意人，可出于个人爱好天天写东西，而且还小有名气，他询问了我们一下，发现我们一致认为克里会胜，很是不以为然，他说：”克里在辩论中身体语言得体，动作洒脱，如果不懂英文，那么你肯定认为克里赢了；在你们这些英语是第二语言、水平还不错的人听来，克里也赢了，因为他逻辑清晰，用词得当，不像布什那样连拉登和萨达姆都弄混。但有些东西你们不明白…… 在他讲了半天后，意思是说你们这些老外理解得不对，克里实际上没占什么便宜。他认为，克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说一大串排比，可是，太快，老百姓没记住他说了什么，可布什呢，不断地重复说克里是个两面派，结果老百姓印象深刻，成功地给克里贴上了“两面派”的标签。他告诉我们，普通美国人不关心政治，对许多国家大事实际上不太了解，讲那么多时事政治，还不如让选民记住竞争对手人品不好。人品不好，意味着失败。 既然个人这么重要，那么要想竞选成功，就要抬高自己，打击对手。通常来说，抬高自己没有打击对手效果显著，于是，负面竞选从一开始就开始流行起来。1796年，约翰·亚当斯的支持者拼命打击他的竞争对手托马斯·杰斐逊，称他是胆小鬼、脆弱之人，不具备美国人的美德。 年，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安德鲁·杰克逊竞选总统，杰克逊的支持者称亚当斯是“皮条客”，称他让一个妇女和俄罗斯领导人发生性关系。亚当斯的团队立即予以反击，说杰克逊的老婆是个妓女，而杰克逊本人是头“叫驴”，并且在报纸上画了一头驴用作插图。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杰克逊本人采取拿来主义，干脆把驴的形象用于竞选中，驴成了民主党的象征。后来共和党人把象当作自己的特征，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也就有了“驴象大战”的说法。好在美国人幽默、随意，不搞假正经，因此驴也罢，象也罢，都可以深入人心。 由于负面竞选的泛滥，美国人自己也说，我们哪里是选总统，分明是在两个魔鬼之间选择稍微好一点的人。 美国人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自私，他们会在大选时站出来，做志愿者，捐钱给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而不是只说不做。大选之际，人人为了自己的选择出力，通过这样“自私”的方式来达到最后的平衡。 美国人讲究个人主义，因此有时候候选人的宣传要传递给每个具体的人，在某些地区，有时候直投宣传品，而候选人也要找机会去拜访一些家庭，就像保险推销员上门推销一样去拜访陌生的选民。 这其实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拿张名片，挨家挨户敲门。美国人警惕性挺高，会把门拉开一条缝，露出一只脑袋：“有事吗？”参选人就说：我是某某，要竞选总统，希望你支持。如果运气不好，主人一句“对不起”，就会把门关上；运气好一点的，遇上一个不热心但有风度的，会打开门，礼貌地握握手，接过竞选人递上来的宣传材料，说声“谢谢”之后关门；运气好的，碰上一个热心人或者支持者，或许会出来聊聊，或者请竞选人进门小坐一会儿。 无知、实际、拜金、自私，这些只是美国人性格中诸多因素中的沧海一粟。我们还可以随口说出他们的一些特点，因为实际，所以美国人多数情况下是理性的民族，埋头于自己喜欢的事情，对于外界没有多大兴趣，但有时候他们又是十足的感性动物，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说会让他们热血沸腾地抄起家伙去战斗。这就是说，为什么大选电视辩论对选民的影响力如此之大。除了铁杆的民主党和铁杆的共和党外，大多数人模棱两可，他们经常等到最后辩论结束后才做出决定。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政客都是能言善辩之士，做演讲时激情洋溢，说到动情处再掉上几滴眼泪，极具感染力。 性格是人的一部分，会影响投票倾向，但不会百分之百的决定一个人的选择，性格之外，宗教信仰、种族、收入、年龄都会影响投票，我们在以后的章节将逐步解析。 媒体与大选（1） 年4月26日，美国国务院会议中心。 主角没出现，会议尚未开始，与会者有的斜靠在椅子上打盹，有的在休息大厅里喝咖啡，这时候的气氛更像是一个外交沙龙，来自全世界132个国家的180多名记者凑在一起，各式英语混杂，各种肤色映衬，嗯，对了，有点像联合国开会的场景。 记者常常是有些傲气，他们的职业要求他们必须任何情况下保持客观，对高官、对富翁、对任何人都要保持诘问的姿态，而不能高高的仰视。美国的著名主持人拉里·金，意大利的名记者卡拉奇，都是如此桀骜不驯的人物。 在美国国务院开会的这些人，无疑是各国媒体的精英分子，所在的媒体也是各国的主流媒体，不然，美国人不会耗巨资把他们请来。很不好意思，说这句话我也顺便夸了自己，夸了我所在的《中国青年报》，如果谦虚一下，可以说，除了我本人一介布衣外，其他各色人等均为国内媒体的精英人士。 好，书归正传，会议开始前5分钟，一位带着眼镜、身材颀长的儒雅之士坐上主席台。这些见过大世面的记者忽然安静了下来，堪称奇迹。要知道，半个月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出现在台上时，大家也没有如此以仰视的眼神相望。 一刹那间，空气仿佛凝固了，几秒钟后，快门的咔咔声打破了会议室的宁静；又过数秒，这些不可一世的记者们竟然陆续走上台去，和这位老人合影留念。 他，是谁？有如此魔力？ 答案是，鲍勃·伍德沃德。 对于非新闻专业出身、不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可以理解，但业内人士绝对会这个赫赫威名肃然起敬。追踪“水门事件”、把尼克松总统拉下马的《华盛顿邮报》记者，正是此君。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伍德沃德在水门事件中一举成名后，在《华盛顿邮报》工作至今，官拜执行副总编，负责策划大型调查性报道。这次美国国务院邀请世界各国记者访问，进行”和平演变“，作为美国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的典型，伍德沃德成了最耀眼的一颗星。 当年敢打敢拼的毛头小伙如今也是白发鬓鬓，但挑战的态势并未衰减。他说，伊拉克战争后，他筹划写一本题为《布什的战争》的书，为此对布什总统进行了3个半小时的专访。 请大家猜猜，3个半小时我问了多少问题？提醒诸位，克林顿总统口若悬河，一个问题可以说上一个小时，布什总统经常以是或不是的回答来结束提问。 个？”“30个？”“50个？”……大家纷纷举手猜测。 告诉你们，我准备了500个问题。 听到这个恐怖的数字，台下一阵骚动，有人夸张地喊声“上帝啊！ 我的问题长，但布什总统的回答短，比如说，我问，打伊拉克你没和你父亲商量吗？你父亲是什么态度？…… 年轻时顶住压力和”深喉“联系，让水门事件水落石出，功成名就后坚持到耄耋之年，依旧保持旺盛的精力和不懈的状态，审问总统3个半小时，让他回答是，不是，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此场景令人神往，做记者做到这个分儿上，如同练功达到达摩老祖或张三丰真人的水平，有些可望而不可及。 面对偶像，骄傲的记者不可能不像狂热的少男少女一样”追星“。 媒体与大选（2） 如果说，只是伍德沃德一个人在国务院的会议室里代表媒体批判美国政府，无疑会给记者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可惜，伍德沃德不是美国媒体的全部，他个人的光芒四射无法掩盖美国媒体的傲慢与偏见。 美国广播委员会主管部门（BBG）第一届主席马克·纳森松忽发奇想，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他很自信地问：”在座各位，认为美国对于伊拉克的报道是够好的请举手。 全场不到10个人举手，场面冷冷清清，他停顿片刻，期待更多的表态，可是没有，再也没有人举手。纳坦森先生不肯承认失败，接着问道：“那么，认为美国媒体对于伊拉克的报道不够好的请举手。 现场不约而同举起一片直立的手，白的、黄的、黑的、棕的，一起坚定地举过头顶。纳坦森先生坐在台上俯看全场，一时显得有些尴尬，无法接着抛出他的话题。 当时来不及拍下举手现场，尽管都是记者，还是出乎预料，措手不及，其实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场面，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 此时，《华尔街日报》的一位副总编辑说话了，他的言语里带着哭腔解释道，为了报道这场战争，许多优秀的记者死在战场，还有人被砍头，死去的人就有我的同事，在座各位竟然还认为我们做得不够好，我非常伤心，非常失望。 我的同行、厦门电视台的阎小荔在博客上记录下这一幕，并发出疑问：全世界的记者给了马克·纳坦森一个明确的回答，结论只有一个：如果不是美国的错，那一定是132个国家的错；如果不是132个国家的错，那只能是美国的错。 而我的另一位同行、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李慧玲则把自己的感想发表了，她这样写的： 奇怪的是，在说起和接触个别的美国新闻人和”美国媒体“这个整体时，感觉是很不一样的。这次美国国务院苦心孤诣地让我们认识美国新闻自由，在华盛顿参加大组讨论时，尤其找来了不少美国新闻工作中的”大腕“，在台上共同探讨一些课题，比如美国电视新闻的名嘴、一些新闻周刊的高层人员、《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或《华尔街日报》等泱泱大报的资深记者，还有来往于体制内外，成了政府发言人的前记者，谈美国媒体和国际事务、外交课题的报道、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等等。他们个别与人交往时，或许会有其平实的一面。但是，当他们以”美国媒体“作为一个整体出场，摆出的是一种不自觉的自我中心的姿态。 他们坐在国务院的会议厅里批评总统布什的伊拉克政策，展现他们一再强调的美国媒体的独立。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拥有最高的新闻自由，而让他们有条件流露优越感吗？还是因为美国目前的超级强国的姿态，以及美国媒体对世界的笼罩，让他们可以傲慢？在台上，他们之间的讨论，都是围绕于他们”美国媒体“所关注的课题，包括谈外交、国际事务，来回就是一个伊拉克问题，体现的是美国媒体如何主导现今的话语权。对于他们所关注的课题以外的事务，他们似乎兴趣不浓。我们那么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在台下竟然是被边缘化的强烈感觉。参加这个交流访问计划的其他国家媒体人员站出来问问题，不是跟台上同行之间的平等交流，而更多像是”学生“问”老师“的态势。 一位马来西亚的同行后来对国务院的官员说，参加活动中的感觉是：我们对美国的认识远远超过美国同行对东亚的认识。而一位从台湾到香港定居的同行也说，大组讨论的形式不好，台上台下的设置安排本身就有问题，我们在台下仰望。 小小的一次会议，各国的媒体同仁就会产生如此复杂的情感，只能说，美国太复杂了，美国的媒体太复杂了，它不伟大，也不猥琐；它不可爱，也不可恨；它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它监督政治运作，却也时常被政客所玩弄；它号称独立，却也不得不受制于财团大亨。平时尚且如此，每到大选年，媒体更是呼风唤雨、大显其威。 《洛杉矶时报》力挺尼克松… 年的某一天，我和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张从兴、香港《亚洲周刊》记者呙中校漫步在华盛顿街头，在波托马克河河边，以肯尼迪艺术中心为背景拍了一通照片后回到大路，看到了传说中的水门大厦（张从兴是倡导复兴汉服的新加坡华人，有时比中国人更爱中国；呙中校在写了《谁抛弃了深圳》后，被迫离开深圳，赴香港就职）。 外表看起来，这是一栋普通的建筑，公平地说，在华盛顿的建筑群里它和联邦调查局大楼一样丑陋。不过，位于国务院与乔治亚大学城之间的水门大厦，距离两地只有一箭之隔，大厦里达官显贵云集，由于1972年的一桩公案，这座大厦也成了华盛顿的一景。 这是丑陋的一景，也是让人感受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美景“。 年6月17日，有五个人因闯入大厦内的民主党全国总部被捕。《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依据内线”深喉“的消息，步步追踪，展开调查，总编辑西蒙斯引用了当时一部知名色情电影《深喉》的片名，作为告密者的化名。 月20日上午，《华盛顿邮报》的一则消息使尼克松不安起来。报道说，从被捕人员随身携带的通讯录中，发现了曾在白宫任职的前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他叫霍华德·亨特，在尼克松的高级顾问科尔森手下任职。 月15日，在取得必要的证据之后，在这一事件中当场被捕的麦科德等五人被依法起诉，同时被起诉的还有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霍华德·亨特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法律顾问戈登·利迪。 随后的调查表明，闯入水门大厦的不是普通的小偷，他们是受命去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的。调查还进一步表明，尼克松为破坏选举的进程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闯入水门只是其中之一。最终结果是政府的几个官员锒铛入狱，及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遭出现的总统辞职。 年5月31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马克·费尔特承认自己就是”水门事件“中那个曾被称为”深喉“的人，曾向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提供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的关键线索。因为追踪”水门事件“、掀翻尼克松，鲍勃·伍德沃德一举成名，《华盛顿邮报》也从那时起成为主流大报。 尽管有水门事件的阴影缠绕，但尼克松争取连任的竞选依然搞得有声有色。 大选前夕的10月26日，从巴黎回国的基辛格特使，向美国人民公布他与北越代表黎德寿进行一系列秘密会谈的成果，宣称：”和平即将到来。“这给尼克松政府的政绩本上又增添了浓重的一笔。尼克松毫不留情地嘲笑他的竞争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之流，是”嘲笑我们国家的过去和将会妨碍它的未来的激进集团。 反战的麦戈文显然不是尼克松的对手。尼克松针对麦戈文借口水门事件攻击他的政府是“最腐败的政府”一说抨击道：“这些年来批评美国的制度已变得很时髦。批评者们坚持认为，它是如此偏颇，如此腐败，如此不义，以致我们应该摧毁它，用别的什么东西取代它。我完全不同意，我相信美国的制度。 在中学时代就以擅长演讲和辩论著称的尼克松的确聪明，他巧妙地将对手指责他和他的政府的腐败，变成了攻击美国制度的腐败，可谓移花接木、乾坤挪移的高手。 月7日公布的大选结果，尼克松就得了61%的选民票和520张选举人票，而麦戈文只获得34%的选民票和17张选举人票。这是在美国总统选举的历史上少有的以如此悬殊的票数决出胜负的一次。 这时候，我们肯定会发出疑问：尽管水门事件的许多事实已经揭露，为什么尼克松还能大胜对手？ 《洛杉矶时报》力挺尼克松… 简单说来，尼克松政府的政绩、口才，共和党的竞选策略和组织都是获胜的原因。与之对照，民主党内部火拼，麦戈文反战失去支撑点也是重要因素。不过，不可忽略的一点是，在《华盛顿邮报》穷追猛打的同时，另一家主流大报《洛杉矶时报》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尼克松一边。 那时，《洛杉矶时报》发行量已经超过100万，在加州、乃至全美均有不小的影响力。1972年，他公开宣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 对于《洛杉矶时报》和尼克松的密切关系，前《时代》周刊记者麦克杜格一针见血地撰文指出，可以说，尼克松就是《洛杉矶时报》创造出来的。 尼克松二战期间是个寂寂无名的海军军官，战后当选为惠特市众议员。惠特市是一个位在洛杉矶东南方的安静郊区，拥有许多咖啡厅、农夫市场、戏院及书店，离洛杉矶市中心仅30分钟车程。在那里，可以随时前往探访好莱坞、比佛利山庄。 此后，尼克松平步青云，先是当选加州参议员，后担任副总统，1960年，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惜败于肯尼迪。麦克杜格认为，这一切，都离不开《洛杉矶时报》的鼎力支持。对此，尼克松心存感激，1972年12月4日，他亲笔写信给当时的老板奥蒂斯·钱德勒：”大选期间，《洛杉矶时报》的社论起到很大作用。 二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张报纸一直坚定地支持共和党，1960年、1968年、1972年支持尼克松，1964年支持巴里·戈德华特。 不过，1972年大选之际，面对尼克松的丑闻，《洛杉矶时报》的编辑记者发出反对老板的呐喊，在报社公开宣布支持尼克松后，几位编辑记者致信总编辑，他们写道：“我们打算把票投给尼克松的对手麦戈文。 到了1973年，”水门事件“水落石出。在尼克松名誉扫地的同时，《洛杉矶时报》的声誉要降至最低点。当年9月，这份大报发表声明，告诉读者他们今后将退出支持某一候选人的行为，因为”我们的读者有充分的信息，他们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 年后，《洛杉矶时报》打破沉默，再度选择支持某一方。这次，该报在初选阶段，在民主党选择了奥巴马，在共和党选择了麦凯恩，结果两人都从党内的争夺中脱颖而出。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该报的眼光之毒辣和影响力之强大。 对于报纸的支持所起的作用，宾夕法尼亚大学阿尼伯格公共政策中心主任凯瑟琳·贾米森有深入的研究，他2000年的著作《为什么你所知道的政治都是错的》揭露了报纸支持的有限作用。她的研究发现，1996年，民主党人克林顿和共和党人鲍勃·多尔竞选总统，许多美国人不知道自己订阅的报纸支持谁。支持克林顿的报纸读者中，三分之二的人不知道。11%的人却说报纸支持多尔，另有14%的人认为报纸谁也没支持；支持多尔的报纸读者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知道报社支持谁，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报纸支持克林顿；在知道自己所读报纸支持哪位候选人的读者中，只有1%的人说“报社社论对自己的选择起到很大作用”，10%的人说“有些作用”，竟然有四分之一的人毫不隐藏自己的观点：报纸支持的候选人是错误的。 年大选后，皮尤中心的调查更有趣。结果显示，2004年报纸的支持所产生的影响力比四年前有所减弱。一半人跟着它的社论走，一半人反其道而行之。 美国同行告诉我，报纸的支持与否，在初选阶段更为重要。这个时候，候选人不为公众所熟知，一两篇社论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改变选民的投票倾向。不管是否改变选民投票倾向，有些表达支持的社论的确是观点鲜明，立意高远，或推崇，或鞭挞，文采斐然。比如说，在2008年2月3日的社论中，《洛杉矶时报》这样描述奥巴马：奥巴马是非洲后裔，出生于美国最年轻的州，曾在亚洲和穆斯林一同生活，他长着一副清晰的美国式面孔。奥巴马入主白宫将稀释世界各地的反美情绪，这比任何公众外交都要有效，他成为候选人，将使得民主党有希望领导美国走向未来。 杀死安德鲁？杰克逊之妻：大… 是的，这就是美国报纸。大选时，它们常常会选择一方，公开宣布支持（Endorsement），其行为历史悠久，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的华盛顿时代。 美国早期的领导人，包括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都认为有必要让选民随时了解一些信息。美国大革命时期前，报纸也只是被商店老板不定期印发出来宣传其商品和服务的薄纸片；革命期间，媒体起到宣传的作用，政治家们敏锐地意识到了报纸对于政治的巨大作用。 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汉密尔顿雇佣了立场坚定联邦派成员约翰·芬诺在当时的首都费城办了《合众国公报》，而杰斐逊也雇佣忠实的共和党人、才华出众的作家菲利普·弗莱纽为共和党办了《国民公报》。这两份报纸在费城相互竞争了数年，后来成为党派报纸的样板。到1809年，联邦派有157种报纸，民主共和派有158种。 早期的美国媒体成了政治领袖的喉舌，实际上是政党的机关报，它们与政党及政治官员联系紧密，以失去新闻独立性为代价换取了政府稳定的财政支持。 民主共和派的《曙光女神报》主编是大名鼎鼎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孙子贝奇。身为名人之后，此人敢骂任何人，连德高望重的华盛顿也不放过。1796年，华盛顿总统第二任期届满，发表告别演说后，贝奇骂道：“如果曾经有一个人使一个国家堕落了，美国就是被华盛顿堕落了，美国就是遭受了华盛顿的不正当影响。如果一个国家曾经被一个人所欺骗，美国就是被华盛顿欺骗了。我们当以他的行为作为前车之鉴，其教训就是任何人都不能愚昧无知。 年美国总统大选时，联邦派重金收买报纸，恶毒攻击杰斐逊。美国报刊史学者莫特说，在报刊对个人进行攻击方面，杰斐逊是最厉害的受害者。 当时，《合众国公报》这样谩骂杰斐逊：”如果异教徒杰斐逊当选总统，死亡的征兆将降临到我们神圣的宗教。教堂将遭毁灭，而一些无耻的娼妇，也将以女神的名义占据上帝的圣殿。“在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谩骂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变本加厉。对此，杰斐逊说了一句千古流传的话：”如若由我决定，我们是应该拥有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应该拥有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迟疑地选择后者。 杰斐逊时代，报纸的读者多来自政界、商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奢侈品。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竞选获胜之际，恰是美国工业革命前后，那个年代，报纸从贵族走向平民，随着发行量的扩大、广告增加，报纸成了一个盈利的产业，从此开始拒绝政党的补贴和控制。 那是的报纸产业可谓盛况空前，1836年创刊的费城《公共日报》如此描述当时报业的繁荣：纽约和布鲁克林两城共有人口30万，而廉价报纸的销量却超过7万份……在大街小巷、旅馆、酒店、银行、商店等处都可看到报纸。几乎每个看门人和马车夫的手里都有一份报纸。 年，亨利·雷蒙筹集10万资金，创刊了一份伟大的报纸。他说，不能把政党机关报误认为公众报纸，它们不是新闻事业的合法成员，它们不对新闻事业负责，没有资格享有新闻事业的荣誉。公众报纸必须是超党派而独立的，不追求政治利益而谋求公众福利。他在提倡某种行动时、解释一些事件时，总是从全国而不是从任何派系或政党的利益出发。 这份报纸至今还在世界范围内享受声誉，它的名字叫《纽约时报》。 不过，理想和现实之间毕竟有差距，如同媒体无法脱离社会，它同样无法脱离党派之争。亨利·雷蒙本人在共和党内官居高位，于1864年作为纽约州共和党代表团团长参加共和党年会——在这次会上，提名林肯连任总统。 杀死安德鲁？杰克逊之妻：大… 年后，也就是1884年，美国迎来丑闻丛生的一届大选，候选人的个人品德成为报纸的攻击点，比马克·吐温笔下《竞选州长》的描述毫不逊色。 对决在民主党候选人克利夫兰和共和党候选人詹姆斯·布莱恩之间展开。 困扰布莱恩的是一批信件。1864年到1876年间，作为众议院议长的布莱恩给波士顿大亨沃伦·费舍尔多次写信。费舍尔的雇员詹姆斯·穆里根在国会作证，称手里有这些信的原件，这成为布莱恩以权谋私的铁证。有证据表明，布莱恩曾一次性从铁路公司收取10万美元的酬劳，今天，相当于100万美元。 反共和党的报纸自然不会放过天赐良机，大选之际，信件内容被原文照登，其中一封信在结尾处写道：“把这封信烧掉。”民主党人抓住时机，让“烧啊，烧啊，烧了这些信”变成当年大选流行语。最终布莱恩以微弱劣势败北。 布莱恩的丑闻让共和党一些人也认为不屑与之为伍，于是他们决定“叛党”，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克利夫兰。支持共和党的报纸挖空心思，终于也挖掘出了“老实人”克利夫兰的一桩丑闻。 年7月21日的《布法罗晚邮报》活灵活现地报道说，克利夫兰有一个私生子，他不肯承认，把孩子送进了孤儿院，把孩子的妈妈送进了修道院；报道还说，孩子的妈妈是个寡妇，叫玛莉亚·哈平，酗酒成性，喜欢骂人。共和党的团队抓住这一点，觉着火炬游行，高声唱道：“妈妈，爸爸在哪里？快去白宫吧，他在那里，哈哈哈哈！ 此事让克利夫兰的竞选团队感到绝望，面对不利局面，克利夫兰选择了诚实面对，他平静地说：”说出事实！“他承认有婚外情，也承认那个寡妇有个孩子姓克利夫兰，但告诉全国人民，克利夫兰尽职尽责，给孩子找了一个家，孩子的妈妈也没有被迫去修道院。 这时候，一个伟大的报人所办的一份伟大的报纸帮助了克利夫兰。 年，约瑟夫·普利策迁居纽约，收购了负债累累的《世界报》，短短3个月后，报纸发行量就由原来的15000份上升为39000，打破了纽约报界的平衡。 年，美国举行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普利策在他的报纸上发表支持民主党领袖克利夫兰的言论。竞选之初，《世界报》就发表普利策亲笔撰写的社论，说1884年民主党人需要”一个克利夫兰式的人物“。《世界报》还列出四个支持克利夫兰的理由：（一）他是个老实人；（二）他是个老实人；（三）他是个老实人；（四）他是个老实人。 普利策大选期间帮忙，但克利夫兰当选以后却保持着对政府的监督。普利策说：”《世界报》将愉快、热情地支持克利夫兰政府一切好的东西，反对一切显而易见的错误的东西。克利夫兰先生把总统之职看成是大众的信任；我们也把《世界报》的编辑工作看成是大众的信任。“该报在后来的发展中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对总统的失误也给予了应有的批评。 普利策用事实诠释着自己的理想：报纸不为政党，而是为人民服务；不是共和党的喉舌而是真理的喉舌，不支持”行政当局“，而对它进行批评，提倡原则与理想，而不提倡偏见和党派…… 年10月，这位与抑郁症和精神苦恼斗争了22年的报界奇人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那时，他才64岁。他留下的不止是价值2.8亿的财富，而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和普利策新闻奖，每年奖给成绩突出的新闻工作者。 今天，这个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注意，没有之一，而是最高。 普利策死后，他的最大的竞争对手赫斯特也不禁写下这样的赞美言辞：”一位美国和国际新闻界的杰出人物已经去世，在国家的生活中和世界的活动中的一支强大的民主力量已经消失；一种代表民众权利和人类进步而一贯行使的强大权力已告结束。 蒋介石押错了宝：美国媒体… 普利策是报界奇才，却不是政坛良将。 早在1869年，普利策就出席了在圣路易斯城举行的共和党会议，并被提名为候选人。那时，普利策年仅22岁，离竞选规定的年龄还差3岁，但对他的提名却在“热烈的掌声”中被通过了。后来，普利策以绝对优势战胜了另一个候选人格兰瑟姆。1870年1月5日，他作为杰斐逊市的州议会议员出席了共和党大会。后来普利策把这一天看作是他最值得自豪的一天。然而，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普利策却屡屡受挫，远不及他在报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与普利策相反，沃伦·哈丁不过是俄亥俄州一个小城镇的报纸编辑，却平步青云，入主白宫。 年的美国，面对的是一战后何去何从。伍德罗·威尔逊的国联设想，遭到美国人的无情抛弃，民主党也注定兵败麦城。 经过党魁的密谋，共和党推选沃伦·哈丁竞选总统，与之竞争的是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考克斯。尽管有媒体称哈丁有着“黑鬼的血统”，可这并没有阻止他获胜。 哈丁有钱。这一年，共和党的竞选经理威尔·海斯花掉了810万美元，是民主党的4倍。海斯投巨资做全国性广告，可谓善用媒体广告第一人。 那一年的大选，共和党的竞选口号铺天盖地，主题是哈丁自己提出来的“美国第一”。10月30日，也就是大选投票前三天，《科利尔杂志》刊载共和党的广告：“美国的事情绝对自己说了算”、“独立就是独立，和1776年相同”、“这个国家属于美国人，下一届总统来自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很久之前就已决定，反对外国人统治我国”。 这些口号的中心是：不要威尔逊，不要威尔逊的国联，不要民主党。 这是一届具有历史意义的大选。大选结果第一次通过收音机传到了千家万户。这一年，根据宪法第19条修正案，美国的女性第一次参加投票，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一年，哈丁赢得田纳西州。这是内战后蓄奴州首次选择共和党候选人。 更重要的是，这一年，民主党候选人考克斯选择了一个能量充沛、伶牙俐齿的竞选伙伴，这个人在12年后帮助民主党夺回白宫，并四度担任美国总统。 你肯定猜到了，他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在任期间，通过收音机和老百姓直接沟通，后人称之为“炉边谈话”，在4届总统任期内，罗斯福共进行过30次炉边谈话。每一次都是在美国面临重大抉择的关键时刻。聆听总统的炉边谈话也成了当时美国人民的一项重要爱好。 而当选总统的哈丁却没有流芳百世。哈丁任职期间，经常与所谓的“俄亥俄帮”在白宫喝酒玩牌，大部分实际工作均在这些场合决定，故人称哈丁的内阁为“扑克内阁”。就连《结束德意志帝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两院决议，哈丁都是在一个朋友家的高尔夫球场上签署的。当时白宫助理找到他时，他正穿着高尔夫球服。文件签署后，他又操竿进入了运动状态。 美国报刊曾就如何评价历届总统，在美国学者中进行过调查，结果是哈丁三次被列为美国最糟糕的十个总统的第一名。 选举总统是个复杂的工程，获得媒体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前程似锦；没有获得媒体的支持，也可以殊死一搏，险中求胜，1948年大选，杜鲁门就面对媒体的打压，力挽狂澜。 在伟大的领导人去世后继任，是件痛苦的工作。 年4月12日傍晚，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接到白宫新闻秘书史蒂夫·厄尔利的电话，告诉他“尽可能迅速地、悄无声息地赶到白宫。”他想，肯定是罗斯福总统有急事找他。 到达白宫的时候，杜鲁门被带到罗斯福夫人的卧室，罗斯福夫人将手臂搭到杜鲁门的肩膀上，说：“哈里，总统去世了。 杜鲁门听了后，目瞪口呆地沉默了片刻，然后问：”夫人，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罗斯福夫人摇了摇头说：”我们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吗？因为现在处于不幸中的人是你。 蒋介石押错了宝：美国媒体… 继任后，杜鲁门脾气倔强，言语辛辣，威望每况愈下。到1948年，民主党党魁一直在酝酿抛弃杜鲁门，寻找其他人参加竞选，而共和党也胸有成竹地期盼着在11月份的竞选中大获全胜，因为他们推出的是托马斯·杜威——名气如日中天的共和党政客。 媒体一边倒地认为杜鲁门必败，编辑、专栏作家、广播评论员、政治分析家以及民意测验都预言，杜威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纽约邮报》写道：“民主党应该立即承认败给了杜威，并省下进行选战活动的资金，《华盛顿邮报》说，民主党最好立即向杜威让步，节省竞选的服装和泪水。 美国比较知名的50位政论家都认定，此次大选杜威获胜无疑，有预言说，杜威不但能当选，而且能任职8年——直到1957年。大选前夕，颇有影响的《生活》杂志还刊登了杜威的大照片，照片下面写着”下届美国总统“。另一个杂志封面写道：”杜威成为总统后将会怎么做？“还有一家杂志刊登了杜威偕夫人坐在小船中的照片，并加了一个注释：”美国下一任总统乘轮船跨越广阔的海域，从旧金山海湾赶来。“华盛顿、纽约的一些报纸还报道说，杜威的就职大典也在筹备中。 民意测验显示，杜鲁门赢得选战的胜算微乎其微。选举前一天，盖洛普民意测验预测，杜威会赢得49.5%的选票，而杜鲁门则拥有44.5%的选票。盖洛普·克罗斯利民意测验得到的几乎是同样的结果。埃尔摩·罗珀民意测验显示的预测更令人印象深刻，杜威的选票为52.2%，杜鲁门的选票则为37.1%。 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杜鲁门拿下28个州，获得303张选举人票，从而战胜共和党人杜威，当选美国第33任总统。获胜后，杜鲁门得意洋洋地露齿而笑，手中举着一份《芝加哥论坛报》，报纸上有个醒目的标题——杜威击败杜鲁门，这张照片成了美国历史上的著名政治照片。 年，蒋介石正在指挥军队打内战。得知杜威的支持率大大高于其他几位候选人时，他研究了美国大选形势，决定秘送一笔巨款给杜威，作为他的竞选经费。1948年夏，蒋介石秘密派人去美国，将一笔巨额资金交给杜威。按美国的法律，参加竞选总统的人，不能接受外国的捐款。但此时的杜威太缺钱了，已顾不了那么多。杜威接过钱后，十分感激，并一再向送钱的国民党人说：”我很感谢蒋委员长的帮助。如果我顺利当选，将尽力帮助蒋委员长扭转不利战局，彻底消灭中国境内的共产党，使蒋委员长能安安稳稳地做‘总统’。 由于蒋介石和秘密献金人长期对此守口如瓶，国民党到底送了多少钱给杜威，至今还是个谜。这下，杜鲁门恨透了蒋介石。1950年1月5日，杜鲁门代表美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该声明再次确认历次有关台湾问题的国际决议，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同年2月9日，美国国务院就台湾问题答众议院外事委员会时，又重申这一立场。即“自1945年驻台日军向国民政府投降以来，台湾即由中国管理，它包括在中国之内，成为一省。”如若不是后来的朝鲜战争，根据当时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的态度，中国很快会统一台湾。 遗憾的是，历史总是在关键时候开玩笑，朝鲜南北兵戎相见，也让中国统一的计划被迫推迟，直到今天，两岸还隔海相望，恩怨难消。 回到美国大选。 蒋介石押错了宝：美国媒体… 年大选，是媒体介入大选的另一个里程碑式事件。9月26日，美国副总统里查德·尼克松和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在总统候选人全国电视辩论中交锋。结果，“阳光男孩”肯尼迪压倒了灰头土脸的尼克松。 芝加哥电视台举办的这次辩论，被所有的主要电视台和无线电台列入节目表。向这两位候选人提出问题的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斯图阿特·诺汶斯、互助广播公司的查尔斯·华伦、美国广播公司的罗伯特·弗莱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霍德华·K·史密斯为主持人。 现场，两人激烈交锋。尼克松谴责他的这位民主党对手挥金如土，使纳税者叫苦不迭，说他的纲领将耗资数十亿美元。 肯尼迪反唇相讥，指责尼克松所提到的一小时至少增加工资一美元，扩大学校基建，为老年人提供医疗福利等等，只不过是开“空头支票”。 此时，88%的美国家庭有了电视机，每天平均看4到5个小时的电视节目。不过，作为在任副总统，能言善辩的尼克松辩论前患感冒。另外，他低估了电视的效力，辩论时没有化妆。精神不振，不断擦汗，淡色的西装显得他更加阴郁。而肯尼迪却精心打扮，身着深色西装，在黑白电视上神采飞扬。民意调查显示，通过收音机听辩论的选民认为尼克松赢，通过电视看辩论的选民认为肯尼迪赢。 从此，美国的大选进入电视时代。从1976年到1992年的5次大选中，每次电视辩论都有超过6000万的人在收看。其中，1980年里根与卡特竞选总统时的唯一一场电视辩论，观众达8000多万人。 这一年的大选，里根留下两句名言。当卡特攻击他削减医疗保险时，他以四两拨千斤之术轻轻说了句“看看，你又来了。”最后，里根对着全国观众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比四年前过得好吗？”此言一出，注定了卡特的失败。 年的电视辩论，老布什对阵民主党的又一“阳光男孩”克林顿。镜头上的老布什频频看表，显得心不在焉，以至于观众都觉得老人家真的想早点回家了。结果，海湾战争的英雄总统败给了毛头小伙。 年大选举行了三场电视辩论，民主党人戈尔傲气十足，布什说话时不屑一顾，摆弄铅笔，这个镜头被反复播放，给人印象是戈尔太欺负人；第二场，布什每讲一句话戈尔都摆出认真倾听的样子，还做笔记，结果给人印象是矫枉过正，太虚伪。看来，电视面前的确有难言之隐。 年与挑战者克里的电视论战中，全世界都看到了小布什西装后背下鼓起的一个小包。辩论中的布什不时停顿下来做出些奇怪的表情，人们不由纷纷猜测那个小包就是个接收器，布什一定是耳朵里还塞了个小耳机在听顾问的幕后台词。结果是全世界都知道了：犯错误的是总统的西装裁缝，布什总统接着干下去。 既然不能美化自己，那就丑化对方—— 大选是两个“魔鬼”的竞争 无论是报纸的社论支持，还是电视上的辩论，都比不过在媒体上登广告效果好。电视、广播、报刊和因特网都成了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利器。仅仅2004年大选，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在竞选广告方面投入的资金约有两亿美元。 广告的第一选择当属电视。电视的普及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总统竞选的方式，如今两党候选人在有效利用电视广告方面已是炉火纯青。他们的电视广告有两大诉求：一是塑造自己的良好形象；二是制造对手的负面形象。2004年9月20日下午，我应邀在华盛顿特区的外国记者新闻中心观赏了布什和克里的竞选广告片。 蒋介石押错了宝：美国媒体… 克里的一则广告是这样的：屏幕上出现克里参加越战的镜头。克里希望借助越战经历吸引越战老兵这个特殊群体的支持。但事与愿违，一个老兵团体目前已公开宣称，克里的越战经历有假，这让他的如意算盘大打折扣。 而布什家族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企业界、商界的关系不错，因而布什的竞选资金充裕，做起广告来也财大气粗。虽然他上台后，美国的IT泡沫破裂，经济衰退，他的支持率也一路下跌，但“9·11”改变了一切。因而布什的竞选广告便以“9·11”为背景展开，承诺自己能带领民众战胜恐怖主义。然而，此举遭遇众多指责，评论人士认为他在利用一场悲剧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通常这种自卖自夸的广告叫正面广告，目的是在选民中间提升自己的形象，可在美国人眼里，政治往往就是阴谋的代名词，政客说的话一向不值得信任，因而“吹牛”的效果有限。政客们对此心知肚明，因此重点顺理成章地放在了贬低对手上面，于是乎抹黑对手的“负面广告”大行其道。 在布什和克里的竞选过程中，布什最成功的一点是给克里贴上了“flip-flopper（改变立场的人）”的标签，这个标签通过电视广告贴出来，给人的印象是克里这个人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让克里阵营很是郁闷。在一则“负面广告”里布什这样攻击克里：约翰·克里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个方向？克里投票支持伊拉克战争，然后又反对，然后又支持，可现在又反对了。一开始，他吹嘘说投票支持给军队拨款870亿美元，可后来却投票反对。他曾经支持教育改革，可现在却又反对。他声称自己反对增加医疗保险费用，可他自己五次投票支持。约翰·克里，到底风在向哪里吹呢？而克里的“负面广告”则集中在布什的经济政策方面。其中一则是“让数字说话”，列出了布什执政期间石油公司、银行业等获利激增，而近几年的经济滑坡却让美国失去300万个工作机会，医疗保险费用也上升了。 提升自己形象和贬损对手哪一招好使呢？据我看来，多数美国人内心深处还是反对这种贬低对方的做法的，但从传播的效果来看，还是负面广告更“深入人心”。给我放大选广告录像的是美国《国家杂志》特约编辑杰里·哈格斯特姆，曾和美国政界打交道多年，他一语道破了天机：“我认为负面广告效果更好。因为美国人普遍对政客不信任，说坏话反而更容易让大家相信。其实，美国大选就是在两个魔鬼之间选择，你只能选择一个坏的程度轻一点的。 华盛顿特区的一名印度裔出租司机的话也印证了哈格斯特姆所言。他说，他肯定不会选布什，因为布什只考虑富人的利益；但他也不喜欢克里，因为克里很愚蠢，不懂竞选技巧。”我会投克里的票，但不是愿意，而是不得不。“他说。 美国两党都有研究媒体的精英，他们可不是像脑白金做广告那样采取地毯式轰炸，而是精选广告时段，针对目标选民。 美国广告界对产品广告的受众分析颇有研究，在竞选方面各党派也悉心斟酌，争取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国家杂志》的杰里·哈格斯特姆向我介绍说，要想出现在全美观众面前，晚饭时间最好（类似于我国新闻联播时段），老人是很重要的群体，他们有时间，又没事情做，投票率特别高，所以专门针对老人的广告特别多。鉴于老人经常白天在家，所以广告多数在白天的益智节目里播放；男性白人是忙碌的一群，想找到他们的共同时间不容易，因而想吸引他们的注意，电视不是最佳选择，上下班高峰时间在收音机里播放广告，效果相对好些；要抓住妇女投票者，广告会在早上播放，让她们在做早餐的时候，不知不觉中知道候选人的理念。另外，在体育节目中插播广告，效果会更好，但是价格太高，因此很少有候选人愿意这么做。 除了针对不同群体制订广告时间和内容外，候选人还根据地域，有选择地进行广告投放。这是因为，美国采用的是选举人制度。选举人一共538人，经各州的政治活动人士和政党成员提名。根据规定，每个州的选举人人数要同该州的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相等。哥伦比亚特区在国会中没有代表，但有三张选举人票。在大选日，选民实际是把票投给承诺支持某位总统候选人的选举人。哪位候选人赢得的选民票数最多，支持这位候选人的选举人就将作为这个州的代表，出席于12月在各州州政府举行的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的投票。这样，在一个州赢得选民票数最多的候选人就囊括该州全部选举人票。因此，在毫无希望获胜的州，候选人干脆就放弃，而在有把握的州又没必要花过多的钱做广告，因而大家都把精力和钱财放在那些不确定的州上。 蒋介石押错了宝：美国媒体… 年9月，加利福尼亚、纽约、得克萨斯等倾向明显的大州已基本从竞选中消失，大选决战集中到了十个不确定的州：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俄亥俄、明尼苏达、威斯康星、艾奥瓦、内华达、新墨西哥、西弗吉尼亚、新罕布什尔。随着选情变化，布什的竞选班子调整策略，加大了在明尼苏达、宾夕法尼亚、新墨西哥和密歇根等州的广告投放。 在这些州的电视上，本·拉登和他的追随者的面容不时从电视屏幕上闪过，播音员说：”面对这些疯狂的杀手，你会信任克里吗？“而克里则反唇相讥：”在布什和右翼共和党的领导下，我们失去了270万个工作机会，为历年来最差。“可怜的”摇摆州“的老百姓，要天天面对这些无聊的广告，该有多烦啊！ 在网络时代，聪明的竞选顾问自然不会错过因特网。 电视广告算是批发业务，候选人可向受众兜售自己的观念；而因特网、电子邮件则给候选人提供了另外一种和选民交流的方式。有经营头脑的人士便看中了这块市场。 一家叫”基层企业“的公司和我有过深入交流。这家公司在2003年花50美元建起一个网站，为克拉克将军筹集竞选资金，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获得了50万人的支持，募集到200万美元。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是麦克·迈库里，曾担任过前总统克林顿的发言人。其副总裁约翰·希林科和比尔·麦克因特里，详细讲述了他们利用因特网为候选人提供帮助的情况，但是二人拒绝透露收入，只说这家只有30人的公司收入颇丰。 美国总统大选的成年选民投票率不到50％，选民一是没时间，二是没兴趣，三是认为政治和自己无关，于是，这家公司建起网站，鼓励人们去投票。当然，这并不是在做”好人好事“，而是受人之托。如果是受民主党雇用的，就会想方设法让民主党支持者或倾向民主党的人去投票。 公司的服务方式是发送电子邮件。首先，他们在网站上征集民意，然后向合适的人群发送电邮，邮件通常会是人性化、个性化的，里面会有让人落泪的故事或令人捧腹的笑话，后面链接相关信息。在筹款时，也很讲究说话技巧。比如说，他们不说让收到邮件的人掏钱，而是说我们支持的候选人需要钱，如果在某月某日之后再寄就来不及了。另外，他们还会给捐赠者送些小礼品。 约翰·希林科说，现在的总统大选不在于你有多少支持者，而在于你的支持者中有多少人去投票。他认为网站推出的个性化交流，有助于劝说民众去给自己喜欢的候选人投票。希林科说，布什和克里都有自己的宣传网站，他们每则电视竞选广告的结尾，都会注明自己的网址。克里早在2004年年初就设立了自己的中文网站。 年大选被称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大选，而用在广告上的银子也比以前多。据统计，平均每周有500万美元用在广告上。两党竞选阵营至今在全美各大电视收视网投入5亿多美元打广告战，与2000年大选的2亿美元多出了一倍多。 年大选，布什和克里筹集的资金虽然大大超过从前，但两人加在一起也不过3.8亿美元，这么看，支付电视广告都不够，更不用说支持电话推销、入户谈话的费用和雇佣顾问公司的费用了。好在他们有强大的后援——”527“团体。 年，美国出台”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案“。法案规定，不限制非政党组织接受巨额软钱，只要他们在大选广告中不旗帜鲜明地支持谁或反对谁。美国税法第527条谈到了这类组织，这类组织因此被戏称为”527“团体。 根据竞选法，”527“团体不得与总统候选人或两党有任何正式联系，不得支持某个总统候选人，但可以进行攻击。这些组织出钱做广告，设定议题，在大选期间出尽了风头，其中最著名的”527“团体有反对布什的”MoveOn选民基金会“和反对克里的”快艇老兵寻求真相“。中立的”公共整合中心“（CenterforPublicIntegrity）提供的一份报告显示，从2003年1月1日到2004年9月30日，这些组织筹集了创纪录的3.91亿美元，其中的28个组织筹集了1.75亿美元，专门用于总统大选。其中金融大鳄索罗斯一个人就给了2300万美元。 社论有立场，报道需中立：… 年大选，189家报纸宣布支持布什，208家宣布支持克里，可谓旗鼓相当。可深入美国报社内部调查研究，你会发现每张报纸实际上都很复杂。 我采访大选时，拜访了多家报社、电台，和美国的同行们有过深入交流。他们告诉我，总体上看，共和党属于保守派，代表的是大资本家、大公司的利益，因而大多数媒体老板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媒体从业人员是典型的中产阶级，他们愿意看到属于自由派的民主党执政。 《西雅图时报》的社论作者布鲁斯·拉姆希说：”记者倾向于自由派，这是职业习惯；而新闻机构倾向于保守派，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桩生意。“这样问题就来了：老板怎样通过自己的媒体表示对某一政党的支持？媒体从业人员怎样保证自己报道的客观？ 在《西雅图时报》采访时，该报的笔杆子、社论作者兰斯·蒂凯详细介绍了该报的”政治倾向“。他说，”2000年大选时，我们支持布什，2004年我们支持克里。“谈到出现立场变化的原因时蒂凯说，今年8月底，社论组收到老板的一个备忘录，告诉他们转舵支持克里。之所以发生180度大转弯，据说是因为老板反对布什的伊拉克战争。 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说，美国大选期间，大公司都是脚踩两只船，给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捐助同样多，以避免选错支持对象的尴尬，可同样是大公司的媒体为什么要选择一方予以支持呢？兰斯·蒂姆说，这和传统有关，发展到现在，读者希望这样。”现在读者都很忙，很难从繁杂的事实中做出判断，我们帮助大家做出判断。“他说，在市一级的选举中，大家对许多候选人不了解，因此需要报纸帮助他们，这是报纸的一种服务。”当然，有时候我们反对的人当选后也有些尴尬，这时候我们就会给他做一个采访，慢慢双方关系就逐渐润滑了。“他告诉我，2003年他们在市长选举中站错了队，他们点名批评反对的人登上市长宝座。我问他后来怎么样了，这位大胡子的老兄耸耸肩说，还能怎么样，开始拒绝理会我们的记者。后来我们发表文章，说了他几句好话，双方握手言欢。 不过，话说回来，社论作者好歹也算文人，有着自己的独立见解，老板从支持共和党转向支持民主党，让社论作者转而写支持民主党的文章，他们难道会心甘情愿、言听计从？兰斯·蒂凯告诉我，通常情况下社论作者会听从，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但在具体问题上，作者偶尔也会拒绝写和自己看法相左的文章。对此，社论组也有考虑，他们一般不会安排人写有悖于自己立场的文章，而是找其他人。 另外，关键一点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由派的记者，一般不会跑到极端保守派阵营的媒体去自讨没趣。 老板控制社论，这在美国媒体是行规，但是，对于新闻，老板通常不加以干涉，在《芝加哥论坛报》采访时，政治新闻主编鲍勃·赛格特说：”我们的老板支持共和党，报纸的态度反映在社论版，但我们的报道是中立的，反映双方观点。在报道和社论中间，有一道隔离墙，大家彼此互不干涉。 如果媒体越轨，在新闻报道中出现偏见，就会出现麻烦。底特律公共电台助理新闻主任杰罗姆·沃根接受我采访时说：“尽管努力保持平衡，我们还是经常接到读者的电话，批评我们偏袒某一政党。我们这家电台以前就曾经因为偏袒某一党派被人烧毁。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磨合，美国媒体对大选的报道通常是客观的，至少表面看上去如此。然而，他们的倾向性也是尽人皆知的。《西雅图时报》的兰斯·蒂姆认为，美国媒体整体来说是”略带自由倾向的保守主义者。“著名记者艾瑞克·奥特曼在他的著作《什么自由媒体？偏见和新闻真相》中解读了美国媒体。奥特曼认为，美国的媒体总体而言实际上是保守和”右倾“的。右翼保守派把任何不符合保守教条的观点和言论，包括温和派和中间派的，都一概标为偏向左翼或自由主义并予以贬低，其结果是，媒体实际上主要反映的是保守右翼的观点，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多地主宰着美国的政治生活。 社论有立场，报道需中立：… 对此，兰斯·蒂姆认为，”9·11“后，大家都感觉美国处于战争状态，一般在战争时，媒体都支持政府的行为，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会出现独立的批评声音。他补充说，20世纪90年代，自由派在媒体处于领先，许多人也曾非常担心。 媒体有政治倾向，人们就选择符合自己兴趣的媒体。共和党人看倾向共和党的福克斯电视台，而不看支持民主党的电视节目。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生和我聊天时说，许多年轻人的新闻来源不是传统的新闻节目，而是MTV。于是，一个悖论出现了：媒体娱乐化，对于过分娱乐化的媒体人们又不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