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代力学的观点来分析"仙迹"颇与力学原理相合。对并列砌券法砌筑的石拱桥来讲，重车靠桥边通过时，对桥的安全十分不利，而桥面上的驴蹄印、车道沟、膝印等"仙迹"均在桥面东侧1／3　部位。明代翟汝孝在《重修大石仙桥记》中称：仙迹是行车外缘的界限，车辆应在桥的中央通行。东侧桥下手印部位，是受力最大部位的标记，用"手"托住对桥的安全有利。这些"仙迹"时时提醒人们，万一石桥出现裂痕，造成损坏时，可在手印部位用木架支撑，以便于维修，确保大石桥安全。这个古老的神话传说充分说明了隋代的鲁般（班）--能工巧匠李春已经对建筑力学有了一定的理解，并能够成功地加以运用，从而为桥梁建筑结构力学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3。科学选料与精心施工安济桥这一土木建筑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工程，千百年来雄姿不减，是与其精心施工、科学选料分不开的。唐朝张。。在《朝野佥载》中描绘说："赵州石桥甚工，磨砻密致如削焉，望之如初月出云，长虹饮涧。上有勾栏，皆石也，并为石狮子。龙朔年中（公元661-663　年）高丽谍者盗二狮子去，后复募匠修之，莫能相类者。"足以说明安济桥的施工技术之精湛。　　安济桥的建设者们在拱券砌筑方面，继承了汉代以来造墓拱、桥拱的传统砌筑方法，并进行了创新，采用并列砌券法，即将大拱券和肩上的小拱券均"化整为零"，桥的纵向分为28　券，逐一砌筑合拢。每个大拱券由43　块重约一吨的拱石组成，拱石厚度为1.03　米，长度为0.7　米到1.09　米左右，以满足砌筑设计所要求的圆弧拱状；拱石宽为0.25　米到0.4　米，每块宽度不等，以便于砌成拱顶狭拱底宽的大拱券。在主拱券的上面，伏有变厚度护拱石，在空腹段，用护拱石满铺；实腹段则仅镶于桥宽的两侧，拱券外形似变截面拱。令人惊奇的是，拱石各面均凿有斜纹，相当细密，提高了拱石之间的抗剪力，加强了拱石间的结合；而且在拱石纵向间安放了一对腰铁，使每个拱券形成为坚实的整体。即使将拱券单个取下，也不会像一般石拱桥的拱券那样，成为一堆散了架的拱石。　　安济桥所选用的材料也很精到合理。造桥所用的石料，是由距安济桥30至60　公里的元氏、赞皇、获鹿等县开采的。利用严冬季节，用浇水法建成冰道，使石料沿冰道滑动运到桥头。石质为青白色石灰岩。1955　年对安济桥进行修缮时，对这种石料进行了测试，其抗压强度每平方厘米平均为1000　公斤，容重为每立方米2.85　吨，而且耐寒耐热性好，冻融10　次无裂纹。　　此外，还合理采用了其它的材料和技术。如拱石间全部用白灰或泥浆砌筑，浆极薄，提高了拱券的抗压强度；利用当时冶铁技术和铁制工具，在主拱跨中的拱背上均匀安有5　道铁栏杆，4　个小拱顶也各安1　根。铁栏杆两端有半圆球头，伸在拱石外，借助拉力与剪力使拱券形成一个整体。合适的材料加上精心的设计与处理，大大地加强了桥的牢固性，使安济桥这一桥梁建筑的瑰宝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4。造桥技术对中外的影响李春开辟敞肩圆弧石拱桥的先河，对中外建桥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受到了历代中外名人、学者的赞美。唐玄宗时中书令张嘉贞的《安济桥铭》盛赞："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试观乎用石之妙，楞平碪斫，方版促郁，缄穹窿崇，豁然无楹，吁可怪也！又详乎叉插骈坒，磨砻致密，千百象一。仍糊灰莹，腰铁■蹙。两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荡突，虽怀山而固护焉。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是。"唐张。。在桥铭中曰："郡南石桥者，天下之雄胜，乃揆厥绩，度厥功，皆合于自然。"元代的刘百熙行至安济桥后，久久不愿离去，并赋诗一首：谁知千古娲皇石，解补人间地不平；半夜移来山鬼泣，一虹横绝海神惊。水从碧玉环中过，人在苍龙背上行；日暮凭栏望河朔，不须击揖壮心生。　　其它诸如"长虹上碧天"、"虹腰千丈驾云间"、"飞楹自夺天工巧，有窍能分地景幽"的赞美佳句不胜枚举。　　安济桥不仅在国内享有盛名，在国外也产生巨大反响。知名学者、中国科技史专家、英国的李约瑟教授，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李春建成安济桥后，"显然建成了一个学派和风格，并延续了数世纪之久"；"弓形拱是从中国传到欧洲去的发明之一。"1321　年至1339　年，法国人才建成赛兰特（Pont de Ceret）敞肩拱桥，但这座桥的大拱接近半圆，净跨45.5米，超过了安济桥，而桥宽仅3.9　米，不及安济桥宽的一半。安济桥跨径记录，在世界上保持了730　多年。真正的敞肩圆弧拱，在西方直到19　世纪才出现，系法国工程师保尔于1809　-1903　年第一次用于阿道尔夫（　PontAdolphe）桥。　　李约瑟教授还说过："这些桥使我们认为在全世界没有比中国人更好的工匠了。"美国建筑专家伊丽莎白·莫克在他出版的《桥梁建筑艺术》一书中称赞安济桥"结构如此合乎逻辑和美丽，使大部西方古桥，在对照之下，显得笨重和不明确。"　　1300　多年来，该桥经历了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和频繁使用的考验，至今依然完整壮丽，保持着古老苍劲的雄姿，正如《赵州志》中所称："奇巧固护，甲于天下"，赵州安济桥将永远向世界显示出我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二）城市建筑及整体规划设计技术的形成隋唐五代的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充分地表现出当时城市建筑技术的进步和整体规划设计技术的形成。　　1。隋代著名建筑家--宇文恺宇文恺（公元555-612　年），字安乐，朔方夏州（治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人，官至太子左庶子，隋代著名建筑家。他曾从事过水利、桥梁、长城等建筑工程，发明了观风行殿。据《中国通史简编》记载，此殿离合便利，下设车轮，行车可携带，合并成一大殿，能容纳数百人。但最为突出的成就是隋都大兴城的兴建。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隋文帝杨坚令他负责规划设计和督造新都城。他在规划建造大兴新都前，遍访了北魏都城洛阳、曹魏都城邺城，从中吸取城市建设的经验。经过考查，他认为汉长安城"凋残日久"，"旧经丧乱"，加之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水量不足，在建新都时应引为借鉴。因此，他突破了旧城市建设思想的束缚，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经济因素的影响，结合城址龙首原一带的地形特点，对城市建设进行了周密的规划设计。采用先建城墙、再辟道路、修建坊里的施工程序，使新都在总体上气势恢宏、布局整齐；又充分利用了地形的变化，使建筑高低错落，参差有秩，独具特色。充分反映出宇文恺的杰出设计才能。　　此外，隋唐时代与长安齐名的名都洛阳也凝聚着宇文恺的心血。洛阳因其地形险要、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等原因，从东周起，先后有9个朝代在此建都，有"九朝名都"美称。隋炀帝登基后，就把洛阳改为首都，将西安作为陪都。为此，隋炀帝派宇文恺到洛阳设计建造新都。宇文恺在洛阳城内先后建天经宫、筑西苑、挖龙鳞渠，修十六院，堂殿楼观，穷极华丽。他修建的东都洛阳极为壮观。宇文恺以他杰出的建筑才华和整体设计规划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隋唐长安城整体规划设计及建筑技术的进步隋、唐统一中国后，为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动用了巨大的财力和物力修皇城、建行宫、立楼台亭榭，大兴土木。　　秦朝国都建在咸阳，其地处关中平原、渭水北岸西；后又将都城建于渭水南岸长安。隋文帝统治中国后，命令当时著名建筑家宇文恺负责规划、设计、督造新都宫城。该工程始建于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6　月，第二年隋文帝杨坚迁入宫城，并将新都定名为大兴城。大兴城规模之大前所未有，面积达83　平方公里。　　在公元7　世纪到9　世纪的300　年间，长安曾以世界性的贸易、文化交流中心闻名遐迩，并且以其宏大的规模和严谨的规划著称于世。　　长安城位于关中平原，今西安市的所在地。它北临洨河、渭河，西有沣河、黑水，南有浐水、漓水，东依灞、■二河，称八水绕长安。南面与终南山相对，可谓气候适宜，物产丰富、风景宜人。长安城的前身是隋朝的大兴城，由于隋朝统治很短，被唐朝取代后，唐朝统治者则以隋大兴城为都，并更名为长安城。　　唐代定都长安后，城市的规划和布局承袭了隋大兴城原有的建筑特色，同时又根据经济的发展及城市管理的需要，进行了扩建和改造。长安城的建设者们，在城市的建设和改造过程中，既充分考虑到城市建设的地形和管理、经济、文化生活以及交通、水源、城市园林建设等多方面因素，又依据封建社会高层统治者的需要和首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规划和全方位的周密布局，将长安城分成"宫城"、"皇城"和"罗城"三大部分进行建设和改造。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功能齐全、建筑物最雄伟、城建规模最大、最具管理水平的国际大都市，在城市建筑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按功能规划建造宫城、皇城和罗城为满足帝王统治的需要，长安城的设计者首先考虑修建了皇帝的居住地--宫城。设计者将其布置在长安城中央的最北面。宫城南北长1492　米，东西宽2820　米，周长8.6　公里，城墙高11　米多。宫城按其需要又用宫墙分隔成三个部分。西面是"掖庭宫"，是嫔妃居住和宫女们学习技艺的地方。东部建"东宫"，供太子居住，办理政务。中部为大内，又叫西内，隋唐时命名为大兴宫和太极宫。太极宫共由16　个大殿组成，为唐太宗李世民起居和朝见文武百官的场所。每逢国家庆典或重大节日时，皇帝就登上太极宫南面的承天门号令全国。唐代时又陆续扩建了大明宫和兴庆宫两处宫殿，被人们总称为"三内"。　　唐大明宫始建于公元634　年。鉴于宫城所处的地势较低，而且比较潮湿，因此，唐太宗李世民命人在宫城东北角龙首原上兴建永安宫，供唐高祖李渊居住，第二年改名为大明宫。此后唐高宗李治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其规模远远超过太极宫。李治以后的历代皇帝大部分在此听政。　　大明宫由30　多座宫殿组成，含元殿为正殿，供国家举行大典时使用，北面的宣政殿、紫宸殿是当朝听政的场所，麟德殿、延英殿则用来宴请百官，接见使节等。在这些宫殿中以麟德殿规模最为宏大。该殿南北长130　多米，东西宽70　多米，建筑面积达8000　多平方米，这是已知的我国古代最大的单栋建筑，而且造型独特，格局新颖，其气魄之大远远超过北京故宫的"前三殿"，是唐代宫殿建筑的优秀代表作。　　兴庆宫地处城东，又称之为"南内"，"三内"之中，南内占地最少，但仍有2000　亩之多。唐玄宗李隆基做晋王时，曾在兴庆坊居住；登基后，于开元二年（公元714　年）兴建此宫，开元十四年进行了扩建，直到开元十六年建成。此后，唐玄宗在这里起居、听政。兴庆宫是一座园林式的宫庭建筑群，宫内建有兴庆殿、南薰殿、长庆殿、花萼杨辉楼、沉香亭等建筑。这些装饰豪华富丽的楼台亭阁与宫内湖水相映成辉，加之园内名花荟萃、婀娜多姿的垂柳、岁寒不雕的苍松翠柏，使兴庆宫成为一座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帝王宫苑。　　皇城是长安城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央官署的所在地。　　皇城亦称子城，位于宫城南面，占地面积和宫城相似，东西宽2820　米，南北长1843　米，周长9　公里左右。皇城南面正中设朱雀门，东有安上门，西是含光门；城东设有延禧门和景风门；城西有安福门和顺义门。东西两面城门彼此对称。皇城内街道整齐，南、北向5　条街，东西向7　条路。皇城与宫城中间辟有东西走向的大街，称为横街。据史册记载，横街街宽300　步（合441　米），是长安城内最宽的大街，太极宫的承天门临街，因此，又经常在此举行重大庆典，同时还可以供兵士操练，实际上这条大街又是一个能进行各种活动的广场。　　"罗城"是唐长安城的外廓城，系百姓居住区。罗城从东、西、南三面将宫城和皇城围在其间。罗城东西宽9721　米，南北长8651　米，周长36.7公里。周边建有高6　米的城墙。外廓城共开12　座城门，每面开门三座。依据我国古都规划布局关于中轴对称、方正规划的传统思想，南面的正门设明德门与皇城正门朱雀门和宫城的承天门相对，同在中轴线上。正门的东侧开有启夏门，西侧为安化门；西面三门金光门居中，开远门在北，延平门在南；东三门中间是春明门，北有通化门，南有延兴门；北面三门因中部被宫城所占，所以三门开在中轴线以西的位置上，北面三门中景耀门在中间，光化门在西，芳林门在东。各城门均建有城门楼。除明德门外均设有三个门洞，而明德门为五开洞，十分壮观。当时，出入城门时，要"入由左，出由右"。管理有秩。城里南北向11　条大街，东西向14　条大街，纵横交错，形成网格布局，将罗城之内划分为110　个街坊（隋代时称"里"）。其中，长安城里的两个商业区--东、西两市共占4　坊之地，另外由于城东南角的一坊划入曲江池风景区，实际上有109　个里坊。各坊都修有坊墙，坊墙大约高3　米，各坊都形成独立的体系，好似一个个小城。里坊主要是居民的住宅，据宋代的《长安志》载，城里共有居民8　万户。坊里开设有商业店铺及手工业作坊。长安城的这种整齐划一的格局，被当时的诗人白居易生动地描述为"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在城市建设中，长安城的设计建造者依据地形地貌将宫城建在地势较高的北部，而在相毗邻的南面布置皇城，在宫城、皇城的周围修建外廓城作为居住区和商业市场，不但突出了城市的主要建筑，而且也有利于朝廷、官府机构处理朝政、办理公务。同时，又用多重城墙和严密规整的街坊，将皇室、官宦、贵族、平民等不同阶层分隔开来，从根本上改变了汉代长安城民居、宫室相混杂的状况。这种布局手法突出了封建统治权力中心的地位，对我国后来的都市建设规划有着重大的影响。　　（2）设置东市、西市，繁荣城市经济为繁荣城市经济，城市建设者们在长安城规划建设了两个商业区，即东市和西市。隋代时把东市叫"都会市"，西市称为"利人市"。两市地处皇城东南和西南，各占地两坊，位置东西对称。市内的井字形街道将市场分割成9　个区域。这里既是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中心，又是国内外最大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集散地。　　据发掘考证，两市南北长各1000　多米，东西宽900　米，井字街的中央部分设有"市"、"署"、"平准局"，是市场管理和税收机构。沿街店铺林立，从事绢丝、珠宝、服装、称量器皿等220　行，千余肆邸，商贾云集。皇亲贵族常光顾于东市，日本高僧圆仁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记》中记载，会昌三年（公元843　年）6　月27　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二十四行，四千四百余家，官私财物、金银绢药总烧尽"。可见东市商家之多、经济繁荣之盛况。　　西市则有"衣肆"、"坟典肆"、"药材肆"、"麦行"、"绢行"、"帛行"、"秋辔行"以及寄附铺等多种行业。许多外国客商也在此设店经营，大诗人李白曾赋诗曰："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鳟"，真实地反映了来自中亚的商人在我国从事国际贸易的活动情况。由此可见西市的商业活动繁荣程度胜过东市。东西两市的设置，基本上满足了长安城市生活的需要，扩大了国际经贸往来，促进了唐代经济的发展。中唐以后，各里坊逐渐开设商行，兴办手工业。如崇仁坊"一街辐辏，逐顷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灭。"整个长安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3。规划严谨、整齐有序的街道建设在城市建设方面，道路建设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长安城的建设者们经过周密的规划，对道路建设进行合理的布局，使长安的街衢整齐，道路宽阔平直，对城市的生活与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长安城的"罗城"共有东西走向大街14　条，南北向大街11　条。道路中最重要的是南北走向的朱雀大街，它南起明德门，向北穿过朱雀门，直通宫城的承天门。因为这条街北起承天门，人们又把它叫"天街"。朱雀大街是贯穿都城南北的中轴线上的主干道，其它各条街均以此路为基准进行修建，形成全市性的道路网。皇城内的道路也是如此，南北街5　条，东西街7　条。各坊里也都有一条大街或十字大街，还有按规划修建的纵、横曲巷及顺墙街道。诗人白居易盛赞长安"十二街如种菜畦"的确是当之无愧的。　　街道不仅布局整齐，而且十分宽阔。朱雀大街宽度达150　米，可与北京现代的东西长安街相媲美。当皇帝出行时，朱雀大街有数以万计的车马仪仗队通过，盛况空前。其它通往各城门的大街宽度也在百米以上。位于宫城和皇城之间的大街叫横街，以其宽阔而闻名，文献记载横街宽300　步，实测宽度220　米，是长安城内最宽的大街。这条街还具有广场的功能，当时经常在承天门前举行庆典和军事操练等活动。　　此外，还有供皇帝专用的道路，在东城与城墙之间，平行筑有夹城，把大明宫、兴庆宫和曲江池连接起来，供皇帝出游时使用。　　各大街的两侧都修有排水沟，主要的道路上还建有路拱。经发掘，朱雀大街的排水沟宽3.3　米，深度为2.1　米。在坊和东、西市的巷道下面也修有砖砌的排水暗沟，并与大道两侧的明沟相通。大街两侧的明沟由于沟宽，因而在交叉路口处都架有桥。这样既解决了长安城的排水问题，又保证了道路的畅通。在排水沟和路的两侧，整齐地植有榆树、槐树、柳树等行道树，形成了美丽、实用的林荫大道，为宏伟的长安城增添了秀丽的色彩。　　4。建设科学的给排水系统在城市建设中，给排水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汉代长安城建在今西安城北5　公里的一片高地上，前后历经约100　年，才完成了都城的建设。隋文帝统一中国后，曾设想利用汉长安城址作为都城，除因该城几经战乱已破败不堪外，另一重要原因是汉长安靠渭水太近，不但易遭水患，而且易受盐鹵侵害，影响水质，造成饮用水源不足。所以在建设新都和扩建长安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给排水系统的建设。隋代时，就先后开凿了龙首、永安、清明三条水渠。城东龙首渠将洨河引入城内。龙首渠分为二支。一条经城东春明门往北，通过通化门北面的兴宁坊流入城内，城墙下有一个一米宽的用砖石混合砌筑的涵洞，向西注入兴庆宫的龙池，再向西流入皇城，北折注入太极宫的"山水池"，然后北流注入"东海"。另一支渠由城外北流，经过城的东北隅，折西流入大明宫东苑的"龙首池"，再流入西内苑，后汇合永安渠，北流入渭河。　　在城南开凿了永安渠，引浐水向北流入城内，经西市东侧入苑，并流注渭河。青明渠则引浐水经安化门向西流入城里，再向北入皇城，进宫城注入南、北、西三海。供应西城与皇城用水。　　唐代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又在城西引浐水修筑了一条"漕渠"，自金光门北流入城内，到西市的东街注为潭。通过漕渠可将南山的薪炭、木材等物资运到西市，以满足长安城的需要。　　这些给排水工程，有效地解决了长安城的供水排水问题和航运交通问题，同时也有利于城市的绿化，并形成良好的小气候。诗人王建在《早春五门西望》诗中描写说："宫松叶叶墙头出，渠柳条条水面齐，"反映了宫城里的松树和永安渠两侧植柳的情况。　　由于使用渠水较为便利，当时不少贵族及官僚商贾之家纷纷引渠水入第，建造私家园林。　　曲江池是隋唐时期有名的风景区，在长安城的东南隅，因低洼处有水，所以林木繁茂、风景优美，汉代称"乐游苑"，隋代称此为"芙蓉园"。因为水道弯曲又被称为"曲江"。唐代时又加以疏浚，唐玄宗时开挖了黄渠，将水引入曲江池。曲江池水面南北约1360　米，东西约500　多米，周长近4公里。康骈《剧谈录》记述唐代曲江池的风景说："开元中疏凿为妙境，花卉周环，烟水明媚，。。江侧菰蒲葱翠，柳荫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曲江一池水给统治阶级带来极为高雅的享受。由此可知，长安水系的发展不仅满足了统治者的需要，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城市绿化和园林建设。　　隋唐长安城的空间尺度和规模，堪称古代世界第一。因为它是在平地上新建的，使建筑家们能借鉴以往都城建设规划和布局的经验，充分发挥其设计才能，使之成为我国古代都城建筑的典范。它的建设和扩建是经过充分规划和周密计划而完成的；是在充分地分析和预见到封建国家都城所面临的地形、管理、交通、水源、绿化、经济、文化生活等各种问题，加以科学的安排，标志着当时的建筑科学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　　唐长安城建筑宏伟、壮观、，街道整齐，道路宽广砥直，绿树成荫，渠水环流，人丁兴旺，百业俱兴，在世界大都市中独占鳌头，影响波及到其它国家。如日本古都平城京、平安京的建设，就完全模仿唐长安的规划，甚至连朱雀大街，和东、西市的名称都是一样的。长安城已成为城市建设、特别是坊里制城市的典范。　　（三）木结构建筑技术体系的确立木结构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的主体。木结构建筑的主要构件有柱、梁、枋、檩、椽等。各构件之间，采用榫卯联接，具有取材容易、结构简单，施工方便的优点。因此，木结构建筑技术在古代就已被人们广泛地采用了。我国古代许多规模宏大的建筑工程，都采用了这种技术。特别是到了唐代，形成了以木结构建筑技术为中心的建筑技术体系。在现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有五台山南禅寺正殿和佛光寺大殿。　　佛光寺地处山西五台县城东北32　公里佛光山腰。寺因势而建，坐东向西，三面环山，唯西向低下而疏豁开朗。寺内殿阁巍峨，建筑高低错落，主从有致。据《古清凉传》记载，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公元471-499年），隋唐寺院兴盛，名扬长安、敦煌等地，远及日本，《高僧传》、《佛祖统计》、《法苑珠林》等经籍中均有记载。佛光寺的主要建筑原为弥勒大阁，是五台山著名佛寺。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　年）禁止佛教，寺宇被毁。宣宗继位后复兴佛法，重建东大殿。根据殿前石幢刻字与殿内梁架上题记核实证明，现存山腰的东大殿系唐代大中十一年（公元857　年）重建。大殿雄伟古朴，居高临下，俯瞰全寺。殿前基址甚高，有片石砌筑，其上筑以台基。殿身面宽7　间，进深4　间，高约32　米，单檐四阿顶形制。殿前檐当中的5　间安装有大型板门，在两个尽间及两个后间安装有直棂窗，便于殿内后部采光。大殿采用内外槽结构。即由内外两周柱子组成。一周内柱称为内槽，一周外柱称为外槽。大殿则由30　根柱子组成内、外槽平面。内槽空间阔5间，进深2　间，空间较大，主要供佛并进行法事活动。大殿的内柱和外柱高度相同，这正是该殿结构上的一个特点。外柱柱头采用枋子相联形成外柱圈，内柱柱头也用枋子相联构成内柱圈；内外柱上又用斗拱梁栿等联系在一起，形成筒形结构，同时，一层层斗拱梁栿组成具有平缓坡度的屋面。　　这种内外槽结构，在一定意义上讲，外槽是内槽的外延，扩大了内槽的面积。　　木构建筑的主要承载件是柱子。佛光寺东殿的22　根外檐柱，均向中心稍稍倾斜，在专业上叫"侧脚"。外檐柱从明间向两边稍稍抬高，建筑上的术语叫"升起"。柱子与各构件的联结以榫卯联结为主。采用"侧脚"和"升起"的办法，可使各木件的榫卯压紧，使建筑物更为牢固。　　此外，柱头部分加工成曲线，不仅便于柱头与斗拱等上部结构联接，又具有良好的装饰性。柱子的下面与覆盆柱础相联。柱基好似一个盆反盖在地上。使柱子上下联成一体，使之显得稳固、挺拔有力。　　在佛光东殿的所有结构中，斗拱构件的作用最为突出。斗拱是我国古代大型木构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是扩大梁枋和柱头的接触面，加强梁架与柱头的联系。而东殿内柱上用斗拱承托明袱与平。。（用木条组成的方格天花）及其上部构件；外檐斗拱主要用在承担屋檐重量。正殿斗拱出四跳，为柱子高度的一半。佛光寺的斗拱雄大，出檐深远，充分说明了唐代已将中国古代建筑所特有的结构，即斗拱结构发展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佛光寺东大殿的屋架也很有特点，屋架的脊檩下采用叉手支撑，叉手又与平梁相接，构成三角形。承受荷载时叉手受压、平梁受拉。为保持平梁的稳定，在四椽草袱和平梁之间设有托脚。这种屋架结构在古建筑中是少有的。而与近代木屋架相似。东殿的屋面高跨比为1∶4，坡度平缓，屋面成缓和的曲线和起翘，整个屋顶匀称、和谐，使整个大殿庄重而沉稳。　　此外，在山西五台县城西南22　公里李家庄西侧有一名刹南禅寺，寺坐北向南，有山门、龙王殿、菩萨殿和大佛殿等建筑。该寺创建年代不详。但南禅寺大殿则有据可考。大殿平梁下保留有墨书题记，证明大殿建于唐建中三年（公元782　年）。晚唐武宗"会昌灭法"时，佛寺大量被毁，但因南禅寺偏居一隅幸免于难，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唐代木构建筑。大殿面宽进深各3　间，单檐歇山式屋顶，殿前有宽敞的月台，柱上装有雄壮的斗拱，承托屋檐；大殿内没有柱子，四椽袱通达前后檐柱之外。梁架的结构很简单，屋顶举折平缓，说明唐朝时木构建筑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而且已普及到偏僻的山村。　　从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东殿的木构建筑所具有的独特的结构和奇特的造型，可以看出我国唐代的木构建筑技术已十分先进，其结构设计相当科学，既符合建筑力学原理，又充分地表现出它的颇具魅力的装饰性，从而形成和确立了我国木构建筑技术的独特的体系，反映了唐代建筑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四）仓储建筑的技术成就仓储建筑在隋唐时期的建筑领域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朝初期，由于关中地狭人稠，所产的粮食难于满足朝廷的需要。因此，都城所需的粮食物资，主要依靠农业比较发达的黄河下游、江淮流域和河北平原供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粮食主要靠漕运西调。当时，李唐朝廷明确规定：洛阳以东地区的租米、经江、淮、运河、黄河，先运到含嘉仓集中，然后陆运至陕州，再经黄河、渭水漕运到长安。因此，用于储运粮食、物资的仓库应运而生，并得到长足的发展。在这些粮仓中，以洛阳的含嘉仓为全国之最。据史料记载，天宝八年（公元749　年）全国主要粮仓共储粮1260　万石，仅含嘉仓就储有580　多万石，约占1／2，可见含嘉仓是唐朝官仓中规模最大、地位最为重要的一座大型粮仓。1971　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对含嘉仓遗址进行了发掘考证。最后查明，含嘉仓建在今洛阳老城区的北侧，东西长约600　余米，南北长约700　余米。仓库区内的粮窖东西成行，密集排列达40O　个之多。粮窖的口径大小不一，口径大的为18.5　米，小的也有8　米，最深的距地表约12　米。大窖可贮粮一万数千石，小窖可藏粮数千石（唐代每石约等于六十公斤）。在发掘考察时还发现了十多块"刻铭砖"，即记载储粮的时间、品种、数量、受领粮食的官员姓名的砖木雕刻。铭砖上记载着官员的名称，有仓吏、仓丞、仓令等文官，还有押仓使等武官。铭砖上还刻有调露、天授、长寿、万岁通天、圣历等年号，由此可知，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含嘉仓储纳的粮食较多，其仓储规模最大。例如，在含嘉仓的160　号粮窖中，发现了早已炭化的50　万斤谷物。仅这一个粮窖的存储量就相当于唐朝2500　个农民一年的粮租；而整个含嘉仓的最高储量为600　万石左右。　　唐代仓储业的发展，既是经济生活发展的产物，也推动了仓储建筑技术的发展。　　经发掘了解到唐代的粮窖建筑有其自身的特点。从形制上来说，粮窖均为口大底小的圆缸形。这种形制，建造和使用起来十分方便。建窖的工序是：先从地面向下挖成土窖，将窖底夯实，用火烧硬，再铺一层灰渣防潮；然后，再在窖底铺设木板和草，草上铺席，窖壁上用木板镶砌。使用时则分层堆放粮食，每层用席子隔开。装满粮食后在粮窖口覆盖一层40-60　厘米厚的谷糠，盖上席子，再用土密封。含嘉仓粮窖的这种建筑方法和使用方法，具有很多优点。因为是地窖式储粮，因此，温度较低，而且恒定，其次是底和窖壁经过上述技术处理，既可防潮、防腐，又能避火防虫，同时还能防止粮食被盗。更重要的是可长期保存粮谷的品质。据记载，唐时谷子可储藏9　年，稻米可储存5　年。对距今已有1300　多年历史的160　号粮窖内的谷子进行化验，其谷物的有机物仍占50.8％。　　由此可见，含嘉仓粮仓的建筑技术是十分先进的，它所特有的仓储建筑结构和巨大的规模，表现出中国古代仓储建筑技术的伟大成就。　　（五）高层砖塔建筑的技术成就塔是人们常见的一种建筑形式，在寺院内、高山间、江河湖畔，屹立着数以千计的古塔，装点着祖国的秀丽山河，展示着中国的悠久历史。　　仅就塔的性质来讲，它是佛教的一种纪念性建筑。塔起源于印度。佛经上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佛祖释迦牟尼死后，其弟子阿难等人将其尸骨焚化，尸骨变成色彩晶莹、击之不碎的珠子，其中的骨头称为"白舍利"；弟子们建塔，将其舍利分存多处，并埋于塔内，以供奉礼拜，因此，佛塔又有舍利塔之称。后来发展到埋葬高僧、大法师的灵骨以及重要的经卷、袈裟、法器等等，以作纪念。　　我国的塔是随着印度的佛教传入后，才开始建造的。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　年），当时中天竺（即古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将佛像和42　章佛经，用白马驮到中国，并在洛阳修建了白马寺，在寺内建佛塔一座。从此以后，古代匠师们把塔与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和建筑风格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具有多种风格及中国特色的古塔建筑。　　我国的佛塔建筑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魏晋南北朝、唐代、宋代和明代四个大发展时期。就砖塔建筑而言则分为唐、宋、明代三个大发展时期。　　唐代是我国砖塔建筑三个大发展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在商、周、秦、汉固有的文化传统基础上，吸收了外来的艺术，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我国古塔建筑多种多样，按构造式样大致分为实心塔和楼阁式塔两种。　　实心塔是用砖石等材料砌制的实心体，不能登临。楼阁式塔内有塔室，可以攀登，我国古塔大部分属于这一类。　　唐代时期，选用砖石材料，代替木料建造了大量的楼阁式高塔。平面以方形为主，塔的层数增加到13　层，塔高达50　多米，最高的有60　多米。内部都是筒式结构，塔外壁用砖砌成，各层用砖、木楼板制成砖木楼梯供上下行走。唐代较有名气的楼阁式砖塔有西安兴教寺的玄■墓塔、陕西礼泉县的香积寺塔、西安市的慈恩寺塔（大雁塔）、苏州虎丘云岩寺塔、河北正定县的广惠寺华塔等。　　闻名于世的西安慈恩寺大雁塔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作。大雁塔座落在陕西西安市南4　公里的慈恩寺内。该寺为唐高宗李治给其母追荐冥福而创建。寺内塔本名为慈恩寺塔，因《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中记有摩谒陀国有一寺僧，一日见有群鸿飞过，忽一雁离群落羽，摔死地上，僧人惊异，认为雁即菩萨，众议埋雁建塔纪念故名。唐永徽三年（公元652　年），著名僧人玄■在慈恩寺任主持，为保护由印度带回的经籍，由唐高宗资助，在寺内西院修建此塔。初建时，塔为砖表土心五层方形。长安年间（公元701-704　年），全部用青砖改修成方形楼阁式，共7　层，登塔攀梯改为盘道式。大历年间（公元766-779　年），又改建为10　层，后经战火破坏，剩下7　层；明代时该塔又被损坏，在外表加砌青砖，对其进行保护。塔的表面虽然经过明代改建加固，但仍是一座典型的唐代仿木结构砖塔。大雁塔高59.6　米，塔基座东西45.9　米，南北48.8　米，高4.2　米，塔底座与塔身总高64.1　米。该塔塔身较高，各层都以素面为主，不做任何修饰，仅在塔檐模拟木构的柱、斗拱，而且斗拱和檐椽部分大大地简化了，主要原因是受到砖本身的性质和用砖技术的限制。大雁塔内部成空心式，各楼层地面，采用木过梁承担楼板的结构，用木扶梯依层折曲而上，塔室则四面开窗。唐代用砖砌塔时采用平砌法，按砖的长身平砌，每隔5　层加砌一层丁头平砌。塔外形整体轮廓清晰、朴实、庄重。给人以刚柔结合的曲线美感。　　密檐楼阁式塔是楼阁式塔的又一式样。在唐代也十分盛行。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南约1　公里处的荐福寺内的小雁塔最为有名。荐福寺建于唐文明元年（公元684　年），是为唐高宗李治献福而建立的。塔则建于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　年），因为此塔比大雁塔小，故称小雁塔。塔身为密檐式方形砖结构，初建时为15　级，后受地震破坏，塔顶震坍，塔身破裂，现剩下13　级。该塔基座呈方形，塔底层每面长11.83　米，通高43　米。小雁塔塔身没有采用柱梁、斗拱等装饰表面，而以塔身的宽度由下而上的收敛，形成圆和挺秀的轮廓线，来取得建筑艺术效果，使整个塔形显得凝重秀丽。唐代的密檐塔多数不能登临，而小雁塔内，从底部到塔顶是一个空筒，各层有少量木楼板和木扶梯，可直接攀登。在唐代的密檐塔中，除小雁塔之外，也不乏成功之作。如登封永寿寺塔用砖迭砌而成，收分柔和、出檐很大，既保持木式塔的形象，又使砖塔具有清晰的轮廓，是密檐塔中的精品。　　在密檐式塔中有一座用石头构成的仿木结构塔，十分引人注目，这就是地处江苏南京栖霞寺中的舍利塔。这座塔建于隋仁寿元年（公元601　年），但从塔上的浮雕看，当为南唐重修的建筑物。塔全部用细致的灰白石构成。底座是宽敞的台基，正面设有4　级台阶，四面建有石栏杆，上面垒砌基坛二层，平面及立面分别刻有装饰的花纹、龙鱼生物及石榴花和凤凰等。台基上为塔须弥座，须弥座上为莲座，上面建塔身，塔身第一层较高，呈八角形，每角有倚柱，柱头之间连有横额，仅挑出混石一层，用来承托塔檐。上面各层塔身都较低，每面均凿佛龛，内坐小佛像。五层檐上为塔顶。既反映了当时的文化和历史风貌，也表现出了建塔材料的多样性，说明了我国唐代建筑技术的先进。　　砖木混合式塔是楼阁式塔的又一式样。例如，河北正定县城内隆兴寺之西的天宁寺塔，就是砖木混合式结构塔，人们又把它称为木塔。建于唐咸通初年（公元860　年），宋、明、清均有修茸。该塔为9　级，平面呈八角形，塔身下4　层用砖砌造，下3　层斗拱及第2、3、4　层平座也采用砖砌成。第4层以上斗拱及各层檐均为木构。塔上斗拱由下至顶均为四铺作出单抄，下3层砖砌部分，每面有补间铺作3　朵，上6　层每面两朵，外观豪放。塔身往上，每层高度递减，而每层收分也相应递加。其塔形轻盈挺秀，给人以稳定感。此外，隋唐时代，还建造了一些独具特色的砖石塔。如，山东历城县柳埠村建有一石塔系隋大业七年（公元611　年）所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塔。塔身用大青石砌造，单层方形，高15.04　米，每边宽7.4　米，四面各辟一半圆形拱门，明、清以来习称"四门塔"。该塔檐部迭涩挑出5　层，塔顶用23行石板层层收缩迭筑，成四角攒尖锥形。顶端由露盘、山华、蕉叶、相轮等构成塔刹，形制简朴浑厚。塔室内有方形塔心柱。反映了当时佛塔建筑的古朴风貌。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历城县柳埠村灵鹫山九塔寺内，有一九顶塔，顾名思义、塔上有九座小塔，所以叫九顶塔。该塔始建于唐，通高13.3　米。为单层八角。塔身用水磨砖对缝砌筑，檐部迭涩挑出17　层，檐上又迭涩收进16　层，形成八角平座。平座之上各隅均筑造高2.84　米的三层迭涩挑檐方形小塔一座，正中修筑一高5.3　米的同样小塔，比另外八座小塔略高。明人许邦才在《九塔寺记》中称此塔"一茎上而顶九各出，构缔诡巧，他寺所未经有"。九顶塔以其特殊的构思和造形反映出了盛唐多姿多彩的砖塔建筑风格和时代的特点。　　唐代砖塔建筑技术的成就很大，充分地表现出我国古代高层建筑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进步。为宋、明代砖石建筑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九、隋唐五代的物理学和化学物理学和化学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分科，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威力。隋唐时的劳动人民和科学家，通过对物质的观察以及对自然现象变化的分析研究，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论述，并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在物理学和化学的领域里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一）隋唐五代的物理学1。唐人对彩虹的认识与试验彩虹是一种自然现象，往往出现在雨过初晴的时候。因其美丽壮观，从古到今人们写下了不少赞美之词。彩虹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人们探讨其成因。大约在1500　年前，唐初的孔颖达（公元574-648　年）在《礼记注疏·月令》中，就提出了"日照雨滴则虹生"的论点。指明薄云、日照、雨滴是虹产生的条件，并揭示了这三者的关系，清楚地揭示了虹是日光照射雨滴所产生的自然现象。　　公元8　世纪中叶的张志和对彩虹作了进一步研究，并进行了人工造虹试验。他背向太阳，喷出小水珠，就观察到了类似虹霓的现象，从而证实了虹的产生是阳光照射水滴所产生的结果。张志和在《玄真子》卷下中说："雨色映日而为虹"，"背日喷乎水成虹霓之状。"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要想看到虹，就必须"背日"，而面对太阳就看不到彩虹了。这些观察和实验，虽然还没有精确地说明虹所以产主的光学原理，尚未认识到日光在雨滴中经过两次折射和全反射而产生色散的事物本质，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对虹的产生及其基本条件有着如此客观的认识，这在人类光学认识史上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表明，先人通过对虹的观察研究，已经确认它是一种自然现象，这是对光的折射和色散认识的一大进步。　　2。共鸣与消除共鸣的方法所谓共鸣，就是指一个物体振动的时候，另一个物体也随着振动，并同时发出声音的现象，即发声的共振现象就是共鸣。这一声学现象，我国古代就有许多的记载。唐代《刘宾客嘉话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洛阳有一个和尚的房间里挂着一种乐器磬，这个磬经常自鸣发响，和尚不知其原因，并因此受惊扰成疾。一个叫曹绍夔（kuí，音奎）的朋友来看这个和尚，正好传来寺院敲钟的声音，挂在房子里的磬也跟着响起来了。曹绍夔就对和尚说：你明天设宴招待我，就可以为你消去心头之病。第二天，和尚请他吃完饭后，他就掏出一把钢锉，把磬磨去几处，此后，这个磬就不再自鸣作响了。和尚问其原因，曹绍夔说，这个磬原来所具有的音律与寺院钟的音律相同，因此，敲钟时磬也就会同时作响。因为把磬体稍微锉去一点，就改变了磬的固有频率，它就不再和庙里的钟声产生共鸣。和尚的病从此也就痊愈了。这一记载表明了我国唐代时，不仅懂得共鸣现象，而且掌握了消除共鸣现象的科学方法。　　3。鱼洗与龙洗的奥妙"洗"是唐宋时代用黄铜铸造而成的形似洗脸盆的一种实用工艺品。在盆底铸有几条鱼的叫鱼洗；铸有数条龙的叫龙洗。鱼洗与龙洗不仅铸造精美，而且还有它的特色和奥妙。如果用手缓慢而有节奏地摩擦盆边上的双耳，盆里的水就像受到冲击一样发生振动，甚至还会从"鱼"或"龙"的口沟处沿着盆的边缘向上喷出，喷到盆耳之处。其奥妙在于，当两手搓动其双耳时，便产生两个振源，振波在水中传布，互相干涉，使能量叠加，水面就出现了各式各样复杂的波纹，形成水波荡漾的状态，就好像盆里装有几条活鱼一样，若摩擦频率加快时，较大的水点就会跳出水面，甚至有水柱喷射。　　这种鱼洗和龙洗的制作，涉及到摩擦、固体振动，以及在液体中的传播、干扰和共振的原理等物理学上的很多问题。在唐代能创造出这样奥妙神奇的龙洗和鱼洗，实在令人叹服。　　4。对虹吸现象的认识在南北朝时，人们对虹吸现象和产生的原理已有较深入的认识。《关尹子九药篇》中记载着，瓶存二窍，以水实之倒泻；闭一则水不下，盖（气）不升则不降"。这里表述的是有两个小孔的瓶子，装入水后，能倒出来。如果闭住一个小孔，水就倒不出来了。文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气压的作用，但基本上阐述了这一道理。到了唐代，对这一物理学现象的认识则更为明确。王冰的《李问》注中就十分清楚地说明："虚管溉满，捻正悬之，水固不泄，为无升气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顿溉不入，为气不出而不能入也。"王冰以一小口的玻璃瓶灌不进水的事例，将大气压的物理现象，表述得更清楚更透彻了，表明唐代时，人们已经对大气压及虹吸现象有了科学的认识。　　5。对晶体的研究和制作晶体是固体物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晶体具有规则的几何形状。对这方面的认识在我国已有久远的历史了。早在公元纪元前后，就发现雪花是六角形的。而在各种药书和炼丹的书籍中，也都提到了许多晶体物质。　　唐初《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中，记述了制取结晶硫酸钾的情况，即把朴硝（硫酸钠）、硝石（硝酸钾）两种矿石粉碎、混合，用热水淋汁，待澄清后再用温火煮。然后等到半冷时装入小盆，盆外再用冷水冷却。经过一夜后，就有"状如白色、大小皆有楞角起的结晶硫酸钾出现"。从这段记载中可知，晶体具有外部几何形状，而且指出了人造结晶体的制作过程和工艺条件，这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是不能不令人惊叹的。　　我国唐代对于各种物理现象的认识和利用，突出地表明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具有极大的发明创造才能和认识自然界的能力，在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上，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二）隋唐五代的化学和化工隋唐五代的化学、化工科技是在古代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大量的炼丹实践，从中发明了红色硫化汞的合成方法、硫酸钾的制取方法。这些方法的产生在中国化学发展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这一时期发明的火药则是我国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火药的发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炼丹术与化学进步古代的炼丹术是人们为求长生而发展起来的炼制丹药的方术。历代皇帝及显贵为"长生久视"，曾在民间广求丹方，并招纳方士从事炼丹。虽然炼丹术是荒诞的，但是历代炼丹家在广大劳动人民积累的生产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自己从事采药、炼丹的实践，对化学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并在这个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　　炼丹术最早研究的材料是丹砂，也就是红色硫化汞。当时采用的研究方法是火法。这是一种带有冶金性质的无水加热法。据史书记载火法大致包括煅、炼、炙、熔、抽、飞、伏等步骤。到了唐代，陈少微《九还金丹妙诀》所记载的销汞法，也就是用汞和硫磺制丹砂法已经相当细致、准确。原料汞和硫磺的加入比例是一定的，加热时有一定的火候，并按固定的程序进行操作。最后达到"化为紫砂，分毫无欠"的结果，紫砂即丹砂的这一制作方法与近代化学所采用的化学合成法十分相近。用这种工艺方法制成的红色硫化汞，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的方法制造的产品之一，是炼丹术在化学上的一大成果。　　另外，炼丹家对水银和其它化合方法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唐时的炼丹著作《太清石壁记》中就记载着"造水银霜法"，水银霜就是升汞或氯化亚汞。其制作方法是先把水银和锡分别加热，并使之成锡汞剂，然后捣碎加盐，再将太阴玄精（氯化镁）、敦煌矾石（粗石膏）或者是绛矾（含铁的粗石膏）掺和进去，用朴硝未即硫酸钠覆盖在上面，加热至7　昼夜。　　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汞和氯化钠、硫酸钠共热是可以生成氯化汞的。　　而且，氯化汞和过量的汞可再继续反应，就生成氯化亚汞。从加工工艺上看，这一方法虽然很复杂，但说明了当时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很深入的，提高了人类对化学现象的认识。　　唐代炼丹家对铅的化合物也进行了许多研究。唐代清虚子在《铅汞甲庚至宝集成》中记载一"造丹法"。使用铅、硫、硝三种物质，经过溶化和"点醋"等一系列操作，即可制成名为"黄丹胡粉"的粉末，据初步分析，这种粉末可能是纯度不高的醋酸铅。　　炼丹家对金石药的溶解也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晋代以前的一部著作《道藏》记有《三十六水法》，其中记载了古代炼丹家溶解34　种矿物和二种非矿物的54　个配方。到了唐代，炼丹家对此则有更深刻的认识。例如，在《三十六水法》中记有"丹砂水"法，即溶解丹砂的方法。这一方法中除了用醋和硝石以外，还加有石胆，就是硫酸铜。唐人著作《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中特意指出："化丹砂即需石胆"，就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硫化汞在醋酸和硝石的混合液中是难于溶解的，但加入硫酸铜的时候，却能溶解。用现代化学的观点来看，这种化学现象的发现，揭示了硫酸铜在溶解丹砂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这在化学史上也是一种进步。　　在《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中还记载着用水法制取硫酸钾的方法，其工艺是用热水将朴石、硝石溶化，经沉淀后，取澄清的混合溶液，再加热使水蒸发，当浓缩到一定程度后，装入容器内用冷水降温，经过24　小时，溶液中即有结晶的硫酸钾生成。这种利用物质不同的溶解度来制造药物的方法，是中国古代化学史上的一项发明。　　中国古代的炼丹家们虽然没有研究成长生不老的金丹，但他们通过炼丹的实践总结出了不少化学方面的经验，取得了不少成果，在客观上对我国化学技术的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火药的发明火药是我国的一项伟大发明。至今已有1000　多年了。火药的发明是人们长期生产实践的结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们智慧的结晶。　　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对木炭、硝石、硫磺3　种物质的性能有所认识。如早在商周时期，人们感到木炭比木柴更好烧，特别在是冶金生产中，木炭的优越性更为明显。古代的炼丹家，在炼丹的实践中，发现一些药用材料毒性大，性质活泼。因此，在使用硫磺、砒霜等毒性大的金石药之前，先用烧灼的方法进行"驯伏"、"伏火"，使其减少或失去原有的毒性。在"驯伏"、"伏火"的过程中，炼丹家们发现硫的性质活泼，着火后容易飞升，难以控制。炼丹方士们还发现硝的化学性质很活泼，将硝撒在赤炭上，一下子就产生焰火，并能和许多物质发生作用。南北朝齐梁时的医药家、道士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还总结出了识别硝石的方法，即"以火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硝石也"。人们对炭、硫、硝的性质有了一定的认识。这就为火药的发明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到了唐代，在硫磺伏火的多次实验中，人们认识到点燃硝石、硫磺、木炭的混合物，会出现非常剧烈的燃烧。在《诸家神品丹法》卷五中，载有唐代医药家兼炼丹家孙思邈的"丹经伏硫磺法"，这种方法是将硫磺、硝石各2　两研成粉末，装入销银锅或砂锅内，将锅放入坑内，锅与地面相平，四面用土填实，再将没有被虫蛀过的3　个皂角逐一引燃，夹入锅内，使硫和硝燃烧，待火熄灭后，再取3　斤生熟木炭煅炒，待木炭炒至消去三分之一时，即退火，趁还未冷却时，取出混合物，这个操作过程就是"伏火"的过程，也是世界上关于火药的最早记载。　　唐宪宗（公元806-820　年）时的《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二也载有清虚子的"伏火矾法"，所用的药物是硝石、硫磺各2　两，2.5　钱马儿铃（一种含有碳素的果实，加热能碳化）。这种方法与孙思邈的"伏硫磺法"用药基本相同。公元10　世纪，在郑思远编辑的《真元妙道要略》中，有一则关于火药燃烧造成事故的记载。其中描述说："有以硫黄（磺）、雄黄合硝石，并密烧之，焰起，烧手及尽屋舍者"。从中可看出，正是这些药物极易起火燃烧，而酿成丹房失火的事故。唐代的炼丹家们正是从"伏火"及起火燃烧的事故中，获得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即硫、硝、炭三种物质的混合物具有燃烧、爆炸的性能，可以组成一种"火药"，从此，火药被人类所发明。火药的发明为火药的应用提供了物质基础。在火药发明之前，军事家经常采用火攻战术，在火攻战中就使用了带火的箭，这种箭的头部绑上油脂、松香、硫磺等易燃物。使用时先将箭头点燃，然后射出去。但这种火箭的燃烧速度较慢，火力也不大，杀伤力小，又容易被扑灭。采用火药来代替这些一般的易燃物，其燃烧速度和火力大增，所以在唐朝末年，宋朝初年就已被军事家们所采用。此后，也就是宋初，在石炮的基础上，创造了火炮，即把火药装在容易发射的容器内形成火药包，由原来的抛射石头的机器抛出，提高了武器的威力，更加引起了人们时火药与火药武器的重视。　　火药武器的出现，又推动了火药的研究和生产。特别是宋代对火药及火药武器的研究成果明显，成就巨大。北宋曾公亮等编写的军书著作《武经总要》（公元1044　年）里，描述了多种火药武器，记载了当时3　种火药的配方。配方中按其使用要求，调整了不同成份的比例，并按其作用制成了分别具有燃烧、爆炸、放毒和制造烟雾作用的火药炮。如，蒺藜火球，里面装有火药，同时还装入带刺的铁蒺藜。火药包爆炸时，铁蒺藜就飞散出来，阻塞道路，防止骑兵前进。里面装有砒霜、巴豆之类毒物的毒药烟球火炮，燃烧后毒烟四处扩散，使人员中毒而削弱敌方战斗力。此后又出现了一大批新式火药武器，如北宋末年创造的"霹雳炮"、"震天雷"，1132　年出现了火枪，到了元代又诞生了铜制火炮；在明代创造了自动爆炸地雷、水雷和定时炸弹，还制成了"火龙出水"火箭，它是利用4　个装有火药的大火箭筒，火药燃烧后，产生反作用力，把龙形筒射出，当4　支火箭筒里的火药烧完后，又点燃火龙腹里的神机火箭，推动箭头射向敌阵。　　中国火药的发明也给世界各国的科技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带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　　1225-1248　年间，火药由商人经印度传入阿拉伯。欧洲人，首先是西班牙人，在13　世纪后期翻译阿拉伯人的书籍时，才开始知道火药，英法各国直到14　世纪中期，才见到应用火药和武器的记录。火药、火器在欧洲的传播，不仅对作战方法的改进有现实的作用，而且对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推动社会进步，乃至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火药这一伟大的发明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将永远载入世界科技史册。　　十、隋唐五代瓷器的发展与技术进步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之一。我国因瓷器制造的历史悠久，技术高超，瓷产品精美别致而获得"世界瓷国"的美称。　　早在公元前3500-1500　年之间，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就创造出了彩陶工艺，并已有黑陶、白陶产品问世。到了公元前1500-1000　年时，殷代人又创造了大量的精致白陶和青黄釉陶器。及至魏晋时代，诞生了瓷器。隋唐五代时期，陶瓷生产的规模迅速扩大，生产技术日益精湛，名贵产品层出不穷，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瓷器生产的高峰期，在中国陶瓷发展进程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隋代陶瓷技术的进步隋统一中国后，陶瓷制造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其生产技术也有明显的提高。据《新中国考古收获》记述，近年考古发掘的隋李静训、姬威墓中，都发现了鸡首壶、双龙把手瓶和双耳扁壶等陶瓷器皿，其质地坚硬、色泽晶莹，造形美观。隋代时青瓷的制造水平也很高，青白瓷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长足的进步。如1947　年，河北省景县十八乱塚村民发掘开封氏古墓，出土了青、黄、酱、绿等多种釉色的瓷尊、碗、杯、盏、碟、盘等，其中就有隋开皇七年（公元587　年）的产品。河南安阳发现的卜仁墓，为隋仁寿三年（公元603　年）的墓葬，出土有青瓷杯、盘、罐等，其形态简练浑朴，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及前代产品，但从硬度上看，远远胜于前代。当时青、白瓷的烧制温度很高，都属于硬质瓷器。这正是瓷器制作技术提高的结果。在李静训墓中还出土了碧色玻璃瓶。《隋书·何调传》中曾有用绿瓷制玻璃的记载，而在李静训墓中发现的碧色玻璃瓶，正与文献记载相印证。这一发现标志着隋代陶瓷烧制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隋代时，也曾对3　尺以上的大型瓷器进行了试制。但未能成功。据《江西通志》载：唐至德元年（公元756　年），在建康大力兴建宫室，新平窑制做的陶础非常精巧，但不结实。据《南窑笔记》载：昌南（今景德镇）在隋大业中（公元605-617　年），制做狮象大兽两座，陈设在显仁宫中，可是入窑即裂，无法造成。虽然失败了，但为后代烧制大型瓷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到了明代才突破这一技术难点。完成了大型瓷器的制作。　　（二）唐代陶瓷技术的飞跃发展自公元618　年唐统一中国后，陶瓷业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快速进步，在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上都取得了飞跃的发展。　　1。陶瓷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原因由于唐代贸易发达，需要大量的铜质货币，而铜的产量有限，因此限制铜器的制造，一般的日用物品多采用陶器来替代。张德谦著《瓶花谱》称："古无瓷瓶，皆以铜为之，至唐而始尚窑器"，这是促使唐代瓷器飞跃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唐代饮茶成风，需要大量的茶具，于是各地瓷窑都大批地烧制茶具。唐陆羽在《茶经》中评论茶具说："碗：越州（浙江绍兴）上，鼎州（陕西富平县）次，婺州（浙江金华）次，岳州（湖南湘阴）、寿州（安徽寿县、凤阳一带）次，洪州（江西南昌）次。"又说："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色茶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可见当时的茶具各有特点，饮茶的风尚对唐代瓷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刺激和推动作用。　　2。技术进步、质量上乘就瓷器的品质而言，当属北方的邢窑和南方的越窑产品为上乘。陆羽在《茶经》上说：邢瓷"类银"、"类雪"，"瓷色白而茶色丹"；越瓷"类玉"、"类冰"，"瓷色青而茶色绿"。足见唐代的瓷器釉色达到了纯洁、剔透的境地。　　①"千峰翠色"的越瓷著名诗人陆龟蒙十分喜欢越瓷，作诗赞美曰："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千峰翠色"的越瓷之所以成为我国瓷器的珍品，是与其制釉技术的提高分不开的。据分析，在瓷釉中，含有千分之一的氧化亚铁，烧制出来的瓷器就能呈现淡绿色。随着氧化亚铁含量的增加，瓷器的绿色就由浅变深。当氧化亚铁的含量超过5％时，则还原困难，而烧制出来的瓷色就会呈暗褐色乃至黑色。而"千峰翠色"瓷正是由于陶瓷工匠们将釉中的氧化亚铁控制在1-3％这个恰当的比例而获得的。此外在烧制过程中，还要严格掌握窑里的温度和通风，使瓷器在高温的火焰下充分还原。正是具备了这高超的制作技术，才能诞生"千峰翠色"这样的传世佳品。　　②瑩缜如玉的白瓷我国的白釉瓷器萌芽于南北朝，隋代则已成功地进行烧制。到了唐代，白瓷已经发展成为青、白两大瓷系的主流之一。陆羽在《茶经》中说：邢瓷在越瓷之下，认为邢瓷类银、类雪，"瓷色白而茶色丹"。在文人眼中，白瓷虽不及越瓷，但他们还是承认邢瓷"类银"、"类雪"、"瓷色白"这一基本事实。唐代白瓷以邢瓷最有影响，北京故宫博物院收集陈列的邢窑执壶，其胎质釉色都很好。邢瓷更为人民大众所喜爱。《国史补》记载说："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之"。事实上白瓷也同越青瓷一样入大雅之堂。段安节的《乐府杂录》记载：武宗时，太常寺调音律官员郭道源善击瓯，能以12　个邢瓯、越瓯注入清水，以筋击之，其音韻悦耳。由此可见，邢窑、越窑均有可入乐器的精美作品。唐代著名白瓷生产除了邢窑以外，还有江西景德镇和四川大邑，也都名列前茅，世界闻名的景德镇在唐时称昌南镇，当时的制瓷技术已具很大的成就。武德年间（公元618-626　年），昌南钟秀里陶玉制作的瓷器运到长安，贡献给皇帝，因其美如玉，被誉为"假玉器"。　　四川邛州大邑的瓷器也颇负盛名。1936　年发现了邛窑窑址，出土了瓷杯、碗、碟、把壶、灯盏以及鸡、鱼、龟等瓷器，均具有特殊的风格，充分体现出了轻、薄、坚■、洁白的特点。大诗人杜甫赋诗盛赞邛州大邑瓷器："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1958　年，在景德镇出土一批唐代白碗，研究分析结果是，白瓷胎含氧化钙成分比较多，烧成的温度为1200　度，瓷器的白度达70％以上。接近了现代的高级细瓷的标准。这种制瓷技术在唐代出现，是十分惊人的，如此高超的技术成就，为瓷器技术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③特殊的彩陶"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三彩陶器的简称。它具有瓷器的流美色泽，但实为唐代首创的一种低温铝釉的彩釉陶器。所谓"三彩"，因为在釉色装饰上多以黄、绿、褐三种颜色为主而得名。但又不限于三种釉色，计有黄绿褐蓝黑白等多种。其中，以蓝色釉为主的称之为"蓝三彩"，尤为稀少和珍贵。　　"唐三彩"创始于初唐，由高宗至玄宗天宝年间（公元650-755　年）进入极盛时期，"安史之乱"以后日渐衰落。"唐三彩"的制品主要用于殉葬明器，唐代盛行厚葬之风，当时的王公贵族不惜破产倾资，竟为厚葬。所用明器之中，除金玉器物之外，三彩陶器占有相当的数量。因为三彩陶器别致典雅，官宦贵胄之家均作为艺术品陈设在厅堂之中，以便观赏。国外赞其奇丽，也争相搜集。朝廷则征调大量精品享用，常常作为佳品馈赠友邦。于是，在盛唐出现了三彩陶器的生产高潮。　　"唐三彩"的器型种类非常丰富，大体可分为人物、动物、器具和建筑模型4　种。人物俑中有男俑、女俑、文官俑、武士俑、乐舞俑、牵马俑、骑马俑、驭驼俑、天王俑等。动物俑有马、驼、牛、羊、猪、狗、鸡、鸭和鸟类等。建筑模型有房屋、亭阁、水池、假山等。如陕西咸阳出土的三彩陶假山，不但山体峻秀，而且周围还有十余人游赏交谈，充满生活气息。　　"唐三彩"类瓷，但与瓷器有本质区别。"三彩"实为陶器，胎质比瓷器粗糙，釉色也不透明，其烧成温度控制在800-900　度左右，胎体烧结后，吸水性大。其技术贡献主要在于造型的生动逼真和釉色的特殊处理所形成的斑驳浓丽的艺术效果。　　"唐三彩"的产地主要在陕西、河南两地，最著名的是长安的西窑和洛阳的东窑。近年来，在河南巩县也发现了唐代专门制作三彩陶器的窑址。"唐三彩"的制作基本上分为两大工序。第一道工序包括造型、烧胎、涂釉三种技术。工匠们首先选取精炼的白粘土制成胎型，再送入窑炉烧成陶胎，然后在胎底上涂以釉色。釉料中须加入一定比例的铅，作为助熔剂，以使釉的熔点降低。第二道工序是烧釉。工匠们将挂好彩釉的陶胎，再次放入900　度左右的窑炉中焙烧，胎体表面的釉料在受热熔化的同时，自然地向四外扩散流动，各种颜色相互浸润交融，便形成了一种斑斓绚丽而又自然天成的奇异釉色。由于铅的作用，釉面显出明亮夺目的光泽。由于"唐三彩"制作规整、工艺独特，具有不变形、不裂缝、不脱釉的特点，以及斑驳华丽的艺术风格，因而倍受人们的喜爱。这种罕见的技术工艺，则成为陶瓷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　　（三）五代的传世之作"雨过天青"　　五代（公元907-960　年）时期，封建割据加剧，各地封建王朝纷纷开设"御窑"，驱使劳动人民为其一家一姓生产名贵瓷器，供他们享用。与此同时，各地民窑仍运用已有的传统和技术，继续烧制出售。由于民窑、官窑分道扬镳，彼此互相竞争，有力地促进了制瓷技术的提高。　　前蜀王建给朱梁的信物中有"金稄碗"，在《致语》中说："金稄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这是一种镶金的青瓷制品。很可能是前蜀官窑的产品。1950　年以来，在四川成都市附近，陆续发现了青色、翠绿等瓷器，还出土了轻薄的"影青"，这些都是蜀国窑器生产的精品。　　在官窑中，后周的"柴窑"最为著名。后周显德（公元954-959　年）时，世宗柴荣在郑州建立御窑，世宗姓柴，所以世人又称此官窑为"柴窑"。柴窑在开始烧制之前，工匠就瓷器用何釉色和样式请示世宗，柴荣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工匠据此，依照大雨初睛，风吹云散后的天青色为标准，制造出一种新颖的釉色瓷器，后人把这种瓷器称作"雨过天青"。柴窑除了生产天青色釉色瓷器之外，还烧制了豆绿、豆青、虾青等多种釉色的产品。但柴窑瓷器流传于世的作品很少，因此，十分珍贵，明代就有"片柴值千金"之说。清代谷应泰在《博物要览》中称赞柴窑瓷器为"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四）瓷器与技术的输出隋唐五代的瓷器不仅为国人喜爱，也为外国人所欣赏。唐代的瓷器通过"丝绸之路"及海路输出到中东、东南亚和西方。唐大中五年（公元851　年），来中国经商的阿拉伯人苏列曼在其所著的游记中说："中国人能用陶土做成用品，透明如玻璃，里面加了酒，从外面可以看到。"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也就是日本的恒武天皇时期，中国的瓷器经朝鲜、吕宋输入日本，倍受贵绅们崇尚。到后唐长兴二年（公元931　年）即日本朱信天皇时，所使用的瓷器仍然靠中国、朝鲜、吕宋等供给。日本奈良法隆寺、京都仁和寺直到现在还珍存着这类器具。1854　年，英国人还从印度的布拉明那巴德，发掘出一些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的残碗。德国人在中亚细亚撒马拉、喇及斯古迹遗址发掘时，也出土了"唐三彩"陶器和邢窑、越窑瓷碗残片。其中有一个三足盘，在微红色的胎子上，涂有白釉，又泼上三色釉，加上锦地图案，制作得十分精巧，是三彩陶器的上乘之作。此外，在埃及也发现了很多"三彩"陶片和越瓷残器。　　随着唐代陶瓷器物的输出，其制造技术也传播到国外，五代后梁贞明四年（公元918　年），高丽（今朝鲜半岛）便学会了中国的造瓷技术，并在康津设立了窑厂，此后又陆续传到了日本及西方各国。　　十一、隋唐五代的手工业技术隋唐五代时期，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和技术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生产技术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特别是在金属冶矿、雕版印刷、造纸、纺织、印染、造船技术等领域里，成就最为突出，且又影响巨大、深远。　　（一）发达的冶金矿业与先进的铸造技术隋唐两代统一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后，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采矿冶金生产更加繁荣，新的铸造技术层出不穷，并广泛应用于生产，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发挥了重大的技术效能。　　1。发达的采矿冶金业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代开采的矿产品有金、银、铜、铁、锡、铅、矾、水银、朱砂等。这些矿产品主要分布在陕（陕西）、宣（安徽）、润州（江苏镇江）、饶州（江西）、信州、衢州（浙江衢州）等地区。共有各类矿山168　所。其中包括铜冶96　处，银冶58　处，铁山5　座，锡山2　处，铅山4　处，矾山7　处。唐宪宗李纯在位时，每年采银12000　两，铜133000公斤，铁1035000　公斤，锡25000　公斤、铅无常数。宣宗李忱当政时，每年来银25000　两，铜327500　公斤，铅57000　公斤，锡85000　公斤，铁266000公斤。由此可见，当时的冶金矿采业发展很快，而且钢铁冶金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已很明显。当时，如工具、兵器、造船、机械磨面等使用铜、铁等金属的制造行业，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并对工农业生产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2。先进的金属加工技术唐代的金属加工技术发展很快，尤其是金属铸造技术成就最大。例如，在合铸金银的方法研究上，就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早在汉代就有人开始研究金银合铸的方法。但没有取得成功。到了唐初，在技术上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此《太平御览》卷八一二特有"合金银并成"的记载。　　在我国传统的铸造工艺中，以泥范、铁范和熔模铸造最有名，被称为古代三大铸造技术。这些技术在隋唐时期更加成熟，应用更为广泛。例如，《新唐书·严善思传》记载，唐乾陵墓道砌石之间，均用"冶金固隙"。经考察，系在石块之间凿成串通的孔洞，再铸入生铁，在所有石块之中形成框架钢筋结构。隋代著名的赵州桥的石块之间也浇铸有生铁。这种现场浇铸铁水的技术，表现出当时的生铁冶铸技术已十分高超。　　唐武曌（武则天）曾下令用铜、铁铸天枢。天枢高约50　米，直径4　米，八面各径1.65　米。下为铁山，周长56.1　米。用铜制蟠龙、麒麟萦绕铁山，天枢上置直径10　米的腾云承露盘。四龙直立捧火珠，高3.3　米。后来李隆基下令毁天枢，派工匠溶铜铁，愈月不尽。武曌时还铸有九州鼎、豫州鼎、馀州鼎等，鼎高均在4.62　米以上，共用铜280350　公斤。鼎上有山川、物产图案，整体雄浑壮伟、精美超俗。河北沧州现存的五代后周时期的铁狮，重5万公斤，是采用泥范铸造工艺铸造的。隋唐五代时期，这些巨大的铸件，如果没有掌握成熟的技术是难以完成的。　　值得一书的是熔模铸造法。这种方法又称失蜡、出蜡、捏蜡法。唐代的铸钱业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唐会要》卷八十九记载"开元通宝钱"已使用熔模铸造法。这是有关"失蜡法"的最早文献记载。在当时的生产中，已使用了大型鼓风炉。《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四记载，蔚州（山西灵丘）飞弧钱监利用水力鼓风机铸钱，每年铸钱18000　贯，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旅顺博物馆收藏有唐代的金属制品。据鉴定，当时已使用的金属有金、银、铜、生铁、熟铁和铝等。而这些金属制品的加工方法已相当精密，每件制品除了铸造、锻造之外，还采用手工打制、加工磨制并镀金、嵌银等。可见唐代的金属加工技术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一批盛唐晚期（公元8　世纪末）的金银器皿270余件，这批器物以鋬金和浇铸为主，还采用了焊接、切削、抛光、铆、镀、刻凿等工艺。特别是在盆、碗、盘等器物上，有明显的切削螺纹痕迹。因其螺纹清晰、同心度较高，起刀、落刀点十分明显。表明当时已使用了简单的切削车床。这是我国在机械工程技术上的重大成果，在我国机械工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及作用大约在1300　年前，我国就发明了印刷术。据明代陆深《河汾燕闲录》卷上记载："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　年）十二月八（日）敕（chì，皇帝的命令）废象遗经，悉令雕撰，此即印书之始"。明代邵经邦的《弘简录》卷四十六中则记有：（唐太宗后长孙氏）崩（公元646　年），。。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帝览而嘉叹，。。令梓（　　ǐ，雕版）行之。"唐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唐文宗李昂下令禁止各道私置日历版。这些历史记载说明，隋唐时代我国已发明了刻版印刷术，并已投入使用。　　雕版印刷术的诞生是有其背景的。隋唐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的需要更加迫切，对书籍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了。当时手抄、人工誊写的方式已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促进了印刷术的发明。另一方面，作为工艺技术之一的印刷术，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已经逐渐具备，适合于印刷的纸和易溶不晕的烟枲墨都已产生。而且，公元七、八世纪前出现的印章、拓石等多种复制文字、图画的方法已经成熟。例如，用印时先将印章沾上墨，再印到纸上，成为白地黑字状态，鲜明易读。而拓石的方法是将纸铺在石上，再在纸上刷墨，结果是黑地白字，不如白地黑字鲜明。因此仿照印章的办法，将碑版的阳文正写，换成阳文反写字，在版上加墨，使其转印到纸上，或是扩大阳文印章字面的面积，使之成为一块木版，并在版上沾墨铺纸，仿照拓石的方法进行印刷，便成为清晰悦目的白地黑字了。这就产生了由盖印和拓石两种方法相结合，发展而形成的雕版印刷的最早期的形式。并最后确定了雕版印刷的操作方法。　　雕版印刷所用的版料，大部分选用易于雕刻的枣木和梨木。方法是将字先写在较透明的薄纸上，字面朝下贴到板子上，然后用刀将字刻出来；再在刻好的版上加墨，把纸盖在版上，用刷子轻匀地揩拭，揭下来，转印到纸上的文字就是正字了。　　雕版印刷从它诞生起就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大约在公元762　年以后，长安城的商业中心东市就已经有印制的字帖、医书出售。过了20　多年后，还采用这一印刷技术，统一印制出带有红格的"印纸"，供商人交易纳税时，作为记帐凭证。　　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34　年）十二月十日，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的《长庆集》作序，序中就写道：当时扬州、越州一带很多人"缮写模勒"白居易以及他自己的诗集。并拿着这些诗集的印本换酒茶。这里面所说的"模勒"就是刊刻。这也是最早出现在古代文献中的印刷技术了。　　公元835　年左右，现在的四川、陕西南部、江苏北部和安徽一带，有很多人从事印刷业，印制日历，并在市场上销售。东川节度使冯宿为此上奏章说：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的百姓都用刻版印刷日历，在市上售卖。每年中央司天台还没有颁布新历书时，这些印好的日历已满天下皆是。这样，有损皇帝的"授民以时"的权威。据此奏请，文宗于公元836　年1　月21　日，下令禁止各道私置历版。说明雕版印刷术已被民间广为采用。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就被用来印刷佛教经典、佛象和宗教画片等。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发现了一册印刷精致的《金刚经》，经书末尾注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旻为二亲敬造"。咸通九年就是公元868　年，这部唐懿宗李漼时期印制的《金刚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注有确切日期的印刷品。《金刚经》的开卷是释迦牟尼在祗树为孤独园说法图。这是一幅高33　厘米、长33厘米多的木刻版画。释迦佛坐在中间举手示意，学生长老浿菩提披袒右肩，右膝着地跪在座前，合掌恭听。诸天神围绕，神态生动。《金刚经》全书字迹清晰、明显，雕刻精细、美观，墨色浓厚而均匀，图文浑朴。其雕刻的刀法纯熟、精湛，充分显示出唐代的刊刻技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反映出唐代已具有很高的雕版印刷水平。　　五代时期，则以运用雕版印刷技术大规模刻印文集和古代书籍为特点。　　前蜀乾德五年（公元923　年），四川和尚■域刻印了其师贯休和尚的《禅月集》。而后，洛阳的文学家和凝也把自己的文集编辑成百卷本，并刻印出版流行于世。因为刊刻著作既可扬名当今，又可流芳后世，因此兴起刊刻私人文集之风。后蜀宰相母昭裔在成都刊刻了《文选》、《初学记》等书籍，并成为成都世代有名的出版家，母昭裔是将私人刻书作为终生职业的第一人。公元932　年，后唐明宗时的宰相冯道看到吴（今江苏）、蜀（今四川）　　等地贩卖农书、历本、佛经、医书、字帖等书籍，但唯独没有儒家经典。为此他建议朝廷刊印九经。从此，印刷术正式成为官府封建文化的一种工具。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技术更加成熟、雕版印刷业更加兴旺发达。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就逐渐向周边国家传播开来，世界各国的印刷术是在中国印刷术的影响下发生、发展起来的。雕版印刷术是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发明之一，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兴旺发达的造纸业及其技术成就造纸技术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我国古代造纸业及其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从西汉至东汉的初制发育时期；西晋至南北朝的迅速发展期；隋、唐、五代及北宋的兴盛繁荣时期；南宋末年至元、明、清的缓慢发展时期。　　隋唐统一中国后，特别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政治开明、民族团结、农业发达、工商业蓬勃发展、冶金、机械制造业不断进步，文化事业蓬勃、兴旺。尤其是印刷术发明后，更促进了造纸业的迅速发展，出现了造纸工业普及、造纸技术提高、纸的应用广泛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开创并形成了造纸业的兴盛时期。　　1。普及全国的造纸业唐代的造纸业已经是一种较为普通的手工业了，其造纸技术广为传播，遍及全国各地。据《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史籍记载，全国有15　个地区掌握了造纸生产技术，兴办了造纸作坊。当时的常州、杭州、越州（浙江绍兴）、婺州（浙江）、衢州、安徽的宣州、歙州、池州，江西的江州、信州（上饶），湖南的衡州，四川的益州，广东的韶州（韶关）、山西的蒲州，河北的巨鹿郡都建立了官办和民营的造纸作坊。各地的造纸作坊，根据本地区的原材料资源，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使用的原材料品种很多，数量也有了保障。北宋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写道："蜀（四川）中多以麻为纸；。。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土（河北）以桑皮为纸；剡溪（浙江）以藤为纸；海（广东）人以苔为纸，浙人以麦面、稻杆为之。。"。苏易简的记述真实地反映出唐、宋时期造纸取材的多样性，说明当时已具备了相应的造纸技术。　　唐代造纸业的产量大量增加，这从纸张的使用情况可见一斑。唐时整理了大量的古籍，重新加工整理疏注了几乎散失的"九经"，包括《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易》、《书》、《诗》等，共计成书360　卷。编著《晋书》、《南史》、《北史》、《隋书》计395卷。唐玄■法师花费19　年时间，翻译梵文佛经73　部，共1330　卷。此外，唐代的书法、绘画、朝廷文治、民间记帐、生产鞭炮、纸花、雨伞、纸扇、屏风、纸帽、字帖、窗画、裱糊、冥钱等等，都大量的使用纸张。从上面几个事例中，即可略知唐代用纸数量的剧增，没有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是难以满足这样大量的需求的。　　2。造纸品种明显增多唐代的造纸原料品种多样，供应充足，生产发展需求也不断发生变化。　　为了适应多种需求的用纸，造纸作坊不断研究生产出各具特色的新品种。《唐六典》记载：益州有大小黄、白麻纸，均州有模纸，蒲州产细薄白纸，杭婺、衢、越等州有上细黄、白纸。如果按产地划分则有蜀纸、峡纸、剡纸、宣纸、歙纸；按原料命名则有楮纸、藤纸、桑皮纸、海苔纸、草纸。按制造工艺划分则有金泥纸、松花纸、五云笺、金粉纸、冷金纸、流沙纸。按质地分则有绫纸、薄纸、矾纸、玉版纸、锦囊纸、硬黄纸。依颜色划分则有红纸、青纸、绿纸、白碧纸等。其品种之多，数不胜数。　　①麻纸麻纸是以麻为原料制成的纸张。主要供官府作文书用纸。麻纸又有白麻纸、黄麻纸、五色麻纸3　种，朝廷按照官员的官阶等级和文书类别予以采用。当时，以四川出产的麻纸最为著名。据《唐书·经籍志》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　年），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两地各编纂经、史、子、集四库书一套，共计125960　卷，"皆以益州（四川）麻纸写"。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古代造纸匠还发明并生产出了"防水纸"、"防虫蛀纸"。扬州六合的麻纸不仅质量高，还具有防潮、防水性能。当时就有"年岁之久，入水不濡"的记载。唐高宗李治曾下诏令全国通用黄纸。这种纸在晋代就有生产，系用黄蘗汁浸染麻纸，因黄蘗中含有生物碱成分，主要是小蘗碱（即黄连素），所以能防虫蛀。这些技术成果充分说明当时的造纸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②藤纸藤纸始见于东晋，到了唐代已大量生产，主要产于浙、赣两省靠山近水的地区。藤纸颇为官府及文人所喜欢。唐李肇在《翰林志》中说："凡赐与、征召、宣索、处分曰诏，用白藤纸。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这是官方对书写文书所用藤纸的规定。而文人士仕则以用藤纸为荣。唐顾况（公元725-805　年）赋诗《剡纸歌》一首，诗中写道："剡溪刻纸生剡藤，喷水捣为蕉叶棱，欲写金人金口偈，寄与山阴山里僧。手把山中紫罗笔，思量点画龙蛇出，正是垂头搨翼时，不免向君求此物"。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藤纸的赞美之情。藤纸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此纸的质量上乘。史载"剡溪古藤甚多"。剡溪即现在浙江嵊县一带。这里靠山近水，出产藤树，是发展造纸业的理想之地。藤树皮的纤维长，故制成的藤纸性能好，质量较高。　　③宣纸宣纸是唐代创造的一种名纸，原产于宣州泾县（今属安徽），因产地而得名宣纸。唐代宣州府盛产此纸，但据《宣城县志》记载，广德、郎溪两县也生产宣纸。但因宣纸多集中在宣城出售，由此均被称为宣纸。　　宣纸是以青檀树皮为原料制作的。在生产时，选料严格，制作精细，胶汁使用得当，捞纸技术纯熟，晒纸工艺高超，从而保证了宣纸的质量。具有抗蛀不腐、水浸日晒不变色的性能和匀薄、洁白、坚韧、吸墨等优点，素以质地柔韧、洁白细腻、平滑匀整、色泽耐久而著称，获得"纸寿千年"的美誉。　　宣纸有生、熟之别。"生宣"吸水性大，适用于山水、人物的写意画和书法；"熟宣"由生宣加工而成，适于工笔绘画。因宣纸是毛笔书画的理想纸张，所以流传至今盛名不衰。现代大书法家郭沫著生前为安徽泾县宣纸厂题词写道："宣纸是中国劳动人民发明的艺术创造，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离开它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揭示了宣纸发明的重大意义。　　④楮纸楮纸是隋唐时代大量生产和广泛流行的品种之一。楮纸采用楮皮所制，产品按不同工艺及产地分为"假山南"、"假荣"、"冉村"（又叫清水）、"竹丝"4　个品种。"假山南"是一种宽幅纸，生产时不加淀粉；"假荣"纸幅较窄，制作时加淀粉；"冉村"即为冉村作坊所造；而"竹丝"则为龙溪乡所产。楮纸以蜀郡广都（四川双流县）的产品最为有名，主要用于薄、契、图、牒。也有不少人用此纸传印经、史、子、集，故有"败楮遣墨人争宝，广都市上有余荣"的赞美之词。　　楮皮的纤维细长，所以楮纸质量好，便于二次加工。唐时许多名贵的纸都是用楮纸再加工而成的。唐宪宗李纯时期（公元806-820　年），女诗人薛涛把楮纸裁成窄幅，用一种红色的花汁，将其浸染成深红色的小纸笺，用于抄录短诗，被人称之"薛涛笺"。诗人李商隐作诗赞美"浣花笺纸桃花美，好好题诗詠玉钩"。　　⑤竹纸竹纸是隋唐五代时期开发的新纸种。唐翰林学士李肇著《国史补》记载有"韶之竹笺"说明此笺采用竹纸制作。从技术上讲，竹茎结构坚密，竹杆的纤维比较坚硬，化学成分较复杂，制作时，打浆、帚化难度大，生产技术条件要求高，在积累了生产麻、楮、藤纸的经验，掌握了较高的生产技术之后，才有可能创造出竹纸来。初期的竹纸产于唐时韶州，也就是今广东韶关一带，这里气候温暖潮湿，益于竹子生长，竹林资源丰富，因此得以迅速发展。到了宋代，竹纸生产在造纸业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竹纸的发明与发展为我国造纸业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⑥加工纸和"澄心堂"纸唐代加工纸已十分盛行，蜀郡（今四川）生产一种叫"鱼子笺"的加工纸。将纸面加工后呈霜粒状或鱼籽状。晚唐陆龟蒙赋诗赞云："捣成霜粒细鳞鳞，知作愁吟喜见分；今日乍惊新茧色，临风时辨白萍文"。白萍即鱼籽，可见"鱼子笺"深受人们欢迎和喜爱。　　此外，唐代还生产出一种图纹加工纸，其加工方法是把各种颜色的云母粉末，涂在刻有各种花纹图案的木版上，然后，再将纸覆盖在木版上，经加压，纸面上就印上了花草、竹木、龙凤、云鹤等图纹，极为古朴、典雅，颇具艺术特色，不仅国内非常流行，也为朝鲜、日本等国所欢迎。　　澄心堂纸是五代时期的名纸之一。五代南唐后主李煜（公元937-978年）擅写诗词，喜欢收藏书籍和纸张，为此将金陵官府的一幢房子命名为"澄心堂"，作为作诗藏书之地。李煜还特地令四川造纸工匠来到"澄心堂"，仿照蜀纸制成一种质地优良的新纸，并命名为"澄心堂纸"。因为澄心堂纸的质量非常好，以至一纸值百金，是纸品中的佼佼者。此后宋代、清代也都学习唐代的技术，生产并使用了这种纸。　　3。造纸技术的传播我国的造纸技术一经发明，就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晋朝时造纸技术就开始向国外传播。当时一些纸张和书籍、字画等纸制品，被带到国外，其后各国纷纷学习造纸技术。特别是隋唐时期与日本、阿拉伯地区交往频繁，更促进了造纸技术的迅速传播。据《日本书记》记载，推古天皇十八年（公元610　年）三月，即隋炀帝大业六年，中国的造纸技术传入日本。当时，高丽王派知《五经》、会制作颜料和纸墨的高僧昙征和法定将中国的造纸法传授给他们。而日本的摄政王圣德太子派人来中国学习种楮，为造纸准备了充足的原料。同时，兴建了造纸作坊。从此，日本掌握了中国的造纸技术。在中国的造纸技术传入阿拉伯和欧洲之前，那些国家一直使用埃及的"纸草纸"。这是一种古老的书写材料，有人以为它是"纸"。其实，它是用一种纸莎草植物为原料，用挤出的糖质粘液，将纸莎草粘成片，经风干、磨平而成。与我国古代的简牍相类似。因不具备纸的特点，所以不能叫"纸"。公元751　年，中国的造纸法传入大食国的撒马尔罕。因为这一地区种植有大蔴、亚蔴，又有河流，水源充足，中国的造纸工匠来到此地，帮助当地的阿拉伯人建立了造纸作坊，教会他们运用造纸技术。11　世纪，阿拉伯著名作家塔阿里拜在著述中说：正是在中国工匠的指导帮助下，纸才成为撒马尔罕的特产之一。并称赞这种纸很美观，又很实用。公元793　年，阿拉伯王招聘了中国造纸的工匠，在新都巴格达建立了一座造纸场。两年后，在大马士革也开办了造纸场，因交通较方便，这些地方生产的纸大部分被运到欧洲。　　公元900　年造纸法传入埃及开罗。18　世纪后，欧洲各国才出现了造纸工业。可见，隋唐五代造纸技术的发展与传播，对人类社会的文化进步和文明建设，以及经济的繁荣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四）绚丽多姿的纺织印染技术"衣、食、住、行"，衣居首位。纺织、印染不仅是人类衣着的原料之一，也是我国古代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中国古代的纺织、印染，一直都以绚丽多姿而见称。隋唐时期，中国的纺织印染业十分发达，居世界领先地位。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了许多纺织新品种，发明了新的印染方法，对纺织、印染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纺织业隋代的纺织业已十分可观。河北、四川是纺织业的主要生产区域，所产的绫、绢、锦等纺织品质量都很高。苏州、南昌等地的纺织业也十分兴旺，当地纺织品原料供应充足，一年"蚕四、五熟"，织布工能夜中浣纱，次晨成布，形成有名的特产"鸡鸣布"。唐代的纺织业更为发达。其产品品种极多，按材料分类有毛纺、麻纺和丝纺。就产品而言，有布、绢、丝、纱、绫、罗、锦、绮、绸、褐等。仅就麻布来讲，就有细白布、苎布、班布、蕉布、细布、丝布、纻布、竹布、葛布、纻练布、麻赀布、楚布等十几种。　　唐代的纺织品不仅品种多，而且生产规模大、产量高。例如，当时的纺织中心定州，有一富豪何明远，开办一纺织作坊，置有绫机500　张。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另外，唐时有许多地区都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纺织名牌产品。如桂林产的"桂管布"、西州的毡、凉州的■，兰州的绒，都行销全国。"桂管布"即木棉布，木棉纺织是晚唐时发展起来的一个纺织新品种。据载，唐文宗李昂时，夏侯孜穿桂管布衫入朝，李昂也仿效他，穿起桂管布的衣服，于是，满朝官员也都争相效法，因此，桂管布价格骤然昂贵。唐朝比较有名望的产品还有明州产的吴绫，"凡数十品"；浙西产的缭绫，因其质地优良，倍受人们欣赏。诗人白居易以《缭绫》为题描述"缭绫织成费功绩"，"春衣一对值千金"。据《旧唐书》卷三十七记载，四川出产的金银丝织物，十分华丽。唐中宗李显之女安乐公主出嫁时，四川献上来的"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其产品精妙至此，可谓巧夺天工。反映出唐代纺织技术的高超水平。唐代的丝绸产品通过汉唐的"丝绸之路"远销西亚和欧洲、非洲等地，极受欢迎。他们把丝绸看作是"光辉夺目、人巧几竭"的珍品。这些珍品都是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织造而成。1969　年，在新疆阿斯塔那发现唐锦袜，在大红色袜底上织有各种禽鸟花朵和行云图案。这图案是采用纬锦法起花的。锦的织法有经起花和纬起花两种。前者是用两组或两组以上经线与同一组纬线交织，用织物正面的经浮点显示花纹、图案。纬起花法是用二组或二组以上的纬线同一组经线交织，用织物正面的纬浮点显花。这种织法的特点是容易变换色彩，图案色彩丰富。六朝以前的织锦以经起花为主，隋唐以后，则以纬起花为主。此外，在麻织品的生产上也屡有创新，使麻织物更加丰富多彩。如嘉泰《会稽志》记载，浙江诸暨的"山后布"即"皱布"所用的麻纱，就专门增加了强拈，因此，织成的布精巧纤细，"盖亚于罗"。如果将这种苎麻织物放入水中，由于吸水收缩，便会形成颗粒一样的"谷纹"来。总之，隋唐时代的纺织技术已经具有很高的水平、光辉夺目的纺织技术为人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印染技术在发达的纺织业的直接影响下，唐代的印染业也有迅速的发展，印染技术又有新的提高和创新。当时，官营的印染业分工很细，共设有青、绛、黄、白、皂、紫六作，可以同时染出各种美丽的彩色布匹。　　隋唐时代很重视染料的研究。据《唐本草》记载，苏枋木是古代主要的媒染性植物染料，这种乔科树木中含有"巴西灵"红色素，可以对织物进行媒染染红。枦木和柘木中含有色素非瑟酮，染出的织物在日光下呈现带红光的黄色，在烛光下呈光辉的赤色，这种神秘性光照反差，使它成为古代最高贵的服装染料。据《唐六典》记载："自隋文帝制拓黄袍以听朝，至今遂以为市"，到明代也是"天子所服"。又如，在新疆出土的刺绣品，底色就有大红、正黄、叶绿、翠蓝、宝蓝、绛紫、藕荷、古铜等。足见隋唐时的印染工匠们对颜料及染色工艺已有深刻的认识，并且掌握了很高的印染技术。唐代还发明了许多新的印染方法。其中尤以夹颉和﨟缬二种染色法最有代表性。夹颉或称夹缬染色法，系以两块木板雕刻同样的花纹，然后着色，夹帛进行染色。同时也可多雕刻些木版，着二、三种颜色重染。这种染色法萌芽于隋代，据《中华古今注》卷中记述："大业中，炀帝制五色夹缬花罗裙，以赐官人及百僚母妻。"到唐代中期以后，夹颉染色法逐渐流行于全国。据《唐语林》卷四记载：玄宗柳婕女子有才学。。，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而为夹颉。因婕好生日，献王皇后一匹，上见而赏之，因敕宫中依样制之。当时甚秘，后渐出，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﨟缬就是蜡染法，蜡染时，在帛上先作图样，后依样布以密蜡，浸入染料中，待蜡脱落花样重现，再蒸而精制之。其蜡染法印染出的织物、服饰极具民族风格，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喜欢。　　夹颉、﨟缬染法的发明奠定了我国早期印染业的技术基础，是织染工匠们聪明才智的结晶，是我国印染生产技术的一项伟大发明。　　（五）隋唐的造船技术成就中国的造船业，历史悠久。原始社会晚期或奴隶社会初期，先民们就开始造木船。开辟了民族造船技术的先河。经历了秦汉、唐宋、明初等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特别是隋唐时期，造船规模之大，技术之精湛、航驶性能之优异，均处于当时世界领先的地位。　　1。隋朝的五牙战舰与龙舟隋代的造船业与以前的任何时代相比，有其明显的进步。无论是战船，还是皇家使用的龙舟都建造得很有特点，均属前所未有。据《资治通鉴》卷一七六记载，扬素在永安督造的战舰，船身高17　米以上，上层建有5　层楼，高27　米有余，可容纳800　名战士。战舰的前后、左右装有6　枝拍杆，用于袭击敌船、拍打敌人。可见，隋代已具备建造大型战舰的技术水平。　　古代的龙舟主要用于划船竞技比赛，据《旧唐书·杜亚传》记载："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方舟前进，以急趋疾进者为胜。"人们又将这种活动与爱国诗人屈原联系起来。楚国诗人屈原于公元前278　年五月初五投汨罗江殉节，当地居民担心水中的龙吞噬他的尸体，使将船装饰成龙状，驶到江面，敲锣打鼓，以驱散水中的龙。此后，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诗人，民间每年都举行端午赛龙舟的活动。但是到了隋朝，龙舟则成为帝王出游时的享乐工具。隋炀帝多次征用几十万民工，在江南采伐大批木料，为他建造龙舟及杂船万余艘。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隋炀帝为游扬州，下令建造龙舟、宫船，所建的龙舟高12　米以上（隋代每尺折合现在0.273　米），阔13.6　米，长54.6　米。船上建有4　层楼，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26　个房间，全部由金玉装饰、富丽堂皇。　　隋代的战舰、龙舟船体很大。因此，建造时，要解决船体结构的强度问题。当时，造船的工匠们在总结前人建造大型船舶经验的基础上，采用在船底铺龙骨，沿船舷纵向铺设大■，并用多很大木联接的办法，形成船体的主要受力构件。在船体的结构强度上，联接占有重要的地位，隋代龙舟就采用了榫接的办法，并用钉子加以固定。　　为了保持大船的稳定性，防止倾覆，隋龙舟可能采用了压载法。公元1147年，宋代孟元志在《东京梦录》中记载宋时金明池的大龙舟"諻板到底深数尺，底上密排銕（古代铁钉）铸大银样，如桌面大者压重，庶不欹侧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压载方法的文字记载了。但因隋龙舟之大，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是不可能平稳、正常行驶的。至于民间船只采用压载的时间则可追溯到更远的年代了。　　隋代大龙舟、战舰的建造成功，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造船科技方面所具有的创造能力，其建造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2。采用先进技术的唐代造船业唐代的造船和航运事业已极为繁荣。据后晋·刘昫的《旧唐书·崔融传》记载："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来，昧旦永日"。其内河航运已遍及各江河湖海。唐代造船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进步。刘晏在扬州曾设十所造船场，制造漕船，造船达2000　多艘，每船可载米千石。唐代的远洋海船更驰名于世界，据阿拉伯人苏■曼《东游笔记》说，李忱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大者长55　米以上，载客达六、七百人，"货船大者受万斛也"。其载重量相当于现在的500　余吨。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的船只能航行无阻。因此各国商人多愿乘中国船只，阿拉伯运来的货物都装在中国船里。　　在唐代乃至中国造船史上值得一提的是，李皋创造的车轮战船。唐德宗时，工匠李皋（公元733-792　年），在总结江陵人民造船经验的基础上，制造成脚踏木轮推进船前进的战船。这种车轮战船，船身较小，不用风帆，船舷两旁各装一个车轮，轮上装有浆叶，用人脚踏动转轮，由轮上桨叶拨水，使船前进，也能"翔风破浪，疾若掛帆蓆"。《旧唐书·李皋传》记载了这项发明。这是世界上有关车船的最早记载，欧洲到了15　世纪才出现了类似的车船，比李皋的车轮船要晚800　多年。　　唐代造船技术已十分先进，当时的船只已普遍采用钉接榫合法，而当时欧洲的船板联接办法还处在使用皮条绳索绑扎的阶段。如江苏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船上共设9　个舱，船底部采用3　块木料榫合相接，两舷和船舱隔板以及船篷盖板均用铁钉钉合，两舷船板用7　根长木，上下叠合成人字缝，以铁钉成排打入，铁钉断面呈方形，每根直径0.5　厘米，长16.5　厘米，钉帽直径1.5　厘米，隔12　厘米钉一根，上下两排交叉，相距6　厘米。人字缝中间用石灰桐油填实，严密坚固。铁钉钉入船体后，外面嵌油灰并涂上桐油或漆，以防止铁钉受到腐蚀。　　1960　年，江苏扬州施桥镇出土一唐代大型木船，船内有水密封舱壁。把船体内部分隔成许多部分。这种结构有效地保持了船的抗沉性，并成为我国木船建造的规范。这艘船的外板采用平接法。船内隔舱板及舱板枕木与左右两舷榫接。船舷由4　根大木拼成平排钉合。穿钉工艺是先开45　度斜孔，用长17　厘米、帽径2　厘米的铁钉沿孔洞打入，一穿二板，每隔25　厘米钉一根，上下两排交错布钉。底部也采用这种平接工艺。这种平接法与搭接法相比，具有联接处不易松动、脱落，船体光顺、减小阻力的优点，而且节省木材，减轻船体自身重量。从木船的建造工艺和技术水平上讲都是很先进的。这种平接法，一直沿用至今。　　总之，隋唐时代，在船舶制造技术和工艺水平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和高速的发展。在我国古代造船史和世界造船史上，创造了极其光辉的业绩。十二、结语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几千年来，勤劳勇敢的我国各族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科学文化。而隋唐五代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成就则更为辉煌，远远超过了欧洲而雄居世界前列。　　隋代著名天文学家刘焯，用等间距二次内插法计算日月的运行、岁差，准确值高于欧洲；僧人一行开世界实际测量子午线先河；唐代著名数学家王孝通首次提出了三次方程式的正根解法，对古代数学方程式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畬田技术的采用、曲辕犁的出现，以及由陆羽撰写的世界第一部茶业专著《茶经》的问世，在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隋代开凿的贯通南北五大水系的大运河，以其工程巨大、开凿技术水平高超而闻名于世；隋代著名工匠李春筑起的赵州安济桥，至今仍为世界桥梁史上的典范；以规划严谨、规模恢宏而久负盛名的世界性大都会古长安，千年不衰，写下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上的美好的一页；在唐代，高宗命苏敬等人编著了《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丰富了中国医药学的伟大宝库；雕版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更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这些伟大的发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作出了重大的、永不磨灭的贡献。中国隋唐五代科技发展史，内容非常丰富，珠玑甚多，这增加了我们民族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同时，也可从这些宝贵的科技遗产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现代的科学技术比古代要进步、发达得多，我们回顾历史，旨在以古为鉴，意在未来。古人讲，善读书者，何处非书也，见仁见智，重在善汲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唐代强盛的重要原因，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撰写《中国隋唐五代科技史》的过程中，这种认识不断升腾，并支配着我们去探索那些发明创造的奥秘。　　但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何以形成呢？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看问题，就不难发现，隋唐上升时期的社会改革，从某种意义上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挥了决定作用，从而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使难以数计的科技人才和发明创造大量涌现，并且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　　隋唐五代的科技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在"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那段岁月，科技事业几尽衰竭。这一永不变更的史实，从反面警示后人，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并出现政权统治以后，基本国策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振兴科学技术，也可以毁灭美好的事物。因此，社会改革总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显然不能理解为"上帝的第一只手"，而是较之更有现实意义的伟大社会力量。与科技发展和社会改革这两种力量相辅相成的时候，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便会像朝日一样喷薄而出。◆◆◆《中国全史》　048/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隋唐五代教育史　　本卷提要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时的教育既反映了隋唐五代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水平，又促进了当时社会的进步，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典型形态。　　本书旨在以严肃的历史事实的陈述为前提，把隋唐五代的教育及其中的具体现象放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通过对当时宽松、开放、灵活的文教政策的确立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基础；教育改革的前提和动力；完整、系统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及其运作机制、教育内容、教材审定、教育方法的提倡；社会对人才规格的规定和选拔方式的演变、成熟以及科举考试的完整制度和方法的确立、对当时及后世选拔人才的意义；作为当时灿烂的物质文明的直接中介的实科教育及形式；作为整个时代的教育实践的理论总结的教育思想及其承绪等等方面的深入探讨和评价，力图从中找到那个时代教育兴衰的脉络，体悟教育发展的某些规律性，从而于现实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有所鉴益和启发。　　一、隋唐五代教育概述隋唐五代的教育包括公元581　年至公元960　年的长达370　余年的教育历史。这一历史时期，既是中国古代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教育最有成效的时期。在中国古代教育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为古代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奠定了古代社会后期重视文教、以文兴国的基本国策，使儒家学说和孔孟之道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具有了国家法定的意义和保障。　　第二，适应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帝国的形成和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了以儒学教育为主体的层次严密，上下贯通，主辅分职，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完整的学校体系，并且从教育政策、方针、目标、设施、教材、教师、学生各方面给予了系统的保障。尤其是私学和书院的发展，作为古代国家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为教育力量的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古代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了较为客观、公正和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人才考察制度，使社会的人才选拔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学校育人与社会选人用人有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机制，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形成了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学的风气。　　第四，建立和实施了系统的实科教育体系，使古代教育具有了多元化的结构和功能，对于当时社会物质文明走向鼎盛发展，发挥了实际作用。　　第五，在教育思想上，适应儒学思想的第二次变革，在总结前人的理论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了经学教育思想向理学教育思想转化的方式、途径及其理论形式，初步提出了理学教育思想的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为宋以后理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了理论准备。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而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隋唐五代三百多年时间，是中国古代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古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和昌盛。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维护其统一的政治统治，加强统一帝国的统治基础和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内，都自觉地采取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些改革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物质条件，使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集中的、等级分明的教育体制和管理体系；要求有统一标准的教育内容和配套成龙、自成体系的教育方法等等，而这一切又反过来客观地促进了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古代社会的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达到了一种相当的和谐和统一。　　（一）帝国初创与隋文帝文教政策的摇摆隋承北周而立国。北周晚期外戚隋国公杨坚总揽朝政，公元581　年废周静帝，立国于长安，改元开皇。公元589　年灭南朝陈国，从此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三百多年的战乱和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虽然隋朝国祚太短，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的改革并没有完成，但它在客观上为唐朝的继续改革探索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构思了基本的思路和规模框架。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在政治体制上，隋的中央官制废除了北周所置的六官，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地方官实行州县两级制。这一措施不仅裁汰了一些冗官，提高了工作效率，为政府节省了开支，而且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政治的统一。军队管理实行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隋书·高祖纪》），这一措施不仅加强了政府的武装力量，而且将军事统率权集中到中央政府，支持了中央权力的上升。此外，宽简刑制，缓和了社会矛盾。用科举制度取代了九品中正制，打破了门阀大族把持选举的局面，把选举权集中到中央吏部，这不仅削弱了地方士族的势力，加强了皇权，而且也利于当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在经济上，隋唐继续实行均田制，一方面限制了地方贵族对土地的兼并和地方豪族势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和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大运河的开通，消除了南北经济交流的障碍，逐渐形成了东西二京两个最大的商业都市。西京长安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隋书·地理志上》）。东京洛阳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市周六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七十二行，三千余肆。甍市齐全，遥望一加，榆柳交荫，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大业杂记》）；北市通远，周围六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同上），国内边疆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都曾入市交易，可见当时商业贸易是相当繁荣的。　　伴随着政治经济的改革，隋朝统治者在文教政策上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由于历史的大转轨，对新旧意识形态的选择和新旧意识形态本身的转化以及适应新社会的功能所必需的调整，隋朝的文教政策在肯定传统儒家学术的基本思路的前提下，曾出现过某种动摇和怀疑。　　一方面，在肯定儒学的同时，对佛、道二教也并不放弃。隋文帝杨坚幼年时寄养在智仙的尼寺里，十三岁才还家。周武帝灭佛，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大力提倡佛教。实质上，隋文帝已经认识到佛、道、儒三教可并用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文帝即位之初，于开皇元年（公元581　年）即"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并由官府写经置寺内，风靡全国。于是"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百倍"（《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抵东汉迄南北朝时期，是其被中国文化吸收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贡献主要是翻译经典，其次才是阐发义理，而隋唐时期，是佛教的融化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主要贡献是创立宗派（学派），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哲学。这一工作随着隋文帝对佛教的提倡而逐渐开始了。　　道教尽管在争夺地位高低时反对佛教，但隋统治者对其基本采取调和的态度，不仅儒道两个宗教可以调和，而且宗教和儒学也可以调和。隋炀帝居东西两都或出游，总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随从，称为四道场。　　另一方面，对儒学的态度也时冷时热，时扬时抑。隋文帝杨坚认识到，三教虽可并用，但作用不同，要使人民顺从地遵守忠君孝亲的人伦道德，服从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训练从政的官吏，便要依靠儒学。故儒学又在相当的程度上被推崇。　　自从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儒学定于一尊，曾促进了儒学教育的蓬勃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佛教和道教相继兴起，儒学一度衰微。隋统一中国后，在三教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儒学开始有所复兴。文帝即位，曾采纳牛弘建议，广泛征集儒学经典。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完毕，原书归还本主，由此搜得不少异书。灭陈后又得一批江南图书。分散的书籍集中在朝廷。当年周武帝时，积累书籍已满一万卷，灭齐得新书五千卷。如今共有三万七千余卷，含重复本达八万卷。隋文帝又使人总集编次，称为"古书"。选工书之士，补续残缺，写出副本，与正本同藏宫中。隋炀帝时，又将儒学经典加以整理分类，分为甲、乙、丙、丁四组，分统于经、史、子、集四类，成为后来史籍分类的正统方法。炀帝将所有书藏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东厢藏甲乙，西厢藏丙丁。殿后起二台，东为妙楷台，藏魏以来书家手迹；西为宝台，藏古画。　　隋朝又借全国统一，积极促进南北儒学的合流，使儒学中的"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的不同特点逐渐融合。这是经学教育的一个重大改革和发展。　　由于隋文帝积极振兴教育，一度出现了学术与文化的昌盛景象：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问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于四方，皆启黌核。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书·儒林传序》卷七十五）　　同时，隋文帝还注意搜罗儒术人才，用重礼聘请，许以高官厚禄，把著名的儒士都集中于京都。　　文帝一面崇儒，一面兴学，自京都至州县均设学校。文帝还亲至国子学参加释奠礼（开学典礼），奖励国子生，考选国子生为官。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下令劝学，强调设学施教是立国为政的首要任务，进行礼义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589　年统一全国之后，又令所有学校都要勤训导、严考课。　　但终隋之世，儒者的地位在统治者心目中始终没有能真正提高。《隋收·儒林序》说，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多鄙俗。原因是"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开皇初年，隋文帝曾令国子学保荐学生四百余人，考试经义，准备选取一些人做官。由于应考诸生所据经说有南有北，博士无法评定高低，始终未得解决。此后，大概不再举行考试，儒生的出路便几乎断绝。隋朝最著名的儒生仅刘焯，刘炫二人。刘焯因计较束脩（学生交纳给老师的学费），声名不佳；刘炫曾借隋炀帝购求书籍之机造伪书百余卷，骗取赏物。所谓巨儒必鄙俗，不受重视，可见一斑。文帝晚年，崇佛更甚，甚至排斥儒学，为石虎、梁武帝、齐文宣帝等崇佛君主之所不敢为，使佛教在短短的时间里几成国教。儒学和佛道的地位相距愈远。公元600　年，隋文帝诏令严禁毁坏、偷盗佛道两教的神像，而第二年却藉口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下诏书废除京师和郡县的大小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一处，学生名额七十。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但就在当天，却颁舍利于诸州，前后营造寺塔五千余所。这是公开助佛排儒。隋炀帝恢复学校，但仍并不改善儒生的地位。隋末刘炫门下许多生徒参加窦建德的瓦岗军，足以说明朝廷对儒生的态度。隋文帝晚年的助佛教反儒学，比起南北朝君主助一个宗教反另一个宗教来，其结果更坏，它使隋王朝丧失了正统的意识形成，加速了统治基础的崩溃。后来的唐王朝由此认识到，三教都是可为统治秩序服务的，同时并存，各有其用，不能偏废。　　（二）统一大帝国的建立与儒术重振1。唐帝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唐朝在隋末的混乱中以反隋而立国，高祖李渊本也为隋朝命官，于公元618　年在长安称帝，又重新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在隋朝各项未竟的改革事业基础上，继续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改革，先后出现了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时期的"开元之治"，使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一个强盛而先进的文明国家。　　所谓唐承隋制，隋朝各项集权政治的措施，多是继承隋朝而加以变化。　　唐初帝王特别是唐太宗，认识到"水能载舟，亦也覆舟"的道理，以隋为鉴戒，力求除去隋朝的弊制，推行了一些革新的政策。在官制上，沿袭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更加完备，地方改隋炀帝时的郡县为州县两级，设州刺史和县令。贞观设道，开元间分开下为十六道，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兵制上，亦沿袭隋制，使府兵制与均田制更进一步结合，既保证了从均田制下征调兵源，减少国家常备军费，又加强了中央的军事控制力量，同时几次修订律令，宽简刑法，扩大了统治基础。在官吏选拔上，唐王朝完整地继承并发展和完善了科举制度，使中央集权得到有效的组织保证。　　在经济上，唐朝继续颁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这一措施巩固了府兵制，又使国家政权的纳税基础不断扩大，垦辟了不少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同时，输庸代役，也多多少少减弱了个体农民对国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手工业，如纺织业、造船业、矿冶业、造纸业、瓷器业、制茶业、制盐业等等都有了显著进步，为商业的发达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此外，唐王朝也采取了一些发展商业的措施。如发展交通，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等，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仅以长安为例，有东西二市，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奇珍，皆所积集。"（《长安志》卷八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西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揉货卖之所"（韦述《两京新论》卷三）。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商业极盛。对外贸易也相当发达，如西北陆地，由西域通往西亚、欧洲各国，有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东南海路，以广州为最大的贸易港，东南亚各国如林邑、真腊、河陵、宜利佛逝，以至狮子、波斯、阿拉伯等国家，都到广州做生意；在东方与日本、新罗的贸易更为频繁。由于唐王朝的各种努力，唐中叶以前近百年间，社会经济出现了十分繁荣的景象，所谓自贞观后，"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百姓殷富"，"丁壮之人，不认兵器"（《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　　政治的稳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教育事业发展的政治基础和物质保证，也提供了新的教育内容和教育要求，唐代的教育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2。从"马上得之"到"守成以文"　　一定社会的文教政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反映，唐王朝的文教政策也不例外。唐王朝立国前后的政治转变和战略方针的调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李唐王朝是在马上得天下的。七世纪初，在农民革命浪潮的冲击下，隋政权分崩离析。"隋失其鹿，群雄角逐"，各地地主豪强纷纷拥兵自重。李渊、李世民军事集团勃起于太原，西进关中，夺取政权，建立李唐王朝，接着便开始了一场艰巨复杂的统一战争。指挥这场战争的主要人物是李世民。他持续七八年，驰聘沙场，东征西讨，翦灭群雄，为建立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战争结束后不久，李世民以"功善天下，中外归心"继承帝位。当时，国内由于长期军事动乱，民力受到严重损伤，生产破坏，经济衰微，再加上边境冲突不断，又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新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怎样才能使年轻的李唐王朝得以巩固？使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治理？对此，朝廷里发生了两次激烈的辩论。第一次围绕战后如何治国的重大问题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的忠实将领、天策府长史唐俭向李世民提出："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旧唐书》卷五十八《唐俭传》）谏议大夫魏征向李世民提出"偃武修文"四字方略（《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四年"）。所谓"偃武修文"，就是停止用兵，停止军事行动，实行"文治"。从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魏征的四字方略，符合战后形势需要，因此深得李世民称赞。但是，以宰相萧瑀、副宰相封德彝为首的不少朝臣却纷纷上书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打天下靠武力，治天下也要靠武力。"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权威"，"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同上），封德彝向李世民提出："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元年"）这实际是反对魏征"偃武修文"的"文治"主张，认为"文不及武"。在两种对立的意见面前，李世民"审时度势"，认为："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贞观政要》卷一）最后作出结论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元年"）这十六个字表明李世民断然否定了"文不及武"的意见，采纳了魏征"偃武修文"的主张。其中"守成以文"四字完全肯定了魏征的"偃武修文"四字方略，成为贞观"文治"的指导思想。当时，社会正处在由动乱转向安定的过渡时期，李世民接受隋炀帝穷兵黩武的历史教训，及时地改变战略，由"戡乱以武"转为"守成以文"，从"武功"转到"文治"，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转变。这一转变有利于促进社会安定，有利于扭转隋末动乱留下的衰微局面，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为社会文化的兴盛和发展创造了前提。"守成以文"，其特点是"文"，要实行"文治"，必须要有文化。因此，李世民十分重视统治者的文化修养，认为："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致太平者未之有也。"（《贞观政要》卷四）又说："为人大须学问，。。古人云，不学，墙面，莅事惟烦，不徒言也。"（同上，卷六）"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同上，卷七）这和隋文帝晚年"不悦诗书，废除学校"（《隋书》卷一《高祖》下），轻视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守成以文"方针确立以后，围绕着对人民"施行教化"（《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四年"）的问题，在朝廷展开了又一次激烈的辩论。辩论的中心是能不能对人民"施行教化"？要不要"施行教化"？要不要发展文化？魏征认为国家处于大乱之后，人民"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同上）极力支持对人民施行"教化"的主张。以萧瑀、封德彝为首的一部分官员则极力反对。封德彝向李世民提出："三代以还，人渐浇讹（变坏）。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教）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征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贞观政要》卷二）李世民针对封德彝的观点提出置问：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为什么很快就败亡了？萧瑀认为秦统一六国是错误的，说："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所以败亡。李世民当即予以反驳，认为秦亡的原因主要在于统一六国以后，"专行诈力"，不施教化而实行残暴统治的结果。不难看出，萧瑀、封德彝主张"任法"和"杂霸道"，实质是要国家施行"苛法"、"武力"统治，而李世民、魏征主张施行"教化"，其意图是用"仁政"、"文治"促进社会安定。这场辩论不单纯是文化上的"教化"问题，实质上是关于如何治国的问题，是第一次辩论的继续。通过辩论，李世民"卒从征言"，决心发展文化教育，"大阐文教"（《唐会要》卷六十四《弘文馆》）。他曾对中书令岑文本说："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而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木，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他领会到人性美必须学成，进而注重对所任用官吏"德行、学识"的要求。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他对侍臣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李世民把官吏"学识"与"德行"作为同样的要求，认为除必备社会要求的"德行"外，为了培育具有"识前言往行"能力的官吏，就必须使官吏有"学业"，因而，重视国学建设，发展学校教育成为唐太宗治国的重要策略之一。李世民这样做并不是偶然的。他在隋末农民战争的强烈震撼中，在山河改姓的亲身经历中，深刻地感受到："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卷八）严峻的历史事实迫使他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最后提出："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同上，卷五）把两场辩论的结果联系起来看，不难理解，"大阐文教"是李世民推行"守成以文"方针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当时唯一的客观的选择。这一战略部署的确立，表明李世民为发展社会文化迈开了步伐。李世民实行这一战略部署的决心很大，他的诗作中就有"蕺武耀七德，升文辉九功"，"八表文同轨，无劳歌大风"（《全唐诗》卷一）这样的句子，表达了他的决心和意志。　　3。"大阐文教"的措施及成就在"守成以文"的方针指导下，李唐王朝采取了许多"大阐文教"的措施，为发展社会文化教育，提高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作出了很大的努力。（1）尊孔崇儒唐高祖李渊在开国伊始，即"颇好儒臣"，除设立儒学外，于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下诏兴仕崇儒，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又于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亲自到国子学参加"释奠"礼，并令僧、道和国子博士相互问难，因而使"学者慕响，儒教聿兴"。这是在文教政策上崇儒的重要标志。　　唐太宗李世民更是"锐意经术"，在其仕秦王时，就在王府内设立文学馆，召集名儒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共议天下大事，"登位之后，益崇儒术"（《新唐书·褚亮传》）。即帝位后，又设立了弘文馆，选拔天下儒家学者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学士，同他们讲论经文，商论政事。贞观元年（公元627　年）下令取消周公祠，专立孔子庙，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自此，全国学校无不遍设孔子牌位，官学祭孔沿袭成习。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诏各州县学皆立孔子庙。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诏尊孔子为宣父，在兖州设庙。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设崇贤馆，招集儒生研究经术。贞观十四年（公元640　年）诏求前代通儒子孙，特加引擢，并下诏优赏梁朝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朝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朝的何妥、刘炫等前代名儒。是年还亲率百官至国学，命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对祭酒、博士及优等生分别赐帛。贞观十五年（公元641　年）诏天下诸州，举儒术通明、学堪师范者，具以名闻。大量征集有学识的儒生为学官，大力提拔精通儒术的官员，让他们居于高位以奖励儒生学者。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　年）诏以历史上著名的儒家、经学家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德、戴胜、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配享孔子庙庭。李世民还大收天下儒生，"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赐帛给传（驿站车马谓），令诣京师"，授以"博士"、"助教"之职。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授冀州人孔颖达为国子司业，十二年（公元638　年）拜国子祭酒；征魏州人司马才章为国子助教，王恭为太学博士；贝州宗城人盖文懿为国子博士；精通《毛诗》、《礼记》的许叔牙为太子洗马，兼崇贤馆学士；繁水人马嘉运，贞观十一年拜为太学博士，分经教授学生，"未终经无易业"。李世民都给他们以优厚待遇和很高地位。李世民曾亲自著《帝范》二十一篇，阐述儒家的帝王术。他选择了儒学作为其建立统治秩序的主要思想工具，力图从儒学中寻求制度、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他宣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六）由此可以想见其尊崇儒术的程度。其尊崇儒术的目的亦跃然纸上，是依靠儒术作为思想统治的武器以维护其政治统治，把儒术视为决定其政权存亡的根本。　　太宗以后诸帝，也基本上都是尊崇儒术的。唐玄宗李隆基为太子时，就曾亲去太学大开讲论。即位后，又多次下诏州县及百官举荐通经的人才，并曾在秦坑儒的地方为遭难的几百儒生立祠宇，以示重儒，提高儒士地位，还以掌握儒术为用人标准。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　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把孔子抬到了帝王的地位，并赠孔门弟子数十人为公、侯、伯。次年，应国子祭酒刘瑗所请，释奠日群宫官道俗皆应赴国子监观礼，并定为常制。唐代宗李豫说他自己是"志承理体，尤重儒术。。使四科咸进，六艺复兴。"（《旧唐书·代宗本纪》卷十一）他亲到国子学释奠，宰相以下的大官和六军军将都去听讲。唐文宗李昂、宣宗李忱时曾诛杀和流放道士，唐武宗李贤毁佛等行动，都是与崇尚儒术有联系的。　　唐朝尊崇儒术的文教政策，还体现在《唐礼》和《唐律》上面。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礼的作用，屡次制"礼"，《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便是集其大成。"唐礼"体现了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教思想，以孝悌为礼教之本。唐代极力提倡孝道，唐玄宗曾亲自注《孝经》。在提倡孝道的后面，表现的是"欲求忠臣，必于孝子"的伦理政治教育的思路。李唐王朝同时把"礼"作为"堤防"的工具，其中贯彻着"三纲五常"的精神。唐代统治者采用儒家的政治思想，是表"礼"内"法"的。《唐律》就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法典化，使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具有了法律的保障。　　（2）统一和诠释儒学经典儒家经文（当时主要是指《易》、《诗》、《书》、《礼》、《左传》等"五经"）是儒家全部政治、哲学、道德思想的集中体现和文化结晶。由于西汉以来，儒学经典的烦琐和谶纬神学的盛行，以及魏晋南北朝玄学的侵蚀，大大削弱了"五经"作为儒家思想的统治作用。唐太宗基于政治上的要求，认为儒学多门、章句繁杂、异说纷纭，给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儒学作统治思想的权威性。为了发挥其作用，必须重振儒术，对儒经加以整理和统一。太宗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经籍去圣人久远，文字诈谬"。于是，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唐太宗命国子祭酒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文字"（《贞观政要》卷七）。颜师古对五经文字"多所厘正"，三年始成。又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召集诸儒对新编《五经》进行讨论，诸儒多有指责，"异端峰起"。颜师古都一一加以辩答，并取晋宋古本，"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唐太宗称善良久，赐颜师古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并颁布新编《五经》于天下，"令学者习之"。唐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颜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易》取王弼，《书》取孔安国，《诗》取毛传、郑笺，《礼》取郑玄，《左传》取杜预，《公羊》取何休，《榖梁》取范宁等人传注。贞观九年（公元635　年）颁布全国，令士子诵读，作为学校教本及科举考试录取的依据，以统一思想。这个"五经"定本颁行以后，使"五经"有了标准本，诸经文字完全统一，克服了以往因文字不同而理释各异的弊病。《五经正义》有的采纳了汉代的解释，有的采用了魏、晋的解释；既吸取了汉代的经学和谶纬神学的因素，也容纳了魏晋的玄学思想，表现了唐代儒学的开放性和多元化特征以及融合各家学术的趋向。《五经正义》的撰定与颁布标志着儒家经典的统一和正统地位的确立，成为维护社会秩序有力的统治工具。撰定《五经正义》对于教育和选士也有着重大的影响，由此，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又趋于统一，科举取士以儒经为准，有了准确、标准的统一要求。　　与此同时，唐太宗还积极鼓励学官对经籍进行撰集和注释。贞观五年（公元631　年）魏征撰《群书政要》，唐太宗览之称善，敕皇太子诸王各传一本，赐给魏征帛二百匹。后来魏征又撰成《类礼》五十篇二十卷，唐太宗览而称善，赐帛一千段。国子博士徐文远撰《左传义疏》六十卷，国子博士陆德明撰《老子》十五卷、《易疏》二十卷、《经典通释》三十卷，并行于世。唐太宗赐陆德明束帛二百段。许叔牙撰《毛诗纂义》十卷，赐帛二百段。于是不过数年，"秘书国籍粲然卒备"。正如范文澜所说，这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唐朝统一经学的工作，还表现在"开成石经"这一盛举上。这部石经是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　年）所立，共分十二经（只缺《孟子》即成为近世的"十三经"），另附张参的《五经正字》和唐元度的《九经字样》，共六十五万字，用石一百一十四方，两面刻字（这部石经至今仍保存在西安的"碑林"）。　　在隋朝统一经学工作的基础上，经过这两项统一经学的重大措施，使南北朝时期形成的经学分南学、北学而终归于统一。这种统一的经学一直统治了几百年。这是李唐王朝在经学方面的重要贡献。　　（3）整理历史文化典籍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丰富的历史典籍和文献。但是隋末动乱长达几十年，典籍和文献遭到严重破坏。唐初，京师长安的皇家藏书"典章湮散"（《新唐书·魏征传》），"先代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儒学》上）李世民采取了很多措施，组织力量收集整理和研究古籍，其中见诸史籍记载的较大规模的组织工作共有四次。第一次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以本官兼学士。"（《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高祖武德九年"）"弘文馆学士掌详正图籍"（《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实际上就是研究和整理古籍。弘文馆中还有"梭书即校典籍，刊正错谬"（同上）。由于人力强，分工细，这次收集整理古籍的数量较大，并根据前人目录分类经验，创造了"四部书"分类法。　　第二次是贞观二年，充实加强秘书省。秘书省是国家"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的常设机构。李世民授"通贯书术"的魏征为秘书监，"命魏征写四部群书"，并批准"魏征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旧唐书·魏征传》），又"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儒学》上）协助整理。在魏征主持下，"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旧唐书·魏征传》）魏征改职之后，李世民又"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儒学》上），让他们"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序》）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皆一代名儒，受到李世民的任用，既忠于职守，又精于业务，主管古籍整理工作卓有成效。　　第三次是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太宗命颜师古、孔颖达等组织整理"五经"（《易》、《诗》、《书》、《礼》、《左传》），具体经过及成就已如前述。　　第四次是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太子"东营置崇文馆"　　（《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馆内有校书二人，掌校整理宫中四库书籍。在东宫还设有司经局，也是专门整理东宫经籍的机关。　　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整理，到玄宗时期，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两者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共有八万多卷。图书的整理为各级各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4）修书立史初唐多以重臣领衔，荟萃妙选以修书，所修约有《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群书治要》、《文思博要》、《唐律疏议》等，俱卷帙浩繁。初唐还正式确立官府修史制度，其成就亦大为可观。　　"二十四史"中有八部修成于初唐，历朝历代实属绝无仅有。自此，官府修书一直被视为文治盛典。　　李世民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修史书是其主要的内容之一。他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新唐书·魏征传》）又说："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戒。"（《贞观政要》卷七）他继位第三年，就提出要修撰国史，并亲自确立了一套史馆修史制度。"贞观三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即史馆），以修五代史（周、隋、梁、陈、齐）。"（《唐会要》卷六十三）同年"闰十二月，移史馆於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同上）这个制度有两个特点。第一，"宰相监修"，体现了国家对修史的高度重视。第二，有了独立的常设修史机构，隶于中书省。这个机构除监修国史一人由宰相兼之，另有"史馆修撰四人"（《新唐书》卷四十七《职官》二）。由于实行宰相监修制，史馆可以通过宰相向各部门、各州县、各都督府征集史料。当时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的规定（《唐会要》卷六十三），实际上就是责成各部门各机构要按时把重大历史事件"堪报史馆，修入国史"（《唐会要》卷六十三）。这样，在修撰时，可有丰富的史料依据，以提高修史的质量。李世民两次下诏组织修撰前史。一次是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李世民诏命房玄龄、魏征等修撰周、隋、梁、陈、齐五代史。贞观十七年（公元643　年），又诏命房玄龄、许敬宗等诸史家修撰《晋书》。李世民还亲自参与撰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唐会要》卷六十三），这对当时的史学兴盛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使贞观时期的史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贞观时期。修撰的史书不仅数量大，而且门类多，不论是前朝史还是本朝史、正史、别史、典志史、地志史、类书等等，都涌现了大批著作，仅正史就修成了八部，在二十四史中，占据三分之一。这为贞观以后史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必然会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李唐王朝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实际需要，采取一系列"大阐文教"的措施，努力发展社会文化教育，很快就对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是改善了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　　从政治上看，由于文化逐渐发达，大批知识分子涌现出来。李世民注意选用具有一定学识文化的知识分子，"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驿站车马谓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廓庙者甚众。学生通一经已上，咸得署吏。"（《贞观政要》卷七）"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同上卷一）不同地方、阶层的知识分子不断被补充到各级机构、各个部门，使各级官府中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官吏大大增加。贞观时，特别是贞观中期以后，"凡在朝之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旧唐书·高士廉传》）反映了地主阶级国家机器生气勃勃的新面貌。整个统治集团的文化水平相对提高，这对于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制订各种政治措施，提高统治艺术，都十分有利。　　二是承前启后，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兴盛。　　李唐王朝立国之初，即以恢宏的气度"大阐文教"，兴办各类文教事业，使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而为唐朝的文教事业带来了许多新气象。这就大大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睠言篇籍，皆为煨烬，周孔之教，阙而不修，庠塾之仪，泯焉将堕"的文教苍白局面。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唐朝文化是承前启后的重要链环，不仅较好地恢复和继承了历史文化遣产，而且影响到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历史上形成一个高潮。特别是李世民富有创造精神，医学、律学、历算学等实业专科教育设置，都前所未有，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他推行的宰相监修史制度、科举制等等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再创造，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贞观文化，为贞观以后的文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　　如果说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的长期共处，使政治经济上的融合取得了较大的发展，那么唐代社会文化上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就不能不与初唐的文教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李世民抛弃了"贵中华，贱夷狄"的偏见，在前几百年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注意加强民族团结。不仅在政治上对各少数民族"爱之如一"，"与中夏不殊"，"使如一家"（《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在发展社会文教上也同样如此，从而促进了各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融合交流。　　4。三教并重及其对经学教育的影响应该指出的是，李唐王朝在文教政策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乃是在尊崇儒术的同时，亦提倡佛教和道教。既尊崇儒术，又兼重佛道，以尊孔崇儒为主，以佛道为辅。李唐王朝基于其实际利益与需要，对于佛、道二教，则有时抬此抑彼，有时抬彼抑此，有时甚至毁佛灭道。因而有时儒与佛道之间的斗争颇为激烈。佛教和道教在文教方面的影响始终是很大的。　　唐代诸帝多数信佛，且大力宣扬佛教。唐高祖于武德三年（公元620　年）即大建佛寺，营造经像。当三论宗主吉藏初到京师时，高祖劳问勤勤。吉藏死后东宫以下皆吊赠。唐太宗于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下诏开始译佛经。当著名的法师玄奘从西域归国时，太宗特敕迎接，空城出现，不仅接见，还下令将他带回的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佛经都翻译出来，并为译成的新经作《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也为之作《序记》，宣扬佛法。玄奘病重时，高宗"遣御医急赴，未至已卒，为之废朝数日。"同时，高宗还派义净法师赴印度取经。义净历三十余国经二十五年，归国时，武则天亲自迎接，并令翻译他带回的经律近四百部，为佛造大像。即便是屡称老子为宗室先祖，道教乃祖宗之教的玄宗，也没有抑制佛教，反重用僧人一行，"数访以抚国安民之要"；还亲注《金刚经》，诏颁天下，普令宣讲。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养了数百个和尚早晚念佛。宪宗曾命中使林英奇到凤翔法门寺迎佛骨等等。由于宪宗时期崇佛已达到高潮，所以儒佛的斗争也最尖锐。到武宗时，出现了所谓"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的形势。全国有寺四千六百余所，兰若四万所，可见唐王朝对佛教的扶持。会昌五年（公元845　年）不得不拆除寺庙几万所，这俗僧尼和收回奴婢几十万人，收回膏腴土田几千万亩。这既反映了当时佛寺中的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争夺土地的矛盾，也说明了佛教的发展，及其势力的影响之大。　　道教在中国土生土长，因其追崇老子（李耳）为教主，而教主与唐朝皇帝同姓，便于依托附会，神化皇权，麻痹人民，所以道教也备受推崇。唐高祖武德时，即为老子立庙。武德八年（公元625　年）下诏叙三教先后，先老，次孔，末释，道教取得了三教之首的地位。高宗时，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此后除武则天外，唐代帝王大教推崇道教。即便是武则天，虽因佛教开武周政权之阶，而令释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但也不曾排斥道教。中宗复位以后，道教又取得诸教之首的地位。终唐一代，道教一直受到尊崇，几近国教。玄宗托言梦见老子，因画老子像，颁行天下。因为尊崇道教，法律上也规定道士、女冠、僧、尼等犯罪，"所由州县官，不得擅行决罚，如有遣越，请依科罪"，让他们享有法律上的特权。当时两京和天下州府都置有玄元皇帝庙，信徒颇多。据《唐会要》记载，仅长安城中的道观就有三十多所。道观的建筑极为华丽，浪费了国家很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玄宗还曾亲注《道德经》，令每家收藏《老子》书一本，要人人学习。每年贡举人还要加试《老子》策，并在两京设立崇玄馆，专门研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习成后，每年送到中央政府参加道举科的考试。　　唐代统治者在尊崇道教的同时，对其它宗教也并不排斥，而是采取兼容并收、诸教并行的态度。高祖时曾建胡袄祠并置官。太宗时又诏准波斯景教僧阿罗本在中国传教，阿罗本在长安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据《西京新记》记载，当时长安有景教寺二所，袄教寺四所。唐高宗时，又命于诸州各立景寺。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　年），还准许摩尼教在长安立寺，并赐额"大云光明寺"。在广州甚至还有婆罗门寺。各种异教寺院的建立，正反映了唐代政府对各种宗教兼容并收的态度。　　唐王朝对宗教的容忍和重视，其原因固然很多，如唐代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足以容纳各种宗教活动；文化发达，中外交流频繁，宗教成为一个重要部分。但最根本的还是想利用宗教来欺骗人民，稳定帝国的统治。正如当时僧人法冲所说："国家立寺，本欲安宁社稷。"（《续高僧传·法冲传》）说明唐代统治者扶持宗教的根本目的还在于政治意义，即把宗教作为维持国家统治的精神武器。　　唐代寺观庙堂林立，除前代遗留和信徒自建之外，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建造的。国家造寺庙的原因有迷信的因素，统治者想死后进入"天国"，永享富贵，如唐太宗为母亲太穆皇后追福造的慈德寺、宏福寺；高宗为母亲文德皇后追福造的慈恩寺等即属此类。但主要是借以笼络人心，塑造慈善开明形象，形成宽松的政治环境，如唐太宗诏，在起义以来交兵处，为义士勇夫殒身戎阵，各立一寺，就在这种含义。他曾说："朕自隋末创义，志存拯溺，北征东伐，所向平殄。然黄钺之下，全镞之端，凡所伤殪，难用胜纪。虽复逆命乱常。自贻殒绝，恻隐之心，追以怆恨。生灵之重，能不哀矜，悄然疚怀，无忘兴寝。且释氏之教，深尚慈仁，禁戒之科，杀害为重。承言此理，弥增悔惧。今宜为自征讨以来，手所诛剪，前后之数，将近一千，皆为建斋行道，竭诚礼忏。朕之所服衣物，并充檀舍。冀三途之难，因斯解脱。万劫之苦，借此弘济。灭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广明弘集》卷二八）　　显然，在对战亡人表示同情、借以笼络人心的同时，还有几分恐惧心理。可见，李唐统治者之重视宗教，一方面是利用宗教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本"、"轮回"、"彼岸"、"涅槃"等观念，否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和价值，要求人们改变对现实世界的看法，以脱离人生苦海来麻痹人们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有力的精神上的统治手段；另一方面，利用宣传宗教搜刮民财，并借宗教粉饰太平，填补他们空虚腐朽的生活。　　欧阳修曾讥讽唐太宗兴建寺院之举是中材庸主之所常为。其实，太宗虽有迷信思想，却并非虔诚的信徒，他不好神仙方术，曾对徒臣说，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对佛教也一样，大臣肖瑀要出家，太宗则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旧唐书·肖瑀传》）。傅奕上书斥责"佛是胡中桨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老庄乡言，文饰妖幼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太宗颇然之。连文德皇后都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通鉴·贞观十年》）武则天时，僧人怀义等附会《大云经》，宣扬"唐室衰亡，女主君临"，为武则天称帝大造舆论。所以武则天倡佛也是为了向人们显示武周政权的合法性，可以说那些寺院是典型的御用寺院。　　武周垮台，中宗复位，又令"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庆贺被武后篡位的唐朝获得中兴。中兴寺观设立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宗教意义。　　唐玄宗时曾在各州设立开元寺观，过去在龙光寺举行的国忌日和庆贺皇帝诞辰的仪式改在开元寺进行。不久又诏令在开元寺观安置玄宗真容。显然，名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开元寺观实际上不过是举行国家庆典和为皇帝祈祷、扶翼皇权的政治场所。　　可见唐代政府设立的寺观，大都出于政治需要，即便是那些出于迷信而建的寺院，也或多或少地含有一些政治因素。或宣扬孝道，或笼络人心，是借以安宁社稷。　　各种宗教恶性发展的结果，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威胁着帝国的财政和正常的统治秩序，也必然影响到有唐一代的文化教育。在各种宗教中，佛教对唐代及以后的古代教育影响最大，最直接。　　一般地说，佛教仍是当时统治者麻醉和欺骗人民的政治把戏，是实行思想统治的精神武器。但伴随佛教而来的艺术、文学、因明等等，对中国文化都有重大影响。如佛教的建筑、雕刻对中国的建筑、雕刻就有很大影响。又如佛典翻译文学，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容；俗讲和变文即是由讲佛法而来的；传奇小说在内容、素材和方法各方面也受到佛教故事的影响。再如其擅言形上和心性的贯通的思路，为宋明理学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致思方式。当时中国文化吸取了佛教文化许多新鲜的营养成份，加以融合发展，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　　反映在教育上，唐代佛学虽未立为官学，但到处寺院林立，僧徒众多。　　寺院不仅要对教徒进佛教教育，而且还要译著佛经，宣讲教义，因而有一套教育制度，实际上每一所寺院，都是一所佛教的学校。　　贞观时的玄奘法师、高宗时的义净法师都曾广收门徒，讲经说法。其他著名禅师进行佛学教育的活动也到处皆是，如怀让禅师的高足子道一禅师，向怀让学习十年，自成一派，在江西各地传道，所谓"四方学者云集座下"，他的弟子竟有一百三十多人。又如怀海禅师是道一禅师的大弟子，从怀海的传记看，当时佛寺里既有学生宿舍，又有讲佛经的"讲堂"，学生在听课时有一定的纪律要求。怀海创立的"丛林义规"，名叫"清规"，实际上等于学习佛学的基本守则，包括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目的等都有要求，学生一切动静行为都要遵守清规，成为丛林的法典。所谓"清规戒律"就是由此而来。此外还有永明寿禅师所作的百丈山"日用小清规"，也是丛林寺院中进行佛学教育通用的法则。这些清规即是寺院学校的学规。　　佛教大师在讲经说教中，很注意教学方法。首贤国师撰写的《义门经径易解》，即可以说是"华严经教学法"。从教学方法上来说，禅宗讲经注重领会，不重文字记诵，读经看教必须"归就自己"。慧能曾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问答和讨论是佛徒教学中的重要方法，常常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作比喻析解经义，例如慧能听二僧争论"风动幡动"的问题时，便争论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这种教学方法对后来理学的讲经活动影响很大。佛教寺院的讲经形式，以及译经、注经、抄经和藏经等活动以及佛教大师讲义的记录与整理方法，对后来儒学教学都有很直接的影响，多被世俗教育所仿效。　　此外，一些佛教寺院在研究学术的同时，也要进行一些天文、历法、数学、计算等方面的研究和传授，对实科教育和世俗教育的内容也是一种十分有益的补充。著名高僧一行法师当初求访师资，以穷大衍，至天台山国清寺，见一院，古松十数，乃有流水。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僧于庭布算声，遂趋入，稽首请法，尽受其术。后来他根据《太玄经》衍出《大衍玄图》及《义诀》，令学者叹服。开元十年（公元722　年）他又受命考订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并根据率府长史梁令瓒等创造的黄道游仪，以考七曜行度，互相证明，于是推《周易》大衍之数立衍以应之，以撰成《开元大衍历经》。这些成就都得益于早期在国清寺受到的数学及历算教育（《旧唐书·方伎列传》）。　　5。对传统经学的怀疑与重构（1）对天人感应和谶纬神学的批判两汉以来儒学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精神由董仲舒倡之于前，白虎观会议彰之于后，一直是社会的统治思想。魏晋和南朝各代的"禅让"，没有一个不是打着"祥瑞"的旗号进行的。曹丕为汉帝作"禅让册"，宣称"皇灵降瑞，人神告征"，"天之历数在尔躬"（《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司马炎代魏，说"八纮同轨，祥瑞履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违"（《晋书》卷三，《武帝纪》）。南朝刘裕代晋，自称是"四灵效瑞，川岳启图"（《宋书》卷二，《武帝纪》）。萧道成代宋，标榜"象纬昭彻，布新之符已显；图谶彪炳，受终之义既彰"（《南齐书》卷一，《高帝纪》）。梁武帝萧衍代齐时是"灵瑞杂沓，玄符昭著"，"八表呈祥，五灵效祉，岂止鳞羽祯奇、云星瑞色而已哉！"（《梁书》卷一，《武帝纪》上）。北魏道武帝拓跋倣在一次诏书中强调，朝代之更替，均有"蛇龙之征，致玄彩之应，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锺，不可以非望求也。"（《魏书》卷二，《太祖纪》）北齐文宣帝高洋听信"亡高者黑衣"的谶言，以为黑者莫过于"漆"，于是囚禁自己的七弟高涣（因七与漆同音），并亲手刺涣，用火将他烧死（见《北齐书》卷十，《高浚传》）。直到隋文帝代周时，也还是打着"赤雀降祉，玄龟效灵，锺石变音，赤鱼出穴，布新之軹焕焉在下"（《隋书》卷一，《高祖纪》上）的招牌。可见天人感应论和以此为基础的谶纬迷信是从秦汉直到隋初的主要统治思想。　　但是，连年战乱的现实和统治秩序的不断更迭，江山的不断易主，也使得一些人逐渐对上天的意志和冥冥之中统一和永恒的主宰产生了怀疑，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对原来的天人感应和以此为基础的谶纬迷信进行改造，以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北魏孝文帝就曾下诏焚毁图谶、秘纬（《魏书·高祖纪》）；虞世南、魏征也曾劝太祖李世民修德不修瑞（《贞观政要》卷十）。这都表明统治阶级在试图抛弃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另寻新途了。在这一过程中，儒家学者对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的批判，对新式理论的产生发挥了积极作用。　　隋唐时代，对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进行批判的第一个人是王通。王通说他的学术宗旨就是明"天人之事"。梁武帝时的刘峻作《辩命论》，谓"士之穷达，无非命也。"（《文选》卷五十四）王通读后，斥之曰："人道废矣。"（《文中子中说·王通》）对于封禅迷信，王通说："封禅之费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汉之侈心乎？"（同上）王应麟赞此语为"河汾笃论"（《困学纪闻》卷十）。西汉京房好灾异迷信之术，说"《春秋》纪二百四十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汉书》卷七十五，《京房传》）。晋代郭璞也喜此术，谓"王者之作，必有灵符，塞天人之心，与神物合契，然后可以言受命"（《晋书》卷七十二，《郭璞传》）。王通对他们甚为反感，斥之曰："京房、郭璞，古之乱常人也。"（《文中子中说·礼乐》）　　唐中期，史学家刘知几对批判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指出，所谓祥符，在秦汉以前，史书记载极少，考之于《尚书》、《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但是，秦汉以后，此说泛滥，乃"主上所感，臣下相欺"所致，故曰："德弥少而瑞弥多，政逾劣而祥逾盛"（《史通·内篇·书事》）。他又指出，董仲舒、班固、刘向、京房等人附会历史上的灾异与人事的关系，"皆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或"以实就虚"，均"移的就箭，曲取相谐"，结果是："每有叙一灾，推一怪，董、京之说前后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同上）。互相牴牾，矛盾百出。刘知几从事实与逻辑两方面进行批判，比前人更为有力。　　稍后的李筌在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进行批判的同时，指出君臣道德对社稷兴亡的作用，是很有意义的。他说："愚人见星流日晕，风雨雷电、水旱灾蝗而忧惧，殊不知君臣道德，政理淳和，安抚黎人，转祸为福。。。但君怀廉静，臣效忠贞，■鹊不喧，边烽无燧，寰宇宁泰，纵天地灾祥，无能为也。"（《阴符经疏》）　　对天人感应和谶纬神学进行集中，全面、总结性批判的思想家，是中唐以后的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二人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而且在思想方法上，也与传统的儒学思想家不同。经过柳、刘二人的批判，传统的天人关系的争论逐渐被赋予了理气的内容。　　柳宗元认为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进行清理和批判，是一件"表核万代"的"大事"，为此而战斗，"死而无憾"（《柳宗元集》卷一，《贞符》）。柳宗元认为，批判天人感应的目的在于"明大道"，并使道"施于人世"。他比较自觉地以道、德、仁、人等范畴作为决定国家兴亡、社会治乱的力量，指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德绍者嗣，道怠者夺"（同上），道和德对于社会的变化具有权威的性质。"道"和"德"指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柳宗元以人事代替天命，表明了他对天命论的否定。刘禹锡更进一步，把"理"、"道"与"天"对立起来，认为理和道不明，必然崇尚天命；而一旦明白了理和道，天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举例说，舟行小河，"舟中之人未尝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舟行江海，"舟中人未尝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刘禹锡集》卷五，《天论》）在社会领域，"法大行，则其人曰：'天何预人事耶？我蹈道而已。'"（同上）刘禹锡的"理"，有自然规律的意义。在社会领域，理的意义是指"公是公非"，即整个社会的利益。"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同上），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必赏，违背社会的整体利益必罚。　　在柳、刘之后，还有元稹、吕温、牛僧儒和《无能子》的作者等人对天命论的批判，可以说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的批判已基本终结。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在隋唐时代遭到理论上的比较集中的批判以后，再也不能成为统治思想了。　　（2）新的学术观念的形成隋唐时代的思想家们，一方面致力于否定、抛弃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这种过时的、陈旧的思想形式，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与佛、道的思想，特别是佛学思想的斗争和接触中，融合其思想的长处，着力于创立一种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理"和"道"，它已经开始在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李筌等人的思想中形成。用"理"和"道"代替"天"与"命"，使传统儒家思想具有了新的思辨特征和理论逻辑，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吸引力，这为宋明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一成就主要表现为隋唐儒者如下观念的形成。　　一是"道"与"道统"的观念。　　原始儒学是不言天道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论语》）。隋唐儒学思想家在批判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的同时，开始提高"道"的地位和作用，力图以"道"来取代已经衰落的天命。这个"道"既有社会伦理规范的意义，又有自然规律的意义，并逐步隐约地具有了社会和自然界最高主宰的意义。　　隋唐时代第一个提高道的地位的人是王通。他一方面把道说成是仁义礼智信五常的统一，另一方面又把道解释为中道、仁政，认为"物莫不从之"（《文中子中说·周公》），"顺之则吉，逆之则凶"，"道不啻天地父母"（《文中子中说·王道》）。道高于天地父母，显然已经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了。　　柳宗元的"道"，首先是伦理道德范畴。他说："圣人之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柳宗元集》卷三，《时令论》下）其次也是自然规律："一气回薄茫无穷"，"虚无混道道乃融"（同上书卷六，《南岳弥陀和尚碑》）。他认为道与官（人）相比，道是本官（人）是器，是末："官也者，道之器也"，这已经是以道取代了天命的地位和职能。　　刘禹锡把"道"常换成"理"，特别强调"理"的作用。韩愈作《原道》，同样是提高"道"的地位。在隋唐时代，"道"的地位提高与"天命"的地位下降是一致的，这种现象说明了"道"是"天命"的代替物。　　"道统"是"道"的统绪、承传，是关系到新的儒学思想理论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的问题。它最早由韩愈提出。韩愈为了同佛教相抗争，模仿佛教的法统说和传法世系，编造了一个儒家的传道道统。他说："（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昌黎集》卷一，《原道》）这个道统的实质就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并且他也以承绪这一道统为己任。他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拯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同上书卷十八，《与孟尚书书》）韩愈编造这个道统，对于儒学维护统治地位至少有四个作用：一是阐明儒家一脉相传的仁、义、礼、智、信等伦常才是正统，而非天命鬼神之类；二是佛教有法统，儒家有道统，儒统并不差于佛统；三是佛教法统起自释迦牟尼，儒学道统起自尧舜，比佛教更加源远流长；四是儒学道统是中国的正统，佛教是自西夷传入的。这个道统说对儒家争夺统治地位大有助益，朱熹赞扬韩愈，说："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后无人似它见得。"（《朱子语类》卷一三七）　　二是"明道"的观念既然"道"是永恒和至上的真理，是"天命"的代替物，那么儒学的首要任务就应该是"明道"。　　王通一生以明道自任，提出儒者应"生以救时，死以明道"（《文中子中说·周公》），"君子之于道也，死而后已"（《文中子中说·魏相》）。他的弟弟王绩在《游北山赋》中说，王通讲学之山似尼丘，泉似洙泗，所在的白牛溪在王通死后也称为"王孔子之溪"（《文苑英华》卷九十七）。王通要学周公、孔子明道，曾得到朱熹的赞扬，说"文中子他当时要为伊周事业，见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其志甚不卑。"（《朱死语类》卷一三七）他的《续六经》，已开"文以明道"的端倪。　　韩愈明道的思想更为突出，他提倡的古文运动，大力主张"文以明道"。他曾说："愈之所学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昌黎集》卷三，《答李秀才书》）又说："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同上书卷四，《送陈秀才彤序》）"愈之为古文，。。本志乎古道者也。"（同上书卷五）　　柳宗元同样是一生以明道为已任。他说："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无所憾。"（《柳宗元集》卷二十，《虎符》）他在早年就曾立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同上书，《寄许京兆孟容书》）。他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文以明道"主张的积极支持者和实践者。范仲淹说柳宗元的著作"礼义精密，涉道非浅"（《范文正公集》卷六，《述梦诗序》）。绍兴二十八年中书舍人王刚中在《加封文惠昭灵侯告词》中竟然大力赞扬柳宗元"生传道学"，可见柳宗元对于明道是有功的。　　五代末的柳开在隋唐儒学思想家大力提倡明道的基础上，将明道之学称为"道学"，而将利禄之学称之为"禄学"，将二者对立起来（《河东集》卷一，《续师说》）。不久，二程以"倡明道学"自任，程颢死后被誉为"明道先生"。宋明"道学"由是滥觞。　　三是关于情性恶善的观念。　　隋唐以前的儒学者一般是不言性情善恶的。西魏苏绰提出了"性善情恶"的理论，认为"人受阴阳之气以生，有情有性，性则为善，情则为恶。"（《周书》卷二，《苏绰传》）隋唐时代的儒学思想家继承、发展了苏绰的这个理论，直接把人性论引进了儒学的理论基础之中。　　王通认为性是"五常之本"（《文中子中说·述史》），先天为善；但情有善有恶，因而主张"以性制情"（《文中子中说·立命》）。他第一次将《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引入道德修养领域，提出了道心与人心的对立，将心的范畴纳入了儒学之中。　　韩愈的性三品和情三品说，将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与杨雄的善恶相混说三种观点结合了起来，使人性理论更为丰富、复杂。　　柳宗元大力提高人性的地位，认为性是"道本"，是"其原无初，其胄无终"的精神本体（《柳宗元集》卷六《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他认为性本善，但"自有生物，则好斗奇，相贼杀，丧其本实，莫克返于初"（同上书卷六，《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提出了一个"失性"的问题，为"复性"论奠定了基础。　　李翱强调"性善情恶"，认为"性者，天之命也"，"情既昏，性斯匿矣"（《李文公文集》卷三《复性书》），为理学的"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四是修身的观念。　　依据性善情恶的理论，隋唐儒学思想家开始重视道德修养问题。修养有个程序，苏绰提到"凡理（治）之本，在先理已心"，"其次在理身"，然后才可以"治人"，并提出了"洗心"的命题（《北史》卷六十三，《苏绰传》）。王通也曾提出"正心"、"直尔心"与"家道正而天下正"等问题。他们开始认识到要治理天下，必先治家；要治家，必先治身；要治身，必先正心。　　韩愈第一次将《大学》中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提炼出来，作为道德修养的程序、李翱又作了补充。后来的理学完全接受了他们提出的这一程序。　　五是敬静的观念。　　按照理学的解释，"敬"是"常惺惺法"，"是畏的意思"（《朱子语类》卷九十六），而"持敬以静为主"（同上书卷九）。隋唐时期的儒学思想家也开始作了初步论述。　　王通很讲究"敬"，他认为君子应"终日乾乾"（《文中子中说·周公》），"敬慎所未见，。。所未闻，刻于盘盂，勒于几仗，居有常念，动无过事，其诫之功乎！"（《文中子中说·礼乐》）他不仅强调敬，而且重视静，提倡"静以思道"的方法（《文中子中说·周公》）。柳宗元研究佛教，认为佛教主张静的修持方法可以借鉴。他说："吾浮图说后出，推其本源，合所谓'生而静'者。"（《柳宗元集》卷六，《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认为佛教主静与《乐记》中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是一致的。他主张要"务清为室而静为家"（同上书卷二，《解崇赋》）。　　六是格物致知和穷理尽性的观念。　　王通第一个将《说卦》中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提炼出来，运用于道德修养问题中。　　李翱对《大学》里的"格物致知"作了一番新的重要的解释。他说："《大学》曰：'致知在格物'。。。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诚，意诚故心正，心正故身修。。"（《复性书》）通过格物致知，达到正心诚意，将认识论纳入了道德修养的轨道。　　上面这些观念都是隋唐新儒学形成的核心观念，标志着一种新的学术风旨的诞生。　　（3）从"疏不破注"到"舍传求经"　　新的学术精神反映在经学上，就是两汉以来的经学方式被打破，新的经学方式逐渐建立起来，在墨守师说、拘泥训诂的束缚下，开创空言说经、缘词生训的新风气。这直接关系到教育内容，教材建设，教育方法的变革。唐初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虽然又使儒学定于一尊，使东汉以来纷纭矛盾的师说家法一招而空，怒目相向各是其是的儒学宗派，如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郑学与王学之争等从此失势，诸儒异说全部作废，统一了意识形态，但他所守的仍然是疏不破注的成法，只是采取诸家旧说，编缀成书，照文推演，最为空疏，并没有起到活跃和解放思想的作用。科举考试也完全依据成说，反而束缚了思想，成为一种新的禁锢。例如，梁儒皇侃撰《礼记疏》，有时不合郑玄注文，孔颖达即斥为"叶落不归其根，狐死不首其丘"，这就是所谓首丘归根。也就是还须照注文解释，注文错了，或有比注文更好的说法，一概排斥，总要想方设法说注文是对的，维护注文的权威性，这就叫做疏不破注。　　但中唐以后，特别是经过安史之乱，藩镇跋扈，皇权威信下降，不少儒者开始对统一标准的陈旧经说表示怀疑，少数人开始冲破束缚，荡弃家法，凭已意说经，开穿凿附会的学风。他们从藩镇割据的现实出发，企图以尊王室、正名分来挽救残破，于是首先提倡善言名分和大一统的《春秋》学，对《春秋》"三传"提出怀疑。这就是所谓"舍传求经"。　　最早倡导《春秋》学的儒者是中唐后的啖助。他著《春秋统例》六卷，说《左传》"叙事虽多，释经殊少，犹不如公、榖之于经为密。"公、榖空言说经，啖助反以为密，足见他重在借《春秋》抒发自己的见解，不重视"左传"据事说经。啖助的弟子赵匡、陆淳续治《春秋》学。陆淳、赵匡等加工啖助的《春秋统例》而著为《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等书，不为"三传"旧说所拘，甚而专攻"三传"之失，至一句一字而攻诘之。专凭已意，指出孔子笔削的本意。柳宗元作《陆淳墓表》，称陆淳为巨儒，能知圣人之旨。又有卢仝也穿凿《春秋》。韩愈却赠诗说："《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报遗经穷终始"，并推崇卢仝这种治经方法说："先生事业不可量"。足见舍传求经的风气，连韩柳都是赞同的（韩愈以孔孟道统传人自励，而韩愈、李翱作《论语笔解》也多用穿凿己意之法）。《五经正义》束缚说经者不得逾越注疏一步，以啖助、陆淳为代表的《春秋》学，连"三传"也任意驳诘，更不待说照注文推演的"正义"。这种独抒已见的经学方法，不但打破了当时经学的理论禁区，也开了宋学风气的先河，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综之，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来，儒家经典成为正统秩序的法典，儒学思想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学校学儒经，官吏皆儒生"。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玄学清谈"之风盛行，儒学比较衰微，但仍然是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标准。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统一强盛的大帝国的建立，适应政治、经济上高度集中和统一的需要，统治者在文教领域内采取"尊崇儒术，兼重佛道"的文教政策，切实地促进了当时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国家的管理能力和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就教育制度来说，这个时期的学校教育的主体或骨干仍是儒家的经学教育，它占有主导地位。同时还设立了专学道教的学校，即崇玄学。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佛学，但佛教徒的数量并不悬于儒生，而佛教的规章、戒条等对官学和后来的书院等世俗教育也都有很大和很直接的影响。就教育思想来说，这个时期，既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复兴时期，又是儒家教育思想与佛老教育思想交融，向宋明理学教育思想过渡的时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经学精神和治经方式。所以说，隋唐实行"尊崇儒术，兼重佛老"的文教政策，对于促进当时文化教育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三）五代的衰落与印刷术的发明五代战乱频仍，思想沉寂，文化教育事业衰落是很自然的事，但雕刻印刷术的发明，却是这一时期很重要的成就。它既是隋唐时期教育得到普遍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在客观上改变和强化了教育传播媒体，对于扩大教育对象、改变教育手段和方法等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物质条件。　　关于雕刻印刷发明的时间，至今尚有多种说法。大多数材料认为始于五代后唐平蜀之时，且与冯道有关，如《爱日斋丛钞》云"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脱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板刻《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刻板印卖，从之。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　年）六月丁已，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王明清《挥麈录》、《挥麈余话》卷二说："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为监中刻书之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说："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冯赢王（道）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而最早的说法是王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引陆玉珲《河汾燕闲录》的说法："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领雕板，此印书之始。。。雕板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尽管此说尚有疑义，但隋唐以来，雕刻印刷使用日广，确是无疑的。　　综之，从晚唐时起，随着雕板印刷技术的发展，刻板印书之风日盛，书籍流传速度快，范围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学的恢复和发展。帝王和重臣提供经书、版本并主持经书的印行，更使经学图籍传布天下。如晋高祖因喜好《道德经》即命雕版印行。唐明宗时，国子监四敏校对《九经》，刻板印卖，当时虽逢乱世，但传布甚广，这极大地推动了经学教育的普及。隋唐之时，雕板印刷术虽已发明，却用之甚少，而且，印刷品多为诗集、韵书、佛像及佛经等书，没有关于印刷儒经的记载。后唐时平定了蜀国，受其雕板印经的启示，儒家经典在国子监中开始刊刻，并与唐代的石经相参照。由此，学者可以在任何地方研习儒家经典，而不必非要到京师抄写石经，为学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尤其为私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对当时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二、学校教育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古代国立学校教育确立于汉代，中经魏晋南北朝时兴时废，到了隋唐时期有了空前的发展。　　（一）隋初的学制设想和文帝对学校教育的怀疑隋朝虽然国祚很短，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由长期纷乱而重新得到统一，重新建立了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管理的统一帝国，这就为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隋朝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和维护政治上的统一，在学校教育上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致力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学校教育体制。　　隋文帝初年，很重视学校教育，将国子寺从太常寺独立出来，成为最早的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使学校教育在国家政权中有了独立的地位。国子监设置祭酒一人，专门掌管国家教育事业，是最早的中央教育行政长官，而在这之前，教育一直是隶属于其他部门的（如太常寺即属皇室内务部门）。国子祭酒下属有主簿、录事各一人，统领各官学。国子监和国子祭酒体制的设置，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个巨大进步，使学校教育有了社会组织的保证。从学校体制来看，隋朝中央官学除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还设有书学、算学和律学。书、算、律三学初创于这个时期，它是继汉代鸿都门学之后，专科学校教育的一个新发展。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这五学归国子寺领导；律学由大理寺直接领导，成为部门办学的先导。此外，在太医署中，也招纳生徒，传授医术，培养医学人才；地方则设有州郡县学。据《隋书·百官志》载，隋代各学不仅设有专职教官和脱产学习的学生如博士、助教、生员等，而且有计划管理，名额也有规定，如博士："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助教："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学生："国子一百四十人，太学、四门各三百六十人，书四十人，算八十人"（《隋书·百官志下》卷二十八），可见当时中央官学的规模相当可观。　　在学校教学和管理上也有一些成规、制度及基本要求，如中央官学除正常教学外，"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学生皆乙日试书，景日给假焉。"（《隋书·仪礼志四》卷九）这等于是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开学、散学典礼和考试、放假制度。隋初还曾诏天下郡县皆置博士习礼。儒学教官还有负责地方教化的义务。　　由于隋文帝初年积极振兴教育，所以一度出现了学校教育的昌盛局面。　　《隋书·儒林传》说，那时"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但为时不久，到了隋文帝晚年，因他信佛太笃，学校教育本身又见效不大、不及时等原因，文帝便对学校教育的功能产生了怀疑，态度也有所变化，所谓"不悦儒术，专尚刑名"（《隋书·儒林传》）。官学教育于是出现了十分不景气的状况，主要表现在文帝对学校教育的几道诏书上。　　一是在开皇九年（公元589　年）以前的一次诏书中，提到学校教育时说："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隋书·高祖纪下》卷二）认为学校多而不精，不见成效，于是要求裁减。同年所下另一道诏书表述得更为明白："京邑庠序，爱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照明经高第"（同上），其所以如此，乃是"教训不笃，考课未精"的结果。可见当时官学教学的质量之低，已引起最高统治者的严重不满。所以，文帝于仁寿元年（公元610　年）下治："国子学惟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同上）。当时刘炫上表力谏，言学校不可废，帝不纳其言。同年秋七月，改国子学为太学，降低了中央官学的地位。官学教育衰落情形；由此可以想见。　　隋朝官学教育在初期短暂兴盛之后立即衰落，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长期战乱，已使正统教育秩序破坏殆尽，儒生扫地，典籍流散，学校尽废，一切教育实施都要从头开始，当然不可能立即见效；再加上儒生的地位始终没有真正提高，社会没有形成真正向学的风气，所以教育见效不大。二是旧的意识形态被否定，新的意识形态尚未建立起来，学校教育的方针内容一时无法肯定下来，人才培养规格也就无法明确，因而，也难及时见效。三是统治阶级对学校教育的态度太简单，以为提倡办学，命令设立学校，就可以立即得到人才，不懂得教育的客观规律，因此对学校教育时冷时热，任意而行，这也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　　历史上曾有史官将文帝晚年毁废学校的做法归之于他暮年精华稍竭所致，其实这是不实际的。南宋叶适已看出其根源，指出，各学并废，遣散诸生以万千计，举朝骇动，虽有谏者而不听，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大措施，并非暮年精华稍竭者所敢为；而且，文帝当时在政治上还是积极有力的，就在废学的同时，还遣十六使巡省风俗。而且文帝对人才也十分渴求，仁寿三年（公元603　年）曾下诏，令州县搜扬贤哲，说"虽求傅岩，莫见幽人，徒想崆峒，未闻至道。惟恐商颜于长夜，抱关于夷门"，旨意恳切，并且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征召将送，必须以礼。可见所谓精华将竭，有所厌怠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根本原因是，在隋文帝看来，仅仅空设学校未足以得人。自古为教，使材者必处于学校培养，这是一贯的正统要求，但汉以后，学校教育只是经师章句而已，材者由于学则枉以坏，不材者由于学则揠以成。教之无本而不行，取之虽骤而不获。阶以他要采取控制学校教育和加强科举选人的措施。这也是值得重视的理由。　　隋代后期，炀帝即位以后，曾一度复兴学校教育。所谓"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隋书·儒林传序》卷七十五）。又据《隋书·百官志》记载，"炀帝即位，多所改革。。。改内侍省为长秋监，国子学为国子监"（《隋书·百官志》下卷二十八）。这是在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重新肯定了教育行政作为国家行政的独立部门的地位。在国子监中"依旧置祭酒，加置司业一人，丞三人，并置主簿、录事各一人。"（同上）国子学置博士、助教、学生，并下诏征集学行优敏者予以不次的待遇，"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隋书·汤帝传》上卷二）当时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以奏闻。于时旧儒多已凋之，惟有刘炫、刘焯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及古今，后生钻仰，诸经议疏，搢绅咸宗之。另一方面，又严肃整饬学校功课，"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同上书卷三）。　　但是，由于隋炀帝"悖材矜已；傲狠明德"（《隋书·炀帝纪下》卷四），"淫荒无度，法令滋章"（同上），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暴君，对内实行残暴统治，对外征战不息，"外事四夷，戎马不息"（《文献通考·学校二》），所以社会矛盾日益加剧。随着政治上的腐败，社会动荡不安，学校教育实际上徒有虚名。《隋书·儒林传序》卷七十五描述当时学校说："师徒怠散"，"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方领矩步之徒，亦转死沟壑，经籍湮灭于煨烬矣"。由此可见，隋朝的官学教育实则是兴废无常的。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隋朝国祚虽然很短，只将近三十年时间，但它在学校教育上的建树还应给予历史的肯定。如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创设；专科学校的创立，除设立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之外，还设有书、算、律学；科举取士的制度也对儒学教育有所推动，以及在有关业务部门也设立博士，招聘学生，进行职业性培训等等，均由隋朝开其端绪。这些新的学校设置和教育制度都为唐代学校所继承和发展，并为后世所效法。所以说，隋朝的官学教育为唐代官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在古代官学教育发展史上，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尽管其教育制度不很完备，但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二）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和运作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学校教育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周予同先生认为："唐代的学校制度，较诸中古的任何一代，复杂而完备。"（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他的话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学制的特点。就学制的完整性来说，唐代确实超过了以往各代，即便与同处在中世纪的欧洲学校教育相比，也远远超过了后者。　　唐代国家学校教育机制是以儒学学校为主要内容的多维组合体。在近三百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唐朝社会由盛到衰，学校教育机制也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唐前期，官学作为国家教育的主导，覆盖着中央及地方的各个区域空间，但开元、天宝时期社会变革及安史之乱后政治的离散使官学日渐衰落；中晚唐时期，国家教育的衰落已成阪上走丸之势，其教育的主导地位逐渐为民间私学所替代。　　唐代社会，由于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科学文化繁荣，加之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官职制度日益完备，官吏队伍不断扩大，因此，几个有作为的皇帝，不仅注意"召贤"、"选士"，而且十分重视兴学，把兴学视为经邦治国之本。　　唐高祖李渊重视学校教育，初入长安就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义宁三年（隋恭帝杨侑年号，公元617-618　年，只有二年，义宁三年在公元619年）又"令国子学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孙；太学置生一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子孙；四门学生一百三十员，取七品以上子孙"（《旧唐书·儒学传序》）。显见这时就已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存在，并规定了学生的入学人数和入学标准。　　开国后，他一反隋末压抑学校的政策，于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下《兴学敕》，宣称："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具备，故能为利深博"（《唐大诏全集》卷一○五），把教育作为其政治的基础和依靠。同时，在兴学诏书中还阐论说：自叔世■讹，稚道论缺。绵历岁纪，儒风莫扇，隋季以来，丧乱滋甚。蜷言篇籍，皆为煨烬，周孔之教，阙而不修。庠塾之仪，泯焉将堕。。。朕受命膺期，握图驭宇。思弘至道，冀宣德化。。。所以捃摭遗逸，招集散亡。诸生胄子，特加奖励。然而调弊之余，湮替日多。学徒尚少，经术未隆。。。方今幽夏既清，干戈渐哉，搢绅之业，此则可兴。宜下四方诸州，有明一经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属举选，具以名闻。有司仪等，加阶叙用。其有吏民子弟，识性开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申送入京，量其差品，并即配学。明设考课，各使励精，琢玉成器，庶其非远。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唐大诏令集》卷一○五）　　可是，"世事岂能皆如人愿"，若干年过去了，学校教育的实际成就并不显著。李渊临退位前，不免浩然长叹："凋弊之余，湮替日多，学徒尚少，经术未隆。"诚如《旧唐书·良吏传序》所称："武德之初，余风未珍"，李渊根本无法改变"隋末学者凋丧，儒教凌迟"的状况。　　唐太宗即位后，根据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采纳了魏征提出的"偃武修文"的方略，实现了从"武功"到"文治"的重大的政治转变。他"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贞观元年（公元627　年）李世民对臣下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旧唐书·音乐志》卷七十八）《唐书·列传·儒学·序》载云："太宗身■鞬，风C　露沐，然锐情经术。。。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贞观六年，诏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数临幸观释菜，命祭酒博士讲论经义，赐以束帛。生能通一经者，得署吏。。。自玄武屯营飞骑，皆给博士受经，能通一经者，听入贡限。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堂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　　唐太宗振兴学校的主要措施，首先是调整教育行政机构，重建国子监。　　国子监是封建王朝的中央教育机构，早在西晋时就已建立"北齐立国子寺，隋初亦然"（《唐会要》卷六十六）。隋末大乱以后，不复设立。李世民在贞观元年五月重建国子监，以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其次是兴办各级各类学校。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李世民"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学官）也增置生员"（《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扩大招生。同年十二月，又兴办了书学（学书法》和算学（《唐会要》卷六十六），"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仅这一年国家学校增加的教师和学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唐会要》卷六十六》）。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又兴办了法律专科学校，"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招学生五十人"（《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当时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统称六学，直属国子监领导，在全国影响很大，"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叶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随着"六学"兴盛，国家有关部门也办起各类专业附属学校。太医署附设了医药学校，"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试登用，如国子之法。"太仆寺附设兽医学校。太乐署附设音乐学校。太史局附设天文气象历算学校。太卜署附设卜筮学校。（《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李世民还在军内兴办了学校，"其玄武门屯营飞骑（军队番号名）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驻守地方上的军队，则分别以上、中、下都督府，设立三等学校（《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地方上的州学、县学也都恢复并逐渐兴盛。　　除了各级各类学校外，李世民还设有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弘文馆（《唐会要》卷六十七《弘文馆》），馆内聚集着一大批名流学者，都是从天下精选来的贤良文学士，负责"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得参议焉。"（《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它有三重性质，既是一个国家高级图书馆，又是一个高级学馆，还是一个国家政治研究院。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李世民又下诏，在太子东宫设置和弘文馆同样性质的高级学馆崇文馆（《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　　由于李世民采取各种措施设馆兴学，推动了唐初学校迅速增加。最兴盛的时候，"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新唐书·选举志下》）《私学尚未计算在内）。各级各类学校兴办起来以后，李世民下诏："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旧唐书·儒学上》）学官就是教师和教育长官的统称。被征用的学官分别授以"博士"、"助教"等职称，其等级待遇也相应提高。李世民这样"饿贲帛而礼儒生"（《旧唐书·儒学上》），用各种优厚的待遇激励知识分子，促进了学校教育质量的迅速提高。他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旧唐书·儒学上》），有时甚至亲自参加学校的讨论。在他的过问下，学校的教育制度日臻完善。唐初教育的发达程度在当时世界上无以媲美，开创了中华民族古代学校教育史的新局面。　　在兴办学校的同时，李世民对取士制度也进行了改革。贞观二年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贞观政要》卷七）这里，他规定了用人取士的两条标准：一是"德行"，一是"学识"，并采取了两条选士措施：第一，大兴科举制，就是用考试的办法挑选有学识的人才；第二，推行"才行是任"的荐举制（《贞观政海》卷五）。这样改革取土制度，不仅有利于选择人才，扩大统治基础，也刺激了各级各类学校（包括私学）加速兴盛，从而推动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这样兴盛的学风持续了没多久，到高宗时便逐渐衰弱。公平而论，唐高宗对发展文教事业，还是做了一点事情的，如龙朔二年（公元662　年）于东都（洛阳）置国子监，扩大生员名额，分于两都教授。但两都国子监生员总共不过千人，不到贞观年间的三分之一，而西京国子监仅有生员五百人（《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不足贞观年间的六分之一。李治频幸东都，西京国子监的衰败事出有因，不足为怪。另外，高宗还一度关闭书学、算学、律学三所学校（《唐会要》卷六十六《广文馆》）。《旧唐书·儒学传序》云："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讲的是实情。　　武则天时鉴于中央官学均为贵族所把持，为了打击贵族势力，提拔庶族地主，巩固和扩大统治基础，便重科举，轻学校，加之诸王驸马皆得领国子学祭酒，干预学政，学校教育很快衰颓，"二十年间，学校顿时毁废"，中央官学陷入了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境地。著名文学家陈子昂认为："国家太学之废，积岁月久矣，堂宇荒秽，殆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陈伯玉集》卷九《谏政理书》）中宗时韦嗣立指出："国家自永淳（高宗未）以来，三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伐幸开班，寒族常流，复因浚替驰业。"（《旧唐书》卷二十八《韦思廉传附子韦嗣立传》）中宗李显"神龙复辟"（公元705　年）以后，采取补救措施，放宽等级制度，扩大收生范围（《新唐书·选举志上》），以便摆脱中央官学"殆无人踪"的窘境。可是，情况并无明显好转；直到睿宗李旦景云年间（公元710－711　年），仍然是"礼经残缺，学校陵迟"（张说《上东宫请讲学启》，见《文苑英华》卷六百五十二）。足见，即使在相对稳定发展的唐代前期，中央官学也曾经出现过长达六十年之久的衰败局面。　　开元天宝年间，社会政治安定，经济迅速发展，学校教育也随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唐玄宗李隆基，重视发展学校教育，还在当太子时就提倡儒学，常到太学去"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旧唐书·儒学传序》）先天元年（公元712　年）在《命张说等两省侍臣讲读敕》中说："先王务本，君子知教，化人成俗，理家齐家，必由于学矣。"（《唐大诏令集》卷一○五）即位后，声称："弘我王化，在乎儒术"（《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回》）。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下诏诸州县选送"聪悟有文辞者入四门学为俊士"；凡贡举未被录取者，可以自愿入四门学继续学习。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增量崇玄学，又在天宝九载（公元750　年）创办广文馆，招收落选举人继续学习深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开元年间下令修成《唐六典》，对各级各类学校的体制作了比较系统的法律规定。按照这个规定，中央各级官学的生员总额为二千八百八十一人。另据《新唐书·百官志三》，其时还有广文馆学生七十人。这样，总额当为二千九百五十一人。开元年间的国子祭酒杨瑒说"学徒三千"（《全唐文》卷二九四《谏限约明经进士疏》），显然是举其成数，但也表明当时实有生员人数与定额基本吻合。从数字看，此时之生员定额只比贞观年间略少，但实有人数不足贞观盛时的一半。由于刚刚设置不久的广文馆在安史乱前便"雨坏庑舍"，而"有司不复修完"，结果"自是遂废"《新唐书》卷二○二）。　　安史之乱，给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学校教育也饱受推残，一时"硕儒解散，国学毁废，生徒无鼓箧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讥"（《全唐文》卷六四六李绛《请崇国学疏》）。永泰元年（公元765　年），叛乱平息数年之后，依旧是"国子监室堂颓废，军士多借居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四"永泰元年"）。永泰二年（公元766　年）代宗在其诏敕中说："顷以戎狄多难，急于经略，太学空设，诸生盖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扫上庠及此，甚用悯焉。"（《新唐书·选举志》卷四十四）他接受国子祭酒肖听的建议，"投戈而讲"（《唐大诏令集》卷一○五），决定重修国子监，补充国学生，力图使中央官学生员能够达到五百五十人（《唐会要》卷六六《东都国子监》）。据记载，经过短短七个月，国子监重建一新。但仅从工期之短一端，也可想见其工程质量之差。仅仅过了十来年，到他的儿子德宗李适时，中央官学又呈现出疮庚满目的惨况："博士、助教耕犁其中，播五稼于三时，视辟雍如农郊，堂字颓废，磊砢属联，终朝之雨流，流潦下渟。既夕之天，列宿上罗，群生寂寥，攸处贸迁。"面对此情此景，当政者的态度居然是："陛下不以闻，官不以问，执政之臣不以思。"代宗李豫增加生员人数的规划也没有实现，到德宗时，六年中央官学"存者三，亡者三"（《李元宾文集》卷五），生员总数仅达二百七十四人（《韩昌黎集》卷三十七）。足见，安史乱后中央官学的状况较之高宗以来，可谓等而下之。宪宗元和年间，重振中央官学，当时中央所属官学的名额为："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生七十人，四门（学）三百人，广文（馆）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学）五十人，广文（馆）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新唐书·选举志》）即便如此，这个定额也不到玄宗时的四分之一，而当时实有生员尚不足此数。国子祭酒郑余庆对此甚为感慨："太学荒堕日久，生徒不振。"（《唐会要》卷六六《东都国子监》）学校教学极不正常，学风败坏，元和八年（公元813　年），舒元舆参观国子监，见论堂，国子、广文、太学、四门学，堂上长台草，庭院垦为圃，数年无讲论，呈衰凉景象，因作《问国学记》，叹国学的衰落（《全唐文》卷七二七）。穆宗以后，唐帝国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学校教育更是有名无实。　　穆宗李恒长庆已降，中央官学濒于崩溃。文宗李昂虽存重学校之想，但因财政拮据，不得不在太和八年（公元834　年）公然下令削减生员定额。一时之间，中央官学"化为废地"，"尽垦为圃"（《文苑英华》卷八一六《记二十·学校》）。至于唐末"离乱之后，（书籍）散失颇多"，"藏书之府无屋一间，无书一卷"（《册府元龟》卷六○四《学校部·奏议三》）。这种情况下，中央官学自然更难维持了。其时，林宽有诗一首，题曰《穷冬太学》。诗云：投林依槐馆，荒亭草合时。　　雪深鸢啸急，薪湿鼎吟迟。　　默坐同谁话，非僧不我知。　　匡庐瀑布时，何日副心期。　　（《全唐诗》卷六○六）　　此诗即是崩溃中的唐末中央官学的如实写照。　　中、晚唐官学教育衰颓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较之贞观、开元年间，政治局面极为不稳定。政治斗争加剧，战乱频繁，社会环境始终处在动乱之中，这对学校教育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二是教育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厚实基础上。中、晚唐以后，物质资料的生产停滞，经济不景气，财政拮据，中央无法拿出更多的钱来发展教育，只好叫官僚们出"光学钱"、"修学钱"，如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采纳国子祭酒郑余庆的建议，抽取文官俸禄给修两京国子监；唐咸通九年（公元868　年），采纳国子祭酒刘允章建议，令群臣捐输光学钱以修库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一方，其窘可知①无法拿出更多的钱办教育，则教育的发展自然无望。　　三是科举取士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冲击。韩愈认为任凭你有多么远大的方略，宏伟的抱负，如果不从科举出身中谋取官职，那就什么也办不到，这就促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从科举中去找出路，学校教育自然大受影响。　　毋庸置疑，唐代中央官学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发展过程。在唐朝统治的二百八十九年中，作为学校主干的中央官学屡兴屡废，几起几落，但从总体上看，仍不失为中国古代社会学校制度的典型。它对于元、明、清的学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整个唐代，学校教育在兴废起落中，基本体制日臻完备：学校设置。据《旧唐书》、《新唐书》、《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等文献记载，唐代官学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级。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律学、书学、算学、医学、天文历学、畜牧兽医学，此外还有以教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为职专的小学。在地方设有：州、县学、医学、玄学等等。总之，唐中叶以前，适应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级各类的官学，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　　①　"修学钱"始于元和年间，元和十四年（公元819　年）国子祭酒郑余庆奏请"抽取文官俸给修两京国子监。现任文官一品至九品，处吏兼京正员官者，每日于请料钱每贯抽十文，以充国子监修造先帝庙及诸室宇，善壁经公廨"（《旧唐书·宪宗本纪》），"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资完葺"学校（《新唐书》卷一六五《郑余庆传》）。咸通中，命"群臣输光学钱，治庠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万"（《文献通考》卷四十一《学校考二》）。大顺元年（公元890　年），又令"内外文臣各于本官料钱上每一缗抽十文助修国学"（《册府元龟》卷六○四《学校部·奏议三》）。注领导体制。唐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加强了对官学教育的统一领导。专门设立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始于隋文帝初年，唐因隋制，于贞观元年将国子学改称国子监，同时成为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为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还设丞一人，主簿一人，负责学习成绩和学籍等具体事宜。国子监的名称有过几次变化。龙朔二年改诸司及百官名，国子监曾改称司成馆，祭酒改称大司成，司业改称少司成。咸亨元年（公元670　年）司成馆又改称国子监，大司成又改称国子祭酒，少司成又改称司业。光宅元年（公元684　年）又曾将国子监改称成均监，祭酒改称成均祭酒，神龙元年（公元705　年）中宗李显恢复唐国号，并恢复永淳以前的礼仪和职官名称，于是又将成均监改称国子监，成均祭酒改称国子祭酒。尽管国子监的名称曾几次有所变更，但它的性质始终未改变，一直是唐代最高的教育行政领导机关。　　据文献记载，"凡六学，皆隶于国子监"。所说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这些官学都由国子监统一领导和管理，但情况也有变化。龙朔三年（公元663　年），唐高宗下诏："以书学隶兰台，算学隶秘阁，律学隶详刑寺"（《旧唐书·高宗本纪》卷四）。由此，书、算、律三学脱离国子监，归业务主管部门领导和管理。这一变化，是领导体制上的一个进步。　　此外，弘文馆由门下省直接领导。崇文馆上东宫直接领导。崇玄馆由尚书省下辖的祠部领导。中央和地方所设的医学均归中书省所管辖的太医署领导。天文历学由司天台领导。畜牧兽医学由太仆寺领导。　　唐代在地方设有教育长官，叫做长史，负责统一领导州、县学。　　总之，唐代官学领导体制，分中央和地方两级。除学经学的官学由国子监领导，其他专业性质的官学，皆由各有关业务部门领导。这种根据学校的专业性质不同，分别归有关行政部门领导的体制，在世界教育史上是出现最早的。　　1。唐代的中央官学（1）中央六学是唐代学制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文献通考》云："唐制凡学六，皆隶属于国子监。"柳詒征《中国文化史》："唐代京师学术皆隶于国子监。沿隋制也，其学校有六。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其学生以阶级分之。"在这六学中，主体是以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为核心的儒家经学教育的学校。所谓经学学校，就是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要教育内容的学校。古代官学从一产生便是专门研究经学的学校。经学教育始于汉代，两汉以来，凡国家所设立的学校都是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汉代中央官学除鸿都门学外，太学、宫邸学以及地方官学，其中包括郡县道邑所设立的学、校、庠、序都是以学习儒家经书为主的经学学校。这种经学教育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确立了尊崇儒术的文教政策，选拔各级官吏均以精通儒术作为取舍升降的标准，士子亦皆以钻研经书为人仕的途径，所以便更加发展。它在唐代官学教育体系中占居主导地位。　　国子学　始设于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　年）。唐代国子学，教职员有博士、五经博击、助教、直讲、大成、典学、庙、幹和掌固。学生，武德初为七十二人；龙朔时为八十人；开元、天宝时为三百人。另有东都国子生十五人。　　太学　设博士、助教、典学、掌固等。学生，武德初为一百四十人，龙朔时为七十人；开元、天宝时为五百人。东都太学十五人。　　四门　学为北魏孝文帝始置。唐代设有博士、助教、直讲、典学、掌固等。武德初，学生为一百三十人；龙朔时为三百人；开元、天宝时为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为品官子孙，八百为民间俊士；元和二年（公元807　年）为三百人。东都四门学五十人。　　律学　起始职司无考，唯《晋书·百官志》有律学博学。隋朝设律学，隶大理寺；属职业教育性质。武德初，置律学，隶国子监。教师为博士、助教。学生，龙朔二年为二十人；开元时为五十人。元和时，东都律馆十人。书学　隋置，唐初废，贞观二年复置。设博士、助教，以小学，书法等教授生徒。学生，龙朔二年为十八；开元时为三十人；元和时为十人。东都书馆三人。　　算学（将在后面"科技科育"中详论）　隋置。龙朔二年隶国子监。设博士、助教，以各种算经教授生徒。学生，龙朔二年为十人；开元时为三十人；元和二年为十人。东都算馆二人。　　除各学的情况而外，中央各学还有一些共同的问题：释奠制度　唐武德中，天下初定，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各立庙一所于国子监。贞观二年停祭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这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教育机构第一次专祭孔子之始，以后成为一项制度。有唐一代，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荣衔、封号接踵而来。唐朝诸帝都很重视弘扬儒学，从高祖到昭宗，皆亲临国子监释奠，皇太子释奠则更为经常。祭礼之后，各学校大开讲论，中央各学由国子祭酒、司业讲论，州县学校则由博士讲论。招生与配学　唐代通过教育立法，完成了生徒的招收与配学的管理。唐代的几种成文法典中，有不少关于生徒招生与配学的条款，规定中央官学招收普通科14-19　岁的生徒（唯律科招收18-25　岁的进学者），这一规定仅是对皇亲国戚、功臣勋宦子孙入学年龄上的限制，到底入哪一所学校，全在于出身与官品级别。州县平民子弟，符合法定年龄条件的也未必就能进入中央官学就读，必须经地方学校逐级淘汰，选送其中能通一经以上，天资聪颖的俊异者，并且指定只能进入程度较低的四门学。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结合自己学校的规模，制订招生计划。《唐律》等法典规定在校生徒人数限为三百人，国家有关部门依法拨给相应的公膳费和杂用费，并负责投资建筑三百人的宿舍。所以，中央及地方官学均参照学生毕业离校人数制订招生计划，毕业离校人数亦即该年度招生人数，否则，超过了国家法律规定的员额，学校难以承受。国子监招生计划的制订程序，大约经过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各学将已毕业离校腾出的宿舍间数呈报国子监，不得谎报或有讹误。第二步，由国子监将各学呈报的宿舍间数汇总，如实报送礼部。第三步，经礼部审核后，按宿舍数定额下达招生人数。各学的招生计划，彼此泾渭分明，充分体现出有关法典中规定的受教育特权等级的精神。生徒符合入学年龄要求，国子监即根据其父辈或祖辈品级，配以相应的学校。唐初，国家教育机制尚未建立，对于生源资格没有系统而严格的规定。国子监除皇宗、贵族、大官僚子孙外，普通官吏及庶人子弟亦可入学。贞观时，随着国家各项政令的颁布和制度的确立，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入学标准都得以制订，各阶层人士的子孙，均按其品差身份的各异而入不同等级的学校读书。　　国子学招收学生的标准为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新唐书·选举志上》载："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三品，县令、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子为之"。太学主要招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孙，以文武："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例定学生员数为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人为学生，八百人为"俊士"。所谓俊士是指州县学生中聪悟有文辞、史学者，以及乡贡不第而愿入学继续学习的士子。四门学是官民子孙混成的学校，既招收低级官吏子弟，也对地方士绅子弟开放。《新唐书·选举志上》载："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书学和算学的入学标准相同，但因其为实科性质的学校，故为士大夫所不屑，招生对象主要是下级官吏子弟和庶人子弟。《大唐六典》卷二十一《国子监》载："文武百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主者"。国学是唐王朝中央政府的高级学府，不仅汉族士子可以入学，各少数民族首领也可派遣子弟入学。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以后，"渐慕华风，乃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旧唐书·吐善传》）。勃海"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新唐书·勃海传》）在国学的影响下，一些地方学校也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贞观十五年（公元641　年），南诏王请以大臣子弟在成都就学（《新唐书·南诏传》）。为了解决少数族子弟入学以后语言不通的困难，学校内还可以同时使用两种文字，如高昌王"派子弟到长安国学，文字用汉字，也兼用胡书。"（《通典·边防典》）各族子弟在长安国学学习，学成以后，或留京师，或返回本族，使各族文化得以互相交流，互相渗透。汉文化迅速传播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在那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西域高昌王的屋里就挂有鲁哀公问政孔子的画像。他们还采用汉人的官号，开办学校，集中官员子弟教授《毛诗》、《论语》、《孝经》等古代典籍。　　除入学资格有严格规定外，各学的学额也有差别。国子学额三百，太学学额五百，四门学额一千三百，律学学额五十，书学及算学学额各三十。入学年龄一般为14　岁到19　岁，律学学生限18　岁到25　岁。学生入学须缴纳束脩，以示对教师的敬意。据《文献通考》载："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年敕学生在学各以长幼为序，初入学者行束脩之礼于师。国子太学各绢三匹，四门学绢二匹，俊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各绢一匹，皆有酒脯。其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皇子拜师同样也要行束脩之礼："皇子束脩，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壶二斗，脩一案三脡，皇子服学生之服，至学门外陈三物于西南，少进，曰某方受业于先生敢请。见执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还避。遂进跪取篚。博士受币，皇子拜访，乃出。"　　束脩礼在孔子时代早已实行，所不同的是唐代由国家规定实行，礼物的轻重随学校性质而有差别，学校教师也根据级别接受礼物。学生至送的礼物，分为五分，博士得三分，助教得二分。这种束脩的致送，仅具有象征性意义。它是一种隆重、严肃的入学仪式，除有尊师以重教的含义外，还起一种增进师生感情的作用，教师并非靠此维持生活。　　唐政府对中央六学的学生免费供给膳食。据史籍所载，天宝十五年（公元756　年）因上都失守，两京馆学廪饲之制度绝，以致学生流散。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因诏进学生在馆学习，令度支给厨米，禀饲如故。正因为如此，有人不为学习，而为混吃混住入学，还有人不想读了，又不办理退学手续，把自己的宿舍和名额私自转让给亲友去冒名顶替。针对这种情况，好几任祭酒都主张严格"给厨"和宿舍管理制度，以整顿学校纪律。　　在唐代中央太学中，除正规的学生之外，还有许多旁听生或"游学生"。唐代考取官员和各地来京的游学才子，都享有入太学执经求教的权利，他们不列入正式学生的名籍，其就学旁听的时间，完全由求学者自行决定。《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巨附则之传》说："则之，以室宗历官，好学，年五十余，每执经诣太学听受"。李则之入太学习经，是在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当时他早已入仕为官，但惇学之心所致，五十余岁仍好学不止。《韩昌黎文集》卷六《施先生墓志铭》记有："贞元十八年（公元802　年）十月十一日，太学博士施先生丐卒，其寮太原郭伉买石志其墓，昌黎韩愈为之辞。曰：先生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者，皆其弟子。贵游子弟时先生说二经，来太学帖坐诸生下，恐不卒得闻。。。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学者十九年。"施丐于德宗初入教太学，十九年间，以讲授毛诗郑注和左氏春秋得名，京城朝官有许多人就其门求教。可见，唐代的成人教育是择人而师，求学者与太学正式学习共同听讲学习，这是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一大特点，接受成人教育的士子，大都是相当的儒学和文学基础，他们就读于太学，目的有的是为了释清读书自修时遇到的疑惑，但大多数则是希图从殚哈之师，以勉力求进。则天朝宰相张柬之，其孙张轸"年九岁，以母氏宿愿，固请为沙门。自削发缁流，持衣绀宇，内求三藏之实，外综六经之微。。。初闻遗旨，兄之诫弟，再有忠告者哉。所以曳长裙，游太学，不滔不黩，为宠为光，寻以进士甲科拜河南府参军事。"（《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四唐二六《唐故河南府参军范阳张府君墓志铭》）张轸幼时出家，佛儒兼习，后在兄长及友人的劝诫下脱佛还俗，入太学读书，终以进士及第。张轸以其祖父之荫，本应入弘文、崇文馆就学，然而他却就读于太学；唐代各级学校的学生入学年龄限制为14至19　岁，张轸为沙门的时间虽不可考，但从其应入贵族学校而未入的情况分析，很可能是因还俗时已年过19　岁而入太学就读的。唐代太学还是社会文化场所，才华高洁的士人在太学所发表的言论或诗赋文辞，很快就会传遍京城。诗人孟浩然"年四十，乃游京城。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称道之"（《新唐书》卷二○三《孟浩然传》）。集国家正规教育和成人教育于一堂的太学，在严格正式学生身份等级的同时，又向社会各阶层开放，把教育的幅射面扩大到整个社会，这是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开拓性贡献。　　师资　唐代中央六学的教师有博士、助教、直讲等。博士负责分经教授诸主，助教辅助博士分经教授，直讲辅佐博士和助教。博士相当于主讲教师。唐政府十分重视师资配备，精选天下贤良文学，淳师老德之士和具有各方面专业知识的大师担任。祭酒对太学国子学的教师也有荐举和选举的权利，《文献通考·学校》载：唐朝时，朝廷曾"委国子祭酒选择有经艺、堪训导生徒者以充学官"。　　根据唐代《大唐六典》、《唐律》以及《开元礼》等成文法典，大致可以推知唐代各级各类学校教官编制情况及与学生的比例。唐代诸法律中有关教育的条款明确规定：国子学置博士七人，助教和直讲各五人；招收生徒三百人。教官与学生之比为1　比25；太学设置博士六人，助教六人，招收生徒五百人，教官与学生之比几近1　比45；而四门学置博士、助教、直讲各六人，招收生徒一千三百人，教官与学生之比近1　比72。唐代教官编制与师生比例，是根据国家政治发展条件与经济负担能力确定的，经过了较为准确的规划和预算。这方面的管理措施表明，培养国家高级官吏的层次较高的官学，为了保证人才的质量和规格，可以降低师生之比，使教师有充沛的精力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对于程度较低的官学，则扩大师生之比，广置生徒，既可以满足社会需要，还可以以较小投资收到较高的效益。通过法典形式将这些内容固定下来，可以控制教育的暴生暴长，不致使学校人满为患，也不会导致师生之比失控而使学校陷入紧张混乱之状。　　中央六学教师的官品与薪俸各不相同，如国子学博士须有五品以上资格；助教须有七品以上的资格；太学以下，品级渐低。据载，大历十二年（公元777　年）博士的月俸自二十五贯至二贯不等；助教自五贯三百文至一、二贯不等。　　唐代重视对教官的管理，《唐律》上也有对教官惩罚的条款。唐代诸法典明文规定，祭酒、司业及其它教官对于受政治窳败、社会颓废的影响，学行偷惰、不顾廉耻的生徒，必须积极训导，及时劝阻，无使蔓延；否则稍有松懈，有司纠察，追究责任。此外，无论是中央官学或地方官学教官的选拔和待遇、职责和讲课制度等等管理措施，也都通过立法及各种成文法典予以规定。　　课程设置与修业年限　唐代国子监中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贵族学校的弘文、崇文馆，以及地方府、州、县的经学，均是修习儒家经典的学校，其课程设置体现在教学计划中，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专业课三类。据《唐令拾遗》、《大唐六典》等记载，必修课为《孝经》和《论语》；选修课约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国语》、《说文解字》、《字林》、《仪礼》、《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共九经，修习时间各为三年。《毛诗》、《周礼》、《仪礼》，唐代称为中经，修习时间各为两年（《大唐六典》为两年半）。《周易》、《公羊传》，《榖梁传》和《尚书》，唐代称为小经，《新唐书·选举志》记：《周易》修习二年（《大唐六典》为二年半），《公羊传》修习一年半（《大唐六典》为一年），《榖梁传》修习一年半（《大唐六典》为一年），《尚书》修习一年半（《大唐六典》为一年）。　　律学则以历代律、令为专业课，以历代格、式为基础课。书学以《石经三体书》、《说文》、《字林》为专业课，兼习其它字书。修习时间：《石经三体书》为三年，《说文》为二年，《字林》为一年。算学分为两个专业，第一专业学习《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周髀算经》；第二专业的课程为《缀术》和《缉古算经》。《记遗》和《三等数》是两个专业的公共课。第一专业的课程为：《九章》、《海岛》共修习三年；《孙子》、《五曹》共修习一年；《张丘建》一年；《夏侯阳》一年；《周髀》和《五经算》共一年。第二专业的课程为：《缀术》修习四年；《缉古》修习一年。作为公共课的《记遗》和《三等数》，共修习一年。　　国子监各学在学最长年限为九年，律学生为六年。凡在规定的修习年限内未能科举及第者，皆"槚楚监司，退归州学"（《唐会要》卷三十五《学校》）。中央各官学及地方州县学校的生徒，学习之后，由国子祭酒申送礼部进行科举考试，不中者，复归本校继续学习。凡"诸六学生，有不率教者，则举而免之"（《唐令拾遗》卷十《学令》）。《旧唐书》卷一四九《归崇敬传》载："不率教者，则申礼部。国子不率教，移为太学；太学之不变者，移之四门；四门之不变者，归本州之学，州学之不变者，复本役，终身齿。"尽管政府这么规定，由于士子趋于利禄，务在出身，这九经有名存实亡的情况。开元八年（公元720　年），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谙读。《周礼》、《仪礼》、《公羊》、《榖梁》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登科记考》卷七）开元十六年（公元728　年），杨玚为国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及《公羊》、《榖梁》殆将废绝。"（同上）据此，可见在唐朝兴盛时期，有些经书念的人已经不多了。　　休假制度　唐代各学馆、学校的休假由中央统一安排，分为常假和国家制假两种。常假又有旬假、田假和授衣假之分。旬假为每隔十天休息一天，相当于现在的星期日。田假在农历五月，授衣假在农历九月，假期各十五天。学生在这两个假期中，可以归乡省亲。凡路程在二百里以外的，还给予路程假。学生家中有婚丧嫁娶之事，或因其它事情不能按时返校者，可续假至一百天。直系亲属因病需膝下侍奉照料者，给假二百天。　　国家制假为传统节日、祝日和诞辰日，大约有元日、上元节、寒食清明节、佛祖降生日、各皇帝的诞辰及唐高祖李渊的诞辰。元日为正月初一，即春节，全国休假三天，学生亦不例外。上元节是正月十五，放假三日。寒食清明节在农历四月四日，休假天数常有变动。佛祖降生日为祝日，是释迦牟尼的诞辰，在农历四月八日，规定休假一日。农历二月十五日是老子的诞辰，唐代称降圣节，休假一日。李渊是唐朝第一个皇帝，为纪念其开国之丰功伟绩，天宝五年（公元746　年）定每年二月十五日李渊诞辰日休假一日。此外，唐代各皇帝均把自己的诞辰作为节日来庆贺，全国给假一日。　　考试　唐代中央六学在考试方面有一定的规定，考试类型大致有以下几种：旬考。　学生在学期间，每月十日举行一次考试，由各学校的主讲教师主持。考核学生在旬日所习功课，分诵读和讲解两部分，背诵一千字，讲解两千字。每背诵一千字内试验一帖，帖三字。每讲解两千字内问大义三条。成绩评定为二等，答对试题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及格，以下者为不及格。　　月考。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　年）国子祭酒冯伉奏："其礼部所补学生，到日亦请准格帖式，然后给厨。后每月一度试，经年等第不进者停厨。鎯旨从之。"所以元和以后，又实行"月考"，但这时"旬考"可能已经废止。　　"年考"于年终举行，就一年所学课程，口问大义十条，通八条为上等，六条为中等，五条为下等（不及格）。律学生在学六年，其他诸生在学九年，岁试三次列入下等，不堪贡举者，罢归。毕业考，于应修学程期满成绩及格时举行，由国子祭酒监考。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仍愿留学的"四门学生"补"太学生"，"太学生"补"国子生"。必须指出，这种升格仅表示地位的提高而已，并非表示学业的递进，因为四门学、太学与国子学的学业程度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学生成绩优秀的，由监司简就，取其中成绩最佳的二三百人举送"尚书省"和"乡贡"同受"礼部"考试。教学形式及方法　唐代各级各类学校一般均采用集中讲授的上大课形式。教学方法大致有讲论、问难、诵读和读书指导四种方式。讲论分为制讲和常讲。制讲是在皇帝或皇太子视学、春秋释奠孔夫子庙以及皇太子齿胄学时举行。《通典》卷一一七《礼典》载：皇帝或皇太子视学，文武百官皆随从，国子监教师要开论讲。凡登堂讲论者，大都为当时名儒。这种讲论，旨在宏扬儒学，是国家礼仪制度的一项重要仪典。因此，讲论者只能泛泛而谈经典大义，并不像日常授课时那样逐章逐句地阐述其微言大义。　　常讲是指各级各类学校日常课程的讲授，它不同于制讲的宏盛，而是以知识的传授和详微细致地阐发精义为目的，旨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各门课程所规定的内容。各学校的教师都有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　　汉儒讲学，只限在经典的考据与经文的解释上，故后世称之为考据学家。这种讲学方法，尽管有精密搜求实事求是的精神，但不免流于繁琐，把经文弄得支离破碎，只在断简残篇中讨生活，无益于独立思考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尤其汉代经学讲授中，特别注重遵守师法和家法。这是汉代为确保师师相传的经说不至"走样"，以保证政治思想的高度统一而采取的措施。所谓师法，是指传经时以汉初立为博士的经师的经说为准绳，例如《公羊春秋》就以董仲舒所传的经说为"师法"。后来，大师的弟子们在传经时又有所发展，形成一家之言，这就叫"家法"，后汉就有"颜氏公羊"与"严氏公羊"两大家。师法与家法的根本要求是在讲经时要有根有据，不能凭己意发挥。这种方法直到唐初，仍然是儒家说经的正统方法，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仍守此法。在这种师法和家法森严的情况下，不仅对于经学讲义要绝对服从，甚至寻句不知贯通，这种"修家法"、"依章句"的讲学方法，其弊在于只有模仿，没有创造。所以，两汉四百年间，儒家学术思想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唐代一些学者却冲破了这种森严的"师法"与"家法"的樊篱。据文献记载，唐代经科学校许多博士，既学识广博，又善于讲解，而且在讲学过程中敢于发挥自己独立的见解，并不照本宣科。如陆德明讲经"随端立义，众皆为之屈"。又如博士徐文远讲经"多立新义，对先儒异论，皆定其是非，然后诘驳诸家，不出己意，博而且辩，听者忘倦"等等。当时的教学方法，有讲有读，读即自学，学生自己阅读钻研经文，背诵经文与注疏。在自学过程中，同学间亦相互讨论，辩明经文。就时间比例说，自学占的时间比较多。这种重视自学，虽然是和当时学额多，教师人数少的情况有关，但它对于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和钻研的能力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学生行为的管理　唐代学制规定有田假和授衣假，学生于假期可归家省亲，但必须按时返校。凡开学满三十天而未报到者，或因请事假超过一百天者，以及因直系亲属有病而请假侍候满二百天者，皆予以除名，令其退学。在校期间，学生不得无故喧哗，更不许打架斗殴、悖慢师长。《唐会要》卷六六《国子监》载："无故喧哗者，仰馆子与业长，通伏领过，知馆博士则准监司条流处分。其中事有过误，众可容恕，监司自议科决。自有悖慢师长，强暴斗打，请牒府县锢身，递送乡贯"。　　唐代还通过法律，加强了学校生徒的行为管理与控制。唐代统治者在采取用儒家思想教化的同时，还注重用法律手段威逼生徒就范。中央官学的生徒绝大多数来自品级极高的勋官名卿家庭，他们中许多人无视学校教官的教诲，对此，唐代法典中规定，如果生徒的行为逾越规范，则绳之以法。因国子监实行公膳制度，不少被开除的生徒改名入监，以图免费进餐。国子监又规定，一发现此类生徒，立即"请送法司，准式科处"。如果生徒的行为越轨，触犯了刑律，须按法典中的条款治罪。《唐律》规定，生徒殴打师长，则杖四十；若斗殴无品博士，刑罚加凡人二等，合杖六十；殴打九品以上博士，合杖八十；打伤五品博士，则于本品上累加之；如果将受业教官殴打致死，合斩勿论。《唐律》等法典还规定，生徒在学三年，不回家探看父母亲，该校必须以道德训喻，启发诱劝，勉之归觐。否则，依法给予惩罚。　　但是，尽管条例严明，中央官学的办学情况并不如人意，学校风气不好的问题一直没有真正解决。学校纪律十分松懈，教学秩序极不正常。生员当中，赌博猜拳即所谓"樗蒲六博，酗酒喧争"（《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者有之；无故旷课即所谓"服勤多阙，仰止徒虚"（《文苑英华·判八·惰教》）者有之；吵架打架即所谓"争论形于颜色，各持捶以相打"（《文苑英华·判九·教授文书》）者有之。更有甚者，"悖慢师长，强暴斗打"（《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学生竟然打老师。对此，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有逼真的记录：始仆少时，尝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值志持身焉。当时，说者咸曰：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窳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凌傲长上而猝骂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众人者无几耳。恟骇怛悸，良痛其游圣人之门而众为是■■也。遂退讬乡间家塾，考厉志业。过太学之门而不敢跼顾，尚何能仰视其学徒者哉！（《柳河东集》卷三十四《书》）　　中央官学已经混乱到了人们过其门而"不敢跼顾"，见其徒而"何能仰视"，闻其事而"恟骇怛悸"的地步，唐政府自然要进行整顿。可是，不整顿还罢，一整顿更加酿成事端。如开元年间，"学徒渐弛"纪律很差，国子祭酒阳峤"课率经业，稍行鞭策"，采用严格考试加轻微体罚的办法予以整顿。结果，"学生怨之，颇有喧谤"，一群学生在一天夜晚将阳峤打死在街道上。学生打死校长，实在骇人听闻。最后，玄宗下令"杖杀无理者"，风波"始息"（《旧唐书·良吏传下·阳峤传》）。然而，每当朝廷搜捕"凌慢有司，不修法度"的学生时，学生们往往又"咸闻惊惧，莫敢保安"了。在一片混乱状况中，生员势必学业荒疏，"艺业不劝"，"文章帖义不及格限"者比比皆是，而"特殊于众人者无几"（《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培养出来的有用人才不多。诗人韦应物诗云"少年游太学，负气蔑诸生"（姚宽《西溪丛话》），而在唐代的知名之士当中，像韦应物这样上过太学的，真是寥若晨星。元和元年国子祭酒冯伉在其严肃学规的奏书中提出："有具艺不勤，游处非类，樗蒲六愽，酗酒喧争，凌慢有司，不修法度，有于一比，并请解退。。。访问以来多改名却入，起今以后，如有此类，请送法司，准式科处。"（《册府元龟·学校部》卷六○四）这个奏书虽然目的是要求整饬学风，它也反映了当时官学教育已败坏到了何等地步。　　（2）弘文馆、崇文馆和广文馆弘文馆是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置"修文馆"于门下省，九年（公元626　年）改为"弘文馆"。设学士，"掌详正图书，教授生徒。"同年九月，太宗即位，大阐文教，于"弘文殿"中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并于殿侧置一弘文馆，选贤良文学之士，如虞世南、姚思廉、褚亮、欧阳询、蔡允恭、叶德言等人，以本官兼学士，轮流值宿馆中，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文义，或商量政事，常至深夜方罢。褚遂良受命检校馆务，号为主馆主。当时弘文馆还仅为一研究和咨询性质的机构，尚未成为作育人才之所。贞观元年（公元627　年），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习书，出禁中书法以授之。其后又置讲经博士。弘文馆的名称及学官设置亦几经变化。神龙元年曰昭文馆，以避孝敬皇帝之名；二年（公元706　年）曰修文馆。景龙二年（公元708　年）置大学士四人，以象四时；学士八人，以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时。景云中（公元711　年间），减其员数，复称昭文馆。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又曰弘文馆，置校书郎，又有校理、雠校错误等官。长庆三年（公元823　年），与详正学、讲经博士皆罢，颛以五品以上曰学士，六品以下曰直学士，未登朝为直馆。这些变化并非实质性的，弘文馆仍一直是专门收藏、校雠和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但它的学额一直很少，玄宗开元七年仅置学生三十八人。此后，该馆逐渐从一个皇家高级图书馆转变为高级学馆和国家政治研究院，在研究和整理古籍方面成绩突出，即有"学士掌详正图籍"，又有"校书郎校理典籍，刊正错谬"，分工十分细密，"四部书"分类法即由该馆首创。入学资格限于皇帝缌麻以上亲属，皇后大功以上亲属以及宰相、散官一品、京官从三品的儿子。属贵胄学校。学科与国子学等相同，但不少学生养尊处优，故程度较低，《唐六典》上有"试取粗通经义"之说。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在东宫置崇贤馆。设学士二人，掌经籍图书，教授生徒；设校书郎二人，从九品下，掌校理书籍。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太子宏请于崇贤馆置学士并置生徒，始置生徒二十人，皆以皇族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散官一品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尚书，功臣身食实封者和京官职事正三品的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的子孙，为之。上元三年（公元676　年），因避太子名改为"崇文馆"，"学士"掌理经籍图书，兼授诸生。又置"校书郎"二人，以及"令史"、"典史"、"揩书手"等人员，学生的课试和选举，一如弘文馆。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改校雠曰校书郎。乾元初（公元758　年）以宰相为学士，总馆事。贞元八年（公元792　年）隶左春坊，有馆生十五人。　　由于弘文馆、崇文馆不仅教授生徒和负有校雠经籍的任务，而且"朝廷制度沿革、礼仪轻重，皆参议焉"（《新唐书·百官志二》），所以更受统治者的重视，在官学教育制度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但它的教育质量却比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低。《唐会典》云："其弘文馆学生虽同明经进士，以其资荫全高，试取粗通文义。"又据《唐会要·贡举下》云："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敕文弘文、崇文生缘是贵胄子孙，多有不专经业，便与及第，深谓不然。自今己后，一依令式考试。"由此可见，二馆生门资高，入学要求标准低，平日学业考试和毕业考试松弛，加之他们都是贵胄出身，养尊处优，求学自然肤浅。所以其学习程度，实不如其他三学。　　广文馆是唐玄宗为了笼络人才，于天宝九年（公元750　年）下令设置的。附设于国子监，规格与太学同，专习进士业，"掌领国子学生业进士者"（《新唐书·百官志》）。有学生七十人。有人认为广文馆是为当时著名才子郑虔而添设的。确实，郑虔与广文馆有着密切的联系。史称郑虔闻命任"广文博士"，"不知广文曹司何在，诉宰相，宰相曰：'上增国学，置广文馆，以居贤者，今后世言广文博士，自居始，不亦美乎'，郑虔乃就职。久之，雨坏原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新唐书·郑虔传》）广文馆是个不受重视的冷衙门，杜甫在《醉时歌》中写道："诸公兖兖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地纷纷厌梁肉，广文先生饭不足。"而郑虔也"以不事之"，上班之际，常把马系在官舍阶上，"醉则骑马归，颇遭官长骂"（杜甫《戏简郑广文虔兼苏司业》）。到至德年间（公元756　年～758　年）广文馆就被废撤了。　　（3）崇玄学建立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据《新唐书·百官志二》云：开元二十五年，置崇玄学于玄元皇帝庙。天宝元年两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百人。每祠享以学生代斋郎。二载改崇玄学曰崇玄馆。博士曰学士，助教曰直学士。置大学士一人，以宰相为之，领两京玄元宫及道院，改天下崇玄学为通道学，博士曰道德博士，未几而罢。宝应、永泰间学生存者亡几。大历三年，复增至百人。　　唐朝统治者之所以设崇玄学，是因为老子姓李，被他们视为始祖，称之为玄元皇帝，所以特崇道教，借以巩固其政权。早在开元七年，唐玄宗李隆基即亲注老子《道德经》，命王公以下皆诵习之之后，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　年），不仅诏两京置玄元皇帝庙和崇玄学，而且诏诸州亦各置玄元皇帝庙和崇玄学各一所。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西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一百人（诸州无常员），学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三年学成后，每年随"贡举人"例送至"门下省"，依"明经"例考试任用。崇玄学虽然不是研习儒家的经学，但它仍属于经学教育的范畴，其学习内容虽限于老庄学说，但学生的出路准许按明经举送。　　2。唐代的地方官学唐代地方机构基本上实行州县两级制。边远要冲地区，各大州设大都督府，中下州亦设都督府，兼管地方和军队。唐朝的地方学校制度适应中央集权和科举制的需要，较前代更为周详。按各地管辖范围大小和人户多寡，设立京都学，大、中、下都督府学，上、中、下州学，京县学和上、中、下县学。　　李渊在即位前夕，便下令州县官学收生。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又下令："州县及乡里并置学"（《唐大学令集》卷一○五《崇儒》《置学官备释奠礼学》）。开元年间，在《唐六典》中规定了州县学生员名额：京都学生八十人；大、中都督府和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畿县、上县各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　　唐代各级地方政府除设有经学外，县以上还设有医学和崇玄学。武德初沿袭隋制而设经学博士，以五经教授学生。此后，其名屡有变更。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　年），"诸州府学博士，改为文学"。贞观三年（公元629）敕州府置医学，设医药博士，开元十一年（公元723　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每州写《本草》和《百一集验方》贮藏。开元中，曾一度废弃医学，但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　年）又恢复。天宝二载（公元743年）改地方崇玄学为通道学，博士为道德博士，未几而罢。　　根据《唐六典》有关记载，将唐代地方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情况列表如后。但是，事实上有唐一代的地方官学始终没有出现过全国性的兴盛局面。　　尽管李渊在即位前夕便下令州县官学收生："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上县学并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旧唐书·儒学传序》），但这只是具文，并未兑现。因此，他又在武德七年二月下诏："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大唐诏令集·崇儒·置学官备释奠礼诏》），可是仍无实效。直到高宗时，"诸州县孔子庙堂及学馆破坏，并向来未造，生徒无肆业之所，先师阙奠祭之仪，久至飘零"。"向来未造"、"久致飘零"八字表明，即使在贞观年间，州县官学也是既无校舍，又无生员的。有鉴于此，李治在咸亨元年（公元670　年）"诏州县官司营葺学庙"。这道诏令倒多少起了点作用，如在四川，"想成均而变色"的"三蜀名儒"便于此时兴修了益州九龙县（治今蓬溪县郪口乡长江坝）县学庙堂（《文苍英华·碑二·儒一》）。可是，全国性的兴盛局面尚未形成，便进入了"学校顿时隳废"的武则天统治时期。到了开元年间，玄宗曾一度重视地方教育。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勅州县设学。在《唐六典》中又规定了州县官学，唐代地方学校教师学生情况表经　学医　地方　学学校博士品秩助教学生博士品秩助教学生京兆太源河南1　从八2 80 1 1 20三府学品上大都督府1　从八2 60 1　从八1 15品上品下中都督府1　从八2 60 1　正九1 15品下品下下都督府1　从八1 50 1 1 12品下上州1　从八2 60 1　正九1 15品下品下中州1　正九1 50 1　从九1 12品下品下下州1　正九1 40 1　从九10品下品下京县　　①　1 1 50畿县②　1 1 40上县1 1 40中县1 1 25中下县1 1 20下县1 1 20①京县包括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太原、晋阳诸县②注畿县为三府辖县生员名额和教师配置要求（见前表），但仍然只是写在纸上的，未能兑现，如永州州学，生员居然仅有十五人（《新唐书·循吏传·韦丹传》）。安史乱起，"连战交捽，卒无宁岁，耳悦钲鼓，不闻弦歌，目不知书，不害为智。"（《刘梦得文集》卷三）其时，州县官学"堂宇大坏，方郡县多故，未便缮完"，以至"讲习之事设而不备"（梁萧《昆山县学记》）。到叛乱平息之后的大历二年（公元767　年），代宗在《崇太学诏》中说："干戈之后，学校尚微，僻居远方，无所谘禀。。。负经来学，当集京师"（《唐大诏令集·崇儒》）。很明显，他的着眼点在于恢复中央官学，而对于地方官学则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整个唐代后期，地方官学的大致情况是："虽设博士、弟子，或役于有司，名存实亡，失其所业"（《韩昌黎集·处州孔子庙碑》）。不仅"边州素无学校"（《旧唐书·良吏传二·韦机传》），甚至在"邹、鲁儒者之乡"的兖州也处于"垂五十年""不知礼数"的境地，未曾"立学讲经"（《旧唐书·曹华传》）。总之，在唐代，从全国范围来说，州县官学衰敝之时长，兴盛之日极短。　　唐代地方官中的不少有识之士，对兴办地方教育事业十分热衷，对地方教育的发展起了不少作用。此类记载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即有不少记载。高宗以后，有关州县官学兴盛的事例，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都尤多，如：显庆中，韦机在檀州"敦劝生徒"；神龙中，韦景骏在肥乡兴建"学舍"；开元初，倪若水在汴州"劝励生徒"；肃宗时，李栖筠先在常州，后在苏州"大起学校"；代宗时，罗珦在庐州、王纲在昆山、李椅在福建"修学宫"；德宗时，常兖在福建、郑余庆在兴远府"创兴庐"；元和中，韩愈在潮州、曹华在兖州"立学讲经"；杜悰在许州"作学舍"。一时之间，一些州县官学"学废日久"的局面得以改观。李栖筠治理下的苏州，"远迩趋慕，至徒数百人"；王纲负责下的昆山，"遐迩学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归市焉"，"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李椅管辖下的福建，"家有洙泗"，"户有邹鲁"，"生徒祁祁"，"儒风济济"，"海淀荣之，以不学为耻"；杜悰主持下的许州，"讲筵有位，鼓箧有室，授经有博士，督课有助教"；"父诲其子，史规其弟；不游学堂，与挞市同。"可是，这些现象犹如戈壁中的几片绿洲，苍海里的几座孤岛，终究属于个别事例。唯其难得，人们才"称詠不已"，要为这些地方官树碑立传。古语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唐代地方官学正是如此，偶然来了个重视教育的青天大老爷，州县学便兴盛起来；过上三年两载，人事更易，"后生无所从学"的旧貌便马上再现，如大历七年（公元772　年）李椅在福建兴学，据称已经改变了"闽中无儒家流"的状况，可是，当常兖建中初（公元780　年）赴福建任职时，又是"闽人未知学"了。其间相隔不过八年，变化之大实在惊人。总之，唐代地方官学的兴盛局面没有行之有效的制度作保证，仅仅靠个别有识之士来支撑；因而只能短时间地出现在个别地方，并不能持之以恒。另一方面，唐代地方官学主要也只是行礼之处而非就学之所。唐时往往庙学并称，所谓庙指孔庙，所谓学即官学，学生不仅要"讲读以时"，而且要"如法以祠"。孔庙是顶礼膜拜"圣人"的地方，连皇上也要毕恭毕敬地亲自到庙里去释奠。因此，统治者普遍重庙而轻学，孔庙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远远高于官学。他们在兴建时，以修庙为主，如韦机在檀州，倪苦水在汴州都是如此；在经费上，以祭礼为主，如"夔"（州）四县岁释奠费十六万"，而"于学无补也"（《新唐书·刘禹锡传》）。如此厚此薄彼，造成了许多州县有庙而无学。当时，"郡邑皆有孔子庙"（《韩昌黎·处州孔子庙碑记》），但未必有官学。对于这种现象，宋元之际的史学大师马端临有所揭示："自唐以来，往往庠序颓记，教养废地，而文庙独存。"为什么会出现"庙祀虽设而学校不修"的状况呢？他接着指出："长史之有识者以兴学立教，其事重而费钜，故如葺文庙，俾不废夫了之祠。"（《文献通教·学校考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庙、学并存的地方，州县官学的主要活动也是以行礼为主，教学为辅。学生按政府的规定，不仅要"习吉凶礼、公私礼"，而且要到"有事处"去"示礼仪"（《唐会要·学校》"开元二十一年五月敕"），这样势必占掉许多学习时间。更有甚者，学生不务正业，专门行礼，如李栖筠作刺史的常州，学校"堂上画《孝友传》示诸生，为乡饮酒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曹华做观察使的衮州，"躬礼儒士，习俎豆之容，春秋释奠于孔子庙"；韩愈任刺史的潮州，师"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行乡饮酒之礼"，"闻鹿鸣之歌"。足见，这种兴盛局面实属祭祀行礼之盛，而非学校教学之盛。　　州县学的生徒同中央六学生徒一样，经毕业考试合格的，可以参加相应的科举考试，也可升入四门学为俊士。　　乡里官学是地方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已有关于乡学的记载，《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堂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文献通考·学校》则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乡学也。"后世因而常称地方所办学校为乡学或乡校。唐代有时也称州县一级的官学为乡校。如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便称当地州学为乡学。唐代州县学校的普遍设置促进了乡里学校的设立，对唐代教育的普及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不过，文献中有关唐代"乡学"的记载，大多数指乡村学校。唐代统治者相当重视作为基础教育的乡里学校。建国不久，便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下诏，令州县及乡设置学校。从此，乡校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设置。至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正月，政府再度下敕说："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宏长儒教，诱进学徒，仕人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唐会要·学校》）天宝三载（公元744　年），令百姓读《孝经》，又下令："每乡之内，倍增教授，郡县官长，明申劝课。"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促使各地乡里学校普遍设置。当时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曾于乡学就读或执政。《新唐书·陈子昂传》说陈子昂十八岁尚不能识字，因为是富家子弟，故"尚气决，戈傅自如。它曰入乡校，感悔，即痛修饬。文明初，举进士"。王栖曜天宝中曾"游乡学"（《旧唐书·王栖曜传》）。苗晋卿请归乡里后，"出俸钱三万以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旧唐书·苗晋卿传》）。柳宗元《与太学诸生书》说自己少时不敢去上太学，只得就学于"乡闾家塾"。白居易也说自己曾当过"乡校竖儒"（《旧唐书·白居易传》）。著名宰相权德舆幼时也"从师于乡塾"（《权载之文集》卷三十八《送郑录东游录》），而皮日休则说自己曾在乡校学过诗文。　　唐人笔记小说也反映出里学与村学的存在事实。如薛用弱《集异记》补编《蒋琛》载，"蒋琛精熟二经，常教授乡里"，每至秋冬时节，于湖中捕鱼以给食。李商隐《樊南文集》卷八《齐鲁二生·程骧》篇，说程骧破产之后，生活贫苦，在里中借债度日，并做一些挑柴、担水、洒扫之类的杂事，同时，"读书日数千言，里先生贤之"，时常送些粮食布帛给他供养母亲。后程骧渐通《五经》、历代史、诸子杂家，不少人拜他为师。此处所说的"里先生"即里学中的教师。《因话录》卷六《羽部》载，宰相窦易直年幼时，"家贫，受业村学，其教授叟有道术。"以上诸例虽出自笔记材料和传奇小说，但却真切地反映了唐代里学和村学存在的客观事实。　　唐代的大量判文虽多为应铨选考时虚拟构成，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形。《文苑英华》卷五○九《师学门》中保存的一些判文，为我们了解唐代乡村学校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兹举数例如下。《坐于左塾判》说："国学宏建，东序西序，乡校大起，右塾左塾。闻《诗》以言，执《礼》而动，遵夫子之善诱，仰先师之至德。里肯莫从，乡人是类。。。"《为其归师扫判》师说："甲为乡学生，为其师扫，或诘之失礼。诉云：有近宾将至。"《掘窖试之判》说："家塾党庠，著以训人之道；儒生辩士，分其志学之门。。。"《请退不益判》题说："戊待先生视日，早暮不请退，乡大夫责之，词云：方及请益。"此道判题中的"乡大夫"是指乡长，"先生"即乡学中的教师。　　在敦煌文书中，也有不少学生题记，昭示出当地各类学校设置的实况。　　北莱19　号《妙法莲花经》背面题记："己巳年三月十六日悬泉学士郎武保会、判安武保瑞自书笔记。"悬泉是敦煌县的一个乡名，武保会其人当是乡学生。斯坦因4307　号《新集严父教》卷末有一则题记为"定难坊学郎"自书手记，定难坊是敦煌城内的一个坊名，足证当地存在坊学。此外，敦煌文书还证明当地有州学、医学、道学、县学、社学等（参阅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载《敦煌研究》1986　年1　期）。不过，唐代乡里官学的师资、生员、学费均无统一规定，一部分学校的经费仰仗捐献。天宝年间，苗晋卿便曾经"出俸钱三万为乡学本"（《旧唐书》卷一一三《苗晋卿传》）。不少乡村学校教师的生活颇为清苦，如前所述，以二经教授乡里的蒋琛秋冬季节还到湖中捕鱼以给食；陆羽因不听老师的教导而被驱使牧牛三十头，大概所得也是作为老师的补贴。牛僧孺《玄怪录》卷三《齐饶州》载：饶州有一"领村童教授"的田先生，有时需"转食"、"求食于牧竖"。既然乡校村学经费来源不由官府，且地处乡野村落，则其兴衰与政局的变化关系较小。因此，虽然唐后期州县官学大量衰废，乡村学校却依然普遍存在，而且比唐前期还更为普及。　　唐代地方学校还有小学。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　年）给事李栖筠等关于广开学校的奏议里说到："虽京师州县皆有小学，兵革之后，生徒流离。。"（《新唐书·选举志上》）。足见安史之乱前，小学是确实存在的。乡村学校所使用的教材主要有民间流行的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蒙学课本《太公家教》、杜嗣光所著《兔园册府》、天宝中进士李翰所著《蒙求》，还有《开蒙要训》等书。唐人撰著的《蒙求》，取经传故事，编为四言韵语，共五百九十六句，二千三百八十四字，运用典故五百九十二个。内容所涉范围很广，包括天文、地理、历史、神话、医药、占卜、民族、战争、动物、植物等多方面。《蒙求》保存于《全唐诗》中，而《兔园册府》则已佚失，仅于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序文和第一卷的部分内容。　　儒家经典方面的教材，主要是《诗》、《书》、《礼》、《易》、《春秋左氏传》等五经，所用教材为唐初孔颖达、颜师古等人编写的《五经正义》。此外，乡校学生还经常学习《论语集解》和《孝经》等。《新五代史·梁太祖本纪》载，朱温的父亲朱诚"以《五经》教授乡里"。诗赋方面的教学内容则为一些著名文学家的作品，《新唐书·陆羽传》载有陆羽幼时学文识字的艰苦情形。他因读不懂张衡《南都赋》而被老师惩罚。　　唐代乡村校的广泛设置和教育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举取士的推动。乡村学校的教学内容，启蒙读物是打好识字等文化知识的基础，而经书和诗赋则是科举的考试内容。科举制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使"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学说得到了具体体现。科举可以使布衣变为卿相，使田舍郎"登天子堂"，将读书做官制度化了。苦读可以出人头地，因而即使是贫家子弟，也想尽力读书以改变情况。唐代入官学、私塾和乡村学校中就读者，多数以应举为动机。从诸多文献记载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唐代乡村教育相当普及。开元天宝之中，已有"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的情况（《通典》卷十五），也有"登高不能赋者，童子大笑"的说法（孤独及《权公神道碑铭》）。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在江南一些地区，连娼妓都会吟诵他的《秦中吟》、《长恨歌》等诗作，"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而元稹《白氏长庆集》则说，他和白居易的诗当时是"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诗歌的流传与普及一方面说明文学的繁荣，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的普及程度。白居易的诗稿完成后曾读给一老妇人听，而她基本上听得懂。这些为我们了解和估价唐代教育普及程度提供了切实的史料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