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气坏了吴佩孚。此公一生做了不少坏事，但至死大节不亏。他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当众表演醉笔，挥笔写出一行大字，构成一张大条幅，真是龙飞凤舞，气势磅礴！　　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见写字占不了便宜，又对手下人使个眼色。只见十几个日本军官冲了上来，把宋哲元、秦德纯举了起来，又大声喊着号子，把两位中国将军用劲抛到空中，再接住高抛，以此向中国军官施加压力。　　董升堂、何基沣等中国军官不甘示弱，招呼了十几个中国军官也冲了上去，把松室孝良、松岛、旅团长河边正三等拽出来，如法炮制往空中抛。怀仁堂内形成对抛双方指挥官的奇特场面。　　第37师师长、河北省主席冯治安头脑冷静，担心僵持下去要惹麻烦，忙令部下何基洋、董升堂等放手。松室孝良被吓出一身冷汗，从中国军官手中挣脱后，也命日军军官松手，一场惊心动魄的“角斗”才从高峰降落。　　最后，宋哲元、松室孝良又言不由衷他讲了些中日应该亲善和睦的话，这场“鸿门宴”便草草收场。　　日寇拉不动中国军官，又去拉中国文官。　　1937年3月初，日本华北新任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亲自出马，又摆下一场“鸿门宴”。他下帖请宛平专署专员王冷斋和宛平县政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洪大中等4人，到东交民巷台基厂二条日本特务机关部赴午宴。　　王冷斋、洪大中明知松并不怀好意，但在强敌面前不甘示弱，如期前往。　　只见松井率日驻华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参谋桑岛、辅佐官寺平、秘书斋藤等，早在特务机关部大门庭院列队迎接。　　松井把中国官员请入宴席，酒过三巡后便命秘书斋藤拿出强买丰台至卢沟桥间大井村6000亩土地的“协议文书”，把它递到王冷斋手中，又把纸笔送到席上，要王冷斋当场签字。松井阴沉着脸说：“为了日中友好，希望专员阁下给予赞助！”　　王冷斋振振有辞反驳说：“松井大佐阁下设宴是为了中日友好，我们前来赴宴也是为了中日友好，我们希望宴席之间只能谈笑言欢，政事留待以后商议。如果硬要现在谈判大井村土地问题，我们那就只有退席，即使因此而失去自由，也在所不惜！”　　王冷斋慷慨陈词，力驳强敌，他越说越激动，勃然挥拳击桌而起。中日在场官员怒目相向，一场暴风雨马上即将来临。　　突然，松井哈哈大笑：“王专员，好样的，佩服，佩服。写条子，写条子的花姑娘的好！”　　日本特务机关长一声令下，立刻有十几个日本艺妓和中国妓女蜂拥而入，一人一个缠住中国官员，日本艺妓唱起软绵绵的日本歌曲，尽力缓和紧张气氛。日本艺妓又殷勤劝酒，王冷斋等无法拒绝，只得接杯干掉；艺妓们还拉王冷斋等人跳舞，企图麻痹中国官员的警戒心。　　正在此时，一个中国妓女尖声大叫，说她的钻石戒指掉了，松井命人翻转沙发，挪动桌椅四处乱找，把宴会厅搞得乱七八糟。　　王冷斋看穿日本特务机关部有意制造这一幕活剧、作为对中国官员威胁利诱阴谋的遮羞布，便怀着鄙夷的神情，带领洪大中等人向松井太久郎告别。　　日本特务机关见两场“鸿门宴”均以可耻失败告终，便更加紧在霸占丰台和购买大井村土地事件上施展阴谋。　　肇事抢丰台　　丰台位于北平西南咽喉地带，为联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交通枢纽，是平津地区的重要战略据点，日本为发动“七·七事变”曾制造三次丰台事件。　　第一次丰台事件发生在1936年6月26日。此前，日军根据强迫中国签订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派包括四个步兵连、一个山炮连和一排骑兵在内的加强混成营，进占丰台车站的东端，扼住平汉、平津两条铁路，与中国军队第29军驻守丰台的部队相隔仅400米，两军对垒，气氛十分紧张。　　为挑起争端，日军营长经常派日军士兵三五成群，身佩利刃，到丰台车站寻衅闹事。日军士兵故意与中国士兵摩肩撞臂，进而拳打脚踢，逼中国士兵气急还手，造成双方士兵殴斗事件。张华亭营长向日军营长提出抗议，要求他制止日军的挑衅行为。日军营长置之不理，反而指挥士兵在进行军事演习时向中国军队驻地摆出冲锋态势，甚至派日军士兵进入中国军队的步哨百米线以内挑衅。　　6月26日上午9时，中国第29军第37师一部赴丰台驻防。由于火车突然鸣笛，中国一匹军马受惊，跑入正在修建中的日军丰台营房。中国士兵前去追马，被一群日本士兵围住痛打一通。　　次日，日军营长派一个朝鲜籍士兵来到中国兵营，通知张华亭营长说，日军的军马跑到中国兵营里了，应速送回，否则即以武力相对。日本士兵又惹是生非，硬说中国兵营的马厩是他们的，要求中国军队马上退出。遭到严词拒绝后，日本士兵拔出短刀，招来几个日本士兵向中国士兵挑衅，双方发生械斗。　　张华亭营长向团长戴守义报告查无此事，请示对策。戴守义团长明确指示说：“丰台是我国神圣国土，车站是交通要点，保卫国土是中国军人的天职，维护交通亦责无旁贷。日军胆敢进犯，坚决回击，务必固守阵地，寸步不让！”　　张华亭营长接到命令，即通知驻丰台的日军混成营营长，经调查并无日本军马跑到中国兵营之事，并指出这是日方故意编造借口，无事生非。　　日本“中国驻屯军”怎肯善罢甘休，以此为借口向宋哲元提出抗议，无理要求第29军道歉、赔款、惩戒当事军官、从丰台撤兵。　　迫于日本的压力，宋哲元大体上同意了日军的要求，但拒绝撤军，只同意换防。这就是第一次丰台事件。　　为把中国军队赶出丰台，日军于7月下旬又派一个大队强行进驻丰台。　　面对日寇增兵，团长戴守义奉命到丰台向张华亭营官兵重申任务：“保国卫民，是我们的天职。敌如来犯，我即反击！”　　8月31日，日本浪人森川太郎擅自闯入中国丰台兵营，与中国士兵殴斗后受伤，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求中国军队撤出丰台，被严词拒绝。　　9月18日下午6时，中国丰台驻军第5连连长孙香亭带队由野外演习地返回途中，与一小队日军迎面相遇。日军小队长岩井策马冲进中国军队队列之中，双方发生冲突。日军中队长下令包围中国军队，无理扣留前来交涉的孙香亭。　　日本侵略者将此作为第二个“九·一八事变”的胜利，大肆庆祝。宋哲元派“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陈中孚和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去找日本代表土肥原贤二交涉。土肥原提出：中国军队撤出丰台，向日军赔礼道歉。　　宋哲元接到陈中孚、陈觉生的报告，无可奈何他说：“你们再去见土肥原，无论问题是否能马上解决，他要首先把孙连长放回来，把全连军械交还我们。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否则就不必谈了。”　　土肥原贤二狡诈异常，对宋哲元提出的条件满口答应，命令日军放回孙连长并发还枪械，担保日军绝不派兵进驻丰台。一天后，孙香亭果然被释放回来，全连枪械如数发还。宋哲元当即下令孙香亭带全连移驻丰台东北的赵家庄。　　谁知中国军队刚撤出丰台，日军就派一个大队进驻丰台的中国军队营房，丰台遂完全落入日军之手。这就是日军制造的第二次丰台事件。　　1936年10月，日军混成营突然向驻丰台附近的张华亭营发动进攻。日军先以猛烈炮火破坏中方工事，然后发动进攻。双方杀声震天，展开激烈战斗。　　为缓和紧张局势，宋哲元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所在地北平东城外交大楼，宴请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和驻丰台混成营长等人；中方有师长冯治安、团长戴守义等。　　河边正三蛮横地对戴守义说：“丰台冲突事出误会，不过你们不应该开枪反击，”　　戴守义反驳说：“我们驻丰台的中国部队守土有责，你们部队全面展开，步炮联合向我军猛攻，我军为了自卫和护站，予以还击是正义的！”　　另一个日军旅团长虚情假义地说：“我们都是朋友，以后不要再起冲突了。”　　中国军官堂堂正正驳斥说：“你们日本人来到中国，应该遵守国际公法，不应该到处驻兵，自由行动，无事生非。如果日军再来侵犯，我军必将猛烈还击，决不退让寸步！”　　双方还要激烈争辩，宋哲元赶快起立让席就餐，然后又与日军旅团长进行会谈，最后答应日军要求，派冀北保安旅陈光然团的一个营到丰台接防，而把第37师张华亭营调回西苑，这便是第三次丰台事件。　　日军占领丰台，加紧修筑工事，不断派日军士兵和日本浪人假装酒醉，抢夺百姓财产，调戏良家妇女，情节恶劣，令人难以容忍。　　当时任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的桥本群在1939年回忆“七·七事变”时说，丰台是“战略上的交通要地”，“是平汉、天津、北平各地的铁路交叉点，占据该地是重要的”。当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石原芜尔也承认，侵华日军置兵丰台“最终成为这次（七·七）事变的直接原因”。　　侵华特务巨魁、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早就企图在丰台至卢沟桥中间地区修建用于全面侵华战争的机场和兵营。日军强占丰台后，便加紧了行动。　　为避免招致中国军民反对，土肥原召见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让他以北宁铁路局名义派出一个测量队，将丰台至卢沟桥之间的土地全部测量一遍，把6000多亩土地画出详细平面图，然后派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桑岛中佐到宛平交涉。　　桑岛来到宛平专员公署会见宛平专员兼县长王冷斋，打开大井村地形图，气势汹汹要求中方按图交地，还提出马上圈地打桩。王冷斋当即拒绝说：　　“本人刚刚到任，前任县长对此没有任何案卷移交，因此需要向上级请示。　　其次，从图纸看，被圈面积较大，地面上的居民房屋、树木、河流、道路、桥梁等等，涉及问题非常之多，必须通盘研究，才能答复。”　　桑岛横眉怒目说：“你们的上级是同意的，来你们这里只是办手续而已！”　　王冷斋向桑岛要批文，桑岛拿不出来。王冷斋知道冀察政务委员会不敢得罪日本侵略者，才把球踢到了宛平专署。他打定主意，就让秘书婉言拒绝说：“叫中国农民出卖祖宗坟地，肯定是办不到的。因为北方农村村外就是坟地，这事我们无权处理。”　　其后，日本又派驻华大使馆辅佐官寺平、秘书斋藤等来宛平催促，王冷斋下定决心，决不在他手中出卖祖国一寸土地。　　日本特务机关首脑见从正面交涉受阻，就买通当地汉好地痞谷文富，让谷文富秘密串联，以欺骗手段夺取大井村农民土地。　　宛平县政府第二科科员俞二先生警惕性很高，他发现几十户农民都把土地卖给同一个人，卖地的人又都是大井村人，便报告了王冷斋。王冷斋连夜派人到大井村调查，果然发现汉奸谷文富要把土地卖给日本特务机关部，便马上派人到天津把谷文富抓了回来。　　审问谷文富时，谷文富仗恃有日本特务机关撑腰，搬出日本人向王冷斋施加压力，王冷斋由此掌握了谷文富盗卖土地的口供，毅然将其正法枪毙。　　王冷斋又把陈觉生请来，让他告诉日本特务机关：谷文富盗卖土地，宛平专署已掌握到全部人证物证，需要时可以公布全案内容。　　王冷斋还派人向大井村村民宣讲，要爱国家爱民族，出卖祖宗庐墓是大逆不道的；与此同时，把当地农民组织起来实行联保制，彼此监督，决不出卖祖国一寸土地。　　日本特务机关见中国方面戒备森严，暂时不敢轻举妄动，修建飞机场的阴谋诡计宣告破产。　　卢沟燃战火　　中国绥远抗战的胜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给日本的侵华政策以沉重打击。日本便决心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侵华日军频繁在丰台进行军事演习，最初是每月一次，后来改为半个月一次，最后三五天就举行一次大演习。演习方式也由虚弹射击改为实弹射击，由白昼演习改为夜间演习，使华北形势日趋紧张。　　在宛平日军演习的激烈枪声中，1937年6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朝鲜总督府、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满洲铁路局等有关方面巨头，在大连举行军事会议。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廉吉在会上声称，3个月即可解决中国问题。　　7月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建议，从准备对苏作战考虑，必须立即给中国政府以打击。东条认为，日本“进攻中国的时机业已成熟”。　　1937年7月7日下午7时30分，驻丰台的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清水节郎大尉指挥下，于卢沟桥附近的龙王庙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演习内容是“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要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　　侵华日军的这次“演习”，故意选在中国军队营房附近进行，蓄意挑起战争。　　当天晚上，卢沟桥一带晴空万里，万籁俱寂，只是没有月亮，能见度较差，便于日军浑水摸鱼，制造事端。　　晚10时30分左右，日军演习场上突然响起连续的机枪声，这本是日军演习中担任假想敌任务的部队发射的，但日军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却诬称听到从铁路桥附近堤坝方向和宛平城内方向发射的枪弹声。　　当晚11时，日军诡称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被中国守军严词拒绝。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向北平市长秦德纯提出交涉。　　当晚12时，秦德纯给宛平专员王冷斋打电话说：“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向我方提出交涉，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在卢沟桥演习时，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的军队发出的枪声，使日军演习部队一时纷乱，结果失落日兵一名。　　日本军队今夜要入城搜索，已经我方拒绝。究竟真相如何，迅即查明以便处理。”　　王冷斋接到电话，就通知驻宛平营长金振中切实加强戒备，又命保安队加紧搜索，查明中国军队并无开枪之事，每人子弹一粒不缺，也未发现有日军失踪士兵的踪迹，便赶往北平向秦德纯市长汇报。秦德纯指示王冷斋与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部交涉。　　王冷斋匆忙赶到日本特务机关部，见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委员孙润宇、专员林耕宇、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日本特务机关顾问樱井都在座。　　王冷斋一进来，松井就以特务机关长身分来个下马威说：“刚才接到一木清直大队长电话，失踪士兵已经归队。至于失踪经过，究竟被什么人掠去，要等贵专员来才能知道。”　　王冷斋义正词严指出：“贵军所说枪声方向是在宛平城东门外，我方在这里并无驻军，可知决不是我方所发，就是城内守兵也查明并无开枪之事，每个守兵所带子弹不少一枚。你们的士兵失踪后，就硬指为中国人谋害，要地方官员负责任，所幸已经找到，真相就大白于天下，我们都可放心了。”　　松井机关长故意挑衅说：“我们不晓得士兵失踪经过，当然要询问王专员。”　　王冷斋严肃驳斥说：“你们的士兵失踪，又不是我扣留的，我怎么会知道？问你们的士兵不就清楚了！”　　日本特务机关顾问樱井插嘴质问说：“我们的士兵在你的辖区内失踪，不是中国抗日分子绑架，还能是他自己藏起来不成？”　　王冷斋冷笑一声说：“话也难说得很，或者效当年南京日领事藏本自行隐匿的故伎，企图做要挟的借口，也未可知！”双方争执不下，日方提出进行实地调查，结果决定各出3人组成联合调查组，中方为王冷斋、林耕宇、周永业，日方为顾问樱井、辅佐官寺平、秘书斋藤。　　联合调查小组正要出发，日本特务机关部突然响起电话铃声，松井接电话后说：“刚才接到驻防城外的联队长牟田口电话，因为不知道失踪的日本士兵已经归队，驻丰台一大队约500余人并炮6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已向卢沟桥出发，事态甚为严重。联队长牟田口约王专员面谈，请王专员同林委员到联队部一谈。”　　王冷斋也感到事机紧迫，马上和林耕宇赶到日军联队部，会见了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牟田口沉着脸说：“现在事机紧迫，应即迅速处理。阁下为地方行政长官，应负当地处理的全责，以免事态延误扩大。”　　王冷斋一口拒绝说：“刚才在你们特务机关部商定的是先调查后处理，现在我所负的只是调查的使命，还谈不到处理。”牟田口廉也再三要求快速处理，被王冷斋坚决拒绝，日方只得同意先行调查。　　中日联合调查小组6人当即分乘两辆车前往宛平。　　牟田口送走中日联合调查组，即派遣副联队长森田彻中佐前往卢沟桥地区指挥挑衅，并将他的阴谋通知大队长一木清直。　　一木清直接到通知，感到事关重大，又用电话向联队长牟田口请示说：　　“如果中国军队再一次向我军射击，对此我方是否也应该予以回击？应当怎样处理才好？”　　牟田口明确指示说：“如果受到敌人的射击，就予以回击！”　　牟田口担心一木清直不明白主动挑起军事冲突的阴谋，就故意把嘴移开话筒，嘀咕说：“受到敌人攻击怎么办？一个军人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　　一木清直害怕由自己承担挑起战争的严重责任，又向他的顶头上司追问说：“那么，开枪射击也没有关系吗？”　　牟田口狡猾地不直接回答部属的提问，而用另一方式确认道：“既然这样，由于事关重大，请把时间核对一下。”　　一木清直抬眼看表说，“（8日）早晨4时23分。”一木少佐接受完命令，就带领本部士兵到达沙岗村北小土山展开战斗队形，占领有利地势，将步兵炮对准龙王庙的中国第29军阵地，准备开火挑起战端。　　当中日联合调查小组驱车来到宛平城东2华里的沙岗村北时，突然有一名日本军官跑到车前拦住去路。　　王冷斋一看，只见公路右侧及铁路涵洞一带都己被日军占领，日本士兵荷枪实弹，已做好战斗准备。　　日本特务机关部辅佐官寺平请王冷斋下车，掏出一张地图对王冷斋说：　　“事态已十分严重，现已来不及等待调查谈判，只有请你速令城内中国驻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城内约数十米地带，再商量解决办法，以免冲突。”　　王冷斋冷静地拒绝说：“我此来只负调查使命，在你们特务机关部对此点原已议定。适才牟田口联队长要求我负责处理，我已拒绝。你所提我军撤出、你军进城的无理要求，离题太远，更谈不到！”　　寺平气势汹汹说：“日军演习要穿城而过，中国军队驻在城内，将会发生冲突，你们非撤出不可！”　　王冷斋反唇相讥道：“你们军队的演习已是常事，但是穿城而过尚未有过，阁下怎么忽然提出这种要求？”　　寺平无中生有造谣说：“平日我军演习都可穿城而过，何以今日不能进城？”　　王冷斋见日本人如此无耻，耐着性子解释说：“你接事的日子不久，或者尚未明了以前情形。我在这里从未允许你们演习部队穿城而过，你所谓先例在何月何日？请给我一个事实的证明！”寺平被抢白得面红耳赤，这时一个日本军官横眉怒目为寺平解围说：“我是副联队长森田彻中佐，现在不是斗口的时候，请你下车看一看！”　　森田彻把王冷斋、林耕字领到日军部署好的阵地上，指着黑洞洞的枪口进行武力威胁。王冷斋坚持按原议进行调查，双方争执了十几分钟。森田见威胁不成，只得放王冷斋等人进城调查。为给王冷斋和中国军队施加压力，日军蓄意扩大演习规模。8日凌晨5时，日军第3大队长一木清直向在丰台的牟田口廉也谎报军情称：“3时25分，在龙王庙方面听到3发枪声。根据这种情况，如果不攻击宛平城，以后的交涉就不能圆满进行，所以想果断进行攻击。”　　牟田口是个急于扩大侵华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他认为一木的报告可以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便声称形势“已到了不得已使用自卫权的地步”，下令一木“立即反击”。　　7月8日早晨5时30分，一木清直下令向宛平县城的中国守军展开攻击，他率领该大队主力排成四路纵队，气势汹汹地向龙王庙和铁路桥的中国守军扑去。　　这时，中国守军金振中营长早派他手下的排长申仲明带领全排勇士把守龙王庙。金振中虽不知道申仲明早在1935年就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暗中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培养了一批抗日勇士，但却知道这是个铁血男儿，是个“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好排长，便把坚守龙王庙的重任交给他，并命令他协助另一排长李毅岑完成战斗任务：“严加防范，如日军来犯，坚决予以回击！”　　申仲明站在桥头阻止一木清直率队前进。一木扬言要在中国军队阵地搜索“失踪士兵”，申仲明严词拒绝了侵华日军的无理要求。一木突然下令士兵开枪，子弹击中了申仲明。　　申仲明排长的鲜血激怒了第29军的抗日勇士，他们在李毅岑排长指挥下向敌人猛烈射击，又抡起大刀冲入日军队伍中，消灭日军100多人，但终因寡不敌众，两个排几乎全部牺牲在桥头阵地上，龙王庙和铁路桥东头阵地沦入敌手。　　与此同时，另一部日军向宛平县城东门发起进攻，又用大炮轰击宛平城墙，炸毁了金振中营的指挥部。　　卢沟桥抗战由此开始，这就是“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为掩盖挑起“七·七事变”的真相，日军中队长清水节郎在其笔记中故作如下记述：　　这天晚上完全无风，天空晴朗没有月亮，星空下面仅仅可以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卢沟桥（这里指宛平县城）的城墙和旁边移动着的士兵的姿态，是个静悄悄的黑夜。　　晚上10时半左右..我叫传令兵对各个小队长和假想敌司令传达了演习中止和集合的命令..　　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情况，骤然间假想敌的轻机关枪开始射击起来。我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中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了。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像对此还没有注意到，仍然进行着空弹射击。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作好应战准备的时候，听到了一名士兵行踪不明的报告，就一面开始搜索，一面向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种情况，等待指示。　　原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在1947年举行的东京审判法庭上，明确说是日本的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派特务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8日，我由内蒙德化乘飞机到天津。晚间，在芙蓉馆辟室与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对酌。他说：“放枪的事，是共产党学生干的..”我和茂川曾经在参谋本部共过事，我了解他一向和北平共产党方面的学生交往密切，所以就追问他一句：　　“那么，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喽？”他满脸通红地点头承认。　　《日中战争史》的作者秦郁彦曾在日本投降后就此事向茂川做调查。茂川1953年10月19日复函回答称，1937年7月12—23日，茂川以特务机关长身分指使日本特务趁夜色在中日两军之间打冷枪、燃放鞭炮，为日军扩大侵略战争制造借口，茂川在日本投降后拍着胸脯承认，日本发动“七·七事变”的第一枪“是日本放的”，“为了扩大两军冲突，指使部下鸣放鞭炮的是我”。　　1944年，牟田口廉也已由侵华日军联队长升任日本侵略缅甸的第15军司令官，佩带中将军衔。他毫不含糊地承认：　　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　　由此可见，日本军部和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旅团长河边正三、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队氏—木清直、中队长清水节郎以及天津驻屯军参谋班一伙人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并将事态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的阴谋的参与者和策划者。　　第29军将士旺盛的战斗精神和全国人民空前高涨的抗日热情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一部分高级将领，秦德纯毅然给所部官兵下达战斗命令：“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县城，不准日本的一兵一卒进入，不能放弃一寸国土。卢沟桥和宛平县城就是我军官兵最光荣最重要的基地。要与城池共存亡！”　　第29军司令部也命令前线官兵坚决抵抗：“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在宛平城内的专署会客厅，王冷斋见日军公然向卢沟桥发动进攻，当即向樱井等日方人员严词责问，谴责日军首先开枪破坏大局，应负酿成事变的责任。　　樱井强词夺理说，“我军开枪或出误会，应当努力于此事的调解，勿使扩大。”　　中日双方相互射击一个小时，调查小组的激烈争论仍无结果。突然一个日本传令兵手拿一张名片进入宛平专员公署会客厅，说牟田口联队长、森田彻联队副，邀请王冷斋和团长吉星文出城谈判。　　对此，王冷斋以守土有责不能擅离职守拒绝，双方商定由林耕宇和寺平忠雄出城，与日军现地指挥官森田彻当面商量就地停火问题，然后再进行谈判。　　这时，宛平城门已经被中国守军用麻袋包阻塞，一时无法打开，林耕宇和寺平攀着粗绳从城墙上缒下去，去见日本现地指挥官。　　王冷斋送走林耕字和寺平，当即向北平高级机关报告日军首先向宛平驻军开枪情况，请向日方交涉制止事态发展。一个小时后，林耕宇来电话向王冷斋报告，他与森田彻谈判没有结果，他已回北平向领导机关汇报会谈经过。　　日军见王冷斋不屈服，就向中国守军射击，又用迫击炮轰击宛平城。　　为再施加压力，牟田口廉也7月8日下午5时向王冷斋发出最后通牒：（一）限于当日下午8时前，中国军队撤退到永定河西岸，日军撤退到永定①[日]儿岛襄，《太平洋战争》（下），东京中央公论社1975年版，第119页。　　河东岸，如果逾期，便用大炮攻城；（二）通知城内居民撤至城外；（三）　　让在城内的日本特务机关顾问樱井等出城。　　王冷斋看了冷笑连声，与营长金振中指挥中国部队奋勇还击。战至下午6时左右，金振中和保安大队副孙培武先后负伤，但仍奋力反击，坚守阵地。　　枪炮声停止以后，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派人送信来，约王冷斋出城商谈，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城外，否则还要用日军的大炮轰击宛平城。　　王冷斋答复河边正三称，“在开战中不便会晤，建议双方先行停火，一切由北平高级机关解决。如果日军不肯停止射击，我军不能坐以待毙，当予以强烈回击！”　　当时驻守西宛的何基淬旅见日军进攻该旅吉星文团驻守的宛平城，便从长辛店以北、八宝山以南地区向日军展开反攻，猛扑回龙庙、刘庄两个据点，于7月8日晚9时攻下回龙庙和刘庄。　　8日晚，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第38师师长张自忠，分别在北京、天津同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交涉停火。　　到7月9日凌晨2时，中日双方达成三项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退到永定河西岸；（三）宛平由中国保安队接防，人数限300人，定于9日上午9时左右到达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　　王冷斋和中国官兵以为停战协定既已成立，战事应该可以休止，岂料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早在前一天晚上9时20分就秘密下令：“旅团将兵力集结于卢沟桥车站附近，准备明天天亮时发动攻击。”　　9日6时，河边正三背信弃义，下令向宛平城猛烈开炮轰击，发炮70余发。　　王冷斋见侵华日军果然又违约发炮进攻，当即用电话向北平报告。　　经中国方面严厉谴责，日军回答说：“这次炮击是为了掩护撤兵。”日军虽暂时停止炮击，却埋伏在北平至卢沟桥中间的大井村附近，在前来接防的中国保安队于9日7时50分经过大井村时，突然开枪阻止，打死中国保安队员1人，伤数人，使中国保安队受阻，不能前往宛平接防。　　王冷斋当即派人去见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谴责日方背信弃义，但河边正三狡诈诡辩，交涉几小时也毫无结果。　　9日12时30分，中方监视委员、冀察绥靖公署高级参谋周思靖到达现地，要求日军旅团长实现停战协定。　　河边正三有意挑起战争，蛮横地节外生枝，提出三项要求：（一）宛平城内中国军队只留一个小队（排），其余全部撤退到永定河西岸；（二）保安队限定50名，只能携带步枪和30发子弹；（三）为了监视中国军队撤退，由日军旅团长到宛平城内巡视。　　中方为避免扩大事态，又作出让步，除第三条外，基本上答应了日方的要求。河边正三这才同意中国保安队到宛平接防。　　在中国方面一再催促下，日方监视撤兵委员、日本的北平特务机关顾问中岛才于7月9日下午3时到达宛平。　　经中日双方会商，决定分两组监视撤兵：甲组为林耕宇和樱井，前往回龙庙、铁路桥一带；乙组为周思靖和中岛，负责大井村一带的撤兵监督事宜。　　甲乙两组分途出发，到下午4时回来报告，两路日军已经撤退。　　这时，中国保安队尚未进城，王冷斋请周恩靖和中岛前往大井村与河边正三旅团长接洽。两小时后，周思靖和中岛带中国保安队员50人回到宛平城，交给王冷斋接收。王冷斋指出，在北平商定300名保安队员来宛平接防，现在只来50个，每人又只有1支步枪，与原议不合，不能接收。　　半小时后，北平市长秦德纯从北平给王冷斋打电话称，已同驻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商妥，中国保安队可全部进城，但保安队所携带的机枪须送回北平。　　9日下午7时，中国保安队才陆续来到宛平，但不到200人，据说是由于每挺机枪须由3人押运回北平，故人数不足。　　这时，河边正三派人来见王冷斋，要求允许他率徒手幕僚进入宛平城慰劳，被王冷斋婉言谢绝。　　王冷斋带中国保安队指挥官贾朗义、王挥尘同第29军的吉星文团办完宛平防务交接手续，刚从城头下来，就见几个日本人直奔而来。上前一问，原来是河边正三要来慰劳被拒后不甘心，又派顾问笠井、秘书官广濑、翻译官爱泽3人，携带香槟酒到宛平慰劳王冷斋，感谢他处理卢沟桥事变的“功劳”。　　王冷斋刚打发走3个日本“赏劳使者”，就接到报告，说城东北沙岗铁路涵洞处还有日军隐藏并未撤退完毕，又有不少日军去而复返，不少于300人。　　原来，这是河边正三有意挑起争端的预谋行动。他不但不从卢沟桥地区撤军，反而暗中将在通州的日军第2大队调到沙岗，企图利用中国军队撤出宛平之机会夺取宛平。　　果然，10日凌晨3时40分，河边正三命令在沙岗的日军再次攻击宛平，幸而中国保安队早有准备，以枪弹还击，又有尚在宛平的中岛被迫出面交涉，日军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王冷斋见事态紧急，忙用电话向北平市长秦德纯报告日军在沙岗隐藏及袭击宛平情况，请示处置办法。秦德纯命王冷斋与中岛一起赶赴北平，共商善后处理方策。　　7月10日上午7点，王冷斋偕中岛乘车前往北平，路过铁路涵洞处时，被如临大敌的日本士兵拦住，日军步哨数人对准王冷斋等人的车辆做射击姿势，经中岛出面称奉河边正三旅团长命令去北京开会，才得以通过。　　王冷斋一到北平，就到北平市长秦德纯处参加中日联席会议，日方有顾问樱井、中岛、笠井和秘书斋藤与会。　　秦德纯首先让王冷斋报告双方会谈经过。王冷斋义正词严指出，“中方已遵照条款撤出军队，但日军在铁路涵洞附近尚未撤尽，而且昨天夜间又向宛平城袭击。日军此等行为显系破坏停战协定，应即迅速撤退，方能保持和平，否则一切后果均当由日方负责！”　　斋藤急忙以流利的中国话辩解说：“部分日军未从沙岗撤退，是另有任务，因为有阵亡日兵尸骸数具尚未觅得，留下这些少数部队以便搜索。”　　王冷斋厉声驳斥说：“搜索尸体不须留太多部队，而且也不必携带机关枪、迫击炮，如临大敌！”　　斋藤巧言辩解道：“因恐受你方袭击，不得不多留部队以资警戒。”　　王冷斋说：“如果真为搜索尸骸，我方可以帮同办理。”　　冀北保安队旅长程希贤认真地提出意见称：“假若贵方真是为了搜索阵亡士兵尸体，像现在这样的办法也是不行的，必须由中日双方组成徒手搜索队，到各战地搜索，可以扩大搜索范围。”　　斋藤用日语同中岛等人商量，日方表示赞成，于是决定搜索队由6名委员、40名队员组成，中日各出一半，还决定在卢沟桥到沙岗一带搜索，规定限制时间；无论结果如何，日方一定要在限定时间内撤退。　　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顾问笠井是个诡计多端的“中国通”，他先对樱井、中岛使个眼色，然后对秦德纯说：“我们三人要到外间会客室打个电话，商量一件事。”　　笠井说罢就和樱井、中岛离席而去，半个小时后仍未回来。秦德纯就让斋藤去催，岂知斋藤一去也未见回转。王冷斋出去一看，外间会议室里人影皆无，便回来报告：“日本人不辞而别，溜之乎也！”　　冀察绥靖公署高级参谋急忙到门岗查问，才晓得笠井3人根本来到会客室，径直扬长而去；斋藤到会客室一看没人，顿时明白了笠井3人的用心，也匆忙不辞而别。　　秦德纯、王冷斋等人从笠井等突然逃席的情况，判断出事态已十分严重。　　果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消息纷纷传来，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师）、矶谷廉介的第20师团、谷寿夫的第6师团及酒井隆旅团、河边正三旅团、独立第20师团等纷纷大举进关，10万日军由通县、古北口、榆关各处向平津地区开来。丰台地区集结了日军的大批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卢沟桥地区的大井村、五里店等重要据点被日军占领，日军卡断了北平至卢沟桥的公路。　　这一切迹象显示，日本帝国主义根据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蓄意扩大了战火。而“七·七事变”就是把局部战争变为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和标志。　　第27章　　武力占华北　　凶焰吞平津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欣喜欲狂，立即按照图谋已久的侵略中国计划，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军部主张借“卢沟桥事变”迅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代表人物是陆军大臣杉山元。　　杉山元1880年生于日本福冈县，1904年在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后来成为天皇党羽集团老资格成员，为参谋总长闲院宫的亲信。20年代草创日本陆军航空兵，1931年成为“九·一八事变”的积极推动者，1934年擢升为参谋次长，1936年任陆军教育总监，晋升陆军大将。1937年2月任林铣十郎内阁陆军大臣，在近卫内阁中留任陆军大臣，是陆军内部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的首脑，因态度骄横和表情呆板而有“厕所门”的绰号。　　杉山元是以现役陆军大将兼任内阁陆军大臣的，他一辞职内阁就要倒台。优柔寡断的花花公子首相近卫文麿、依靠军阀起家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等人，处处以杉山元和军阀意志为外交方针，加之他和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等法西斯军官抱成一团，构成对华战争“扩大派”，就更加飞扬跋扈，为所欲为。　　7月8日早晨，杉山元刚刚起床，日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急急赶来，送上一份特急电报。　　杉山元打开一看，原来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发来的急电：“驻丰台附近部队在夜间演习中，遭中国军队射击，当即展开敌对态势，并进行交涉要求道歉。如拒绝道歉，则以实力将敌由附近击退。”　　杉山元看罢大喜，忙命人以最快速度印成“号外”，马上撒遍东京街头。　　不多时，别有用心的“号外”便几乎到了每个东京人手里：　　昨日（7月7日），在北平郊外卢沟桥附近，宋哲元麾下的两个连炮击夜间演习的日本驻军。直到8日拂晓，事态突然变化，目前两军正在展开激战。　　杉山元被请到东京市谷高地那座令人望而生畏的灰色军部大楼，参加军部紧急对策会议，“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展开激烈辩论。　　杉山元急不可耐地说，目前苏联不会干涉日本的行动，英国受到德国牵制无法东顾，美国忙于国内事务也不注意远东，因而“卢沟桥事件”是“千载一逢的良机”。而中国是东亚病夫，不堪一击，日本只要出动三四个师团的兵力，中国就会屈服。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激动得要跳起来，高声大嚷：“中国军队和中国政府的‘生存’时间，不能超过三个月，中国因为军备力量脆弱，政治无组织，决不能长期抵抗皇军！”　　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永津佐比重、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等人狂妄地宣称，只要“日本一宣布内地动员，大批列车一通过山海关”，或者“尽最大限度，通过保定一次会战，即可解决一切问题！”　　面对杉山元等“扩大派”的强烈主张，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站起来，颇有气势地开始发表意见，会议室立刻安静下来。　　原来，这石原莞尔是日本军界的著名才子，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又是日本军界主张对苏作战的代表人物，他的“石原构想”赫赫有名。日本少壮派法西斯军人将石原莞尔视为“日本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对他策划的“九·一八事变”推崇备至，把他作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制定的《对苏战争指导计划大纲》奉若神明。　　虽然石原莞尔听到“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喜极而泣，但他深感日本一旦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力难以支撑，后果不堪设想，因而站在战略高度，从掌握战略全局出发，振振有辞地反对陆军大臣杉山元等的主张，说：“帝国现在可以动员的师团是30个，其中只有一半可以部署在中国方面，所以不可能进行全面作战。但是，如果事态继续发展，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大。这样，其结果很可能和拿破仑在西班牙的作战一样，陷入无底的深渊之中。为此，我认为目前应该断然命令驻华部队一举撤退至山海关的满洲国境，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抵南京，与蒋介石促膝畅谈，解决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　　石原又说：“我主张，帝国陆军必须进行划时代的军备扩充..必须大力开发满洲，通过经济政策获得并利用中国的资源，兴建大工业。为了实现军备扩充，在目前这个时候暂不能进行对外战争！”　　战争狂人武藤章嘲讽说：“阁下这纯属杞人忧天，太多虑了！”　　石原莞尔不为所动，执着地阐述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如果目前使用武力即扩大战局，一旦导致日华战争，从中国近来的民族意识来看，事态是不易收拾的，而且还将会使日本向无边无际的原野做无限的进军。以日本现有的力量，支持这样一场全面的对华战争是有问题的。因此，此时应慎重从事，不可陷于武力纷争。”　　日本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战争指导课主任参谋掘场一雄、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人头脑还比较冷静，他们支持石原莞尔的主张，认为目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机尚不成熟，提出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必须具备如下5个条件：　　1.同时动员15个师团；2.同时动用军需准备量的一半；3.作战地域为黄河以北，视情况可包括上海方面；4.作战时间约为半年；5.战费为50亿日元。　　石原莞尔将手一挥，颇有气魄地总结自己的主张说：“今日的中国并非昔日的中国，今日的中国是统一的，能够举国一致发挥较强的力量。一旦与中国的战端打开，就会陷入长期持久战，日本就会陷于泥沼而不能自拔。因而必须避免（全面）战争，迅速地、简单地收拾（卢沟桥）事件。”　　武藤章横眉怒目反驳说：“这可真奇怪！您不是满洲事件的肇事者吗？　　我们只不过是效仿您的事业而已！”　　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也盛气凌人地指责说：“石原君的看法是错误的。只要我们以少许兵力略施威胁，中国就会屈服，此时再予其一击，（定然能够马到成功）这是贯彻我们方针的最好的策略！”　　陆军大臣杉山元以不容置疑的口气下结论说：“事已至此，决心干吧！　　应当制定攻占南京的计划！”　　对此，石原莞尔断然反对。杉山元和石原莞尔争执到参谋总长闲院宫面前，闲院宫调和双方矛盾，确定了“不扩大方针”。闲院宫以参谋总长身分于7月8日18时42分向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发电指示：临命第400号　　指示　　为了防止事件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杉山元对闲院宫的这项命令不以为然，于7月8日下午与武藤章、永津佐比重两个课长密商，就紧急派出以3个师团和18个航空中队为骨干的兵力前往中国参战。取得了一致意见。　　接着，杉山元又收到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日本朝鲜驻屯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两个大将的请战报告，连声夸奖这两个大将请战电报来得正是时候。　　原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8日早晨一接到发生“七·七事变”的报告，就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植田在关东军作战会议上分析形势时，认为“目前北方是安全的，所以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植田命令“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主力及空军部队一部做好立即出动准备”，随时准备听令开赴华北作战。　　植田谦吉又以关东军司令官名义发表对华北局势的声明，表示对“卢沟桥事件”“保持极大关心和坚定决心，严重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植田还派关东军高级参谋田中隆吉和噪信到天津会见日本在天津部队“中国驻屯军”　　司令田代皖一郎，要求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联合向日本当局提出扩大侵华战争的意见。让政信还专门来到卢沟桥会见牟田口廉也，煽动说：“关东军支持你们，彻底地扩大下去（干）吧！”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向侵略华北的日本军队煽动一番后，又向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发出要求扩大侵华战争的电报。　　植田于7月8日晚8时10分就华北事件发表声明说：“兹因暴戾之中国第29军挑战，华北发生事端，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及重大决心，密切注视本事件之发展。”　　植田还不放心，又派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和富永恭次大佐、田中隆吉中佐乘飞机到东京，向参谋总长闲院宫、陆军大臣杉山元陈述意见，促使日本中央当局早下决断。　　杉山元刚接见完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均，又接到日本驻朝鲜军队司令官小矶国昭的电报。小矶声称，“由于华北事件之爆发，已令第20师团之一部采取随时出动的态势”，强调应该“利用这一事件推行治理中国的雄图”。　　杉山元得到关东军和日本驻朝鲜军队司令官的支持，便在7月8日深夜下令，让京都以西各师团将于7月10日退伍的步兵部队两年兵延期退伍，仅此一举，就使4万名经验丰富的老兵留在日本陆军里，他们几乎全部被派往中国战场作战。　　杉山元为尽快扩大侵华战争，指示作战课拟定了充满欺骗之辞的时局处理方案：　　力求事变限定于平津地区并迅速确保该地区。这是以此谋求其安定的方针。为此，应根据事变不扩大方针行事。中国方面若对我军采取挑衅态度，则应向中国驻屯军增派必要之兵力，将与我敌对之中国军队逐出平津一带。外交交涉亦以此方针为准则。即使抗日战争波及华中、华南，陆军仍以不向华中、华南派兵为原则，但必要时可出兵青岛，保护我侨民及权益。　　7月9日清晨，陆军省开会讨论“华北时局处理方案”时，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提出“彻底”的解决问题意见说：“此时，为了彻底铲除祸根，是否以《梅津—何应钦协定》援用于第29军，或使中国军队撤退到离永定河20华里以外的地区？”　　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也同意田中新一的意见，按照已设置冀察、冀东政权的同一想法，再设置邻接伪满洲国的缓冲地带。　　杉山元带着这些意见出席7月9日上午8时50分开始的临时重要阁僚会议，他提出强硬意见，要求正式派兵：“要继续交涉，但目前中国军队的真意不明，而且自事件发生以来，不法射击不断，是一种无信不逊的态度，尤其从第29军的兵力和抗日态度来看，不如在此时派出适当的兵力，亦即从国内抽调3个师团派遣到现地。”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疑问说：“假若因为日本增兵引起支那全面抵抗，又怎么办？”　　杉山元嗤之以鼻说：“支那人向来一盘散沙，南京国民政府势力只能达到沿岸几省，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皆不服中央政府指挥。这批地方政府长官，只求保护自己的地盘，只会口头上空喊，真的打起来，他们才不干呢！”　　内务大臣马场玻一抖着花白胡子质问：“既然如此，宋哲元何以不肯与我们合作，偏要向皇军挑衅呢？”　　杉山元一下子被问住了，随即以无赖手段胡说：“不是宋哲元不同我们合作，而是我们不要他！”　　马场瑛一连连摇头追问：“如果支那人全面起来抵抗，又会怎么样？”　　杉山元大言不惭吹牛道：“支那人真的敢打，最多3个月就全部解决了！”大部分阁僚都认为杉山元说话水分太大，现在就从国内派兵的时机还不到。恰在此时，得到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和秦德纯达成协议的消息，杉山元的派兵方案就被暂时搁置起来了。　　杉山元并不死心，又在紧接着于11时举行的五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会议上大肆活动，使会议通过了所谓“不扩大方针”，提出“日本政府的解决方针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道歉以及对今后做出保证”。　　于是，日军参谋次长今井清根据内阁会议精神，7月9日夜将《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电示华北驻屯军：　　关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　　昭和12年（1937年）7月9日　　次长致天津军参谋长为解决卢沟桥事件，此时应避免触及政治问题，大致提出以下要求，使冀察方面在最短时间内予以承认并付诸实施。　　一、停止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之驻扎。　　二、对将来做出必要之保证。　　三、处罚直接责任者。　　四、道歉。　　对以上四项条件，陆军大臣杉山元认为很不明确，指示武藤章出面活动，在7月10日由参谋本部第三课和第二部采取歪曲事实、造谣污蔑方式，对华北局势作出如下判断：　　中国平津当局及南京政府均在提高国民抗日意志，并进行对日作战准备。日本中国驻屯军对和平解决之努力，由于中国方面轻率挑战之态度，事态大有逐渐恶化之虞。　　大规模出兵，原非帝国之所好，但由于中国驻屯军之自卫行动，处于优势之中国军队重围中，恐将陷于不能救援之危险。此外，日侨生命财产也濒临险境。为迅速予以救援，并一扫事态之根源，应向华北方面派遣必要之兵力。　　..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以现有中国驻屯军和前述由朝鲜军以及关东军应急派出的兵力似已充分，但估计第29军的总兵力有4个步兵师、3个独立旅、l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计75000名。此外，预料将有中央军陆续沿平汉线北上，因此，准备另由国内出动3个师团和航空兵团。　　以上的判断认为，只要有上述兵力，则不仅平津，即对内蒙、察哈尔的处理亦可足用。这是根据武藤课长在事件发生后不久要使平津、内蒙成为缓冲地带的企图考虑的。　　根据日本外务省指示，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走访中国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声称此次事变的一切责任在于中国方面，并保留提出赔偿一切损失及其他要求的权利，当即受到王宠惠的驳斥。　　与此同时，日寇华北驻屯军亦在7月10日向第29军提出4项无理要求：“（一）第29军代表向日本军表示道歉，并声明负责防止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给肇事者以处分；（三）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的各种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作出彻底取缔办法。”　　7月11日上午11时30分，近卫文麿召开有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讨论向华北增兵问题，陆军大臣杉山元以强硬的态度发表意见说：“为了确保中国方面实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必须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即5个师团，目前暂用3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完全同意杉山元的意见，声称海军要做全面战争准备，提醒近卫首相“必须考虑到派兵等于全面战争”。　　山元、米内光政强硬态度的感染下，五相会议通过了向华北派兵方案，因为“派兵是为达到目的而显示威力”。五相会议还根据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的提议，将“卢沟桥事变”改称为“华北事变”，把向华北“出兵”　　改为向华北“派兵”。　　在7月11日下午3时20分开始举行的内阁紧急会议上，很快通过了五相会议的决定，“议定举国一致处理华北事件”。接着，首相近卫文麿、参谋总长载仁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海军军令部长先后晋见裕仁天皇，天皇一一批准了他们的奏请，从而标志着“卢沟桥事变”的进一步扩大和升级。　　7月11日18时24分，日本政府正式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　　这是近卫内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宣言，它以歪曲事件真相的卑鄙手法宣称：　　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情，不待赘言。为维持东亚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国方面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采取适当的保证。由此，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此前，即7月11日16时30分，日本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以“临参命第56号”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下令，命令关东军急速派遣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主力、飞行集团6个中队、高射炮兵2个中队、铁道第3联队主力等部队开赴华北，受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指挥。　　21时40分，参谋总长闲院宫又发出“临参命第57号”，命驻朝鲜的日军第20师团迅速开赴天津、唐山、山海关附近集结。　　当天夜里，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向各方面发出了必要的准备命令”。日本军部发布命令，钦命日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赶赴华北，接替病危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　　这样，日本陆海空各军兵种都紧急动员起来，转入战时轨道。　　7月11日下午，日本军部首脑召见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香月清司和专门到东京领受指示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情报参谋专田盛寿，宣布任命香月清司代替重病在床的田代皖一郎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命专田盛寿向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和日本驻北京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传达东京内阁会议的决定：　　“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没有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　　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接到专田盛寿传达的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明白扩大侵略战争的时刻已经到来，当即召开参谋会议迅速贯彻执行，决定“以此次事件为转折，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　　桥本群连夜制定了将卢沟桥事变扩大为华北事件的具体措施：“1.暂时停止过去的和平谈判；2.彻底实行《何梅协定》；3.在此期间，逐步集结兵力，伺机对河北省的中国军队给以彻底打击和扫荡。”　　桥本群拟定扩大侵华战争的三条具体措施后，又向陆军中央部提出要求说：“我军为使今后的行动较为容易，应改变态势，示以坚强的决心促进谈判，其结果不得不发动武力。”　　桥本群又与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密谋行动方案。　　松井太久郎是个具有双重身分的阴谋家，他曾在海参崴和西伯利亚进行秘密活动，后任关东军参谋，1937年2月出任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又是冀察当局顾问，来往于北平、天津，通州间进行阴谋活动。　　他认为现在马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有些太匆忙，关东军和从朝鲜调来的军队尚在路上，应该以谈判拖延时间，等援军到达后再开始行动。桥本群对此表示赞同，就让松井太久郎出面与北平市长秦德纯进行谈判。　　于是，松井主动与秦德纯谈判停止现地冲突问题，利用宋哲元、秦德纯急于求和、息事宁人的弱点，在7月11日晚8时与秦德纯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简称《秦一松协定》：　　（一）第29军声明向日军道歉，并对责任者给以处分，负责防止今后不再惹起类似事件；（二）中国军队和丰台驻的日军过于接近，容易惹起事件，因此，卢沟桥城周围及龙王庙的中国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三）鉴于本次事件孕育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各团体的指导，今后要采取措施并彻底取缔。　　为掩盖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真实意图，松井太久郎花言巧语向秦德纯灌迷魂汤说：“本机关长与贵市长签订的协定，条件相当宽大，对中国军队的道歉方式也不加以确定，亦没有指定特定的责任人，而由宋哲元将军自行决定。为表示日方的诚意，日本军队将主动撤出卢沟桥。”　　宋哲元、秦德纯果然信以为真，上当受骗，为表示诚意，竟把开战几天来抓到的日军俘虏送回丰台，交给日军。　　香月清司见日本扩大侵华战争计划顺利进行，便在7月12日乘飞机经朝鲜飞抵天津上任。此人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又经陆军大学深造，曾任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武官。他在日本以研究“步兵战术”小有名气，又在1928年献计制造“济南惨案”有功，被提拔为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现被杉山元和日本陆军首脑选中，作为扩大侵华战争的理想人物被派往天津，担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　　香月清司一接受任命就公然叫嚷，“要对伤害大日本帝国威信的中国军队发起惩罚性讨伐”，“要严惩暴虐的中国人！”　　香月清司一上任就马不停蹄地召集司令部作战会议，大讲“参谋本部预料的对华一战的形势正在出现”，说他在陆军中央部门接受任务时就“感到那时必要的紧急派兵、内地数个师团的及时动员、山东作战的意图等，完全是全面对华作战的开端”！　　香月清司杀气腾腾下达他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随着从国内、从朝鲜、从东北增援兵团的到来，华北驻屯军必须做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　　旅团长河边正三接到华北驻屯军新任司令的命令，为久已盼望的全面侵华时刻的到来兴奋狂叫：“过去的交涉当已失去作用，现在要转移到纯作战行动方面了，今晚就袭击卢沟桥！”　　在香月清司催促下，满载着侵华日军官兵、坦克、汽车、弹药的10列火车由山海关陆续西开，800名日军荷枪实弹由通县向北平运动。　　香月清司急于扩大战争，陆军大臣杉山元更急，在7月13日的内阁会议上，他声嘶力竭地鼓吹说：“当前，中国方面在现地执行协定的情况不见进展，依然在进行非法射击，据传中央军也在北上，南京政府的诚意可疑。此外，在现地，宋哲元是否确有和平解决诚意也属疑问，即使宋哲元有诚意，但第29军团长以下中坚军官的抗日情绪日趋强烈，局势完全不容乐观。”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不甘落后，他早已考虑到发动全面战争的细节问题：　　“保护上海和青岛的日侨都成问题。到那时，希望不撤退侨民，而采取现地保护的方针，妥善处理。海军方面也认为有必要征召预备役，海军机场预定设在旅顺的周水子。”　　为执行杉山元、米内光政等中央军部首脑扩大侵华战争的指示，香月清司上任的第二天就写出了《7月13日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报告，作出野心勃勃的扩大战争部署：　　一、中国驻屯军连同第一次增加之兵力，应尽快完成必要时在战略上一举消灭第29军之基本配置，并做到随时可以开始作战行动。以上态势预定于7月20日前后完成。　　二、在上述准备期间，严密监视中国军队是否破坏协定进入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地区，万一发现不履行协定之情事，即认定第37师为无诚意，要求该部立即向河北省南部地区撤退，如被拒绝，则行使武力，以贯彻要求。在此情况下，第29军其他部队如与第37师采取共同行动时，即使之一并撤退。　　香月清司就这样杀气腾腾提出了侵华日军华北作战的设想：先进攻平津，再占领保定，然后向石家庄、德州推进。　　香月清司后来承认，这样一来，“其结果要变成全面的战争”。　　当天下午，杉山元根据香月清司的扩大战争计划，为把在中国军队包围中面临全军覆没危险的河边旅团“从被歼灭的悲运中救出来”，指使陆军中央军部制定了《处理华北事变方针》，玩弄“不扩大事态”的缓兵之计。　　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对日本的险恶用心洞若观火，在7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现阶段，在内阁、军部、外务省、新闻和工商业者之间，对于无论如何也必须制止日本在华北地位的继续衰落，似乎已经有了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但是，中国当时在华北的最高长官宋哲元却误中日本侵略者的缓兵之计，竟下令从7月14日起北宁铁路列车运行正常化，在日军准备大举进攻的情况下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俘的日本官兵，严格禁止与日军发生摩擦。　　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见状大喜，为获取在卢沟桥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马上派参谋专田盛寿去见宋哲元，气势汹汹地提出7项无理要求，作为继续谈判的基础：　　（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撤去驻在冀察的排日的中央系统各机关；（四）从冀察撤去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宣传机关和学生与民众的抗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和军队的排日教育；（七）北平市由保安队担任警备，中国军队撤出城外。　　宋哲元原是冯玉祥的部下，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战热潮推动下，他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就通电与侵华日军作战，1933年率领所部官兵在长城抗击日军的进攻，“卢沟桥事变”中又率部奋起抗战，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和拥护。著名的《大刀进行曲》原来就是唱给宋哲元和第29军的：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到来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　　把它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在蒋介石“固守宛平，就地抵抗”消极作战方针指导下，宋哲元觉得日军提出的7项要求苛刻得令中国人难以接受，但又慑于日寇大军压境，在犹豫、矛盾心理状态下竟表示原则上无异议，只希望延缓执行。　　在日寇一再催促下，宋哲元只得派第38师师长张自忠、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常务委员齐燮元、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与日本方面继续谈判。　　齐燮元、陈觉生都是汉奸，明目张胆为日本侵略军说话，张自忠据理力争，日方态度强硬，最后双方达成如下妥协：立即实行撤兵；取缔抗日分子；处罚卢沟桥抵抗的中国营长；张自忠的第38师担负北平城防任务。日军谈判代表提出要宋哲元出面道歉，张自忠尽量讨价还价，改为由秦德纯代表道歉。　　日本侵略者利用这个缓兵之计加紧向华北运兵。7月15日，日本陆军省根据第58、59号临参令下达了组成临时航空集团向华北派遣的命令，动员各机种共18个中队，派到山海关、锦州、大连地区。　　同一天，香月清司命华北驻屯军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决定以第29军中抗日意识最强烈的冯治安的第37师为主要作战目标，分两期扩大战争：第一期，“在作战行动开始时迅速以武力讨伐当地驻防的第29军，首先扫荡北平郊外之敌，将其赶到永定河以南”；“第二期作战，根据情况，以现有兵力进入保定、任丘一线，以增加的兵力进入石家庄、德州一线，准备与中央军决战”。　　7月16日，奉命增援华北的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在旅团长酒井镐次少将率领下，经古北口抵达密云。　　日本陆军中央大部分人估计，到7月19日，侵华日军可以完成作战部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机已经成熟，因而在7月16日制定了《就地限期谈判作战方案》：　　一、规定7月19日为履行期限，最低限度提出以下要求：（1）要宋哲元正式道歉；（2）处罚责任者，包括罢免冯治安；（3）撤退八宝山附近的部队；（4）在7月11日提出解决的条件上，改为宋哲元签字。　　二、中国方面在上述期限内对日方要求事项不予履行时，我军即停止现地交涉，讨伐第29军。为此，下令动员在规定期限满了时需要的国内部队，并立即派往华北。　　杉山元对香月清司上报的《就地限期谈判作战方案》非常满意，7月17日主持军部会议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确定首先动手“击破第29军，以解决华北问题”，然后打击中央军，“摧毁中国的中央政权”，通过“全面的战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日中间的问题”。　　在其后举行的五相会议上，杉山元声称形势紧迫，催促通过了现地谈判限期的决定，同时决定动员40万军队，迅速派往华北。　　会后，日本当局命日本驻华使馆参事官日高和日本驻华武官今井分别向中国政府提出通告，实际上发出了最后通牒。　　增援部队到达华北后，日本侵略军决定分三路入侵华北：第一路由关东军派铃木、酒井两混成旅团，经热河向北平北侧地区前进；第二路由朝鲜驻屯军派遣川岸之第20师团入关，向北平南侧地区前进；第三路以平津驻屯军河边旅团为基干，从北平东侧地区，对北平包围攻击。又命板垣征四郎率第5师团，加速经朝鲜入关，会同尸本海军围攻天津，还在天津附近集结200架飞机，随时准备参战。　　日寇在华北集结5个师团、10万大军之后，便在7月20日，从通县、丰台等地相继发起挑衅和进攻。日军先用猛烈的炮火轰击宛平城和长辛店，再派步兵依仗炮火和坦克、铁甲战车，向宛平城猛冲。一发发炮弹射向宛平城楼，一队队日寇蜂拥而上。团长吉星文率领该团士兵奋勇反击。吉星文身先士卒，头部三处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这时，华北日军尚未最后完成集结，又玩弄缓兵之计，诱中方与其进行停战谈判，宋哲元和冀察当局也向日方让步，基本上满足了日军的要求，使日本扩大侵略战争失去了借口。　　杉山元不管这一套，7月21日晋见裕仁天皇，要求从日本国内向华北派遣3个师团。裕仁天皇担心师出无名招致在国际上陷于被动地位，优心忡忡问道：“现在（华北）事件已经解决，如果对方一切都实行的话，怎么办呢？”　　杉山元理屈词穷，只好回答：“如果是那种情况，派兵就没有必要了。”　　在此情况下，日本内阁通过了暂停动员的命令。　　杉山元对日本内阁暂停动员的决定十分不满，暗中与华北派遣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联系，让极端好战的华北派遣军参谋和知鹰二从天津赶回东京，向杉山元和军部首脑反映前线将士狂热的“求战呼声”：“中国驻屯军自军司令至士兵，正为贯彻不扩大方针极力忍耐着。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民中，充满着第29军胜利了的气氛。所以，我第一线的官兵吵嚷说司令部软弱，杀气腾腾。南京中央军已经进入河北省，破坏了《何梅协定》。因此，不要再死抱着不扩大方针，现在已到了必须转换局面的时期！”　　杉山元见和知鹰二说出了中央军部首脑的心里话，便马上表示支持说：　　“虽然要避免惹起全面战争那样的大事件，但根据事实与情况，毅然给以反击，也是必要的吧？”　　杉山元和日本军部首脑召唤主张扩大侵华战争的和知鹰二回国，就是为了对付东京和华北两地扩大侵略战争的反对者，杉山元借此向和知鹰二授意，“所谓不扩大，就是避免全面战争”，因为在杉山元和日本军部战争狂人口中，华北战争仍是“局部战争”！　　果然，在杉山元授意下，和知鹰二回天津不久，就使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在平津地区制造了廊坊和广安门事件。　　廊坊是北平和天津之间的重要战略据点，从天津攻北平，必占廊坊。这里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1900年6月八国联军由天津进犯北京时，义和团在清军董福祥部配合下，在这里向外国侵略者发动进攻，八国联军败退天津。　　1937年7月25日，满天阴云，天气闷热，从朝鲜派到华北作战的日军第20师团的一个中队，乘火车突然由天津开到廊坊，借口修理天津至北平的电话线，下午4时30分在廊坊车站下车，公然驱逐车站闲杂人员，布置警戒，禁止站外行人进站。　　驻守廊坊的第29军113旅旅长刘振三即派226团副官吴明海前去交涉，日军中队长伸手打了吴明海两个耳光，要求中国军队撤出营房，将吴明海逐出车站。刘振三急忙向38师副师长兼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李文田请示处置办法，得到绰号“李大麻子”（李文田）的回答却是：“要忍耐，不要扩大事态，这里马上就派员偕同日方人员乘车到廊坊去。”中国军队眼睁睁看着廊坊车站被日军强占。　　中国驻军再三交涉，日军拒不退出廊坊，双方发生冲突。香月清司7月26日下令日军进攻廊坊。日军在几十架飞机掩护下猛烈进攻，营房被敌人炸成废墟。中国守备部队奋起还击，后来奉命撤退。日军抢占了廊坊，又向平津地区移动。这就是廓坊事件。　　7月26日下午2时，日军华北驻屯军第2联队第2大队长广部带领日军500余人，从天津经廊坊到达丰台，又换乘26辆大卡车开往北平，下午7时抵达广安门，谎称是日本总领事馆车队野外演习归来，横冲直撞要进北平城，被中国守军关闭城门所拒，日军竟摆出攻城架势。　　宋哲元忍无可忍，指示中国守军备战迎敌。中国守军为诱敌深入慢慢打开城门，日军蛮横地一拥而入。中国军队上前阻拦，日军轻狂动武，中国守军凭借有利地形猛烈开火射击，歼灭大量敌人。这就是广安门事件。　　香月清司利用日军制造的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叫嚷扩大战争的时机已经到来，7月26日晚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限定37师于48小时内撤出北平，否则就要进攻北平城。　　不等中国方面正式答复，7月27日，日本参谋本部便经裕仁天皇批准，下令向中国第29军发动攻击，并下令从日本国内增派3个师团到华北参战。　　于是，日军从7月27日3时开始向通县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骑兵也在日本飞机掩护下进攻团河。中国军队奋起应战，但日军炮火猛烈，中国守军节节失利，损失惨重。到当日中午，通县、团河均陷敌手。　　7月28日上午8时，香月清司指挥华北日军在航空兵团配合下，分别向驻守北平的北苑、西苑、南苑的中国第29军发动猛烈进攻。　　南苑是北平的门户，为通往北平的咽喉要道。日寇企图先控制南苑，借此控制北平南郊，再长驱直入永定门，占领北平，为此制定了“从正面摧垮，一举攻占南苑”的战术，从7月28日开始进攻南苑。　　宋哲元派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方面指挥官，严阵以待。香月清司知道中国指挥官是当年夜袭喜峰口的赵登禹，不敢贸然直接进攻，先派飞机狂轰滥炸，再用炮兵轰击，然后指挥步兵从东面、南面同时向南苑阵地发起进攻，另派一部日军切断南苑至北平的公路交通。霎时间，南苑阵地上硝烟升腾，大火熊熊燃烧，日军步兵趁机攻了上来。赵登禹对日军作战规律了如指掌，指挥部队从战壕中跃出，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敌我相持不下。赵登禹亲自率领一个团的生力军投入战斗，杀退日军，不料大批日寇冲来，赵登禹率部奋战，光荣牺牲。副军长佟麟阁英勇冲杀，光荣殉国。中国守军腹背受敌，奋战突围而出，南苑沦入敌手。　　日军攻占南苑后，又分兵进攻长辛店，另一部日寇直扑广安门，展开要攻北平城的态势。　　香月清司指挥日军占领了南苑、北苑、西苑、沙河、清河，控制了北平周围要地，便在7月28日下午1时命令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向来哲元转达敦促书，声称“为使北平城内免遭战祸，敦劝立即将全部部队撤离北平城”。　　在大敌压境的情况下，宋哲元当晚派人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告诉松井太久郎，愿意接受日方的“敦劝”，然后偕秦德纯、冯治安，率38师4个团由西直门出城，经三家店奔长辛店，撤往保定。日军7月29日兵不血刃由正阳门开入北平城，中国700年的古都正式陷落。　　日军刚占领北平，就接到通州冀东保安队反正的消息。　　原来，通州是日军进攻北平的重要据点。在通州建立了以殷汝耕、池宗墨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下辖5个保安总队，装备精良。日本人把通州视为伪冀东政权的大本营，认为是最保险的地方。“七·七事变”后，不少日本人到通州避难。岂知保安队的第一、二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7月28日联名通电全国，宣告起义，活捉大汉奸殷汝耕，击毙日军驻通州的特务机关长细木繁，消灭驻通州日军、宪兵、特警等700余人，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与此同时，日军向天津也发起攻击，驻守天津的38师副师长李文田率领该师114旅和市保安队奋勇还击，顺利夺回天津车站，炮击日军司令部，包围天津日军机场，给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向日本驻北平大使馆发出的求救电承认：“由于中国方面的攻击，我方处于极为危惧的状态。”　　香月清司大惊，7月29日责今日军第20师团高木支队迅速增援天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也命原计划向承德进发的堤支队转赴天津。7月30日，大批日军在大沽登陆，分三路包围天津，与中国军队展开激战。中国军队奉令撤退，日军遂于当天占领天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个战役——平津战役遂告结束。　　铁蹄踏华北　　日本侵略军一举攻占平、津两大都市，华北大门洞开，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恶性膨胀，立即着手武力夺取华北的华北会战。　　为此，日本加速建立战争体制。在1937年7月25日至8月7日召开的第71次临时议会上，通过了日本军部提出的33个提案，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开始由准战时体制向战时体制的过渡，很快编成“华北方面军”，由寺内寿一任司令官，其第1军司令官为香月清司，辖第6、第14、第20师团；第2军司令官为西尾寿造，辖第10、第16、第108师团；华北方面军直辖第5、第109师团和中国驻屯军混成旅团、临时航空兵团及其他部队，还成立了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为指挥官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开始大规模向华北进犯。　　北平、天津相继失陷后，察哈尔位置变得突出起来。8月9日，日军参谋部为解除中国军队对日军举行保定地区决战的侧后威胁并保障“满洲国的安全”，决定进行察哈尔作战，由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联合实施。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命其参谋长东条英机率领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出兵。东条英机1937年8月14日在张北设立察哈尔派遣兵团司令部，8月17日在多伦开设前方指挥所，将三个旅团的兵力集中在张北地区。　　东条英机早就鼓吹进犯华北，接到日本军部和关东军的命令后，立即率领铃木和本间两个摩托化混成旅团及酒井机械化旅团，带着以汽车牵引的一联队榴弹炮，气势汹汹地由热河驰援张北。一到战场，东条英机就指挥两个步兵联队和数十辆战车，在飞机掩护下，向第29军所属刘汝明师发动进攻。　　中国官兵奋勇抵抗，但国民党部队动作迟缓、行动不力，未能早取张北，被东条英机攻下张家口，导致南口、怀来腹背受敌。　　南口是长城居庸关东南狭谷山口的一个小镇，位于北平西北40余公里处，平绥铁路由此入山，南口和居庸关成为北平西北屏障，“居庸天险列峰连，万里金汤固九边”，明代燕王朱棣曾说：“居庸关路窄而险，北平之噤喉也，百人守之，万夫莫窥，必据此乃无北顾忧。”　　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懂得一些汉学，知道南口的军事价值，命坂井德太郎少将率混成第11旅团沿平绥铁路攻击南口，另派坂田支队向南口西侧地区长城一线助攻。　　日军进攻南口的战斗从8月11日起全线展开。混成第11旅团在飞机、大炮、坦克支援下展开猛烈攻击，中国守军奋勇抵抗，但抵挡不住日军机械化部队，南口8月12日被日军攻占，其后日军受到中国部队顽强抵抗，无法前进。坂田支队也受到沉重打击，在长城脚下止步不前。中日双方都伤亡严重。　　为打开局面，香月清司命板垣征四郎率第5师团投入战斗。板垣指挥日军展开攻击，使傅作义的第13军防御阵线处于严重危急状态，蒋介石急命卫立煌率部增援南口。对此，日军把第6师团之第36旅团编成牛岛支队，进入门头沟以西山地堵击中国军队，又命第20师团进入良乡西北山岳地带发起攻击。卫立煌指挥部队奋勇还击，将牛岛支队一部在大村击溃。　　8月25日，日军猛攻横岭城和居庸关，双方展开激战。中国军队退守怀来，处于日军包围态势之下，汤恩伯只得下令部队突围，幸有傅作义率1个师又3个旅驰援南口，才使南口局势稍有好转；但东条英机急攻张家口的消息传来，傅作义只得分兵回援张家口，削弱了南口的防御力量，导致南口失陷，使板垣师团先后攻克南口、延庆、怀来等地。　　由日军中国驻屯军和关东军共同进行的察哈尔作战是华北会战的前哨战，此役攻克南口、张家口等战略重镇，使日军在华北取得了有利的形势。　　在此情况下，日军参谋本部指示刚成立不久的华北方面军，“迅速消灭河北省中部之敌，以挫伤敌人的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局的机会”。寺内寿一据此组织司令部参谋制定了华北会战计划，规定第1、2军分别实施平汉线作战和津浦线作战。　　香月清司指挥第1军主力第14师团从平津地区出发，分三路向保定一带发起攻击，当地守军为国民党第2战区第3集团军，其总司令刘峙临阵畏敌，未率领部队认真抵抗就仓皇南逃，使日军长驱直入攻占河北重镇保定。刘峙事后被免职惩处。　　土肥原贤二率领日军第14师团等一举攻克保定，又沿平汉路南下，以机械化兵团对商震32军的一个师和鲍刚独立旅，日军横冲直撞，先后攻克正定、石家庄。　　在津浦线上，西尾寿造指挥第2军所属第16、第109师团从献县出发，接连攻下武强、深具，衡水、束鹿，转攻德州，中国第1集团军在宋哲元指挥下英勇抗击入侵之敌，第485团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日军10月5日攻陷德州。　　以石家庄、德州失陷为标志，日军制定的河北省中部作战计划基本完成，击溃了在河北省中部的中国军队主力，抢占了河北大片国土。　　为扩大战果，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命川岸文三郎率第20师团夺取井陉，沿正大线向太原推进；命土肥原贤二率第14师团从石家庄南下，攻打元氏、顺德、邯郸、丰乐，准备进攻河南省；命谷寿夫率第6师团从赵县出发，占领内邱一带；命从第2军转属的下元熊弥旅团进攻柏乡、任县、肥乡、邯郸；命矾谷廉介率第10师团从山东平原县向前推进，夺取山东省。到1937年10月，华北方面军基本上完成河北省中部作战任务。　　接着，侵华日军发起规模巨大的太原会战。1937年10月初，日本军部正式向华北方面军下达了攻取太原的命令，日军参战兵力14万人，北路指挥官为板垣征四郎，指挥第5师团，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沿同蒲路，越过内长城，直取太原。东路指挥官为川岸文三郎，率领第20师团主力，由石家庄沿正大线策应第5师团，共动用坦克150辆、飞机300架、各型火炮350门。日军企图两路夹攻，征服山西。　　日军要打太原，必先攻占大同。日军攻下南口后，酒井旅团即沿平绥线进攻大同。　　大同又称平城、云州、两京和风凤城，雄据于雁北大同盆地的西北部，北扼阴山，南控太行和太原，东连上谷，西临黄河，扼晋、冀，蒙交通要冲，堪称北方重镇。那时，贺龙遵照毛泽东关于开赴管涔山脉、展开于大同和太原翼侧、向绥远和大同发展的指示，已率八路军第120师于1937年9月下旬进入晋西北地区。　　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了解日军进攻大同的险恶居心，也集结重兵准备与日军一战，但61军军长李服膺接到进援南口的命令后迟迟不前，又擅自放弃天镇，使大同形势更为危急。　　板垣征四郎狡诈异常，集中乓力先后攻克阳高、聚乐堡，迫使阎锡山放弃大同。日军继续向晋中进攻，蒋介石急派卫立煌率领三个师星夜赶往晋北布防。　　阎锡山和卫立煌召集驻山西部队指挥官会议，众人一致认为战局逆转于61军放弃天镇。为提高士气，杀一儆百，阎锡山亲自决定枪毙李服膺，这才稳住阵脚。　　兵败平型关　　1937年9月4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根据日本军部侵华计划，决定了该方面军的新作战部署：　　方面军的目的在于以主力消灭保定、沧县的敌人，迅速进入易县、定县、霸县、马厂附近准备攻击，同时以第5师团迅速进入蔚县附近，准备对保定平原的作战。　　9月14日，板垣征四郎指挥第5师团主力，不惜战斗减员，不顾军需补充困难，迅速攻下蔚县，进犯保定，另以一部兵力进攻山西北部，迫近内长城线。　　这时，阎锡山制定了一个把侵华日军放进平型关以内加以歼灭的决战计划。　　平型关是山西省东北部长城的一个关隘，为河北、山西两省的交通要冲，板垣征四郎奉命参加保定会战，由察哈尔经长城一线赶往保定，必须经过平型关前的一条婉蜒公路。公路道窄沟深，极为险峻，两侧高地较为平坦，便于隐蔽、部署和展开兵力，阎锡山就是利用这一地形特点制定了大胆的决战方针：“诱敌深入至砂河以西地区，从恒山、五台山两方面发动钳击，并截断平型关要隘，歼灭敌军于滹陀河上游盆地里。”　　毛泽东对这一仗极为重视，1937年9月21日给已经到达山西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打电报称：　　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　　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放弃平型关，企图在砂河决战的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会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砂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　　就在阎锡山举棋不定之际，日军不战而得中国历史古城大同，板垣更加得意忘形，更以狂傲的追击之态向涞源、灵丘、浑源、怀仁、左云一线进犯，直扑平型关而来。　　板垣征四郎为何敢走平型关这一险棋？这是因为他自恃是个“中国通”。　　他曾以旅行观光的名义，骑着毛驴，带着如花似玉、娇小玲拢的日本艺妓，走遍了繁峙、沙河、大莹、平型关、灵丘、广灵一线，绘下沿途兵要地志。　　他算定阎锡山会错误估计日军只能沿平绥铁路线进攻，不会冒险钻山沟，因而他大胆出此奇兵攻击平型关，直抄雁门关的后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逼太原城下。　　为坚定阎锡山抵抗强敌的决心，中共中央在派八路军东渡黄河迎敌抗战的同时，又派周恩来三访阎锡山，共商御敌大计。　　1937年9月7日凌晨，周恩来偕徐向前在雁门关以西的岭口会见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周恩来首先对阎锡山持“联共”态度及“守土抗战”主张给予积极评价，鼓励他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履行诺言，与八路军并肩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猖狂入侵。周恩来针对阎锡山惧怕赫赫有名的板垣师团的心理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建立各派各军各界人士的共同联盟，要使山西同胞不当亡国奴，只有联合起来，发动民众，共同抗战。”　　不久，周恩来和朱德、彭德怀在岭口再次会见阎锡山，研究对付板垣征四郎率第5师团进攻平型关的问题。阎锡山为测试周恩来的军事才能，请周恩来拟定第10战区作战计划。周恩来仅用一天即交卷，阎锡山看罢惊奇地称赞说：“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果能这样打，中国必胜。”　　阎锡山觉得有周恩来和八路军助战，对付板垣师团就有了信心。岂知板垣征四郎攻势凌厉，一路攻下天镇、大同，山西形势危急，阎锡山态度又动摇起来。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第三次会见阎锡山，以八路军深得人民拥护来鼓舞阎锡山的士气。阎锡山感慨万千他说：“说实在的，我的军队一散了就不能收拢，八路军早上被打散了，晚上又能聚拢到一起，这一点我真佩服。如果贵军能在涞源、灵丘一带给敌人的后方一个严重打击，将是共同消灭板垣师团的一大助力。”　　周恩来从抗日战争全局出发慨然相允：“那一带尽是高山峡谷，正是容易打击敌人的场所。我们一定在那一带会一会板垣征四郎，争取打出一个好仗来。”　　接着，周恩来同阎锡山仔细研究了阎锡山提出的大口袋作战计划，在平型关、雁门关、神他一线内长城布防六七万兵力，由傅作义指挥的晋绥军守正面，高桂滋的第17军在左翼，第18集团军（即八路军）115师林彪部在右翼，争取在繁峙至砂河之间与日寇决战。　　对这个作战计划，周恩来虽有不同意见，却从大局出发表示支持说：“这个计划若能够实现了，那是全国人民都高兴的。八路军一定绕道敌人后方，切断敌人交通，打击敌人，与这一计划紧密配合。120师已经出左方，到达了五寨、神池一带，向山阴、贷岳前进；115师出右方，已经越过五台，向灵丘、涞源挺进；我们将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办法，抄袭敌人的后方。”　　日军从东北打到华北，国民党军队几乎一触即溃，更使板垣征四郎目中无人，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板垣得知阎锡山想把日军主力从天镇、阳高一路引到聚乐堡、大同一带决战，获悉中国军队在雁门关一带有强固的工事可作依托，就狡猾地离开铁路线，出其不意地从灵丘进攻平型关，再转攻雁门关和太原。　　但是，板垣征四郎的大迂回战略，没有逃过毛泽东的眼睛。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向朱德、彭德怀和各师长揭穿板垣的诡计称：敌人为夺取华北五省，采取了右翼迂回，即首先攻占山西的战略方针，以此姿势威胁河北、山东左侧背，逼迫国民党退出华北平原，最后夺取冀鲁。敌在山西依然是右翼迂回的战法，即以第5师团先行中央突破，然后以大迂回的姿势，包抄恒山南段，迫我绥远西境、恒山南段及五台等处之各军，平汉北段之各军，均不得自由行动。不论如何，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晋察冀三省之战略中枢。　　毛泽东以惊人的胆识，对板垣师团的猖狂进攻做出如下部署：　　为战略上展开于机动位置，即展开于敌之侧翼，钳制敌军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起见，120师应进入晋西北，依托管涔山，侧击沿同蒲路南下之敌；115师应以自觉的被动姿势，进入恒山地区，支援晋绥军；129师依情况的变化，决定使用方向。　　诚如中方预料，板垣征四郎坐镇蔚县，指挥日军大举向平型关进犯。　　原来，板垣征四郎获知中国部队正在平型关一带集结、阻止他前进，便勃然大怒，9月21日令其手下精锐部队——第21旅团长三浦敏事率第42联队的第2大队、在灵丘的两个大队和一个野炮大队，向西进攻平型关，控制通向太原的通道；又令在浑源的两个步兵大队策应三浦敏事，夹攻平型关。　　9月22日，三浦敏事率第21旅团主力从灵丘出发，进犯平型关。当天傍晚，日军步兵在炮兵掩护下向第33军第73师平型关阵地发动猛烈攻击。　　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才为平型关战役的总指挥官，他认为这不是板垣师团的主力部队，不过是板垣派出的牵制兵力，未予充分重视。9月23日，日军发动更大规模进攻，孙楚才方命高桂滋率第84师出击。在阴雨天中，高桂滋指挥所部官兵与日军展开激战，双方激烈争夺1886高地。阎锡山又命傅作义率领预备队增援，战斗更为紧张。　　板垣征四郎率领的第5师团是日军中历史最久、装备最精良的师团，板垣又反对只限于平津的作战方案，力主进兵山西，声称根据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要控制华北就必须控制山西，在平型关受阻使他觉得很伤面子，就增兵几千人猛攻平型关正面。傅作义亲自率领第6集团军奋勇抵抗，双方伤亡惨重，日军正面攻击平型关受挫。　　板垣征四郎急欲攻下雁门关，进逼太原，便命令三浦敏事绕路前进，却不知不觉进入八路军115师的包围圈。　　原来，八路军主力遵照毛泽东和党中央指示到达晋北前线后，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固守平型关、雁门关和长城各隘口，贺龙率120师驰援雁门关，林彪率115师向平型关疾进，准备打个漂亮仗。　　按照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作战计划，115师9月23日到达平型关东南的上寨，准备与国民党军队配合作战。　　遵照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命令，115师以1个团和骑兵营向灵丘、涞源、广灵之间前进，牵制日军主力。9月24日，以3个团冒雨埋伏在平型关东北的公路两侧。　　9月25日凌晨，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圈。随着隆隆的马达声，百余辆汽车满载日军和军用物资在公路的狭窄处出现，汽车后面跟着200多辆大车和骡马牵引的炮车，最后面有一大队骑兵压阵。日军骄横狂妄，连尖兵也不派，如入无人之境。　　只听一声发令枪响，八路军埋伏部队突然发起猛攻，像猛虎般冲下公路，机枪、步枪、手榴弹、迫击炮一齐响了起来。日军一下子被打惊了，但不一会儿就拿出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双方展开激烈肉搏。　　经过一天激战，歼灭日军1000多人，击毁汽车80余辆，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光军大衣就够115师每人一件。　　平型关战斗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　　它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平型关战斗打痛了板垣征四郎，他急忙在蔚县第5师团司令部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对策。日军高级军官吵作一团，最后决定改变作战计划，选定中国方面左翼地区的茹越口为新攻击目标，那里是中央军刘茂恩的第15军与晋军第34军的结合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