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他去广州访问了一位耶稣教传教士，在他家里住了两个月。这次访问增加了他的教义知识和坚定了他的使命感。他为他的信徒撰写赞歌和传道文章。他同他们一起行洗礼，捣毁当地寺庙里的偶像，并向上帝祷告。不久他就有了一两千受过洗礼的信徒，并开始在他传道时说些排满的话。在这越来越混乱的时代，他的左右助手已创立了一个武装组织，用以防御土匪，进行械斗，或反对当地士绅武装起来的团练。在这些似属偶然的因素结合之下，洪所领导的运动声势日壮。领袖们在1851 年给这一运动冠以朝代的称号——太平天国，从而举起了公开反叛的大旗。　　叛乱发动后迅即扩大，领袖们就引兵北伐，进入长江流域。官军在湖南省长沙固守，但在其他地方都被击溃或作战略撤退。官军“打胜仗”（这是官军头目照例必须向皇上奏报的消息）的地点越来越接近北京。1853 年初，太平军攻占并焚烧武汉，以50 万之众开始乘船沿江而下。1853 年3 月，他们占领了南京，定都该城。远征部队继续往北推进，迫近天津不到30 英里，但未能占领皇朝政权的象征——北京。太平军于是在长江下游建立基地，但起初没有采取攻占上海的措施。其后10 年间，双方血战多次，但官军与叛军仍相持不下。这样大的一次叛乱为什么发动得那么快，时间拖了那么长才宣告失败，这自然需要一番解释。但按今天研究所得，我们关于太平军的思想意识和领导人员的情况能够谈得多一些，不细谈关于它的实际施政情况。　　太平教。洪秀全从教会翻译的书籍，主要是从《旧约》 里挑选基督教的一些原理来创立他的新教：独一无二的、万能的创世主，他所具有的一切人的精神父亲的身份，祷告的灵验，洗礼，守安息日，十诫，天国的报应，连同创世、洪水、从埃及出亡等故事。可是，他认为耶稣关于爱、宽恕和关怀邻人等精神力量的教导没有多大用处。洪自封为耶稣的弟弟、上帝的次子，是被上帝派到世间来建立新天堂的。这样他就成为一个伪基督启示的新源泉。　　洪为了准备应试曾经读了那么多年的儒家经书，所以他在自己的神学里表达的孔子，必然比耶稣社会准则来得多。据史文生分析，太平军的传道书里夹杂着许多来自《论语）、（孟子》 以及其他中国古书中的引语，但往往没有指出来源或者稍有改动。他们抛弃了基督教关于原罪的基本思想，赞成中国人关于性本善这个比较乐观的信念，这当然使基督教的忏悔意义不那么大了。太平军重视许多传统的道德观念：必须保持基本的社会差别和关系，应当按照身份表现正确的行为，需要听从天命，抱有大同理想。　　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对位记译名的选择，这对中国所有提倡一神论的人来说是个关键性的决定。早期的耶稣会教士决定把它译成“天”和“上帝”，但在着名的“礼仪争论”中，他们的敌手于17 巧年获得教皇的赞同，译为“天主”。19 世纪中叶的耶稣教各派教会对“上帝”和“神”两种译名始终相持不下，彼此的意见不可调和，以致他们终于出了《圣经》 的两种译本。洪秀全选用“天”作为主要译名，因此他的天（Od ）就一下子具有中国的传统意义，例如受命于天的“天”。由此可见，太平天国的宗教表面上具有基督教的架子，但这架子被他们歪曲，以适应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宗教文献里搀进了不少零零碎碎的儒家经典学说，但取消了像孝道这样一个关键的因素。总之，他们炮制了他们自己的混合物。　　狂热是他们一下子取得成功的宝贵因素，这种精神一部分是由太平军的另一领袖、？以前的烧炭工人杨秀清提供的。杨所受的教育比洪少，但在政治组织和军事领导方面的才能比洪高明得多。他很早就具有直接从上帝获得启示的能力，因为在危难之际上帝常常通过他的口作出明确的指示。洪从来没有找到这种能力，因此几乎无话可说。杨领中军主将，是上帝兼圣灵的第三个儿子，在1856 年被洪秀全谋杀前，执掌南京的主要大权。总起来说，有一件事似乎很明显，并且也是各学派的中国学者共同指出的，即这次大叛乱的失败主要是由于领导措施失当。尽管他们有冲天热情，手下的信徒起初都乐于为他们效命，但洪、杨和其他领袖都被他们的宗教蒙住了眼睛，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这批客家领导者是一个少数集团的失意落魄的人。在南京他们就立即仿效以前各个朝代，建立贵族阶层和六部，实行科举，设置层层官僚机构，根据服饰和礼仪给这批显贵中的各级人员规定各种节约的费用标准。但他们从来没有对农村实行一套有效的民政和管理办法，因此完全不能在各个村庄领导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正如库恩所说的，太平军“实际上始终被围困在城市里”，而他们的敌人，即儒家的上层士绅则仍控制着农村，并终于动员了农村的力量来反对他们。　　太平军未能争取任何一批儒士文人来参加他们的运动，总起来说这是他们政治失败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他们未能与反满的秘密会社、特别是三合会通力合作，其部分原因似乎是由于太平军狂热分子所奉行的“基督教”礼仪和信条，同三合会所奉行的来自中国民间宗教的仪式互不相容。例如，三合会仪式中使用字典里所没有的怪字，三合会员敬拜北斗，诵三十六咒，献血为盟，祭祀代表天、地、人的三才。　　三合会在华南广泛分布，分五处山堂，首脑在福建，其他堂口在广东和广西，在清朝下级文武官员中拥有广大徒众，因此，三合会对太平天国事业的帮助本来是会有实际价值的。三合会在南方各口岸与外贸有关的小商人和海员间也有不少成员。1853 年，与三合会有联系的叛乱分子竟然攻占了靠近新设租界的上海旧城，并坚守了17 个月，但这时南京的太平军又未能同他们协力作战。太平军也未能在上海森得通商各国的友谊。　　太平天国的共产生义。太平天国领袖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对中国生活进行改组的摸索工作，从他们运用孔子以前的经书如《周礼》里面的古代乌托邦思想这一点可以明显看出。这种方案是中国较早时期的改革家也曾提倡过的。这些古代的经文要求实行一种原始共产主义，其办法是每25 家农户组成一公社，各有其仓库、祠堂和两名主管人员。公社的田地规定共同耕种，就象今天共产党的集体农庄那样。粮食、衣服和钱由大家分享。收获的余粮统归公仓。这种制度似乎只是在太平天国的军事组织里真正实行过，但这也表明他们对平均主义有兴趣。　　他们以同样的精神鼓吹按需使用土地而重新加以分配，但这一办法未能付诸实施。他们主张把耕地分为九类分配给人民，16 岁以上50 岁以下的男子得优先分配。同时农业人口也要重新分配。他们打算按这种方式来分配土地和人口，以便大家的生活都过得一样好。这基本上就是一种平均使用土地的政策，使人联想到传统的改良计划。这同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行集体化以前提出的土改主张相似。　　太平军领袖在其他方面的社会主张是提倡男女平等。他们猛烈抨击蓄奴、娶妾、缠足、包办婚姻、酷刑和吸食鸦片。这些主张反映了民众的愿望，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表现。　　他们的军事政策缺乏统一领导。主要的领袖通常各行其是，互相仇恨和嫉妒而不能自拔。1854 年以后他们太偏重保持守势，一再错过有利的战略机会。除洪秀全外，原来起事的所有领袖到后来都被杀或被逐。洪的盲目热忱几乎近于疯狂。在19 世纪印年代初想在新领导下重振旗鼓的企图失败后，洪在1864年南京陷落时自杀。　　这次伟大起义虽然有许多潜在的力量和可能性，但其终于瓦解是其初期措施失当的必然结果。它没有争取到儒士和反满秘密会社的支持，因而不可能完成传统式的改朝换代的革命。另一方面，它的宗教太浅薄，它的社会和经济主张太不充分，不足以取代儒家思想。　　捻军及其他叛军　　在太平天国控制长江下游地区期间，在其北面的淮河和黄河之间的地区出现了几股叫“捻”军的叛乱活动。捻军在华北平原南缘，以有土墙防护的村寨为根据地，照白莲教的传统起事。他们按自己的旗制，组成马队四出劫掠，并接管当地团练来控制他们的根据地。捻军虽无建号称帝的野心，但从1853 到1868 年间，已在一片面积可观的地区内取代了清政府，并掠夺邻近各省的粮食，使清廷大伤脑筋。　　官军力图拔除捻军固守的巢穴，屡遭失败。土墙刚夷平，马上就又修筑起来。曾经击溃太平军的儒将们力图不让村民支持捻军，答应保障民众安全，宣布首恶者死，胁从不究。但华北许多地方又爆发其他的反叛。最后这些叛军和捻军终于被拥有现代武器的新建地方军镇压下去。他们建立封锁线，以马队对付马队，切断了叛军马队的粮源和兵源，终于在平原上消灭了那些叛军。在这几次震撼华中和华北的叛乱平息后的余痛期间，中国西南和西北的回民在60 和70 年代又掀起了流血叛乱，这些残酷的斗争现在刚有人开始研究。总而言之，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在开头总是按照传统的格局，掀起以农民为基础的叛乱，结果除了造成纷乱和灾难之外，很少有什么成就，留给后世革命者的，只是民众领袖因思想准备不足而失败的惊人事例而已。　　儒家政府的复辟　　代替叛乱的建设性办法是，恢复旧帝制统治而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一些西方的办法。1860年清朝似乎即将垮台，因为那时太平天国在长江下游地区重振军威，又有英法联军人侵，攻占北京。然而，就在这个时刻，在年青慈禧太后听政下，起用了新的满族领袖。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条约体系，支持了各省保守的汉族儒将，到1864 年完成了平定太平军的大业，硬清朝获得一段新的生命。有一小支华洋混合的雇佣军，按中国人的方式号称“常胜军”，先后由一个美国人和英国人（美国塞勒姆城的华尔和英国的戈登）指挥，协助击败上海四周的叛军；但胜利主要是靠中国人取得的。　　结果在仍年代出现了十足保守的“中兴”事业，如同东汉成立后或8 世纪中唐大乱后出现的情况一样。在60 年代，传统孔教政府的机器部件得到了能量，又开动起来：一批科举出身、有高度道德原则而又忠于当朝的文官，坚定地把叛乱镇压了下去，并试图在农村经济和大众福利事业上施行仁政。中原各省的秩序恢复了，赋税减轻了，土地又开耕了，学校办起来了，有才能的人被选拔当官了；尽管这只是高级官员在上面提倡，下面基层实际做的并不那么多。中兴的领导人物在以这种方式恢复传统秩序时，也开始实行西化。他们设立火药局、制造局以供应现代武器，修造轮船，翻译西方科技和国际法教科书，并在军机处之下以特别委员会（总理衙门）的形式设立了雏形外交部。他们新建的备有现代武器的省防军和地方军，很快就使农民起义不可能获得成功。他们这些工作得到西方列强合作政策的帮助，而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角逐争雄得到了70 年代才激化起来的。然而，清政府内部这个重新出现的活力终于既显示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力量，也暴露了它的惰性：它是不可能西化的，只能按它自已那一套越来越过时的老规矩办事。如玛丽？ 赖特的研究所指出的，在必然要遭到失败的整个环境下，这次复辟的成功使它成为一项引人入胜的故事题材。　　　　复辟的代表人物是儒将曾国藩（1811 一1872 年）， 他是中国保守派的大头目，一直受人尊敬或谴责。曾忠于清朝，因为它是中国社会秩序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他在种族问题上不是现代意义下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因袭中国旧传统的抱有爱国热忱的文化主义者。他被栽培成为擅长古文的学者和在京的文官，但在印年代成了地方将领，组织了有名的湘军，用逐步包围并动员各省实力的策略，沿长江中游镇压了太平军。这第一支近代地方军的军官主要是当地的士绅文人，他们以曾国藩为榜样，凭他们个人的道德力量、忠君报国的责任感以及对儒家社会秩序原则的笃信，来领导这些农民军队。曾和他的同僚在内战时期和其后的复兴建设工作中，都强调“人的本事”即才能和品格高于一切，认为这种才能品格一部分是天生的，另一部分可由个人忠于原则的精神培养出来。因此他们强调恢复科举制，作为选拔贤才的手段，并为此建立了书院，重印了经史子集。尽管有西方贸易进人中国，并且可以明显看出外国人的商业势力，但这批复辟头目仍保守地死抱住以农立国的经济原则不放，认为农业是国计民生之本。他们没有近代人关于壮大经济和或发展经济的概念，而是严正地反对追逐财富，轻视包括外贸在内的商业工作，认为那是不会生产的。更确切地说，他们力图向农民和官员提出勤俭和清廉的古典理想，以便土地生产的产品更易于满足人民和政府的需要。为了扶助农业，他们设法减轻长江下游地区的田赋（但如K?C?刘所指出的，并未取得多大成就），而并未设法减租或限制地主的剥削。他们设法修复必要的水利工程，但仍如前人一样，未能控制黄河。　　印年代之后复辟以求中兴的工作因种种原因丧失了活力。复辟头目们有意识地想恢复过去的一切，而不是创造性地面对新的未来。他们不能充分发动他们的下层官僚，也不能应付西化过程中出现的专门技术问题和学术文化问题。他们从事保守和复辟工作所显示的力量，恰恰阻碍了中国以革命的方式对于同西方的接触作出反应。　　回顾“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由于“中”“西”二词在19 世纪是性质复杂的变项，因此，如果要使它们有助于而不是妨碍我们思考问题，那就需要仔细地解释这两个词。正如保罗？ 科恩所指出的，中国领导人必须对他们所面临的整个局势作出反应，“其中西方的影响不过是一个组成部分罢了”。同许多国家的情形一样，外来的威胁最初唤起了维护传统社会准则的排外反应。但是，国内叛乱的威胁也是有传统性的。从根本上讲，太平天国运动是对当地的民生和权威问题作出的反应。它受西方的影响仅仅是表面上的，表现在它的伪基督教的性质上。“中国的反应之所以‘迟缓’，其原因不仅在于中国社会的性质，还在于它所面临的一些异乎寻常的问题……它顾不上对西方作出反应。”简言之，我们又碰到这样的一种看法，即中国的重心在国内深处，通商口岸和条约体系虽在其西方创造者的眼里显得很重要，但对中国人民甚至统治阶级来说，在长时期内始终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项中占边缘地位的事项。　　然而，这次大叛乱也同时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是把财政和军事上的主动中心从首都转移到了外省。北京同那些最富饶的省份的联系被切断时，当地士绅的头面人物就不得不就地筹款招兵来平定叛乱。在士绅领导下的这种地方军事化，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新事物。其结果之一是地方贸易税开始与田赋竞相成为政府的经济命脉，而个人统率的地方部队开始取代了屏弱的朝廷官军。随着清廷的削弱，地方上的汉族士绅加强了他们的地位，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20 世纪。这时期所设的新货物通过税主要是厘金（值千抽一税）。1853 年从长江下游开始，省方官员在国内商业干线上设立一些“厘金”卡。这种办法不久就在全国各省纷纷仿效，以厘金作为当地财政收人的一项来源，供地方部队军需之用。同时外国人主持的海关，开始给中央政府提供逐年增多的外贸税收，可以部分地用来维持军机处下面掌管外事的总理事务衙门。大乱洱平之后，各省和北京的新增贸易税收便可用于举办新的活动，来对付西方人侵者。　　第08章 维新与革命　　19 世纪60 年代清朝中兴后数十年间，满汉官员中的首脑人物致力于模仿并采用西方的设备和制度，以加强中国的地位。这个“自强运动”曾由艾伯特？ 福伊尔沃克、刘广津（译音，Kwang Ching Liu）等进行过研究。它是根据一条动听的然而错误的原则来安排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仿佛是可以设法利用西方的武器、轮船、科学和技术来保存儒家的社会准则，而不是把它摧毁。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后者是不可避免的：炮艇和纺织机器是常常带着他们的哲学一起进来的。然而，l8660-1900年那一代的中国人死抓住那个令人灰心丧气而只有他们自己懂得的陈词烂调不放，认为中国跳半步便可进入现代。　　自强运动　　因此，中国的领导就开始在自强的口号下采用西方的武器和机器，不料却发现他们自己被吸入一个无法抗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借用一项西方事物导致他们必须借用另一项，从引人机器进而需要引人技术，从引人科学进而需要引人一切学问，从接受新思想进而要改革制度，、最后从立宪维新进而走向共和革命。事实上，实行不彻底的西化，即只在工具上而不在实行西化，在许多保守派文人学士看来显然是行不通的，他们因此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反对一切西方的东西。　　　　自强运动的领导者就是那些曾经粉碎太平天国的儒士官员，如曾国藩和他的年青助手李鸿章（1823 一1901 年）。这些人设立军火局，制造大炮和炮艇。他们支持翻译西方科学书籍，传播必须学用西法以谋自卫的思想。早在1864 年，李就启奏北京，言洋人之能制服中国，在于仗其船坚炮利，没有希望赶走他们，所以中国社会面临着秦始皇统一全国（公元前221 年）以来最大的危机。李的结论是，为谋自强，中国必须学会使用西方机器，而这就需要训练中国人材。这个简单的道理，对于日本好斗的人来说，早在1853 年佩里到达日本之后就昭然若揭了。但是，中国的西化运动每一步都受到无知和偏见的儒家文人的阻挠。在那几十年期间，日本正在迅速现代化，中国却毫无反应，这使我们看到了历史上一个巨大的差别。　　中国的难处曾一再有例子可以说明。例如，为使中国人能接触西方学问，在17 、18 世纪约有80 名耶稣会教士把四百多种的西方着作译成中文，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关于基督教的，约1/3是关于科学的。19 世纪初，耶稣教传教士印行了约800种读物，但几乎全部是宗教着作或圣经译本，主要译成白话文，以普通人而不是以儒生文士为对象。在19 世纪最后1 / 3 的时间里，曾国藩设在上海的军火局里有一名才华出众的英国人傅兰雅在中国学者合作之下，译出了100 多种的科技着作，边译边编订出必要的中文术语。但是，所有这些着作的发行量有限，读过这些书的中国学者似乎不多，而它们之能翻译出版是依靠外国人或少数外事官员的主动精神，不是在皇帝指示下办理的。　　1862 年，北京成立了一所培养通译人员的学院（同文馆），作为政府机构以训练年青人从事外交谈判。这所新的学院由一个美国传教士当院长，另有九名外国教授，它在总税务司赫德的激励和支持下，不久就有100 多名学习外语的满汉学生。可是这一创新受到那些反对教授西学的排外文人的反对，为此必须大力加以辩护。辩护者不得不提出一个错误的理由说，“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国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　　中国儒士阶级的利害得失，是同中国旧学息息相关的。他们对西学的嫉妒之深，可从第一个中国留学生的遭遇看得最清楚。这人叫容阂，于1847 年由传教士带到美国，185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他在海外留学8 年回国以后，等了几乎10 年才被曾国藩任用为购买机器的专使兼口译和笔译（通事与翻译）。容阂关于派遣留学生出国的建议，直到他回国15年后才见诸实施。1572 年他率领一个教育代表团，带着约120 名身着长袍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几位老式的汉文教师，教这些将来从事中国西化的人学习古文以备应考科举，因为这仍是他们走入仕途的必要准备。容还有一位同僚是个迂腐学究，他的任务是保证学生不因与西方接触而败坏他们的儒家道德。到1881 年，派遣留学生的整个计划终于被放弃了。类似的态度也阻碍了早期的工业化工作。守旧派怕修建矿山、铁路和电报线路会破坏风水而引起种种问题，如惊动先帝陵寝，啸聚不逞矿夫，使船工和车夫失业，消耗政府税款，造成对外国机器和技术人员的依赖等等。即使有李鸿章那样的维新人物能克服这种恐惧心理，他们仍然面临着缺乏经营技术和资金这类巨大的实际困难。大工程必须由大官主持，通常按“官督商办”的方式进行。这实际上意味着企业受制于官僚主义。担任经理的商人仍在官署后台的支配之下。双方都捞取新公司的常年利润，不去进行再投资。从来没有进行过再投资，使自成体系的企业不断获得发展。　　这样，中国19 世纪晚期的工业化一般都是流产的，尽管许多官办事业起初好像很有前途。例如，1872 年设立的招商局是接受津贴，承运长江三角洲的漕米供应北京的。自1415年以来，漕粮几乎每年都由大队漕船沿大运河北运。现在它们可以通过海路很快从上海运到天津了。为了供应这批商船队的燃煤，1878 年在天津以北开办了开平煤矿。为了运送那里的煤，1881 年铺设了中国第一条永久性的铁路。但到了19 世纪末，这些互相支援的企业仍进展不大。招商局在官署后台、经理和雇员们的掠夺下，生意赶不上英国轮船公司。开平煤矿欠了外商重债，1900年被赫伯特？ 胡佛等人所接管。铁路建设被中国政府所忽视，1895 年以后由帝国主义列强在它们的势力范围内提倡兴建。　　中国工业化迟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平等条约下的外国特权和剥削所致，这个问题还有待公正的研究。当远东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在19 世纪晚期加紧侵略时，日本能够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而中国却越来越俯首听命，这个时期的一个主要原因肯定在于中国制度的性质，再加上中国是个大国，中央政府的力量比较软弱。　　帝国主义与1898年的改良运动　　从1860 到1900年的40 年间，中国越来越向外国的商业开拓和传教活动开放。外贸发展了，虽然它并未能使西方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希望：只要每个中国人把他的衬衫后身加长一英寸，兰开夏的纺织厂就可以永远不停地开工。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表明不如南北美洲或英帝国新开发的土地。同样，西方传教士发现中国人过分自信，改变宗教信仰的人为数颇少。　　　　60年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有利于传教工作的大力推进。天主教在旧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到1894年总共约有750 个欧籍传教士、400名中国神甫和5O 万以上的教徒。较晚的耶稣教（新教）到1894 年有1300 多名传教士，主要是英、美人，在大约350 个大小城镇设立了约500 个据点，每处有教堂、教士住宅、一些附属小教堂，并且通常还办一所小小的学校，甚至可能有一所医院或诊疗所。但他们所吸收的中国基督徒不到6 万人。中国显然注定不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然而，教会在兴办学校和医院，从普通人中间选拔人材，翻译西方文学，提倡妇女教育，以及协助由来已久的慈善事业和赈灾等理想和活动方面，影响还是相当大的。这种影响对中国旧社会有高度的破坏作用，但它对中国人民却是大有帮助的。　　在小规模上，传教士是共产党人的前驱，但如今北京方面的风气是鄙薄传教士做的好事，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无可争辩的论点是，这些工作是一些自以为公正善良的外国人在治外法权的保护和炮艇的支持下进行的。同样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也出现过几百起反基督教暴乱，有时造成生命损失，其中至少有50 起需要最高级外交当局来解决，直到1900年发生义和团的屠杀。但事实仍然是，不管这一时期传教工作在精神方面和教义方面有什么收获，它总是刺激变革的深刻因素。一般说来，引起反基督教暴乱的，似乎首先不在于民众的迷信恐惧心理，而多半在于中国士绅的嫉妒心理，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的特权地位（社会性的、思想意识性的以及最后是政治性的）受到这批享有特权的外来文化侵略者的直接威胁。　　在皇朝及其制度尚能维持的期间，夜郎自大和惰性所受的惩罚主要还只是在中国的边界上暴露出来，在那里，历来称藩纳贡于中国的小邦被帝国主义列强接管过去了。日本攫取了琉球群岛；俄国一度侵人中亚的伊犁地区；法国占领了安南，建立了法属印度支那；英国夺取了缅甸；朝鲜被迫开放与外国往来。随着这些不详事态的发展不断削弱中国在东亚一度引为自豪的独尊局面，要求采取激烈行动的压力就愈积愈大。　　这种压力最有力的表示是一批官员奏呈皇上的词正义严的“清议”，他们为了要求采取往往是极端的政策，援引了祟高的道德原则。在70 年代因伊犁事件反俄，以及80年代反对法国在东京（印度支那一部分）的所作所为时，这些儒家的超爱国主义者特别感到愤怒。他们对外侮的猛烈谴责支持了北京的强硬态度，使妥协难以成功。　　只有在灾难临头时，改革制度的主张才会风行一时。等到1895 年日本出人意外地打败了大清帝国，以及在其后的3 年内欧洲列强勒索了租界之后，中国人才打算实行真正的制度改革。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其目的仍然不是根本改革，而只是应用外国的方法来加紧“自强”。维新派的立场仍然认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应当保持不变，但法律和制度是可以改变的，并且应当参照西方的情况。　　因此，1898 年的维新派仅仅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他们仍然只是要求“传统范围内的变革”。他们抱有很大的勇气，甚至怀有更大的乐观精神，希望中国传统的代表人物能够革新传统，以适应现代的需要。这些人中最着名的，是急性子的广东人康有为。他是个声望很高的学者，以其所着（孔子改制考）震惊士林。这个破除迷信的新解释，把孔子描写为主张伸张民权、遏制君权的人。康引述偏僻的古书章节，还把进步思想偷偷地塞进传统的古典思想。事实上他熟悉佛教和基督教教义，以及译成中文的西方着作，赞同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认为国与国之间也可运用适者生存的原则。　　康有为的主要论点是中国必须改革，不改则亡，而温和的改革则不足以救中国。他认为中国在改革时应特别向日本学习，因为日本的经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比西方的经验更接近中国。这就使康主张立宪政治。他组织了一个规模简陋的政党“自强学会”，来宣扬这种主张。当时他的合作者是广东的另一个才子梁启超，主编过一份鼓吹自强不息的报纸。　　1895 年中国惨败于日本之后，康、梁等人获得了不少追随者，并引起了皇上的注意。为了使皇上了解当时大势，康呈了奏折并写了两本书。他缕述的意见颇有说服力，使年轻的光绪皇帝在1898 年夏短短的百日之内在康有为的辅弼下，颁发了一系列骇世惊俗的维新诏书。　　在这些以皇帝名义颁发的着名文件中，下令革新科举制度，改革政务和许多政府机关。下诏的用意是想建立现代政府的一切新部门，同时裁汰旧政府中的冗员，肃清贪污弊政。另外还有关于医药、农业、教育、刑法、警察、邮政、矿务、商业、陆军、海军、奖励发明和出洋留学的谕旨。一位皇帝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很少有比这表现得更加生动的了，至少在纸面上是如此。1898 年的百日维新，使朝廷大小官员愕然失色。维新派所设想的宪法决不会限制皇帝的权力（尽管它支持法治），所以这一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有很多官员感到这些突然的变革危及他们的切身利益。业已退休10 年的慈禧太后在军方支持下搞了一次政变，废黝了不幸的光绪皇帝，宣布垂帘听政，取消了光绪所颁布的诏书。六个维新派被处决。康、梁逃往日本。没有别的事件能比这更有效地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1895 年的战败和雄心勃勃的计划在1898 年的彻底破产，第一次大大地促进了革命变革。从那时起，政治革命就和立宪维新形成两股齐头并进的力量了。　　革命派与维新派　　孙逸仙。孙博士来自现代中国的边缘地区，是革命领袖中最西化的人物，学过西医，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到过国外许多地方。他的一生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这种情绪在对外接触的前沿阵地，在通商口岸的商人中间，在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间，感受特别强烈。因为在那里，中国人最清楚地意识地外国的力量和成就。他在这种不受旧社会束缚的真空地带进行活动，决心献身于民族主义事业，随时准备做任何有助于这一事业的工作，是个适应环境的需要真心实意地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才。他的真诚具有感召力，他那伺机而动的精神很切合实际——即使在他同时追求两个互不相容的目标时也是如此。对于他的一生，也许同样重要的一件事实是，他很早就成为民族主义的象征，并在其后一直努力不懈。特别是根据哈罗德？ 希夫林和韦慕庭的回忆，他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同当时社会上所有的革命势力打交道：国外的广东移民，国内的基督教传教士，通商口岸的买办和新闻记者，清政府的维新派官员，反满秘密会社，海外侨商，日本扩张主义者，海外留学生，国内新军的军官。　　孙生于澳门附近，那地区有很多广东人移居海外。他在1879 年第一次接触西方，当时他才14 岁，去檀香山找他哥哥。他进了圣公会办的住宿学校，学习英语、数学、英国史，甚至参加合唱队。他在17 岁回故乡时是个激进派。部分地由于他捣毁了当地寺庙里的偶像，他被送到香港皇仁书院去读书。那里他在公理会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　　中国在法国于1885 年那次不宣而战的战争中所遭受的惨败，激起了孙逸仙改良救国的思想。他似已同三合会建立了一些联系。从1887 到1892 年他学了医之后，开始在澳门行医，但因没有领到葡萄牙人的执照，不能继续从事这项业务。孙放弃了这个新职业，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已经协助组织了秘密团体“兴中会”。该会成员献血为盟，立誓严守秘密，孙接着就开始组织各地分会。因此，在1895 年日本的胜利激起了维新并加剧了帝国主义侵略时，孙已经是革命事业的一个领导人了。　　1895 年他那一帮人以香港为基地，策划占领广州督署。密谋被发现，孙的一些同谋被处决。他自己逃亡，被悬赏缉拿。他化装易名，剪掉辫子，改着西服。他蓄了胡握，因此很容易冒充日本人。在日本时，他取名中山，这个名字以后用于称呼许多机构、街道甚至现代中国的一种服装式样。如马里厄斯？ 詹森那本引人人胜的书中所明确指出的，在此后十年间，孙多次从日本爱国扩张分子（包括黑龙会和自由党的政客）那里得到相当多的资助，包括款项、军火、忠告和保护。1896年孙在伦敦蒙了一次难之后，更坚定了他的革命使命。他被中国公使馆识破，被关禁该处12 天，与外界隔绝。使馆准备把他押解回国处决，但经英国人干预获救。他在3O 岁时就是名闻世界的反满革命运动的领袖了。此后两年间，他在伦敦和欧洲大陆学习，获得了更多的关于政治和社会理论的背景材料。从1900到1911 年，他在远东和世界各地四处奔走，组织革命活动和募集经费。然而，孙逸仙不过是新派革命者中的一个，他的政治工作只是导致革命的长期进展中的一部分。在1911 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的十年间，紧张的维新活动为它准备了条件。　　梁启超。1898 年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始终是个保皇派。他在维新运动推进的过程中落后了，而梁启超却通过他在日本的着作和刊物，成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个读古文中过举的学者，也是个笔锋犀利的作家，基本上是从事思想工作的维新派，而不是政治工作的革命派。他那卓越的文学才能使他成为运用正在输人的西方思想来重新解释中国传统的人。但正如贺章（译音，Hao Chang）所阐明的，梁同时在所谓“今文”派的现代维新传统方面有很好的基础，所以他宜于重新评价古代的经籍，并在行政工作中表现出实事求是的政治家才能。　　梁在西方旅行之后，于1902 年在日本横滨开始出版《新民丛报》 ，这是一种致力于“新民”事业的刊物。该刊物的头几期里有梁自己撰写的关于霍布斯、斯宾诺莎、孟德斯鸿、边沁、卢梭以及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文章。他赞扬英国人的个人主义，并指出只有在经过教育，自觉地接受法律和秩序的情况下，个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梁说，中国的新公民应当养成具有为公的精神，富于事业心，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并抛弃乞求皇帝恩惠的思想；他应养成并保持一种不为习俗所左右的独立精神，应当关心自己所处的社会，并要求自治。这是对儒家伦常古训的直接攻击。　　我们也许可以用梁关于忠孝的说法，来看他是怎样重新解释儒家的伦理道德的。他说，既然国家已经成为涉及民众命运的共同体，忠的对象就应该是国家而不是君主。儒家的忠应变成现代的爱国主义，其转变的途径是更改人的感情，而不是利用强制手段。　　梁以这种进化论的思路论证说，共和政体在中国还不可能实现；中国人民的教育水平还太低，不能让他们参加代议制政府。而且一场革命会带来独裁的重大危险，会招致外来侵略和瓜分中国。因此他提倡实行仁慈的立宪君主制。在这种制度下，新民教育以及各省和全国议会的建立将使中国逐渐取得进步。梁在日本组织的政治团体主张成立全国议会，有一个内阁政府对它负责，有新法典、独立的司法和地方自治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明确分工，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取得外交上的平等地位。这种开明的、渐进的政治纲领，代表了当时最合乎人道的、最精深的政治思想，它具有广泛的影响，足以争取青年学生的支持。　　在同革命派竞争之后，梁的开明渐进的主张失败了，因为它没有什么行动纲领，不能马上产生效果，也不能满足那些希望一下子就摧毁旧秩序和拯救中国的热情爱国青年的要求。对于那批素来受过抽象原则教育而不是受过行动训练的学者来说，革命党人气势磅礴的行动计划很有吸引力。共和政体又是最新的政体，而一个满族皇帝不可能代表新中国的民族主义。这样，中国由来已久的君主制必然要随着清朝一齐覆灭，尽管君主制甚至在它最后的10 年中也还表现出了相当大的活力和适应性。　　清廷的改良与共和革命　　20世纪最初10 年国外革命派和维新派进行活动时，国内朝廷也努力实行为时过晚的改良措施。清政府想改变其困境以自救的努力，受到了1900年义和团暴动的强烈推动。这次暴动具有传统农民起义的内在因素，但甚至缺乏太平天国运动那样的社会目标。它由一个秘密会社的狂热成员所领导，他们最后获得排外官绅的支持。士绅们既痛恨帝国主义明目张胆的侵略，也痛恨那些在外国教会卵翼下和治外法权保护下兴起的改信基督教的新阶层和他们的门徒。清朝王公终于也支持了义和团勇士，以为他们倚仗“刀枪不入”的法术进行不怕死的迷信活动，就能赶走洋人。　　从根本上说，排外暴行的爆发一部分应归咎于外国军队的武装挑衅。在这次突然发生的狂热举动中，义和团在华北和东北杀死了几千中国基督教徒以及约242 名传教士和其他外国平民。在1900 年盛夏的两个月间，义和团包围了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但并没有认真攻打，因为主要是满族官员认识到这是自杀性的轻率之举。华南各省的中国官员立即声明这是一次国内的叛乱，并非北京所宣称的排外运动。靠这一虚构的说法，清廷又延长了10 年寿命，虽然它受到辛丑条约和庚子赔款的进一步屈辱。但列强异乎寻常地没有要求或支持真正的改革。它们只是再度运用它们的影响，来维护尽管腐朽但使它们有利可图的现状。　　慈禧太后逃到西部各省“巡幸”后，于1902 年初回奕北京。她表示自己对义和团动乱负全部责任，并宣布一个新政纲领。在此后的10 年里，清廷企图实施1898 年着名百日维新时期提出的许多新政，但已为时太晚。历史把他们抛在后面。他们勉强的改革努力所产生的惟一后果，只是为革命准备了条件。　　清廷倾预的领导似乎只能把朝廷引向倾覆。这个过程之显然不可避免，很可以从它的教育改革计划看出来。这种改革终于恰好破坏了原有的秩序。　　1905年废除了由来已久的科举制度，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当局满怀希望地提出了办新学堂和改变教学内容的计划，以代替科举制度，虽然经费和师资都感到不足。北京和各省都派了留学生出国，主要是去日本。开始制定了一个模仿日本的小学教育体制。在许多中心城市办起了高等学校。到1911 年，据说已有5.7 万所学校，160万名学生（学龄青年总数共约6500万人）。在高等教育方面，正式成立了京师大学堂，把19 世纪60 年代所设的同文馆合并进去。1911 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约有别为名留学生在美国，约400名在欧洲。但在这时期，日本是训练中国现代人材的主要场所。在20 世纪头10 年，特别是在1905 年日本大胜俄国之后，每年有1 万乃至1.5 万名中国学生到日本去受现代教育。中国下一代人的上层领导，很多来自这群留日学生。但中国政府认为，这10 年开创教育事业的唯一结果是在中国造就了一批具有激进思想的学生。学生的危险思想所由产生的原因，在于他们学识不多而爱国热情颇高，在国内外均未找到有人能给他们提供祖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的详细规划。他们许多人回国后被任命担负官职。其他一些人成为地方当局引以为荣的新高等学府的教师。有相当一部分回国学生秘密参加了革命运动。　　清廷屈服于要求改革的压力，接受了宪政思想，而这种思想在30 年前的日本，早由它的寡头独裁政府积极实行了。1905 年后派遣出国的宪政考察团很快就抄袭了日本的宪法。1906年政府各部改组时建立了内阁制。1906年改组了省级政府之后又在1908年公布了一批大纲，宣告在九年预备期之后就成立完全的立宪政府。当时有人提出设立各省谙议会和中央资政院，但他们认为那应该是纯属咨询性的。当它们在1909年开会时，它们就自然成为鼓吹变革的中心，并产生出新的省级领导人物，这些人既受过古训，又往往把他们的高贵身份同商业活动结合一起而成为“绅商”——企业家、维新派和新型政客，把忠于他们本省看作救国的第一步。　　清廷的许多改革工作充其量只是纸上谈兵。关于建立海军和西方式的法制问题，更是如此，因为两者同中国的方式大相径庭。按照辛丑条约修改关税税则的工作，因列强间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而受到阻挠。币制改革也没有什么进展。这些工作中最出色的，也许就是在一名得力官员袁世凯领导下训练出来的一支新军。他仿照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先例，实际上成了个人统率的一个军事组织的首脑，其中官佐对他就像对国家那样忠诚。新民族主义。20 世纪头10 年，由以前几十年帝国主义侵略行为所激起的爱国主义觉醒，不过是当时正在出现的许多社会变革过程之一。通商口岸的兴起，连同轮船、火车、电报、报纸和杂志以及18 肠年由赫德主持成立的大清邮政局，使中国政治生活中识字的人大为增加。教育正在推广，文盲减少了。当地的公民原来往往由基督徒领导，现在却支持维新运动的主张，反对吸鸦片、缠足、蓄婶、卖淫、赌博以及其他弊端。城市化生活以及孔孟之道的逐渐丧失威信，削弱了旧社会的“三纲”，因为一旦清朝皇帝是否有权统治成为问题，青年人对老年人以及妇女对于男子的服从也同样成为问题了。默默无闻的大众所悄悄地进行的妇女解放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开始有了声势。青年人带头反对美国1905 年的排华法（排斥“东方”移民），以及因1908 年的一次事件而反对日本，这时商人们起来响应，进行了抵制美货和日货的运动。　　士绅阶级的情况怎样呢？新近的一些研究（由韦林顿？ 常、约瑟夫？ 埃什里克、查尔顿？ 刘易斯、玛丽？ 兰金、爱德华？ 罗兹等人进行的），查明了新的地方领导人员的多样化：纷纷登场的有作为工商家的官吏、思想上倾向维新的士绅和报馆文人、满腔激情的青年军官，还有精力充沛的保守派。这个新领导阶层的大部分人仍在原有秩序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玛丽？ 赖特指出，新中国这些激动人心的社会大事还伴有“恢复主权”的要求，这实际就是要求废除整个不平等条约体系。在20 世纪头10 年，北京竭力重申它在东北、蒙古、西藏和南部边疆享有主权，这至少像清朝一样，代表了中国的纲领。但革命党人也像清朝方面一样，由于一些非常实际的原因，避免强调反帝国主义这一主张。“外国势力的无所不在”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件主要的事实：不仅是通商口岸和长江上的英美炮艇还在游弋，而且在通商口岸的租界和内地各省都有英、美、日本和欧洲的企业。这是一股无孔不入的势力。例如，当时中央政府的大部分税收刚够偿付1895 年对日赔款和1901 年义和团赔款所借外债的利息，而该还的本金丝毫没有减少。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生活的这种半永久性干预的阴影下，革命运动的目标集中于反满灭清，比集中于反帝国主义更显得方便些。总之，说来奇怪，革命运动的奋起大部分是受海外鼓励和帮助的。在20 世纪初期，孙逸仙和他的革命同志利用日本作为基地，便于在留日的几千名中国学生中网罗一些理想主义者和冒险家。既然有新的一代青年学生正在纷纷前往东京，孙的主要问题是怎样给他们提供思想领导，而不仅仅是密谋组织造反。由于他本人并不是熟读经书的文人，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他在1905 年第一次提出的三民主义，至今仍是国民党的教条。这三民主义就是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其中包含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颇为模糊的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亨利？ 乔治所提出的没收地价的未来增值部分以达到“平均地权”的思想。1905 年，孙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把东京各种不同的留学生团体合并在一起，把他自己的革命会社同湖南、上海和别处的领袖合成一体，成立秘密的革命联盟“同盟会”。在第一次会议上，粼刃名会员誓死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这一更强大的新组织继续用传统方法进行秘密活动。会员只让别人知道他的号码，彼此用口头而不用书面联络。他们用一些暗号来表明彼此的身份，比方说用大拇指和另外两个指头举茶杯。1905 年，他们以日本为基地，开始出版一种月刊《民报》，定期偷运2000份到中国，以鼓动学生的不满情绪。到1911年初，他们已经策划了10 次革命起义，但都归失败。　　由于这种颠覆运动增加了力量，清政府就设法给予打击。1906年在湖南的革命起事失败了。来自北京的外交代表要求日本政府不再庇护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内部又发生了分歧，有人反对孙本人，使他终于被日本人驱逐出境。后来他在河内设立总部，又被法国人驱逐。到1909年，这个组织有涣散不振的危险。它所策划的起事都失败了。　　革命党的领导人物。1911 年4 月广州的一次革命起事被扑灭，牺牲了72 名烈士。这是第10 次失败。下一次的秘密计划打算于1911 年10 月在汉口实行。因偶然事故密谋被发觉，不得不提前在10 月10 日起事，以后把那一天作为民国诞生的国庆日“双十节”。这是使其他大多数省份发生类似起义的信号。满清的天命已尽，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其带头者的成分主要是两种：掌新军的总督和省议会中绅、官、商界的领导人物。这些人比同盟会的年青革命党人有更多实力，也较为保守：，反满运动席卷全国，很少流血，但推翻清朝的不费力气的胜利是靠不住的，因为不久就发现，参加运动的许多人多半不是为了革命，而只是为了反对满人。孙逸仙及其许多革命同志的支持力量，主要来自海外华侨中的新商人，以及国内新学生和军官阶层中的部分人士。在揭竿而起时，他们加人了国内一个更大的运动，这就是各省谋求自主，特别是谋求经济发展方面自主的运动。在这个问题上，活跃在省议会里的地主士绅与商界领袖人物联合一致，反对清政府企图从上而下实行为时已晚的改良工作。各省自主与君主集权这整个问题早已在各省洛议局和北京资政院里提出过。这场争议又因铁路问题、特别是为修筑汉口到四川铁路的筹款问题，到了非摊牌不可的地步。在这铁路问题上，各省领袖联名发表声明，公开反对北京铁路借款协议里所含外人控制的规定。他们也不愿将来让中央政府官员享受新企业的主要利润。　　因此，1911 年革命所代表的力量远远超出孙逸仙及其同志所提供的革命领导力量。同样，孙虽在名义上是革命领袖，但相对地说却无力控制革命背后的力量。1912 年1 月1 日，他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种种考虑的结果，使他不到几个星期就决定让位给袁世凯，认为后者是一个更宜于接任最高地位的强有力的行政首脑。　　袁是华北新军的创建人。1911 年12 月摄政王辞职时，他应召执掌北京的政府大权。从这地位出发，他得以加强他的个人地位，成为有希望能够维持国内秩序的惟一人选。他与孙洽谈，但采取了拖延战术。时间对袁有利，因为大家越来越看得清楚，如果中国继续分裂，必将招致外来的侵略。由英国带头的各通商国家，深恐毗邻的俄国或日本可能干涉，也鼓励中国保持国内和平。革命党人自己也明白这种危险，因此设法从袁世凯那里取得扞卫民国的保证。　　北袁南孙之间的谈判，不久便达成协议。1912 年2 月12 日，清帝正式逊位，由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按新宪法的规定，袁在这个职位上应与国会以及表面上对国会负责的内阁共同施政。这样就成立了中华民国来接替清朝，并未解决它所面临的根本制度问题。然而一个历时2133 年的政治制度已经就此完结了。这一切都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那么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又怎样呢？晚清的维新施政通常都是士绅领导的，需要从人民身上多征税款，所以维新往往是不得人心的。革命到来时，是由维新派士绅和新军人领导的，他们共同成立了各省政府来维持秩序。社会正在发生变革，但主要仍限于统治阶层内部。　　第09章 国民党的兴起　　1912 年君主制的结束，在世界上这个最古老的国家里标志着一个关于权力和中央政权的漫长危机的开始。虽然从理论上讲，中国君主制并不完全是神权政治，但“天子”曾经无疑地位于万民之上。因此，1911 年革命的意义在于消极方面的成就——消灭了君主制。它所消灭的不只是欧洲式民族国家的君主制，而是普天之下“天子”式的君主制。中国政治生活中，年深月久的中心人物之所以能被抛弃，是因为民族主义已经抬头，提出了以中国的国家、文化和人民作为新的效忠对象。但这新的民族主义尚未在制度上表现出来。　　探索新秩序　　天子一旦从人们心目中消失，中国的政治生活无可避免地乱了套，因为这时国家元首，在行使其最终大权时，没有获得通常那种思想意识上的公认权威。由一个朝代所体现出现的统治权，比刚宣称的人民的统治权更为具体和明确得多，特别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选举过程来把权力的某种形式赋予人民。在没有王位承袭或政党选举的情况下，一个政府怎么能够算是合法的呢？正当民族主义在理论上获得胜利的时候，中华民国在事实上深受中央政权衰微之苦，而中国现代的爱国志士除了继续处于不平衡条约下难以忍受的次殖民地位外，还进一步蒙受了政治动乱的屈辱。　　1911 年以后的10 年间，国外有两件事对中国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第一件事是帝国主义列强忙于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工业得到喘息时间，可以相对地摆脱外商竞争的压力而得到发展。第二件事是世界大战给日本的政治侵略以可乘之机。日本于1914 年把德国人赶出山东后，在1915 年向中国提出臭名远扬的二十一条。这种以武力威胁为后盾的无耻外交手段，巩固了日本在山东和东北的地位，但未能把中国变为日本的一个保护国。在这过程中，它反而把中国的民族意识激发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代议民主制的垮台。1912 年的临时总统袁世凯，曾是前清政府维新派的一个领袖。他是个强有力的行政首脑，周围有一套得力的行政班子，但他不容易从新近自主的各省政府取得税收。同时，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必须对付那个被欧内斯特？ 扬贴切地称之为“自由主义共和国”的这个新型制度，它包含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会和一个内阁，这些机构将仿照西方民主国家的方式来代表人民。但这些新制度在中国政治实践中很少甚或没有基础。　　例如，政党这个概念就同皇帝专权这个传统相违背。皇帝垄断政治机构，通过他的一批官员进行统治，而反对派如果想要生存，就必须成为秘密会社。以政党纲领作为组成集团的原则，这不只是用以代替个人领导的一件新事物，甚至内阁向国会负责这种思想本身也是反常的东西，因为按儒家传统内阁部长们同时还认为他们有效忠于国家元首的基本责任。各省那些老派的地主利益代表者，并不习惯于参与解决国家大政问题，而通商口岸的新兴商业势力又不够强大，不能成为他们那个社会的主导力量。真正有现代理想的革命者人数太少，在中国的公共政治生活中只是一种稀薄的发酵剂。袁不信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他当了总统后逐步加强他的地位而走向独裁。他把自己人塞进内阁，不顾宪法精神，攻击新成立的国民党。国民党是由一个聪明能干的年轻湖南人宋教仁从革命的同盟会和其他团体中组织产生的，是一个公开进行竞选活动的政党。在公民投票权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国民党候选人在1913 年2 月中国首次而且是惟一的一次全国选举中获胜。宋在动员华中地区士绅支持国民党的竞选活动中，显露出了大有前途的政治领导才能，以致袁立即下手将他暗杀。这表明了一个原理（统治者是高踞于法律之上的）和一个策略（遏制对手的最好办法是消灭他们的领袖），它们从此以后一直扼杀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宋的遭受谋杀激起了1913 年南方各省反袁的“二次革命”，但袁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用武力把它镇压下去了。　　袁终于完全解散了国会，从军事上控制了主要省份，并以中国不可或缺的铁腕人物身份获得外国列强的支持。他的警察实行了恐怖统治。他取消了国会和省议会以及新成立的地方议会和谙议局，想在全国重新实行官僚控制。但是，这种中央集权的措施破坏了各省各地的领袖人物即士绅统治阶级的主动性和热情支持。袁的专制统治因而缺乏社会基础。　　袁受他左右亲信的怂恿，终于想在1915 年建号称帝；他遭到非常广泛的反对而不能得逞，被迫放弃了这项计划，而于1916 年6 月病死。他死了以后，从1916 到1928 年的10多年间，中国分裂为许多敌对的军阀割据地区，使国家深受分崩离析之苦，尽管当时在北京的政府仍然得到国际承认。　　为什么1911 年的革命不能建立西方式的新中国呢？第一是没有共同目标。如前所述，起义时汇合的各种成分，除推翻满清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共同目标。第二是缺乏政治体制并缺乏人民参与。革命党人在密谋策划时，不可能并且事实上也不怎么想去动员城乡民众的支持。协力反对北京的各省士绅，在其内心是与革命对立的，他们不久就拜服于袁所控制的优势兵力之下。第三，当时所有中国爱国之士深恐外国干涉。为了避免日本兵出现在北京，他们容忍了英国领导其他列强为了维持中国局势稳定而支持袁世凯的做法。1913 年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美国没有参加），表明了列强对袁当时所体现的稳定势力的坚决支持。革命党人要反对这股外国财政与国内武装相结合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最后一点并且最为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向西方借鉴，通过立宪议会和内阁而组织政府的想法，是同中国的政治传统脱节的。　　民国沦落为军周割据。军阀割据，部分地说是一种老式的政治现象，是发展到权力斗争水平的地方主义。它的基本成因在于中国的苦力军队易于征募和给养，而中国大多数省份又有天然的地理分界线，使其易于成为相对独立于外界权威的军事管辖地。山西省就是以地理分界线为依据，而建立的行政区域的一个最好例证，它东有崇山峻岭，西部和南部有黄河，北有长城。从1911 到1949 年，山西一直在单独一个军阀即所谓“模范督军”阎锡山的统治之下，这是不足为奇的。其他的军阀割据地区都以重要经济地区如珠江三角洲、四川成都平原、上海、南京一带的长江下游或南满成为其中心。每个军阀都利用这些地理基地，来训练和扩充他的军队，取得经济资源，并击败他的敌手。　　然而在这个时候，军阀割据却不同于旧式朝代衰亡后群雄争夺天命的格局；因为君主制已成陈迹，王朝不存在了，必须寻找政治统一的新基础。军阀是在思想意识的真空里互相斗争的。单有那种窥视天子之位者的叱咤风云的个人才干是不够的。如C?M?威尔伯所指出的，一个军阀必须号称代表“人民”，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从议会取得合法地位。他那批新式的军官教导团，受过专业训练的兵种如炮兵、工程兵、通信兵，可能会形成一个有文化并有一些管理能力的新兴官僚阶层。但有若干因素使地区头领之间不断对抗争雄。一个因素是外国势力的无孔不入。这些人可从通商口岸获得武器、经费有时甚至是庇护，即使不是直接从列强（如日本，它是支持华北的安福系的）那里获得的话。另一因素是新的交通工具如轮船和火车使军阀部队具有新的机动能力，并且也可以把他们从任何一个地区彻底赶走。由于他们互相争权夺利，谁也不能让谁独行其是，结果是他们的部队在国土上流窜成灾。　　许多军阀是出身微贱的军事暴发户——土匪、苦力、小贩、行伍中的列兵。其中最有名的是“基督将军”冯玉祥，曾由詹姆斯？ 谢里登对他进行过研究。冯信奉卫理公会派的教义，为他的官兵树立了生活俭朴、身体力行、纪律严明的榜样。冯体格异常魁梧健壮，常以其农民出身而感到自豪。他在招募和训练他的部队时非常仔细，强调给予士兵以职业道德，成立俱乐部，甚至让他们信奉基督教。传说他用救火水龙头给士兵行洗礼的事可能不真实，但关于他的种种民间传说表明，他的个性很强。冯这个人是当时政治败坏的象征，因为他只有十分含糊的政治纲领，成为一个纯粹的投机家，时常改换盟友，在反复无常的军阀派系间他先是站在这一边打仗，然后又投向另一边。在1925 一1926 年间他接受了俄国的帮助。1927 年他投奔蒋介石，但在1929年又起来反蒋。最后他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受礼遇的俘虏。在军阀混战高潮时期，孙逸仙多次想通过军阀渠道达到他的革命目标。他早就对西方议会制的功效不存幻想。1914 年他从中国政界无谓的派系纷争中退出，再次组成一个忠于他个人的秘密革命党（即中华革命党。——译者），以完成未竟的革命事业。1917 年他在人数很多的海军陪同下去广州，谋求同当地军阀合作。他起初遭受挫折，但仍继续努力，想用军事手段统一中国。1920 年夏，他与广东督军合作攻打广西督军。1922 年初，他发动首次北伐，像70 年前的太平军那样，想攻取湖南，但这次计划流产了。　　孙以联合一些军阀反对另一些军阀这种老办法，来对付军阀时，还反对当时流行的联邦思想。现代中国有人曾比照美国的经验，提出组织联邦的想法。1922 年，“联省自治运动”之说甚嚣尘上。当时一些知识分子争辩说，中国的民主制必须先在省议会一级开展，然后再按联邦方式组成国民政府。军阀们支持建立联邦的想法，以便借此实行他们的地方自治。然而事实明显告诉我们，这种联邦运动缺乏逻辑性和表面上的可行性，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巨大的传统力量，“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想法在政治上仍占统治地位。二是外国干涉的危险，促使一切民族主义力量支持统一，而统一是只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治理下才能取得的。　　城市民族主义的成长。这时期中国大城市的工业发展，促进了爱国情绪的高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中国工业以扩展生产的机会。中国的棉织品、面粉、火柴、卷烟、水泥、罐头食品以及其他类似的大众商品的制造工业，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重工业和技术性强的工艺则仍然进展缓慢。但用廉价手工劳动进行看管纱锭和挑选烟草的工作则有稳步发展。在一些铁路交叉点，逐渐形成了如济南、徐州和郑州这样一些新近变得重要的城市。上海、天津和武汉成了真正的工业中合，拥有人数很多的产业工人阶级。　　大小工业城市的成长给乡村农民大众提供了另一些就业机会。新城市和通到那里的铁路给困苦的农民生活打开了出路。例如，一个农民的儿子可以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完全依靠他的家境，特别是依靠对他父亲的孝道，作为走向美好生活的唯一道路。同样，通常依靠男人作主的农村妇女也有了到工厂赚钱的另一条出路。旧的中国家庭制度开始出现了裂纹。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家庭不仅曾经是个社会组织，而且也是个经济组织，每户农家都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而过着称心如意的生活，那么这一过程的重要意义就很明显了。家庭成员共同耕种他们的土地和管理他们的家务，不得不接受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而这种地位是每个人被命运安排好的：然而，工业城市的新生活是根据完全不同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是根据一个人的作用而不是根据他的地位安排的。在工业城市里，挣工资的个人而并非家庭，才是维持生活的经济单位。而且，个人的受雇和解雇完全取决于不受个人支配的劳动市场的准则，而不管其个人的或家庭的关系如何。谁也不应当把工业城市非熟练工人的生活说得很理想。问题在于这种新的生活尽管有它的种种坏处，却提供了旧生活以外的另一条出路。而且，它产生了一类新人，对他们来说，旧的忠诚对象和习惯都不再适用了，一个新兴的无产阶级随时准备效忠于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一些群众运动。　　　　城市的发展对中国商人阶级有最为直接的影响，虽然对他们来说，19 世纪的通商口岸早已开辟了一个机会很多的新时代。“买办”（源自葡萄牙语）这个名词在中国沿海的洋径洪英语中久已通用，意思是指代表一家外商在中国进行一切业务活动的“总经理”。通商口岸外商的买办，仿照那些在l842 年以前一直垄断着广州外贸华方业务的着名行商的榜样，不久就成为独力经营的商人。这个新商人阶级是在外国人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外国人按照外国的方法加以训练，并常常给予治外法权体制下在司法工作上的保护。中国商人的资本是在通商口岸积累起来的。这些商人吸收了西方思想，也像其他国家的现代资产阶级那样，开始关心本国的独立和统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现代中国商人阶级在上海崭露头角，但是，正如M?C?贝热尔所指出的，它不久就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抑，再不能迅速发展起来。　　中国商人中的爱国热忱使他们越来越多地采取抵制外货的手段。抵货运动是广泛使用的消极抵抗形式，或者说是一种非暴力的强制手段，同业公会之类的有组织团体，可以利用这种手段来对官府施加影响。到了20 世纪，抵货运动开始被用来作为排外的表示。1915年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性的抵制日货和鼓励购买国货的运动，并促进了中国工业的发展。　　五四运动　　这是在1919 年5 月4 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中具体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运动总名称。以后经过引申，代表那个日子前后几年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和活动的整个发展过程。这次知识分子运动由周策纵做过很好的研究，认为它是成功地进行1925 到1928 年的国民革命的必要准备。要正确理解五四运动，必须根据前述军阀割据、工业化和爱国主义的兴起等历史背景来考察。在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阶层在短暂时间内担当了中国革命的积极领导。它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中国的问题扎根很深，要想对其采取有效措施，就越来越有必要先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加以理解。1898 年立宪维新运动和1911 年后的国会运动都失败了，这证明仅仅抄袭西方是不足以改造中国的。1895 年日本的战胜中国、1 叩1 年的辛丑条约和19 巧年的二十一条这些国耻，已经提高了人们的认识，觉得必须实行最根本的变革，才能以某种方式复兴和整顿中国社会。　　首当其冲的变革问题之一是改革文言文。大部分创造于公元前2 的年的文章体裁甚至词汇，仍在为世纪的中国通用。在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心目中，这种文章体裁不可避免地成了问题：它是否也像西方的拉丁文一样，已经过时而不足以应付现代的需要？同所有语文一样，中文是学习它的那些人所创造的，又成了学习者的主宰。它像日文一样，已经开始吸收现代术语。根本问题并不是技术性的，即并非文言文能否用于现代学术研究，而是社会性的问题，即它能否推广到人民大众中去，成为书写的传播手段。　　由于中国的书写文体，一向是上层阶级借以独享中国文化成果并维护其社会统治地位的工具之一，文体改革以及改革后可能办到的普及识字便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　　文体革命的第一步是把日常的口语用书写形式表达出来，这一步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采取了的，当时用各国的方言代替了拉丁文。耶稣教传教士在这方面做了开路工作，他们把圣经译成普通人读得懂的文字。在新知识分子阶层中，文体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带头的人是胡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先后求学于美国的康奈尔和哥伦比亚两大学。胡提倡用白话文作为学术研究和所有日常交往的书写手段。其他许多人参加了这个革命运动，他们否定文言文有什么优越的价值，把儒家经书作为参考书，而不让它作为每个学生必须背诵的教科书。白话文的使用传播很快，经书的独专局面被打破了。　　胡适是杜威的学生，研究实用主义，因而也成了提倡科学思想方法与科学批判方法的领导人。科学在技术研究上的价值是早已不成问题的。但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并应用于中国文学评论和历史研究，则标志着更前进的一步。新学术工作者猛烈抨击了中国古史中的神话和传说，重新评价了古书的可靠性。　　随着科学而来的是民主，这是新学者提出的另一口号。传播科学和民主这一新思想的领导人物是个富家子弟陈独秀。他曾在法国吸收了法国大革命的传统，1915年回国后在上海创办《新青年》 杂志。在这一刊物和不久在一些城市办起的约20 种类似的刊物上，这革命的一代学者讨论了如何把西方思想应用于中国古老文化的问题。胡适力主用批判态度对待一切事物，认为必须靠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来逐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方法，要解决问题而不是高喊口号。陈独秀则以人权和社会平等的名义反对儒家思想。这些学者也像梁启超一样，指出了如何针对中国旧社会最根本的东西来进行伦理革命的方法。从1917 年开始，知识界的这一思想酝酿运动集中在北京大学（中国人通常简称北大）。北大校长蔡元培是敢于提倡思想言论自由的学者，他把陈独秀和胡适都聘为该校教授。　　学生运动与新文学。1919 年5 月4 日的事件，是凡尔赛议和者决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留给日本的方案激起的。消息传开，约有义众）名北大和北京其他大学的学生在旧皇宫大门口天安门举行群众集会示威。他们焚烧了一名亲日内阁官员的房子，抓获并殴打了中国驻日公使。警察袭击了学生。为此学生们举行罢课，通电各地学生，派出爱国小组到民间广发传单，发表演说。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福州、广州和其他地方也举行了类似的示威集会和游行。有几名学生被杀死，有的受了伤。监牢里关满了示威的学生。抗议的精神也传到商人中间，他们以关闭店门的罢市方式来参加这一活动，在1919 年6 月里，罢市遍及全国各中心城市。这又发展成为抵制日货运动，还引起同日本侨民的冲突。爱国学生在一年多时间内不断进行鼓动，要求摧毁日本在中国的市场，并取得了可观的效果。同时新成立的工会也举行罢工，参加了这次空前的最广泛的表达民族感情的示威。　　这一运动的惊人之处在于它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并且他们在反帝的政治纲领中一并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思想以及新爱国精神。中国的学生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自动承担了为中国命运操心的责任。他们甚至通过学生组织深人到农村老百姓当中去，使学者在一项共同事业中同农民发生接触。但他们的主要影响仍限于城市。　　文学在鼓动工作中带了头，表现在用白话文写成的小说和短篇故事上面。大多数作家是上层阶级出身的饱学之士。其领导人物在日本留过学，但他们一回国就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并且往往受警察的欺凌。他们的读者主要是城市里的青年学生，像作者一样被卷进了社会革命的洪流。他们反对家庭制度的束缚，力主个性的自我表现，包括性的自由。利奥？ 李、默尔？ 戈德曼、哈里特？ 米尔斯等人已经指出，有些新文学倡导者用第一人称或日记体裁，发表了个人的风月情思或风流艳事，使道学先生为之咋舌。在20 年代后期，因人们努力奋斗，想干一番事业和献身社会，所以出现了不那么情思绵绵而比较关心社会的作品。　　20 年代的杰出作家鲁迅（1881 一1936 年），出身于浙江破落士绅家庭。他考取过秀才，在海陆军学校学过科学。起初他在日本学医，但终于把兴趣放在文学上面，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他早期想通过翻译西方着作、特别是斯拉夫文学作品（根据德译本转译）来唤醒同胞，但没有得到反应。他回国后在北京担任政府里的差使，极为失意。到了1918 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讽刺文《狂人日记》 以后才一举成名。日记中的狂人发现史书里讲“仁义道德”文章的字里行间，到处都有“吃人”二字。他说中国的文化是“奴才伺候主子的文化，而那些主子是以人民大众的苦难为代价而青云直上的”。　　国民革命　　一般地说，20 年代的国民革命结合了两种趋势：一种是在一个坚强人物（这次是蒋介石）的领导下重新走向国家统一的传统趋势；一种是采用西方管理方法，灌输效忠于国家的新思想，以一党专政（而不是建立新朝代）来垄断权力，从而接近于现代政体的新趋势。革命背后的主导思想感情是力求国内统一和摆脱外来控制的民族主义。但它的阶级基础仍然是有文化的上层。事实上，1927 年之后10 年间的南京政府创建了上层阶级的体制，反对彻底改变普通农民生活的思想。国民党事业的这种举步不前的性质，以及它在改组中国社会方面所抱的有限目标，在20 年代表现得十分清楚。1922 年孙逸仙决定向苏俄学习，而1927 年蒋介石却决定同苏俄决裂，就是例证。　　国共联盟。中国的国民革命，在其力求摆脱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和其他束缚方面，当然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俄榜样的深刻影响。列宁主义理论把反帝事业视为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事业，把它看作是全世界历史趋势的一部分。中国的政治见解一向建筑在普遍原则的基础之上，而中华帝国在传统上曾自命为包括整个文明世界，所以，中国革命者毫不迟疑地企图把普遍有效的理论作为他们事业的基础。1921 年夏，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陈独秀成为该党创建人之一。孙逸仙虽不赞成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思想，但在他去世（1925 年3 月）前几年，却充分认识到共产党的方法非常有用，因此在他的国民革命事业中接受了共产党的合作。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把分散在各国的许多团体组成共产国际。他们在1919 年召开了第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之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一共又开了6 次国际代表大会。在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内，共产国际鼓励在欧洲的许多国家积极推进革命。但是，在1921 年列宁把苏联转向他的新经济政策以后，虽然共产国际仍与欧洲复活的社会党互争雄长，但是除了在中国以外，它不是那么积极推动革命的了。　　列宁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利用亚洲的落后国家，作为获取利润的源泉，以支撑资本主义体系。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对亚洲的剥削，使西方工人仍能得到较高工资，资本主义就会垮得更快。亚洲的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会夺去帝国主义列强的有利市场和原料供应，从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最脆弱之处对其发动“侧攻”。这一最脆弱之处就是帝国主义所主宰的剥削工人阶级最为残酷的亚洲经济部门。所以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号召殖民地各族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西方主子。从此以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就日益为亚洲知识分子所接受。　　对于中国，苏联政府认为它在那里难以有所作为，便冠冕堂皇地宣称放弃沙俄时代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享有的特权。但其后证明，它对沙俄在东北的特权是善于斤斤计较的能手，并且它的外交部仍然同北京政府和华北军阀有外交往来，而同时共产国际又在那里从事颠覆性的革命活动。从1922 到1927 年期间，共产国际选中了中国作为它对外斗争的主要地区，并把英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　　从孙逸仙方面来说，他历经30 年的政治鼓动生活以后，到1922 年正是他命运最不济的时候。他曾被推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但旋即看到他的国家分裂成军阀割据的局面。他企图通过军阀来统一中国，这种努力使他同广州的机会主义军事头目交往频繁。1922 年6 月，他原想设法用策略争取的广州一个军阀竟然同他翻了脸。孙被迫在8 月间逃亡到上海。恰在此刻，孙已经显示出了是个卓越的中国民族主义领袖，但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完成革命，因此他就同第三国际实行合作。1929 年9 月，他开始按照苏联的路线改组国民党。这纯粹是权宜之计的结合。孙博士和苏联代表在1923 年1 月联名发表的协约，是个内容极为有限的协定。协约中说孙并不赞成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因为它同中国的国情不合，又说苏联同意中国需要统一和独立，并准备协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正如孙在当时写信告诉蒋介石的，他不得不向那些能够援手的人寻求帮助。西方列强没有提供援助。但是，虽然这时孙寻求并取得了苏俄的援助，在他的心中共产主义却并没有代替三民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纲领——即使他觉得，把共产党所重视的以反帝口号激发群众运动的做法吸收进他的思想是有用的。　　根据这个勉强的联盟关系，苏联马上提供了援助。1923 年后期蒋介石在俄国逗留三个月，回国后于1924 年在广州当上了新设立的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同时苏联顾问鲍罗廷成为指导国民党怎样进行革命活动的专家，鲍罗廷曾在美国住过，是个能干的组织家。他协助成立一所政治学院，给国民党训练宣传人员，指导国民党政治活动分子怎样去获得民众的支持。这时国民党仿照苏联的样子，成立了地方党部，并由地方党部选出代表参加党代表大会。1924年1 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模仿苏联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鲍罗廷起草了新党章。　　除了协助国民革命以外，共产国际进一步的目标是发展中国共产党，使它在国民党内占有战略地位，以便最后控制国民党。根据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同时中国共产党仍旧单独存在。孙逸仙似乎认为容共是可行的，因为他们人数不多。两党在反帝的基础上联合了起来，而国民党的目标在于领导一个广泛的、全国性的、多阶级的运动，以避免阶级斗争。孙又认为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实际差别，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只是一群想要独占俄国援助的“小伙子”，俄国在必要时是会抛弃他们，同国民党合作的。　　中共党员则在城市工人、贫农和学生中间争取坚定的阶级支持。但他们认识到这一阶级基础仍然薄弱。所以他们企图赞同并利用国民革命运动，而不引起其中非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的反感。不要忘记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在幼年时期。1922 年它的党员不超过300 人，1925 年只有1500 人左右，而国民党在1923 年就有了约5 万名党员。如同其他国家的情形一样，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以他们的人数，而是以他们的思想和组织方法显示其重要性的。　　这样，国共联盟从一开头就不牢靠，两党只是由于彼此可以利用，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又有孙逸仙在世时能约束他党内比较反共的分子，才彼此结合在一起的。　　国民党取得政权。1925 年3 月孙博士不幸早逝，此后他的信徒们于1926 一1927 年完成了从广州到长江流域的北伐进军。新训练出来的国民革命宣传家在蒋介石军队的前面做宣传工作，因为这时俄国给蒋提供了武器和顾问。这次进军是全国反帝大浪潮的顶峰，而这种高昂的反帝情绪是上海广州两地学生示威和巡捕开枪事件（分别为1925 年5 月30 日和6 月23 日）激起的。这两次挑衅性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证明了不平等条约和外国特权仍在那里作祟。随之而来的是在香港为了反对英国人而进行的一次长期的抵货和罢工运动。　　这样，从1925 到1927 年，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集中反对英国这个首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人为保护他们的地位，一方面把他们在长江流域的汉口和九江的租界交还中国，另一方面在列强支持下组成了一支4 万人的国际部队，以保护上海。大多数教士深恐排外，从内地撤出。1927 年3 月，当革命军开抵南京时，外国侨民区受到袭击，有六人被杀，其余在美英炮艇的炮火掩护下撤走。　　正是在1927年春这个时候，革命运动中左右两翼潜在的分裂终于完全暴露了。有两年光景，运动内部的左右两派一般是合作的，虽然早在1926 年3 月，蒋介石就在广州逮捕了一些左派分子，据说是因为发现有绑架他的阴谋而先发制人的。1923 年他在俄国观察3 个月的结果使他意识到了俄国人的方法，从而对共产党的目标产生了怀疑。北伐的成功终于揭开了盖子。简单地说，1927 年3 月间，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人在从广州迁到武汉的革命政府里占据了主导地位。除其他领导人以外，聚集在那里的有国民党创建人的遗埔孙夫人和他的主要信徒汪精卫，还有革命的主要顾问鲍罗廷。武汉已被宣布为新的首都。这符合共产党的策略，因为武汉是个大工业中心。有两名中共党员已经确确实实当了内阁部长。但这个政府在军事实力上是脆弱的。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保守派头目的支持下，想要取得长江下游富饶的战略中心。蒋一旦掌握了上海南京地区之后，就能先发制人，用武力排斥共产党人，以巩固他的地位。1927 年4 月，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取得了当地的控制权，与外国军队和战舰相对峙。他们奉共产国际之命，等候蒋前去做他们的盟友，却不料被羽翼丰满后的蒋所袭击和消灭。蒋定都南京，此后不久，一个地方将领夺取了武汉政权，粉碎了左翼政府。该政府的一些领导人逃往莫斯科。南京新政府把中国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队伍，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恐怖统治镇压共产党的革命。这一举动大体上暂时获得了胜利。有几小队共产党员领导的队伍起义了。1927 年12 月共产党人发动了广州起义。但在这次夺权失败后，他们就撤退到华中江西省的山区。　　共产国际这次在中国革命中的实验遭到名誉扫地的失败，这种失败是曾经受到莫斯科权力斗争的影响的。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批评共产国际想通过国民党来发动革命的办法。他们预见到蒋介石的“叛卖行径”，竭力主张在共产党的完全领导下按照独立自主的纲领，在中国逐渐建立一些工农苏维埃。然而，斯大林及其支持者争辩说，在中国那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如果进行独立的共产主义运动，那就只会更早地招致镇压。他们寄希望于革命的后期，那时共产党人就能抛弃他们的国民党盟友，像（用斯大林的话来说）“挤干了汁的柠檬”一样。不管这两种互不相让的战略优劣如何，明显的事实是右翼国民党人先下手把共产党挤瘪了。　　共产国际的处置失当，大部分无疑地由于它离行动的场所太远。斯大林和他的同僚缺乏瞬息可达的无线电通讯手段，要想单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上海那样混乱的地方策划史无前例的革命暴动，那是无法获得成功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秘密计划也被它自己先前的行动所挫败，亦即共产国际先把集权的苏维埃式的政党机器教给了国民党，使它比一个公开的西方式议会政党难以渗透和颠覆得多。最后，共产国际拿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陈独秀当了替罪羊。他在1929 年被开除出党。　　蒋介石同共产党的决裂，是在革命过程的某一阶段借以巩固国民革命成果的一项办法，他不等到实行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改造农民生活就刹车了。南京政府获得的这种巩固，再加上制止叛乱的军事行动，使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人能够完成表面上的国家统一，得到列强的承认，并开始实行一系列行政改革，作为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必要前提。1928 年春，蒋率军继续北伐，从长江向北京挺进，于6 月间将其占领，改名为北平。11月，东北的青年军阀承认了南京政府的法统，从而完成了全中国名义上的统一。同时外国纷纷同南京政府缔结条约，使国民革命获得国际承认。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成就可以当作是至今尚未完成的一个漫长过程的片段。这就是逐步动员中国人民，使他们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过程。在实现全民动员这个潜在的可能性方面，国民革命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日后给共产党人提供了机会。　　第10章 南京政府　　历史上经常有这种由来已久的通例，即任何一个政权都要受到后继者的谴责。南京关于袁世凯和军阀没有说过什么好话。在今天的人民共和国，国民党时代被看作是个黑暗时代，封建落后、帝国主义侵略和社会弊端达到了顶点。然而，在中国奋力谋求新生的长期斗争过程中，南京政权开头的10 年是1912 年以来最充满希望的时期。现在让我们来考察这一时期本身，它是两段乱世间的间歇期，前一段是军阀为患，后一段是日本侵略之灾。　　现在回顾起来，南京时期最值得体味的特点是，到那时为止中国的一些现代事物是相当肤浅的。当时我们美国人接触到的那个现代中国，是轻敷在古老文明表面的一层粉饰。在这层虚饰底下，旧中国仍在半个大陆的农村里继续存在。但由于语言的障碍、物质生活水平的悬殊以及社会的禁忌，这个旧中国是同我们隔绝的。美国人没有直接接触这古老文化的大量残留物。我们对它的了解是通过现代中国的媒介获得的，其中包括受过教育的名流、铁路和轮船的交通线路、用现代汉语编写的书籍报刊，以及从西方吸收的概念和兴趣。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的中国现代生活的代表人物——金融家、学生、城市无产阶级、人力车夫（一项新职业）以及受过训练的士兵——都是新社会的参加者，而这种新社会则在中国土地上体现了新的世界文化，如识字通文、电讯交通、现代工业、世界市场以及群众运动。这个新中国的生活和我们外国的生活相互渗透，但在它的下面和后面却潜藏着古老的中国社会，而且外来的异族文化传统扎根于其中，这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而且往往现代的中国人也不能理解。　　我们不能理解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误认为中国现代那层虚饰的薄盖就是中国生活的全部。这种误解是特别容易产生的，因为中国的权力机构几乎被中国社会的最上层人物——富翁、官僚和文化阶层——所垄断。主宰着政府、银行、教育、报纸和官僚的，是新的一代人物，其中许多人确实懂得英语，因而更易于按照西方方式来处理中国所生疏的问题。　　总之，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仍为一小批统治阶级所主宰，而在华的外国人因享受着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也已成了这个统治阶级机构中的一部分。　　政治发展情况　　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新的一批中国学者、商人和官员要在中国旧社会的废墟上运用外国的技术（财经上的、军事上的乃至思想意识上的）来建立一个新中国，似乎是非常容易的事。然而，这个新国家是个多么虚有其表，从一些统计数字就可以看出来。从公路的里数讲，中国（1943 年有78 , 850 英里）约等于西班牙（ 1941 年有77 , 574 英里）。从铁路里数讲，1942 年的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共12 ，036 英里）小于伊利诺斯州（ 12 ，967 英里）或意大利（14 , 384 英里）。从纱锭数目讲，中国和意大利不相上下。中国政府所能使用的电报线长度（1943 年59 , 275 英里）超过意大利（1938 年41 , 354 英里），但不及法国（1937 年229 ，000英里）的1/3。如果再看看物质因素不那么强的事业，则中国（人口约4。5 亿）中学生总数1 , 163 , 116 名并不比伊利诺斯和纽约两州（人口约2300 万）的中学生总数1 ，077 ，000名多多少。　　不管我们怎么看，国民党中国的装备和现代工厂规模都不大。它的工业产量小于比利时，它的海空军力量微不足道，它在美式生活用具和设备方面抵不上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州。然而，这小小的、比较无足轻重的现代美国一个州里的东西，却要在一片广阔古老的土地上分摊给富有活力的大批人民。所以南京面临的问题从一开头就是很难解决的。　　一党专政。1927 一1937 年的10 年期间，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最现代的政府。它是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由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党袭用了孙逸仙提出的政府五权分立制：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其中行政院设外交、经济、交通、国防等12 部，立即成为使其余各院相形见细的最主要的院。考试和监察两院是孙采用前朝科举和监察传统的结果。在实际执行时，监察工作的传统被进一步发展为政府和党双方都拥有的权限很广的秘密曹察。孙所提出的革命三阶段（军事统一、政治监护和宪法民主）的理论，在1929 年宣布国民党专政时的训政时期开始后被付诸实施了。　　自从1924 年1 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采用了苏联式的组织体制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成为政治权威的主要机关。政府高官由该委员会遴选，并且常常就是其中的委员。立宪政治被延期实行了。国民党的各部如宣传部、社会部、侨务部或组织部都作为中央政权的一部分执行任务，但形式上则是属于国民党而不属于政府的。因此党和政府变得不可区分。但这样一来，国民党就成为官僚政治的一翼而丧失了它的革命使命感。早期党对地方行政的监督，它在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它用于审讯反革命分子的特别刑事法庭，都被缩减或废除了。同样，工、农、青年、商和妇女等群众组织也是如此。这些群众运动曾经动员了人民大众起来支持北伐，但现在南京当局对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看不顺眼了。他们阻拦学生运动，把20 年代中期的所有这些活动看作打败军阀的有效工具；但这时不再有用了，因为他们掌了权，可以组织力量进行控制了。由于抱着这种态度，国民党确实蒙受了党员人数减少的损失。到了1929 年后期，它的党员人数仅有55 万，其中有28 万是军人。上海的国民党员主要是官吏或警察。　　收回权利。1928 年统一之后，民族主义首先在“收回权利”的运动上表现出来。这是想逐步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一项努力。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曾规定修改治外法权和关税税则。到了1930 年，南京政府已签订了一些条约，把许多小国的公民置于中国法律管转之下，并公布了新的民法和刑法。旧日的上海会审公癣已被撤消，虽然英、美、法、日等大国尚未放弃治外法权。这一有希望的开端由于1931 一1932 年日本的侵略而突然中断，那时中国和其他外国认为保持列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是对中外双方都有好处的。　　同样，国民党新政府力求实现华盛顿会议关于改革关税的保证。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中国不能保护它自己的工业，或者从外贸中抽征超过约5 ％面值的关税。大部分能抽取的关税收入又早已被指定作为支付外债和赔款之用。1911 年以后的关税实际上是替一个国际银行团征收的。南京政府立即采取行动来恢复关税自主权，并于1930 年实现了这个目标。到那时为止，庚子赔款已大部为各国所退还，就英美来说，它们同南京政府达成谅解，议定其余应退款项仍可由中国动用，主要用于教育事业。　　曾经体现了不平等条约的外国租界，开始由中国收回主权。到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时，除上海厦门两地继续存在公共租界外，租界数目已从最多时的33 个减到13 个。外国在中国驻扎部队、停泊军舰和内河航行的权利仍旧保留，但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已成为国际上反对日本蚕食政策的措施。总的说来，南京政府已开始满足确保中国主权和国际平等这种民族主义的要求。到了1937 年，损害中国独立地位的，主要并非来自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在1943 年终于废除了），而是来自日本。　　蒋介石的崛起　　中国共产党逐渐强大的一个长期性因素，是日本不断企图用军事力量征服中国，这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政治行动，但削弱了国民政府采用军事以外的手段来领导人民的能力。　　日本由于在1905 年击败了俄国，已经在中国东北地区（那里除南部辽东地区外曾是满族的老家）取得了战略上的和满足他们爱国心理的重大利益。日本在中国这一地区承袭了俄国的帝国主义特权后，同它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一起，促进了出口贸易，特别是大豆的出口贸易，并在沈阳四周兴办重工业。当中国的民族主义对这扩张行动的抵抗愈来愈烈时，日本青年军官在其上级知情的情况下，于1931 年9 月在沈阳发动了一次事变，不久就占领了满洲的大部分地区。1932 年3 月宣告成立独立的满洲国，以前清末代皇帝溥仪为统治者。日本从1931 年开始的进攻，迫使国民党继续实行军事化以谋自卫。它的财力物力用于军队，它的领导权落入一位大元帅（委员长）之手，它的各项政策变得更带防御性和军国主义化——提出“先统一而后抗战”（ “攘外必先安内”） ，而不是“通过抗战求得国家统一”。黄埔系的将领和党的组织工作者开始控制了各部，支配了政府的行动，而如果没有出现当时的局势，他们是不可能那样做的。　　政府在蒋介石身上找到了一个军事领袖，因为他既迎合旧传统的需要，又迎合军阀政治的需要。蒋于1887 年出生在宁波附近的士绅家庭，1887年考进北京附近保定的中国第一所军官学校，然后又人东京士官学校4 年。他成了孙逸仙的信徒，参加了1911 到1913 年的革命活动。第一次大战期间，他在上海当了一名小经纪人，过着低微的生活。他的真正发迹是在1923 年孙派他去莫斯科时开始的。他凭狡猾的政治手段和冷酷无情的决心，给国民革命运动提供了一个能够应付并制服各个军阀的铁腕人物。在这方面，他是个用手腕和暴力创建一个朝代的传统英雄。1927 年为了避开治外法权的约束，他依靠同下层社会组织青帮的结盟占领了上海。这种结盟的恐怖统治是以反共开始的，其后又带有同资本家作对的性质，利用威吓、绑架和暗杀从工商阶级榨取了大批款项供南京政府之用。掌了权的蒋介石是个党员，他严肃而热情地致力于中国的国家主义，把它看作同他个人的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蒋在30 年代初期与汪精卫和其他资望比他高的国民党巨头分享权力之后，终于脱颖而出，成为惟一不可或缺的人物。日本的侵略，再加上南京政府由于镇压军阀和共产党军队而引起的国内问题，使蒋显得举足轻重。他曾被人们恰如其份地称为“军人政客”。在一个由军队和将领而不是由选民拥有最后批准权的国家里，他是顶有本事掌权的人。黛安娜？ 拉里从较广泛的角度进行观察，认为他代表了中央集权形式的“一党专政的军国主义”，是为“推翻地区性的武力割据所必需的。　　委员长的大权终于以军、党、政三根支柱为基础。头几届黄埔军校活下来的毕业生形成了忠于他个人的“黄埔系”将领，控制了中国的新式军队。1939 年他成了国民党的终身领袖。他所担任的任何职位其办公地点都成为政府的决策地点。这一切不仅反映了蒋的才能，而且甚至反映了中国政界需要有一个现代天子来进行个人统治的愿望。　　孔孟之道的回响。在地方党部的监督下，通过地方宪兵、秘密警察、新闻检查、教育津贴、保甲制等措施而实行的加紧政治控制，是同国民党在中国复活孔孟之道的措施一起出现的。这种教条的演变从强调民族主义原则开始，由此回过头去向民族遗产寻找能够支持中央政权的政治学说。蒋甚至在19 解年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就拿打败太平天国的曾国藩作为榜样。正如玛丽？ 赖特所指出的，19 世纪60 年代复活儒家治国之道的榜样对20 世纪30 年代的国民党领袖们颇有吸引力，即使那次中兴未能保持传统的儒家秩序。　　到了1934 年，名义上恢复了对孔子的隆重崇拜。同年，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通过重申礼义廉耻的古道德向人民灌输新的社会意识和尚武精神。由于这些古训充其量是意思含糊的，于是就颁布了应用这些古训于衣、食、住、行方面96条具体规则，例如：食勿喧闹，仪容端正，勿吸烟，扣好衣衫，勿随地吐痰，扑灭老鼠苍蝇，动作敏捷，使用国货。通过分布全国的约1300 个地方分会，这个运动力求以家长统治的方式引导每个人在生活中保持整洁。在1934 一1937 年间，其他许多活动利用这个名义纷纷展开。　　极权主义的根子。蒋介石在美国的赞美者没有注意到，他也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信徒，而法西斯主义在30 年代则是一股影响未来的明显浪潮。劳埃德？ 伊斯门指出，当时纳粹德国的军官正在训练蒋的部队。他意识到国民党的革命已丧失朝气，想借鉴国外的办法来使它复兴，因此便在党内建立了秘密派系蓝衣社，那是主要由黄埔毕业生组成的精干人员，都是誓死追随他的。蔽衣社反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实利主义、民主、共产主义、追求私利的个人主义、贪污腐化的官僚主义，以及导致国家屏弱的其他一切病根。和他们欧洲的同道一样，他们极端忠于国家及其领袖，随时准备使用暴力。这个法西斯秘密组织约有1 万名成员，有支部分布各处，其下又有小组每周集会讨论。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在这处处想用军国主义化和独裁统治来拯救中国的做法中，新生活运动不过是一种公开的表现形式罢了。另一种更可怕的分支机构是特务组织，是一个反共、刺探情报、采取恐怖手段的秘密组织，以专搞暗杀、忠于蒋介石的戴笠为头目。　　蒋介石的思想是来自许多方面的大混合：曾国藩为人处世应以道德目的来衡量的见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卫理公会惯常参加仪式的基督徒的虔诚，从日本、俄国、美国以及轴心国家方面来的影响，都被放进他那保守的民族主义框架之内。这些内容大部分出现在他于1943 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原书用中文写成，不是给外国人阅读的。该书为庆祝1943 年英、美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出版，后来成为自由中国青年学习“党义”课的必读教材。它把中国的民族耻辱和其他现代弊端几乎完全归罪于不平等条约。通商口岸造成了哀鸿遍野、证券市场人心惶惶、妻离子散、自私、吸毒、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中国人的自暴自弃和奴性十足的照抄西方方式。除出版此书想以重振道德来激励民族复兴外，蒋又于1943 年印出一本限于官方阅读的《中国经济理论》。在这本书里，他从古代哲学家那里找出了国家控制经济生活的依据。书中反对西方自由企业，要求实行反马克思主义的儒家极权主义。它对中国工业化的指导方针是建设一个有强大国防力量的国家，而不是谋求人民大众的福利。具体地说，蒋声称西方经济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因此他要引述先贤的遗训，重建中国的传统经济。这就为他的一些非西方的思想敞开了大门，例如，他认为中国的土地和劳力是生产因素，但资本不是。蒋提出要把中国的农民都征召到集体农场里，在那里他们一面种田，一面还要当兵。如果人民大众都是亦农亦兵，中国就会强盛。总的说来，蒋抨击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传统，认为那是提倡政府不去干预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相信中国的政府不仅应该安排人民的生活，而且还应该控制和限制他们的需求，从而把“仁”和“义”结合起来。　　复活儒家思想的最积极的推动者是陈立夫。陈的叔父是蒋的恩人，他本人是蒋最忠诚的政治组织者。陈立夫曾在匹兹堡矿业学院学习过。他和他哥哥陈果夫两人专管党的人事工作，陈果夫是培养文官的中央政治大学的校长。陈氏兄弟领导了控制国民党右翼的“CC”派。一般地说，陈立夫提倡把西方技术同儒家的社会准则结合起来，“儒家思想的精神是调整我国文化以适应现代要求的手段”。他主张把儒家着名学者的篇言系统地整理出来，解释给人民。“儒家思想不属于任何特定的阶级”，它实际上是和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相一致的。蒋及其亲信的这些想法，对中国思想毫无贡献，但因为这些是国民党当权者的想法，所以才显得重要。有现代思想的中国人无法从他们那种杂乱无章的复古返祖思想中找到什么方案，以解决使中国适应现代生活这一根本问题。　　由此引起的学生知识界对南京政府10 年统治的不满，可从共产党能够占领现代文艺阵地这一点看出来。例如，20 年代鲁迅被迫离开北京，并对广州国民党人悲观失望。他终于赞同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目标，尽管他从未成为一名党员。1930 年他在上海协助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它的广泛活动标志着共产党在文艺界开始占据优势。　　现代作家从20 年代的主观自我表现上升到严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情况，可拿丁玲作为例子来加以说明。她早期的作品透露出了获得解放的女性内心深处的感受，从而获得盛名和臭名。可是她的丈夫被枪毙了，她自己被国民党监禁了起来。费维凯（Yitsi Feuerwerker ）说，文学是丁对周围“所见恐怖景象的反应”；正如五四运动整个一代人所认为的那样，写作是“对他们那个时代不能解决问题的回答”。但是在30 年代，“由于全面发动的革命似乎是惟一的出路”，文学就日益从属于政治活动了。于是革命把文学当作一项工具而不是把它当作艺术。具有特殊意义的是，丁玲坚持认为“不管怎样来指导文学创作，作品总是通过个人写出来的”（但在1958 年，她的私生活被道德上持纯正观点者置骂，并因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被开除出共产党）。同时，尽管南京政府不能底得文人的拥护，中国经济发展的漫长过程正在开始起步了。　　走向工业化　　交通运输。华中和华南的主要交通手段是古老的水系，这使长江仍为中国的生命线。旧中国不能在这些水路上保卫自己，因此中国的开放是从英美轮船侵占沿海和长江沿岸的帆船运输而开始的。外国人根据条约获得的内河航行权，曾使英商（如怡和洋行）在一个时期几乎垄断了中国的现代水运商业。甚至到了1936 年，中国沿海和内河轮船吨位还有2 / 5 在英国旗帜之下。中国船只所承担的这部分国内贸易比挂英国旗的船只要少。铁路建设曾被尽量推迟，因为前清时期的官员充分认识到它的战略价值，要求在修通之后由中国人控制。从上海到昊淞的第一条铁路是在1865 年提出修建的，于1876 年由外商建成，1878 年被中国当局收购后拆毁。到了1894 年，中国全境只有195 英里铁路。自1898 年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争夺特权后，这个长度到了1003 年增至2700 英里，到了1911 年增至5800 英里。革命前10 年间，沪宁线以及由此北通天津、北京以及西部从汉口到北京的平行铁路线完成了，这是长江以北两条主要的南北干线。第一条中国人自筑的铁路，也从北京往西沿内蒙南部开始修筑。黄河以南的东西干线陇海路也动工修了起来。　　正如阿瑟？ 罗森鲍姆所指出的，铁路建设的迟缓显示出帝国主义势力的遏制作用。给中国修建铁路提供资金的外国合同通常要求由外国方面监督，这就导致管理分散，并在外国器材上投资过多以迎合“西方标准”。这妨碍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铁路系统，而有了那样一个系统，比方说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周转车皮和共同使用机修设备。此外，每条铁路线收费昂贵，免得收人不足，拖欠外债，这也就限制了铁路对公众的服务能力。　　1911 年后，由于军阀混战、列强忙于世界大战和国际银行财团作出新的安排（其目的在于遏制日本及其他外国资本的投资）等因素的结合，也推迟了铁路建设的发展。到了1926 年，中国包括东北在内的铁路总里数只有7683 英里，到了1935 年仍不到1 万英里。随着关内一部分人民到东北定居，铁路比在华南人口稠密的农村和崎岖的山区更容易建成。结果是有1/3以上的铁路在东北境内，为不到1 / l0 的中国人口服务。（到了1945，日本大量投资于“满洲国”在经济上和战略上重要的铁路网，使东北境内的铁路总里数大约相等于中国本部的里数。）　　　　中国人自己修筑铁路的工作因缺乏资金而未能进行。1911 年革命前，地方士绅要求控制修建铁路时，他们提出了在14 个省修铁路的计划，但无法筹措所需要的资金。1928 年后国民党政府的筑路计划也只能束之高阁，因为中国人的爱国情绪对外国的财政控制有反感，而外国方面在无切实担保的情况下是不肯贸然投资的。最后中国政府请外国公司出资购置新铁路所需的外国设备，由中国方面支付当地的修筑费用。积欠的外债重新整理付息，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刚要开始，就碰到日本发动了战争。国民党政府在准备抗击日本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完成了把长江流域和香港连起来的粤汉铁路，以及修筑了长江以南从上海开始向西接通粤汉线的横贯东西的浙赣铁路。　　工业。作为向工业提供的能源，中国煤炭储量据国民党时期保守的估计，可能居世界第四位，与德国的储量相仿，仅次于加拿大、美国和苏联。中国的铁矿资源有悲观和乐观两种不同的估计。较高的估计认为储量可与美国苏必利尔湖地区的相比，或者说约等于俄国的欧洲部分的储量的一半。但中国石油的储量似乎很少。19 世纪如年代在华中武汉附近开办了一个利用煤铁的综合企业，但它依赖日本的资金和市场。英国人在天津以北开办了开滦煤矿。但1 弘9 年以前主要的工业发展是日本人在东北沈阳地区搞出来的。　　满洲无疑是中国的一部分，95 ％以上的居民是汉人，但它同长城以南居民点较多的地区确实很不一样。从前，除了沈阳以南是汉人聚居区以外，满洲直到19 世纪晚期主要还是满族禁区，因而成为俄、日、中之间互相抗衡的焦点。满洲是个未开发地区，有它人口较稀的优点。它的50 万平方英里土地（包括北京以北多山的省份热河），合中国本部面积的1 / 4 ，但据1900年估计，人口只有1700 万。它以后人口的猛增，是由华北的农业劳动力移居所致。　　当日本在1931 年霸占满洲成立傀儡国“满洲国”时，它占有全中国贸易的1 乃。大豆贸易和煤铁向日本的出口，使大连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个港口。但这仅仅是个开端。日本人很快发展了交通运输网，改革了币制，为战略目的推进了工业化。他们在占领东北的14 年期间，投资约2O 亿美元，按日本的财力来说，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除大约日义刃英里的铁路外，满洲还有大约6 万英里的公路。大连、长春和沈阳都成为大城市。煤的年产量达3000万吨。沈阳附近的鞍山钢铁厂每年能生产200万吨生铁和150 万吨钢。在一个有效的煤铁联合企业的基础上，兴建起了许多大工厂，其中有生产机器、化学制品、汽车甚至飞机的工厂。满洲作为一个工业基地，在日本人的开发下超过了中国其余地区的总和。　　与此同时，中国本部的纺织业和轻工业集中在上海以及如天津这样的少数通商口岸和沿长江的城市。这里，中外资金和企业经营能力加上廉价劳动力，产生了带“半殖民地”色彩的中外合营的现代经济。国民党中国的棉纺厂、缥丝厂、小造船厂、水泥厂、罐头食品厂和卷烟厂，合起来还算不上一个重工业基地。制造机器的工作母机仍然缺乏。最近似当代苏、德、日那种经济计划的，是一个在纳粹指导下发展军火和军工生产的计划。　　金融和财务政策。中国旧式的“土”银行（钱庄）是地方性机构，通常是合伙办的，设立的目的在于经手钱款——放款、储蓄、汇款或兑换——但并不从事生产性的投资。虽然钱庄组成同业公会，但它们是分散的，是一种小规模私人经营的形式，主要用无担保的私人贷款来支援小商人。全国范围的汇款业务，曾由着名的山西票号及其许多支号经营。但在1911 年以后，这些传统的机构已经不行了。钱庄一般是在官方扶植下依靠私人联系的方法经营业务的。　　外国银行在通商口岸依靠治外法权的保护兴办起来，以周转外商贸易资金和经营外汇。到1936 年，中国约有33 家外商银行；其中许多银行发行它们自己的钞票。最重要的是成立于18 科年的汇丰银行，资本250 万港币。到20 世纪30 年代，它的实收资本达以2000万港币，储备金1 亿港币，资产总值10 亿港币。外商银行主宰了中国金融市场，不仅是因为它们为外贸提供周转资金，以及在1911 年后保管从中国关税等来源支付外债和赔款的政府公款，还因为它们成了政客和军阀的私款存放库。从根本上说，外国银行的地位建立在它们对外汇和国际收支业务的垄断上面。有时它们竟持有上海白银库存总额的一半。　　1905 年，清政府终于成立了度支部银行，发行钞票并办理现代中央银行业务。这个早期机构在1913 年变成了中国银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是1907 年成立的官办交通银行。在军阀时期，各省新设的银行往往发行大量迅即贬值的钞票。到1926 年，国营、省营和私营的新式银行增至102 家，其中大多数是商业性质的，经营短期债务而不搞长期投资。作为它们主要业务的一部分，这些新式银行开始用发放贷款和直接垫款来为政府筹措资金。　　1924 年国民党开始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为国民革命筹款。中央银行首任总裁宋子文（哈佛大学1915年毕业生），是孙夫人宋庆龄和宋美龄（韦尔斯利大学1917 年毕业生，于1928 年嫁给蒋介石）的兄弟。蒋政府最初用恐怖手段向上海商界勒索了款项后，于1928 一1933 年间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以优厚的折扣把政府公债发给上海的中国新式银行界，取得了他们的合作。1933 年后在孔祥熙（他与宋霭龄结婚）任财政部长期间，南京政府除中央银行和1933 年设立的农民银行外，又控制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四家政府银行都发行钞票，于是，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由单独一个中央银行行使的任务就分摊给了这四家银行。现银流人通商口岸的结果，使大量资金集中在上海，从而在农村经济中引起通货紧缩。到了1935 年，这四家政府银行拥有中国新式银行资本和储备金总额的2/5，以及存款总数的一半以上。　　这样，在1933 年以前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的领导下，南京政府在其头几年已经能够建立一个属于政府的银行机构，大大有助于政府的统一计划。国内公债和外债的整理，以及1933 年银两（旧计价单位）的废止，都是一整套计划的各个侧面，以便把经济的现代成分越来越多地置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控制之下。到了1937 年，全国资金明显地集中在政府手里，为政府控制信用铺平了道路。　　1935 年11月，得到英美支持的币制改革是建立现代银行机构的最后一个重要步骤。美国的白银收购计划已经加深了中国的经济萧条，并且正在吸走中国的通货，造成极大的危害。现在这一改革把全中国的银币国有化，从而停止银币的流通，代之以一种管理货币。外国银行即使享有治外法权，也被迫处于“必须”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地位。现在中国政府能够统一并管理它的财政储备，作为发行纸币的保证金了。这些储备逐渐从白银换成外汇。这样做是为了由国家来控制外汇，并建立一个不依赖于外国的本国银行系统。四行发行的钞票代替了白银和其他钞票。在1936 一1937 年，还没有发生通货膨胀。　　但必须承认，这个过程只在中国的边缘地带、即货币经济集中的通商口岸发展得最快。对4/5的人民来说，更大的问题是农业贷款，以及政府或现代银行怎样能够代替农村的放债者。有些城市银行企图通过信用合作社把银行信贷引导到乡区，并转变人们把钱带到通商口岸从事经济活动的偏向。这事受到华洋义娠会的帮助，该会到1927 年为止在河北省设立了500 多个信用合作社。1937 年政府组织了农本局，试行过许多临时办法。但一般趋向于将银行的农村贷款用于供季节性的短期需要，就象旧式高利贷者的放款那样，而不用于长期的生产性投资。此外，官僚阶级控制了流经政府渠道的银行信贷，在地方上与地主放债者有许多共同的联系。　　国家财政。国民党政府办事不彻底的性质，没有比它的财政政策表现得更为明显的了。中央政府一开头就放弃了对田赋这一有潜力的主要岁人来源的征收权，让各省当局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南京为它的政权筹措经费的办法是向现代经济部门的工商业征税，它本来应该全力扶植这些经济部门的发展的，现在却反而要靠这部分经济来维持生存。　　政府岁入约有50 ％来自海关（在美国约占1 % ）。第二项来源是对大宗消费品如烟草、煤油和面粉所征的统税以及官盐的专卖。这是递减征税法，削弱了低收人水平民众的购买力。官僚机构攫取财源的由来已久的传统继续存在，征收出口税就是这种办法的一个例子，它只是损伤了本国工业，并不能够资助它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改革就仍然是表面文章，并且事实上带有意义颇不明确的气氛。对地方贸易征收厘金的办法，终于随同复杂的银两制一道废除，币制也统一了。可是，要建立有效的预算制度或想把军费限制在某种范围内，都证明是不可能的。经常出现的赤字只好从四个国家银行借垫国家支出总额的大约1 / 4 来弥补，而这种垫款又成为公债发行于国内市场。偿付国内债券持有者的债款，不久就超过了为数巨大的对外债款，于是这些债款的偿付占了政府开支的1/3。　　最后的结果是向穷人所需的消费品征税，来付利息给富有的债券持有人，而这些人很多是南京的官僚。国内的生产投资和国外资本借款，都被这些反发展生产的财经政策所阻挠。在南京政府的这10 年里，农村经济也许仍然是一潭死水，其生产并没有显着的增加。再加上伴随而来的还有自栽国力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增长。这种官僚资本主义体现为官吏和政治集团控制工业和财政，他们操纵政府专卖事业、金融、开发计划和机构，以营私自肥。　　这些有悠久传统的“升官发财”的目标和做法，使南京不能形成一个健全的、有偿付能力的财政体制，更谈不上冲破难关，实现一个真正能够自行维持再投资和工业化的过程了。他们并不利用政府银行的联合机构提供低息贷款以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向政府债券持有者支付高额利息（如果把购人公债时你所享受的折扣算进去，利息高达20 ％至40 % ）和支付极其浩大的军费。这样，储蓄金额就流人政府经常开支和私人投机的途径，而国家的资金来源，即使是为了军事目的，也没有调动起来。　　地方政府　　国民党统治下的地方行政从县向下分布，当时全国已增加到大约2 以犯个县。正是在这方面，国民党政权面临着中国任何政府都必须解决的中心任务：如何从城市基地去统治农村社会。　　在帝制时代，县官的主要任务是征收赋税：田赋、征粮、盐税、关税以及包括货物过境税在内的种种杂税。官吏从村民征来的这种税款，只有一小部分送到北京。每年上缴到京师的税款有固定的分配数额，有时可能要按北京的指示转交他省。但是在呈报的税收中，北京仅收纳一部分，可能不超过1 / 4 。总之，官吏要从中捞取一把，借以为生。知县这个负责收税的官员必须从他经手的公款中取出一部分，来养活他自己、他的税务工作人员和私人幕僚以及接济他的亲戚。　　由于19 世纪的生活日益艰难，有势力的士绅地主家族常能同收税人员做成交易，少纳一些税款；于是小户农家就往往求他们保护，结果大士绅本身就成为非正式的税吏，他们收集老百姓的税款上缴官署，同时收取佣金。大地主家族还可能设有帐户去收纳佃户的田租，并得到当地县官下属的帮助，去胁迫欠租的佃户。这样，当地士绅和当地官吏合力向村民榨取田租和赋税，这种做法对国库并无好处，只会日益损坏政府在人民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在19 世纪中叶镇压太平天国等叛乱期间，地方士绅在维持秩序方面也同样扩大了他们的作用：当时地方士绅主动动员团练，先是作为官方批准的地方自卫部队，接着在达到较高水平的军事化之后成为职业雇佣军或“乡勇”组织起来的流动部队，由士大夫将领个人招募、训练和指挥。曾国藩不过是这批儒将中最出名的一个而已。　　士绅阶级在20 世纪起了分化。1905 年废除了由来已久的科举制后，就不再出现有功名的士人了，同时新式中学堂和大学堂的毕业生都聚集到城市里去生活。身居外地的地主势必多起来，乡下有文化的士绅起了变化，他们的数目很可能比以前少了。在军阀统治下，地方行政同农民生活情况一齐恶化。地主统治阶级不再是全国最上层的士绅，不再受孔孟之道以天下为己任的训诲，他们变得甚至比以往更加狭隘自私。秘密会社如山东的“红枪会”和四川的“哥老会”成为地方上有产家族的工具，以保持他们免受地方民众的骚扰和官吏的敲诈勒索。这些会社组成支会遍布各地，每个支会各有其办事机构、金库和首领集团，能够动员手下的秘密会友，协助各姓大族控制如成都平原那样沃地的乡村。秘密会社执行其计划的力量是那些职业恶棍，而它们的收入则来自保护非法活动：赌窟、妓院、大烟馆或逃避政府捐税的非法市场。与这一阴暗面相结合的，是对正派的普通会员提供保持，使他们能安心进行日常工作，以及让最有钱的地主和官吏当他们的秘密头子。国民党掌权后，有电话、电报、公路和汽车把各地区与城市联系起来，使南京政府和其后的重庆政府能把它们的命令立刻传达到最偏僻的小村。这个政权继续保持着使农村官僚化的趋势。南京派出的新行政官员力图扩大他们的改革范围，并让警察组成反共保安网，来代替帝制时代的县官和士绅。那些改革和反共保安网深入当地的程序，比帝制时代还要历害。以前皇帝任命县官后，让他归省里管辖，现时的中央政府却和县长有直接接触。到首都蒋介石中央训导团受训的人员中，主要成分就是各地县长。同时，中央政府还在各地设立了负责军事、税务、运输和其他事务的行政机构，独立于常规的县政府机构之外。国民党又在各地设立了在中央党部直接控制下的地方党部，与正式行政系统平行。县以下新设立了乡、区和分区，由一些城镇和乡村组成，一直到下面恢复了保甲制之后的基层单位即各户：每10 户组成一甲，互相保证，每户每甲对其他各户各甲的所作所为负连坐责任。这是一种监视制，使邻居窥探邻居，亲属窥伺亲属。　　国民党实行这一套办法的理论是：通过这样层层设立的单位，政府可以在训政时期训练人民，使他们作好地方自治的的准备。1939 年的，国民党政府颁布新法令来改组地方政府。各户可按社团性质比较灵活地组成甲和保。村镇要变成加人社团组织的法人，能够施行其自身的地方行政工作。每保应集会选出二名代表，这两名代表又参加村镇的集会，协助从其中选出的村镇政府首脑进行工作。在名义上，1939 年法令在自由中国几乎所有的县都实行了。但在这一时期，主宰地方事务的是军事和警察当局。没有听说举行过什么选举手续。　　农村问题。回顾南京政府的10 年，我们可以看到，按照理想，新政府本来应该有一项改进农业技术的计划，以解决农业生产这个关键问题。南京很早就想在公共卫生工作方面要求国际聪盟提供技术援助。30 年代和40年代，先后提出过许多谋求中国经济复兴的详细的计划草案。土地开垦、造林、水利、水力发电、作物和牲畜育种、工具改良、改进土地利用率、控制病虫害、仓储设备、土地再分配、减租、轻重工业化、农村工业和合作社、低息农业信贷、普及教育、公共卫生、运输、法制和秩序——这一切都有人提倡，都显然有其理论根据。所有这些工作的首要目标是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这是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政府掌握不了。它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综合性规划，更谈不上予以实施了。南京政府的10 年是西方帮助中国大力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但美国忙于应付经济大萧条和实行新政。国民党中国那些年在许多方面踌躇不前，茫无头绪，没有具体的目标。　　杰出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曾把旧农业状况和做法所表现出来的困境称作“过穷日子的经济”。这种由来已久的靠体力劳动的低水平经济，由于中国人强调知足和克己的美德，得以长期保存下来。由于没有任何别的出路，人们几千年都接受了这种制度化了的贫困农民生活。这样每个人才能在他的亲属圈子里找到适当的地位，安身立命，并且确实感到自己的紧密“结合在社会中”的一分子。中国农民眼光短浅，效率低，饮食简陋，常患疾病，曾使从事现代农村调查的人触目惊心。那些情况确实是旧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它们曾是近世以前欧洲社会的一部分那样。　　旧农业经济不仅生产剩余的农产品不多。就是有剩余的农产品生产出来，也是分配不当的——很少甚至根本不把它投资到改进生产上去。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关系一般是很复杂的；租佃制、分成制以及形形色色的债务关系交织一起。地主土地一般是小规模的，叶陌连绵的大庄园为数不多。大多数农民很可能是独立的自耕农，根本不是佃农。可是他们苦于土地过少或资金缺乏，因此在紧迫时容易受那些略有微额余资的小规模地主高利贷者的盘剥。据一位谨慎的美国学者估计，中国地租占农作物收成的45 ％到60 % ，还不算其他开销。农民普遍欠债，而农债的一半或更多可能是用于非生产性开支的，如买粮食，清旧债，或遇婚丧大事，囿于社会习俗，不得不花钱张罗招待。　　南京统治10 年间，政府对农村缺乏大规模援助的情况，因私人方面日益普遍关心“农村建设”而突出地表现出来。当时制订了许多计划，选定一些地区来研究那里的农民生活，另外还拟定了推广识字教育和改善生活水平的措施。如詹姆斯？ 汤姆森所指出的，基督教教会在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上带了头。西方人最熟悉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部分资助的在华北定县的实验，由生气勃勃的基督徒晏阳初博士领导这项工作。政府在南京附近小心翼翼地展出了一个模范县。这方面最有意义的先驱工作也许是学者梁漱溟在山东搞出来的。梁曾被盖伊？ 阿利托确切地称为“最后的一位儒家”。从根本上说，这都是些改良工作，目的在于给农民一些公民教育，提供一些公共卫生服务以及改进栽培作物和饲养牲畜的科学技术。　　　　从事农村改造运动的人不久发现，经济生活问题的根子深深地扎在社会和政治制度之中。要实现任何一种西方式的民主，必须首先提高生活水平。但提高生活水平又有赖于社会变革。例如，在定县试行的科学改革所需要的经费大于农民所能提供的数额，而成立农民组织以支援当地改进工作，又须经官方批准。改良农作物会引起地租和土地租佃期的问题，增加识字人数则可能使人民大众更多地发出不平之鸣。　　总之，对中国农村旧秩序的任何一方面进行任何一项真正的改革，都意味着整个制度的根本改革。中国农村问题影响深远，要求改革的压力又很大，因此一些改良的行动似乎很可能会触发一种导致革命的连锁反应。　　第11章 共产党的兴起　　毛泽东生平的一些简单事实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在一个4 亿人口的广大国土里，一个28 岁的人和其他十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政党并在其后50 年取得了政权，组织和改造了人民，改变了山河——历史上没有见过比这更伟大的成就。亚历山大、恺撒、查理大帝、欧洲所有的国王、拿破仑、稗斯麦、列宁——没有一个前人的成就比得上毛泽东，因为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古老这样大。　　事实上，毛的成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除非我们注意到那些在他一生事业中达到顶点的几股潮流：第一，中国人民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对西方人然后是日本人人侵，所作出的反应中有了新的高涨；第二，上层文人掀起了领导农民大众改善生活的运动；第三，苏俄通过共产国际输人了它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其中包括统一战线的策略。孙中山只是在他事业的晚期、即他死前二年的1923 年，才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毛和他的同僚们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开始他们事业的。他们开创工作时还得到国民党的帮助。　　头10年的起伏多变　　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有奇特的相似之处。国民党作为同盟会的后继者成立于1912 年并接着受到袁世凯的排斥，在其后的10 年大部分时间气势暗淡，只是在它成立了16 年才开始执掌政权。中国共产党在1921 年成立并于初期力图取得对国民革命的控制权后，1927 年的分裂把它逐出城市，赶进华南的丛山峻岭。它的最终胜利是在22 年之后取得的。它在野时进行了长期的夺权准备。　　初期的国民党领袖和共产党领袖在社会出身上不如在籍贯上有那么显着的差别。孙博士的追随者是城里人，他们往往出身于商人家庭，因而出身于沿海大通商口岸、特别是广州。共产党里有较多的人来自农业地区，特别是来自长江流域中部。后来，共产党补充了真正农民出身的领袖，而国民党却没有。他们之间的一个主要差别是年代上的。国民党的创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旧时代成长起来。共产党人则属于战时和战后完全不同时代的几代人，对新的压力和新的思想十分敏感。参加共和革命的老一代人注定只能完成一半事业，而把现代中国可能做到的变革留给较年轻的一代更彻底地去完成，那是不足为奇的。　　共产主义的吸引力。中国过去有若干方面便于共产主义的进人。儒家的传统使现代学生感到他是优秀学子的一员，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原则，因此有权而且义不容辞地应该起来领导公众事务。官僚阶层垄断了一切公开的政治活动，这种独裁主义的传统自然迫使反对派只能暗中组织运动。过去的叛乱通常都曾从空想的或救世的学说（通常来源于佛教，但在太平天国方面则带有伪基督教的性质）中汲取鼓舞力量。一般人在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有旧家庭制度给每个人撑腰，而造反者则从结义弟兄的身上找到了代替家族的支持。中国的民间故事和文学里常常讲一些为救援被压迫者而仗义行劫的传说。　　中国现代生活的经验加深了这种传统趋向。由于农民的经济困难日益显着（即使事实上没有不断恶化）， 人们自然认为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来进行补救。这项工作对个人来说十分艰巨，必须首先由当权者负起责任——这一切意味着必须实行某种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 - ism ）。孙逸仙已经模模糊糊地指出了这个方向。然而，正如唐？ 普赖斯所指出的，1911 年以前俄国的榜样曾经鼓励中国人民对革命发生兴趣，而不是具体地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在中国，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从一开头就是共产党的专利品。在共产党之前，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过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本着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精神传播社会主义信条。对于那些向往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来说，他们除非参加列宁主义政党，没有别的出路。　　中国任何一个爱国志士的政治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件大事，是无孔不入的外国势力即“帝国主义”，而列宁主义最后也给帝国主义作了一番解释。当马列主义的历史观认定地主和军阀这一对十恶不赦的孪生兄弟是“封建主义”时，许多人就觉得这种历史观完全适用于中国，值得他们相信和信仰。它宣称是“科学的”和绝对“现代”的。它可使中国洗雪近代所受的耻辱，越过普遍发展过程的资本主义阶段，如愿以偿地跻身于世界各国的前列。党将为忠实的信徒作好准备。一个新中国将由此诞生。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像他们同时代的日本同志那样，第一步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着重挑选那些最适合他们国情的内容。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曾是毛泽东的老师，是个积极的行动主义者，他相信人完全有能力改变自身的环境，或者用莫里斯？ 迈斯纳的话来说，相信“人类的良知有塑造社会现实的本领”。这种唯意志论加上强烈的爱国热情，以及对中国人民——农民——作为潜在革命者的深信不疑，成为毛泽东的典型信条。　　另一方面，在日本侵华战争有助于使共产主义运动重振声势之前，有一些原因使这个运动受到遏制，几乎被镇压下去。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在南京为它的新政府罗致了埋没的人才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另一个原因是国民党的镇压措施杀戮了成千上万的左倾青年。但运动迟迟没有进展的最根本的原因也许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以后简称中共）本身，以及莫斯科共产国际决策人所指示并获得中共赞同的以城市工作为主的正统方针。罗伊？ 霍夫海因茨评论说，早期中共“没有及时地重视农村工作”。如果我们追溯党的路线在早期的变化——按“历史规律”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选择盟友和孤立敌人，同时又保持基本目标不变这种巧妙的手段——上述情况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共产国际的困难。1920 年，在共产国际特派员吴廷康（Gregroy Voitinsky ）敦促陈独秀召集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混合小组组成共产党之后，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把他们锻炼成为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他们很早就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但正如韦慕庭（C?M?Wilbur ）所指出的，他们的党员人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满10 阅人，直到1925 年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反帝情绪的高潮，党员人数才增加到10 倍。国民党人数较多这一点，加剧了共产党经常存在的一个问题：怎样根据理论原则来抓住政治机会，从而避免陷入纯属无原则的机会主义。由于共产党需要有合理的灵活性以及有理论根据的见机行事的态度，党的路线就成为很值得研究的题目。　　中共开头便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资本家）以及其他反动阶级（军阀、封建地主等）。他们在1922 年6 月（党正式成立后一年）的第一次宣言中呼吁成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军阀，而在这统一战线中，中共将代表工人（他们像马克思那样，认为一个党能够确实成为一个阶级的喉舌）和贫农，而“民主政党”（国民党）将代表资产阶级分子。　　这个观点违反了列宁早期的决定，即中共必须通过现有的革命运动来进行工作，而不应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冒败亡的风险。于是共产国际不久就宣布：国民党确实地、而且完全破格地是“四个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并声称中共不应作为“党外联盟”（即从四个阶级的联盟之外）而应作为“党内联盟”来搞统一战线，这就是说，中共党员应以个人身份成为国民党员，但同时仍旧是中共机构的一员。1923 年6 月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肯定这一巧妙的想法时，响应了共产国际的声明，宣称国民党“应当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力量”。当国民党于1924 年1 月接受了这种双重党员身份后，双方就开始竞赛，看哪个党更善于利用另一党。当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里取得了关键性的职位。　　共产国际遵循这种看法（为斯大林所提倡，受托洛茨基指责），于1926 年12 月命令中共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左派，因为当时这个政府被认为是三个阶级（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革命运动过渡到排除民族资产阶级（大资本家）的阶段。因此中共作为一个“党内联盟”继续谋取政权，即使它这种隶属于武汉政府的地位妨碍它利用当时农民的骚动。共产国际的“党内联盟”策略最后失败了，这首先表现为武汉国民党左派与南京国民党右派的分裂（ 1927 年2 一4 月），继则表现为武汉政府的驱逐共产党人（1927 年7 月）。　　在共产国际的命令下，这时中共调整了它的方针（ 1927 年8 月）。它谴责陈独秀（他后来又被开除出党）和“党的领导干部”（他们自己也参与谴责）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他们经常犹豫不决，他们提倡那些错误的、不革命的理论……完全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决议不符 简直等于出卖革命。”中共同时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认为革命正在进人“较高”阶段，必须以城乡的秘密策动和武装暴动为其特征。然而，它在口头上仍说有必要“在国民党内部取得领导权”，这话除了支持斯大林以反对托洛茨基外，毫无意义可言。　　1927 年9 月，中共遵照这条新的路线，在湖南举行了秋收起义（由毛泽东领导），并占领了华南港口汕头达一星期之久。12 月，它在广州发动了历时四天的起义（“广州公社”）。这些以及类似的努力都失败了。1928 年6 月和7 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80名以上的代表出席。这是由共产国际精心布置的一次会议，会上试图制订出一条新的路线。它一方面谴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偏差，同样也谴责陈的后继者犯了左倾“盲动主义”偏差，造成了起义的失败。新路线认为革命处于“两个高潮间的低潮”，而鉴于新的“革命高潮”必将到来，中共必须为武装起义预作准备。土地革命是整个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但它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获得成功。1928 年，斯大林竭力主张在城乡一起进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和斗争，以争取群众的支持。以统一战线接管国民党的工作现在改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共产党政权，作为部分地以农村苏维埃为基础的国中之国。这时年青的中共领导人散处在莫斯科、上海、江西和其他小根据地，它的组织已分散。要想取得一致意见是困难的。如理查德？ 桑顿所指出的，莫斯科任命的新总书记李立三有他自己的奢望，他在1928 一1930 年间继续执行早已导致惨败的极端主义的武装起义路线。他命令中共机构尽力组织城市工人，以便举行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他是想利用工会会员以达到党的目标，而不是代表他们为解除经济上的痛苦进行斗争。面对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黄色”（反共）工会运动的竞争，李立三和他当时的盟友周恩来在工作上毫无进展。高潮并未到来，在城市里更谈不上。在1924 年，有2 / 3 的党员被划为无产阶级，另有1/5被划为知识分子。1930 年周恩来报告说，在12 万党员中只有大约2000人是产业工人。此时周反对李并又去莫斯科，那里的共产国际开始对李的计划表示担优。另一方面，毛泽东起初对李的热情表示同情；正如斯图尔特？ 施拉姆所指出的，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共产国际及其中国支部之间的对抗。1930 年夏，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与华南华北的军阀进行了大规模的战斗。在这一动乱的局势下，出现了李立三企图以暴动夺取大城市的高潮。7 月间共军攻占湖南省会长沙的消息成了头条新闻，但没有几天就被赶走。接着李立三下台，并去莫斯科“学习”（直到1946 年才在华北重新露面）。周恩来在承认他犯了“怯懦的机会主义”错误后仍留在中央委员会。这时在该委员会里主宰一切的，是新近从莫斯科受训回来的一伙28 名“留学生”，他们清洗并重组了党的机构，但发现他们在国民党控制的城市里活动困难，于是就想去接收农村里的苏维埃根据地。　　中共头10 年的成败得失，反映了外来思想意识及其制度输人中国并适应于中国之难。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中共领导是一种新事物，他们是一批职业革命家，经过长期的训练，决心按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倾注全力进行组织工作并夺取政权。他们的党不同于借用了类似的列宁主义结构的国民党，所以该党的决定性特点在于他们认定党要作为一个思想意识的实体来发挥作用。从思想上说，领导根据推论的“辩证”理由确定的路线是可进可退的，在处于逆境时可因事制宜灵活执行，它总是牺牲个人，认为在整个事业中个人是可以牺牲的。在实际工作中，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拟定时往往要提防斯大林在莫斯科的敌人，所以其中经常含有两种可以抉择的互相矛盾的办法，这种使中国方面怀有野心的政策执行者可以曲解路线，以便在不可避免的争权决斗中击败他们的对手。　　因此，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经历了头10 年的岁月之后，尽管统一战线政策失败了，却在1931 年产生了一个列宁主义的党。第二个10 年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与中国潜在力量相适应的时代。　　毛泽东的兴起　　毛是湖南人，那个地方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策源地，不仅产生了那批平息太平天国并于19 世纪印年代领导中兴事业的儒绅将领，也产生了1911 年革命的一些领导人物，如孙逸仙手下的军事指挥者黄兴以及组织国民党的宋教仁等。毛的父亲只上过两年学，成为拥有两英亩田地的中农，最后则成为拥地三英亩以上的富农。毛从8 岁到13 岁上了五年小学后，就必须整天在地里劳动，那时他同他父亲就发生了斗争。当他上了高小时年已16 岁，1911 年的革命就要到来了。这时，除了幼年读过的中国小说《水浒传》 之外，他又读了维新运动作家特别是梁启超的书，吸收了民族主义思想。1911 年他到长沙上中学时，年龄比同班学生都大，已经是个领导人物和反叛者。毛当了六个月的兵之后，在他20 到25 岁之间就读于省立师范学校，受到了真正的教育。他于1917 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第一篇文章是谈论通过系统锻炼和坚强意志来进行体育活动的必要性的。毛于1918 一1919 年冬在北京大学渡过了六个月，他在那里不是正式学生而是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一名助手，并参加了李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1919 年早期，毛返回长沙，成为当地五四运动的领袖。他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强调指出全体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当时他还没有按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来思考问题，而是一位赞同当时很多流行思想的折衷主义者。当他在1921 年7 月参加中共成立会议的时候，他年方28 岁，已经组织过工会，领导过罢工，编辑过杂志并发表过文章。他是个朝气蓬勃的领导人，但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从未出过国门，也未接受过苏联学说的灌输。他一开始就是个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气味很浓的人。　　在1923 一1927 年的第一次统一战线期间，毛是国民党的主要合作者之一。当时他已是个杰出的组织工作者，曾在上海国民党部同该党领袖如汪精卫和胡汉民共过事。1924 一1925 年冬，他在湖南养病康复后又去广州，在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宣传部里当行政首脑，甚至还在1926 年1 月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报告。毛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以及该党周刊的编辑。从1926 年5 月到10 月，国共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蒋介石已开始率军北伐之后好久了，这个期间他担任了国民党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总之，在这段时期内，蒋和毛为了同一个总的国民革命事业正在平行的组织中工作。当毛在1927 年初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他的考察报告是送交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在他34 岁写的这份报告中，毛提出了他的预见，认为可以利用普通人民的革命热情和能力来解放农民并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在武汉的统一战线政府里，他带头主张实行土地改革。国共分裂后，毛领导1927 年的“秋收起义”，攻打长沙，被击败后率领残部进人深山。他因“军事机会主义”而在中共中央委员会里落选吕　　毛在同国民党合作的过程中学了不少东西；国共分裂后，他认识到武装力量和游击战术的重要性。他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主要工作在共产党内的组织人员；事实上，正如莫里斯？ 迈斯纳所说的，毛对“党的革命智慧的信心，离一个绝对的列宁主义者还差得很远”。　　毛的战略。共产国际反复申述，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农民。它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一列宁主义方式，认为农民只能起辅助作用。然而，建立农村苏维埃根据地，早就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想法。问题是谁把那种根据地置于比较优先的地位。毛泽东在其着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预先提出了很早以前本杰明？ 施瓦茨称之为“毛的战略”那种思想。毛离经叛道地声称中国的“革命先锋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贫农”。他深信中国的革命必须依靠农民，因此他甚至在共产国际批准以前就着手建立农村游击部队，并创立“苏维埃”（如托洛茨基所提倡的那样）。他以朱德为他的军事司令员，于1927 一1928 年冬退据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区，集合了约一万人，拥有也许可供2000人使用的武器。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地区根据地，要同其他组成部分熔合起来——一个列宁主义的党，来自农民大众的拥护，一支红军。毛在1928 年宣称，地区根据地必须有妥善的粮食供应的战略位置，最好是在两省之间崎岖的天然边界处。毛在那里集结了叛乱力量的传统源泉、即人力和粮食，使他的政纲在形式上保持正统的思想意识，尽管后来他还是免不了被那批来自上海的受过莫斯科训练的中央委员逐步排挤出中共的权力机构。1931 年11 月，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用了列宁1905 年在截然不同的条件下用过的方案。在苏维埃制度下，像俄国那样用纸面上出色的劳动法令优待并不存在的“无产阶级”，并给予比农民更多的代表权。红军作为政党的阶级部队，尤其享有特权。为了确立政治控制，他们既采取古老的农民起义方式，又以阶级斗争名义，用暴力重新分配了土地。但他们并未推行当时俄国式的集体化措施。事实上，江西的苏维埃共和国并不能够慑服其根据地之内和四周建立的所有苏维埃。有些富农和地主，为了同它和平相处，也组织了苏维埃。　　国民党的逮捕和枪杀，迫使中央委员会于1932 年秋放弃上海，避到江西。蒋介石的头四次围剿，即1931 年晚期、1932 年5 一6月和7 一10 月，以及1933 年那一次，都被游击战术遏制住了。那就是把国民党部队引进山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其孤立的部队。但后来到了1933 一1934 年，国民党得到德国人帮助策划，进行了有系统的封锁，并沿途设立碉堡，开始深人进犯苏维埃根据地。红军的阵地防御战证明是损失惨重的。在通过无线电获得莫斯科批准后，10 万名以上的中共人员于10 月间冲出他们在江西的防守阵地，星夜迅速转移，开始了“长征”。　　只有到那个时候，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脱离了同莫斯科的接触，并不可改变地必须在农村求得生存否则即告灭亡之时，那批由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分子才不得不承认毛的领导地位，这事按中共官方历史记载是从1935 年1 月的遵义会议开始的。即使那样，如约翰？ 鲁所指出的，他们仍然还有几年在党的会议上反对他。外部的反国民党斗争通常总同党内的权力斗争结合在一起，那种党内斗争不仅牵涉到人，而且还牵涉到政策，因此，如片冈铁也所指出的，中共党史是“内部斗争的一种工具”。幸存下来的毛，已经给我们写下了他如何进行斗争的经历。　　玻安和战时的扩张。长征就是这么一回事——在不断遭受阻击的情况下，为时整整一年之久，行程达6000英里的一次撤退。詹姆斯？ 哈里森说，“毛领导下的那一群人共行军235 天和18 个夜晚，那一年平均每天大约走17 英里（如果不计休息期间，平均每天走26 英里）。”据毛后来说，“我们靠着两腿不断地走”，他们终于穿过了11 个省份，越过18 条山脉和24 条大河。经历了现已成为传奇式史话的千辛万苦之后。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和不到二万人的军队终于在1935 年后期抵达陕北，并于1936 年底把他们的总部迁到延安。这块干早、烈日暴晒、多尘的黄土地带由侵蚀而成的沟壑割裂开来，车辆难以通行，因此它就成为远离城市灾祸的自然环境，便于人们过一种自食其力的平均主义生活。在延安10 年期间，毛给中共领导人树立了风气。在这离苏维埃外蒙古边界不远的西北地区，第二次统一战线的新篇章展开了，这一次是为了抵抗日本。　　由于全面抗日运动将有助于达到双重目标，那就是使日本不致进攻俄国，使南京不致进攻中共，所以难怪中共和共产国际在1935 年8 月初要呼吁在新的统一战线内进行全国抗日了。这时中共提出要和它的大敌蒋介石合作；但蒋对这项建议置之不理，直到1936 年12 月，那些迫切要求攻打日本侵略者而不愿打本国反叛者的东北军，以惊人的方式在西安把他绑架之后才有所改变。周恩来奉俄国之命出面调停，使蒋委员长获释，当时蒋成为全国抗战运动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达到了他一生事业的顶点。　　1937 年日本侵略中国，也同其后国民党政府力求镇压共产党叛乱一样，在战略上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运输问题。在这两方面，现代化军队的较高攻击力量只有通过交通网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日军在华的头一年半是铁路线上的战役。日本人先通过平沈线运进部队，然后从天津南下，并从北平沿铁路干线分别向南向西挺进。他们窜犯了山东和山西二省。他们从上海沿铁路推进到南京，并溯长江进犯武汉。　　日本的战争机器攻城略地，虐杀掳掠，焚毁村庄，轰炸自由中国。这些行径激起青年学生和农民大众进行抗日救国运动，其范围远远超出了军事方面。几百万人流离失所，约有1400万人应征人伍，家庭被拆散，既得利益被摧毁——大片大片土地上的社会秩序被彻底破坏了。青年学生和农民大众蒙受了剧烈的社会变动，因而对于接受革命的行动纲领有了思想准备。　　1937 年7 月7 日北平附近战事的爆发，导致国共双方第二次适合形势需要的合作，这是一次在爱国热情气氛中开始的不稳定的武装休战，但不久就恶化了。当时共产党人满足南京方面的要求，答应拥护孙的三民主义，不再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放弃用苏维埃的运动方式斗争地主，使它的地方政权民主化，并把他们的部队置于国民党统一指挥之下。这些当然都是战术上的权宜之计，借以在举国抗战的崭新形势下乘机扩张中共的势力。　　这一扩张过程首先是军事方面的。1937 年，红军名义上归中央政府领导，改称八路军。它的部队推进到四周环山的山西省，并由该处挺进到华北平原。抗战第二年，共产党人将其原留长江下游地区的余部组成新四军，并将他们的组织扩展到沿海省份山东。他们所组织的作战根据地，集中在省与省之间较难进入的边界地区，首先是在1938 年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该区后来约有2000万人口。到了1941 年，原先捻军于1853 一1868 年在那里造反的晋冀鲁豫边界地区被合并为另一个这样的边区，人口可能有3000万。到战争结束时，据说已有19 个根据地，大都称为解放区，总人口有7000万至9000万，受大约200万民兵以及号称有91 万的共产党正规军的保护。　　国民党政府从未在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地方上占支配地位，因此无力阻止这种扩张。它的现代化部队忙于阻挡日本在湖南稻米之乡这类地区的主要军事行动，其所受训练是进行阵地战而不是游击战。蒋介石的军队还受到中国军事传统的限制，严重脱离人民。　　综观中国历史，凡是武装起来的民众总要危及原有的秩序，而士兵则总是受人鄙视，始终愚昧无知，由长官滥施调遣，当作雇佣军被收买或出售。军队一向蹂厢农村，残害人民。受政治理论灌输的军队是近世中国的新事物。国民党使它的军事机器现代化的典型做法是：使它新的爱国军官在社会上享有威望，给予农民出身的士兵以新式武器和训练；但尚未达到向普通步兵进行思想教育，要他们与农民友好相处并为农民而战的程度，因为这样做就成为革命的了。毛和朱恰恰为了这个原因从一开始就训练部队成为人民大众的保卫者。这意味着部队要为取自人民的物资支付代价，要帮助住地的农户，要使八路军成为人民的朋友。就像共产党人所说的，“军是鱼，民是水”——军队依靠民众的支持。可以对照一下哲学家荀子（约公元前300一公元前235 年）的话：“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共产党人由于深人人民群众，使他们的行动更加有回旋余地。　　共产党军队与人民群众友爱无间的感情，意味着他们能够大部分省掉中央后勤机构的种种现代设备。利用当地的民工和情报网，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分散他们的军事组织。这就使八路军能够作为一支分散的机构部队进行作战，出没在日军控制的铁路线后面人口稠密的乡村。　　查默斯？ 约翰逊论证说，日本的人侵造成了中国领导阶层的真空。随着日军的推进，当地的政客首先闻风而逃，有时甚至投奔到傀儡政权方面。于是当地就出现了新的领导人，有时地方上的教师变成了游击政府的主席。北京的知识分子，即五四运动精神的继承者，卷起铺盖参加了游击队。他们生活在大自然和普通老百姓中间，效法中国传奇故事中的江湖英雄，敢于为拯救被压迫者的正义事业同忠实的战友担当一切风险。华南华北都有爱国志士迁居他乡，但在西南大后方比较现代化的中心地带，学生们成为国家未来技术发展的象征而仍留在流亡的大学里勤奋攻读。在华北的边区和解放区里没有大学，他们就被吸收为共产党干部。在统一战线初期，共产党地区吸引了一大批富有冒险精神、渴望采取行动的理想家。　　组织起群众的支持。在土地政策方面，共产党人暂时放弃了没收并重分土地的方案，改为赞成减租。这不过是实现了国民党在1930 年颁布的将田租限于收获的37.5 ％的法令罢了。在很普遍的情况下，仍让地主保有土地，保证给他们减低了的田租，并允许他们参加当地选举，因而并没有大批有产阶级从共产党地区外逃。共产党人不再实行他们以前的苏维埃制度，宣布举行所谓三三制的直接选举，将他们自己的代表名额限定为总数的1 乃，而力求把其余2 乃的职位留给国民党和无党派人士。这是根据这种统一战线的理论制定的，即认为在一个联合抗日的团体里，共产党人不去垄断政府职位，反而能够非常有效地发挥领导作用。在实践上，共产主义运动和八路军只能按照人民大众实际支持的程度昌盛起来，因为战争时期是政治上的自由竞争时期，除了共产党政权之外，人们不仅可以选择国民党，还可选择日本及其傀儡政权。　　人民大众是否给予支持，其关键在于中共对抗日爱国战争的领导作用，同时也在于共产党人的经济纲领。这包括军民大生产运动，力求在每个地区做到粮食自给，以及达到棉花生产自给这一较难完成的目标。共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他在凝思。　　产党人在改良籽种和农业技术方面是感到不足的，但他们重视互助垦荒，提倡在农民之间组织变工队、运输互助组和小规模的工业合作社，来弥补其不足之处。由于旧秩序素来反对农户之间有任何形式的合伙往来，以免损害当局的权力，所以村一级农民合作的巨大潜力是现成摆在那里，可供共产党人去开发的。　　同1927 年后在荒野里奋斗和遭受灾难的年月比起来，1936 年以后延安统一战线的10 年期间充满了活力、生气和创新精神。这时的中共并未放弃他们正统的共产主义目标，但他们强调“土地改革”，尽管他们决不是“单纯的土地改革者”。当富于事业心的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在长征后访问毛及其同僚时，他发现他们是一些满怀信心甚至偷快的老练革命家。他们那种朴实的恳切态度以及对农民事业明显的献身精神，在《西行漫记）里描绘得栩栩如生，促使世界各地的读者浮想联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凡来自浓雾弥漫和充满着失望情绪的陪都重庆的外国客人，都对延安那种感人的乐观态度和明朗气氛有了深刻的印象。这时期的共产党宣传工作不受严格的条条框框的限制，只是提出要争取“国家独立、民主自由和人民幸福”（其含义与孙的三民主义相同），而不再强调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阶级斗争、专政甚或那个并不存在的无产阶级了。然而，外界观察者所看到的外表并没有透礴出党的内心目标和方法，也没有透露出它的战时壮大期间组织中央权力机构的问题。　　战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　　毛在1940年提出的三大目标是实行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当时并没有宣扬的第四个目标是建立一支百万人的军队。根本问题是要维持一个怀有远大革命目标的列宁主义政党，同时在抗击日本和改造中国这双重任务中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　　为了这一目的，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是老练、灵活而卓有成效的。按照莱曼？ 范？斯莱克的说法，他们“用尽可能易于处理的措词来限定什么人是敌人，并力求把他们孤立起来”，同时把一切可能的盟友和中立人士与敌人区别开来，引起他们的关心，争取他们的友谊，几乎像选区的政治活动家那样照顾他们的具体需求，然而关于中共最终的独立地位、权力和目标则决不让步。延安的统战工作部在国民党地区派有“统战干部”，以非共产党员的面貌出现，从事公开的、建设性的自由职业，自行交结朋友，决不希望中共给予帮助或承认与中共有任何关系。因此，在自由中国的文化界和政界里，渗进了一些能干、富于献身精神、埋头苦干的爱国者，他们私底下把将来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但他们只与中共的高级人士偶有接触。同样，“友军”政策也深入推行到国民党部队里去，所派去的人员是一些因个人的功绩崭露头角并有一定影响，但尚需等待机会方能大显身手的军人。然而，统战工作远远不只是秘密渗透并在无党派人士中吸收同情者。它也是在抗日爱国的共同事业中表示友好合作和模范献身精神的一种战时态度。　　武装斗争首先是为对付日本侵略者的。共产党人在江西时就已对日本宣战。他们在华北进行运动战的高潮是1940 年8 月以40 万军队在五省同时出击日军的“百团大战”，使日军受到重创，并招致日军在1941 年实行全面的野蛮报复。与此同时，中共部队有时也同国民党军作战，例如在苏北，即靠近上海的长江以北，因为中共打算在那里建立根据地。1941 年1 月，当国民党军队在皖南消灭了中共新四军的一部分时，他们把遇难官兵奉为烈士，因为中共在人们的眼里已经显得比政府更有抗日的忠心和行动，尽管他们轻视政府的命令。这样，抗战使中共内在的战斗精神获得了公开的巨大支持力量。武装斗争可以同统一战线紧密地结合起来，用以对付日本侵略者或曾经十分孤立的国民党死硬派。在统战策略方面，如同在游击战方面一样，他们在发起攻击以前总是设法孤立敌人，并使自己的兵力占据优势。　　中共力量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党的建设。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中共的扩大已经产生了分散现象。它的党员人数从4 万（据毛在1937 年宣称）增至8 万（据周在1943 年宣称），后又增至120 万（据毛在1945 年宣称）。要使中共始终是一个纪律严明、集中控制的列宁主义的党，那就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它的党员大部是新加人的。它比以前更不像无产阶级政党了，尽管那时已把农民称为“农村无产阶级”。同时，它的活动遍及25 万平方英里的面积，在那些地区，旅行主要靠徒步或牲口，迅速的通讯只有靠无线电。只有那些在党、政、军、群（妇、青、工等）各层平行机构搞意识形态协调工作的共产党员才能控制党、政、军、群的组织，这各层机构的首脑通常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党员。彭德怀、林彪等指挥军队，刘少奇管工会。但要保持集中指导，那就必须以列宁主义理论和组织原则来教育新干部（党的工作者）。　　为此，延安的几所党校培训了成千上万名学生，并在1942 年由毛发动了一次在思想上、党内外个人关系上、作风和文风上的“整风运动”。他和他的同僚大量借用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材料，印发一大批文件供深人学习和讨论之用，如：《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反对自由主义）、《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思想》、（论党内斗争》 。在小组会上进行长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群众大会上承认错误和作检讨，成为标准的程序。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统一战线时期的百务纷忙中保持党的战斗力和献身精神，使党员为承担未来的任务预作准备。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受攻击的三大弊端）这专门术语后面，可以看出当时正在花极大力气，来重新教育和训练那些仍旧沾染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道德的新党员。特别是毛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讲话，要求艺术家和作家使他们个人的创造力服从中共政治目标的要求。“为艺术而艺术”是不行的了。同时，整风运动标志着那批空谈理论的“留学生集团”的失势（虽然并未在肉体上被清洗掉）。这批人在莫斯科受训的时间多于在农村工作的时间。他们的部分错误思想无疑是在于他们没有同毛站在一起。换言之，在思想改造中对人员的筛除同时也意味着物色一批忠于毛的人才，因为这位领袖正在建立起他的各级班子，并提出他的施政方针。从此以后，马列主义理论必须应用于中国农村的具体现实，并在行动上加以检验。这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正如l945 年中共新党章中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思想当时就被列人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原则。虽然并不像南斯拉夫的铁托那样要求有一种独立的民族共产主义，但在那战时民族主义高涨和俄国影响低到最低限度的期间，毛泽东思想的这种发展，代表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中国化过程。　　从此以后，它不再是一种外来的纲领了。它的主要成就是在农民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并证明（这违背它自己的理论）共产党队伍事实上是可以不受无产阶级支配的。　　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颠倒，意味着人的思想倾向并不像历史唯物主义所断定的那样来自他的阶级出身。他的阶级现在要取决于他的意识形态；一个聪明的农民可以成为一个“无产者”。这是主观的政治考虑对经济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影响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延安时期供公众阅读的党的路线，是在1940 年毛的《新民主主义论》 中规定的。这是一件颇有说服力的宣传文献，它说明统一战线在当前阶段是必要的，但也重申了党的长期使命。毛把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然后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必须首先把旧的“半封建”社会改变为独立的“民族”社会，这是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打算办成的事。1911 年的革命虽然朝这个方向走了一步，但它只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而新民主主义则将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只有在以苏联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主义援助下，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因此，新民主主义的目标是，在进人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以前，建立一种适合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民主”国家，其中由几个革命阶级联合执政（不是像俄国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形式上，新民主主义应有一个根据选举产生的“民主集中制”政府，这种选举是所有人民都参加的，但应从乡村到全国，通过层层的人民代表大会来进行这项工作。在经济生活上，新政府应当拥有并经营大规模的垄断活动，其中包括大银行、大工业、铁路等，这是符合1924 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在土地问题上，新民主主义将没收并分配大地主的产业，以实现孙逸仙所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毛说，把土地变成农民的私产之后，这种改革将产生出与社会主义农业制度极不相同的制度。　　在文化革命上，毛说五四运动的意义主要在于传人了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在目前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尚未实现，新文化不应当力求成为社会主义的，而是应该以民族的、科学的和人民大众为基础。这样，毛泽东对他的非马克思主义听众温和地自称继承了孙逸仙和五四运动的衣钵；而对马克思主义者，他把自己摆在与马，恩、列、斯并列的地位，作为对共产主义理论有独创贡献的人。事实上，毛的“创新”是在实践的领域而不是理论。他所说的一切都可从以前的文献中找到。他的真实贡献是建立了国中之国——在根据地形成了一个党、一支军队并获得民众的支持。但这在1940年并不值得夸耀。毛用模棱两可的词句迎合了自由派的希望，而实际上却正在造成一个把他们组织在内的机构。　　解放。任何国家在战时的半极权主义体制，当人民的生活在为生存而共同奋斗的名义下被政府动员起来时，可以使人民在困苦中产生高昂的士气。　　　　日军蹂踱，共产党人的组织工作才干，他们目前那种通情达理和温和的态度、他们那种富有战斗精神的和救世的保证，给普通人民提供了一种新的狂热崇拜的机会。解放运动的目的，在于唤醒中国农民大众并使他们活跃起来。文化运动强调木刻形式的绘画艺术，因为木刻能廉价印制大量的版画分发给群众。合唱是战时在中国各地兴起的另一项活动。在共产党地区，合唱同古代农村的一种舞蹈相结合，产生了“秧歌”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它是说、唱、舞合在一起的一种穷人歌剧，用简单的旋律、民间的曲调、一连串的舞步、宣传故事和日常生活题材来为公众提供娱乐，这种方式既给予观众有获得解放的感觉，同时也使他们受到政治教育。让普通男女一起在公开场合跳农村舞蹈和合唱来表达他们的情感，是他们融合于社会过程的一部分。　　群众参与文化、经济和政治活动的结果，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气氛。参加这种战时生活的人受到一种新信仰的感化，对农民群众产生了一种人道主义的爱。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宗教信仰含有这样的革命理想，即人们可以利用现代技术和新的社会组织来改造并丰富农民的生活。普通人的这种信仰鼓舞了干部和部队。为了使革命不断得到群众的支持，党的工作人员接受教导，应去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想农民之所想。只有这样，党的干部才能领导农民群众创造新生活。这种关于解放的精神概念，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有力因素，并且按照事件的必然逻辑，也成了新党专政的理论根据。这个似乎不大可信但却是正确的道理是按正统方法来论证的：革命目的是要让人民大众过上新生活，从改善他们的经济生活入手；只有行使那种足以改变旧秩序的绝对政治权力，才能改善人民大众的经济生活；只能通过集中领导的党组织而不能靠一些不相协调的个人来取得政治权力；一个党只有在它的党员服从明确的党纪时才能发挥作用——即所有的党员都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发表意见，但一旦党作出了决定，全体党员必须服从。按照这样一步步的逻辑推理，党就带有肩负历史使命、不断前进的活的实体的性质，这种实体超越那些在它的事业中耗尽心机的个人之上。由于党对于历史进程具有所谓科学预见，它（或者毋宁说是它的领导人）就成为施加于它本身的一条法律。　　当中共于1945 年4 一6月间举行它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1928 年以来的第一次）时，它采取了关于“联合政府”的灵活路线，使它战后期间的策略臻于完善。在1941 年1 月新四军事件（当时国民党军队攻打了长江以南的一支中共部队）后，政府加紧了对中共地区的封锁，其一部分的目的在于阻止中共通过中亚与俄国接触。从那时起，政府除了注意日本之外，还同样密切注意共产党人，因为无论如何日本显然是会由美国去对付的。当时中国人普遍担心，第二次大战后将接着发生内战。重庆和延安都对这种担心作出反应，答应要用“政治”而不是用军事来解决彼此的分歧，于是在1943 年初就开始进行商谈。　　这时毛按照他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宣称，中国既然还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需要有一个“包括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代表的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这句话可以按照情况需要，把它解释为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联合，如同以后在1946 年将要提出的那样，也可以把它解释为同一些小党和自由主义分子共同反对国民党的联合，如同1949 年所做的那样。同时，这条路线对于自由中国那些具有新的思想但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特别具有吸引力——教授、学生、新闻记者以及有文化并受过专门技术训练的人士，他们形成了战后从事建设的基本人才。　　到1 弘5 年战争结束时，中共已在它自己的地区内开展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由中央控制的运动，对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中共的对日作战活动比国民党政府少，它又没有城市行政和现代公共事业的负担，因此它就准备在乡村夺取政权。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它才成为美国政策的一个直接的、不可回避的问题。　　第三篇 美国与人民共和国　　第12章 我们历来的对华政策　　越南问题使我们看清楚，我们过去同东亚的关系需要有新的通盘认识。我们同那里的关系归根到底是否总要依靠炸弹和枪弹，或者至少要依靠我们手中掌握的炸弹和枪弹进行威胁？还是说我们依靠军事火力是新近的事，是新近的轻举妄动？答案是一言难尽的。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西方在东亚的地位靠武力维持，但通常是欧洲的武力，很少是美国的武力。在民族主义和现代技术传播到东亚以前，用不到那么多的武力来维持西方的地位，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现成的枪炮。我们在越南使用暴力，并非由于缺乏先例，也并不是由于举止失常，而只是引起灾难性后果的过时措施，做得同我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仿佛19 世纪的炮艇外交原则（利用优势炮火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当地统治者）可以扩大使用，从外部胁迫整个民族。　　对我们自己进行新的通盘认识，首先需要有一套概念。我认为这套概念必须来自高等学校的各种学科，因为它们代表着我们的思想是怎么组织起来进行分析研究的。我们是从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角度来进行思考的。当我们描述过去的情景时，从所有这些角度得出的见解都有助于我们作出历史的综合。对于一个虚心考察问题的人来说，任何一种探求单独因果关系的方法都不可能是充分的。无论是原罪还是阶级斗争都不是了解我们过去行为的惟一线索。其次，新的全盘认识需要我们承认自己过去同东亚的关系具有某些基本特征，首先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劲头是总的西方帝国主义扩张行为的一部分。　　美国的扩张和英帝国　　在美国建国的头几十年里，在铁路打开了中西部以前，合众国是大西洋文明西部边缘的小国。它关于民主的革命学说是要在权利法案和法治所给予的保障范围内，在贸易、旅游、改变宗教信仰和一般的自我发展方面，给予个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行政管理以及个别人的政治特权是要受到严格限制的，从而所有的人都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利用。我们早期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路进行的。小詹姆斯？ 菲尔德描述过我们早期的商人是怎样围绕英法控制的地区，在地中海东部做生意的。把土耳其鸦片从士麦拿运到广州去的波士顿商人，是美国向外扩张的三股势力——商人、海军武官和传教士——之一。这些人起初在地中海的活动比在远东来得活跃。通常以西班牙马略尔卡岛为基地的美国海军地中海分舰队，对“北非海盗们”（指摩洛哥、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当地的统治头目）执行了炮舰外交，主要是为了保护那里的美国商人。我们最早的海外传教士是在19 世纪20年代开始出去的，主要派往地中海东岸地区和奥托曼帝国。　　这样就逐渐形成了美国向外扩张的一些特点，并在以继续用之于东亚。首先，我们和英国人是表兄弟，由于英帝国的关系理所当然要受到人们的谴责；但我们也沾了他们设施的光，如马耳他或香港的港口，并且还仿效他们的许多做法。当时的伦敦毕竟是世界贸易中心，我们是巴不得参与其中的。第二，我们已经准备要求享有治外法权。例如，我们参加了接受土耳其的投降条款，使我们在那里的侨民可以和欧洲人一样不受奥托曼帝国法律的约束。第三，我们要求机会均等，从而要求享受最惠国待遇，这们我们就能够向英国人和其他帝国主义者表明，在公平待遇下，我们美国人的事业精神和聪才智是能够作出什么样的成绩来的。　　最后，在与当地民族打交道时，美国的民主主义者总是以我们国内新的民主制感到自豪，总是愿意用国家独立、改革和社会平等之类的主张去帮助当地的反叛者。我们感到我们自己是恩赐的一方，并有自我陶醉之感。在整个19 世纪，我们派出国外的传教士愈来愈多，这不过是我们这种总的态度的一项表现。由于英国人己经主宰了印度，我们起初从事传教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奥托曼帝国。到19 世纪末，随着奥托曼帝国这个“欧洲病夫”的衰亡，我们发现中华帝国这个亚洲病夫是进行传教工作的主要场所。　　在近东和远东的这种传教活动，显然仅限于文化方面，是美国国内社会准则的一种表现。它所用的是17 、18 世纪向美洲印第安人进行早期传教时的方法。皮尔斯？ 比弗概括说，这些方法“包括首先强调讲道，建立教堂，认为传播福音和传播文明是一致的，实施普通教育，翻译《圣经》 和编写当地的方言文学，招收并培训当地人做牧师传道和教师，建立教会驻地，并成立某种程度的基督徒聚居区”。我们在近东和中国的传教活动，都带有这些特点。　　我们横越太平洋的扩张过程，是以广州贸易、捕鲸业和西北海岸的毛皮业开始的。当时这些活动都从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沿岸各州通过海道进行。但是，当我们在北美大陆往西勘探并定居之后，我们在19 世纪40 年代，开始把横过太平洋进行的接触，看作美国“注定命运”的自然延伸。雄辩家口中描述了世界帝国从古代的近东经希腊、罗马、西欧，并继而横越北美中西部大平原向西推进的过程。最后到了19 世纪80 年代，美洲本土的边疆开始消失了，同时自愿到外国去传教的青年学生感到在中国这个新的边班是大有作为的。　　美国在亚洲的边孤，跟北美中西部大平原的边疆截然不同：我们在那里发现的，不是能让我们随意开垦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而是古老的中国。这个新的陌生的人类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终于也引起了我们同贪婪一样多的同情。我们开始对中国采取了在国内业已养成的态度。这就是锐意扩张、冒险进取和孜孜谋利的态度。在这种态度的支配下，个人主义、进步、发达、改善一切等思想成为人生的规律。在上海的美国商人侈谈通商对人类的好处，传教士则大讲其怎样把异教徒从罪孽状态中拯救出来。美国向中国的扩张不仅是经济的、宗教的或民族主义的，而且是所有这些扩张性质的总和。　　　　美国的这一活动主要由私人或私营机构进行；美国政府很少带头干。不像重商主义时代欧洲人所实行的那种扩张，我们并没有成立股份贸易公司，其中设有武装船队和半官方的商业行政人员；我们早期新英格兰人是作为商业冒险家去远东的，每次在一艘小船里载上几个小伙子和大人。他们把年青美国特有的人生哲学也带到远东去：他们着眼于谋利、创新和发明；关心个人的道德品质和挽救灵魂；干劲十足和满怀自信。在美国商人能赶上英国商人之前的几十年间，美国教会从19 世纪30 年代伯驾（Peter Parker ）在广州设立着名的眼科医院开始，在人数和财力上很快就可同英国教会相匹敌。教会赞助者所居住的地区曾是培养我国对华人道主义的苗圃，这种感情有时能影响国策，有时则遭受挫折。　　　　美国在非正式英帝国范围内的作用。1784 年后，我们去广州的商人已经发现英国是那里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国家。他们一边利用英国银行业的方便，一边继续谴责英国的帝国主义行径。“非正式帝国”这个概念当然只是个不完全的概念，它表明了一个外国能够控制当地局势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全部的那种不彻底性质。然而，英国在东亚操办的一套不平等条约体系使外国人成为同当地统治阶级并起并坐的特权阶级，当然就具有帝国的一些特征。这套体系靠外国在当地的海军兵力和炮艇外交来维持。敲开日本门户的，是在北非海岸进行炮艇外交而一举成名的舰队司令佩里，这件事实不过证明了这样的规律：美国人是非正式英帝国的小伙伴，但在英国的扩张过程中有时也能起带头作用。　　这个英美关系起初是很不平等的。英国是势力遍布全球的更大更强的国家。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忙于发展国内经济，在对华贸易中只处于极其次要的地位，它在东亚海域的海军力量也仍然同样是微小的。因此美国人分享了非正式帝国的收益而不必亲身体验使用武力的费力工作。英国外交当局必须学会如何作出困难的决定，怎样估计后果，并在其后承担的这一切。例如，当清廷在1860年扣留带着停战旗的英国主要和谈使者巴夏礼时，额尔金勋爵感到必须对清政府进行报复而不伤害中国人民。他的解决办法是下令焚毁北京城外的圆明园。这只是英帝国每天必须作出的几千项决定之一。美国人却没有多少相类似的经验。　　美国在华地位曾是英国的小伙伴这种关系在美国档案里并不总是明显的，因此常使历史学家发生误解。对一个研究美方史料的学者来说，海约翰以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在档案里记载得不多，谈起来味同嚼蜡。少数外交人员信件中稍为有一点不太沉闷的材料，主要是像1853 年任美国驻华全权委员的那位干练的业余演说家马沙利那样的反英怒吼。研究美国史料的学者往往引用马沙利的话，因为他宣称我们有义务支持大清帝国反对英国的阴谋。但他在华的时间很短，所知道的事实不多，又缺乏得力的助手，所以他的信件只能表明一种态度而不能算作政策。英帝国主义在中国沿海经商，并不特别排斥别国。美国在这早期的实际政策通常是默许英国的政策，只是偶尔发发牢骚罢了。　　赫德在建立中国海关时，聘请了美国麻省坎布里奇的杜德维，杜又招了4 名哈佛大学1874 年级学生进中国海关，主管监督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这件事同美国的政策毫不相干。那只是美国的私人通过北京清政府政策的媒介，参与了英国的政策。　　1922 年后，使英国海军继续在远东占优势的英日联盟结束了，美国在华的影响和活动才开始超过英国。上海工部局和香港码头仍是英国人的禁育，但20 年代和30 年代的12 所教会大学主要是美国人办的，一些大的商业公司如英美烟草公司则是英美合营的。30 年代纳粹德国的崛起使人看得很清楚，阻挡日本向华扩张的外援势必主要来自美国而不是英国，当时美国也成了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超过日本和欧洲。南京政府的10 年是承平时期美国的影响达到项点的时代，接着在4O 年代美国又在中国作出了巨大的军事努力。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美国继承英国的地位成为活跃于中国的主要西方国家。　　美国对于中国的两面性　　我们在为反对英帝国而进行的独立战争后不久进人了中国，其方式是一面仍旧抨击英帝国的坏处，一面要求分享它的好处。这就使我们的对华政策带有一种奇怪的两面性，在思想和实际行动上产生了差距。当时在中国的主要现实状况是不平等条体系，但这是英法靠武力争取到的，并且仍然靠它们的武力来维持，所以美国政府就认为它对此不负什么主要责任。我们的基本想法是取得我们的一份特权和机会，是一种“我也要有份”的政策。　　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革命传统，自觉地反对殖民主义，怀疑欧洲人施展阴谋，总觉得我们在早期避免从事帝国政治甚至强权政治这一点上比他们纯洁些。但与此同时，由于我们要求最惠国待遇，我们毫不犹豫地享受了治外法权带来的一切半殖民地成果。在日常生活上，甚至最不受人重视的美国公民——事业失败后逃债的人，为求资助家庭而出国谋生以取得汇款的人，无票偷乘船只的人，以及冒险家——当他们在上海登岸之后，就摇身一变，被当作上等人看待。他们像中国士绅一样，被认为是高出于群众之上，是不受当地警察欺压的。普通美国人刚坐人力车时，觉得被一个当马的人拉着，有点不好意思，但很快就接受了他的优越地位，认为东方生活和有廉价劳动力在身边伺候是很愉快的。甚至平等思想很深的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中国等级社会的现实情况。　　我们口头上大道理谈得很起劲，而官方的行动却十分有限。这种惊人的差别，在我看来有时是从上述那种又想要又不想要的矛盾的生活体验中产生出来的。我们不愿放弃让中国人民享受民族自决和个人自由的理想，但我们不知怎么从来不能采取行动，使这些理想成为现实。我们珍视这些理想，把它们当作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的现实却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两者始终不能调和一致。结果是在执行我们的传统政策时助长了人道主义的理想与策略上的现实主义之间令人感到困窘的分歧。美国的远东政策素以合乎道义着称，其值得注意之外是我们从未认为战争是政策的实用工具。我们毫不迟疑地对日本侵略作出道义上的有力谴责，但同时却绝对不考虑为了支持我们的道义和外交立场而开始作战。结果就产生了一种不正常的局面，例如1931 年的史汀生主义拒绝承认满洲国以维护我们的荣誉，但同时仍将战争物资出售给日本。　　我们没有能够把道德理想转化为积极的对华政策，我们那种有时几乎是不负责任的雷声大雨点小的行径还受另一种格局——即时而干劲冲天时而无动于衷——的影响。我们长期以来对东亚的关心时冷时热，这是由美国生活中许多复杂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这样一件事实，即那时我们并不像英国那样要依靠海外贸易。我们去广州比人家晚，但我们进人加利福尼亚甚至还要晚一些。西班牙人，以及一度是俄国人，都比我们先到北美的太洋沿岸地区。（促使美国在1823 年提出门罗主义的因素之一，是1821 年俄国沙皇颁布放令，声称北纬51 度以北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归俄国所有。）我们在1818 一1824 年期间的几番努力，使我们在北美大陆上的立足点伸展到太平洋；但是，在墨西哥战争、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佩里打开日本门户、40 年代50年代向西推进之后，是另一段无精打采的时期。华盛顿对它向太平洋彼岸的扩张在很长时期内不感兴趣。在东方的美国人曾多次提出计划和建议，但美国政府不为所动。从广州前往台湾的美国人考察了该岛，修筑港口，升起了美国国旗，运走了大约78 艘价值达50 万美元的船货，并怂恿驻华美国专员倡议割据该岛。对于这个建议，国务院甚至不给答复。当俄国人鉴于阿拉斯加战时不易防守，承平时期又无利可获，而于印年代决定出售时，国务卿西沃德很难说服国会批准收买。众议院拖了9 个月，在俄国公使花了几千美元贿赂之后，才通过了拨款法案。在这种对东亚问题言行不符时冷时热的现象背后，我们也许可以觉察出文化差异这一难以处理的问题。我们关于中国的民间传说和公众态度，使人产生一些不一致的印象：异国情调的、理想化的或惘然若失的。这些印象在我们历来的思想中都同时存在过，但始终调和不起来。　　用猎奇眼光看待中国的人，通常强调文化上的种种怪现象：男人有辫子，妇女裹小脚，文人留长指甲，吸食鸦片以及近世以前的其他外部标志。喜欢听人咬狗之类故事的读者，还可以从“中国人吃耗子”这样的珍闻中得到满足。猎奇者又大肆宣扬西方人津津乐道的所有“中国的”东西，如“杂碎”、月形门、卖给旅游者的精巧手工艺品等等。他们强调别具风格的东西。“中国每样东西都同我们相反。”男人穿长袍而妇女穿长裤。书是从上往下从右往左读的。汤最后送上餐桌。丧服白色，新娘穿红衣。姓在名前。罗盘针指向南。左边是上座等等。美国人的俏皮话如“孔子曰”、“鬼机灵的中国人”和“莫测高深的傅满洲博士”等也属于这个范畴。还有一些猎奇传闻，是所谓中国人毫不计较所受的苦痛以及东方式的非刑拷打传统，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这些现象分别同经济生活水平和政治生活水平较低有关。　　用理想化的眼光看待中国的人有更多的内容可谈。这可追溯到18 世纪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贤君明主的专制政治，认为可以当作欧洲模仿的模样。在这种对中国怀有好感的看法里，包含着我们对东方智慧的尊重，因为这种智慧曾经引起埃默森和新英格兰先验论者的兴趣。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和传教士怀着中美之间的结成“特殊关系”的想法，认为基于共同的特点、社会准则和相互尊重，可以结成一种超文化的友谊。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曾把爱好理想化的感情施之于1943 年周游全美的蒋介石夫人以及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党八路军游击战士这样一些迥然不同的人物，这两种人物都被怀有明显偏爱的美国公众认为具有不可思议的品德。当美国仍向日本供应战争物资的时候把中国的抗日战争理想化，这无疑是因为内心有愧；但我们周期性的中国热中还有美国民从的其他心理因素，特别是我们对后人的同情心。1894 年，中国还是一个庞大的古老帝国，而日本是个刚冒出头来的向西方学习的学生，那时美国舆论同情日本的对华战争；根据这个同情弱者的原则，我们在1904年又同情日本的对俄战争。只是在1905 年以后，当日本行将成为远东的最高权威头目时，我们才开始对日本怀有戒心。30 年代的美国舆论支持装备不足的英勇中国爱国者奋力抗击日本的侵略。这种情绪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战争初期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上。然而，当中国共产党人以少数势力代表农民的利益同压境的蒋介石大军进行苦战时，我们这种对弱者的同情心理又倾向于共产党人。我们对弱者命运的关心，随着交战双方谁的事业看业比较正义以及谁比较弱，使我们把同情心从交战者的一方转移到另一方。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间，既然美国奥论对日本、蒋介石或中共的看法发生那么大的变化，这三方本身是否有了同样大的变化呢？　　对中国表示失望的看法有案可查者甚多，因为19 世纪的美国人作为人类进步事业新的热心倡导者，发现中国腐败，确实陷于贫困、肮脏、疾病、贪污、盗窃、混乱，并且它自己显然不想设法改变这种状况。有志改革的美国人总是愿意提出种种建议的，但看到中国问题成堆，不免英雄气短，同时又对中国人的无动于衰而感到气愤。在美国，关于中国人嗜毒、缥妓、缠足、娶小老婆以及各种各样一言难尽的罪恶情景的描述，使心理不健康的人为之兴奋不已，而异教徒的偶像祟拜和堕落行径又使虔诚之士震惊失色。被带去帮助开发加利福尼亚州的移民华工，到1880 年占该州人口的1 / l2 ，而在19 世纪70 年代和80年代加州及其他西部各州的反华暴乱中，有好几十名华工被杀。但是，1882 年及其后若干年的排华法也受到东海岸情绪的支持。这些法案表明了美国人的许多恐惧：中国人在文化上和种族上是不能被同化的，他们较低的生活水平直接威胁着公共卫生，他们的出现会助长奴隶制的蔓延，另外新的工会又害怕他们在经济上的竞争。排华法案使种族主义成为我们的国策。大城市的唐人街变成了全是男子的化外集居区。仅有的那种被允许进人美国的中国上层阶级来访者，常常受到侮辱和刁难。　　在中国，那些响应号召成为传教士的美国农家子弟在受到中国上层知识界的敌视和一般民众的淡漠对待后，发现他们基督徒的忍耐精神受到严峻的考验。明恩溥牧师在其所着《中国人特色》（ 1890年）一书中表达了传教士宽厚的但有时带点苦闷的沮丧情绪，因为他们发现中国农民的耳朵里听不进进步的思想和福音。明恩溥牧师对中国人心理的分析在美国和日本都受人钦佩。他那些披上社会科学外衣的徒子徒孙可以在卢西恩？ 派伊所着《中国政治生活的精神：从心理文化方面研究政治发展中的权威危机》 一书中找到。同时，这种失望情绪也集中体现在通商口岸商人们的“上海心理”上，那些商人对中国人品格的鄙视在20 世纪20 年代甘露德所着《中国有什么毛病》 一书中有概括的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失望情绪具体表现为美国军人厌恶中国人又穷又脏，并因战时生活的苦闷和满腹怨气，使这种失望情绪更有所滋长。1950 年中共制造了细菌战的指控，还有他们在朝鲜给予美国俘虏的那种待遇，似乎都可以作为例子，用来说明现代极权主义在一个落后国家会干出怎么样坏透的事情。我们早先曾对那个有着健壮农民和可爱学生的国家怀有一种以恩人自居的热情，但冷战使这种情绪逐渐消失了。　　探讨美国方式的学者只是刚开始研究我们对中国的恨爱互有的矛盾的印象。这些印象形形色色，叫人分辨不清，但有一件事实显得很突出：在1949 年以前的中美关系中，中国总居于弱者的一方，处境困难，铐受我们的关注和慈善性的赠与。美国总是处在优越者的一方，没有处在那样的困境，能够给予帮助。这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毫无疑问，我们那时喜欢这种关系，正因为它是不平等的。　　1972 年尼克松总统引人注目的访华之行，开辟了另一个高度热情的时期，其后逐渐减弱，变成混杂的感情。现在我们面临着双重的问题：承认中国与我国的不易减少的差别，然而又要把中国当作一个成熟而独立的平等国家看待。　　门户开放政策的演化过程　　海约翰在1899年的环境下提出了门户开放照会其所含的意义是与后来同这些照会联系在一起的对华仁慈传统截然不同的。这些照会正是在我们实行领土扩张之际提出来的，当时我们吞并了夏威夷，通过1898 年同西班牙缔结的和约取得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关于1899年的和约取得了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当时德国在中国的山东省获得了立足点，俄国在南满取得了基地，而我们在太平洋弄到手的，不仅是一个而是几个海军基地，外加一组群岛。　　“依靠各贸易国家的集体势力”以保持中国对贸易的门户开放思想，最初是英国人提出来的。国务卿海约翰借用了这种思想。当他于1899 年8 月要柔克义起草照会时，后者征求了中国海关税务司英人贺壁理的意见。贺壁理曾是赫德最亲近的同僚和助手之一，而当时赫德则是主张各国在华贸易应平等课税、商业机会均等的主要人物。他作为北京总税务公司所采取的政策与英国外交部的政策不同。　　海约翰1899年9 月的门户开放照会采纳了赫德的观点，没有提到要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也没有限制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扩展。照会主要是关心保持中国的关税收人。照会首先提出（l ）每个国家不应干涉其他列强在其势力范围内的既得利益，然后提出（2 ）只应由中国政府征收关税，并且只能按中国的条约税则征收，以及（3 ）一个占有势力范围的国家的公民不应取得在港口税或铁路运费上的优惠待遇。只是到了俄国乘义和团事件之机开始占领满洲时，海约翰才在1 仄幻年7 月的补充照会中提出中国领土完整的问题。　　中国的完整问题。门户开放起初是一种政治原则而不是法律原则。它在1900年以后的许多场合以政策声明的形式在双边条约中表达出来，但到了1922 年人们才用一种对各方都有约束力的法律形式加以阐释。原则本身有它的发展和扩展过程。1900年7 月的第二批照会在措词上要肯定得多，表明要维护中国的“领土和行政的统一体”，这一短语其后又改成“领土和行政的完整”。这反映出俄国很快进占满洲这一事实是违反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的。因此到了1900年，海约翰把他的原则确实发展到了反对任何国家扩充势力范围的地步。1902 年的英日同盟有用了“机会均等”这样的措词。这完全符合英国人要求为贸易开放门户的想法。但在其后的声明中，除把“机会均待”用于商业外，也把它用于“文化”活动，并且还使它含有“行动”自由的意思。到了1938 年，美国的政策声明中经常含有“自由竞争”和“公平待遇”的词句。　　这样，门户开放原则就发展成为两条主要原则：保持中国的完整以及一切外国人在中国都享有平等待遇。说穿了，中国的完整这个原则只是一种策略，用来防止像俄国那样的其他国家攫取如满洲这样的中国领土而把我们排除在外。在20 世纪初期，海约翰还觉得他曾“为中国佬办了一件大事”，但正如迈克尔？ 亨特已经挖苦地指出那要，美国人实际上无视中国的利益，并纯粹由于“无知……情报失实和偏见”而犯了大错。然而，中国的独立合乎美国人的心意，认为这在政治上是公正合理的。直到最近，它还适合于弱国应享民族自决和主权的原则，这是我们的主要政治观点之一。　　国务卿拜兰在19 巧年和国务卿史汀生在1931 年提出的不承认主义，是我们用以拒绝承认日本损害中国完整的一种主张，而这也只是对“完整”概念本身作出的推论。作为一项原则，不承认主义也象我们援引正义准则的其他措词一样，根本不起作用。在30 年代日本侵略的较后阶段，国务卿赫尔强调了同一思想的另一方面、即干不干涉主义。这成了他白费心力地猛烈抨击日本的一种道义武器。在1949 年，人民共和国还没有知道它能够从门户开放中得到什么好处，就断然地把“开放的门户”关了起来，但它在我们的思想上仍有某些残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力求通过集体行动来执行它的对华政策。这同我们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拉丁美洲，我们的门罗主义不许欧洲国家和美国采取集体行动。它也同我们的欧洲政策不同，根据当时的欧洲政策，我们没有加人国际联盟，因而实际上把欧洲问题让英法两国去解决。只有在远东，我们才带头主张通过列强的协商来共同采取行动——例如通过1921 一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特别有关中国的九国公约。九国公约以扩充的形式把门户开放原则法典化了。1928 年，集体行动在理论上得到凯洛洛一白里安非战公约的支持。美国也曾派遣一名代表参加国联调查团的针对日本的集体行动，该团于1931 年毫无结果地调查了日本强占满洲的情况。在30 年代，史汀生和赫尔的外交政策一般都遵循集体的或至少是平行的行动路线，作为调动外交压力来阻止日本侵略的最好手段。这只是在孤立主义时代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仍属无效的办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成为采取反侵略集体行动的另一工具。我们积极参加了它的活动，击退了1950 年6 月北朝鲜对大韩民国的进攻和随之而来的中国干涉。然而，我们60 年代在越南的冒险行动，除了从南朝鲜这样一些受我们保护的国家得到帮助外，未能获得大量的集体支持。越南问题确实向我们提出了关于我们在东亚的目标这些根本的问题。　　头国利益的性质。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已经大量夹杂了想象和希望。保罗？ 瓦格把它描绘为“关于中国市场的神话”。事实上，30 年代我们在中国和日本的金融投资大致相等。美国在华的投资主要是直接投资，不到2?5 亿美元，而在日本则主要投资于债券，也略为少于2?5 亿。事实上，我们在远东的全部投资只占美国海外投资总额的5 ％或6 ％。而且，我们在华的金融投资只占在华外资总额的极小部分，远远小于1 / 100 如果我们再来看一看外贸的情况，这方面的数字也不能证实作为我国外交政策惟一来源的经济因素决定论在发挥作用。在30 年代，日本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 % 到9 % ，而中国还不到此数的一半（即使仍把满洲看作中国的一部分）。日本的大量外贸有1 / 3 是同美国做成的，我们全部远东外贸的2/5是同日本进行的，只有大约1 /5是中国进行的。我们在华的教会投资从钱数来说约为4000万美元，但从思想感情方面的投资来说，当然要大得多。不管我们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美元和美分甚至在商人的心目中也不是我们对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在国务院里起作用的是感情而不是金元外交，这一事实已由多萝西？ 博格对1925 一1928 年时期的研究所证明。她明显地指出，国务卿凯洛格的对华政策所依据的是一种“近乎直觉地简单反应”，而这正是20 年代一般美国人对中国的典型态度。他希望尽快废除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完全独立。他要在中国的各派之间保持中立，不相信那里存在着布尔什维克的威胁。1927 年美国人在南京受袭击的事件发生以后，他始终拒绝采取制裁手段。另一方面，他同样抱有坚决的态度，只愿同一个代表统一国家的中国政府打交道。他不想以任何方式促使中国分裂成为两部分。当1925 年中国爆发强烈的排外情绪，使各条约国和教会人士大为吃惊时，上海的外国商界人士很快就相信，这次中国人的排外运动是莫斯科阴谋策划的。许多人竭力主张进行干涉，以免中国受苏联的控制。国务卿凯洛格和他的主要助手纳尔逊？ 约翰逊，并没有被这种歇斯底里的发作所吓倒。按照习惯，我们的援华工作是私人事务，一要由教会人士、救荒救灾的公共团体、如洛克菲勒基金会这种从事开展教育和医药工作的机构，以及其他团体和私人经手办理。由于l908 年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1924年又退还其余的部分，以及作出类似的姿态，美国政府开始着手帮助中国自我振兴的工作。1934 年，华盛顿主要由于国内的原因开始执行购买白银的计划，这一计划不久就使中国经济失调并陷于萧条。它导致大量白银被偷运出中国，使中国不得不于1935 年放弃银本位制，采用有管理的纸币。然而，后来摩根索领导下的财政部以黄金或美元向中国购买约5 亿盎司的白银，使购银计划成为对国民党政府直接的但未公开宣扬的援助。例如，在1937 一1939 年，我们为此付出了1?84亿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对中国的帮助成为美援的主要形式。从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的贷款以及陈纳德上校秘密组成的“飞虎队”（美国志愿队）作为缅甸和云南的一支空军开始，我们自1942 年起就不断地执行一项在财政上、物资上和技术上提供援助的政府计划。这是我们同中国人民的关系上的一块里程碑，如果没有真正成为一块墓碑的话。在这以前，美国的慈善工作是在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进行的，规模虽小但持续不断，用来维持一些机构或帮助一些活动，但从未支持政府。现在我们的援助是官方提供的，又是大量的。它只有给予某一国家被正式承认的政府，而后者也充分意识到它有权作为接受美援的惟一渠道。不幸的是，我们的盟友国民党政府到1942 年已经如前面有一章所指出的那样极度衰落了。我们的帮助不能改造它的内在性质，反而使它可以更加不必顾虑国内的舆论，并且最后更趋向于依赖它手中掌握的新式美制武器了。在抗击日本时，无论从良心上或从现实情况上讲，我们只能采取支持蒋介石政府这一办法。但是，例如1942 年初期我们用以振奋其士气的5 亿美元贷款是没有任何附带条件的。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是谁用了那笔钱，其用途是什么。条约没有规定农村援助计划，在所部署的各个阶段也未要求采取什么双边行动。从我们战时的同盟关系开始起，美国军官就发现自己与之打交道的对方是个无能的政府，它被国内问题弄得虚弱不堪，以致不能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我们为了竭力帮助它，同它的衰亡和没落纠缠在一起而不能自拔。　　美国的贡献和自由主义的命运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华的影响达到了顶点。虽然这种影响只是整个外国侵略的一部分，它却无孔不人，而有时又是短暂的。这方面需要作一番评价。所有的国家逐年发现彼此有更多共同之处——在世界性问题上，尽管对于解决问题的办法还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但是，今天访华的美国旅游者常对中、美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感到吃惊。我们怎能作为中国复兴的样板呢？我们事实上作出了什么贡献呢？（意味深长的是，我们很少同起中国给了我们什么；因为我们自以为懂得怎样让全人类都过上现代生活。至于美国应当向中国学习，这是新近才有的想法。）　　凡是想为美国在华活动的历史记录进行辩解的人，都陷于两面夹击的处境——要对付中国革命者过分刺耳的谴责声，又要对付他自己良心的责难。谁能为大量的事件辩解或加以宽恕呢？历史按其本性来说总是混杂着善、恶和性质尚有争议的现象。我这里的目的只是提出建议，表示我们需要研究历史记载，找出确实发生过的事件。至于是非曲直，可以留到以后再讨论。即使如此，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仍然超出我们认识的范围。下面只是举一些例子，如此而已。　　美国私人援助中一个最引人注目、最富于建设性的例子，是1915 到1947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投资：起初是接管了北京的一所教会医学院，并投资950 万美元在新址盖起大楼，于1921 年竣工。从1924 到1943 年，约有313 名中国医生以及几乎同等数目的护士毕业于该校，在这期间基金会在设备方面又捐赠1200万美元，并在日常经费开支方面也投资了相近的数目。如果有人批评说，给4?5 亿中国人培养以300名医生是沧海一查粟，无济于事，那么这种批评是并不中肯的：北京协和医院的目的始终只是在于培养专家，以便把现代医药科学的成果带给中国。它是个研究和培训并重的医院，当时也许是全世界除北美以外最好的一所医院。它的成就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在寄生虫学、传染病学以及中国最常见的营养不良等方面的研究。许多常见病如血吸虫病、黑热病和钩虫病则进一步受到控制。他们从中国古代药典制出了如麻黄素这样的药。由中国妇女而并不纯粹由男子担任的护理工作成了受人尊重的职业。以1934年毕业的141 名医生为例，95 ％从事教学、研究或专职医院工作，只有7 人开设私人诊所。总之，北京协和医学院固然没有在公共卫生工作方面直接为中国民众服务，但它培养了一代能在日后指导这项工作的专家。　　美国的援助在教育方面成绩最大，但这通常被认为是整个外国势力的一部分。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出现过办私人高等教育的能干人才。例如天津的张伯菩在中国私人资助下于1907 年创办了南开中学。他曾出访日本和美国，获得了国际方面和华侨方面的资助。到1919 年，他的学校变成了南开大学。到1931 年，南开经济系在留美经济学家领导下开始了研究中国工业化问题这一创举。张阪依了基督教。他赞同基督教青年会的理想，但他首先是大学文科方面的爱国教育家，主办妇女教育和体育教育，提倡在大学里举行体育比赛和剧团演出。在3O 年代，南开大学、它的男女附中、实验附小和研究院共有3000名以上的学生，几乎都是城市居民的子女。1937 年，日军进犯华北的头一件事是轰炸南开，但该校的工作在重庆和昆明继续坚持了下来。　　西方人办的教会学校主要是由美、英、加拿大的耶稣徒捐款资助的。基督教教育家在中国各设立了大约200所中学，其中有些办成小型学院，然后逐步合并起来，发展成为教会大学。这些高等院校是21 个耶稣教团体和十几所美国大学合作的产物。在1936一1937 年，这些大学里的教师共有652 人，其中包括466名中国教师，学生总数达6424人。来自中国方面的经费包括学费收人在内，约占其经费总收人的半数以上。天主教会的信徒较多，但高等学校办得较少，它们的主要大学是北平辅仁大学和上海震旦大学。西方教会学校的规模不大，但影响很广。　　教会学校所碰到的问题，可从主要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这个例子看出来。这方面的问题曾由菲利普？ 韦斯特进行过研究。这所学校的校园在北京郊区一块风景宜人的地方。它开始由一部分美国教会人士与中国基督教教育家联合办起来的。美国人认为信仰耶稣是促使中国得救的动力。他们不反对私有财产制或现行政治制度，更加不会反对燕京校训“以忠于职守而争得自由”中所包含的个人主义。他们的中国同事也都认为基督教是“为人民服务”和有助于救国的一条门路。在20 年代初期，激进国民党人的反基督教运动使燕京的这种合作关系趋于紧张，但并未破裂。1928 年以后，燕京按两份章程进行工作，一份英文章程交给控制预算的纽约董事会，一份中文章程交给华方校务委员会，后者是按南京政府的规章办事的。燕京脚踏美国财务支持和中国政治这两条船，培养教育了新的中产阶级，但也有许多人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　　在1927 一1937 年这不稳定的10 年和平期间，几所主要的国立院校如北平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许多学术领域方面的水平超过了教会大学。这些国立大学的漂亮新楼、广阔的校园和成千上万学生，使教会学校相形见细。这些国立大学的教职员是受过国外高等教育的一代人。（据Y?C?王估计，到1953 年，至少有3?6 万中国人在美国留过学。）战时在昆明成立的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办的西南联大，在其200名受过国外教育的教师队伍中，有170 余名是教授。这170 名教授中有100 名以上是在美国得过博士学位的。　　当国民党于1928 年在南京执政时，它设立了一个欧洲式的中央研究院，不久就成立了十几个各学科的研究所。研究所的经费也来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用这笔经费在1924 年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这样，民国时代就有了私人、外国和中国政府三方面共同支持，在许多领域发展文化的情况。北京的旧皇宫被改成国立故宫博物院。新设立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在美国帮助下树立了新的科技标准，促进了其他图书馆的发展。燕京和其他学府的新一代学者开始整理出古典着作的评注本和索引，以及附有专门参考脚注的专着，这些索引和脚注用现代的办法增补了那种以逐字逐句背诵古书的传统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工作。　　在阻碍重重的情况下，提高学术水平的工作需要有极大的毅力。例如主持考古工作的，原是1916 年成立的工业部所属中国地质调查所。该所的任务是绘制全国地图，勘探包括古生物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前纽约州地质学家葛利普博士当了该所顾问。在2O 年代，从大约六个西方国家延聘了一些考古学家到中国，由此开创了作为一门新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北京附近周口店存在过北京人。这一发现是由加拿大人步达生，根据一颗牙齿鉴定出来的。彩陶是瑞典人安特生首发现的。这类外国人训练了新的一代中国科学家。一位哈佛毕业生李济博士成为1928 一1937 年在安阳发掘商代遗址的领导人。李曾引述中央研究院傅斯年（他曾是1919 年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话说：“中国传统教育的缺点，是人为地把劳力和劳心分割开来。”总之，中国的考古学者必须是靠双手工作的学者。他们在中国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其学术成果现已震惊世界。（在70 年代中期，中国人在日本、西欧和北美举办的大型展览会展出了从秦始皇、汉、唐和其他朝代古墓中新近发掘出来的灿烂艺术品，有青铜器、雕刻、陶瓷器、纺织物、壁画乃至文简，几乎是第一次标明了准确的地点和时代。）从这一背景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古代传统和西方榜样只能在现代中国产生个别的自由主义者而不能产生自由主义运动。自由主义不能成为制度化。那时当权者并不承认公民权利、言论和人身的基本自由、人身保护法以及有陪审团参加的审判，总之，并不承认法律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美国人对此却是不知不觉地习以为常了。把这些保障写进宪法和法典，还只是在漫长艰苦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与此相类似，中国并没有西方式的力量雄厚的中产阶级。私有财产也和个人一样，在享有无限权力的官府面前毫无法律保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般缺乏保护私人经济手段的安全防卫措施，而西方则是以这种安全防卫措施来支持自由主义运动的。由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缺乏法律和财产作为防御手段，他们在学者所享受的较高社会地位中仍旧感到安全是不可靠的。因此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同教育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37 年后，教育受到内外双方的袭击，内部来自官吏高于学者的传统，外部来自日本摧毁南京政权的战争。　　然而，这些外界环境并不是仅有的障碍。西方的自由主义在其自身范围内同它所赖以繁荣的多元文化并没有明确的区别。它的政治主张和方法都是不能输出给军阀横行的中国的。在早一些的时候就出现了例证，那时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 杜威这位美国最着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也是中国学术界许多青年头面人物的老师——在1919 年4 月30 日到了上海，并在中国各学术中心广泛讲学达两年之久（到1921 年7 月为止）。杜威游历了11 个省份，提供了西方民主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学说，正如贝特兰？ 罗素在较短逗留期间（1920 年10 月一1921 年7 月）所做的那样。但结果如何呢？巴里？ 基南的结论是：“杜威的实验主义给他的门生提供的策略……不能用来影响政权。”他认为教育必须始终与政治分开，并且它只应间接地改革政治，但这在中国军阀专权的环境下是办不到的。　　美国在以自由主义方法拯救中华民国方面作出的贡献和最后的失败，可以拿胡适（1891 一1962 年）的一生事业作为例证。胡在他老师杜威讲学期间是共主要的译员。他忠于实用主义，反对用抽象的“主义”来笼统地解决问题。他回避政治和革命，而是以批判态度重新评价消逝的过去，使中国从消逝的过去摆脱出来。正如杰罗姆？ 格里德所说的，胡适代表了“稳健、宽容、学术自由、个人自由以及法治和理性，……他所力求完成的许多事情，正是我们自己可能希望看到它们实现的”。但胡适的这种做法并没有打中中国人民的中心问题。30 年代集中在北平的新自由主义，越来越受到南京新官僚的压力。大学里安插了国民党特务。批评政府的学生常在清晨被侵入宿舍的警察抓走，送往监狱。教师和报馆编辑都受到威胁，不敢说话。1937 年后日军的轰炸和中国在抗战期间实行的大规模焦土政策的危害之烈，还不如政府对战争所促进的自由机构和自由思想横加的摧残。前10 年良好的开端受到了战时通货膨胀和政治当局专权的巨大压力。　　　　战争到来时，爱国教师和学生团体随同政府迁往内地。南京和武汉的学府把他们的许多器材直接向长江上流运走。中央研究院把它十分珍贵的汉学藏书经由印度支那运往四川长江边上的一个村庄。但北平各大学则遭受惨重损失。北大和清华于1937 年迁到长沙后，新址不久就遭到日军轰炸，不得不依靠卡车和步行，翻山越岭再迁到昆明。那里在战争初期同外界的联系只靠印度支那的法国铁路，正如在战争后期只靠滇缅公路一样。大学师生能够活下去，主要是由于政府的米贴使他们有东西可吃。为了维持生存，他们必须出卖或典当书籍、衣服和家具。　　国民党一直把教育看作政府的工具。1938 年国民党成立三青团，学生的政治思想越来越受钳制。每个学生团体内部都有三青团支部，他们的任务是吹捧官方的思想体系，谴责他们认为是不正常的思想。同时民众教育也得不到支持。陶行知博士的经验就是一个例子。陶在伊利诺斯大学就读和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到杜威的教导后，回中国从事乡村教育，并帮助开展“小先生”运动，使学童成为其他文盲的先生。这种识字运动形成连锁反应，特别是在1937 一1938 年政府迁到武汉时的统一战线时期。这项工作显然有点像政治炸药。国民党下令禁止了。　　第13章 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垮台　　1912 年和1949 这两年标志着中国政治变化的两个阶段。清朝在19 世纪被迫在其东亚帝国给予条约国家以特权地位，但当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关心国家的命运时，异族统治的君主制就在1912 年瓦解了。君主制消失后，条约国家的地位变得更为突出，而国民革命却只能逐步积聚力量。1931 年日本开始侵略后，很多人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抗战还有用处，这样的想法一直持续到1945 年美国卷入支持其政府的漩涡时为止。当这个政府在1949 年垮台时，西方参与中国政治生活的行动也随之瓦解，加在中国头上的长达100 年的不平等条约的时期，在到处一片咒骂声中宣告结束了。　　这样，美国政府从英国继承过来的在华地位由于日本的侵略而相应地提高了。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展到1941 年12 月7 日之后，中国成为一个遭受重大挫折的战场。蒋介石未能使盟国以他为中心来协调战略。英国未能固守新加坡或滇缅公路。约瑟夫？ 史迪威是美国最能干的将领之一，他刚到中国担任蒋的“参谋长”， 就承担防守缅甸这项没有希望完成的任务。缅甸在1942 年初沦陷，史迪威就担负起一项历时三年的艰巨任务，重新打开一条穿过北缅通往中国的陆路。然而，即使在这条公路和一并修筑的输油管线于1945 年初接通之后，越过喜马拉雅山空运的吨数还比通过这条公路的吨数来得多。还有，我国第2O 轰炸机大队由中国征用的民工在四川成都附近用碎石修建了五个大飞机场。为了供应他们B-29型轰炸机所需，由喜马拉雅山空运物资的吨位，1944 年要比分配给中国军队的多。但他们刚开始轰炸日本，基地就移到马里亚纳群岛去了，因为那里可由海路运送给养，并且离东京较近。进人战争，自由中国是作为盟军将来击败日本的基地的，但结果发现它的这项任务被海上的海空军力量顶替了，而它自己同外界割断，成为无足轻重的陪衬角色。美国这时的目标是使自由中国继续打下去。其结果是中国虽未战败，但也未获胜利。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战败后仍不能抬头。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即在194l 年5 月，我们就自动提出，一旦和平了，我们便立即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43 年1 月11 日，根据平等原则签订了一项新的中美条约。但不到五个月又签订了另一协定，使在华美军（到1945 年达60000人）可以不受中国刑法的约束。美军基地、补给和运输部门、无线电通讯网、航空系统和陆军邮局不久就在中国土地上开始工作，其规模之大和独断横行的程度是中国西南地区即使在不平等条约时代也从未见过。战争结束时，上海马路上有好几个月挤满了美国大兵和酗酒闹事的水手，其情景远非通商口岸时代所能比拟。这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中国刚获得的主权也使人产生怀疑。右翼沙文主义者、共产党人和爱国自由主义分子都联合起来，猛烈抨击美国大兵与酗酒闹事、奸淫妇女和吉普车祸有关的事件。　　美援与调处　　从1943 年晚期起，美国外交人员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国共相争的内在危险——“将来不定哪一天会发生内战”这种担心可能会妨碍作战努力，并最后导致俄国支持共产党人。因此，美国人的目的是鼓励政治解决以避免内战（这也是蒋介石早在1943 年9 月就主张的），同时依靠建设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并让该政府自行改革的办法以加强它的地位。军队是建设起来了，但改革却证明是不可能的，其原因已如上述。然而，政治解决的想法却被各个政党所接受，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于是在1943 年初恢复了国共谈判。　　美国的政策在三方面进行。第一，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力图使中国成为一个形式上的虽非实质上的大国。它在1943 年8 月英美魁北克会议上被永远排除在高级作战统帅部之外，但同苏联一道被包括在10 月份的关于大国原则的莫斯科宣言之内。1943 年12 月的英、美、中开罗宣言保证把所有被日本占去的领土归还中国，并且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坚决主张中国在将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应享有大国的地位。然而，这种把大国地位给予国民党政府的举动是美国完成的，并非中国、更绝非英国或苏联的成就。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对一个值得钦佩的伟大民族作出的一种漂亮的友好表示。但历史可能要以幻灭的眼光来看待那种举动，把它当作太平洋彼岸策划制造中国历史的一种并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努力，也就是想从国外以言辞来加强一个业已在本国趋于没落的政权。　　　　　　第二，我们的军事努力产生了一支现代化的国民党陆军和空军。史迪威对中国普通士兵的信心推动了在印度和中国实行的一项计划，即以1000名美国教官和顾问训练和装备39 个师。　　第三，我们企图弥合国共之间的分裂。美国军方专心致志地力求打败日本，因此对国民党政府用20 万到4O 万军队封锁共产党地区之举是否有效，提出了疑问。1944年6 月，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建议国共军队都去对日军作战，不要互相监视。他使蒋介石同意让美国派一个军事观察组留驻延安，而那里早在5 月间就已允许西方记者前往访问了。此举给外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机会，可以看到共产党地区的情况，但当时人们仍然明显地看出，重庆和延安互相防范的心情比防日本更加殷切。同时，日军已于1944 年冬经过湖南产米盆地向南推进，并从广州向西出击，企图夺取桂林的主要中美空军基地。在这危急关头，蒋介石坚决反对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场总司令，迫使他在10 月被召回美国；他也坚持反对在中国统一作战中使用并武装共军的计划。统一和改革仍旧是遥远的希望，但我们的新任大使帕特里克？ 赫尔利继续鼓励国共和解的手腕勇而无谋。在1945 年2 月雅尔达会议上，罗斯福企图以恢复俄国沙皇时代在东北亚地区的地位为代价，获得斯大林将来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保证。我们到6 月才把这件事通知了蒋介石（事先曾向俄国担保能取得他的同意），并到8 月14 日日本投降时才由蒋批准了中苏条约。那时俄国已占领了满洲。美国采取了对抗措施，派5?3 万名海军陆战队在天津登陆，以阻止把中国分裂为苏联支持下的北部共产党地区和美国支持下的南部国民党地区。在这件事情的整个无限复杂的细节背后，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苏联和中共的军事实力各自能够伸展进东北地区和华北部分地区，并且它们是不可能仅仅靠我们用象征性地显示力量的办法加以阻止的。不久中共在苏联默许下用日本降军在东北交出的武器，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后勤部门竭力从海上和空中把50 万国民党军队运回沿海地区，然后又运进东北，以便把中国统一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共军从陆路赶去代替日本驻防军，而蒋则命令后者击退共军，只准向得到国际承认的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投降。接着美国把120 万名敌军遣返日本，在中国战场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行动刚巧来得及为那久已预料到的内战腾出地方，让它爆发起来。　　在这种背景下，杜鲁门总统派他的战时司令官乔治？ 马歇尔于1945 年12 月去重庆。他在那里头几个月的活动是美国外交史上大有希望的一页。他的目的是调处即将萌发的内战，以期获得政治解决。对于自相残杀的战争，惟一具有政治家气概的取代办法是让中共在一个立宪政府中参与政治和军事领导，取得像西欧共产党那样的地位。互相抗衡的两党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改组后的联合政府里各有个代表；他们的部队将在合并以后实行精简，在这基础上美国才会给予经济援助。1946 年1 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政治协议。两军都发出了停战令。2 月商定了整军协议。同时设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三方机构：军事调处执行部，来监督扑灭次大陆一场内战的工作。美国飞机运载了吉普车、无线电收发报机、补给品和调处小组（通常由一名美军上校以及国、共将军各一名组成），飞到正在交战的偏远地点。战斗实际上停止了。　　这一激动人心的成就是马歇尔将军个人的功绩。调处工作需要在中国内政问题上竭力保持中立，同时又要维护合法政府的最高权力而又不致被该权力所利用。和谈主要是在东北破裂的，因为那里仍旧是在有效的停火范围之外。在1946 年重新爆发内战的背后，是国民党执着地相信他们的优势兵力，以及共产党准确地估计到了国民党的实际弱点。虽然斯大林对中共很快战胜国民党这一点缺乏信心，他对西方突然发动的冷战却起了鼓励中共夺取政权的作用，并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美国的调处是否终于有成功的可能呢？、中国人民需要和平，美国感到它有巨大的威望和力量可以对局势产生影响，共产党一定能从协议得到好处，国民党是完全依赖我们的。我们的问题是怎样使一党专政进行民主改革，以阻止一场革命。实际上，我们怀着一个自相矛盾的目标：敦促国民党领袖进行改革，以便削弱他们的专制权力而有利于国内和平；同时加强国民党所控制的政权，作为走向东亚政治稳定的一个步骤。我们卷进了一个继续在物质上加强国民党专政而同时又想使它在政治上自行解体的过程。但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宁可用他们手中的新式武器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　　1947 年马歇尔将军担任国务卿，我们用援助希腊一土耳其的计划遏制了那里的共产主义扩张，在此以后有些人觉得我们应该用同样的方法来“拯救”中国。中国比起希腊来，领土约大45 倍，人口约多85 倍。根据我们在越南得出的痛苦经验，我们现在知道，如果像对希腊那样来对待中国，那就需要动用几百万美军和几十亿美元，而且即使这样也仍然要失败。马歇尔将军最明白这一任务的艰巨。在1947 年后，除避免干涉中国的内战之外，我们别无他法。至于我们该不该在那段时期给予国民党以更多的援助，这是后来争论得很多的问题。负责的美国将领说，他们并不缺少武器。许多参加争论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从外部用物质援助去影响结局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1949 年的结局表明，不是苏联的援助比美国多（事实恰恰相反），问题在于中共能够动员和利用革命的潜力，国民党却办不到。中共的胜利又告诉我们，美国三十多年的榜样，并不能像苏联的榜样那样有效地影响中国政权的组建。我们没有共产国际。比缺乏搞阴谋的革命机构更加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总的方面更缺乏任何哲学或方法，因而无法进行强制性的经济开发和强调政治集体主义。　　国民党的垮台　　中国从1946 到1949 年经历了现代的几次大战之一。战争爆发时国民党军队总共约有300 万人，共军约有l00万人。美国从1941 到1949 年在贷款、物资和装备方面给予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总数达60 亿美元。国民党军队纯粹依靠兵力雄厚散驻各大城市，最后又得到俄国允许，进人了东北。无数因素使他们失败：蒋手下的军人不受文职人员的控制；战后对军队按美国方式进行改组，增加了混乱；黄埔嫡系歧视地方将领和部队，特别是广西的将领和部队。他们的战略理论是用防御手段坚守阵地，他们的本能是积储军需物资等待别人先行动手，他们的阵地战术有时还由委员长从远方策划。贪污、士气消沉和开小差，不断削弱了国民党军队。共军采取相反的战术，在农村迂回运动，从民众中间补充兵员，破坏铁路，避免打没有把握的仗。他们在农村里激发叛乱，接管了华北的其余地区。着名的记者杰克？ 贝尔登叙述了这种粗暴斗争的情景：把穷人组织起来反对享有特权的人物，使那些受丈夫殴打的妇女反对作威作福的男人，使年青人反对旧秩序。共军的人员和武器逐渐增多，那些武器有的来自日军在东北的储备，有的是国民党军队叛逃到共方时带来的，有的是偷卖出来的和投降缴械的。到1948 年6 月，双方的人数和枪炮数大致相等。1947 年冬，他们已经切断了东北驻军的退路。1948 年10 月，他们迫使这些军队投降，为数达30 余万人。这就为摊牌准备了条件。　　力量的对比不仅在前线发生了变化，那里共军逐渐增多了美式枪炮和物资。由于通货膨胀所标明的经济崩溃，国民党的事业也已在后方、在其城市基地从内部遭到了破坏。　　遭敌人轰炸以及水灾、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虽具有破坏性，但可使公众在共同的危险面前提高士气，去协力战胜困难。另一方面，恶性通货膨胀使每个工薪人员穷困不堪，垂头丧气，因为它逐步破坏了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公众对它的信任。恶性通贷膨胀下的生活是慢性扼杀。工资和薪金永远赶不上物价。家具、衣服和书籍都被变卖，换取食物。逐步严重的营养不良产生皮肤病、胃病和结核病。整个社会奄奄一息，而责任就在当权者的肩上。国民党的军事机器崩溃的时候，美国报刊把它作为头条新闻大肆报道，但对以前10 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却没有这样报道过。　　在1937 一1939 年间，自由中国的物价水平涨势轻微。国民政府的货币仍通行全国；日伪钞票于1938 年开始在北京发行，到了1939 才在南京发行。此后日本人掀起一场运动来破坏自由中国的物价稳定，同时重庆的开支则不断增加，以致收入远远落后于支出。1941 年，财政收人只敷支出的15％，中央政府终于以实物征收田赋。从实物田赋、政府专卖和间接税得来的收人，暂时仍占预算的30 ％。政府捐税、国内公债以及抛售黄金、劝募救国公债等措施，都不能遏制公众的过剩购买力，因而证明是无效的。局势每况愈下，物价每几个月或几星期上涨一倍。在1945 年9 月，纸币发行额是1937 年7 月的465 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时间，这时法币又重新通行全国，但政府庞大的开支有增无已。南京指望靠它的军事优势迅速结束内战，听任其外汇储备因支付进口的消费品和工业原料而日见减少。外汇起初并没有认真地按定量供应，进口货也没有受到限制，因此资金外逃的现象相当严重。　　为了打破恶性循环，1948 年8 月实行“币制改革”，废除了旧法币，代之以“金圆券”。同时规定了物价最高限度，并以警察手段督察执行，私人手中的银元和外币被迫换成新纸币，为内战提供军费。这样，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当金圆券在1948 年底崩溃的时候（物价在6 个月内最后涨了8 , 5 万倍），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最后剩余的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起化为乌有了。　　两个月的淮海大战，是在陇海路以东、南京以北约100 英里的淮河流域的旧捻军活动地区打响的。蒋委员长不听参谋人员的正确意见，从尚存的200 个师中抽出约50 个师，在徐州周围的平原上构筑了坚强据点。他亲自从南京指挥战场上直到师一级的战术行动。然而，共军不仅控制了村庄，而且在他们推进时修复了铁路，能够调度大量的部队。久经沙场的名将邓小平领导了发动200万民工的工作，他们能应战斗的需要运送补给或挖掘反坦克陷阱。到11月中旬，四个国民党兵团约34万人很快被截断同外面的联系，在平原上被包围起来。一支12 万人的援军，包括美国训练的最精锐的师团，也同样被阻截并包围于该地区之南。当徐州几支军队带着美国卡车、重炮和装甲坦克部队突围出来，想与援军会师时，这个“活动堡垒”也被深沟阻挡住了，不久就被国军放弃的美制重炮所击毁。到12 月下半月，投人战场的66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只剩下13 万，被犯万人民解放军压缩在6 平方英里的范围之内。他们听说南京打算“从空中就地轰炸”（借用我们在北平的最后一任总领事柯乐博的话）他们那些珍贵的重武器装备时，他们就在1949 年1 月10 日投降了。在国军损失的55 万人中，据共军说投降的有32?7 万。　　国军整个这场惨败的特点是，蒋介石愚蠢地决定在徐州平原而不在准河流域决战，并拒不把统帅权交给熟悉地形的干练的战术家广西将领白祟禧。黄埔系指挥官之间由于互相嫉妒而采取不合作态度，没有利用南京所垄断的空军，不能很好地利用美制武器的火力打击敌军，凡此种种都着重证明这样一句古老的格言：光凭武器不能取胜。1949 年1 月，天津和北京投降了。4 月共军渡过长江，5 月进占上海，10 月占领广州，11 月进人重庆。　　　　国民党的垮台不仅是军事上的，而且是经济、政治和士气上的。1948 一1949 年的混乱、骚动和危险，使城市居民痛恨国民党政府，因而也仇恨美国对它的援助。我们在1937 年以后对该政府的支持愈来愈多，在中国人的眼里我们不能推卸对它的祸害所应负的责任，尽管我们的援助一向是善意的，我们也常常批评那些祸害，因此在援助的规模和数量上是有限度的。我们的高级将领反对蒋的战略，但无济于事。　　然而，我们最大的灾难来自中美公众感情越来越扩大的鸿沟。在战后年月里，当中国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人心时，我们对于苏联扩张主义的目的和方法、特别是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口是心非和残酷无情愈来愈感到惊惶不安。由于中美两国日常生活的经验不断产生分歧，共产主义似乎愈来愈成为一国人民的惟一出路和另一国人民的死敌。　　美国“丢失中国”　　在10 年期间，美国公众把自由中国理想化了；那时，原子时代，间谍活动和冷战结合在一起，加剧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让自由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这似乎是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同经济大萧条一样，它成为反对执政党的政治弹药，共和党人在l948年竞选时就运用了这个进攻手段。不久希斯通敌案、富克斯原子间谋案、对间谋和阴谋的恐惧，特别是在朝鲜同共产党中国进行的一场大战等复杂因素，揭开了麦卡锡时代的盖子。美国公众经历了一阵反共歇斯底里，“丢失中国”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方面。　　1951 一1952 年对中国问题专家们的严加审查，已经对此后美国人关于中国的看法产生了多方面的不良影响。它是由若干条件促成的。美国政府内外的中国问题专家在30 年代只有一小批人，他们大多数人作为外交官、学者或新闻记者在业务上彼此认识。他们几乎总是互有“交往”，尽管只是在社交或业务性场合的聚会。如果你认定美援是影响中国国内事务的一项决定性因素，认定国民党人只是由于有人叛变才会丧失他们的军事优势，认定美国的决策人曾经是反蒋的因而是亲共的，认定共产党的阴谋可以通过一个人所交往的朋友追究出来（这一连串虚假而毫无根据的推论，曾为麦卡锡时代的许多人所接受），那么，进行调查就成为公众的一种义务（也是往上爬的大好机会）。　　进行调查的动机很不相同。从负责安全工作的官员出于真诚的关怀起，到政治投机分子的狡猾打算，什么样的动机都有。其背景是在一个侦探小说畅销的国家里，人们突然疑心生暗鬼，以为每一个外表看来是无辜的人都可能在进行阴谋活动，因而产生一种反知识分子和惴惴不安的情绪。在国会进行调查的同时，行政和工业部门也加强了安全审查，并且至今仍在继续，为了预防不测而仿效极权主义的做法。（防范措施迎合了那种过分悲观的论点，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除了不能输出到亚洲之外，在国内也已经失去了它的创造性能力。）在中国问题专家中追查其社会关系而定罪，其被定罪的机会因偶然发生的情况而增加了。太平洋关系学会自1925 年以来就有一项研究和出版计划，由学者、外交家和企业界人士每两年举行私人性会议进行商讨。组成这国际机构的团体有与太平洋地区有关的11 个国家的组织，如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太平洋关系学会出版了大约1200 种书刊——书籍、小册子和报告——好些是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它自身避免发表意见，但也曾力求同许多不同观点的人接触，并且这方面的记录都存档在案。在国际秘书处和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档案里，有很多内容提到大大小小中国问题专家以及一些共产党人、亲共人士和好些外国人。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拿走并利用了这些档案材料，能够不时在报纸上制造头条新闻几达一年之久，直到1952 年共和党召开全国大会的前夕为止。　　委员会的报告以断然的语句声称，它能证明太平洋关系学会曾阴谋对民主党执政时期的国务院决策人施加影响，以利于中国共产党人。14 卷的听证记录几乎完全无视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会议和出版物，专门查问可疑的接触以及有问题的或亲共的言论，而不管在这些接触和言论是否确实与太平洋关系学会有关。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调查把事实真相同道听途说完全混为一谈，以断章取义之词作为证据，以联想推论定罪。如果把这种行径同行政权力和警察措施结合起来，它也许就像极权主义国家的一场清洗审讯。它依据的是立法者应该有的进行调查的权利，但利用了美国伟大传统，玩弄警察、强盗和肮脏政治的手腕。　　传询太平洋关系学会之后所采取的惟一行动，是对参议员约瑟夫？ 麦卡锡的许多攻击目标之一欧文？ 拉铁摩尔提出了起诉，硬说他在破记录的12 天公开审讯中犯了伪证罪。1955 年联邦法院没有受理这个起诉。这些审讯以及关于麦克阿瑟将军从朝鲜解职召回事件的审讯，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顶部。与它们同时进行的，还有秘密对外交官和其他政府雇员的安全调查，其范围甚广，持续的时间很久。中国问题专家一般都被调任他职，有的被开除，有的辞了职。谢伟思接连六次经国务院忠诚调查委员会查明无罪，但在忠诚复查委员会的要求下终于被革职。1957 年6 月，由于最高法院的一项命令，他才恢复原职。　　对不属于政府系统的一位观察者来说，所有这些对华政策调查的主要结果似乎是使人们关心安全和顺从上级。即使有的话也很少有什么共产党活动、间谍活动或叛国行为被揭发出来，但每个人都被吓住了。在此后的一段很长时期里，畏惧和顺从妨碍了我们官员抒发他们的见解。斯坦利？ 巴克拉克曾告诉我们，在其后从1953 年到1 卯1 年的18 年间，“反对共产党中国进人联合国百万人委员会”是怎样由国会议员领导并利用他们的职位来组成一个“内外结合的院外集团”的。中国院外集团是有其久远的历史的。　　我自己的印象是，美国人民对于冷战和中国共产党获胜的反应是恐惧居多而缺乏创见。麦卡锡的主要意义在于他在很长时期内为这样一些美国人所容忍，他们赞同他所说的目标而并不赞成他的手段，可是出于恐惧，愿意支持他的手段。恐惧同无知混合在一起。1949 年以后，以前在华的大约20 名美国记者受到了排斥。中国人民中间翻天覆地的变动，中国社会质的变化，在美国几乎始终是无人知道的。与此同时，我们同人民共和国的残敌的紧密关系助长了我们对它的敌意。　　我们的盟友台湾　　从1949 到1972 年，我们同中国人民接触的边境是欧洲人所说的福摩萨或中国人和日本人所说的台湾。该岛长约250 英里，宽60到80英里，其东部山脉有许多高于1 万英尺的山峰，只有约1 / 4 的面积适于耕种，主要在西部。中国人的移殖只是到明代才变得重要。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在17 世纪都保有贸易居留地，该岛又是反抗满族征服者的明军的最后避难地。19 世纪同西方的贸易并不怎么重要，但在1860 年后开辟了4 个通商口岸，并且当台湾在1885 年同福建分开，成为单独的行省时，该岛就有许多时新的改进，后来在1895 年中日战争后才由日本人接管。　　日本的殖民主义政策建立了秩序，作出了一些物质上的改进，最后变得不那么苛刻。真正的政治生活没有受到鼓励，虽然到了30 年代政权更趋向于地方自治，人民享有有限的公民权。日本的土地政策遏制了外地地主占有土地的趋势，并鼓励农民为改进农业和公共卫生而成立协会之类的组织。日本政权真诚地关心提高生产，使大约半数的儿童进了小学，因而识字的人的比例相当高，虽然每年达到大学水平的人不足一百。日本统治下获准受过现代训练的极少数具有中国背景的台湾上层人士，因反对战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贪污现象，遭到国民党在1947 年3 月用大屠杀的手段加以镇压。几千名台湾的领导人物惨遭杀戮，这时1 少灼年迁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残余来说是个不祥的开端。在1950 年以前，美国的态度是拒绝对该岛承担责任，但继续提供经济援助而不给军援，作为我们打算从中国脱身的一部分措施。1950 年北朝鲜的侵略导致我们派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使该岛不致卷人战争并防止来自大陆的攻击。1954 年我们签署了一项同盟安全互助条约（按：即“共同防御条约”。——译者）。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被派去协助执行我们的援助计划，50 万左右的国民党军最后用征募台湾人的办法来克服士兵的老化。与此同时，流亡的国民党政府仍旧重迭地盘踞在它所控制的台湾省政府之上。国民党的改革工作与控制措施同时进行，这与同大陆继续处于作战状态和实行戒严法的情况下是容易办到的。　　在经济上，台湾以前依靠食塘和大米生产来供应日本市场的情况，现在不得不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以获得更大程序的自给，同时由于人口急剧增加，也不得不推进工业化。1905 年的300 万人到1940 年接近700 万；从大陆涌进200多万人口以后，到1958 年人口共约1100 万，而到1978 年达1700 万。发展工作是在政府总的统制结构或工业垄断体制中进行的。到60年代中期为止，20 亿左右美元的美援滋育了经济的繁荣，其成就之大使台湾政府在没有我们的援助下仍然继续推进工业化，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日本投资。国民党军队按人口比例来说是世界上使国民负担最重的一支军队，它继续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虽然数量越来越少了。在国外，台北的中华民国在美国帮助下年复一年地保持着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并且到1970 年为止，它设在国外的大使馆还比北京人民共和国的多。　　中美合作的一个创造性范例，是根据1948 年美国援华法案成立的农村建设联合委员会。当它于1948 年10 月在大陆开始工作时，它是想主要依靠技术援助来增加食物供应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农业专家往往争辩说，由于重新分配土地的办法不能增加土地面积，靠它来增产的希望甚少，不如在选种、培育畜种、工具、耕作技术、消灭动植物病害等方面可以做许多改进的工作。当这计划在华南和台湾开始执行时，它强调要修筑堤堰来发展灌溉，但没有把解决农民的组织问题作为动员当地资源并获得信贷以资助改良事业的一项手段。不久，经验促使联合委员会转而注意改革土地租佃关系这个实际问题，特别是把地租减到法定的占收成37?5 ％的数额，同时把租佃合同延长到一年以上，以防地主勒索。这样，以注重技术为开端的美国式发展农业办法不久就在实施过程中发现，地主和佃农的关系是亚洲农业改革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建设联合委员会既然限于在台湾开展它的工作，便取得了省政府的支持，并能依靠以前日本人组织的农民协会那样的机构进行工作。它贯彻全面减租的办法，并终于制定一项使每个农户占有其耕地的计划。这一切都是同实际示范、图书资料、生产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以及发展农村手工业的工作结合起来的。联合委员会这个机构只实施单一的行政布局，并利用原有机构而不另起炉灶，因此避开了两个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问题。它给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大有教益的榜样。台湾在冷战时期有两种面目。回顾以前，它声称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北京也同意），说内战没有结束，国民党有朝一日还要把中国人民从共产党的统治下解救出来。然而，台湾又朝前看，它加人了工商业世界，很好地利用了日本和美国的技术、贸易、投资和文化接触。在这些优势的基础上，一批有才能的中国领导人把工业化引导到类似日本人的那种可供出口的发展方向。生活水平比大陆提得高。同美国的关系也愈来愈多样化了。　　第14章 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秩序　　1949 年以来的中国革命，从其牵涉到的人数或从其变革的广度和速度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对世界外部地区来说，这也是现代一次最少为外人所知的事件。在从6 亿增到10 亿的人口中，已经经历了阵阵狂热的豪情奔放和仇恨怒火的喷发、有组织的努力和自我牺牲、极度的恐怖和劳累、长期的失望、热情的自我锻炼以及新的希望和自豪。然而，在1972 年以前这一引人注目的巨大事件只是由驻北京的外交人员、香港的新闻记者和少数旅游者从远处略有所见。所有的广播节目和出版物都来自政府这一渠道，但它在60 年代基本上停止了发表统计数字，在1966年之后的10 年间还停刊了专业性或学术性的杂志。私人方面的言论主要来自难民。甚至那些阅读受控制的中文报纸的外国人在全世界也只有几千人。对于那么许多人中间发生的这样一些大事，观察和研究的人竟然寥寥无几。　　无知引起推侧和偏见。见年代亲共扩张主义和反共扩张主义之阿的冷战，影响了每个人对中国的看法。今天，谁要是认为他完全没有偏见（就他的见解极不全面这个意义来说），那他显然是个蠢人。然而，对中国革命抱的偏见有种种不同的表现方式。这种偏见范围有两极，有的会一味热情颂扬毛提供给全人类的激励人心的启示，有的会卑怯地害怕它那警察国家的专制主义。万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理解中国人民的经验，不管可以产生什么结果。这就意味着既要同情又要作出客观的评价，既要统观全局又要有批判精神，以便力求了解真实的情况。不同的观察者仍然可能对那里的同一事件看到不同的真相；然而我们必须真心实意地追求“真理”， 因为我们所能接触的现实总是由若干具体的事实构成的；概括性的判断是我们自己作出的，而这些判断需要不断进行核查。当然，人是能够根据道德原则作出解释的动物，但不假思索的说教是太容易、太主观、太偏重估计和太受平素教养的束缚了。　　中国的变化离我们这样远和这样难以观察，因此我们想了解它的时候首先必须以某些设想为依据。第一，千百年来中国历代政府由于力求在一个广阔而多样化的次大陆上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家和统一的文化，成了善于实行中央控制和大规模官僚统治的政府；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从北京进行统一治理的这个伟大传统。正像过去那些熟谙孔孟之道，以地方主动精神代表皇帝管理地方的士大夫官员一样，远处的党员也能大致按照他们所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训练水平，为中共有效地进行工作。　　第二，1949 年后出现的中央政权的组成部分是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它不仅有中共掌权前28 年的经验，也有全中国人民的经验。长期的军阀统治和国民革命，接着是八年日本侵略和四年内战，使全国人民渴望有中央权威、坚强的领导、和平与秩序。新秩序的形式和方法也已经积累起来了：两党都运用的列宁式的一党专政制；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和19 世纪90 年代维新运动时期即已开创的青年学生组织；改善农村物质条件的种种技术措施——娠济灾荒、公共卫生措施、扑灭苍蝇、挖井、植树、改良作物，建设农村的整套规划，都可追溯到19 世纪基督教会开始做的一些工作和大众教育运动时代。同时，激励人们运用这些新方法的，是高于一切的献身国家的精神，其中包括例如梁启超所拥护的公民理想、孙逸仙所提倡的为“人民”谋福利，以及一度由蒋介石体现出来的国家统一。　　在流入中国革命大熔炉的一些浪潮中，大部分外界观察者所重视的是马列主义和苏联对意识形态、组织和政策的影响，这一点需要我们经常加以注意。但在这些公开的现象背后，同样重要的是深深扎根于普通人民中间的中国民间传统，这是大部分未经探索过的非儒家的生活方式。这一往往由于未受教育的民众因袭下来的民间传说和风俗，比旧中国统治阶级的传统还要丰富多彩。它像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一样，是革命发展的基础。　　这样一些看法可以提醒我们，北京新政权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铁板一块，也不像它自称那样是纯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产物。它的成就并不是创造了新秩序的所有部分，而是以只有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做到的空前集中的指导方式，把各个部分综合起来，无论如何，其所得的结果是中国人以前完全没有体验到的。下面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中共用以管理国家和人民的种种想法和途径，然后再来看看它是怎样来改造国家和人民的。这两个过程虽是齐头并进的，但改造首先有赖于管理。　　政治体制　　军事接管过程历时一年半，从1948 年11 月1 日沈阳被攻克和1949 年1 月平津陷落起，到1950 年5 月整个大陆被占领为止。在这过程中的1949 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接管工作让大多数地方行政人员保持原职。在外表上，共产党干部给予这一过程以节日气氛，街上扭秧歌，宣告和平与解放。部队一般都严守纪律。这是一段充满希望的蜜月时期，人们致力于在军事上扫荡残敌，经济上恢复活力和政治上加强组织。　　联合政府。这一时期的政策是毛在1949 年1 月制订并在3 月由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它的纲领是剔除国民党，代之以联合政府，重整中国的军队，改革外交关系和经济制度。为了动员广泛的支持基础，联合政府规定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着手组织，这个会议的名称使人回想起马歇尔将军调处时期举行的那次由多党参加的会议，但成员却不同了。　　这一路线是毛在1949 年7 月1 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制定的。他仿效列宁“工农民主专政”的说法，提出了与列宁主义颇为不同的观点，认为新政府应当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联合政府，同时又是对各反动阶级即“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手段。这样，“人民民主专政”是要以统一战线的形式为现政权争取尽可能广泛的支持，同时在中国境内消灭它的敌人。按照起义，“人民”由四个阶级组成：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农民至少暂时可以保持土地私有权，资产阶级可以保持一部分私营工业。这就实现了原来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想法。　　由于任何个人都可能被大笔一挥划进反动派或人民敌人的范畴，这个政纲是非常灵活的，可以用来把人口中持不同政见的分子筛除出去。阶级归属权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它可以宣布一个改造好了的“反动派”是“人民”的一分子。毛泽东起初没有把这套手段施展出来，在这使全国人民充满希望和如释重负的时候，号召他们迈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去扫除国内的敌人和挫败外来的敌人，在不依靠苏联以外的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但也向各方学习，以改造中国的社会。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49 年6 月在北京成立了名义上代表23 个党派的“人民政协筹备委员会”。“人民政协”本身是在9 月召开会议的，一共开了10 天，出席代表662名。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这是宣布组织新联合政府的宗旨的一般性文件，但其中没有提到阶级斗争。会议又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工人阶级是共和国的领导阶级。由于中共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就表明政府将成为它的行政助手。新政府具有以集中制为基础的完整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设立了大约30 个部或类似的机构，其中15个是同经济事务有关的乞在最高政务委员会的56 席中，共产党人占了31 席。周恩来当了总理（一直担任到他在1976 年去世时为止）。　　这个按共产党意愿组成的强有力的专制政权允许有8 个小党派存在（尽管他们没有多少支持者），并给予非共产党人以显要的职位，来实现联合政府的想法：必须利用全体人民的才干以建设新社会。上层阶级的大部分人从来不是共产党人，但是有必要利用他们的专业训练和能力。于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就有了用武之地，被授予高位，而在新设立的各部也插进了一些党员，他们虽缺乏专业能力，但更守纪律。（这使人想起夷狄征服者利用汉族行政官员的情形。）大部分曾留学西方（包括留学美国）的学者似乎就属于这一类自由知识分子。作为爱国者，他们是诚心诚意为他们国家的前途努力工作的。？他们早就同国民党疏远，非如此没有其他出路。而共产党拢络和利用自由知识分子而发展其统一战线的方法也由来已久。　　党政军结构。共产党像国民党那样设立了权力的鼎足机构——党政军各自形成不同的组织系统，但在统一领导下结合起来。1947 年党员人数增至270 万，1953 年到610 万，1959 年到1400万，1961 年到1700 万。在1 肠2 年，中央委员会有94 名中央委员和93 名候补中央委员，但行使权力的是政治局的19 名委员和6 名候补委员（后者可以参加讨论但不参加表决），而最终行使权力的，是7 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之下的党组织大致有8 层，主要是6 个地区局；28 个省、市、自治区级的委员会；258 个地方专区委员会；22 加个县级或类似级别的委员会；1958 年后的约2 , 6 万个公社委员会；以及农村、工厂、学校等100 万个以上的支部。这些众多的委员会行使了党在领导、监督、优抚、控制等方面的权力。　　党政机构是平行的，其人员也互相穿插。共产党政府远比旧国民党政府深人到下层。类似俄国苏维埃的人民代表大会设在行政乡（1958 年以后是公社）、县、省这主要的三级，都隶属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第一次会议是在1954 年召集的。这些政府代表大会每年集会一次，通过预算，选举委员会，而委员会则每月开会一两次，行使行政任务。这种结构给人民大众提供了参加“民主集中制”的活动场所，但很少享有西方法律所解释的权力。地方政府结构为了进行协调和监督起见，也包括行政乡（或公社）与县之间的“区”级，以及县与省之间的“专区”级政府。　　1954 年政府的新宪法（请勿与1956 年的新党章混为一谈）减小了非共产党员的作用，加强了总理的权力。这时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其中包括16 名之多的副总理和约70 名部级的首脑。多克？ 巴尼特、约翰？ 刘易斯、弗朗兹？ 舒尔曼等人曾研究过这个政府如何受党的控制并彼此协作的。总之，政府按职能分成几个大系统，处理全国某些重大的行政管理职能。那些大系统涉及政法（内部的）事务；宣传和教育（文化事务）；农业、林业和水利（农村工作）；工业和交通；财政和贸易。这些不同的行政系统是按垂直结构从首都通过地方各级行政组织的。每个系统由国务院的一个部和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同时主管。在一个系统里，上面的指示直接下达，下面的报告直接上呈，但是，这个自上而下通过层层机构的“垂直统治”还有“双重统治”同它保持平衡，使这样一些分支机构也通过党委员在某一级上进行横的协作。外事和军事方面的专业由职能系统处理，并且这种系统也适用于党在人民中间的统战工作，以及党在青年和妇女中间的工作计划。　　党在一切工作中制定政策，政府机构则加以执行。党不仅从上面发出指示，而且使党员在各级政府内部担任大多数主要行政职务；它的地区、省和地方党委会在各级执行协调工作时，又能进行监督。在各级政府机构内部，党员组成他们自己的党委会和支部，为首的党员形成“党组”。　　第三个支柱人民解放军从创立起便是党的军队。毛泽东是控制军队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是，威廉？ 惠策恩的分析清楚地指出，毛的“人民战争”思想强调到充分动员起来的人民大众中间去进行小部队作战，这是只有在极端困难的时代——1931 年在江西和1942 一1944 年在华北——才是指导中共军队作战的思想。在大部分的时间，那些受苏联作战方式影响（即使并未在苏联受训）的专业军人如叶剑英、彭德怀、林彪和邓小平，却宁愿依靠正规军进行运动战。他们重视专业训练，因而把“专”放在第一位，把“红”放在第二位；但是，一个军官团的潜在尚武精神受到了既是党员又常常是文职行政官员的军事领导人的遏制。在1949 - 1954 年期间，全国分为6 大行政区，它们实际就是原来5 个野战军所接的几批省份：如第一野战军在西北，第二野战军在西南，第三野战军在华东，第四野战军在中南，第五即华北野战军在北京附近一带。这些军事组织发展宗派体系的趋势曾经多少有所抵消，因为他们的部队在20 年的作战期间常被打乱，指挥员也常有调动。（1961 年共产党设立6 个地区局时，也决定把军事指挥系统分为13 个地区司令部。）　　群众组织。与党、政、军机构并行的，有一批新的全国性群众组织。这些组织是在20 年代国共合作期间开始设立的，但自从国民党在南京执政以后，就让这些组织消亡了。“全国总工会”是1922 年成立的；据说1956 年有会员1300 万以上。1949 年成立了一系列并行的群众组织：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1953 年有7600 万会员）；民主青年联合会（1957 年有3400万会员）；农民协会（1956 年有1?62 亿会员）；以及多产作家郭沫若领导下的“文学艺术联合会”，以动员知识分子。此外还有“全国学联”（ 1955 年400万人）“少先队”（ 1957 年有3000万），以及许多更专业性的类似团体，从事科学、艺术、学术、福利事业或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例如“中苏友协”（ 1953 年有会员6800 万）以及类似的中印友协和中缅友协。最后，在1953 年成立了“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是为当时还存在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组织的团体。　　群众组织可以按个人在社会和专业方面所起的作用，在他的同行同业之间对他进行政府所不能做到的工作。每个团体都是通过“民主集中制”由上面来控制的，虽然在名义上它的权力属于每隔多年召开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党员当然占重要职位，可以通过他们动员一般公众。每个组织都有大致规定的目标和纲领，以及庞大的行政机构。这样，中国人口中大约有一半成年人参加了其中的这个或那个行动组织，按照它的计划进行开会、学习和宣传鼓动。　　群众组织都有大规模的训练计划，开设学校和思想灌输中心，作为招募人材和积极分子的机构。他们的福利文化工作包括例如劳动保险、休假和养老金制、识字班、妇产医院、助产士训练班或文娱活动，另外还有由图书馆流通的大量书籍、杂志和小册子。他们的会员也能用来为安全保卫系统工作，或参加象反对反动派这样一些全国性的运动。这一切都通过地方组织、街道居民委员会以及工作地点的学习小组来获得最大的效果。群众组织主要作为类似政府的机构来完成政治任务，在由来已久的官员和民众之间的鸿沟上起了桥梁作用。用詹姆斯？ 汤森的话来说，它们“使一部分不关心政治的人口政治化”，是应用“群众路线”概念的一部分机构。这就是说：中共的领导必须以不断接触工农群众作为指导原则，先向党的工作者听取关于群众问题和意见的充分而准确的报告，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发出政策指示，最后使群众把这些政策当作他们自己的方针加以执行。群众组织接受政府的帮助，甚至选出代表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他们的主要作用是从事宣传教育。他们通过开会、游行示威以及报纸和电台宣传等直接向人民大众进行工作，就能够左右舆论。当地的派出所也利用街道居委会，后者的责任不仅要推进福利措施，而且要促使邻里间和家庭内部互相监督和谴责。当这整套机构在每一地区都协调行动起来时，就能使每个人都承受无所不在的、无法抗的公众压力。　　增强这种压力的途径是搞运动。运动可能看起来是自发地掀起的，但只有在党中央下命令时才能开展。这些运动很快就使党、政和群众组织这一庞大的新机器开动起来，把它的打击力量指向各个阶级及其机构中的一个又一个对象。用运动来推进革命的方法能够鼓励干部去攻击某些违反公认标准的意见或不受欢迎的活动，造成很大的声势，并且很容易做得过分而造成“偏差”。因此，每次运动都可能引起另一次运动，来检验、更改或否定前一次运动。最早的一次运动即镇反运动，是从1951 年2 月底开始，进行到年终的，它在各城市造成了一个恐怖时期。它的特点是大规模逮捕和集体处决，有时甚至在报上也登出来，例如在上海，4 月30 日处死了293 人，5 月6 日32 人，5 月31 日208 人。　　法津与治安。在这一整套机构背后，还有党内、军内以及公安部所属的特工人员，他们也监视地方上的警察和公安部队。地方上的街道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及其调解人员，受上级鼓励逐日非正式地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地方一级的派出所还处理案件，或在必要时送交各级人民法院。这些法院也是中央行政机构的一个分支，其最高领导为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监察院。杰罗姆？ 科恩清楚地指出，重大刑事案件通常只是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彻底盘问被告，经他完全认罪并揭发参与被控犯罪行为的任何其他人之后，才开庭审讯。由于法律表达了党的革命政策，它仍然大部分是不成文的，并且是可以改变的。法律在法官和被告看来都是难以确定的，这当然使人想起中国传统的体制。公道仍是偏向政府方面的，实际上，就对人对事来说，只要按照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应用普遍原则，尽量减少程序，是可以做到公正的。诉讼受人轻视，立法手续并不重要。法典始终没有公布，但行为准则通过政治宣传自然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经济建设　　为设立上述机构而作出细致的政治组织计划的同时，也确定了一项颇有魄力的经济计划。毛在1 叫9 年初宣布要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重申城市无产阶级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90 ％的党里占据首位。中共已经承袭了三个经济部门：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村经济，各有独立基地的通商口岸外国工商业经济，以及最后是日本人在一片不发达地区建立的东北重工业基地。问题是怎样把这三部分经济组织成为一体。　　1949 年在工业方面提出的第一个目标，是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把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日本在东北的工业设施在1945 年俄国人搬走半数以上的资本设备后受到削弱，当时估计恢复原来的设备所需的费用至少要20 亿美元。在中国本土，铁路被内战所破坏，城市劳工被恶性的通货膨胀弄得意气消沉。共产党胜利后，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使城市工人相信，解放带给他们的首先是更加努力工作的机会。战时城乡之间的封锁曾经增强了农村自给自足的程度；像棉花之类的经济作物必须恢复生产。同时通货膨胀仍然是个大问题。在1949一1950 年，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大约有9 阶万人靠政府的定量供应或工资生活（其中包括接收下来的国民党低级行政人员和军事人员）。甚至以有利的？兑换率把国民党钞票换成新钞“人民币”之后，当局仍不得不逐渐增加纸币的发行量，来弥补约有75 ％的预算赤字。从1949 年5 月到1950 年2 月这九个月的期间，上海物价涨了70 倍。这一切都要求采取有力措施。　　消除通货膨胀的第一步是设法增加税收，使预算多少趋于平衡。首先是在农村以实物征收各项农业税，其次是在城市里通过一些办法，诸如对每项主要商品征收销售税以及经同业公会“民主评议”后定出的营业税，来筹足政府事先规定的定额。征收销售税和营业税的结果，是从经济体制中比较有钱的那部分挤出钱来。第二步是改组整个财政管理体制，使之更加合理，让中央政府能控制以前的地方税，取缔私营银行经管公款，并普遍消减一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开支。当局逐步使征税手续更为有效，第一次直接控制到下面乡一级的税收。政府通过银行控制了货币和信贷。它又设立了六个国营贸易公司，来控制主要消费商的品的价格。　　恢复信任的一种办法是以商品折实单位（一揽子商品的价值）来表示工资、薪金、银行存款、某些政府开支和公债发行额。折实单位是按日用品数量而不是按货币价格来规定的。一个典型的折实单位可能含有6 斤（ 8 磅）大米、1 斤半面粉、16 斤煤和4 尺白布。物价上涨，折实单位的币值也随之上涨。一个按折实单位领取工资的人，可以按同样的折实单位到银行去储蓄存款或购买公债；无论采用哪种办法都不致因通货膨胀而吃亏。这样，通过种种方法以求物资供应和金钱收人之间的平衡，通货膨胀在50 年代中期就得到克服，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第一年的另一项成就是广泛恢复了铁路交通，使中国的1?35 万英里铁路路线大部分重新通车。1950 、1951 和1952 后连续三年的好收成有助于经济的恢复。到1952 年，生铁、水泥、钢材和石油（这些产量在申国都很少），以及煤炭、电力、面粉和棉布的产量，都等于或超过1949 年的最高产量，但有些消费品如糖的产量，仍低于1949 年前的最高数字。最重要的是，到了1952 年，旧经济体制中的三部门经济已经达到空前的全国统一。铁路线长度发展到1?5 万英里，公路达到7?5 万英里。这时全国有一个集中的银行业体系和单一的币制。国家预算可以第一次按照实际情况编制了。北京的长期经济目标是动员全国的资源，把它们重新分配调拨，以实现工业化。这需要将政府的控制权逐步推广到各个经济部门。私人企业在形式上还允许继续存在，但事实上所采取的各种办法——征税和对资本抽税、定额分派信贷、国营企业的竞争、工会提出的要求——使它越来越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因而商人实际上成了官僚。由于控制了信贷和原料，垄断了重要商品，政府除了彻底控制大部分的重工业、铁路和外贸外，这时已经能够支配生产和商业了。另一项必须做到的，是使一种传统的办法合乎现代的需要——控制剩余农产品。　　土地改革。在中共历史上，土地政策有过几次变化，典型例子是江西时期消灭了许多地主的严厉政策，以及延安时期保证地主可以收取一定地租的温和政策。由于1946 年后共产党势力的扩大，土地改革是在零碎的、往往是暴力的基础上进行的，有时农民的激烈行动超过了党所宣称要达到的目标。　　全国性的土改始于1950 年中期，终于1952 年底或1953 年初，其目的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也是社会和政治上的。干部工作组到一个村庄，先查明不折不扣的敌人，必要时让他们靠边站，然后给农民特别是贫农讲明土改的必要性，因为从理论上说，贫农将是土改的主要受惠者。这样就挑出了既有干劲又有能力的积极分子，以领导即将来临的运动。经过这段准备时期，“阶级斗争”就开始了。在一系列的“斗争”会上，群众可以在“诉苦”或“清算”时吐露他们积在心头的苦处。经过鼓动，仇恨在公“审”时会变成群众性的暴行。有民愤的地主或“土豪”被提出来当众遭受痛斥，此后就或被处死，或扫地出门，或承认错误后接受改造。另一方面，由于采取了激烈措施，整个农村的居民都服服贴贴地接受新秩序。这一运动如果同城市的镇反运动合并起来计算，从1949 到1952 年底的三年期间总共杀了几百万人，按照适当的估计，在2 加万（据莫里斯？ 迈斯纳）到500 万（据雅克？ 吉勒马兹）之间。　　下一阶段是成立农民协会，它通过村里农民的同意，可以给每个人划定阶级成分：地主、富农、贫农或雇农，并将地主的土地分类、没收和重新分配。结果所造成的“平均地权”是符合农民起义的旧传统的。通过共产党员对这一过程的指导，积极分子通常得到赏识，富裕的家庭减少了，地主士绅的残余或者是其人身或者是其地位被消灭了，同时党的代表在村里树立了他们的权威。现在耕者有其田了，至少暂时如此。　　这一私有制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按照1950 年的宣传是要延续‘湘当长的时期”的，但事实上它对农民延续的时间并不比对资本家来得长。为了代替旧秩序，共产党政权马上就着手建立新的集体主义农业制，先从组织初级合作社开始。　　合作可以提高效率：赶六头驴去赶集，用不着六个人，只要一个人就够了。一个家庭妇女同时可以做几家的饭菜。由于耕畜少于农户数，就可几家合使一头牲畜。几家积储的钱可以购买独家买不起的水泵或农具。特别是手工业合作社，它们可以不靠国家投资，在农闲时利用当地分散的材料和闲着的农业劳力，来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合作社作为较大的工作单位，可以实行专业化分工。组织起来以后，识字教育、卫生保健、技术和较高的生产率都会随之而来。与此同时，农业供销合作社促进了农村和工厂之间的交换，办理国家的采购，并使农村得到品种比以前较多的工业品。　　农业的增产改革计划，是从北往南通过一系列有计划的阶段逐步推行的，先是成立通常为季节性的临时小规模互助组，然后是较大的永久性互助组，然后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合作社中，农民开始共同耕作，按他们人伙的土地、农具和劳力的比例分配公共产品。合作社仍是按土地私有和自愿合作互利的原则安排的。但目标开始有所改变。政府在这以前说，由于消灭了地主所有制（虽然没有大量增加耕地面积），重新分配土地这件事本身将解放农民的“生产力”。但这时它承认，只有最后实行集体化才能实现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所必需的农业增产。这项工作要通过宣传、实践以及逐步增加的压力，来引导私有观念根深蒂固的农民“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引用雷内？ 杜蒙的说法）。　　社会改组　　中国传统的尊祖、家族一体和孝道等观念早已受到侵蚀。共产党的“解放”加速了这一过程。根据1950 年5 月1 日的新婚姻法，妇女在结婚、离婚和享有财产方面获得完全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这一摆脱家庭专制的解放，给予自古相传的家族和氏族制度以沉重的打击。在50 年代的各项运动中，检举父母的孩子受到表扬，这样就把自古以来强调的百善孝为先的教导完全颠倒过来了。延续的家庭关系被贬称为封建关系，谈情说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情调。新政府以其无所不在的分支机构力图取代父系家族制度，使一夫一妻的简单家庭变为规范化，使个人失去家族的支持，而只能听任当局的安排。　　朝鲜战争使1950 年冬的全民动员更易于进行。关于中国初期的胜利以及后期所谓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报道，提供了一种有用的理由来加强反美情绪和破坏中国人心目中总的说来对美国有利的印象。战争也是排除政敌的好机会。除了前述“镇反运动”外，现在又发动了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两者都要求人们本着爱国热情，监视他们的亲戚和邻居，甚至要求公开检举他们自己的父母，并把人民的敌人、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送去“劳改”。对这样一些敌人的处决，同土改时期“人民法庭”所判处的加在一起，使恐怖气氛遍布各地。蜜月过去了。政府消灭了国民党和地主士绅的残余，从大量没收财产的措施中得到了好处。它露出了利爪和牙齿，这对民众当然很有影响，他们变得更加驯顺，更加听话了。　　同美国（它的力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曾经显得很大）作战的压力和危险，就这样转而用来进行社会改组和提高工业效率。细菌战的骗局也被精心编造并加以宣扬，它获得左翼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认可和提供大量的旁证，来给美国的名誉抹黑。然而，甚至在这方面，也实现了一个附带的目标，因为细菌战的问题促进了全国的公共卫生措施。　　在这一面是造成恐怖一面是激起爱国热情的环境下，外国传教士被检举为间谍，受到监禁或被驱逐出境。中国的基督教会发动了一个“三自运动”，即“自治、自养、自传”运动，以摆脱外国传教士的所谓“文化帝国主义”。不合作的教会领导人逐步被排挤出领导职位，一些不同外国联系的“本国教会”终于建立起来，给予中国基督教徒以一种从属于共产党国家的宗教C?三自运动割断了外国的支持并迫使中国基督教领袖参加之后，终于在1958 年在每一地区把各派基督教会联合起来。此外又成立了不受教皇控制的中国天主教会，而教皇的反应则是宣布把它革出教门。这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扭转中国过去倾向西方的局面。类似的组织方案把穆斯林、佛教徒和道士都控制了起来。　　少数民族如蒙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总共约54 个民族，只占总人口的6 % ，但他们在战略上相当重要，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占陆地面积的60％，其中大部分是亚洲内陆的边疆。特别是大约400万的维吾尔族，他们在富于矿藏和石油的新疆是人口中的多数。人民共和国政府奉行苏联式的平等对待政策，强调各民族团结一致，同时在语言和风俗上鼓励“文化自主”，开始像琼？ 德雷尔所说的那样“做好事，交朋友”，以便在革命改造过程中获得地方上的合作。　　一般说来，为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而发动群众对某些类型的个人施加压力这种做法用得越来越彻底了。随着1951 一1952 年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到来，这种努力达到了新的高潮。这些运动是组织得很完善的，并且是按标准的方法分成若干明确的阶段进行的。　　三反运动是针对政府部门、国营工业部门和党内的官员的。那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显然是想消除从国民党接收过来并在1949 年以后迅速增加的庞大行政机构中的不良现像，并使其生气勃勃。通过三反运动，可以用尽快培养起来的新鲜血液代替旧行政人员，使官员们掌握新的权力后不能高枕无忧，借以把扩大了的官僚机构更彻底地置于中央控制之下。像许多大运动一样，这个运动是在新政权下最先进的地区东北开始的。不久就组织起专门委员会和一套机构，来把运动推向全国，进行轰轰烈烈的检举、公“审”和宣传。　　五反运动一直进行到1952 年6 月，那也是同样组织得很好和协调一致的运动，用以攻击商人和制造业者，即一般的资产阶级。它在名义上是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以及盗窃国家的经济情报。雇员被授意控诉雇主，顾客控诉店主，城市工商界人士普遍受到审查。像在所有的运动中所表现的一样，群众被动员起来，成立了委员会，造成群众积极主动、义愤填膺和热心伸张道德；接着就是罪犯的坦白、认错，以及对他们进行改造，或由于自杀、被处决而加以消灭，或送入劳改集中营。然而，这项反中产阶级计划的一个直接目的显然是财政方面的。从工商阶级挤出了大笔钱财，价值可能在10 亿到20 亿美元之间。从此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即那些同外国人没有密切联系的小规模工商业家，靠政府的宽大而勉强存在：那些仍能继续营业的，此后就彻底屈服于对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压力之下。（他们最后都被剥夺了财产，并于1956 年1 月放鞭炮，扭秧歌，顺从地庆贺他们自己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消亡。）　　政府的这一切手法排除了政权的许多敌人。强迫劳动营是自然的结果，它们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和中国古代的摇役传统建立的。体力向来是这个国家的主要自然资源。在现代用400万劳动大军从事一项公共工程项目，像广为宣传的淮河大堤和水闸那样，除了它的规模扩大和伴之以富于教育意义的精神鼓励而外，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发明。这时靠数量不足的配给口粮千强迫劳动的几百万中国人，是否比过去每年种田但通常挨饿的几百万人还要多，谁也不清楚。不同之处是，在使用简陋工具的长期劳动中遭受折磨而慢慢消耗掉生命的现象，不管是按计划进行还是偶然出现的，总是中国生活景象的一部分，不过这时组织得很严密罢了。　　共产党掌权前的中国在许多方面是中古式的和极为特殊的——不守时刻，缺乏公德和公共卫生习惯，把家庭放在社会之上，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以及1935 年那场徒劳的新生活运动所谴责的一切不良态度和恶习。在旧社会，每个人讨价还价，注意风俗习惯，用特定的方式对待每一种情况，并按照对方的境况或根据他的社会地位来区别看待。所有这些都同现代那种讲究效率，不顾情面，一切都按市场关系来确定的做法截然相反。中国社会的这种现代之前的性质，它的“中世纪”特点，在一个世纪里曾经吸引了外国人的注意，并使爱国者感到耻辱。儒家学者想从炮艇方面找到万应良药，然后又想求助于技术，最后则企图改革制度。继他们之后而崛起的革命者把旧的方式谴责为“封建的”， 并打算以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科学”的、号称普遍适用的抽象原则来改造世界。他们的列宁主义政党既然抱有改革的热忱，在彻底控制了全国之后，便不仅着手改造经济和社会秩序，而且也改造个人。　　甩想改造。中国人民直到最近还以缺乏组织见称，共产党在他们中间完成的组织工作是依靠他们对个别人进行鼓舞、强制或操纵的结果。刘少奇和其他组织者，根据在延安时使党列宁主义化（以及改造日本战犯）的方法，逐渐凭经验规定了一些步骤，来对付每一类敌人或支持者。当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战俘“承认”细菌战，并与中国看管人员合作时，他们正在响应中共对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包括党员在内）所施展的方法。使用这些方法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富农含着笑容把他们的财产奉送给政府，教授们严厉地谴责他们所受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中学生忠心耿耿地把他们的生命献给党的工作。　　这些不同的现象表明，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地致力于革命，致力于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虽然情况千差万别，思想改造过程一般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控制环境，不仅控制被改造者的人身，而且也控制他所能获得的知识（这时对全国都是这样）；激发人们的理想主义和恐惧心理，二者互相混杂；通过各连续阶段的引导，并利用人们的内疚和自惭来加强效果，使之产生一种可怖的心理感受。中国的土语“洗脑”，也许使人听了会对这过程产生过多的神秘感，其实这在过去别处的宗教战争中也是隐约可见的，不过这时是更加彻底地组织起来罢了。现代心理学家能够阐明，困苦的生活、长期的不安全感和紧张情绪，加上持久的心力交瘁和反复的思想灌输，会怎样摧毁一个人的内在个性和产生种种压力，对此，大多数人只有屈服于权威，至少暂时接受新的态度和观念，此外别无出路。这种强制改变人的思想的做法，同美国广告方法的温和的自愿形式在程度上大异其趣，因此我们现在仍然对它只有部分的理解和研究。如果把这种方法扩散到全世界，它就会对个人主义造成最大的危机。在中国，人与人相处的实际方法一向是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发展得更为充分的，因此这些心理学方法居然在那里变得这么先进，也许是不足为奇的。　　对于中共必须从中吸收干部的学生阶层来说，这种思想感情的改造是在改组和扩充教育制度后设立的革命大学里进行的。几千名受训的学生要上几个月之久的思想教育课程。这一类包含4000名学生的一个训练中心，也许会再分成好几个班级，每班100 到200 人，然后又分成学习小组，每组6 到10 人。一位分析这种过程的精神病学者罗伯特？ 利夫顿，曾把为期6 个月的典型思想改造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组认识阶段，这个时期大家感到相聚一起有相当的自由和热情。在这一阶段里，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概念并进行讨论，这些主要是在小组里进行的。以高度的集体精神自由交换意见这一办法，促使受训人暴露他自己的思想，全心全意地投人“思想动员”。　　第二个阶段是诱导每个人产生自我思想斗争的阶段。每天的学习安排仍然是使人心力交瘁的。精心控制的环境这时似乎要把学员严密地包围起来。每个人交出他一生经历和思想的初步总结。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深人，他的总结通不过的危险日益明显。这时受到攻击的，是旧日个人的种种错误和坏事，而不仅是抽象的旧社会，于是学员就竭力挖掘他的缺点，并加以改正。经验丰富的领导人重视小组的压力，因此每个人迫于这种声势，都在思想感情上陷入困境。他可能因犯有过分的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犯有机会主义或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或个人英雄主义等等而进行自我思想斗争，或者被他的小组同伙“所斗争”。企图退缩或抗拒这个过程的人就要承受心理上的打击。每个参加者都是完全孤立的，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样都是内心孤独的。这种压力类似囚犯所承受的压力，使每个人不久就感到有罪（他曾犯了过失，理应受罚），感到内愧（他丢了脸，失去了自尊心），觉得无地自容。他在抨击自己的时候就为坦白和自我谴责作好准备，他感到自己好象是思想上患有毛病，需要医治。　　第三个阶段是屈服和新生。当他的最后思想总结或坦白被小组和领导所接受时，他可能会感到精神振奋，洗涤干净，变成了新人。这种历时数月之久的过程，是一种经过他人启发的大规模宗教阪依过程，有点像我们自己的鼓动性福音布道会，但增加了压力和心理治疗的因素。个人已经受到一番处理，他自己本性的源泉已经使他承受了压力，而他这种从自我诱发的紧张心理状态中摆脱出来，是同党的客观权威有关系的，此后他就要一切依靠党了。这是因为，党的目标不仅要控制守纪律的积极分子，而且要变更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变更他们的目标和价值标准，以改进他们的工作。他们抛弃了家庭和父亲，而另外接受了党和革命。　　这个过程对于可以训练的年青人最有成效。就老一点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西方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来说，批评、自我批评和坦白只会是他们已经成熟的经验外面涂上了一层虚饰。北京教授们发表的许多讲话都是形式上的。他们谴责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影响和他们以前所受的毒害，在谴责时也许还为他们受到引诱而背离其固有文化而有点内疚。但他们这种自我批评的重要效果并不在于改变他们个人，而是使公众认为他们是新秩序的拥护者。这样，惟一能代表西方非共产主义影响的一个阶层就把自己中立化而不能成为年轻人的师表了。　　共产主义与儒家是想。凡在中国生活过的，几乎谁也不会相信，一场不管多么势不可挡的革命能把难以推动的中国改造过来。以上关于思想改造的概述，不应被理解为那种运动能轻而易举地改造中国人的性格。然而，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战略，其目的在于维持一个受控制的局面，使人们对现政权即使不是真心爱戴，也要在口头上说些好话，直到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能够接替他们为止。　　此外，从中国的文化遗产中，专制主义的传统可以用来为现代服务。例如，儒家学说在其一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共鸣之处，但并不完全一样，只是部分一致。这个共鸣之处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布尔什维克强调要把理论变为革命实践，主张理论本身并无价值，而必须用之于实际活动，作为我们不仅了解世界而且改造世界的工作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科学”， 当它用于实践时，必须成为一种伦理学，一种能够鼓舞人们的整个思想和行为的人生哲学。自我批评是为此而必须采用的训练的一部分。共产党还有一个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应按每个国家的具体背景来运用，要把共产主义思想同当地的传统结合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适当地结合起来”。　　共产党的自我批评有点像儒家的自我修养学说，特别是像16 世纪哲学家王阳明（1472 一1529 年）所倡导的那种形式的学说。王反对知知行的二元论石在王看来（借用戴维？ 尼维森的说法）， “所谓知就是知道怎么做并且知道应该做什么。”完全真诚的人应当把他的道德观念在同样合乎道德的行为上表现出来。因此，王和其他一些人竭力主张自我修养，认为真正的哲学家可以通过这一过程把他的思想和行为统一起来，这样知就见诸于行，而行能增益其所知。这个思想在孙逸仙的“知难行易”说中反映出来，其后在蒋介石的言论中也有所反映。　　儒家的自我修养不是一种集体行动，但它强调指出人性是可以从道德上加以改善的，中国古人相信通过适当的伦理教育和规劝，可使一个人成为社会上有道德的人。个人的自我修养和集体的自我批评有某些共同之点。延安的思想改造曾袭用中国的传统说法，并援引了儒家的权威论点。刘少奇认为，好的共产党员必须通过自我修养、通过“慎独”来锻炼自己，这样他就会灵活而机智地服从党的领导。刘说，一个人由于比较深刻地意识到自身所受的历史影响，就有可能在历史过程所限定的范围内，确实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感。这样，儒家的教导是要人们忠于家庭、父亲和皇帝，毛泽东主义则把效忠的对象变为人民、党和领袖，并为此引证了古书中的话。　　大学拟评与政治批评。在思想改造过程中，中国文学界必须遵照毛泽东1942 年关于文学艺术所说的名言，即文学艺术是阶级斗争的政治工具，是完全从属于政治的。当时运用了开会、声讨和出专刊的全部力量来攻击朝廷，把他作为“腐朽的美国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象征。有一次运动是为了反对胡适把18 世纪着名小说《红楼梦》 解释为自传性的作品。共产党人喜欢把它看成是描写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崩溃的作品，从而把这部引人入胜的小说从中国文化遗产中抢救出来，像其他一些被选中的英雄人物、诗人和文化遗产一样，标明是“属于人民”的。？ 那次运动同时也把依据历史研究而进行的西方式文学评论说得一钱不值，作为攻击中国自由主义及其外国盟友的一部分运动。　　但是，共产党的一些有创造性的作家有时也趋向于持批判态度，正如在苏联一样。有些曾因抨击旧秩序而闻名的作家，这时批评了新秩序下的缺点，特别是批评了党的文学权威周扬所说的中央委员会是评价文学作品优秀与否的最后裁决者。鲁迅的一个名叫胡风的倔强追随者，为此被作为一次全国性运动定罪示众的对象。最后，谴责胡风的作家如丁玲也受到周扬的谴责和清洗（周本人在19 肠年被清洗）。　　正如思想改造和其他运动在人口中作了筛选、分离出潜在的敌人和新战士一样，中国整个伟大的历史遗产也必须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法重新加以评价，以纳人新的国家文化的总体之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例如，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中国过去大部分光荣的历史必须被归入“封建主义”时期。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是，根据他们的论点，在18 叨年以后，外国“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帝国主义”与本国的“封建反动势力”流淦一气，阻碍和打乱了中国的“正常”资本主义发展。为政治目的而强加于学术研究上的这种公式，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学者们的注意。　　朝鲜战争与苏联援助　　毛泽东在1949 年初宣布“一边倒”以反对“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以后，在莫斯科花了9 个星期（1949 年12 月一1950 年2 月），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最后签订了为期30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对付日本或任何联日国家（指美国）的侵略。从此之后，苏联的力量就给中共提供了保护伞，使他们能够继续进行他们的国内革命，清除帝国主义的权利和特权的最后残余，并重新维护中国对边疆地区的控制。现在看来，那时北京似乎并不盼望同苏联武装起来的北朝鲜一道于1950 年6 月侵略南朝鲜。相反，中共显然是很想攫取国民党手里的台湾，但当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阻止两边任何一方的进犯时，这种希望就落空了。随着朝鲜战争的发展，中国在战略上所关心的主要是保证其从日本接管过来的主要工业基地南满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