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　　从多尔衮的角度看，他有理由得到这样的礼遇。若从帝制传统看，对臣下的这种体贴只能出自皇帝，否则，就是标准的大不敬，是目无君上，是无人臣礼，是专横跋扈、专权擅政。这每一款罪名，都足够凌迟处死了，因此，决然不是件小事。　　从实际情况判定，在百战归来的多尔衮心里，可能也确实没把这小皇帝太放在眼里，他对这位小皇帝可能很严厉，丝毫也不假以辞色。当多尔衮铁马金戈在血肉横飞的风云变幻中缔造大清帝国时，那乳臭未干的小毛头可能正拖着鼻涕赖在妈妈怀里撒娇呢。假如不是为了帝国的利益，不是为了那位孝庄皇太后，多尔衮不干净利索地拿下皇位，已经算是太对得起他了。　　而在内心深处，多尔衮极深的隐痛和愤懑并没有随着功成名就、位隆权重而消退。因此，他才会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表明他心中的天人交战从未止息。他对皇太极的恩怨纠葛，对豪格的切齿痛恨，两次与皇位失之交臂的遗憾，对孝庄皇太后的情意，对帝国肩负的责任，定鼎中原对大清帝国毋庸置疑的丰功伟绩，一切的一切无不交相煎迫，至少在他心中可能是布满了焦虑和愤恨不平。这可能是他高度复杂矛盾和诸多作为的逻辑起点。　　从史料中推测，多尔衮对这小皇帝可能只是冷漠而已，找不到他挟巨大权势威迫小皇帝的事例。相反，多尔衮还在许多场合坚定维护着小皇帝的尊严。有一次，济尔哈朗等人商议，要将对摄政王的礼仪提高到诸王之上。多尔衮说：“在皇上面前不敢违礼，其他可以像你们商量的那样办。”第二天上朝时，诸王公大臣们在朝门口跪着迎接多尔衮，多尔衮马上命令调头回去，并责问他们何故如此。史料中，不止一次记载着多尔衮“待皇帝长大后，就要归政给皇帝”的谈话。据说，多尔衮说过一段话，一百多年后，乾隆皇帝在实录中读到这段话时，曾经感动得潸然泪下。　　当时，多尔衮召集王公大臣开会，对他们说：“现在大家只知道取媚于我，很少尊敬皇上。我岂能容忍这样？当年，皇太极死时，大家跪着请我继大位，我誓死不从，遂推举了现在的皇上。那个时候，我尚且不肯做这样的事情，今天难道能够容忍你们不敬皇上而来给我拍马屁吗？从今以后，凡是忠于皇上的，我就会爱他用他，否则，虽然给我献媚，我也绝不宽恕。”（《清史稿》列传五，诸王四。）这种情形，显然和多尔衮在推举福临时的顾全大局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那一口恶气梗在心头，使他的一些举措暴戾失当，从而，有效地增加了皇帝对他的惧怕和憎恶，也大失人心，为他死后的悲惨遭遇埋下了伏笔。这些举措中，最重要的就是修理济尔哈朗和除去豪格。　　顺治四年二月，多尔衮以济尔哈朗修建的王府超出标准为由，下令罚款两千两白银，并罢免了他辅政王的名位。其实，这只是表面的理由，其中，有两个真实的隐情。济尔哈朗曾经对一个高级官员巩阿岱谈到：“皇子福临继位是件好事，没什么可说的。唯一令人忧虑的是有人想篡位。”显然，这里针对的是多尔衮。这个巩阿岱当时如何表示不得而知。事后，他向多尔衮告了密，导致多尔衮罗织罪名，贬黜了济尔哈朗。还有一个原因是，多尔衮与同胞弟弟多铎的感情最好，打掉济尔哈朗是为了给多铎当辅政王腾出位置。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　　第二年，顺治五年二月，豪格平定四川立下大功。返回京城后，不到一个月，多尔衮找来两个很可笑的罪名，其一说他包庇手下的一个中级军官贪冒军功，其二说他提拔重用了一个罪人的弟弟。然后，不由分说地将豪格幽禁起来。三月，幽禁中的豪格没有任何征兆地死去，时年仅仅四十岁。　　与此同时，多尔衮兴起大狱，一批八旗高级将领控告济尔哈朗，说当初一些人谋立豪格为帝，济尔哈朗知情不举。就此，将努尔哈赤时代开国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等人的子侄牵连进来，许多人被抄家并关进了监狱。济尔哈朗则据说是从宽处理，被降为郡王。阅读　　这种情形布满了乖戾不祥的气息，表明多尔衮在权势的膨胀中，已经不再是那个富有远见、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当他不惜采用残忍下流的手段对付异己时，就和中国历史上那些阴狠低级的政客们没有什么两样了。这是他的身后遭遇和失去历史尊敬的重要原因。　　时年十一岁的小皇帝福临和那位比他大了近三十岁的豪格大哥感情甚好。豪格立大功回京，小皇帝十分兴奋，专门在太和殿设宴慰劳豪格。谁知，为大哥庆功的热乎劲儿还没有过去，就传来豪格的死讯。据说，听到这个噩耗后，福临的反应极度狂乱，几近疯狂，将身边的宫女太监们鞭打得鸡飞狗跳，一片狼藉。　　公元1648年即大清顺治五年十一月初八日，时为冬至，大清入关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顺治皇帝在南郊祭奠时，颁诏大赦天下。诏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凡诏疏皆书之。”以前，在“叔父摄政王”前面加一个“皇”字、表示这位叔父是皇帝的叔父。如今，在“摄政王”前面加上“皇父”二字，在字面上理解，自然是表明这位摄政王是皇帝的父亲。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从来没有过。从而，引发出了皇太后下嫁多尔衮的疑案，成为大清朝前期的又一个历史谜团。　　然而，不管真实情形如何，这顶大帽子戴在多尔衮的头上后，至少可以令皇家那忐忑不安的心，变得稍许安宁一些。因为，自古以来，有儿子篡夺父亲皇位的，也有叔叔抢夺侄子皇位的，却很少见到过父亲抢夺儿子皇位这一说。从当时的情形看，这个主意不管是什么人出的，但最终定夺的人，显然应该是孝庄皇太后。因此，皇太后是否经过大婚而下嫁多尔衮就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皇父摄政王”这样一个称呼，只能让人作两种理解，其一，肯定了多尔衮与皇太后事实上的婚姻——夫妻关系，从而，确定了多尔衮“皇父”的地位；其二，若多尔衮与皇太后之间没有事实上的婚姻——夫妻关系，就只能说，多尔衮被这位皇太后玩弄于股掌之上了。从当时的情势看，后一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在未来的岁月里，实事求是地说，英雄一世的多尔衮，的确有被这位皇太后玩弄的迹象，但应该不仅仅是在这一件事情上。　　后来，有学者极力要用中国文化传统来解释，认为这里的“皇父”，和古代的诸如“尚父”、“仲父”、“亚父”等是一个意思，只是一个尊崇的称呼。譬如，明清史权威人士孟森先生就持这种看法，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则无法接受这样的解释。就文化发展来说，有一个十分普遍的规律，政治制度的转换演变相对较快，而文化习俗的转换演变则要缓慢得多。对于入关不到五年、远远没有废止多种婚姻形式的满洲习俗来说，上述的解释似乎太过煞费苦心了一点。结果，把明明白白摆在那儿的一件事儿，弄得复杂无比。　　孟森先生对多尔衮的评价倒是不低。他认为：“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孟森《明清史讲义》）　　公元1650年即大清顺治七年，是多尔衮生命的最后一年。有记载显示，在这最后一段岁月里，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大体上是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据说，此人酷嗜烟草，每日烟袋不离口。今天的人们可别小看了这个嗜好。烟草是在大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的，时间并不长。当时，人们认为烟草可以“辟瘴气”，“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关外至以一马易一斤”。（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烟草。）就是说，在当时的东北地区，一斤烟草的价格和一匹马相等，和野生的人参差不多了。因此，不是富贵人家肯定是吸不起这玩意儿的，那是一种很高档很奢侈的嗜好。　　多尔衮酷爱狩猎，饲养了三千多只各种名犬，还有不知数目的良马与猎鹰。当时，一位外国传教士目睹过多尔衮出猎时的壮观景象。在他的笔下，多尔衮一次出动的大型猎鹰就有一千多只。阅读　　除了纳娶自己的小姨子兼侄媳妇为夫人之外，多尔衮还在这一年命令朝鲜国王为自己选朝鲜美女侍候。　　这段故事假如放在今天，就会是不折不扣的丑闻。　　当时，朝鲜的姑娘们似乎不太愿意嫁给这位摄政王。结果，国王好不轻易在和王室有关系的女孩子里，挑选出一位，千里迢迢地送了过来。多尔衮知道后，命令“速行进送”。并且自己还以打猎为名，出山海关前去迎接。在宁远以东的连山地方，接到了新娘子。多尔衮迫不及待地掀开车帘一看，那经过长途跋山涉水的女孩子困顿憔悴，大约离多尔衮想像的花容月貌、妩媚水灵有一些距离。多尔衮恼火至极，当场便毫无风度地把朝鲜送亲使者痛斥了一顿。说是“公主不美，侍女丑陋，足见你们国家没有诚意”。然后，立即下令把那可怜的女孩子遣送回去。并恫吓人家的使者说：“假如选来漂亮的，以前的嫌疑都可以烟消云散。不然，你就是来解释十次，也没用。”　　朝鲜国王只好再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选美女。后来，终于选出若干。结果，在送往北京的半路上，接到了多尔衮的死讯。遂作罢。　　多尔衮不喜欢北京潮湿闷热的夏天，预备在清凉的喀喇城修建一座夏宫避暑。为此，下令在河北、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个省份，除正常赋税外，加派地丁白银二百四十九万两。一时间，举国骚然。这时候的多尔衮，已经完全不是刚刚进关时的那个多尔衮了。巨大的成功，权势的膨胀，心中的不平，声色犬马的追逐，使他变成了一个没人敢碰的魔头。假如不是在这个时刻适时地死去，没有人知道他后面会做出些什么样的事情来。　　公元1650年即大清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也就是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多尔衮猝死于喀喇城，其治所在今天的河北省承德四周。时年三十九岁。从他患有“风疾”，并伴有眩晕的症状看，他的病和哥哥皇太极很像，也有可能和高血压有关。　　此后发生的事情，足以令帝国臣民们目瞪口呆、眼花缭乱了。　　十七日，多尔衮的灵柩运回北京。十三岁的小皇帝亲自到东直门外五里迎接。他在多尔衮灵柩前连跪三次，酹酒祭奠，痛哭失声，表现得至为悲痛。　　二十五日，追尊多尔衮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表示承认多尔衮缔造帝国的功勋。然而——　　第二天便开始由议政王大臣会议集体讨论英亲王阿济格的罪行。最后，确定他在多尔衮死后，意图发动政变，将其幽禁。随后，据说这个凶猛而粗野的战将在狱中藏刀、纵火、闹事，遂被处死。　　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多尔衮死后一个月零三天，福临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接掌帝国军政大权。这一天，他距离满十三周岁还差十八天。　　一个月后，曾经是多尔衮最信任的议政大臣苏克萨哈等人出面控告多尔衮。内容是：多尔衮死后，他的侍女吴尔库尼告诉他的亲信人员，要将王爷生前预备好的八卦黄袍、大东珠、黑狐褂等皇帝才能穿用的服饰等放进棺材。意思就是“显有悖逆”、“逆谋果真”，等等。随后就是帝国历朝历代官场屡见不鲜的掏粪运动——多尔衮身边的人们跟进揭发，人人争先恐后地和多尔衮划清界线，帝国官场臭气熏天。　　最后，议定将多尔衮的家产人口抄没入官，多尔衮或真或假的罪行被长篇大论地公之于世。一大批官员凌迟处死的凌迟处死，撤职查办的撤职查办，抄家流放的抄家流放，将帝国政治中演出过无数次的故事，从头到尾地重演了一遍。铸就了大清朝开国以来的第一大冤案。其中，除了到目前为止一直置身幕后的那位孝庄皇太后之外，没有更多新鲜的东西。据说，这位皇太后曾经拜范文程为老师，学习汉文化典籍。这一冤案可能就是这位皇太后一手主导的。入关七年的大清朝——大明帝国的这个忠实学生，已经将帝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凶残基因，完整无误地继续下来了。阅读　　多尔衮没有子女，其情形和《红楼梦》中所言一模一样：“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多尔衮则不止是一片白茫茫大地。一位汉语名字叫卫匡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写过一本闻名的书，书名叫《鞑靼战纪》。其中记载道，在皇帝的命令下，多尔衮的尸体被挖出来，经过鞭抽棒打之后，砍下了脑袋示众。　　五年后，监察官员彭长庚、许尔安为多尔衮鸣不平，认为“皇太极创业于沈阳，大家都有功劳，但多尔衮之功为冠”，要求为他平反昭雪。这两位勇敢的官员不但没有能够让大家学会尊重事实，他们自己反而被判处死刑，最后，皇帝下令将他们流放到了宁古塔。就此，多尔衮在大清朝定鼎中原时所立下的盖世功勋，大体沉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直到一百多年后才被重新翻腾出来。　　无论如何，多尔衮已经成为过去，如今，十三岁的福临开始亲政。　　这个在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双重影响下长大的孩子，表现出了鲜明的双重人格，在众目睽睽的朝堂上，他雍容俨然，颇有人君气象，退朝回宫后，则骄纵易怒，异常横暴。不止一种史料里谈到，这位小皇帝时常会失去控制，经常在暴怒中鞭打宦官和宫女们。史书上使用的形容词汇叫“龙性难撄”，就是这位小皇帝喜怒无常，非凡不好惹的意思。从而，导致在他十一年的执政生涯中，将母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妻关系全部搞得高度复杂，国事私情统统叫人一言难尽。　　正月十七日，福临亲政后的第五天，群臣奏请皇帝批准，在二月份为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小皇帝干净利索地批示：“所奏不准行！”群臣立即被震晕。本来，请皇帝批准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这桩婚事早已由孝庄皇太后和多尔衮确定。新娘子是孝庄皇太后的亲侄女，皇帝的亲表妹，既有亲上加亲的意思，也有笼络蒙古贵族的含义，还有皇太后加强自己娘家力量的深意在，哪里容十三岁的小皇帝不准行？！于是，经过几番折冲，八个月后，大婚典礼举行。　　谁知，两年多以后，顺治十年八月，未满十六岁的顺治皇帝忽然下诏公布废后，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福临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自己的不满，这个皇后是“因亲定婚，未经选择”，将矛头直指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皇帝明明白白地告诉全国臣民，自己和皇后有夫妻之名，无夫妻之实，结婚三年没有过夫妻生活，这个皇后根本就不具备母仪天下的能力与资格。据福临说，这位皇后虽然长得美艳，但心地不端，非凡崇尚奢侈，极度忌妒，见到容貌漂亮一点的女孩子就感到憎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且对皇帝的一举一动都要猜忌防范，因此，自己就尽量不见她。而在此期间，其他妃嫔为他生了两个孩子，未来的康熙皇帝也将在半年后降生。　　在群臣的竭力反对浪潮中，福临停止了对皇太后的晨昏定省之礼，不接见任何人，包括孝庄皇太后的贴身侍女苏麻喇姑。这位苏麻喇姑从小把福临带大，福临称之为姐姐，可能是他最为亲密的朋友。　　耐人寻味的是，孝庄皇太后起初一言不发，后来，在势成僵局之际，她主动出面说服诸王大臣，同意废后，牺牲掉自己的亲侄女，成全了儿子福临。实际上，皇太后等于是在用自己的行动诏告天下，皇帝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都不能违反皇帝的意志！十六岁的青年皇帝从此将军国大政的决定权牢牢掌控到了自己手里。　　顺治皇帝二十四岁去世。在他短短的一生中，见诸史册的后、妃、庶妃十九人，没有生育而失载的不知凡几。他有八个儿子，五个女儿。第一个儿子在他十三岁时出生，生下后来的康熙皇帝玄烨时，他是十五岁。在他的后妃中，有五位来自蒙古科尔沁草原的博尔济吉特部落，来自孝庄皇太后的亲族。不过，在福临的十三个子女中，没有一个是这些后妃所出。曲折地表达出了这位皇帝对自己母亲的态度。　　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也是博尔济吉特氏，是孝庄皇太后的侄孙女、福临的外甥女。她是在第一位皇后被废的一年后册立的。到顺治十五年正月初三，刚刚过完春节，皇帝便下令“停进中宫笺表”，就是虽然保留皇后名位，但中止皇后治理内宫权力的意思。一年后，皇帝因为一件小事又下旨痛责孝庄皇太后的两个同胞哥哥，也就是自己的舅舅，并预备命令有关部门严加议处。这两件事情最后全都虎头蛇尾、不了了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只是皇帝发泄了一下对母后的不满而已，其实，其中隐藏着一段绝大的隐情——就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阅读　　从史书上看，福临对于他的后、妃、子、女们的感情十分冷淡。前两位皇后备受视若无睹的折磨，临死时，他都不许她们前来见最后一面。对于子女，也是一样。临终安排接班人选时，他一度坚持要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堂兄弟，而不愿让自己的亲生儿子继位。其中，可能也都有这场爱情在发生作用。　　董鄂氏原是福临的弟弟博穆博果尔的妻子。在皇太极的十一个儿子中，博穆博果尔最小。他的母亲是麟趾宫贵妃，在皇太极的崇德五宫中，名位排在福临的母亲永福宫庄妃的前面。董鄂氏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内大臣，并且可能出任过江南苏州一带的地方长官。董鄂氏从小在富庶甲天下的人文荟萃之地长大，读过不少汉家诗文典籍，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因此，行为举止很有江南闺秀的温婉气象，据说，在满族亲眷中颇被视为异类。　　顺治九年，按照大清制度，十四岁的董鄂氏选秀入宫，被指配给博穆博果尔为妻，她的年纪比自己的丈夫可能大两岁。按照大清皇室规定，帝国勋贵们的妻子必须轮流入宫陪侍后妃。作为皇帝的弟媳妇，董鄂氏负责入侍的是孝庄皇太后。按照皇室制度，皇帝天天必须早晚两次到皇太后宫中请安，术语叫“晨昏定省”。于是，皇帝和自己的弟媳不可避免地碰了面，并一见钟情，从此陷入死去活来的热恋之中。当时，这两个年轻人的年龄大约都在十六岁上下。　　顺治十一年四月，奉皇太后懿旨，皇帝下令废止了勋贵妻子入侍的制度。显然，这与孝庄皇太后发现皇帝的出轨恋情有关。两个月后，在孝庄皇太后的坚持下，皇帝册封了第二位博尔济吉特氏皇后。　　在两代人之间，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在陷入热恋中的年轻人面前，老年人时常会显得力不从心。他们强力干预的结果，往往不是所有的人都陷入痛苦，就是以悲剧告终。如今的情形也是如此。　　博穆博果尔可能继续了蒙古人与女真人好勇斗狠的遗传基因，从小就渴望领兵打仗，在疆场血战中建功立业。顺治十二年二月，福临下令册封自己这个时年十五岁、没有尺寸之功的弟弟为和硕襄亲王，然后派他随军出征。结果，这小王爷不但没能杀敌立功，反而受到了真正的羞辱。　　关于这一段历史，各种史书记载得简约含混，欲说还休。好在闻名的传教士汤若望也记载了这件事情。将种种说法综合起来，情形大约如下：　　有一天，一帮军士聚在一起侃大山，说到这位和硕襄亲王时，人们颇为不屑，很是鄙夷地谈论着王妃董鄂氏红杏出墙，方才为小王爷挣来一顶崇高的绿帽子等等。兴高采烈的人们谁也没有注重到，那小王爷就在边上听着呢。这天璜贵胄、骄纵无比的小爷哪里受过这种羞辱？他操起一把利剑就向那帮家伙杀来。一时间哀声四起，惨叫连连。随后，他返回王府找董鄂王妃兴师问罪。左右吞吞吐吐地告诉他，王妃进宫去了。博穆博果尔又发疯一般闯进皇宫大内。结果，据说被他的哥哥顺治皇帝当众打了两个耳光。处于半昏迷半疯狂状态的博穆博果尔大声号哭，回到王府便上吊自杀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顺治十三年七月三日。当日，大清官方史书《清实录》记载了下列一行字：　　“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薨，年十六。”　　一个月后，八月二十五日，董鄂氏被封为皇帝之贤妃；十二月五日，又下诏旨，正式册封她为皇贵妃。　　从此，顺治皇帝福临有了一段幸福时光。而这皇贵妃处境之艰难之尴尬则可以想见。　　进宫以后，董鄂皇贵妃在人际关系上如履薄冰，处理得十分艰辛。除了对皇太后、皇后丝毫不敢怠慢之外，就连对她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万分小心，年长的叫大妈，年轻的叫姐姐，想方设法增加其他妃嫔承受皇帝恩泽雨露的机会。如此，一点一点化解人们异样的目光。据说，皇帝批阅公文时，有时会让她帮助参考，她一概“固辞不可”，不敢干预国政。然而，每当秋天皇帝审决刑部报上来的死刑犯名单时，董鄂氏都会恳请皇帝谨慎小心，说是“民命至重，死不可复生”，宁愿失之宽，不可失之严。由此，这位皇贵妃渐渐得到了人们的谅解甚至好感。阅读　　然而，好景不长。　　顺治十四年十月，董鄂氏生下一个儿子，两个多月后，这小皇子不幸夭折。偏偏就在这个期间，孝庄皇太后身体不舒适，移驾到几十里地之外的南苑养病，并命令后妃们前去侍候。这位产后不久且痛失爱子的皇贵妃只能在数九隆冬的冰天雪地之中，前去“朝夕奉侍，废寝忘食”。结果，种下病根，此后三年间缠绵于病榻之上，并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去世。汤若望记载，顺治皇帝面对死者“竟至寻死觅活，不顾一切”。　　当时和后世都有人认为，南苑是皇家猎场，到了冬季便一派肃杀，那孝庄皇太后实在没有理由在这种时候偏偏到那儿去养病，除非是她存着心想折腾什么人。因此，很难说这种情形不是她为了报复董鄂氏所故意导演的一场悲剧。董鄂氏死后，顺治皇帝写了一篇《董妃行状》，称得上字字血，声声泪。全文1500多字，酸辣兼备，处处话里有话，似乎就是为了讥刺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心机与伪善。据说，董鄂妃死前，虽然受封皇贵妃已经数年时间，她却绝无积蓄。临死时，她请求皇帝把所有人致送的葬礼礼金施散给贫穷人家。福临则在为董鄂妃举办治丧活动期间，下令追封皇贵妃为皇后，将董鄂妃宫中服役的三十名女官、太监、宫女全部杀死，为皇贵妃殉葬，并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故意违犯皇家规制，将丧葬规格提高到了与皇太后、皇帝同样的等级。　　据说，为董鄂妃——如今的董鄂皇后举行的大部分丧葬仪式，孝庄皇太后都率领众后妃前来参加。在那种情形下相见时，真不知这一对母子情何以堪？　　遥想当年，有谁能够说清这场皇家恩怨的孰是孰非、孰因孰果？　　董鄂妃死后，顺治皇帝福临了无生趣。几乎是在此同时，他决心落发出家，遁入空门。他半是请求半是强迫，让禅宗临济宗的一个和尚在万善殿中为自己落了发。然后，预备举行皈依仪式，正式出家为僧。　　此时的孝庄皇太后知道自己对儿子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她派遣人马火速赶往浙江湖州，召为皇帝落发那个和尚的师傅来京。这个老和尚法名叫玉林绣，他深知，这件事情处理不好后果有多么可怕。于是，来到皇宫以后，并不去见皇帝，而是径直来到万善殿，命众僧徒把那个不知深浅、为皇帝落发的家伙捆绑起来，预备把他活活烧死。　　老和尚在庭院里搭起一座高台，下面堆满薪柴。就在他拿着火把预备点火之际，闻讯赶来的顺治皇帝福临，从老和尚手中夺下了火把，答应蓄发，不再出家。　　四个月以后，公元1661年即大清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皇帝没有出席百官朝贺的元旦大典。第二天，清代官方史书《清实录》记载：上不豫——皇帝龙体欠安。有众多资料显示，这一天，皇帝来到了位于宣武门外西南的悯忠寺，出席了太监吴良辅削发为僧的仪式。这个吴良辅是个从小陪伴皇帝一起长大的太监，此次，他作为皇帝的替身，受命代皇帝出家为僧。皇帝死后，他马上被孝庄皇太后下令从寺庙里抓回来处死。理由是，他勾引调唆坏了皇帝，他要为皇帝生前的所有不当举止负责。　　到正月初六，先是说皇帝身体偶然感到不舒适，随后同一天，便说“上大渐”——皇帝进入了弥留状态。当晚，到初七日子时，即初六晚上十二点，皇帝就死在了养心殿。他得的什么病？怎么治的？经过如何等等等等全无记载。然后，就是遗诏颁于天下。　　就此，顺治皇帝之死成为大清朝的一个谜团。　　有许多人坚信，顺治皇帝真的出家去了五台山。否则，对佛祖并没有那么虔诚的孝庄皇太后与康熙皇帝，不会三番五次地前去五台山烧香礼佛。情感丰富细腻的人们则倾向于认为，顺治皇帝福临是在对董鄂氏的绵绵思念中郁郁殉情而死。最没有想象力的一批人，觉得顺治皇帝应该是染上了满族人最缺少反抗力的天花，从而一病不起的。　　顺治皇帝福临在位十八年，于国家治理上基本沿袭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方针大略，其他甚少建树。据说，福临十分倾慕汉家文化，曾经废寝忘食地苦心钻研，甚至累得吐过血。他能诗善画，很有汉族士大夫的风致，在融洽满汉之间的关系上可能起过不小的作用。在私德上，留给人们指责的地方不少。然而，孟森先生认为，这位皇帝“媚佛而不以布施土木病民，宠妾而不以女谒苞苴干政”，可见其“理解之超，情感之笃，萧然忘其万乘之尊，真美质也”（孟森《明清史讲义》）。对他的个人资质评价不低。可惜的是，在他母亲和多尔衮的摆布下，这位“天生福人”生活得实在是算不上幸福，他给自己帝国臣民带来的，也甚少福祉可言。若假以时日，或许能够做得更出色一些。可惜，在时年二十四虚岁的鼎盛之年便匆匆逝去。阅读　　呜呼！顺治皇帝！呜呼！清世祖福临！阅读　　晚明前清时代有一位十分特出的女性，她就是孝庄皇太后。她一生经历过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皇帝福临、康熙皇帝玄烨四代帝王。皇太极是她的丈夫，福临是她的儿子，玄烨是她的孙子。除了努尔哈赤时代，在其他三朝，这位女士曾经发挥过极大的影响力。福临能够成为顺治皇帝，可能与她有绝大关系，玄烨成为康熙皇帝，她的意志产生了决定性作用。她对儿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顺治一生的幸福就葬送在这位母亲手里。她对孙子的教养却十分成功，培养出了一位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贤明君主。以至于这位皇帝多年以后还一再表示，没有祖母就没有自己的一切。　　她是一位富有女性魅力、同时也懂得运用这种魅力的女人；是一位心机极深、同时不断地在运用这些心机的女人；是一位对权力有着清醒熟悉、富有政治才干和政治欲望的女人。但是她却满足于躲在幕后，帮助自己的儿孙获取权力和行使这些权力。为此，在当时和后世，她受到了广泛的尊敬与爱戴。　　孝庄皇太后出身于蒙古科尔沁草原的博尔济吉特部落。当时，蒙古人和女真人一样，个人与家庭没有姓氏，部落的名称就是每一个人的姓氏。是故，人们习惯上称呼其为博尔济吉特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如何将蒙古各部落化敌为友，始终是后金汗国的一个巨大问题。当蒙古各部落成为其盟友时，后金汗国的北部、西北部没有了威胁，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去对付大明。若不然，在对付正面的敌人明王朝时，自己广大的侧后翼很难设防，或者叫防不胜防。那种情形实在太可怕了。　　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代人中，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族子弟，迎娶的蒙古女子人数多达五十三人，占迎娶妇女总数的87％以上；从公元1617年即后金天命二年开始，到1643年即大清崇德八年皇太极去世时为止的二十七年间，他们家族的嫡系女性亲属，包括姐妹、女儿、侄女等，嫁给蒙古各部的共有四十三人。其中，迎娶与出嫁到科尔沁部的女子为最多，迎娶来的为二十四人，嫁过去的为十五人，联姻对象包括了科尔沁所有部落和蒙古几乎所有重要一些部落的酋长。　　这二十七年，正是后金汗国与大明朝激烈对抗的二十七年，也是大清完成了全部入主中原的预备工作，并最终于一年后入主了中原的二十七年。　　这种毋庸置疑的政治婚姻，帮助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基本解除了来自北部与西北部的威胁。这是他们敢于与大明朝放手一搏的重要原因，也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建立尽可能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极为成功的运作。翻开地图集，对此便可以一目了然。他们用这种婚姻，为自己建立起来一道漫长而广大的安全屏障。　　在皇太极闻名的崇德五宫中，居住着他最重要的五位后妃，这五位后妃全部出身于科尔沁蒙古的博尔济吉特氏。位居中宫的是哲哲皇后，位居第二位的关雎宫宸妃海兰珠和位居第五位的永福宫庄妃，是一对同胞姐妹，二人同是哲哲皇后的亲侄女。　　永福宫庄妃就是后来的孝庄皇太后。她在娘家的蒙古名字叫布木布泰。目前，关于这个名字的准确含义尚有争议。有人认为和喇嘛教教义有关，含有“出世之人”的意思；还有一种看法则认为，布木布泰是当时蒙古人用来装东西的大口袋，是很重要的一种日常生活用品，用粗制毛线编织而成。从当时游牧渔猎民族的习俗上判定，后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大，姑且存疑。　　布木布泰嫁给皇太极是在公元1625年即大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的二月初二日。当时，她是虚岁十三岁。她的丈夫皇太极比她大二十一岁，时年三十四岁，按照周岁计算则为三十三岁。这时，皇太极早已有了一位正夫人，就是布木布泰的亲姑姑哲哲，此外，他还有三位侧夫人，如今的布木布泰则是第四位。　　皇太极一生中共有二十五个子女，其中十一个儿子，十四个女儿。他究竟有多少位妃嫔，目前尚没有人能够给出精确答案。为他生育过子女从而记录在案的则有十五位。布木布泰为皇太极生育过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是为他生育子女最多的妃子。从这一点出发，应该说他们二人的感情可能还不错。不过，没有证据能够证实，皇太极对她和她的子女曾经给予过非凡的关爱与照顾。皇太极太忙，需要他瞻顾的军国大事太多，需要他关爱的女人及其子女也太多，这可能是他没有过多关照布木布泰的部分理由。阅读　　布木布泰的姐姐海兰珠则可能是另外的部分理由。在史书包括清代官方史书中，具体记载了皇太极对于这位海兰珠用情极深的事例，在我国帝王中，这种情形并不多见。　　海兰珠的情形很希奇。布木布泰嫁给皇太极时十三岁，按照习俗，这是当时一般女孩子出嫁时的普通年龄。九年后，布木布泰的亲姐姐海兰珠却在二十六岁时，以处子之身嫁给了皇太极。在当时，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年龄，毫无疑问已经属于那时的老姑娘或大龄女青年了。史书上没有记载缘由，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谜团。许多文献中谈到这位海兰珠时，时常使用的词汇是“贤淑”、“文静”等等。这可能是她进入皇太极妃嫔行列后，很快就突出地受到皇太极喜爱的原因。　　海兰珠嫁到后金一年多一点，皇太极改后金为大清，正式登基成为大清帝国皇帝。他册封海兰珠为仅次于中宫皇后的东宫宸妃，并以中国第一首爱情诗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意，将宸妃居住的东宫命名为“关雎宫”。倘若没有足够的情感，这是很难想像的一件事情。　　一年后，崇德二年七月，海兰珠生下一个儿子，皇太极为此采取了我国历史上很罕见的措施：下令大赦天下。从历史记载上看，皇太极是一个标准的工作狂，对待国事极为认真，在很小的事情上都精益求精，绝不马虎。据说，这是大清立国后的第一个大赦令，就连皇太极登基时可能都没有过。很难将这个举动看成是一时心血来潮所致。　　始料不及的是，六个月后，这小皇子居然夭折了。这是皇太极的第八个儿子。不久，永福宫庄妃生下第九个儿子福临，后来，皇太极的其他妃子陆续生下第十子、第十一子，皇太极均无任何表示。　　公元1641年即大清崇德六年九月，皇太极在锦州、松山一线主持满清之间的最后一次大决战——松锦大战。八月十四日，为了扭转前线的危急局势，皇太极带着严重的鼻衄病，流着鼻血，六个日夜长途奔驰六百里，到达前线。一个月后，战局得到彻底扭转，沈阳传来海兰珠病重的消息。于是，九月十三日，这位多情天子再一次六个日夜长途奔驰六百里，返回沈阳探病。据说，在六天之中，皇太极累死了六匹骏马。到达沈阳城外时，得到宸妃病故的消息。　　史书记载说，皇太极极度悲恸，连续六天六夜不吃不喝，并一度在恸哭中昏迷不醒。大丧期间，一个中心部门的承政，相当于六部尚书即部长的人物召文艺工作者吹弹歌舞，险些被处死。皇太极的弟弟阿济格等一批人也因为“戏舞鸣弦而歌”而获罪，一大批人受到极重的处罚。这一年，皇太极已经五十岁，两年后就去世了。一个百战归来的老皇帝，对于海兰珠如此深情并执著，在中国历史上确属异数。　　史书谈到皇太极时，认为他“聪睿绝伦”，从其一生来看，这种评价不算是拍马屁之论。这种情形，很有可能是皇太极对于布木布泰——庄妃没有给予过多关爱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位庄妃的心机太多也太深。从两性心理来看，一般说来，那种心智能力极强并日理万机的男人，很难从性爱的角度喜欢一个心智能力同样强的女人。他们会因为双方太像而产生同性相斥。这种男人，渴望在女性那儿得到满足的，会是一种更加女性化的东西。这可能是当年武媚娘，在李世民身边只能是一个低级才人的重要原因。只有在性情柔懦软弱的李治身边，她才能成长为不可一世的武则天　　庄妃第一次表现出不凡的心机，是在福临出生前后。　　蒙古、女真等游牧渔猎民族的王族神话，一般只出现在王族起源的远古时代。在动荡的游牧渔猎生活和战争岁月里，他们的领袖，是在那些优秀的王族成员中推举出来的。因此，父子相承、兄弟相承、叔侄相承、甚至叔叔继续了侄子事业的事情，都在可能发生、可以考虑的范围之内。这使他们很难在一个孩子未出生时，就开始编造关于这个孩子的神话。这是成吉思汗包括他的后代很少成为神话中人物的原因，也是努尔哈赤、皇太极包括他们绝大多数后代都没有这种神话的原因。阅读　　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高度重复、极少变化，使建立在这个基地上的皇家权力传承也具有了同样的特点。这就是先秦乃至后来数千年中，我国历朝历代围绕着权位继续，有无数神灵鬼怪加入进来、搅成一团的重要原因。　　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已经知道，范文程在皇太极继续汗位之后，开始受到高度重视。有证据显示，他后来的很多时光，可能都是在皇太极身边、包括在汗王宫里度过的。有一个未经考证、但很多人愿意相信的说法，庄妃也就是后来的孝庄皇太后，曾经拜范文程为老师，跟着他学习汉家文化。我们知道，古代汉家主流文化的核心是围绕着皇权展开的，而汉家皇宫中围绕皇位所发生的无数故事，也实在神奇。在二十四史之中，称得上“史不绝书”了。我们无法知道，庄妃——孝庄皇太后是不是在范文程的教导点拨下，豁然开朗，从而，开始编织属于她自己和儿子的漂亮故事。她是在二十五岁即嫁给皇太极十二年之后，生下福临即后来顺治皇帝的。假如范文程曾经做过她的老师的话，这段时间应该足够教会她我国帝王政治文化传统的精髓了。　　大清朝皇室仅有的两例有关皇权的神话故事，均围绕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的出生展开，而且都与庄妃——孝庄皇太后有关，这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神话，全部出自她本人和她的侍女之口。这种情形若被今天的人们看成是真实的、事实如此、天命如此，或者看成是偶然的话，也无不可。究竟中国历史上这一类装神弄鬼的故事的数量已经足够庞大。“天生福人”——福临降生的前后一段时间里，尽管庄妃——孝庄皇太后以后一再渲染这孩子出生前后的神奇异异，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实，皇太极曾经给予过福临和他的母亲任何非凡的关照，除了给他起了这个名字之外。　　庄妃——孝庄皇太后见诸史册的第二个事迹，便是有关大明蓟辽总督洪承畴降清的故事。这段故事在清代官修正史中失载，在其他史料中和民间则载传甚广。甚至不少国内外重量级史学著作亦予以采用。对一部分人来说，这是一段发生在美女与英雄之间的佳话，足够脍炙人口；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是荒诞不经的传说，似乎亵渎了他们心目中那位圣洁的皇太后。端看面对者从什么样的角度来打量这件事情。　　据说，皇太极为了拿下洪承畴，绞尽脑汁想办法。最后，将熟悉洪承畴的人找来，询问洪承畴一生为人有什么特点？回答说：好色。于是，皇太极挑选了几位美貌侍女前去诱惑，结果，依然碰了壁。最后，庄妃看到皇太极为此愁眉不展，便主动提出愿意去做劝降工作。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流传得极为广泛的故事。　　史料记载，庄妃身穿侍婢丫环的服饰，来到囚禁洪承畴的三官庙。当时，洪承畴面对墙壁，一个人坐在那里默默流泪，对她不理不睬。她告诉洪承畴，不忍看到一个英雄忍受绝食的折磨而痛苦地死去，因此，自己给他带来了毒药，使他可以迅速解除痛苦。然后，将被说成是毒药的人参汤喂到洪承畴嘴里，并百般劝导。最后，当洪承畴知道这位聪慧美貌的女子，竟然是大清帝国皇帝皇太极的妃子时，“始叩头请降”。随后，皇太极来到洪承畴的囚室，脱下自己穿着的貂皮大衣披到洪承畴身上，渐渐曰：“先生不会冷了吧？”洪承畴瞠目视之良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遂翻身下跪。　　关于这段故事，历来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庄妃在三官庙中前后逗留了几天几夜，方才说服洪承畴投降，而有人认为庄妃是在一天一夜之间解决了问题。持上述看法的，不乏国内外重量级史学著作。还有人根本就不承认有这回事儿，措辞颇为激烈地认为此说荒诞不经。不过，不管怎么样，这段故事中出现的庄妃——孝庄皇太后，足够聪明机智，富有洞察力和想象力，应该算是没有辱没这位女士的智商。生活在三百多年之后的中国人，是否有必要为此大动肝火，似乎也还值得商量。在有更坚强的证据出现之前，姑且存疑或许是最好的办法。阅读　　在对待两性关系上，世界上并没有非凡多的民族像中国当代文人这样假模假式而又心理阴暗。在实行嫂婚制的民族中，一位女性嫁给与自已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甚至祖孙几代人，或者不同辈分的几位女性嫁给同一位男子的情形十分常见。距此三四十年前，在与女真习俗极为相近的蒙古部族中，闻名的三娘子曾经嫁给过与自已没有血缘关系的祖孙四代部落酋长，从而，有效地维护了当地蒙、汉两族的友好和睦关系，成为世世代代受到赞美与怀念的伟大女性，以至于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在民间传说之中，受到崇高的尊敬与爱戴。　　女真部族中大名鼎鼎的温姐，名气一度可能比东哥还大。她就曾经嫁给过与自已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两代海西女真哈达部落的首领。这位温姐与皇太极的关系很近，是皇太极的母亲、孟古格格的亲姑姑，他们差不多可以算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当时，并没有什么人一定以为这是件多么不得了的事情，从而，需要假模假式地予以遮掩。在那些布满生气与活力的部族中，假如一位女性能够把一个英雄收服过来的话，不但不会受到族人的鄙视，相反，她也会像英雄一样受到大家的爱戴与尊敬。这是明清之后，头脑与心灵被孔孟之道强力阉割过的汉族士大夫们完全无法想像的。　　文化习俗的不同，经常导致对同一件事情截然相反的评价。清朝入主中原后，面对汪洋大海般的汉族民众，作出了全面接受儒家教义的选择，因此，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百般掩饰讳莫如深，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若以今天的眼光回望过去，就会发现，正是那些汉族文人士大夫们，他们非凡喜欢用自己的标准去褒贬别人，一旦涉及到两性话题，便立即如鲁迅先生所言，具有了格外敏锐、格外出色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却还要满嘴的冠冕堂皇。　　与睿亲王多尔衮的关系，是这位庄妃——孝庄皇太后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与发生在这位女性身上的所有故事大同小异的是，她与多尔衮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经过如何，结局怎么样等几乎全部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颇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感。　　至少在史书记载上看，在她嫁到后金汗国之前，她和多尔衮之间恐怕是没有机会在一起青梅竹马的。在年龄上，她比多尔衮仅仅小四个月，差不多是同岁。她十三岁嫁给皇太极，成为多尔衮的嫂子。第二年，十四岁的多尔衮便迎娶了她的姑姑为妻，多尔衮又成了她的姑父。在盛行多种婚姻制度的蒙古与女真人中，这种情形十分常见。从实际情况判定，皇太极生前，她和多尔衮的交往可能只有很短暂的一段时日，就是在她嫁给皇太极而皇太极又没有继位为汗的一年多时间里。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兄弟叔嫂、两个家庭之间有过交往应该是可以想见并十分正常的。至于这种交往怎样展开，达到了什么程度，是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考证工作。因为，这两个年轻人当时太无足轻重，史书上全无记载。但是，诚如我们所知，青年男女相互之间要建立起深切的好感乃至产生某种情愫，在很多时候并不需要非凡长久的时间。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彼此之间建立起来了很深的默契。　　在满清王公贝勒中，多尔衮可能是除皇太极之外，文化素养最高的一个人，他对汉文化的了解大约在众多王爷中也是最深的。以他的聪明机警，当庄妃——孝庄皇太后散布出福临降生前后的神话时，他可能在第一时间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女人想干什么。从而，在与豪格的尖锐对峙中，退而求其次，作出了推举福临的选择。　　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他们之间的交往可能就变得高度困难。这一点，从多尔衮母亲的遭遇中可以窥见一斑。她为代善送过几次饭，她的侍女经常去代善家，她本人深夜出宫两三次便受到控告，成为严重的罪名，可见后金汗国汗王宫中的男女之大防不可谓不严密。同样，皇太极继位之前，多尔衮的母亲被以努尔哈赤遗命为由殉死，在此期间，庄妃是否能够给予同年、并且已经结婚的多尔衮多方安慰，是一个很成疑问的话题。阅读　　因此，从皇太极继位到去世，十七年时间里，他们之间应该很难有私下交往的机会和可能。帝王之家历来如此，大约是不必怀疑的。他们之间即便能够见面，想必也都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时间短暂而且正式。除非还有一种极端隐秘的方式。　　有一种看法认为，皇太极死后第五天，即多尔衮推举福临的前一天深夜，多尔衮曾经到过皇宫内院，和当时皇太极的哲哲皇后与庄妃有过密谈，从而确定了推举福临为帝的思路。这种说法被许多人认可，其实，很有可能不是事实。　　我们知道，按照大清制度，皇家的警卫工作一直由两黄旗担任。两黄旗直属皇帝所有，实力与地位都是最强有力的，他们的自我感觉自然也会与众不同。两黄旗和两白旗之间嫌隙很深。这种失和状态最早可能是从皇太极继位之后开始的。当时，皇太极以黄色应该由汗王拥有为由，将自己所有的两白旗旗色与两黄旗旗色予以交换。从此，皇太极的直属部队两白旗变为新的两黄旗，老的两黄旗则成了如今的两白旗。双方心中也就有了芥蒂。　　皇太极死时，与两白旗素有嫌隙的两黄旗精兵统领图尔格，为此专门调动三个牛录的兵力加强皇宫的戒备，潜台词其实就是针对两白旗的。多尔衮是镶白旗旗主，他是否可能在如此敏感的情势下，深夜通过两黄旗的严密守卫进入到皇宫内院去，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到过沈阳故宫的人应该知道，要想不被人发现地进入哲哲皇后的正宫居室或者庄妃的永福宫，不能说没有可能，却也是极度困难。当年，多尔衮的母亲深夜出宫两三次便被人举报，那时，后金汗王宫可能还没有皇太极生前的崇德五宫设计得那么严密。更何况是在此时此刻这种高度敏感时期呢。　　沈阳皇宫中，皇后和其他四位最重要妃嫔的五个宫室全部在一个院子里，就是闻名的“崇德五宫”。那里，其实就是一个大一点的四合院，一套正房，加上东西各两套的四套厢房，住着这五位主子。透过窗子，其他房间的人员往来可以一目了然。北京故宫的情形与沈阳故宫截然不同。原因是，这北京的皇宫里，谱摆得太大，稍微重要一点的妃嫔宫室都是独立的院落，各成单元。关上门，可以把自己相对地藏起来，不像沈阳皇宫里那么没遮没挡。当时，庄妃与多尔衮之间假如有过信息交换的话，也很有可能是极度隐秘，或者是通过庄妃——孝庄皇太后的侍女苏麻喇姑进行的。而哲哲皇后——庄妃的亲姑姑曾经生育过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她对于自己这个侄女想要做的事情，大约是心知肚明，并且乐见其成。对于多尔衮推举福临继位，她应该和自己的侄女一样，也是心怀深切感激的。　　福临继位之后，多尔衮反倒有可能经常和此时已经成为两位太后之一的孝庄见面了。他以小皇帝福临名义发布的那些文告与命令，应该得到过这两位太后的鼎力支持。　　到北京以后，情形又截然不同。　　此时的多尔衮已经不需要遮挡。进入北京后，他曾经住在皇宫大内的武英殿里。福临们来后，他住进了自己的王府，据说这王府的辉煌壮丽在当时不亚于皇宫。他到皇宫内院来时，可能有很多禁忌，但这些禁忌对于他来说，都是理论上的。蜘蛛网可以网住昆虫，飞鸟却一冲而过。那些皇家制度是他同意制定的，他是批准这些制度的人，没有人能够用制度来对付他和像他这样的人。是的，没有人。在那时的中国，他名义上是摄政王，实际上，以他的功业、威望、权势，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止他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他行使的根本就是皇帝的权力。　　此后，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之间，可能有过一段时间的蜜月期。这个时期，是从多尔衮定鼎中原后，迎接小皇帝福临与孝庄皇太后们迁都北京开始的。　　这种情形，很像那些在远方厮杀征战后满载而归的勇士们，在他们妻子或者情人怀抱中所感受到的温柔与多情。多尔衮奉献到孝庄皇太后面前的，是那伟大的、女真人一代代梦想的、寥廓无际的万里锦绣江山。孝庄皇太后母子坐在沈阳的皇宫里，居然摇身一变就成了这片大地至高无上的主人！“My God!”——我的上帝！世界上，有几个英雄，能够为女人做到这一点？阅读　　史书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按照礼部早已经安排好的时间表，皇帝和太后一行应该在顺治元年九月十七日到达北京。在通州只是迎入行殿短暂停留一下，更衣——皇帝大小便的委婉说法，然后，便前往北京。但实际上，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百官迎接至通州城外五里处，进入行殿，百官叩拜如仪后退出，摄政王留下与皇帝、皇太后叙话。不久，百官接到命令，皇帝一行旅途劳顿，决定当夜驻跸通州，次日一早起驾进京（《清世祖实录》卷八）。有历史学家认为，就是在这一天，时年三十二岁的孝庄皇太后，开始以自己的满腔柔情往返报同样是三十二岁的大英雄多尔衮。　　顺治元年十月一日，第二次登基的福临册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二年年初，加为“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十一月尊为“皇父摄政王”。这种层层升级的尊崇，必定与多尔衮威权日重有关，也无法排除他与孝庄皇太后之间感情不断升温的可能。多尔衮成为“皇父摄政王”之后，大清藩属国朝鲜国王看着大清咨文，发问道：“皇父摄政王是什么意思？”他的臣子回答说：“我专门问过大清使臣。他回答说：就是去掉叔字，朝贺时的各种礼节与皇帝一样。”朝鲜国王说：“那就是说有两个皇帝了。”（《李朝实录》，仁祖二十年乙丑。）　　到了这一步，除了皇帝的名位，能够给多尔衮的已经全部都给了他。应该说，在那个时代，孝庄皇太后对于多尔衮的报答也算是至矣尽矣。其意味深长的潜台词是，向全国臣民公开确认了自己与多尔衮的夫妻关系，也就此界定了多尔衮与皇帝的父子关系。在漫长的帝国历史上，围绕皇位的争斗千奇百怪、血雨腥风，唯独还没有父亲抢夺儿子皇位的故事。不管多尔衮怎么想，也不管阿济格、多铎如何不甘心，如何希望多尔衮拿下皇位，这条底线划出来之后，跨过它，就意味着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意味着不可能不留下骂名。　　顺治八年二月，在清算多尔衮的疾风暴雨中，皇帝颁布煌煌诏书，指斥多尔衮的累累罪行，其中谈到了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等于公开承认了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之间事实上的夫妻关系。假如不是成了公开的秘密，到了尽人皆知的程度，对于此类事情，皇家一般都是能瞒则瞒，能骗则骗的。果然，到康熙朝修《清世祖实录》时，在卷五十三条中，这一段便被删去了。有一种说法，说是太后与多尔衮大婚的诏书一直保留在大清官方的原始记录中，后来，到乾隆时代，纪晓岚在皇家档案馆中还曾经看到过，他建议乾隆皇帝为了皇家脸面考虑，把这些档案彻底销毁了。　　当时闻名诗人张煌言在他的《张苍水诗集》中写到：“上寿觞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晋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是一位抗清斗士，诗中讥讽和不屑的意味不言而喻。却恐怕不能简单看成是无中生有或者空穴来风。这种情形表明，在当时的社会心理中，在满洲人看来，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考虑了。而从汉族人那无数贞节牌坊来看，这对于太后本身和新王朝形象的杀伤力却极大。因此，才被弄得如此欲盖弥彰。若是今天还用这种思维看待此事的话，就不仅可疑，而且可笑了。　　孝庄皇太后的这些做法，除了感情和报恩之外，一个最深切的动机，其实还是为了保住儿子的皇位。可惜，这小皇帝的一切来得都太过轻易，他既不懂得世事的艰难，也不了解人心的曲折，他根本无法体谅母亲的苦心，使这一切反倒成了他憎恶多尔衮和自己母亲的心结。那些在富贵中一帆风顺长大的孩子，经常在人性层面上具有完全不懂得感恩、不懂得体谅人的甚深的恶习，在小皇帝福临身上也算是一个典型案例了　　事实上，多尔衮可能也并不为此感谢孝庄皇太后。以睿亲王的聪敏睿智，大约他也早就看出了孝庄皇太后的心思。这可能是他做了“皇父摄政王”之后，时间刚过一年，便纳娶侄媳妇——前肃亲王豪格夫人的重要原因。大约也是他去世前一段时间里，长期在外，很少回北京的重要原因。阅读　　顺治六年年底，多尔衮成为“皇父摄政王”刚满一年，他的王妃就去世了。一个月后，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纳娶了肃亲王豪格的夫人。当时，豪格死去不到两年。多尔衮死后，在汉族士大夫——甚至今天文人的笔下掀起了一阵喧嚣。核心意思是指责多尔衮用这种方式，继续报复已经死去一年多的豪格。　　孰不知，这个指责可能仍然是驴唇不对马嘴。　　多尔衮原来的王妃是皇太极正宫哲哲皇后的堂姐妹，是孝庄皇太后的堂姑姑，豪格的这位夫人则是多尔衮王妃的亲姐妹，也是孝庄皇太后的堂姑姑，而豪格又是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的侄子。在汉族人眼中，他们整个一个乱伦。　　实际上，在盛行多种婚姻制度的蒙古人和满洲人看来，这种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婚姻既考虑到了经济利益，又照顾到了未亡人的生活寄托，是再好、再正常不过的了。他们不理解的倒可能是汉族人——什么三从四德！什么贞节牌坊！自己给自己的生活找了那么多麻烦和苦难，怎么还能自我感觉这么好？　　当年，三贝勒莽古尔泰死后，他的妻子分别由侄子豪格与岳托娶去做了夫人；努尔哈赤的第十个儿子德格类死后，其妻子又嫁给了德格类的弟弟阿济格；豪格死后，除了十四叔多尔衮迎娶了他的一位夫人之外，他的另外一位夫人则嫁给了多尔衮的哥哥阿济格。这些堂堂正正地记载在清代官方史书中的，只不过是一种与汉民族农耕文化具有重大差异的文化现象而已。那些在孔孟之道熏染下，既缺少人文情怀，又缺少对异质文化研究了解的汉族士大夫们，喋喋不休地用三从四德之类货色去评判别人，实在是令人讨厌。事实上，多尔衮在这里报复的恐怕不是已经死去的豪格，而是做给活着的孝庄皇太后看的。　　我们无法知道多尔衮的这个举动，对孝庄皇太后有些什么样的心理影响。从常识和常情推测，她恐怕很难感觉愉快。假如她与多尔衮之间有夫妻之实，“皇父摄政王”又使二人有了夫妻之名，多尔衮却还要再娶豪格夫人为妻，显然对她的皇太后之尊是一种蔑视和伤害。假如多尔衮和她之间不是事实上的夫妻，她只是想通过“皇父摄政王”这个头衔给多尔衮这匹野马套上一个笼头的话，她就势必会在此举中，感受到多尔衮深切的不满与敌意。因此，无论如何，有了这样一件事，多尔衮身后就很难不受到清算了。孝庄皇太后也自然可以在这种清算中，保持住自己心理上的平衡与满足。　　多尔衮死后，对他的清算表面上是由顺治皇帝发动的。其实，当时福临刚满十三周岁，显然可以将孝庄皇太后看成是幕后主使人。清算的凶狠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憎恶与报复。在到那时为止的大清朝历史上，针对自己人，似乎还没有如此凶残过。何况还是像多尔衮这样，对大清朝立过盖世功勋的人。对死人的过度摧残与欺侮，大体表现了这对皇家母子令人不齿的卑怯和变态。仔细翻检当日的史料，很难找到福临与孝庄皇太后如此痛恨多尔衮的充足理由。因此，除皇家的个人感受之外，其中，大约有这位皇太后很深切的政治考虑在。这种考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成是，多尔衮在为自己生前的某些不恰当做法付出代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济尔哈朗和豪格的不公正待遇。　　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同胞弟弟舒尔哈齐的第六子，从小由努尔哈赤抚养长大，他是多尔衮的堂哥，比多尔衮大十三岁左右。从史书记载上看，他很早就跟随努尔哈赤冲杀在战场上，立下过许多显赫的战功。因此，深受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代汗王的赏识，是努尔哈赤时期共柄国政的八大和硕贝勒之一，也是皇太极时代四大亲王之一。按照名次，他在四大亲王中还排列在多尔衮前面。　　尽管拥有崇高的军功、威望和地位，但可能受父亲舒尔哈齐与哥哥阿敏命运的影响，济尔哈朗为人很是低调，远不像阿敏那样锋芒毕露。因此，福临继位以后，他主动要求将自己排在多尔衮前面的名次放到多尔衮之下，并要求诸王大臣商讨国事时，只报告多尔衮即可，不必报告自己。迁都北京后，他还率领诸王大臣主动要求在礼仪上，大幅度提高多尔衮的待遇。他做得应该算是足够了。然而，多尔衮为了满足多铎的要求，还是不肯放过他。当时，多尔衮的王府壮丽不亚于皇宫，却以济尔哈朗的王府超标为由，罢黜了他的辅政王，换上了多铎。这种仗势欺人、公然行私的行径实在太过乖张，不可能不引起济尔哈朗的痛恨，也不可能不引发人们的不平。阅读　　多尔衮对于豪格的处置，近乎丧心病狂，布满了不祥的气息。因此，尽管我们找不到多尔衮谋夺皇位的确凿证据，但这些排斥异己的举动，的确让人具有足够的理由感到不安。多尔衮的哥哥阿济格和弟弟多铎，可能非凡希望多尔衮能够登上皇位。按照努尔哈赤生前制定的汗王推举制度，他们的愿望并非毫无道理。可惜，斗转星移，时势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他们的骄横和两白旗的威势，除了有效加深人们的惧怕与愤怒之外，令人对多尔衮的生前身后很难产生什么更加乐观的想像。　　这一切，都是在小皇帝和孝庄皇太后眼皮底下发生的，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皇太后纵容和支持了多尔衮兄弟。事实上，为了福临的皇位，孝庄皇太后确实在很长一个时间段里，无条件地支持着多尔衮，直到他成为“皇父摄政王”为止。因此，对于多尔衮所做的一切，皇太后不可能不面临人们疑虑的目光，从而陷入尴尬。她只有有效地将自己妆扮成多尔衮跋扈和野心的受害者，方才可能摆脱这种尴尬。　　顺治五年，代善老病而死。顺治六年，辅政豫亲王多铎死于天花。顺治七年，多尔衮病死。努尔哈赤时期的八大和硕贝勒只剩下了济尔哈朗与阿济格，皇太极的四大亲王则只剩下了一个济尔哈朗。　　面对阿济格的桀骜不驯，面对两白旗将士失去最高统帅的惶恐，面对多尔衮留下的诸多不平与动荡不安，只有济尔哈朗具有足够的威望与能力摆平这一切，只有济尔哈朗能够让孝庄皇太后母子摆脱尴尬的局面。这应该是孝庄皇太后迅速起用济尔哈朗，杀死地位崇高却不得人心的阿济格，并将一切恶行统统堆到多尔衮头上、严酷对待死后多尔衮的唯一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说，时年同样三十九岁的孝庄皇太后，其心计与无情，远在多尔衮之上。在她的老辣、深沉、阴狠面前，多尔衮简直就像是个混沌初开的毛头小伙子。　　十年后，孝庄皇太后的儿子顺治皇帝死时，他的遗诏是在孝庄皇太后的一手主持下定稿并布告天下的。在这篇遗诏中，用皇帝的口吻，列举了福临自己生前的十四项罪过，基本可以看成是一份皇帝的罪己诏。　　这位皇太后真够可以的。当年，为了儿子和自己的地位，她不惜降尊纡贵、自贬身价以取媚于多尔衮。多尔衮死后，为了儿子的皇位和摆脱自己的尴尬，她以中国历史上只有针对不共戴天的仇人才会采用的手段，清算了对她们母子恩德大于天的多尔衮。后来，在和福临闹得形同冰炭、几乎反目为仇的情势下，又在他死后，用儿子的口吻清算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当一种政治文化让一位情人和母亲只能用这种方式行事的话，也真是够令人不寒而栗的。只有乖戾而没有人性的皇家传统，才会造就出如此乖戾而没有人性的政治动物，让人夫复何言？　　平心而论，这样的遭际，对于孝庄皇太后来说，也应是足够惨痛。儿子死的这一年，她年近五十。按照当时的标准，已经是一位老妇人。这种心路历程，可能促使她非凡细心地呵护教养孙子玄烨，并终于培养出了一位足够出色的康熙皇帝。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孝庄皇太后在历史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恐怕就很难说了。　　顺治皇帝福临临死时，可能确实想要报复自己的这位母后。因此，才在皇位继续人的问题上，一再坚持将皇位传给自己的某一个堂兄弟。这样，孝庄皇太后的地位，将会在新皇帝继位后立即被边缘化，为新皇帝的母亲所取而代之。这是孝庄皇太后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此时，她很清楚，自己对儿子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力。甚至，就像顺治皇帝临死都不愿意看见出身于博尔济吉特氏的后妃一样，福临可能也同样不愿意见到自己的母亲。因此，皇太后命令皇帝生前最信任的满汉大臣们，轮番前去劝告皇帝改变心意，终无效果。于是，孝庄皇太后请出了深受皇帝敬重的洋神父——汤若望。　　汤若望是一位来自德国的传教士，可能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技术传入我国时发挥过最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曾经以天文历算方面的精湛技艺，令帝国的同行们相形见绌，从而，不但获准在帝国首都内城宣武门旁建起一座耸立至今的教堂，还荣任帝国钦天监监正。这个职位与今天国家天文台台长兼国家气象局局长不同的地方在于，他需要根据天文、气象的变化，解释上天的意志，供皇帝在进行重大国是决策时参考。因此，他对皇帝的影响不可小觑。阅读　　汤若望曾经对大明帝国做出过非凡贡献——他奉大明皇帝之命，为帝国政府撰写过一本制造、维护、使用红夷大炮的小册子，因此，袁崇焕炮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辉煌业绩中，应该有他的一份功劳。　　多尔衮进京后，不但没有人追究他当年犯下的罪行，他可能还和范文程成了好朋友，并深受多尔衮欣赏。多尔衮所颁布的第一份大清历法，就是这位洋神父主持修订的。他在西医西药方面的知识，可能是他和孝庄皇太后与福临结下善缘的重要原因。据说，福临称呼这位洋和尚为“玛法”，在满语中，是“爷爷”的意思。晚上将他召入宫中，二人时常作彻夜谈。有一年福临过生日时，甚至将生日宴会摆在了汤若望的教堂里。　　如今，在皇帝势将不起之际，汤若望前来问候。据说，他有效地打消了皇帝立堂兄弟为继续人的想法。按照这种说法，玄烨即后来的康熙皇帝被选择出来，汤若望也是功不可没的。因为，当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询问哪一个儿子可以成为未来的皇帝时，汤若望回答说，应该选择已经出过痘、不再害怕天花的孩子。　　这个孩子恰恰就是玄烨——康熙皇帝。　　就此，玄烨成为大清朝第一位由老皇帝临死前指定、而不是由诸王贝勒大臣推举产生的新皇帝。表明，这个来自塞外的新王朝已经和中原帝王政治文化传统大体合流，其八和硕贝勒共柄国政的贵族共和制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尾声。　　从此，中国历史快速驶入了长达六十多年的康熙皇帝时代。康熙继位之初，曾经有一个汉族秀才上书太皇太后，建议她垂帘听政，被太皇太后断然拒绝。在未来的岁月里，孝庄太皇太后以她对康熙皇帝的成功教养，赢得了皇帝、并通过皇帝赢得了历史与后代的尊敬。　　据说，晚年的孝庄皇太后自奉甚简。与明朝比较起来，皇宫中的开支与使用的太监、宫女仅仅是明朝的一个零头，平均起来大约还不到其百分之一。而就是在这种节俭的开支中，孝庄太皇太后还曾经多次将皇宫中积攒起来的银两，赈济给遭受自然灾难的灾区人民。她对康熙皇帝的教诲中，确实有一些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地方，这应该是她受到爱戴的原因。　　据说，这位老太太在夏天避暑时，曾经去过多尔衮猝死的喀喇城，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承德市四周。饱经沧桑、已是暮年的老人，来到故人之故地，不知会有那揪心的疼痛否？　　公元1688年，即大清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子时——午夜时分，孝庄太皇太后病逝于北京紫禁城慈宁宫。去世前，她再一次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团，她叮嘱孙子康熙皇帝，不愿惊动自己奉安已久的丈夫皇太极，且眷恋儿子和孙子，因此，要求将自己葬在福临的陵墓四周。最后，终于安葬在位于今日河北省遵化县清东陵的围墙外，与今天沈阳北陵的皇太极昭陵相对，号为昭西陵，从而，为后世的人们留下了许多想像的空间。　　七十五岁的孝庄太皇太后，一生多姿多彩，却也无法不令人感慨万千：这老太太，可真不轻易！阅读　　不到二十四岁的顺治皇帝福临死了，死于天花。　　天花又叫痘疮，是一种过滤性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死亡率很高。不死者可以终身免疫，却会在面部或身上留下疤痕，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麻子”。塞外的白山黑水、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上，严寒清爽，可能不适合病毒传播，很少有这种传染病。因此，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对于这种传染病便整体上缺少反抗力。大清入关后，凶猛的八旗战士经常会因为这种病毒的侵袭而死掉。豫亲王多铎死于天花，如今的皇帝又死于天花。对于满清亲贵来说，天花无疑是一种真正的梦魇。　　当时的人们为了反抗这种病毒，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比如，顺治皇帝染上天花后，曾经下令北京市民不许炒豆，不许燃灯，不许泼水。据说，这是汉族民间避免染上天花或染上天花之后进行治疗的行之有效的习俗。在北京城里，一旦发现有人染上了这种病，会立即被强行驱逐出城二十里外，患者家属也必须报告兵马司，然后，在一百米之外拉起绳子，围出警戒隔离线，不许进出。　　这种应是足够恐怖的情形，偏偏成全了玄烨，使他顺利继续皇位，成为我们所熟知的康熙皇帝。原因很简单，顺治皇帝的这位三皇子，时年还差两个月才满七岁，却在两年前已经出过痘了，且属于那种没有失去生命的幸运者。如今，他脸上那些浅浅的麻点，毋庸置疑地成了继续皇位的最重要资格与理由。后来发生的事实表明，这样的资格和理由，实在是当时中国人与后来中国历史所能获得的最大幸运了。　　康熙皇帝本人真是足够幸运。经过他十四叔祖多尔衮和他父亲福临十八年的努力，到他继续下这一片广大国土时，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中国大体上统一在大清朝的治理之下，持续多年的噩梦成为过去。除了为数不多的明朝遗民在深深的隐痛中回忆着前朝衣冠风景外，更多的人已经对现实心平气和，他们在和平宁静中恢复着创伤，祈盼着好一些的未来。　　七岁，他应该还不足以理解自己所面对的一切。史书记载说，从五、六岁开始，他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如今已经是太皇太后就派遣自己的贴身侍女苏麻喇姑，专门负责教导他学习满语。后来，又增加了几位老师和师傅，分别教他学习满、汉典籍和骑射武功等等。据说，这小皇帝读书非凡用功，所读过的东西必定要到字字成诵的程度方肯罢休，“从来不肯自欺”，以至于他的保姆害怕他过于辛劳，时常要把书藏起来。　　十一岁时，他的亲生母亲去世。孝庄太皇太后打破宫中的规矩，把他接到自己居住的慈宁宫，亲自抚养教导。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年以后的孝庄太皇太后“独嗜图史”，大约就是非凡喜欢带插图的历史类图书吧。这种情形可能对玄烨影响不小。据说，孝庄曾经对孙子说：“哪有像你这样的人，贵为天子，却像书生赶考一样苦读？”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孝庄太皇太后当着群臣询问玄烨：身为天下之主，有何想法？玄烨回答：“臣没有其他欲望，惟愿天下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大家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可以想见，那老太太心中的欣慰。　　随着年龄的增长，幸运的小皇帝想必应该渐渐知道，想要大家共享太平之福并不是一件非凡轻易做到的事情。　　事实上，到顺治皇帝去世时，天下的治理还远远没有达到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程度。多尔衮入关后，确曾实施过一些善政，用当时人们的说法形容，就是解天下于倒悬，令多年备受荼毒的人民“立有乐生之心”，就是说，灾难深重的人民有了活下去的愿望。但是，从多尔衮摄政到福临亲政的十八年间，也实行过一些真正的暴行恶政，成为人们新的痛苦根源。其中，最为历史所诟病的就是圈地、投充、逃人等恶政恶法，还有初露端倪的大规模文字狱与政治迫害。　　圈地从多尔衮入关之后的当年十二月份就开始了，目的是将京畿地区即北京周边包括今日天津、河北部分地区的无主荒地清理出来，安置入关后的八旗将士。当时，这一带地方有大片土地为明朝皇室、藩王、勋贵、太监们所兼并，经过战乱，许多变成了荒地。以此安置八旗将士似乎也无可厚非。阅读　　然而，圈地令下达后，在执行过程中却演变得一塌糊涂，成了事实上无代价掠夺当地人民土地的、名副其实的恶政。圈地所到之处，原来的主人立即被驱逐出去，房产田地被无偿占有，甚至妻子儿女都有被强行留下为奴为仆为妾的。当时，中心政府下令，为了保证满、汉民众不至于发生纠纷，要将他们的居住地分开来，因此，要求地方政府务必根据土地质量，给那些土地被圈给满人的汉人以补偿。但实际上，这些政策口惠而实不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由此，造成京畿地区大批人口流离失所。一时间，各种史籍中，布满了当地人民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土地撂荒、吃糠咽菜的记载。　　与此相关联的，则是产生了一个怪怪的社会现象：投充。　　所谓投充，指的是自由民自愿投到满人门下充当奴仆。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京畿地区曾经大量出现。中心政府听之任之，多尔衮甚至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可以“为贫民衣食开一条生路”。实际上，愿意给人做奴做仆的天生贱骨头应该不是很多，这种反常现象一定是因为迫不得已才会发生，和汉族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有关，和八旗军兵的威势胁迫有关，可能也和逃避徭役赋税有关。因为投充为奴之后，这种徭役赋税就可以豁免，至于其定额是否转嫁到别人头上，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因此，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汉人不得不给满人种地、做奴做仆和当差纳税的局面。　　除上述者外，另外一项名声很坏的恶法就是逃人法。早在努尔哈赤的后金时期，女真人就曾经以暴力将大量汉族自由民转变为自己的奴隶。因此，这些奴隶的逃亡，也就成为困扰后金政权与大清朝的一个大麻烦。当年皇太极出兵朝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朝鲜把大批逃亡汉人交还给明朝，不肯将他们遣返后金。如今，这种逃人现象愈演愈烈。顺治初年，甚至几个月间就有数万人逃走。为此，清朝中心政府制定了极为严酷的逃人法。并在兵部里设置一位副部长，组成庞大机构专门缉捕逃人。　　该法令的主旨在于保护满族人的财产不受损失，因此，就将惩罚重点放到那些收留或藏匿这些逃人的人家身上。这些人不但自己会失去性命，就连左邻右舍的十户人家也都要被牵连同坐。　　大清朝册封的四大汉族异姓王之一耿仲明，曾经收留了一批汉族逃人，结果被发现，最后，这位为大清朝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王爷不得不自杀谢罪。广西巡抚，相当于今天省长的郭肇基被查出藏匿了五十三名逃人，结果，这位省长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　　当时，有一些满、汉流氓勾结起来，假扮成逃人，躲藏到一些殷实人家，然后，再以检举揭发相威胁，以敲诈钱财。史书记载说，为此而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并且，花样翻新，到了令人防不胜防的地步。一些绝望的逃人，也在走投无路之际，选择了自杀一途。康熙八年的清代官方史书记载说：“八旗家丁上报的自杀人数每年都不少于两千人。”（《清史稿》列传五十，朱之弼）。同年，亲政后的康熙皇帝曾经对这些旗人家中屡屡发生的奴仆投水、自缢事件发出过谴责和警告（《清圣祖实录》卷三十）。　　顺治年间，有一位名叫李裀的监察官员，上书皇帝，认为逃人现象有“七可痛心”，建议国家改变一味的严刑峻法。他说得精辟而微，布满了忧国忧民的一片赤诚。谁知，经过满清诸王贝勒讨论，竟认为李裀虽然是监察官员，应该答应他发表意见，他所说的一切，按照法律也无罪，但他说的“七可痛心”却情由可恶，因此，应该处死。就是说，法律这玩意儿，必须服从权贵们的感觉。他们也知道这种事情太不光彩，但在利益和名声之间，他们选择了利益，然后，企图以强力来堵住大家的嘴，似乎以为这样一来，不光彩就会变成光彩了。孰不知，如此一来，事情只会变得更糟，不光彩也变成了加倍的丑恶。并且，留下了极深的隐患。最后，皇上开恩，将他痛打一顿，然后，流放到了令人谈而色变的宁古塔。第二年，这位忠心耿耿的监察官员就死在了那里。阅读　　细细追究起来，这些恶政之所以没有引发全国性的反抗浪潮，大约和基本局限在京畿地区有关，就全国的情形看，似乎面积没有那么大，涉及到的人口也没有那么多而已。　　这些恶政恶法和恶劣行径，在当时中心政府发布的政令中，曾经被解释成入关之初的不得不为之举。然而，一直没有可能受到谅解，也一直受到抨击，成为大清朝声名狼藉的原因之一。令人很难理解的是，偏偏在今天，居然有学者为此辩护。这些学者不但认为这是不得不为之举，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还用明朝皇室大规模兼并土地作为依据，认为两相比较起来，八旗圈地算是好的多了。　　这就太过分了。　　恶政就是恶政，有理由也并不能改变其恶的性质，有理由也无法令恶政变成善举。假如一个人做了一百件恶事，另一个人做了十件，难道就可以由此认定，与那一百件比较起来，这十件已经不能算是恶事了吗？难道曾经有人做过一百件恶行，就可以构成另一个人做十件恶行的理由吗？学者的良知在于应用人类普世价值，揭露恶行产生的根源，而不是为其寻找理由，更不能为其辩护。　　这些恶形恶状恶声恶气的恶政恶法，毫无疑问属于令人发指的暴政，应该受到永久的诅咒。事实上，在当时，这些恶政就已经变成了一根高度敏感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康熙皇帝与辅政大臣之间的激烈冲突。　　玄烨继位之后，每次临朝，他都会坐在高高的御座龙椅上，在不绝于耳的“万岁”声中，俯视着趴在地上叩头的文武百官。那时，他既不能理解那些军国大政，也很难参与其讨论决策。他一般只是在礼仪官员的辅导下，主持各种礼仪性活动而已。所有政务全部由他父亲指定的四位辅政大臣，请示祖母孝庄太皇太后裁决。他只是个挂名的见习皇帝。　　顺治皇帝的遗诏中，对大清祖制有两项重大改变。　　其一，由皇帝自己指定继续人，废除了诸王贝勒大臣推举后继皇帝的制度。这一制度，始自努尔哈赤时代，在皇太极时继续得到遵守，在入主中原十八年后的福临手中，终成历史。其二，将皇室直系血亲诸王贝勒辅政，改为由八旗重臣辅政。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变。诸王贝勒是旗主，是主子，旗下众臣不管立过多么巨大的功勋、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仍然是奴才。这个改变意味着，从此以后，国家大事要由奴才们去主持，而主子们只能站在一边看着了。就这样，入关十八年的大清朝，神速地完成了向大明朝学习与效仿的整个过程，事实证实，这是一个成绩不错的学生。　　努尔哈赤制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柄”国政制度，在皇太极手中变成诸王贝勒共“议”国政，如今，在福临这里，则变成了皇室宗亲、诸王贝勒共“看”国政。他们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力基本被剥夺殆尽。当年，在大清崛起过程中，发挥过绝大作用的贵族共和体制，现在，大体上只剩下了一个淡淡的、令人忧伤的影子。　　这个改变，肯定是接受了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教训。其潜台词不言而喻：让那些血缘关系最近的亲戚们，离皇位最好远一点，免得招惹他们想入非非。若是在心猿意马当中，再冲出一匹多尔衮式黑马来的话，他们可就真的受不了了。中国皇家的神经敏感而脆弱，需要细心呵护，远没有一眼看上去那么坚强。　　另外一个潜台词可能就是一个如意算盘了。这种安排的设计者大约认为，这些辅政大臣终究都是奴才，诸王贝勒们则永远都是主子。奴才们撅着屁股干活儿，主子们在边上看着。奴才不敢乱来，而主子又不累，岂不是天经地义、一拍两好？其实，这真的是一相情愿。在当时，这绝对是一个令主子寒心、令奴才惶恐的改变。后来，亲政后的康熙小皇帝艰辛地对付满朝乱局时，没有一个亲王、贝勒伸出援手，逼得小皇帝只能用一帮子小孩子，开玩笑似的拿下鳌拜，应该就是这种情形的逻辑后果。　　史书记载说，顺治皇帝的遗诏发布后，首席辅政大臣索尼立即带领其他三位辅政大臣，跪拜在诸王贝勒面前说：“国家大事，从来都是只有皇室宗亲才能协助处理，我们只是些异姓臣子，哪里能够担得起？还是请诸王贝勒爷一起分担的好。”诸王贝勒的回答简单而意味深长，于五味杂陈中醋味十足，说：“诏旨说得明明白白，谁敢干预？”（《清圣祖实录》卷一）阅读　　就这样，大清朝轻轻完成了自己入主中原后的一个巨大政治转变。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个转变，远不是像此时表现的那样轻而易举。从一般情形判定，从此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就和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故事，差不多大同小异了。那些位高权重的顾命大臣们，能够得到善终者并不是很多。因为，这种帝王政治传统自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如钢铁一般坚强，屡试不爽，百发百中。鳌拜等四位辅政大臣的命运，早已在这种逻辑中成为命中注定。能够逃出这种宿命的人，鲜矣哉！唉！　　索尼是满洲正黄旗人。他的祖上是海西四部中哈达部的赫舍里氏，他和父亲、叔叔三人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是后金最有学问的文臣之属。索尼被指定为首席辅政大臣时，已经历经四朝，在满清历史发展的几个要害时刻，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当年，清军第一次打到北京城下时，与千里赴援的袁崇焕发生激战，豪格冲入护城壕内血战，几乎被困死在北京城下，索尼曾经冒着炮火箭矢杀进去救援，抢出了豪格。　　皇太极死后，在三官庙中，索尼面对多尔衮，明确表示，除了皇太极的儿子，别人谁也别想染指皇位。在诸王大臣的推举会上，他和鳌拜率先发言，拥立皇子。福临能够继位，这位索尼发挥了极大作用。　　多尔衮摄政时期，当初和索尼一起盟誓扶助幼主的两黄旗大臣中，有几位陆续靠向多尔衮，索尼不卑不亢，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在多尔衮几次又打又拉时，索尼丝毫不为所动，表现得忠诚而且正派。最后，多尔衮没有办法，找了个罪名，抄了索尼的家，把他撵回沈阳，让他替皇太极看管、打扫陵墓去了。　　福临亲政后，立即起用索尼，封一等伯爵，提拔他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主管内务府，成为大清朝皇家事务的大总管。如今，皇帝临终托孤，命他为首席辅政大臣，表达了皇家对他的高度信任。　　苏克萨哈是满洲正白旗人。他的父亲与叶赫贝勒金台吉同族，属于叶赫那拉氏，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不久，就投奔过来，是努尔哈赤的额驸——驸马。就是说，苏克萨哈是努尔哈赤的外孙子。他是在满清之间最后一次大决战——松锦之战中，因作战有功而崭露头角的。后来，在跟随多尔衮入主中原的过程中表现出色，被多尔衮提拔为议政大臣，很受多尔衮的信任与重用，大体相当于今天国务委员的样子。　　多尔衮死后，这厮率先揭发多尔衮潜怀异志、图谋不轨，凭此反水之功，受到福临的赏识。清算了多尔衮之后，福临将实力最强的正白旗收到自己手中，替下了原来上三旗中的正蓝旗，从此，两黄旗加正白旗便成为上三旗。苏克萨哈也从多尔衮属下的奴才，变成了皇帝的奴才。后来，在平定湖广地区农民军残部的战斗中，屡立军功，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衔。因为有公主的儿子这一层关系，所以苏克萨哈的排名仅在索尼之后，成为位次第二的辅政大臣。　　苏克萨哈与鳌拜很早就结下了儿女亲家，可是，两个人气味不投，鸡对鸭讲，大事小事都说不到一起去，动不动就吵得不欢而散。本来这两人相见争如不见，谁知不是冤家不聚头，如今二人一起成了辅政大臣，从而，为掀起一场绝大政治风波埋下了伏笔。　　遏必隆是满洲镶黄旗人。他的父亲是努尔哈赤身边最显赫的开国五大臣之一额亦都，曾经救过努尔哈赤的命，努尔哈赤为了酬谢他的非凡功勋，将自己最喜爱的和硕公主嫁给了他。所以，遏必隆也是努尔哈赤的外孙子。　　这个遏必隆很倒霉。他的一个侄女嫁人后，没有生育，就把一个仆人的女儿弄过来，谎称是自己生的。结果，被人告发，遏必隆知情不举，犯了包庇罪，世职被夺，颜面扫地。后来，凭借出色战功好不轻易熬出头来，偏偏多尔衮摄政时，他的一个侄子又揭发他对两白旗不满。当初，皇太极死后，调重兵守皇宫，防范两白旗，可能就有他的参与。结果，他又被撤职查办，再一次弄得很不好看。阅读　　多尔衮死后，他向福临伸冤，从此，重见天日。又因为受过多尔衮的迫害，所以非凡受信任，陆续被提拔为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直到成为名列第三位的辅政大臣。　　后来，因为鳌拜的牵连，遏必隆第三次灰头土脸，被列举出了十二款大罪，判处死刑。好在康熙皇帝玄烨宽宏大量，让他最终体面地得到了善终。　　最后，就是因为惹出无数事端，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极大名气的鳌拜。　　鳌拜也是满洲镶黄旗人，是努尔哈赤开国五大臣中费英东的侄子。这是一员极为凶猛的战将，年纪轻轻就被赐为巴图鲁——勇士称号。毛文龙在朝鲜皮岛创立的敌后根据地，因为后金军队不习水战而对其无可奈何，多年以来始终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汗王的心头之患。后来，在皮岛被攻克的战争中，这个鳌拜就是先锋主将。据说，进攻前，这厮发誓：若拿不下皮岛绝不活着回来！结果，他身先士卒，冲杀在第一线，终于一举将皮岛拿下。他就是因为这一战而获得了巴图鲁——勇士的称号。此后，在数十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中，他战功极多。定鼎中原之后，考察诸臣功绩，鳌拜获得最高一等。　　皇太极死后，他和索尼一样，是最坚定的拥立皇子一派。有人认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在多尔衮摄政期间，连续三次受到惩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对两白旗如此不满。但不管怎样，他肯定是因为上述原因而受到福临的非凡赏识，从而被任命为议政大臣兼领侍卫内大臣，并最终成为排名第四位的辅政大臣。　　从后来的发展看，福临的这个选择很难说是有政治眼光的。　　在理论上讲，玄烨是在康熙六年七月七日举行的亲政典礼，但此后四位辅政大臣并未完全归政于皇帝，史称“仍行佐理”。据说是为了双方有一个适应期，由孝庄太皇太后特意安排的。因此，这四位辅政大臣真正有效的辅政时间，大约在八年左右，直到康熙八年五月，鳌拜被拿下为止。　　仔细打量这些辅政大臣的工作，可以用乏善可陈来评价。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成了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安安静静地做事，大约只有开头的三两年时间。而就在这点儿时间里，他们还干了两件地地道道的混账事儿，一件是哭庙案，另外一件则是制造了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文字狱——《明史》案。　　哭庙案发生在康熙继位后不久。当时，苏州吴县的新任知县任维初为了做出政绩，采用许多苛刻的手段征收赋税，引起文人学士们的愤怒。于是，二月初五，他们借着悼念顺治皇帝的机会，聚集在孔庙里，一边哭悼刚刚死去的皇帝，一边宣泄出自己的不满。结果，地方官员恼羞成怒，逮捕了一大批读书人，其中就有我国历史上闻名的金圣叹。随后，这几位辅政大臣，在奏请孝庄太皇太后同意后，决定继科场案、奏销案之后，在江南再兴大狱。最后，于当年八月，在南京，一次杀死一百二十多人。一时间，真的血流成溪。　　史书记载说，金圣叹听说对自己的死刑判决后，十分惊异，他没有想到这个混账的满清政府竟然为了这么一点点事情，便如此大开杀戒，于是，叹息道：“杀头是天下最痛之事，抄家是天下最惨之事。而这至惨至痛之事，居然被我金圣叹在无意之中都碰上了，岂不是天下最希奇的事情？”　　据说，在刑场上，刽子手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遗言，这位才华横溢、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文学批评家让他的儿子附耳过来，他静静对儿子说：“用花生米就着豆腐干吃，有火腿风味。记住，不要告诉别人。”随后，从容就死。其悲愤，其惨痛，其无奈，至今读来仍令人扼腕。　　随后，康熙二年正月，这四位辅政大臣获得孝庄太皇太后的同意后，再次兴起大狱。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庄廷钅龙《明史》案。　　庄廷钅龙是浙江湖州南浔人，家里很有钱，他本人也是一个颇有才学的读书人。中年时，不幸双目失明。他决心仿效前贤左丘明双目失明作《国语》的精神，写一本明朝历史。当时，曾经做过明朝宰相的朱国祯，恰好写有一本未出版的《明书》。庄廷钅龙便花一千两白银买下了这部书稿，请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帮助自己补充润色，最后，以他的名义出版了。据说发行后颇受欢迎。阅读　　这部书中，在写到崇祯一朝时，有一些评价满清的段落具有贬义。当时，有一个被罢职的龌龊官员——前浙江归安知县吴之荣——正在想着弄一笔钱，以便奔走行贿，重新钻营官场。见到这本书后，吴之荣大喜，立即前往庄家敲诈勒索。结果，遭到拒绝。这吴之荣就一路上告，一直告到了辅政四大臣那儿。　　随后，四辅政大臣下令，在江浙一带进行大逮捕，将所有与这本书有关的作者、作序者、刊刻者、参校者、买书者、藏书者、卖书者，甚至没有觉察此事的地方官儿，一网打尽，前后被捕者达二千余人。最后，有八十八人被处死，其中十八人被凌迟处死，其家属全部被流放到黑龙江，发配给披甲人为奴。早已死去的庄廷钅龙，也被从坟里挖出来，焚尸扬灰。遥想当年，那已经不是人间世界，根本就退回到了鬼蜮横行的时代。　　这些暴行，发生在康熙皇帝继位之初，当时，他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自然不应该把账记在他的头上。我们已经很难知道这位被称之为“宽厚仁慈”的皇帝，对此作何感想。但在当时和后来的大清官方史书上，对此或者轻描淡写，或者不置一词。他们大约也知道，在他们满口称颂的康熙盛世里，以这些恶行开篇，似乎有些说不出口。而那四位辅政大臣和在今天文化人笔下受到崇高赞美的孝庄太皇太后则难辞其咎，他们必须受到谴责和诅咒，他们必定将为此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否则，就叫没有天理！　　康熙皇帝玄烨和四位辅政大臣之间的矛盾纠葛，主要发生在康熙四年及其以后。其导火索是黄、白两旗圈换土地。　　本来，这是一本陈年老账，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当时，正值多尔衮和两白旗声势如日中天之际。因此，在圈占土地、安置八旗将士的过程中，多尔衮便不按牌理出牌，玩了一个花样，把按照顺序应该用来安置镶黄旗的土地，强行安排给了正白旗。按照大清朝的规矩，由皇帝亲领的两黄旗地位最高。如今，镶黄旗事实上被强力打压到了右翼最末的位置，成了正白旗的小兄弟。结果，导致两黄旗和两白旗之间本来就很难调和的恩怨，更加积重难返。两黄旗将士对此怨恨不已。为二十年之后的这场争斗，埋下了很深很长的伏笔。　　在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属正黄旗，遏必隆与鳌拜同属镶黄旗，只有一个苏克萨哈是正白旗。索尼年纪最大，资历与威望也最高，只是，经过一次次官场争斗的血雨腥风，此公老矣，早已不复当年之雄风。他瞧不起苏克萨哈，对鳌拜的凶悍也心怀忌惮，于是，抱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宗旨，凡事不出头，宁愿受世故圆滑之讥。遏必隆在官场几上几下，也练就了一身琉璃球般滑不溜丢的本事。他非凡害怕鳌拜，而且，同为镶黄旗，有不少利害与鳌拜是一致的。于是，就在鳌拜咄咄逼人的气势之下，成了他事实上的同路人。苏克萨哈则正相反，他虽然是鳌拜的亲家，却非凡不喜欢自己的这位亲家公。只要有什么事，他都要和鳌拜反着来，遂“积以成仇”。　　在四人中，鳌拜最是令人一言难尽。他的军功最多，脾气也最大。史书说他“意气凌轹，人多惮之”，就是盛气凌人、英雄欺人，人们都很怕他。从史料中推断，这个刀头舔血，踩着人头滚滚登上帝国最高层的鳌拜，可能是一个豪勇凶悍、粗暴蛮横，但对皇家忠心耿耿的人。他显然缺少政治胸怀与才干，喜欢逞一时之快。他做的那些事儿，更像一个快意恩仇的江湖豪客，而不是一个担负天下兴亡的政治家。　　早年间，鳌拜与出身正白旗的内大臣费扬古有仇。当了辅政大臣之后，他认为费扬古担任皇宫侍卫的儿子和其他几个侍卫，对辅政大臣不够恭敬，于是，以擅自骑乘御马和用御用弓矢射鹿的罪名，把这几个人全都杀了。这还不算，不久，又以费扬古心怀怨恨的罪名，把费扬古和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又一起干掉，然后，把费扬古被抄的家产一股脑都给了鳌拜自己的弟弟穆里玛。阅读　　这家伙如此生猛，把大家吓坏了，也把孝庄太皇太后吓了一跳。康熙四年七月，是为公元1665年，孝庄太皇太后忽然决定为刚刚十二岁的康熙举行大婚。一般说来，皇帝大婚就意味着这孩子已经成年，意味着不能再拿他当小孩子看待，意味着不久就可以亲政。更加有意思的是，孝庄太皇太后一反皇后要在她老家博尔济吉特部落选的路数，指定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为皇后，指定遏必隆的女儿为皇妃。其用意，显然是为了平衡四辅臣的力量，加强索尼和遏必隆对皇帝的忠诚。　　此议一出，鳌拜极为愤怒，认为皇帝选后和大婚是国家大事，不应该不和辅政大臣商量，于是，上书果断反对。谁知，孝庄太皇太后主意已定，不理那一套。两个月之后便为康熙皇帝举行了大婚典礼。经历过三朝风浪、自己也导演过无数风波的老太太，早已深得帝王政治、皇家威权之精髓，大约根本就没把这个粗野的武夫放在眼里。　　康熙五年正月，鳌拜终于把那颗埋藏了二十多年的定时炸弹引爆了。他要求把多尔衮二十年前犯的错误纠正过来，让正白旗和镶黄旗互换圈地，将镶黄旗调回八旗右翼之首的位置。在理论上讲，鳌拜肯定没做错。　　去过沈阳故宫的人，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八旗亭的排列，就会一目了然，正黄旗、镶黄旗分别是八旗左右翼之首，这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就已经确定的祖制原则。鳌拜的理由无可辩驳，非凡是打出太祖太宗的旗号，具有恢复祖制、维护皇家尊严与权益的大道理，谁也不能再说什么了。因此，当镶黄旗移文户部，要求尽快调换时，起初，“中外皆言不便”，苏克萨哈“相抗尤力”，而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也是正白旗人，他不客气地把八旗移文驳了回去。理由也很充分，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大家早已安居乐业，别这么瞎折腾。后来，鳌拜将祖制这大棍子一抡，所有的人便都只好闭嘴。索尼、遏必隆利益攸关，自然不会反对，孝庄太皇太后和皇帝也没有理由反对。于是，辅政大臣便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命户部会同直隶总督、直隶巡抚前去办理。　　鳌拜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办一件正确的事情，谁都知道这是在和苏克萨哈过不去。无奈他手中拎着的那顶帽子太大，没有人能够驳回。不过，谁也不比谁傻多少。这种英雄欺人、霸王硬上弓的做法肯定很是令人讨厌。这大约是他后来被康熙皇帝拿下时，举朝相庆的重要原因。　　不久，前去办理圈换事宜的三位大员即相当于今天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相当于华北局第一书记的直隶总督朱昌祚，相当于河北省长的直隶巡抚王登联联名上书给皇帝，希望皇帝千万要自己拿主意，明确下令停止圈换。因为，这件事牵涉面实在太大，涉及到了数十万人的生活和数百万亩土地。搞不好就会出乱子。随后，三人回到北京，并撤回办理此事的官员。　　见此情形，鳌拜采用了极端强硬的措施，他下令逮捕上述三人，交刑部议罪，并判处死刑。罪名是结党抗旨，违反祖制。　　十三岁的康熙皇帝见事情越闹越大，连忙召集大家开会。会上，索尼、遏必隆同意鳌拜的处置，苏克萨哈默默无语。康熙觉得这三人罪不至死，这样的判决太重了。鳌拜没管那么多，散会之后，便下令将那三个倒霉的大员绞死了。在理论上讲，鳌拜做得还是没有错。因为，此时的皇帝尚未亲政。四个辅臣有三人同意，一人不表态，应该就可以决定了。而且，他定的罪名也可以成立，“不愿迁移，迟延藐旨”，“不照所委料理，妄行具奏”。此时，鳌拜的所作所为，和中国历史上那些权臣入人以罪的做法已经没有太大的不同了。　　此时，玄烨已经十三岁。这件事情给他的刺激肯定是足够大，以至于四十年后，回忆起往事，他仍然愤愤不平，认为这是鳌拜等人制造的一起冤案，认为那三个人不但不应该处死，他们根本就没有罪。一般说来，在中国，若让皇帝受到了这么大的刺激，大体上就可以预见到鳌拜未来的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