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　　顺治皇帝，名叫福临，在皇太极的十一个儿子中排行第九，生于公元1638年即大清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　　据说，他的母亲庄妃即后来的孝庄皇太后怀上他的时候，有红光绕身，衣袖间如有龙盘旋状，女侍皆惊，近视之，不见。分娩前的一天早晨，这位孝庄皇太后一觉醒来告诉皇太极，说是自己昨晚上梦见一个神仙，抱着一个男孩儿交给自己，说：“这是统一天下之主也。”皇太极很兴奋，说：“这么奇异，这是子孙大庆之兆哇。”第二天，孩子生下来，头顶上有一绺头发支起来，红光照耀宫闱，经久不散，而且香气弥漫数日。　　我国古代典籍中，此类围绕帝王将相奇人异士的故事多至数不胜数。我们只有两个选择，或者相信这是真的，相信该人是肩负上天使命来到人间的，或者就像无数次验证的那样，知道这玩意儿是在装神弄鬼，骗权骗利骗钱骗色必居其一。然后，采取古人就曾说过的态度：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清代的帝王中，唯独在顺治皇帝福临和康熙皇帝玄烨身上有这种奇异的记载，而且这种记载全部与孝庄皇太后有关，由此可知，这是一位心机极深的女士。　　没有证据能够证实，皇太极曾经对这个孩子格外高看一眼并给予过非凡关照，尽管给他起的名字叫福临，据说其满文是“天生福人”的意思。　　福临于公元1643年即大清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即大清皇帝位，当时，还不满六岁。按照推举制原则，本来他是没有可能继续皇位的。在他十四叔多尔衮与大哥豪格的紧张对峙中，为了避免两败俱伤的结局，多尔衮将他推举出来，令各方力量得到平衡。遂使他凭空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在这个过程中，上述“天生福人”的传说是否发生过效力，尚未可知。从这个故事被一本正经地记载进清代官方史籍《清实录》中判定，想必是应该有作用且功效不小。不过，从人性的角度和福临的一生情形看，这与其说是他的幸运，倒毋宁说是他不幸的开始更为恰当。　　公元1644年即大清顺治元年九月十八日，多尔衮派人将福临从沈阳接到北京，是日午后从正阳门进入紫禁城。十月一日，福临以定鼎燕京，来到南郊告祭天地，举行了盛大的登基典礼，从此成为君临整个中国的大清帝国皇帝。该大典除拜祭堂子——爱新觉罗家族神庙外，其余一切礼仪均按照大明朝皇帝登基的仪式进行。　　从这时开始，到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病死，福临从未满八岁到未满十四岁，大清帝国的实际权力把握在摄政王多尔衮手中。福临的皇位来自多尔衮的推举，福临的天下也是多尔衮为他打下的。从沈阳到北京，他所看到的一切，应该足以令一个孩子眼花缭乱。显而易见，他没有多少置喙的余地。在此期间，大清朝的一切德举善政应该归功于多尔衮，这个王朝初期的暴行恶政也是在多尔衮的指挥下所施为的。　　公元1644年即大清顺治元年十月底，多尔衮发布文告，预备兵分两路，一路命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帅吴三桂、尚可喜等部，进攻西北地区的李自成；一路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大军下江南征伐南明。　　这是大清入关之初，在军事上，我们所能看到的多尔衮最严重的一次战略性失误。　　可能是因为一切过于顺利的缘故，多尔衮有些忘乎所以，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于是，贸然决定将战斗力虽强，人数却很有限的主力部队，投放到相隔数千里的两大战场上，同时发动规模巨大的两个战争。　　这是一个可能形成大危害的战略错误，在战争进程中，一旦受挫，势必呼应不灵。且大军一出，华北地区所余兵力将很薄弱，不可预见之祸不是不可能发生。偏偏这种战略考虑上的不周全，却由于他两大对手的作为而得到了及时的弥补与纠正。　　李自成退居西北、杀掉李岩之后，方寸大乱。关中地区百二秦关，是所谓四塞之地，自古山川形胜，易守难攻。李自成若是收缩形势，在此苦心经营的话，将会给多尔衮带来很大的困扰。偏偏他在政治上一误再误、军事上一败再败之后，再一次未经周密预备，便在河南怀庆即今日河南省沁阳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战。这一次，除了一时间相当有力地打击了该地区的清军之外，却也一巴掌拍醒了多尔衮。假如多铎按照原计划南下的话，李自成完全有可能于怀庆得手之后，兵锋直指兵力空虚的河北京畿地区。那时，多尔衮可能就要陷入手忙脚乱的尴尬中了。阅读　　此时的南明政权真是让人不说也罢。他们对于北方地区，诸如当时多尔衮根本顾不过来的山东、河北一带，似乎全无感觉。除了忙于给弘光皇帝搞女孩子之外，就是忙着窝里斗，忙着给魏忠贤阉党翻案，忙着把权力捞到自己手里，忙着把异己排挤出去。就连唯一的中流砥柱、后来大名鼎鼎的史可法都在一心一意地希望联合清军，消灭李自成。　　就是在这种时刻，多尔衮被李自成拍醒了，火速命令多铎改变行军路线，暂停南下，立即掉过头来，对付怀庆的李自成部队。经过一场大规模会战，清军大获全胜。取胜后的多铎，渡过黄河，进攻潼关。在潼关大战中，李自成再次失利。此时，阿济格于陕北一路节节进逼，李自成的老家米脂也告易手。由此，形成了阿济格、多铎两路夹击李自成主力的态势。李自成陷入进退维谷、两面受敌的困难境地。此后，他退到哪里，清军便追到哪里，基本丧失了发动大规模反击战的能力。　　当此时，南明政权中仅有的几位明白人建议，立即出兵空虚的山东、河北，“攻其不备，必建奇功”。（李清《甲申日记》，丝集。）结果，被束之高阁。而史可法的建议更加离谱，他希望“悉简精锐，直指秦关”。（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七，史可法请恢复。）也就是说，要主动出兵，帮助清军先灭了李自成再说。这个建议多亏也被束之高阁了，否则，史可法在历史上会是什么形象，真的就很难说了。　　就这样，清军击溃李自成之后，多铎随即挥师南下，在很短时间内就将如痴如梦的南明政权一举摧垮。在此期间，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江阴屠城等暴行。　　顺治二年六月，李自成退到湖北通城县九宫山之后便不知去向。此后，关于他的下落众说纷纭，一说他死于该地牛脊岭一个农民的镢头之下，还有人认为他逃到一个寺庙里做了和尚，从而，演义出了后来极有名的“奉天玉和尚”的故事。　　顺治三年正月，已经牢牢控制住朝局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多尔衮，任命在小皇帝第二次登基时恢复了肃亲王爵位的豪格为新的靖远大将军，前往四川对付张献忠。当年十一月，在四川南充地区的凤凰山金山铺，张献忠主力被豪格击败，张献忠本人也被一箭射死。　　从此，这两支号称具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大军的农民军，大体星散。李自成、张献忠的一部分部下与明朝残余力量合流，试图共同反抗咄咄逼人的清军。无奈，强弩之末，不能穿缟，他们再也没有能够形成足够的力量。而多尔衮则十分顺利地实现了各个击破的总体战略目标。中国，在他的手里大局已定。　　在此期间，清朝迅速完善各种规章制度，除军事上以八旗制度为其根本之外，其余几乎全部沿袭了明朝的制度设计。多尔衮率大军入关时，一再宣称自己的天下是得自李自成，而不是夺明朝之天下。与此异曲同工的是，顺治三年，以顺治皇帝的名义作序，将朱元璋的《洪武宝训》颁行天下，直截了当地自认为是明朝的继续人，将与天下共同遵守大明祖训。这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时从未有过的景象，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收拾人心的功效。　　这种情形也直接影响到了小皇帝福临的日常生活。譬如，按照大明祖制，皇家子女出生后，不能由亲生母亲抚养，要交由宫中女官、乳母、宫女、太监和师傅们养育辅导。到北京后，孝庄皇太后住进了慈宁宫，七岁的福临大约是住在位育宫，他只能和母亲分开来自己单独住。　　多年以后，早已把死后的多尔衮修理得体无完肤的顺治皇帝，仍然布满怨恨地谈到，多尔衮摄政时，自己和皇太后要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宫室里，经常要几个月才能见上一面，以至于皇太后时时牵挂，非凡难受。　　顺治皇帝将此归罪于多尔衮，肯定有他的道理。从多尔衮的角度看，将他们母子隔开，固然有皇家制度的因素在，不过，他和孝庄之间的私情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阅读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知道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之间的情愫，究竟是怎样的情形。福临长大后，性情偏执强烈，形成严重的分裂型人格，和自己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关系也恶化到几乎无法弥补的程度。从一般心理学规律判定，这种情形，必定和他童年与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而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的关系，可能使他受到过极大的刺激。这应该是他切齿痛恨多尔衮的最重要原因。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福临可能日益感受到了多尔衮庞大权势的威压。　　福临在北京第二次登基后，便颁布诏书，认为多尔衮的功德与辅佐周成王的周公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命令为他立碑以纪念这些功德。福临还封另一位辅政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从此，济尔哈朗不但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位上也正式退居到了多尔衮之下许多。　　第二年初，陕西道监察御史赵开心上疏，认为“称号必须正名”。叔父摄政王是皇帝的叔父，只有皇帝可以这样称呼，若大家都这样叫，就没有了上下尊卑之别。因此，应该在“叔父摄政王”前面加一个“皇”字，以便让天下臣民知道，此“叔父”非彼“叔父”也。于是，帝国政府机器又紧急开动，规定从今而后，一切形诸文字时，都必须称“皇叔父摄政王”，在一切仪注礼节上，皇叔父摄政王都只比皇帝略少一点点，而远高于其他王公大臣。　　顺治三年五月，多尔衮将所有信符收到王府治理。这是调遣全国军队的唯一凭证，本来是唯有皇帝才有权力独握的军国至重之器。多尔衮的理由是，这玩意儿收藏在大内，一有调遣，太不方便。于是，将其拿到了自己手里。　　多尔衮死后，这件事被当成他心怀不轨的证据之一。其实，恰恰是这件事，方才表明多尔衮真的没有谋夺皇位的心思。想想看，从拿到调动全国军队的兵符军权，到多尔衮死去，其间间隔了四年半时间。在这么长时间里，多尔衮要想夺位，恐怕是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的。有人认为，是因为代善健在，他的号召力及其两红旗导致了多尔衮不敢轻举妄动。其实，这个理由大约同样很难成立。代善是在顺治五年十月死的。这一年，豪格已经死去，济尔哈朗的辅政王之位也在前一年被多铎取而代之。即便在这种政治、军事势力完全一边倒的情势下，在两年多时间里，仍然没有任何坚强的证据，能够证实多尔衮曾经有过谋取皇位的行动。　　多尔衮死后，曾经深受他信任和重用的苏克萨哈出面控告他心怀不轨，其实是一种为人所不齿的投机行为，投合了福临对多尔衮的痛恨，从而，开始了对多尔衮的清算。　　对此，倒是福临的曾孙子乾隆皇帝看得更清楚。作为皇帝，他很明白，多尔衮要是想谋取皇位，早就在握有军权时做这件事了，哪里要等到死后去阴间来做？于是，我们就有机会看到一个非凡熟悉的字眼，乾隆皇帝为多尔衮全面平反昭雪，并在他那个睿亲王中间，还为他加上了一个“忠”字。实事求是地说，多尔衮还真是当得起这个字眼。九泉之下有知，多尔衮大约会把这个重侄孙子引以为知己。　　顺治四年底，接替济尔哈朗为辅政王的多铎，率领王公大臣们上奏皇帝和皇叔父摄政王，说是考虑到皇叔父摄政王劳苦功高、日理万机且患有风疾，为了不使他过于劳累而影响国家大政，像跪拜这类小事应该免去。从此，在皇帝面前，多尔衮“跪拜永行停止”。不久，据说为了避免皇叔父摄政王天天上朝过于劳累，文武百官陆续开始到摄政王府去面请裁决政务。就此，多尔衮的府邸成了国家权力的中枢。　　从史书记载上看，上述所说的情况可能确为事实。在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多尔衮鞍马劳顿，应是伤痛不少。诸多史籍中谈到多尔衮身患“暗疾”，很难考证究竟是什么病。从此处所说的风疾和后来多尔衮的猝死看，有可能和心脑血管或高血压一类疾病有关。阅读　　从多尔衮的角度看，他有理由得到这样的礼遇。若从帝制传统看，对臣下的这种体贴只能出自皇帝，否则，就是标准的大不敬，是目无君上，是无人臣礼，是专横跋扈、专权擅政。这每一款罪名，都足够凌迟处死了，因此，决然不是件小事。　　从实际情况判定，在百战归来的多尔衮心里，可能也确实没把这小皇帝太放在眼里，他对这位小皇帝可能很严厉，丝毫也不假以辞色。当多尔衮铁马金戈在血肉横飞的风云变幻中缔造大清帝国时，那乳臭未干的小毛头可能正拖着鼻涕赖在妈妈怀里撒娇呢。假如不是为了帝国的利益，不是为了那位孝庄皇太后，多尔衮不干净利索地拿下皇位，已经算是太对得起他了。　　而在内心深处，多尔衮极深的隐痛和愤懑并没有随着功成名就、位隆权重而消退。因此，他才会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表明他心中的天人交战从未止息。他对皇太极的恩怨纠葛，对豪格的切齿痛恨，两次与皇位失之交臂的遗憾，对孝庄皇太后的情意，对帝国肩负的责任，定鼎中原对大清帝国毋庸置疑的丰功伟绩，一切的一切无不交相煎迫，至少在他心中可能是布满了焦虑和愤恨不平。这可能是他高度复杂矛盾和诸多作为的逻辑起点。　　从史料中推测，多尔衮对这小皇帝可能只是冷漠而已，找不到他挟巨大权势威迫小皇帝的事例。相反，多尔衮还在许多场合坚定维护着小皇帝的尊严。有一次，济尔哈朗等人商议，要将对摄政王的礼仪提高到诸王之上。多尔衮说：“在皇上面前不敢违礼，其他可以像你们商量的那样办。”第二天上朝时，诸王公大臣们在朝门口跪着迎接多尔衮，多尔衮马上命令调头回去，并责问他们何故如此。史料中，不止一次记载着多尔衮“待皇帝长大后，就要归政给皇帝”的谈话。据说，多尔衮说过一段话，一百多年后，乾隆皇帝在实录中读到这段话时，曾经感动得潸然泪下。　　当时，多尔衮召集王公大臣开会，对他们说：“现在大家只知道取媚于我，很少尊敬皇上。我岂能容忍这样？当年，皇太极死时，大家跪着请我继大位，我誓死不从，遂推举了现在的皇上。那个时候，我尚且不肯做这样的事情，今天难道能够容忍你们不敬皇上而来给我拍马屁吗？从今以后，凡是忠于皇上的，我就会爱他用他，否则，虽然给我献媚，我也绝不宽恕。”（《清史稿》列传五，诸王四。）这种情形，显然和多尔衮在推举福临时的顾全大局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那一口恶气梗在心头，使他的一些举措暴戾失当，从而，有效地增加了皇帝对他的惧怕和憎恶，也大失人心，为他死后的悲惨遭遇埋下了伏笔。这些举措中，最重要的就是修理济尔哈朗和除去豪格。　　顺治四年二月，多尔衮以济尔哈朗修建的王府超出标准为由，下令罚款两千两白银，并罢免了他辅政王的名位。其实，这只是表面的理由，其中，有两个真实的隐情。济尔哈朗曾经对一个高级官员巩阿岱谈到：“皇子福临继位是件好事，没什么可说的。唯一令人忧虑的是有人想篡位。”显然，这里针对的是多尔衮。这个巩阿岱当时如何表示不得而知。事后，他向多尔衮告了密，导致多尔衮罗织罪名，贬黜了济尔哈朗。还有一个原因是，多尔衮与同胞弟弟多铎的感情最好，打掉济尔哈朗是为了给多铎当辅政王腾出位置。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　　第二年，顺治五年二月，豪格平定四川立下大功。返回京城后，不到一个月，多尔衮找来两个很可笑的罪名，其一说他包庇手下的一个中级军官贪冒军功，其二说他提拔重用了一个罪人的弟弟。然后，不由分说地将豪格幽禁起来。三月，幽禁中的豪格没有任何征兆地死去，时年仅仅四十岁。　　与此同时，多尔衮兴起大狱，一批八旗高级将领控告济尔哈朗，说当初一些人谋立豪格为帝，济尔哈朗知情不举。就此，将努尔哈赤时代开国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等人的子侄牵连进来，许多人被抄家并关进了监狱。济尔哈朗则据说是从宽处理，被降为郡王。阅读　　这种情形布满了乖戾不祥的气息，表明多尔衮在权势的膨胀中，已经不再是那个富有远见、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当他不惜采用残忍下流的手段对付异己时，就和中国历史上那些阴狠低级的政客们没有什么两样了。这是他的身后遭遇和失去历史尊敬的重要原因。　　时年十一岁的小皇帝福临和那位比他大了近三十岁的豪格大哥感情甚好。豪格立大功回京，小皇帝十分兴奋，专门在太和殿设宴慰劳豪格。谁知，为大哥庆功的热乎劲儿还没有过去，就传来豪格的死讯。据说，听到这个噩耗后，福临的反应极度狂乱，几近疯狂，将身边的宫女太监们鞭打得鸡飞狗跳，一片狼藉。　　公元1648年即大清顺治五年十一月初八日，时为冬至，大清入关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顺治皇帝在南郊祭奠时，颁诏大赦天下。诏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凡诏疏皆书之。”以前，在“叔父摄政王”前面加一个“皇”字、表示这位叔父是皇帝的叔父。如今，在“摄政王”前面加上“皇父”二字，在字面上理解，自然是表明这位摄政王是皇帝的父亲。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从来没有过。从而，引发出了皇太后下嫁多尔衮的疑案，成为大清朝前期的又一个历史谜团。　　然而，不管真实情形如何，这顶大帽子戴在多尔衮的头上后，至少可以令皇家那忐忑不安的心，变得稍许安宁一些。因为，自古以来，有儿子篡夺父亲皇位的，也有叔叔抢夺侄子皇位的，却很少见到过父亲抢夺儿子皇位这一说。从当时的情形看，这个主意不管是什么人出的，但最终定夺的人，显然应该是孝庄皇太后。因此，皇太后是否经过大婚而下嫁多尔衮就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皇父摄政王”这样一个称呼，只能让人作两种理解，其一，肯定了多尔衮与皇太后事实上的婚姻——夫妻关系，从而，确定了多尔衮“皇父”的地位；其二，若多尔衮与皇太后之间没有事实上的婚姻——夫妻关系，就只能说，多尔衮被这位皇太后玩弄于股掌之上了。从当时的情势看，后一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在未来的岁月里，实事求是地说，英雄一世的多尔衮，的确有被这位皇太后玩弄的迹象，但应该不仅仅是在这一件事情上。　　后来，有学者极力要用中国文化传统来解释，认为这里的“皇父”，和古代的诸如“尚父”、“仲父”、“亚父”等是一个意思，只是一个尊崇的称呼。譬如，明清史权威人士孟森先生就持这种看法，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则无法接受这样的解释。就文化发展来说，有一个十分普遍的规律，政治制度的转换演变相对较快，而文化习俗的转换演变则要缓慢得多。对于入关不到五年、远远没有废止多种婚姻形式的满洲习俗来说，上述的解释似乎太过煞费苦心了一点。结果，把明明白白摆在那儿的一件事儿，弄得复杂无比。　　孟森先生对多尔衮的评价倒是不低。他认为：“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孟森《明清史讲义》）　　公元1650年即大清顺治七年，是多尔衮生命的最后一年。有记载显示，在这最后一段岁月里，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大体上是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据说，此人酷嗜烟草，每日烟袋不离口。今天的人们可别小看了这个嗜好。烟草是在大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的，时间并不长。当时，人们认为烟草可以“辟瘴气”，“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关外至以一马易一斤”。（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烟草。）就是说，在当时的东北地区，一斤烟草的价格和一匹马相等，和野生的人参差不多了。因此，不是富贵人家肯定是吸不起这玩意儿的，那是一种很高档很奢侈的嗜好。　　多尔衮酷爱狩猎，饲养了三千多只各种名犬，还有不知数目的良马与猎鹰。当时，一位外国传教士目睹过多尔衮出猎时的壮观景象。在他的笔下，多尔衮一次出动的大型猎鹰就有一千多只。阅读　　除了纳娶自己的小姨子兼侄媳妇为夫人之外，多尔衮还在这一年命令朝鲜国王为自己选朝鲜美女侍候。　　这段故事假如放在今天，就会是不折不扣的丑闻。　　当时，朝鲜的姑娘们似乎不太愿意嫁给这位摄政王。结果，国王好不轻易在和王室有关系的女孩子里，挑选出一位，千里迢迢地送了过来。多尔衮知道后，命令“速行进送”。并且自己还以打猎为名，出山海关前去迎接。在宁远以东的连山地方，接到了新娘子。多尔衮迫不及待地掀开车帘一看，那经过长途跋山涉水的女孩子困顿憔悴，大约离多尔衮想像的花容月貌、妩媚水灵有一些距离。多尔衮恼火至极，当场便毫无风度地把朝鲜送亲使者痛斥了一顿。说是“公主不美，侍女丑陋，足见你们国家没有诚意”。然后，立即下令把那可怜的女孩子遣送回去。并恫吓人家的使者说：“假如选来漂亮的，以前的嫌疑都可以烟消云散。不然，你就是来解释十次，也没用。”　　朝鲜国王只好再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选美女。后来，终于选出若干。结果，在送往北京的半路上，接到了多尔衮的死讯。遂作罢。　　多尔衮不喜欢北京潮湿闷热的夏天，预备在清凉的喀喇城修建一座夏宫避暑。为此，下令在河北、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个省份，除正常赋税外，加派地丁白银二百四十九万两。一时间，举国骚然。这时候的多尔衮，已经完全不是刚刚进关时的那个多尔衮了。巨大的成功，权势的膨胀，心中的不平，声色犬马的追逐，使他变成了一个没人敢碰的魔头。假如不是在这个时刻适时地死去，没有人知道他后面会做出些什么样的事情来。　　公元1650年即大清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也就是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多尔衮猝死于喀喇城，其治所在今天的河北省承德四周。时年三十九岁。从他患有“风疾”，并伴有眩晕的症状看，他的病和哥哥皇太极很像，也有可能和高血压有关。　　此后发生的事情，足以令帝国臣民们目瞪口呆、眼花缭乱了。　　十七日，多尔衮的灵柩运回北京。十三岁的小皇帝亲自到东直门外五里迎接。他在多尔衮灵柩前连跪三次，酹酒祭奠，痛哭失声，表现得至为悲痛。　　二十五日，追尊多尔衮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表示承认多尔衮缔造帝国的功勋。然而——　　第二天便开始由议政王大臣会议集体讨论英亲王阿济格的罪行。最后，确定他在多尔衮死后，意图发动政变，将其幽禁。随后，据说这个凶猛而粗野的战将在狱中藏刀、纵火、闹事，遂被处死。　　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多尔衮死后一个月零三天，福临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接掌帝国军政大权。这一天，他距离满十三周岁还差十八天。　　一个月后，曾经是多尔衮最信任的议政大臣苏克萨哈等人出面控告多尔衮。内容是：多尔衮死后，他的侍女吴尔库尼告诉他的亲信人员，要将王爷生前预备好的八卦黄袍、大东珠、黑狐褂等皇帝才能穿用的服饰等放进棺材。意思就是“显有悖逆”、“逆谋果真”，等等。随后就是帝国历朝历代官场屡见不鲜的掏粪运动——多尔衮身边的人们跟进揭发，人人争先恐后地和多尔衮划清界线，帝国官场臭气熏天。　　最后，议定将多尔衮的家产人口抄没入官，多尔衮或真或假的罪行被长篇大论地公之于世。一大批官员凌迟处死的凌迟处死，撤职查办的撤职查办，抄家流放的抄家流放，将帝国政治中演出过无数次的故事，从头到尾地重演了一遍。铸就了大清朝开国以来的第一大冤案。其中，除了到目前为止一直置身幕后的那位孝庄皇太后之外，没有更多新鲜的东西。据说，这位皇太后曾经拜范文程为老师，学习汉文化典籍。这一冤案可能就是这位皇太后一手主导的。入关七年的大清朝——大明帝国的这个忠实学生，已经将帝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凶残基因，完整无误地继续下来了。阅读　　细细追究起来，这些恶政之所以没有引发全国性的反抗浪潮，大约和基本局限在京畿地区有关，就全国的情形看，似乎面积没有那么大，涉及到的人口也没有那么多而已。　　这些恶政恶法和恶劣行径，在当时中心政府发布的政令中，曾经被解释成入关之初的不得不为之举。然而，一直没有可能受到谅解，也一直受到抨击，成为大清朝声名狼藉的原因之一。令人很难理解的是，偏偏在今天，居然有学者为此辩护。这些学者不但认为这是不得不为之举，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还用明朝皇室大规模兼并土地作为依据，认为两相比较起来，八旗圈地算是好的多了。　　这就太过分了。　　恶政就是恶政，有理由也并不能改变其恶的性质，有理由也无法令恶政变成善举。假如一个人做了一百件恶事，另一个人做了十件，难道就可以由此认定，与那一百件比较起来，这十件已经不能算是恶事了吗？难道曾经有人做过一百件恶行，就可以构成另一个人做十件恶行的理由吗？学者的良知在于应用人类普世价值，揭露恶行产生的根源，而不是为其寻找理由，更不能为其辩护。　　这些恶形恶状恶声恶气的恶政恶法，毫无疑问属于令人发指的暴政，应该受到永久的诅咒。事实上，在当时，这些恶政就已经变成了一根高度敏感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康熙皇帝与辅政大臣之间的激烈冲突。　　玄烨继位之后，每次临朝，他都会坐在高高的御座龙椅上，在不绝于耳的“万岁”声中，俯视着趴在地上叩头的文武百官。那时，他既不能理解那些军国大政，也很难参与其讨论决策。他一般只是在礼仪官员的辅导下，主持各种礼仪性活动而已。所有政务全部由他父亲指定的四位辅政大臣，请示祖母孝庄太皇太后裁决。他只是个挂名的见习皇帝。　　顺治皇帝的遗诏中，对大清祖制有两项重大改变。　　其一，由皇帝自己指定继续人，废除了诸王贝勒大臣推举后继皇帝的制度。这一制度，始自努尔哈赤时代，在皇太极时继续得到遵守，在入主中原十八年后的福临手中，终成历史。其二，将皇室直系血亲诸王贝勒辅政，改为由八旗重臣辅政。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变。诸王贝勒是旗主，是主子，旗下众臣不管立过多么巨大的功勋、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仍然是奴才。这个改变意味着，从此以后，国家大事要由奴才们去主持，而主子们只能站在一边看着了。就这样，入关十八年的大清朝，神速地完成了向大明朝学习与效仿的整个过程，事实证实，这是一个成绩不错的学生。　　努尔哈赤制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柄”国政制度，在皇太极手中变成诸王贝勒共“议”国政，如今，在福临这里，则变成了皇室宗亲、诸王贝勒共“看”国政。他们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力基本被剥夺殆尽。当年，在大清崛起过程中，发挥过绝大作用的贵族共和体制，现在，大体上只剩下了一个淡淡的、令人忧伤的影子。　　这个改变，肯定是接受了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教训。其潜台词不言而喻：让那些血缘关系最近的亲戚们，离皇位最好远一点，免得招惹他们想入非非。若是在心猿意马当中，再冲出一匹多尔衮式黑马来的话，他们可就真的受不了了。中国皇家的神经敏感而脆弱，需要细心呵护，远没有一眼看上去那么坚强。　　另外一个潜台词可能就是一个如意算盘了。这种安排的设计者大约认为，这些辅政大臣终究都是奴才，诸王贝勒们则永远都是主子。奴才们撅着屁股干活儿，主子们在边上看着。奴才不敢乱来，而主子又不累，岂不是天经地义、一拍两好？其实，这真的是一相情愿。在当时，这绝对是一个令主子寒心、令奴才惶恐的改变。后来，亲政后的康熙小皇帝艰辛地对付满朝乱局时，没有一个亲王、贝勒伸出援手，逼得小皇帝只能用一帮子小孩子，开玩笑似的拿下鳌拜，应该就是这种情形的逻辑后果。　　史书记载说，顺治皇帝的遗诏发布后，首席辅政大臣索尼立即带领其他三位辅政大臣，跪拜在诸王贝勒面前说：“国家大事，从来都是只有皇室宗亲才能协助处理，我们只是些异姓臣子，哪里能够担得起？还是请诸王贝勒爷一起分担的好。”诸王贝勒的回答简单而意味深长，于五味杂陈中醋味十足，说：“诏旨说得明明白白，谁敢干预？”（《清圣祖实录》卷一）阅读　　就这样，大清朝轻轻完成了自己入主中原后的一个巨大政治转变。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个转变，远不是像此时表现的那样轻而易举。从一般情形判定，从此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就和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故事，差不多大同小异了。那些位高权重的顾命大臣们，能够得到善终者并不是很多。因为，这种帝王政治传统自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如钢铁一般坚强，屡试不爽，百发百中。鳌拜等四位辅政大臣的命运，早已在这种逻辑中成为命中注定。能够逃出这种宿命的人，鲜矣哉！唉！　　索尼是满洲正黄旗人。他的祖上是海西四部中哈达部的赫舍里氏，他和父亲、叔叔三人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是后金最有学问的文臣之属。索尼被指定为首席辅政大臣时，已经历经四朝，在满清历史发展的几个要害时刻，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当年，清军第一次打到北京城下时，与千里赴援的袁崇焕发生激战，豪格冲入护城壕内血战，几乎被困死在北京城下，索尼曾经冒着炮火箭矢杀进去救援，抢出了豪格。　　皇太极死后，在三官庙中，索尼面对多尔衮，明确表示，除了皇太极的儿子，别人谁也别想染指皇位。在诸王大臣的推举会上，他和鳌拜率先发言，拥立皇子。福临能够继位，这位索尼发挥了极大作用。　　多尔衮摄政时期，当初和索尼一起盟誓扶助幼主的两黄旗大臣中，有几位陆续靠向多尔衮，索尼不卑不亢，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在多尔衮几次又打又拉时，索尼丝毫不为所动，表现得忠诚而且正派。最后，多尔衮没有办法，找了个罪名，抄了索尼的家，把他撵回沈阳，让他替皇太极看管、打扫陵墓去了。　　福临亲政后，立即起用索尼，封一等伯爵，提拔他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主管内务府，成为大清朝皇家事务的大总管。如今，皇帝临终托孤，命他为首席辅政大臣，表达了皇家对他的高度信任。　　苏克萨哈是满洲正白旗人。他的父亲与叶赫贝勒金台吉同族，属于叶赫那拉氏，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不久，就投奔过来，是努尔哈赤的额驸——驸马。就是说，苏克萨哈是努尔哈赤的外孙子。他是在满清之间最后一次大决战——松锦之战中，因作战有功而崭露头角的。后来，在跟随多尔衮入主中原的过程中表现出色，被多尔衮提拔为议政大臣，很受多尔衮的信任与重用，大体相当于今天国务委员的样子。　　多尔衮死后，这厮率先揭发多尔衮潜怀异志、图谋不轨，凭此反水之功，受到福临的赏识。清算了多尔衮之后，福临将实力最强的正白旗收到自己手中，替下了原来上三旗中的正蓝旗，从此，两黄旗加正白旗便成为上三旗。苏克萨哈也从多尔衮属下的奴才，变成了皇帝的奴才。后来，在平定湖广地区农民军残部的战斗中，屡立军功，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衔。因为有公主的儿子这一层关系，所以苏克萨哈的排名仅在索尼之后，成为位次第二的辅政大臣。　　苏克萨哈与鳌拜很早就结下了儿女亲家，可是，两个人气味不投，鸡对鸭讲，大事小事都说不到一起去，动不动就吵得不欢而散。本来这两人相见争如不见，谁知不是冤家不聚头，如今二人一起成了辅政大臣，从而，为掀起一场绝大政治风波埋下了伏笔。　　遏必隆是满洲镶黄旗人。他的父亲是努尔哈赤身边最显赫的开国五大臣之一额亦都，曾经救过努尔哈赤的命，努尔哈赤为了酬谢他的非凡功勋，将自己最喜爱的和硕公主嫁给了他。所以，遏必隆也是努尔哈赤的外孙子。　　这个遏必隆很倒霉。他的一个侄女嫁人后，没有生育，就把一个仆人的女儿弄过来，谎称是自己生的。结果，被人告发，遏必隆知情不举，犯了包庇罪，世职被夺，颜面扫地。后来，凭借出色战功好不轻易熬出头来，偏偏多尔衮摄政时，他的一个侄子又揭发他对两白旗不满。当初，皇太极死后，调重兵守皇宫，防范两白旗，可能就有他的参与。结果，他又被撤职查办，再一次弄得很不好看。阅读　　这部书中，在写到崇祯一朝时，有一些评价满清的段落具有贬义。当时，有一个被罢职的龌龊官员——前浙江归安知县吴之荣——正在想着弄一笔钱，以便奔走行贿，重新钻营官场。见到这本书后，吴之荣大喜，立即前往庄家敲诈勒索。结果，遭到拒绝。这吴之荣就一路上告，一直告到了辅政四大臣那儿。　　随后，四辅政大臣下令，在江浙一带进行大逮捕，将所有与这本书有关的作者、作序者、刊刻者、参校者、买书者、藏书者、卖书者，甚至没有觉察此事的地方官儿，一网打尽，前后被捕者达二千余人。最后，有八十八人被处死，其中十八人被凌迟处死，其家属全部被流放到黑龙江，发配给披甲人为奴。早已死去的庄廷钅龙，也被从坟里挖出来，焚尸扬灰。遥想当年，那已经不是人间世界，根本就退回到了鬼蜮横行的时代。　　这些暴行，发生在康熙皇帝继位之初，当时，他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自然不应该把账记在他的头上。我们已经很难知道这位被称之为“宽厚仁慈”的皇帝，对此作何感想。但在当时和后来的大清官方史书上，对此或者轻描淡写，或者不置一词。他们大约也知道，在他们满口称颂的康熙盛世里，以这些恶行开篇，似乎有些说不出口。而那四位辅政大臣和在今天文化人笔下受到崇高赞美的孝庄太皇太后则难辞其咎，他们必须受到谴责和诅咒，他们必定将为此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否则，就叫没有天理！　　康熙皇帝玄烨和四位辅政大臣之间的矛盾纠葛，主要发生在康熙四年及其以后。其导火索是黄、白两旗圈换土地。　　本来，这是一本陈年老账，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当时，正值多尔衮和两白旗声势如日中天之际。因此，在圈占土地、安置八旗将士的过程中，多尔衮便不按牌理出牌，玩了一个花样，把按照顺序应该用来安置镶黄旗的土地，强行安排给了正白旗。按照大清朝的规矩，由皇帝亲领的两黄旗地位最高。如今，镶黄旗事实上被强力打压到了右翼最末的位置，成了正白旗的小兄弟。结果，导致两黄旗和两白旗之间本来就很难调和的恩怨，更加积重难返。两黄旗将士对此怨恨不已。为二十年之后的这场争斗，埋下了很深很长的伏笔。　　在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属正黄旗，遏必隆与鳌拜同属镶黄旗，只有一个苏克萨哈是正白旗。索尼年纪最大，资历与威望也最高，只是，经过一次次官场争斗的血雨腥风，此公老矣，早已不复当年之雄风。他瞧不起苏克萨哈，对鳌拜的凶悍也心怀忌惮，于是，抱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宗旨，凡事不出头，宁愿受世故圆滑之讥。遏必隆在官场几上几下，也练就了一身琉璃球般滑不溜丢的本事。他非凡害怕鳌拜，而且，同为镶黄旗，有不少利害与鳌拜是一致的。于是，就在鳌拜咄咄逼人的气势之下，成了他事实上的同路人。苏克萨哈则正相反，他虽然是鳌拜的亲家，却非凡不喜欢自己的这位亲家公。只要有什么事，他都要和鳌拜反着来，遂“积以成仇”。　　在四人中，鳌拜最是令人一言难尽。他的军功最多，脾气也最大。史书说他“意气凌轹，人多惮之”，就是盛气凌人、英雄欺人，人们都很怕他。从史料中推断，这个刀头舔血，踩着人头滚滚登上帝国最高层的鳌拜，可能是一个豪勇凶悍、粗暴蛮横，但对皇家忠心耿耿的人。他显然缺少政治胸怀与才干，喜欢逞一时之快。他做的那些事儿，更像一个快意恩仇的江湖豪客，而不是一个担负天下兴亡的政治家。　　早年间，鳌拜与出身正白旗的内大臣费扬古有仇。当了辅政大臣之后，他认为费扬古担任皇宫侍卫的儿子和其他几个侍卫，对辅政大臣不够恭敬，于是，以擅自骑乘御马和用御用弓矢射鹿的罪名，把这几个人全都杀了。这还不算，不久，又以费扬古心怀怨恨的罪名，把费扬古和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又一起干掉，然后，把费扬古被抄的家产一股脑都给了鳌拜自己的弟弟穆里玛。阅读　　多尔衮死后，他向福临伸冤，从此，重见天日。又因为受过多尔衮的迫害，所以非凡受信任，陆续被提拔为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直到成为名列第三位的辅政大臣。　　后来，因为鳌拜的牵连，遏必隆第三次灰头土脸，被列举出了十二款大罪，判处死刑。好在康熙皇帝玄烨宽宏大量，让他最终体面地得到了善终。　　最后，就是因为惹出无数事端，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极大名气的鳌拜。　　鳌拜也是满洲镶黄旗人，是努尔哈赤开国五大臣中费英东的侄子。这是一员极为凶猛的战将，年纪轻轻就被赐为巴图鲁——勇士称号。毛文龙在朝鲜皮岛创立的敌后根据地，因为后金军队不习水战而对其无可奈何，多年以来始终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汗王的心头之患。后来，在皮岛被攻克的战争中，这个鳌拜就是先锋主将。据说，进攻前，这厮发誓：若拿不下皮岛绝不活着回来！结果，他身先士卒，冲杀在第一线，终于一举将皮岛拿下。他就是因为这一战而获得了巴图鲁——勇士的称号。此后，在数十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中，他战功极多。定鼎中原之后，考察诸臣功绩，鳌拜获得最高一等。　　皇太极死后，他和索尼一样，是最坚定的拥立皇子一派。有人认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在多尔衮摄政期间，连续三次受到惩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对两白旗如此不满。但不管怎样，他肯定是因为上述原因而受到福临的非凡赏识，从而被任命为议政大臣兼领侍卫内大臣，并最终成为排名第四位的辅政大臣。　　从后来的发展看，福临的这个选择很难说是有政治眼光的。　　在理论上讲，玄烨是在康熙六年七月七日举行的亲政典礼，但此后四位辅政大臣并未完全归政于皇帝，史称“仍行佐理”。据说是为了双方有一个适应期，由孝庄太皇太后特意安排的。因此，这四位辅政大臣真正有效的辅政时间，大约在八年左右，直到康熙八年五月，鳌拜被拿下为止。　　仔细打量这些辅政大臣的工作，可以用乏善可陈来评价。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成了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安安静静地做事，大约只有开头的三两年时间。而就在这点儿时间里，他们还干了两件地地道道的混账事儿，一件是哭庙案，另外一件则是制造了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文字狱——《明史》案。　　哭庙案发生在康熙继位后不久。当时，苏州吴县的新任知县任维初为了做出政绩，采用许多苛刻的手段征收赋税，引起文人学士们的愤怒。于是，二月初五，他们借着悼念顺治皇帝的机会，聚集在孔庙里，一边哭悼刚刚死去的皇帝，一边宣泄出自己的不满。结果，地方官员恼羞成怒，逮捕了一大批读书人，其中就有我国历史上闻名的金圣叹。随后，这几位辅政大臣，在奏请孝庄太皇太后同意后，决定继科场案、奏销案之后，在江南再兴大狱。最后，于当年八月，在南京，一次杀死一百二十多人。一时间，真的血流成溪。　　史书记载说，金圣叹听说对自己的死刑判决后，十分惊异，他没有想到这个混账的满清政府竟然为了这么一点点事情，便如此大开杀戒，于是，叹息道：“杀头是天下最痛之事，抄家是天下最惨之事。而这至惨至痛之事，居然被我金圣叹在无意之中都碰上了，岂不是天下最希奇的事情？”　　据说，在刑场上，刽子手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遗言，这位才华横溢、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文学批评家让他的儿子附耳过来，他静静对儿子说：“用花生米就着豆腐干吃，有火腿风味。记住，不要告诉别人。”随后，从容就死。其悲愤，其惨痛，其无奈，至今读来仍令人扼腕。　　随后，康熙二年正月，这四位辅政大臣获得孝庄太皇太后的同意后，再次兴起大狱。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庄廷钅龙《明史》案。　　庄廷钅龙是浙江湖州南浔人，家里很有钱，他本人也是一个颇有才学的读书人。中年时，不幸双目失明。他决心仿效前贤左丘明双目失明作《国语》的精神，写一本明朝历史。当时，曾经做过明朝宰相的朱国祯，恰好写有一本未出版的《明书》。庄廷钅龙便花一千两白银买下了这部书稿，请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帮助自己补充润色，最后，以他的名义出版了。据说发行后颇受欢迎。阅读　　这家伙如此生猛，把大家吓坏了，也把孝庄太皇太后吓了一跳。康熙四年七月，是为公元1665年，孝庄太皇太后忽然决定为刚刚十二岁的康熙举行大婚。一般说来，皇帝大婚就意味着这孩子已经成年，意味着不能再拿他当小孩子看待，意味着不久就可以亲政。更加有意思的是，孝庄太皇太后一反皇后要在她老家博尔济吉特部落选的路数，指定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为皇后，指定遏必隆的女儿为皇妃。其用意，显然是为了平衡四辅臣的力量，加强索尼和遏必隆对皇帝的忠诚。　　此议一出，鳌拜极为愤怒，认为皇帝选后和大婚是国家大事，不应该不和辅政大臣商量，于是，上书果断反对。谁知，孝庄太皇太后主意已定，不理那一套。两个月之后便为康熙皇帝举行了大婚典礼。经历过三朝风浪、自己也导演过无数风波的老太太，早已深得帝王政治、皇家威权之精髓，大约根本就没把这个粗野的武夫放在眼里。　　康熙五年正月，鳌拜终于把那颗埋藏了二十多年的定时炸弹引爆了。他要求把多尔衮二十年前犯的错误纠正过来，让正白旗和镶黄旗互换圈地，将镶黄旗调回八旗右翼之首的位置。在理论上讲，鳌拜肯定没做错。　　去过沈阳故宫的人，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八旗亭的排列，就会一目了然，正黄旗、镶黄旗分别是八旗左右翼之首，这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就已经确定的祖制原则。鳌拜的理由无可辩驳，非凡是打出太祖太宗的旗号，具有恢复祖制、维护皇家尊严与权益的大道理，谁也不能再说什么了。因此，当镶黄旗移文户部，要求尽快调换时，起初，“中外皆言不便”，苏克萨哈“相抗尤力”，而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也是正白旗人，他不客气地把八旗移文驳了回去。理由也很充分，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大家早已安居乐业，别这么瞎折腾。后来，鳌拜将祖制这大棍子一抡，所有的人便都只好闭嘴。索尼、遏必隆利益攸关，自然不会反对，孝庄太皇太后和皇帝也没有理由反对。于是，辅政大臣便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命户部会同直隶总督、直隶巡抚前去办理。　　鳌拜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办一件正确的事情，谁都知道这是在和苏克萨哈过不去。无奈他手中拎着的那顶帽子太大，没有人能够驳回。不过，谁也不比谁傻多少。这种英雄欺人、霸王硬上弓的做法肯定很是令人讨厌。这大约是他后来被康熙皇帝拿下时，举朝相庆的重要原因。　　不久，前去办理圈换事宜的三位大员即相当于今天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相当于华北局第一书记的直隶总督朱昌祚，相当于河北省长的直隶巡抚王登联联名上书给皇帝，希望皇帝千万要自己拿主意，明确下令停止圈换。因为，这件事牵涉面实在太大，涉及到了数十万人的生活和数百万亩土地。搞不好就会出乱子。随后，三人回到北京，并撤回办理此事的官员。　　见此情形，鳌拜采用了极端强硬的措施，他下令逮捕上述三人，交刑部议罪，并判处死刑。罪名是结党抗旨，违反祖制。　　十三岁的康熙皇帝见事情越闹越大，连忙召集大家开会。会上，索尼、遏必隆同意鳌拜的处置，苏克萨哈默默无语。康熙觉得这三人罪不至死，这样的判决太重了。鳌拜没管那么多，散会之后，便下令将那三个倒霉的大员绞死了。在理论上讲，鳌拜做得还是没有错。因为，此时的皇帝尚未亲政。四个辅臣有三人同意，一人不表态，应该就可以决定了。而且，他定的罪名也可以成立，“不愿迁移，迟延藐旨”，“不照所委料理，妄行具奏”。此时，鳌拜的所作所为，和中国历史上那些权臣入人以罪的做法已经没有太大的不同了。　　此时，玄烨已经十三岁。这件事情给他的刺激肯定是足够大，以至于四十年后，回忆起往事，他仍然愤愤不平，认为这是鳌拜等人制造的一起冤案，认为那三个人不但不应该处死，他们根本就没有罪。一般说来，在中国，若让皇帝受到了这么大的刺激，大体上就可以预见到鳌拜未来的命运了。阅读　　与易中天、于丹不同，“李亚平式”全新解读明末清初历史大变局　　——《帝国政界往事》（前清秘史）问世　　与易中天、于丹式的解古说史不同，闻名旅美学者李亚平自成一家。当他的新作《帝国政界往事》（前清秘史）的问世，独树一帜的“李亚平”式解读现象形成了。　　继《帝国政界往事》（大宋实录）、（大明实录）连续两年头榜畅销之后，闻名旅美学者李亚平的又一本脍炙人口的倾心力作《帝国政界往事》（前清秘史）照样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隆重出版发行。　　时下，“说古讲史”文化现象仍然是方兴未艾。但与流行的易中天、于丹式解读不同，李亚平对人文历史的解读可谓自成一家。这在他的前两部《帝国政界往事》（大宋实录）与《帝国政界往事》（大明实录）已经能看得出来。　　易中天、于丹式解读与李亚平式的解读，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易中天式解读是对人文历史的“说”，把当时的人文历史事件给大家理顺，重在阐释其来龙去脉和发生过程。而李亚平式的解读则在于，他站在历史事实之上的独到新奇的观点。其对历史的解读不仅仅在于历史事实本身的再现。最重要的是，他的观点，有棱有角，完全是自己独特个性的见解因而自成一家，依靠于历史事实又超越于历史事实之外。　　李亚平新作《帝国政界往事》（前清秘史）分为《前清秘史——入主中原之路》和《前清秘史——在历史的拐角处》两部。　　从该书中，一方面，我们可以读到，一个支撑了数百年的帝国大厦的倾覆，一个强悍北方部族的崛起，一个朝气蓬勃的严正王朝的兴盛与没落……该书真实再现了两面三刀大阵营、多股势力，九位皇帝，八位权臣，一位摄政王，一位太后在改朝换代与权力斗争中的权谋、博弈、杀伐与创建……　　另一方面，作品最吸引人的还是李亚平式的独到泼辣的解读。　　《帝国政界往事》（前清秘史）分别围绕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顺治、清圣祖康熙、清世宗雍正这五位前清帝王，李亚平在尊重公认史实的前提下，突出揭秘性和争议性，以现代人文主义观点解读历史，探究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王朝的宫廷政治风云和宫闱秘事。　　在《前清秘史——入主中原之路》中，作者说，和那些古代游牧民族的英雄们如成吉思汗等比较起来，假如要找出努尔哈赤究竟有什么优点，大约只能说，他很幸运，因为他有两个不错、或者说是优秀的儿子——皇太极和多尔衮。假如不是因为这两个儿子，他和他的什么八旗制度可能像“四长制”、“大人会议”之类一样，早就烟消云散在历史的尘埃里面了。真正值得深入考究的是：为什么大明帝国——一个如此成熟、富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饶、自我感觉又如此之好的国家，怎么就会被一个人口还不到自己的百分之一、文化发展刚刚离开渔猎时代、起家于穷乡僻壤的半原始部落，搞得如此之狼狈，最后竟至万劫不复？　　在《前清秘史——在历史的拐角处》中，作者说，大清帝国政治制度由军事贵族共和制向集权专制的转变，由努尔哈赤埋下伏笔，由皇太极发端，由多尔衮、顺治、康熙加快了脚步，由雍正皇帝完成，并在雍正与乾隆父子手中，以最终取消八王——王公大臣议政制度为标志，与帝王政治传统完全合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真正的专制暴政。从此，这个王朝发生的故事，和历朝历代比较起来，在政治上便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假如说有的话，那就恰如米兰?昆德拉所说：这里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坏，只会变得更可笑了。　　书中诸多“李亚平式“的解读，让人越读越有味道。　　《帝国政界往事》（前清秘史）刚一问世，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吴思、李零、秦晖等国内知名名家学者一致推荐。阅读　　与此同时，该书的同名电视专题片与书同时推出。该大型人文历史专题片由闻名导演尤小刚全力打造，并一举摘得了“2007年萨拉托夫全俄影视联欢节纪录片奖”、“彼得堡第二届国际电影节《知识世界》人文纪录片奖”、“编导奖”、“第十届欧亚电视节杰出贡献大奖”四项国际殊荣。　　与满学清史专家的权威观点大相径庭　　李亚平全新解读明末清初历史大变局　　《帝国政界往事：前清秘史》震撼推出　　被誉为“比小说还出色，比虚构更传奇”的《帝国政界往事》系列图书日前再添新品，闻名学者李亚平先生的力作——《帝国政界往事：前清秘史》已由北京出版社隆重出版。该书是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系列的第三部，前两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和《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出版后，读者反响热烈，被戏称为是“左右各派都喊好”的作品，并长时间居于各种图书排行榜上。　　与前两部书一样，作者在《帝国政界往事：前清秘史》中，继续用他布满现代情怀与人文精神且极度个性化的解读方式，从“人”的角度去诠释至高无上的帝王，诠释那些权重位高的王公大臣，并透过他们去诠释历史上那些大时代、大变局，就此展现给读者一幅幅生动、鲜活、起伏跌宕、荡气回肠，读罢让人掩卷唏嘘的历史画卷，从而使人“无法拒绝阅读的快感和诱惑”。不过，与前两部书不同的是，这本书分为《前清秘史——入主中原之路》和《前清秘史——在历史的拐角处》两部姊妹篇。　　《帝国政界往事：前清秘史》讲述了明末清初，即从所谓努尔哈赤“十三副遗甲起兵”，到雍正王朝近一百五十年间起伏跌宕的历史风云，展现了努尔哈来、皇太极、袁崇焕、洪承畴、多尔衮、孝庄、康熙、吴三桂等众多历史人物的悲喜人生。历史还是这段历史，人物还是那些人物，所引用的史料也基本大同小异，但是，通过自己深入的分析、独特的解读，李亚平呈现给我们的结论，却与当前权威专家的观点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譬如，北京满学会会长、著有《正说清朝十二帝》、《努尔哈赤传》、《明亡清兴六十年》等书的闻名学者阎崇年先生就对努尔哈赤推崇备至，认为努尔哈赤是“中华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民族英雄”，是堪与“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和明太祖朱元璋”比肩的“伟大的君主”。对于皇太极继续汗位，阎崇年基本持“阴谋夺位”之说，认为皇太极曾“施一箭双雕之计”，“离间了努尔哈赤与代善的父子之情，为他后来夺取汗位预备了重要条件”。　　而李亚平在列举了大量史实、展现了努尔哈赤一生的所作所为后指出，努尔哈赤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伟人，他只是一个“嗜血成性的军事抢劫集团的首领”，与开创了新王朝的刘邦、朱元璋等相比远为逊色，“假如一定要找出努尔哈赤究竟有什么优点的话，大约只能说，他很幸运，因为他有两个不错、或者说是优秀的儿子——皇太极和多尔衮”。因此，李亚平认为努尔哈赤“至死也没有完成从一个部落酋长到一位政治家的转变。更遑论伟大的政治家了”。反之，李亚平对皇太极却评价极高，认为其文治武功不输于历史上任何一位杰出的帝王，其继续汗位是游牧渔猎部落贵族共和制下的必然选择，“阴谋夺位”说过于牵强，所以才会有后世史书对其“圣矣哉”的评价，这个“圣”字，是后一个朝代学者发自内心的赞叹，与康熙皇帝被他儿子加封“圣祖”的谥号，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李亚平创作的《帝国政界往事》系列，最大的与众不同在于，作者在其著述中运用了大量历史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结合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从人性与文化的层面分析历史人物的背景、心态和文化传承，从而揭示历史事件的可能形态。譬如对于孝庄皇后下嫁多尔衮和劝降洪承畴的传闻，传统史学和权威专家对此或讳莫如深，或不屑一提。李亚平通过他的研究认为，在实行一夫一妻，一夫多妻，多夫一妻，外婚制，对偶制，嫂婚制等多种婚姻形态的游牧渔猎部族中，父亲死后，儿子娶没有血缘关系的庶母，哥哥死后，弟弟娶嫂子，弟弟死后，哥哥娶弟妹为妻的现象十分正常，也是富有人性化的制度设计。同样，在这些布满生气与活力的部族中，假如一位女性能够把一个英雄收服过来的话，不但不会受到族人的鄙视，相反，她也会像英雄一样受到大家的爱戴与尊敬。因此，在孝庄与多尔衮、洪承畴的关系中，并没有什么龌龊和见不得人的地方。倒是被孔孟之道的纲常伦理强力阉割过的汉族士大夫们对此完全无法想象，只能极尽掩饰和篡改之能事，从而使历史变得七扭八歪、迷雾重重。李亚平的这种分析或解读入情入理，入丝入扣，加上他那通俗、生动的叙述语言，使他的书读来既趣味盎然，又让人对历史的种种吊诡之处一唱三叹，掩卷不能释怀。阅读　　非凡值得一提的是，李亚平在创作《帝国政界往事：前清秘史》的同时，推出了一部同样名叫《前清秘史》的24集大型电视纪录片，该片由闻名导演尤小刚执导，目前已完成全部拍摄工作。在日前举行的看片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该片从形式到内容都给予了极高评价。该片尚未在国内播出，已连在俄罗斯等地获四项国际大奖。此次图书和电视片同步发行和播出，相信会起到相互呼应乃至交相辉映的作用。　　前清秘史 内容摘要　　三十六年之后，努尔哈赤就是这么做的。　　平心而论，帝国为努尔哈赤失去亲人的悲恸付出的代价称得上是高昂了。假如再加上本人的才华与能力，几乎囊括了努尔哈赤实现雄心大志所需要的一切条件。最后剩下的似乎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干一番大事业所必需的运气。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努尔哈赤的运气太好了。尤其是来自大明帝国晚期政治上的腐烂，使努尔哈赤在差不多完全不受打搅的情况下，做完了他想做的一切。使他能够在只有十三副盔甲、一二十个人的情形下顺利开始自己的事业，并长达三十多年。　　人们传说，努尔哈赤非凡喜欢《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可能是真实的。他突出地喜欢使用偷袭、长途奔袭、疑兵与埋伏、里应外合等战法，看上去相当出色，既很像那些古代故事，似乎又有点儿李成梁的影子。这种军事练习使他在统一女真的漫长岁月中，受益不小。有一种说法甚至认为：努尔哈赤身经百战，除了最后一仗败给袁崇焕之外，一生没有打过败仗。是否如此，姑且存疑。　　有证据显示，与那些生理心理正常、自我感觉良好的男士一样，努尔哈赤对于漂亮的异性没有表现出非凡的克制。他可能是十几位妻子的丈夫——至今没有人能够准确说出他究竟有多少个妻妾妃嫔，他是十六个儿子和八个女儿的父亲，他还是四个弟弟的哥哥。　　他可能是一位感情热烈而奔放的男人，有时这种感情会表现得偏激而暴烈。与他同时代的一位观察家指出：“酋长努尔哈赤为人多疑、狞厉、威重、暴烈，那些素来亲近昵爱的人，比如妻妾、子女等，一旦稍有忤逆，即加杀害，所以没有人不畏惧他”（李民寏《建州闻见录》第34页）。从这样的角度观察，他显然是一个高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甚至达到了非凡偏执的程度。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会有机会看到：他众多的妻子、儿子、弟弟中都有人死在他的手下。一再证实，做这种人的亲人是一件很不好玩的事情。　　他具有典型的多重性格，在不同的方向上，都会表达得十分突出：陷入感情纠葛时，他狞厉暴烈，十分可怕；一旦感情与他从事的工作发生冲撞时，他会立即表现得冷静而理性，同样很可怕。对于这位好汉来说，父子、兄弟的骨肉手足亲情，朋友、同事、战友的友爱之情，夫妻、男女、情人之间的爱恋之情等等，都是次要的，必须服从他所要做的事情。这时，在他身上，便完全没有了感性和理想化的色彩，他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极端现实主义者。在这种时刻，他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与甚少考虑人性因素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便严丝合缝地吻合到了一起，构成了以冷酷和暴虐为主的多重性格。当他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同胞弟弟、两个侄子，对于辽东汉人实行种族灭绝式屠杀，鼓励亲生儿子杀死自己母亲，临死时留下遗言杀死自己最喜爱的女人时，为这种冷酷和暴虐提供了很难辩驳的例证，令我们对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天性凶残，不必抱有幻想。　　在晚明前清时代的女真部族中，东哥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她对当时女真各部族之间的风云变幻，发生过重大影响，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　　东哥的遭遇很轻易让人联想起古希腊美女海伦的故事。不同的是，海伦是王后，由于被帕里斯王子拐走，导致古希腊人民同仇敌忾；东哥则是女真叶赫部酋长的女儿。据说，这是一位风华绝代的女子，用中国古代文人最喜欢的说法形容，大约有羞花闭月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号称叶赫第一美女或女真第一美女。与那位西方美女比较起来，东哥的命运要悲惨得多。原因是，海伦虽然导致了血流成河的特洛伊大战，但究竟享受到了真挚深切的情爱。而东哥则在他父亲和哥哥两代叶赫酋长手里，大体成了一个政治筹码，在不断挑起女真部族间的攻伐仇杀中，蹉跎了容貌漂亮、情感丰富的青春岁月。阅读　　据说，东哥只有十岁左右时，作为叶赫部酋长的父亲就把她许配给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也为此送了数量不菲的聘礼。长大后，东哥出落得明艳不可方物，成了闻名遐迩的美人。在此期间，作为海西女真之一的叶赫部落却与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成了势不两立的冤家；更糟糕的是，东哥的父亲偏偏在战争中死在了努尔哈赤部下的手里。于是，虽然还没有婚嫁，但本来可能成为一对佳偶的东哥与努尔哈赤，如今，成了地地道道的怨偶。情感强烈的东哥甚至放出狠话：她愿意嫁给一位英雄，只要这位英雄能够杀死努尔哈赤。　　此后，在大明帝国的支持下，叶赫部落与建州部落长期对峙。　　如今的叶赫部落酋长是东哥的哥哥，大约出于下列两种考虑：一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二是羞辱和刺激努尔哈赤，于是，不停地将自己的美貌妹妹许配给那些实力强大的部落首领，一再令努尔哈赤感受着刻骨耻辱和愤恨。而这些大部落首领，也都很仰慕东哥的绝代风华，以能够娶到这位漂亮女子为自己人生的最高追求。　　就这样，叶赫部落的首领，把自己漂亮妹妹的价值发挥到了极限；那些大部落首领宁要美人，不要江山；或至少是不在乎为美人而面对战争。结果，引发众多纠纷。最后，女真海西四部中实力强大的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相互之间勾心斗角，实力大为削弱，可能都与这位东哥有关。最后，这些部落先后被努尔哈赤灭掉。从而，给伟大的弗洛伊德学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也使古希腊围绕美女发生的血腥与浪漫不再专美于前。而叶赫部成为努尔哈赤的死敌，大约是为原因之一。　　显然，东哥在努尔哈赤的心目中分量不轻；否则，他不会为此一次次大动干戈。因为，他所面对的那些部族，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实力并不比他更弱。表明这位女真好汉可能确实很在乎这位漂亮的女子。或者，也有可能，他更加在乎这种动武的绝好借口。　　韶华易逝。转眼间，已是公元1615年，即大明万历四十三年。这一年，努尔哈赤正式完成了八旗制度。此时，东哥已经三十三岁，成为当时人们口中的“叶赫老女”；她以自己的命运，为我国古老成语“红颜薄命”做出了毋庸置疑的注释。　　偏偏事情还没完。这一次，她不由分说地被他哥哥远嫁给了一位蒙古王子。　　面对这真正的羞辱，努尔哈赤的表现十分耐人寻味。　　以前，每当东哥被重新许配一次时，努尔哈赤通常都会情绪激动地严正警告那些打东哥主意的家伙们，提请他们注重自己东哥未婚夫的身份；当这种提醒被严重忽视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战争。事实上，对于处心积虑的人来说，这的确是发动战争的极好理由。　　然而，这一次，他不但没有去寻那蒙古王子的晦气，还言辞动人地制止了弟兄们动武的冲动。　　这就是在东北地区流传甚广的关于“紫薇夫人”的故事。　　据这个故事说，由于上天的启示，李成梁曾经一度对努尔哈赤动了杀机；这位“紫薇夫人”用自己的生命，帮助努尔哈赤脱险；后来，有一种传说，说是努尔哈赤成了大金国的天命皇帝之后，曾经莫名其妙地册封一位不知姓名的汉族女子为“歪梨娘娘”，原因是这位女子为了保护并拯救努尔哈赤，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梨树上。今天，在辽宁省北镇市，有一位广受崇拜的神灵“歪脖老母”，香火极盛，前去朝拜者络绎不绝。有人坚定地证实说，这位“歪脖老母”极其灵验，以至于当地政府已经将朝拜她的号召，制作成巨大的招牌，耸立在连接关里关外最重要的高速公路旁。我们知道，李成梁时代与努尔哈赤早期的大明辽东总兵府并不在辽阳，更不在沈阳和抚顺，而恰恰是坐落在广宁——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北镇市。这几件事情中似乎具有某种神秘的联系。　　这样的故事对于中国男人来说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这里说出了他们几乎所有人白日梦中的主要内容。不过，很有可能却也道出了当日的部分实情。阅读　　这种事情在我国知识分子的笔下和民间并不罕见，因此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究竟很轻易让人联想起一些不是那么神圣崇高的字眼。李成梁不会感觉愉快，努尔哈赤也会觉得有愧于老长官。因此，这些富有人性意味的事迹便经常被大清朝权贵和史官们刻意掩饰和歪曲，变成了神话故事，以证实天意的不可违和造反、叛逆的正当性。　　遥想当年，努尔哈赤得到李成梁这些动用军队都不一定能够得到的、无比珍贵的礼物时，想必是欣喜若狂，必定在内心深处对李成梁布满了感激之情。从中，使我们可以知道：那些帝国高级官员们，在缺少制度性约束的情况下，为了一己私利，是可以丧心病狂地把国家利益转化为私人交易的。　　很快，辽东弃地的真像传到了北京。监察官员开始上疏弹劾李成梁欺君误国，行同通敌。并正确指出：这些要塞的放弃，必将成为未来之大患。据说，万历皇帝看到这些弹劾后吓了一跳，连忙下令调查核实。都察院派遣熊廷弼前去调查。四个月后，熊廷弼的报告出来了，和监察官员的弹劾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谁知，报告递上去后，便泥牛入海再无消息；其他人为此继续上疏，仍然是没有下文，后来，竟就此无声无息了。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就这样，李成梁的心里算是彻底踏实了。即便当初努尔哈赤的祖父与父亲被他误杀，如今，他也真的算是对得起努尔哈赤了。或者，——我们没有证据——李成梁也许会在心中这样说：够了，我为这个国家做的已经足够多了！既然皇帝除了搜刮财物，根本就不愿上朝理事，不拿天下当回事儿，何必皇帝不急急煞太监呢？现在，该轮到我了······　　当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腐烂程度过深时，一定是因为其最高决策者出了问题。舍此，任何其他理由都可以被视为扯淡。　　就这样，在他前后两次镇守辽东的三十年岁月里，努尔哈赤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成长为一代枭雄。如今，巨祸已经酿成，大明帝国一步一步走到了风雨飘摇的前夜。　　李成梁是在八十三岁时离任的。此后，老将军一口气活到了九十岁，直到公元1615年，即大明万历四十三年死去。在此期间——　　从公元1583年即大明万历十一年起兵，至今三十三年；努尔哈赤不受打搅地几乎做完了他想做的一切。李成梁死后仅仅一年，即公元1616年、大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国，自称天命汗；三年后，从容拿下抚顺，正式拉开挑战大明帝国的大幕。　　他用事实证实，并不是所有人都不拿天下当回事儿。譬如，眼前就有一位，他——努尔哈赤。　　这时，出现了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出现，使辽东局势又添变数。对于大明帝国来说，晦暗不堪的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道亮色；对于努尔哈赤来说，眼前又现强敌。这个人就是时任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的孙承宗。　　孙承宗的另外一个身份也让人不能不心存敬畏：他还做过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老师，使那位即位之前比文盲强不了多少的少年天子，多少读了几本书，懂得了一些道理，也知道了要敬重老师。　　孙承宗能文能武，清廉刚正，威望素著，后来以帝师、内阁大学士的身份担任辽东经略。这些，可能是他在经略辽东的任上坚持三年之久，令努尔哈赤在三年多时间内只能相持、始终不敢轻动的主要原因。　　可惜，随着朝中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斗争日趋白热化，这位被视为东林党人的中流砥柱式人物，究竟坚持不下去了。他只能退休回家。后来，天启皇帝死后，在崇祯皇帝冤杀袁崇焕时，他曾经再次出来收拾危局；待局面稍有好转之后，便再一次莫名其妙地被撤换掉了。若干年后，清军大规模入关，打到他的家乡河北高阳；年事已高的孙承宗果断不肯屈膝，他指挥家人、族人、乡亲与清军展开巷战，直至殉国。　　孙承宗离任之前，还做过一件对于晚明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情：数年之间，他高度信任、欣赏、重用了一个人，从而，为这段惨痛的历史抹上了一道极为刺眼的亮色。这个人就是在晚明前清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袁崇焕。以拿下广宁达到人生事业巅峰的努尔哈赤，其一世英名就是折在了这个南蛮子手上。阅读　　除了孙承宗和袁崇焕之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导致努尔哈赤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之内不再西向进逼。那就是由于他血腥的种族歧视政策，后金国后院不稳，到处都在发生汉族民众的反抗与暴动。　　前一年，即公元1621年，大明天启元年七月，努尔哈赤颁布了“计丁授田”制度。简单讲，就是根据男人数目分配田地、服兵役、出徭役、公差等。这项制度对于女真人来说，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汉人却是一场灾难。原因是，许多女真人本来并不从事农耕，如今所有男人均平分给田地，这些女真人包括他们的女真族奴隶都得到了土地，然后，将掳掠来的汉族农民变成奴隶为他们耕种。而汉人的许多土地则被当作“荒地”无偿征收，用来分给女真族人。努尔哈赤还同时针对辽东汉人推行了“强令剃发”、“强行迁居”、“强征差役”、“清查粮食”等政策，导致辽东汉人由逃亡而反抗，由反抗而袭击，由袭击而暴动。一时间，这种暴动竟有数十起之多，几乎遍及辽东各地。　　为了平息这种动荡不安的局势，努尔哈赤又发昏招，公布了“按丁编庄”汗谕。据说，这道汗谕是为了完善计丁授田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强行将汉人与女真人编在一个村庄中居住，借女真人监视汉人。明令禁止汉人制造、携带、收藏刀剑、弓箭等。于是，发生了汉人房屋被强占、粮食被抢夺、妻女遭凌辱等事件，更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对此，努尔哈赤一而贯之的做法大体上就是灭绝性镇压。　　据说，三贝勒莽古尔泰在镇压镇江，即今天的丹东暴动中，杀了多少人无法统计，单是俘获来做奴隶的汉人，就有一万二千多人；大贝勒代善负责镇压复州地区暴动，镇压结束后，复州城里的成年男子全数被其杀光，全城已经找不到男人；努尔哈赤那位孙女婿、大明叛将李永芳负责镇压辽西十三山暴动，据说，该地区原有十万余汉族民众，此次镇压中，除七百余人逃进觉华岛——今日辽宁省兴城县菊花岛——之外，其余，全部被杀光。　　从抚顺之战正式向大明帝国开战以后，努尔哈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辽东汉人大体上实行的便是这种种族灭绝政策。譬如，萨尔浒之战后攻取开原、铁岭时，答应军队对汉人斩尽杀绝。在后来的战争中，虽然不再见到汉人就杀，但基本是在实行不同程度的屠杀后，将剩余的汉族人口掳掠起来，作为战利品分配给女真军人为奴。到了晚年，这位在满清官吏和当代某些学者口中号称雄才大略的“伟大政治家”似乎杀心愈盛；他认为，后金国之所以没有成为女真人安宁的乐土，都是因为明朝旧官吏、读书人和地主士绅们煽动的结果。于是，努尔哈赤命令他的将军们，要求他们在汉族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辽东严查细访，只要抓住上述几种人，就一律处死（《满文老档》太祖卷66）。　　阅读那些史料时，经常会令人产生一种感觉：这位努尔哈赤身上，似乎笼罩着某种血腥的宿命；战争与杀人成为他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英雄的梦想、女人、财富和对汉民族的仇恨，成为这个宿命的核心。　　实事求是地说，汉民族中历朝历代出产的人渣不少，他们荼毒自己同类的本领经常出人意表，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令人叹为观止。对待异族，则更加全无顾忌，遭人痛恨之处实在可以车载斗量；从努尔哈赤的不少言论中判定，他很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在代上天恭行天谴。　　从众多史料中，我们大体可以认定：这位努尔哈赤的确善于审时度势，韬光养晦；不利时作低服小细致入微，北京人习惯上将这种情形称为“装孙子”；得势后凶残暴虐，十分残忍。而若要找出此人在政治上如何雄才大略，如何是位伟大政治家之类的证据，实在很难。因此，明清史权威人士孟森先生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认为此人在政治上乏善可陈，于民于社会甚少功德建树；其优点更多表现在战争与军事才能上。只要翻一翻史料，就不难注重到：至少在努尔哈赤时代，后金国所赖以生存的，除了赤裸裸的战争暴力和烧杀抢掠之外，其他的成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才会有学者认为，努尔哈赤时代的后金汗国，根本就是一个庞大的军事抢劫集团。阅读　　孟森教授认为：在大清帝国皇家爱新觉罗子孙与士大夫口中，固然会颂扬努尔哈赤积功累德，应该入主中国；然而，若就史实考察之，则实在没有什么功德。清之取天下，纯由武力。努尔哈赤以矫健警悟，当大敌不惧，受重伤不馁，以此称雄；又以勇悍立威，驱率其族，裹胁益多，并以练习族众见长，遂养成武力，从而横绝一世（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383页）。这种评价，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有可能是公正和客观的。因此受到了国内外许多史家的赞同。中国历史上，像努尔哈赤这样的草莽英豪为数不少。大多如过眼烟云。他的政治才能与综合素质，远远不如他的两个儿子——皇太极与多尔衮。或者换句话说也可以：假如没有皇太极和多尔衮，满清铁骑能否踏进山海关实在是个值得怀疑的未知数。　　令人非凡无法理解的是：如今，在号称以人为本的今天，一个以杀戮和血腥为其专长、以毕生精力打造出一个暴力抢劫集团的古代枭雄类人物，忽然在某些学者口中被戴上了许许多多“伟大”、“雄才大略”之类头衔。似乎不使用这些最高级形容词，就不足以表达对于那些大人物们的崇敬。令人完全无法知道这些本来应该有学识教养的当代文化人，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肚肠！当一种文化中，一定要把凶残暴虐、阴谋诡计、狡诈韬晦之类说成是伟大或者雄才大略的话，可以肯定，必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或者说，一定有什么东西被搞错了。用美国人经常喜欢说的话，就是——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说实话，这种情形中显然缺少了一点东西。那种东西不属于知识层面，属于人性层面，属于人文关怀领域中的良知，属于正常人的头脑与心灵。阅读　　“肃慎”，是女真族的远古祖先，在秦汉时代甚至更早得多的时候，就出现在我国的典籍中。据说，在古老得不可考的尧舜时代，这个民族就与中原地区有了密切交往。《国语》中记载说：孔老夫子周游列国，走到陈国时，碰到一群被木身石镞的箭矢射中的大鸟。这群鸟飞到国君的宫廷后死掉了。国君不知其故，派人请教孔老夫子。老夫子告诉他们，这种箭矢只有肃慎人才能造。周武王时，肃慎人曾经进贡过这种箭矢。后来，国君派人调查核实，果然在收藏贡品的金柜里找到了孔老夫子说的那玩意儿，证实了孔老夫子确是博闻强记。表明在久远的年代里，这个民族在渔猎上面的本领就不可小瞧。　　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诸申、满洲等名称，是这个同一渊源的民族在不同时代的称呼。在当代文化人类学研究中，这一民族被归入到了通古斯族系。在中国历史上，女真人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作用，其冲击一次比一次剧烈，其影响一次比一次巨大，遂成为对于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少数民族。　　唐代的渤海国是由女真人的祖先靺鞨人所建，拥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于盛唐开元年间由大武艺开国，到后唐年间为辽国所灭，传国197年，是当时中规中矩、有模有样的大国之一。　　此为女真人第一次影响中国历史。　　女真人第二次施加大作用于中国，是在皇太极之前五百年。当时，他们的全部人口加起来可能还不到一百万，却以极短的时间凝聚成为一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力量，一举将两个土地面积与人口总数均无数倍于自己的庞然大物——立国两百年的辽国和立国一百五十九年的北宋打翻在地，迫使辽国翻越大漠与雪山远逃西域，迫使自我感觉极佳、人口总数可能接近一亿的大宋帝国，只能屈居于东南一隅。　　如今，女真人掀起的八旗旋风第三次席卷了中国的大东北，他们马上就要席卷全中国。　　与五百年前的祖先比较，如今，女真人满打满算还是不足一百万人，他们的敌人大明帝国的人口则可能已经超过了一亿人。而更加重要的区别是，他们已经不是当年那只顾打家劫舍的强盗，他们目光深邃远大，他们胸襟恢弘宽广，他们富有政治聪明，又有极其强大、令人不寒而栗的动手能力，他们所作的工作，甚至不亚于中国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人物。　　而此时此刻的大明朝，与自己五百年前的祖先比起来，虽然土地面积大了许多，然而，其腐烂发臭的程度却也远远超过了大宋帝国，曾经有过的精巧雅致如今早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愚蠢与恶俗。　　由此可知，大清朝入主中原已经具有了某种宿命的意味。　　如同我们在《前清秘史——入主中原之路》一书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个工作是在皇太极的带领下进行的。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工作是如何由多尔衮等人完成的。　　可惜——　　大清朝和以前的所有朝代一样，在统治层中继续和发展出了丰富的政治权术、狡诈和谋略，却从来没有在民族与国家的层面上，学会运用政治良知、理性与聪明。多少年来，我们没有学会和发展出更好的方式，于是，只能采用阴谋、暴力和血腥的手段，用制造痛苦来削减痛苦。以暴易暴、以毒攻毒，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已经成为帝制政治文化传统之中的一个基本元素。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是必然地、无可避免地为未来新的、更大的痛苦预留下了空间与地步。　　想想二百多年以后这个国家所遭碰到的所有屈辱、这个政权所受到的切齿痛恨，我们对此应该不难理解。阅读　　公元1643年即大明崇祯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八月十四日凌晨，多尔衮来到三官庙。当年，庄妃就是在这个院落里，说服洪承畴放弃绝食，归顺大清的。　　到这时为止，皇太极已经去世五天。多尔衮要在三官庙里会晤皇太极生前最为信任的内大臣索尼与图赖。这两个人都是由皇太极一手提拔起来的，是两黄旗中最为重要的治理大臣。多尔衮约见他们的目的，是要探询两黄旗对皇位继续人的最后态度。　　谈话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这是前清时代满清王公贝勒们的一贯作风，他们喜欢直截了当。直到很多很多年以后，他们也未完全学会绕山绕水、云遮雾罩地打太极拳。　　索尼告诉多尔衮：“先帝有儿子在，必立其一，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语气坚定，完全没有商量余地。　　多尔衮没作任何表示就离开了三官庙。晨曦中，全副武装的两黄旗精兵已经把皇城内外围得铁桶一般。按照制度，皇宫警卫历来由皇帝自领的两黄旗护军担任。不同的是，今天拱卫的兵力显然比平时多得多，崇政殿沿途与四面也被围得水泄不通。那里，平日是大清皇帝商讨国是的场所，现在是皇太极停放灵柩的灵堂，今天上午，则将在亡灵面前推举大清皇帝的继续人。　　前清时代大清帝国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时刻到来了。　　獾子，杂食性鼬科动物，严寒时冬眠，居洞穴中，性机警，喜夜间行动。獾子油是东北民间治疗烧伤、烫伤的良药。多尔衮的名字，在女真语中是獾子的意思。就其一生行状判定，他与獾子还真的有几分相像。　　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中，多尔衮排行第十四，他的同胞兄弟还有排行第十二的阿济格与第十五的多铎。皇太极是他同父异母的八哥。　　有两件事情，可能对多尔衮的一生影响巨大，一件是他的亲生母亲、大妃阿巴亥为努尔哈赤殉葬，还有一件就是此次推举皇位继续人。　　阿巴亥是在公元1601年即大明万历二十九年嫁给努尔哈赤的，当时，努尔哈赤四十三岁，已经有了六、七位妻子，阿巴亥只有十二岁。史书记载说，阿巴亥风姿俊美，颇有心机。老夫少妻，阿巴亥很受努尔哈赤宠爱。两年后，皇太极的母亲大妃孟古格格病逝，不久，阿巴亥便被立为大妃。　　公元1620年即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后金天命五年，发生了一件对后金政权影响深远的变故——努尔哈赤休弃大妃阿巴亥。当时，公开的名义是指斥大妃偷藏财物，实际上有很深的隐情。　　这年三月，努尔哈赤的一个小妃子德因泽告发大妃阿巴亥答应贴身侍女将一匹蓝布送给情人。当时，女真人中有一项严格的禁忌：不经丈夫同意，女人若将财物送人，就是欺骗丈夫，若是送给男人，就会被认为是倾心于该男子。事实上，这样的禁忌即便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可能仍然在发生作用。德因泽进一步揭发说：“阿巴亥曾经两次备饭送给大贝勒代善，一次给四贝勒皇太极。代善接受并且吃了，皇太极接受而没有吃。而且，大妃一日之内两三次派人去大贝勒家，不知道他们在谋划什么？大妃自己深夜出去也有两三次。”努尔哈赤命人调查，结果证实揭发属实。　　令努尔哈赤更加恼怒的是，每当诸贝勒大臣在汗王家里议事或宴饮时，大妃阿巴亥都会浓妆艳饰，精心妆扮，并且可能在语言眉目之间对代善颇多表示，使在场的其他人很尴尬，又谁都不敢声张，只能假装看不见。这一点，可能令努尔哈赤万难接受。　　事实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恰恰与女真人的习俗和努尔哈赤本人的安排有关。　　和我国境内其他游牧渔猎民族一样，女真人的财产主要由牲畜和猎获品构成，在天灾人祸的作用下，他们的财产极轻易荡然无存。因此，其财富的积累过程十分缓慢，从而导致相对的贫穷。他们缺少形式多样的物质财富，缺少表现自己精神生活的艺术品、装饰品和宗教作品。他们崇尚力量，崇尚年轻，崇尚勇敢。重生轻死、贵少贱老是为风俗。显而易见，这些习俗全部与中原农业地区的文化是反着的。此外，他们坚定信仰萨满教，相信天地万物间布满鬼怪神灵，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去了另外一个神秘的所在继续生活。因此，杀人殉葬便成为一个古老的习俗，为族人所接受。他们死后的墓葬很简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和绝大多数人口中采用火葬，将生前用过的东西、衣物等一起烧掉就构成了他们的随葬品。沈阳努尔哈赤与皇太极陵墓中，埋葬的只是他们的骨灰和殉葬者，原因端在于此。阅读　　他们采用多种婚姻形式，一夫一妻，一夫多妻，多夫一妻，外婚制，对偶制，嫂婚制，姐妹即连带婚制等。这些婚姻形式的采用，同样与上述特定经济、财产条件下的生存状态有着密切联系。其内在逻辑指向，在于保证未来的生活与生存状态。　　——在经济层面上，保证经济状况和综合力量的加强，而不是削弱。　　——在人性层面上，令未亡人在生活与感情上有所寄托。　　因此，父亲死后，儿子娶没有血缘关系的庶母，哥哥死后，弟弟娶嫂子，弟弟死后，哥哥娶弟妹为妻便成为十分正常的、富有人性化的考虑。与努尔哈赤同时代的哈达部王子康古鲁，在父亲王台死后，就与自己的继母、闻名的叶赫格格温姐结婚。这位温姐，恰是努尔哈赤前任大妃孟古格格的姑姑。豪格死后，多尔衮、阿济格两人作为叔叔，各娶了自己的一个侄媳妇。皇太极的五位后妃中，两个妃子是亲姐妹，皇后则是这对姐妹的亲姑姑，诸如此类，十分常见。　　在习惯于假模假式的汉族人士眼中，上述一切是标准的乱伦，他们会对此表现出真诚的痛心疾首与不屑一顾；孰不知，唯其如此，才在比较中彰显出孔孟之道贞节牌坊之类文化中过多非人性的残忍与虚伪。　　事实上，直到21世纪的今天，上述婚姻形态仍然通行于我国某些边疆游牧渔猎部族之中。知道了这些，我们也就有可能对于努尔哈赤死后的大妃殉葬、皇太极死后孝庄文皇后与多尔衮之间的关系，具有某种更加贴近事实的理解。　　在这种习俗之下，偏偏又有了努尔哈赤本人的安排。　　没有证据能够证实，努尔哈赤从来没想过由自己指定接班人。他曾经为自己的嫡长子褚英做过类似皇太子一样的安排，褚英被处死之后，他又安排二儿子代善监理国政，并一度让他和自己一样，一个人兼任了两个旗的旗主。努尔哈赤表示，自己百年之后，要将深受宠爱的大妃，还有年幼的子孙们托付给代善。从而，一度使代善的权势极为显赫。这可能是那些贝勒大臣们看到大妃与代善眉目传情时，谁都不敢废话的原因之一。（《满文老档》，太祖卷十四。）　　假如仅仅从汉族士大夫和中原皇家政治的角度看，完全可以将此理解成是老皇帝在以名位后事交代继位者。但假如考虑到女真人上述事实上盛行着的多种婚姻制度的话，努尔哈赤的这番话则完全应该被理解成，自己死后，不但答应儿子代善继续自己，还希望他娶养无血缘关系的庶母——大妃。否则，这位大妃的举止怎么会如此荒腔野板，离谱得无法理喻？从她的一生行事判定，假如不是置身于这种多种婚姻文化氛围之中，这位史书记载中“有机变”的大妃，应该断不至于会错意到如此程度才对。　　倒是准太子代善，很有可能因为心智、性情上的厚道和缺少智略，身处其中的文化氛围，再加上权势显赫导致忘乎所以，才真的会错了意。在人性的层面上，他可能并不真正了解其父的真实想法与性情，于是，将努尔哈赤所说的、所想的和所要做的当成了同一回事儿，忘记了死后是死后，而现在活着是活着的道理。结果，真实的情形可能是：努尔哈赤痛恨自己还活着时就开始眉来眼去的大妃和代善。不久，就将代善独掌的两红旗，分出去了一旗，交给代善的儿子岳托。从而，代善自己失去了父亲的欢心，被迅速灰头土脸边缘化，也害了那位大妃。　　努尔哈赤的处理很有意思，他放出风去，说是要搜查大妃私藏的财物。大妃便慌慌张张把财物分送到各处藏匿，结果，全部被搜查出来，包括藏在儿子阿济格家的三百匹绸缎。史书记载说：大妃阿巴亥“虽然有机变，却终于为努尔哈赤的英明所制服”，可能就包括了这件事情。随后，努尔哈赤公布：“该大妃奸诈虚伪，人所有的邪恶她全都有。我努尔哈赤用金银珠宝从头到脚地妆饰你，用别人见所未见的上好绸缎供着你，养着你，你竟然不爱你的汗夫，把我蒙在鼓里，去勾引别人，难道不该杀吗？”随后，将这位大妃休弃。当时，努尔哈赤另外一位蒙古族的小妃子也加入战团，揭发阿巴亥。史书中说，大妃阿巴亥好嫉妒，大约由此可以得到证实。（《满文老档》，太祖卷十四。）阅读　　或许，努尔哈赤对阿巴亥的情意并未泯灭，故不到一年又将她接回，继续做大妃。在成书时间最早的清代官方史书《太祖武皇帝实录》中，记载道：由于大妃有机变且好嫉妒，使努尔哈赤觉得不快，“留下她恐怕身后会祸乱国家，于是预先给诸王交代遗言说：‘等我死时，必须命令她为我殉葬。’”后来，努尔哈赤死后的第二天一大早，诸王便来向她转达努尔哈赤的命令，大妃支吾不从。诸王说：“先帝有命令，想不遵从是不可能的。”最后，在诸王寸步不让的坚持下，大妃阿巴亥自缢而死。也有史书认为，她是被用弓弦勒死的。就此，阿巴亥之死遂成为前清历史上最重要的谜团之一，引发出无数猜想与争论。　　母亲殉葬时，多尔衮虚岁十五岁，实则还差一个多月满十四岁。按照女真人的习俗，已经成年，他的哥哥阿济格虚岁二十二岁早已成年，弟弟多铎虚岁十三岁，也接近成年。兄弟三人全部名列共柄国政的八和硕贝勒，他们必定对母亲殉葬的内情有些了解，这可能是后来多尔衮独掌大权时，他们对此始终不曾发出过任何不同声音的原因。　　按照当时的标准，多尔衮虽然已经成年，并与多铎最受晚年努尔哈赤的喜爱。但他当时没有尺寸武功，在皇太极跟随努尔哈赤驰骋疆场时，多尔衮还没有出生。按照努尔哈赤确定多年，且生前从无改变迹象的八旗制度根本原则来看，他没有可能被推举成继位的汗王。假如努尔哈赤要强行指定他为继续人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异常复杂。因为，那将意味着八旗制度中根本原则的改变，意味着游牧渔猎部族国家文化上的改变。我们知道，除非在非凡非凡的情形之下，这种改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就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晚年最喜爱幼子拖雷，但拖雷终究没能当上蒙古大汗一样。因此，年轻的多尔衮只能得到旗主的权力与财富，却不能坐上部族国家汗王的位置，原因端在于此。　　事实上，努尔哈赤死后，两黄旗虽由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兄弟继续，但是，多铎是正黄旗旗主贝勒，阿济格是镶黄旗旗主贝勒，多尔衮并没有实际把握一旗。不久，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皇太极将汗王才能把握的两黄旗旗色收回，交换出两白旗，从此，两黄旗由皇太极把握，阿济格和多铎分别成了两白旗的旗主贝勒。　　天聪二年三月，即皇太极继续汗位一年半之后，十七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征蒙古有功，被“赐以美号”，曰：“墨勒根戴青”，是汉文“睿智”的意思。多尔衮和硕睿亲王的汉文爵位便是由此而来。显然，皇太极对多尔衮的才智具有清醒的熟悉。同月二十九日，阿济格违犯制度，擅自为多铎定亲，被皇太极罚银一千两，并罢免了他镶白旗旗主的名位权力，多尔衮这才正式成为镶白旗旗主。后来，皇太极又任命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多尔衮主管吏部，这是权力很大的一个部门，号称六部之首。此后，皇太极对多尔衮多次委以重任，使多尔衮有机会建功立业。就这样，皇太极扶持着多尔衮一步步成长起来，从墨勒根戴青贝勒，到睿郡王，再到睿亲王。直至有能力摆平战功显赫的皇长子豪格，先成为辅政王，再成为摄政王。　　应该说，皇太极待多尔衮不薄。对此，多尔衮心知肚明。对于皇太极，他的感受可能是极度复杂的，一方面，他曾经说过：“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蒋良骐《东华录》卷四，顺治八年二月初十日。）另一方面，他也亲口对大小贝勒们说过：“太宗之所以给予我非凡不同的恩情培育，超过了对于所有其他子弟，是因为他知道诸子弟只有靠我才能成就事业。我很明白他的意思，你们明白吗？”（《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二，顺治二年十二月癸卯。）皇太极称帝时，册封了四大亲王，他们是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应该说，皇太极在多尔衮身上倾注了不少心血，甚至超过了对他的亲生儿子豪格。　　有证据显示，皇太极对多铎也不错。阅读　　多铎有“荒唐王爷”之称，除了能打仗之外，任侠率性、渔色猎艳的名声也不小。他甚至曾经将主意打到了大清朝第一位汉人大学士范文程的头上，并且可能对范夫人进行过严重的性侵犯。气得范文程范大人装病不上朝，在家里闭门谢客生闷气。假如不是多尔衮出面制止，没有人知道事情会如何结局。《清太宗实录》中记载道，经过皇太极的极力争取，多铎才分到努尔哈赤生前直接统领的十五个牛录四千五百人（《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六）。　　很难想象一个主谋逼死他们母亲的人，会如此行事。这种说法几乎全部出自后人的臆测，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这一点。　　细细翻检史料，皇太极主政十七年间，几乎所有王公贝勒都受到过严厉处罚。皇太极最有出息的儿子豪格曾经三次受到过降级、罚款的处分，而多尔衮只受到过一次。　　事情发生在公元1641年即大明崇祯十四年、大清崇德六年三月。当时，皇太极确定了对锦州长围久困的战略，下令部队轮番围困锦州，由远渐近，最后直逼城下，意图迫使锦州守军弹尽粮绝后不战而降。谁知，时间一久，锦州城内被围的人们受不了，城外围城的人们也受不了了，结果，领兵主帅多尔衮和豪格等助手商量后，私下里决定放官兵轮流回沈阳探家。兵员减少后，害怕城里的明军乘虚劫营，又将包围线后撤了三十里。结果，事实上等于撤除了包围。　　皇太极知道后勃然震怒，整整一天都在大发雷霆。他把多尔衮等人调回来，不许进城，在城外听候处置。从多尔衮、豪格开始，皇太极一一点名痛斥。他对多尔衮说：“我加爱于你超过了所有诸子弟，好马任你挑，好衣任你穿，好饭任你吃，比对谁都好。就是因为你勤劳国事，能够恪遵朕命。如今，你让我怎么再信任你。”多尔衮和豪格被骂得狗血淋头，诚惶诚恐地自请死罪。最后，多尔衮的睿亲王爵被降为郡王，罚款一万两白银，夺两牛录；豪格的肃亲王爵被降为郡王，罚款八千两白银，夺一牛录。其他三十多人受到处分。　　几天后，多尔衮等人去衙门办公。皇太极细细询问起来，结果，情况比听汇报时还要糟糕。当时，有人辩解说，是为了能够睡好觉才后撤的。皇太极怒火万丈，把多尔衮等一帮家伙当场赶将出去了，说：“你们赶紧回家吧，那样就可以睡好觉了。”并下令，不许他们上朝，说是自己不想搭理他们，相见争如不见。　　最后，多尔衮诸人拜托范文程等多次求情，方才挨过这一关（《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五）。　　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多尔衮的才能和功绩是公认的。皇太极执政时期，多尔衮在一系列战略性军事行动中，均有上佳的表现，从而，令皇太极对他“特加爱重”，也为自己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与威望。史书上说他“攻城必克，野战必胜”，不完全是溢美之词。　　公元1638年即大明崇祯十一年、大清崇德三年八月，皇太极派遣他为“奉命大将军”，率清军左翼兵伐明。多尔衮铁骑纵横山西、河北、山东三省，“自北京以西，千里之内明军皆溃散逃遁”。在长达半年时间里，“转掠二千里”，“旌旗所指，无不如意”。大明总督、闻名的卢象升和那位为了给监军太监祝寿而喝了一百杯酒的总督吴阿衡，就是这一次战死在多尔衮手下。洪承畴和孙传庭也是这一次被急急调离围剿李自成的第一线，从而，导致李自成有了喘息之机并死灰复燃的。这一次，多尔衮攻克山东重镇济南，前后只用了一天时间，生擒德王朱由枢，并陆续攻克城池五十余座，杀死两名总督级大员，在五十七次战争中全部获胜，俘获人畜四十六万余，黄金四千多两，白银九十七万余两。在八旗铁骑先后五次大规模绕道伐明的军事行动中，多尔衮指挥的这一次战果最为巨大。他的军功，使素以勇猛善战著称的豪格、阿济格、多铎等人全部相形见绌。　　多尔衮另外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不是一个只会带兵打仗的赳赳武夫，他的政治头脑远在其他王公贝勒之上。他曾经对大学士刚林回忆说：“以前经常看明朝的朝报，下面的人糊弄皇上，皇上的旨意也糊弄下面的人们，最是可笑。越看越不得了，索性不看了。”（《多尔衮摄政日记》，六月二十九日。）表明了此人的文化素养与政治敏感。阅读　　崇德元年第二次征服朝鲜时，皇太极因为汉山城久攻不下，不得不先行回国。当时，朝鲜王国的宗器、社主、宫眷和群臣之家眷财产都在江华岛上。多尔衮率领刚刚组建的水师一举攻克江华岛，俘获朝鲜王妃、王子、宗室、妃嫔等七十六人，群臣眷属一百六十六人。多尔衮一改多铎等人大肆屠戮、欺侮俘虏的做法，严令部下对这些妃嫔、宗室、眷属待之以礼，并派兵护送，将她们交还给朝鲜国王。结果，朝鲜国王立即率群臣出城投降，并对多尔衮的温文有礼、冷静老练大加赞赏。这一年，多尔衮只有二十四岁。　　天聪九年，多尔衮为皇太极和大清朝立下了一个非凡的功劳。　　这一年九月，多尔衮率军征伐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残部。他临之以威、施之以谋，导致林丹汗余部不战而降，并献出了中华帝国失踪二百多年的“传国玉玺”。据说，这颗传国玉玺从秦始皇之后一直传到了元朝，具有天命所归的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当年朱元璋派遣大将徐达北伐时，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逃离北京，将这个宝贝带到了蒙古草原，顺帝死后便下落不明。有学者认为，明成祖朱棣之所以五次远征蒙古，其目的之一就是寻找这个东西，以便证实自己夺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是天命使然。他至死也没能如愿。二百多年后，一位牧民在草原上放羊，发现一只羊连续三天不吃草，一个劲儿用蹄子刨地。这位牧民在羊蹄子刨的地方一挖，挖出了这玩意儿。遂辗转落到了林丹汗手中。据说，林丹汗之所以以统帅四十万蒙古铁骑的成吉思汗自居，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个长生天授予使命的玩意儿。　　多尔衮得到这颗传国玉玺并献给皇太极，对于皇太极和后金臣民的影响极大。他们全部真诚地相信后金汗国确实得到了上天的护佑，而皇太极也就接受了大家的拥戴，在“服膺天命”的崇高名义下，登上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宝座。　　公元1655年，是为大清顺治十二年。正月，副理事官彭长庚评价多尔衮说：“太宗创业盛京，同事诸王俱树勋劳，而睿王之功为冠。”（蒋良骐《东华录》卷五，顺治十二年正月。）当时，正值多尔衮死后遭到清算之际，这番话对多尔衮来说，应该是公正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多尔衮才被推到了皇太极死后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上。　　此时，日薄西山的大明帝国，声势浩大的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还有如日中天的大清朝，三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逐鹿于中国大地上，已经接近最后大决战的前夜。致使皇太极身后的权力继续变得格外敏感而关系重大。倘若处置不当，为争夺皇位而发生内斗的话，这个政权的前途就谁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本来，按照推举制原则，就能力、威望、地位与实力而言，多尔衮最应该被推举为最高权力继续人。偏偏此时的情形已经与努尔哈赤死后大不相同。经过皇太极十七年经营，如今的大清早已不是当年的后金。从人性的层面考察，当年，当所有大小贝勒在代善的带领下，拥戴皇太极即皇帝位，誓死效忠，并全体匍匐在他脚下三跪九叩首时，这一切改变就已经行进在不可逆转的过程之中了。　　此刻，在组织结构、决策与施政程序、政策法令、思想观念上，大清政权已经深深地汉化了，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是大明帝国的缩微版。为此，皇太极生前亲自统领的两黄旗大臣，坚定主张必须由皇太极的儿子继位。他们之中有八个人，聚集到三官庙盟誓，为达此目的，他们不惜以生命相搏。其中，还有人指名拥戴豪格。这就使事情变得异常棘手。　　皇太极有十一个儿子，除夭折的三个之外，豪格是最为出色的一个。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比他的十四叔多尔衮还大三岁。从努尔哈赤的时代起，就开始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了。天聪三年，皇太极第一次绕道入关伐明时，在广渠门外，与袁崇焕的宁锦援兵发生激战，豪格勇悍异常，一直冲杀到了护城壕边上，令明军大溃。阅读　　豪格也不仅仅是个武夫。在对待大明、朝鲜与蒙古察哈尔的战略关系上，他眼光独到，认为大明是需要首先对付的主要矛盾，并颇有创见地建议，应该想办法联合农民军，共同削弱大明的力量。（《清史稿》列传六，诸王五。）在当时，能够看到这一点的，在王公贝勒中几乎绝无仅有。　　豪格与多尔衮多次并肩作战，经常是多尔衮为主帅，豪格为副帅。譬如，那颗传国玉玺就是二人一起拿到的。不过，叔侄之间似乎并没有建立起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友谊。豪格对多尔衮似乎也并不服气，或许和他年龄比多尔衮大有关。在围困锦州被处罚时，多尔衮自请死罪，豪格的表态就很有意思。他说：“多尔衮是亲王，我也是亲王，因为他是叔父，所以命令他为主帅。既然他失策犯了错，我跟着他，自然也该死。”（《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五）这其中，很是别有一番滋味。　　没有证据能够证实皇太极对豪格有什么非凡的关照。豪格曾经三次被降职和罚款处分，有一次是因为和岳托两个人在一起发牢骚，泄漏了皇太极的谈话机密，被皇太极抓住；第二次是因为有个家伙想拍他马屁，强迫一个蒙古部落酋长把女儿嫁给他，他不治那个马屁精的罪，结果，被父亲皇太极治了自己的罪；第三次就是因为锦州战争，和多尔衮一起被处分。三次被处罚之后，他和多尔衮一样，又凭借战功或出色表现恢复了原来的爵位。　　到皇太极去世时，豪格作为四大亲王之一，已经成为大清国位高权重的人物。而皇长子的身份，更令他具有了其他宗室诸王包括多尔衮在内都不具备的优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豪格似乎比多尔衮具有更加充足的理由成为皇位继续人。他的支持者之多，已经成为多尔衮不得不顾忌的力量。　　另外一个因素肯定也在两大政治势力的角逐中发挥着潜在的、重大的作用，皇太极生前自领的两黄旗将士和多尔衮三兄弟所属的两白旗之间，关系可能不太和睦，甚至很不和睦。因此，两黄旗的八位重臣非凡不愿意看到多尔衮继位。史书记载说，两黄旗八大臣的中坚人物、精兵护军首领“图尔格等人与白旗诸王素有衅隙”，遂调动三个牛录的精兵，全副武装“保护”住了宫门，致使形势变得剑拔弩张。（《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八，顺治五年四月癸酉。）　　这就是十四日凌晨，多尔衮离开三官庙时所看到的情形。　　当情绪、情感性因素充分发酵、膨胀到爆炸的临界点时，理智和理性的作用就必定微乎其微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时，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方才可能运用理性，化解危机。多尔衮一生之中吊诡之处甚多。但在此时，他的确表现出了这种品质。　　两年后，当多尔衮已经成为摄政王时，曾经对满清亲贵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昔日太宗死时，没有确立继续者，诸王、贝勒、大臣都寄希望于我，他们跪着请求我来继位，我说：你们要是这样说，我就要自刎，誓死不从，这才奉今天的皇上登上了皇位。”（《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二，顺治二年十二月癸卯。）　　多尔衮在此所说的，可能大体是事实。几年以后的顺治九年，清算多尔衮时，那些拥戴他的人谈到了当时的情景：多尔衮的哥哥英王阿济格、弟弟豫王多铎和一批王公贝勒、高级将领确曾跪在多尔衮面前，请求他当机立断继续大位。他们分析形势，认为死心塌地拥戴皇子的就是两黄旗那些人，而甚至在两黄旗中，也有重臣拥戴多尔衮。因此，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多尔衮，不必畏惧两黄旗。（《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事实上，精明强干的多尔衮不可能没有注重到双方的实力对比：两白旗全部拥戴多尔衮，两黄旗中，也有两位重臣支持多尔衮。而豪格虽然号称和硕贝勒，实际上真正属于他的兵力却只有七个牛录，尚不足半个旗，加上誓死拥戴皇子的八大臣，主力部队仍然不到两个整旗。（《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有两红旗拥戴的代善态度暧昧，很有可能是希望皇子继续，被皇太极从莽古尔泰兄弟手中夺来的正蓝旗情况不明，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则一面表示支持皇子继位，一面又说需要和多尔衮商量。阅读　　在这种实力分布中，双方可能都感受到了形格势禁，都产生了投鼠忌器的心理。多尔衮若欲令智昏，强行继位，势必遭到激烈反弹。其后果无法预料。很有可能像我国历史上那些迅猛崛起的游牧渔猎部族国家一样，经过反复自相残杀之后，飞快地烟消云散在那广阔无边的山野大漠之中。　　于是，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后五天，在大清帝国后继皇帝的推举会议上，出现了一个事先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结局。应该说，上述情形是这个结局的重要原因，这个结局则是上述情形的逻辑后果——　　会议在今日沈阳故宫的崇政殿举行，诸王大臣们列坐于大殿的东西两门房。会议一开始，两黄旗八大臣中的索尼与鳌拜便率先提出，应立皇子继位。多尔衮厉声叱责他们没有资格先说话，勒令他们退出会场。　　随后，英王阿济格与豫王多铎提议多尔衮继位，多尔衮沉吟不语，未置可否。多铎即声称：“你若不愿意，就立我为帝。我的名字是在太祖遗诏里的。”　　多尔衮迅即反驳道：“太祖遗诏里也提到了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不止是你一个人。”这种情形表明，努尔哈赤死前，可能至少在口头上确曾有过遗诏。多尔衮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在反驳多铎的同时，顺便把豪格也排除出了候选人之列。　　于是，多铎提议：“既然我不行，那就立长，当立礼亲王代善。”　　代善表示：“睿亲王多尔衮假如同意继位，当然是国家之福。既然他不愿意，就应该立皇子。豪格是皇长子，应该立他。”代善也够狠，仿佛不经意之间，便堵死了多尔衮的路。　　豪格说：“我福小德薄，不配担当大任。”然后，豪格离开了会场。　　这时，两黄旗拥戴皇子的大臣们佩剑上前，说：“我们这些人食于帝，衣于帝，皇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皇帝的儿子，我们宁愿跟随皇帝于地下。”　　见此情形，代善说：“我是皇帝的大哥，我老啦，皇帝在时，我都不参与国家大事，现在哪里还能过问这么大的事？”随即起身离开了会场。阿济格见多尔衮已经继位无望，也跟在代善后面走掉了。　　留在会场中的多铎不再讲话，一直在观望中的济尔哈朗更是一言不发。多尔衮则当机立断地表态说：“你们说的有道理，我赞成由皇子继位，现在，豪格既然没有这个意思，就应该立皇九子福临为帝。他年纪小，由我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等他成年之后，我们即行归政。”　　多尔衮的提议，显然满足了多数人的意愿，立即获得通过。大家按照惯例共同盟誓，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效忠皇帝，绝无异心云云。　　这一段过程，在清代官方史书上失载，所以在《清实录》、《清史稿》中均无从查考。有一位朝鲜人质写的秘密报告留下了这次推举会议的记载。这位人质是朝鲜国王的世子，他在滞留沈阳期间，颇受满清王公贝勒们的礼遇，交游十分广泛，了解许多大清朝高层的秘辛，并不定期地撰写“秘密状启”报告给本国政府。其作用类似我们今天密级很高的内参、情况简报或间谍收集的情报。他曾经参加了皇太极的丧礼，上述事迹便保留在此人留下的《沈馆录》一书卷六“沈阳状启”中，应该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有一种说法，认定当时推举福临的人是济尔哈朗，而不是多尔衮。不知此说从何而来，想必不是信口一说。　　多尔衮出人意料地推举出一个六岁的孩子继续皇位，显然与游牧渔猎部族国家政治权力传承中的深层精神不符。因此，王公贝勒们盟誓之前，镇国公艾度礼便表示“二王强迫我们盟誓，我心里实在不服，不过是表面顺从，主人年纪太小，我觉得很不爽”，“二王把握权力，也不合我心意”。然后，在盟誓之前，先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焚告上天。（《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癸未。）　　另外两个人也对这一结果感到不满，开始出来活动，试图推翻既成事实。这两个人一个是代善的儿子硕托，一个是萨哈廉的儿子即代善的孙子阿达礼。他们二人在诸王公贝勒已经对天盟誓，但小皇帝福临还没有举行仪式登基之时，动员大家推翻成议，拥戴多尔衮。结果，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是代善出面，告发自己的一子一孙违反誓约，最后，二人被毫不容情地处死。阅读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被逼无奈还是大义灭亲，代善在付出惨痛代价的情况下，又一次发挥了安全阀与稳定器的作用，其凛然不可侵犯的警世作用应该是巨大的。　　历史上，在我国古代游牧渔猎部族中，许多分裂、仇杀与消亡都是在此种情形之下发生的。后来的事实发展表明，在几大政治势力的形格势禁之下，非凡是在汉民族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多尔衮的做法可能是顾全大局、防止内乱发生的唯一有效途径。此时，坚定拥护皇子继位的两黄旗八大臣中，有六人又一次来到三官庙聚会，他们发誓要“六人如同一体，辅佐幼主”。（《清史稿》列传三十六，索尼。）福临继位后，他们中的几位迅速向多尔衮靠拢，不再理睬豪格，令豪格极度郁闷。此种情形再一次表明，此时的大清国，已经在精神层面上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豪格看来，过去，仅仅因为多尔衮是叔父，所以领兵打仗时才会成为主帅，自己不得不屈居副手。如今，明明自己最有资格继续皇位，偏偏又被多尔衮搅了好事，不但皇位没有坐上，反而更要服从辅政王多尔衮的号令，就连那些曾经依附他的两黄旗大臣们，现在也纷纷倒向多尔衮。这口气令他实在难以下咽，因此，他不止一次说：“多尔衮不是一个有福之人，他有暗疾，活不了多久。”并且同样不止一次放出狠话说：“难道我就不能扭断这些家伙的脖子？”（《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　　多尔衮心中的悲愤则可能要更加深重。想想看，他的母亲年轻貌美，却被弄得声名狼藉，正值三十七岁盛年，却不得不给死人殉葬。有证据显示，多尔衮曾经认为皇太极的权位是从自己手里巧取豪夺走的。（蒋良骐《东华录》卷四，顺治八年二月初十日。）如今，皇太极死了，论威望、论战功、论能力，这个皇位本来已经非自己莫属，偏偏皇太极的儿子又横在了前面，使自己不得不推举出他的另外一个孩子——一个六岁的毛孩子来坐那把龙椅。对于多尔衮来说，天底下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情吗？　　伤人一千，自损八百。表明上看起来，多尔衮是这一轮角力中毋庸置疑的胜利者，实际上，他和豪格是两败俱伤，他们二人在心灵上全部创巨痛深。在向帝王政治演进的过程中，他们进行的只能是一场零和游戏。这种制度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使最高权力的诱惑和人们对这种权力的渴望具有了嗜血的冲动，使人在某些时刻、某些情况下不期而然地变成了兽。诚如一位哲人所说：“当人变成兽时，就比兽还坏。”遂使染指它的人，胜利者经常双手沾满鲜血，而失败者则时常要付出不止一个人的头颅。使这种政治不论达到多么辉煌刺眼的巅峰，其中，都隐藏着走向反面的悲剧基因。多尔衮、豪格的命运和大清帝国后来的发展就是明证。　　过去，多尔衮与豪格虽然并不亲密，但至少还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他们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多尔衮虽然没有像豪格那样发狠，但他想要干掉豪格的冲动，可能比豪格要扭断多尔衮及其四周那些人脖子的欲望还要强烈一百倍都不止。　　十二天之后，即大清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即皇帝位。两位辅政王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当众发誓要秉公辅佐皇帝。若“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以恩仇为轻重，则天诛地灭，令短折而死。”誓约不长，却令人印象深刻。七年之后，正值三十九岁英年的多尔衮遽然死去，算得上是短折而死了。于是，曾经有人油然想起过这次盟誓。　　九月十一日，皇太极去世一个多月了，辅政王多尔衮替小皇帝发布谕旨，命令另一位辅政王济尔哈朗率军攻伐锦州与宁远。这是一次很希奇的军事行动，其战略目标和战争战术指导都莫名其妙。而且是由排名在后的多尔衮命令排名在前的济尔哈朗，并且，两天后就要出发。　　济尔哈朗带兵走后，多尔衮又代小皇帝发布谕旨，晋封自己为摄政王。虽然这只是一字之差，分量可是不轻。辅政者，辅助君主处理政事之意也；而摄政，则是代替君主处理政务，已经可以直接发号施令了。从《清实录》的记载上看，摄政王多尔衮很客气，他的名字仍然还排在济尔哈朗的后面。阅读　　成为摄政王之后，多尔衮召集贝勒大臣们开过一个会，会议的重大决定是，从摄政王开始，所有亲王、贝勒、贝子“悉罢部务”，不再分管政府六部事务。所有政府工作全部由各部尚书负责，各部尚书直接对摄政王负责。当年，皇太极设立政府六部，本来就有削夺诸王贝勒权限的意思，并曾经有过悉罢诸王贝勒分管部务之举。后来，随着皇太极权位的巩固而渐渐放松了控制。如今，多尔衮再次祭起这一招儿，意图仍然在于削夺诸王贝勒们的权限，使他们只能“议政”，而不能“干政”。多年以后，到了雍正及其儿子乾隆皇帝时代，索性连诸王议政的权力也予以废止。从此，给这个政权带来过勃勃生气的贵族共和便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只剩下了完全汉化的皇权专制，这个政权也就此步入了真正的回光返照。　　一个月后，济尔哈朗从宁锦前线返回沈阳，发现，短短一个月时间，一切已经似是而非。不久，他召集大家开会，公布：今后一切政府事务都要先报告多尔衮，排名顺序也要先写多尔衮。从此，济尔哈朗成了一位挂名辅政王爷。和代善一样，济尔哈朗深谙明哲保身之精义，遂成为前清时期最高层中能够得以善终的很少几个人之一。　　半年后，公元1644年即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四月一日，在多尔衮即将出征大明前夕，豪格的一个亲信部下，据说在“力谏不从”的情况下，出面检举豪格“悖乱”。处理的结果是，几位忠实于豪格的部下被杀死，豪格本人被废为庶人，所有的七个牛录被剥夺，罚银五千两，然后——“罪恶多端数不胜数，姑且不再追究，遂释之”。（《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这是一个希奇的、完全狗屁不通的判决。表明，在罗织罪名、玩弄权术、陷人于不义上，多尔衮还不是非凡娴熟老到，他和他的后代们需要向大明朝官场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另一个可能是，多尔衮急于征伐大明，时间过于仓促，来不及仔细琢磨。　　三年后，顺治三年正月，已经牢牢掌控了大权的多尔衮再次起用豪格，命他率军前去对付张献忠。顺治五年二月初三日，豪格在把这位令四川人闻之色变的“大西皇帝”杀死后，凯旋回京。一个月以后，为他庆功的热乎劲儿还没有完全过去，豪格便又一次获罪被幽禁起来。这一次，他的罪名真的称得上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不久，时年四十岁的豪格在幽禁中无疾而终。有人认为，他是被受过专门练习、具有高度技巧的大明锦衣卫留用人员奉命杀死的。死后，检查不出任何致死的原因。这可能是福临小皇帝痛恨多尔衮的原因之一，多尔衮的身后亦由此注定。　　就这样，曾经有过“贤王”之美誉的多尔衮，三十二岁时，成为大清帝国的真正领袖，率领大军直扑北京。当时在中国社会与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所有人物，不是成为他的部下或棋子，就是灭在他的手里。　　在未来的岁月里，他带领八旗铁骑一举拿下了全中国，在他手中，建立起了对这一片广大土地完整而有效的治理秩序。大明帝国许多遭人痛恨的人物，俨然变成了治国之能臣，如洪承畴，如闻名阉党、大明帝国前大学士冯铨，甚至李自成的宰相牛金星之流。　　随后，豪格死后仅仅两年多一点，三十九岁的多尔衮正值英年便遽然死去。　　上天待大清何其厚也？上天待多尔衮又何其薄也？　　他的恩怨情仇几乎与大清王朝的建立和大明帝国的垮台紧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而又波诡云谲的图画。无论如何，应该说，这个大时代的转变最终是在他的手中才得以顺利完成的。然而——　　从此以后，多尔衮本人却再也没有受到后人的尊敬。　　历史之吊诡真是令人敬畏。阅读　　公元1644年，是为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按照中国农历纪年为甲申年。按照生肖纪年，这一年是猴年。历书上说：该年“太岁方公，干木支金，纳音属水，九星五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年头。　　这一年，李自成率领他那些饥饿的农民兄弟，杀回到他的老家陕西，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然后，势如破竹地开进了北京。　　这一年，以崇祯皇帝吊死在皇家后花园北京万寿山即今日北京景山公园为标志，大明帝国轰然垮台。　　这一年，大清帝国几代人梦想了许多年的山海关，城门洞开，多尔衮率领大军在这里会合吴三桂，在一片石打败声势浩大的李自成。由此，所向披靡地杀进中原，并迅速建立起全国政权。这个原来只有几十万人口、割据东北地方一隅的女真酋长土邦，终于成长为统治中国上亿人口达二百六十七年的大清帝国。在那山崩地裂的时刻，主导着改天换地的人物，就是刚刚当上大清摄政王七个月、时年三十二岁的多尔衮。　　事情要从大明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那风雨如晦的最后岁月说起。　　在大明帝国的最后十几年时间里，明清之间的对峙，在个人层面上可以看成是皇太极与崇祯皇帝朱由检之间的博弈。皇太极于公元1626年即大明天启六年九月一日继后金汗位，朱由检比皇太极晚一年，于公元1627年即大明天启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即大明皇帝位。皇太极死于公元1643年即大明崇祯十六年八月九日，朱由检比皇太极多活了半年多一点，死于公元1644年即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二人在位时间都是十七年。明清之间的势力消长，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两位最高领导者之间角力的结果。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观察，朱由检是一位有太多小聪明、却对全局战略缺少总体把握和指导的皇帝。从个人品性上判定，他是一位“图虚名而受实祸”的典型，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经典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直到为此丢掉国家的前途与自己的性命。　　翻检现有明清关系史料，有一个明显的对比，明朝官方记载中几乎全部都是对满清的战争，绝少有和谈的记录。而清朝官方史料里，则有大量希望双方讲和的实录。其中隐藏着非凡值得玩味的玄机。　　前清之际，东北地区地旷人稀，虽然富有人参、貂皮、东珠等珍贵山水土产，但气候严寒，无霜期短，多数女真人不事农耕，因此，粮食、布匹都不足以自给，必须依靠战争中俘获的汉人为奴替他们耕种、依靠明朝和朝鲜输入方能解决温饱问题。在辽东满汉互市有关贸易品种的记载上，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后金征服朝鲜时，非凡注重抢掠与勒索粮食、布匹，也可以看出此种需求之迫切。自从后金与大明进入战争状态之后，女真人衣食两大生命线立即受到威胁，因此，必须通过战争来获取生活必需品。明清之间每次发生战争时，满清军队都要大量抢夺人口、牲畜、粮食、布匹、铁器等物资，甚至要将战俘和俘获的百姓们的衣服剥光，其原因也盖出于此。　　皇太极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篇讲话，激励自己的战士们：　　“你们诸将士一定要奋勇直前，何必去争抢衣物？就算是得到一些破烂衣服，还不够一年半载穿用。假如大家奋勇直前，敌人力不能支，不是和我们讲和，就是败在我们手下。那个时候，就可以长久得到吃穿供给，大家就能够早日解盔卸甲，共享太平，岂不美哉！”　　在这段话里，皇太极将满清多次对明发动战争的原因说得清清楚楚。　　历史记载显示，皇太极曾经通过多种形式多次向大明帝国发出求和信息，可能至少达到十次以上。其中，全部表达了希望双方罢兵息战，互相贸易，各安耕织，以享太平的愿望。经过多年战争，皇太极显然知道，通过战争抢掠，不如互市贸易；而通过互市贸易，不如迫使明朝输款供给。这是明清之间每次战争都由满清挑起，皇太极又在每次战争之后，不论胜败，都主动向大明求和的最深层之原因。为此，皇太极还曾经主动降低谈和的条件与门槛。应该说，这里面不完全是阴谋与策略上的考虑。阅读　　遗憾的是，大明帝国君臣消极接受了五百年前靖康之耻后宋金议和的教训，谁都不愿被看成是秦桧的同志。于是，在百战百败之余，硬是不肯接招，哪怕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都不行。非凡是袁崇焕被杀时，私下议和是一条重要的罪名。于是，随着张献忠、李自成们的日益壮大，帝国便日益陷入腹背受敌，南北多条战线同时作战的窘境。为此，一些有见识的官员曾经建议崇祯皇帝，以议和安抚后金，集中力量解除内忧。从当时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等人对农民军作战的情形看，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不料，崇祯皇帝断然拒绝，严厉下令，胆敢言和者斩！致使满朝文武噤若寒蝉。　　到崇祯十四年，张献忠攻下襄阳，杀死襄王。李自成则趁河南大饥荒之机，采纳李岩的建议，在起兵十几年之后第一次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口号，结果，竟有数十万饥饿的农民踊跃加入到他的队伍之中，旋即攻下了河南重镇洛阳，俘虏了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叔叔福王朱常洵。就此，中原战场格局发生根本性逆转。　　同年八月下旬，明清之间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松锦大会战接近尾声。洪承畴被围困在松山城内。十一月间，辽东地区下了一场大雪，运输极度困难。皇太极看到围困锦州、松山的清军粮草不继，于是，再次派人与明军接洽和谈。兵部尚书陈新甲鼓足勇气对皇帝提出了议和的建议。到了这时，万般无奈的崇祯皇帝仍然不肯放下身段，他先是痛斥陈新甲，“切责良久”，然后，仍然以天朝上国之天子自居，百般玩弄词藻伎俩，在口气和做法上都使用了很是不屑一顾的方式，用以轻视皇太极。结果，终于导致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为此，晚明前清时期的历史学家全祖望评论崇祯皇帝朱由检说：“百战百败之后，而负气若此，不量力若此，是则自取灭亡之道也。”（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十九，明庄烈帝论。）　　到崇祯十五年四月，松山、锦州相继失陷，杏山、塔山、宁远危在旦夕，李自成、张献忠们也在中原、湖广一带闹得如火如荼。直到这时，崇祯皇帝方才征求首辅大学士周延儒的意见，是否需要和满清讲和。周延儒深知自己这位皇帝的秉性，知道他从不肯为臣子们担当，何况是这种涉及到江山社稷、千秋名节的大事，搞不好自己就会成为皇帝的替罪羊。于是，我们的内阁首相低着头，仿佛睡着了一样，任凭皇帝催问，死活就是不开口说话。气得皇帝拂袖而去，只好私下里命令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与皇太极秘密和谈。皇帝让他“便宜行事”，就是自己相机行事看着办的意思。然后，再三再四地叮嘱陈新甲一定要保守秘密，“密图之”，不要让外面的人们知道。　　此次议和，明朝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将近一百人。他们担心满清方面不友好接待，还特意携带了四十余车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没想到，皇太极对此次议和高度重视，他专门安排大臣出城远迎三十里，接待规格极高，几乎是天天盛宴款待，令全体明朝使团成员大喜过望。从现有史料判定，很难说皇太极是在施展计谋。　　当时，满清决策层包括皇太极都不敢相信大明朝是真心议和，认为只是缓兵之计。为此，皇太极专门请洪承畴辨认笔迹，确认大明朝的官方文件确实出自崇祯皇帝的手笔，这才十分认真地开始谈判。此时，清军正在趁松锦之战大胜之余威，进攻宁远等地，皇太极马上命令前线停火，以便为和谈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至此，满清高层大体以希望达成和议为主，只是在议和条件上看法不同。在这些人中，原为明朝官员，后来投降满清的张存仁、祖可法等人的看法较有代表性。　　他们建议皇太极，应该就此机会最大限度地得到实际利益，在土地上以割让黄河以北为上策，割让山海关以东为中策，割让宁远以东为下策。在经济上以迫明朝称臣纳贡为上策，令蒙古各部索取旧有财政补贴为中策，互市贸易为下策。　　皇太极十分清醒理性。他专门致信朝鲜国王征求意见，认为要明朝称臣纳贡根本不可能，只要能够达成和议，他愿意去掉皇帝称号，尊明朝为上国，自己愿居属国地位。他明确表示，大清征服的地盘已经巨大，足够统治，征伐战争给双方都带来痛苦，他无意继续打仗，也没有入主中原的打算，只要既得地盘和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其他事情都可以以后再说。阅读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皇太极开出的议和条件在军事上基本以维持现状为主，在政治上做了较大让步，在经济上要求通过互市占些便宜，应该算不上非凡苛刻。非凡是，在给崇祯皇帝的长信中，皇太极态度持平，隐隐暗示出只要大明诚心诚意讲和，自己还可以作些让步（《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一）。　　就这样，双方实际想法已经十分接近，若就此达成合约，大明将立即从腹背受敌的窘境中解脱出来，得到极其宝贵的喘息时间，后来的中国历史很有可能将就此改写。　　谁知，就在此前后，大明朝廷内外接连发生了几件怪事，使这最后喘一口气的机会也就此丧失——　　陈新甲秘密派往沈阳议和的代表尚未返回，朝廷中已经开始议论纷纷。最有代表性的意见就是：“堂堂天朝，何至于讲和输款？”果断反对对清讲和。　　有一天，一群监察官员在朝房里见到内阁大学士谢升，大家谈起了对清关系。谢升告诉他们：“关于议和的事儿，大家不必多说了。皇帝在奉先殿里抽签，请求上天指示，已经下决心了。”说完，又叹息了一句：“皇帝太喜欢耍小聪明，才导致天下坏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帮监察官员听到这个消息，再加上大学士如此诽谤皇帝，立即义愤填膺，纷纷上书弹劾谢升，说他“诽谤君父”，“大不道”等，前后达数十封。致使朱由检大怒，下令将谢升开除公职。　　这边厢沸沸扬扬尚未平息，陈新甲派去谈和的人偏偏赶在此时回到了北京。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陈新甲竟是如此粗心大意的一位国防部长。他看完来人带回的报告后，随手放到桌子上，就出去办别的事情。他的仆人以为那是一份朝报，便让人拿去传抄。结果，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士大夫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纷纷认为这是误国、卖国之举，络绎不绝地上书弹劾，要求严加惩治。　　就在这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崇祯皇帝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政治才能与个人品性上的双重重大缺陷，他果断不肯承认自己曾经密令和谈，于是，下严旨痛斥陈新甲，命令他悔过自新。陈新甲则认为自己一切按照皇帝的指示行事，何过之有？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于是，他以与皇帝同样果断的态度，拒绝承认错误。急怒攻心的朱由检下令将陈新甲抓进监狱。最后，倒霉透了的国防部长陈新甲，竟然被皇帝以私自议和的罪名，下令处死。（《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五，陈新甲。）　　由于这一番周折，皇太极的议和条件自然没有了下文。于是，当年十月，他第五次派遣大军讨伐明朝。从此，大明帝国再也没有机会拯救自己了。　　而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势力，也已经由河南发展到了湖广一带的广大地区，几乎遍布中原地带。　　面临内忧外患，大明帝国和它的崇祯皇帝已经大体没有了有效的制御手段。此时，距离朱由检把自己吊死在景山那棵树上，还有不到一年半时间。　　公元1643年，是为大明崇祯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这一年，大清朝发生了许多令历史无法忘怀的大事——皇太极去世，福临继位，多尔衮由辅政王晋为摄政王。大明朝也在焦头烂额之中迎来了自己最后的时刻。　　那位孙传庭，由于耳聋在监狱里被关押了三年多。如今，皇帝也顾不得追究他是否真的耳聋了，将他放出来重新起用。最早，先是任命他为陕西三边总督，这一年五月，命令他兼任总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进兵部尚书，改称督师，总制应天、凤阳、安庆、河南、湖广、四川、贵州军务，并仍然兼任陕西三边总督，赐尚方宝剑。就此，至少在理论上，孙传庭成了有明一代军权最大的重臣之一。　　可惜，此时他的头衔绝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他把握的军队只有陕西一地的秦兵而已。而这些部队组建的时间并不长，粮草、器械、练习都不充分。因此，从兵部尚书开始，不少人告诫他千万不可浪战，不可孤注一掷。阅读　　无奈，此刻的皇帝仿佛已经不是三年前抓他的那个皇帝了似的，一方面不停地给他加官晋级，另一方面则不停地逼迫他尽快出击，以便挽狂澜于既倒。皇帝似乎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到了他的身上。以至于有人甚至当面对孙传庭说：“督师要是再不出兵，锦衣卫的人就该到了。”意思就是他可能会被皇帝再次关进监狱。孙传庭仰天长叹，说出了那句和古代名将同样绝望的话：“怎么办？怎么办呐？我当然知道这是有去无回。可我能怎么办？男子汉大丈夫难道还要再回去面对那些监狱看管吗？”　　当年十月，多尔衮由辅政王成为摄政王的同时，孙传庭仓促出战，对李自成取得了一些胜利，随后，大败。最后，在当年自己几乎消灭了李自成的潼关，再一次与李自成决战。结果，全军覆灭，孙传庭本人于激战之中阵亡。　　这一年，帝国内阁首席大学士周延儒被皇帝下令赐死。这是崇祯皇帝继杀死薛国观之后，第二次处死首席大学士，由此，朱由检成为整个大明帝国唯一一位杀死两个宰相的皇帝。　　说起来，薛国观能够当上首席大学士和多尔衮还有点关系。公元1638年即大明崇祯十一年、大清崇德三年，多尔衮率军闯入大明腹心地区达七个月之久，对大明的打击空前巨大。前面曾经提到的卢象升、吴阿衡两总督之死，洪承畴、孙传庭被调离陕西前线，李自成、张献忠有了喘息之机等，都是因为这次战争所致。当时的首席大学士在此期间举措失当，从而丢掉了首辅的职位。于是，薛国观坐上了这个位置。　　在帝国制度下，有三种人是轻易得罪不得的，一是皇亲国戚，二是太监，三是特务组织东厂与锦衣卫，其道理不言自明。这也是这个国家不配有什么更好命运的重要原因。谁知，这薛国观当上首辅之后，却一举把这三种人全都得罪得不轻。　　有一天，皇帝和薛国观聊天，谈论起如今社会风气太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君臣之间不胜感叹。薛国观叹息说：“假如东厂和锦衣卫能够恪尽职守的话，贪官污吏们就不会如此胆大妄为！”此话一出口，站在边上的提督东厂大太监王德化便吓出一身冷汗。薛国观一言不慎，便一举把太监和东厂特务双双得罪。从此，东厂的大小特务们就开始恪尽职守地严密监视起内阁首相，并不时把薛国观收礼受贿的事迹报告给皇帝。　　不久，君臣二人为经济窘迫、军费没有着落发愁。薛国观便给皇帝献了一策，他建议皇帝发行“国债”，向大臣和皇亲国戚们借钱。这家伙特意举出了一个离皇帝很远的亲戚侯爵李国瑞为例，说他拿出四十万两白银应该不难。这李国瑞是崇祯皇帝曾祖母即万历皇帝母亲李太后的后人，素以有钱著称。当时，李国瑞正在和弟弟李国臣闹别扭。李国臣就放出风去，说他父亲死时留下了四十万两银子，自己应得二十万两，可以全部捐献给皇帝充作军费。皇帝一听大喜，立即下令勋贵们捐资助饷。　　李国瑞为了显示自己没有钱，把房子拆了，然后，把家里的破铜烂铁统统摆到大街上叫卖，说是要换钱帮助国家度过难关。朱由检听说后，怒火万丈，立命夺去李国瑞爵禄，致使李国瑞惊悸而死。另一位重要的皇亲国戚周皇后的父亲也是到处哭穷，周皇后为了帮助自己的丈夫，也为了帮助自己的父亲，静静给了父亲五千两银子，于是，皇后的父亲勉强捐出了一万两。后来，李自成进北京后，据说，在周皇后的父亲家里，敲剥出的数字是五十三万两白银。　　就在皇亲国戚们人人肉痛不已时，皇帝的第五个儿子生病了。据说，病中的皇五子看见自己的高祖母李太后，如今是九莲老母菩萨，她老人家责备崇祯皇帝对外家不好，所以，先降灾皇五子，假如皇帝不痛改前非，还要让所有的皇子都死。过后，这皇五子真的死了。这虽然是太监、宫女、外戚们联手玩的把戏，却也是最有效力的把戏。崇祯皇帝大受刺激，立即册封李国瑞的儿子为侯爵，归还了所有捐献钱财，并在心中切齿痛恨薛国观。阅读　　有一天，皇帝命令薛国观为自己起草一份谕旨，薛国观交上来后，皇帝很不满足，当场将那份草稿扔在地上，并一一历数薛国观贪渎舞弊之情事，命群臣议罪。最后，薛国观被皇帝下令开除公职，遣送回乡。　　这薛国观在职期间可能的确敛财有术，离开北京时，装运财物的车子一辆接着一辆。东厂的特务马上报告给皇帝，皇帝遂下令将他捉拿回来处死。于是，薛国观成了大明朝二百七十六年间，继洪武皇帝朱元璋处死胡惟庸、嘉靖皇帝朱厚熜处死夏言后，被处死的第三位宰相职级的人物。时人与后人普遍认为这薛国观罪不至死，死得有点冤。他死后，皇帝下令不许家属收尸，将尸体扔在那儿长达一个月，致使遍体蛆虫，腐烂不堪，臭气熏天。　　周延儒是一个在帝国官场上几上几下的老官僚，属于那种好事坏事都掺合着做过一些的人物。他的死，自有其取死之道，却也很有点让人不知说什么好。周延儒死后，和大名鼎鼎的严嵩一道被列进了《明史》中的“奸臣传”，后世一些史学家认为有点莫名其妙，觉得此人似乎还没有这样的资格。　　崇祯一朝十七年，总共使用了五十位内阁大学士，史称“崇祯五十相”，就是崇祯皇帝有五十位宰相还亡了国的意思。讥讽的味道很重。　　周延儒在崇祯三年九月，曾经出任过一次内阁首辅，当时，朝廷内党争剧烈，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是非善恶的底线，衡量国家事务与用人的标准大体上以是不是自己人为准绳。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他的家人子弟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以至于他家的祖坟都被人在夜里掘毁，宅院也被人纵火烧掉。在朝中为首相的周延儒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口碑很糟。三年后，在一场分辨不出是非善恶的官场倾轧中被罢官还乡。　　八年后，崇祯十四年二月，国家局势一天比一天糟。一批东林党和复社的人投资几万两白银为周延儒活动，终于使崇祯皇帝想起了他的若干好处，于是召他回京，第二次出任内阁首辅。此次受召的有三个人，其他两人，一个坚辞不就，另一个到京后立即告病回乡，只有周延儒喜气洋洋地前来上任。据说，他的儿子告诉父亲，自己夜里梦见去世的母亲披头散发地抱着自己哭泣，儿子极力劝阻父亲，不要复出。周延儒表示，此次复出，自己将要竭尽全力做好事，以报效皇帝，报答那些寄希望于自己的人们。　　周延儒复出后，的确做了不少善事，譬如减免各地历年积欠的赋税，为一些冤案平反昭雪，制止东厂、锦衣卫刺探臣民隐私等等，史称“都人大悦”。这些是导致后人为他名列《明史》“奸臣传”抱不平的主要原因。却也为他后来遭祸，埋下了伏笔。帝国官场之乖戾吊诡实在令人一言难尽。　　崇祯十五年元旦，文武百官朝贺完毕，崇祯皇帝请周延儒等内阁大学士们站到西边的尊贵位置上，崇祯向周延儒深鞠一躬，说：“我以天下拜托先生。”然后，又给大学士们鞠了一躬，说：“自古以来，只要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没有不太平的。”在大明帝国，这是臣子们从来没有受到过的崇高礼遇。可见，崇祯皇帝对周延儒的期待有多么殷切。　　然而，此时的帝国官场早就不是周延儒第一次当首辅时的模样了。现在，官员们不但以是不是自己人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而且，还一出手，就要力图置不是自己人的那些人于死地。周延儒在得到一批人拥护的同时，也受到了不少人的憎恨。譬如，锦衣卫首领骆养性便是最可怕的一位。原因很简单，周延儒奏请皇帝制止东厂、锦衣卫刺探臣民隐私，使这些大小特务们的权限大受限制，断了财路。他们无法不恨得牙根痒痒。　　不久，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满清议和不成，导致清军再一次大规模进犯。一位名叫熊开元的官员当着皇帝的面，指责首辅和督抚大员们在清军内犯的问题上负有罪责。皇帝命令熊开元写一份奏疏。结果，熊开元的奏疏写得不痛不痒。当时，清军尚未退去，皇帝正为此焦头烂额，看到奏疏后极为恼火，下令锦衣卫逮捕熊开元。偏偏这熊开元是锦衣卫最高首长骆养性的同乡，骆养性遂借审讯熊开元的机会，把周延儒的隐私一一揭发出来。就此，周延儒在皇帝的心目中变成了一副怪怪的模样。阅读　　转过年，即崇祯十六年三月，正是万物复苏水草丰美的时节。第五次打进关内的清军，创造了一天之内连破二十六座城池的记录，并且竟然就在山东莒州地区驻扎下来牧放起马来。崇祯皇帝真的忍无可忍了。他把周延儒等人召来，公布自己要御驾亲征。周延儒慌忙劝阻，并表示自己愿意代替皇帝亲征。皇帝冷笑一声，说：“我刚算过一卦，此刻正是出师的良机。先生要是真的愿意去，就马上出发。出宫门以后就往东走，一定不要向西转。”　　周延儒的家在宫门西边，他离开皇宫后，连家也没敢回就亲征去了。　　当时，共有四路地方部队赶到了北京，周延儒带着他们驻在通州。史书记载说，他们天天互相宴请，没有和清军打过一仗，却天天早晚各向皇帝报捷一次，并为立功将士请求封赏。一个月后，清军主动退出关外，周延儒凯旋回京。据说，崇祯皇帝拉着他的手慰劳备至。　　没有几天，周延儒谎报军情、欺蒙皇帝的报告便陆续送到了皇帝手中。鉴于周延儒的崇高地位，且长期任劳任怨为皇家服务，崇祯皇帝很给面子，只是将他罢免回家，还赏赐给他一百两白银的路费，他可以享受乘坐国家交通工具、免费在国家招待所中食宿的待遇。周延儒算是平安着陆了，他的儿子也为此大松了一口气。　　谁知，有一天，一个可能和锦衣卫有些瓜葛的官员，有意无意地点拨皇帝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皇帝在最宠爱的田妃宫中，看到了一双制作得异常精美的绣花鞋。拿起来一看，那鞋上用金丝工整地绣着“周延儒敬献”五个字。当时，崇祯皇帝勃然震怒，将田妃呵斥了一通，吓得田妃连连叩头请罪。崇祯皇帝拂袖而去，此后，连续几个月不再理睬这小女子。经过点拨，皇帝想起了这件事，认定周延儒不但欺蒙自己，而且还犯有“通内”大罪。于是，立即命令锦衣卫将周延儒从家乡抓回京城，勒令自尽。当时，骆养性前去传旨兼验尸，他怕周延儒不死，还用一颗大铁钉钉进了前首相的脑门。与薛国观比较起来，周延儒还算是幸运的。因为皇帝当天就答应家属去收尸了。　　据说，周延儒知道情况不好，临被捕时，将家中的珍宝细软全部堆在阁楼里，放火焚烧。史书记载说，由于里面有不少奇珍异宝，大火燃烧时，火焰都是五彩的。　　有一次，皇帝和一个臣子聊天，谈起了周延儒。皇帝恨恨地说：“我就是恨他太使乖！”意思是说他恨周延儒太聪明、太乖巧。这位皇帝真的很难侍候。性情刚烈的袁崇焕他容不得，要杀死；性情乖巧的周延儒他也容不得，也要杀死。到周延儒死时的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我们的皇帝已经没有什么人可用了。　　于是，皇帝在宫中下达了一项严厉的禁令，严禁宫中女眷们玩一种叫做“掉城”的游戏。这种游戏就是在一块正方形的布上划出一个“井”字形，分为九个方格，中间的一格为上营，四边的为中营，四角为下营。然后，在一定距离之外用银球往上抛，抛中上营受上赏，中营受中赏，下营受下赏。是宫中女眷们消遣漫漫长日的一个乐子而已。皇帝看到帝国的城池一个个落到大清和李自成们手中，便认定与这“掉城”游戏有关。遂下令胆敢再玩者严惩不贷。此时，已经没有人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这个帝国了。　　大明崇祯十七年的元旦，对于崇祯皇帝来说，真正是个黑色的日子。　　今天以公历一月一日为元旦，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这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孙中山建立民国后改的。以前元旦就是春节，春节就是元旦，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届时，皇帝要在这一天清晨接受百官的朝贺。　　谁知，崇祯十七年元旦一大早，从三、四点钟开始，北京城便刮起了大风霾。古人文雅，用的词也准确，大风霾显然比沙尘暴更像那么回事儿。史书记载说，是日凌晨开始，北京便狂风漫卷，“震屋扬沙，咫尺不见”。崇祯皇帝早早来到大殿，坐在那把龙椅上，等着群臣前来朝贺。谁知，上朝的钟声敲响后，久久看不到一个官员上朝。可能是风声太大，等在外面的官员们没有听见，误以为皇帝还没有起身。于是，皇帝命令再敲钟，不停地敲，并打开东西两侧大门。等了好大一阵，还是一个人影也不见。阅读　　大风霾，在古代的星相术士眼中，是边事刀兵大起的征象，乃大凶之兆。元旦吉日出现这种景象，在漫天狂风沙暴中，把皇帝一个人孤零零地晾在偌大的宫殿里，推想起来，朱由检的心可能会凉到了骨头中。为此占卜，占词曰：“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破，臣民无福。”再占一卦，卦辞更糟，曰：“星入月中，国破君亡。”全都是大不吉之语，没有一句能够宽慰人心的。（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风变地震。）据说，崇祯皇帝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位长者给了他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有”字。崇祯皇帝拿给大家看，众人都说是大吉大利之兆，主“大有”、“富有天下”之意。后来，有一个会拆字解梦的人告诉他，这个字很不祥，因为“有”字拆开，就是“大不成大，明不成明”，表示大明残破不堪的意思。崇祯皇帝黯然失色，不过，据说他没有怪罪那个口无遮拦的家伙。此时此刻，假如他知道李自成正在西安城里为建立大顺国而忙碌的话，他心中的感受可能就真的不说也罢了。　　当此时，李自成的势力在河南、湖北、陕西、山西等地迅猛发展，出兵北京的计划正在落实之中。南方地区同样烽火连天。张献忠率大军由南昌南下，连续攻占长沙、衡州，江西、广西的许多地方也相继陷落。进入甲申年后，张献忠溯江西上，进入四川，击败了对朝廷忠心耿耿的闻名女将军秦良玉，一举攻占了万县等地。　　朱由检万般无奈。他焚香沐浴后祷告天地，请求神灵指示。结果，扶乩之后神仙的回答是：“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八方七处乱，十灶九无烟。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崇祯皇帝看后，默默无言。　　正月初三，崇祯皇帝召来一位名叫李明睿的官员，询问御寇之策。李明睿请他命所有人等回避，然后直截了当地建议，值此天下汹汹之际，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南迁。回到大明朝祖先开基创业的南京去。就当时的情形看，整个国家只有江浙一带还稍许平静一些。　　朱由检沉思良久，说：“这件事关系过于重大，不可随便说出口。”然后，他用手向上指指天，意思是，不知天意如何？　　李明睿劝他当机立断，免得事到临头后悔莫及。朱由检说：“这事儿我早就想办了，可没有人赞助，所以拖到了今天。你的想法和我很吻合，外边不愿意怎么办？此事重大，你务必保密，切不可轻易泄漏出去。否则，你的罪过不小。”　　到此时为止，这南迁之议可能是朱由检唯一一个延缓大明帝国生气命脉的机会了。可惜，这位皇帝政治才能与个人品性上的重大缺陷又一次在这重大历史关头发挥了作用。哲人曰：“性格即命运。”信哉斯言！一个人的命运是由该人的性格与素质决定的。揆诸朱由检的一生，便是这句名言最好的、毋庸置疑的注释。他的品性表明，把自己吊死在景山下的那棵树上，可能是这位皇帝最恰当的出路。而大明帝国这朱家天下的命运，也由于有了这位皇帝，就此成为命中注定。　　朱由检的皇后姓周，是一位端庄稳重的美貌女子。史书记载说，看到她的人，会“瞑眩不自持”，表明她的相貌可能十分光彩照人。她为朱由检生了三个儿子，二人的感情应该很不错。据说，这位周皇后自幼熟读经史，与崇祯皇帝很有共同语言。但她从不干预朝政，也不为自己的娘家人谋取什么私利。至此天下大乱之际，有一天，她非凡委婉地对皇帝说：“我们在南京还有一个家呢。”没想到，那朱由检马上声色俱厉地追问她是什么意思？追问她听谁说要南迁？吓得皇后再也不敢多说什么。　　张嫣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皇后，是朱由检的皇寡嫂。这是明朝有名的贤后。她知书达理，对小叔子很好，曾经帮助朱由检度过了继位之初的困难时日。朱由检非凡敬重自己的这位嫂子。然而，她反对南迁，认为这将损害皇帝小叔子的形象。朱由检听说后，马上怒气冲冲地前去质问张皇后，听谁说自己要南迁？张皇后知道事关人命，果断不肯说出人名。崇祯皇帝再三逼问，最后，张皇后表示，假如皇帝一定不依不饶地逼问是谁说的话，自己可以自杀谢罪。朱由检这才悻悻作罢。阅读　　由此，给人造成了一个强烈的错觉，就是皇帝是果断反对南迁的。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实际上，崇祯皇帝心里可能极度矛盾。一方面，他应该很清醒地知道，南京作为留都，有一套完整的政府机构，且有重兵驻守。在那里是有可能再图振作的。为此，他秘密命令在天津海边预备了两百艘海船和一千名精兵卫队，随时预备扬帆南行。另一方面，他非凡害怕臣民认为自己怯懦，害怕丢面子。其中，可能也有害怕动摇民心的意思。为此，他犹豫不决，首鼠两端。　　随着李自成大军日益逼近北京，李明睿再也无法沉默，他公开上书皇帝，建议立即南迁。崇祯皇帝犹豫不决。　　几天后，相当于今天中纪委书记的左都御史李邦华建议，皇帝自己留在北京，让太子到南京监国。崇祯皇帝继续犹豫不决。　　见此情景，李邦华再退一步，请皇帝将两位皇子分封到太平、宁国二府，以便拱卫南北两京。崇祯皇帝还是犹豫不决。史书记载，皇帝“拿着奏疏，绕殿徘徊，一边读一边叹气”——仍然是犹豫不决。　　刑部尚书徐石麒提醒大家：“倘若观望狐疑，导致想走也走不了的话，后果就不忍说了。”（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六，徐宝摩小纪。）　　恰在此时，出现了一位观点极端忠君爱国、非凡慷慨激昂的官员，此人名叫光时亨。他上书皇帝，激烈弹劾李明睿。这一来，皇帝又犹豫了，在朝堂上，他一反私下的主张，慷慨激奋地公布：“国君死社稷，正也，我下定决心了。”　　李明睿不理那一套，再次上书，请求一天都不要耽搁，立即南迁。光时亨也更加激烈，指出“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许多大臣觉得皇帝似乎也反对南迁，于是纷纷附议，请杀明睿以安天下。皇帝的表现则是在殿堂上，当着群臣的面，又一次说了许多颇动感情的、同样大义凛然、慷慨激昂的话。退朝后，他却极度郁闷，懊恼透顶，对身边的近侍说：“光时亨真该死，我姑且饶他这一次。”这位总是在颠三倒四中杀伐决断的皇帝，偏偏在最需要决断的时候，变得毫无决断。而经过他十七年的杀伐荼毒，如今，他的身边遍布贪渎庸懦、投机取容之辈，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帮助他挽狂澜于既倒了。　　时机就这样静静地滑走了。皇帝再也不会有下一次了。　　李自成进北京后，李邦华等主张南迁的大臣或逃走，或自杀，坚不投降。偏偏是那位光时亨，几乎是在第一时间便投降了李自成。翻检史书，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场，似乎非凡适宜这种官员繁衍生息。每到历史转折的要害时刻，这种人便会层出不穷。从来没有人在文化与制度的层面上探究一下，这个非常聪明、数千年以忠孝仁信、礼义廉耻为号召的民族，何以竟会如此？　　史料显示，李自成包围北京之后，那位刑部尚书徐石麒所预言的情形出现了，崇祯皇帝朱由检曾经多次试图脱出危城，逃往南方，然“欲迁不得”，均没有如愿。最后，他只能在一个太监的陪伴下，走向景山下的那棵树，走向那令他的臣子所“不忍言”的结局。　　这种情形虽然令人扼腕，然而，知道了上面的故事之后，大约没有人会反对，景山，真的是崇祯皇帝朱由检最应该去的地方。　　在此前后发生的事情就很简单了。从西安到北京，约两千多华里。李自成在他进军北京的路上，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然而，在山西代州西面的宁武关，他遭碰到了极其顽强的反抗。代州守将周遇吉杀掉前来劝降的使者，一面加强城防，一面出兵奇袭，在城内弹尽粮绝，城外绝无援兵的情势下，他退守宁武关，居然率兵连连重创李自成大军，李自成有四员骁将战死在这里，士兵阵亡者达一万多人，伤者无计其数。有史书记载说，后来，李自成率军开进北京时，队伍中有大量伤残者，据说，都是在代州—宁武关战争中负伤的。　　最后，李自成凭借压倒优势的兵力，经过真正的殊死战，才终于打通了这座关口。周遇吉战死，他的家人全部殉国。这使李自成十分震动。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到了这个时刻，大明朝居然还有如此坚强的捍卫者和忠诚无畏的战士。为此，他产生了返回陕西去的念头。因为，与这里比起来，前方许多险关要塞如大同、阳和、宣化、居庸，都是闻名的军事重镇，全部都有重兵防守，若是这样打下去，恐怕就剩不下多少人了。阅读　　正当李自成已经预备退兵回西安时，镇守大同和镇守宣化的大明帝国最高军事长官先后送来了请求投降的书信，李自成大喜过望。随后，阳和、居庸守军也开城投降。就这样，他真的如入无人之境地开到了北京城下。到北京城下之后，李自成感慨万千地说了一句话：“要是再有一个周遇吉，我就到不了这儿了。”　　三月十六日，崇祯皇帝为了稳定人心，召见了三十三位考选官。皇帝询问他们“安人心、剿寇、生财足用”之计。史书记载说，召见中，皇帝忽而斟茶，忽而磨墨，忽而无缘无故地发笑，有些令人莫名其妙。中途，一个太监匆匆走来呈给皇帝一封密信。皇帝看后，脸色大变，随即起身离去。那封密信中报告说，昌平已经失守。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来到北京城下。早朝时，大臣们谁都不敢说话，有人站在那里只是默默流泪。崇祯皇帝显得有些神经质，时不时伏案写几个字，让边上的人看一眼，随即抹去，别的人谁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有一种说法，说他反复写的是“臣皆亡国之臣”，“文臣个个可杀”，此时此刻，他显然忘记了一个事实，这些臣子都是在他十七年执政岁月中，被他培养、练习成这副模样的。　　三月十八日早朝，只有三个官员前来朝见皇帝。大约，众人已经知道皇帝在案子上写的字了，所以，大家谁也不敢来触皇帝的霉头。当日深夜，皇帝召来太子兄弟三人，亲手为三个儿子换上了破旧的衣服，为他们依次系紧衣带，叮嘱他们：“今天你们还是皇子，明天就是平民了。天亮以后，你们要忘掉自己的身份，隐藏好，不要告诉别人你们的姓名。见到老者要叫爷爷，见到年轻的叫叔叔。万一能活下来，要为父母报仇，别忘了今天的告诫。”史书记载说，在场者泪如雨下。　　随后，皇帝将周皇后等妃嫔召来。周皇后说：“我侍奉皇帝十八年，你从来不肯听人一句话，才会有今天。”朱由检默然无语。周皇后搂着三个儿子哭成一团，随后，命人将三个孩子送到外祖父家去，自己自缢而死。朱由检将十五岁的女儿长平公主叫来，喊道：“你为什么要生在帝王家？”随即以左手掩面，用右手挥剑，砍下了公主的左臂。据说，这位公主平素极为活泼可爱，脸上总是挂着笑脸，此时昏倒在地。朱由检手中的剑掉在地上，公主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　　十九日凌晨时分，朱由检在多方企图逃出城受阻后，来到景山寿皇亭旁，在一棵老槐树上自缢而死，陪伴他的只有一位名叫王承恩的司礼太监。据说，朱由检在自己的前衣襟上写下了如下遗言：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有一种说法，说是衣襟上另外还写了一行字：“百官俱赴东宫行在。”让大臣们前去拥戴辅佐太子。但是，太子已经不可能有东宫了。史书记载说，太子兄弟三人被送出皇宫后，来到周皇后父亲家。据说，这位外祖父不敢收留自己的三个外孙，将他们拒之门外。最后，三人全部落入李自成手中。　　公元1644年即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午，李自成从德胜门进入北京。　　立国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朝，就此走进历史。阅读　　一片石是个景色美丽的地方。位于山海关和辽宁省绥中县交界处不远的地方，南面几公里外就是大海，北面则是逶迤远去的燕山山脉。这里，差不多已经接近辽西走廊最为险峻的出入口处。很有意思的九门口水下长城，现今是一处文化遗产公园，招徕了众多游人看客。风景区里有一个景观，名字叫藏兵洞，据说是当年吴三桂先是防御清兵、后是对抗李自成的军事设施。如今看去，仍然透出一派阴森诡异。　　这些快乐的看客中，应该有人知道，三百五十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尸横遍野的大会战。是次大战发生在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之间。在其当时，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中国大地上最重要的三支政治力量。在一片石，这三种力量第一次交织缠绵在一起，搏杀演变，最后，令中国的面目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人类发展史一再证实，任何战争的最后胜利，都不是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就能够取得的。两千多年前诞生的《孙子兵法》，至今被认为是中国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并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这部伟大著作的作者认为，有五大要素决定战争胜败：“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大体上，第一条指的是天理人心，第二、三两条指的是天时地利，第四条指的是将领素质，第五条指的是谁更法令严明。他认为，只要看清楚这五条，就可以知道胜利属于谁。孙子认为，通过七个方面的计较，可以知道上述五大要素的具体情形：双方元首谁更有道？双方将领谁更有才干？双方谁更占据天时地利？双方谁更法制严明？双方兵众谁更强健？双方部队谁的练习更好？双方谁更赏罚严明？　　在这“五事七计”中，“道”——交战双方谁更合乎天理人心，也就是民心向背——最为重要，永远是第一位的。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亦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谓也。实际上，讲的就是政治清明与否的问题（参见李零《兵以诈立》第三讲）。事实上，这一条根本就是灵魂。因为，它可以决定双方将领的优劣，决定法令是否严明，决定兵众与部队的练习，当然也直接决定赏罚是否公正。　　应用这种理念，可能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为代表的三种力量在一片石及其后来博弈的结果——　　历史气象研究证实，晚明时期全球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导致世界范围内气候大面积、高强度的反常。在此期间，中国自然灾难发生频率极高。陕西、山西、河南等省份连续七年大旱，历史文献记载，当地人民吃光草根树皮之后，争食雁粪，甚至吃观音土、青叶石充饥。据说，这些矿物质用水煮之后，呈糊状，吃下去可以充饥。但几日后，便在肠胃里凝聚成块，导致死亡。而真正意义上的人吃人现象，也在南北方大量出现。翻检当日史料，很难找到政府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减免赋税、赈济灾民的努力。而催征各种苛捐杂税的记录则比比皆是。甚至崇祯皇帝死前一个月，还发出过一道诏书，命令各地官员加紧征收赋税。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在皇宫大内搜检出三千七百万两白银，旧藏黄金四十余窖，约一百五十万两。在崇祯皇帝身边担任检讨的杨士聪著有《甲申核真略》一书，他记录并感叹说：“呜呼！三千七百万！拿出一个零头就抵得上两年加派了。”他很悲伤，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圣明的皇帝究竟在想什么。　　帝国官场的景象也令人很难乐观。当时，北京城里有“饷不出京”一说。据说，发往各地的军饷有一半以上要留在京城。其中，20％到30％是给各级财政主管官员的回扣，另外20％到30％是打点各部门官员，以便朝中有人好升官。各种文献中，对帝国官场几乎无官不贪的情形有极多的记载，称得上数不胜数。有两句经典的设问，道出了当日的实情：“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六，韩一良。）于是，官因为钱而升，升了官自然加倍搜刮地皮以补偿。人们普遍通过一个反问句式，确认着一个帝国时代的信条：若不能弄钱，当这个官干什么？阅读　　政治上的溷浊，可以天然孳生出淘汰廉能之士的机制。在我国历朝历代，这几乎成了一个铁打的定律。若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观察，不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对于一个国家与社会最大的伤害，一定是来自这个国家政权本身，来自决策者的自私、无能与贪婪，来自对此缺少制度性约束机制。外部敌人所能带来的损害永远是第二位的。诚如毛主席所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仅仅是变化的条件而已，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温度永远不能令鸭梨孵出小鸡，只有鸡蛋才行。这应该也是一条类似牛顿定律一般的铁律。　　晚明时期，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崇祯皇帝曾经提高军功奖励标准，将杀死一名敌人奖励三两白银，提高到五两。有证据表明，为了得到奖赏，帝国军队中普遍存在杀良冒功现象。譬如，崇祯四年，陕西副总兵上报杀贼五十的军功，检验结果是其中有三十五颗首级是妇女和孩子。崇祯五年，山西官兵追剿农民军到河南，领兵将领要当地县长为自己报功。县长说：“没有敌人的首级怎么报？”那位将领回答说：“这个好办。”很快命人送来了一千多个人头。结果，县长在其中发现了八十多颗县学里学生的脑袋。　　那位当年推荐过袁崇焕的闻名官员侯恂，曾经给洪承畴写过一封信，其中谈到了当时广为流行的一句话，叫做“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显然，老百姓对官员和官兵的惧怕，已经超过了贼匪。当时的观察家注重到，北京城里普遍弥漫着一种情绪——“流贼到门，我即开门请进”。（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北都崩溃情景。）　　决策层失道且无能，导致贪官污吏横行，法纪荡然无存，社会离心离德，在此情形下，轻动刀兵的结果，势必蕴含了不可测的后果，不可能不自取其辱。　　崇祯皇帝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走向绝路，而李自成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路所向披靡地走进北京城的。　　有记载显示，崇祯三年以前，李自成是甘肃总兵杨肇基部下的一个把总（大约相当于今日的连、排长）。崇祯二年底到三年上半年，皇太极第一次率大军打到北京城下时，杨肇基奉命进京勤王。在金县，李自成和他的弟兄们哗变，投入了暴动的农民军。时间大约是在崇祯三年正月。（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　　此后的十余年间，他并没有非凡明确的政治纲领。其情形大约和陈胜、吴广的“苟富贵，毋相忘”差相仿佛。　　崇祯十一年底，在洪承畴、孙传庭的打击下，他全军覆灭，只带着十八骑逃进商洛山中。此后，他的坚忍不拔、多尔衮大规模进入中原、崇祯皇帝的庸劣与河南严重的自然灾难，四者合一，帮了他的大忙。到崇祯十三年年底，在得到李岩等知识分子的帮助后，他第一次提出了“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口号，并由李岩替他编出了朗朗上口的歌谣。歌词大意是：“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以此，与大明帝国形成鲜明对照，受到饥寒交迫的中原人民的热烈欢迎。　　有证据显示，进入北京之初，李自成的部队军纪严明，并曾经处死过骚扰百姓的军士。可能是下列两个原因，导致了这支大军战斗力的衰减。　　首先，李自成提出三年免纳钱粮的政治承诺之后，必须筹措大批量的粮饷以供给他那百万大军。这种财政上的压力，应该是他向原大明帝国官员们逼缴钱财的基本原因。假如考虑到大明帝国官员们的贪婪与腐败的话，这种措施显然具有毋庸置疑的正义性。然而，却也具有很难遏制的传染性腐蚀力量。从而，被追逼的范围，由旧政权官员迅速蔓延到了商户和普通百姓人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有记载说，当李自成下令讨伐吴三桂时，他的部队中，许多官兵的脖子上挂着数量不等的金银项链，腰间携带着珠宝银钱，两只手臂上则戴着大约不止一个金银手镯。很难想像，这些将士们会在心里想着如何奋勇杀敌。阅读　　另外一个因素则与伟大的弗洛伊德学说中“利比多”的作用有密切关系。这种源自荷尔蒙的力量无所不在，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这支胜利开进帝国中心的大军，曾经有效地控制住了这种冲动。据文献记载，当时，大明帝国皇宫中有大约九千名宫女。其中，纯粹为了追随先皇帝于地下的人数不是很多，有大约二三百人因为害怕受辱而自杀。其余的除留在皇宫中继续服役之外，大部分被分配给了各级军官和战功卓著的人们。最多的可能分到了三十人左右，少的则三四人、一二人不等。　　当时，发生过一个惊人的事件，有一个姓费的宫女，据说是皇宫中最美貌的女子之一。李自成做主，命她嫁给一位青年军官。这位姓罗的将军可能是李自成最为欣赏的部下。不料，在新婚的当天晚上，这位费姓女子将酒醉的罗将军杀死后自杀。李自成震动之余，很有风度地下令礼葬这位烈性女子。有人推测，这位宫女想要刺杀的目标，本来是李自成。　　关于陈圆圆的故事有多种版本，流传极广。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个故事发生在大军第二号统帅刘宗敏身上，还有人认为故事的男主角应该是李自成。在学术界能够考证出权威说法之前，我们姑且存疑。不过，无论如何，这个故事想必不是空穴来风。这种发生在军队最高统帅中间的情形，在对吴三桂将军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不可能对这支军队毫无影响。事实上，已经有足够多的文献可以证实这种影响的深重程度。譬如，有记载说，在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悉怨悔”。（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据说，有些士兵是带着抢来的女子在城墙上站岗的，为了害怕被查哨的长官发现，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将那些女子扔到城墙外面去。北京城墙的高度大约都在十米上下。　　李自成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率领部队开往山海关并投入一片石大会战的。　　此时的吴三桂，夹在李自成和多尔衮之间，应该是最难受的一个人。　　吴三桂，字长伯，江南高邮人，落籍辽东。他是武举出身，父亲吴襄曾经是锦州总兵。按照明朝的军事制度，吴三桂中武举后，承父荫授职都督指挥。后来，吴襄因为贻误军机罪被捕入狱，吴三桂则因军功晋升总兵，负责宁远的防守。从年龄上推算，他的青少年时代应该是在与满清八旗搏杀的金戈铁马中度过的。　　传说吴三桂的脸上有一道刀疤，很深很长。据说，这道疤是他青年时代，为了救他父亲而落下的。当时，吴襄被敌人重兵团团包围，情形危殆。踞守城中的吴三桂请求主将出兵救援，主将和其他将领谁也不敢出城。吴三桂遂带领自己的五百名部下，冲出城去，杀入战阵，救出父亲后，复杀出重围。就此，留下了这道伤疤。这件事情，令他一战成名，给他带来了光荣与尊敬。有史书形容他“勇冠三军”。这可能是后来即便声名狼藉，还有一帮子家伙死心塌地跟着他的部分原因。　　崇祯十七年正月，吴三桂的父亲被重新起用，受命提督京营。吴三桂被封为平西伯，进入了帝国贵族行列，并成为宁远、山海关一线的最高军事统帅。这一年，吴三桂应该是二十九岁到三十岁的样子。此次晋封勋爵，应该与福临继位后，多尔衮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命令济尔哈朗攻打宁远有关。有证据显示，当时，济尔哈朗在宁远城下，曾经受挫于吴三桂之手。有人认为，吴三桂主要是继续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一策，取得的胜利。也有人认为，吴三桂在野战中也颇有斩获。不管怎样，济尔哈朗确实曾经有些狼狈地退回了沈阳。为此，吴三桂在写给皇帝的报告中还觉得很蹊跷，不明白为什么一次不大的挫折，就会让济尔哈朗匆忙退兵。由此怀疑沈阳城里或许有内讧。济尔哈朗回沈阳后不久，便召开会议，主动要求诸王贝勒大臣向多尔衮汇报工作，并提出将多尔衮的名字排列在自己前面，可能也和这一次挫败有关。　　在二十多年的反复攻守搏杀中，驻守在宁远、山海关一线的明军经过千锤百炼，已经成为大明帝国军队中最为强悍的一支，素有关宁铁骑之称。刚届而立之年便成为这样一支大军的统帅，吴三桂当然不会是等闲之辈。之所以在官方和民间记载中，很少看到关于他的正面记载与评价，显然和他后来降清又叛清、使自己成了几乎所有人的敌人有关。把他说得从来就是个笨蛋加投机家，大概不是事实。至少无法解释，后来，他何以如此凶悍，几乎打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于六十岁以后，还把大半个中国搅得鸡飞狗跳。阅读　　事实上，在正月里册封吴三桂为伯爵时，崇祯皇帝可能就有了调他和关宁铁骑前来拱卫京师的意思，但皇帝瞻前顾后，不愿落下将关外国土拱手让给清兵的骂名。于是，便一直搁置在那里。此时，皇帝缺少战略头脑、一再错失良机的恶果已经不断显现出来，他仍然毫无悔悟，在错误中继续不停地滑行着，似乎已经失去了进行正常判定的能力。　　到二月二十八日，皇帝诏天下兵马入京勤王，并把几位大臣要求调吴三桂入卫京师的报告，交给两位内阁大学士陈演、魏藻德，让他们拿出意见来。这两位大学士恍若呆鹅，谁都不敢应对。退出来后，这两个家伙嘀嘀咕咕地商量：“现在皇帝急了，想调吴三桂进京。若事情平定下来后，以丧失国土的罪名修理我们怎么办？”（《小腆纪年》卷三）最后，他们想出的主意是，动员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去说服皇帝不必放弃关外土地，只要吴三桂回来就可以打败李自成。　　就这样，一直拖到三月六日，皇帝方才下定决心召吴三桂入卫。这一天，李自成已经来到距离北京三百里左右的宣化。宁远距离北京八百里，山海关距离北京六百里。宣化、居庸关一线的明军必须能够坚守城池，有效迟滞李自成的行军速度，吴三桂才有可能赶到他的前面到达北京。　　事实证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宣化总兵张承胤和监军太监杜勋已经决定投降，只有巡抚朱之冯决意坚守。杜勋前去劝告巡抚不必作无谓的牺牲。巡抚指着杜勋的鼻子骂道：“皇帝如此信任你，你却通敌背叛。你还有什么脸面去见皇帝？”史书记载说：杜勋“笑而去”。当李自成大军来到城下时，这位巡抚下令开炮。所有士兵“默无应者”。他自己动手预备点火放炮，却被人在后面拉住了手。巡抚仰天大哭，南向叩头，给皇帝写遗书，建议皇帝“收人心，励士节”，遂自缢而死。（《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一，朱之冯。）　　数日后，居庸关守军亦开城投降。　　根据帝国惯例和皇帝的命令，吴三桂放弃关外土地西向入援时，需要把山海关外宁远一线的五十万人民迁入关内，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吴三桂选数千精兵随自己殿后，于三月十六日，护送那扶老携幼的五十万百姓迁移进了山海关。随后，向北京进发。如此算来，他的入援速度应该算是够快的了。　　三月二十日，到达丰润时，吴三桂接到报告，北京已经陷落，昨日凌晨崇祯皇帝自杀殉国。就此，吴三桂无君可忠、无国可守，立即变成了一只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之犬。他返回山海关，注视着情势的发展。　　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马上命令吴三桂过去的战友、如今献出了居庸关的前大明总兵唐通携带四万两白银，还有牛金星起草、吴襄照抄的所谓亲笔信，前去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吴三桂收下了银两，表示愿意接受招降。随后，将山海关防务移交给唐通，自己率兵离开山海关，预备进京去见李自成。结果，走到永平即今日河北省卢龙县时，得到了关于自己的最新消息，他的家产已经被查抄，他的父亲被拘押拷掠钱财，他的爱妾陈圆圆被人霸占。　　吴三桂大怒，拔剑击案，怒吼曰：“逆贼如此无礼！我吴三桂堂堂大丈夫，岂肯降此狗子，受万世唾骂！”随即，他再次率军东返，向唐通忽然发起攻击，一举夺占山海关。　　同时，吴三桂以给父亲回信的名义，正式向李自成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在信中，吴三桂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其中的一些名句，堪称我国古代官样文章之经典。譬如：“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安能做孝子？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并发表了声讨李自成的檄文。其中有一句模拟骆宾王《讨武曌檄》中的名句：“请观今日之域中，仍是朱家之正统。”　　李自成遂决定亲率大军讨伐。　　就这样，历史在一个小小的拐点处轻轻一转，从此，一切都变得全然不同了。吴三桂可能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转，给中国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影响与全新的格局。阅读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遵循的是实力加暴力原则。被推翻或强力打断的帝制正统，必须由那种有实力、有能力、又能编造出天命所归之神话的强人以暴力来接续。这是中国政治与中国人真正不幸之所在，却也是中国历史的真实景象。因此，此时的吴三桂是投降李自成，还是投降多尔衮，或者先拥戴一个朱家皇室子孙为号召、等到拿下天下后再换成自己，再或者索性他自己称王、称霸、称帝，至少在理论上讲，已经均无不可。就看他的本钱、本事和运气如何了。　　——时值而立之年的吴三桂有本钱，不大，可也不算非凡小，那就是他所统帅的四万关宁铁骑。关于关宁铁骑的人数，有许多种说法，有万人以下说，有四万人说，有六万人说，有十万人说。还有一种说法最玄，说是有五十万关宁铁骑，这可能是按照军户数，把男女老幼病残孕都加上了得出来的数字。实际上，可能有四万作战部队，再加上一些后勤保障闲杂人等。这已然不算少了。翻翻史书，中国历史上，有百八十个破人拥戴就敢称王称霸、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的烂人，为数可是不少。　　——吴三桂有本事，不小，可也不算非凡大。这从他的结局里可以看出——年届六十起兵造反，最后身败名裂在二十岁的康熙小皇帝手中。平心而论，伴君如伴虎，没有人不怕那些有权势者非凡是帝王们的翻脸无情，“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本来就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吴三桂能够“冲冠一怒为红颜”，能够不甘心受人摆布，在六十岁了还要勉力放手一搏，应该说，算是条血性汉子。做这些事情时，他是否有、有多少为天下苍生考虑的因素，颇值得怀疑。私心与公义，情欲与理性，对于他似乎始终是个问题。他长于战阵，短于庙堂，显然不是个经天纬地的大才。总体上看，此人缺少政治上的器量格局，心胸眼光、谋略素养等都显得不那么大气，似乎就是一个威风八面的大将军或者乱世之中割据一方的军阀的材料。　　——他的运气不坏，可也不算非凡好。生逢乱世，偏偏那些有大才干的人被一一淘汰出局，令他们专心血才华加上国家大把真金白银锤炼出来的大军，稳稳当当地落到他的手里。被逼得不但保不住心爱的女人，连自家的脑袋都快保不住时，偏偏又碰到多尔衮正带着大军往山海关走，本想效仿申包胥哭秦廷，在成就一番复国大业的同时，顺便吐出堵在胸口的那一口恶气，偏偏形格势禁之中，那多尔衮又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弄得他只能乖乖就范，顺着人家划出的道儿往前走。好不轻易刀头舔血、坐稳了云南王的宝座，偏偏那不依不饶十九岁的康熙小皇帝又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数得着的有为之君……　　应该说，和多尔衮、康熙比起来，甚至和李自成比起来，这吴三桂也只能算得上是个二流人物。九泉之下有灵，吴三桂大约很难不发出“既生瑜，何生亮”之感慨。　　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吴三桂于三月二十九日派人前去向多尔衮借兵。　　当此时，仿佛上天非凡眷顾吴三桂和大清朝一般，正当李自成的大军逼近山海关之际，多尔衮率领倾国之军也正行进在通往山海关的大路上。我们将会看到，在未来的岁月里，多尔衮的政治军事才华被他淋漓尽致地发挥到了极点。　　在中国历史上，多尔衮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七年左右，但是，就是在这短短七年时间里，在他手上，完成了中国历史一次天翻地覆的大变动。　　假如以能在极短时间内，对瞬息万变的局势作出准确无误的判定，有如神助般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以霹雳手段准确而完整地建立起对一块广大而生疏土地的有效控制和治理为标准来衡量，再以区区七年这一时段计算的话，在广大的中国土地和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除了汉高祖刘邦，还很少有什么其他人能够像多尔衮做的那样出色。　　西楚霸王项羽曾经在近八年时间里纵横天下，所向无敌，但也仅仅限于他那匹战马驰骋所及的范围之内而已。在八年之内，没有什么人能够像项羽那样武功卓绝，辉煌刺眼。但他却从来没有能够在更广大的全国范围内建立起长久的秩序。阅读　　多尔衮却做到了，做得干净利索。　　应该说，这是明、清、农民军三方多年博弈所形成的大势使然，但多尔衮本人的素质决然是不可以忽略的因素。他的学习能力，他的判定能力，他的随机应变能力，他的意志力，他的执行力，他的洞察力，全部称得上超一流。使他所做的所有工作中，有相当一部分可圈可点，令人叹为观止。却也还有一部分，则罪恶累累，令人发指。使后世的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就不愿意正眼打量他。　　本来，大清朝将大明帝国视为最重要的敌人而长期对峙。皇太极在世时，曾经试图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建立联系，以便联手对付大明帝国。福临继位，多尔衮摄政之后，在公元1644年即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多尔衮曾经派专人携带一封以大清皇帝名义写的信，前去寻找农民军首领，希望同心协力，并取中原，共享富贵云云。当时，多尔衮们甚至不知道这封信应该写给谁。（《明清史料》丙编，《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自杀，李自成开进北京时，多尔衮正在全力对付豪格。　　四月初一日，将豪格废为庶人后。他们已经知道吴三桂撤离宁远，多尔衮立即开始着手预备对大明的新一轮进攻。　　四月初四日，在盖县温泉疗养院养病的大学士范文程星夜赶回沈阳，并上书多尔衮，指出大局已经进入了一个要害时刻，成就大业在此时，贻误良机、痛悔莫及也在此时，简捷明快地为在黑暗中摸索的满清王公贝勒们指明了方向——　　当时，李自成攻取北京的消息尚未传来。范文程便告诉他们，大清虽然是与大明争天下，但以当前形势判定，应该立即实行工作重心的转移，未来的主要敌人是农民军。　　在政治方略上，范文程建议他们，过去烧杀抢掠、唯金帛子女是图的做法，让人觉得胸无大志，大明的臣民不可能真心归附。必须改变已往的这种做法，严明纪律，秋毫无犯，官仍其职，民安其业，录用贤能，抚恤孤苦，由此，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矣。　　在指导思想上，范文程郑重警告他们，自古以来，没有嗜杀而得天下者。要是只想在东北地区称王称霸就算了，要想拿下中华大地，就非安百姓不可！（《清史稿》列传十九，范文程。）　　当时，几乎所有满清王公大臣们还都一片懵诧诧，没有人能够意识到范文程这些忠告的重要与及时。然而，史家评论说：“多尔衮深纳之。”就是说，他听进去，照着办，征江南之前也基本上做到了。于是，大明朝就变成了大清朝。明清史学者孟森先生认为，范文程的这个建言，“于清之开国，关系甚巨”。而多尔衮的“明达足以听纳正论”，则是他侥天之幸，成其大功的重要原因（孟森《明清史讲义》）。　　多尔衮紧急发布军令，命国中“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二年四月庚辰。）　　四月七日，举行誓师大会，多尔衮以大将军名义率军出征。意图取吴三桂撤离后的宁远，然后攻打山海关。　　四月九日，大军开出沈阳。满、蒙、汉八旗共计十八万人。　　多尔衮倾全国之众，真的是只有区区十八万兵马啊！　　有学者统计，大清朝入主中原四年后，即顺治五年，满、蒙、汉八旗男丁总数为346931人。其中，汉军八旗男丁为262816人，蒙古八旗男丁为28785人，满洲八旗男丁为55330人。（安双城《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历史档案》1983年第二期。转引自高凯军《通古斯族系兴起的“递进重构”模式》。）汉军八旗人数将近满洲八旗的五倍，是满蒙八旗合在一起的四倍。另有历史学家估计，早在万历年间，大明朝的人口总数可能就已经超过了一亿人（黄仁宇）。历史幽深处之不可不察，真是令人惊心动魄。　　四月十五日卯时，即早晨五点到七点之间，本来和朝鲜世子约好一起行猎的多尔衮，见到了吴三桂派来借兵的代表，并且第一次知道了北京城里所发生的一切。为了更准确地知道吴三桂借兵的含义，我们需要知道另外一个情节，在此之后，江浙一带抗清的人们也曾经出去借兵，他们真正是去借外国兵——日本兵。不同的是，多尔衮答应出兵，也真出了，虽然是另一种出法。而日本先是答应后来没有出而已。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借兵，和春秋战国时代申包胥七天七夜哭秦廷，借秦兵复楚国大体上应该是一样的，和大唐时代借西北部族之兵平息内乱也基本类似。阅读　　吴三桂很煽情，在写给多尔衮的信中，“泣血求助”，说：“除暴剪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贼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所至，皆为所有，此又大利也。这种摧枯拉朽的机会，实在是千载难逢。”吴三桂请求并承诺说：“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合兵以灭流寇，则我朝不仅用财物报答，还将割让土地以为酬谢。”　　吴三桂错了。他以为女真人还和以前一样，用割地赔款就可以满足。他不知道，在范文程的建议下，多尔衮想的根本就是登堂入室，拿下全中国，做天下的主人。　　多尔衮当即下令召开紧急会议，全面接受了范文程、洪承畴的建议，进军所向，全部以为中原人民复君父之仇的名义。同时，以处死相威胁，严申不许扰民的军纪，并下令将行军速度提高一倍，兼程赶往山海关。　　多尔衮回复吴三桂的信，写得非凡技巧老到，对于借兵这同一件事情，有着意味深长的另一种表述：“……至于今日，唯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因此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期必灭贼，出民水火，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安慰吴三桂：“过去，虽然你与我为敌，今天却不需要有任何疑虑。为什么？就像昔日管仲射齐桓公，齐桓公反而以管仲为仲父，终于成就了霸业。今天，你能给我写信，我深为欣慰。你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进位藩王，一得以报国仇，二可以保身家，世世子孙长享富贵，永如山河……”　　这里，既没有把门关死，说的又和吴三桂是两码事儿。此后，双方信使往来凡八次之多，吴三桂坚持借兵，多尔衮坚持自己的表述。随着李自成大军的逼近，吴三桂在火里，多尔衮则在清凉的水边注视着吴三桂，观察着火候。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领号称二十万大军开始攻打山海关。有记载说，城池的一角曾经险些被攻破。吴三桂终于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当夜，多尔衮则适时地来到了山海关外五里处的欢喜岭。　　此时，在多尔衮面前，吴三桂已经大体上失去了讨价还价的地位。在举重若轻、若有若无之间，多尔衮想必已经不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就完成了主客易位——吴三桂由主变为从，而多尔衮则由客变成了主。事者，势也。吴三桂应该知道了身不由己、求人真难的滋味。　　第二天，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率关宁铁骑与李自成大军展开激战，多尔衮与八旗铁骑隐藏在侧，观察着战场情势。史书记载说，激战中，被优势兵力攻击下的关宁铁骑渐渐不支。忽然，从海上刮起一阵大风，卷起漫天沙尘，咫尺不见人影。多尔衮指挥数万八旗将士齐声鼓噪，“声传十里”。据说，如此三次鼓噪之后，大风霾渐渐转弱。八旗铁骑遂在多尔衮号令之下，奔驰而出，向农民军猛烈冲击。一旁观战的朝鲜世子在给朝鲜国王的一份秘密报告中写到：“仅仅一顿饭的功夫，战场上便积尸相枕，弥漫大野。”农民军全线崩溃。吴三桂和阿济格二人率军一直追击到了永平。吴三桂派人提议以交出明朝太子为停战条件，李自成接受了这个条件，将太子送到吴三桂军营，方才收兵。　　这一仗打下来，对于吴三桂来说，一切就不太轻易改变了。前方，是已经不共戴天的李自成，后面，是虎视眈眈的多尔衮，身边是并肩作战的，只要一说起杀人、放火、抢东西就两眼放光、一脸色迷迷表情的阿济格。而这阿济格偏偏又是一员异常凶猛的战将。有一种说法认为，此次大战甫一结束，多尔衮立即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册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这种说法可能不是事实。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吴三桂封王是在多尔衮进入北京之后。事实上，这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除了按照多尔衮的旨意办事之外，吴三桂已经基本没有了闪展腾挪的余地。　　后面所做的一切，多尔衮都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在进军北京的路上，他让吴三桂率关宁铁骑在前面开路，让阿济格以为中原人民复仇义兵的名义陪伴在旁，让范文程以自己汉官的头衔、名义发布秋毫无犯的安民告示。同时，再一次重申动百姓一棵草、一粒米者即为违犯军法，当处死，长官一体问罪。因此，有记载说，尽管清军食品短缺，“人马饥馁”，但从未发生骚扰百姓的事件，甚至有大军路过处，州县的长官拿着慰问品前来献殷勤时，多尔衮仍然下令“不受所献”。（《沈馆录》卷七，《辽海丛书》第四册。）阅读　　一路上，吴三桂以大明“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总兵官平西伯”的名义发布文告，预备拥立太子，复辟明朝。（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附记野史。）于是，在进军北京的六百里大路上，他们真个是轻松如意，行进神速——二十五日军次抚宁，二十六日到达昌黎，二十七日屯驻滦州以南，二十八日过开平卫城以西十里，二十九日到玉田，三十日至蓟州，五月一日来到通州西二十里，北京城已是近在眼前。遥想当年，多尔衮可能在睡梦里都会乐得直冒鼻涕泡。　　李自成四月三十日在紫禁城匆匆即皇帝位，然后便向陕西撤退。临走时，按照军师牛金星的主意，为了仿效西楚霸王的千古豪气，在凝聚了几百年民脂民膏的紫禁城中放了一把大火。这把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除一座武英殿尚完好之外，其余大体残破不堪。　　而吴三桂，则接到多尔衮的命令，让他绕过北京城继续向西追赶李自成，不许他护送太子进入北京。就此，吴三桂借兵复国的如意算盘算是彻底落空了。　　当时，北京城内外盛传吴三桂大将军已经夺回太子，将要拥戴太子回京登基。一批前明朝官吏预备了全套的法驾卤簿，出朝阳门五里前去迎接。结果，烟尘起处，大军浩浩荡荡蜂拥而至。只是，他们拥来的不是皇太子，而是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大清铁骑终于在大明皇家仪仗的迎接下，进入了北京城。随着多尔衮踏进朝阳门，中国历史进入了最后一代王朝——大清朝。　　这一天，是公元1644年即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五月二日。这一年，多尔衮三十二岁。他比吴三桂年长约两岁。　　两天后，五月五日，多尔衮发布了第一份政治宣言，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为你们明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返辙。”显然，这是一篇话里有话，伸缩余地很大的声明，似乎并没有入主全国的意思。此后，他发表的一些文告和谈话也保持着这种姿态，一再声称“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甚至放出了可以考虑和南京弘光政权“南北分治”的空气。（谈迁《枣林杂俎》，仁集，北使事宜。）这种谈话，一方面可以理解成是多尔衮对全国、非凡是对南方广大地区心中无数，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稳扎稳打的政治策略。　　在此同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入主中原而盘稳根基。他极为准确地抓住了那些最为敏感、最牵动人心的事项。　　有一件小事，颇能表现他的作风：进京后，曾经调派三千名蒙古八旗将士协助守城。这些以军纪败坏著称的大兵来到京城时，多尔衮命令他们把武器弓矢等全部包裹起来，运上城墙，以免惊吓百姓。据说，多尔衮住进武英殿之后，见到明朝人士时，曾经彬彬有礼地表示：“我们来作践佛地，实在是罪过。”（张怡《讠叟闻续笔》，卷一。）这种做派和朝鲜王室评价多尔衮暖和有礼颇为吻合。记载了这段故事的观察家是明朝官员，当时正在北京，他对大清并无好感，这样的记载或许是可信的。　　多尔衮进北京时，有一个叫吴惟华的明朝侯爵首先出面迎接多尔衮，因此功劳，上朝时被排列在武将们的首席。据说，战乱中，他收养了一些明朝勋旧子女。为了拍多尔衮的马屁，这厮从中选了二十个有姿色的女孩子，要敬献给多尔衮。多尔衮愀然色变，问那位侯爷：“明朝勋旧，不就和你我一样吗？把你我的子女送给别人做婢女侍妾，你会怎么想？”然后一个不留，下令为这些女孩子找良家子弟嫁之。（张怡《讠叟闻续笔》，卷一。）　　崇祯皇帝死后，与周皇后的尸体一起被放在东华门外的施茶庵，答应明朝臣民前去祭奠。但很少有人这样做，后来被草草收葬。多尔衮进京后下令以礼葬之，并为其服丧三日。这种做法，对明朝遗民是个不小的安慰。大约就是在此前后，多尔衮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册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并认为洪承畴是个“非凡清廉的好官”，予以重用。（《多尔衮摄政日记》，闰六月十二日。）同时，命令明朝原有官员，一律以原有官职恢复工作，和满洲官员一道开始办公，从而，使中心政府部门的国家机器迅速运转起来。阅读　　有一个名叫宋权的官员，颇能代表当时这些明朝遗留官员们的心思。崇祯皇帝死前，这位宋权当过三天顺天巡抚。也就是说，他只当了三天河北省长，李自成就进了北京。随后，他投降李自成，并被任命为顺天节度使。李自成败走西北时，此人立即将京畿地区的留守农民军一网打尽，然后迎接多尔衮进城。据说，这位几个月间做过三姓家奴的人物曾经说得非常坦率：“我是明朝的大臣，大明亡了我无所归属，谁能为大明报仇，谁就是我的主子。”（宋国荣《归德府志》，卷七，人物。）无疑，这种情形肯定是多尔衮所欢迎的。　　这一时期，多尔衮在用人问题上表现得相当高明，使得帝国新官场呈现出了一派奇异的景象。他曾经说过：“凡我欣赏的人，花万金请他出山我都不心疼。”当时，在多尔衮的麾下，聚集了大明朝遗留下来的庞大官僚队伍。这些人，在崇祯皇帝甚至更早的时代曾经分属各个不同派系，互相之间掐得仿佛乌眼鸡一般，彼此恨不得一口就咬死对方，令崇祯皇帝牙根痒痒，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全数咬死。如今，在多尔衮这儿，他们争先恐后地表现着自己，仿佛个个从来都是忠诚且能干的好乌眼鸡，其变化之大，会让熟悉他们的人们错以为见到了一个不熟悉的新人。他们彼此之间似乎也很少再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党派之争了，在三十二岁的摄政王面前，大家都像一群成年乖宝宝。　　在经济政策上，多尔衮采取的措施简捷有力。当时，有人建议他按照明末的标准继续征收赋税。范文程果断反对，认为按照万历年间的水平征收，已经害怕摧残百姓了，哪里可以按照崇祯多次加派过的标准征收。多尔衮立即表态，支持范文程，同意按照万历年间的标准征收赋税，将所有加派的苛捐杂税全部取消，百姓积欠的税款全部豁免。并下令，若有巧立各种附加税名目加收加派的，一律按照贪赃枉法处理。史书记载说，由是，“赋税负担一年减轻了数百万两白银，百姓的痛苦得以缓解”。（《清史稿》列传十九，范文程。）　　六月，多尔衮谕令官民周知，严禁行贿营私。命令中说：明朝之覆亡，皆由于贿赂公行，有钱财者不是个东西也能升官，不拿钱的虽然贤明也无用武之地。乱政坏国，罪莫大于此。因此，一经抓住，一定杀头示众。（王先谦《东华录》，顺治元年六月丙子。）当时的汉官认为：“摄政王新政比明朝好多了。蠲免钱粮，严禁贿赂，皆是服人心处。”（《多尔衮摄政日记》，六月二十九日。）　　从史书记载看，在满清王公贝勒中，围绕是否迁都北京，曾经有过不小的争论。以阿济格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既然已经拿下了北京，就应该屠城，杀光北京人，杀他个愉快，然后，留下人驻守，大军回沈阳，或者退守山海关，这样可以万无一失。多尔衮搬出了皇太极，说太宗在世时曾经说过，拿下北京后就要迁都，然后再图统一天下。据说，兄弟两人为此吵得很凶。最终，多尔衮拍板决定迁都，并派人回沈阳去迎接小皇帝。　　当时，北京城里流言四起，人们传说七、八月间将要东迁，除了儿童，所有人都要杀光。为平息谣言，多尔衮下令加快将辽沈地区的人民迁往北京，并从沈阳提取白银一百余万两及各种物资运送至北京。京都局势趋于稳定。（《清史稿》列传五，诸王四。）　　就这样，多尔衮剑及履及，在几个月时间里，干净利索地把北京乃至北方地区换成了另外一副模样。真个是“大河以北，传檄而定矣”。由此，他很自然地开始谋取天下之大一统。　　在向南方进军、定鼎中原的过程中，多尔衮及其指挥下的八旗军队犯下了累累令人发指的罪行，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保卫战之后的屠城，湖南湘潭争夺战之后的屠城等等。　　前三次屠城，发生在顺治二年，大体上是由豫亲王多铎等人所主导。这是三座江南名城，尤其是扬州，历来是中国最为繁华的城市。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是中国人的人生乐趣或目标之一。那是一座很早就拥有了百万人口的漂亮都市。有记载说，连续十天的屠城后，这座城市里剩下的人口大约不超过千人。阅读　　湘潭争夺战发生在大清朝定鼎中原四年多以后。当时，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军第二次拿下湘潭后，下令屠城，从正月二十一日开始，“屠至二十六日封刀，二十九日方止”。半个月后，一位名叫汪火军的读书人来到湘潭，看到的景象令他魂飞魄散——“但见尸首纵横满地”，“全城所余人口不满百人，受伤未死者数十人”。（《希青亭集》，汪火军《湘上痴脱离实录》。）　　公元1644年即大清顺治元年九月，皇太极死后一年，顺治小皇帝来到北京。　　十月一日，举行第二次登基大典。前一次在沈阳，面对的是关东地区大清臣民，如今是在北京，面对的是全国人民。　　晚明前清之际的改朝换代就这样大体完成。阅读　　顺治皇帝，名叫福临，在皇太极的十一个儿子中排行第九，生于公元1638年即大清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　　据说，他的母亲庄妃即后来的孝庄皇太后怀上他的时候，有红光绕身，衣袖间如有龙盘旋状，女侍皆惊，近视之，不见。分娩前的一天早晨，这位孝庄皇太后一觉醒来告诉皇太极，说是自己昨晚上梦见一个神仙，抱着一个男孩儿交给自己，说：“这是统一天下之主也。”皇太极很兴奋，说：“这么奇异，这是子孙大庆之兆哇。”第二天，孩子生下来，头顶上有一绺头发支起来，红光照耀宫闱，经久不散，而且香气弥漫数日。　　我国古代典籍中，此类围绕帝王将相奇人异士的故事多至数不胜数。我们只有两个选择，或者相信这是真的，相信该人是肩负上天使命来到人间的，或者就像无数次验证的那样，知道这玩意儿是在装神弄鬼，骗权骗利骗钱骗色必居其一。然后，采取古人就曾说过的态度：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清代的帝王中，唯独在顺治皇帝福临和康熙皇帝玄烨身上有这种奇异的记载，而且这种记载全部与孝庄皇太后有关，由此可知，这是一位心机极深的女士。　　没有证据能够证实，皇太极曾经对这个孩子格外高看一眼并给予过非凡关照，尽管给他起的名字叫福临，据说其满文是“天生福人”的意思。　　福临于公元1643年即大清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即大清皇帝位，当时，还不满六岁。按照推举制原则，本来他是没有可能继续皇位的。在他十四叔多尔衮与大哥豪格的紧张对峙中，为了避免两败俱伤的结局，多尔衮将他推举出来，令各方力量得到平衡。遂使他凭空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在这个过程中，上述“天生福人”的传说是否发生过效力，尚未可知。从这个故事被一本正经地记载进清代官方史籍《清实录》中判定，想必是应该有作用且功效不小。不过，从人性的角度和福临的一生情形看，这与其说是他的幸运，倒毋宁说是他不幸的开始更为恰当。　　公元1644年即大清顺治元年九月十八日，多尔衮派人将福临从沈阳接到北京，是日午后从正阳门进入紫禁城。十月一日，福临以定鼎燕京，来到南郊告祭天地，举行了盛大的登基典礼，从此成为君临整个中国的大清帝国皇帝。该大典除拜祭堂子——爱新觉罗家族神庙外，其余一切礼仪均按照大明朝皇帝登基的仪式进行。　　从这时开始，到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病死，福临从未满八岁到未满十四岁，大清帝国的实际权力把握在摄政王多尔衮手中。福临的皇位来自多尔衮的推举，福临的天下也是多尔衮为他打下的。从沈阳到北京，他所看到的一切，应该足以令一个孩子眼花缭乱。显而易见，他没有多少置喙的余地。在此期间，大清朝的一切德举善政应该归功于多尔衮，这个王朝初期的暴行恶政也是在多尔衮的指挥下所施为的。　　公元1644年即大清顺治元年十月底，多尔衮发布文告，预备兵分两路，一路命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帅吴三桂、尚可喜等部，进攻西北地区的李自成；一路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大军下江南征伐南明。　　这是大清入关之初，在军事上，我们所能看到的多尔衮最严重的一次战略性失误。　　可能是因为一切过于顺利的缘故，多尔衮有些忘乎所以，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于是，贸然决定将战斗力虽强，人数却很有限的主力部队，投放到相隔数千里的两大战场上，同时发动规模巨大的两个战争。　　这是一个可能形成大危害的战略错误，在战争进程中，一旦受挫，势必呼应不灵。且大军一出，华北地区所余兵力将很薄弱，不可预见之祸不是不可能发生。偏偏这种战略考虑上的不周全，却由于他两大对手的作为而得到了及时的弥补与纠正。　　李自成退居西北、杀掉李岩之后，方寸大乱。关中地区百二秦关，是所谓四塞之地，自古山川形胜，易守难攻。李自成若是收缩形势，在此苦心经营的话，将会给多尔衮带来很大的困扰。偏偏他在政治上一误再误、军事上一败再败之后，再一次未经周密预备，便在河南怀庆即今日河南省沁阳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战。这一次，除了一时间相当有力地打击了该地区的清军之外，却也一巴掌拍醒了多尔衮。假如多铎按照原计划南下的话，李自成完全有可能于怀庆得手之后，兵锋直指兵力空虚的河北京畿地区。那时，多尔衮可能就要陷入手忙脚乱的尴尬中了。阅读　　此时的南明政权真是让人不说也罢。他们对于北方地区，诸如当时多尔衮根本顾不过来的山东、河北一带，似乎全无感觉。除了忙于给弘光皇帝搞女孩子之外，就是忙着窝里斗，忙着给魏忠贤阉党翻案，忙着把权力捞到自己手里，忙着把异己排挤出去。就连唯一的中流砥柱、后来大名鼎鼎的史可法都在一心一意地希望联合清军，消灭李自成。　　就是在这种时刻，多尔衮被李自成拍醒了，火速命令多铎改变行军路线，暂停南下，立即掉过头来，对付怀庆的李自成部队。经过一场大规模会战，清军大获全胜。取胜后的多铎，渡过黄河，进攻潼关。在潼关大战中，李自成再次失利。此时，阿济格于陕北一路节节进逼，李自成的老家米脂也告易手。由此，形成了阿济格、多铎两路夹击李自成主力的态势。李自成陷入进退维谷、两面受敌的困难境地。此后，他退到哪里，清军便追到哪里，基本丧失了发动大规模反击战的能力。　　当此时，南明政权中仅有的几位明白人建议，立即出兵空虚的山东、河北，“攻其不备，必建奇功”。（李清《甲申日记》，丝集。）结果，被束之高阁。而史可法的建议更加离谱，他希望“悉简精锐，直指秦关”。（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七，史可法请恢复。）也就是说，要主动出兵，帮助清军先灭了李自成再说。这个建议多亏也被束之高阁了，否则，史可法在历史上会是什么形象，真的就很难说了。　　就这样，清军击溃李自成之后，多铎随即挥师南下，在很短时间内就将如痴如梦的南明政权一举摧垮。在此期间，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江阴屠城等暴行。　　顺治二年六月，李自成退到湖北通城县九宫山之后便不知去向。此后，关于他的下落众说纷纭，一说他死于该地牛脊岭一个农民的镢头之下，还有人认为他逃到一个寺庙里做了和尚，从而，演义出了后来极有名的“奉天玉和尚”的故事。　　顺治三年正月，已经牢牢控制住朝局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多尔衮，任命在小皇帝第二次登基时恢复了肃亲王爵位的豪格为新的靖远大将军，前往四川对付张献忠。当年十一月，在四川南充地区的凤凰山金山铺，张献忠主力被豪格击败，张献忠本人也被一箭射死。　　从此，这两支号称具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大军的农民军，大体星散。李自成、张献忠的一部分部下与明朝残余力量合流，试图共同反抗咄咄逼人的清军。无奈，强弩之末，不能穿缟，他们再也没有能够形成足够的力量。而多尔衮则十分顺利地实现了各个击破的总体战略目标。中国，在他的手里大局已定。　　在此期间，清朝迅速完善各种规章制度，除军事上以八旗制度为其根本之外，其余几乎全部沿袭了明朝的制度设计。多尔衮率大军入关时，一再宣称自己的天下是得自李自成，而不是夺明朝之天下。与此异曲同工的是，顺治三年，以顺治皇帝的名义作序，将朱元璋的《洪武宝训》颁行天下，直截了当地自认为是明朝的继续人，将与天下共同遵守大明祖训。这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时从未有过的景象，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收拾人心的功效。　　这种情形也直接影响到了小皇帝福临的日常生活。譬如，按照大明祖制，皇家子女出生后，不能由亲生母亲抚养，要交由宫中女官、乳母、宫女、太监和师傅们养育辅导。到北京后，孝庄皇太后住进了慈宁宫，七岁的福临大约是住在位育宫，他只能和母亲分开来自己单独住。　　多年以后，早已把死后的多尔衮修理得体无完肤的顺治皇帝，仍然布满怨恨地谈到，多尔衮摄政时，自己和皇太后要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宫室里，经常要几个月才能见上一面，以至于皇太后时时牵挂，非凡难受。　　顺治皇帝将此归罪于多尔衮，肯定有他的道理。从多尔衮的角度看，将他们母子隔开，固然有皇家制度的因素在，不过，他和孝庄之间的私情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阅读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知道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之间的情愫，究竟是怎样的情形。福临长大后，性情偏执强烈，形成严重的分裂型人格，和自己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关系也恶化到几乎无法弥补的程度。从一般心理学规律判定，这种情形，必定和他童年与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而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的关系，可能使他受到过极大的刺激。这应该是他切齿痛恨多尔衮的最重要原因。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福临可能日益感受到了多尔衮庞大权势的威压。　　福临在北京第二次登基后，便颁布诏书，认为多尔衮的功德与辅佐周成王的周公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命令为他立碑以纪念这些功德。福临还封另一位辅政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从此，济尔哈朗不但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位上也正式退居到了多尔衮之下许多。　　第二年初，陕西道监察御史赵开心上疏，认为“称号必须正名”。叔父摄政王是皇帝的叔父，只有皇帝可以这样称呼，若大家都这样叫，就没有了上下尊卑之别。因此，应该在“叔父摄政王”前面加一个“皇”字，以便让天下臣民知道，此“叔父”非彼“叔父”也。于是，帝国政府机器又紧急开动，规定从今而后，一切形诸文字时，都必须称“皇叔父摄政王”，在一切仪注礼节上，皇叔父摄政王都只比皇帝略少一点点，而远高于其他王公大臣。　　顺治三年五月，多尔衮将所有信符收到王府治理。这是调遣全国军队的唯一凭证，本来是唯有皇帝才有权力独握的军国至重之器。多尔衮的理由是，这玩意儿收藏在大内，一有调遣，太不方便。于是，将其拿到了自己手里。　　多尔衮死后，这件事被当成他心怀不轨的证据之一。其实，恰恰是这件事，方才表明多尔衮真的没有谋夺皇位的心思。想想看，从拿到调动全国军队的兵符军权，到多尔衮死去，其间间隔了四年半时间。在这么长时间里，多尔衮要想夺位，恐怕是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的。有人认为，是因为代善健在，他的号召力及其两红旗导致了多尔衮不敢轻举妄动。其实，这个理由大约同样很难成立。代善是在顺治五年十月死的。这一年，豪格已经死去，济尔哈朗的辅政王之位也在前一年被多铎取而代之。即便在这种政治、军事势力完全一边倒的情势下，在两年多时间里，仍然没有任何坚强的证据，能够证实多尔衮曾经有过谋取皇位的行动。　　多尔衮死后，曾经深受他信任和重用的苏克萨哈出面控告他心怀不轨，其实是一种为人所不齿的投机行为，投合了福临对多尔衮的痛恨，从而，开始了对多尔衮的清算。　　对此，倒是福临的曾孙子乾隆皇帝看得更清楚。作为皇帝，他很明白，多尔衮要是想谋取皇位，早就在握有军权时做这件事了，哪里要等到死后去阴间来做？于是，我们就有机会看到一个非凡熟悉的字眼，乾隆皇帝为多尔衮全面平反昭雪，并在他那个睿亲王中间，还为他加上了一个“忠”字。实事求是地说，多尔衮还真是当得起这个字眼。九泉之下有知，多尔衮大约会把这个重侄孙子引以为知己。　　顺治四年底，接替济尔哈朗为辅政王的多铎，率领王公大臣们上奏皇帝和皇叔父摄政王，说是考虑到皇叔父摄政王劳苦功高、日理万机且患有风疾，为了不使他过于劳累而影响国家大政，像跪拜这类小事应该免去。从此，在皇帝面前，多尔衮“跪拜永行停止”。不久，据说为了避免皇叔父摄政王天天上朝过于劳累，文武百官陆续开始到摄政王府去面请裁决政务。就此，多尔衮的府邸成了国家权力的中枢。　　从史书记载上看，上述所说的情况可能确为事实。在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多尔衮鞍马劳顿，应是伤痛不少。诸多史籍中谈到多尔衮身患“暗疾”，很难考证究竟是什么病。从此处所说的风疾和后来多尔衮的猝死看，有可能和心脑血管或高血压一类疾病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