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 王赓武(1958)，第82—84页。[91] 中村久四郎(1917)，第362页。[92] 译按：即宦官吕太一[93] 《诸将》，《九家集注杜诗》，第483页。[94] 《自平》，《九家集注杜诗》，第150页。有关这次战争情况的详细讨论，见中村久四郎(1917)，第351—352，355—356页。[95] 《旧唐书》卷131，第3436页；中村久四郎(1917)，第356—357 页。译按：据《旧唐书·代宗纪》，李勉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事在大历四年十月乙未，疑本传四年不确。又，李勉由岭南节度使拜工部尚书在大历七年十月，本传之“十年”亦误(七年十月丙子，吕崇贲已任广州都督、充岭南节度使，十一月辛卯，李勉正式出任工部尚书)。据此，则李勉在广州凡四年整。[96] 据记载，当李勉离任，从广州返回京城时，“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投诸江中。”[97] 《旧唐书》卷151，第3482页；《新唐书》卷170，第4042页；中村久四郎(1917)，第360页；白乐日(1931)，第57—58 页。[98] 中村久四郎(1917)，第363页。[99] 徐申(802—806年在任)、郑絪(811—812年在任)、孔戣(817—819年在任)。他们废除了非法的税收，减少了不必要的进口税，放宽了籍没商货的规定，鼓励对“南海神”的信仰，从而成为优秀的地方官的杰出代表。尤其是孔戣，因为他推行的改革而著称于世，为此他还得到了当时流放在潮州的韩愈的赞许。参见中村久四郎(1917)，第364—365，489—491页。[100] 《新唐书》，卷9，第3655页；中村久四郎(1917)，第559—560 页；烈维(1955)，第114—115，117，121页；王赓武(1958)，第84—92页。浙江的泉州(即阿拉伯人笔下的“Djanfu”，很久以后，马可·波罗称之为“Zayton”)正是在这时开始了它作为国际海运港口的辉煌历程。七世纪时，泉州已经有了穆斯林传教士，但是这方面的证据还很缺乏。然而在九世纪时，泉州必定已经有了外国商人，到了十世纪时，在独立的地方军阀的统治下，福建的港口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地方军阀对外国商船进入泉州和福州的港口采取了鼓励的态度。见谢弗(1954)，第78页。[101] 因为在这一带长着许多梅树，所以叫“梅岭”，梅岭又称大庾岭。[102] 向达(1933)，第33页；谢弗(1951)，第408，413页。[103] 中村久四郎(1917)，第254页；谢弗(1951)，第407 页(注36)。特别参见《全唐文》卷291，第1页，张九龄《开大庾岭记》。关于唐代的道路与集市乡镇的简要介绍，见严耕望(1954)。[104] 中村久四郎(1920)，第252—260 页。将漓江与桂江连接起来的运河是灵渠。灵渠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时由秦王朝建造的，开凿灵渠是为了便利对南方的征服和将货物转输到北方。在汉代时，为了运输马援将军的部队的给养，曾将这条重要的水道予以扩拓。到了唐宋时代，这条水道虽然不时地需要维修，但是还仍然在使用。[105] 《九子坡闻鹧鸪》，《全唐诗》第9函，第3册，卷2，第13页。[106] 明轮船是由踏车推动，可以顶风也可以逆流行驶。大概在德宗贞元元年(785)，这种船在李皋的提倡下，在长江以南的湖泊中发展了起来。李皋本人是唐朝宗室成员(译按：见《旧唐书》卷131 ；《新唐书》卷80)。但是车船似乎都是用于战船。参见桑原骘藏(1930)，第95—96页。[107] 《容斋随笔》卷9第88页引唐诗。译按：原文作“人生只合扬州死。”关于中世纪的扬州，主要参见石桥五郎(1901)，第1309—1314页。[108] 全汉昇(1947 a)，第153，165—166页。[109] 全汉昇(1947 a)，第154—157页。[110] 全汉昇(1947 a)，第153页。[111] 参见全汉昇(1947 a)，第161—163页。[112] 全汉昇(1947 a)，第149—153 页；祝秀侠(1957)，第41—42页。[113] 这条格言见《容斋随笔》卷9，第88页。[114] 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提到过波斯人开的店铺。参见中村久四郎(1920)第244页。[115] 《旧唐书》卷110，第3402页；《旧唐书》卷124，第3426页；《新唐书》卷141，第3988页。这时扬州的总人口数已经超过了四十五万。[116] 《容斋随笔》卷9，第88页。[117] 全汉昇(1947 a)，第166—175页。 这时长沙和桂林的金属制品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而杭州的丝织业也很发达。[118] 《容斋随笔》卷9，第88页。[119] 蒲立本(1955)，第35—36，183—187页。[120] 赖世和(1955)，第20页。[121] 谢弗(1951)，第408页。[122] 《新唐书》卷38，第3721页；白乐日(1931)，第23页。洛阳城的正式名称叫“河南府”，这个名字对读者较陌生。[123] 意思相当于英文“Godly Metropolis”。[124] 《新唐书》卷38，第3712页。[125] 加藤繁(1936)，第48页。在这种“街”上，商人们享有共同的利益。这种街(又称“行”，意为“店肆之行列”)后来就发展成了商会，而后来的行会也继续保持了“行”的名称。[126] 徐松(1902)，第5卷，第33页；德雷克(1940)，第352页。译按：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记载，东都外郭城之修善坊有“波斯寺”，会节坊有“祆寺”，立德坊有“胡祆寺”。又，程鸿昭《唐两京城坊考补校记》补注云《朝野佥载》：“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酬神祈福，募一胡为祆主，有幻法术”(原文见《朝野佥载》卷三)。则洛阳祆寺当不止三处。[127] 中村久四郎(1924)，第246—247 页；赵文锐(1926)，第953—954页；蒲立本(1955)，第37页；《新唐书》卷134，第3978页；《旧唐书》卷105，第3393页。这个人工湖叫“广运潭”，是由韦坚倡建的。译按：“小斛底舟”，《新唐书》作“小斛舟”，英译文原作“lighter ”(驳船)，此从《旧唐书》。注释3[128] 据说在唐朝征服突厥之后，仅贞观七年(631)入唐，在长安定居的突厥人就有一万户。向达(1933)，第4页。关于唐代长安，见西伦(1927)。[129] “S Drthav Dk”是个粟特字，它显然相当于汉文的“萨宝”(*Sat-Pau)。此据迪恩(Albert Dien)1961年2月12日的私人通信，而迪恩的说法则是根据贝利(H.W.Bailey)和其它一些学者的著作。[130] 译按：即“行”[131] 译按：《唐两京城坊考》卷三“东市”下云：“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东街，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132] 译按：《唐两京城坊考》卷2“东市”条下注云，《唐书·蒋镇传》：斩于东市西北街。《通鉴》：隆基将捕诸韦亲党，斩韦温于东市之北。同卷同条又引《博异志》：宪宗斩马奉忠等三十余人于东市西坡资圣寺侧。今按：《旧唐书·突厥传》，唐高宗斩阿史那伏念于东市。显然东市也是行刑之所。[133] 加藤繁(1936)，第49—51，60页。到宋代时，集市的商人及其行头就发展成了具有会长的商会。[134] 《新唐书》卷196，第4087页。这段记载来源于《茶经》的作者陆羽的传记。陆羽的著作对于新的饮茶风尚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135] 译按：英文原作“Turks”(突厥人)。但是在本书中，并没有将“回鹘人”即“Uighurs ”，泛称为“突厥人”，故汉译文仍从唐朝旧史的记载，称作“回鹘人”。[136] 参见《资治通鉴》卷225，第4页。这件事发生在代宗大历十年(775)。[137] 《册府元龟》卷999，第26页；又见《全唐文》卷72，第2—3页记载的唐文宗的诏令；向达(1933)，第34页。虽然政府的利率是七分利，但是私人高利贷者的利率却被限制为六分。见白乐日(1960)，第25页。译按：据《册府元龟》原文，本段引用的诏令发布于文宗太和五年(831)六月，此作836年(文宗开成元年)，误。《册府元龟》下文在836年条下载有内容相近的一道诏令，作者大概因此而误。又，向达先生原文作“穆宗长庆二年(822)六月”，亦误。[138] 石田干之助(1932)，第67页；谢和耐(1956)，第228—232页。[139] 岸边成雄(1955)。妓女的价格当然主要取决于普遍的经济波动和妓女本人的声望。一位高级妓女(译按：即史凤)曾经从她的崇拜者那里得到了一个装有三十万枚铜钱的袋囊。见《云仙杂记》卷1，第6页。[140] 祝秀侠(1957)，第114—115 页。有关唐代长安城里的娼妓区以及长安名妓的传记，参见《唐代丛书》收录的《北里志》。关于“私妓”和“官妓”的有关情况，见王桐龄(1930)。[141] 译按：春明门南为道政坊[142] 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李太白文集》卷15，第1页；参见向达(1933)，第36页。[143] 李白《前有樽酒行》，《李太白文集》卷3，第8页。按照通常的解释，“看朱”句的意思是指视力出现的幻觉，是说“我们已经无法看清景物的颜色了。”第一行“龙门之绿桐”似乎是指一首古典歌曲(见《周礼·春官·司乐》，译按：即指《周礼》之“龙门之琴瑟”句)，这是一首古代有关制作齐特拉琴琴身的传统材料，即优质桐木的来源的歌曲。“柱”就是轴。这个字还可以恰当地用来指“瑟”或者“筝”的琴马。瑟和筝是属于其它类型的齐特拉琴，而这首诗中的“琴”是指一种没有琴马的齐特拉琴。“胡姬”是指西方或北方的，很可能属于伊朗血统的风姿绰约的美丽的姑娘。“姬”，原来的意思是指“周的贵妇人”，在唐代多指“高级妓女”。[144] 中村久四郎(1930)，第244—245页。[145] 石田干之助(1932)，第56—66 页；德雷克(1940)，第352页；谢弗(1951)，第408 页。[146] 《太平寰宇记》卷152，第4页。[147] 《太平寰宇记》卷152，第4页。译按：作者这里是指凉州八姓中的安、曹、石等姓。[148] 卜彼得(1935)，第11页。[149] 译按：此“优质缎”即指《新唐书》卷40之“白 ”。据标点本《新唐书》(中华书局，1986年，第4册，第1049页)“校勘记”(6)云：“《通典》卷6、《元和志》卷40，凉州贡有‘白麦’，无‘白 ’，‘ ’疑为‘麦’之讹。”今按：杜甫《送蔡希曾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有“汉使黄河远，凉州白麦枯”句。钱谦益注云：“陈藏器《本草》：河渭以西，白麦面凉。关二时之气故也。梦弼曰：凉州正在河渭之西，其出白麦，盖土地所宜(《钱注杜诗》卷9)。”则此“白”必为“白麦”之讹文无疑。作者谓“优质缎”，误。又据《本草纲目》卷22引陈藏器文：“小麦秋种夏熟，兼有寒、热、温、凉，故麦凉、 NFDA1 温、麸冷、面热，宜其然也。河渭之西，白麦面亦凉，以其春种，缺二气也。”则《钱注杜诗》“关”二气”之“关”，当为“缺”之讹误。[150] 《新唐书》卷40，第3726页。最后一种出产“芎藭”，是以芎(conioselinum univittatum)芬芳的根茎而得名的。[151] 《全唐文》卷100，第1798页；《资治通鉴》卷225，第20页。[152] 《新唐书》卷182，第4062页；《旧唐书》卷177，第3538页。[153] 谢弗(1951)，第410 页。[154] 石田干之助(1948)，第75，88页。这种木偶叫做“酒胡子”或“补醉仙”。[155] 谢弗(1951)，第413—422页。[156] 赖世和(1955 a)，第220页。关于晚唐时期外国人在唐朝的政治、 社会势力的证据(包括在这里提到的这位大食人)，见张长弓(1951)，第6—7页。[157] 白乐日(1932)，第54及以下诸页。[158] 有关论证见白乐日(1932)，第54页；赖世和(1955 a)，第40页。[159] 法库哈在有关明代的著作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见法库哈(1957)，第61页。[160] 一位日本使臣在前往唐朝京城的途中，想要在沿途进行贸易，结果遇到了很多困难。见赖世和(1955 a)，第81页。[161] 至少有些例证表明，出售货物需要政府的允许；例如《册府元龟》卷999，第25页记载：“奚(这是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使乞市贸易，许之。”这件事发生在开元四年(716)。这条史料还为我们提供了在长安正式申请从事贸易活动的例证。[162] 《唐会要》卷86，第1581页。在这道诏令中还规定，“金、铁之物亦不得将度西北诸关。”这无疑是为了防止潜在的敌人得到制作武器的原料。[163] 桑原骘藏(1930)，第190页。[164] 这位僧人一直与一位唐朝代理商狠狈为奸。见《旧唐书》卷8，第3081页。谢弗(1951)，第409页。[165] 这件事是Abū Zayd记载的。参见赖诺德(1845)，第48页。桑原骘藏确信，这种过高的关税就是《新唐书》中记载的“下碇税”，或者是《唐国史补》里说的“舶脚”。见桑原骘藏(1930)，第188页。[166] 《全唐文》卷75，第3页。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道诏令中提到了福建省，而且将这里作为唐朝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地区，这是有关福建地区对外贸易的较早的一条史料。[167] 中村久四郎(1917)，第245页。正如中村久四郎所指出的，这些规定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唐代民间传说中记载，每当外国富商临死之际，总是将随身携带的财富(例如珠宝)交给那些与他情投意合的汉人。[168] 《唐会要》卷100，第1796页；《唐律疏议》卷2，第70—71页。[169] 《唐会要》卷97，第1748页。这件事在穆宗长庆元年(821)，出嫁的公主是太和公主。译按：卷“97”，应为“98”之误。[170] 《资治通鉴》卷232，第18页。[171] 《唐律疏议》卷2，第40页。但是如果当事人双方的国籍不同，比如说一方是新罗人，一方是百济人(虽然他们都是高丽人)，则处理案件要按唐朝法律论定刑名。[172] 《旧唐书》卷198，第3614页。译按：卑路斯入朝是唐高宗时，此云“太宗”，误。[173] 《旧唐书》卷197，第3609页。[174] 《册府元龟》卷999，第13—22页保留了请求所有这些物事的例证。这种袋囊叫“鱼袋”。[175] 《唐会要》卷100，第1795页。关于这种符信的详尽讨论，见戴何都(1952)，第75—78页。[176] 《唐会要》卷100，第1798页。在武后证圣元年(695)颁布的一道诏令中规定了这些比例。译按：“四个月”，《唐会要》原文作“五个月”。[177] 《旧唐书》卷10，第3089页。译按：“左、右门”系据《旧唐书·肃宗纪》，《旧唐书·回纥传》作“通事舍人乃分左右，从东、西门入。”文意更为显豁。[178] 《唐六典》卷18，第11—18 页。这些客馆是归中书省管辖的。[179] “鸿胪”这个名称在古代的意思已经不清楚了。据说，“鸿胪”的原义是“传声”。但是虽然“胪”有时具有“宣布”或“传导”的含义，然而就“鸿”字而言(这个字通常是指野鹅)，却很难将它解释为“声”(或者与此相近的意思)。译按：《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应邵曰：“郊庙行礼赞九宾，鸿声胪传之也。”作者的理解似欠妥。[180] 武后光宅元年(684)至中宗景龙元年(705)之间，“鸿胪寺”被清楚地称为“司宾寺”。有关唐朝政府接待新到来的外国使臣的礼节，参见赖世和(1955)，第283及以下诸页对于文宗开成元年(840)日本使臣到达长安的描述。[181] 《旧唐书》卷46，第3741页。译按：正文所说的“兵部的特殊代理人”就是指兵部“职方郎中”。据《旧唐书》原文，“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则讯问、绘图都属鸿胪寺的职责，职方仅存其副本，而且也没有所谓“兵部的特殊代理人”。此说欠妥。[182] 愚公谷相信贾耽本人就是一位摩尼教徒，他认为贾耽是从到唐朝来朝贡的回鹘人那里学到了摩尼教的秘密宗教仪式。详见愚公谷（1934），第8—9页。[183] 《新唐书》卷23上，第3677页。译按：五仗分别是供奉仗、亲仗、勋仗、翊仗和散手仗。[184] 即“侍中”。[185] “蕃”字的本义是“防御物、篱笆、缓冲国。”“蕃”是表示进贡国本身的作用的一个字。因为从理论上说，所有的外国都是唐朝的藩属，所以在习惯用法上，“蕃”字通常可以用来直接表示“外国”。[186] 《新唐书》卷16，第3667页。《新唐书》本卷中叙述了蕃使奉见仪式的主要细节。[187] 赖世和(1955 a)，第79—80页。[188] 地在苏门答腊。关于这个地名的考定，见伯希和(1904)，第321及以下诸页。[189] 玄宗《褒赐尸利佛誓国制》，《全唐文》卷22，第17页。[190] 《全唐文》卷16，第1 页。这件事发生在中宗时期。[191] 向达(1933)，第42页；石田干之助(1942)，第55—56页。注释4[192] 《法曲》，《元氏长庆集》卷24，第5页。[193] 菲次杰拉德(1938)，第173—174 页。[194] 刘茂才(1957)，第199页。这本叫“突厥语”的书在日本一直保存到了九世纪末年或更晚。该书著录于藤原佑世《日本国见在书目》(890—891)。[195] 小川昭一(1939)，第34—44页。[196] 向达(1933)，第41页；索珀(1951)，第13—14 页；阿克(1954)，第171页，注(2)；郑振铎(1958)，尤其请参见图版第113；马珍妮(1959)，第108—109 页和图版ⅩⅩⅩⅠ。[197] “帷帽”是一种带遮蔽物的帽子。[198] 向达(1933)，第42—43 页；石田干之助(1942)，第65—66 页；索珀(1951)，13—14页；阿克(1954)，第171页，注(2)。另外一种外国样式的帽子是一种卷沿高顶圆锥形的帽子，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汉人是否也戴这种帽子。参见向达(1933)，第43页；马珍妮(1959)，图版ⅩⅠⅩ。[199] 元稹对这种装饰极力进行了丑化，认为“‘堆’髻‘赭’面非华风。”参见向达(1933)，第42页；石田干之助(1942)，第67页；马珍妮(1959)，第18，32页，图版ⅤⅢ。马珍妮讨论了其它一些来源于伊朗的外国风尚。关于“回鹘髻”，见《髻鬟品》(《说郛》卷77)，第2页。[200] 韦利(1960)，第240页。[201] 石田干之助(1948)，第144—145页；刘茂才(1957)，第203—104页。但是总的说来，就象埃及一样，唐朝的建筑抵制了外来的影响。在洞窟寺中根据佛教宇宙观仿造的外国式的顶部建筑，似乎只是在敦煌那样的地区——即没有中国式建筑式样的先例可资参考的地区——才可以见到。[202] 向达(1933)，第41页；菲茨杰拉德(1938)，第173—174页；麦切—赫尔芬(1957)，第120页。[203] 向达(1933)，第45—46 页；赖世和(1955)，第297页。关于植物油加工对于饼和灯的重要意义，见谢和耐(1956)，第146—149页。[204] 本段记载摘引自八世纪的文人沈既济写的一篇关于狐仙的小说，这个故事名叫《任氏》载于《太平广记》卷452，第1页。在“龙王女”的故事中(《龙王女》，1954)翻译了这篇传奇。关于胡饼，又见《鬻饼胡》(《太平广记》卷402，第9页)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在本国时曾是一个富人，但是他却在唐朝孤寂潦倒地生活了许多年。[205] 《食谱》，第72页。这本书中具列了一次被称为“烧尾”的豪华宴会上的食单。所谓“烧尾”，就是在大臣升迁时举办的盛宴。书中记载的这次特殊的宴会是为作者韦巨源本人举办的。又见爱德华兹(1937)，第1卷，第192—193页。[206] 《食谱》，第69页。[207] 译按：原文分作典范、观德、忠鲠、高节、壮气、写景、靡丽、风俗等八类。[208] 译按：即帝释天[209] 索珀(1951)，第9—11页。[210] 《宣和画谱》，卷8，第222—224页。[211] 《宣和画谱》，卷8，第225—228页。[212] 索珀(1950)，第11页。译按：《唐朝名画录》云：“阎立德《职贡图》异方人物诡怪之质，自梁、魏以来名手，不可过也。”《太平广记》，卷211“阎立德”条引《谭宾录》称“至如万国来庭，奉涂山之玉帛；百蛮朝贡，接应之门序；折规旋矩，端簪奉笏之仪；魁诡谲怪，鼻饮头飞之俗——莫不尽该毫末，备得精神。”[213] 索珀(1951)，第74页。此处所引为索珀的译文。译按：汉译本所录为《图画见闻记》原文。所画之人为“东蛮(即东谢蛮)谢元深”。太宗以其地为应州，隶属黔州都督府。参见《新唐书》卷222下。[214] 《历代名画记》卷9，第273页；《宣和画谱》卷1，第60页。[215] 周昉的作品中尤其迷人的是他画的《杨妃出浴图》。参见《宣和画谱》卷6，第166—172页。[216] 《宣和画谱》卷5，第155—159 页；卷6，第166—172页。两位画家也都画过杨贵妃调教她的心爱的鹦鹉的图画。译按：即张萱《写太真教鹦鹉图》、周昉《妃子教鹦鹉图》。又，周昉作品收藏目录中有“《拂林图》二”，张萱有“《拂林图》一”。[217] 译按：即《异域图》。[218] 《宣和画谱》卷10，第262页。[219] 马珍妮(1959)，第81—84页。马珍妮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了这个问题。[220] 《宣和画谱》卷1，第60页。译按：此指阎立本《职贡狮子图》。[221] 《历代名画记》卷10，第324页；索珀(1950)，第19页。擅长描绘外国景致的另外两位画家是李衡和齐旻，齐旻或作齐皎。见《历代名画记》卷10，第313页。译按：《唐朝名画录》，齐旻“画番马、戎夷部落、鹰犬、鸟兽之类，尽得其妙。”《历代名画记》卷10，《图绘宝鉴》卷2 均作“齐皎”，并称皎父齐玘(一作圮)曾任检校兵部侍郎。齐皎在建中四年（783）任泽州刺史。弟齐映也以擅画山水而知名。根据《新唐书》卷75下《宰相世系表》记载，齐玘有六子：即“昭、汶、映、■、照、煦”。其中第二子齐汶担任泽州刺史。“汶”《元和姓纂》作“旼”，依齐氏兄弟取名规律，当以“齐旼”为是，《新唐书》误。诸画史记载的“齐皎”当为“齐旼”之讹文。《名画录》之“齐旻”或为“齐旼”之异写。齐映，《旧唐书》卷136，《新唐书》卷150有传。[222] 索珀(1951)，第25页。[223] 《宣和画谱》卷6，第166—172页。[224] 《宣和画谱》卷5，第155—159页。[225] 特别是九世纪时画的，158窟的壁画中为佛陀送葬的人的形象，更具有中亚民族的特点。见格雷(1959)，第57页。[226] 见格鲁赛(1948)，第ⅩⅩⅩⅠⅤ－ⅩⅩⅩⅤ页描述的，库车附近的克孜尔千佛洞的壁画。[227] 《历代名画记》卷10，第313，324页；索珀(1950)，第19页。在动物雕刻方面的外来影响的特殊例证，是用大理石雕刻的“西伯利亚”或“伊朗”风格的黄道带动物的形象。罗兰认为：“在这方面，与其说这些浮雕表现出了一种‘风格’，倒不如说它体现了一种‘时尚’……正如唐朝在崇尚外来事物方面其他所有的例证一样，(这些浮雕)在风格上真正脱离了中国雕刻按照时间顺序正常发展的轨道。”这一结论是否适合于反映外国题材的绘画作品，我们还无法断定。[228] 这种服饰的式样在音乐史上产生过奇妙的影响。九世纪时，佚名的民间艺人曾经创作过一首叫做《菩萨蛮》的古曲，根据这种调式可以不断地填入新词。“菩萨(*B'uo-sat)蛮”这个曲名的意思是“菩萨似的蛮人”，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穿得像)菩萨一样的蛮人”。根据苏鹗记载(《杜阳杂编》卷2，第58页)，宣宗大中(847— 859)初年，女蛮国向唐朝进贡，“其国人危髻金冠， 璎络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人亦往往声其词。”女蛮国现在已经无从详考了，但是它必定是指印度群岛上的某个“母权制”的国家。在中世纪的汉文史料中，经常以类似的字眼来描述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地区的男女服饰。所以在《册府元龟》卷959，第17页称林邑王“著法服，加璎络，如佛象之饰。”成书于宋代的《萍州可谈》称(译按：原文见卷2)，“菩萨蛮”这个名称是指居住在广州地区的“蕃妇”(印度尼西亚人或者印度支那人?)，这种说法部分地反映了事实。夏德认这“蕃萨蛮”是“Mussulman”的译音，他的这种看法是根本无法接受的。以上所有内容请参见桑原骘藏(1930)，第67—69页。另外还请参见白思达(1953)，第144页。近来有人对这种古曲的名称进行了研究(张琬〈1960〉，第24页)，试图将“菩萨蛮”解释为缅甸的种族名称，例如“Pyusa-〈wati〉-man”的译音。但是这种论点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是以现代普通话的语音作为立论的基础，而普通话的发音与所要讨论的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讨论的那样，《杜阳杂编》中提到的贡使，即使不敢说全部，起码有大部分都是虚构的，或者至少也已经在苏鹗的文章中进行了充分的加工润色。很可能“菩萨蛮”曲名的来源并不是什么起初真实的事件，而是出自苏鹗本人想象丰富的描写。[229] 索珀(1951)，第11页，注(122)。[230] 杰恩(1941)。第7页。[231] 《酉阳杂俎》续集，卷5，第218页。这是在长安宝应寺中的画像。[232] 据《宣和画谱》卷1，第63页，和《唐朝名画录》(索珀，1951年英译本，第11页)记载，他是吐火罗人，但是《历代名画记》卷9，第278—279页则将他归为于阗国人；长广敏雄(1955)，第71—72页赞同后说。[233] 塞语“Visa”，来源于梵文“Vijiya”。参见向达(1933)，第6页。[234] 译按：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说，尉迟乙僧的画作流传到现在的很少，“有谓端方旧藏天王像为乙僧笔，亦未能定也。”作者此说即来源于向达先生的观点。[235] 向达(1933)，第6—7， 52—56页；石田干之助(1942)，第179—180页；索珀(1950)，第Ⅱ页；贝利(1961)，第16页。判定尉迟乙僧的年代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参见长广敏雄(1955)，第72—74页。敦煌石窟的壁画中有些初唐的人物画像——例如220窟所画的贞观十六年(642)的那些画像——就是利用光亮部分来突出地表现人物的面部，“……使面部具有浓重的质感，从而在空间中占据明确的位置……”格雷(1959)，第54页。这很可能就是由尉迟乙僧带来的，使唐朝朝野感到震惊的一种印度或者是西域的画风。[236] 特鲁布纳(1959)，第148页。[237] 此画见于宋人收藏，见《云烟过眼录》卷上，第7页。[238] 译按：李贺诗歌中这种比喻很多，例如《全唐诗》卷390，李贺《残丝曲》“绿鬓少年(一作“年少”)金钗客，缥粉壶中沈琥珀。”又，卷391《南山田中行》“冷红泣露娇啼色。”都属于这类比喻手法。[239] 译按：李贺生于德宗建中六年(790)，卒于宪宗元和十一年(816)，享年仅二十七岁。[240] 荒开健(1959)，第5—6，11—12页。“Demoniac”这个字是由汉文的“鬼”字译出的。实际上“鬼”在汉文里还有“神秘的”、和“脱俗的”含义。[241] 《李长吉歌诗·外集》，第14—15 页。译按：李贺《龙夜吟》原句作“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242] 《旧唐书》卷217，第3747页。[243] 杜牧《过华清宫》，《樊川文集》卷2，第6页。[244] 译按：即华清宫[245] 关于反映这种浪漫题材的文学作品，请参见谢弗(1956)，第81—82页。[246] 在《书经》中曾经提到过“泗滨石”(意思是“在泗水岸边发现的响石”)，此后，中国人一直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这种石料，以用来制作古磬。参见谢弗(1961)，第50—51页。替代“泗滨石”的材料叫做“华原石”。见《元氏长庆集》卷24，第4页《华原磬诗》。唐玄宗似乎很喜欢试验用新材料来制作古磬，据说，他曾经为杨贵妃制作过一种用“蓝田玉”琢制的古磬。其实这种最新材料并不是玉，而是一种绿色的大理石。杨贵妃本人就是一位技艺娴熟的击磬行家。参见《开元天宝遗事》(《唐代丛书》，3)）第76页。[247] 即“乐府”。[248] 谢弗(1951)，第417—421页。[249] 据认为，这种风气的进一步漫延，甚至影响了八至十二世纪的一些艺术家在绘画中对于幻觉形象的创作：例如在岩石风景画中的人和兽的幻象就是如此。这些幻象的出现，预示了某种西方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段。见巴尔塞斯特(1955)，第212—213页。[250] 罗越(1959)，第71页。这种画风为十一世纪末期的更为明朗、素净的风格开辟了道路。[251] 《穆天子传》卷10。[252] 《癸辛杂识》续集，卷下，第14页。这个地区叫“马八二”(请参见《元史》卷210，第6596页。“马八二”，《元史》作“马八尔”)。这里距离广州大约有100,100里。汉文“马八二”可能是从地名翻译过来的，阿位伯文将这个地区称为“Ma'abar”。承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 )教授见告，Ma'abar包括了科罗曼德海岸的部分或全部地区。[253] 江绍原(1937)。这是一部谈论旅行的，饶有趣味的著作。书中认为古人将旅行看作是一种危险的，灵魂的冒险行为。它说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或许仅仅是指口头传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要向小心的行人表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和应该躲避的事情。《山海经》就是这种导游手册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它专门记述了旅行者在边荒绝域可能会碰到的妖魅。[254] 《全唐文》卷1，第13页。又见《新唐书》卷1，第3634页，武德元年十一月壬申 (618年11月29日)。注释5[255] 例如，唐中宗和唐宪宗都发布过类似的诏令，见《全唐文》，卷16，第23页；卷59，第6页。[256] 小川昭一将唐朝衰败时期的诗歌的典型主题分为边疆冲突、内战和历史回忆等类型。我们现在讨论的“想象的贡物”就是属于最后一种类型。[257] 吴经熊(1939)，第165页。我们摘引的这一段内容是讨论唐朝最后几十年的诗歌，其中包括李商隐、杜牧、温庭筠和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258] 在九世纪的怀旧文学中，对于八世纪后半期的代宗统治时代的眷恋，仅仅稍逊于玄宗时代。代宗时代被认为是一个中兴的时代。[259] 意思是“使国家得到安定的宝物”。[260] 《酉阳杂俎》卷1，第3—4 页。这件事发生在代宗朝。尽管故事的细节是虚构的，内容描写是神话的，但它确实是以历史事实作为根据的。《肃宗朝八宝》的故事(见《太平广记》卷404，第1—3页所引)精彩地叙述了由天帝赐予一位尼姑的珍宝，这些珍宝在八世纪六十年代为国家带来了和平与繁荣。这件事感动了皇帝，所以他将年号改为“宝应”。《酉阳杂俎》更为简略地叙述了同一个故事，本文所说的玉环，就是本于《酉阳杂俎》的记载。这些珍宝其实是以我们在书中描写的形式，即由当时的大臣进献给皇帝的。见《旧唐书》卷10，第3090页。参见叶德禄(1947)，第101—113 页。译按：献宝在肃宗“元”年建巳月(四月)壬子(三日)，同月甲寅(五日)，太上皇(玄宗)崩，肃宗病转剧，肃宗长子豫(代宗)以皇太子身份监国。甲子(十五日)改元为宝应。丁卯(十八日)肃宗崩。己巳(二十日)代宗始正式继位。宝应是肃宗的年号，作者在这里归之于代宗，误。[261] 译按：原文作“辟寒犀”[262] 《开元天宝遗事》(《唐代丛书》，3)第42—43页。 关于犀牛角的神奇性能，见劳费尔(1913)，第315—370页。[263] 《开元天宝遗事》，第45页。[264] 《开元天宝遗事》，第41—42页。[265] 汉文史料中将这个地区称作“小勃律”。这个地区的国王居住在吉尔吉特。参见张星烺(1930)，第5册，第160页。[266] 《酉阳杂俎》卷14，第109—110页。[267] 译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家类三》《杜阳杂编》之“提要”云：“其曰《杜阳杂编》者，晁公《读书志》谓，鹗居武功之杜阳，盖因其地以名其书。”[268] 见作者本人所写的“《杜阳杂编》序”，《全唐文》卷813，第27页。苏鹗自称“予髻年好学，长而忘倦。尝览王嘉《拾遗记》、郭子横《洞冥记》、及诸家怪异录，谓之虚妄。复访博问(闻?)强记之士或潜夫辈，颇得国朝故实，始知天地之内无所不有。”《杜阳杂编》收录在《唐代丛书》。爱德华兹博士曾经对这本书进行过简短的讨论。见爱德华兹(1937)，第83—85页。爱德华兹转引怀利的观点，认为这本书“是仿照《术异记》的风格，根据许多荒诞不经的说法写成的。”见怀利(1867)，第194页。这是一种很有见地的看法!然而白寿彝在他的研究唐宋时代进口香料的文章中(白寿彝，1937)，却正式引用了这本纪异书中的奇闻异事，好象书中记载的都是具有真凭实据的史实。《杜阳杂编》能够一直留传到现在，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很幸运的事。在苏鹗之后的许多世纪中，他写的故事一直被志怪家引用，例如十四世纪时杨瑀的《山居新话》就是如此(译按：文渊阁本原书亦作《山居新话》，中华书局影印浙江杭州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1讹作《山居新语》。附志于此)。参见傅海博(1955)第306页。[269] 爱德华兹(1937)，Ⅰ，第84—85页有这一段故事的完整译文。[270] “日林”或许可以订正为“日本”。这个国家的名称和这块怪石的传说，是苏鹗从五世纪时任昉的《术异记》转录来的。参见《术异记》卷下，第12页。译按《术异记》应作《述异记》。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证，传本《述异记》中记事多有任昉死后的事，所以判断此书出自中唐前后，是后人的依托之作。“或后人杂采类书所引《述异记》，盖以他书杂说，足成此书。”[271] 据说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就已经知道了这种具有X光性质的石头，但是当时所知的这种石头就在中国境内，而不是在外国，秦始皇将它称作“照骨宝”。见《酉阳杂俎》，卷10，第73页。“灵光豆”在其原产地被称作“诘多(*k'iêt-ta)珠”。[272] 译按：原文作“碧麦”[273] 译按：原文作“紫米”[274] 译按：原文作“重明枕”[275] 关于水蚕这种生物及其有关的产品，我们将在下文第十二章“纺织品”中进行比较详细的讨论。[276] 关于独孤妃，请参见《旧唐书》卷52，第3281页。[277] 劳费尔(1919)，第320—321页。昆内尔曾经描述过在沃格沃克发现的“samandal”，说这种鸟“就象绿啄木鸟一样，它的羽毛斑驳陆离，点缀着红、白、蓝、绿等颜色。”见昆内尔(1928)，第148页。但是我们在汉文史料中发现的火鸟却是黑色的。[278] 译按：即■东国[279] 有些人认为“鸾”就是“Argus pheasant”(阿古斯鸟)的一种修饰性的译法。波斯文中的“simurgh”实际上就是汉文中想象的“鸾”。这种说法较之更为流行的，将西方的“phoenix”(长生鸟)与汉文中的“凤”等同起来的看法，应该更容易被人接受。[280] 译按：即吴明国[281] “五彩”这个短语是指“所有的色彩”或“彩虹的色彩”。[282] 在唐宋时代，这种精细复杂的人工制品实际上是很普遍的。[283] 印度支那的青鹊(kitta chinensis)就长着红色的喙，绿色的羽毛，带有白色条纹的红色和蓝色的尾巴。还有一些其它种类的鹊，也与朱来鸟的颜色特征相符。朱来鸟聪明伶利的样子，刺耳尖厉的嗓音，再加上它的颜色，所有这些特征都说明朱来鸟就是青鹊。[284] 简称《多心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