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领域的新探索包遵信　　还是三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位朋友那儿读到一篇论文打印稿。它就是现在这本论著的雏型：《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当时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它有股迷人的魅力；进而对作者这种大胆的探索，表示由衷的叹赏。与那篇论文相比，现在这本《兴盛与危机》分量已多了好几倍，但读了它，依然会使你耳目一新。　　一部学术论著，我说它"迷人"，是否有点不伦不类？其实，科学上任何创新的价值固然是在它能给人更真切的知识，但它最先打动人的往往是让人领略到一种美的快感。美学上有所谓"以美引真"的说法，我的这种感受是否就是这个道理？这部论著从结论到方法，都是以往一些史学论著未曾道及的，对于象我这样一个虽与史学有缘而又没有八门的人，读了以后有种闻所未闻的新奇感，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值得庆幸的是，事实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这种感受。现在史学界围绕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正在热烈地争论着。这场争论的引发点，就是作者那篇论文的发表，把这个非常困惑人的老问题向人们重新提了出来。与二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两次讨论相比，目前的讨论中已有不少论述把这个问题的探讨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不再满足于引经据典，而是放开了视野，从历史整体的宏观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虽然这还只是一个初露的势头，却也非常令人可喜，而这一特点在这本论著中则是最为突出的。作者充分吸取了前人和时贤研究的成果，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看法：中国封建社会是个超稳定系统，这就是它能长期延续的原因。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对"超稳定系统"这个说法，当然只能褒贬随人，可以继续讨论。但作者这种从历史整体观上解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结构，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几个方面的交互影响和互为因果的历史变化中进行综合的探索，这同那些单纯从某个局部、某个方百去寻究历史演变的终极原因相比，在方法论上不能不说是个长处。　　说到方法论，就使人想到我们的历史研究，许多问题，许多人物，在我们史学家的笔下，时而肯定，时而否定，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虽则肯定或否定都有它们一定的道理，但人们不免狐疑：难道历史研究的目的仅限于此吗？何况这种肯定或否定虽是截然对立，但从方法论上深究，它们往往又都是从同一原则出发的。历史科学是研究社会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的。现在有些被称为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很难说和历史唯物主义教本中讲的有什么两样。历史研究中这种原理化倾向，非但没有给理论增添什么光彩，反而使一部分人丧失了对理论的信心。现在有些同志埋头于史料的整理和考据，而不屑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多少也是对这种倾向的反抗。虽然这样做并不能真正克服这种倾向但空喊重视理论也同样于事无补的。理论本身也应该发展，研究方法更需要改进。　　目前我们的历史研究主要还是局限于描述和议论的方法，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往往满足于作一些定性的判断。定量分析和比较研究，不过时隐时现地在历史科学的大门之外徘徊，更不用说有意识地采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了。难怪有人说我们的历史科学还停留在古典科学的时代哩！可怕的倒不是我们目前暂时落后的现状，而是满足于这种现状，维护这种现状。现在这本论著的出版，能不能给这个现状打开一个缺口？至少它是第一次将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引进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并从实践上为我们作出了非常有益的尝试。这件事的意义恐怕要远在它的结论之上。　　作者在这本论著中运用了控制论、系统论和数学模型的方法。我完全相信作者说的，这些方法并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神秘。不过目前不少同志对它们都还是相当生疏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面对这种状况怎么办？抵制它，用一项"西方资产阶级货色"的大帽子堵住它？这是我们相当熟悉，也是屡试屡败的老办法。鲁迅有篇随感录，题目叫做《来了》。大意是说中国人遇事总是不问虚实，不究底蕴，只要听见有人说"来了""来了"，就都闻风而逃，最终难免上当。它的用意是在揭露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盲从和自大。盲从造就对已有事物的迷信，自大助长了对新鲜事物的抵触。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吃过这种盲从和自大的苦头，虽然健忘也是某些人的特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恐怕谁也不愿再来充当一次现代堂·诘诃德式的英雄罢。　　当然，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现代科学方法，包括控制论、系统论，它们只能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能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研究中引用现代科学方法，这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的同志，也不曾有超越历史唯物主义这种不切实际的奢念。这本论著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令人费解的倒是，恰恰那些一提现代科学方法就摇头的同志，却总要在现代科学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划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把它们截然对立起来。如果有谁向前跨越一步，他们就惊慌不已，斥之为"标新立异"，甚而干脆就给扣上一顶"资产阶级思想"的大帽子，好象现代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只是亵读他们圣洁灵魂的污水。如果这也叫做坚持马克思主义，那恕我不敬，那只不过是患了一种神经衰弱的思想贫乏症。他们的虔诚虽然令人起敬，他们的表现却与马克思主义精神背道而驰。既然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那就应当懂得，马克思主义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学说，它能撷取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当然更能兼容当代科学中那些珍贵成果，不管这些成果是由谁创造的。这在原则上难道还容怀疑吗？问题在于我们这些自信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是否有这样的心胸、眼光和魄力。诚然，在历史研究中吸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时，会遇到历史唯物主义同它们如何结合的问题。这确是一个理论上有待探索的新课题。这本论著虽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它的出版不是为我们探索这个新课题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实例吗？　　我不懂控制论，对于历史研究怎样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也没有从理论上研究过，但我读了这本论著却不觉得隔膜。它在你面前展现的那些历史场面仿佛让你身临其境，可以说就是一个一个活的社会，因而给你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它对许多问题的分析，层次分明，给人一种清晰感，不会使你如雾中看花，似懂非懂。有些问题，譬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世界罕见的，可是为什么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只有政权易姓的改朝换代，却从来不曾有过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说法当然还是有的，那就是农民阶级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那时农民起义没有先进的阶级领导等等。诚然，这是农民阶级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只是这种解释如同说古人没有宇宙飞船所以不能登上月球一样，虽则千真万确，难免流于空泛，所以与其说它是什么历史规律，还不如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况且它又怎样与另一个理论，即只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阶级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相一致呢？正象作者讲的，我们的历史研究往往就这样陷入了一张难以摆脱的因果循环论的大网。如果我们把中国封建社会看作是一个"超稳定系统"，这对正确理解这一问题或许更有启发意义。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观念和实际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总是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超的鸿沟，现在该是填平这道鸿沟的时候了。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体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社会科学正在朝着同自然科学结合的方向迈步。在这一学术思潮中，我们却迟迟没有起步，比起其他某些学科（如经济学），中国史研究的大门，好象还不曾有现代科学来叩问过。现在这本论著的出版，能否当作代表史学领域这一新潮的初现？我以为是可以的。　　一八一六年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讲坛上，开始他的哲学史讲演之前，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老一辈的人是从时代的暴风雨中长成的，我们应该赞羡诸君的幸福，因为你们的青春正是落在这样一些日子里，你们可以不受扰乱地专心从事于真理和科学的探讨。"我深信我们学术界的诸位前辈，要远比这位西方哲学老人更有气度，更能宽容，奖掖后进的热诚会和时代前进的步伐成正比。我和本书的两位作者是同辈人，只是他们都不是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这本论著也只是带有探索性的尝试，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当然难免。行家里手如果有严肃的批评，那也是完全应该、非常有益的。但愿不要因其还有斑疵，就不屑一顾；倘是囿于见闻，斥乏为怪，那就不足为取了。一九八一年春节于北京东郊新源里第一章:一个古老的难题　　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法）来凯莱·戴·蒙泰涅（1533－1592）1．1对思考的再思考　　四百年前，罗马出版了一本哄动一时的书。这就是门多萨用西班牙文写的《中华大帝国史》。该书用理想化的手法，把当时的中国社会及政体描绘得完美无缺，还称道中国人"是一个沉静的和有才智的民族"。它引起了欧洲知识界的极大兴趣和普遍关注，立即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固然，在今天看来，这本书对中国历史和欢会的描述并不准确，甚至有许多错误，但是它在当时引起的反响，深刻地反映了西方人发现了一种与欧洲社会完全不同但又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的中国文化时的那种惊愕和激动。无怪乎当时按国的大作家、哲学家米凯莱·戴·蒙泰涅在校阅该书法文版时，颇有感慨地在书边写道："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已都没有彻底了解它。"　　时光流逝，四百年间多少历史的浪涛拍打过去了。无论是世界上，还是中国社会内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尽管如此，对于任何研究历史的人来说，中国的历史依然是令人惊异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说："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在有关中国历史的各种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达两、三千年之久？　　中国封建社会停滞原因的探讨，是一个早就被我们前辈提出来、历史学家一代又一代曾经给以回答的问题。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其他的问题能象它那样有长远的魅力，同时能象它那样构成对历史学家的持久挑战。每一代研究者都把对中国社会的总体研究，把中西方文明的对比，以及把改造中国的理论探讨，放在这历史性的问题之下。因此，每当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来临，人们总是企图用新的目光审视这一问题，以求得对本民族的历史、现状和发展的更深刻的理解。　　是的，为了未来，我们必须研究过去。近一个世纪以前，普列汉诺夫在谈到历史发展的自由和必然时曾指出："这个问题，象斯芬克斯一样向每个这样的思想家说：请你解开我这个谜，否则我便吃掉你的体系"。　　今天，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原因之谜，也象斯芬克斯提出的问题一样，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面对着这个庞然大物的每一个研究者，都会深感自己的知识、能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也看到有关这一理论问题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诸方面的几乎所有细节，早已被以往的历史学家们深思熟虑过了，其中有的已经转化为改造中国的行动。但是，只要我们对巨大的历史惯性还没有真正的认识，那么；这个问题就将一次又一次地由时代向理论家提出来。历史将迫使下一代对先辈的思考结论进行再思考。1.2以往学说的疑难　　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得不到必要的变更，商品经济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这就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的角度，做了大量的、有益的研究，澄访了经济史上的许多问题。无疑，这种研究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我们认为，它并不一定全面。因为正是经济史的研究表明，欧洲封建领主庄园制经济的自给自足程度比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得多。中国封建社会在很早时，如汉、唐，就有了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唐代激国际贸易也很发达，如公元769、770年，每年仅在广州登陆的外国商舶就达四千余艘，平均每日十余艘。而当时，广州仅仅是交州、泉州、扬州、明州等著名的大港当中的一个而已。宋代，我国二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就多达六个，临安是三十万余户百余万人的大城市。而欧洲，直到十四世纪事，最大的城市威尼斯、佛罗仑萨仅有九万人，一般城市如纽仑堡、奥格斯堡不过一万人左右。宋代，每年国家征收的商业都曾达二千二百万缗，约占总岁收的七分之一。近年来，国内学者还特别指出，我国封建王朝每到后期面临崩溃的时候，就会出现商业病态繁荣的现象。使历史学家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文明恰恰是从欧洲高度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和规模不大的城镇中产生，而在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资本主义文明却难以产生和发展？　　近年来有些文章认为，单一的小农经济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根源，而这种单一性又主要表现为区别于欧洲农牧混合经济的单纯农产品生产，欧洲人的食品构成肉食比重大，而中国人则以吃粮食蔬菜为主。这样，从经营特色到饮食习惯，把问题推到了非常奇怪而又细小的近乎偶然的因素上了。　　黑格尔曾经机智地指出；"把历史描绘成阿拉伯式的图案画当然是显得巧妙的，因为阿拉伯式的图案画上面就是大花朵长在纤细的茎上，但是，这样来解释历史是非常肤浅的"。重视经济原因完全正确，但是把重大历史现象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因素或细小的原因，这种方法本身不见得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另一种观点是分析中国封建剥削关系的残酷性，指出这种剥削制度怎样一次又一次地把农民大众推向死亡线，怎样使生产发展和积累中断，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从生产关系角度来分析历史现象，显然比单纯寻找经济因素更具有说服力。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对我国封建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及阶级斗争做了大量的研究，总结出了一些特点。无疑，这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一个基础。但是，这种分析似乎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难道欧洲的、日本的封建社会的剥削关系没有中国封建社会的残酷吗？　　对比一下欧洲的农奴和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两者的地位与生活状况，就不难看出，中国农民的境况一般说来要比欧洲农奴的好一些。欧洲封建领主对农奴的人身占有受到法律的维护，甚至对农奴的女儿也享有初夜权，农奴生活极为贫困。但我国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封建王朝的中、前期，有大量占有少量耕地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存在，他们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弱。即使是对奴婢，早在东汉时就有禁止私杀奴婢的诏令。北宋法律中也规定过地主不能直接制裁佃农，佃农还有退佃的权利。西汉时，若以货币为标准，中等人家是十万钱。家赀不满十万的，有时可受到免租的待遇。若不满千钱的贫家，则是国家的救济对象。当然，这些规定并不能准确表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实际地位和贫困的生活状况。上述对比，只不过是为了说明任何一种封建制度都是以农民（或农奴）为压榨对复，残酷性是其本身的特点。因而我们不能把这一适用于封建剥削制度的普遍特点，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的特殊原因。　　还有一种观点，许多历史学家十分注意中国封建国家的特点——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克服分散性。他们认为，这种专制主义国家组织了巨大的官僚系统，依靠政权力量推行重本抑末、闭关自守、把盐铁矿及手工业置于官办的经济政策，依靠政权力量独尊儒术对思想文化严密控制，这些政策有效地延续着封建制度，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这种学说着重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问题，并在揭示中国封建国家机器的特点及其如何发挥全面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作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分析。显然，研究是深化了。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加以思考，又会发现问题并没有解决。为什么世界史中绝大多数封建国家都保持着和小农经济分散性相适应的分裂割据状态，而中国封建社会却能长期确立强大统一的专制主义国家政权？人们可能舍说。这是由中国是封建地主经济所决定的。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形成和维持封建地主经济，而欧洲却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呢？如果研究者们不想把问题归到细枝末节的因素上去的话，他们又会回到强大的政权力量对经济的作用上来。这样，持这一观点的历史学家们马上会发现，自己的研究被绞进了一张难以摆脱的因果循环论的大网之中。为了克服这一困难，研究者们想出各种办法，例如提出中国封建社会中最有势力的剥削者具有官僚、他主、商人三位一体的特点，等等。　　第四种有相当影响的观点是，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剖析中国封建社会。持这一观点的同志，力图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从东西方文明对比、文明起源等方面，来解释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史学理论界一直在热烈地进行着。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也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结构的丰富多样性。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指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前阶级社会——原始公社制形态，是一切文明类型在其历史初期都曾出现过的。那么，为什么这种原始形态能在东方长期保存下来呢？　　除了上述四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外，还有种种说法。例如说，中国封建社会是处在一个与世界相对隔离的地理环境中，它东濒大洋，西隔高原，西北、北部与东北部则是高山、沙漠、草原和原始森林。应该说，在封建社会生产水平的限制下，这种地理环境可以成为对外交流的巨大障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因素。但同样的地理条件，从西周到秦汉一千年间，中国社会结建立大一统封建帝国以后的两千年历史中。因此，我们只能说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是一种外部条件。又如还有的学者从人口——土地的生态关系出发，指出一定的生产水平制约了二者的几例，造成中国封建社会一次次解体，从而形成了停滞问题。总之，在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问题时，各种观点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于是，有的学者开始怀疑这个古老的难题提得有没有意义，研究者们是否在没有谜的地方去破谜。但是，否定一个问题从来比回答一个问题容易得多，这种否定不能消除我们心中的疑团。1．3现代科学的启示　　某些读者或许已经发现，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问题时碰到的困难，并不是材料问题，而且大多数观点在所论范围内都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随着各种观点的深入研究，这一古老的难题无论在丰富性上还是在复杂性上都显示出迷人的色彩。历史研究的困难常常在于：对于一些重大历史现象，我们不难从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分别找出许许多多的原因来。使历史学家们深感困惑的，不是他们怀疑自己观点的局部正确性，而是一旦把自己的观点放到整体中、放到历史发展中去看，就会发现各种原因互为因果而自己不过是抓住历史发展的链条中的一环而已。　　先生们遇到困难的地方，是不是可以成为学生们前进的起点呢？在向前迈步之先，我们不妨停下脚步思考一下。是的，我们应该在方法论上有所建树，应该从仅仅分别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寻找终极原因的方法中摆脱出来，而从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角度也即从社会结构的特点出发，重新探讨这一古老的难题。　　在我们把社会看作一个不可割裂的有机系统，对其结构进行整体研究时，是不是可以借助于本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所提供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呢？早在1914年，列宁就说过："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众所周知，系统论、控制论是二十世纪以通讯、自动化和计算机为特色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它们不把事物看作相互孤立的因果系列和可以分割处理的机械模式，为研究错综复杂的事物提供了某些具体的理论和方法。在强调整体研究的时候，系统论、控制论还特别指出：局部特点相加之和并不等于整体特征，而必须把它们始终作为整个系统的相在依存的组成部分来加以研究。近三十多年来，系统论、控制论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着，并向各学科领域渗透。而我们，恰好正是被人们称作横断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的同龄人。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就非常重视整体的、相互联系的思想方法。恩格斯在谈到因果关系时，特别强调了从总联系的角度来考察问题。他说："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现代科学的发展，系统论、控制论对复杂系统的研究，恰恰可以使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观点时进步在方法上做到丰富化、具体化、细致化。　　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现代系统研究可以提供一种更能适当地处理社会文化系统的复杂性质和动力性质的基础构架"。近些年来，世界上已经出现了用系统论、控制论方法研究历史的工作。人们会问：这种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指导下，把控制论和系统论作为一种具体方法或工具来使用，是可以尝试的。当然，这的确也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的理论问题。我们这本书，则仅仅是一种尝试。我们力图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故指导下，应用系统论、控制论方法，从总体上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具体分析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结构，揭示阶级斗争激化的条件，探讨社会危机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等等。我们认为，我们的这种尝试和唯心主义史学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把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有的同志认为把控制论、系统论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不是简单化了。这实际上涉及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的问题。马克思早就说过："自然科学往后将会把关于人类的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正如同关于人类的科学把自然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一样：它将成为一个科学。"　　然而，要运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探索其长期延续的原因，会碰到很多困难。由于这一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包括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所有方面，其时间尺度涉及到两千余年，所以对这个特大系统的重大历史现象的研究，人们往往有望而生畏之感。但是，我们发现中国封建社会所具有的某些特点，正好为利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研究历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众所周知，中国史有两个特点。第一，中国文明绵亘数千年而始终没有中断过，又有重视历史的良好文化传统，史料的丰富和具体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与民族都无可比拟的。这些丰富的史料又被历代学者考察研究过。解放后，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历史工作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第二，直到近代世界市场形成、国家之间的联系不可分割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相对孤立的系统，不象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是一些互相渗透的开系统。在系统论、控制论中，研究相对孤立体系的方法比较成熟。中国史的这两个特点，对我们的研究是十分有利的条件。科学发展史也充分表明，那些成功的科学研究最初总是从资料丰富而又是相对孤立的系统入手，然后再把所得到的认识加以推广的。　　这一切给了我们鼓舞和启示：从整体研究和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封建社会要比西方封建社会更容易入手。1．4社会结构及周期性、停滞性　　当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用系统论、控制论的具体方法来考察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问题时，我们发现，这一古老难题的令人迷惑之处，有可能一步步清晰起来。　　系统论、控制论认为，要理解一个系统，特别是象社会这样的复杂的大系统的整体特征，就必须剖析这个系统的结构和作用机制，也就是分析大系统是由哪些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之间又是怎样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是人类活动的组织形式，是由人结成一定的关系组织起来的。而人与人的关系除了血缘关系而外，无非是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文化关系。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社会结构时，就把它看作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结构三部分组成的（见图1）。图1所示的社会结构框囹中的双箭头联线，代表三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调节而又相互适应的关系。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也就是要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结构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是怎样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也即从社会组织方式上来把握结构的特征。只有理解了这种结构在相互调节方式上的特点，才能从整体特征上去追溯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原因。　　从控制论角度来看，所谓某一社会的停滞，就是指这个大系统的结构有着巨大的稳定性。必须指出，稳定性是控制论、系统论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停顿僵滞和不变的状态，而是指某种结构在运动发展中保持某种固定形态和基本上致的适应方式。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其社会生活，包括生产水平、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它决不是一个停滞僵死的社会。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社会组织结构又是处于不断重建和瓦解的振荡之中。也就是说，从整个形态上看，它并没有发展到新的结构中去。以至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的鸦片和炮舰打开古老帝国的大门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仍然微乎其微，没有形成建立新的社会形态的力量，而是呈现出一种社会结构在变动中保持固有形态的巨大稳定性。　　控制论在研究系统结构的稳定性对，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出发点，这就是它不是从不变性来讨论稳定，它不是去追溯那些使事物及其关系保持不变的因素。恰恰相反，它从揭示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动态角度来考察系统的稳定性。特别是当它研究系统术稳定状态时，注重系统内部会发生什么变化，哪些不稳定因素被系统内在调节力量克服了，从而回到稳定状态的动态过程。这种方法对历史研究应该说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我们都知道历史是一条长河，无论是在自然发展史还是社会发展史中，变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大陆的漂移，宇宙的膨胀，物种的遗传变异……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任何一个社会，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不论它的结构是怎样保守，怎样稳固，它都不能置身于发展变化的长河之外。在一个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也都在发展变化着共调整着相互关系。尤其是最活跃的经济因素的不断发展，势必导致三个子系统之间的不适应，从而使社会结构出现不稳定和危机。当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极不适应．就要求社会变革，即以革命的形式来调整社会结构。调整的后果会怎么样呢？系统论、控制论的研究指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情况是人们早就熟悉的，旧结构被破坏瓦解了，失去了恢复的能力，同时，在原有社会结构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相互适应、相互调节的结构，革命到来时，新结构就会取代旧结构，社会演化为新的形态。显然，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学家们经常提到的欧洲社会演变过程。控制论指出，大系统的演化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当社会结构中三个子系统偏离适应状态以至于旧结构无法再维持下去时，引起原有旧结构的崩溃，其后果是消除了各子系统中互不适应的因素，消除和压抑了三个子系统中尚未成熟的新结构的萌芽，这样就使得大系统回到原有的适应状态。这种系统由于存在着不断消除和压抑内在不稳定因素的振荡机制，所以从总体上看结构长期不变。控制论把这种系统称为超稳定系统（ultrastable system）。它一方面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表现出周期性振荡。也就是说，这种系统的巨大的稳定性，是依靠它本身具有周期性振荡的调节机制而得以实现的。这个理论是控制论专家艾什比在五十年代研究有机体怎样适应环境时提出来的。　　用控制论关于稳态结构的理论来剖析中国封建社会，我们发现，中国封建社会除了在其结构形态上有长期停滞的特点外，恰好还有另一种不能忽略的重大历史现象——封建王朝的周期性更替。以大时间尺度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鼎盛，直到显露出社会危机，暴发动乱，崩溃，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荡，旧王朝覆灭了，新王朝代之而起，呈现出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人们自然会问：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是不是由于它正好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呢？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和周期性改朝换代，这两个重大历史现象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内部具有特殊的调节机制，使它每隔两三百年就发生一次周期性的崩溃（即振荡），消灭或压抑不稳定因素并恢复旧结构。正是这种特殊的调节机制，保持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延续状态，使之呈现出社会结构的巨大稳定性。换句话说，中国封建制度是不能仅仅靠每个封建王朝长期延续而静态地继承下来，而是必须通过周期性的动乱和复苏一代一代地保存下来的。　　本书的任务是，力求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运用控制论方法，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并根据这一假说，使中国历史上一些令人迷惑的现象和难题，如大一统的组织能力、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的原因、农民战争的特点和作用、对外来文化的融合能力等等，都得到统一而又明白的说明。这样，也许可以使我们发现那些被大量细节掩盖着的重大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们深深感到；运用控制论方法研究历史，有可能使我们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时做到细致化，为具体分析问题提供有效的工具。诚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基础制约着上层建筑。但是，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也具有反作用。实际上，早在189O年恩格斯在给康·施米特的著名的信中，就明确论述了国家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造成社会发展的不同的演化道路。他指出，这种反作用可能有三种情况：如果国家权力沿着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就会促进其向前发展；如果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就会造成"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第三种情况是"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后两种情况又可以归为一类，它们都是"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长期以来，很多人一谈历史唯物主义就想到欧洲社会的历史演化模式，而对经典作家讲到的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造成的一个大民族的崩溃形式，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显然，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周期性崩溃的研究，将可以加深我们对过去忽略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论述的理解。　　以下各章中，我们将根据历史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构造，及其内部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第二章中，我们以研究社会内部的及外部的交往程度为起点，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及其功能，揭示这种结构与"大一统"的关系。第三章中，我们分析了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封建剥削阶级属性，指出它具有的巨大调节能力必然会异化出无组织力量来，并具体地从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中剖析无组织力量不断增长的趋势。这一切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国家机器调节功能丧失。第四章中，我们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结构和剥削放大效应，指出无组织力量最终将导致王朝末期变法的失败和农民大起义。第五章，我们探讨宗法一体化结构怎样造成社会周期性的崩溃及王朝修复机制。第六章讨论周期性大动乱对生产力进步积累的破坏作用，从而指出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巨大保守性阻碍了社会结构中新因素的产生和发展。然后，我们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假说，回答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这一中心问题。余下的几章，我们将根据模型和假说，继续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相信，读者是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与我们一起来进行探索的。第二章：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　　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老子2．1"大一统"之谜　　如果把中国封建社会和世界上其他封建国家作一个对比，首先使我们获得难忘印象的就是它的"大一统"。是的，除中国封建大国以外，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经历的封建社会都是以分裂割据状态存在的。　　欧洲本土在中世纪时，碎裂为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细小部分。仅在德国，就有巴伐利亚、奥地利、萨克森、符腾堡、勃兰登堡、科隆、汉堡、纽伦堡、法兰克福等二、三十个公国、伯国、侯国、主教国家以及城邦。在这些拥有颁布法律、征收赋税、铸造钱币的权力的国家中，又有一群各成独立经济单位的庄园和市镇。有的历史学者用"一条政治上杂乱拼缝的坐褥"，来形象地比喻中世纪初期欧洲的政治地图。这个比喻对日本和印度封建社会也同样适用。1467年日本爆发"应仁之乱"时，以细川氏纠集二十四个国家为一方，山名氏纠集二十个国家为另一方，展开激战。直到1582年尾张国的织田信长才统一了当时六十八个国家中的三十个。日本列岛三十七万二千余平方公里的面积上，竟有六、七十个封建小国。公元七世纪至十二世纪之间，北印度有拿回普塔族建立的诸王国，德干及南方也是小国林立，极南太密尔地方还有达罗毗荼人的槃耶、迦勒拿、朱罗三大王国。这是一幅何等混乱的历史图画啊!　　虽然，世界史上也出现过一些版图辽阔的统一的封建大国。如公元800年建立的查理曼大帝国。又如阿拉伯人在圣战的旗帜下东征西讨，公元732年建立了横跨欧、亚、北非的穆斯林帝国。日本公元七世纪实行大化改新，也曾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但是，无论是查理大帝、穆斯林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还是仿效唐带糊口本皇子贵族，他们统一的业绩不过是黑暗中的一道闪电，虽说惊人，但十分短暂。查理曼帝国的寿命几乎和查理大帝的寿命一样长。843年"诚笃者"路易死后，这个封建统一大国就解体了。大食倭马亚王朝也不过经历百年左右就衰落了。而日本在公元九世纪后就陷入分裂。这些例子说明，力图克服小农经济分散性而实现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犹如超新星爆发那样，大多是一种暂时现象。"新星"爆发后不久，社会又陷入分裂割据的黑暗之中。　　但是，在世界封建社会分裂割据的沙漠中，还有一块辽阔的绿洲，这就是中国封建大国的存在。自秦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建立了大一统封建大国以后，虽然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出现分裂和动乱，但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国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形式。中国封建大国以它辽阔的版图、众多的人口、灿烂的文明存在了两千年之久！　　中外历史学家，无不为中国封建社会里存在如此强大的统一力量而感到惊愕。　　人们不能不问：同样是封建社会，有着大致相同的生产水平——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封建自然经济，而中国封建国家为什么具有如此不同的形态？它依靠什么样的组织力量来克服分裂割据？"大一统"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上的特色，它是中华民族古代的光荣与骄傲，但我们民族也曾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长期以来，"大一统"之谜并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在本书中，它将成为我们解剖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一个出发点。　　我们首先探讨建立中国封建大国的组织力量，由此逐步揭示它独特的结构。然后从这一结构来研究它的演化机制和其他一些特点，这样，我们试图说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2．2两个生动的比喻："马铃薯"与"混凝土"　　为什么封建社会大多都取小国林立的分裂割据局面呢？从系统组织原理上讲，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一般都缺乏把各个地域联系起来的组织力量。马克思曾精辟地论述过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组织的特征。他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所以小农之间不能"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不能"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马克思对小农缺乏组织联系的特点作了非常生动的比喻，说他们"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是从互相联系的角度，即从内部通讯信息的角度来分析小农的组织能力的。马克思还特别清楚地指出过："…一个民族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这种分析方法和现代控制论原理是有一致之处的。即：要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就必须使整体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稳定的通讯联系。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说过一句名言；"社会通讯是使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这里所讲的通讯是广义的，它包括区域之间的经济交往、政治联系和文化联系，是指各地区之间的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的总过程。而一个社会的通讯发达的程度，一方面要受到生产水平——物质生产和交换——的制约，另一方面要有实行通讯联系的通道和工具，此外，要存在着执行联系功能的人。　　用控制论关于通讯和组织的理论来看封建社会的分裂割据问题，是非常清晰的。西欧封建社会里，基本的经济单位是封建庄园。每个庄园都生产着它需要的食物、衣服、工具和其他货物，庄园中有磨坊、面包房、酿酒房和店铺，有铁匠、金匠、银匠、鞋匠、木匠、旋工等十余种工匠，还有精神文化的活动场所——教堂。庄园是一个自给自足程度相当高的经济、政治、文化单位。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骑士和牧师，他们的物质利益、政治权力和封建义务，他们的生活乐趣和爱好，和他们所站有的庄园是紧密结合的。这使得他们一般不可能、也投有必要建立一种超越所辖土地之上的广泛而又经常的联系网。而农奴也不能执行社会联系的功能。因为在封建庄园中，"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每个封建来邑都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和地方性。而庄园之间的交通也极不畅通，道路毁坏，河流不通航，甚至在桥梁、渡口和集镇上封建贵族都设有关卡征收通过税，商业普遍衰落。这种分散的经济结构和低下的生产水平，不产生密切交往的需要，于是，欧洲封建社会表现为小国林立，分裂割据的局面。　　但是，这绝不是说在古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建立广阔地区间经常性的稳定联系是不可能的。在这里，需要区别两个概念：生产水平的高低和社会交往程度。固然一个社会地域之间联系的发达程度和生产力、科学技术密切相关，但这种稳定的联系还要取决于它的"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取决于社会组织中是否存在着从土地中相对游离出来的阶层。如在某些奴隶制国家中，生产是奴隶主对奴隶采取分工使用、集中管理的方式，这些奴隶制社会内部交往密切，并需要频繁的商业贸易。在有的奴隶制社会中，充满尚武精神的部分自由民以及官僚大贾们可以从土地中相对游离出来，执行着社会联系功能。因此在生产水平很低，整个社会科学技术也不发达的奴隶制度下，有可能建立起统一的奴隶制大国。著名历史学家场因比在分析罗马帝国之所以能建立一个持久而稳定的政府时，也很重视它依靠自由民、雇佣兵及商人这些阶层来组织国家机器。在罗马共和国建立初期，基本上是由贵族充当国家官员。随着领土的扩大，国家管理也越来越困难，罗马帝国就从自由民和商人中召募官员。最后，自由民和商人完全取代了贵族。罗马奴隶制大国之所以能够较稳定持久地存在，是和商人、自由民执行着社会联系功能分不开的。当时，地中海的水上交通频繁，罗马官道以罗马城为中心，轮辐般通往各地。这就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原有含义。拉丁文是当时通行语言，历史学家都公认罗马官道和拉丁语对维系罗马帝国稳定的重要性。从控制论角度讲，水陆交通、语言文字起着物质与精神的通讯交往的通道作用。　　到了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比奴隶制社会进步了。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社会内部交往程度反而不如某些奴隶社会。这说明生产水平的高低与社会内部交往程度并不总是一致的。而且，即使是一些生产水平大致相同的封建国家，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它们社会内部交往的程度也可能出现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可以形成不同的社会结构。事实上，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和世界上许多封建国家不同，具有大一统的特点，正是由于它独特的结构，以及发达的内部交往和存在着特殊的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所致。2.3儒生、官僚及语言、通讯工具　　为了便于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在内部交往程度方面与欧洲封建社会的差别，我们从执行区域之间联系功能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中国封建社会内各阶级、阶层的组织能力。　　在古代中国社会里，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是和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小生产者。马克思对欧洲小农的分析，对中国农民也同样适用。如果没有其他社会成分，小农将组成"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一个个分散的宗法村社。农民是封建社会中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劳动生产提供了封建大国最主要的物质基础。但农民不能成为封建大国的组织力量。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人的活动很重要，但受到种种限制。和西欧封建社会一样，执行着地域间经济交往功能的商人，他们的力量相对弱小，也不是封建大国的主要组织力量。　　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皇室、贵族和地主。如果他们之中不分化出一个特殊的阶层的话，情况又会怎样呢？只有农民、农奴、商人、地主、贵族、皇室所组成的社会一般是封建小国。秦汉帝国建立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就是这种分裂割据的形态。但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封建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土地可以买卖了，政治结构中出现了郡县行政管理制度，并逐步形成了"士"这样一个特殊阶层。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士"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十分活跃，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就描述了士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士是秦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官僚机构成员的最主要来源。中国封建大国的建立，是和存在着士这样一个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特殊的社会成分有着密切关系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执行着主要社会联络功能的士的组织能力如何呢？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士，通常称为儒生，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流动性大，组织能力也相当强。"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脍炙人口的唐诗，生动地描写了儒生从小远离家乡而老年回到故土的复杂心理。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主要来自于地主阶级（当然也有极少数来自于农民），优越的经济地位提供了有闲的条件，使他们可以从小饱读诗书，熟习儒家经典，游览大山名川，千里迢迢求数千名师，或在深山书院中苦读，并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一旦他们获得必要的知识，就有可能通过科举或其他途径被选拔为国家官员。应该强调的是，他们主要不是靠土地而是靠所谓学问而被组织进封建官僚机器的大网中的，这就使得儒生能够相对地摆脱土地的束缚，超越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而处于流动之中，实行全国性的广泛交往。中国儒生的游学、游宦生涯，正是这些特点的反映。顺便举一个例子，著名清官海瑞是海南岛人。他1554年考中举人后，被分配到福建南平县作儒学教谕，1558年被调往浙江淳安任知县，1562年削职进北京，1563年任江西赣州府兴国县知县，1564年调北京任户部云南司主司，1567年又调往南京任右通政，接着又到苏州任应天府巡抚。后来，他辞官在海南岛老家闲居十六年。1584年他又以七十二岁高龄调往南京任南吏部布待郎，上任时，路途奔波两个多月。象海瑞这样由中央政府纵横万里、接连调动的官员阿止成千上万！以清代昆明县知县的变更情况为例，从顺治到道光年间约一百八十年左右，历任知县四十二人，其中除二人为满籍外。有三十九人来自闽粤江南或北方。根据这个材料可以算出，这一时期昆明知县任期平均为四点五年，出任知县的绝大多数人是外省儒生。可见，官员流动何其频繁。历代官僚占总人口比例并不很高，通常在百分之O点五以下（见表1）。但历代王朝就是依靠官僚搭成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机构的骨架，由各级官僚指挥军队和带领办事人员（吏），从而组成巨大的官僚机器，维护封建大国的统一。　　表1几个主要朝代封建官僚情况朝代 官员数 人口数 官员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西汉 132，805 59，594，978（公元2年） 0．22％东汉 152，986 56，486，856（公元157年） 0．27％隋 195，937 46，019，956（公元609年｝ 0．42％唐 368，668 52，919，309（公元755年） 0．7％宋 24，000元 16，425 59，848，964（公元1291年） 0．13％明 （洪武）24,68359，873，305（公元1381年）（宪宗）80,000 61，852，810（公元1474年） 0．13％　　①数字来源于的伯赞所著《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历史问题论丛》，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2页。　　②数字来源于染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给第4～8页。　　封建大国的维持，要依靠受中央政府牢牢控制的官僚机构。各级机构必须把中央政府的号令、政策贯彻到所辖地区。统一的号令、政策只有通过一定的通信系统才能传达到各级官员那里。因此，对统一的大国来说，还必须有克服信息传递障碍的统一的文字和发达的交通通讯网。中国封建社会正是如此。象形表意的中国方块字，有利于克服由于地域辽阔所带来的方言繁杂的障碍，成为几千年来始终畅通的思想文化交流的工具。只有具备这种重要通信工具，才有可能建立一种跨地域的文化联系。而掌握了这种通讯工具的儒生，也便成为组织官僚机构所必需依靠的阶层。儒臣的政治地位是和他们的文化地位紧密相关的。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联系的通道较为畅通，造纸和印刷术由我国发明正是反映。唐代就出现了官办报纸。北宋末年，民办报纸在社会上也广为流传。　　我国封建社会的交通也相当发达。秦以前就沟通了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水系，并有了邮传系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修筑了东起山东半岛、西至甘肃临说、北抵辽东、南达湖北的宽五十步的驰道，并完善了驿站和邮传制度。据云梦竹简出土的《秦律》，公文传递的准确性和及时性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发伪书和耽搁命书急件，都要以律论处。准确和迅速正是信息传递过程中最重要的两条。秦始皇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这对于建立统一政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隋代又疏通了南北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杭州，运河全长二千五百公里。统一的文字、统一的度量衡、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驿站邮传制度，这是组建统一大国必不可少的交通通讯工具和制度，为统一国家内部跨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提供了畅达的通道。而执行这种联系功能，组成国家官僚机器的主要成分，则是儒生阶层。2．4郡县制、儒家国家学说及一体化结构　　为了描述中国封建社会利用儒生阶层来组织官僚机构、实现统一的独特历史现象，我们在本节中引入一个重要概念，这就是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一体化，简称"一体化。"一体化概念是从社会组织方式角度提出的。一体化意味着把意识形态结构的组织能力和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耦合起来，互相沟通，从而形成～种超级组织力量。我们知道，统一的信仰和穷家学说是意识形态结构中的组织力量，而官僚机构是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主要是通过儒生来组成官僚机构的，这便使政治和文化两种组织能力结合起来，实现了一体化结构。　　为什么一体化结构具有把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组成稳定大国的组织能力呢？　　首先，国家可以利用具有统一信仰的知识分子建立官僚机构，来执行管理国家的功能。并且。它源源不断地把经过一定方式批选的儒生输送到官僚机器中，使国家官员无论是在职位上还是在地区上都处于流动之中。其目的是防止官僚演化为贵族，保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和国家的统一，使国家掌握着和分裂割据倾向作斗争的强大武器。　　第二，一体化组织方式很符合特大系统的分层次调节的组织原则，即一方面大系统内的各部分一定要有独立的调节能力，另方面这些具有独立调节能力的各部分能够相互协调。在一个复杂的巨大的官僚机构中，有两种使整个机构瘫痪的可能。一是各级官员只对顶头上司负责，只服从顶头上司的指挥。这就会使机构失却效率，还会出现类似欧洲那种"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各级官员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我行我素。这也会使国家陷于混乱。而一体化正好是保持特大系统协调，克服上述弊病的有效组织手段。　　在儒家国家学说的指导下，各级官员都要受到"忠君保民"信条的约束。他们分处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上，执行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号令，但在贯彻过程中又不需要事事请示，而往往是按统一的儒家国家学说处类大量的日常事务，从而自动地对各地区实行控制调节。统一的国家学说起到保证各地区的协调的作用。　　实际上，历代中国政治家对这种特大系统组织方式亦有较为明确的意识。儒家国家学说的"强干弱枝，大本小末"的原则，很符合控制论关于分层控制和组织的原理。而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策略，则符合控制的放大原理。韩非子曾形象地说过，如果一个吏提着壶去救火，不过是发挥了一个人的作用，如果他持鞭指挥，则能驱使万人去救火。　　显然，实现了一体化结构是中国封建大国和其他封建国家在结构上的重大差别。我们前面提到，一体化意味着把意识形态结构中和政治结构中的两种组织力量仍合起来，形成一种超级的组织力量。那么，一个社会要利用一体化来组织一个稳定的封建大国，在其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中就必需具备如下一些条件：　　①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可以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　　②这一阶层必须具有统一信仰，并具有积极的统一的国家学说；　　⑤必须在全国范围实行官僚管理的郡县制。　　④利用具有统一信仰的阶层组织官僚机构，对全国实现统一的行政管理。　　众所周知，士阶层、儒家学说、郡县制这几点在春秋战国时代就逐步形成了。但是，儒家的国家学说那时还没有最后成熟，郡县制也没有普遍实行。后两条是在秦汉间才被确立起来的。　　秦汉两代建国时曾先后举行过两次特别重要的最高级会议。　　一次是公元前221年（始皇帝26年），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后召开的一次朝廷会议。会议由丞相王绾主持，廷尉李斯、御史大夫冯劫参加。会议确定了郡县制为秦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并议定了王为泰皇（秦始皇改为"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的制度。自秦开始，中国封建社会确立了以郡县为全国行政区划、地方直接受控于中央政府的官僚政治体制，并且实行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我国西汉时有一千五百七十七个县，清代有一千三百o五个县，县的数量变化不大。这反映了郡县制行政区划的稳定性。　　另一次是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召集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之士，亲自策问古今治道。董仲舒就是通过这次贤良对策列于上第当了江都相的。据史书记载："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强调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而要实现大一统，就必须弃绝"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邪辟之说"，"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几年后，儒家借助封建国家的政治权力获取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显赫地位，成为正统思想。自汉代起，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官僚机构，主要由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个别历史时期除外）。两汉名儒，如叔孙通、贾谊、董仲舒、张衡、鲍宣、朱邑、任光、郑弘、郑玄、爰迫等都在中央或地方当过官。封建大国依靠儒家国家学说，制定一整套政策法令，用儒生官僚实现对国家的管理，以维持统一的局面。到这时为止，中国封建大国真正比较稳定地建立起来了。　　利用一体化的巨大组织能力来建立统一的政府机构，在世界史上大多是近现代才出现的。例如日本明治维新时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就是依靠了从原有武士、贵族、商人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这一知识分子阶层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渴望改造日本社会，由他们参政才推行了维新政策。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曾幻想过由哲学家、学者来管理国家。中国在两千年前就实现了这类组织原则。唐代，就有历史学家出席丞相会议的制度。这确实是令人惊叹的。2．5封建大国的自发分裂倾向　　我们提出一体化结构具有保持中国封建国家的大一统局面的作用，这种看法有没有根据呢？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些世界文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封建大国是怎样瓦解的。历史学家早就认识到，那些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国家，由于各地区之间缺乏密切的经济、政治联系，所以不能长久维持统一的局面。即使凭借军事力量一时建立了统一的大国，这种统一也是不稳定的。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始终是一种对统一的瓦解力量。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世界史中那些封建大国分裂的过程，就可以看到它们大致都经历了三个阶段：（1）从军事占领到分封管理领土；（2）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加强；（3）军事割据的出现。查理曼进行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征战，建立了查理曼大帝国后，他即把战争中兼并的大部分土地分封给亲兵臣属，实行来邑分片制，规定以服骑兵军役为条件。受封者死后由国家收回封地，不得世袭。亚洲也是这样。十三世纪印度建立了统一的德里苏丹的封建国家。它同样也是在武力征服后实行分封管理的。苏丹把他所控制的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称为"哈斯"，即苏丹领地；另一部分称为"伊克塔"，是苏丹赏赐给封建主的封地。但伊克塔不能世袭，苏丹随时可以收回，受封者还要承担为苏丹服军役的封建义务。十六世纪莫卧儿帝国虽然建立了文官制，但也是把大片土地分赐给称作"扎吉达尔"（受封的封建主）"的人，封土不能世袭，扎吉达尔要履行提供骑兵的义务。实际上，绝大多数依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封建大国都是依靠分封制来组织和管理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总可以看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倾向——封建主逐渐把封地变为世袭领地。马克思把封建社会中"不可转让"的领地，称作"已经硬化了的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的硬化，也就意味着地区间联系的割裂，意味着农民对封建领主依附关系的加强。从控制论角度看，各部分之间联系削弱，就是一个大系统解体的过程。　　查理大帝国建立不久，公元九世纪初，大部分来邑蜕变为封建主世袭领地，庄园中的生产者——自耕农、半自由民、隶农、奴隶逐渐地融合为农奴阶级，他们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愈来愈强。于是，对王权的离心倾向和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了。北印度德里苏丹政府和以后的莫卧儿王国，也都是由于赐封土地变为世袭以后，贵族领主不再服从王权，军事封土制受到破坏，最后出现分裂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必然存在着两种自发趋势：一种是小农经济的分散性所导致的封建主统治权力和土地所有权的日益紧密的结合，受封者演变为世袭领主、贵族，分裂割据势力日益猖獗；另一种是农奴化，即封建主对生产者的经济剥削和人身控制合而为一。恩格斯在分析法兰克封建社会形成过程时，曾精辟地指出封建化是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我们把这两种趋势统称为封建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贵族化趋势。　　随着贵族化趋势的发展，那些依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脆弱的政治共同体就必然瓦解。拥有土地、财富和私人武装的贵族领主，成为军事割据的地方势力。在世界史中，很多依靠军事征服所建立的封建大国，都是这样衰落、瓦解的。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统一后不实行分封管理而采用郡县官僚制，是否就能遏制贵族化趋势而避免分裂割据局面呢？那么不一定。日本大化改新是个典型例子。公元645年，日本皇室和部分到隋唐帝国学习的日本留学生一起发动宫廷政变，他们和旧贵族展开激烈斗争，终于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大化改新以我国隋唐为楷模，废除了官位世袭，实行郡县制和征兵制。它在经济上也效法我国唐代，实行班田制，把部民解放为公民，每六年按人口分配一次土地，国家对地主和农民征收赋税，死者土地归还国家。但是这种尝试很快就失败了。六年一班的制度在贵族化浪涛的冲击下，不得不改为十二年一班，二十年一班，五十年一班。九世纪中叶，国家官员已贵族门阀化，许多庄园获得不输不入权，即不向国家交租税，国家检阅田地和征税的人员不得进入庄园，终于形成一个个在行政司法上独立的贵族领地。这样，日本出现长期的分裂局面。　　问题并不在于名义上是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如果缺乏一个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国家即使名义上不搞分封制，贵族化倾向亦可迅速使官僚演变为贵族领主，从而导致封建统一国家的分裂。从上述几个例子可以看出：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贵族化趋势是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它最瓦解统一的封建国家强有力的因素；对于分裂割据局面，它却是一种稳定因素。能否维持一个封建大国的稳定，关键在于国家有无一种力量可以用来遏制贵族化倾向所导致的分裂趋势，而一体化结构正好可以起到这种作用。2．6一体化功能之一：对分封制的调节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分封制的演变历史。　　周代是实行分封制的。周的疆域很大，近年来出土文物表明，现在辽西一带已属于周的版图。为管理这样大的国家，周天子实行了分封制。周代中央王权也有不断衰落的趋势，这与我们在2．5部分的分析是符合的。　　秦汉帝国的建立，是我国实现一体化结构的开始，它还很不完善。当时是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的。汉高祖曾大封天下，分封对象是皇亲国戚和有功之臣。一种是分封"列侯"，共封了一百四十三人，但他们只享有税收权，实际上并没有行政权。另一种是分封"诸侯王"，受封者主要是皇亲国戚，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当时，中央政府直辖的郡只有十五个，而诸侯王占的郡就多达三十九个。诸王在自己的封地上不仅能征税，而且享有相当大的行政管理权，甚至有任免二千石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员的权力，并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显然，这种分封制迟早要造成对中央政府的威胁。果然，几十年后诸王起事，吴王刘濞在封国征兵二十余万，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　　但是，汉帝国已建立了一体化结构，这就和周代大不相同了。周天子在诸侯势力膨胀时，不得不依靠这个诸侯去打那一个诸侯，其后果是加剧了诸侯间的争斗，造成挟天子以令诸侯，霸主轮流坐桩的局面，加速了中央王权的衰落。而汉代则可以利用一体化的官僚机构来对付分裂倾向。早在吴楚之乱以前，有远见的官员贾谊，在做梁王太傅时就上治安策，疾呼强化中央集权，克服中央皇权与封国"平居不可屈信（"信"意为"伸"）"的局面。他建议众建诸侯、剖分王国，以削弱诸王。汉文帝就采用分地的办法来削弱诸王势力。他采纳晁错关于'削藩"的建设，用中央军击败吴楚七国的叛乱。此后，汉景帝加强郡县制来遏制割据，"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汉武帝时，汉王朝把直属中央的郡增加到八十多个，将盐铁业从少府改属大司农掌管。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又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所谓的"推恩令"，进一步削弱地方封国的势力。同时，汉武帝还迁豪强于茂陵，以"内实京师，外销奸滑"。这些措施，推恩是虚，削弱地方割据、加强中央集权是实。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夺去了一百0六个贵族的爵位。尤其是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以后，一体化结构得到了巩固。可见，如果有一体化结构，即使出现了由分封制带来的贵族化趋势，甚至发生了武装叛乱，中央集权政府也可以用一体化的组织力量来削弱并克服它。　　我们将西汉时期封户数量的变化制出一图（图2），从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各侯受封后不断扩充自己掌握户数的贵族化趋势，如ABC线所示。如不控制，必将引起分裂割据。而BC线表示汉王朝从公元前160年就开始的夺侯等控制行为造成的实际情况，中央王朝利用一体化调节力量不断削弱了各侯的势力。这个图是很有说服力的。　　唐代，唐太宗曾经想实行一种宗室勋贵的州刺史制度，即让上层贵族和功臣当刺史，官职世袭。可是，在殿前会议上，魏征就带头反对，他认为州县制更有利于中央统治。唐太宗不听劝，于公元631年下令执行这种州刺史制度。公元637年，有皇弟、皇子二十一人当上了州刺史，唐太宗又令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也担任这种世袭的州刺史。立刻，有不少儒臣上书谏阻，而长孙无忌等也表示不愿出京当刺史。唐太宗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于公元639年下诏停止这种制度。这个例子说明：当一体化调节力量强大时，某种可能实行的贵族世袭制度在其萌芽阶段就被遏制了。2．7一体化功能之二：限制人身依附关系　　过去有不少历史研究工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对地主人身依附关系较弱，是地主经济造成的。因为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农民的管理权从土地占有权中游离出来了。这个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似乎还不够全面。土地买卖、商品经济固然可以起到削弱人身依附关系的作用，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能够保持自耕农地主经济的相对稳定呢？　　我们在本书2．5部分阐述过，小农经济具有自发的贵族化倾向，它在经济上表现为自耕农农奴化，使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如不控制，它必然导致自耕农经济的瓦解。正如法兰克王国的农奴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由自耕农转化过去的。贵族化倾向在中国封建社会也是存在的。皇室、贵族、豪门望族和大地主，都在尽力把原由封建国家控制的农民和破产逃亡农户变为自己的控制对象，如"私属"奴婢、仆役之类。这种趋势不控制，也会引起自耕农和佃农农奴化。而中国封建大国则一直是利用一体化力量来限制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依靠官僚机构括户括民，向地方豪强争夺生产者。　　历史事实证明，随着一体化调节力量的增强，地主和农民之间人身依附关系在不断减弱之中。秦代时，从法律上说杀奴的权力已归国家掌握。秦律规定，小隶臣"非疾死者"，以其诊书告官论之"（《厩苑律》）。汉代，官僚机构进一步限制主仆之间的依附关系，甚至连报官杀奴也不行，奴婢"犯法"要由国家处置。汉武帝时，董仲舒建议除去主人的杀人之威。史书记载，贵族史子回的妻子，因绞杀侍婢，"为人所上书言，论弃市"民西汉末年，王莽的儿子私杀奴婢，王莽迫其自杀。宋代已有法律规定，贵族和地主不能私设公堂，不能对佃农"私第处罚"。北宋七宗天圣年间还发布过这样一道诏书：宣布佃户有退佃的权利，如果主人非理阻拦，可以向县衙门起诉。可见客户在生产上也受到国家保护，不受"抑勒"。宋代出过一件哄动一时的案子：宰相陈执中的嬖妾阿张捶挞女奴迎儿致死，官场竞掀起一场不小的风波。当时，朝廷上下，开封府内外，"道路喧腾"。欧阳修、赵抃等纷纷上书弹劾陈执中。赵抃指责陈执中"违朝廷之法，立私门之威"，要求将凶手阿张"擒付所司，以正典刑"。甚至有人说，陈执中也该杀。一直到他死了，礼官还要说他前事不正，不配享有溢号的光荣。　　这一切说明，中国封建社会自从确立了一体化结构以后，它除了采取直接的措施保护地主阶级利益之外，还采取限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出现僵化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措施来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这种强大的一体化调节虽然并不能保持自耕农地位不变，并维护着封建剥削关系，但它能遏制领主经济，有效地使他主经济占主导地位并稳固发展。　　控制论指出：一个大系统内部各子系统要依靠它们之间的相巨作用、相互调节，才能维持某种稳定状态。地主经济是封建大国的经济基础，但地主经济结构也要靠一体化结构力量的干预才能保持下去。因此，在没有一体化调节下，自耕农经济是不稳定的，它或者转化为领主经济，或者在一定条件下处于作为领主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状态。中国的历史也表明，一旦中央控制能力减弱，人身依附关系就会加强，地主经济也就会被贵族化趋势瓦解。魏晋南北朝就是突出的例子。2．8一体化功能之三：抑制军事割据　　中国封建大国的一体化结构，对军事割据势力的抑制是比较有成效的。那时的带兵者是被皇帝和中央政府控制的武官，他们往往只有对军队的管理权，而指挥权和统帅权则掌握在皇帝手中。中国封建社会中开拓疆域、抵御少数民族贵族的扩张以及镇压内乱和农民起义，这一系列战争大多是由皇帝指挥的。而历代开国皇帝差不多都要想方设法除去那些立有战功但又有可能威胁自己统治的军事头目。朱元璋在这方面十分著名。他创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冤案，使十几万功臣宿将、文人学士死于皇权专制的淫威之下。据《明史·功臣世表》称，虐伤功臣致使"存者不及三四"。一般说来，武官将领大多具有儒家信仰，"忠君保国"是他们最基本的品质。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军事将领闹独立性和割据往往只是暂时的现象。　　人们可能提出一个例外，这就是唐代的藩镇割据。实际上，藩镇在唐代之所以会成为严重的问题，正由于它是和一体化结构不能相融（自洽）的制度。以著名的魏博镇为例，从公元763年田承嗣当节度使到唐末该镇最后一个节度使罗绍威，共历七姓、十六代。其中军士拥立的为八人，为部下所杀者三人、所逐者三人，共十四人。可见，在这些藩镇中，唐廷中央政府连任用节度使的权力都不能实行了。藩镇不属于一体化结构。宋以后，中央集权和文官制度都大大强化了，再也没有出现藩镇割据。　　唐代藩镇闹割据是从河北三镇开始的。而河北三镇，恰恰是一体化结构最薄弱的地方。当时，唐代儒生认为河北三镇是不知礼义、以骑射为能事的野蛮落后地区。大诗人杜牧在《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中就说，这样一个秀才竟连儒家的圣人周公、孔子都不知道，只知道"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河北三镇的节度使大多是胡人，或是"胡化"汉人，这些人从来不读儒家经典，不属于儒士。因而，在河北三镇很难实现一体化结构。　　唐代其他藩镇中实现了一体化结构的，就稳定得多。那些以儒将、儒臣为节度使的藩镇，基本上是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如《通典》作者、著名历史学家杜佑就历任岭南、淮南、徐泗三个地方的节度使。杜佑始终积极维护统一。出身山东土族的著名儒士郑余庆，曾任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以"两经登第"而名噪一时的贾耽，曾历任山南西道、山南东道、义成军节度使；当牙兵劝他搞割据时，他严辞拒绝。杰出的政治家马揔曾担任过淮西及忠武军、天平军的节度使民唐代"牛李党争"起头目牛僧孺和李德裕也都当过节度使。事实上唐代藩镇多以儒臣为节度使，对于扼制藩镇叛乱发挥了作用。　　历史表明，一体化结构在抑制分裂和镇压武装叛乱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唐代宰相李德裕就非常明确地说过，内地不同于边疆，"前后命帅，皆用儒臣"。大儒辛秘，曾任昭义节度使，打败了李锜的叛军。大书法家颜真卿曾英勇抗击安禄山、史思明叛军，后来他以七十四岁的高龄亲往叛军营中宣读诏书，最后被李希烈缢死于龙兴寺，为维护国家统一献出了生命。一批忠君爱国的武将，郭子仪、李抱真、浑珹、李光进、李光颜、乌重胤等为平息叛乱立下战功。有的割据者，甚至主动向唐王朝交出政权。如公元812年（宪宗元和7年），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要求把魏博六州重归唐廷管辖，请中央委任州县官吏，并希望改变河北三镇"官封代袭"、刑赏自专的"伪风"，还把自己的兄弟子侄送往长安，为其他节度使作出表率。确实，一体化结构对官员——包括文臣武将的控制能力是惊人的。象宋代雄才大略的岳飞，宁肯被皇帝十二道金牌召回，冤死于奸臣之手，也没有反叛。只有被德家正统思想牢牢束缚的儒将，才可能有如此的表现。　　以上三节中，我们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一体化结构抑制贵族化趋势导制的分裂因素的调节功能。有这种调节和没有这种调节，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揭示一体化调节力量四还评功能，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与西欧的差别。2．9两种不同结构的封建社会　　在1.4部分，我们曾指出过，可以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以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现在，我们来对比一下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图3中，中国封建社会内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子系统是相互适应的，表现为统一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封建大国的形态。欧洲封建社会内的三个子系统也是相互适应的，表现为封建领主分裂割据的形态。　　为什么同样是封建社会，具有大致相当的生产水平，却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呢？关键在于，社会结构内部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方式不同。我们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体化调节方式，正是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相互联系和相互调节的基本特点。一体化体现了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对经济结构的强大调节作用，保持着地主经济的稳定。同时，地主经济又是大一统的基础。只有存在大量自耕农和中、小地主，国家才会有充足的税收，用以供养皇室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官僚机构。而只有利用统一的官僚机构，才能削弱地方割据势力，遏制贵族化倾向。同样，没有儒家的正统地位和儒家国家学说的指导，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也不能形成。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割裂的，它们互为因果，相互调节，在相互作用中保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及其他相应的特色。　　西欧封建社会里，由于不存在这种一体化调节，它内部三个子系统之间相互适应的方式也就不相同。马克思说过："在欧洲一切国家中，封建生产的特点是土地分给尽可能多的臣属。"这种贵族庄园制经济是贵族政体的基础。而政治上的分裂造成地域间联系的减弱，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加强，使领主经济得以巩固。这三者之间也是互为因果、相互调节的，只是适应的方式和中国封建社会显著不同。正因为存在着这两种不同的相互适应、相互调节的方式，才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　　那么，欧洲封建社会为什么不能建立类似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体化调节呢？欧洲封建社会中不是同样存在着具有统一信仰的知识分子阶层——教士吗？为什么不能利用教士作为官僚实现一体化调节呢？教士在欧洲封建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大约是百分之零点五至零点六，与中国儒生占总人口数比例差不多，而且在社会等级中，教士居第一等，并号称政教合一，欧洲封建社会为什么不能实现大一统呢？　　基督教的教士不能用来组织封建大国，首先是因为宗教头目实际上无异于贵族，他们本身就是领主。亨利一世，曾经干脆把世俗教会和封建领主都划入军事骑士等级。恩格斯对西欧宗教头目占地情况作过具有说服力的分析。他说："远在查理大帝以前，教会早就占有了法兰西全境土地的足足三分之一；可以肯定地说，通过中世纪，在天主教所支配的全部西欧，大体地讲，始终都保持着这样的比例。"因而，贵族化趋势在教会中的表现就是世俗化。十世纪法兰西有一个叫圣里奎尔的修道院，人们从它遗留下来的地租和捐费清册中看到，它拥有二千五百处庄园。佃户们除向它交纳地租外，每年还要为它提供一万只小鸡、一万只阉鸡、七万五千个鸡蛋和其他货品。教会世俗化使宗教人士不能从庄园制经济中相对脱离出来。　　另一方面，中世纪初期欧洲社会的整个文化水平非常低下。尽管基督教把拉丁语作为通用语言，并力图从普遍愚昧的社会中培养出一个知识阶层，但是神职人员陷入世俗化泥潭中，纵酒嫖妓，残酷地压榨农奴，对宗教事务毫不关心，目不识丁的情况相当普遍。九世纪英格兰君王阿尔费瑞德登位的盛典上，竟找不到一个神职人员能解释拉丁祷文的含义。公元992年，罗马举行宗教会议时，也为找不到知书识字的神职人员而发愁。当教士真正成为一个有知识的阶层时，欧洲资本主义因素也正在孕育成长之中了。以上分析表明，欧洲封建社会不能实现一体化和它内部交往程度不够发达有关。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程度，还是执行联系功能阶层的大小与组织能力，西欧封建社会都不能和中国封建社会相比。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著名论断；"……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从意识形态结构来看，基督教虽然是一种统一信仰，但它的国家学说相当薄弱，不象儒家的国家学说那样成熟和明确。这在建立国家机构时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麻烦。　　十一世纪时，格列哥里与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从此开始了教皇与皇帝争夺领导权的二百年的斗争历史。当时，亨利四世骂格列哥里七世"不是教皇而是假僧侣"。而格列哥里七世也发布敕令，废黜亨利四世，将他革除教籍，解除臣民对皇帝效忠的誓约。弄到后来，亨利四世赤足披毡在寒风中等候三天，请求教皇赦罪。这样互不承认的斗争几起几落。十二世纪，维护教皇权威的教皇党提出所谓"两把刀"理论，企图把教皇置于国王之上。这个理论出自圣经故事。说耶稣叫门徒须备两把刀，这两把刀是神权和政权，都属于教会，政权是教皇为国王加冕时授予国王的。而维护王权的法兰西法学家则认为，没有教皇以前就有皇帝了，主张王权来自于上帝和人民。理论上的混乱，使得教士缺乏统一的国家学说的指导。实际上；印度佛教，印度教的意识形态结构中，国家学说也都是很薄弱的。这类意识形态势必给一体化带来不可克服的困难。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将在第八章中展开。　　非常有趣的是，无论是查理大帝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鄂图一世，事实上都曾经尝试借助教上实现一体化，克服封建新分散性。查理曼意识到应该训练一些知识分子充当帝国政府官员。当时社会整个文化水平相当低，查理曼便把这个任务交给教廷。查理曼于公元782年命令神职人员阿尔琴主持宫廷学校，培养皇室和贵族子弟，于公元789年颁布教育通令，在全国兴办学校。学校开设文法、修辞、逻辑、几何、数学、天文和音乐七门课。阿尔琴在给查理曼的信中非常自信地说；"我积极致力于许多工作，以便培养很多人能为教会神圣的上帝服务，并装饰你的帝国政权"。查理大帝在位期间，曾亲自主持过十六次宗教会议。这些努力表明，查理曼是企图借助教士来组织国家机器的。十世纪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鄂图一世，积极推行与教会结盟压制世俗诸侯的强硬政策。为了控制封建贵族的分裂倾向，他赐给主教们"鄂图特权"，主教由国王任命和管辖。鄂图一世还派他的一个兄弟担任科隆大主教，并派自己的儿子当梅因兹大主教。但这些实现一体化的努力，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　　这一切表明，并不是西欧封建统治者不想实行一体化，而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其不可能实行。查理曼大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短暂的大一统，都和他们力图实行一体化相关。由此可见，研究实现一体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对于研究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化是极为重要的。2．10一对同构体：家庭与国家组织　　中国封建社会在组织层次上和西欧封建社会也有极大的差别。在中国，国家与个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强大而稳固的中间层次：宗法的家族、家庭。欧洲则不然。这种组织层次上的差别，甚至从语言上表现出来。英语中，国家的概念一般用country，nation，state来表示，这几个词都是表示地域性的，或民族性的。而在中文里，国家包含着国和家，它是地域、民族与家庭组织的总和。诸侯称国，大夫称家，还有"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说法。不管怎么说，它是周朝沿袭氏族关系的宗法制度和等级分封制的产物。废封建后，国家二字联用，但仍然包含着等级和宗法关系。在儒家的国家学说中，把宗法制家庭与封建国家高度地协调起来了。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令人惊异的特点。但从社会组织原理上看，这有点悖于常理。众所周知，宗法血缘关系是把人组织在一起的天然纽带，但它又具有强烈的自闭性。氏族、部落组织的大小有其天然界限，有着难以扩展的坚硬外壳。一旦宗法氏族关系成为人与人间主要组织纽带时，那就必然对组织广大地域性国家构成巨大障碍。在外国历史上，宗法组织和国家组织一般说来是互相对立的。罗马奴隶制大国的建立，就是他中海地区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解体的过程。而伊斯兰教统一阿拉伯，也是以瓦解贝督因人的宗法组织为前提的。但是在宗法氏族与国家关系上，中国封建大国又是一个例外。中国封建社会不但承袭了宗法观念，并且在封建大国建立以后，随着一体化结构的不断完善，宗法制度不但没有减弱，反而不断强化，到宋明以后则愈加巩固了。这不能不使人们感到困惑。　　实际上，中国封建大国内部宗法组织这一中间层次的强大和国家组织不但不矛盾，反而彼此互相结合起来。这一成功的关键也在于一体化调节。我们知道，一体化调节是利用儒家学说来组织国家的，而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协调宗法组织和国家社会组织的理论。孔子学说中的"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它是联系宗法组织和国家组织的桥梁。在宗法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制度中，对家长的"孝"是首要的，它是"为仁之本"。儒家学说把这种宗法组织的道德要素推广到社会组织中去，要求臣对君的"忠"，以及"君"实行"徕远人"的"仁政"。"仁"又是有差等的，必须符合"礼"。这样，宗法关系就不仅是维系某一血缘集团的组织力量，而且不再是自闭的了，它被推广成为一种社会组织的原则。不仅皇帝被视为"父"，而且封建官僚们也被称作"父母官"。　　本来，如果仅仅是儒家学说把宗法组织与国家组织协调起来，把国家看作是家庭的同构，那么它只是一种观念的力量。但是，一旦用儒家学说来组织国家，并通过儒生来实行国家管理，那么这种观念的力量就转化为组织的力量，成为协调宗法组织与国家组织的调节器。也就是说，利用儒生来组织国家官僚机器实现一体化结构，便能在一个封建大国中推行和利用宗法组织力量。信奉孔孟圣贤学说的封建儒生，一方面推行儒家学说，维护国家统一，一方面又用孔孟伦理管理家庭，使自己的行为成为整个社会的规范。这种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观念合一的一体化结构，就象强性粘合剂一样，使宗法组织与国家组织协调起来了。　　在董仲舒那里，儒家宗法关系的国家学说披上了"天命"的色彩。他提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而"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就进一步消除了家庭、家族可能与国家社会组织之间不协调的因素。中国封建社会里，由子孝、妇从、父慈伦理观念所建立的家庭关系，正是民顺、臣忠、君仁的国家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家庭成为组织国家的基本单元，是国家的一个同构体。　　封建大国可以利用宗法家庭这一同构的中间层次，大大扩充对个人的管理、控制能力。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法律往往要借助于宗法组织力量来管束个人的行为，甚至家庭有着一定的执法权。从社会角度来说，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弱，但对于一个家庭和家族来说，宗法血缘的依附关系却相当强。在中国，对各种亲戚的称谓名目颇多，与外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家政统于家长"的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不忠不孝是十恶之首。家长对子女不仅有主婚权，而且《大清律例》有关惩治"子孙违反教令"罪的条例中，已把处死权赋予封建家长了。直到解放前，还有家族对"不贞"女子执行死刑的情况。家庭又把向国家交纳田税赋税以及服差役当作重要的责任。宗法制家庭成为维护封建国家的有力因素。随着一体化结构的强化，封建统治者也有意识地加强宗法制度。宋明以后，宗法制度的家族组织同构作用强化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在结构形态上也和国家社会组织一样由三个子系统组成。图4两结构框图之间的虚线连线，表示两同构体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封建家族里，宗法思想特别表现为续家谱。家谱制是家族意识形态共同体，而祠堂则是执行族规族法的政治共同体。为家族公有的族田，是收拢宗族和举办家族公共事宜、救济事业的经济共同体。一个宗法制家族，伊然是一个小社会。这一同构效应对于我国封建制度。第三章：无组织力量及社会结构的老化　　没有一个人长生不老，也没有一件东西永久长存。我们的一生不是一个古老的负担，我们的道路不是一条漫长的旅程。——歌德3．1历史病：官僚机构及人员的膨胀和腐化　　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一个故事。黄帝与蚩尤在冀州之野决战。蚩尤请来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形势十分严重。黄帝使命令一个有制服大雨本事的女儿下凡参战。果然，天女一到，大而乃止，遂杀蚩尤。但是，施展出混身解数的天女自身也被这种本事所毒化，她变为一个秃头旱魃，从此再也上不了天。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理解一个深刻的哲理：人们在解决某类问题时，采取一种看来是非常有效的措施，但对这种措施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却又显得惊人地无知。　　中国封建社会利用宗法一体化结构，建立了控制整个社会的官僚网，有效地控制了小农经济分散性所带来的贵族化趋势，造就了封建大帝国的繁荣，但它也带来了特有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官僚机构自身的膨胀和腐化。　　一般说来，一个新王朝开始建立时，官僚队伍饺小，而且较廉洁，机构效率也较高。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机构和官员越增越多，冗官滥吏就象官僚机器中的废物那样，越积越厚。最后，造成官僚机器生锈、腐坏。　　历代官僚数量虽有不同，但有一个趋势是显而易见的：任何王朝末期，官僚的数量都比王朝初期的大得多，常常膨胀了数倍至十数倍。例如公元627年，精明的唐太宗省关官职，偌大一个大唐帝国的京都-一百余万人口的长安，只留用了六百四十三至七百三十名京官，外官数量也相应较少。三十年后，高宗显庆年间内外官员膨胀到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名。到元和年间（8O6-820年），文武官吏及诸色胥吏已达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如以当时全国纳税户一百四十四万计算，平均每七户就要供奉两个官员。宋朝官员膨胀情况更为惊人，从仁宗皇祐到哲宗元祐四十年间，就外官而论，节度使由三人增加到九人，两使留后由一人增到八人，观察使由一人增至十五人，防御史由四人增至四十二人。其他几类官吏，从景德到元祐八十余年间的增长情况，可见下表；　　表2宋景德至元祐年间官僚膨胀情况(略)　　根据这个表，我们可以求出这期间仅这几类官员人数平均增加了六倍。明初洪武时，文武官员为二万四千余名，一百年后宪宗时膨胀为八万余名。机构的膨胀也很快。以蓟镇为例，原为一个机构，到神宗时，把边分为镇，一镇又分为三路，各路均设机构。这样．机构为原来的十二倍，设官为原额的二十倍。　　宦官系统也是处于不断膨胀之中。洪武初年宦官尚不满百人，明中叶已达一万余人。明古国时，仅宫内阁人就有七万，加上全国各地的共有十万。阉宦自成系统，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共二十四衙门。为宦官机构服务的爪牙更是多如牛毛。世宗时，第一次就裁革锦衣卫的三万余人，第二次又裁去十四万八千人。　　在官僚机构申，吏员（办事人员）一般说来，大约为国家官员的十余倍。东汉时按官制定额，内外文武官员为七千五百六十七人，而吏有十四万五千四百一十九人。吏约为它的十九倍。唐代官吏总数为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时，其中官员为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名，吏也为官的二十倍左右。如果王朝初期官员人数在一至三万左右，到本期膨胀数倍达五至十万左右，那么吏员也就相应膨胀为百余万人了。这确实是十分惊人的。　　为什么官僚机构和人员会不断膨胀呢？我们知道，宗法一体化结构为了对整个社会实行强控制，没有足够的官吏是不行的。在王朝初期，人口较稀少，各种社会问题也相应地不那么尖锐突出，而且行政效率较高，官吏数量一般较少。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成倍地增长，耕地扩大了，城市繁荣起来了，相应的管理事务也必然会增多。因此，官僚机构和人员的增加是自然趋势。最近，有的经济史研究者提出，以公元180年行政管理效率为基准，当时全国人口六千万，县数一千一百八十，平均每个县为五万人。"要想维持这五万人口为一单元的基本行政效率，在875年时就需1600个县，119O年需有2200个县，…185O年则需8500个县……"对这种算法，学者们争议很大。但从行政事务与人口增长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官僚机构的膨胀，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里必须指出，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管理人员增加的自然趋势并不是封建官僚机构和人员膨胀的主要原因。以宋代景德年间（1004～1007年）至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八十年间官僚膨胀及人口增长的情况，做一比较分析，我们根据有关资料可制出下表：　　表3:1OO6～1083年间人口与官员增长情况(略)　　根据这个表我们又可以画出两条曲线。　　这两条曲线并不重合。官员增长速度远大于人口增长速度。在历代封建王朝中，人口增至峰值（清以前一般在六千万上下）后，就比较稳定了。而官僚的增长却如野马脱缰，并没有随人口达到峰值而停顿。这证明行政管理事务的增加不是官僚膨胀的主要原因。　　官僚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封建官僚机构自身的腐化。腐化造成行政效率越来越低。行政效率越低，又要达到强控制的目的，就不得不增加机构和人员，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明末的情况相当典型。当时官员已比初期增加十余倍了，但由于内部摩擦和腐朽，反而出现了官员匮乏的反常现象。万历末年，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办事官员"十缺六七"。有的中央官的缺俸竟达五个月之久。内阁大学士应有五、六人，实到办公的只有叶向高一人。给事中应为三十三人，实际只有五人供事。而湖广、河南、福建告缺巡抚。另一方面，当时有上千名新录贡生长期滞留京城，向主事官员乞求任命。明末这种有官无人当，有事无人问的瘫痪局面，其根本原因是官僚机构已经完全腐败。大量官员挂官籍以支取官俸却不到职办事，官僚们因循苟且，结党以谋私利。官僚机构越腐败，所需的官员也就越多，膨胀也就越快。　　可见，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的膨胀与腐败，是一体化调节机制日益老化、逐步丧失其调节功能的表现。这种现象是中国封建社会每一个王朝都具有的历史病。一体化调节能力越低，官僚机构的腐化膨胀就越厉害。东晋就是这样，其地盘根小，但官员数量在比例上超过其他王朝。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种历史病在每一个王朝都反复发作？它又是怎样导致宗法一体化结构逐步丧失调节功能，使封建帝国日益老化而趋于崩溃的？3.2封建特权与低薪制　　为什么封建官僚机构的腐化，就象铁在空气中生锈、刀在使团中变钝那样，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呢？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具有两个特征。第一，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不得不把管理权授给一部分社会成员，这些成员又是来它于封建剥削阶级的。简言之，中国封建官僚机构是属于封建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这种阶级属性决定了腐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权力本身在剥削阶级分子那里就成为腐蚀剂。第二，为了建立庞大的官僚网，又不致于造成国家过重的负担，封建政府对官员采取了两种看来是互相矛盾的政策，即按官僚等级划分的封建特权和普遍的低薪制。正是这两个特点，使得利用权力谋私利，贪赃枉法，假公济私，贿赂迎奉，拉关系，说假话，两重人格等等成为中国封建官僚的通病。　　确实，除宋代官僚俸禄特别优厚以外，其他各个朝代的俸禄都不算太高。唐代官俸仅次于宋，以开元时为最高，大历时为最低。其中一品官与九品官的官俸差额，开元时约为十四点二倍，大历时约为六十二点五倍。唐代二品官实际所得，合米一百二十公石。开元时正九品小官实际所得合米十公石。东汉最高级的二千石大官，每月货币收入不过十八贯，折米二十八公石半，最低级的小官每月实际得米仅有一点九公石。　　官员仅靠官僚生活，状况将怎样？我们可以拿开元时代一个九品官和一普通纸商的生活作一对照。当时，一个名叫陈泰的纸商，供养家人共二十口，一年约一百缗就够用了，每人每年的生活费大约为五千文。而一个九品官如仅凭官俸生活，年收入仅三万五千八百文左右，就是供养一个十口之家，每人平均还不到五千文。如果他家象陈泰那样有二十四，那生活就相当清苦了。即使象宠妃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权高势重，不可一世，如果他仅靠其司空俸收入生活，每月只能拿到几十贯钱，相当于一百六十石大米。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在淳安任知县时，一天忽然买了两斤肉，同僚们甚为奇怪。原来，海瑞是为母亲过生日才买肉吃的。海瑞死于任所时，甚至贫穷到不能治棺槨，由同僚们相与捐金治具。　　与低薪制并行不悖的是封建特权。特权又与品级高低直接相关。唐代，只要是最低品官就可以成为不课户，免纳赋税。高级官员特权更为明显。根据《唐律疏义》，六品官以下者原则上免本人课役，五品官以上的连同居者也能沾光免课役。他们有机会朝见皇帝，向皇帝推荐用人，住房可以"得制乌头门"。各级官员子弟能上何类学校也有规定。另外，三品官可以荫曾孙，五品荫孙。宋代特权更为严重，只要当官，除优厚的俸禄之外，还有职钱、禄粟、仆人衣粮（宰相可领七十个仆人的衣粮）、茶酒厨料、炭薪、盐、马匹的刍粟、添给钱、职田等等名目，此外还有相当高的办公费。当时，节度使月俸四百贯，公用钱竟达三千至一万贯。而一亩地仅一、二贯至二、三贯钱。这简直是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清代八旗中的宗室，均为世职，世代享用，并在法律上享有宽刑、免刑等特权。中国老百姓有两句俗话，一为"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二为"朝中有人好办事"，就是指的封建官僚的特权和权势。　　吏员虽不算国家官僚机器的正式编制，有的连薪金也拿不到。按规定来说，他们不享有任何特权。但他们是封建政府的办事人员。催租催赋，摊派摇役，捕人缉拿，及处理各种民事，管理市场、关卡，都是吏员的事务。于是他们也有了相应的权力。而且吏员不受官僚那种回避乡里，几年一调转的限制，形成"为吏者传袭及子孙"，进而造成"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现象。北宋初年、全国吏员例不给禄食，但允许他们接受贿赂。熙宁三年（1O71年）开始走吏禄，当时京师诸司，每年要支吏禄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五年后，熙宁八年，这个数字几乎翻了十倍，达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但吏员们受贿贪污依然如故。宋代有"吏强官弱"、"公人世界"的说法。吏员往往是地方基层的土皇帝、地头蛇。杜甫在著名的《石壕吏》一诗中，刻划了一个黄昏闯入农家、吓得老翁窬墙而逃的唐代恶吏的形象。这些人打着为国家办事的招牌，欺压百姓，揩足了油水。　　这样，一方面是封建特权，有权就有一切，另一方面是表面的低薪制，就造成一个使官僚机构趋于腐化的巨大势垒。封建特权的存在，使官僚地位成为儒生刻意追逐的目标。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儒生一生中最得意的两件大事。低薪制使得官僚机构有可能吸收更多的人当官。他们一旦当官，便攀就高门，扶植亲信，联络裙带，结成广泛而又牢固的有权有势的社会关系网。然后，它便开始放胆地侵吞社会财富。汉哀帝幸臣董贤，唐代名将郭子仪，北宋末年的六贼，都是家财成万上亿，奴婢成千的大富豪。清代的和坤，占地八千顷，有当铺、银号、古玩铺一百三十座，私自藏金三万余两、银三百余万两，据估计财产总值折银二万二千三百万两，相当于乾隆56年（1791年）国家财政总收入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两的五倍！而他的一个家奴刘全的家产也达二十万之多。能做到况钟在《示子诗》中所说的"虽无经济才，尚守清白节"的官僚，不过是儒臣的理想主义者。象海瑞、况钟这样的清廉有为的官僚，是极为罕见的，而贪官酷吏则比比皆是。　　尤其是官僚的荫补特权，它涉及官僚后代的利益，更是加速腐朽的催化剂。一个高官，凭借这种特权可以荫补多人，"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不限才愚，尽居禄位，未立襁褓，已列簪绅"。苗补特权使得那些只知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身居高位。这种人当官后，不会也不去过问政事，因此造成很多人支俸而不理事的腐败局面。清代鸦片战争时，依靠满族贵族身份当上官僚的奕山、奕经，被派到南方当靖逆将军。奕山到广东后只知收刮宝货，被称作"翡翠将军"。奕经到浙江，只以酒色为事，妓不离营，被称为"琵琶将军"（抱"肉琵琶"）。由这样的将军指挥作战，有何战斗力可言！　　中国封建社会要实现一体化结构，国家必须依靠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同时也就把管理土地及其他事务的权力赋予他们。而这些官员们本身又是封建剥削阶级分子，是土地的兼并者，私利的谋取者。他们获得权力，如虎添翼，可以更加便利和放肆地掠夺土地与财富。封建国家不能再造一架控制官僚机构的机器，这样，官僚机构这架调节器本身就成为造成危机的根源之一。事实上，每当出现社会问题时，封建国家总是用增加机构和人员的办法加强控制。其后果往往适得其反，机构与人员的膨胀又加速了腐化过程，带来了更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恶性循环，正如利用天女去战胜水灾，却又带来了旱灾那样，一体化在调节过程中，不断发生异化，从而使自身的调节能力逐步丧失。3．3皇帝的调节作用与权力金字塔　　人们自然地会想到：既然官僚机构的膨胀与腐化是使一体化调节能力一点一点丧失的慢性病，那么为什么不设立一种对官僚机构控制和调节的机制呢？　　为了自身的存在，统治阶级总是竭尽自身的一切能力，来保持固有的社会结构。宗法一体化结构确立以后，无论在官僚机构内部还是之外，都有一套企图遏制其膨胀和腐。第四章：变法与动乱　　如果一个人犯了破坏比例法则的罪，使一个太小的去负担一个太大的体积——船太小而机太大，身体太小而食太多，心灵太小而权力太大——其结果一定是全部破坏。——柏拉图4．1变法效果递减律　　封建统治者也意识到无组织力量对自身的危害。他们曾一次一次地振作起来和无组织力量作斗争，这就是历代的变法。变法是封建大国改变控制办法，实行某些改革，以期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内无组织力量进行遏制。在政治上主要是抑制特权，精简机构，整肃吏治，反对腐化；在经济上是抑兼并，稳定小农经济；在意识形态结构中则是整顿纲纪，恢复王朝威信。　　但是，和无组织力量增长作斗争的效果又如何呢？　　如果我们把一个王朝中历次改革变法，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就会发现一个有意义的结果：其效果随着社会内部无组织力量的增大而递减。一般说来，王朝初期的一些变法改良往往有较明显的社会效益，中期变法尚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果，而末期则是越变越糟。唐代这一历史现象相当典型。　　唐初，唐太宗周围集合着一批有为的文臣武将，官僚机器的运转也比较有效率，一系列政策能付诸实践。土地法令制定后，凡丁男以及残疾寡妻都可依有关规定获得土地。赋役都写明数额，"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政府规定凡地方官能做到增殖户口，"劝课农桑，禾谷丰登，施政清平"者就加以升奖。官吏有贪赃者，则"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史载贞观一代地方官很重视农田水利，招纳流亡，劝课农桑。当时"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这说明官僚机构尚未腐化时，尽管社会上也存在着王公妃主、大姓豪猾这些无组织力量，但他们都受到了制驭抑制。这样，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也成为最有作为的皇帝，为后世所赞扬。　　唐朝中期，社会情况就较前不一样了。土地兼并严重，官僚机构臃肿失灵。唐玄宗即位后，立即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改革核心，先后任命姚崇、宋璟、张嘉贞、张九龄、韩休、杜暹等人为宰相。改革以整肃吏治、清除武则天以来外戚集团干政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为发端。公元714年（开元H年），将武周时代的著名酷束十三人"放归草泽，终身勿齿"。开元十年，又将洛阳县一个刻削百姓无度、民愤极大的主簿在朝堂集众决杀。并严格考试制度，裁减大批冗官。开元四年，唐玄宗亲自出试题考核县令，其中四十五个不合格者，当即淘汰，"放归学问"。唐玄宗还实行京官与外官的互调制度，恢复了贞观时的史官出席中央最高级会议的旧制，做到"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对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也进行了打击。开元九年，开展了全国性的检田括户运动，公布法令，禁止买卖永业田。国家增户八十余万。同时放免镇兵二十万，缩减军事开支。当时佛教势力很大，对一体化是严重的干扰。唐玄宗下令僧尼还俗，一次还俗者就达一万二千余人。中外闻名的盛唐繁荣局面，就是指的开元、天宝年间的情况。　　但是，开元之治已不同于贞观之治。改革在推行中遭到无组织力量这样那样的抵抗，有不少达官贵人，贪官奸商，无视中央政府的土地法令，继续兼并土地。如奸相李林甫的"京城邸第，田园水磑，利尽上腴"。唐玄宗的改革不过是对无组织力量作了某些限制而已。而这种限制，往往又被立法者带头破坏。如当时规定皇妹封户为千户，皇女减半。但玄宗在咸宜公主出嫁时却赐封一千户。特别是玄宗本人后期已成了腐化的魁首。勇于进谏的张九龄也被罢相。全国军费由初唐时的二百万贯增至一千二百万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在稍受限制之后，又很快地反攻倒算，恶性发展。开元之治只保持了二十年左右的繁荣局面，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很快就陷于衰落境地了。　　我们再来看看唐代后期的一次变法改革——永贞改革。当时，一批有抱负的臣僚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王伾等，团结在唐顺宗周围，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猖獗的无组织力量，打击腐朽的宦官和藩镇势力，停发内侍郭志政等十九人的薪俸，为受廹害排挤的官员陆贽、阳城等人平反。经济上推行德宗时制定的两税法，抑兼并，止苟征，免除百姓历年积欠的课税。这些政策深得人心，"市里欢呼"。但是永贞改革之际毕竟不是贞观、开元的时候了，无组织力量已合流成一股不可控制的势力。当时，朝中大官僚、大士族高郢、郑珣瑜、贾耽等以退职不干来威胁新政。宫中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抓住禁军权力，割断了王叔文派与皇帝的联系，拥立太子李纯为帝。王叔文斌全部被贬或被杀。永贞改革彻底失败了。王叔文曾借杜甫之名诗，浇心中之块垒，悲壮地吟诵"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慨叹改革的失败。　　如果我们孤立地看永贞改革，而不把它放到唐王朝自身的历史演变的背景中，那就很可能会象王叔文那样把这次改革的失败归于一些偶然的原外。　　纵观中国历史，历代王朝前期和中期的变法改革往往是成功的或有成效的，而后期变法不论改革者多么有作为，都注定要失败。　　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以及永贞改革，极为典型地反映出变法效果和成功的概率随着无组织力量增长和社会结构的老化而递减的现象。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变法均符合这一规律。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一规律性现象，称为变法效果递减律。4．2王朝中后期变法对社会危机的加剧　　为什么会出现变法效果递减律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呢？关键在于封建大国只能用一体化调节力量来控制调节社会，只能用官僚机构来进行改革。除此，它不可能拥有别的调节力量。社会结构中无组织力量越大，一体化调节能力越弱，变法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特别当一个王朝中后期，利用腐败的官僚机构去整顿官僚机构，用土地兼并者去反兼并，用贪官去整顿吏治，就犹如以油灭火，越灭越烈。公元78O年，唐德宗任用杨炎推行两税法，针对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的情况，提出征税"唯以资产为宗，不以身丁为本"。土地以公元779年政府掌握的垦田数为定额进行征税，其余一切"租庸杂徭悉省"。这种税收制度的重大改革，对于均田制破坏后失去土地的农民，对于封建国家，都比较有利，而不利于兼并户。但它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加重了农民负担。按资产占田数征税，要求封建政府及时而准确地掌握实际的资产占田情况。但在公元780年定税之后，"三年一定"的清产核资根本实行不了，公元788年才勉强重新审定一次。有的地方甚至二、三十年也不审定户等。公元811年，衡州刺史吕温在奏折中说到，该州"二十余年，都不定户，存亡孰察，贫富不均"。清查定户要靠地方基层官吏，当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相当大时，就无法认真做到这一点，而且他们还会利用权势，任意定户。两税法实行后，货币流通减少，物价下跌，政府又不得不把钱折合成实物征收。官吏就抓住把钱折合成实物这一缺口，趁机向老百姓敲榨盘剥。政府规定在征税过程中，加耗不得超过百分之二，而在实际征收谷物时，往往加耗百分之十左右。这个例子表明，任何政策从字面上讲，可以制定得非常严密，但它总有不那么明确的地方，而且执行政策的是人，一旦机构腐败，执行政策的就是无组织力量本身。那么政策中不明确之处，就成为那些人钻空子攫取私利的依据，从而使一个较好的政策不是无法实行，就是弊窦滋生。　　北宋中后期王安石变法，目标也是遏制无组织力量，精减机构，增加财政收入，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企图富国强兵。于是推行了一整套法令：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甲法等等。尤其是免役法，改服役为交役钱，由国家雇佣有关人员，这既可增加国家收入，又可趁机精减吏员。但原有的吏员决不肯放弃既得利益，官僚机构反而因实行新法膨胀得更快了。免役法在推行中一改再改，越改则贫苦下户负担越重。最后造成乡村下户要交钢役钱几百文到一、二千文的地步。　　方田均税法本是为了抑制兼并，但丈量土地也要靠地方官吏去办，在执行中，官僚地主往往从中渔利。王安石的新法虽相当完善，但在执行中不是走样，就是受到阻挠，结果是无组织力量更加猖獗。　　明代中后期张居正推行重大赋役改革——"一条鞭法"的情况也很类似。一条鞭法简化了征收赋役的手续，田赋力役合一，按亩计税，以银交纳。一条鞭法刚实行时也曾使国家经济状况好转，但在执行中流弊很多，往往是鞭外加鞭，巧立名目，推行十年后就乱了套。贪官污吏手持两本账，上报的一个样，实际又是一个样。有的地方交的手续费超过正供的一倍以上。任何一个系统，内部调节力量一旦衰弱，如果人们再去干扰它，企图将其重组，这正如对癌症晚期病人施加手术，对朽垮的大厦进行改造一样，医生和改造者用心往往是好的，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因为系统内在调节能力的丧失，已变得脆弱不堪，任何干扰都会提前它的瓦解。中国封建王朝中后期变法非但在抑制无组织力量增长方面没有什么效果，还会促使无组织力量的膨胀，加剧社会危机。　　晚期变法加速王朝崩溃最典型的例子是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王莽为了推行新法，于公元8年废除了刘氏皇帝，建立了王莽新朝。他针对社会上官僚腐败的情况，借助残酷的法律来维护新法。他针对土地兼并和蓄奴，"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属国家所有，按口分给农民，改奴婢为私属；王田私属严禁买卖，违令者死。但占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贵族地主决不肯交出土地。不到三年，王莽就不得不自动废除新法。史书记载，当时官吏们利用新法使老百姓"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而它变们则"苛暴立威"，"侵刻小民"。商业、手工业中推行"五均六筦法"，因官与商勾结，币制频频变更，手工业劳动者和小商贩大吃苦头，贵官富商得到实利。王莽改制大大加剧了社会危机，终于酿成天下大乱，王莽自己也身败名裂。其实，王莽纂位改制以前，在朝廷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曾有四百零三人联名上书称颂王莽的功德。王莽本人在公元2年蝗灾旱灾严重，赤地千里之时，带头献钱一百万、田三十顷以赈民。我们不能根据个人品德和王莽改制的主观动机来判别这一历史事件。在一个社会结构已被无组织力量瓦解到即将崩溃的时候，任何变法改革，只能加剧社会危机，使崩溃之日提早到来。　　用变法效果递减律来看一下史学界长期争论的让步政策问题，是很有启发的。让步说把整个统治阶级比作一个人，因吸取了农民大起义的教训，初期对农民实行让步，取得社会进步。其实，从统治阶级的目的来说，无论是前期让步，后期变法，都是一样的。改革方案也很类似。问题在于统治阶级能否让步，这实取决于整个社会无组织力量的大小。与其把让步看作封建统治者的意志，还不如说是历史的意志。　　严复曾感慨地写道："夫一国之制，其公且善，不可以为一人之功，故其恶且虐也，亦不可以为一人之罪，虽有桀纣，彼亦承其制之末流，以行其暴，顾与其国上下，同游于天演之中，所以不可自拔者，则一而已矣！"严复认为所谓圣君贤相和暴君污吏，乃由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结构决定，这是很有见地的，可以说是对封建社会中无组织力量不可遏制的增长规律的一种朦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