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资治通鉴》卷247，会昌三年七月。　　②　《资治通鉴》卷247，会昌三年八月。　　延时间，不予接受。　　四年（公元844　年）正月，北线的太原官军发生兵乱，与刘稹联合，镇守石会关的杨珍也因此而投降刘稹。朝议哗然，许多人主张罢兵，王宰也上表朝廷，主张接受泽潞投降。李德裕认为不能因太原兵变而姑息泽潞，建议武宗派人到前线，督促进军。朝廷下令王逢将太原兵留守榆社，而率领易定千骑、宣武、兖海步兵3000　回讨乱兵，并令王元逵率步骑5000　从土门（今河北获鹿南的井陉口），应接王逢军。镇守榆社的河东兵得知朝廷命易定、兖海、宣武的军队进讨太原乱兵，怕其留在太原的妻子受到屠戮，就兴兵自取太原，平定了兵变。　　四月，王宰进攻泽州，闰七月，刘稹大将高文端投降，建议不要对泽州硬攻，先在城外立垒栅以围之，待其出击再攻灭之。此时，邢州、洺州的守将因与刘从谏有矛盾，乘官军进击之机，投降朝廷。磁州守将也随之投降。原属泽潞的太行山以东的3　州都为朝廷所控制，泽潞立刻陷入被动。八月，刘从谏部将郭谊等人见3　州已降，官军四集，便发动兵变，杀死从谏。泽州守将刘公直得知从谏被杀，向官军投降。泽潞平定。　　七、唐中期的西陲战事（一）唐蕃之战1。吐蕃对唐的侵扰吐蕃是活动于今青藏高原上的一支少数民族，直到唐朝初年，他们平定诸羌，势力大盛后，才与中原王朝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太宗时，向唐请婚，为唐所拒绝，他们认为是吐谷浑离间所致，于是发兵击败吐谷浑，并侵扰唐朝的松州（今四川松潘），太宗派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执失思力为白兰道行军总管，牛进达为阔水道行军总管，刘兰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率兵骑5　万还击。牛进达的先锋部队从松州出发，夜袭吐蕃营帐，斩杀千余级，吐蕃退走。再次向唐求婚，太宗许之，派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此后，两方一直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事。　　高宗时，吐蕃又与吐谷浑发生了矛盾，双方都向唐朝上诉。唐朝依违其间，吐蕃怨怒，出兵大败吐谷浑，吐谷浑为此向唐朝告急。咸亨元年（公元670　年）四月，任命薛仁贵为逻婆道行军大总管，率兵10　万攻讨吐蕃，但唐军在大非川（今青海湖川南）为吐蕃所败，安西4　镇并废，吐谷浑被吐蕃所灭。从此以后，吐蕃连年骚扰唐朝边地，沿边诸羌也都投降了吐蕃。高宗又派刘仁轨前往洮河镇守，并且命人在内地召募士兵，攻讨吐蕃；同时又命剑南、山南两道发兵防御。仪凤三年（公元678　年）秋，唐派李敬玄、刘审礼率兵攻讨，在青海又被吐蕃打败，刘审礼战死，李敬玄吓得不敢发兵救援。当时正值秋雨，道路泥泞，吐蕃军队与李敬玄对阵，敬玄的偏将黑齿常之率领敢死士夜袭吐蕃军营，吐蕃惊乱，自相践踏，唐军才得以乘机撤回。于是，吐蕃"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已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①2。以守为主的战略的确立面对吐蕃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威胁，唐高宗召集朝臣，商讨对策。中书舍人郭正一认为："吐蕃作梗，年岁已深，命将兴师，相继不绝。空劳士马，虚费粮储，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穷巢穴。望少发兵募，且遣备边，明烽■，勿令侵掠，使国用丰足，人心叶同，宽之数年，可一举而灭"。②唐连年用兵吐蕃，负多胜少，军需费用为之大增，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吐蕃在青藏高原，唐廷不能深入进兵，无法对吐蕃实施致命打击，所谓"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穷巢穴"。面对这种具体的军事形势，只有改变战略。郭正一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大部分朝臣的赞成。但高宗未完全接受，在进攻的同时，不得不增兵，加强防守。不久，黑齿常之在良非川击败吐蕃，吐蕃引退，于是任命他为阻击吐蕃冲要之地的河源军的军使。　　3。武则天对西域的争夺　　①　《旧唐书》卷196　上《吐蕃传》。　　②　《旧唐书》卷196　上《吐蕃传》。　　武则天当政时期，吐蕃正在蚕食西域，唐对西域的控制已感力不从心。　　永昌元年（公元689　年）五月，命韦待价为安西道大总管，出兵讨吐蕃。但由于韦待价素无统御之才，进退失据，士卒饥馑，转死沟壑，无功而还。第二年（公元690　年）又命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攻讨吐蕃，但行军至中途而退兵。长寿元年（公元692　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攻打吐蕃，大破之，乘胜收复了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4　镇。在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派兵镇守。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6　年）命王孝杰为肃边道大总管，再次率兵攻讨吐蕃，但兵败而归。不久，吐蕃内部发生争斗，边境稍安。久视元年（公元700　年）吐蕃又侵扰凉州，围逼松昌县，陇右诸军州大使唐休璟在洪源谷大败吐蕃，斩首2500　余级，长安二年（公元702　年）吐蕃赞普亲率万人侵扰悉州，都督陈大慈四战四捷，大破吐蕃。当时由于连年战争，唐蕃贸易中断，其生活大受影响，百姓厌战，于是向唐请和，并求婚，中宗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　　4。唐玄宗对吐蕃的反击（1）关于战守的战略争论唐睿宗即位后，李知古建议攻打归属吐蕃的姚州诸蛮，睿宗命他去剑南征召士兵攻打，诸蛮引吐蕃军大败唐军，李知古战死。当时安西都护与吐蕃邻界，双方都不断彼此攻掠。吐蕃派人向鄯州都督杨矩请求割河西九曲之地为金城公主的汤沐之地，杨矩向中央建议割让。河西土地肥沃，宜于放畜，又与唐接近，开元二年（公元714　年）秋，吐蕃又兴兵攻扰唐临洮军及兰、渭等州，将放畜于此处的唐羊马尽掠而去，杨矩也因此而悔惧自杀。玄宗得到战报，立刻命薛讷、王晙率兵前去迎战。唐军与吐蕃相遇于渭源的武阶驿，王海宾率前锋部队奋力作战，王晙也率大军赶到，大破吐蕃，杀数万人，将其所掠的羊马又都夺了回来。吐蕃又向唐请和，玄宗不许。此后吐蕃不断侵扰唐朝西北边地，唐廷又设置陇右节度使，加强统一指挥，以对付吐蕃。（2）唐军的反击开元十四年（公元726　年）冬，吐蕃入寇大斗谷，攻掠甘州，焚烧市里而去。河西节度使王君■先是避其锋而固守不战，待其退去时，乘其众已疲，出兵追击。当时正值大雪天，吐蕃兵马冻死者甚众，于是他们决定取道积石军西路而退回。王君■派人先将其退回之路的草烧尽，使吐蕃在撤退途中无法喂马，马死过半。十五年（公元727　年）正月，君■率军一直追击至青海之西，水已结冰，唐军乘冰而过。其时吐蕃主力虽已过大非川，但其辎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侧，唐军尽俘而归。九月吐蕃出兵攻陷瓜州，尽取军资、仓蓄后，烧城而去。王君■不久也被回纥所杀。唐中央任命萧嵩为河西节度使，张守珪为瓜州刺史，修筑州城，招缉百姓。第二年（公元728　年）秋天，吐蕃又来攻打瓜州，被张守珪击退。陇右节度使张忠亮率兵到青海西南的渴波谷，与吐蕃相遇，两军交战，击溃吐蕃。正在这时，积石军、莫门军的兵马也赶到，与忠亮合军追击，攻克其大莫门城，生擒千余人，俘获牛、马及衣资甚众，焚烧其骆驰桥后退回。八月，萧嵩又派副将杜宾客率弩手4　千人，与吐蕃战于祁连城下，从上午直打到天黑，散而复合，吐蕃被打得大败，溃逃入山。开元十七年（公元729　年），朔方大总管李祎又率兵到陇右，攻克吐蕃的石堡城，唐于此设置振武军，派兵驻守而还。经过这几次大的挫败后，吐蕃频频派人向唐求和，玄宗许之。双方在赤岭一带竖立分界牌，相约不再彼此攻掠。　　（3）对西域的最后争夺开元廿四年（公元736　年），吐蕃攻打勃律，勃律派人向唐告急，唐命吐蕃罢兵，吐蕃不从，依旧攻打。为此唐廷命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乘吐蕃无备，从凉州南进攻吐蕃，进击2　千余里，在青海西大败吐蕃，斩首2000　余级。廿六年（公元738　年）三月，吐蕃攻打河西，被崔希逸击退，鄯州都督杜希望攻克吐蕃新城，设置威戎军，留兵1000　镇守。六月，任命萧炅为河西节度使，杜希望为陇右节度使，王昱为剑南节度使，分道经略吐蕃，并将赤岭分界碑撤毁。此后，两方征战不已。　　天宝六载（公元747　年），玄宗任命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骑兵万余人，出讨小勃律。小勃律在今中亚，离长安很远。开始臣服唐朝，吐蕃兴起，小勃律及其周围20　多个小国都臣服于吐蕃，不再向唐纳贡称臣。唐王朝曾多次派人攻讨，但都无功而还，故此次又派高仙芝出兵。唐军从安西出发，向西行进了一百多天，才到了特勒满川，仙芝将唐军分作3　道，相约在七月十三日会合于吐蕃的连云堡下。吐蕃防守此堡的兵力有近万人，但未料到唐军突然攻到，慌忙拒战，但被唐军攻克。占领连云堡后，仙芝继续进兵小勃律。小勃律见唐兵压境，措手不及，只好开门迎接，仙芝杀掉了亲吐蕃的几个大臣，然后将其国王俘获归唐。　　八载（公元748　年）六月，玄宗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陇右、河西以及突厥阿布思部落兵，又调拨一部分朔方、河东兵，共63000　多人，攻打吐蕃石堡城。石堡城三面绝险，只有一条道可以通行，吐蕃以数百人防守，多蓄粮食，唐兵前后几次用兵，都未能攻下。哥舒翰挥兵猛攻，克之，俘获吐蕃400　人。以石堡城为神武军。　　5。吐蕃的全线退缩在安史之乱以前，唐蕃在总体上处于对峙状态，彼此攻伐，互有胜负。　　安史之乱发生后，唐中央调集边地守军赴中原平叛，边防力量顿减，吐蕃乘势大举侵扰，甚至一度攻入西长安。吐蕃成为唐王朝的主要边患。　　（1）代宗时吐蕃的侵扰广德元年（公元763　年）七月，吐蕃攻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攻占了河西、陇右的大片土地。十月，吐蕃攻打泾州，刺史高晖投降，并为之向导，引吐蕃深入，攻打奉天、武功，直接威胁到长安，代宗任命雍王李适为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率兵出镇咸阳，阻击吐蕃。但唐军兵力不足，无法在很长的战线上抵抗吐蕃。很快，吐蕃就渡过便桥。代宗不得不仓惶离开长安，逃到陕郡。郭子仪得知长安危殆，立刻回军守长安，他回来时，代宗已逃离长安。随之，郭子仪率兵前去护卫。初九，吐蕃进入长安，他们立广武王承宏为帝，剽掠府库市里，焚毁闾舍，长安城为之萧然一空。官军散兵也乘机打劫，百姓避乱，纷纷逃入山谷中。廿一日，吐蕃退走。之后，吐蕃又出兵攻陷了松州、维州、保州和云山的两座城池，西川节度使高适无力救援，于是剑南西山诸州也都被吐蕃所占。　　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仆固怀恩叛，投奔吐蕃，八月，引吐蕃10　万众入寇，京师骇然，代宗命郭子仪率兵出镇奉天。十月，吐蕃进至邠州，逼进奉天，京师为之戒严。大历元年（公元766　年）九月，吐蕃进围灵州，散兵游骑已到潘原、宜禄，唐命郭子仪率兵3　万出镇泾阳，京师戒严，十月，朔方节度使路嗣恭在灵州城下大破吐蕃，斩首2　千余级，吐蕃引兵而退。三年（公元768　年）八月，吐蕃10　万多人再寇灵武、邠州，京师戒严，邠宁节度使马璘击破了攻打邠州的吐蕃军。九月，郭子仪率兵5　万出镇奉天，以御吐蕃。朔方骑将白元光击败了攻打灵武的吐蕃军，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派其将李晟率兵5000　出大震关，至临洮，攻克吐蕃定秦堡，焚其积聚。吐蕃得知后，解灵州之围而去。此后，吐蕃连年侵扰灵州一带，唐军疲于应付。　　大历八年（公元773　年）吐蕃攻扰泾州、邠州，郭子仪派朔方兵马使浑瑊率步兵5000　前去拒击，在宜禄被吐蕃打得大败，伤亡大半。马璘也被吐蕃击败于盐仓。吐蕃连胜之后，欲掠■、陇，盐州史率兵赴秦原，攻打其后，吐蕃怕腹背受敌，决定退军，浑瑊伏兵拦截，尽俘其所掠，马璘也派精兵在潘原袭击了吐蕃的辎重，杀数千人，吐蕃退走。　　（2）德宗时吐蕃从攻到和德宗即位的四、五年中，唐蕃曾一度和好。当朝廷攻讨朱泚时，曾向吐蕃借兵，许以割属河西、北庭两都护府地。吐蕃未出兵助唐，而于事后却来索要河西、北庭之地，唐则拒绝割让。于是，贞元二年（公元786　年）八月，吐蕃尚结赞率兵入寇，侵掠泾、陇、邠、宁诸州。唐命浑瑊率兵万人，骆元光率兵8000，镇守咸阳以备之。九月，吐蕃的小股骑兵已进至好畤，京城为之戒严。唐又派张献甫率兵增援咸阳守军，李晟也派其将王泌率3000　精兵埋伏于■城，并授以破兵方略："俟其前军已过，见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军也，出其不意击之，必大捷。"①王泌依计而行，大败吐蕃。十月，李晟又派王泌率兵5000　袭击吐蕃的摧沙堡，在途中与吐蕃军队相遇，唐军殊死作战，大破吐蕃，乘胜追击至堡下，克之，焚其积蓄而还。尚结赞率兵从宁、庆北去，屯军于合水之北，邠宁节度使韩游环派其将史履程夜袭其营，杀数百人，吐蕃出营追击，游环在平川上列阵，同时派人在西边的山地上擂鼓，吐蕃军以为大军在此，立刻退去。十一、十二月，吐蕃又相继占领了盐州、夏州、麟州。韩游环向朝廷建议，发兵攻打盐州，乘吐蕃回军救援时，再命河东军队袭击其背。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命骆元光与陈许兵马使韩全义率步骑1　万多人与邠宁军会合，攻打盐州；同时又命马燧率河东军攻击吐蕃。吐蕃占领盐州、夏州后，留兵千余人镇守，其大军退屯于鸣沙。到了第二年（公元787　年）春天，羊马多死，粮运不继。当他们得知李晟已攻克摧沙堡，马燧、浑瑊等也要出击鸣沙时，他们陷入被动局面，于是屡派使节，向唐求和。对此，唐朝军将大都反对讲和，李晟认为："戎狄灭信，不如击之"。韩游环分析说："吐蕃弱则求盟，强则入寇，今深入塞内而求盟，此必诈也！"韩滉也认为："今两河无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刘玄佐之徒将十万众戍之，河湟二十余州可复也。其资粮之费，臣请办之。"①但马燧、张延赏极力主张讲和。其时德宗欲与吐蕃讲和而共攻回纥，于是决定采纳后一种意见，与吐蕃和好，并征召主战的李晟入朝。吐蕃大将尚结赞乘唐军停止进击之机，急忙从鸣沙撤退，其众缺马，大多徒步而行。唐军失　　①　《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二年九月。　　①　《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五月。　　去了一次战机。　　此后双方多次互派使节，商议订盟和好事宜，最后决定在平凉川会盟。　　闰五月，盟誓时，吐蕃袭击了参加盟誓的唐军，"唐将卒皆东走，虏纵兵追击，或杀或擒之，死者数百人，擒者千余人，。。浑瑊至其营，则将卒皆遁去，营空矣。"①这时，骆元光指挥伏兵列阵阻击，唐军才得以退回。虽然吐蕃劫盟成功，但夏、盐2　州的吐蕃兵由于粮运不继，已无法再坚守，他们不得不放弃此2　州。八月，吐蕃侵扰陇州，连师数十里，京师震恐。九月，又大掠■阻、吴山、华亭等地，老弱者杀之，将丁壮万余口俘掠而去。原来，吐蕃多是秋冬入寇，到次年春天即因疫病而退，自从俘掠唐人之后，以其妻子为质，派他们出兵，盛夏亦可挥兵入寇。此后50　余年，唐蕃双方在北线的盐灵一带，南线的剑南一带进行拉锯战，互有胜负。　　吐蕃在鸣沙陷入被动以后不得不放弃夏、盐2　州，说明他们由于其自身生活方式及对中原水土气候的不适应，已无力再进一步深入，唐蕃双方只有在边界地区进行拉锯战。唐开成、会昌年间，吐蕃发生内乱，势力渐弱，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　年）唐收复河西，五年（公元851　年）瓜、沙等州张议潮举兵归顺唐朝。吐蕃分裂，力量渐弱。　　①　《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闰五月。　　（二）唐诏之战1。南诏起兵攻唐南诏在今云南一带，西北与吐蕃相接，"诏"是"王"的意思。开始有6　诏：蒙舍、蒙越、越析、浪穹、样备、越淡，彼此势均力敌。其中，蒙舍位于其它5　诏之南，故谓之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南诏统一了其它5　诏。开元廿六年（公元738　年）九月，唐册封南诏蒙归义为云南王。　　天宝九载（公元750　年）云南王閤罗凤被唐云南太守张虔陀所逼，举兵攻陷云南，杀死虔陀。十载（公元751　年）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8　万，分兵两道，讨南诏。两道兵分别出戎州、嶲州，进至曲州、靖州。南诏王閤罗凤遣使谢罪，但被鲜于仲通拒绝，唐军进击至西洱河，被南诏击败，士卒伤亡近6　万人。閤罗凤也称臣于吐蕃。　　唐廷下令在两京及河南、河北之地大规模召募士兵，准备再击南诏。十一载（公元752　年），吐蕃发兵救援南诏。十三载（公元754　年）六月，剑南留守李宓率兵7　万进攻南诏，閤罗凤诱之深入，至大和城，南诏军闭垒不战，唐军粮尽，士兵患病而死者甚众，不得不退军。閤罗凤乘机追击，大败唐军，李宓被生擒，全军覆没。宰相杨国忠隐其败状，又屡屡增兵前去，前后伤亡达20　万人之多。　　至德元载（公元756　年），南诏乘中原安史叛乱之机，攻陷唐越嶲会同军，占据了清溪关，大历十四年（公元779　年），閤罗凤死，其子凤迦异早死，其孙异牟寻继立。十月，吐蕃与南诏合兵10　万，分3　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其时，西川节度使崔宁在京师，留守诺将不能抵御，敌军连陷州县，刺史弃城而逃，百姓避乱于山谷，德宗命李晟率兵前去救援西川。剑南东川也派军队从江油赴白坝，与山南西道的军队合击吐蕃、南诏，大败之。　　2。唐诏联合拒吐蕃南诏起兵攻唐是以吐蕃为后盾的，但吐蕃常以云南为前锋，赋敛重数；又夺其险要，建立城堡，征兵助防，云南苦之，有归唐拒吐蕃之意。其时，唐朝也由于吐蕃连年内侵，有北联回纥、南联南诏以牵制吐蕃入寇的战略计划。《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九月载李泌建议："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大竺，如此，则吐蕃自困"。德宗曰："三国当如卿言，至于回纥，则不可"。泌曰："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世）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①这一战略确定以后，唐诏开始秘密遣使联络。第二年（公元788　年）四、五月间，南诏派使到长安。十月，吐蕃入寇，发兵10　万攻打西川，其中也征有南诏的军队。南诏虽已与唐和好，但尚未敢与吐蕃公开决裂，也只得依令发兵数万屯于泸水之北，吐蕃怀疑南诏，就派兵两万屯于会川，以阻隔其与西川的联系，南诏非常愤怒，索性引兵归国。从此，吐蕃在西川战线上失去了南诏的帮助。　　①　《资治通鉴》卷233，贞观三年九月。　　唐诏之间的联系主要是由西川节度使韦皋联络的。他几次给南诏去信，但对方均未作答，直到贞元九年（公元793　年），在南诏与吐蕃猜疑日深时，才派人给韦皋回信，表示愿归顺唐朝。十月，韦皋派人到南诏，正式册封并结盟。十年（公元794　年）南诏突袭吐蕃，大败之。十五年（公元799　年）十二月，吐蕃出兵攻打南诏和西川，被唐诏联合击退。　　3。南诏强盛，北攻唐朝到了唐宣宗时，吐蕃、唐的势力已逐渐走向下坡路，南诏很快强盛起来，势力大增，开始主动出击唐朝。　　（1）对安南的侵扰宣宗时，安南都护李涿为政贪暴，强买蛮（指杂居于岭南的少数民族）　　中马牛，1　头才给1　斗盐，群蛮由此而致怒，不断侵扰安南。大中廿三年（公元859　年），宣宗死时，南诏丰祐也死，酋龙即位抱怨唐不派使者前去册封新王，于是，酋龙自称皇帝，国号大礼，改元建极，派兵攻克播州。咸通元年（公元860　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鄠收复播州，十二月，南蛮引导南诏兵3　万多人攻克交趾，都护李鄠逃到武州。二年（公元861　年）正月，唐命邕管以及安南的邻近诸道出兵救援，六月，李鄠从武州收集当地守军，收复安南，七月，南蛮攻克邕州，南诏也出兵攻打嶲州。　　三年（公元862　年）二月，南诏侵扰安南，朝廷命蔡袭率许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3　万增援，南蛮见唐军兵盛，退走。五月，分岭南为两节度使，广州为东道，邕州为西道。十一月，南诏率群蛮5　万进攻安南，都护蔡袭告急，朝廷命荆南、湖南两道发兵共2000　人，桂管发兵3000　人，前去邕州，但南诏已围交趾，蔡袭婴城自守。四年（公元863　年）正月，南诏攻克交趾，蔡袭战死。三月，南蛮侵扰左、右江，逼近邕州，朝廷命康承训率荆、襄、洪、鄂4　道兵万余人前去救援。五年（公元864　年）二月，康承训到了邕州，见蛮势甚盛，又求援兵，朝廷发兵前往，承训不派人侦视，也不设备，当南诏率群蛮近6　万人攻打邕州时，承训派万余人前去拒战，被南诏打得大败而归，伤亡8000　多人。六年（公元865　年），高骈代承训，高骈进军，屡战屡捷，包围了交趾，七年（公元866　年）攻克交趾，安南平定。（2）对剑南的侵扰太和三年（公元829　年）冬，由于西川兵南入蛮境抄略，南诏侵扰西川，攻克嶲、戎2　州。西川节度使杜元颖派兵拒击于邛州之南，被南诏击败，邛州失陷。朝廷今东川、兴元、荆南出兵救援西川。十二月，又发鄂岳、襄邓、陈许、凤翔、太原兵前去增援。南诏攻克了成都的外城，并停留十多天。"其始慰抚蜀人，市肆安堵，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①太和四年（公元830　年）十月，李德裕调任西川节度使，"练士卒，葺堡鄣，积粮储以备边，蜀人粗安。"②咸通九年（公元868　年），凤翔少尹李师道上奏，请在嶲州设重兵防守，以备南诏侵扰。朝廷在嶲州设定边军，统押诸蛮，并任李师道为节度使。次年（公元869　年）十月，李师道杀南诏使者，欲激怒南诏以求取战功。后师　　①　《资治通鉴》卷244，太和三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44，太和四年十月。　　道调任，朝廷命窦滂代之。十一月，南诏进攻嶲州，定难军都头安荣守清溪关，南诏攻之，安荣退屯大渡河北，双方隔水对峙近10　日。南诏分兵伐木开道，越过雪坡，到了沐源川。十二月，南诏穿唐军衣服，伪作败兵，得以渡河，并攻陷犍为，焚掠陵、荣2　州之境。几天之后，南诏军队结集于陵云寺，与嘉州隔岸对峙，并派军从东面渡河，夹击唐军，嘉州陷落。　　窦滂亲自率军在大渡河拒战，南诏派人诈和，当窦滂前去谈判时，南诏军士乘机强渡，窦滂临阵逃脱，黎州、雅州陷落。邛州军资皆为乱兵所掠。西川百姓都纷纷退入成都城。十一年（公元870　年）正月，西川节度使卢耽修备守御之具，召募军士，并告急于朝廷。不久，南诏军进至成都城下，二月，开始攻城，城内军民固守。　　朝廷任命颜庆复为东川节度使，统一指挥援蜀之兵。庆复进军至新都，大败南诏军队。南诏以援军将至，竭尽全力攻城。援军进至成都城下，攻打南诏军，南诏军被迫撤退。　　乾符元年（公元874　年）十一月，南诏进攻西川，在大渡河上修筑浮桥渡河，唐守军黄景复在其半渡时出兵拒战，大败之。蛮军分兵在上下游20里处各做浮桥，乘夜而渡，黄景复伏兵于路，诈败而退，敌军全力追击，被唐伏兵击溃，唐军追至大渡河南岸。十二月，南诏攻克黎州，入邛崃关，攻打雅州。由于成都城守备完固，朝廷又发兵救援，南诏军至新津而退。　　二年（公元875　年），高骈为西川节度使，发兵5000　追击南诏军队，在大渡河大败之，杀获甚众；又修复邛崃关和大渡河的垒栅，在戎州马湖镇、沐源川筑城，防备南诏入侵。三年（公元876　年），又修筑了成都城的外城。此后，由于连年征战，唐诏双方损失都很巨大，南诏求和，唐亦许之。中和三年（公元883　年），唐嫁公主与南诏和亲。　　八、唐末农民战争（一）唐末形势唐末，社会问题逐渐增多，社会危机重重，民不聊生，于是民众为了生存，纷纷铤而走险，揭竿起事。　　1。裘甫的浙东起义唐后期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东南八道，这一地区的民众负担也就格外沉重，终于在浙东暴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　　（1）裘甫起事大中十三年（公元859　年）十二月，裘甫在浙东率百余人起事，攻下象山（今浙江象山），进逼剡县（今浙江嵊县），明州（治所在今浙江鄞县）为之城门昼闭，浙东大震。浙东观察使郑祗德立刻派讨击副将刘勍和范居植率兵征讨。咸通元年（公元860　年）正月，浙东官军被裘甫击败，范居植战死，刘勍只身逃脱。裘甫率众乘胜攻克剡县，"开府库，募壮士，众至数千人，越州大恐"。①二月，郑祇德又派沈君纵等3　人率新召募的500　名士兵攻打裘甫。裘甫在剡西的三溪设下埋伏，大败官军，3　员唐将皆战死。　　郑祇德在连败之后，急忙向朝廷告急，同时求救于邻道。浙西派牙将凌茂员率400　人、宣歙派牙将白琮率300　人赴援。但郑祇德将援军召入观察使府中以自卫，而不出兵攻讨裘甫。裘甫连战连胜，声威大振，"于是山海诸盗及他道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众至三万，分为三十二队。。。群盗皆遥通书弊，求属麾下。（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印曰天平。大聚资粮，购良工，治器械，声振中原。"①裘甫分兵四出，攻克了唐兴、上虞、余姚、慈溪、奉化、宁海等地，并进围象山。　　（2）双方战略面对浙东的这种形势，朝廷调任王式任浙东观察使，主持讨击裘甫事宜。懿宗问王式攻讨方略，王式分析了浙东起事给唐朝廷带来的危胁，他说："兵多贼速破，其费省矣。若兵少不能胜贼，延引岁月，贼势益张，则江淮群盗将蜂起应之。国家用度尽仰江淮，若阻绝不通，则上自九庙，下及十军，皆无以供给，其费岂可胜计哉。"②王式的战略原则是要以重兵速战速决。朝廷征发忠武、义成、淮南等诸道兵归王式指挥。　　裘甫虽四出攻掠，但并无明确的战略目标，当他们得知王式率大兵前来攻讨时，大将刘暀认为不能再盲目出击。他建议裘甫："引兵取越州，凭城郭，据府卒，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筑垒以拒之，大集舟舰。得间则长驱进取浙西，过大江，掠扬州货财以自实；还，修石头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响应者。遣刘从简以万人循海而南，袭取福建。如此，则国家贡赋之地尽入于我矣。但恐子孙不能守耳，终吾身保无忧也"。①　　①　《资治通鉴》卷250，咸通元年正月。　　①　《资治通鉴》卷250，咸通元年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250，咸通元年三月。　　①　《资治通鉴》卷250，咸通元年三月。　　他的战略计划是以越州为根据地、进而占据扬州、福建，割据一方。王辂主张"拥众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此万全之策"。②他所谓的万全之策，并无战略目标，只是苟延岁月而已。　　裘甫由于畏惧官军，对以上两种战略主张未能作出明确选择。在军事行动中，也没有什么实际的部署与准备。王式到任后，整饬军政，开仓赈济，组建骑兵，并分兵讨击。东路由宣歙将白琮、浙西将凌茂贞率其本军，韩宗政率领土团，共千余人，石宗本率骑兵为先锋，从上虞赶赴奉化，解象山之围；西路军由义成将白宗建、忠武将游君楚、淮南将万璘率其本军，会合台州唐军，直奔新昌、唐兴。　　五月，东路军在南陈馆大败裘甫，裘甫率众回到剡县。西路军也随之追到。王式得知裘甫回剡县，立即命东路赶往剡县，与西路军会合，夹击裘甫。六月，官军围攻裘甫。裘甫欲以诈降突围，但未能成功，反被官军生擒。其部将刘从简则乘官军大意轻敌之机，率500　多人突围，奔大兰山，据险自守，七月，被官军攻克。　　2。两淮民众起事（1）桂林戍卒兵变两淮民众起事是以桂林戍卒兵变北归为导火线的。咸通三年（公元862年）朝廷命徐州兵南戍桂林，以防南诏北侵。按规定，戍卒3　年一替，这批戍卒已戍边6　年，仍不放还。咸通九年（公元868　年）七月，他们发动兵变，推庞勋为首，擅自北归。　　他们本想从湘潭、衡山而直接回到徐州，但因遭到山南东道节度使严铉的阻击，改由沿江东下，经浙西进入淮南，再渡江北上。九月底，到达泗州。正当庞勋率戍兵北归时，"淮北大水，征赋不能办，人人思乱。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①徐州刺史充武宁节度使攻讨庞勋，庞勋在十月攻克宿州，又击败徐州军，乘胜攻克徐州。庞勋分派诸将，率兵守濠州、泗州、宿州，"自余要害县镇，悉缮完戍守。。。愿效力献策者远近辐凑，乃至光、蔡、淮、浙、兖、郓、沂、密群盗，皆倍道归之，阗溢郛郭"，以至于"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鉏首而锐之，执以应募"，②投奔庞勋。　　朝廷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发诸道兵共20　万归属3　帅统领。沙陀、吐谷浑、达靼等部亦率兵参战。庞勋以"泗州当江、淮之冲"，十二月攻占淮口，阻断了漕运，分遣其将南攻舒州（治所在今安徽潜山县）、庐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市），北攻沂州（治所在今山东临沂）、海州（治所在今江苏东海），先后攻克了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及沭阳、下蔡、乌江、巢县等地。（2）两军决战闰十二月，南线戴可师率兵3　万渡过淮河，庞勋部放弃淮南之地。戴可师的战略是克占淮口，进而解沙州之围。官军包围都梁城（今江苏盱眙），②　《资治通鉴》卷250，咸通元年三月。　　①　《新唐书》卷52，《食货二》。　　②　《资治通鉴》卷251，咸通九年十月、十一月。　　庞勋派王弘立率兵数万急行军向官军发起攻击。官军未及列队迎战，即被击溃，戴可师等被杀死。庞勋乘胜进围寿州，阻断了经寿州上溯淮水而入颍水、汴水的交通路线。　　咸通十年（公元869　年），康承训率诸军7　万余人屯于柳子之西，阻截庞勋西进。二月，王弘立率3　万人渡过濉水，夜围官军于鹿塘寨。但沙陀骑兵突然从左右突围而出，义军阵营被冲乱。鹿塘寨中官军也乘势出击，王弘立单骑走免。三月，康承训乘胜进围柳子（今安徽永城东南）。柳子镇处在运河边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徐州的西大门。屯守柳子的义军姚周部被承训击败。四月，庞勋征兵3　万，亲自率部到北线，在丰县向官军发起冲击。击退官军后，进一步西击康承训，结果惨败，溃归徐州。　　此时，南线官军马举率所部3　万人渡过淮河，欲解泗州（今江苏盱眙）　　之围。其时西线的王弘立也败归泗州，与吴迥部继续围攻泗州，却未能抵挡住马举的进攻，王弘立战死，吴迥退守徐城（在沙州西北）。六月，马举从泗州沿淮水西攻濠州（今安徽凤阳），攻克了招义、钟离、定远等县。七月，康承训进攻宿州（今安徽宿州市），北伐曹翔进击丰县、沛县，官军从北、西、南3　线加紧了对徐州的围攻。坚守宿州的张实向庞勋写信，提出战略对策："今国兵尽在城下，西方必虚，将军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州）、亳（州）之郊，彼必解围而西，将军设伏要害，迎击其前，实等出城中兵蹙其后，破之必矣！"庞勋采纳了他的建议，于七月底率兵2　万向宋、亳进发。当他尚未进至宋、亳，坚守宿州的张玄稔已投降官军，并率兵东进徐州。徐州守将不知张氏已降，将其放入城中。城外的康承训与张氏遥相呼应，攻陷徐州。庞勋到达宋、亳时，康承训回军追杀，大败义军，庞勋战死。守濠州的吴迥部在坚持半年之后，因城中粮尽，突围时全军覆没。　　浙东、两淮的民众暴动虽然失败，但却暴露了唐王朝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危机，预示着更大规模的民众暴动将会发生。果然，5　年之后，王仙芝、黄巢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终于彻底打乱了唐王朝的统治秩序。　　（二）黄巢领导的全国性民众暴动唐末，在今山东、河南、河北一带，灾荒连年，百姓以草根、树皮为食，但官府仍旧催逼租税，致百姓于水火之中。①乾符二年（公元875　年）濮州（治今山东濮县）人王仙芝首先在濮阳（今河南濮县）聚众起事。同年七月，曹州冤句（今山东荷泽）人黄巢组织数千人起事响应，"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②不久，起事者即由山东扩展到江淮一带，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　　1。转战关东、江淮--战略防御阶段（1）转战山东王仙芝起事后，率众攻克了濮州、曹州，十一月，朝廷命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5　节度使、监军亟加讨捕和招慰。十二月，仙芝攻下了沂州。三年（公元876　年）七月，诸道行营招讨使宋威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城下大败王仙芝，仙芝逃去。宋威上报朝廷，说王仙芝已被打死，并令诸道派来的军队都返回原镇，自己也率兵返回了青州（今山东益都）。但过了不久，王仙芝又攻克了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从今山东转移到了今河南平顶山一带，威胁东都。朝廷急忙征发部队，一方面保卫东都，一方面扼守汝（今河南临汝）、邓（今河南邓县）、陕州、潼关。具体的战略部署是：命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攻打王仙芝，命昭义节度使曹翔率兵骑5000　与义成军守卫东都；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2000　防守汝、邓一带的交通要道，防其南下。当仙芝进一步逼近汝州时，又命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绹选步兵1000，骑兵500　守卫陕州（今河南陕县）、潼关（今陕西潼关），以防其绕过东都自攻长安。朝廷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将王仙芝的势力局蹙在今平顶山一带，予以消灭，防其再次流动。九月，王仙芝攻克汝州，东都为之大震。之后，仙芝又克阳武，攻打郑州。朝廷急忙派人招降，授以官爵。同时昭义军在中牟（今济南中牟）挫败了仙芝继续北上、攻打东都的势头。　　（2）转战江淮王仙芝在中牟受挫后，看到东都一带官军力量甚强，便调转军锋，南攻唐州（今河南汝阳）、邓州。之后，兵分两路，西南路于十一月继续南下，攻克郢州（今湖北鍾祥）、复州（今湖北沔阳），进而转向东北，破安州（今湖北安陆）、随州（今湖北随县）。东南路则相继攻陷了申州（今河南信阳）、光州（今河南潢川）、庐州（今安徽合肥）、寿州（今安徽寿县）、舒州（今安徽潜山）、黄州（今湖北黄冈）等地。　　王仙芝率部南下江淮间，河南的官军尚以防守为主，不及追击南下。而江淮"诸州府兵不能讨贼，但守城而已"。①江淮是唐财源所在，又处于南北交通的中介地区，"若使贼陷扬州，则江南亦非国有。"②于是，淮南节度使　　①　参见吴宗国《唐末阶级矛盾的几个问题》（载《北大学报》1984.3。）。②　《资治通鉴》卷252，乾符二年六月。　　①　《旧唐书》卷19　下《僖宗纪》。　　②　《资治通鉴》卷　252，乾符三年十二月。　　刘邺向朝廷请求援助，以保江南，感化军节度使薛能选精兵数千前去援助。王仙芝在率军攻打蕲州（今湖北蕲唐）时，宰相王铎、刺吏裴渥招降仙芝，但由于黄巢反对而作罢。攻克蕲州后，王仙芝、黄巢分道，各自备战。　　四年（公元877　年），王仙芝攻陷鄂州（今湖北武昌）、安州、随州。　　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派其子率兵救援随州，战败而死，朝廷派李昌言率凤翔500　骑兵赴援。王仙芝又转战复州、郢州，迫使救援裹州的宣武兵从申州、蔡州的小路逃回。五年（公元878　年）正月，王仙芝率兵渡过汉水，攻掠荆南。但此后却连连受挫，二月，在黄梅（今湖北黄梅）再次失利，伤亡5　万余人，仙芝也战死，尚让率余众投奔了黄巢。　　（3）转战曹濮黄巢在蕲州城下与王仙芝分手后，决定北上，攻打曹、濮。其时，朝廷将主力用于对付王仙芝，忠义、宣武、感化等军又抽调一部兵力去浙江镇压王郢的起事，曹濮空虚。四年（公元877　年）二月，黄巢攻克了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杀天平节度使薛崇。三月，攻克沂州，队伍发展到数万人。七月，围攻宋州（今河南商丘南）。张自勉率忠武兵救援，义军受挫，解围而去。十二月，攻克匡城（今河南长垣）、濮州。在攻打亳州（今河南亳县）时，尚让赶来，他们推黄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设置官署。五年（公元878　年）三月，黄巢率军西进，经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县），攻打宋州、汴州，前后袭击了新郑（今河南新郑）、叶县（今河南叶县）、郏城（今河南郏县）、阳翟（今河南禹县）等处，又迂回到今河南许昌一带，威胁东都。唐廷再次部署，防守东都，黄巢却乘机率兵转向江南。　　（4）挥军南下唐朝官军在山东河南力量强大，黄巢很难打开局面，于是再次率军南下，向官军力量薄弱的南方发展。　　黄巢从今河南许昌、平顶山一带南下"大掠淮南，其锋甚锐"，①兵众达10　万之多。同年秋，从和州（今安徽和县）渡过长江，到达安徽东南部，进攻宣州（今安徽宣城）未克，随即转战浙西，进击浙东，攻打杭州，未克，又转攻越州（今浙江绍兴），生擒越州观察使崔璆。由于受到镇海节度使高骈大将张璘、梁缵的阻击，放弃越州，开山路700　里，进入福建，攻克福州。六年（公元879　年）正月，张璘、梁缵分道进击黄巢，其部将秦彦、毕师铎等大将先后降唐。黄巢继续南下至广南。五月，攻陷广州，并转攻岭南诸州县。　　朝廷任命宰相王铎为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任命李系为副都统、湖南观察使，率兵5　万屯于潭州（今湖南长沙），"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欲阻击黄巢的北上，以便消灭之于岭南地区。　　2。北攻洛阳、长安--战略进攻阶段黄巢攻下广州后，曾一度"欲据南海之地永为巢穴"，②但其所部大多为北方人，不服南方水土，"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劝之北还以图大事"，　　①　《旧唐书》卷19　下，《僖宗纪》。　　②　《旧唐书》卷200　下，《黄巢传》。　　③于是黄巢决定北上。　　黄巢从桂州（今广西桂林）出发，他们编了上千只大木栰，乘栰沿湘江而下，经永州（今湖南零陵）、衡州（今湖南衡阳），到达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唐南面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李系拥兵10　万在此拒阻，但1日之间即被黄巢攻克，李系狼狈逃到郎州（今湖南常德）。尚让乘胜率众进逼江陵。当时唐各路援军尚未结集，镇守江陵的官军不足万人。王铎命刘汉宏守江陵，自己则退到襄阳（今湖北襄樊）。王铎走后，刘汉宏即纵兵大掠江陵而去，黄巢进据江陵。　　十一月，黄巢北上襄阳。刘巨容与江西招付使、淄州刺史曹全晟合兵，于荆门设伏击败黄巢，黄巢、尚让收集余众，渡江东走。　　黄巢渡过长江，攻下了鄂州（今湖北武汉）的外城，并连取饶州（今湖北波阳）、信州（今江西上饶）、池州（今安徽贵池县）、歙州（安徽歙县）、衢州（今浙江衢县）、杭州等15　州，众至20　万。广明元年（公元880　年）三月，淮南节度使高骈派其将张璘攻打黄巢，屡战屡捷，朝廷为此而任命高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高骈传檄天下，广征士兵，得7　万人。四月，张璘渡江攻打义军王重霸部，迫使其投降。黄巢退保饶州，张璘又攻克饶州，黄巢再次退屯于信州。当时这一地区正流行疫病，义军士兵多死。黄巢派人贿赂张璘，要其缓攻，同时请降于高骈。高骈欲独吞招降义军之功，上报朝廷，请已结集到淮南的昭义、感化、义武诸道军队退回。官军退后，黄巢拒降，高骈大怒，命张璘进击，被黄巢打得大败，张璘战死，义军声势又振。　　六月，黄巢军先后攻克了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华）、宣州（今安徽宣城）。七月，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南）渡江，包围了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兵锋甚锐。高骈命诸将自守，并请朝廷派兵防守淮河，以阻击黄巢渡淮北上。朝廷命河南诸道发兵屯于溵水（今河南漯河一带），命泰广节度使齐克让屯于汝州（今河南临汝），阻击黄巢，保卫东都。东南行营副都统曹全晟欲在淮南阻击黄巢，被义军包围于泗州（今江苏盱眙），高骈拥兵不救，泗州被击破，淮南防线彻底突破。这时，派往溵水的徐州士兵发动兵变，屯于溵水的各军纷纷退散，淮河北岸防线也全部崩溃，黄巢乘势渡过淮河。　　十月，黄巢攻克申州（今河南信阳），进入颍（今安徽阜阳）、宋（今河南商丘）、徐、兖地区，东都洛阳暴露在义军的攻打之下。　　面对这种形势，唐大臣中有的主张守潼关，有的主张退到四川，最后，僖宗决定守潼关。十一月，黄巢攻克东都，进逼潼关。潼关旁有一条山谷，平时无人行走，官军也未设防。黄巢一边攻打潼关，一边派人经这条山谷绕过潼关，两面夹击，官军大败。义军长驱直入。潼关失守，长安无兵，僖宗匆匆离开长安，逃往西川。黄巢在长安称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　　3。大齐与唐对峙长安--战略相持阶段（1）长安之战黄巢占长安后，凤翔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凤翔）郑畋一面伪降黄巢，一面完城堑，缮器械，训练士卒，秘密联络诸道合兵进击黄巢。　　③　《资治通鉴》卷253，乾符六年十月。　　中和元年（公元881　年）正月，僖宗在汉中，命高骈攻讨黄巢，高骈拒不出兵。二月，黄巢命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攻打邓州（今河南邓县）。三月克之，义军屯于邓州以扼荆、襄。黄巢又派尚让、王播率兵5　万西攻驻于凤翔的郑畋，但被郑畋击败。沙陀首领李克用也率部南下勤王。　　四月，唐弘夫屯兵于渭北，王重荣屯兵于沙苑，王处存屯于渭南，拓跋思恭屯于武功，郑畋屯于盩至（今陕西周至），各军同进，攻打黄巢。黄巢则主动撤出了长安。　　官军进城后，卸甲释兵，大掠金帛。黄巢探知官军军容不整，又无后援，便回军攻杀，大败唐军，重新占据了长安。　　（2）唐军围攻长安五月，已投降黄巢的忠武军节度使周岌与监军杨复光联络，准备起兵攻打黄巢。当时秦宗权占据着蔡州（今河南汝南），杨复光派人与之联络，约定一同起兵。忠武军分作8　支，大败黄巢守将朱温，攻占邓州，并乘胜追击至蓝桥（今陕西蓝田东南）。昭义节度使高浔与王重荣合兵攻克华州（今陕西华县）。六月，黄巢派兵攻打驻屯于兴平的邠宁军朱玫，朱玫退屯奉天。西川军李鋋率兵万人，巩咸率兵5000　进屯兴平，屡败义军。七日李孝昌、拓跋思恭屯兵于东渭桥，黄巢派朱温拒击。八月黄巢部将李详在石桥与官军交战，官军大败，逃奔河中，李详乘胜攻克了华州。九月，朱温、尚让率军在东渭桥与李孝昌、拓跋思恭所率官军交战，官军不利，引兵撤退。十一月，孟楷、朱温袭击驻屯于富平的鄜、夏2　军，大败之。　　二年（公元882　年）二月，朱温攻克同州。四月，王铎率两川、兴元的部队屯驻于灵感寺，泾原兵屯于长安之西，易定、河中兵屯于渭北，邠宁，凤翔兵屯于兴平，保大、定难军屯于渭桥，忠武军屯于武功，准备攻打长安，黄巢的势力被压迫在同、华一带。当地百姓为避战乱，纷纷出逃，长安城中的粮草日少一日。六月，黄巢率军攻打兴平，兴平诸军退屯奉天。九月，黄巢的同州刺史朱温向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投降，不久，华州亦降。十一月，王铎又召李克用率兵南下至河中。十二月，李克用在夏阳渡河，屯军于同州。黄巢陷入了全面被动的局面。　　4。率众败退--战略退至失败三年（公元883　年）正月，李克用将李有贞在沙苑击败义军。二月，李克用进兵乾阬（在沙苑西南），与河中、易定、忠武的军队会合，尚让率15万人屯于梁田陂，两军殊死决战，义军大败。黄巢派王蟠袭取华州，李克用进围之，并分派骑兵据守渭北。黄巢在几次作战不利、军粮已尽的情况下，准备退出长安。三月，派尚让救援华州，被李克用、王重荣击败，官军进至渭桥。四月，克用与忠武、河中的军队向长安推进，与黄巢军大战于渭，三战三捷；义武、义成等诸军继进，黄巢军大败。初八，克用从光泰门进入长安，黄巢力战不敌，撤出长安，经蓝田进入商山。　　黄巢派其将孟楷率万余人为先锋，攻打蔡州，守将秦宗权投降，但在进一步攻打陈州时，被守将赵犨击败。黄巢亲率大军围攻陈州，并分兵攻掠黄河以南的许州、汝州、唐州、邓州等数十州。十二月，赵犨向邻近节镇求救，周岌、时溥、朱全忠赴援，但仍不足以与黄巢为敌，于是又求救于李克用。四年（公元884　年）正月，李克用率军自陕、河中渡过黄河来赴援，与许、汴、徐、兖之军会合于陈州，当时尚让屯于太康，四月，被官军攻克。屯兵于西华的黄思邺也被官军击走，而黄巢围攻陈州达10　个月之久，仍未能攻克。太康、西华兵败后，黄巢退屯于故阳里，朱全忠也退回汴州。　　五月，连日大雨，黄巢营垒漂没，不得不向东北方的汴州退却，尚让也率5000　骑兵向汴州逼近。克用与忠武军从许州出发，赶来赴援。初八在中牟北面的王满渡，乘黄巢军正在渡河之机，打败黄巢。黄巢率众北走，在封丘再次失利，东奔兖州。时溥派其将李师悦率兵万余人追击。六月，败黄巢于瑕丘。黄巢所部殆尽，在退到狼虎谷时被其外甥林言所杀。　　这次农民大暴动，自北向南，又从南往北，扫荡了大半个中国，给唐政府以很大的打击。各地节镇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朝廷再也无力控制藩镇，唐王朝一步步走向瓦解。　　九、唐朝府兵制的盛衰①（一）唐初府兵的恢复及组织1。十二卫与十二军李渊进入长安，建立唐朝，即任命元从功臣和招降军将为卫大将军、将军，完全因仍隋制。唐初十六卫的组织都已恢复，分别任命了军将，但这仅仅是官名的恢复，并不是当时军队的组织系统。十二卫所属的骠骑、车骑将军也是领兵官的官衔，其所统之兵实际上大多属于建成、世民、元吉三王府，十二卫大将军一般也是尊崇的名号。　　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关中部队进行整顿，置十二军，统领关内诸府。具体办法是把关中分作12　道，诸道都有骠骑、车骑府。次年，十二军各立军号，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邠州道为招摇军，西麟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宣州道为天节军。军有将、副各1　人，以督耕战。下有坊，置坊主1　人，由本坊五品勋官担任，负责检查户口，劝课农耕。六年一度废止十二军，八年由于突厥入寇，重又设置。这种分道分军，以督耕战，劝课农桑的军队组织体系，是一种战时的、居民军事化的组织系统，因为它不仅包括军人，而且包括了民户。他们一般都驻屯本地，但有时也调驻别处。　　十二卫、十二军之外，建成、世民、元吉三王还各开府领兵。当李渊起兵于太原时，建大将军府，置左、右三军，长子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统左三统军，次子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统右三统军，另有中军，由元吉统领，镇守太原。建成被立为太子后，东宫有左、右三卫府，秦王世民、齐王元吉各置左、右六护军府及左右亲军府、帐内府，分掌亲勋卫及外军，其统领系统与十二卫、十二军不同。　　当时的禁卫军是由太原起兵时的3　万元从兵充任，称为元从禁军。它负责京城及皇城的戍卫工作。　　以上几种部队虽属不同的统领体系，但其军将则可互任，十二军军将可由三王府的军将出任，他们亦可带兵宿卫。　　2。骠骑、车骑的分与合唐在建国过程中，为了笼络武人，一方面提升武人的职位，一方面提高军将的官号。把鹰扬郎将、鹰击郎将改为军头、府副，其上是统军。后又加"将军"名号，称作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当唐朝逐渐稳定后，又力图将军将名号降低，骠骑将军在唐初使用了六七年后，又称为统军，再过六七年，又降称都尉，并固定下来。　　唐初的军府称作骠骑将军府，以骠骑将军为军府的长官，车骑将军为其副职；此外还另有车骑将军府，以车骑将军为军府的长官，与骠骑将军府并存。虽名位较低，但在军事组织系统上仍是平行的机构。这是武德三年以前　　①　本章参见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　　的情况。此后，只有三卫（亲卫、勋卫、翊卫）中仍保留骠骑、车骑两府。到武德七年，三卫中骠骑、车骑的名号都统一改为中郎将，车骑将军成为骠骑将军的副职，二者分设军府的情况不复存在。　　（二）折冲府的建立与全盛1。军府名称与折冲地团太宗贞观十年（公元636），军府的长官改称为折冲都尉，军府的名称也确立为都尉府，简称折冲府。折冲都尉的名号略低于隋的鹰扬郎将，其实际职权也有所降低，州或郡的长官虽不直接管辖折冲府，但点兵、发兵、练兵等事务，刺史或太守都要参与。军府的副职为左右果毅都尉。　　折冲府分布在各地，即就其所在区域，因地定名，比如，京兆府的云阳县有甘泉山，汉代曾于此设甘泉宫，此地所设之折冲府即名为甘泉府。长安城内的永乐坊内设置的折冲府即名永乐府。各个折冲府的兵源和军人家室居住有一定范围，叫作"地团"，即在一定地域内立为团伍，其户籍属于州县，其军籍属于折冲府，其地域区划，类似州县的境界。折冲府地团的大小并无一定，依折冲符分布的疏密和兵役轻重的情况而定，没有设立折冲府的州县就不存在地团。兵役重、兵源多的，折冲府设立越多，地团区域就小。反之，则地团区域越大。　　军人分居于地团之内，与民户杂居，不脱离本土、本业，平时同一般居民一样劳作，在上番、教阅时，才分别集中于折冲府或上番所在的京城或征戍所在的地区，执行军事任务，过军人的生活。到京师上番的府兵，集中屯聚于军营内，家属不再随营。　　2。卫府组织与分布唐因隋旧，以卫统府，"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其余以隶东宫六率"。①十二卫和东宫六率所领的折冲府都不集中在一个地区，比如，左右骁卫所领折冲府分属京兆、河东、河南、江南、山南诸道，左右武卫所领折冲府分属京兆、河东、河南、山南诸道。一个卫所领折冲府分散各地，军将不易专其兵。卫大将名位虽高，但在平时仅统领所属上番卫士宿卫京师，战时受命出征，其军队由朝庭从各卫及募兵中调遣。就一个道或一个州而言，折冲府虽多，但其所隶属的卫、率不尽相同，如河南道74　府，分别隶属于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圣卫等，平时上番宿卫事务与统领系统不同，战时受皇朝调遣接受行军元帅或行军总管的指挥，而所隶行军元帅或总管，往往不是本卫将军，这样就不易形成割据势力。而且卫大将军和地方长官都无调遣军队之权，即使在教阅集中时，由于各自统领系统不同，也可收到互相牵制之效。　　唐代折冲府的组织和编制已制度化。折冲府分作上中下3　等，上等1200人，中等1000　人，下等800　人。一个折冲府，上等有6　个团，中等有5　个团，下等有4　个团。每团下有2　旅，每旅下有2　队，每队下有5　火，每火有10人组成。队和火的人数一般是较固定的，团旅在战时有时会根据这种平时编制有所调度，如以3　旅为1　统，或以3　团编成2　统。另外还有一种特别的折冲府，总人数为1500　人，下设5　团，每团300　人，下设3　旅。　　唐朝折冲府最多时达到630　多个，其分布范围很广，但具体到各地，又　　①　《新唐书》卷50《兵志》。　　或多或少，差别很大，极不平衡。折冲府绝大部分分布于京城附近，关内道占了近20％，关内、河南、河东占了80％，这就是所谓"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①的强干弱技政策。　　折冲府的廪禄、器械、马畜、廨宇、田园、食料、卒伍籍帐、宿卫、征防、番第以及官吏考课、勋阶等有关事务，都直接上隶于卫。府兵的调遣、征发，掌握于兵部，但须皇帝下勅书，兵部与诸卫亦不得专决。在发兵、练兵、查阅军备、点兵时，地方官负有责任。发兵的兵符下达后，要由州刺史与折冲对证核查，练兵时地方官要检查、督促，军备的淘汰、补充，刺史也要参与核实，点兵是以每户的男丁多少、贫富强弱、财力高下为依据的，而民户户籍由地方官掌管，故点兵也非地方官参与不可。　　3。府兵的主要任务府兵的主要任务，一是上番宿卫京师，二是征防。宿卫京师是按番来进行的，一般来说距京师500　里内的折冲府为5　番，1000　里是7　番，1500　里是8　番，5　番是指一个折冲府的兵分作5　组，轮番执勤。7　番是分作7　组，上番期限均为1　个月。例如上府1200　人，5　番则每次派出240　人，7　番为171　人，8　番为150　人。500　里内5　番，一年两次承番还不足，其在京城宿卫每年平均要有66　个实际天数，加上两次承番旅程往返的日数，如距京城500　里的一个折冲府，卫士往返和休息时间约为24　天，两次为48　天，加上实际上番日数66　天，共计114　天，仅为3　个月。7　番，每年平均上番实际天数为52　天，旅程和休息时间约为84　天，共136　天约为4　个月。由于上番宿卫花在旅程上的时间较长，距京城较远的折冲府可以交钱免番，大约要交两、三千文钱。府兵本身有内府、外府之分，相沿为内军、外军，内府指亲卫、勋卫、翊卫三卫，其余则为外府。内府三卫由势官子孙担任，可以宿卫内庑，称为内仗。凡朝会、出行，三卫、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等兵交错立仗。京城诸门及京师诸衙由十二卫负责宿卫。三卫每月上番者数千人，诸卫上番者近10　万人。不领府兵的左右千牛卫可以带刀升殿护卫。　　宿卫又有南衙、北衙之分，十六卫是南衙，禁兵属北衙，南衙由宰相掌管，北衙则由皇帝亲自命将统领，禁兵主要为羽林屯兵，屯于玄武门，又称北门屯兵，最初由太原起兵的元从3　万人担任。贞观时择其中善射者于北门长上，称为百骑，又置北衙七营。百骑扩充后，择其中骑射兼优者为飞骑，后发展为千骑、万骑，成为左右龙武军，高宗时还另有左右羽林军，肃宗时又成立左右神战军，总称北衙六军。　　征是征行，指临时派遣，防则有固定番期。自从隋代实行军民同籍之后，军队就开始居民化了，唐代的折冲府制度更为严密，军人平时劳作，该上番时上番，有事则临时被调遣，已完全居民化了。换言之，军人成了一种予备兵，而非职业兵。这不利于全国防御。于是，有镇、戍、守提的体系，即在军事要塞或边防要地屯驻军队，这部分军队是常备军，主要由府兵担任，也是分番上防。一般都是连续两年服役，每年的十月，新旧人员交替。有战争时，要征调府兵参战，但在各种战役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往往与地方兵、边防兵、临时召募的士兵结合在一起作战，但府兵在其中却是中坚力量。　　①　《陆宣公秦汉》卷八《议关中事宜状》。　　4。府兵的拣点、训练及其负担唐代府兵的拣点，有资财、能力、丁口3　项标准，尤重资财的比较与先择。按照法令，亲、勋、翊三卫要从二至五品官员的子孙中选拔，一般折冲府的府兵则从六品以下官员的子孙以及百姓中未负担其劳役的人员中选拔。具体在选拔时首先要看资财，财富者先取；资财相同，则看应选者本人的能力，能力高者先取；能力相同，再看其家丁男的人数，丁男多者先取。府兵每3　年拣点一次，一旦被点则终身为兵。一般从21　岁入伍到60　岁才能退伍。府兵平时居家，有练习武事的任务，"居常则皆习射，唱大角歌"，①这是最基本的两项，每年上番时还要集中教阅，并要考察平时练习的成绩，此外，每年冬季，还要有一次试阅，每年冬季，折冲都尉把自己所属的士兵分作左右两队，由两个校尉带领。两队相距百步，每队又各有10　组步兵，1组骑兵。两队都要卷起矟幡，展开刃旗，相对散立。角手在吹完第一遍大角时，两队都要将本队人马依阵法排列整齐，第二遍大角吹完，都要偃旗矟、解幡，第三遍大角吹毕，都再举起旗矟，这时左右两队带队的校尉击鼓，两队人马合噪而进。右队队校击钲，其队要稍稍后退，左队则跟进到刚才右队站立的地方，右队队校击钲，其队也稍退，右队则前进到刚才左队站立的地方，右队队校再次击钲，其队归复原位。左队再进战，这时两队都同时击钲，两队就各归原位。大角再吹第一遍，两队士兵都卷幡、摄矢、弛弓、匣刃，吹第二遍，两队都举起旗矟，向前进走，吹第三遍，两队都再退回。训练的这一天，要合围打猎，猎物归己所有。唐代两军作战时，都要列阵，这从前面所讲的历次战争即可知晓。阵法也是平时训练的一个主要项目，以上所述阵法的练习虽很机械，但在战时却是根据这种最简单的阵法来加以变换，组合出更多更复杂的阵势。兵士对旗鼓都要很熟，吹大角时有词有曲，不了解词曲，就无法辨明军令，平时"唱大角歌"，其意义即在于此。　　宿卫京师的府兵平时要教射，冬春要讲武或狩猎，这在太宗、高宗时几乎每年都进行。讲武有直、方、锐、曲、圆五阵，五挑而五变，狩猎较为灵活。　　折冲府常备有征行器仗和马匹等，府兵出征时，除重兵器（甲、矟、弩、矛、具装等）和战马外，其它如弓、箭、刀、楯、短矛、资装等都由府兵自备。每火10　人，要自备6　匹驮马，用于军事运输，还要具备马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筐、斧、钳、锯各1　把，甲床两张，镰3　张。一个队有5　火，共50　人，要自备火钻1　个，胸马绳2　条，首羁、足绊各3　个。每个士兵要自备弓1　张、矢30，胡禄、横刀、砺石、大觽、毡帽、毡装、行滕各1　个，麦饭9　斗，米2　斗。士兵将这些东西备齐后，交给折冲府统一蓄存，到用时再发给他们。征防在路上所需粮食，由官府供应，一般士兵在征行时还要随身携带一些钱和绢。被点为府兵后，可以免其本人对国家的其它负担，但可依常人一样按均田令授田。　　①　《旧唐书·职官志》。　　（三）府兵制的破坏1。禁军地位的提高及取代府兵宿卫前已述及，京师的宿卫工作是由府兵与禁兵共同承担的，但府兵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京城的守卫，禁军则主要负责宫城的守卫。太宗、高宗、武后时，都曾扩大禁军的力量，成立于高宗时的左右羽林军只是"大朝会则执仗以卫阶陛，行幸则夹驰道为内仗"。①武则天时，又扩充禁兵，并置仗内六闲，其一为飞龙，以宦官为飞龙使。则天和韦后当政时期，充任左右羽林大将军的，都是其本家或亲信，羽林大将军的荣宠与地位非诸卫大将军所能比，神龙元年（公元705　年）张柬之诛"二张"，逼武则天还政于唐也是争取到了羽林军的支持。景云元年（公元710　年）玄宗率万骑入北军，废杀韦后。在这一系列政变中，禁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唐初人们之所以愿意充任府兵，是由于任府兵后，出征打仗一旦立功，即可授以勋官，并按勋官的高低加授田地，还可以荫子孙入仕，免除赋役。到高宗时，这种勋官授得太多、太滥，官府不再依名兑现，立军功就不再有实际意义，加上到京师宿卫的府兵，往往被官宦人家役使如同僮仆，其社会地位一落千仗，况且兵役本来就是一次非常沉重的负担，要自备资装，还要耽误农时，这远远比一个普通百姓的负担要重得多，因此从高宗以后，人们渐渐都不愿充任府兵，力图逃避兵役。　　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　年），命令从宿卫京师的府兵中挑选优秀者充任羽林飞骑等禁军。十年，张说又建议，官府出钱召募壮士充任宿卫，是为。。骑。第二年，又命尚书左丞与京兆、蒲同、岐、华州长官，选府兵及白丁12　万，分隶十二卫，每卫万人，分为6　番，轮流上番服役。平时近营为堋，教阅习射，皆免征镇赋役，资粮由官府供应，这使宿卫京师的府兵也成了募兵。十六年，。。骑弩手并入左右羽林军飞骑，只存步兵、骑兵的弓箭手，其作用与地位大为降低，宿卫兵已禁军化了。至天宝八载（公元749　年），终于停止折冲府上下鱼书，从法令上正式停止其上番宿卫。宿卫之兵不再分番，而完全成了职业兵。　　2。府兵征防任务的消失唐太宗时期，屡次用兵边地，征服了周边民族，所以居民化的府兵可以平时务农，战时出征，动不经岁。但高宗、武后时，突厥再次复兴，契丹、奚等部族也不断南下扰边；青藏高原上吐蕃也开始兴盛，唐与吐蕃对峙。先前的府兵制是战争发生时，临时征集府兵，出征攻战，兵罢则散归原地。平时，仅有镇、戍、守提等不足10　万兵力分布于各地的交通要道、军事要塞。在新的边疆形势下，这种府兵制不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每次征战之后，都要留一部分军队镇守。这种情况早在太宗时就已出现，如平定高昌后，留兵1000　人镇守。高宗、武后时，为防御周边部族的侵扰，专门派驻军队，这种长期屯驻于边地的情况，是亦农亦兵的居民化府兵所无力承担的，它要求有职业兵来承担。于是，官府就出资召募军队，前去屯守，年限是2　年至4　年，　　①　《新唐书》卷50《兵志》。　　但是由于往返路程很远，允许士兵的家属同去，住于防地，士兵也可以长期屯戍，不必再定期更换。从军队的性质上说，他们已是职业兵。从征兵的方式上讲，他们是由官府出资雇佣的募兵，但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带有强制性。随着屯防军队的增加，唐廷又不断调整屯防部队，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严密的防御体系，这就是十大节度使的设置。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主要防御对象，同时又互相配合。这种召募而来的士兵不再被称作卫士或府兵，而被称作"健儿"或"长征健儿"。府兵征防的任务渐渐被"健儿"这种职业兵所取代。　　总之，唐代府兵制的破坏，有其内在的原因，如自备资粮、社会地位等，但作为国家的强制力量，不可能因为这些内在因素而致使折冲府无兵可交，进而迫使朝廷停止其上番宿卫，而是还有一个外部原因，即新的边疆形势，使居民化的府兵不得不向职业兵转化，这才是府兵制破坏的最根本的原因。在武后时，地方上出现了团结兵制度。首先在河南、河北道实行，后又扩展到关内道，其大意是挑选丁户殷赡、身体强壮者充任团结兵，免其征赋，平常要练习弓矢。到代宗时更明确地规定，春夏归农，秋冬集合，并由官府发给兵器、资粮。团结兵是地方兵，主要负责地方治安等事务。　　十、唐朝的军事思想和著作（一）将帅用兵的特点及其军事思想1。唐太宗李世民（1）太宗的主要军事经历李世民（公元598～649）是唐第二代皇帝。高祖太原起兵后，率兵直取关中，李世民也随之开始了他辉煌的军事生涯。在唐的统一战争中，黄河流域进行的决定性战争，都是由他负责指挥的，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平定陇右，巩固关中根据地，是其第一大战。败刘武周，复代北，是其第二大战。太宗率兵东征王世充，占据河北的窦建德出兵救援，两支劲敌联合对抗唐军。战虎牢，下洛阳，为唐的统一奠定基础，是其第三大战。其后是决洛水，败刘黑闼。贞观年间，他主持了对突厥和对高丽的征伐。　　（2）唐太宗的用兵特点从李世民指挥的几次主要战争中，可以分析出他在战略战术方面的一些特点：第一，善于分析敌我双方的优点和弱点，并能很好的加以利用。例如，他在西征仁果时，因唐军刚刚被仁果击败，士气诅丧，所以坚守不战。两军对峙十多天后，伺对方军粮将尽之时，方才决定决战。与窦建德的决战也是如此，其时唐军兵力不敌建德，在双方对阵决战时，世民按兵不动，对方因此轻视唐军，并已疲倦时，突然发起攻击。　　为了能正确地掌握对方的情形，经常亲自出马，侦察敌情。他与世充邙山决战时，亲率几十名精骑，突入其阵，直冲其后，以此来侦察其军阵的厚薄、兵力的多少与强弱。　　第二，从战争的全局出发，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来制定战略方针。在寻找战机、捕捉战机和创造战机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并且具有冷静的策略头脑，能当机立断。　　第三，善于选择战场，力争主动，在突击时能很好的选定主攻方向。当时战争大多是以阵地战为主，列阵的地形对双方至关重要，选择进可攻、退可守，并能有效地扼制对方的阵地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世民常常选择有利的战场后，坚壁以消耗敌人，给对方制造种种困难，待其军粮运输不济、士气低落时，相机出击。在出击时，也不平均使用兵力，而是以其精锐突击对方的薄弱部分，并以此为突破点，打乱对方的战阵，顺利击溃对方。虎牢之战，他从对方战阵中央突破，造成了对方大乱。番邑之战，当他发现东门宋老生军侧翼暴露时，就舍掉南门敌军而直冲东门宋军侧背，因而大胜。李世民曾经对其群下总结其战术特点时说："朕自兴兵，每执金鼓，必自指挥，习观其战，即知强弱。常以吾弱对其强，以吾强对其弱。敌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数十步；吾击其弱，必突过其阵自背返击之，无不溃，多用此而制胜，思得其理深也。"①李世民的这一战术特点是与当时的作战方式密不可分的。第九章已讲到，当时两军作战，要先列阵。世民常常在双方交锋时，率数十骑精兵冲入对方阵中，横冲直撞，打乱其阵，为自己大军的全面击溃敌军提供条件。这种战术虽有奇效，但却十分危险。曾长期跟随李世民作战的淮阳王李道玄在将兵攻打刘黑闼时，就用此战术。但当他杀入敌阵时，因其副将没有马上指挥大军攻打敌阵而使道玄阵亡。　　第四，重视乘胜追击，穷追猛打，不让失败的敌人获得喘息之机。柏壁之战，1　昼夜追击200　里，1　日8　战，2　日不食，3　日不解甲。　　第五，善于运用自己的优良兵种--骑兵。在战事相持阶段，运用精骑来切断敌人的粮道；在主力决战当中，运用精骑突入敌阵或迂回敌后给予敌方以致命的打击；在敌方溃退当中，运用精骑的高速度来穷追猛打，力求全歼敌人。　　2。李靖（1）李靖的生平李靖（公元570～649）是唐朝名将，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字药师，京兆三原人（今陕西三原北）。他从小就有文武才略，得到其舅父隋朝名将韩擒虎的赏识。隋末，任马邑郡（今山西朔且）丞，曾与李渊一起出塞，攻打突厥。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察觉出李渊有反隋的图谋，于是就想到江都向隋炀帝报告，但由于兵乱而未能抵达，而被阻于长安。当李渊攻克长安后，本欲杀死李靖，但李世民为之求情，所以李渊赦免了他，世民将他召入自己的幕府。　　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他跟从世民东讨王世充，由于军功而被授予开府。在唐太宗经略东都的同时，唐廷派他率兵进攻占据荆州的萧铣。四年（公元621　年），李靖向唐高祖陈述进攻萧铣的十条策略，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任命他为行军总管，平定了萧铣，并任岭南道安抚大使，安抚岭南。六年（公元623　年）辅公祏在丹阳起兵，唐廷命李孝恭为元帅，李靖为副帅率兵讨击。李靖率兵稳扎稳打，先破其阻击之兵，轻骑袭取丹阳，平定了辅公祏。七年（公元624　年）唐在蒋州（今江苏南京）设置东南道行台，李靖出任行台兵部尚书。行台撤销后，改任扬府大都督府长史，八年（公元625年）突厥南下攻掠太原时，李靖统领江淮兵1　万北上御敌，当时诸军皆不利，只有他一军独全。突厥退后，以李靖检校安州（今湖北安陆）大都督。唐高祖曾说"李靖是萧铣、辅公祏膏盲，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①太宗即位后，前后任命李靖为刑部尚书、兵部尚书、检校中书令。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任代州道行军总管，率骁骑3000　出击突厥。次年突袭定襄（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颉利逃遁，后被生擒，灭东突厥。唐太宗曾感叹说："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书名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役。"②李靖以功进封代国公，任尚书右仆射。九年（公元635　年），负足疾而任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西征吐谷浑。还朝后，以足疾为由，请求退职，谢绝宾客。十一年（公元637　年）改封卫国公，二十三年（公元649　年）卒。　　（2）李靖的用兵特点从李靖平定萧铣，攻打突厥、吐谷浑的几次重大军事行动中，可以略窥　　①　《旧唐书》卷67《李靖传》。　　②　《旧唐书》卷67《李靖传》其最主要的战略原则是稳扎稳打，不冒险躁进；在具体用兵时，却着意于"出其不意"。　　在平定萧铣时，唐军结集于夔州，但正值秋水上涨，三峡一带危险万分，萧铣以为唐军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出兵三峡，唐军军将也大多主张待江水落下再进兵。但李靖却出其不意，乘险而出三峡，直逼江陵，萧铣进退失据，只得投降。贞观三年出击突厥，时突厥尚强，而李靖出其不意，直抵恶阳岭。突厥认为"唐兵若不倾国而来，靖岂敢孤军而至"，于是仓惶而逃。第二次出击，他利用唐使节前去慰抚，颉利可汗见使者而疏于防范之机，出其不意，大破颉利。　　虽然李靖用兵多出其不意而制胜，但却不尚冒险，这在攻打辅公祏的战役中表现最为突出。其时诸将建议绕过公祏的阻击而直攻其老巢--丹阳，丹阳破，则诸军自溃。但李靖认为这样做万一唐兵不能很快攻克丹阳，则会陷于腹背受敌的险境，主张稳扎稳打，先破阻击之兵，再攻丹阳。虽然在攻打突厥时孤军直抵恶阳岭，但这是以一旦受击可全军而退为前提的，绝非冒险。　　3。郭子仪、李光弼郭子仪和李光弼是在唐延平定安史之乱中成长起来的重要将领，在平叛中，两人互相配合，战功卓著，在用兵上也各具特色。　　（1）郭子仪、李光弼小传郭子仪（公元697～781　年）是华州郑县人（今陕西华县），开元中中武举登第，之后曾历任诸军使。天宝十三载（公元754　年）任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十四载（公元755　年）十一月安禄山起兵反唐后，为朔军节度使，率兵东征，出单于府，收静边军，并击败了攻打河曲的叛军，收复马邑，打开了东陉关。次年，他保荐朔方军将李光弼率兵出井陉，两军会合于常山（今河北定县），经略河北。　　玄宗奔蜀，肃宗在灵武招集兵马，徐图恢复。郭子仪、李光弼奉命回师勤王，成为唐室兴复的两支最强的力量。十一月，郭子仪与回纥联合，平定了河曲（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巩固了朔方根据地。次年三月，子仪率军攻打河东郡，进击潼关，"自是潼、陕之间无复寇抄"。①至德二载（公元757　年）四月，被任命为关内、河东副元帅。九月，以天下兵马副元帅随元帅广平王李俶率军收复长安。安庆绪退守相州之后，子仪在东都经略河北。　　乾元元年（公元758　年），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围攻相州安庆绪，官军溃败。宦官鱼朝恩趁机谮毁子仪，子仪被招回长安，以高官厚爵闲置之。以后，郭子仪曾在吐蕃入寇时被起用为关内、河东副元帅。由于他手握大兵，功高盖世，受到皇帝的猜忌，形势好转后，就再也未被委以重任。　　李光弼（公元708～764　年）是营州柳城人（今辽宁朝阳），其祖先曾任契丹酋长。他少善骑射，起家为左卫郎，天宝初年升为左清道率兼安北都护府、朔方都虞候。安禄山起兵叛乱，郭子仪举荐他为河东节度使，与郭子仪配合，攻打河北；潼关失守，他率兵返回太原固守。乾元元年又率兵南下，　　①　《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与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攻相州。官军溃退后，代宗命李光弼代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入据洛阳。此后，主要由他指挥了平定史思明的第二次叛乱。　　广德初，吐蕃入寇长安，代宗征召天下兵赴援，"光弼与程元振不协；迁延不至，"①吐蕃退，任命他为东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不听，镇守徐州。二年（公元764　年）死于徐州。　　史书大多把郭子仪的闲置、李光弼的不入朝归于宦官鱼朝恩等的中伤、离间。其实，这是当时皇帝有鉴于安史叛乱而对握兵之将猜忌所致，宦官不过是秉承主意而已。在肃宗尚未收复两京时，就曾对李泌说："今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②这已暴露出肃宗对功臣的猜忌，日后，郭子仪、李光弼会有如此结局就绝非偶然了。（2）郭子仪、李光弼的用兵特点郭子仪用兵，能够充分发挥诸将的积极性。在作战时，并不在具体细节上一一安排，而是让诸将随机应变。在收复两京后，他就因被猜忌而闲置，后期的平叛活动主要由李光弼主持。　　李光弼治军严整，军纪严明，与郭子仪大为不同。河东兵崔众部为所欲为，屡次侮辱前任太原节度使。李光弼出任太原尹、北都留守后，崔部也归属光弼，但仍不以为意，当其到光弼处报到时，即被斩首，其军震慑，不敢再胡作非为。相州之战中，风沙突作，数步内不能分辨，唐军大溃，而独光弼军整众全军而归。　　在两军作战时，光弼指挥若定，临阵有很周详、仔细的作战计划。各将目标明确，彼此配合应援。光弼本人则重在督战，极少亲入敌阵作殊死交锋，这与太宗截然不同。在河阳之战中当史思明派兵前来攻战时，光弼让李抱玉守卫南城2　天，若2　日内他不赶来救援，抱玉可弃城而去。他与叛军在北城决战时，根据对方各处力量的强弱，分派将官，并具数拨给骑兵。双方交锋后，他在其后督战，有人后退立斩无赦。由于各位将军攻取目标明确，又在他的督战下奋力冲击，终于大败史思明。　　光弼用兵比较沉稳，绝少冒险。邙山之战，他布阵的原则是要进可攻，退可守；仆固怀恩由于不听命而被击溃。　　在战略决策方面，光弼也比较审慎，既不不顾实情冒险决战，也不慑于敌人的一时强大而一味退却。史思明率军南下，汴州失守，光弼面临的形势非常危急，既不同意因"东京帝宅"而盲目拒守，也未因叛军势盛而弃地500里，而是客观地分析了双方情势，决定放弃东都一城，拒守河阳。　　史臣裴泊在论及郭子仪、李光弼两人时说，子仪与光弼齐名，但子仪威略不及光弼，而宽厚得人则光弼不及子仪，①可谓中肯之言。　　①　《旧唐书》卷110，《李光弼传》。　　②　《资治通鉴》卷219，至德二载正月。　　①　参《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引史原裴泊曰。　　（二）唐朝的军事著作1。《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唐太宗与李靖讨论用兵之道的对话，分上、中、下3　卷，共98　次问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原书早已亡佚，唐人杜佑在写作《通典》一书援引的《李靖兵法》即为此书，《问对》一书是宋代人根据《通典》的引语附会增益而成的。今人吴如嵩、王显臣在《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则认为《李靖兵法》是对李靖所著有关军事的几部著作的泛称，《问对》实有其书，并非宋人伪托或附益而成者。但宋初在修《新唐书》时未见此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了李靖10　部兵书，亦无此书，可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现即以《通典·兵典》所引《李靖兵法》为主，参照《问对》一书，予以介绍。　　《通典·兵典》中的《李靖兵法》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引述的：选择（士卒）、立军（指战时的军队组织）、法制（军队要有严明的纪律）、杂教令（各种军队号令）、料敌制胜、间谍、敌退追奔、兵机务速、抽军（指撤退）、下营斥候并防押及分布阵、响导、先居要地及水草、审敌势破之、死地勿攻、总论其地形。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它主要讲的是两军交锋时的实用战术。下面就其最主要的几个方面予以论述。　　作战的战略、战术主要是由将帅作出的，战斗胜负与其决策的正误密切相关。将帅要先"察敌之强弱，断地之形势，观时之宜利，先胜而后战，"①不能盲目作战。怎样来判断对方虚实情况呢？李靖认为其"士马骁雄，示战以羸弱；阵伍齐肃，示我以不战；见小利佯为不敢争，伏奇兵故诱以奔北，。。恣行间谍；讬以忠告；或执使以相忿，或厚贿以相悦；移师则减■，合营则偃旗；智足以及谋，勇足以及怒，非得地而不舍，非全军而不侵，以多击少，必取于晨朝，以寡击众必侯于日暮。如此则兵多诡伏，将有深谋，理须曲为防慎，不可失其规划。"在估量敌人的情况时，要与自己的情况相比照：将士哪方更和、兵械哪方更利、城池哪方更坚固、地形哪方更险要、军需供应哪方更丰足、哪方是以逸待劳等等。只有在分析清这些材料后方可用兵。如对方军士严整，军需充足，则自己要坚壁不战。这可以说是两军对垒时的作战原则。　　在打败敌人后，不能贸然以全军追击，野战部队不得追击，而是要命驻军分出一部人去追击，骑兵队、辎重队都不得轻意出动。如果我军被敌包围，撤退时要全军一起突围撤退。如果在与敌对峙时撤军，则要一队一队撤，队与队相距百步；尚未撤退之军要严阵以待，防止敌人乘机袭击；撤走时要慢慢退去，步步为营。　　在平时要积极训练，申明号令，练习阵法变化，这样才能有备无患，"虽敌人有雷电之疾，而我亦有所待也。"①如果没有防备，在有战事时，士兵就会张惶失措，将帅就会指挥失灵，丧失战机，以至于全军败溃。所以，要想能及时地把握住战机，就要训练士卒，纪律严明，这样才可以不变应万变。地形在战斗中至为重要，"凡战之道，以地形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　　①　《通典》卷150《料敌制胜》。　　①　《通典》卷154《兵机务速》。　　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也，。。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②对双方都有利的地方，对方一定会来抢占，我方则让出其地而在周围设下埋伏，以伏击之。彼此都不利的地方，要佯装奔走而引诱对方，待其出兵至一半时，回军猛击。平坦之地要用骑兵，险隘之地则要派步兵前往。中间山谷，两边险要，山岗林立，则不易动用骑兵，而宜用弓弩等作战。芦苇深草之中，则宜用火攻。凡此等等，都是用兵将帅宜遵守的原则。　　在《通典》所引《李靖兵法》中，多次提及"奇正"，这是指战阵及战机而言，但语焉不详，今本《问对》中却多所论述。唐时作战要先布阵，由前、后、左、右、中5　个小阵布成1　个大方阵，其中央为将帅的指挥位置，前后左右则为战斗部队的位置，它们之间应互相配合，依敌之形而变化阵式。与此相关，在应用兵力、指挥士兵上，也要依战势而变化。在作战中，他还一再提醒人们要注意主要问题。驻于本地谓之主，远来攻伐谓之客，主则占天时地利，可以逸待劳，客则不利。将帅要千方百计变客为主，以求制胜。2。《太白阴经》《太白阴经》，唐后期李荃著，全书共8　卷，分别从人谋、战具、阵图、祭文样书药方和杂占4　个方面加以论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此书云："兵家者流大抵以权谋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论迂阔，讳言军旅，盖两失之。筌此书先言主有道德，后言国有富强，内外兼修，可谓持平之论。"①我们对照原著，认为四库提要的话是较为中肯的。　　首先作者十分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士兵。他认为人无勇怯之别，"所谓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勇人使之以赏。刑能移人之性，赏能励人之心者，在乎刑赏之间"。②择将也非常重要，作者认为君主要有知人善任的眼光，否则，就会导致全军失败。作者已十分明确地意识到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他不再象一般腐儒只片面强调以德治理天下，"以名法理国则万物不能乱，以权术用兵则天下不能敌"。③但用兵作战要以军需的充足供应为基础，这就要求国家富裕，蓄备丰赡，只有富于内而兵强于外，国家才能立足，所以，他认为在用兵打仗时要用"爵任"（指用爵位、官品鼓励人们去英勇作战），只有如此才可兵强，但一旦休兵息战，就要劝课农桑，发展生产，这样才可国富。上述这几个方面是战争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作者环环相扣，予以阐述，这是全书中最具理论色彩的论述，也为我们研究军事理论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参考。　　在用兵作战时，他认为"太上用计谋，其次用人事，其下用战伐"。①他所谓的用计谋是指派奸细到敌国去任职，迷惑君主，使之耽于享乐，大兴土木，仓廪无蓄，忠臣箝口，小人当权，这样不只兵其国政治已陷敌，人心涣散，即可不用兵而灭之。这实际上是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具体化了。②　《通典》卷159　《总论地形》。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99。　　②　《太白阴经》（四库全书本）卷1《人无勇篇》、《主有道德篇》。　　③　《太白阴经》（四库全书本）卷1《人无勇篇》、《主有道德篇》。　　①　《太白阴经》卷1《实有阴阳篇》。　　虽然这种具体的作法有很大的局限，我们仍可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以此为原则，举一反三。在卷二的人谋中，具体讲到了作战的战术，比如，士卒的挑选、将领要有全盘的谋划、鼓励士兵、严格刑赏等等。以下就地势、作战、攻守3　个方面详加介绍。　　作者认为作战时地势的选择非常重要，尤其在当时以列阵交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情况下，地势就更为重要。"善用兵者，高陵勿向，背丘勿迎"，是将领选择地势的一个总的原则。要争夺有利地势，地势不同，用以作战的方式也不同。要因地制宜，"战阵无常势，因敌以为形，虽然有阵图，但"兵形象水，因地而制形，兵因反而战胜，能与敌变化而致胜者，谓之神"。②他把作战分作水上之战、山谷之战、势之战。水上之战，要等敌人刚渡河到一半时出兵攻打，这样，在水中的兵士没有斗志，而在后面岸上尚未下河的士兵又都不愿再下河作战，这样便可将其击溃。在山谷中作战，要尽先占据两边的高地，这样出没上下，敌人找不到自己，自己却可以随之出击。势之战是指自己占有优势，又有便利的地形，"以地强，以谋取。"要乘此势而一鼓作气，就可势如破竹，击败对方。在攻打城池时，要先断绝其外援的道路，先估计一下城中的人数及粮草蓄积，如果人多粮少，要围而不攻；如果人少粮多，则要全力攻打而不围城。在守城时，要把城中的壮勇之士分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老弱为一军，彼此配合作战，但又不让其相互见面，以免动摇军心。作者认为"善攻者敌不知所守，善守者敌不知所攻。"同时，作者还强调备战的重要性，只有提高警惕，积极备战，才可使战时不致慌乱而无战斗力，"不备不虞，不可以帅师，愚者有备与智者同功"，①并分别就筑城、凿濠、弩石、烽熢、马铺土河、游奕、招平安、严警鼓角、定铺、夜号、响导、甘泉、迷途、搜山烧草、前茅后殿、釁鼓、屯田、人粮马料、军费等各个具体的方面进行阐述。　　卷四"战具器"列出了各种战具：攻城具、守城具、水攻具、火攻具、济水、水战具等；在卷七、八中，罗列了一些军事文书的样式、药方（军中常见伤病）以及占卜等方面，对今天价值甚微。　　②　《太白阴经》卷6《阵图》总序。　　①　《太白阴经》卷4《预备》总序。　　十一、五代十国的战争唐末的民众暴动，被镇压下去后，朝廷对藩镇也完全失控，藩镇拥兵自重，彼此攻伐，中原地相继出现了5　个朝代，割据西蜀、江南、河东的有10个政权，合称五代十国。五代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是前蜀、吴、南唐、吴越、闵、楚、南汉、南平（荆南）和北汉。五代与十国大体并存，但其存在时间各有长短。　　（一）梁唐争夺北方的战争1。朱全忠经略河南朱全忠和李克用都是在平定黄巢暴动中发展起来的。李克用占据太原，以河东为根据地，经营河北。河北的卢龙、成德等镇，怕李克用强大会对自己造成威胁，联兵攻打克用。朱全忠占有汴宋，其北的河北及河东都是当时的强藩，他利用了河北、河东间的矛盾，乘其相互牵制、无法南下之机，全力经略河南。　　他经略河南遇到的第一个劲敌是蔡州刺史秦宗权。秦宗权四处攻掠，不仅威胁到朱全忠，而且威胁到河南以及江淮地区。天平节度使（治所在今山东东平）朱瑄即曾出兵救援朱温，共拒秦宗权。陈州刺史赵犨也曾自愿供应朱全忠军费以共同对付秦宗权。经过数年征战，终于在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大败秦宗权，迫使其放弃了河南之地，无力再北上争雄。　　文德元年（公元888　年）朱全忠终于消灭了这一心腹之患。灭秦宗权后，朱全忠就出兵攻打徐州时溥。景福二年（公元893　年）四月，吞并了徐州之后，又于乾宋元年（公元897　年）消灭了天平节度使朱瑄及其弟兖州节度使朱瑾，基本上控制了黄河以南地区。　　2。朱全忠与李克用争夺河北在朱全忠全力经营河南之时，李克用（公元856～908　年）也积极南向经营，主要目标是河中和河北。当时北方的各镇都依委于李克用与朱全忠之间，受克用威胁则求救于朱全忠，反之则求救于李克用。　　李克用欲东出太行南下，就必须攻下磁州（今河北磁县）、洛州（今河北永年）。大顺元年（公元890　年），克用先后攻下磁州、洺州、邢州，河北诸镇出兵攻打克用后方，迫使其退兵。其时，朱全忠正攻伐徐州，上表朝廷，请求公开讨伐克用，于是，发生了汴宋与李克用的第一次潞州之战，唐廷也派军参与了这次征讨。　　（1）潞州之战大顺元年（公元890　年）五月，当朝廷决定攻伐李克用时，李克用的潞州发生军乱，投靠朱全忠，克用派兵包围了潞州（今山西长治）。七月，朱全忠派其将葛从周率千余骑兵乘夜从壶关（今山西壶关）到了潞州，派李谠、李重胤、邓季筠率兵攻打守卫泽州（今山西晋城）的李罕之，又派张全义、朱友裕屯军于泽州之北，应援葛从周。九月，李克用派李存孝救援泽州，大败围攻泽州的朱全忠部，生擒其骁将邓季筠，李存孝乘胜攻打潞州，葛从周等弃潞州而遁，克用又控制了潞州。十一月，唐廷军队也大败而归。　　这次攻讨克用，朝廷想依靠朱全忠和河北三镇的力量，但朱全忠正在经营徐州，未能全力北进；河北三镇也怕朱全忠灭克用后，自己就会首当其冲，所以当朱全忠借道魏博、成德北上时，为二镇所拒绝。　　（2）李克用争幽州、朱全忠争魏博潞州之战后，朱全忠派兵攻打魏博。军队渡过黄河后，先后攻下了黎阳（今河南浚县）、临河（黎阳之北）、淇门（今河南淇县一带）、卫县（今淇县东）。次年（公元891　年）正月，朱全忠五战五捷，魏博大惧，节度使罗弘信遣使厚币请和，朱全忠命其属下停止焚掠，还其俘虏，退军于黄河边，从此，魏博再不敢与汴宋争锋。　　当朱全忠攻讨郓兖朱瑄时，朱瑄求救于李克用，李克用于乾宁三年（公元896　年）闰正月派兵借道于魏博南下救援，朱全忠派人对魏博罗弘信说："克用志吞河朔，师还之日，贵道可忧"，①罗弘信鉴于幽州已被克用吞并，故派兵3　万乘夜偷袭李克用的军队，克用失利，退守洺州。　　李克用既无法越过魏博攻打朱全忠，就致力于控制河北，屡次从泽潞出兵，攻打成德。幽州与成德结怨，成德投靠克用，对付幽州。克用应成德之邀，出兵幽州，在乾宁元年（公元894　年）平定了幽州，其地尽归克用。乾宁四年（公元897　年）八月，幽州守将刘仁恭起兵攻打李克用留守于幽州的军队，自树旗帜，克用率兵前去攻讨，被刘仁恭击溃。光化元年（公元898年）三月，刘仁恭派其子刘守文率兵偷袭沧州，攻占了沧州（今山东沧州东南）、景州、德州（今山东陵县），"仁恭兵势益盛，自谓得天助，有并吞河朔之志"。①朱全忠得知刘仁恭驱逐了李克用之军后，立即派人与仁恭修好，会合魏博军队攻打克用。朱全忠派兵先后攻克了克用占据的洺州（今河北邯郸北）、邢州（今河北邢台）、磁州（今河北磁县）。李克用派步骑3　万出青山（今河北邢台西北），欲收复太行山以东的这3　个州，但被朱全忠击退。二年（公元899　年）正月，刘仁恭发幽、沧等12　州兵共10　万人，南下兼并河朔。魏博罗绍威求救于朱全忠。朱全忠大败仁恭所部，并乘胜进击至永济渠。成德也乘机出兵，仁恭大败而归，从此一蹶不振。　　三年（公元900　年）朱全忠派葛从周率兖、郓、滑、魏4　镇兵共十万多人攻打幽州刘仁恭。刘仁恭遣使卑辞厚礼求救于河东李克用，克用派周德威率骑兵5000　出黄泽，攻打邢、洺以救之，八月，克用攻克了洺州。朱全忠率军夺回洺州，并进攻成德，成德被迫款服。至此，河朔地区都归服于朱全忠。天复三年（公元903　年）朱全忠打败李茂贞后，将唐帝挟持到东都。开平元年（公元907　年）四月，朱全忠废黜唐帝，自立为帝，国号大梁。　　3。第二次泽潞之战--河东李氏复振天祐三年（公元906　年）八月，朱全忠鉴于沧州为幽州刘仁恭所得，幽、沧两州首尾相应，威胁着魏博，而魏博牙兵被歼除后，力量一落千丈，基本上已成为朱全忠的附庸。所以他想先占沧州，再攻幽州，进而完全控制河北。　　①　《资治通鉴》卷260，乾宁三年闰正月。　　①　《资治通鉴》卷261，光化元年三月。　　九月，朱全忠从白马（今河南滑县南）北渡黄河，围攻沧州。刘仁恭发兵救援，但屡为朱全忠所败，求救于河东李克用。克用恨其反复无常，欲坐视不救，其子存勖认为应乘机出兵，攻伐朱全忠，振兴河东。李存勖是很有眼光的一个人，对形势的分析切中要害。如幽、沧刘仁恭再为朱全忠所并，则克用就更加势单力孤，也许就永远不会再有机会复振。所以，只有救援幽、沧，才有力量与朱全忠抗衡，才可乘机东山再起。李克用听从了他的建议，决定出兵救援。并要求刘仁恭出兵，共同南攻潞州。仁恭立刻派其都指挥使李溥率兵3　万到晋阳，克用命周德威、李嗣昭率兵与之一同南下攻打潞州，以声援仁恭。　　朱全忠得知李克用出兵攻打潞州后，立刻分兵数万，从河阳出兵救援，但潞州守将丁会已举州降于克用。开平元年（公元907　年）五月，他命康怀贞率兵8　万会同魏博兵攻打潞州，开始了潞州之战。六月，梁军进至潞州城下。李嗣昭据潞州自守，李克用派兵救援，并派兵攻打泽州，以分朱全忠围攻潞州之兵势。第二年（公元908　年）正月，李克用病死，其子幸存勖继立。对于潞州之围，李存勖认为："上党，河东之藩蔽；无上党，是无河东也。且朱温所惮者独先王耳，闻吾新立，以为童子未闲军旅，必有骄怠之心。若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举，不可失也！"①监军张承业赞成他挥兵南下的决策。于是，李存勖全军南下，乘梁军无备，大败之，梁军伤亡以万计，资粮器械委弃山积，败军从天井关遁归。　　4。李存勖经略河北朱全忠建立后梁，势力强大，威胁到了河北诸镇，他们与河东李存勖联络，对抗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　年）十月，梁发兵屯于泽州，并派魏博兵3000　人占据深州，冀州、成德、义武也都先后派人求救于河东李存勖，并共推存勖为盟主，联合抗击后梁。存勖命周德威率军出井陉，屯军于赵州。十二月，梁命王景仁率兵4　万，屯于邢州、洺州，发生了柏乡之战。　　（1）柏乡之战当王景仁进军至柏乡（今河南柏乡）时，成德王镕又向李存勖告急，存勖命李存审守晋阳。自己亲自率军从赞皇东下太行山，赶到赵州，与周德威会合后，向柏乡进军，扎营于距柏乡5　里的野河之北。　　周德威向李存勖建议："贼势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李存勖说："镇定之兵，长于守城，短于野战。且吾所恃者骑兵，利于平原广野，可以驰突。今压贼垒门，骑无所展其足；且众寡不敌，使彼知吾虚实，则事危矣。"存勖在屡战屡胜之后，有轻敌思想，想贸然决战。周德威向监军张承业建议："彼若造桥而薄我，我众立尽矣。不若退军高邑，诱贼离营，彼出则出，别以轻骑掠其馈饷，不过踰月，破之必矣。"①当时梁军闭垒不出战，正在修造浮桥，准备强渡野水，攻打存勖。存勖从俘虏口中得此信息，便依周德威计，率军退保高邑。　　屯守柏乡的梁军缺少马料，士兵外出打草，存勖命游军抄略，并派骑兵绕梁军军营，使之无法获取马草，战马多被饿死。乾化元年（公元911　年）　　①　《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四月。　　①　《资治通鉴》卷267，开平四年十二月。　　正月，周德威与史建瑭、李嗣源率精骑3000　到梁军营垒前骂阵，王景仁、韩勍率全军出战，德威且战且退，到了高邑之南。李存勖布阵于野河之上，梁军争相夺桥，强渡野河。成德、义武步兵抗击，已力不可拒，存勖立刻派李建及率兵救助。两军从巳时打到午时，未分胜负。梁军未能进食，士无斗志，王景仁后退，周德威乘机进击，列阵于东边的魏、滑军已先后撤，李嗣源率河东兵进至列阵于西边的汴宋兵前大声呼道："东阵已走，尔何久留。"梁军互相惊吓，大溃而去，李存璋率步兵进击，梁精兵伤亡殆尽，从野河到柏乡，僵尸蔽地。存勖军追击到柏乡，梁军已全部退去。李嗣源追击到邢州，河朔大震，深州、冀州的梁守军也弃城而去，存勖收兵屯于赵州。　　柏乡失利后，梁命杨师厚为北面都招讨使，率兵屯于河阳，收集散兵。　　存勖命周德威、史建瑭率骑兵3000　赴澶州、魏州，命李存璋率步兵攻打邢州，自己亲率大军继其后。梁派徐仁溥率兵1000　从西山夜入邢州，帮助王檀守城。二月，存勖攻打魏州，梁派李振、杜庭隐率兵1000　从杨刘渡河，走小道夜入魏州，助罗周翰守城。周德威率军从临清攻打贝州，攻克了夏津、高唐；攻打博州，攻克了东武、朝城；攻打澶州，刺史张可臻弃城逃走；攻黎阳，克临河、淇门，进逼卫州，掠新乡、共城。梁帝朱全忠率亲军屯于白司马阪以防御。　　二年（公元912　年）五月，梁帝被郢王朱友珪杀死，三年均王友贞即梁帝位。　　李存勖在柏乡之捷后，北归晋阳，经营幽州，灭卢龙刘守光。四年七月，存勖南下，与成德王镕、周德威会于赵州，南攻邢州，李嗣昭也率昭义兵会合。　　（2）魏州之战贞明元年（公元915　年）三月，魏博杨师厚死，梁欲趁机将魏博分为两镇，并派刘。。率兵6　万自白马渡河，魏博军士向李存勖求援。存勖命李存审从赵州率兵进据临清，刘。。也进屯于洱水。存勖亲自率兵从黄泽岭东下，与存审会合。刘。。得知存勖率兵前来，就分万余人从洹水赴魏县（今河北大名），存勖率大军进屯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与刘。。沿河对阵。梁帝派王檀率兵屯于杨刘（今山东平阴一带），声援刘。。。六月，魏博迎李存勖进入魏州，又先后攻取了德州、澶州。　　刘。。认为河东兵尽在魏州，晋阳一定空虚，便从黄泽（今河北峻极关以南，河北与山西交界处）西上偷袭晋阳。由于久雨，道路泥泞，行军迟缓。存勖得知此情，命李嗣恩先入晋阳报警，周德威从幽州率千骑救援。刘。。进至乐平（今山西昔阳），军粮已尽，又知晋阳有备，只得撤回。二年（公元916　年）二月，梁帝屡促刘。。与河东决战，刘。。闭垒不战。存勖乃留李存审守营，自至贝州犒军，声言欲归晋阳，刘。。决定袭击魏州。李存审见刘。。出军，便跟随其后，李存勖率兵从贝州赶来，李嗣源率魏州城内之兵出战，包围了刘。。。梁军四面受敌，全军大溃，刘。。从黎阳（今河南浚县）南渡黄河，退保滑州。　　梁晋交战于河北之时，梁帝听从王檀的建议，派河中、陕、同、华诸镇兵3　万人出阴地关（今山西离石南），袭击晋阳。晋阳无备，城池几被攻陷，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急派500　骑赴援，内外合击，大破梁军。　　三月，存勖攻克卫州、磁州。四月，又攻克洺州。八月，梁军弃相州而去，存勖招降邢州。九月，招降沧州、贝州。至此，黄河以北的州县大都为存勖所控制。此后，李存勖常常率兵南下攻梁。　　5。李存勖南下灭梁贞明四年（公元918　年），存勖大军结集于魏州后，南下渡河，与梁军决战，梁军大败。五年，梁军攻讨李存勖守军，存勖发兵救援。六年，梁河中节度使朱友谦攻占同州，存勖派李存审、李嗣昭、李建及、李存质率兵赴援。存审等渡过黄河，大败梁军。龙德元年（公元921　年），成德发生军乱，张文礼杀死节度使王镕，自为留后。其时存勖正与梁对峙。二年，梁军乘机攻取了卫州，又攻克淇门、共城、新乡，澶州之西，相州之南，重又为梁所占。　　次年（公元923　年）四月，李存勖称帝，国号唐，改元同光，是为后唐庄宗。多年来，梁唐对峙于黄河一线，彼此攻战，各有胜负。梁固然已处劣势，但唐的形势也不乐观，泽潞久攻不克，北有契丹之威胁，南有黄河之阻挡，军粮供应不足，大臣多建议以黄河为界，各守疆界。郭崇韬认为："今已正尊号，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郓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弃之，安能尽有中原乎！臣恐将士解体，将来食尽众散，虽划河为境，谁为陛下守之？臣尝细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己料彼，日夜思之，成败之机决在今岁。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据我南鄙，又决河自固，谓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复为备。。。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与郓州合势，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①李存勖听从郭崇韬的意见，亲率大军从杨刘渡河，打败了前来的梁军，生擒其主将王彦章。之后，直扑大梁。梁帝得知唐军正向大梁进发，惊慌失措，又无兵可用，只得自杀。唐军到大梁时，梁臣开门出降，梁朝所属节镇州县也纷纷向唐投降。灭梁后，李存勖将都城迁至洛阳。　　①　《资治通鉴》卷272，同光元年九月。　　（二）周世宗的统一战争1。统一战争前的形势（1）北汉的建立及南下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死后，隐帝退位。朝廷内部将相间矛盾重重，乾祐三年（公元950　年）冬隐帝刘承祐设计杀死了杨邠、史弘肇、王章等人，并欲谋杀镇守于邺都的留守郭威。郭威率兵南下，攻入开封，隐帝被杀。广顺元年（公元951　年）正月，郭威自立为帝，建立后周。　　河东节度使、后汉宗室刘崇得知郭威夺了后汉江山、自立为帝，也在晋阳称帝，国号为汉，史称北汉。由于北汉地瘠民贫，国力微弱，便北结契丹，奉其帝为叔皇帝，请辽出兵，助其南下攻打晋州，但北汉被击溃。　　（2）高平之战显德元年（公元954　年）正月，周太祖郭威死，北汉帝请兵于契丹，欲乘北周国丧之机南下。二月，北汉帝率契丹骑兵万人、汉兵3　万从团柏南攻潞州。新即位的周世宗柴荣力驳众议，决定亲征。　　三月，周世宗命天雄节度使符彦卿从磁州（今河北磁县）出兵，从后面袭击汉军；命河中节度使王彦超率兵从晋州东北出击，阻击汉军；命马军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清淮节度使何徽等率军直奔泽州。北汉帝刘崇不知周世宗亲征，绕过潞州继续南下。当其至高平时，与北周前锋兵相遇。　　北汉帝命其中军在巴公原（今山西晋城巴公）列阵，命张元徽列阵于东，杨兖列阵于西，军容严整。周世宗命白重赞、李重进率左军居西，樊爱能、何徽率右军居东，向训、史彦超率骑居中央，与汉兵对阵。刘词所率后军尚未赶到，周军军心颇惧。　　北汉帝见周军兵少，与诸将皆有轻敌之心，决定逆风而战。张元徽率千余骑兵攻打周右军，刚交战，樊爱能、何徽就率先带骑兵撤走，右军因此而全线崩溃。周世宗立刻率亲兵上前督战，奋力冲杀，汉军被击溃，张元徽战死。刘词所军赶到，顺风而战，北汉军大败，周军乘胜追至高平。汉军"僵尸满山谷，委弃御物及辎重、器械、杂畜不可胜纪"。①汉帝刘崇昼夜溃逃，回到晋阳。　　高平之战结束后，周世宗严明军纪，杀了临阵逃走的樊爱能等大将，"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矣。"②高平之战，一方面肃清了军纪，加强了对军队的指挥和控制；同时，北汉受此打击后，不敢再轻意发兵南下，暂时解除了北周的北顾之忧。　　（3）统一战争的战略高平之战后，世宗"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于是要求大臣上《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开边策》，准备内修政治，外务统一。比部郎中王朴的《开边策》成为北周以及宋初统一的战略："凡攻取之道，必先取易者。唐与吾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扰之当以无备之处始，备东则扰西，备西则扰东，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间，可以知其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　　①　《资治通鉴》卷291，显德元年三月。　　②　《资治通鉴》卷291，显德元年三月。　　击弱。未须大举，且以轻兵扰之。南人懦怯，闻小有警，必悉师以救之。师数动则民疲而财竭，不悉师则我可以乘虚取之。如此，江北诸州悉为我有。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东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当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必未能为边患，宜且以为后图，俟天下既平，然后伺间，一举可擒也。"①王朴的战略原则是先易后难，即先取力量较弱的南方诸国，然后再回军取北方。在先易后难的战略原则指导下，首先要对付的就是"易中之难"--南唐。南唐是南方的大国，灭南唐则南方可轻易而取。而这一策略的关键是"扰"，即先扰而击之，这是由于面临着一个长江大堑，而江南又较北方富庶。王朴能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确定这一先易后难的战略，是很有眼光的。　　2。攻取秦、凤四州显德二年（公元955　年），周世宗派向训率兵西取秦（今陕西秦安）、凤（今陕西凤县），后蜀见周军来攻，派人与北汉、南唐联络。蜀将李廷珪派其先锋都指挥使李进占据马岭寨，又派奇兵出斜谷，屯驻白润镇（在凤州境），并派兵出凤州之北的唐仓镇和黄花谷，以阻断周军粮道。周将王景也派其裨将张建雄率兵2000　到黄花，又派千人到唐仓，以截断蜀军归路。蜀将王峦率兵出唐仓，与周将张建雄战于黄花谷，蜀兵大败，伤亡3000　余人，马岭、白润的蜀兵也闻之溃败。李廷珪只得退保青泥岭，秦州、成州（今陕西成县）、阶州（今陕西武都）的守将都或降或逃，其地尽为北周所得。随后，又攻占了凤州。　　3。攻打南唐（1）第一次南征显德二年（公元955　年）十一月，周世宗命李■等率兵攻伐南唐。南唐命刘彦贞率兵2　万到寿州（今安徽寿县）拒战，命皇甫晖率兵3　万屯于定远，应援刘彦贞。李■修建浮桥，从正阳（今安徽寿县西南）渡过淮河。次年正月，周世宗亲征，命李重进先赶到正阳增援李■，李■久攻寿州不下，而刘彦贞在救援寿州的同时，又派战船数百艘赶赴正阳，准备攻打周军的浮桥；李■怕浮桥被毁，后退无路，从寿州退兵，力保正阳浮桥。唐军得知周军退保正阳，就全军赴正阳，准备与周军决战。　　李重进在渡过淮河以后，在正阳以东迎战刘彦贞部，彦贞被杀，唐军伤亡万余，退回寿州，应援彦贞的皇甫晖也退保清流关（今安徽滁县一带）。周世宗率大军屯于肥水（今西淝河）之北，命诸军围攻寿州，并将浮桥从正阳移到了下蔡镇（今安徽凤台，居寿州之北）。二月，世宗命其将赵匡胤突击清流关，皇甫晖退入滁州（今安徽滁县），赵匡胤率兵包围了滁州。皇甫晖率军出战，被周军击溃，赵匡胤攻占了滁州。　　当世宗得知扬州守卫空虚时，便派韩令坤率兵袭取扬州，并攻克泰州（今　　①　《资治通鉴》卷292，显德二年四月。　　江苏泰州）。三月，周又陆续攻占了光州（今河南潢州）、舒州（今安徽潜山）、蕲州（今湖北蕲春）。　　南唐组织反击，派齐王李景达率兵拒击周军，命边镐应援，并派潘承祐到泉、建等州召募军队。由于久攻寿州不克，天又久雨，周军营中水深数尺，攻城之具漂毁，士卒伤亡甚众，粮草也无法及时运到，周世宗决定沿淮水向东至濠州。其时，韩令坤在扬州城下大败唐军。李景达率兵2　万从瓜州（今江苏六合南）渡江，进至距六合20　余里处安营扎寨。数日后，向周军发起进攻，被赵匡胤击溃，伤亡近5000　余人。其余1　万多人在逃跑时溺死者甚众。至此，南唐精兵已伤亡殆尽。五月，周世宗留李重进等人围攻寿州，自己回到了大梁。　　后唐得知世宗北归，开始反攻。六月，命朱元率兵收复了江北诸州，七月，舒州、蕲州、和州（今安徽和县）等地先后被唐收复；同时，扬州一带的周军也先后放弃扬州、滁州，退屯于寿春，准备合军全力攻克寿春。　　（2）第二次南征四年（公元957　年）正月，唐将李景达从濠州派边镇、边镐、朱元率兵数万，溯淮水而上，救援寿春。世宗决定再次亲征。三月，进抵寿春城下，屯军于紫金山之南，命赵匡胤率军击溃了唐先锋，攻破了山北的一座营寨，截断了唐援军通往寿春城的甬道，使唐军首尾不能相顾。不久，唐将朱元由于受到猜忌和排挤，愤然降周，周世宗乘势进击紫金山的唐军，杀获万余人，生擒许文稹、边镐、杨守忠等大将。唐军沿淮水向东败走，周军也顺淮水追击，唐军伤亡及投降者近4　万多人。　　周世宗命人夹淮水修建了两座城池，将下蔡的浮桥也移置于此2　城之间，驻军防守，扼制了濠州与寿州间救援之路。李景达见此不得不从濠州退回金陵。周世宗于四月退回大梁。　　（3）第三次南征是年十月，世宗第三次南征。十一月，渡过淮水，攻袭濠州，占据了唐军在城外布置的营栅，大败前来救援的唐军，并乘胜攻占泗州。当世宗得知唐有大批战船停泊在淮水时，便率兵袭击，唐在淮水的战船皆为周军所毁。濠州守军见救援无望，投降了周军。周世宗率兵进至楚州城下，攻克其月城，同时命武守琦率骑兵数百赴扬州，刚进至高邮，唐军焚毁扬州城，驱百姓南渡长江。数日后，武守琦进占空城扬州，世宗又派兵袭取了泰州。　　五年（公元958　年）正月，周军攻占海州，世宗在楚州西北的鹳水打通了通往长江的水路，攻克了静海军，进而打通了通往吴越的道路，随之，又克楚州。三月，世宗到达泰州。唐帝派人向周求和，答应取消帝号，称国主，并割让长江以北的地盘，划江而治。于是后周尽有江北14　州之地。四月，周世宗北归。　　十二、结　语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并与突厥抗衡，改变了北朝一味奉迎的态度，但并未能完全控制突厥。炀帝时，大兴土木，屡屡用兵，致民于水火之中，终于导致了隋末民众大暴动，其中河北的窦建德、中原的翟让、李密（瓦岗军）、江淮的杜伏威等对隋朝打击最大。隋朝地方官吏也纷纷倒戈，镇守太原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乘机起兵，占据关中，并以此为根据地四出经营，终于消灭群雄，重新统一了中国。　　唐统一中国后，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有利条件，几次出兵北上，攻伐突厥，终于彻底征服了突厥，奠定了唐作为东亚霸主的地位。之后又向东攻讨高丽、百济，向西经营西域，唐之文化亦因之而向四面扩散、传播，影响到周边如日本、朝鲜等国家的文化内涵，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仅有的几个大的文化、政治中心之一。　　唐中期，边疆守将安禄山拥兵反叛，揭开了长达8　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的序幕。经过多年征战，唐廷终于将其势力遏制在河北地区（今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地区），他们与唐处于半割据状态。为此，唐廷不得不在其周围屯驻重兵，而这些藩镇又因其兵力强大而逐渐产生离心倾向，唐廷则以武力来加强控制，唐德宗、宪宗、武宗都曾用兵藩镇。　　唐末社会危机重重，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民众暴动--黄巢起义。黄巢率兵南征北伐，彻底打乱了唐的统治秩序。虽然这次暴动被镇压下去了，但唐廷对地方也因之而完全失控，再次形成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后周世宗柴荣积极经营，欲统一中国，可惜英年早逝。其大将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弱周政权后，继续执行北周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终于在北宋初年统一了中原。　　这一时期，虽然在战法和兵器上没有大的本质变化，但在战争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叱咤风云的将帅。他们以其谋略、胆识、魄力，通过战争影响了当时的政治，为历史的发展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中国全史》　044/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隋唐五代思想史本卷提要　　本卷在以往各类思想史的基础上，侧重考察了隋唐五代这一历史时期社会思潮、时代心理以及各个学术流派、重要学术著述在顺应时代潮流中对中国古代思想发展所做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　　重建一统的隋朝即已显露出这一时期思想演变的趋势。唐朝前期的思想发展具有极大的总结性和兼容性。在盛世过后的反思过程中，"非古是今"的经世思想出现一次高峰，传统思想进一步被清理，先前各家学说对峙、论争的局面渐渐转而为吸收、融合的趋同气象。晚唐暨五代对自然、社会与人的认识，关于辩证思想的成就，都为斑烂的中古思想发展涂上了浓重的一笔。一、隋唐五代思想概述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出现全方位变异的时期，处于承上启下的转折地位。把握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脉络，上可探其发生之源，下能见其演进之流。　　刚刚经历了两晋南北朝"华夷"、中外思想初步融合，重又进入统一的隋朝，思想领域已经显露出其后演变的趋势：儒学危机、天命论衰落、佛教复兴，出现儒、道、释"三教可一"的主张。　　唐朝前期繁荣兴盛，呈现出开放、外向、自信、进取的时代风貌和社会心理。思想文化的发展，普遍富于兼容性和总结性。贞观君臣以古鉴今求"致治"，使这一传统思维方式大加发扬，把古代的鉴戒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汉唐之际经、史两大部类俱已成学，其思想发展在唐朝前期分别得到系统总结，出现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五经正义》和《史通》。西方世界传入中土的佛教思想，虽然遭到传统的儒学思想、道教思想的顽强抵制，但它仍然不时适应着政治斗争的需要，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在各种碰撞中渐渐渗透到中华大地，生根、开花。佛教各宗派在唐朝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主张等，详述于宗教卷。　　渔阳鼙鼓震惊了沉溺于"盛世"之中的整个社会，当人们清醒过来之后，普遍地产生出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政治危机，导致"思想危机"，出现了所谓"末学驰骋，儒道不举"的状况。　　藩镇抗命、皇权跌落的现实，更是对官方统治思想的直接挑战！于是，思想领域的变异最先出现在作为官方思想基础的经学、儒学中。《春秋》新学兴起，产生出两个方面的影响。其"救弊"之旨，成为后世"托古改制"的思想先导；其"黜乱"之旨，又与先期道学彼此相通，成为经学向理学过渡的一个特殊环节。　　唐政权由盛转衰，"言理（治）道者众"，纷纷为"救弊"求治寻找新的思想学说。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思想进一步被清理。已经衰落的天命论思想，在柳宗元、刘禹锡的论辩声中宣告终结。杜佑纂修《通典》，从"体制"变革中探"理道"，成为思想史上"非古是今"经世思想的第一个高峰。韩愈建起"道统"的体系，虽然没有能够挽救唐政权走向败亡，但毕竟为已经衰微的官方儒学思想找到一条最佳出路，被其后的继之者发展成为理学。社会心理的巨大失落和官方思想的面临危机，使得佛教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由向下层社会的渗透转而对"上流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以至出现"统合儒释"的呼声。不过，最终表现出来的却是偷偷的"援佛入儒"，并改变着传统的儒学，但在口头上则又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就整个思想领域而言，先前各家学说对峙、论争的局面已成为过去，呈现出一派彼此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同气象。　　晚唐暨五代思想的发展，除了明显的时代特色外，颇有一些富于光彩的思想学说。鉴于宋代以来推崇中唐始成的"道统"思想，掩饰了这些学说的光亮。对此，本书作了一些新的发掘，以示不没其实。　　在此前各思想史的基础上，侧重考察隋唐五代社会思潮、时代心理以及各重要学派、重要学术著述在顺应时代潮流中对中国古代思想发展所做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是编写本书的基本宗旨。基于这一考虑，形成上述总体认识，并确立起全书基本框架。　　二、隋朝的思想发展隋朝是个时间短促的王朝，从公元581　年杨坚称帝，到公元618　年杨广被卫士缢死，只有37　年时间。然而，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近400　年的长期分裂局面，并且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方面，根据大一统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所建立的一些制度（如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兵户编入民籍等）对唐朝乃至后世产生着影响，为大唐盛世的出现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著名儒学思想家王通的某些观点，被后继学者不断深化阐发，形成了颇有声势的思想潮流。　　（一）思想领域的基本态势儒、佛、道三家思想存在着较大的对立和分岐，各家思想都试图取得独尊地位，压倒其它二家，倡三教合一的呼声还很微弱。隋官方的思想方针是，三教兼用，以儒为主。　　1。儒、佛、道的对立在隋文帝、隋炀帝时均举行过儒道佛的辩论，由各方的有理论素养且又能言善辩者参加。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隋文帝召集儒、佛、道三方代表辩论《老子化胡经》之真伪。儒方代表是苏威等人，另外二方是僧人彦琮，道士张宾。《老子化胡经》系根据汉末流传的"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故事编成，据说最后成书于东晋道士王浮之手。道教徒以此经证明道教高于佛教，释迦佛为老子的徒弟。而佛教徒深感愤怒，一直要求官方下令查禁该经。双方的争辩当然是火药味十足的，而儒方与此辩题关系不大。僧人彦琮在辩论后仍深感不平，又作《辩教论》驳斥《老子化胡经》之伪。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在智藏寺又进行了一次三教公开辩论，这次是关于理论、教义的辩论。主持人是始平令杨宏，辩论的主角是道士余永通和僧人慧净。程序是，由一方先立一义（定个理论命题），由另一方进行诘难，然后往复问难，谁最终理屈词穷就是失败。辩论前，双方都想争取主动，争着先立义。慧净认为，在佛寺辩论，僧为主人，当先立义。杨宏未允许。于是道士余永通先立"义"，为稳操胜券，他搬出了老子《道德经》中开头对"道"的定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他大概是以为，用模糊语言形容朦胧神秘的"道"，对方是难以批驳的。然而，佛学注重逻辑思辨，因明学已成佛学中一专科学问，因此僧人言谈的逻辑性是较严密的。慧净马上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从对方概念上的模糊处找漏洞，他反诘道："有物混成，为体一故混？为体异故混？若体一故混，正混之时，已自成一，则一非道生；若体异故混，未混之时，已自成二，则二非一起。先生道冠余列，请为稽疑。"4《道德经》在谈"道"生成之后，"道"又生万物，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僧人慧净则以上述说法前后矛盾而证明其谬，他巧妙地反问，有物混成，是什么在混？是一个本体在混，还是二个本体在混？若是一个本体在混，那么在将要混之前，它自己已成一，因此，一不是4　①此据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年9　月版，第754-　755　页。道生。若是二个本体在混，那么未混之时，就已经是二，所以，二也不是由一所生。　　隋代的三教辩论是真正唇枪舌剑激烈进行的，有时用语尖刻，冷嘲热讽，以让对方下不来台为快事。全不像中唐后的三教辩论那样心平气和，那样从容地讨论教义的异同。　　儒学以阐发、维护纲常名教为己任，讲求忠君孝亲。而隋代的僧人尚未打算向儒家礼教妥协，仍很坚定地遵守佛教的不拜尊亲之规定。他们认为，出家人已超越世俗，不能向君王臣僚下拜。由于生死轮回，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不固定，因此出家人也不拜父母。儒者经常据此攻击僧人不讲忠孝，悖逆君亲。有时，皇帝也亲自出马，要求僧人服从礼教。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下诏说："诸僧、道士等有所启请者，并先须致敬，然后陈理。"可是，僧人不执行此令。大业五年（公元609　年），僧、道在一次共同朝见炀帝时，道士下拜，而僧人直立不动。炀帝责问，条令已下许久，僧人为什么不向君王致敬？僧明瞻回答，陛下弘护三宝（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就应当顺从佛言，佛经中不令僧人拜俗，所以不敢违背教规。炀帝仍然坚持要僧人下拜，明瞻无奈，只好说：陛下如一定要僧人下拜，那么僧人要先脱法服（袈裟），再穿俗人衣服，然后下拜。炀帝一时语塞，此事不了了之。2。三教趋同观点的提出在历史上广为流传的《颜氏家训》，其作者颜之推在隋代为内史。他提出了三教趋同的观点，《颜氏家训》一书，就兼融了儒、佛、道思想。其中的《归心篇》认为儒、佛二教"本为一体"，佛教为内教，儒学为外教，在对于人的教化方面有不同的分工。佛教"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即"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而儒学"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他认为，佛门"五戒"与儒家"五常"含义相符合，"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既然儒、佛义旨相通，那么世人对佛教的指责就是一种糊涂表现，"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　　颜之推甚至认为，在义理方面，佛教是有大大胜过儒学之处的，"原夫四尘五荫，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惠，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①。看来他确实对佛教思想有所了解，不是泛泛的无根之谈。他的上述说法是颇有见地的，他已看出儒学的短处所在，没有像佛教那样对人的心、性、欲、情等思维和感觉，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剖析。他所举出的几个佛理概念，认为圣王之道和儒学都不能企及，显然有借鉴吸取的必要。所谓"四尘"，指色、香、味、触。"五荫"，即五阴，五蕴，指色、受、想、行、识。所谓"六舟"，即"六波罗蜜多"，"六到彼岸"，指六种从此岸（生死）到达彼岸（涅槃）的方法或途径，有：布施（檀那），持戒（尸罗），忍（羼提），精进（毗梨耶），定（禅那），智慧（般若）。所谓"三驾"，即"三乘"，即引导众生达到解脱的三种方法或教说，不同佛教宗派有不同的解释，一般称"声闻乘"（以羊车喻），"缘觉乘"（以鹿车喻），"菩萨乘"（以牛车喻）。　　①　《颜氏家训·归心篇》。　　颜之推对佛教普度"群生"，教人"入善"的功能十分赞赏。后来儒学在唐代发展的事实，证明颜之推预见到了儒学将借鉴佛教心性理论以改造自身的思想潮流。　　对于道教理论，颜之推认为其得仙之说不可信，再加上金玉、炉器的费用太昂贵，"益非贫士所办"。但他认为道教的养生说可以吸取，"若其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暄，禁忌食饮，将饵药物，遂其所禀，不为夭折者，吾无间然"①。　　隋代名儒王通也有三教可一的观点，我们要在本章第二部分讲到，此处省略。　　3。官方的方针在结束中国的长期分裂战乱后，隋文帝杨坚是相当踌躇满志的。他又开始着手进行巩固隋王朝统治的工作。杨坚懂得，若要维持统一的大帝国长治久安，必须加强思想领域中的控制。　　在儒、佛、道三家思想中，哪一家更适于作为第一位的统治思想呢？杨坚选择了儒学。开皇元年（公元581　年），隋王朝刚刚诞生，文帝就下诏宣布官方思想方针，"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认为乱世之后首先要以儒家礼教来收束人心，使"家慕大道，人希至德"。《隋书·儒林传》也记述了文帝在隋初的重儒之举，"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开皇九年（公元589　年），文帝又颁诏书，重点在于进一步普及儒学，要求内外官吏和黎民百姓都要学习儒学，作为言行准则，彻底杜绝不轨不法行为。但隋文帝在晚年改变了重儒的方针，他精力衰退，进取心泯没，"不悦儒术，专尚刑名"，上行下效，"执政之徒"也"咸非笃好"儒学之士。隋文帝竟又走向废儒的极端，"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①。"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②隋炀帝即位后，对文帝晚年废儒之举有所纠正，《隋书·儒林传》序称炀帝"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炀帝刚刚即位，大概是由于靠弑父杀兄才谋得皇位，心里格外不踏实，于是愈加做出励精图治的样子。他重新推崇儒学，让儒者为长治久安出谋划策，"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刘炫、刘焯）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先是隋文帝实行科举取士，接着隋炀帝又"建进士科"，以经取士，读儒经成为普通读书人跻身于统治阶层的阶梯。科举制的创立，为儒学最终牢固确立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科举取士是选拔各级官员的最主要途径，从上到下一系列科举考试，考核的是儒经，而不是佛教、道教之书。这样，选拔出的儒生又居于各地、各级官位上，保证了儒学成为居第一位的统治思想。　　①　《颜氏家训·养生篇》。　　①　《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序。　　②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炀帝进一步提高孔圣人的地位，加封孔子后裔，隋文帝封"孔子后为邹国公"，炀帝"改封为绍圣侯"。炀帝扩大内廷讲论儒经的规模，"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精于儒学"三礼"的江南儒生褚辉，在公开讲论时，"博辩，无能屈者"，被擢为太学博士。炀帝在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下诏宣称儒家礼义是做人的根本，"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他还认为，光在上层提倡儒学还不行，还需加强对民间的引导，于是遣使去各地推广儒学礼教，优奖孝悌之人，旌表义夫节妇。炀帝一再宣称，君民建国，以儒教为先，去浮伪之世风，从今做起。但是，当炀帝以为自己的根基已牢之后，仗恃天下富足，就开始倒行逆施起来，"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礼义不足以防君子，刑罚不足以威小人"。这种社会局面给儒学带来严重损害，"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其风渐坠，以至灭亡。方领矩步之徒（指儒者），亦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湮没于煨尘矣。遂使后进之士，不复闻《诗》、《书》之言，皆怀攘寇之心，相与陷于不义"①。隋末的黑暗政治和社会动乱，使儒学大伤元气。因此后来唐初又花大气力进行了儒学复兴工作。　　隋统治者在尊奉儒学的同时，对佛教、道教也积极扶持和利用。隋文帝、隋炀帝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倾向性，既不坚持崇佛抑道，也不坚持崇道抑佛。尽管有时对二教的政策有些调整，但文帝、炀帝始终都把二教看成是维护统治的工具，如果某一教有脱离控制的苗头，则马上采取制约措施。以往有的学者在研究隋代道教时，则说文、炀二帝崇道；另外有学者在研究隋代佛教时，则称文、炀二帝崇佛。其实，二帝均是根据自己不同阶段的不同需要而侧重利用某一教，并无重此轻彼之意。　　隋文帝杨坚出生在般若寺，有尼姑智仙称此儿有异相，不可养于俗世，于是杨坚在寺院被尼姑养到13　岁才还家。尼姑预言杨坚为"天佛所祐"，"晚得天下"②。有此一段因缘，杨坚即位后除大建寺塔，广度僧尼外，还下诏整理佛经，辨别良莠真伪，又令各地由官方出资抄写佛经置于佛寺，另又抄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③他利用佛教为自己罩上灵光，下敕称："佛以正法，付嘱国王。朕是人尊，受佛付嘱。"①在佛教拥有广大信徒的情况下，连皇帝也愿从佛那里获得一份在位的合法性。　　杨坚篡周自立，得到道士的大力协助。北周末年，杨坚执掌大权，欲以禅代方式当皇帝，急需"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焦子顺得此信息，马上宣扬杨坚非人臣相，有符命在身，及时为废周建隋造了舆论。杨坚"受禅"后，让张宾当华州刺史，让焦子顺在皇宫附近建五通观。把开国年号定为"开皇"，出自道典。又下令重修道观，增度道士，并亲幸道场②。杨坚在位期间，道观和道士在数量上有所增加。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　年），隋文帝下诏重申对佛教、道教的崇信和保护，诏曰："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并生养万物，　　①　《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序。　　②　见《隋书》卷一《高祖纪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　　③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　　①　法琳《辩正论》卷三。　　②　《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第351　页。　　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③炀帝杨广在开皇年间曾为扬州总管，请名僧智f　为自己授"菩萨戒"，得法号"总持菩萨"。不久，杨广又写《宝台经藏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杨广"云云。杨广即位后，广造佛寺，治佛经，铸佛像，度尼僧。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下《行道、度僧天下敕》，开首即自称"菩萨戒弟子、皇帝总持"。　　炀帝对于道教也同样很崇信，早年镇扬州时，亲修书一封恳请道士徐则出山辅佐自己。即位后与道士多有往来，当与著名道士王远知"见于临朔宫，炀帝亲执弟子之礼，敕都城起玉清玄坛以处之"④。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炀帝迷信道教长生不死之说，不惜花费巨万，役使千人，大起道观，让道士为自己炼金丹。炀帝"在两都及巡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冠，道姑）自随，谓之'四道场'"①。以上大略可见隋帝对佛、道之态度。③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④　《旧唐书》卷一九二《王远知传》。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炀帝大业六年正月。　　（二）王通的思想1。生平和著作王通（公元584-617　年），字仲淹，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两《唐书》称他为隋代的"名儒"、"大儒"。　　王通的家庭有仕宦和儒学传统，父王隆在隋初为国子博士，向隋文帝上奏《兴衰要论》，"言六代之得失"，得到赞许。王通受家庭影响，精研儒学，立志在政治上、学术上都有作为。他并不死读书，18　岁开始到处游历求学，《文中子世家》称其耽于学问，"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他参加科考，考中"秀才高第"。仁寿三年（公元603　年），王通向隋文帝上奏"太平十二策"，即促使天下太平的十二条建议。文帝很欣赏，让臣下讨论，然而臣子们却不高兴，态度不积极。于是王通未获重用，只是被派往偏僻的西南，任蜀郡（今四川）司户书佐，蜀王侍读。隋末，天下将乱，王通归乡著述讲学。他认为天下多事是由于"圣人之道不行"，因此决心宏扬儒学，明周、孔之道。他先用九年时间打下聚徒讲学的基础，即对儒家《六经》细细钻研，并作《续六经》。他说："余小子获睹成训勤九载矣，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之乎！"②这显示出他重振儒学的气魄和信念。他在河汾之间收徒讲学，弟子达数百以上，也颇名重一时。时称"河汾门下"，也有人誉王通为当世孔子，称其为"王孔子"，或誉为"河汾道统"。弟子中有唐初若干名人，如薛收、温彦博、杜淹等。但王通的亲属后人在《中说》中加入不少虚浮自炫之辞，将唐初名相、名将多说成是王通弟子，如房玄龄、魏征、陈叔达、杜如晦、李靖、王珪，这反而导致后世有人怀疑《中说》为伪书。　　王通讲学时间并不长，于34　岁就去世了，弟子们私谥老师为"文中子"。其主要著作为《续六经》，或称《王氏六经》，其中包括《续诗》、《续书》、《礼论》、《乐论》、《易赞》、《元经》共六种，均已失传。后人据以探讨王通思想的著作为《中说》，或称《文中子》，非王通自著。其成书方式类似《论语》，系弟子和家人记王通言行，汇编而成，基本反映了王通的思想。　　学术界对王通思想的研究一直是较薄弱的，自尹协理、魏明的专著《王通论》①于1984　年出版后，改变了这种局面。近年来，重视王通思想研究的当代学者渐有增加，对王通思想的价值和历史意义逐步有了较深入的认识。2。明王道王通深切感到，统一的王朝需要有一种统一的思想，自然是儒家思想最适宜充当这一角色。然而，在佛教、道教蓬勃发展、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下，儒学则衰微不振。他决心以明王道来挽回儒学的衰微被动局面。《魏相》篇载，王通以《周礼》为王道的最高准则，"子居家，不暂舍《周礼》。门人问子，子曰：'先师以王道极是也。如有用我，则执此以往。通也，宗周之②　《中说·王道》。　　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12　月第1　版。　　介子，敢忘其礼乎？"那么，什么是"明"呢？该篇又说："不杂学，故明。"即，明王道就是要阐发儒学经典，以《周礼》为核心，不要杂学。　　王道要靠人去宏扬，而人在于教化，王通从历史中总结出这一观点。他说："'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耳。昔舜禹继轨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诈，成汤放桀而天下平，殷纣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厉散，文景宁而桓灵失，斯则治乱相易，浇淳有由。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其曰太古不可复，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诗》、《书》、《礼》、《乐》复何为哉？"①太古的圣王之道是可以在后世复兴的，因为先王之化借助于儒家经典传留下来了，如果不是这样，那儒家经典还有什么用处呢？　　在《王道》篇，王通认为孔圣人借助于《尚书》、《诗经》、《春秋》而讲述历史，传达长治久安之理，并且三部经典各有侧重。他说："昔圣人述史有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化至九变，王道其明乎！"这表明，不能仅仅从抽象理论中理解王道，王道最真切生动地体现在历史活动中，要在对历史的"索"、"究"、"考"中，获知帝王之制，兴衰之由，邪正之迹。　　所谓"王道"，是与"霸道"对称的。主要指"以德服人"，实行仁政。王通在隋末重倡"王道"，是有针对性的。他指出，王道已丧失很久了，"上失其道，民散久矣"②。他对于两汉还是较为肯定的，但对于魏晋以来的政治则大为不满。对于数百年分裂局面下统治者恃力施暴和隋朝愈来愈严重的暴政，王通以古今对比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愤慨之情。他说："古之为政者，先德而后刑，故其人悦以恕，今之为政者，任刑而弃德，故其人怨以诈。""古之从仕者养人，今之从仕者养己。""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①这种对当世暴政的批判是尖锐激烈的，统治者的做法恰恰与他们应该做的相反。上述几条简洁的对比，形象勾勒出现世统治者的残暴、自私、专横的嘴脸。"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从何而兴乎？"②白白吃饭的官到处都是，王道从哪里能够兴起呢？　　王通从现实的弊病中感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光恢复古代王道是不行的，暴政的古今表现不一样，针对暴政的王道也要有所发展。因此，他著《续六经》是要对古之王道予以继承和发展。"贾琼请《六经》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坠也。"③他又说："王道之驳久矣！《礼》、《乐》可以不正乎？大义之芜甚矣！《诗》、《书》可以不续乎？"王通表示，自己是孔子的继承人，"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④。　　王通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勤于著述，阐发王道，未必能用于当世。但他放眼于后世，认为后世总会有人实行的，"丰年"总会到来。"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广大悉备，历千载而不用，悲夫！'仇璋进曰：'然夫子今何勤　　①　《中说·立命》。　　②　《中说·事君》。　　①　均见《中说·事君》。　　②　《中说·王道》。　　③　《中说·周公》。　　④　《中说·天地》。　　勤于述也？'子曰：'先师之职也，不敢废，焉知后之不能用也。是藨是衮，则有丰年。"⑤他的这种以明王道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要实行王道，当然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但最核心的一条，统治者要"无私"，"夫能遗其身，然后能无私。无私，然后能至公。至公，然后以天下为心矣，道可行矣！"①这可以说是指出了要害问题。　　3。三教可一王通所处时代，正是儒、佛、道相互争长之时，三者间对立情绪较大。　　王通则主张调合三教的分歧，认为它们应停止相互攻击，"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②三教的激烈攻贬对政治是很有害的。王通虽为"名儒"，但却没有固持唯儒独尊的门户之见。他以较平和的心态肯定各教均有善有弊，应该像司马谈善于分析诸子各家长短那样，知其弊，通其变，"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③因此他提出："三教于是乎可一矣。"④即三教可以相互取长补短，逐步走向合流。　　对于道教，他认为其追求长生而不顾仁义孝悌，是一种贪婪的表现。"或问长生神仙之道。子曰：'仁义不修，孝悌不立，奚为长生！甚矣！人之无厌也。"⑤对于佛教，他肯定佛是圣人，但又认为佛教属"西方之教"，到中国则不完全适应，显然需要改造。　　他指出，不能把前代一些亡国的责任推给儒、佛、道三教，"《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①这是很有见地的，三教都可以作为意识形态工具，起到教化和维护统治作用，但却没有必然亡国的性质。关键在于人的掌握上。　　那么能否干脆废除佛、道二教，只保留儒学呢？王通认为这个简单化的作法行不通，前人早已实行过，但是失败了，"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②。"太平真君"系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年号，"建德"系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年号。这二个皇帝都曾采取暴力强硬手段灭佛，但并不能禁绝佛教徒心中的信仰，同时，僧人所受到的迫害以及一些僧人舍身护法之举，反而博得更多人对佛教的同情乃至崇信。在灭佛的皇帝死后，佛教就以空前的气势卷土重来，出现一个发展的新高潮。所以，实践证明，用暴力强制手段解决宗教信仰问题，结果适得其反。　　⑤　《中说·关朗》。　　①　《中说·魏相》。　　②　《中说·问易》。　　③　《中说·周公》。　　④　《中说·问易》。　　⑤　《中说·礼乐》。　　①　《中说·周公》。　　②　《中说·问易》。　　三、唐初鉴戒思想的发展我们民族有一种最富传统性，又极为普遍的思维方式，即从"往事"中为"现世"寻找各式各样的依据或说法，通常叫做"以古鉴今"。这一思维方式，伴随着一朝一代的盛衰兴亡，越来越加发展。在唐初，取鉴思想得以充分发挥，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将这一思维方式的政治功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贞观君臣"以古鉴今"的意识贞观年间，太宗君臣为求"致治"，议政之隙，经常讨论历代治乱兴亡的得失，"以古为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极大地推进了鉴戒思想的新发展。　　1。太宗"以古为镜"　　唐太宗总结自己在位期间"勤行三事"，说到的第一事便是"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①。他在临终的前一年，为皇太子留下一部"帝王之大纲"--《帝范》，专门阐述帝王为政之道。其序强调："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②史籍中关于太宗与大臣"共观经史"、同议历代兴亡的记载，大都有"终及日昃"或"乙夜忘疲，中宵不寐"的情形。若独自观经读史，更是"披览忘倦，每达宵分"了。概括而言，太宗与参预中枢决策的"侍臣"所论，多为"前王得失"。其中，尤重汉文帝之"得"和秦、隋之"失"。对于地方军事长官，太宗同样要求他们读史，但侧重点却不在"前王得失"。贞观三年，太宗奖励凉州都督李大亮敢于直谏，赐荀悦《汉纪》一部，称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要其"宜加寻阅"①。至于太宗为新修《晋书》帝纪撰写史论，谁都明白那是在告诫皇太子记取西晋"居治而忘危"，"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的教训，警告唐室功臣不要有亏"贞臣之体"，"见嗤后代"。　　从贞观年间勤政的实践看，唐太宗的确不愧为历史上最重视"以古为镜"的帝王。"以古为镜"这一传统思维方式，适应着太宗君臣议政论史的需要，得到了充分展示其效用的机会。于是，朝廷上下、朝野内外，人们无不以这一方式观察、处理周围的事物。在这种思维带动下，贞观年间出现了两件影响久远的文化事业，一是大规模整理古籍，确定了古籍分类的基本门类；二是大规模修撰史书，开创了官修史书的基本格局。　　2。古籍皆"为治之具"　　"以古为镜"的思维使贞观君臣对于古籍形成一个重要认识：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fǔfú，音辅服），皆为治　　①　《贞观政要》卷六《杜谗邪》。　　①　《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　　之具也。②由此出发，为实现"致治"，唐初花大力气，前后历时10　余年，对"为治之具"的历代图籍，进行了系统整理。　　高祖武德四年（621　年），秦王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攻占洛阳。隋朝在东都的藏书和目录，都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遗憾的是，在水运赴长安时，经黄河砥柱覆舟，图书损失十之八九，目录亦被河水"渐濡，时有残缺"。这时，在长安嘉则殿的隋朝藏书有8　万多卷，加上从东都水运残存的8000多卷，就是唐朝所得隋皇室藏书的总数。至贞观三年（629　年），太宗以魏征为秘书监，参预朝政，为副相。秘书监是秘书省长官，总管国家经籍、图书。用副相掌管国家经籍，足见太宗对前代图书的重视程度，反映着他"以古为镜"的思维特点。　　魏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请学者校定。"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①。经过系统整理，形成颇具影响的《隋经籍志》4　卷，时为贞观十年（636　年）上半年。高宗时，录入《五代史志》，后编入《隋书》，始称《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4　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其一，依隋朝《大业正御书目录》为底本，"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就是说，以隋朝的现实藏书为主要内容，其"删去附入"的标准是看有无"益教理者"，带有鲜明的寻找借鉴的意识。至于隋朝已亡而南北朝尚存之书，则以"梁有。。今亡"的小注标明，仍然可以了解隋朝以前图书传流的情况。其二，在编排上，采取"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的办法，"各列本条之下"，也即按类编制。内容"疏远"者则"离"为不同的类别，内容"近密"者则"合"编在一起，然后对同一内容或同一体例的图书进行简要概括，叙其沿革、变化，指出每个部类与学术史的关系。其三，在分类上，将全部图书划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每一部类之下又分若干类。这一分类法，基本上被沿袭了千年之久。其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迄今仍为我们编排古籍所遵循。　　魏征主持古籍整理的另一成就，是《群书治要》的汇辑完成。太宗因"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命魏征与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编选一部"有关政术、存乎劝戒"的选本。贞观五年（631　年）九月，编辑完成，总共50　卷。太宗称赞说："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①。同时，赐诸王各一部。史家多称："古籍之精华，略尽于此。"所采录各书，皆为唐初善本，与后世刊本不同。如其所录桓谭《新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等，只能借此知其梗概。　　3。修史以"览前王得失"　　唐太宗的另一个思路，鉴于秦始皇"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而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自己却反其道而行之：　　①　《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　　①　《全唐文》卷九唐太宗《答魏征上群书理要手诏》。　　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②。在这一思路引导下，贞观三年年底，太宗"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③，即唐朝以前5个朝代的历史。同时，组织起一个阵容极强的修撰班子，明确分工和职责：秘书丞令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征修隋史，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与魏征"总监"诸史，令孤德棻"总知类会"诸史。　　这次修史与以往情况大不一样，首先是有一个专设的修史机构--秘书内省；同时又有房玄龄、魏征正、副宰相"总监"，并由魏征"总加撰定"，对梁、陈、齐史"各为总论"；其三，还有令孤德棻"总知类会"，负责体例，协调各史内容；四是发挥有家学传统的姚思廉、李百药的作用，使其完成继承先志的续作。这是一个周密的实施方案，不仅保证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顺利修撰，而且为后世官修纪传体前代史树立了榜样。　　其中，梁、陈二史，是姚思廉在其父姚察旧作基础上续补而成；齐史，是李百药承其父李德林未竟之业续成；周史，始终其业的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主要撰写史论，崔仁师仅为"佐修"。隋史，则由魏征主持，经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大手笔与修史学士敬播、李延寿、赵弘智等共同撰写，再由魏征"损益"、"撰定"，并为序14　篇、论53　则。　　至贞观十年（636　年），《梁书》56　卷、《陈书》36　卷、《北齐书》50卷、《周书》50　卷、《隋书》55　卷全部修成上奏，统称"五代史"。"废秘书内省"，解散修史班子。过了5　年，太宗又下诏修《五代史志》，即为上述五史补修典志方面的内容。历时15　年，到高宗时才完成。　　如果说整理古籍、修五代史是太宗用来作"在身之龟镜"的话，那么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新修成《晋书》则不再是太宗为自己作鉴戒，而如前面所说，是在为皇太子和唐室功臣树起一面镜子。同样是"以古为镜"、"以古鉴今"，但其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对象，决定了其效应的巨大差异。自觉总结"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使太宗君臣开创出"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用以告诫他人、为别人树立"镜子"，多是出于担扰，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高宗初年的所谓"永徽之治"，背后不正是"元舅弄权"吗？再后，更出现了武周革命，恰恰是太宗最担心的情景！　　唐初鉴戒思想的发展，不能笼统地说源于贞观年间"以古为镜"、"以古鉴今"的思维方式，只能说是存在于自觉"以前王得失，为在身龟镜"之中，这是一定要区分清楚的！　　②　《册府元龟》卷五五四《恩奖》。　　③　《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前代史》。　　（二）注重"人事"的"取鉴于亡国"　　在太宗君臣观经读史、议政论古和贞观年间修撰史书、整理经籍的过程中，形成"取鉴于亡国"与"取鉴乎哲人"的系统思想，推进着鉴戒思想的更大发展。　　1。"取鉴于亡国"思想的演进"取鉴于亡国"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春秋》虽存劝戒，并非"自镜"。司马迁提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①，但这不是《史记》的中心议题。　　汉唐之际，"取鉴于亡国"的思想有着阶段性的发展。汉初，政论家大都注意秦朝的为政得失，尤为重视其二世而亡的教训，如陆贾曾"著秦所以失天下"。贾谊的《过秦论》，更是传之后世的名篇。但是，这时的"取鉴于亡国"的思想尚未受到真正的重视，也还没有同系统编写历史结合在一起。东汉末年，荀悦明确地提出："君子有三鉴，鉴乎人，鉴乎前，鉴乎镜。"②同时，又著有《汉纪》一书记述西汉"明主贤臣"的"规模法则，得失之轨"。鉴戒思想在这里被推进了一步。唐太宗赐《汉纪》给凉州都督李大亮，显然包含其对该书"取鉴"思想的认同。至于他在魏征去世后临朝对侍臣所讲"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①，无疑是荀悦"君子有三鉴"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待到贞观十一年（637　年），供太宗"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自身之龟镜"的《隋书》等五代史已经完成之后，主持修史的权威人物魏征作出系统总结：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　　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②从前朝"危"、"乱"、"亡"的教训中，求得本朝的"安"、"治"、"存"，这不仅高度概括了如何从亡国取鉴，以求致治的思想，还将修史、取鉴、求治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中国古代史学的鉴戒功用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产生出久远的影响。　　2。取"亡国之君"为戒贞观君臣既已自觉将取鉴与求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其着眼点必然在"人事"而不信"天命"，尤其注重亡国之君的作为。　　天人关系问题，在中唐以前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贞观年间的大臣和史家中，认识也不完全相同。例如，房玄龄在回答"帝王之兴有天命"的问题时，明确表示："王者，必有天命。"③李百药在《北齐书》中，则表现了较为明显的二元论看法。但是，在太宗尤其是魏征的意识中，考察前　　①　《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②　《申鉴》卷四《杂言上》。　　①　《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　　②　《贞观政要》卷八《刑法》。　　代治乱兴衰的原因，并不认为有什么"天命"可言。　　纵观太宗言论，很少涉及"天命"这个问题。贞观六年，臣下以祥瑞为美事，颇有表贺庆，太宗表示："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①同时，对隋文帝命王劭在朝堂上读其《皇隋感瑞经》，表示"实以为可笑"。至于隋炀帝丧身灭国，太宗虽然也表示了"虽复帝祚长短，委以玄天"的意思，但他强调的却是"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②，仍然不忘君臣的作为。　　魏征在"总加撰定"五代史时，则完全着眼于从"人事"上"取鉴于亡国"。在《隋书》中，对于隋灭陈的分析，他这样写道："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诸天道，或时有兴废；考诸人谋，实二臣之力。"③这里的"天道"与"时"相联，是指"天时"，即客观形势。就是说，隋文帝统一南北，一是客观形势发展的结果，二是韩擒虎、贺若弼等人的主观努力。书中论述隋炀帝亡国，更是以大量事实来证明"吉凶由人"。不信"天命"，自然厌弃"鬼怪"，反对"妖讹"、"符瑞"入史。书中《艺术传》叙"玄妙"、记"迂怪"，目的在于"明乎劝戒"，揭露"变乱阴阳"、"假托神怪"者的实质是要"曲成君欲"、"荧惑民心"。针对李百药的二元论思想，魏征在《北齐书》帝纪最后加写了一段总论。其中特别指出："天道深远，或未易谈；吉凶由人，抑可扬榷。"最后断言：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①由于太宗是为"在身"寻找"龟镜"，所以"取鉴"的对象自然集中在"前王"身上。其所谓"人事"，则主要指亡国之君的作为。　　贞观六年，君臣议论"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的问题。太宗提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②"人推"与"人弃"，显然是完全着眼于"人事"决定兴废。而关键在于天子是"有道"还是"无道"，使其深感"可畏"的是"无道则人弃而不用"。因此，在贞观君臣的鉴戒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颇具辩证特色的内容--居安思危、善始慎终，生怕做出"无道"之事，被人"弃而不用"。一次，太宗论及秦朝兴衰，说："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③魏征在修史的过程中，着重分析、对照了秦、隋这两个二世而亡的典型：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　　并得出结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④　　①　《贞观政要》卷十《灾祥》。　　②　《贞观政要》卷十《行幸》。　　③　《隋书》卷五十二"史臣曰"。　　①　《北齐书》卷八"郑文贞公魏征总而论之曰"。　　②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③　《贞观政要》卷十《慎终》。　　④　《隋书》卷七十"史臣曰"。　　这是以历史长河进行对比，找出二世而亡的教训。进而，对比隋文帝前后不同时期的政治状况，认为其晚年的作为已经产生出严重的后果，以致他刚刚一死就衰象毕露，即"坟土未干，子孙继蹱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最后，魏征这样总结隋朝的衰亡过程：迹其衰迨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这是一种"见盛观衰"的史笔，表现出辩证的思想方法和事物向反面转化的认识，目的自然是用以"戒"王者"居安忘危、处治忘乱"了。　　3。"取鉴"的基本特色太宗君臣"取鉴于亡国"，从典型的亡国之君的作为得失中，总结出以下一些颇具特色的基本认识。　　其一，重视民心向背对历史的影响。　　太宗曾对侍臣说："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他看到天下百姓不为隋亡而哀，表明民众对于隋主的厌弃。而当自己即位后，采取了顺应民心的措施，尽管饥馑，"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②。这又使太宗看到民心向唐的趋势。这样对照，较比"载舟覆舟"的说法，更富于时代感。　　《隋书》中考察文帝开基、炀帝丧国的原因，与上述太宗的思路如出一辙，认为文帝、炀帝二人"所为之迹同，所用之心异"。文帝虽然"戎车屡动，民亦劳止，不为无事"，但其出发点是，"其动也，思以安之；其劳也，思以逸之"。而炀帝却反其道而行之，"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仇，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比较而言，文帝"诚在于爱利，故其兴也勃"。炀帝之世，尽管土地、人口、甲兵、仓廪都盛于文帝之时，但其作为却"自绝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①。　　其二，注意民生枯荣与治乱兴亡的关系。　　一次在读过周、齐史后，太宗对魏征说："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　　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又有一次说到隋亡，太宗认为："炀帝恃此富强，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②在《隋书》的编纂中，魏征等注意揭露炀帝"虐用其民"导致经济崩溃、政权覆亡的史实。书中不厌其详地实录了每次较大规模的徭役、兵役，对其动用的民力情况、死伤数字等，记述之详尽，在官修史书中并不多见。同时，反复披露"六军不息，百役繁兴"所造成的恶果："居者失业，人饥相食"，"流离道路，转死沟壑"，以至"相聚萑蒲，蝟毛而起"，"人自为战，众怒难犯"③。书修成之后，魏征专有一段总结性的言论：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　　①　《隋书》卷二"史臣曰"。　　②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①　《隋书》卷七十"史臣曰"。　　②　《贞观政要》卷八《辩兴亡》。　　③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④这已成为当时论"守成之难"的共识。　　其三，强调君臣共理，以成治道。　　隋炀帝"性不欲人谏"，终至"左右之人，皆为敌国"，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这是太宗君臣耳闻目睹的事实，因此记忆犹新。贞观初的几年，太宗反复对侍臣论说此事："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当说到隋朝滥刑时，炀帝命于士澄"捕盗"，稍有怀疑，即"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余人，并令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虽已"究寻"得实情，但有司"不执奏"，皆遭杀戮。太宗抓住此事，再次强调："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得不败？"①因此，太宗面对出现的"贞观之治"的成就，没有居功自傲，仅仅这样表示：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②在"朕即国家"的社会中，不把社稷之功仅归于一人，表明太宗是实实在在以亡国之君为"在身"树起一面历史的镜子。　　魏征以政治家兼历史家的眼光，既看到了隋炀帝"无人君之量，恃才傲物，所以至于灭亡"③的深刻教训，又从正面作以概括：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长短殊用，大小宜异，■棁栋梁，莫可弃也。④贞观年间"谏诤"成为"美谈"，同太宗君臣的这种思想认识是直接相关的。其四，注重亡国之君"无道"带给社会的巨大灾难。　　"取鉴于亡国"，使太宗君臣将目光集中在亡国之君的"失德"、"失道"方面。贞观前期，君臣们经常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隋朝之失，尤其是炀帝之失。虽说太宗、魏征往往将秦、隋之失加以对比，但对秦皇还有"英雄之主"的称赞，而于隋炀帝却无只言片语的肯定。太宗经常讲的是："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至亡灭。"他本人讲，还要求群臣"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①。　　《隋书》集中记述了炀帝方方面面的暴政及其造成的各式各样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