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八日，咸丰一行从圆明园出发，十六日，至承德避暑山庄。说山庄故事之前，我们先讲讲圆明园。咸丰办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圆明园。他如此喜欢园居，不乐（紫禁）城居，据说和紫禁城宫中某条制度极有关系。宫中有个机构叫敬事房，其最重要的职责乃是管房事，所谓“专司皇帝交媾之事者也”。皇帝与后、妃的房事都归敬事房太监管理、纪录。帝、后每行房一次，敬事房太监都得记下年月日时，以备日后怀孕时核对验证。与妃嫔们行房，则稍微复杂一点。每日晚餐完毕，太监就奉上一个大银盘，里面盛了几十块绿牌子，每块牌子上都写着一个妃子的姓名。这天，皇帝若没有性欲，则说声“去”；有点意思，则拈出一块，翻过来背面朝上，再放进盘里。递牌太监出，将牌子交给另外一个太监——专负责背妃子进寝宫并一直送到皇帝床上的太监。届时，皇帝要睡觉了，则先上床，被子盖到踝关节，脚露在外面；那太监先已在妃子房中将其脱个精光，裹上一条大批风，背到龙床前，再扯去披风。妃子则从暴露在外的“龙爪”这头，钻进大被，然后，“与帝交焉”。当然，太监已经退出房外，和敬事房总管守候窗下，敬候事毕。为防止皇帝马上中风而死，时间稍长，总管就得在外高唱：“是时候了”，若皇帝兴致高，装聋作哑，则再喊一次。“如是者三”，皇帝就不能再拖延，得“止乎礼”，命太监进房。太监进去后，妃子必须面对皇帝，倒着爬出被子。君臣朝堂相见，臣子退下，是不能转背而行、拿脊梁骨对着皇帝的，得面朝皇帝，往后挪步，这叫“却行”。“臣妾”更不能拿光脊梁对着皇帝，所以只能这样“却爬”下床。太监再次用披风裹着她，背到门外。总管随后进来，问：“留不留？”皇帝说留，就拿出小本，记上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说不留，总管就出来，找准妃子腰股之间某处穴位，微微揉之，“则龙精尽流出矣”，实施人工避孕。避孕倘不成功，估计就得人流；因为本子上没有记录的房事，作了也是白作。这个制度的“知识产权”不归清帝所有，而是顺治实行“拿来主义”，从明朝学来，用以“制子孙淫豫之行”的。精力旺盛的皇帝对这个“祖制”肯定不满意，但是祖宗之法又不能随便更动，于是，往往选择在圆明园等不必奉行此一制度的行宫进行规避。所以，对于咸丰帝大部分时间在圆明园进行工作、生活和学习，我们必须抱有一种“同情之理解”，不可一味责备其荒淫无耻。除了大型礼节性活动需要他亲临主持外，咸丰都呆在园中。匪情日炽，圆明园的改扩建工程也未停止；虽然元年就有诏停止中外一切工程，可在圆明园内并未执行。所以连胜保也看不惯，要说“游观之所，焕然一新。小民窃议，有累主德”。园林修治完善，当然要用来享受，咸丰最喜欢的事情是驾一叶扁舟，悠然湖上。园规：岸上宫女见御舟行近，都要“曼声呼曰：‘安乐渡’”；只要咸丰在园，每每就听到“安乐渡”之声，此起彼伏，悠飏不绝。慈禧的儿子载淳，也就是未来的同治皇帝，当时还在襁褓，这句话记得最牢；几年后避难热河，也会学着说这句话给他阿玛听。咸丰轻抚其首，说了句：“今日无复有是矣”；言毕，潸然泪下。在圆明园，咸丰留下了作为帝王最美好的回忆；可是，咸丰此次离园，不数日，英法联军就接踵而至，竟然一把火将之烧个精光。“今日无复有是矣”，他怎不潸然泪下，又怎能怡享天年？不过，圆明园是否为英法联军所烧，犹有一辨。或云联军到圆明园本只想擒贼擒王，把当家的咸丰给找出来，管园大臣文丰在园门前阻拦军队，说御驾已经离开，公园暂不开放，联军当时也就没有进去。文丰“知奸人必乘间起”，空园计演一回演不得二回，入园劫掠的事情肯定会发生，他绝对阻止不了，于是自行了断，跳了福海。王闿运《圆明园词》中，那句被钱鍾书的老师陈衍斥为“打油体”的“即今福海冤如海，谁信神洲尚有神”，就是专为文丰抒发的感慨。文系主动殉难，可以称“烈”、称“忠”，王闿运为什么要用“冤”字呢？原来，京城虽然陷落，恭王很快就与联军交涉，并达成和议，故大臣们或来不及死节，或没准备好死节，真正“主辱臣死”的，就只有一个文丰。和议签订得快，君臣上下，遂都讳言京城陷落这个事实。而文丰死事，也就不能公开褒奖为“殉国”，否则，咸丰就得算亡国一次，其他大臣就得算苟活人间。“死者不得为忠，生者乃可无愧也”；因此，文丰的事迹汇报上去，抚恤的诏书但模糊其词，说“突遭兵燓，深堪闵恻”，而不会褒奖他为国尽忠的行为。所以，王闿运要说“福海冤如海”而不信“神洲尚有神”了。文丰死后，联军才入园搜捕，苦主咸丰已走，园中空无一人。联军见宫殿“陈设巨丽”，都“相戒弗入”，生怕弄坏弄丢，事后赔偿不起，于是退到园外。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借联军之名，入内纵火，然后联军“从之，火三昼夜不息”。此所谓“贵族穷者”，指在京旗民，谁带头已不可考。但是，另有传闻，则指名道姓，坐实了主持策划入园烧掠的“奸人”，共有两个人被列为候选。先拣稍微著名的说。龚橙，别名孝拱、刷刺、太息、小定、昌匏等等。他的名气不大，他爸名气很大，就是诗文都入选过语文教材的龚自珍。他自己则被当作文学素材，进了《孽海花》。他之所以被嫌疑为“奸人”，事迹有三。一、自号“半伦”，说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都没有了，只剩下爱妾，故称“半伦”。这是所谓“名教罪人”。二、和英国公使威妥玛关系极好，是威氏的《汉书》教师兼高级幕客，此所谓“汉奸”。三、扬言：“中国天下，与其送与满清，不如送与西人”。由此三者，当时士大夫阶层都认定他是火烧圆明园的主谋；他也没有主动澄清过，于是这个“奸人”的嫌疑，半伦先生最大。第二个“奸人”嫌犯，就没有什么名气，只知道姓李，其人籍贯履历，已不可考。据说鬼子进村，李某就是向导，后来此事暴露，被抓将官里，“下狱穷治，诛之”，家产籍没，全部赐给文丰的家属，福海之冤，算是稍稍湔雪一二。二、祺祥故事 清文宗不是汉武帝历史就是这样，不一定要查明主从，才能延续下去。不管谁主谋，圆明园反正是烧掉了，而圆明园那把大火，不过是祺祥故事的背景，我们要追随御驾从圆明园到避暑山庄的七日行程，辨别出一路上隐伏的杀机。这趟行程，是避难，或者叫战略退守。但是，公开说避难说退守就不好了，所以公开的说法是“谒陵”，也就是上坟扫墓。出发的当天，还有明诏，说要“君死社稷”，为已成前方的首都军民打气。前面说了，僧格林沁格于军事实力对比，首先建议撤退。日后中央内部讨论此行的得失，却说成了“事多出肃顺所赞画”，懦弱、误国、不识大体的黑锅都让他背上了。不过，他没有建议撤退，撤退路上的具体事务，倒真由他“赞画”，而“赞画”的结果，就把未来的两宫太后都给得罪了。肃顺先于大队人马离京，安排一路上的供应以及到达之后的安置。事出仓促，他只能尽量安排好咸丰的生活，其他人众，包括慈安、慈禧二后的供应就管不了那么多，所以“后、妃不得食，唯以豆乳充饭”。而肃顺跟在咸丰边上，随身携带“食担”，酒肉俱全，两位爷一路吃喝拉撒，与出游无异。二位娘娘天天喝豆奶，纯属逃难级别的饮食标准，当然会“以此切齿于肃顺”了。到了承德，她们一肚子气没消化掉，都要出在皇帝身上。抵达承德后，饮食恢复往日标准，慈安就说：“流离羁旅，何用看席？请蠲之”；意思就是老娘一路上没吃好，干脆以后也别吃好的了。咸丰说，对，我得吩咐一下肃六（肃顺在家排行如此）。肃顺多聪明的人，知道咸丰肯定不乐意喝豆奶啊，于是回复：娘娘说的对，资金确实有困难，应该节省。但是突然调低腐败指数，外人（包括承德的办事人员以及留京的办抚人员）必会“惊疑”，妄自猜测行宫的内部情况以及朝廷的财政实力，导致发生不可意料的事情。咸丰“心喜所对”，原来吃香喝辣全是为了“社稷”的安危，一席之义大矣哉！于是告诉头发长见识短的皇后：“肃六云不可”。可怜的肃顺，再次招致两位娘娘的嫉恨，“后益恶肃顺矣”。尽管吃得不错，咸丰的心情并不好。九月，和议成，是为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而俄罗斯趁火打劫，借口调停有功，也签了个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尽数吞并。剿匪方面，支撑东南半壁江山的骁将张国樑自几个月前大营溃散后，杳无下落，江苏“糜烂”，形势大坏。内忧外患，百感交集，所以心病引发身病，龙体大大不适。而圆明园被焚的消息，更是令人心碎；留下美好回忆的园池殿阁，如今都成了断壁残垣，独悼遗踪，情何以堪？本来议和成功即应回京收拾残局，由此之故，十月一日，诏：“天气渐寒，暂缓回銮”。身体不好，就要安排后事。虽然这年刚满三十，但是“咳嗽不止，时有红痰”，兆头确实不好，为社稷国家考虑，早一点安排后事，确有必要。皇帝的后事，最要者就是立太子。咸丰只有一个不到五岁的儿子，省去了定嫡的麻烦，但是更大的麻烦却随之产生，那就是如何防止太子生母侵权误国的麻烦。中国帝王自有其一套家学，不论国事、家事，都有列代明君圣主做榜样，预防像慈禧这样年富力强的幼帝之母，该拜谁为师呢？汉武帝过河间，有个媒婆化装成“望气”的术士，向他推荐了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赵姓“奇女”。找来一看，“两手皆拳”，武帝伸手一掰，伸曲自如，此女的麻痹症竟然不治而愈。“由是得幸”，给他生了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奇女”居钩弋宫，史称“钩弋夫人”。昭帝五岁时（跟载淳差不多大），汉武帝命画工作《周公负成王图》，挂在甘泉宫，“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不久，武帝自知大限将至，乃无故“谴责钩弋夫人”，夫人叩头求饶，武帝但说送去下狱。夫人临行回顾，使劲抛媚眼，武帝骂道：“趣行！女不得活”（伯牛案白话宜译为：快滚！你死定了）。钩弋夫人遂在云阳宫被杀。武帝杀了太子生母还不够，其他为他生了儿子的妃嫔，“无不谴死”。左右群臣不解，问：“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武帝说：嗯，你们蠢人不能明白，这很正常嘛。以前国家为什么乱？就是因为“主少母壮”啊。寡后独居，必定骄蹇，必定淫乱，必定自恣，谁能管住她？你们就忘了吕后的故事么？补续《史记》的褚少孙对汉武帝这招赞不绝口：“岂可谓非圣贤哉！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故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谥为‘武’，岂虚哉”。读“相砍书”长大的后代君臣，没有不知道钩弋故事的，谥为“文”的咸丰帝也不例外。所以咸丰问身后之计于肃顺，说不日将效汉武故事，“卿谓何如？”肃顺给的建议就是应该照办。但是，咸丰毕竟不是“圣贤”，不忍在生前动手，而是病笃时写了封遗诏给皇后慈安，说慈禧若有不法，即可诛之。后来，慈禧在自己身上割了块肥肉，煲了一锅高汤，给慈安进补，慈安一时激动，就把这道遗诏烧了。清文宗（即咸丰）不是汉武帝的好学生，将来重修《清史》的衮衮诸公，在此段记载后务必仿照“太史公曰”的格式，加以批语，揭示妇人之仁足以绝后（同治就没有儿子）、亡国的教训。二、祺祥故事 “肃党”和后党但说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午后，咸丰病重昏厥，吩咐内臣留岗加班，不得散去。晚间苏醒过来，于子初三刻召集慈安、慈禧二后，宗室载垣、端华、景寿、肃顺以及军机大臣穆廕、匡源、杜翰、焦佑瀛等人，交代后事：立载淳为皇太子；载垣等八人辅佐幼主，赞襄政务。怕日后口说无凭，各位请皇帝手写诏书为据，咸丰谕以病重不能执笔，故遗诏有“承写”字样。载垣等八人也就是俗称的“顾命八大臣”。按道理，恭王是咸丰同父异母之弟，少时感情又特别投契，顾命之事自当由恭王领衔承担；然如前所述，咸丰、恭王之间嫌猜已深，所以不太亲近的叔伯兄弟载垣、端华和肃顺反而得以“顾命”。恭王也曾为此努力过，当咸丰三、四月间病重，就说要来热河问安，咸丰说：“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一口回绝。而慈安、慈禧不得参与顾命，则是遵从后妃、宫监不得与闻国事的祖训。所以，顾命八大臣成为钦派的下一代领导集体，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原则上来说，除非到同治长大成人，八大臣仍不归政于皇帝，那才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否则，在此之前，任何人侵犯、剥夺八大臣的辅政权力，都是抗旨犯上，应当视为“乱臣贼子”。但是，政治是肮脏的，政治又是屈服于武力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可以随时赋予的。成王败寇的原则，不但适用于改朝换代，也适用于宫廷政变。如果真有一个为了维护先帝咸丰授予的辅政权力不被侵犯而组织起来的紧密型政治集团，以肃顺为领袖，其馀七位顾命大臣为附翼，某些留京官员为外援，并控制了一部分驻守京畿的军队，那么可以称之为“肃党”。但是，考察当时事实，我们发现，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集团。民国三年春末，肃顺的幕客王闿运重游北京，再次来到昔日游宴之地法源寺，和门生弟子辈举行了一次“留春宴”。众人“感往欣今，斐然有作”，诗作汇而成集，由王闿运写序。序首，他提到了“肃党”：“其时（伯牛案指咸丰九、十年间）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主战，郭筠仙主和，俱为‘清流’。肃裕庭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在同、光两朝，慈禧秉政的年代，“清流”专指“主战派”，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则为“浊流”。而王序将咸丰末年政见不同的尹耕云、郭嵩焘混而称之曰“清流”，“权臣”肃顺则“兼善”之，隐然已将肃顺视为当时“政府”。因为，不是“政府”，必有所偏；只有“政府”才能折衷取舍，不分清浊而俱为我用。所以，接下来“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一句，则是对政敌们用“肃党”一词，污蔑具有政治合法性的肃顺“政府”为拉帮结派、招权纳贿的“政党”深表不屑。反之，以慈安、慈禧和恭王组成的“锄奸团”，却实实在在符合前述的组党条件，称为“后党”，名正言顺。二后的野心在于垂帘听政，恭王的野心在于重返政坛，这是他们深相结纳、组成阴谋集团的政治基础。二后在热河，手头的资源只有“幼帝”；恭王在北京，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面负责外交事务，并可调动与之相关的文武大臣。内外合力，才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他们整合资源，妥协利益，夺取权力的政治战略。他们的群众基础，则是不满于肃顺“铁腕”的官员和旗民。周祖培，前任户部汉尚书。某日，和满尚书肃顺同署办公，肃顺在审核其画诺公文时，佯问：“是谁之诺也？”司员告知为周中堂之诺。肃顺破口大骂：呸！这帮混混，就会吃干饭，哪里懂得公事！于是将公文拟稿“尽加红勒帛”（就是用红笔涂抹不合适的文句，表示严厉批评），连周祖培的画诺（相当于今日领导批示“同意”二字）一并加上“红勒帛”。周中堂“默然忍受，弗敢校也”，后来找个机会，跑到内阁躲避去了。同事如此，关联部门的领导人也如此；包括大学士祁寯藻在内的多位省部级高官，就都因不适应肃顺这种“粗犷”的办公作风，终日不安于位，汲汲求退。肃顺瞧不起同族，对待满人高官，他的态度就更为严厉。高官而“刑死”，除了柏葰，还有一个耆英。耆英代表清廷签订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善后和约，出任两广总督，兼办各国通商事宜，是“资深外交家”；咸丰八年，英、法、美、俄联军犯天津，耆英随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前往议和。前此，耆英在广东与英人交涉时，往往以私人决定谎称为国家政策，既保持了“国体”，又“抚慰”了西夷。后来章奏被英人译出，发现他说尽假话，于是“深恶之”；这次重逢，英人乃拒绝和他谈判。耆英害怕因此翻出旧案，背上“矫诏”的罪名，遂“惶恐求去”，不等下旨就跑回北京。“于是欺谩之迹益彰”，从前两边讨好的伎俩全部曝光，下狱议罪，拟绞监候（即死缓）。肃顺上疏，认为拟刑过轻，请立即正法。咸丰虽觉其言过当，但欺君之罪理无可赦，只好“即赐耆英自尽”。肃顺在户部作老大，对本部门的腐败现象一点也不包庇，涉案官员一律从重处罚。户部因军兴财匮，行以钞代钱之法，设立宝钞处和官钱总局为具体办理机构。肃顺查账，发现宝钞处与官钱总局数字不符，“奏请究治，得朦混状”，涉案司员与商人一并论罪，籍没财产数十家。前述肃门湖南五君子之一的李寿蓉，时任户部主事，也在案内，肃顺不徇人情，依法办事，李因此判了徒刑；肃党被铲除，他尚在狱中，反被视为受肃顺“迫害”，不再追究“党附”罪名，倒是因祸得福。此外，肃顺还查出官票所“内外交通”的黑幕，关防员外郎景雯等人革职，籍没官吏亦数十家。前后担任过户部尚书的祁俊藻、翁心存皆因此与肃顺意见不合，“齮龁不安于位而去。心存且几被重罪”。任户部尚书前，肃顺掌管都察院和理藩院，曾奏减八旗俸禄。于是，基层的旗民也被他得罪。最上层是与之有“一饭之仇”的慈安，和因为“钩弋故事”引发猜忌的慈禧，中间是各级被他得罪的官僚，最下是广大的在京旗民，构成了反对肃顺等人广泛的群众基础。发动政变，需要武装力量作为保障，“后党”的直接军事后援则是胜保。胜保出身举人，好誉喜事，在京任时“屡上疏言事，甚著风采”。咸丰二年，上疏论时政，批评皇帝赏罚不明，逸豫偷闲；咸丰优容，并未以此责怪。此后，出京带兵，胜少败多，成效不著，十年，召回京城。正赶上英法联军犯阕，命带八旗军会合僧格林沁等军“勤王”。六里桥一役，带伤力战，裹创面圣，咸丰奖励他“忠勇性成，赤心报国”八个字，此后“每诵天语，感激涕零”，对咸丰个人怀有深深的知遇之感。他的姐姐文殊保，是个小有成就的文艺女青年，慈禧入宫前就曾随她学书法。所以，胜保和慈禧，在政变前已有交情。咸丰死前，针对肃顺和二后的矛盾，他就说过要带兵前往热河“清君侧恶”的话；据说，慈禧听到，十分感动，特地绣了个荷包送给他，上有四字：精忠报国。咸丰驾崩，留下孤儿寡母，他的立场自然偏向“后党”。胜保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地位，则令他的立场偏向具有左右大局的重要性。停战议和，各路溃军及陆续来到的勤王部队共万馀人，都由他统领，随又奉命兼管圆明园八旗和内务府包衣三旗，改练“京兵”。那时，他成了实际上的“卫戌司令”，担负起原来“九门提督”任内的责任。这就是胜保的特殊地位，能够在军事上保障“后党”在北京实行政变。以上，分析了“后党”势力形成的原因。反观所谓“肃党”，除了顾命八大臣，几乎再没有别的实力派作为“党羽”，所能凭恃的，只有先帝的“遗诏”——仅为口诏，不是朱谕；“后党”事后推翻或者进行“宪法解释”，远比废除黄绫红字的“成文法”来得省力，以及身处热河的地理优势。“遗诏”既奉，更在主观上麻痹了顾命大臣们的警惕性，没有利用滞留热河的时间，在舆论、人事和军事方面加强戒备，以应不虞。他们怀抱“妇人之仁”，不敢设想政敌们敢于公然违抗“遗诏”，发动政变；以两个女人领衔的政敌们却秉承“最毒不过妇人心”的古训，不恤人言国法，结合阴谋暴力，获得最后的成功。二、祺祥故事 太后垂帘的阴谋论七月十七日，咸丰崩。八大臣辅佐幼主的领导体制开始运作。运作程序为：臣下奏章，顾命大臣与两位太后共同阅看，拟旨由顾命大臣率军机处负责，二后口谕则相当于以前的皇帝“朱批”。重要人事任命，由太后、顾命大臣和军机处共商确定。一般任命，则抽签决定。圣旨用印，正文开始处用“御赏”印，结尾处用“同道堂”印，由咸丰临死前分别赐给慈安和同治；同治年幼，不可能看懂章奏，“同道堂”印的使用权便变相归于其生母慈禧。说起“同道堂”印，还有一个小故事。一日，咸丰上班迟到（估计是淹留在某“春”居所醉酒所致），慈安大怒，跑到寝宫追问昨夜“侍寝何人”。元凶带到，慈安升座痛责之。退朝后，咸丰没看见皇后，知道大事不好，急忙赶回寝宫，只见“宫监森然侍立”，很有可能再说几句就有人要被“杖毙”、“赐缳”，于是吩咐宫监不要报告皇后（怕慈安闻信则先斩后奏），“潜步入”，慈安见咸丰来了，只好让座，由他来处理。咸丰打马虎眼，问慈安：这下面跪着的是谁啊？慈安不和他开玩笑，直接来了一篇大道理：自祖宗建国以来，天子的作息时间都有定制。今天皇上因为贪欢晏起，上班迟到；外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只会怪我不能管理内务，所以我要问问她为何拼命劝酒，坏了宫里的规矩？咸丰只好用“罪在朕躬”的办法蒙混过关：“此自我过。彼何能劝我？且宜恕之”；慈安不好再追究，只好留下一句狠话：“此主子宥汝。以后无论何处醉，惟汝是问！”咸丰自觉惭愧，“即索所佩”，当时只带了这颗“同道堂”玉印，因“解赐后以谢”，于是“同道堂”印就成为咸丰感激慈安赞成“帝德”的信物。现在此印从慈安转赠给同治（慈禧），也就蕴含了规制的深意。抽签决定任命的程序，则如此操作：由吏部堂官选择候选官员，将姓名写在签上，密封进呈。抽签时，太后坐两边，幼帝坐中间，大臣立堂下，签筒交给幼帝，由他“掣签”。掣出后，太后用印，下发各部各省执行。负责提名写签的吏部尚书陈孚恩，算是各部院实力派中唯一属于“肃党”的高官，他成为“肃党”的经历颇为辛酸，值得多写几句。陈孚恩，江西新城人。道光年间，依附穆彰阿，一直升到刑部尚书。道光三十年，咸丰即位，陈孚恩开始走霉运，原因则都与“肃党”有关。首先是“议礼”一事；道光皇帝觉得任内输了鸦片战争，列祖列宗颜面扫地，自己不配进入祖庙，享受后代祭拜，于是“遗命罢配郊祔庙”。咸丰“交廷臣议”，陈孚恩和怡亲王载垣意见不和，当着皇帝的面，戟指对骂。载垣“以失仪自劾”，咸丰没有过分追究，而“斥孚恩乖谬，降三级留任”。他大为失落，不久就以“母老乞养”告归。回乡后帮办团练，守城有功；七年，母丧后再回北京，明年，授兵部尚书。本以为咸鱼翻生，哪料到咸丰八年协助肃顺主办科场案，发现他儿子陈景彦牵涉在内，于是“自请严议，并回避”。其子终于褫职、远流。由此，他“鄙夫患失，反覆靡常”，“暱附（肃顺）诸人”，咸丰十年九月，由兵部尚书调任吏部尚书，登上个人仕途的巅峰。披折子，选官员，是最重要的两项权力，太后虽然参与，但是实权都掌握在顾命八大臣手里。虽然这是秉承咸丰“遗诏”的运行方式，但是自负才情的慈禧是万不甘心如此的。慈安性情固然刚愎（因食物致恨于肃顺，因晏起大展雌威，可见一斑），可是见识、才能有限，所以，她要掌握的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力，或者说就是盖章的权力。慈禧则不然，根据她日后的表现，不难猜测她追求的权力乃是一种事无大小、不分表里的全面掌控。当时肃顺手下某人致其友人信中说：“风闻两宫不甚惬洽，所争在礼节细故，似易于调停也”；其实，两太后所争，根本不在“礼节细故”，而是“垂帘”大计。“后党”某军机章京在八月十三日写信给在京的同事朱克勤，报告热河情报，说：“闻西边执不肯下，定要临朝，后来东边转湾。虽未卜其意云何，大约是姑且将就”。“西边”，指慈禧；“东边”，指慈安。话说得很明白，慈禧坚持要“临朝”，也就是不满足于参加与顾命、军机之间的会议，而要直接上朝听政。作此信之“肃党”将这种信息解读为“所争在礼节细故”，政治上未免太不成熟了。而他的“不成熟”，则植根于其老板仗着“遗命”在身的的盲目乐观，反映了“肃党”内部的糊涂“共识”。当然，“后党”能明确领会到慈禧“定要临朝”的意旨，是在董元醇奏请太后垂帘的折子呈递以后。“肃党”反应迟钝，判断失误，误解为“所争在礼节细故”，其时当在董元醇上奏之前。八月六日，御史董元醇递上一封奏折，“敬陈管见”。他的“管见”，主要有三条：首先，请明降谕旨，宣布两位皇太后垂帘听政；其次，除了顾命八大臣外，再选择一二位亲王加入到领导集团；第三，为幼帝改派师傅。前两条是赤裸裸的夺权。不但赤裸裸，还有找死的嫌疑。清代祖制，历来严格限制后妃、皇子、亲王、宫监干预朝政，敢于提建议破坏这种制度的大臣，标准量刑一定是死罪。虽然顺治初期，出现过孝庄皇太后会同济尔哈朗、多尔衮两位亲王联合辅政，算是一个特例，但至少没有公开说这就是“垂帘听政”。咸丰托孤，把二后排除在外，无非也是遵从祖宗之制。凭这点，就可以说董元醇有找死的嫌疑。至于增派亲王进入领导集体，其意所指，当然是恭王奕訢和慈禧的妹夫醇王奕譞。辅政八臣内固然有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但是咸丰以帝王之尊，变动祖制，自上而下，属于违规；臣子倡言亲王辅政，则是自下而上，属于违法了。此条虽不至死罪，但也不是小过。第三条则计及长远，为日后太后释权、皇帝亲政的平稳过渡做准备。当时，上书房中已经有了一个帝师，就是咸丰生前钦定的李鸿藻；董之所以要求改派，则考虑到帝师对幼帝的影响力，欲安排铁杆“后党”取而代之。就常人而言，童年时感受最真切的乃是母爱，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也多赖于母亲的教诲。但是生长于深宫之中的皇子，却非如此，甚至见到母亲的次数都不是很多。清代祖制：皇子一生下来，不论嫡庶，立即由保母抱走，归奶妈哺乳。每个皇子，都配备了八个奶妈、八个保母，加上针线、浆洗、灯火、锅灶上人，总共四十人的服务班子，由她们负责皇子的养护；所谓“养于妇人之手”也。断奶后，撤掉奶妈，替换内监若干人为“谙达”，教他吃饭、言语、行走和礼节。六岁，到上书房进学，跟师傅读书。从出生到十六、八岁结婚成人，皇子与生母并不住在一起，每年见面都有定时，十几年间合计不过百多次。见了面也不能说太多话，不能享受常人家庭那种承欢膝下、撒娇耍赖的天伦之乐。因此，皇子长大成人以前，与之相处最久、也最能产生感情的，不是其母，乃是其师。除了授读，师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用，就是为其弟子在太子资格竞赛中取胜进行无所不至的指导。皇子众多、竞争激烈的时候，其指导手段之高明与否，直接决定师徒俩的未来命运，一荣俱荣，一败俱败。同治的父亲咸丰，能当上太子，其师杜受田就立了大功。某年春，道光带众皇子到南苑打猎，恭亲王奕射杀最多，咸丰却未发一箭，道光觉得奇怪，就问为什么不开弓。咸丰已经提前接受杜受田的嘱咐，乃从容回答：春天是鸟兽孳育的季节，“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大为欣赏，说：“此真帝者之言也”。于是，下定决心立咸丰为太子。同治已经继位，不用参与残酷的资格竞赛，但是十几年后他必然要亲政，辅政诸人不管是“后党”还是“肃党”，都要交回权力。如果幼帝在成长期间的老师来自另一阵营，或者不能确保来自己方阵营，那么，稍有疏忽，接受一点“反动教育”，辅政者下台后的日子必不好过，甚而会有性命之忧。董元醇提出改派师傅的要求，就是为辅政以后的退路考虑，所谓计及长远也。这三条“管见”，衡以祖制、遗命，可以称得上“荒唐”、“放肆”乃至“悖逆”，智商七十以上者，都不会在这上面找刺激。董云醇脑子坏掉了？当然不是。既然不是，此中必有阴谋。那么，是怎么样的阴谋呢？阴谋之所以为阴谋，无非故意隐藏或颠倒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和逻辑联系，有选择的暴露一些孤立现象，误导当事者的判断而已。明明是自上而下的“授意”和“讽示”，表现出来的却是自下而上的“劝谏”和“舆情”，颠倒因果，割裂逻辑，这就是“垂帘听政”事件之所以为阴谋的本质原因。只要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当日事实，我们就能把握事件的逻辑链和因果律，不着一字，尽得阴谋。八月四日，北京，周祖培找到李慈铭，“嘱为检历代贤后临朝故事”，李慈铭记醜学博，一日内就举出汉、晋、辽、宋共八位“贤后”的事迹，“条议上之”。中国人要办事，第一个反应，就是翻开史书，看看是不是“古已有之”。官当久了，不免“学殖荒落”，一时半会翻不着，所以，学士周（时任体仁阁大学士）不得不请教塾师李（慈铭当时在周家任家教）。李的东家是周，周背后的黑手，无疑就是恭王，恭的操作指令，则必来自慈禧。事情关涉重大，命令来自最上层，具体办理却交给远离政治核心的落魄“赀郎”，其间“管理层级”甚多，奥妙就在于局外人一眼看不透其中曲折，一语说不破其中阴谋。这是阴谋家常用套路，古今一概；文革期间，往往因基层群众一纸“材料”，酿成举国震惊的大案，无非就是这种“政治智慧”活学活用的好例子。但是，李慈铭的“史料”，并没有被董元醇的奏折采用。这又是更高的一招。因为，董元醇虽然打响了“垂帘”起义的第一枪，但那只是火力试探，没必要暴露全部实力。李氏的“核原料”，要用来配置决定战局的“原子弹”，等到十月初才会引爆。我们先看看董摺在热河引起的哄闹，再来分析慈禧、恭王“欲擒故纵”、“以柔克刚”的精彩战术。八月十三日，守黑道人（“后党”军机章京的化名）致结一庐主人（朱克勤）书：“千里草上书，十日未下。夸兰达下来，说西边留看。心台冷笑一声。十一日，叫见面，说写旨下来，叫写明发痛驳。夫差拟稿尚平和，麻翁另作，诸君大赞（原注：‘是诚何心’、‘尤不可行’等语，原底无之），遂缮真递上。良久未发下（他事皆发下），并原件亦留。另叫起耳君，怒形于色，上去见面，约二刻许下来（闻见面语颇负气），仍未发下。云：留着明日再说。十二日上去，未叫起。发下早事等件，心台等不开视（决意搁车），云：‘不定是，谁来看？’日将中，上不得已，将摺及拟旨发下照抄。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先解释信中的“瘦词”“术语”。“千里草”，“董”的拆字，指董元醇。“夸兰达”，满语太监的音译。“西边”，慈禧。“心台”，“怡”的拆字，指怡亲王载垣。“叫”、“叫起”，指帝、后召见大臣。“明发”，明发谕旨，相当于传达到乡镇一级干部的公开文件。“夫差”，春秋吴王夫差，切吴姓，指军机章京吴逢年。“麻翁”，军机大臣焦佑瀛，脸上“痘痘”太多，人称“焦大麻子”。“耳君”，即郑亲王端华，“郑”字有“阝”旁，故称“耳君”。“搁车”，搁置。再通讲一遍。军机章京和襄赞大臣、军机大臣在一处办公，所以，军机章京“守黑道人”此信不但记录事态发展，还详述了各人的言语神态。董元醇奏折递上去，慈禧看了一天，没有表态。载垣“冷笑”，代表了“肃党”的态度，就是不屑，没当回事儿。第二天，二后、大臣见面，肃顺等人回来，说二后不赞成“垂帘”，由军机处拟旨驳斥，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处理意见。吴逢年写初稿，语气平和，气势不足，肃顺等人不满意。焦佑瀛重写，定下“是诚何心，尤不可行”的调子，非常严厉。拟旨交上去，二后认为话说得太绝，所以再次斟酌，甚而有“留中不发”意思，也就是低调处理，大事化小，不准备公开驳斥了。并叫端华去谈话，端华气冲冲去了，在谈话过程中很不理智，“声震殿陛”，把小皇帝吓得尿、泪俱下。第三天，二后还没表态，于是载垣带领顾命大臣、军机处罢工，说不处理董元醇的摺子，别的事也不办了。直到十二日中午，二后“不得已”，同意公开批驳。这一仗，固然是肃顺等人胜利了，可是，全局却从此变坏。二后故意磨蹭几天，然后表态示弱，用意首先在麻痹“肃党”，其次则考虑到人在热河，身不由己，过早发生冲突，未免危及人身安全。“肃党”果然入彀，以为经此一驳，底下不晓事的中下层干部必不敢再发怪论，“垂帘”之事即可中止，顾命辅政的大局也就这么定下。而未意识到“垂帘”怪论实出于上峰授意，只是颠覆朝局这部阴谋交响曲的前奏。他们也不知道在京官僚们依然在恭王的布置下准备更言之有据的“恭请垂帘”摺，并讨论商定“垂帘”召见的礼仪细节。同时，面见二后时的嚣张言行，从热河传到京城，激起在京大臣们的公愤，他们中的多部分本就受过肃顺的气，由此，对“孤儿寡妇”的同情指数暴涨，对“悖逆亡法”的“肃党”更加痛恨。舆论既已如此，那么，违反祖制、支持“垂帘听政”，与违抗遗命、赞成“清君侧恶”，就可以并行不悖了。“后党”都很冷静，知道他们这次的胜利，不过如朝露泡影，当不得真。此信的作者这么评价他们：“二四者，可谓‘浑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帘，可以远祸，可以求安，必欲独揽其权，是诚何心”；伯牛案：“二四者”，二四得八，即指顾命八大臣。“后党”知道己方的实力和布置，今日小挫，不过是欲取姑予的“不得已”，“垂帘”是迟早要发生的。八大臣懵懂，自作聪明，所以是“浑蛋”，将来的下场一定不能“远祸”。“后党”、“肃党”以外的骑墙派，也能看出其中的趋势。“密札”中有一封不知写信人、收信人姓名的“套格”密札，根据内容判断，就是某骑墙派在此时所写：“此事不久大变，八人断难免祸，其在回城乎？”当然，“后党”要发难，必须在回京之后。而具体准备回京后的操作程序，就需要恭王、胜保，一文一武，来热河面谈了。七月十七日咸丰驾崩，九月一日恭王才来热河吊唁，于礼不合。拖延一个多月的原因，“肃党”对之有戒心，阻隔他与二后的接触，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则是咸丰遗诏顾命名单并没有他的名字，他要避嫌（前述咸丰病中也不许他来探问，可知嫌忌之深）；还有一个原因，则是不甘脱离政治中心，欲有所作为，必须先做一番布置（例如安排周祖培整理“国故”，搜集垂帘掌故），做一些沟通（军机章京通信可以让他与二后保持联络；醇王福晋往来热河北京，也可以传递消息），都需要时间，所以赴热河吊唁反而不在急上。而在董元醇奏折被驳斥以后，“肃党”志得意满，戒备松懈；己方准备工作也差不多完成，需要和二后面议落实，恭王再提出到热河吊唁，就水到渠成了。很多笔记都说恭王赴热河见太后，被肃顺等人当面羞辱了一番，恭王唾面自干，忍辱负重，才见到太后，定下大计。比较有代表性的描述，可以看薛福成的记载：“恭亲王先见三奸，卑逊特甚。肃顺颇蔑视之，以为彼何能为，不足畏也。两宫皇太后欲召见恭亲王，三奸力阻之。侍郎杜翰且昌言于众，谓：叔嫂当避嫌疑，且先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肃顺拊掌称善曰：‘是真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究迫于公论，而太后召见恭亲王之意亦甚决，太监数辈传旨出宫。恭亲王乃请端华同进见，端华目视肃顺，肃顺笑曰：‘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王乃得一人独进见”；揣言摹色，颇有小说家习气，不像实录。不但阻挠后、王见面，杜翰、肃顺甚至说开了“黄话”，亵秽不堪；而且“肃党”自动放弃共同进见、从旁监视的便利，尤不合逻辑。王闿运是“肃党”中人，所闻就接近事实：“（恭王）、军机前辈也。至，则递牌入，谒梓宫，因见后”；恭王于咸丰三年入军机处，所以是现任军机们的“前辈”。他到热河行宫，亮出名片（“递牌”）就可以吊唁（“谒梓宫”）、面圣，并非如薛福成所记，历经磨难方能入见。最真切的见闻，则是当时身在热河的军机章京了，“后党”某章京的记述是这样的：“恭邸今日大早到，适赶上殷奠礼，伏地大恸，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盖自十七以后，未闻有如此伤心者。祭后，太后召见。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不许，遂独对。约一时许方出。宫灯辈颇有惧心，见恭未尝不肃然改容，连日颇为敛戢。……自十七以后，八位见面，不过二三次，时亦甚暂。今则见面一时许，足见自有主宰”；“殷奠”，大祭。“宫灯”，指肃顺，繁体“肅”字，形状颇似宫灯。信中说得很明白，恭王先去吊唁，然后太后召见。杜翰、肃顺羞辱恭王，必无此事，否则不会说“宫灯辈颇有惧心，见恭未尝不肃然改容”。恭王主动申请与端、肃等人入内，倒是事实（“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但是太后“不许”，而不是端、肃自动放弃。而且见面谈了两个小时（“一时许”），甚为从容。“肃党”某章京的记载也差不多：“六兄来，颇觉隆重，单起请见，谈之许久，同辈亦极尊敬之”；恭王排行第六，故信中称“六兄”。以薛福成为代表的笔记作者们因为各种原因，不顾事实，捏造恭王面见太后情状，并制造一种双方斗智斗勇的戏剧气氛（甚至有笔记称后、王见面被严密监视，不敢多言，乃通过太监安德海在御赐食物时传递小纸条，才得以联络），无非是要说明“宫灯辈”气焰嚣张，目无尊上，其心不可问，其罪不胜诛，并以此作为旁证，为“后党”锄奸诛恶乃至垂帘听政的行为，提供必要性和合法性的借口。诋毁政敌，无所不至，乃是我国“史笔”的一个特色，读者诸君碰到此种笔法，一定多留个心眼，不要稀里糊涂就被哄骗过去。恭王在热河呆了六天，“连日面圣”以外，与诸“后党”也有接触（包括醇王奕譞及某些军机章京），无疑就回京后的大小事情交换了看法，决定了做法。谋划极为详尽周到，连外交关系也讨论到了：“恭王对：‘非还京不可’；后曰：‘奈外国何？’王奏：‘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政变需要主持大局的谋主，也需要震慑敌人的武将。恭王揣着会议纪要回了北京，一周后（九月十四日晚），胜保装着“决心书”来到了热河。不过，他来之前，后、肃二党的矛盾就公开爆发了。起因在批驳董云醇的明发谕旨里面有“是诚何心”一语：“皇考于七月十六日子刻特招载垣等八人，令其尽心辅弼，朕仰体圣心自有深意，又何敢显违遗训，轻议增添？……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由“御史”说到“亲王”再说到“是诚何心”，言外之意，便骂到了恭、醇等王，所以奕譞大怒，威胁端、肃等人说：“俟进城讲话”；口不择言，盛怒之下泄露了机密。惇亲王奕誴在旁，立即“喝止之”。后人都说醇王是个草包，看他“进城讲话”这句，就知此言不虚。当日他们俱在热河，虽然大计已定，但只要没回北京，就无时无刻不有杀身之祸。心狠手辣的政客，没有他这句话，也能通过蛛丝马迹发现他们的阴谋，有了这句话，一定毫不迟疑的“杀无赦”。全盘计划被他这句话打乱，并非不可能；小不忍则乱大谋，说的就是奕譞这种草包。草包不打自招，以肃顺疾如鹰隼、猛如雷霆的办事风格，他怎么毫无所动，继续一步步走进“后党”的圈套呢？肃顺对“进城讲话”的反应，现在不得而知。但是，进城后，三人被捉，关在宗人府，他“瞋目斥端华、载垣曰：‘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据此可知，或在此时，或在否决垂帘提议时，或更早，肃顺就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而动了杀心，只是以端华、载垣为代表的大多数“肃党”反对，才没能利用掌控热河局面的有利条件，在进京前果断行事，粉碎“后党”的阴谋。他们的选择很多：例如，既然驳斥垂帘的明发谕旨已经下达各部、省，那么趁机纠出一两个口出异议的“亲王”，如醇、恭即可，罗织一些皇亲“干政”、违反祖制的罪名，就可取到杀一儆百，威慑在京“后党”的效果；或者，直接用“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明发谕旨中语）的理由，软禁二后，彻底接管中枢权力，亦未尝不可。成王败寇，反复无常：洞烛机先，先发制人，则是诛吕后、扶汉室的刘章；失机昧时，则是谥为叛逆的徐敬业。区别只在于做不做，而不在于该不该做，所谓“尽人事，安天命”矣。“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什么都不做，就只有束手就擒，身死名灭为天下笑了。肃顺为乱党“领袖”，却不得果行其志，乃被“肃党”所误，与之俱亡，其中冤屈，罄竹难书。后辈读史者能不扼腕太息、掩卷而去么？奕譞一时冲动，激化了局势，胜保恰在此时到来。当日，举国都在用兵：湘军主力与陈玉成、李秀成、石达开周旋于鄂、赣、皖、贵，僧格林沁在淮北对抗捻军，疲于奔命。京畿附近，只有胜保的部队可以起到弹压的作用。他到热河，不啻是“后党”的定心丸，“肃党”的蒙头棒。但是，形势一发千钧，后党却不敢在热河动手，尚有隐情。胜保十四日夜里至行宫，“守黑道人”就去拜谒，劝他干脆在热河动手，免得夜长梦多。胜保却说端、肃等人“罪状未著”，冒然“兵谏”，师出无名，会遭受“恶名”。八大臣顾命，奉有遗诏，天下皆知；董元醇建议太后垂帘，明发驳斥，也是天下皆知；如果不先公布罪状，制造舆论，而遽行捕治的话，不仅难以服众，更怕各地督抚（特别是手握重兵且风传与肃顺协洽的湘军将领）质疑，来个“反兵谏”。这种顾虑，并非一味的小心持重。咸丰刚死，“肃党”内就有人以为辅政之事，不能仅依靠遗诏指派的八个人，而应该团结恭王，才能牢牢把握，所谓“亲贤并用”。也只有这样，才能将外间传说慈禧欲垂帘的计划消弭于无形。王闿运为此致书曾国藩，说“恭王宜当国”，劝曾国藩“自请入觐”，申明母后不得临朝的祖制，依靠军事力量保障政权的平稳交接。后、肃、恭三方势力，原是一个三角形，后、肃既不两立，谁能争取恭王，谁就能掌控大局。恭王的条件，无非就是重出任事；政变后，恭王成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就是明证。“肃党”未尝不能以此结纳恭王，而终不果行，原因还是骄愎二字所误。骄，是倚仗遗诏；愎，是不愿分权。慈禧一方，孤儿寡妇，能够垂帘就是大胜利，暂时分权给恭王，实在不是过分的条件。所以后、恭一拍即合，三角制衡之形变成胳膊拧不过大腿之势。不能予则不能取，吝于名则失于实，肃党在这种“大智慧”方面，确有欠缺。恭王的条件，慈禧能够答应，胜保此行，也必有条件交换。政变后，立即擢升为兵部尚书衔镶黄旗满洲都统，算是一个证据。此外，更隐秘的承诺也当达成。只是他一贯“骄纵贪淫”，既得罪湘军，又控制不住苗沛霖、李世忠、宋景诗等降人，军事实力下降，所以反而给了慈禧一个“杀人灭口”的借口。同治二年，以“养筴贻患”、“挟制朝廷”的罪名，赐其自尽。临刑前，他要求见慈禧一面，管理刑部大学士周祖培断然拒绝。他这个要求见面的请求，说不定就是要求慈禧履行此前在热河定下的密约，亦未可知。总之，胜保压住了阵脚，九月中旬以后，整个局面就全由慈禧、恭王控制，“肃党”无非尽职尽责，当好本色演员而已。九月二十三日，热河人员分成两批，同时出发，先后回京：肃顺护送咸丰的棺木，走得慢；二后、幼帝携同载垣、端华，轻车简从，走得快。肃顺应变能力强，与之一同回京，变数太大，把握变小；故令之护送棺木，待北京诸事俱备后，即可万无一失将其拿下。载、端庸昧，肃顺不在边上，他俩玩不出花样，所以先行带回北京。三、战天京 导言未经证实传闻：咸丰临死许下大愿，说，不管是谁，能克复南京，即封郡王。清朝开国以来，封过五个异姓王：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义王孙可望及平西王吴三桂。死后追封过四个异姓王：扬古利、傅恒、福康安（傅恒子）及黄芳度。据此，咸丰的封王遗命，有迹可循。但是，同治三年，南京克复后，功臣封爵惟有侯、伯、子、男等名目，并无一人因此封王，甚至连公爵也没有。据此，咸丰的封王遗命，似是而非。不过，慈安、慈禧听到遗命却不奉行，亦未可知。当时一同聆奉遗言的“顾命八大臣”，都能或杀或流，一句空口愿，又有什么要紧呢？传闻虚实，不得而知。但是，克服南京是天下第一大功，当时诸人没有不知道的。李鸿章诗云：“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无疑是当事诸人的心声。克复南京，可以名垂青史，可以身膺旷典；倘若躬逢其盛，谁不攘臂而争，谁能袖手而让？于是，南京攻防战，不但是敌我之间的战争，也是盟军内部的博弈，既有浴血坚城的壮举，也有兄弟阋墙的机心。欲知围攻南京的详细战况，当时后世，诸人著作俱在，读者取观可也；无须我来踵事增华，铺陈渲染。窃拟屏蔽战场上的轰轰炮声，尽量感受当事者的怦怦心跳，别开生面，强作解人，重现诸人内心中比实际战况更激烈、更微妙的“战天京”。三、战天京 势围和力围虽然要揭示内心的“战天京”，但是按照由表及里的原则，不得不稍稍介绍外部的“战天京”，否则，缺乏背景，不便定位。要战天京，先得围天京。要围天京，则分为“势围”、“力围”两种围法。“势”，指清军内部的权利分配，已经为围城做好政治和经济方面“势”的准备；“力”，则指军事方面，已经做好内圈、外围的兵力布置。“势”，其实就是“知己知彼”一词中的“己”。“己”有多大的力量，有多少的资源，有多强的援助，这个账算清楚了，才叫“知己”。“彼”实不易知，今日信息化程度如此发达，天下第一劲旅——美军也不敢说全盘掌握“匪军”、“贼首”的动向，遑论百年前的湘军；所以，能切实做到“知己”，鄙意已经占了八成胜面。“彼”之能知不知，知多知少，归于天意而已；一切尽在掌握，那也不叫打仗了。那么，我们来看看湘军对于自身，曾国藩对于自身，能否进行全面而精确的判断，是否“知己”，是否能够“势围”。“己”的主要内容，在于人。有了人，才可以打仗，有了人，才可以筹饷；而归根结底，这两类人都需要权。打仗要兵权，筹饷要财权。兵权，可以参看咸丰十一年十月的一条谕旨：“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从这一天起，曾国藩就名正言顺，被赋予“肃清东南”的责任与权力，也就是掌握了“兵权”。财权，掌握于相关各省首长之手，也就是总督、巡抚之手；相关各省，主要指长江沿岸各省。这些省的督抚都是谁呢？我们从上游开始数：四川总督骆秉章，他是左宗棠的前老板，湘军的好朋友——初期不太友好；湘军出省后，筹兵筹饷，不遗馀力，将湖南建设为真正意义上的湘军基地；四川布政使刘蓉，曾国藩同乡密友；湖广总督官文，刚刚逝世的湘军元老胡林翼的上司，能力稍逊，但经过胡林翼精心调教，至少不再对湘军使坏。湖北巡抚严树森，胡林翼一手提拔起来的高级干部，政治上绝对可靠；湖南巡抚毛鸿宾，曾国藩同年、旧交，完全遵守前任巡抚骆秉章所定规范，勤勤恳恳做好湘军的后援工作；江西巡抚沈葆桢，前此屡召不出，经曾国藩密保，“超擢”为巡抚。但是后来为“地税”、“国税”问题，和曾国藩翻脸。人品一流，性格犟直，不做好事，也无坏心；安徽巡抚李续宜，湘军名将李续宾弟，曾国藩的湘乡老乡；江苏巡抚李鸿章，曾国藩的老门生、前幕客，经曾国藩保奏为江苏巡抚，并命其组建淮军；浙江巡抚左宗棠，从个性上说，和曾国藩不是一路人，但是从来敬佩曾国藩的“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左挽曾国藩联语，在奏折中也这样赞扬过他），公事上并不掣肘；此外，广东作为湘军的重要协饷省份，就因协饷不力，乃将总督劳崇光调离，换成和曾国藩关系甚好的晏端书、毛鸿宾。同治二年，广东巡抚则由曾国藩的好朋友郭嵩焘担任。这就是同治初年的“官场新气象”，重要位置，都由湘军将领及与湘军有渊源的人士占据。曾国藩自己也评论过这种政治布局：“广东督办厘金，放晏端书，以其为戊戌同年而派。朝廷之用心，良可感矣”；“戊戌同年”，即指晏和曾一样，都是在道光十八年（戊戌）中的进士。“朝廷之用心”，则明显是以曾国藩、湘军为中心，挑选和曾国藩、湘军关系好的人担任各省首长，以便做好后勤、服务工作。当然，这并不是曾国藩有意布局，他也不敢主动提出这种人事上的建议。因为，形成“同人政治”之局，地方权力容易勾结，必会削弱中央集权，任何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而终于形成这种政治布局，清廷自有其不得不如此的苦衷：一则决定于军情。湘军连下九江、安庆，直逼南京，战绩优秀。而江苏、浙江由于江南、北两大营相继崩溃，已经全境糜烂，绿营战斗力宣告终结，东南残局只能依靠湘军来收拾。一则决定于舆论。“天子（同治）新即位，群臣争上书言事，多推湘、楚军功，以为偏裨皆可督抚”；大忧大喜后，举国疯狂，开始新一轮的“造神”运动。“偏裨皆可督抚”，简直就是变种的“出身论”，但这恰恰是我国的传统、人情，无可厚非。因此，同治初年形成的由湘军势力掌握地方人事、财务权力的政治布局，构成了围天京的“势围”。“势围”得天独厚，“力围”的军事布置又怎么样呢？军事上围困南京，得分为内圈、外围两个层次。内圈，指阵地，即沿着城墙连续驻扎的营盘；外围，指形势，即苏、浙、皖、赣四省境内，被敌军占据，可以迅速发兵，赴援南京、兼击围军的战略要地。例如：水路有长江中的九洑洲，陆路有苏州、常州、杭州、嘉兴、宁国、和州、六合、扬州等重镇。不控制这些地方，光在南京城下设围，则前有“城贼”，后有“援匪”，腹背受攻，顾此失彼，不可能一心一意的战天京。水路不控制，敌军或者渡江而北，或者破坏围军粮运；陆路不控制，敌军可以调集援军对围城之师进行“反包围”，纵使不能“剿围”，至少可以突围。光有阵地，不占形势，围也是白围。不用举此前江南、北两大营因此崩溃的例子，介绍一下李氏兄弟攻打曾国荃的案例，就知道光有阵地、不占形势的危险了。三、战天京 二李战一曾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荃攻克安庆。旋即回家募兵、过年，次年二月回到安徽，会同鲍超的霆军，在三个月内，克复长江南北各城，一直杀到南京城下的雨花台，时在同治元年五月，此即所谓占领阵地。但是，九洑洲未破，不能防南渡敌军，不能保证粮道畅通；苏州、嘉兴未破，不能防东来强敌。于是，闰八月十九日，李秀成自苏州率领大军来攻曾营，“号称六十万众”，“旗帜如林，层层排列”。曾国荃军驻扎雨花台，人数不过两万，不一二天工夫，就被李秀成围了个密不透风。李秀成此次攻营，一以炮，一以洞。炮者，“西洋开花大炮”也，“自空中击下，呼声动地”；洞者，“开地道，用火药轰官军垒壁”也。防炮无妙法，每当炮弹呼啸而来，全体卧倒而已；幸亏开花炮弹自上而下，弹道弧度过大，则声势甚猛，杀伤力不猛。且曾军扎营严格按照湘军营规执行，墙高且厚，濠深且宽；太平军安放炮座，相距营盘便不能太近，则开花炮的射程和打击范围更受限制。濠沟一般有两三道，环绕营盘，深达五六米，敌军仓促之间挖地道、堆炸药进行突攻，也难致效。故李秀成也要赞扬曾国荃的基本工夫做得扎实：“九帅节节严营，濠濠垒坚，木桥叠叠层层，亦是用兵之利”；伯牛按，“木桥”就是营规中所谓“花篱”，以粗木埋入地下，“旁筑坚土，以攀摇不动为主”。墙、濠以外，有五六层“花篱”，可以减缓敌军冲锋的速度。不能突破花篱、濠沟，一味大炮远攻，不易奏效；挖地道也因距离过远，事倍功半。九月初，秀成堂弟世贤从嘉兴赶来助战，于是，太平军改变战法，倚仗装备优势，近前枪战，逼营肉搏。这一下曾国荃就有点吃不消了。因为此时湘军个人装备中大多为鸟枪、抬枪等“土枪”，火力不猛，射程也短，而李秀成所部“专用洋枪，力可及远，皆‘牛芒鬼子’（即闲散洋人）广东、宁波商船购运者”。敌我对阵，敌枪能射中我，我不能射中敌人；将士用命，而无用武之地。无奈之下，只能收缩防线，躲在子墙后面进行抵抗。而太平军将湘军逼进营垒后，便可达到濠沟边上，“多用箱箧实土于中，排砌濠边，明防炮子于上，暗凿地道于下”。九月十二日，太平军便挖通了一条地道，直抵营墙，我们看看地道战的威力：“十二日，瞥见西南一股悉并东路，潜伏雨花台后。曾国荃知地道之将轰塌，令各营谨以备之。不转瞬，而嘉字、吉后两营外一声霹雳，烟焰上冲，石块、土块飞入天半，营墙各崩塌十数丈”；一旦守不住营外濠、篱，敌军就可以轻轻松松实行“定向爆破”。幸而曾国荃所部为百战精锐之师，爆破前妥为部署，爆破后勇猛敢战，拼死堵住缺口，敌军才没冲进营盘。此后，太平军继续挖地道，湘军则总结教训：与其被动挨炸，“莫若审贼所向，掘地数仞，隧而迎焉”，就是以地道破地道之法。填满炸药的地道才可怕，没填炸药，则不可怕；于是，两边对挖，一待“内外洞穿”，湘军或“抽刃迭刺，聚而歼之”，或“熏以毒烟，灌以秽水”，或“伐木作薪，堵塞洞口”，总算抑制住了太平军的地道战。以炮以洞，二李俱不能得逞，两军势必陷入僵持之局。僵持，则饷粮弹药能否补充至为关键。曾贞幹负责江边粮道的防守，在水师接应下，顶住了太平军的猛攻，乃能源源不断从安庆、芜湖等地获得接济。而南京防军和城外李军被曾营阻隔，无法接济粮草；倘自苏州前来接应，则长江两岸镇江、扬州为清军占据，江面另有湘军水师，运船也无法通过。因此，太平军无法保障后勤补给。加之太平军八月中旬来此，未带冬衣，十月后气候转凉，饥寒交迫，无法“僵持”，遂于十月初五日撤兵。曾国荃坚守四十六天，终于勉强保住阵地，没有重蹈向荣、张国樑的覆辙。三、战天京 曾九呆子如前所述，只占内圈阵地，不占外围形势，腹背受敌、围军被围剿的局面就不可避免。尤其是苏州、常州、杭州、嘉兴、宁国和九洑洲，这几处要地，一天不被清军控制，南京围军就一天不得安宁。南京城墙、石垒极为坚固，城中粮食弹药储备极为丰富，冒然强攻，伤亡必大，士气必衰，一旦再有援军来攻，是不是还能坚持四十六天，把握极小。在外围未曾肃清的情况下，“长扎雨花台，以二三万劲旅屯宿该处”，必然是一种尴尬乃至危险的境况：“援贼不来，则终岁清闲，全无一事（伯牛案：城坚粮足，不敢攻城，故曰清闲）；援贼再来，则归路全断，一蚁溃堤（伯牛案：倘若粮道被断，则必然崩溃）”；所以，最初曾国荃孤军挺进雨花台，曾国藩就不赞成，此次被围攻，他就直接批评了：“此等最险之着，只可一试再试，岂可屡屡试之，以为兵家要诀乎？行兵最贵机局生活；弟在吉安、安庆，机局已不甚活，至金陵，则更呆矣”；话说得很严厉，甚至连前此的克城之功也加以指摘。湘军陆军名将，前有塔齐布、罗泽南，后有李续宾、多隆阿、鲍超，曾国荃虽然屡在前敌，不乏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举动，也有克城拔寨的功勋，但并无名将之称。何也？若从以少胜多、出奇制胜或者治军有方、纪律严明等标准进行综合比较，论述冗赘，可读性差；讲一个小故事，读者自可知道其不被称以名将的原因。光绪十年，左宗棠奉旨赴福建督师，在南京与两江总督曾国荃预商军事，谈毕，唠起家常，左问：“老九一生得力何处？”曾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就这八个字可以判断其不是名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湘军十年征战，一直被“饷绌”困扰，士兵因此哗变的事例各军皆有，唯独曾国荃所部不曾发生此类事变。特别是咸丰八年曾国藩重出江湖以后，曾国荃所部待遇优于他军，彭玉麟、鲍超等人便屡屡抱怨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甚至，与他人争夺拨款以外，曾国荃的个人帐目，也不是很清楚，常常遭惹物议。而在具体作战中，曾国荃不吝惜子弹炸药，消耗极大，连曾国藩也啧有烦言，但又不得不“源源接济”。不缺饷，军心自然稳定；弹药不计成本，实力自然超群，所以，曾国荃所谓“挥金如土”，不过是得天独厚、近水楼台的经济优势，并非湘军将领普遍拥有的战备条件。“杀人如麻”固然豪爽，但是类似于安庆屠城那样的“杀人如麻”，又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起点不公平，程序不正义，结果当然不令人信服，是故曾国荃不被称为名将。既然不是名将，所以曾国藩敢于在战略、战术层面批评曾国荃，对于塔齐布、鲍超之类的将领，他就不用如此操心，做好调派、筹饷等行政工作就够了。批评过后，他又指示机宜，表明取“势”的重要性：“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如弟之志必欲围攻金陵，亦不妨掀动一番，且去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折回，再围金陵。亦不过数月间事，未为晚也”（十月三日）；“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即占据南京东南的战略要点，方可远防来自苏州、嘉兴的援军，雨花台围师乃无后患，即前所谓肃清外围之“力围”。曾九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根本不采纳曾国藩这个建议，决计“呆”围。“呆”，出自曾国藩之口，固为贬词。但是，以之描述曾国荃的个性，却十分恰当。左宗棠尝目曾国藩为“书憨”，曾国藩亦尝视郭嵩焘为“书呆”，湘军诸人互相“呆”、“憨”之，也算此军一大特色。考其言行，曾、郭之“憨”、“呆”，俱能转圜，不算真“呆”；曾九之“呆”却是“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的真“呆”。且曾九之“呆”与曾、郭二人“书呆”之“呆”，又有不同。书“呆”者，不过是尽信书、知经而不知权，大可欺之以方，动之以情。曾九之“呆”，则近乎“犟”，并非不明白道理，实因欲望太盛，无法自抑，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理不可喻，情不可感，湖南俗语所谓“不进油盐”也。呆、犟都是不讲道理，但呆、犟自有一番道理。曾国荃的道理，怎么讲的呢？他认为：南京是“长毛老巢”，湘军起兵，最终任务也就是占领南京。现在从安庆至南京，自西而东，水陆俱已打通，固应驻扎一支部队在南京城下，以起到威慑作用。而且，可以牵制苏、常、杭、嘉的太平军，令其在回救南京和扩张势力（例如进攻上海、福建和江西）之间难以取舍。如果遵从“阿兄”的建议，解围南京，转战东南，去攻打东坝、宜兴以至太湖西岸等战略要地，事机顺利，固然如曾国藩所说“不过数月间事”，可以快去快回，继续围困南京。但是，事机不顺的话，就有可能在攻城、野战时被“忠逆”等人纠缠，而南京“城贼”也可能趁机和江、浙太平军取得联络，那么，再想回来围困南京，恐难如愿。这是他对大战略的理解。小九九方面，他也有打算：扬州、镇江分别为都兴阿、冯子材镇守，此二人都不属于湘军系统；如果湘军撤围后，此二人奉到圣旨或自作主张，前来围攻南京，那他只能作为“会剿”之师参与围城，主客易位，事权旁落。所以，这个“茅坑”，不论便意之有无，他都得死死占住，不肯轻言撤离。乍一听，曾“呆”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刚刚发生的“围剿围军”之战，令人后怕，江、浙等地太平军极有可能再度东来。当李鸿章、左宗棠两军未能“肃清”江苏、浙江两个战场之前，“呆”围南京，时刻都有隐患。何况，目前也就围住了南京的南面，并未形成合围，战略上的影响更大于战术上的实际作用，倘为此付出大代价，似乎不值价。曾国藩作为“节制四省军务”的统帅，进行全盘筹划，不能不有此担忧。再者，依照目前形势，不但不能实行合围，而且不敢率先攻城，那么，两万湘军“呆”扎南京城下，“清闲”无所事，不仅不对其他部队实行支援，反而坐等其他部队攻占要地，然后独收围困乃至攻破南京之第一等大功。这样的如意算盘，明眼人谁看不清，谁不讥议？所以，于公于私，他都要劝说曾国荃不要“呆”围。但是，曾九之“呆”早成心疾，曾国藩只能迂回曲折，旁敲侧击。同治二年开春，曾国藩自安庆东下，检阅南京围军。此前，他创造了“呆兵”、“活兵”两个概念：“以后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弟军积习已深，今欲全改为活兵，势必不能，姑且改为半活半呆，亦有更战互休之时。望弟立变大计，以金陵、金柱为呆兵，而以进剿东坝、二溧为活兵，庶有济乎”（元年十月二十日）；“活兵”，就是游击之师，战兵；“呆兵”，就是大本营，守兵。“更战互休”，就是战兵和守兵之间的互调。这个意见，是一种妥协，既不全部撤围，也不全部“呆”围，所谓“坚守已得之地，多筹游击之师”。到南京后，曾氏兄弟就此“呆”、“活”布置进行了一番讨论，经过去年四十六天的苦战，曾国荃未尝不知外围不肃清则难以专心攻城的尴尬，所以，原则上接受了此一意见。不过，曾国藩建议呆、活两军保持二百里以内的距离，曾国荃讨价还价，只同意六、七十里的范围。而在呆、活两军具体调遣方面，两人则时常发生争论，曾国荃“每每不以为然”，动辄“长篇辩驳”，指责曾国藩“料敌不明，调度不善”。曾国藩作为大哥兼上司，展阅复函，哭笑不得，只好说：“弟于吾劝诫之信，每不肯虚心体验，动辄辩论，此最不可”，“非老年兄弟所宜出此”。此外，在军队装备、训练方面，两兄弟也时常龃龉。去年二李使用西洋枪炮，在火力控制方面大占优势，曾国荃颇思效法。他知道李鸿章的淮军大多装备“洋械”，便写信请教。李鸿章毫无保留，尽心指点：“欲剿此贼（伯牛案此指李秀成军），非改小枪队为洋枪队不可，再持此以剿他贼，亦战必胜、攻必取也。惟洋枪洋炮，好者不易得。鸿章前解二百杆天字号，在中国为上品，在外国仍不中用。元字号次之，万字号又次之。然我军所用，皆以万字号为真洋枪，其馀多系广东土造。师门（指曾国藩）如不深信洋枪火药为利器，望谆请饬下粤东厘局多为购办。效洋人步伐，操练洋枪队，平中国之贼，固有馀矣”；此信介绍洋枪各品牌之优劣真伪，并告知购买渠道（广东厘局），曾国荃便依此制订采购报告，孰知曾国藩讲了这么一番道理：“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超）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春）、张（国樑）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咸丰）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说句不恭敬的话，这种口吻，颇似“师弟师兄保大清”的刚毅、徐桐之流。打个比方，湘军鸟枪队与太平军洋枪队相隔几十米，开枪互射。湘军之枪射程不及，火力亦弱；太平军之枪子呼啸而来，火力强劲。胜败之分，不在此难道在彼？曾国荃被二李压制，缩营弃濠，狼狈不堪，难道不正是“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引进洋枪洋炮，照样严格训练，也不至于就“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否则淮军的战斗力从何而来？曾国荃、李鸿章是一线干部，且分别见识了太平军、常胜军的历害，让他们“反己守拙”、相信“在人而不在器”，那不是拿自己和三军将士的性命开玩笑么？所以，从逻辑、现实和历史来判断，曾国藩此段言论实在“迂谬”得很，曾九、李二都只能当笑话来听。当然，“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这种精神需要提倡，这种哲学需要发扬，二人不会公然反驳，只会说“深以为然”；只是，一个照旧添配，一个照样申购，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曾国藩也只能一边暗叹此二人“昧于大道”，一边应其所请，安排“筱泉（鸿章兄瀚章）于粤厘项下购买”。当然，如前所述，曾国藩这个“书憨”并不顽固。几年后，他就主持开设江南制造局，敦促派遣留学生，走上洋务运动最前线，不再死扛“在人不在器”的偏颇之论了。三、战天京 奏摺速成培训教材就这么唯唯诺诺、磕磕碰碰，阿兄徒自唠叨，阿弟我行我素，直到同治二年三月末曾国荃被“补授”为浙江巡抚，曾国藩才能因势利导，找到另外一个法门，在军事、官方和私德方面将曾九带上一个新层次。军事战略暂且搁下不提，只说说曾国藩是如何教导他弟做官之法和作人之道的。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但“浙省系左宗棠兼辖，既兼署巡抚，尤责无旁贷。曾国荃着仍统前敌之军驻扎雨花台，一意相机进取，以图金陵。毋庸以浙事为念”（三月十八日谕旨）；原来，左宗棠时任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曾国荃的浙江巡抚乃是“补授”。浙江政务，仍由“责无旁贷”的左宗棠管理，而曾国荃原来干嘛现在还干嘛，“毋庸以浙事为念”。绕了半天，这个“补授”巡抚是个安慰奖，但是，其用意则甚微妙。李鸿章一句玩笑话，点透此中玄机：“惟有位无地，有权无财，仍系美中不足。须盼金陵大功早成，以两粤、四川酬庸”；“有位无地”，谓名为浙抚，而不管浙地之事。“有权无财”，谓身为浙抚，而不能动用浙江的钱漕厘税补充军费。总之，这个虚衔毫无实际。最末“酬庸”云云，则是说此一虚衔得等到攻下南京才能落实；当然，那时候可能被调到更富裕、更轻松的省区，如两粤或者四川，担任总督。“升官图”的游戏设计，妙则妙矣，无奈局中人经过初期的惊喜，冷静下来，不免有些觖望，有些气愤。投以木瓜，报之以琼瑶；任以抚台，则求之以军门。中央给曾九帅开玩笑，曾九帅也给中央开玩笑，他想了几天，决定辞掉巡抚这种文职任命，改求提督（即军门）一类的武职。改文为武，为什么是笑话呢？要理解这个笑话，我们先得知道：清代以科举取士，仕宦依次以进士、举人、五贡、廕生为正途出身，捐纳、议叙为异途出身。用今天的话说，正途是考试得来的文凭；捐纳是花钱买来的文凭；议叙是学校赠与的荣誉文凭。正途多任文职，捐纳难以升任高级职位，议叙则多靠战功充任武官。然而一二品大员（尚、侍、督、抚等）多从进士、举人中选擢。这些铨选标准并未明文载入国家法令，但是整个社会已经默认为不成文法，并按此操作。例如，左宗棠不甘心举人身份，虽在湘抚幕内风光无限，诏赏四品卿衔，还是不绝进京考试之意，咸丰闻之，说：“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文章报国”，就是经过一级级考试的“正途”；“建功立业”，则是论功议叙的“异途”，左宗棠汲汲不愿走“异途”，可见正途出身亦即科举考试出身，对清代读书人的影响之大之深。这和今日高官、高职纷纷在职读书，补得硕、博“出身”，是一个道理。举人况且如此，举人以下出身，倘被破格超擢，就更能感到来路不正的遗憾。曾国荃出身“优贡”，即“五贡”之一，出身比举人还差。巡抚为正二品，拔贡补授此职，固然是破格超擢，惊喜以外，如前所述，不能没有遗憾；遗憾之馀，发现此职竟是虚衔，则终于味同嚼蜡。所以，他准备放弃“正途”出身，辞文就武，走上“异途”。这恰恰和左宗棠不愿从“异途”进身相反，也大背于当日的一般观念。因此，曾九此举，可视作不服从组织安排的玩笑之举。曾国藩识破他的狡狯，赶紧阻止：“优贡出身，岂有改武之理？且过谦则近于伪，过让则近于矫。……其改武一层，弟以后不宜形诸笔墨，恐人疑为矫伪不情也”；严厉警告他不要乱开玩笑，“矫伪不情”。李鸿章作为好友，则出之以幽默：“求改武职，鄙见亦深不谓然。干事不在读书多少，即公之学业，已足媲美时流，所论‘方今要务，全在筹饷、养兵、添兵、打贼，此外皆在所缓’数语，便是疆吏大本领。惟有土此有财，以虚衔而受无饷实祸，窃为公忧之”；虽然体谅他“以虚衔而受无饷实祸”（即前信“有权无财”之意）的尴尬，但还是不赞同改文就武这种玩笑。一兄一友，都是进士“正途”出身，比曾国荃更清楚官场的游戏规则，他那点小聪明，一看便知。所以曾国荃这个恶作剧性质的玩笑被及时阻止，不致酿成大错。超受官职，例必谢恩，谢恩摺例必客气辞让一番，这套虚文我就不讲了，单讲讲曾国藩如何手把手教他兄弟写奏折。胡林翼说：“天下奏牍，仅三把手，而均在洞庭以南”；“洞庭以南”，即是湖南；“三把手”，即曾国藩、左宗棠和他自己。李鸿章写奏折也是一把好手，只是当时头角未露，所以不在其选。曾国藩既为“三把手”之一，曾国荃对阿兄在写作奏折方面的意见，自然言听计从，不像论军务那样“每每长篇辩驳”。曾国荃补授巡抚，可以“单衔奏事”，便思有所表见。此前军务、人事、饷况，都由其兄代奏，略无遗漏；曾九胸中实无多少不吐不快的“下情”，非得上达天听不可。小孩子新得套鞋一双，不管是否下雨，先穿上出外溜达一圈，曾九急于奏事之情，颇具此种童趣。但是，立言有体有要，像这种没话找话、纯属尝新的不稳重，就是不识大体，所以，曾国藩给他上的奏折第一课，就是：“应奏之事暂不必忙。左季帅奉专衔奏事之旨，阙后三个月始行拜疏；雪琴得巡抚及侍郎后，除疏辞、复奏二次后，至今未另奏事。弟非有要紧事件，不必专衔另奏；寻常报仗，仍由余办可也”；“左季帅”，左宗棠，字季高，时方率领楚军攻战于浙江。“雪琴”，彭玉麟字。此二人被曾国藩当作榜样，令曾国荃效法。曾国荃此时奏事，无非调防布围等琐事，剿灭小股等细事，没有大作文章的必要。中央爱听的是克服城池，捕杀“著名贼目”，不爱听的是军队溃败，丧失守地，这两种大喜、大忧，都不能隐瞒不报，要据实上陈。其他琐细事务，属于地方、军队首长职权范围，可以自行处理，不是谕旨垂询，自无屡渎天听的必要。除此之外，减少主动奏事次数，还有另外一层深意。京官不知外事，外官不谙体制，历来是中央、地方聚讼纷纭的根源。六部制度，有则有例，构成一套严密繁琐的操作章程，不要说一般外官，本部堂官也不一定就明白其中关键。真正掌握这套章程的人，多是部中胥吏，他们地位低，工资少，不避繁冗，就怕清闲。因为，非如此不能凸现业务才能，非如此不能借事生财；借事所生之财，名曰“部费”，尤为胥吏“喜事”的根本动力。“部费”是什么呢？一语以蔽之曰：贿赂。举个报销的案例，就能知道不容于法的“部费”，实具有内在“合法性”，而舞文弄法的胥吏，亦具有程序“正当性”。战事完毕，统帅例须向户部报销军费，而户部胥吏则借此索要“部费”。打仗是公事，报销也是公事，军方出具费用明细，财政部门加以审计，公事公办，多退少补，其中何有贿赂一说？可分为两种情况，加以考察：一、将领有贪污之嫌，账目经不起推敲。胥吏要求将领分一杯羹，则审计时睁一只眼闭一支眼，船过得舵也过得，大家按比例分赃，公私两便；一、将领清廉，账目清楚。胥吏利用熟悉部门则例的优势，大至报表格式、报销标准，小到银钱成色、库存实数，绞尽脑汁加以刁难，或无中生有造成冤案，或迁延时日造成耽搁。将领不胜其烦，只好散财消灾。这就是部费的内在“合法性”。胥吏索要部费，众生平等，从不吃软怕硬，一概雁过拔毛，这就是部吏的程序“正当性”。福康安征西藏，军功显赫，回京后，照例往户部递交会计账册，报销军费。他依仗军功，且自忖深得帝心，故悍然不提部费。部吏基于前所说“合法性”与“正当性”，登门造访，“贺喜请赏”（“赏”即部费）。福康安大怒：“幺麽小胥，敢向大帅索贿赂乎！”部吏不卑不亢，说：“索费非所敢。但用款多至数千万，册籍太多，必多添书手，日夜迅办，数月之间全行具奏，上方赏功成，必一喜而定。若无巨资，仅就本有之人，分案陆续题达，非三数年不能了事。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上意倦厌，必干诘责，物议因而乘之，必兴大狱。此乃为中堂计，非为各胥计也”；部费是陋规，所以胥吏要为此另立名目。数额太大，报表太多，只有“多添书手，日夜迅办”，才能速报速结；意即增添人手和加班的实际费用，名正言顺，绝无“贿赂”之意。倘无此项费用，那么，几个月的财务审计，可能要“三数年”方可毕功。本来，大军凯旋，龙颜大悦，打铁趁热，报销之事“必一喜而定”。倘若迁延数年，“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喜闻战胜攻取之情逐渐冷却，警惕中饱干没之意油然而生，于是“上意倦厌”，必定嘱咐部吏对账目严加审核。稍有差池，“必干诘责”，而“物议”四起，纪检监察部门必闻风而动，帐务方面的技术错误就可能上纲上线，成为原则错误，乃至成为犯罪证据，“必兴大狱”。所以，用于雇人加班之“部费”，实为保护“中堂”的政治生命，并非满足“各胥”的私欲。说辞堂堂正正，情理俱当，所暗示的后果，极能撼动人心。所以福康安“闻之，大为激赏，遽饬粮台以二百万与之”。通过“部费”这种极端案例，我们可以知道中央、地方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作与竞争共存、公务与私情并济的微妙关系，并由此想见日常办公各项事宜，无不暗蕴风波和机险。军费报销等事，可以公然索取部费，保举人才、奏减地税等事，部吏不便于借事生财，那么，就会借机生事，在制度条文间上下其手，时刻对外官晓以颜色，示以趋向。秉公办事尚不免于被矫驳，倘有实在把柄被胥吏掌握，情形必更加危险；王公亲贵尚不免于被敲诈，倘身份地位远不及此，情形必更加难堪。很多地方上、军营中习以为常的措施，本未能尽符各部则例，规避之法，无非多做少说，略不与闻。作奏之人如何取舍，如何叙述，以求避开风险，便是极高深的学问。对于曾国荃这样的新手来说，在未掌握心法之前，少说话，少奏事，才是最安全的自保之术。所以，曾国藩教给他的第一招就是：“非有要紧事件，不必专衔另奏”。不会说话，固然少说为妙，但总有许多“不得不说的故事”，令人不能噤口。那么，通过训练，尽早掌握表达技巧，就是新任大员的当务之急。曾国藩给他拟定了一个教程：“眼界不必太高，自谦不必太甚。目下外间咨来之摺，惟浙、沪、湘三处较优，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本素称好手也。此外如官（文）、骆（秉章）、沈（葆桢）、严（树森）、僧（格林沁）、吴（棠）、都（兴阿）、冯（子材）之摺，弟稍一留心即优为之。以后凡有咨送摺稿到弟处者，弟皆视如学生之文，圈点批抹，每摺看二次，一次看其办事之主意、大局之结构，一次看其造句下字之稳否。一日看一二摺，不过月馀，即可周知时贤之底蕴。然后参看古人奏稿，自有进益。每日极多不过二三刻工夫，不可懒也”；“眼界不必太高”，意谓不要出手便欲跻身于古今作者之林，捐除文学青年动辄以文学大师为自我期许的毛病。“自谦不必太甚”，意谓天下督抚都是血肉之躯，中人以上之资，稍加以学，尽可造其堂奥，毋庸自卑。这是此教程的基本纲领。取法乎上（左、李、郭），能得乎中（官文诸人），则是此教程的教学目标。“每摺看二次”，历时月馀，乃能尽快熟悉流行体裁。“然后参看古人奏稿”，则能斟酌今古，推陈出新，全面提升作文水准。这是具体教法。每日“二三刻工夫”，则是课时标准。当时军务繁忙，曾国藩还来不及给他编写教材。克复南京后，曾国荃回乡修养，曾国藩便选取汉唐以来十七篇名臣奏议，编成二卷《鸣原堂论文》，供其专门研讨。此是后话不赘。日课规定之后，还要具体指示机宜：“弟文笔不患不详明，但患不简洁”；“简洁”为什么比“详明”重要呢？中央固然要了解详情，但是每天看那么多本奏折，倘本本“详明”，不但有伤目力，兼且劳渎精神。政事繁剧，军情变幻，能于纷乱中出以“简洁”之笔，条分缕析，令读者甫观即得其要；较之“详明”罗列，徒使读者茫无头绪，自然要好得多。所以，中央希望看到的奏折，乃是提纲挈领、简明扼要的简报，而不是细大不捐、泥沙俱下的详禀。咸丰四年春，曾国藩兵败靖港，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汇报军情，叙事“详明”，但不“简洁”，未能扼要说明事件的时间次序和因果关系，奉到朱批：“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愦耶？”；亦是此后他极为重视“简洁”的原因之一。同样的错误，自不希望乃弟重犯一次，故于奏折写法，首标“简洁”之旨。奏折写作，除了上述大原则，细节上的注意事项也不少。例如，克复南京，曾国荃作为当事者，理应第一时间驰奏报捷，这份奏折怎么写呢？距克复南京尚有大半年，曾国藩就为他预先设计了一个包括署名次序、行文格式的范本，曾国荃所要做的仅仅是填空而已：“金陵如果克复，当会同彭（玉麟）、杨（岳斌）三人前衔，将大略情形飞速入告。摺首云‘为官军克复金陵，谨将大概情形先行驰奏，以慰宸廑，仰祈圣鉴事’；摺末云：‘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再、臣等前接曾国藩密函：金陵如果克复，嘱臣等三人先将大概情形会奏，早到京一日，圣怀早得宽慰一日。其详细情形，仍咨由官文、曾国藩会奏；等语。除将详细战状另咨楚、皖续奏外，合并声明，谨奏’；其摺愈短愈妙。洪秀全之下落，银钱之多寡，不可不说大概，此外皆宜略也”；彭、杨二人是水师统帅。攻克南京，陆军功劳最大，但是水师协围水面、运送粮饷军备，功不可没，故需三人会衔。摺首、摺末云云，是公文标准字样。摺末的“再、臣等前接曾国藩密函”云云，则有如下深意：曾国荃是前敌指挥，但不是全军统帅，那么，大型战役的战状，不应由曾国荃汇报，而应由钦命节制四省军务的曾国藩汇报，否则即是僭越。可是，战报从南京传到安庆，再传到北京，必然不如直接从南京传到北京来得迅速。捷报“早到京一日，圣怀早得宽慰一日”；发乎非常之情，止乎非常之礼，所以曾国荃要以此解释“越级上报”的程序错误。“详细情形，仍咨由官文、曾国藩会奏”，可见领衔受此殊荣者，是官文，而不是曾国藩。官文远在湖北，虽有派兵克复九江、筹饷支持前敌之功（实际操作则当归功于胡林翼），但并未实际参与攻打南京，为什么由他领衔呢？很简单，出身论而已。官文是满人，他来领衔，较由曾国藩这个汉人领衔，更易消弭朝廷对汉臣居功握权的隐忧，更能体现满人治满的优越性。所以，曾国藩决定由官文领衔，续奏详细情形。“再”云云这段补充，以退为进，非常巧妙的平衡各方利益，为湘军系人物在将来政局中继续发生影响作了铺垫。湘军建立奇功，天下尽知，固非区区排位可以掩盖，则并不会因此减损眼前的名望和事后的封赏；谦让之际，不仅消除了中枢的戒心，还自然而然赢得了此后长期的政治信任。如果让衔是学道有得之证，那么，“其摺愈短愈妙”，则是阅历有得之言。“贼酋”是死是活，一定要有交待，死要见尸，拿获要录口供，逃走要知去向和人数。“贼赃”若多，政府会以此作为赏金，而吝于拨款；若被将士私掠私分，能否惩治追缴，需要临时判断；若为数甚寡，似乎不合常情，容易引起物议，则应列举事实加以澄清。首先入城人员，其封赏大大优于其他将士，那么，开列请奖名单，是照实汇报，还是在功劳、苦劳之间斟酌取舍？那种方案最能平衡军内各部利益？种种具体问题，决不能在仓促之间作出定论，所以，没考虑清楚就不说或少说，“其摺愈短愈妙”。没有深刻的政治远见，没有丰富的办事经验，没有周到的人情揣摩，设计不出这份看似简单的范本。在为曾国荃度身订作的奏摺学教材《鸣原堂论文》的序言中，曾国藩说点评奏摺的用意在于“兄弟相戒以免祸”，这个实用摺稿格式无疑就是“相戒以免祸”的最佳典范，而此前曾国荃因摺稿惹“祸”，则是这个范本得以出现的现实因素。两个多月前，因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称总署）咨商英国兵船助攻南京一事，曾国荃就惹了个不大不小的祸，弄得自己灰头灰脸，十分狼狈。三、战天京 李泰国舰队事件这个祸是怎么闯的呢？那就先得说说议政王奕訢办的一件尴尬事。咸丰十一年五月间，奕訢奏请购买英国军舰用于“剿贼”，奉旨俞允，令湖广、两江、两广督抚妥筹。那时候湘军正在进攻安庆；而江、浙一片狼藉，亟需水师进驻，配合陆军作战。于是曾国藩复奏：“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但是，他所谓的“要务”，却不是说只要购买了外洋船炮，就能在军事上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另外一层意思：“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对这些洋人“夸其所独有”的“奇技淫巧”，他的态度是聊备一格，作个摆设而已。日久天长，积少成多，君臣国人“见惯而不惊”，洋人也就“渐失其所恃”。洋务派的“中体西用”，颇为后来全盘西化者诟病，曾国藩此时的态度则顽固到“用”一下也不情愿，买来看看就够了。这种原则同意、骨子里不以为然的态度，总署诸公自然看得出来，加之湘军旋即克服安庆，军情稍缓，于是，对购买船炮之事“悉心讲求”，“迟之又久，未敢率行骤办”。直到传来太平军欲购买美国军舰的谍报，迫于军备竞争的压力，总署才重开外贸谈判，签订购销合同。合同定稿主要内容为：筹拨沪粤各地关税，作为购船款，合同签订即预付一半，交验后付清馀款。英舰驶至中国，由中国总兵官“总统”，兵弁从湖南、山东、满洲招聘，酌情聘用一些外国（不限于英国）人作为舵手、炮手。合同从同治元年正月开始生效。二年四月，自称“大清国唯一海军大臣”的李泰国（HoratioNelsonLay）抵达北京，为交接军舰作准备。由于对建设清国海军抱有过分的热情，他的最新建议已经全盘否定了原订合同除付款方式外的所有条款。他任命英国人阿思本（SherrardOsborne）为舰队“总统”，随船带来六百多名外国官兵，清一色的海龟，根本没有放土鳖上船的意思。总署“不胜诧异”，迅即“严词驳斥”，“相持几至一月”。大清国外交部门的谈判原则历来讲究“必也正名乎”，名正则言顺、事顺，六六大顺。于是，几经“折冲”、“晓喻”，“唯一海军大臣”李泰国俯首听命，同意设立一个“汉总统”，将阿思本降格为“帮总统”，二人“均听所在用兵地方督抚节制调遣”，共赴国难，协剿金陵。原订条款与此相悖者，尽行废除。然则，一个技术设备引进项目，转瞬间变成了英国带薪自愿军“抗贼援华”的军事合作。但是，从制度创新层面进行考察，我们发现，由国人出任董事长（“汉总统”），外国职业经理人出任CEO（“帮总统”），国有资产不致流失，国家主权未受侵犯，实在是外交、军事上的双赢佳例。不过，在谈判上取得了巨大胜利，具体操作尚需曾氏兄弟、李鸿章诸人负责，故总署将外交通报咨发各处，妥议妥筹。曾国荃就在奉命咨商时栽了跟头。二年五月，水师攻克九洑洲，长江肃清。鲍超随即渡江，围住南京北面。八月，陆军攻克南京东南面几处坚垒。同时，李鸿章和左宗棠在江苏、浙江两地连连胜仗，李秀成等部俱受牵制，无力回援南京。因此，自去年五月进扎雨花台，合围还是雕剿、“呆兵”抑或“活兵”的两难局面，似乎渐至解决之时，而攻克南京也只是个时间问题。那么，像任何一个名心未褪的正常人一样，曾国荃不得不严肃思考独占大功的可能性，对任何外力协攻的建议，首先生发的就是抵抗心理。恰在其时，总署咨商函稿来了。此次咨商，没有采用谕旨垂询的形式，而由总署分别发出密函。曾国藩接到密函后，迅即回复，并通知曾国荃：“西人助攻金陵、苏、常，似非总理衙门之力所能阻。余下次有信，必痛陈之。昨复一信，言李泰国七船之事，兹抄寄弟览”；第一句话，说的是驻沪英、法军队请求协同李鸿章攻打苏州、常州乃至金陵，尚在草议，后亦未果，从略；第二、三句话，则将个人对李泰国舰队助攻南京的意见透露给曾国荃，希望他作为回复总署密函的参考。我们先看看曾国藩的回复。他先重申咸丰十一年的意见：“购买洋船之议，国藩叹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摆看而已，无所用之。“不重在剿办发逆”，意思就是毋庸助攻南京，这是此信的主题。但是，这句话、这个意思，也就出现一次，其他洋洋洒洒千馀言，都在谴责李泰国背弃前言、别出心裁的毁约之举。选一段最为“警策”的看看：“购船云者，购之以为己物，令中国之将得为斯船之主也。若仍另带中国师船，则蔡国祥仍为长龙、舢板之主，不得为轮船之主矣。轮船之于长龙、舢板，大小既已悬殊，迟速更若霄壤。假令同泊一处，譬之华岳高耸，众山罗列，有似儿孙。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及至约期开行，彼则如箭如飞，千里一瞬；此则阻风阻水，寸步难移。求其拖带同行，且不可得，又安能使彼听我号令、以为进止哉？寄谕所示，悉由中国主持，窃恐万办不到，其势使之然也”；蔡国祥是预先挑选接管洋船的水师将领。李泰国与总署谈判，虽设立并尊崇“汉总统”，但根据董事长只管战略不问经营的商业常规，规定“汉总统”不得登舰，“仍须另带中国师船，与轮船同泊一处”；而军舰所用兵勇“已在外国雇定，毋庸添募”，则是遵循CEO（“帮总统”）掌管人事权的国际惯例，要求总署与之“接轨”。因此，“蔡国祥仍为长龙、舢板之主，不得为轮船之主矣”。接下来譬喻纷陈，都是预想汉、帮二总统“同泊一处”，参差难办的尴尬情形。但是，总署诸公决非在智商、情商方面有所欠缺，预计不到这些不便之处，而是“与李泰国集议之时，必已百端辩诘，舌敝唇焦”，“彼则挟制恫喝，持之愈坚”，于是，“万不得已，隐忍而俯从其所请”。米已成炊，再想改作糍粑是不可能了，能作的也就是炒个蛋炒饭而已。曾国藩“忝为疆吏，敢不体朝廷深意，委曲求全？”“委曲求全”就是炒蛋炒饭的别称；曾国藩不愧“巧妇”，一下就打了两个蛋：第一个叫“虚与委蛇”，第二个叫“疏而远之”。“虚与委蛇”，就是在对方“仪文不甚倨傲、情意不甚隔阂”的情况下，分船同泊，“徐讲统辖之方”。“疏而远之”，则是在对方“意气凌厉”，“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的情况下，“既不与之同泊，亦不复言统辖”，干脆“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毫无疑问，第二个蛋是恐龙蛋。周情孔思，房谋杜断，一切赞美大智慧、真聪明的语词，都可用来赞美这个绝妙构想。你不是仗着几吨铜铁，夸奇炫独么？我不是买定离手，不能撤注么？那好，我先照单全收，不伤和气；然后移赠友邦，另结交情。东南大势已定，固不必借重其力协攻南京，有什么脾气，有什么骄气，我让你发不到我身上。唯一的损失，“区区一百七十万之船价，每年九十四万之用款”而已，“以中国之大，视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或者将以曾国藩此番言论视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视为丧心病狂的官僚作派。但是，我要提醒读者，这一切的前提，是默许李泰国公然背叛合同初稿，而非作蛊作祟规避合同义务。列强借机启衅，固为常态，但是通过将商贸合同强行转为军事合作这种方式来启衅，是不是稍嫌曲折？人家因鸦片开战，业已表明其底线在于经济利益，船款既经认账，则实无再起波澜的必要。因此，曾国藩之所以发表此一怪诞创意，在于看透了此事的本质：总署实是屈服于李泰国个人的强嚣，而非迫于英国政府的压力。李泰国身为总税务司，在军事上过多介入，在其个人，固有思出其位之嫌，在其职守，必被越俎代庖之责。可以断定，李泰国此次改约，并非政府授意，而是个人即兴。总署倘真能据理力争，李泰国势必不能“持之愈坚”，曾国藩也毋庸出此惊人之论。而回信中无一语涉及于此，乃是真能体会总署诸公的苦衷：昏昧畏葸一至于此，精通明断如奕訢、文祥者，岂不自知？而所以忍辱含羞如此，则在于他们并未掌握决策所需的足够信息。战乱以来，奕訢、文祥最远就去过天津，地方情形全通过文牍章奏了解，外国情形所知更少，所以要咨商，要交流，要探听下情，要了解军方实力是否足以支撑总署作出更改成议的决定。曾国藩用荒诞派手法忽略掉总署诸公的尴尬，暗示可以决裂的信心，既保存对方颜面，又提供解决方案，这种一流的政治智慧，实在值得再三回味。这封信就是曾国藩“抄寄弟览”、提供给曾国荃作为回复参考的范本。可惜，曾国荃作为一介武夫，体会不到其中的深意。当然，他不至于傻到追究总署前此昏昧畏葸、“俯从其所请”的难言之隐，但是，他被名心蒙蔽，自作聪明，犯了另外一种错误。当日曾国荃回复咨商的信文，已不可考，但从廷寄及曾、李二人致函可以了解他的主要意见。十月六日上谕摘录了曾国荃的意见：“江边仅金陵一城未复，长江水师帆樯如林，与陆军通力合作，定可克期扫荡，实不藉轮船战攻之力。并因轮船所需经费甚巨，请裁沿海水师，节省饷需，以资酌济”；八月二十七日曾国藩致函曾国荃：“弟十九日疏陈轮船不必入江，而以巡海盗为辞，殊可不必”；九月八日李鸿章致函曾国荃：“大疏请派轮船捕海盗，是李泰国七船结穴处，不比师门公赏各国之议，过于奇特。批旨若何？”综观上述谕、函，我们可知曾国荃的主要意见有两条：一、毋庸助攻南京；二、派遣洋舰巡海。第一条，曾国藩复函内，有一句也仅有一句提到洋舰作用“不重在剿办发逆”，曾国荃复函被上谕引用“江边”云云，就有三十九字之多，根据谕旨引用大臣章奏仅抄要点的惯例，那么原文论证此一观点，必更繁冗。同样一个意思，曾国藩写一句，曾国荃为什么写那么多句呢？前线将领更了解具体情况？还是基层干部更知道形势机宜？“不重在剿办发逆”与“实不藉轮船战攻之力”，哪种说法更含蓄有味呢？提出正确的问题，比解答问题更难能可贵；因此，我不拟自问自答，而将研读重点放到第二条“派轮船捕海盗”。南京围局渐成，“长江水师帆樯如林，与陆军通力合作，定可克期扫荡”；上至朝廷，下至江、皖、苏、浙各部军队，无人不知，曾国荃不愿他人分功的心意，也是中外俱鉴。只要战事无所停顿，日有进展，则朝廷乐于观其成，同僚不便扫其兴，各有所得，皆大欢喜。但是，曾国荃终究只是一军统领，而非全局统帅，当总署咨商洋舰事宜，固可就事论事，发表“不藉轮船战攻之力”的意见；轻言“派轮船捕海盗”，居然以调度全局自任，则有语侵尊上的嫌疑；谈兴正浓，收不住口，甚而“请裁沿海水师，节省饷需”，则俨然指示机宜，全未考虑此事自有钦差、总署、军机诸公筹划，不劳前敌将领代谋。最为微妙之处，则在于：李泰国舰队一事，无济实用，耗费巨资。无济实用，可以“形势比人强”解之，一两年前，谁敢设想今日的乐观局面？决策过于保守，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不算大错。耗费巨资是决策失误后的必然后果，本非大错；但在此时，则是大错，因为，这笔巨资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改变。这笔巨资，已非当初作出保守决策时的资金投向错误，而是对方悍然违约、总署懦然“俯从”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投资者不但失去设备的实际控制权，并被追加设备运维、人员薪酬等费用，还要承担外国军队横行内江、大局无法调控的政治和军事风险。简言之，总署诸人因谈判失误，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当局者知道这点，旁观者如曾、李，对此亦有深刻的认知。只是议政王奕訢参与祺祥政变，为皇室第一功臣，馀威犹在；兼之大敌当前，不宜掀起内争，所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回复密函时，不仅不埋怨办理失宜，对耗费巨资这个话题，更是小心翼翼，绝口不提。尤有甚者，曾国藩说：“区区一百七十万之船价，每年九十四万之用款”，“以中国之大，视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轻描淡写间，将国有资产流失这等大错编排成“秋毫”小眚，为总署诸人占一地步，开一境界，坏事变成好事，被动化为主动。混淆是非也好，矫干逆说也好，总之，他的回信体用兼备，词义俱赡，最能抚慰总署诸公悔疚惭恨的心。所以，奕訢复函曾国藩，极佩其说。曾九纵无乃兄如此大智慧，只要有问则答，不及其他，未尝不是正解。可是，他不但倡改设备用途（由助剿南京变为巡捕海盗），竟还说：“因轮船所需经费甚巨，请裁沿海水师，节省饷需，以资酌济”；这不摆明在指责总署决策失误、浪费巨资，亟需补过么？李鸿章九月八日致函，云：“大疏请派轮船捕海盗，是李泰国七船结穴处”；“结穴”，是堪舆家术语，所谓地脉顿停之处，地气蕴积之所，具体表现为地面的漥、突。触动“结穴”，必然坏了风水，坏了风水，必然要触霉头。所以，李用“结穴”一词，含蓄指出曾国荃触了总署的霉头。十天后，则更明白的说明这层意思：“调停轮船一疏，此乃总理诸老疚心之事，不免触恼成怒，公然言之，致触忌讳”；曾国藩因此批评曾国荃，则更为严厉，到了触及灵魂的地步：“弟十九日疏陈轮船不必入江而以巡海盗为辞，殊可不必。弟意系恐李泰国来金陵搅局攘功，何不以实情剀切入告？‘苦战十年，而令外国以数船居此成功，灰将士忠义之心，短中华臣民之气’等语，皆可切奏。凡心中本为此事，而疏中故托言彼事以耸听者，此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欺蒙宣宗。逮文宗朝，已不能欺，今则更不宜欺矣。七船之事，余曾奏过三次，函咨两次，即不许李泰国助剿金陵、苏州。李少荃亦曾上书恭邸二次。计恭邸亦必内疚于心，特以发贼未灭，不欲再树大敌，故隐忍而出此耳。君相皆以腹心待我兄弟，而弟疏却非由衷之言，恐枢府疑我兄弟意见不合，又疑弟好用权术矣”；曾国藩既是讲究畏慎之学的道学家，又是早达科举、谙练宦情的老干部，一内一外，兼修并济。严批其弟，也就从为官之术和作人之道入手。“凡心中本为此事，而疏中故托言彼事以耸听者，此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能深知“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者，在道光末年，不为地方大员，则任在京高官，或得高人点拨，否则，无从得闻其详。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国藩由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超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正二品），连升五级，自叹“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道光末年，升官晋级，多论资格，无关才干，所以龚自珍要大声疾呼“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国藩升官如此迅速，要说不藉奥援，但恃才能，谁也不会相信。他的奥援是谁呢？王闿运晚年畅谈旧事，说：“曾侯始起由穆鹤舫”；鹤舫、穆彰阿字，道光间第一权臣，即是曾国藩的奥援。嘉庆、道光间，穆彰阿屡任乡、会试考官，多次参与复试、殿试、朝考，遍任国史、玉牒、实录诸馆总裁，于是，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号为“穆党”。曾国藩无疑是一名“党员”，从提拔速度来看，决非普通“党员”；曾国藩于同治七年再度入京，专程去穆家看望“帅相”后人，“不胜盛衰今昔之感”，从私人交谊来看，定是骨干“党员”。然则，道光末年，曾国藩年少官高，兼有当朝第一人提携指点，难怪他能真切体认“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并以此儆诫其弟。“凡心中本为此事，而疏中故托言彼事以耸听者”，这种指东打西的做官诀窍，在道光朝通行无阻，为什么咸丰间“已不能欺”，同治间“则更不宜欺”了呢？“不能”以此欺咸丰，有两个原因。一、咸丰是少年天子。道光三十九岁即位，咸丰二十岁即位，父子俩帝术孰高孰低，不好评价，中年、少年性格迥异，却是常情。道光当了大半辈子的皇孙、皇子，在太子争夺战中不断成熟，及登大宝，早已是城府极深的中年人。一般来说，中年人喜好稳重，不事轻狂，乐于曲尽其妙，不惯直抒其情；按照我们唯物论者的观点，皇帝也是人，也要符合人情世态，那么，臣下与之周旋，就不得不投其所好，尽量适应中年皇帝业已形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可是军国大事、臣子私情总会与之发生冲突，如何消除异见、博取共识，便成为道光一朝宦学的关键。于是，“心中本为此事，而疏中故托言彼事以耸听者”。咸丰就不一样了，少年人好直恶隐，不耐烦嚼话头、斗机锋，臣下章奏尽可依据情理，畅所欲言。若再言此意彼，被皇帝反话正听，反而会弄巧成拙；不慎被皇帝识破机关，加以诘责，则更为不妙。二、曾国藩有切身教训。咸丰七年，他“托言”父丧守制，“心中”却欲得督、抚之位，以求解决“客军”远征的各种麻烦。奏上，被咸丰识破，对他明里谋忠尽孝、私底下讨价还价的行为极其不齿，一怒之下，遽尔弃用。他经过此番磨练，“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发现以前的“宦学”已经跟不上今日的“学术潮流”，遂全盘摒弃道光陋习，事事以畏、慎处之，以求达于至诚。因此两点，他要说“逮文宗朝，已不能欺”。至于“今则更不宜（以此）欺（皇太后、议政王）”，理由很简单：二后一王的黄金搭档，不费一枪一炮，就完成了祺祥政变；其机智谋虑，实非常流所及，其明通决断，更在咸丰以上。柔能克刚，拙能用巧，实在没有再耍道光牌花枪的必要。而且，同治元年正月，即命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超授曾国荃浙江按察使，“君、相皆以腹心待我兄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更无谓故作狡狯，被人怀疑为“好用权术”了。前引曾国藩复函，直截了当说明：购买洋舰，“不重在剿办发逆”；然此语在信首偶一露面，便再无下文，他所以不加阐发，乃是明白立言的体、用之别。曾国藩是全局统帅，当持大体，“不重在剿办发逆”，就是大体。描述大体，贵在简要，所以一句话说一次足矣。曾国荃是前敌统领，独当一面，是朝廷“用”来办具体事的人，谙娴军旅，深得下情。那么，“苦战十年，而令外国以数船居此成功，灰将士忠义之心，短中华臣民之气”等语，由曾国荃来说，更为恰当。本国军队能够独立完成“剿贼”大业，有什么必要引狼入室，让外人来“搅局攘功”呢？将士血战十年，有什么理由将此大功拱手让人呢？两兄弟倘能分言体、用，就像编辑创设选题，记者采写稿件，合之则是一篇堂堂正正的绝好文章，有什么必要藏着掖着“托言彼事以耸听者”呢？曾国荃生怕别人讥讽他拒绝协剿为贪功，却不明白完成任何一件事情，本就要对应到具体的个人；事成赏功，事败罚责，都得有人承受。值此时势，曾国荃恰当其位，既对自身实力有信心，那么，当仁不让，奏此膚功，实在是仰承天意、俯顺舆情的大好事，“何不以实情剀切入告”呢？拥有天时、地利、人和，却不敢独居其功，往轻里说，叫虚伪，往重里说，是缺乏大才，不堪重寄。再往深里说，朝廷当日所望惟在克复南京，尚无暇计较一人之功还是合作之效，所谓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在克复南京之后，平衡满汉势力、防止军权独重、预防帮派勾结等善后事宜，才会提到朝廷的议程。如前所述，曾国藩早有让功官文、裁撤湘军的安排，毋庸曾国荃来自作聪明，杞人忧天。所以，曾国藩要痛诛其心，指斥他患得患失、言不由衷的错谬。曾国藩这番话说得极重，自是良药苦口之意；但是曾国荃一贯粗疏，予智自雄，回信狡辩，说心中并无算计，“实见得轮船该用以巡海盗”，故实话实说而已，阿兄不免诘责过当，未能体谅他的“本意”。所谓孺子不可教也，即此谓耶？曾国藩身为兄长，不便穷追猛打，只好说若此“则余前缄之所责为过矣”。曾国荃又有疑焉，担心兄弟间的家信“或传播于后世”；确实，这些信件完全暴露了曾国荃患得患失的小人之心，一经传播，他身后的名誉势必不能完美。曾国藩答曰：“家信稿本，除誊信之李子真（原注：极慎密）外，并无一人得见。此弟之拙见过虑，亦视阿兄太高之故”；什么叫“视阿兄太高”？一则自谦，认为自己火候未到，德业文章能否传世尚不可必，遑论家书。二则感叹碍于亲情，徒予姑息，未能消洗掉曾国荃处于功名之际的“拙见过虑”。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测，找不到曾国藩的言论予以质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明年淮军协剿事件中兄弟二人的言论，深切体会“一门之内恩掩义”的苦衷。虽经曾、李或直接或委婉的批评，曾国荃的复函毕竟发出，怎样批评都避免不了来自中央的薄惩。曾国荃的摺疏被批谕：“（此后）毋庸单衔奏事”；就是说，曾国荃被剥夺了单独上奏的权力。总署诸公看到曾国藩的复信，本来心花怒放，旋又接到曾国荃的复信，必定笑转为嗔。总署老大是恭亲王，军机老大也是他，既然曾家老九这么不懂事，开口即招人厌，干脆封掉他发主贴的权限（“毋庸单衔奏事”），只许在阿兄监护下发言；此后汇报战况等事，曾国荃可以“后衔”附奏，即所有言论须经曾国藩审查后方可上报，省得再犯“兄弟意见不合”的错误，惹人烦恼。曾国荃不知道祸从口出，曾国藩则早料到祸从天降，祸虽不大，但总有一些负面影响，于是写信宽慰：“此船乃恭邸数年苦心经营之事，近则既经怄气，又复抱歉，正在十分不自得之际，疑弟摺意含讥讽，故触其怒，而一为发舒，非皇太后另有所咎于弟也”；恭亲王“苦心经营”了这么件尴尬事，“怄”了谈判的“气”，对前线将士、特别是积极围攻南京的湘军“抱”有“歉”意，“正在十分不自得之际”，你不幸触其霉头，作了他的泄气筒（“一为发舒”），实在是点背不能怨政府。不过，这只是警告处分，不算严责，惟自为宽解而已。曾国荃这下倒是老实了，复函检讨得失，“心气和平，事理通达”，曾国藩赞曰：“大慰大慰”。福祸相倚，得失相继，曾国荃这种说话不经大脑的人被贴上封口胶后，那些复杂的人事关系、笔墨官司全部由阿兄代理，他反而能专心致志，一意部署军务，遂在同治三年元月，完成对南京的合围。而中央在“博采众论”后，痛下决心，“将轮船撤退”，并在新一轮谈判中采取强硬姿态，取得“辉煌”成果：英国军舰、兵勇全部退回，英国并归还预付船款。已经发生的薪酬、差旅等费用，则由中方支付。额外奖赏阿思本一万两银子。撤销李泰国总税务司职务。实事求是地说，此种谈判成果，在中国近代史中，称得上是外交方面的成功案例。美中不足的是，斡旋其中、对达成协议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并不是宣言“分赏各国”的曾国藩，而是另一个英国人，二十九岁的赫德（RobertHart）。他在中、英政府间上下其手，藉此挤走一心要为中国海军做“贡献”的李泰国，自己如愿以偿成为第二任总税务司。此后，他控制中国海关达四十八年之久，极为深刻的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三、战天京 替补队员李鸿章如果说，战天京时当局诸人的怦然心跳汇成一部交响曲，主题必然用来展示曾氏兄弟在此过程中的真情互动，洋船事件只算一个俏皮的小插曲，而中段插入、几乎喧宾夺主的淮军助攻事件，则是一段扣人心弦的变奏。作为百年以后聆听此曲的爱乐者，不仔细考察此段变奏的进入、发展以及嘎然而逝的怪异休止，则必不能完全理解整部交响乐。淮军，是在阴差阳错的情况下仓促组建的。当然，研究清朝军志和太平天国的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一定不同意我这种观点。此篇专讲故事，无暇辩证；我引用两段材料，证明李鸿章之所以受命援助江苏、成为淮军领袖，并非出自曾国藩的本意，则淮军是否在阴差阳错的情况下仓促组建，读者自能体会。第一段材料，乃当日身在曾幕的欧阳兆熊所记：“（曾国藩）欲保一苏抚而难其人。余谓李广才气无双，堪胜此任。文正叹曰：‘此君难与共患难耳’；盖犹不免芥蒂于其中也”；这段对话发生在咸丰十一年冬。中枢频频接到参劾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的奏折，饬令曾国藩“察看”二人“否能胜任”，并命“择其智勇兼全、堪胜封疆将帅之任者，酌保数员，听候简用”。所以文中说“欲保一苏抚而难其人”。“李广”、“肃毅”，俱谓李鸿章，前者切其姓，后者乃其伯爵封号。欧阳兆熊劝曾国藩将援苏大任委派李鸿章，曾却说他“难与共患难”。这从何说起呢？得从去年说起。咸丰十年八月，曾国藩派李元度援徽州，入城后，坚守未满三日，即被攻破。徽州一破，祁门大营岌岌可危；李元度深知此役失败的严重性，怕被责罚，遂不返回祁门大营。游荡十几天后，终决不妥，这才回营请训。但是，见面后，一味狡辩开脱，曾大怒，痛斥之；李元度不堪训责，负羞而逃。军营岂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曾国藩当下决定严参，命李鸿章作稿。孰料李鸿章认为李元度是共历患难之人，功罪相抵，不应严惩，便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怒不可遏，说：“我自属稿”；李说：“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曾国藩正在气头上，乃说：“听君之便”。于是，李鸿章去了江西。此事只能说明李鸿章好讲哥们义气，似乎和“难与共患难”无关，曾国藩为什么要对欧阳兆熊那样说呢？如前所述，徽州一破，祁门大营兵单将寡，岌岌可危，随后太平军大举来攻，相距数十里而已。曾国藩万念俱灰，预先写好遗书，准备在此死节。幕客、委员，或请病假或请事假，走了一大半。留下来的则将行李移置舟船，时刻准备逃命。程桓生是曾国藩的棋友，几乎每日要陪曾国藩下一盘棋，见面太频繁，不好意思开溜；但私底下逢人便问：“死在一堆如何？”前此，李鸿章藉李元度事负气出走，现在看来，则不无借机逃遁的嫌疑，所以曾国藩要说他“难与共患难”。后来，鲍超、曾国荃胜仗解围，渡过危机，李鸿章再度入幕。恰逢朝命曾国藩推荐巡抚人选，李鸿章固然“智勇兼全，堪胜封疆”，但曾国藩心中不能不存“芥蒂”，故犹豫再三，终未遽以其名入告。第二段材料，则来自王闿运。祁门危急时，幕客、委员纷纷逃逸，王闿运也是其中一员；他有一句诗：“直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就是为此次不甚光彩的行为自我解嘲。他提供的材料则是：“李（鸿章）在军中不见知，常发愤怏望，后以沅浦（曾国荃）、俊臣（陈士杰）俱辞避，李乃自请行。非曾（国藩）意也”；咸丰十一年十月，在沪绅士公推钱鼎铭赴安庆请援。钱于座次痛哭流涕，叩头乞师。此前，曾国藩已安排左宗棠自江西援浙，己军则沿长江向东推进，计划中暂无援苏的规划，一是兵力不敷调配，二是饷源无法落实。钱鼎铭带来的江苏绅士公启（冯桂芬执笔）中，所谓“江苏今日之情事，……有仅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除了“有兵无饷之镇江”、“兵单饷乏之杭（州）、湖（州）”之外，还有个“有饷无兵之上海”。因此，钱鼎铭此次带来的，不仅仅是江苏人民吁天待救的悲情，还有上海地区商绅筹集的巨款，所谓“深情款款”也。所以，曾国藩不能不思有以应之。钱的问题解决了，就得解决人的问题。当日，他手下大将只有鲍超、曾国荃，鲍超正在江西东部鏖战，不可抽调；曾国荃克服安庆后，回乡添募士兵，正好可派为援苏之军。朝廷接到江苏告急之信，也点名派曾国荃前去援剿，所以，他便写信给曾国荃：“吾家一门，受国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吾今冬派员去提二十万金，当可得也”；然则，援苏不仅可报国家“厚恩”，还能解决湘军饷绌的窘况，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可是，曾国荃自打攻克安庆后，精力所注，全在克复南京，其他种种，非所思存，故回信拒绝。最适合去的人不想去，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可是，这个“次”，还轮不到李鸿章，曾国藩找的是湖南老乡陈士杰。幸亏石达开这会正在骚扰陈士杰的家乡桂阳，而陈又是大孝子，唯恐“惊忧太夫人”，故在乡率兵防守，“不敢一日离”。就这样，曾国藩高瞻远瞩的目光才由遥远的湖南徐徐收回，落到近在身边的李鸿章身上。而且，根据王闿运的说法，也就是瞩目暗示而已，并未像对待老弟、老乡那样直言托付，所以，“发愤怏望”的李鸿章得学上一回毛遂，“自请”之后方能脱颖而出。这时候的李鸿章，是替补的替补，预备队都不让进，还比不上失意于埃弗顿队的李玮峰啊。由此可见，不出现这些阴差阳错的情况，李鸿章怎么做得了淮军的统帅？确定统帅的人选，竟如此富有戏剧性，那支军队的组建，能不仓促？同治三年三月，七艘英国商船装载这支仓促组建的新军，缓缓驶过南京附近由太平军控制的下关、九洑洲两处炮台，到达上海。为防止太平军纠察，李鸿章和其他将士一起“闭置西国汽舟中”，我想，他心中憋的那股闷气，应该比船舱中的闷气更闷上百倍千倍吧。当然，考察历史事实，我们固然要注意个人恩怨的重要性，但也不能一味以个人情感去揣测当事者的一言一行。能成非常之功，必是非常之人；所谓非常，就是说能超乎常情之外，不必事事都出以个人恩怨，而要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曾国藩毕竟是他的老师，曾国藩毕竟是他的领导，曾国藩毕竟是他一生学问功业的奠基者，李鸿章倘因一时受气，遂枪法大乱，那也就不是李鸿章了。仔细考察他抵沪以后的行止，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他的非常之处。人情、饷事、军务诸端，头绪太多；我们先讲攻取苏州，可知他固然具有但求成功、不择手段的很忍之心，然后再讲拒援南京，证明他更具有止所当止的非常之度。三、战天京 李鸿章告别青涩岁月李鸿章于元年三月至上海，随即一面操练新军，一面规划大计。六月，亲赴泖湖、淀山湖前线实地考察后，遂大举向西进攻，一年多时间，连克青浦、嘉定、常熟、太仓、昆山、江阴等城。二年七月，程学启会同戈登常胜军，进逼到苏州城下。苏州本就是一座坚城，三年来，经李秀成、谭绍光精心布防，更觉坚不可摧：“太湖之水，由胥口、鲇鱼口流入苏州胥、盘两门，外绕至娄门、齐门，大河如带，横竖三四道，环绕城垣。该逆凭河筑长城，周围十几里，枪眼炮台，层层密布。长城内，石垒土营数十座，南自盘门、北至娄门，联络扼扎。墙内多穴地为屋，堆土覆板于其上，以避开花炮，布置极为严整”；淮军攻城，和湘军区别甚大。湘军曾、胡、左诸人最怕“老师坚城”，指示将领机宜时，时刻叮嘱的就是围而莫打。因为，挖地道、搭云梯等等战法，除了造成己方大量伤亡，并不能对守军造成致命打击，遑论攻克。城垣高大，外绕护河的坚城，除了巨型炸炮，别无他法可破。湘军只有一件叫劈山炮的军火，用于守营、野战，效果固然不错；用于攻城，则最多在墙上打凹几个弹坑而已，可以称之为浮雕艺术，绝不敢大言攻城。故九江、安庆之克，都是围上一年多，城内弹尽粮绝，方才大举进攻；从未有兵临城下，不及数月，遽行攻打之事。淮军则否。围城前做好清场工作（即篇首所谓“外围”），是一般军事原则，淮军固如湘军一样遵守；但是，围定之后，淮军即行猛攻，未有如湘军候敌自溃者。原因何在？拥有开花大炮之故也。攻苏州要带上戈登率领的常胜军，主要原因就是能借助其炮火“轰坍”城墙，然后“梯而登之”，甚至“跃而入之”。拥有此等利器，淮军攻城，当然比湘军快捷得多。然而，如上引文所示，苏州城的防御，外有护城河、石垒、长城，开花炮距离过远，不能直接轰击城墙，只有破除障碍后，方能直逼城根，架炮开打。而要破除障碍，光有陆军还不行。因为李秀成惯于以攻为守、反客为主，时不时就能从水路派出奇兵来抄围军的后路；不解决这个后顾之忧，陆军一味进攻外城，时不时就会遭遇腹背受敌的灭顶之灾。所以需要水师协助，封锁苏州周遭如西塘、芦墟、阳澄湖、九里湖、黄天荡等十几处水域，杜绝李秀成派出奇兵的可能性。水域既广，汛地又多，势必需要大量水师营哨；李鸿章入苏后，先已携带淮扬水师同行，后逢太湖水师前来接防，此时恰能派上用场。故引文所述苏州城外的石垒、土墙，经水、陆合攻，在十月间一举攻破，淮军、常胜军方能“径抵城下，逼城轰打”，而驻苏太平军见外围屏障尽失，全城俱在开花大炮射程之内，不免“胆寒”，遂有“乞为内应”之举。由此可见，水师于苏州之役，作用巨大。但是，这两路水师中由黄翼升率领的淮扬水师，按照全局战略规划，此时应该出现在苏、皖之交的洪泽湖，协剿降而复叛的苗沛霖，怎么仍滞留苏南呢？早在五月间，曾国藩奏复剿苗方略，就提出调黄翼升北上助剿，江苏境内另派李朝斌太湖水师接防，奉旨依允。同时，通知李鸿章速遣黄翼升北上。李鸿章听令而行的话，手边就只能留下李朝斌一军；而欲攻苏州，必须封锁周遭所有水域，单单一支水师绝不敷用，所以，为了攻下苏州，他没有遵守这个命令。从五月到十月，曾、李之间的通信，黄翼升水师之行止就成了最主要的话题。曾国藩当然知道李鸿章攻苏州不能无水师助阵的实际情况，但是，安徽巡抚唐训方是湘军将领，正受命进攻苗沛霖，于公于私，他都要施以援手。总统湘军水师的杨岳斌、彭玉麟，则是黄翼升的顶头上司，与唐的关系则又密近于李，故极力支持调派黄翼升北上。朝命、军令、交情，三者合力之下，黄翼升一军没有不走的理由；而终于“梗令”达五个月之久，李鸿章、黄翼升反了不成？这就是前面说的为成功而不顾一切的人之常情在起作用了。淮军虽于一年内攻克十馀座城池，但是，不将苏州拿下，就好似有前戏无高潮的养生之法，聊可自娱；不足成其战则胜攻则克的赫赫之功，用能懋赏。统帅如李鸿章，部将如黄翼升，所思所虑俱不能出此范围，所以才一气串通，悍然违命。功利二字连用；克苏州是功，黄翼升一军饷需取自李鸿章，则是利。曾国藩给彭玉麟分析黄翼升敢于抗命的原因，说：“昌歧（黄翼升字）饷项出自沪中，固不能不听少荃（李鸿章字）调遣”；罗尔纲先生研究湘军、淮军制度对近代兵制的影响，说最重要也是最恶劣的一点，就是由于军队就地筹饷，统帅私人筹饷，导致国有军队变成私人军队，开创了清末民国军阀割据的局面。曾国藩说黄翼升敢于拒绝统帅曾国藩和直管上司彭玉麟的命令，就是“饷项出自沪中”，不敢得罪财神爷李鸿章的缘故。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种历史现象，我多费点笔墨，用现代行政制度的弊端解释一番。地方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之时，各省都曾发生公安、检察、司法部门为“维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在本地或竟奔赴外省“绑架”相关“涉案”人员的极端案例。按照行政原则，公、检、法等机构都应根据国家法律，遵从上级机构命令，合法行使权力，无庸也不能为地方事务滥用权力。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在“饷项”方面不能尽行满足各部门的预定“饷章”、乃至符合本地经济发展水平而又超出中央规定的实际“需求”，各部门经费不得不靠地方财政解决一部分。既然部门经费、福利与地方财政发生关系，那么，地方财政的盈绌必将影响各部门的实际收益，于是，各部门不得不应允地方政府的要求，承担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的义务和责任，从而将使用权力的依据由国家法律置换为地方利益，将政令来源由上级机关置换为地方政府，因此，国家权力变成了地方权力。以黄翼升为代表的武装（公、检、法等地方机构），名义上是官军（国家执法机关），却不遵守朝廷（中央政府）和直管上司（上级主管机构）的命令，只听命于为之提供经费的江苏政府或者说李鸿章个人（地方政府），则本质上已经蜕变为地方或者私人军队（地方权力）。这种有奶便是娘的做法，曾国藩能够理解，但不能够纵容，于是，十月九日，他向李鸿章下达最后通牒：“昌歧（黄翼升字）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阁下五、六、七月各缄均称待李质堂（朝斌）军到齐，即令黄部换防赴淮，至八月后忽变前说。……楚军历年之规模，彭（玉麟）、杨（岳斌）与唐（训方）之公议，迫我以不得不参”；所谓“八月后忽变前说”，即苏州围定后，必须水陆合攻方可致效；而水域太广，淮扬、太湖两军合力才足以布防，故李鸿章不能放走黄翼升，不能遵守黄、李换防的“前说”。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曾国藩不得已，只能“不得不参”。信到之时，李鸿章正在苏州督战，外围墙垒尽被“踏平”，克城指日可待，倘若惮于严命，将水路撤围，必将前功尽弃。所以，他横下一条心，顽抗到底，遂写下这封“词意乖忤，气质不平”的答复：“奉初九日钧示，以昌歧不应调、必须参办见责，震悚无地。……蒙调此军以来，鸿章每函必恳暂留，其说不一，先私情而后公事，总之恳留协剿。今苏、（无）锡垂成之局，更难松劲，仍恳吾师检阅前后函稿。此军从鸿章最久而亲，苏省攻剿至急且大，而吾师必欲苦逼！应请暂勿参奏，先檄质堂将各防接替（原注：彼固不肯分船。船单，亦实不敷），而昌歧不行、鸿章不遣，再将昌歧与鸿章一并参奏，死亦甘心！苏省水路，彭、杨、唐诸公皆未亲历，而遽科鸿章以拥兵自卫之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语有之乎？！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先私情而后公事”；所谓“私情”，一是指他和曾国藩的师生之情，一则谓“此军从鸿章最久而亲”，隐喻黄翼升已经改换门庭、换了大哥之意。所谓“公事”，也有两层意思：既云“苏省攻剿至急且大”，言外之意则是协剿苗逆至缓且小了。上一封信，他就很不客气地提醒曾国藩：“究竟协攻苏州与协守临淮？事体宜分轻重，贼势要看缓急”；“私情”当厚于门生，“公事”莫急于苏州，可说是占尽情理，“而吾师必欲苦逼”，显见得在埋怨曾国藩漠然无情、蛮不讲理。埋怨归埋怨，耍赖也得有说辞，他的缓兵之计则是等李军“将各防接替”后再调黄军，否则，“将昌歧与鸿章一并参奏”。从五月“调”到十月，从夏天“接”到冬天，严格按照组织纪律办事的话，早就可以参得他体无完肤了，这会还忝着脸说“死亦甘心”，李二先生真是赖皮到家了。接下来，则是指桑骂槐的“大不敬”，也是此份文本最可玩味的部分。表面上说彭玉麟、杨岳斌、唐训方不下基层，瞎指挥，而紧接着却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语有之乎？！”则非质询“诸公”，而是在直斥曾文正公了。这十三个字的画外音好似在说：“只有你们湘军的事才算是事，只有你家老九的南京才算攻城。苏州就不是攻城？淮军就不配建功？李鸿章就不配做事？我要告诉你：今天的我，不信那一套了。我要告诉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知道这句话么？你听得懂这句话么？且！”饱含着屈辱的泪水，李鸿章发出告别青涩岁月、进入成人世界的愤怒吼声，这不仅标示他作为个体的独立，也在宣告淮军业已脱离湘军，成为一支独立军队。瓜熟蒂落，成长总是意谓着决裂。当然，此处所谓决裂，乃是精神世界的一空依傍，独立寒秋，而非现实世界的谢本师，逐逆臣。因为，冥冥中似有天意，并不愿意破坏这对师生的半生缘。南北事态的顺利发展，消弭了此次忠诚与背叛的危机：写就此信后的第三天，李鸿章就克复了苏州，无庸“暂留”黄翼升；而与此同时，苗沛霖军被陈国瑞攻溃，淮河也无庸黄翼升“协守”。尤为奇妙的是，搭载此信的安迪禄船在途中焚毁，曾国藩并未见到这封“词意乖忤，气质不平”的决裂宣言，心中不必凭添无谓的“纤芥”。曾、李二人注定要走上各自的道路，惯于弄人的天意却不著痕迹的消泯了可能的现实决裂，让二人的离合在时间中显现为渐行渐远的温柔轨迹，而不是空间中斩然可辨的北辙南辕。三、战天京 苏州杀降大半年后，李秀成在站笼中写“回忆录”，提到苏州失陷：“苏、杭之误事，洋兵作怪，领李抚台之银，攻我城池。洋兵见银，打仗亡命”；其实，当日他在城中防守，手下也有白奇文（HenryBurgevine）带领一干“牛芒鬼子”（李鸿章对外国雇佣军的污蔑之辞）帮他作战。“洋兵”云云，实在是乌鸦莫笑猪黑，彼此彼此。不过，对方军中的戈登（CharlesGordon），确实是“打仗亡命”兼擅谋略的的一流人才，比白奇文之流要强上万万。正是他和程学启的合作，才“踏平”苏州城外的石垒、长城，紧逼城下，导致太平军守将郜永宽等人乞降，并引发一场杀降的大风波。在全面介绍杀降事件前，我要引用英国诗人拜伦的一句诗，帮助读者对戈登获得一个感性的认识：其中也有大名鼎鼎的异邦人，虽说国籍不同，倒全是自愿投效，他们出生入死并非为了拯救祖国或王冠，而是想有一天当个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