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棉方法——棉花的栽培方法有著名的“张五典种棉法”，这是总结民间植棉经验得出的新法。从棉花的制种、栽种气温、土壤选择、根株行距、田间管理、定苗锄耘、打叶掐尖等生产技术都有科学的规定。（《农政全书》卷三十五，木棉）　　灌溉技术——旧有的提水工具，如戽车、筒车等有所改进。并有人将当时传入的西方技术，所谓“泰西水法”引进农业。徐光启针对北方农业少水干旱的特点，利用一种仿制的“龙尾车”取水，据说“物省而不烦，用力少而得水多。其大者一器所出若决渠焉，累接而上，可使在山，是不忧高田”。去河数十里的稻田、棉田、菜地皆可得到灌溉，比笨重的旧式水车效率大增，“人力可以半省，天灾可以半免，岁入可以倍多，财计可以倍足。”（《农政全书》卷十九，水利）“龙尾车”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机械法引水工具。利用活塞汲水的机械压水工具，所谓“玉衡车”，也同时引进。但是限于当时农业经济承受条件的不足，这种机械灌溉工具，难于推广。　　经营方式——农业发达地区逐渐摆脱单一农业生产的经营方式，利用农产品商品化和商品市场的扩大等条件，进行多种经营，这种经营方式促进了当时农业生产水平。一个典型的事例：当时吴人谭晓、谭照两兄弟，（谭晓又写作谈参，事迹相同）以当地湖田多洼芜，被人遗弃的田地甚多，遂以低价买入，利用当地贱价的劳动力，进行土地改良，过洼的田地，凿为鱼池以养鱼，稍高的田地，围堰造田，粮食收获比他田高三倍。鱼池养鱼，池上构猪舍、鸡舍，粪落池中，又可饲鱼。田堰上植梅、桃等果树，边角隙地种蔬菜、菱茨。田间的鸟类昆虫也捕取发卖获利。其中养鱼、养猪鸡、果树、蔬菜等收入，每年要高过农田收入的三倍。（《昭常合志稿》卷四十八，轶闻）这是一种较高水平的经营，既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又获得副业生产的高收益。谭氏兄弟的农业经营方式，在当时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并不是偶发的或例外的方式，而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太仓州的龚姓地主就利用农村的廉价劳动力，除粮食生产外发展牧畜业、养鱼业、果树蔬菜生产，而且产品都进入市场。（王世贞《弇州山人槁》卷八五）常熟县归姓地主，白茆附近的田地属“高仰瘠卤”的薄田，产量不高，他从治理灌溉系统入手，“相水远近，通溪置闸，用以灌溉”，使旱田收获量大增。（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九）一些土地所有者，不满足于农业的自给型生产而进行整体的农业多种经营，一部分地区的农业已经与商品市场比较紧密联系起来，生产的目的在于销售。二、粮食产量与经济作物　　粮食生产的产量有明显的提高。隆庆时江南松江府西乡一带稻谷每亩产量为二石五斗到三石，可得米七、八十石。（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四）广东南海县水稻亩产量为二石五斗，甚至五石（《霍渭崖家训》田圃第一）。北方地区的粮食亩产量，也不逊于南方，河南北部的怀庆府河内地区的小麦亩产量在二石到四石之间（《明经世文编》卷一四四，何塘：“均粮私议”）。万历时，福建海澄等县稻谷亩产三石五斗到四石（《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三）。广东博罗地区稻谷亩产量为三石左右，而山东诸城米谷亩产量高达四至六石（《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十二）。除去田土等级与南北耕作制度不同的差异，嘉靖以后粮食的平均亩产量当在三石左右。　　嘉靖以后各地陆续引进一些新品种的农作物，原产地在美洲的玉米，由东南沿海传入闽粤，由缅甸传入云贵，成为山地农业的新种杂粮。南至云贵，北至河南，西至四川，东至沿海，都有种植。甘薯，稍晚于玉米，传入中国，原产地也在美洲。由于甘薯的产量高，瘠卤沙冈地都可生长，很快在南北各地普遍种植，成为民间传统食粮外的补充食品。甘薯与玉米的引进与普遍种植，成为晚明饥荒时期赖以度荒的主要农作物。　　万历时，烟草也从吕宋（菲律宾）传入中国。作为一种农业的经济作物，烟草首先在福建沿海，开始种植，其后传种于广东、江南的嘉兴、上海、苏州等地。明朝末年北方已普遍种烟，而且吸食的人，日益增多。种植烟草的经济效益很高，一亩的经济收入，相当田十亩。油料作物落花生也在这时传入，在江南地区普遍种植，不久又引种于北方各省。三、水利的修建　　明初已开始注重水利事业。明太祖在工部下设立“水部”，职责是“掌水利、水害、坝闸、桥梁、舟车。”（《太祖实录》卷六十四）并命工部：“陂塘湖堰可蓄泄以备旱潦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至洪武二十八年（一三九五年），全国共修浚河道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加上地方修治的水利，总共四万九百八十七处。（《太祖实录》卷二四三）　　永乐时迁都北京，南北运河成为王朝钱粮的供给线，遂专注于运河的疏通治理。一四一一年工部尚书宋礼奉命修治运河。目的不是水利灌溉，而是在于打通南北水运航道，以利潜粮北运。所以在浚通航道外，又设法增加运河的水量。当时运河流经鲁西丘陵地区，要越过一道地脊南旺地方。北至临清，地降九十尺，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南旺水量不足，运船不能通过。宋礼采纳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筑戴村等坝五里，截住汶河水，使其不能南流而北归海，并汇合泉水，尽出汶河上游，至南旺分南北二流，“南流接徐沛者十之四，北流达临清者十之六。”（《明史·河渠志》、《宋礼传》）南北置闸三十八，以调剂水量。闭北闸则水南流，闭南闸则水北流。这样就可以使漕船有足够水量，通过南旺地脊。沟通南北的大运河畅通，成为一条南北物资交流的经济大动脉。漕运而外，南北商船，往来不绝。　　江浙地区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这里的农业依靠良好的水利设施，交通运输依靠纵横交错的河道。但是一旦水利失修，河道淤塞，就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和城乡经济。河道淤塞也会造成严重的水患。一四九四年，因江浙地区频年发生水灾。工部侍郎徐贯、右副都御史何鉴奉命前往治理，他们采取综合治理法，对江南水系中的河、港、泾、渎、湖、塘、陡门、堤岸，进行修浚、加固、添筑等措施，引导积水通过吴淞、白茆渠道、泄入海中，水患减轻。一五二二年，巡抚李克嗣征发华亭、上海、嘉定、昆山四县民工，开浚吴淞江四十余丈，使这一地区十几年无水旱之忧。一五六九年巡抚都御史海瑞疏浚吴淞江下流上海淤地一万四千余丈，原江面阔三十丈，增开十五丈，使积水得以通流入海。三吴地区的某些地主富民，也常常自出财力，整治水利，灌溉农田收到较大的经济效益。　　一五八五年，治水专家徐贞明，以尚宝令兼监察御史，督办北方水利。在京东诸州县开办水田，达三万九千余亩。一六○二年，保定巡抚都御史汪应蛟在北直隶中南部，用南方水田法，兴办水田。在天津的葛沽、何家圈、双沟、白塘等地，利用军丁屯种的办法，垦田五千余亩，其中水田占十分之四，亩产达四、五石。以后熹宗天启时，太仆卿董应举开办天津至山海关间垦田，开田达十八万亩，并配置了相应的水利工程。　　明代兴修水利，出现了一些专门著作。前节提到潘季驯著有《河防一览》一书，此外水利专家徐贞明著《潞水客谈》，徐光启著《农政全书》有水利专章。这些著者对全国的水利建设有着某些整体的规划设想，如徐贞明对于恢复西北地区水利工程的意义和措施有比较完整的阐述，徐光启总结兴办东南水利事业经验，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同时提供了不少水利工程测量施工，工程管理以及改良灌溉工具等方面的新技术、新方法。四、土地兼并与农民流亡　　明代皇室贵族的土地占有形式，大体上有三类：一类是皇室占有的土地，称为“皇庄”。据说始于明成祖朱棣为燕王时，曾在宛平等地建有私庄，成祖即位后，就成为皇庄。皇庄的收入专供某宫后妃和未就藩的亲王的日常用度，所以皇庄有时也被称作“宫庄”（沈榜《宛署杂记》卷七）。洪熙时，建有仁寿宫庄、清宁宫庄和未央宫庄。皇太子也可另建“东宫庄田”。据有人统计，从天顺八年（一四六四年）至正德九年（一五一四年）北京附近的皇庄有三十六处，占地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多。（《明经世文编》卷二○二，夏言《勘报皇庄疏》）另一类是“藩府庄田”。洪武时分封诸王就藩各地时，就已建立。王子未到外地就藩以前，可以在京拥有庄田，就藩时要交还庄田，就藩后享受“宗禄”的待遇，但也由皇帝赐给庄田，使亲王可以“衣租食税”。明中叶以后，各地藩王除兼并民田扩大藩府庄田外，还以子孙众多，生活困难为理由，向皇帝“乞讨”附近的官地，来扩展自己的地产。第三类是“勋戚中官庄田”。“勋”指拥有爵位的功臣世家家族，大部分是所谓“武臣”。“戚”指后妃公主皇亲家族。“中官”即皇帝周围的宦官。他们都属于贵族阶层，经常接受皇帝赏赐的土地，也经常以“乞讨”为名获得新土地，或凭封建特权接受一些人为了逃避赋役希图荫蔽而“投献”给他们的土地，建立自己的庄田。　　以上三类庄田，皇庄和勋戚中官庄田，大部分集中在北直隶境内，尤以京畿为多。藩府庄田，则遍于设有藩府的各地。除这三类庄田外，还有遍于全国的“寺观庄田”，占有的土地数量，也相当庞大。　　各类庄田的共同特点是，无论皇庄、藩府庄田，或勋戚中官庄田，乃至寺观庄田，所占的土地，一律属官田性质，法律规定不准买卖。贵族获得这种土地，一般要经过皇帝的批准，而且有随时收回的权力。贵族对于这种土地有使用权乃至世袭权，但不能买卖或转让。他们兼并土地扩展庄田，主要是圈占周围的民田。利用皇帝赐田的机会，可以兼并比赐田大多少倍的民田，或者把民田诬指为无主荒地，加以圈占。武宗即位伊始，就增设皇庄七处，随后又建苏家口皇庄二十四处，前后不足六年，共增设三十一处皇庄（《明经世文编》卷二○二，夏言《勘极皇庄疏》）。如果按弘治五处皇庄共占地一万二千八百顷，每处皇庄平均占地二千五百六十顷的标准估计，则武宗增设的三十一处皇庄，占地就有七万九千三百顷之多。如按嘉靖初年夏言调查皇庄时被缩小了的数字，畿内三十六处皇庄占地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平均每处占地一千零四十四顷的标准计算，武宗的三十一处皇庄至少也占地三万二千三百七十三顷。皇庄如此急遽扩展，大批民田很快被吞没，田地上的农民不是被赶走就是沦为皇庄的佃户。天顺八年（一四六四年）曾将顺义县安乐里板桥村太监曹吉祥抄没地一处，拨为宫中庄田，面积为三十五顷。嘉靖初，又侵占了民地四十顷，总田数达七十五顷，比原额扩大一倍多（《明经世文编》卷八十八，林俊《传奉敕谕查勘畿内田地疏》）。从天顺到嘉靖不足六十年，皇庄土地竟成倍增长，顺义皇庄如此，其他皇庄的兼并可想而知。　　勋戚贵族凭借特权兼并农民土地较皇庄有过之而无不及。勋戚贵族庄田在北直隶和京畿分布比皇庄为多，所以其兼并的规模也比皇庄为大。景泰二年（一四五一年）贵戚汪泉霸占官民田地共达三千余顷。（《英宗实录》卷二○四）一四五四年贵族黄奏讨霸州父母寨的土地，东西长五十里，南北阔四里，共有田地一千八十多顷，还有武清县的河隅地东西长二十里，南北阔十里，有田地一千八百多顷。黄所圈占的两千一百多顷田地中，有五百多户农民及其耕地也被圈占在内。（《英宗实录》卷二三九）皇亲周寿在河间县圈占田地四百四十八顷。（《宪宗实录》卷一○七）周或圈武强县民田六百顷，贵妇刘氏圈通州民田三百顷。（《宪宗实录》卷七十）广德、宜兴二公主圈任丘县民田九百顷。（《宪宗实录》卷一一五）隆庆长公主圈武清县民田三百顷、玉田县民田四千顷。（《宪宗实录》卷一三一）这类勋戚贵族圈占土地的记载，从景泰经天顺到成化年间的几十年中，史不绝书。封建贵族通过向皇帝“奏讨”圈占的土地，自十余顷、数百顷乃至数千顷。他们在奏讨圈占过程中，大都超过皇帝批准的应得土地数字，“其间奏讨五十顷，而侵占一百顷者有之；奏讨一百顷，而侵占二百顷者有之。”（《明经世文编》卷四十五，林聪《修德弭灾二十事疏》），一些有权势的贵族奏讨土地外，还接受所谓“投献”来的土地。“投献”是指有些土地所有者，为了逃避苛重的赋役，自愿把自己的土地献给贵族，而自己则充当贵族庄园的庄头或佃客，以求保护。也有一些人竟然把小户农民的土地强行投献给权贵豪强，自身充当管家。贵族利用种种手段圈占土地之后，再以此为基础，逐步侵吞四周民地。成化时，皇亲王源的庄园，原有赐田二十六顷，但令其家奴别立四至，吞占民产，乃有千二百二十顷有奇，可耕者三百六十六顷，中多贫民开垦成熟之地。（《宪宗实录》卷二○四）可见王源的庄园地产膨胀了四十五倍之多。据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年）调查，畿内勋戚太监庄有三百三十处，占地三万三千一百多顷。（《孝宗实录》卷二十八）各地的藩府庄田地产，也在急遽膨胀。明初曾规定亲王就藩，赐田百顷，但是在正统以后，这种规定即遭破坏，藩王的地产大大增加。正统五年（一四四○年）甘肃庆王就拥有土地一千顷，大部分由占夺而来。（《英宗实录》卷一百）成化四年（一四六八年）山东德王得到赏赐的土地四千一百多顷。（《宪宗实录》卷五十）成化十八年（一四八二年）河南赵王得到赏赐土地一千一百八十二顷。（《宪宗实录》卷二三○）同年德王又得到赏赐土地一千三百二十顷。（《宪宗实录》卷二三五）弘治十三年（一五○○年）申王受赐田一千三百五十二顷。崇王受赐田二千五百顷。兴王受赐田四千八百一十顷。　　（《孝宗实录》卷一五九）正德时对藩王的赐田，少者数百顷，多者数千顷。宁王宸濠叛乱前在江西占有的土地，有人估计要以多少万顷来计算。（《明史·郑岳传》）嘉靖时，封于湖广的景王，拥有土地数万顷（《明史·徐阶传》）。万历时的福王在河南、湖广等地有土地二万顷。潞王在湖广等地有土地四万顷（《神宗实录》卷五一八、五三一、五六三）。　　皇庄、勋戚庄田、藩府庄田之外，各地的官僚乡绅对民田的兼并，也十分严重。如江南华亭的乡绅董其昌占有“膏腴万顷”。（《民抄董宦事实》）徐阶家，有田数十万顷，或云有田二十四万顷。（《海瑞集》下，附录）无锡有邹、钱、华三大家族，其中邹望有田三十万顷（黄邛 《锡金识小录》卷七、卷十），河南有曹、褚、苗、范四大姓，占田多者千顷，少亦不下五七百顷。（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大抵自宪宗成化时起，一股土地兼并狂潮就已在全国掀起。贵族、官僚乃至地方豪绅疯狂兼并，千百万户小农仅有的土地被剥夺，失去赖以生存的条件，有些土地尚未被剥夺干净的农民，也因为官府苛重的徭役负担和逼纳流亡人口留下来的钱粮杂役（“赔纳”），最后也不得不抛弃土地，逃亡各地。土地兼并的狂潮，遍及全国，而且来势急骤，农民流亡的数量急遽增大。数以万计的流民，突然以爆发的形式蔓延各地。各卫所屯田的军士，熬盐的灶丁，也因为屯田草荡被势家强占，不得不同农民一样，四处流亡。　　浙江金华府七县，洪武时户口为二十五万六千口，宣德末以来，户口减少了五分之二，即流失了十万二千多口。台州四县，原有户口十八万八千多口，正统时只存三分之一，即六万二百多口，流失了十二万七千八百多口。（《英宗实录》卷八五）南直隶的太仓州，洪武时黄册原额为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宣德末年造册时，止存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而实际存在的户口仅七百三十八户，流失了百分之八十三。（《明经世文编》卷二十二，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景泰时，南直隶六府的流民，竟达一百零三万五千多户，男妇大小三百六十二万多口。（《英宗实录》卷二四二）山西代州繁峙县编民原有二千一百六十六户，正统时，逃亡了一半。（《英宗实录》卷四十五）据正统五年（一四四○年）正月的统计，北直隶和山西的一百一十六个州县，逃户数量达到三万六千六百四十户。（《英宗实录》卷六十三）成化时调查北直隶顺天八府流民就达二十六万三千多户，七十二万多口。　　农民被迫逃亡，大都是全家出逃，“车载幼小，男女牵扶……百什为群，沿途住宿。”山西代州太一县在五日内就流失三百八十多家，平均一天逃亡七十六家。　　（《英宗实录》卷四十五）农民逃亡的现象一开始就具有全国的性质。发生流民的地区，包括南北两直隶及十三布政使司（省）。其中较严重的是北直隶、山西、河南、山东、南直隶、湖广、浙江、福建、江西、云南等地区。流民的人数没有完整的统计，如按各地出现的大流民群及各地大流民聚集区人数，约略估计，当在五百万至六百万人之间。全国流民群的流动方向是，北方流民群从北直隶、山西等地向南进入当时农业较好的河南“趁食”，河南不能容纳，又由河南转向西南，进入湖广的西北部，即荆襄山区。那里从明初以来就被封禁，土地大部分未经开垦。流民聚集在荆襄山区，开垦为生。南直隶及南方各省流民群，最后也转向荆襄山区聚集。西北各省及四川、云、贵地区流民群则向汉中地区聚集。浙江、福建、广东的流民大多数向沿海岛屿或在近海谋生，他们往往被近海的海盗集团招募或胁迫成为海盗。有的流民被迫远渡重洋，到南洋各地谋生。靠近北方边境的流民流入蒙古地区的“板升”定居、开垦，辽东流民则有不少人流入女真地区。　　流民在其流动过程中，只有少数人进入城市手工业，充当工人，比如苏州、杭州的丝织业、染布业，景德镇的制瓷业都曾聚集不少的流民。但当时城市的生产规模还不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而且手工业还要有一定的生产技术，才能胜任，这大大限制了流民进入手工业的数量。当时流民进入非农业生产最多的行业是采矿业。采矿业生产条件恶劣，但既不要求更多的技术，而且劳动力容量很大，所以一些比较精壮的流民，大批拥入采矿业，促进了采矿业中银矿、铁矿、铜矿业的大发展。　　全国几百万流民，其中有相当多的老弱在流离过程中由于饥饿或疾病而死，又有相当多的人流入城市，沦为乞丐，乞讨为生，更有一部分人只能铤而走险，成为官府追捕的“盗贼”，或成为城市中的“流浪汉”。在当时的条件下，绝大多数流民的谋求生存的出路，仍然是寻求土地。荆襄地区地连数省，川陵蔓延数千里，“山林深险，土地肥饶，刀耕火种，易于收获”。（《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九，王恕《处置地方奏状》）流民“易为屯聚”，而且地处数省交界，统治比较薄弱，是所谓“官吏不敢科征，里甲不敢差遣”的地方。（《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九，王恕《处置地方奏状》）各省大批流民进入荆襄地区后，被称作“逃来人民”，和原来土著人户有别。流民有的为土著税户充佃户，名为“永佃户”，有的集结一批人到田多去处，结聚耕种。这样仅在荆襄一处，就聚集了 一百多万流民。　　全国范围内急速出现的大规模流民群各处游荡，大约持续了六十年，这对于封建的社会经济必然要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大量流民的出现，使原来固着于土地的农民暂时地脱离开封建劳役制的束缚，他们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彼削弱，原来由黄册、鱼鳞册等所规定的户籍和土地关系的封建秩序被打乱，原来的军民匠灶的身分变乱，不易恢复。流民等于从封建劳役下得到部分地解放，他们可以从事自身劳动力的出卖。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则被部分瓦解，必须改变赋役制。所谓“一条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行的。其次，社会上自由雇佣的劳动力大为增加、从事工商业的人数也大为增加。隆庆时，何良俊已经察觉到这种变化，他说：“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自四五十 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四友斋丛说》卷十三）流民问题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冲击着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统治秩序。（二）手工业的发展一、棉纺织业　　明初棉纺织业已渐有发展，棉布逐渐成为全国人民主要的衣着材料。棉布生产进一步发展，呈现出取代价昂的丝织品和产量少的麻制品的趋势。《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说：“凡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天工开物》卷二）棉纺织业在江南的松江地区十分发达，被誉为“以棉布衣被天下”。　　棉纺业使用的加工工具有明显的改进。棉花去籽工具的搅车，原来需两人操作，晚明只用一人。徐光启指出：“今之搅车，以一人当三人矣，所见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明末的纺纱车，改进元代以来的“三繀”纺车为“四繀”乃至“五繀”纺车，大大提高了纺棉纱的功效。（《农政全书》卷三十五）　　棉纺业的发展和当时棉花种植面积扩大与产量的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据记载，“海上官民军灶垦田几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农政全书》卷三十五）上海至太仓是一个大产棉区，也是一个商品棉花的集散地。明末大诗人吴伟业作《木棉吟》说：“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棉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乌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黄鸡突咀啄花虫，狼藉当街白如玉。市桥灯火五更风，牙侩肩摩大道中。……昔年河北载花去，今也栽花遍齐豫。北花高捆渡江南，南人种植知何利。”（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十，后集二）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万历时江南棉花生产和交易的盛况，到万历时，棉花大面积种植在山东河南地区已渐普及，而且北花已经向南方倾销。南北棉花产量的激增，直接促使棉纺业的发展。松江府上海县生产的“标布”，销路甚好，“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阅世编》卷七）苏州的木棉布也很著名。　　浙江嘉善县棉纱、棉布生产发达。当时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之谣。（《浙江通志》卷一○二，物产）北方棉纺业的发展，由于气候干燥，棉绒断续，不能成缕，虽也能成布，但质量欠佳，棉布生产遇到困难。万历时，北直隶肃宁县的织工创造出提高棉布质量的方法，“多穿地窖，深数尺，作屋其上，檐高于平地仅二尺许，作窗棂以通日光。人居其中，就湿气纺织”，因而织出了高质量的棉布。肃宁县所出产的市匹，足当松江产量的十分之一，质量越来越好，其细密程度几与松江的中等品相类。（《农政全书》卷三十五）　　随着棉纺业的发展，染坊和踹坊也兴盛起来，芜湖是南方棉布染织业的中心。染坊专业染布，踹坊专业用大元宝石压平布匹。从事两业的工人甚多，产品销行南北各地。二、丝织业　　丝织业是中国古老的手工业，明代继续发展。丝织从养蚕、缫丝到纺织及纺机工具，此时皆有新的改进。对蚕种的选择，蚕病的防治，桑叶的培植，育蚕的工艺，结茧缫丝的方法与工具，都有规定的程序和改进之处。改良桑树，使之多叶而株矮，采叶多而省工。改进过的缫丝工序是“以一锅专煮汤，供丝头釜二具，串盆二具，缫车二乘。五人共作一锅。二釜共一灶门，火烟入于卧突，以热串盆。一人执爨，以供二釜。二盆之水，为沟以泻之，为门以启闭之。二人直釜，专打丝头。二人直盆主缲。即五人一灶，可缫丝三十斤，胜于二人一车一灶缫丝十斤也。是五人当六人之功，一灶当三缫之薪矣。”（《农政全书》卷三十一）徐光启提供的缫丝工序，既可节省人力，多出丝，又可节省燃料。　　丝织机有两种，一种是沿袭元代或明初式样的“花机”。这种织机实际上是一种提花机，专织上等丝织品。提花的样式，工匠可以用“花本”（即花样的设计图纸）上机，“梭过之后，居然花现。”（《天工开物》卷二）另一种织机是“腰机”，专织平面的丝织品，一人操机，技艺高的也可以织出精品。福州的织缎机原为五层，弘治时，工匠林洪将它改为四层，称为“改机”，提高了产品质量。（《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织工部”）江南濮院镇织纱绸，以前用土机，万历时，机户沈大德改为“纱绸机”，专用于织纱绸，大大提高了丝织品的质量。当时织机的专业化程度提高，织各种丝织品，大都有专用织机，在苏州市上就出售有绫机、绢机、罗机、纱机、绸机等多种织机，说明丝织业发达的程度。　　丝织业发达地区，除江浙外，以山西潞安府最为驰名，所产潞绸，著名全国。潞绸起源甚早，明初已盛，“登机鸣杼者，奚啻数千家。”产品行销各省，乃至边境民族地区。潞安丝织业最盛时织机达到九千多张，以后逐渐衰落，但直至明末织机尚存二千多张。（乾隆《潞安府志》卷八）三、陶瓷业　　陶瓷业的生产规模日益扩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明显的提高。制瓷业的中心仍是江西的景德镇。这里有丰足的高质量的制瓷原料高岭土，有上万家的制瓷工匠和作坊，拥有制瓷的高超技术，有设备完善的官窑，也有生产大量民用瓷器的民窑。明人王世懋所见的景德镇的情景是“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二酉委谭摘录》）　　除景德镇外，浙江处州、福建德化、河南禹州、北直隶曲阳、南直隶宜兴等地的制瓷业也很发达，生产各具特色的瓷器。　　各地的官窑大都资本雄厚，巧匠众多，生产供皇家御用或祭坛陈列的瓷器，这些产品不计成本，精益求精，本身不是商品。有些瓷釉用色或形制，民间禁用，只能是一些艺术品。民窑主要生产商品瓷器，大多是民间实用的生活用瓷器，产量甚大，行销国内外。其中也有几所著名的民窑生产精美瓷器，是传世珍品。如崔公窑的主人崔国懋，善制仿宣德、成化制品，谓之“崔公窑瓷”。周窑的主人是周时臣，号丹泉，万历时人，精于仿制古器，可以乱真。壶公窑的主人吴为，别名十九，所制流霞盏、卵幕杯，色料皆精美。　　明代制瓷业工艺上的创造是用陶车镟刀代替以前的竹刀镟坯，吹釉代替了以前的蘸釉，此前的瓷器大多为单色釉，此时大量制出青花、釉里红及三彩、五彩等多彩瓷器。瓷器的种类，明代也比前代加多，除普通用　　品如碗、盘、碟、钟、瓯、盏、盒、杯等之外，还有酒海、炉、瓶、半边胡芦瓶、罐、坛、花缸、渣斗、醋注、烛台、花尊、笔筒、笔架、凉墩、扇匣等。四、造纸及印刷业　　明代造纸业十分发达，遍布福建、江西、浙江、河南、四川等省。万历时，江西铅山县的石塘镇有“纸厂槽户不下三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千人。”（康熙《上饶县志》卷十）纸张的品种繁多，有用竹为原料的“竹纸”。有用竹麻及秸杆制成的“火纸”、“糙纸”，用于包装物品。有用细竹料制成的“柬纸”，书写信柬或制成名片。也有用白矾水浸过，染上红色，即成为喜庆用的“吉柬”。用楮皮竹麻为原料制成的“皮纸”，或“棉纸”。专供办公呈文用的“连四纸”。还有用桑穰特制的“笺纸”，是高级的书写纸。　　蒸煮纸浆的工艺，多用石灰，提供了纸浆的质量。福建等地的纸坊破碎原料，多用水碓，提高了功效。　　纸张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的显著发展，为印刷业提供了条件。江南地区由于印刷业发达，城乡出现大批刻字工人。刻字工价，每叶两板，每板工资银一钱五分余。江南刻工，三分银刻一百字，按当时银价，不过铜钱二百文。由于刻字价贱，故印书甚多，私人出版物随之大增。（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　　明末的印书作坊，规模相当大。到天启、崇祯时，常熟虞山富翁毛子晋开办很大的印书作坊，专营出版古籍。为了搜求古本珍本，特建汲古阁，延聘文士，建双莲阁，延请僧侣，另一阁，延请道士，整理书籍，校对文字。汲古阁后楼贮存书板，楼下及两廊供刻书匠人居住。匠人中有刻书匠，还有印匠和装订匠。毛氏汲古阁所印书种类繁多，上自十三经、十七史，以至丛书、别集、道藏、词曲等，享誉一时。　　明代印刷技术的创新是铜、铅活字印刷、彩色套印和短板、拱花等工艺。中国是活字印刷术应用最早的国家，明代铜活字、铅活字排字印刷技术都有所发展。无锡人华珵、华燧、华坚曾使用铅活字印了许多种书籍，如《剑南续稿》、《宋诸臣奏议》、《容斋五笔》、《文苑英华纂要》、《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蔡中郎文集》等书。同县人安国也用铜活字印刷过《正德东光县志》。常州、苏州、南京也都有铜活字印刷业。正德时，“毘陵（常州）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　　套印技术是将同一板面分成几块相同大小的板，各用一色，依次序印在一张纸上，即成套色印刷品。这种套色技术常用于有各色批注的书，有时可套印三、四色批注文字。饾版是把同一版面分成若干个大小不同的版，每块版只是整版的一个部分，将各块版分别刷上需要的颜色，逐个印在同一张纸上，成为一幅多色斑烂的图画。最著名的饾板印刷品是安徽胡正言的《十竹斋画谱》，印成于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包括翎毛、花卉、虫鱼、竹梅、兰草、山水、人物等。另印有《十竹斋笺谱》，除用饾板印刷山水人物、花草羽虫的图画外，还使用拱花的技术，将雕好的版不用颜色压印在纸上，形成凸出的花纹，实际上是一种凸印法，多用以表现图面上的白云、流水、叶脉、衣纹等。套印、饾板、拱花技术是我国印刷史上最有创新意义的成就。五、矿冶业　　矿冶业，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原料、燃料原料、铜、银货币原料的社会需求日益增大，加上矿冶业开发所需用的劳动力，得到流民劳动力的补充，因而有了显著的发展。　　首先是采煤业的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用煤做燃料的国家。明代的煤已应用于普通居民的日常做饭和手工业加工，极为普遍。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介绍了当时煤炭开采和使用的情况：“南方秃山无草木者，下即有煤，北方勿论。煤有三种：有明煤、碎煤、末煤。明煤，大块如斗许，燕齐秦晋生之，不用风箱鼓扇，以木炭少许引燃。……碎煤有两种，多生吴楚。炎高者曰饭炭，用以炊烹；炎平者曰铁炭，用以冶锻。……末煤如面者，多曰自来风。泥水调成饼，入于炉内，既灼之后与明煤相同，经昼夜不灭。半供炊爨，半供熔铜、化石、升朱。至于燔石为灰与矾硫，则三煤皆可用也。”（《天工开物》卷中，燔石）各地开采的煤矿有：南直隶和州的含山县牛头山煤矿、北直隶顺天府昌平州白羊口煤矿、京师的西山煤矿、山西太原府平定州煤矿。京师西山煤矿的煤，是北京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燃料。　　当时找矿还仅凭有经验的矿工“从土面能辨有无之色，然后掘挖”。“初见煤端时，毒气（瓦斯）灼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锐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从竹中透上，人从其下施拾取者。或一井而下，炭纵横广有，则随其左右阔取，其上支板，以防压崩耳。”（《天工开物》卷中，燔石）可见当时采煤技术，已经基本解决排除矿中瓦斯，以防止中毒和爆炸，用木支架，以防冒顶等问题。这在世界煤炭开发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炼钢冶铁业有长足的进步。铁产量有相当大的提高。山西是冶铁业兴盛省分，明初山西铁课官定额为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九百十七斤。（《明会典》卷一九四）天顺五年（一四六一年），山西阳城铁冶，每年课铁不下五、六十万斤。如按课税率十五分之一计算，这时山西阳城的铁产量每年已达七百五十万乃至九百万斤左右，比明初提高了七、八倍。　　著名的遵化官营铁厂，在规模上更加宏大。正统三年（一四三八年），有烧炭人匠七十一户，供木炭十四万三千七十斤。淘（铁）沙人匠六十三户，供铁沙四百四十七石三斗。铸铁等匠六十户，并征集附近州县的民夫六百八十三名，军夫四百六十二名。顺天、永平两府的轮班匠和法司送到的炒炼囚犯也在厂供办柴炭铁沙和炼铁劳作。（《明会典》卷一九四）　　民营冶铁也有发展。福建蒲城的殷实大户“招集四方无赖之徒，来彼间冶铁，每一炉多至五、七百人。”（《西园闻见录》卷四十）福建所产铁，名为“建铁”，质量优良，被用为制造火炮、鸟枪的铁料。用“建铁”铸造的佛郎机炮、将军炮和锻造的鸟枪枪筒，施放时可不发生爆裂。其他如广东南海县的佛山镇，景泰时已发展为冶铁集中地。成化时南直隶震泽檀丘市也成为冶铁的专业市镇。山西阳城、辽东本溪都有大冶铁工业。　　冶炼生铁时，已形成半连续性的操作程序。当炼铁炉出铁孔流完铁水后，用泥塞住。马上可以加料，鼓风再炼，不必等高炉冷却，可以连续作业，省工、省时、省料。当时炼熟铁采取炒铁技术。《天工开物》记载其生产过程是：“若造熟铁，则生铁流出时，相连数尺内，低下数寸筑一方塘，短墙抵之。其铁流入塘内，数人执持柳木棍排立墙上，先以污潮泥晒于，舂筛细罗如面，一人疾手撒，众人柳棍疾搅，即时炒成熟铁。”（《天工开物》卷下，五金）　　钢的用途主要是制造刀锋，应用的方法是灌钢法。“用熟铁打成薄片，如指头阔，长寸半许，以铁片束包尖紧，生铁安置其上，又用破草履盖其上，泥涂其底下。洪炉鼓鞴，火力到时，生钢（铁）先化，渗淋熟铁之中，两情投合，取出加锤，再炼再锤，不一而足，俗名团钢，亦称灌钢”。（《天工开物》卷下，五金）　　银矿开发，十分兴旺。浙闽交界的银矿开发最早，但时遭官府封闭。白银成为流通最广的非法制货币后，社会经济活动中白银需要量日大，所以盗掘白银矿之风大盛。嘉靖初年，顺天府昌平州怀柔县人胡臻等“家道殷实，专一出钱供给矿徒，在于蓟州迤西接连平谷（县）地名瀑水，偷（银）矿为生”。这个偷采银矿事件，被官府发现，银矿被封闭，主持人景时文被罚银千两。后来这个银矿由官府主办开采，但所得不偿所费，官方遂命景时文出来主持这所官营银矿的采炼技术。官营瀑水银矿的经营方式是：仍招前日已得矿利殷实之家，责令出钱供给器具、密陀僧、白炭、工食之费。金充素有身家，旧时曾做矿徒为首者，以为矿甲，报出平日所率善识矿脉，熟知煎销军民有籍之人，以为矿夫。在于瀑水原封旧洞，协力挖取矿砂，就在平谷县择一空大去处，立为炉场，将逐日所取矿砂，委官差人押送炉所，照数验收，接续监视矿甲人等，眼同煎销成银。以十分为率，除三分纳于官课，以五分给办器具、密陀憎、白炭料物饮食之类，其余二分以偿矿甲人等工力之资。（《明经世文编》卷一○三，梁材《驳议差官采矿疏》）这是明代官督民办银矿的事例之一，官府办矿要依靠民间的资本与技术，但利益分成又十分苛刻。这个矿炼银是应用传统的密陀僧（氧化铅）析出法，大约每百斤矿砂，用密陀僧一百五十斤，碾为细未，入火锻炼，熔化为汁，然后煎销，始得成银。每一斗矿砂得银六两上下。（三）商品交易与货币一、商品生产与交易　　大抵自嘉靖以来，商品生产与交易有了空前的发展。这是伴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而出现的。城市交通的发达，形成全国商业网络，货币的白银化也为商品交易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由于棉纺业的发展，江北和河南等地出现了商品棉种植区。福建是木棉产区，但福建商人却到江北收购大批棉花，贩运营利。山东、河南的棉花生产超过了江北，使全国商品棉的交易，转移到河南。当时人说：“中州沃壤，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荒政丛书》卷八，《钟忠惠公赈豫纪略》）可见当时河南生产的棉花己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　　江南地区的嘉善地方，棉织业十分发达，但当地产棉不多，要依靠商人从外地贩入棉花。农民买棉纺纱织布，然后出卖，再买回棉花，获得微利，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维持艰难的生活。这里的农民，生产棉布已作为商品出卖。　　湖州是蚕桑业的中心，养蚕业者并不全是自己植桑，有人不植桑而预租植桑户的桑，名为“秒桑”，先付部分定银，不得涨价。桑叶要购进，所生产的丝也必须卖出，才能维持继续生产。蚕的饲料桑叶已成为一种原料商品，丝成为一种成品商品，原料与成品间保持一种商品关系。　　苏州是全国最大的丝织业中心。苏州居民“工纂组，故男藉专业，家传户绩，不止自给而已。”（正德《姑苏志》卷十三，风俗）这里丝织业的产品，不只是为了自家使用，而成为投入市场的商品。这种情况在明人小说中也有反映。《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说苏州附近盛泽镇的情况是：“这镇上都是温饱之家，织下绸匹，必积至十来匹，最少也有五六匹，方才上市。那大户人家积得多的便不上市，都是牙行引客商上门来买”。　　宋应星《天工开物》序说：“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这说明，至晚在万历时，商业贸易网络已经得到扩展。从云南到辽东的直线距离就有三千多公里，从广东到河北北境直线距离也有一千公里以上。商路距离当较直距更远。在这条南北商路干线上，还分有东西向的商路。各地的商品沿商路流向市场。北方的棉花价贱，但棉布价贵；南方则相反。因而北方的棉花装船运销南方，南方的棉布装船运销北方。（《农政全书》卷三十五）景德镇的瓷器，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商贾往往以是牟大利。（乾隆《浮梁县志》卷五）北直隶河间府的行商，从南京、苏州等地贩来丝绸，从河南卫辉等地贩来粮食，从临清、泊头等地贩来铁农具，从沧州、天津贩来食盐，从真定贩来木料，从徽州、饶州贩来漆器、瓷器。这反映全国商品市场已渐广泛，臻于繁荣。二、货币与白银　　明洪武时，铸造铜币又发行“宝钞”，铸币与纸币并行，严禁民间用金、银交易。但“大明宝钞”仍有对金银的比价，征税也仍收白银，民间交易则始终是银、钱并用。“宝钞”行之不久，价格大跌。这是因为明钞和元钞不同，不设钞本，发行不分界，没有准备金。而且官府发行的“室钞”，只出不进，或者大出小进。官府发钞，支付官俸军饷，收购民间产品，但征税却不收钞或仅搭收少量宝钞。因此“大明宝钞”在民间经济活动中缺乏信誉。官府用行政手段强迫民间用钞，无限制地发行。永乐时曾规定“户口食盐法”，每家大口每月食盐一斤，纳钞一贯，小口半之。据计算，当时全国人口不下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按照“户口食盐法”，官府就可以收钞五千多万锭。后来又规定官府收取税粮、课程、赃罚等项都要求收钞，企图以这些措施来稳定钞价。但“宝钞”发行越滥，钞价越跌。洪熙时，夏原吉认为：“钞多则轻，少则重。民间钞不行，缘散多敛少，宜为法敛之。”（《明史·食货志》）但钞值仍然暴跌，钞价只是原值的十分之一。宣德初，米一石要值钞五十贯。到正统时，钞一贯已不能值钱一文。在这种情势下，“宝钞”虽然仍在一些税收范围内流通，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已经被金银所替代，迫使明廷不得不放宽使用白银的禁令。正统元年（一四三六年）令征收赋税时，米麦一石，折收银二钱五分。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应征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万余两，入内承运库，称为“折粮银”，后被称为“金花银”。白银流通的禁令实际上已被解除，白银逐渐成为一种法定的秤量货币，与明朝铸造的铜币并行。铜币是一种“制钱”，铸钱时就铸定当值，这种钱值和其本身铜料的价值无关。因此铜币也可能因滥铸过多而贬值。但因币与“宝钞”不同，铜币的铜料尚存有一种自然价值，所以明嘉靖时曾精工铸造质量好的铜币，以稳定币值。白银作为流通货币手段则比铜钱优越。它以物质银的重量表示价值，而不是依官府权力规定。因而容易取得使用者的信赖。正统以后，白银逐渐成为主要的货币。铜钱与白银并行，在中小额交易中使用，处于辅币的地位。　　明代用银，以银锭计重使用，分为两、钱、分、厘、毫等计量单位，银锭可以按需用切割，既可应用于各种交易，又可作为贮藏手段，不受政策变动的影响。上自官府经费支出、发放军饷、征收田赋、商税，下至公私交易，民间生活消费，都逐渐用银。张居正推行“一条鞭 法”，计亩征银，使白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地方州县要把用铜钱或实物交纳的田赋，兑换为白银上缴户部，这就使全国的用银量大增，同时也使白银上升为国家主要货币。从这时开始，中国正式成为行用银本位的国家。　　中国原有用银为货币的悠久历史，汉武帝时铸有“白金三品”，唐宋时白银已作为一种贸易通货，与铜钱平行使用。蒙古族早已用银交易，元代白银已确立正式的货币地位，举凡借贷、贸易、物价等都以银为可计算的货币。明朝废弛禁令，实行白银与铜钱并行的制度后，由于白银需求量日增，遂将原已封闭的银矿，恢复开采，提高银课收入。又增加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等钞关税银征收，各关定额每年征收白银三十三万五千五百多两，以后又逐年增加。（《明经世文编》卷四四一，赵世卿《关税亏减疏》）。一六○二年左右，福建土商张嶷与百户阎应隆等上书，请准自备船只人工资本，往海澄县界外的机易山地方开发金银矿。因遭廷臣反对，未能实现。（《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一，赵世卿《九卿机易山开采疏》）　　嘉靖时，国内白银产量不足，开始从国外输入。西班牙人从其殖民地美洲各地把白银运到吕宋（菲律宾），再由中国商人，把白银或银元运到国内。明朝在漳州加征“加增饷”，以吸收白银。据记载：“加增饷者，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故商人回澳，征水陆二饷（船税与货物税）外，属吕宋船者，每船更追银百五十两，谓之加征”。（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除漳州外，广州、宁波、厦门等处也同时输入西班牙银货。葡萄牙和荷兰人也用白银购买中国货物，使巨额白银流入中国。此外，日本、暹罗、安南等国也向中国输入白银，以换取商品。　　国外大量白银的流入，加强了白银作为主要货币的地位，也扩大了中国商品的出口，从而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国内市场白银流通量充足，还有利于市场金融的活跃和资本的积累。（四）城市集镇的发展一、城市的分布　　明代的南京和北京仍然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是政治中心也是南北经济的枢纽。北方和西北、东北的省会和州县，以北京为中心，形成北方城市经济体系，江南、东南、西南的省会和州县，则以南京为中心，形成南方城市经济体系。都会城市大多是历史上形成的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在经济上都有各自的独特发展条件。北直隶除京师外，以河间、保定二府城“商贾多出其途，实来往通衢”，这是因为二城是北京通往全国的重要商路，它们在经济上占有要冲地位。河南的开封，仍然是南北交汇的都会城市，因为它北通京师，东沿汴、泗，可达江、汉，是商贾聚集之地。明代的陕西西安，仍是西北重要城市，这里的商人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山西太原是省会，但富饶不如附近的平阳城。蒲坂州富庶尤甚超过太原，是山西新兴起的城市。自南北大运河开通后，运河沿岸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商业城市，清江浦、济宁州、临清州、天津卫、河西务等。清江浦地处南运河要道，据说“自故沙河以上开运后，凡货舡悉由清江过坝，内之运河，外之黄、淮河舳舻毕集，居民数万户，为水陆之孔道”。（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七）河西务，在万历时有布店一百六十余家。临清州有缎店三十二座，布店七十三座，杂货店六十五座。可见这些运河城市的经济繁盛状况。（《明经世文编》卷四四一，赵世卿《关税亏减疏》）　　其他都会城市如湖广的武昌、四川的成都、浙江的杭州、江西的南昌、福建的福州、广东的广州等都保持着传统的经济地位和城市间商路的畅通，推动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二、南镇的兴起　　嘉靖时期，在古老城市之间及其周围，陆续出现了一批新兴的中小城市。这些中小城市由于还不完全具备传统城市的条件，只能称之为“市镇”，但是它们却有着旺盛的发展能力。有些市镇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居民点，或仅仅是一个荒辟的渔村，或是一个乡村的贸易集市，但在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下，人口急遽集聚、商业、手工业较快地发展起来，社会经济面貌有明显的改观。　　这类市镇，大都是商贾聚集之处，当时贸易之所曰市，市之至大者曰镇。所谓“市”可能指交易市场，商业活动中心。而所谓“镇”可能已具有一定的城市规模。　　新兴的市镇，大部分集中在江南的苏、松、杭、嘉、湖地区。这里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农业商品化程度较高，丝织业、棉纺业十分发达，具有比较稳定的商品市场、消费市场和个别的劳动力市场。苏、松、杭、嘉、湖五府辖两州、三十二县，人口众多，土地不足，但当地人民有从事手工业、商业的传统，出外经商打工，成为常事。所以人民生活水平也较他处为高。这里是田赋的重赋区，但商税与他处持平，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苏州府吴江县兴起的盛泽镇，明初还只是只有五六十家居民的乡村。嘉靖年间成为江南绫绸纺织业的中心。梨里镇、同里镇、八斤市等都是在成化至嘉靖年间兴起的商业市镇，百货并集，无异城市，居民成倍增长。庉村市，原是小村，嘉靖以后，聚集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遂称为市，成为以铁器制造为主的专业市镇。　　松江府的震泽镇，元末一度衰落，只有居民数十家，明成化年间突增至三四百家，嘉靖时人口又突增一倍，成为江南一大镇。平望镇是明初以来著名的商业市镇，但自弘治以后，发展很快，成为江南运河线上与震泽镇并称的商业重镇。其他如双杨市、严墓市、梅堰市，都是松江地区新兴的“市”。三处原都是小小村落，居民甚少，嘉靖以后都很快发展为商业市镇。另有檀丘市，成化时是一个以冶铁业为主的市镇，嘉靖时发展为“铜铁木枟乐艺诸工皆备”的小型专业城市。　　嘉兴府所属七县，兴起一些手工业、农产加工业、运输业、商业等专业市镇。手工业专业市镇有专营丝织业的濮院镇、王江泾镇、青镇、王店镇、新塍镇。棉织业有魏塘镇、风泾镇、王店镇。陶瓦业有陶庄市。五金业有炉头镇。　　农产加工业有榨油业发达的石门镇，专营蚕桑、缫丝业的青镇。半逻市、皂林镇、陡门镇则以运输业、旅店业为主。至于乍浦、澉浦等镇则以港口运输和对外贸易为主业。　　广东的佛山镇也是嘉靖至万历时逐渐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城镇。佛山在明初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堡，万历时与汉口镇、景德镇、朱仙镇并称为“天下四大镇”。佛山镇的制锅业，大约在正统年间就已兴起，同时兴起铁锅贸易。正德时，各地的铁商运铁到佛山，利用其技术铸造铁钟、铁器。嘉靖时，佛山的冶铁业在技术上有显著提高，成为全国铸造业的中心地之一。石湾镇以制瓷业著名，生产的甜白瓷器，驰名国内外，全由民窑生产，产品绝大部分投入市场。　　传统的大都市和新兴的市镇，商业交易都很发达，居民衣食需用，大都仰给于市场。北京城“贫民不减百万，九门一闭，则煤米不通，一日无煤米，则烟火即绝”（《去伪斋集》卷一）。南京居民“薪粲而下，百物皆仰给于贸居”（《客座赘语》卷二），苏州民间，“好费乐便，多无宿储，悉资于市”（正德《姑苏志》卷十三）。杭州“米珠取于湖（州），薪桂取于严（州），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广志绎》卷四）。嘉定县盛产棉花，但“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江南”八）。嘉兴府濮院镇“四方商贾，负赀云集”（金淮《濮院所闻记》卷一）。王江泾镇是蚕桑业丝绸业集中之地，但是丝货绸缎要向邻近市镇的商贾收买（《石点头》卷四）。石门镇民间棉织业的原料，也是得之于市场上的棉花商人。三、集市贸易　　集市贸易在中国有古老的历史，明代更趋繁荣。所谓集市，是一种民间的贸易活动，一般都是定期进行，交易而退。这种集市贸易是民间主要的交换活动，南方称为墟、场，北方称为集市。它沟通城市与乡村，或乡村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商人买卖商品的基地，也是民间互通有无的场所。　　北京城内有不少定期定点的集市，西城的都城隍庙市，每月逢初一、十五及二十五日有定期集市，商品陈列可达三、四里之长，有食品、绸缎、瓷器、书画、纸张等。东城有灯市，每年正月十一至十八日开放，各地商人届时到此市销货。东华门内每月开三次“内市”，货物都是古玩玉器、金玉珠宝、高档衣料等，专供豪门贵族派人选购，有时皇宫内的后妃人等也派人来挑选如意的名贵商品（宋起凤《稗说》卷四）。州县一级的集市每个月大约有五、六个集日，乡镇每个月有二、三个集日，府城则每日一集（嘉靖《河间府志》）。有些地方如河间府的鄚州每年四月间举行药王庙会，这是一种大规模的商品交易会，河淮以北，秦晋以东，宣、大、蓟、辽诸边各方商贾辇运珍异并布帛菽粟之属，入城为市。会期二十天。繁荣集市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集市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活跃，为农产品商品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五）对外贸易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明代的对外贸易原有“朝贡贸易”和私人经营的私商贸易两种形式。前者是由朝廷独占经营，兼有政治目的。外国的贡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明廷以“赏赐”的名义，给以相当价值的回报。“赏赐”的价值往往高于“贡品”的价值，两者的差额实际上是保持朝贡关系和名义的代价。各国朝贡使臣随带一批随行的商人，以入贡为名，运来私售货物，朝贡完毕，被允许在会同馆附近的指定地点进行民间交易。外国使臣和随从商人也被允许采办一批中国商品，如瓷器等物，运回本国。（《万历野获编》卷三十）　　朝贡贸易在永乐、宣德时期，甚为兴旺。郑和出使海外诸国，实际上是这种朝贡贸易的扩大。洪熙时停止下西洋宝船，不再增加新的朝贡国，削减赏赐数量。明初一度繁荣的海外朝贡贸易逐渐衰落。　　私人的对外贸易活动，明初受到海禁政策的限制，不能发展。尔后，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商大贾”或“湖海大姓”的海外走私活动日益活跃。这些海商或舶主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必要的海船、水手，以经营出口丝绢、瓷器、铁器，进口香料、珠宝和东西洋特产为主。他们投商入股，载货出洋。靠盘剥入股商众，谋求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润（《东西洋考》卷七）。　　嘉靖以来，沿海的商品经济有长足的发展。福建地区“凡福州之绸丝，漳（州）之纱绢，泉（州）之盐，福（州）延（平）之铁，福漳之桔，福（州）兴（化）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蒲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王世懋《闽部疏》）一些沿海商人，私造双桅大船；驱使贫民充当水手。“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海澄县志》卷十五）　　嘉靖年间，“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明经世文编》卷二四三，张时彻《招宝山重建宁波府知府凤峰沈公祠碑》）根据明代的法律，私自下海通番者处以充军或死罪，但沿海居民“尚犹结党成风，造船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明经世文编》卷二八○，冯璋《通番舶议》）由于倭寇与中国海盗的劫掠，明朝进一步加强了海禁，镇压沿海的海盗商人。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因而遇到困难。明廷派往福建主持海禁的巡抚朱纨，受到朝内宦官和地方势家的攻击，被劾落职，愤恨自杀。此后，“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明史·朱纨传》）私人海外贸易又有扩展。二、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　　自明初到穆宗隆庆时，明廷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实行所谓“海禁”政策，禁止商人与海外通商。其目的，一是加强海防。“寸板不许下海”就在于切断海上联系，以防止国内的反乱与海外的侵扰。二是由官府独占贡市贸易，禁止私人贸贩，以防侵犯官府的商利。所以，官府垄断的贸易，不在海禁之列。　　隆庆初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书“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议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明经世文编》卷四百，许孚远《疏通海禁疏》）这是一次极有限度地开放海禁。商人下海贸易要申请引票，限定船只数目和贸易地点，但仍使对外贸易获得很大的发展。明末人周起元说：“我穆庙（穆宗）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东西洋），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东西洋考》周起元序）这次开放海禁，大约持续近三十年。一五九二年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兵部又要求“申严海禁”：“凡有贩番诸商，告给文引者，尽行禁绝，敢有故违者，照例处以极刑”。福建巡抚许孚远据海澄县番商李福等联名呈请，草拟《疏通海禁疏》上奏。李福等人呈报说：海澄县“民业全在舟贩，赋役俯仰是资。往年海禁严绝，人民倡乱。幸蒙院道题请建县通商，数十年来，饷足民安。近因倭寇朝鲜，庙堂防闲奸人接济硝黄，通行各省禁绝商贩、贻祸澄商，引船百余只，货物亿万计，生路阻塞。商者倾家荡产，佣者束手断飨，阖地呻嗟，坐以待毙”。许孚远在奏疏中指出：如果以为沿海居民，凭借海滨，易与为乱。“往者商舶之开，正以安反侧杜乱萌也。乃今一禁，彼强悍之徒，俯仰无赖，势必私通，继以追捕，急则聚党遁海，据险流突”。他还说：如果断绝中外往来，在吕宋的数千漳州人，不得回还，势必要勾结外人入寇。如果禁绝海外贸易，则周边外国情势一无所知，谈不到事前防御。如果禁绝对外贸易，则商税无收，往年由商税两万两补贴的地方兵饷，就无着落，没有兵饷，怎能加强海防？他极力主张继续开放海禁，复旧通商，总结过去海禁的教训，“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开放海禁不但于国有利，而且也是加强海防的最好办法。（《明经世文编》卷四百，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此后，海禁时紧时松，朝廷禁海与开海之争，迄未停息。私人的海外贸易事实上则在继续发展。三、西方商品的流入　　来华贸易的外国船只，多在广州一带停泊。正德时“番舶不绝于海澨，蛮人杂于州城”。（《明史·佛郎机传》）福建的漳州、浙江的宁波也都是外船贸易的口岸。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商船，把中国的丝斤、绫绸缎匹、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糖品果物，运往国外销售。中国商船也把丝织品、铁锅、成衣、肉类制品、水果、牲畜、香料、冰糖等商品运往亚洲各国。　　与此同时，西洋、南洋、印度洋国家和地区的大批商品也随之进入中国的国内市场。舶来商品中，欧洲国家生产的只占少数，多数是南洋、印度洋各地的商品，经葡、西等国或中国的商船运到内地。明人把舶来品一律视为西洋商品。依据《明会典》所载和王世贞从《会典》中抄出的番货价值单，可以得知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基本情况。　　南洋所产的香料，是进口商品的大宗货物。香料中的胡椒和丁香则是最重要的商品，是南洋香料贸易争夺的焦点，嘉靖以前，中国商人是南洋香料的主要经营者，后来西方殖民势力到达南洋后，香料贸易转入欧洲商人之手。就上举当时三种进口商品清单来看，香料都列有十几种之多，其中有供上层社会消费的龙涎香、安息香，也有常用的调味品，胡椒、丁香等，有些香料是制造神香、除虫香、薰衣香的原料。从香料抽税率看，价格都是很高的。　　其次，进口外国的商品中，手工业原料和织纺品为数最多。手工业原料约二、三十种，其中有铜、铁、锡和各种毛皮，包括牛皮、马皮、鹿皮、沙鱼皮、虎、豹、水獭皮以及名贵的鸟毛，如翠毛、孔雀尾等。制造藤编品的原料白藤、棕竹。名贵木料，乌木、紫檀、紫。制造手工艺品的原料玳瑁、象牙、犀角、牛角、龟甲（筒）等。染料以苏木为最多。纺织品大多是南洋各国出产的当地特制丝棉织品，如油红布、青布、苾布、暗花打布、沙连布、勿那朱布、各样粗布、交阯绢、暹罗红沙，兜罗被等。制成的工艺品，如玳瑁盒、玳瑁盂、玻璃瓶、碗、香泥瓶、嘉文席、番藤席等，也有一定的数量。　　第三类是药品，有没药、冰片、阿片、血竭、孩儿茶、阿魏、芦荟、豆蔻、雄黄、栀子、大风子等。　　第四类是食品，燕窝、番米（西洋米）、椰子、海菜、鹿脯、油麻、虾米、红花米、沙鱼翅、绿豆等。　　此外，还有莺哥类的观赏禽鸟，有玻璃制成的番镜，有驱虫药樟脑和特制的闷虫药，还有日本制造的倭刀及番弓、番箭、火炬等物。这些商品只是少量进口，不能与上列四类商品相比。综观这时从海外输入的商品，并非只是专供皇室贵族赏玩的珍禽异兽，珍珠宝石之类，其中大部分都与国计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输入的赤金、足色银，钱铜、番锡对于明代货币白银化和铜钱的制造起了相当的作用。一些中国没有的手工业原料，从国外输入在国内加工，促进了中国手工业的发展。中国早有玻璃制品，但质量不高，这时国外的大量高级玻璃制品，进入了市场。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商品的种类和数量，都已达到相当程度。有些外国商品，如苏木一项就因进口过多而积存库中，以至不得不用苏木来充 当发放给官员的俸给。　　贵族官僚家庭积蓄的财物，也反映出外国商品交易的普遍。嘉靖初年抄没幸臣钱宁家产，内有苏木七十三扛，胡椒三千五百石，香椒三十扛。（《天水冰山录》附籍没数）嘉靖时，抄没严嵩家产，内有国外出产的大象牙、犀牛角、珊瑚珠，玻璃制壶瓶杯盏碗以及高脚茶盅、酒杯、玻璃镜、香炉、香筒、面盆等。玳瑁制品有酒杯、酒盘、茶盅、大碗、攒盒等。各种外国香料共重五千多斤。纺织品有西洋罗、西洋白绢绸、西洋铁色褐、西洋红白棉布。还有日本进口的倭刀、倭扇等。（《天水冰山录》）钱宁、严嵩家产中的大量舶来品，只能有少数是得自皇室赏赐的外国贡品，绝大数应是贪贿得来，直接来自中外商人或间接出于商品市场。（六）社会集团　　嘉靖以来的晚明社会，仍是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构成为相互对立的两大阶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中的皇室贵族日益形成为人数众多、遍布全国各地的庞大的寄生集团。经济发展的江南，地主与士大夫相结合，成为足以影响江南经济和明朝政治的集团势力。商人阶级兴起后，依据不同的行业和地区，组成不同的集团，各自掌握商业资本，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　　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广大农民带来多少好处。农民的土地不断被兼并，各地出现数以百万计的大批流民，进而沦为“佃仆”，成为晚明社会前进中的一股逆流。大批独立手工业者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的又一特点。　　下面分别叙述晚明时期这些社会集团、阶级的一些特征。一、皇室贵族集团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时，把二十几个皇子分封到全国各地为藩王，以图巩固朱明的统治。诸王子孙繁衍，世代袭封，到万历时，二十九王的后裔已多达二万三千九百人。其中如晋王、周王、代王等人的家族都有四、五千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一《皇明盛事述》）。明太祖有十几个女儿，其中六个女儿，都是以公主名义嫁给开国功臣之子。长女临安公主嫁开国元勋韩国公李善长之子李祺；二女宁国大公主嫁汝南侯梅思祖之子梅殷；五女汝宁公主嫁吉安侯陆仲亨之子陆贤；八女福清公主嫁凤翔侯张龙之子张麟；九女寿春公主嫁颕国公傅友德之子傅忠；十一女南康公主嫁武定侯郭英之子郭镇。历朝以公主嫁功臣家成为传统，从而构成为庞大的勋戚集团。明初开国功臣之女也多被娶为皇子诸王之妻。明王朝开国的第一功臣魏国公徐达，长女嫁燕王，即成祖的文皇后；次女嫁代王，三女嫁安王。鄂国公常遇春的女儿嫁懿文太子朱标为妃。卫国公邓愈有二女，一为秦愍王次妃，一为齐王继妃。永平侯谢成的女儿嫁晋王为妃。宋国公冯胜女嫁周王为妃。定远侯王弼女嫁楚王为妃。安陆侯吴复的两个孙女，一嫁齐王，一嫁唐王。信国公汤和的女儿嫁鲁王为妃。凉国公蓝玉的女儿嫁蜀王为妃。靖海侯吴高女嫁湘王为妃。武定侯郭英二女，一为辽王妃，一为郢靖王妃。右都督袁洪女儿为岷王妃；冯诚女儿为韩王妃。明成祖继续与功臣结为姻亲，以后贵族勋戚集团日益扩大。明初对后家外戚，限制甚严。英宗以后，后妃家族，多被封为侯、伯，陆续进入了贵族集团。　　藩王勋戚，形成庞大的贵族集团。明王朝对他们在政治上多加限制，在经济上则给以优厚的待遇和各种特权。各地藩王不得干预地方行政，甚至出城扫墓也要申请批准。子孙不能应科举出仕，不得从事工商。依恃朝廷的赏赐和地方的供奉，形成坐食厚禄的寄生集团。皇族贵戚和后妃家族被封授爵位，经常由朝廷赏赐财物和庄田，他们还可以恃势强占和接受投献，扩大土地占有。商品经济发展后，也还买卖引盐，开设官店，牟取暴利。　　明王朝日益庞大的贵族集团，遍布全国，自京师至各地州府，不仅坐享荣华，优游享乐，而且通过各种手段，与农民争田，与工商业者争利。他们是朝廷的支柱，却是社会的蠹虫！二、江南地主文士集团　　江南地区，历来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嘉靖至万历时，则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丝织业、棉纺业等十分发达，市镇中多有已具相当规模的手工作坊或小规模的手工工场，商品化的程度也较高。江南地主有不少人兼营工商业，或经营农、工、副业相结合的综合型农业生产，并已雇用雇工。　　江南赋税是明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从明初开始，苏州松江地区就已是重赋区，明廷征收的田赋要比其他地区高出几十倍，其他徭役也比其他地区繁重。万历时，神宗派遣税使，大批搜刮白银，使这里的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的破坏（参见下节）。明王朝对江南地区日益残酷的剥夺，促使各地地主为维护共同的利益而结集起来，抵制官府的征敛。　　乡村地主与市镇工商业关系密切，是江南地主集团的一个显著特点，与士大夫等文士相结合是又一个特点。江南地区由于经济发达，文化教育也高于其他地区。明朝以科举取士，这一带的文士应试居官者，历来多于他省。据统计，有明一代的内阁辅臣，出身于南直隶、浙江、江西三省者接近半数（《弇山堂别集》卷四十五）。江南文士出任中下级官吏者，更为众多，几乎遍及州府。他们致仕归里后，被称为“乡绅”，有一定的特权，在家乡购置土地，开张店铺，加入到地主兼营工商业者的行列。他们有做官的经历，熟悉官场规制，又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因而往往成为当地地主集团的核心。地主子弟中还不曾入仕但已有功名的秀才、举人，也是集团的中坚力量。江南地主与文士相结合，因而具有更为强大的势力。三、商人集团与商业资本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日益成为明代社会的重要力量。他们操纵商业资本，不仅直接关系着经济的发展，也还可以对地方政权施加影响。从行业来说，粮商与盐商是最有实力的两大集团。从地域说，徽商与晋商，资本最为雄厚，足以影响全国。万历时即有人指出：“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安徽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徽商是指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的安徽徽州府商人。徽州是一个多山的地区，农田所产至薄，农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所以他们“多执技艺，或负贩，或就食他郡者常什九”。（《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江南”二十）徽州人经商的历史，可能在宋代就已经开始。宋代的茶商多是徽州人，他们行贾四方。明代徽州商人的活动，进一步展开。“自安（庆）、太（平）至宣（城）、徽（州），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掉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操其奇赢，休（宁）歙（州）尤伙，故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张翰《松窗梦语》卷四）徽州是商业发达的地区，当地的社会风习也因而发生了不少变化，“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爱有厉，产自无恒。贸易纷坛，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侔”。（《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江南”二十）　　徽商最大的资本是盐业资本。许多徽商是“以盐贾淮海江汉”。汉口、长芦、四川等地也都有徽州盐商的足迹。其次是粮商。江浙两省的粮食贸易，基本上由徽州粮商操纵，直接影响粮食市场。徽商还经营木材、药材、茶叶、纸张文具等贸易。嘉靖、万历间，对外贸易活动除朝贡贸易外，更多的是沿海的“舶商”（或称海商）的私人贸易。当时人记载说：“诸番载来乃胡椒、象牙、苏木香料，货船至，报水计货抽分，故市舶之利甚广。数年之前，有徽州、浙江等处番徒，前至浙江之双屿港等处买卖，逃广东市舶之税，及货尽将去之时，每每肆行劫掠”。（俞大猷《正气堂集》卷七）这里所指的“徽州、浙江等处番徒”就是徽州、浙江经营海外贸易的“海商”。由于明廷海禁政策的影响，这些徽、浙海商以“亦商亦盗”的形式来经营他们的海外贸易。当他们可以正常贸易时，就是“海商”，当他们的商业活动受到海禁政策禁遏时，就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海域中的“海盗”。当时徽商许二、王直等，拥有自己的海船，雇用水手和日本海盗为武装，既是经常到日本等地经营贸易的大海商，又是拥有武器的大海盗集团。他们既拥有正常贸易所得，也劫掠海上、陆上的大量财物。　　“晋商”是山西各地商人的通称。明代的晋商，最早是一种转贩商（运输商），他们的兴起和明代边防政策有关。明初洪武时期为了加强防御蒙古，在边境屯驻大批军队，军粮的供应亟待解决。如把内地的粮食运输到北部边境，十分困难而又耗费巨大。于是卖行了一种称作“开中”的办法，商人如能运粮到边境，就会得到国家专利的食盐购销权利。这样常常使山西的粮商兼做盐商。嘉靖时，“开中”法基本停止，输粮边仓改为纳粮户部获得盐引。晋商的大粮业资本因而急速向盐业转变。山西蒲州商人孟桐就以其资本，定居在天津，专门经营长芦盐的贩卖（顾起元《懒真草堂集》卷二十四）。嘉靖以后，晋商主要经营盐业。由于资本雄厚，在实行运司纳银后，纷纷迁往两淮扬州府，与新安商人成为两大盐业集团。　　晋商资本的运营方式，大致采取“一人出本，众伙共商”的形式。据记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为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所以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沈思孝《晋录》）可见晋商资本是以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起的相互信任为基础而合作经营的。伙计可以自己的资本入股，也可以用力股或身股的名义，参加经营，享受分红的权利。还可以接受东家的资金去经营商业，获利按比率分享。　　晋商和陕西商人有时被统称为“西北商”；北京商人被称为“京商”；辽东商人被称为“辽商”，东南沿海有浙商、闽商、粤商，西南地区有云贵商、川商。按经营形式分，有行商与坐商。按专业经营分，有米商、布商、盐商、茶商、木商、药商。按地区专营区分，有海商、边商、茶马商、铺商等。游商小贩经营所得仅足一家糊口，难得积累，只有那些大商人或与官府有联系的官商，才有可能积存资本。这些积累的大商业资本，有些被重新投入商品交易，进行增殖；有些以借贷形式贷给中小商人，或拨给“伙计”，扩大商业经营；有些则开张典当业或放高利贷；也有一些资本转入土地房产的购置，进行封建地租剥削；甚至有些大商人进行粮食或白银的窖藏，暂时退出市场流通。商业资本能以转化为产业资本的情形还不多见。只有少数商人出资转营铁器鼓铸业、棉布加工业、踹布业、制糖业等手工业。一般都还是收购产品，转贩营利。四、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居民　　明初为恢复经济，倡行垦荒、屯种、移民，从而曾经形成为小自耕农民占多数的社会结构。所谓“次农自足产业，不仰给于人”。（《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常州府部·风俗考》）如太湖西南岸长兴县的农民分为：“无田为佣者，有田止五亩者，其多至二十亩者。”（《震川先生别集》卷九，公移，乞休申文）。有人描述农民的情况是：“困穷之民，田多者不过十余亩；少者或六七亩；或二三亩；或无田而佣佃于人。”（《明经世文编》卷二三，刘斌《复仇疏》）一般自耕农土地多者十几亩到二十亩，少者只有二三亩到五亩左右。明代《黄册》大部分户内的事产项下，大致也是如此。自耕农很容易因天灾人祸而失去土地，变得无田可耕者，就只有租佃土地，成为佃户。　　小农的农业生产力很低下，生产手段落后，抗灾能力薄弱。有人指出：“幸无水旱之厄，所获亦不能充数月之食。况复旱涝乘之，欲无饥寒，胡可得乎？”自然灾害侵袭之外，还要遭受官府的赋役压榨，“赋税之出，力役之征。区长里正往往避强凌弱，而豪宗右室，每纵吞噬。贪官污吏，复肆侵虐。”（《明经世文编》卷二三，刘斌《复仇疏》）自耕农的小农经济极易破产，当他们从土地上被排挤出来，又无从获得生存条件时，就成为流民。这种流民，往往以百万计，辗转流移各地。虽然城市是他们可以获得住处和就业的地方，但城市的发展水平还不可能容纳上百万的流民大军。所以流亡的农民只有流向山区去开垦，或是到农村地主田庄去充当佃户。一些地主也往往乘流民之危，对佃田的流民提出比一般佃户更为苛刻的条件。大约自成化以来，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广东、福建等地即先后出现了一种现象：许多地区的农民，由自耕农或佃农的地位，下降为一种类似农奴的佃仆。到嘉靖至万历时，这种现象更为普遍。　　所谓“佃仆”又称“僮仆”，与地主不只是主佃关系，还有“主仆名分”。他们除佃种地主土地之外，还要为地主看守荒山、坟茔、祠堂、为主人做种种无偿服役，不得自行迁徙，婚嫁也不自由。他们虽然可以有妻子儿女和微薄的家业，但社会地位有如农奴。历史上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经常浮沉不定，由农民沦为农奴的事情，屡见不鲜。明代农民由流民沦为佃奴的情况是复杂的。江南等地的豪富势家，招诱流民为佃户，迫使他们成为佃仆。流民无家可归，要找到栖身之所，只有投入地主庄园，谋求生路。这种求生的迫切性，也决定了自身地位的下降。还有些农民为了逃避赋役，自动投靠新举人，成为佃仆。（王士性《广志绎》卷三）地主招诱的流民或投靠而来的农民，有男有女，地主使之婚配，成为所谓“义男”，也沦为佃仆。甚至有些佃户因亲死埋葬在地主山场，后代即沦为地主家的佃仆。明代法律上禁止蓄奴，但许多官宦、豪富之家，多半蓄有男女奴婢。这种家奴大半用在家内使役，如被遣往庄田耕种，采取古代“免奴为客”的办法，便由奴而为佃，但与主人仍保持主奴关系，成为佃仆。　　农民沦为佃仆，可以视为一种回流现象。农民成为流民，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摆脱了封建依附关系，他有可能成为自由农民或其他行业的自由劳动者，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还远不足以容纳，所以只有极少数人得以转入手工业生产，绝大多数流民就只好再一次依附于地主，并且处于比一般农民或佃户更为悲惨的境遇。　　明初的手工业者，实际上就是农民，他们按照徭役制度的规定，为官府做工，被称为工匠，是为官府服劳役的农民。在实行轮班、住坐工匠制度之后，除给官府服役之外，获得了自己的劳动时间，可以自由做工或务农。嘉靖以后，原来的一些官匠成为私匠，是较有自由的独立手工业者。　　江南的缫丝业中出现了自由出卖劳力的手工业工人。苏州“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神宗实录》卷三六一）苏州城市“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数百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飨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这里所说的小户，已不是为官府服劳役的工匠，而是与大户（机房主）有雇佣关系的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手工业者。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分金”，并且是“浮食奇民”，生活完全靠从事手工劳动来维持，得业则生，失业则死。他们是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是自食其力的所谓良民。　　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城市中聚集了属于不同阶级从事不同行业的居民，大的商业城市，可以北京为代表。北京作为首都，居民成分极为复杂，万历时城内人口大约已近百万。据天启时管理“京城戎政”的余懋衡调查，北京城内的社会阶层有：戚畹、勋爵、京官、内外乡绅、举监生员、土著、流寓、商贾等等。（《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三，余懋衡《防守蓟镇京师疏》）戚畹、勋爵是城市的上层贵族，是居民中的少数，但权势最大。京官，内外乡绅是现职和致仕的官员，也是权势之家，由于北京是国都，这类官员人数不少。举监生员是预备官员，但每隔几年京师就要聚众多的举子应试，所以他们的人数，也不会太少。土著可能指在籍的人口，流寓则指流动人口，这两部分可能是北京人口中的大多数，他们从事的职业主要应是服务性行业。商贾在北京人口中也占相当比重。北京有相当巨大的消费性商业，大小商人都在这里聚集。　　江南的城市苏州，由于纺织业发达，城中分东西两部分，城东居民几乎全部都从事纺织业，少数是“机户”，绝大部分是“机工”。附近的盛泽镇居民也绝大多数从事丝织业和丝绸的买卖。这类城市，以手工业的发达为其特色。城市居民应以手工业者居多。第四节 朝政的昏乱与人民的反抗（一）皇室靡费与矿税剥夺一、皇室的靡费　　神宗万历时期，商品经济呈现空前的发展。皇室的靡费也达到惊人的地步。万历初年，已有人指责宫闱用度汰侈。一五八三年，御史孟一脉上疏指出：“数年以来，御用不给，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遇圣节则有寿服，元宵则有灯服，端阳则有五毒吉服，年例则有岁进龙服。以至覃恩锡赉，大小毕霑；谒陵犒赐，耗费钜万。”（《明史·孟一脉传》）神宗亲政以后，独揽大权，怠于政事而耽于享乐，日益挥霍侈靡，不知遏止。　　御膳开支——嘉靖末年，皇帝曾削减日常膳食费用，光禄寺开支减至每年银十七万两，比额设银二十四万两节约七万两。神宗即位之初的二、三年间，曾节缩至岁用十三、四万。但不久之后，光禄寺开支就岁增至二十六、七万，较初年增加近一倍。一六○四年十二月光禄寺卿王守素奏报寺帑殚竭，神宗令借户部银三万两，太仆寺银二万两。一六○九年五月巡视光禄寺给事中韩光祐奏报，应支给光禄寺各行户的价银，自上年十一月到今，欠至二万七千未给。一六一一年，光禄寺一年所费，高达二十九万余两。　　金珠珍宝——云南贡金始于嘉靖初年，每年一千两，嘉靖十三年增定为每年贡金二千两，万历时再加三千两，总数高达五千两。云南产金甚少，贡金须向川陕购办，金一两几费银十两。地方官员屡次请求减少贡额，神宗总借口“系年例成造各项典礼及各节宫分钱粮所需”，不予减少。神宗宫廷大量召买珍珠宝石，一五八七年南京工科给事中孙世祯等人上疏说，此前收买金珠宝石，已用银十九万有奇。一五九八年，吏科给事中吴文燦上疏说：“买珠之价，动至四十万，及户部执奏，仅姑缓进其半，而尤严续进之旨，非所以明俭德也。”（《神宗实录》卷三二四）一五九九年，由于皇室召买珠宝数字太多，北京市场买多卖少，商人乘机抬价。户部急于上供，只好加价购买，比旧价增至五、六倍，以至二十倍。　　杂物召买——明朝宫廷设有许多内库，专受四方土贡，以供宫廷丝、绵、香、蜡、铜、锡、油、漆等各种物料需求。这些土贡，岁有定数。万历以前，或有召买，数亦不多。万历时，召买各种物料空前增多。仅万历元年至十三年，召买用银即达七十多万两。此后，召买数量仍旧很大，臣下或有劝谏，往往被斥。　　典礼靡费——神宗时宫中举行婚、丧、册封等各种典礼，都要耗费大量资财。一五八二年，为准备神宗同母弟潞王翊镠的婚礼，内监款开各色金三千八百六十九两，青红宝石八千七百块，各样珍珠八万五千余颗，珊瑚珍珠二万四千八百余颗。户部官员要求裁减，神宗不准。这次婚礼办完，用银多至八万八千多两。一五八五年，神宗同母妹瑞安公主婚礼，内监索用各色金至二千三百余两，珠宝称是。世宗嘉靖时，公主下嫁索用不过三百两，这次超出七、八倍。户部奏请裁减，神宗仅准减三分之一。一五九五年，长公主婚礼，用银至十二万两。一六○四年，神宗第三子福王常洵婚礼用费三十余万两，为前此所未见。一六○八年，七公主下嫁，内监宣索至数十万，户部尚书赵世卿引故事力争，诏减三分之一，赵世卿再争，说：“陛下大婚只七万，长公主下嫁只十二万，乞陛下再裁损，一仿长公主例。”神宗不得已诏准。　　宫廷典礼和常赐，需用大量高等织品，例由各地“上供”，取之于民。一五九四年，应天巡抚朱鸿谟上疏说：“织造一事，凡二十年于兹，袍服之进于上供者，何翅数万，而料价之取办于穷民者，又何翅百万！”（《神宗实录》卷二八○）两年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等也上言：“段匹器用，皆上供所需，岂能一概减省？但近年增派数目日多一日，费至钜万。”（《神宗实录》卷二九五）　　苏州地区的丝织品、陕西羊绒袍服和山西潞绸历年增派较多，情况如下：苏杭地区的丝织品自一五七六年神宗结婚增派一次。一五八一年，又增派一次，数量约为十五万套匹。至一五九九年，前数将完，又派四万一千九百余疋。一六○四年复传补二万六千余疋。一六一○年，即将完供，内织染局佥书杨进昇又题织上用龙袍、紵丝、纱罗等四万套疋。工科给事中马从龙、工部侍郎刘元霖及大学士叶向高等相继建言停止或减额，神宗准于新派四万疋中减三分之一，但又诏令“其余并先年传织未完者，都着陆续接织，分运解进，不得违误”。（《神宗实录》卷四七五）　　陕西羊绒袍服的增派，自一五九五年令陕西织造羊绒袍服七万四千七百匹有奇，估价一百六十余万两，规定每岁解进一运，以四千匹为率。一六○一年七月，令陕西羊绒袍服另织新样，但一年解进四千匹之额不改。次年七月，工部尚书姚继可奏称：已解绒服等物，充斥内库，积久易蛀，不无可惜，陕西累年土瘠民贫，民不堪命，请求将陕西织造羊绒袍服之事暂予停止。神宗敕：姑准织进三千疋，以示宽省民力。一六○六年二月，李太后加上徽号，神宗又敕陕西进贡的羊绒袍服“今于每岁再减一千疋，以甦民困”。（《神宗实录》卷四一八）　　山西潞绸之坐派始于一五七五年，数量为二千八百四十疋，用银一万九千三百三十四两。一五八二年，再派四千七百三十疋、用银二万四千六百七十余两。神宗亲政后，于一五八七年派二千四百三十疋，用银一万二千余两；一五九○年，又派五千疋，用银二万八千六十两。时万历十五年所派者尚有一千六百余疋未曾织解。这次增派，曾有工部尚书石星、工科都给事中张养蒙等人反对，但未被采纳。一五九五年十月，工部请停罢山西应解潞，以宽民力，神宗仍不允。一五九七年九月，并因织造违式违限，将山西抚按等夺俸半年，潞安知府等降一级。　　供应皇室消费的“烧造”，以江西瓷器的上供最为烦重。一五八二年秋七月，令江西饶州造瓷器九万六千六百多件。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多为无益之器或不急之物。一五八四年三月，工科都给事中王敬民极言磁器烧造之苦，与玲珑奇巧之难。得旨：将其中的烛台、屏风、笔管等减半烧造。一五八五年四月，又因御史邓鍊等的请求，烧造难成的屏风、烛台、棋盘、花瓶、新样大缸等，已造成者采进，未造者可停止。后来，江西巡抚陈有年等再加请求，神宗勉强同意再次减轻了一些江西的烧造。一五九一年，神宗又派江西烧造磁器十五万九千余件，续派八万余件。后来才逐渐有所减轻。　　山西潞安自嘉靖年间开始坐派砂器，一五六○年（嘉靖三十九年）为五千个，次年为一万五千个。一五九○年（万历十八年）继续坐派一万五千个。砂器一万五千并备余器，价值不过银一百一十余两。但这一万多个砂器运往京城，规定要用红櫃装封，铜锁錀，黄绳扛，需费银二百余两；用夫一千三百名，费银一千八百余两；打点使用费银二百五十余两，以上几项合起来，共用银二千三百六十七两九钱。此外，装在红櫃中的砂器还须用净绵塞垫。潞安不出绵花，要到外地采买，费银近二百两，加上打点使用三百五十余两。一万多件砂器运往京城共需运载费银二千八百三十三两六钱，比砂器本身的价格高出近三十倍。　　随着宫廷生活的侈靡，宫中宦官、匠役等供役使的人员也日益增多。穆宗隆庆元年（一五六七年），曾规定内宦监局的匠役额数为一万五千八百八十四人，一五六九年更减少为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七人。万历十四年（一五八六年）三月，有人指出，当时诸监局之匠役，不下一万六千四百，至于内廷的宦官也增至万余人。一次收用的新宦官即超过千人。一五八八年十一月，命选收净身男子二千人；一六○一年四月竟连收两次，第一次收用净身男子三千名，第二次添收一千五百名。这时的宦官还不得干预朝政，但从宫廷的靡费中却可以中饱私囊。一六○○年三月工部尚书杨一魁揭发，景陵“插补桃梅，所需不过（银）千数上下，而内官监揭开物料数内，约费二万有奇，夫匠工食之费犹不与焉”。（《神宗实录》卷六四五）一六一二年，工科给事中马从龙奏称：“臣每见朝廷有重大典礼，中人群小视为金穴，实用百无一、二，余尽耗蠹于若辈之手。”（《神宗实录》卷四九二）内廷宦官成为宫廷内部的一大贪污集团，皇室的靡费，更加难以节制了。二、矿监税使的掠夺　　宫廷侈靡过度，耗费日增。明初，宫廷年入税银一百万两，渐不敷用。一五七八年，神宗结婚，命户部太仓库增送银二十万两输内库。此后，每年依例命太仓库进上。户部因原无额派，不得不挪移他项钱粮，屡请除免，不得获准。直到一六○九年，因阁臣力争，才被取消。此外，神宗还不时向户部索取国帑，移作宫廷用度，时称“传索帑金”。一五八四年，因内库缺乏，取太仓银十五万两，一五八七年又取二十万两。边赏首功例由内库支领，神宗改为万两以上的赏银，由太仆寺马价银内发给。此外，一五八四年还曾直接取太仆寺马价银十万两，进供内廷。光禄寺因前朝节缩，曾有积储。神宗不时传索，前后共传进宫银达一百一十万两。神宗不时传索帑金，不能不受到内阁和户部的抵制，但仍不能满足日益奢侈的需求。　　一五九二年平宁夏哱之战，耗费帑金二百余万两。朝鲜之战，先后八年，耗帑七百余万两。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国库枯竭，难以再负担皇室的消费。一五九六年三月，坤宁宫起火。延及乾清宫，两宫俱焚。次年六月，皇极、中极、建极三殿又遭火灾，三殿及周围廊房，都被烧毁。重建宫殿，需要巨大的费用，于是成为神宗搜刮财富的理由。自一五九六年以来的三年间，神宗遂以连年征讨，库藏匮竭，殿工财用，不忍加派小民为由，陆续派出大批内廷宦官，以“矿监”和“税使”的名义，展开了全国范围的大掠夺。　　矿监由皇帝特派赴各地督领金银矿的开采，税使则奉皇帝特旨征收各地各行业的商税。矿监与税使均由宦官充任，因而又泛称为内使或中使。有些矿监也兼为税使。搜括所得可直接进奉内廷，供皇帝和皇室消费。　　世宗嘉靖时，各地矿冶曾广泛开采。穆宗隆庆时，因防暴乱，曾在京畿地区禁止开矿。神宗派出矿监，始于一五九六年。这年六月，“府军前卫千户仲春等奏开采以济大工”，七月二十日，神宗差承运库太监王虎同户部郎中戴绍科锦衣卫金书张懋忠于真保蓟永等处开采样砂进览”，（《神宗实录》卷二九九）此后，中使四出，矿监遍及各地。京畿附近之昌平、真、保、蓟、永、房山、蔚州、昌黎，河南之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山东之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棲霞、招远、文登，山西之太原、平阳、潞安，南直隶之宁国、池州，湖广之德安，浙江之杭、严、金、衢、孝丰、诸暨，陕西之西安，以至四川、辽东、广东、广西、江西、福建、云南等地。三年之间，矿监几乎遍于全国。　　矿监督领开矿，一般是只督百姓自行采取，不得支费公努，地方上的抚按调兵防护。矿夫多是招集熟惯采取的盗矿的居民。开采之费全由富户供办，约定开采后偿还。矿头择富民担任。开矿所得，一般规定官民均分，以一半归矿监为代表的官方，另一半与民，作为开凿运送之费。也有“官四民六”，各地略有不同。由于报矿者对矿情多不明了，开采的矿洞，多属贫矿，加以开采技术不高，开采后常常是得不偿失，甚至全无所得。一些地方的矿监于是推行包矿法，把开矿收入改为由民间坐数纳银，或令富户包赔，或纳入一条鞭税额科派平民，甚至括取地方库银充作矿利代解。包赔矿银并经神宗敕准。《神宗实录》载：万历三十一年（一六○三年）七月，准易州、阜平等十一州县派包矿银一千七百两，说是“以示朝廷虑恤畿辅地方之德意”。一六○五年八月，准南直隶等处矿务银两听该府州包纳解进。如果说解除矿禁，多少有利于矿冶业的发展，那么，包矿制的实行则变成以采矿为名的巧取豪夺。富户至于平民，都凭空增加了科派的税银负担。　　税使（又称税监）的派遣也始于一五九六年。这年十月命宦官张晔赴通州张家湾征税，又命宦官王朝用督征天津店租。此后税使四出，由督征变为自征。《明史·食货志》所记派出税使之地，自京畿的密云、芦沟桥，南直隶的京口、苏州，以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浙江、广东、广西各省的通都大邑和关津要道。税使所到之处，水陆行数十里，即材旗建厂收税，形成商品转运过程中的重复征税。一六○一年五月巡按刘曰梧上疏指陈南直隶长江沿岸的状况说：“以臣所属，上有湖口，中有芜湖，下有仪扬。旧设有部臣，新设有税监，亦云密矣。湖口不二百里为安庆，安庆不百里为池口，池口不百里为荻港，荻港不百里为芜湖，芜湖不数十里为采石，采石不百里为金陵，金陵不数十里为瓜埠，瓜埠不数十里为仪真，处处收税。长江顺流扬帆，日可三、四百里，今三、四百里间五、六委官拦江把截，是一日而经五、六税地，谓非重征迭税可乎？”（《神宗实录》卷三五九）　　税使不仅拦路把守，重征迭税，并且巧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都要输税。顺天府所属各州县，增立“过路”、“落地”两种名目的税银。宝坻产银鱼，进贡朝廷。一六○○年起税使宦官又征其鱼税。随后邻县武清等县不产鱼之处，也征取鱼税。宣府地区因增加税收，商贩渐少。税使责令佥报行户，包收定额的税银交纳。据说被佥的行户，“大者破产，小者倾囊”。　　矿监与税使的上述种种，还只是限于强征利税的范围。事实上，他们因是皇帝特命，得以专敕行事，往往纠集各地无赖作参随，任意敲诈勒索。如一六○一年五月，吏部尚书李戴上疏说貂珰（恶宦）奉使四出，指某人屋下有矿，这家就立即破产，指某人漏税，立刻就要倾家。《明史·食货志》论述说：税使“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赀，负戴行李，亦被搜索”，矿监遇“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太监陈增的参随徽州人程守川因自己捐银助建宫殿，被授给中书舍人官衔。自称“钦差总理山东直隶矿税事务”，勘究江淮不法大户及私藏珍宝之家。出巡太平、安庆等府，许人不时告密问理。所到之处，会地方无赖匿名告发某人“富而违法”，某人“家藏珍宝”。被告发者即被枷锁示众或置于水牢，施以酷刑，只好献金乞命。多则万金，少亦不下数千。据统计，仅扬州、仪真地区被毒刑抄产者即有百余家。矿监甚至以采矿为名，盗掘古墓，攫取财宝。矿监税使在各地搜括所得，逐年进奉给宫廷内库，供皇室消费。明人文秉著《定陵注略》，在“内库进奉”卷内，按年月记录了矿监税使进奉内廷的金银和珍宝状况。一五九七年，进银不足万两。矿监税使陆续派出后，一五九九年进银将近二十五万两，金七百七十五两。一六○一年进银超过百万两。此后历年多少不同，多者逾百万，少者七十余万，最少的一年也近五十万两。《定陵注略》所记自一五九七年至一六○六年十年间进奉内廷的白银共计五百六十九万两，黄金一万二千四百余两。明《神宗实录》所记与《定陵注略》互有出入，历年实际进奉的金银要大于《定陵注略》的数字。皇室每年原有额定用银一百二十万两。矿监税使每年的进奉，大约与此相当，或者还要超过。进奉以白银为主。这时白银已是通用的货币。皇室每年得银万余两，自可任情挥霍。　　但是，矿监税使在各地实际掠夺的财富，要大大超过进奉的数目。《明史·宦官传》载，湖广税监陈奉曾被揭发“水沮商舟，陆截贩贾，征三解一”。《定陵注略》卷四“内库进奉”记载，一六○三年十月山西巡抚白希繍上疏揭发：“山西每年额解正税银四万五千二百两余，俱已尽数解纳，乃税监孙朝止进银一万五千八百两，余银侵匿不进，假称拖欠。”《神宗实录》卷四一六记载，万历三十三年（一六○五年）十二月，山东巡抚黄克缵上疏揭发：“税监马堂每年抽取各项税银不下二十五、六万两，而一岁所进才七万八千两耳，约计七年之内所隐匿税银一百三十余万。”以上三例显示：矿监税使及其爪牙贪污税金，约在三分之二左右，解进皇室仅占三分之一。这大概是矿监税使贪污中饱的一般状况。但是，征收额定税金之外，矿监税使还要巧立名目，恃势滥征，以至敲诈勒索，归入私囊，其数量更为巨大。一五九九年，内阁大学士赵志皋说：矿监税使“挟官剥民，欺公肥己，所得进上者什之一、二，暗入私橐者什之八、九”。（《神宗实录》卷三三三）一六○○年，山西巡按赵文炳说，矿监税使的爪牙竞相攫取，“如肉入饿虎之吻，民输十倍，无一、二入官者”。（同上，卷三四三）一六○一年，吏部尚书李戴说：“大约以十分为率，入于内帑者一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同上，卷三五九）一六○三年，户部尚书赵世卿说：“中使所取于民者十，而群小之侵渔者不啻千也。其献于皇上者百，而诸人所攘夺者又不啻万也。”（《定陵注略》卷四）综上诸说，矿监税使及其参随爪牙掠取各种利税的十分之九，而只将十分之一进奉内廷。这大概是当时的一般现象。　　自世宗、张璁惩治恶宦，革罢镇守内臣以来，宦官势力大为削弱。神宗宫廷靡费，内宦从中渔利，形成贪污集团。矿监税使的派遣，形成为更大的贪污集团。广东税使李凤征多解少，入己的白银多至五十一万七千两，积有财富不下百万。陕西矿监赵钦因贪得无厌，也积有银两数十万。矿监税使到处吸吮民众膏血，成为蛀蚀社会的一群蛀虫！三、民众的反抗　　矿监税使四出掠夺利税，又从中贪污勒索，被剥夺的社会财富，难以计数。如从低估计，年进奉白银一百数十万两，“征三解一”，每年也当有四百余万。如是贪污十之八、九，则总数当在千万两以上。一六○三年，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说：国家钱粮征收，有正课、盐课、关课、杂课，“合此四项，方是四百余万之数，以当一岁之出”。（《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户部卷三）矿监税使掠夺的财富如此巨大，势必侵犯户部的正常税收。赵世卿在奏疏中陈述说：“近年开采之命一下，各处遂将一切杂课，如山东香商、福建屯折银、南直隶徽宁等府的税契银、江西的商税盐课，改归内使（矿监、税使），户部的杂课失掉了。又因杂课不敷，百姓将应征的正银、官员将应完的正税挪移充数，户部的正课减少了。山东运司分割部分盐税，两淮运司另立超单，户部的盐课难以实行了。原来的关课，因近年商贾萧条，大为减少，户部的关课被夺走了。关中军兴银、搏省银，尽抵矿税，户部的额外之课也空虚了。”内使四出的结果，宫廷进奉增加，朝廷税收减少，户部的财政，更加难以为计。　　矿监税使的巧取豪夺、敲诈勒索，不仅迫使各地的大批富户破产，也迫使大批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失业流离。苏州一带是手工业特别是纺织业最为发展的地区。一六○一年，巡抚应天右合都御史曹时聘上疏说，由于税使的横征，“吴中之转贩日稀，机户之机张日减”，又说：“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机工散者又数千人。”（《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一六○二年户部尚书赵世卿奏陈各地钞关（税关）情况，说他备查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诸暨钞关、扬州、北新关、淮安等钞关会计录，万历二十五年额定征银共四十万七千五百余两。二十七年以后，一年比一年减少，到二十九年（一六○一年），各关解到本折约征银只有二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两。他在奏疏中说：“臣不胜惊讶，随查各关监督预呈文案，在河西务关则称：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名，今止三十余家矣。在临清关则称：往年夥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抽罚折本，独存两人矣。又称：临清向来段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无矣。在淮安关则称：河南一带货物，多为仪真、徐州税监差人挨捉，商畏缩不来矣。其他各关告穷告急之人，无日不至，不敢一一陈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各地日渐发展起来的工商业，由于内使的掠夺，遭到严重的摧残。大批商民、手工业者被迫失业，成为转徒各地的流民。　　矿监税使所到之处，即自行创设衙门。中使可有随从百人，又可委任分遣官十人，分遣官也各有随从百人。一名宦官随带近千人驱使。这些人大都是招集当地的市井无赖、亡命贱流以及罪谪的官吏，四出掠夺，以拓私囊。时人比之为“群虎百出，逢人咆哮”。中使恃有皇帝的钦命，任意拘捕商民，严刑逼索，凌辱百端。地方府州县官，如有阻挠或裁抑，中使上奏陈诉，就要被处置或罢免。《明史·王正志传》记：自万历二十四年以来，历年都有地方官员，包括知县、知州、通判、海防同知以及参将、守备等官，因得罪矿监税使而被系诏狱，或削籍、贬官。一六○一年，刑科都给事中杨应文说：自藩司、守令主武弁齐民，被逮者已不下一百五十余人。　　矿监税使曾被指为“势凌抚按”。各地的巡抚、巡按如与中使相抗，也不免受到神宗的责斥或处分。一五九六年，中使王虎参奏保定巡抚李盛春“阻挠开采”，神宗严旨切责盛春。盛春疏奏王虎“骑横受贿”，神宗留中不理。一五九七年，中使陈增参奏福山知县韦国贤“阻挠开采”，山东巡抚万象春“党庇”，韦国贤被逮捕，万象春罚俸一年。一五九八年，益都知县吴宗尧参奏中使陈增诬指富民盗矿，三日间逮捕五百人等罪恶。山东巡抚尹应元疏劾陈增背旨虐民二十罪。神宗切责尹应元，逮捕吴宗尧下狱。一六○○年，山西巡抚魏允贞参奏中使张忠杖死太平县典史，逼死建雄县丞，张忠劾魏允贞“首倡阻挠，抗违钦命”。神宗将魏疏留中，下张疏部议。魏允贞于次年致仕。一六○六年，陕西巡抚余懋衡参奏中使梁永役使人马辇运私物于京畿。梁永遣其爪牙在余懋衡食物中下毒。余懋衡两次中毒得解，不死。次年正月愤而疏论梁永之罪。咸宁知县满朝荐将下毒者捕获。梁永又诬告满朝荐“劫上供物”。神宗诏逮满朝荐下诏狱。梁永调离陕西。余懋衡以丁忧离任。神宗曾自称：“不从中使之言，不足厚集其利。”在矿监税使与抚按以下的地方官员的抗争中，神宗为了厚集其利，总是屈从中使，压制官员。自从遣使以来，阁部科道诸臣连年上疏，力论其害，神宗置之不理。　　矿监税使，四出横行。神宗有意纵容，官员无力制止。被迫害的民众只有自己起来斗争了。　　下面是旧史称为“民变”、“兵变”的反抗中使的斗争。　　临清民变 天津税监马堂，兼辖临清。他到临清后，招纳当地亡命之徒数百人，整日巡行街上，见富有者即没收产业之半，对小商贩的斗粟尺布也要抢夺。如有违抗，就以违禁论罪，罚作苦工，没收田产。于是，近远罢市，贩卖者都不敢进城，小民无法度日。以负贩为业的临清人王朝佐在一五九九年四月一天的凌晨，执杖到马堂衙门请见，州民欢呼随从者至万余人。马堂不敢出，令随从放箭，伤数人。朝佐攘臂大呼，破户而入，纵火焚其衙署。本州守备王炀将马堂救出。马堂的爪牙被打死三十余人，发现他们都是郡邑小偷。神宗敕山东抚按彻查为首倡乱之人。王朝佐挺身而出，说：“首难者我也，请独当之，勿累无辜。”山东巡抚刘易即以王朝佐一人抵罪，不再查问其余。七月，王朝佐被杀，史称“临刑，引颈受刃，神色不变。”（《神宗实录》卷三三七）被株连者俱得免罪。州民为王朝佐立祠祭祀。　　湖广民变 一六○○年二月，中使陈奉来湖广，兼领数使，征税之外，还督领采矿及钱厂鼓铸等事。次年二月，内阁大学士沈一贯题奏：“陈奉入楚，始而武昌一变，继之汉口，继之黄州，继入襄阳，继之光化县，又青山镇、阳逻镇，又武昌县仙桃镇，又宝庆，又德安，又湘潭，又巴河镇，变经十起，几成大乱。”（《神宗实录》卷三四四）据此，陈奉来湖广不过一年，民变即已发生十起。其中最激烈的一次是一六○○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的武昌、汉阳民变。陈奉与其委官韦千户等指称搜税，诈骗官民之家。令人传意要奏请抄没，贿赠千金，可得解免。韦千户等往儒生之家，委官刘之良等往商贾之家，都是如此恐吓，勒索数千百金。遇到不能交银之家，便直搜入卧房，见妇女有姿色，即佯称藏带金银，逼捉脱衣，肆行奸辱，或掠入税监衙门。王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众生员愤愤不平，遂于当年十二月初二日齐赴抚按衙门，击鼓控诉。受害士民，涌至万余人，放声大哭，一时奋不顾身，甘愿与陈奉同死。接着打入税府，抛砖放火，打伤陈奉。抚按司府各级地方官赶来解谕，众势稍缓。数日后，民众才渐渐散去。次年正月，陈奉置酒邀诸司，以甲士千人自卫，举火箭焚烧民居。民众群拥陈奉门，被陈奉卫士打死多人。　　一年之后，民变仍在继续发展。一六○一年，达到高潮。湖广佥事冯应京曾逮治陈奉手下不法的随从，并抗疏列陈奉九罪。陈奉诬奏冯应京“挠命，凌敕使”。神宗罢免冯应京，押解京师。这年三月，逮捕冯应京的缇骑（特务人员）至武昌，民众相率痛哭。陈奉却大出告示，数冯应京过恶，誇张自得。民众被激愤怒，聚数万人围住陈奉的衙门。陈奉见势危急，逃匿于楚王府中。民众捉住陈奉的爪牙耿文登等十六人，投入江中，又打伤缇骑，焚烧巡抚府门。陈奉潜遣参随三百人，引兵追逐起事的民众，射杀数人，伤者不可胜计。冯应京囚服坐槛车中，劝解民众散去。陈奉藏匿楚王府，逾月不敢出，亟请还京。内阁大学士沈一贯及言官们纷纷请求将他撤回。江西税监李道弹劾陈奉“征三解一”，病国剥民。四月，神宗召陈奉还京，又以工部左侍郎赵可怀接替民众怨恨的湖广巡抚支大可。赵可怀到达湖广荆州，当地民众拥车诉陈奉之恶，哭声如雷。他宣布陈奉取回治罪，民众欢呼万岁，散去。　　苏州民变 一六○一年，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兼管税务，苏州恶棍多纳贿营充委官。他们在水陆要冲攫取商贩，甚至只鸡束菜也不放过。又对机户牙行，广派税额，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致使人情汹汹，机户杜门罢织，靠佣工为生的织工无处趁食。以织增赁工为生的葛成（又名葛贤）与自知将要饿死的二千多织工，在这年六月六日发动民变起义。葛成在机户和织工经常集会的玄妙观内，集众誓神，要求大家一致行动，看他手中芭蕉扇挥指。参加者分成六队，每队一人前行，摇芭蕉扇为号，后执绞棍随之。斗争发动后，打死孙隆的参随黄建节，焚烧充当税官恶棍的汤莘之家。起义队伍逼近孙隆的衙门，孙隆连夜逃往杭州躲避。起义者保护居民利益，也不反对官府，纪律十分严格。应天巡抚曹时聘奏报民变情形说：“不挟寸刃，不掠一物，预告邻里，防其延烧。殴死窃取之人，抛弃买免之财。有司往谕，则伏地请罪曰：若辈害已甚，愿得而甘心焉，不敢有他也。”（《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一次，起义队伍误入一个百姓家中，为首者即率诸人罗拜，向主人谢罪。民变持续三天。第四天，诸税官已被次第除，城中出现了起义者贴出的榜文：“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义为民除害。今事已大定，四方居民各安生理，无得藉口生乱。”第五天，道府下令捕为乱者，葛成挺身而出，说：“倡义者我也，以我正法足矣。不要株连平民。株连则必生乱。”巡抚曹时聘奏请将奸民汤莘与为首的葛成等八人严究正法，其他参加者俱免追究。传说葛成被判处死刑后，遇赦得出。　　江西民变 一六○一年三月，江西巡抚夏良心上言：“税使潘相欲开（广信）铜塘禁山，遣陆太等召商于上饶，上饶民群聚，欲杀太，知县李鸿佯言收太于禁，太乃得免。”（《神宗实录》卷三五七）　　九月，浮梁县景德镇民万余人愤恨潘相爪牙王四横行不法，焚烧了御器厂的厂房，并声言欲杀潘相。署浮梁县印、饶州府通判陈奇可力行晓谕，才得散去。次年三月，江西巡抚夏良心上疏，请求停止广信铜塘山潘相所主持的采木之事，神宗不理。不久之后，上饶民鼓譟殴打潘相的爪牙陆太等人，几致于死。　　辽东民变 和兵变一五九九年，内监高淮被派往辽东开矿征税，比至开原就有严刑激变的记事。第二年委官廖国泰虐民激变，高淮诬逮诸生数十人。一六○八年四月，前屯卫军因高淮扣除月粮及其他勒索，并且身受鞭打凌虐，遂各穿戴盔甲，齐赴教场，放炮歃血起事。参与起事者合营男妇数万人（一作数千人），声言要杀死高淮除害。后来由于一个参将的再四泣留，才还营。六月，由于高淮及其爪牙的迫害和敲诈勒索，锦州、松山军继前屯卫军之后又举行兵变。　　云南民变和兵变 一五九九年，内监杨荣奉派来滇开矿收税。一六○三年三月腾越州居民不堪遭受杨荣的欺压，相率烧税厂，杀委官张安民。万历三十四年（一六○六年）正月，杨荣因操捕指挥樊明高（一作樊高明）后期，捕至私第，榜掠数十。不久，又因向管堡指挥贺瑞凤取马四十匹，不敷其数，将他拘捕。流言将尽捕六卫印操诸员。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遂与军民数千人（一作冤民万人）焚烧杨荣的住处，杀死杨荣，投尸火中。杨党二百余人也被杀死。神宗得知此事，欲逮问地方官员，经大学士沈鲤力争，只诛贺世勋等人结案。　　上述几次民变和兵变之外，一些规模较小的民变也还时有发生。一五九九年南直隶仪真税监暨禄的委官马承恩因抽税而激变。一六○○年广东矿监李凤及其爪牙激起新会县的民变。山西蔚州民毕扩等殴伤太监王虎的参随王守富。一六○三年，广昌县民烧毁了太监王虎的生祠，并延烧银厂。同年，北直隶有北京西山窑户之变。一六○四年有易州矿徒之变。　　综观这一时期各地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和兵变，参加的人员，包括城镇中的工商业者、手工工人、小商贩、诸生、举人，以及其他城市居民，还有士兵和军官。地方官员参加民变者不多，但常以某种方式对民变给予一定的支持或同情。矿监税使的掠夺遭到近乎全民的反对，难以照旧实行了。四、矿税征解改制　　矿监税使派出后的约十年间，为皇室掠取了巨大的财富。但面对着此仆彼起的民众的反抗，神宗也终于不得不做出退让和妥协，对原来的掠夺方法做一些改变。一六○五年以后，陆续对有关制度作了如下的改动。　　停矿——一六○五年十二月，神宗诏谕户、工二部：“朕以频年天象示警，心常兢惕，责己省衍，不遑宁处……其开矿抽税，原为济助大工，不忍加派小民，采征天地自然之利。今开矿年久，各差内外官俱奏出砂微细，朕念得不偿费，都着停免。若有现在矿银，就着矿差内外官员一并解进，驰驿回京，原衙门应役。凡有矿洞，悉令各该地方官封闭培筑，不许私自擅开，务完地脉灵气。”（《神宗实录》卷四一六）　　分税——即将榷税所得，分成两份，一归宫廷内库，一归户、工二部主管的国库。诏谕说：“其各省直税课，俱着本处有司照旧征，解税监一半，并土产解进内库，以济进赐供应之用，一半解送该部（按指户、工二部），以助各项工费之资，有余以济京边之用。”（《神宗实录》卷四一六）　　分解——分税后，税务征收统由地方官府掌理，税银的解送，进内库者由税监负责，进国库者由地方官府掌管。《明史·李汝华传》记：“三十三年十二月诏四方税务尽领于有司，以其半输税监，进内府，半输户部。独江西潘相（税监）勒有司悉由己输。汝华极论相违诏。帝竟如相议，且准行之四方。”据此，送内库和国库的税收仍由税监输送。税务征收在江西地区也仍由税监管理。　　但在全国范围内，地方有司统征税收，已作为一种制度规定，从而消减了税使横征的弊病。　　限制委官——各地中使随带的委官和役使人员，仗势横行，为害甚大。一六○五年十二月的诏书中明确指出：“其各处奏带员役，只着押解催催钱粮，行文差用，不许私设关津，指称委官，容令地方棍徒，肆行攘夺，致民生不安，商旅不行，反亏国家正课。”（《神宗实录》卷四一六）　　减税——一六○五年以后，一些省区的税额有所减轻。如一六○六年二月，山东巡抚黄克缵要求将山东六府之税由六万两减至五万五千两，获准实行。一六一四年三月，神宗谕：“各省额进税课，准以每年所征三分，量减一分……其二分照旧征收分解进用，接济急需。”（《神宗实录》卷五一八）这是一次遍及全国的大幅度减税。　　留用——一六○五年以后，各地准留税银用于赈济灾荒。一六○八年准留仪真税银，一六○九年准留北直、河南、山陕税银。一六一○年准留福建四川税银，以赈灾荒。一六一七年，江西水灾，准留二监额税银二万两赈济。次年，以广东水涝灾伤，准将四十五年解部税银留赈。应解税银，也间或准当地留用于军费。一六○九年，辽东税银准留充本镇饷，一六一九年，以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广西一年税银尽充军费。　　停遣中使——矿监税使亡故或撤回北京之后，不再派遣太监接替，其原管事宜交附近税监代管。矿监税使虽然尚未全部撤离，有此规定，即可逐渐减少。　　神宗对矿税制度作了上述的改革，中使权限受到限制，有助于增加国家的税收，减轻民众的危害。但中使继续留在各地，仍可恃势虐民，依然是一大祸害。（二）官僚倾轧与朋党之争　　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年）以来，明王朝面临边境内外的多次战争，神宗亲揽大权而又怠于听政，耽于搜括靡费，朝中阁部科道诸臣，相互结纳又相互攻讦，形成一片混战。明末有人评论说：“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引明末国子祭酒倪元潞语）。臣僚互斗，胜败无准，因为他们之间多是权力之争或意气之争，进而党同伐异，结为朋党，并无多少原则性的是非可言。矿监税使之为害，曾遭到朝官们近乎一致的反对，少有争议。他们的争端，并非关系国计民生的大政，而往往是凭借细事，小题大作，以至无事生非。臣僚间相互攻击又相互报复，朝政日益陷于昏乱之中。　　明太祖时即立有官员考察制度。初为三年，后改十年一考。孝宗弘治十四年（一五○一年），定为六年一考。武宗正德四年己巳年（一五○九年）起，规定巳年与亥年为考察之年。朝廷京官的考察，简称为京察，又称内计。外官考察称为外察，又称外计。朝官四品以上京察后，或升或黜，由皇帝亲自裁决。神宗怠于政事，对官员的升黜，不免为廷臣言论所左右，或者任情用事，轻易裁处。臣僚乘机构私毁誉，平时积累的恩怨都在京察中暴露出来。相互对立的官员，则在京察中，结援同党，与对手一决胜负。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癸已京察以后的四次京察，大都演为群臣的大搏斗，一批又一批的大臣被罢免，一再掀起轩然大波。一、阁部之争与癸巳京察　　明制，吏部居六部之首，掌理官员选授封勋考课，直接向皇帝负责，权位特重。内阁诸臣以尚书衔兼殿阁大学士，协理朝政，与前朝宰相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不领铨选（《万历野获编》卷七）。万历以前，阁臣兼领吏部，只是偶然出现的特例。神宗以冲年即位，张居正独揽朝政，吏部遂受命于内阁首辅。张居正死后，神宗亲政，削弱内阁，但吏部尚书杨巍遇事仍请命于阁臣。万历十八年（一五九○年）户部尚书宋壎改任吏部，遂力求摆脱内阁的控制，恢复吏部的权位。《明史·宋壎传》说他“绝请寄，奖廉抑贪，罪黠吏百余人，于执政（内阁）一无所关白。”《明史·陆光祖传》说：“时部权为内阁所夺，壎力矫之”。次年，宋壎卒于官。继任吏部尚书_陆光祖继承其志，对首辅申时行不予理会。旧例，吏部尚书与阁臣在途中相遇，不避让。以后内阁权重，吏部尚书须引避。陆光祖据理力争，遂又恢复旧例，以提高吏部的地位。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年），原南京吏部尚书继任京师吏部。《明史·孙鑨传》说：“自宋壎及光祖为政，权始归部，至鑨，守益坚”。首辅申时行于万历十九年三月致仕，继任首辅王家屏也于一年后致仕。原以礼部右侍郎引归的张位被起用入阁。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正月，阁臣王锡爵归省还朝，继为首辅。内阁大学士共三人：王、张与赵志皋（万历十九年九月以礼部尚书入阁）。《明史·张位传》说：“时黜陟权尽还吏部，政府（内阁）不得侵挠，位深憾之”。张位建议把原来由吏部廷推大臣，改为九卿各举一人类奏，由皇帝裁用。得神宗诏准。内阁与吏部的权力之争，仍在继续。　　这年（癸已年）三月，实行京察。例由吏部尚书孙钱主持其事。吏部考功郎中赵南星、左都御史李世达协理。这次京察，史称“秉公澄汰”，“无所徇私”。孙鑨的外甥吏部文选郎吕胤昌、赵南星的姻亲都给事中王三余，均被斥黜。阁臣赵志皋之弟也在被贬斥的官员之中。许多由阁臣任用的私人，也因不称职而被黜。前此的京察，对官员的去留，先告知阁臣，再上奏皇帝。孙鑨、赵南星等有意矫正此事，为吏部夺权，不经内阁，直接将察疏上奏神宗。首辅王锡爵原想有所庇护，察疏已上，无以为计。　　明制，京察之后，言官仍可纠弹没有被察议的官员，称为“拾遗”。言官劾论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主事袁黄，孙鑨为虞、杨说解，只黜袁黄。刑科给事中刘道隆迎合内阁，遂上疏劾奏吏部非体。孙鑨回奏说：“臣不忍以功为罪。若知其无罪，以科道之言而去之，昧心欺君，臣不能为”。神宗怒孙鑨不引罪自责，罚俸三月。内阁遂拟旨切责吏部专权结党。孙鑨愤而上疏自辩，说：“今以留二庶僚为专权，则无往非专矣。以留二京职为结党，则无往非党矣。”（《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辞官乞休。礼部署员外郎事陈泰来上长篇奏疏，说他历官四任，目睹四次京察，都没有像今春这样“旁咨博采，覈实称情，邪陷尽屏，贪墨必汰”。他在疏中直接揭露阁部之争，说：“今除奸祛蠹之功未偿，而以怜才为过。割情捐爱之义不称而以品评为私。科臣或有独见，阁臣得无微指耶？”又说吏部权归内阁，始自高拱兼摄（代领）部事和张居正专擅国政。今借拾遗处分，“将来必挈权以阿阁臣而后为不专权，必植党以附阁臣而后为不结党”（《神宗实录》卷二五八）。神宗将陈泰来降级，发往极边。孙鑨罢免，赵南星削籍。吏科都给事中史孟麟也称病归里。礼部郎中于孔兼、主事顾允成、国子助教薛敷教等上疏申救，被指为“朋谋乱“政”，各降三级，调外任。被言官弹劾的虞淳熙、杨于庭，罢职削籍。　　此次争论中，首辅王锡爵也上疏乞休，神宗手诏慰留，说：“朕因新春积火上升，两目疼痛。卿可即出，待朕火愈，召卿面商国事。”（《神宗实录》卷二五八）神宗将国事委付内阁，以王锡爵为首的阁臣在癸已京察中获得全胜，进而追究吏部官员。　　吏部右侍郎赵用贤素与王锡爵不和。孙鑨罢免后数月，赵用贤也被罢免。起因只是他的女儿出生三月时曾许配吴家，其后又退婚改嫁蒋氏。这原来只是家庭细事，却成为朝臣互攻的依据。吴家控讼赵用贤“论财逐婿”。赵用贤上疏自辩。王锡爵疏议“宜听用贤引疾”，遂被免职归里。户部郎中杨应宿力诋赵用贤，仍请治罪。都御史李世达力陈赵用贤无罪，杨应宿谄谀，遭到杨应宿等的反击。癸已京察中，李世达协助孙鑨，已为阁臣所不满。至此，获准致仕，吏部行人司行人（官名）高攀龙上疏指杨应宿谄谀阁臣。杨应宿上疏反击高攀龙。高攀龙又上疏说，大臣则孙鑨、李世达、赵用贤罢去，小臣则赵南星、陈泰来、顾允成、于孔兼等贬斥，为（皇上）圣德累不小。神宗将杨应宿、高攀龙俱贬官外调。　　次年（一五九四年）五月，王锡爵引疾致仕。廷推阁臣。吏部尚书陈有年推举被神宗罢免的前任首辅王家屏。神宗不纳，以礼部尚书、国史副总裁陈于陛与原任南京礼部尚书、国史副总裁沈一贯二人入阁。陈有年因请致仕。参预此事的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也被削籍归里。都察院左都御史孙丕扬继任吏部尚书。二、阁臣相攻与乙巳京察　　一六○五年（万历三十三年）乙巳京察上距癸巳已十二年。中经一五九九年（万历二十七年）己亥京察，似无多争斗。乙巳京察又成为历年积怨的大爆发。　　一五九四年十月，陈、沈二人入阁后，赵志皋为首辅，次为张位，合共四人。一五九六年十二月，陈于陛病死。一五九八年六月，张位落职闲住。十月，赵志皋养病家居。阁臣实际只有沈一贯一人。这种情形延续达三年之久，沈一贯独专内阁，为前此所少见。沈一贯原籍浙江鄞县，在任期间，浙江籍的官员多附丽门下，一时被指为“浙党”。一六○一年九月，赵志皋病死，沈一贯正式继任首辅，势须增选阁臣。神宗对大臣素来心存疑虑，更虑阁臣植党，因而不用在任官员，而在家居或已罢的人员中选用。河南归德人沈鲤，嘉靖时进士，神宗为太子时，曾任太子东宫讲官，即位后，为左赞善，累进礼部尚书。一五八八年，因与首辅申时行不和，被劾辞官，家居十余年，已六十一岁。被召以原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继沈鲤为礼部尚书的朱赓，浙江山阴人，万历初年，曾以侍读为神宗侍讲官。任礼部尚书的次年，即以母丧去官家居，也被召以故官兼东阁大学士入阁。沈鲤为人耿直，遇事秉正不挠，颇有威望，因是神宗幼时的讲官，也颇受神宗的礼重。沈一贯长期专擅朝政，得神宗倚信，深虑沈鲤入阁夺其权位，多有戒备。沈鲤以师保老臣自居，对沈一贯也不肯屈从。沈一贯在朝有浙党旧臣为依恃，沈鲤则结纳礼部侍郎郭正域、左都御史温纯等人相助。二沈之间，渐形对立。　　一六○三年四月，楚王案起，两沈集团展开了公开的角斗。　　楚恭王朱英俭（朱元漳第六子楚昭王朱桢之后）生前有“废疾”，隆庆五年死，宫人胡氏双生遗腹二子，华奎、华壁。万历八年（一五八○年），华奎嗣楚王位，华壁封宣化工。一六○三年六月，有楚王府宗人中尉朱华越上疏告状，说华奎本是异姓之子，不当立。华奎向沈一贯行贿，使通政使沈子木，将此疏压置，不予上奏。但不久之后，华奎劾宗人之疏奏上。神宗令“部院看议”。郭正域以侍郎署礼部事，主张“敕抚按公勘”，沈一贯提出“亲王不当勘，但当体访”。神宗采郭正域议，敕下“公勘”；华奎又向郭正域行贿，请求不再追究，并称事后将以馈赠沈一贯者赠郭。郭正域严辞拒绝。　　抚按公勘的结果送到京城，都说事无佐证。公卿集议，意见不一，各写具一单。郭正域欲尽录诸人议，礼部左侍郎李廷机以辞太繁，摘要奏上。沈一贯遂使给事中杨应文、御史康丕扬，弹劾礼部“壅阏群议，不以实闻”。郭正域得沈鲤支持，上疏自辩，并揭发沈子本匿疏、沈一贯阻止公勘及受华奎贿赂等情状。沈一贯诬指郭正域“私庇华趆”。又使给事中姚文蔚等上疏攻击郭正域有意陷害楚王。左都御史温纯上疏弹劾姚文蔚，并指沈一贯。给事中钱梦皋又劾郭正域并及沈鲤。六月神宗传旨：“罢楚事勿按”，华趆坐诬告，降为庶人，禁锢凤阳。郭正域只好自请休致。此案原无据可查，二沈相争，沈鲤集团不能不陷于失败。　　一年半后的乙巳京察，旧案重提，两沈集团再次展开搏斗。这次京察始于万历三十三年（一六○五年）正月。吏部侍郎署尚书事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其事。沈一贯请改用兵部尚书萧大亨主持，遭到沈鲤的反对，未能获准。　　杨时乔与温纯在考察中极力铲除沈一贯的私人亲信，特别是以弹劾为职事的言官。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等，都在斥逐之内。考察的给事中评为“浮躁”者二人，评为“不及”者二人，御史评为“浮躁”者三人，评为“不及”者三人，评为“不谨”者一人。察疏奏上后，二月间，广东巡按御史林秉汉上疏条陈时事，重提楚案，称：“假王之说，未必全无影响，不一严勘，何以服诸宗之心？”钱梦皋乘机上疏，指林秉汉是侍郎郭正域的私人，并说他们被察，是当事大臣代郭正域驱除建白楚事之人，为楚事翻案。神宗轻信其说，将林秉汉降五级，调极边，说“钱梦皋尽职建言，忠义可嘉，著照旧供职”。（《神宗实录》卷四○六）杨时乔、温纯等呈上的察疏，留中不下。三月间，传谕吏部、都察院说：“今大察各官本内，科道两衙门不称职的甚繁，岂皆不肖。内必有徇私之弊。因忿恚以洩之者有之，因结党以去之者有之，欲竖权以挟人者有之，欲立威以制人者有之。不然，何乃如此，朕不能无疑”。（《神宗实录》卷四○七）杨时乔、温纯上疏陈辩，列举历次京察中被察科道官的数目，证明这次所察并不为多，但也不得不自承“圣谕严切，臣等无状”，请求罢免。四月，钱梦皋又提楚王事，请追夺郭正域侍郎职，并攻诋温纯，给事中、钟兆斗继续上疏劾温纯多赃。温纯被迫上疏求退，获准致仕。　　五月，候补南京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元珍抗疏弹劾沈一贯，说“一贯自秉政以来，比暱人，丛集奸慝，假至尊之权以售私，窃朝廷之恩以市德，罔上不忠，孰大于是！近见梦皋有疏，每以党加人，从古小人未有不以朋党之说先空善类者，所关治乱安危之机，非细故也。”六月，南京御史朱吾弼上疏论察典，继续指责沈一贯。七月，兵部主事庞时雍“直攻一贯欺罔者十，误国者十。”神宗将刘元珍、庞时雍革职为民，朱吾弼罚俸。但迫于物议，终于发下察疏。考察不称职而被留任者，也不得不自请罢免去官。　　乙巳京察之后，二沈之争仍在继续。沈一贯自京察以来，即称病闭门家居，但仍在家中草拟诏旨批答章奏，沈鲤极力说他不合规例。次年六月，南京吏科给事中陈嘉训、南京御史孙居相又交章、弹劾沈一贯奸贪。沈一贯上疏详辩，并再次请求辞官，说：“上如有意怜臣，则幸放臣，勿久留不决。”沈鲤也以年老，请求休致。七月，神宗诏降陈嘉训三级调外任，孙居相罚俸一年。　　同日罢免沈一贯、沈鲤，各赐路费，驰驿归里。　　沈一贯与沈鲤两大臣长期互斗，两败俱伤，同日罢官而去。内阁大臣又只剩下了朱赓一人。三、朋党之争与辛亥京察　　神宗怠于朝政，又不愿为大臣所挟制，疑虑多重。因而阁部大臣凁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农户内人口增加，是有利于生产的。　　四 王公官员限田　　国王公侯得在京师有住宅一所。大国王在京师近郊，得有田十五顷，次国王十顷，小国王七顷。公侯所占近郊田当是依次递减。　　官员按官品高卑占田。第一品占田五十顷，每低一品，减田五顷，至第九品占田十顷。　　这种限田制的效力是可疑的，例如强弩将军庞宗就有田二百顷以上。大抵官品渐卑，限田制效力渐大，下级官员任意占田，比高级官员要困难些。既然官员中有些人占田受限制，也就意味着土地兼并多少受到些阻碍，这对农户算是起着有益的作用了。　　五 恢复户口　　东汉末大乱，人口遭受极严重的损耗。损耗的原因，主要是死亡，其次是流散逃匿和豪强霸占户口，胁迫贫弱户当私属。三国时期，人口不见显著的恢复，主要原因是豪强阻止私属上升为编户。晋在灭吴前后，对恢复户口曾有些措施，在这些措施下，太康年间户口达到东汉末以来最高的数字。　　司马懿灭辽东，令“中国人（中原人）欲还旧乡者，恣听之”，地方官吏和豪强不得阻止。后来司马昭灭汉，劝募蜀人内徙，应募者给食粮两年，免徭役二十年。晋武帝灭吴，优待内徙的吴人，将吏免徭役十年，百姓及百工免徭役二十年。这不一定是为了减损蜀吴户口来补内地户口，主要还在于招北方流亡户口归旧乡里。东汉末，士民避乱，或逃入深山大泽，或投奔边塞外落后族，晋用重赏招募流亡，是恢复户口的一种方法。晋武帝时，塞外不少落后族率众内附，很可能是中原流亡人起着劝说的作用。　　晋武帝定制，民间女子年十七，父母不让出嫁，由官府代择配偶。又发官奴婢屯田，奴婢配为夫妇，每一百人成立一屯。宫奴婢是罪人，其中许多是司马氏政敌的子女，官奴婢被允许成家，可见朝廷对人口增殖的重视。　　与限田制同时颁布的有荫佃客和荫衣食客（与奴相似的仆役）制。荫佃客制规定一品二品官不得过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品九品一户。荫衣食客制规定六品官以上得荫三人，七八品二人，九品及不入品的吏士一人。自九品官人法行施以来，士族严格地区分出各级门第，大体上按高中下三级固定了在政治上的地位。一二品官与三品官所荫佃客户数悬殊，六品官以上与七品以下所荫衣食客人数不同，这就是三级士族所享权利的差别。朝廷另给高级士族荫亲属的特权，以换取他们在限田客制上的让步。对中下级士族，朝廷是有控制力的。这样，原来被士族霸占的户口，在荫佃客制的限制下，至少有一部分农民，从私属变为编户。　　晋灭魏时，得户九十四万余，人口五百三十七万余（包括原来汉国的户口），灭吴时，又得户五十二万余，人口二百三十万余。三国合计，户不过一百四十六万余，人口不过七百六十七万余。可是就在灭吴的一年，晋统计全国户口，共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人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比三国总户口，户增一百万，人口增一借以上。晋灭魏至灭吴，前后仅十六年，户口的增加很快，显然是国家统一，统治力加强的结果。招集流亡，督促婚嫁，限制荫佃客等措施，对增加户口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大抵劳苦群众为减轻赋税与徭役，不免有些隐避，即使在社会安定的时期，朝廷所得户口数往往小于真实户口数，所以太康户口应是比较可信的数字。　　统一以后，不少塞外落后族要求内附，晋武帝为增加人口，允许他们居住塞内。《晋书》有下列内附诸部的记载：晋武帝即位后，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内附。散居在平阳、西河、太原等六郡。　　二八四年，匈奴胡太阿厚率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内附，居西河。　　二八五年，参离四千余落内附。　　二八六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匈奴十九种之一）等各率种落共十万余人内附，居雍州。　　二八七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率种落一万一千五百人内附。　　二八九年，奚柯男女十万人内附。　　晋容纳落后族居住塞内，游牧生活逐渐改变为农业生活，这对两方本来都是有益的。但由于晋官吏的残虐，使内徙诸部落受侵怨恨，本来有益的事也就不是有益而是有害了。　　六 改定律令　　两汉律令极为烦杂，魏时已加改革，但还不够简括。司马昭集羊祜、杜预等名儒重臣十四人，删改魏律，去其苛秽，存其清约，订定新律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余字。律与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字。又从令中划分出条例章程，称为故事，各归本官府执掌。二六八年，新律修成，晋武帝令抄录死罪条目，在亭、传（旅舍）悬挂，使人民知所趋避。从汉律令和说解七百七十三万字省约到十二万字，在法律编纂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人民生活上，多少减轻些动辄得罪轻重无准的威胁。　　上列六条都各有其部分的积极意义，也都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久经丧乱的广大劳动群众，这才有可能来恢复社会经济，补救战争的创伤。《晋书·食货志》说，太康年间，“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自东汉未大乱以来，这算是一个难得的光明时期。可是，黑暗又很快掩蔽了光明。黑暗势力的代表仍是这个以晋武帝为首的司马氏集团。　　黑暗势力也就是割据势力，具体表现在两个制度上。两个制度实际只是一个士族制度，即门阀制度。它是西晋十六国大乱的祸根，也是南北朝长期分裂的一种祸根。晋武帝时这个祸根完全成熟了。　　一 士族制度　　魏文帝行施九品官人法，取得了士族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司马氏要夺取曹氏政权，当然也必须从争取士族入手。司马懿当权，夏侯玄请减削中正官权力。司马懿不敢得罪高级士族，谢绝夏侯玄的建议。自司马懿至司马昭，用优厚的待遇收买士族，形成司马氏集团。依靠这个集团，残酷地屠杀拥曹氏的士族。到司马昭时，拥曹士族已经全部消灭。晋武帝建立晋朝，对待高级士族愈益宽容。例如刘友、山涛、司马睦、武咳四人各私占官稻田，被李惠告发。晋武帝说，山涛等三人私占官稻田，查明是刘友干的事，刘友侵剥百姓来欺骗朝士，应诛死以惩邪佞，山涛等可不问罪。晋武帝罚小官不罚大官，显然是宽容所谓朝士的高级士族。一个高级士族出身的胡威，曾谏晋武帝行政不要太宽。晋武帝说，我对中等官以下，一点也不假借。胡威说，我说的不是指中等官以下，我指的是象我等这一类人。整肃法令必须从我等这一类人开端。高级士族的利益，在于压迫中下级士族不得上升，晋武帝约束中等官以下，实际是为高级士族保障利益。他的约束力之所以有效，主要来自高级士族的支持，对高级士族当然不可能有所谓整肃的法令。　　高级士族政治上的权利，从九品官人法得到保障。　　州郡县设中正官，朝廷设吏部尚书。名义上中正官评定士人的品德，吏部尚书执掌选用人才的权柄。事实上中正官只依据士人的籍贯及祖、父官位，定门第的高低，吏部尚书依据门第高低作用否的标准。这种选举法称为门选，结果自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级士族做高级官的特权。高级士族的经济上权利，从荫亲属制得到保障。所谓荫亲属，就是高级官的同族人得在他的荫庇下，免向国家纳租税服徭役，也就是被荫者须向荫者纳租税服徭役。所荫亲属，多的可以到九族（上起高祖，下至玄孙），少的也还有三世。高级官以外，宗室（司马氏）、国宾（被废的魏帝）、先贤的后代、士人的子孙（名门世家）也得按门阀高低荫亲属。这些亲属各有田和佃客，而且亲属也未必真是亲属。荫亲属制实际是法律承认高级士族按门阀高低、势力大小，有权从国家总户口中割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私属，从国家总赋税中割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私赋税。高级士族以荫亲属为名，成为拥有土地臣民部曲类似周朝的贵族领主。区别只在贵族领主得建立采邑或国家，公开割据；荫亲属虽然可以作“百室合户，千丁共籍（户籍）”的大户主，但还不能取得割据的正式名号。　　数量不大的高级士族在魏代汉的时候，取得九品官人的特权，在晋代魏的时候，又取得荫亲属的特权。有了这两个特权，高级士族的势力愈益巩固，各种矛盾也因此而愈趋尖锐化。　　二 分封制度　　晋武帝亲自看到魏国禁锢诸王，帝室孤立，司马懿父子结合士族，夺取曹氏政权的事实，因此，他违反秦汉以来虚封王侯的惯例，恢复周朝的分封制度，大封皇族为国王，希望这些诸王屏藩帝室，对抗士族中的野心家。事实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诸王中很多就是野心家。　　二六五年，晋武帝封皇族二十七人为国王。起初国王留居京师，二七七年，遣各王就国。王国中有五个大国，六个次国，其余都是小国。大国有民户二万，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次国有民户一万，置上下二军，兵三千人。小国有民户五千或不满五千，置一军，兵一千五百人。王国内文武官员，国王得自己选用。这些国王各拥大批徒党，有机会就可以起兵作乱。　　晋武帝既分封同姓，当然也得分封异姓士族。司马昭所设五等爵号以外，仍保存汉魏以来乡侯、亭侯、关内侯、关中侯、关外侯等名号。高级士族一般都得到五等爵号，并实封土地，立国多至五百余国，这些五等国虽有封地和官属，郡公郡侯县侯还有军，但危害性比国王要小得多。这是因为异姓不象皇族那样容易攘夺政权，又公侯国比小王国还小，更重要的是高级士族的 真实势力都固着在本地方，所谓郡望邵姓（如琅琊郡王姓、太原郡王姓），就是在本郡或本县有势力的大族。他们分封到别郡别县，便缺乏凭借，无法建立新势力，因之受封的异姓公侯，实力不在封地上而是仍在本地方。　　受了五等爵的高级士族还必须有适当的官职。不受封的和中下级士族也必须有官职。当时朝廷为安置士族，大量设官，都督增至十个。州陆续增设到二十个，郡县增设更多，将军多至二十余，此外还有杂号将军。这种文武官职，只能给予高级士族或某些中级士族，大多数中下级士族，无法安置到有限的官职里来。朝廷允许国王和五等爵各自选用官属，就是安置中下级士族的一个方法。事实上这个方法远不能满足中下级士族的要求，士族中存在着大批失意士人，等待机会反对高级士族。　　晋武帝大封国王，以为已经造成了一个皇族势力。他又想造成一个代表士族的势力，和皇族势力互相制约，合力来拥戴帝室。士的严格含义是儒生。司马昭死，晋武帝不听群臣谏阻，坚持行三年丧礼，下诏说“朕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意思是说，我家本来是传礼的儒生人家，不能因为做了皇帝改变我的儒生本色。从来没有一个国君或皇帝行过三年之丧，他一定要这样做，无非是表示自己是纯粹的士族。他曾和宠妾胡贵嫔（父胡奋，征南将军）赌博，胡贵嫔不逊让。他发怒说，你原来是个将种。胡贵嫔说，北伐公孙，西拒诸葛（指司马懿），不是将种是什么？他听了很觉得惭愧。士族以积世文儒为贵，如果祖先曾做武将或其他杂业就不算纯粹。大抵自东汉末士族制度形成以来，士族在政治地位上有高低，而且也在门第世系上矜清浊。晋武帝自称诸生家，就是在政治地位以外，还要争取门第上的清望。司马师娶东汉名儒蔡邕的外孙女羊氏为妻，司马昭娶魏名儒王肃的长女王氏为妻，这都是司马氏通过婚姻来提高门第的一种表现。司马昭给晋武帝聘弘农郡华阴县杨氏女（杨艳）为妻，也是含有同样的意义。华阴杨氏（详见《后汉书·杨震传》），按门第来说，是无与伦比的纯粹士族。　　杨皇后生晋惠帝。晋惠帝一向是个白痴，当他做皇太子的时候，晋武帝屡次要废他，别立皇太子。杨皇后和大臣们提出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古训，阻止废立。杨皇后将死，要求晋武帝不得立妾为妻，正式聘娶她的从妹杨氏（杨芷）为皇后。晋武帝以诸生家自命，愿和华阴杨氏联姻，只好一一听从。杨花做皇后后，她的父亲杨骏超升为车骑将军，杨氏声势压倒一切。晋武帝有意造成杨氏势力，希望它作为士族的代表，与皇族势力合成输佐帝室的两翼。事实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杨氏力谋利用晋惠帝昏愚，恢复东汉皇太后临朝称制，外戚擅权的旧例，杨氏早被培养成了野心家。　　晋武帝满以为两翼造成了，临死时，诏汝南王司马亮（司马懿子）、杨骏同辅政。杨皇后杨骏别造诏书，令杨骏掌管全部政权。以杨氏攘夺政权为爆发点，接连爆发着无穷的祸乱。这种祸乱的根基，就是统治阶级主要是高级士族的极度腐朽性。第二节 极度腐朽的西晋统治集团　　西晋统治阶级的当权派，是高级士族里拥司马氏的一派，即司马氏集团。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相继用酷刑大量屠杀拥曹氏的士族，同时用厚利吸引一群人到自己方面来，造成司马氏集团。其中有贾充一类的功臣，有何曾一类的儒生，有王祥一类的官僚，有阮籍一类的名士。这些都是司马氏集团的主要组成部分，贾充一类人又是这个集团的骨干。封建统治阶级的所有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虚伪、奢侈、酗酒、荒淫、贪污、吝啬、颓废、放荡等等龌龊行为，司马氏集团表现得特别集中而充分。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道德观，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也有它的道德观，但在司马氏集团里，封建道德是被抛弃得很干净的。　　早在二六三年，司马昭命钟会邓艾卫瓘率兵灭汉。邓艾自以为功大，骄矜不受节制。钟会拥重兵，谋割据蜀地。钟会卫瓘诬告邓艾谋反，司马昭命钟会逮捕邓艾。钟会使卫瓘捕邓艾，想让邓艾杀卫瓘，自己再杀邓艾。卫瓘揣知钟会的用意，设计捕获邓艾。钟会密谋杀所部各军将官，与汉将姜维合力反司马昭。各军士兵哗变，杀钟会。卫瓘怕邓艾报复，杀邓艾。司马昭又把邓艾的几个儿子都杀死。司马氏集团刚取得灭汉的小功，阴谋、猜忌、反叛、残杀等丑恶行为，便一齐表现出来。　　司马昭用杀戮来控制他的集团，晋武帝改用所谓宽仁，实际是首领的控制力削弱了。二八○年，晋灭吴，大将王浑王浚争功，两人各有徒党，互相攻击，晋武帝不敢判定两人功劳的大小，也不敢惩罚王浑的蛮横。随着首领控制力的削弱，大乱的危机逐渐成熟。二九○年，晋武帝临死时，杨皇后杨骏合谋，藏匿晋武帝命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政的诏书，改诏书为杨骏一人辅政，大乱开始表面化。次年，晋惠帝妻贾皇后杀杨骏，逼死杨皇后，族灭杨氏并杀杨氏徒党数千人，接着，爆发了八王之乱。　　司马氏集团中人，相互间只有一种极阴恶的杀夺关系，就是见利必夺，以杀助夺，愈杀愈猛烈，一直杀到发动大混战。　　辅杀夺而行的是滥赏。用滥赏来纠集徒党，用徒党来进行杀夺，杀夺愈急愈多，赏赐愈滥愈厚，人人想望厚赏，也就人人想望常有祸乱，西晋统治集团就是这样一个以杀夺滥赏始，以杀夺滥赏终的黑暗集团。二六○年，魏帝曹髦攻司马昭，贾充杀曹髦。当时司马昭对曹髦还维持着君臣名义，贾充敢于杀死曹髦，算是为司马氏立了莫大的功劳，从此成为西晋统治集团中得信任最深，得赏赐最厚的一人。二六四年，司马昭自封为晋王。同时恢复四周五等爵号，大封徒党六百余人。这次大封赏，虽然是虚封，并未实授封地，但到了晋武帝称帝时，不得不实封，以换取徒党的拥戴。二九○年，杨骏夺得辅政权，凡未得爵号的二千石以上官员，都被封为关中侯。次年，贾皇后杀杨骏，用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司马亮为纠合徒党，封一千八十一人为侯。三○○年，赵王司马伦废贾后，谋篡帝位，封文武官数千人为侯。次年，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立为帝，大封徒党，连奴隶走卒也给爵号。浮滥的赏赐与猛烈的杀夺互相促进，一直促进到西晋统治的消灭。　　杀夺与滥赏，使得统治集团中人得失急骤，生死无常，心情上表现紧张与颓废，躁竞与虚无的相反现象，生活上苟且无耻，纵情享受，则是一致的。下面举一些事例，说明这个集团的极度腐朽。　　贪财——晋武帝曾问刘毅，你看我象汉朝那个皇帝。刘毅答，象汉朝的桓帝灵帝。晋武帝说，我平吴国，统一天下，你把我比作桓灵，不免过甚。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来，似乎比桓灵还不如。私门（有权势人）出卖官爵，是贪财的一种方法。士族自矜门第清高，对商贾极其贱视。法令规定市侩都得戴头巾，巾上写明姓名及所卖物品名，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商贾的社会地位很低，可是士族多兼做商贾，并不因为商是贱业而不屑为。例如大名士王戎有许多园田，亲自拿着筹码算账，昼夜忙得不得了。家有好李，怕买者得好种，钻破李核才到市上出卖。有势力人家，霸占水利造水难，替别人舂米取酬费，称为舂税。潘岳《闲居赋序》说他住在园里卖鲜鱼、蔬菜和羊酪，并收舂税，一家人生活舒适。经营商业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惠帝时，石崇做荆州刺史，劫夺外国使者和商客，积财物成巨富。家有水难三十余区，奴八百余人，还有大量的珍宝钱财和田宅。劫夺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律》，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钱赎罪。贪财即使犯了罪，不一定是死罪，赎死罪也不过黄金二斤，所以只要有钱财可得，任何一种方法他们都敢采用。晋惠帝时，鲁褒作《钱神论》，描述钱的作用，说“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取法）其方（坤），外则其圆（乾）……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宫门），入紫闼（宫内），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饯不解，令闻笑谈非钱不发。洛中朱衣（王公）当途（权贵）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钱财是实际欲望和自利的神，对钱财的极端爱好，正表现士族的极端多欲和利己。他们有了钱财，就有神保佑他们达到纵欲目的。　　荒淫——二七三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和普通士族家处女五千人入宫。灭吴后，选取吴宫女五千人。晋宫中有女一万人以上。晋武帝提倡荒淫，士族自然响应。　　奢侈——晋武帝是奢侈的提倡者。他的大臣和亲信人很多是著名的奢侈人。何曾每天膳食，值钱一万，还说没有可吃的东西。何曾的儿子何劭，每天膳费二万钱。任恺比何劭更奢侈。王济、王恺、羊琇又超过任恺，但还比不上石崇的豪富。王恺和石崇斗奢侈，晋武帝助王恺，仍不能取胜。一个皇帝助臣下斗奢侈，可以想见奢风的盛行。士族过着奢侈生活，人民自然要受残酷的剥削。傅咸上书说“侈汰之害，甚于天灾”，这句话是完全合于事实的。因为天灾还有一定的限度，奢侈则互相比赛，没有止境，吸尽了人民的血汗才算是止境。　　虚伪——士族起源于东汉的儒生，以守礼法为标榜。礼法的另一面就是十足的虚伪。例如何曾，号称孝子仁人。阮籍居母丧，不守礼法，何曾斥责阮籍违礼败俗，要求司马昭驱逐阮籍出中国。傅玄称何曾事亲尽孝，待人尽礼，是士人的典型。何曾死后，博士秦秀揭发他的丑行，说，何曾骄奢过度，声名狼藉，是悖谬丑恶的典型。傅玄秦秀都看到了一面，合起来正是礼法之士的全貌。王祥一类的官僚，也属于礼法之士，只是表现的形式比何曾一类人隐蔽些。　　放荡——何晏是极端纵欲卑劣的腐朽人，又是老庄虚无学说的主要倡导者和清谈家的创始人。他著《道论》（《无名论》）、《德论》（《无为论》），大意说，一切事物和名誉，原来都是虚无的，把一切实有看作虚无才合于道，因为“道者惟无所有者也”。照他的所谓道说来，任何事情可以从心所欲地去做，反正都是虚无，并非实在。这种纵欲主义的唯我论，代表着士族的共同思想，他的《道德论》也就一直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名论。士族中贾充、何曾、王祥、阮籍四类人，在纵欲主义上都是何晏的同道。区别在于前三类人是儒家学派，用礼法来掩饰纵欲。阮籍一类人是老庄学派，不拘礼法，任性放荡，用老庄来支持纵欲。　　司马昭当政时，清谈家的代表人物阮籍、稽康、刘伶、向秀、阮咸、山涛、王戎七人，提倡老庄虚无之学。结合成所谓竹林七贤。按照这七个人的思想趋向，可以分为三个类型的放荡。礼法之士拥戴司马氏，为阮籍、嵇康等人所嫉视，他们标榜道德来攻击礼法，实际上也算是对司马氏表示不满。阮籍作《大人先生传》，稽康作《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反对礼法之士都很猛烈。不过，阮籍专反对礼法之士，对儒道两家则采取调和态度。《通老论》里说《易经》的太极，《春秋经》的元，《道德经》的道，都是一个意义，即法自然而为化的道。嵇康不只是攻击礼法之士，而且还猛攻儒家的六经。他给山涛的信里，明白反对司马氏，因此被司马昭杀死。刘伶一生只作一篇《酒德颂》，表示他最憎恶的人，就是那些礼法之士。向秀在嵇康被杀以前，灌园锻铁，隐居不仕，不愿依附司马氏。这些人的放荡，包含一些反抗礼法的意义，在三个类型中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生沉湎在酒里，属于单纯纵欲的类型。他曾用大盆盛酒，有一群猪来饮酒，阮咸便和猪共饮。阮籍不允许儿子阮浑学自己的放荡，也不愿意阮家子弟学阮咸的放荡，因为在阮籍看来，自己是佯狂，不必学；阮咸是纵欲，不可学。山涛王戎都是司马氏集团的重要人物，热中名利，贪鄙无耻，口谈虚无，但并不反对礼法，并且还拥护礼法。山涛王戎以及稍后的王衍等人的思想，是士族腐朽性在文化方面的最高表现，是三个类型中最恶劣的一个类型。　　《文选·古诗十九首》中有《驱车上东门》一首。诗中有“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等句。这首诗是东汉人所作，表现出死不可免、不如生前享乐的消极悲观思想。晋人伪造《列子》，其中《杨朱》一篇，正是《驱车上东门》诗的充分发挥，也是清谈家思想的真实记录。《淮南子·泛论训》说“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杨朱不信鬼神，这一点是有识见的。但因死后无鬼神而把当前的生命看作唯一可贵的东西，则是腐朽没落的思想。战国时期，盛行杨朱的“为我”“贵己”学说。老子庄子思想与杨朱学说有相同处，庄子尤为显著。魏晋清谈家形式上老庄并重，实际是偏重庄子。当时杀夺的政治情况使虚无思想得到发展的条件，士族制度使放荡行为得到实行的保证，《杨朱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依据杨子学说的碎片扩大而成的。《杨朱篇》认为万物都逃不了死。有的人活十年死了，有的人活一百年也还是死。仁圣人要死，凶愚人也同样是死。活着是尧舜，死了剩一把腐骨；活着是桀纣，死了也无非是一把腐骨。归根都是一把腐骨，谁知道腐骨有好坏，所以人应当在活的时候寻快乐，无须顾死后。凡是情欲所需要的一切，尽量享受，一天、一月、一年、十年都好，一面享受着，一面等待死的到来。如果情欲受拘束，那末，即使活百年千年万年，有什么意义。张湛《注》说“任情极性，穷欢尽娱，虽近期促年，且得尽当生之乐也”；又说“惜名拘礼，内怀于矜惧忧苦以至死者，长年逻期，非所贵也”。《杨朱篇》宗旨，即清谈家的人生观，张湛说得很清楚。这种一半野兽一半天使的纵欲人的卑劣思想，如果说这是“唯物论”予以表扬，实在是迂论。　　士族在西晋统一的短时期里，达到了志满意得的境地，《杨朱篇》思想正是清谈家得意的表现，同时也是一般高级士族得意的表现。他们安而忘危，存而忘亡，肆无忌惮地纵欲作恶，终于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爆发比东汉末年更大得多的祸乱。东晋人干宝作《晋纪·总论》，其中一段叙述士族的罪恶行为，摘取大意如下：司马氏以杀夺手段建立晋朝，拥戴它的很少有正直忠实的人。当时风俗淫邪，是非颠倒。士人学的是老庄，谈的是虚无，做人以行同禽兽为通达，仕进以无耻苟得为才能，当官以照例署名为高尚。凡是放弃职事毫不用心的人，都享受盛名。谁要真心做事，就得遭受斥责，象灰尘那样被轻蔑。是非善恶都不在话下，群起而争的只是钱财。朝廷用人，看什么人该给什么官，不是看什么官该用什么人；求官的人，选择有利可图的官才做，无利就不做。大官身兼十几职，实际是一职也不管，重要事件，处理错了十之八九。势家子弟，越次超升，很快得做大官；普通士人努力奔竞，希望获得较高的品。成千成百的官，不曾有过一个让贤的官。士族妇女同样腐朽。她们使用婢仆，自己什么事都不做。有的任情淫乱，有的凶悍杀婢妾，没有人认为不应该。风俗政治败坏到这个地步，大乱是无可避免的了。　　晋武帝时，大乱已经酿成。二九○年，晋武帝死，杨骏、杨皇后夺政权，大乱就从宫廷内开始。二九一年，贾皇后杀杨骏，夺得政权。贾皇后使汝南王司马亮辅政，使楚王司马玮杀司马亮。贾皇后又杀司马玮。大乱从宫廷内伸展到宗室诸王间。三○○年，赵王司马化杀贾皇后。三○一年，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称皇帝，大乱扩大成诸王间大混战。齐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各起兵反司马伦。司马伦战败被杀。晋惠帝夏位，司马颙辅政。三○二年，司马颙与长沙王司马颙攻杀司马颙。三○三年，司马颙司马颖起兵反司马颙，进攻洛阳城，司马又守城大战，双方兵民死数万人。三○四年，东海王司马越杀司马义。司马颖据邺，号称皇太弟、丞相。司马颙据长安，号称太宰、大都督。司马越等奉晋惠帝出兵攻司马颖，司马颖击败司马越，俘获晋惠帝。司马越逃归东海国，司马颙令部将张方入据洛阳城。幽州都督王浚与并州都督东赢公司马腾起兵反司马颖。王浚勾结一部分鲜卑、乌桓人充骑兵，司马颖也求匈奴左贤王刘渊助战。刘渊发匈奴五部兵，据离石自立，建号大单于。诸王间大混战从此扩大成各族间的大混战。司马颖战败，奉晋惠帝逃到洛阳，被张方俘获送长安，司马颙独占朝政。三○五年，司马颙又使司马颖督诸军助战。司马越起兵反司马颙，司马颙战败。三○六年，司马越杀司马颖，毒死晋惠帝，立晋怀帝，又杀司马颙，自以为获得最后胜利。三○九年，司马越杀晋怀帝亲信人，使自己的亲信人守洛阳，监视晋怀帝。司马越带着王公朝臣离洛阳，说是要攻击刘渊的部将石勒。三一一年，司马越死。石勒消灭司马越全军，攻陷洛阳城。八王之乱是一幅群兽狂斗图，司马氏集团的全部残忍性腐朽性集中表现在这个狂斗中，由此引起三百年的战乱和分裂，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族与非汉族人民无不遭受灾难，司马氏集团的罪恶是无穷无尽的。第三节 西晋文化　　西晋士族，生活是优裕的，礼法的束缚是疏松的，全国统一以后，闻见也比三国分裂时扩大了。这些，使得一部分士族中人有条件去从事文化事业。西晋一朝虽极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却是巨大的。　　一 文学　　文学主要是五言诗在建安时期形成一个高峰以后，为老庄玄风所冲淡了。《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魏废帝曹芳年号）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就是魏国文学的一般情形。不过，其中如嵇康、阮籍所作诗篇，特别是阮籍的《咏怀诗》，实是特出的作品。《诗品》说它“言在耳目之内（通常语），情寄八荒之表（意旨深远）”，是确切的。《咏怀诗》很难求得它的真意所在，但如体会阮籍忧疑无告、处境险恶的心情来读这些诗篇，就似乎懂得他要说的是什么，而自然引起对他的同情。《咏怀诗》达到微（隐晦）而显的最高境界，按其风格，纯属魏诗，所以汉魏旧音到嵇阮而告结束，西晋则向形式方面发展。　　《文心雕龙》评西晋诗：“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这就是说，西晋诗人在用事、练句、对偶、音节方面追求形式上的美观，不再象建安时诗那样文质并茂。　　自建安以来，文学在西晋太康年间又一次出现高峰。当时诗人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其中陆机潘岳最为著名。陆机是吴国高级士族（陆抗子），吴亡后闭门勤学十一年，太康未来洛阳，与权贵贾谧亲善，参与二十四友之列。贾谧死后，又依附司马颖，为司马颖率大军攻司马颙，终于被谗为司马颖所杀。潘岳是中原文士的首领，贾谧二十四友，潘岳列第一。贾谧出门，潘岳望见便跪拜。司马伦杀贾谧，并杀潘岳。陆机潘岳热中仕进，性格卑污，正好是士族的代表人物。不过，所作诗篇，文辞华美，把卑污性格掩饰得不露形迹，《文选》所录如陆机《乐府诗》，潘岳《悼亡诗》，就诗而论，确是清新可诵，《诗品》列潘陆为上品，还是恰当的。　　西晋赋的成就比诗更大。左思《三都赋》（《蜀都》、《吴都》、《魏都》）尤为巨著。《三都赋·自序》称“其山川城邑，则稽（考）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豪杰）长者，莫非其旧。……　　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非）本匪实，览者奚信？”左思为了博采材料、核实事物，积十年之久才造成此赋，相信赋中除去文学上夸饰部分，所记事物大体是真实的。张华称《三都赋》“尽而有余，久而更新”，就是因为它是写实的作品。三国分裂数十年，从这篇叙述各方面的大赋里，推知三国时期经济恢复的状况，可以补史书记载之未备，不只是辞藻壮丽而已。左思专心学问，不参加内乱。他的《咏史诗》最后四句：“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表示他的性格优于一般士族中人。《三都赋》以外，陆机《文赋》也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章。《文赋》叙述作文的方法，精密周详，可谓曲尽其妙。相传陆机二十岁作《文赋》，想见当他年轻时，已经深刻地掌握了作文的秘奥。《诗品》说他“尚规矩”，就是说，陆机所作文篇都是按部就班，从深处难处得来，并不依恃才大而轻率从事。潘岳热中已极，在《闲居》、《秋兴》二赋中，却表现得极为清凉安闲。又《射雉》、《笙》二赋，描写物情，细致入微。单就文辞来说，潘岳赋确是风流调达，与陆机异曲同工，并为一代高手。　　挚虞撰《文章流别集》三十卷，具备各种文体，按文体论其优劣，是王逸《楚辞》以后规模更大的文章总集。书已亡快，残文中还保存一些他的论点，如论赋的四过说，“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立论大意在以事实情义为主，不尚浮丽虚伪。这些虽是传统常谈，但对当时文风却也算是一种批判。　　建安以来，骈体文盛行。陆机《文赋》提倡音节（声音迭代）、对偶（形影相偶），推动骈文又进一步的发展。夏侯湛仿《周诰》体裁，作《昆弟诰》一篇，和骈文对立。此后凡反对骈文，必模拟《周诰》，事实上两种文体都离口语极远，都不合实际应用。到了唐朝，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体，才在文学上夺得了一部分地位，因为古文比起骈文四六来，终究较接近于口语。骈文与散文的斗争，从西晋开始，夏侯湛《昆弟诰》是这个开始的标志。虽然它本身是复古主义的死语言，但它的趋向却是近乎正确的。　　东汉时立碑极滥，曹操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晋武帝下诏废禁，自后墓志铭代碑文而兴起。墓志叙述死者事迹，有些可补史证史，同是谀墓，多少比碑文有用一些。　　二 经学　　自西汉末今古文经学发生斗争，至东汉末，郑玄混合今古文，今文失去统治地位而告一结束。魏晋时期，王肃（纯古文）郑玄两学派发生斗争，以新注行世（王弼注《周易》、何晏注《论语》、杜预注《左传》），王肃学派失败而告一结束。西汉以来博士所传今文章句之学，和汉儒贾（逵）马（融）等人的古文经学，都在晋怀帝永嘉之乱中归于消灭。以前的两次结束正为全部消灭作了必要的准备。原始儒学（秦以前）变为两汉经学（今文古文两派），两汉经学变为魏晋经学，至此，经学本身也就无可再变，只等唐人替它作《正义》，保存汉魏各学派的一些残余。　　原始儒学含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宗教成分很稀薄，不能完全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两汉今文经学派（以董仲舒为首）力图变儒学为宗教，奉孔子为教主，造谶纬来神化孔子，遭古文经学派（以王充为首）的反对，终于无所成就。老子《道德经》本来也属于唯物论方面，魏晋士人把它解释为唯心论，结合庄子的诡辩论，创立玄学。玄学盛行，经学衰退到次等位置上去了。不过，玄学也不是宗教，而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的却是宗教，玄学必然要继经学而衰退。在经学玄学相继衰退中，佛教逐步兴盛起来，自魏晋起至隋唐止，经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逐渐被佛教夺去，玄学和道教也夺得一部分，经学仅能保持传统的崇高名义。　　古文经学只讲训诂名物，并无思想性，但唯物论倾向一般是存在着的。曹操禁内学（谶纬），晋武帝禁星气谶纬之学。这种禁令多少受古文经学的影响，当然，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原因。　　西汉景帝时，发现孔子宅墙壁中所藏《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九篇（注家分为三十四篇）多出十六篇（分成二十四篇）。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学生，但《史记》所录《尚书》诸篇，仅《殷本纪》载《汤诰》百余字，《周本纪》、《齐世家》载《泰誓》若干语，或是《孔壁尚书》遗文，其余不出《今文尚书》范围。十六篇大抵是些断篇残简，因之汉世不曾流传。魏晋时出现伪《古文尚书》，托名孔安国作传（注），并新添二十五篇。《孔传》和新篇或疑是王肃所造，或说是郑冲（与王肃同时人）所传。按王肃专造伪书（如《孔丛子》、《孔子家语》），郑冲是无耻官僚（晋太傅），为了求宠，很可能传授王肃的伪书。晋武帝置十九博士，其中有《古文尚书》孔氏，足见东晋梅赜只是献伪书，不是自造伪书。自梅赜献伪书，一直被认为真孔壁古文而流传下来，到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才完全证明它是伪书。　　两汉今文经师，一般是抱残守缺，穿凿附会的陋儒。古文经师比今文经师学问广博得多，但仍不能解脱传统的束缚。最显著的是《易》学，古文经师拘泥于象数卜箍，支离琐碎，可厌之处不比今文《易》学少些。王弼开始以玄理说《易》，推翻两汉今古文《易》学，标志着经学从两汉家法师法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思想活动比较自由一些了。魏晋经学以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一师之说为特征，就是思想比较自由一些的表现。　　三 史学　　二八一年（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战国时魏安冢王（一说魏襄王）墓冢，得竹书数十车。其中有魏国史书《纪年》十三篇，记夏朝以来至安釐王二十年事。《纪年》所记诸事与经传大略相同。重要不同处有下列几件事：夏朝历年比商朝多；夏王启杀益；商王太甲杀伊尹；商王文丁杀周君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一百年。不是穆王寿百岁；周厉王出奔，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不是周召二相共和。古事传闻有异，《纪年》与经传古史都可以备一说。《纪年》以外，还有《穆天子传》五篇，记周穆王游行四海事。其他诸书共数十篇。竹书文字用漆书写，称为蝌蚪文，与秦篆不同，简札又错乱无次序。晋武帝令卫恒整理竹书，改写为今文。卫恒死后，束晰完成整理工作，并作考证。《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得传于世，卫恒束晰是有功的。　　谯周以为司马迁《史记》采百家杂说，记周秦以上事，往往与正经不合，特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纠《史记》的谬误。这自然是腐儒的见解。司马彪据《竹书纪年》驳《古史考》，凡一百二十二条。司马彪所驳未必全对，但敢于驳正经，比谯周的墨守正经，在史学上应是一个进步。　　司马彪撰《续汉书》八十篇，其中八志叙述东汉制度，甚有条理，梁刘昭分八志为三十卷，并为作注，附宋范晔《后汉书》中。《后汉书》有志，才能和《史记》、《汉书》相配，因为正史没有志是很大的缺陷。　　陈寿本是蜀汉人，蜀汉亡后仕晋，撰魏蜀（汉）吴《三国志》六十五篇。《三国志》叙事核实，但不免过于简略。宋裴松之为作注和补，征引汉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数十种，引文首尾完具，并考订异同，足以补陈寿书的不足。《三国志》有了裴注，在正史类中，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最好的正史。　　至迟在西周初年已有地图。《尚书·洛诰》载周公经营洛邑，制洛邑图献给周成王。战国时制图术又有进步，《管子·地图篇》说地图要具备地形、距离、经济等条件。西晋朝廷所藏，只有汉朝舆图及括地诸杂图。这种地图都只有粗形，极不精审。二七一年，裴秀创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结束了以前制地图的原始状态。裴秀在《序文》里指出制图要有六体：（一）分率（计里画方，每方百里或五十里）；（二）准望（辨正方位）；（三）道里（某地至某地若干里）；（四）高下（高山平地，地势有高下）；（五）方邪（方谓道路如矩之钩，邪谓道路如弓之弦，远近不同）；（六）迂直（迂谓道路曲折，直谓道路径直，远近不同）。裴秀创造性的理论，改进了制图法，确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唐欧阳询《北堂书钞》及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都说裴秀又作《地形方丈图》。《禹贡地域图》是历代地理沿革图，《地形方丈图》则是西晋舆地图。《北堂书钞》说《方丈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以不下堂而知四方”。裴秀图虽失传，他的六体论却为制地图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四 博物　　西晋统一，影响到各个方面，士人博学也是其中之一。左思《三都赋》、张华《博物志》都是闻见甚广，取材宏富。不过《三都赋》限于文体，《博物志》多载怪异，总不及郭璞《尔雅注》的广博而切实。《尔雅》十九篇，是儒生多年积累而成的一部字典，自训诂以至鱼鸟兽畜，几乎包括当时所有的知识。郭璞作注，简括确切，不知道的就说“未详”，避免注家强不知以为知的陋习。后儒虽多所补正，终不能超出郭注的范围。郭璞又注《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楚辞注》亡扶）。在《山海经注》中发凡说“凡言怪者，皆谓貌状倔奇不常也”。晋元帝留妖人任谷在宫中，郭璞上书请驱逐任谷，说“臣闻为国以礼正，不闻以奇邪，所听惟人，故神降之吉”。郭璞学术属于古文经学派，但也兼今文谶纬之学。《晋书·郭璞传》把他描写成一个术士，是夸大了他的谶纬之学的一面。郭璞死于三二二年，年四十九岁。他在三○四年刘渊起兵时，向江南避乱，年约三十余岁。郭璞《尔雅·序》说，少年时学《尔雅》，钻研二九（十八）年，才作注文。据此以推，注《尔雅》当在西晋时期。　　五 哲学　　老子《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所谓自然，指包括日月星的天空而言，是比天地间（人所生存的世界）的自然更高更大的自然。　　在这个最高最大的自然里，日月星是有，太空是无，所以说，“有无相生”，“有生于无”，意谓有“无”才会有“有”，有“有”才会有“无”。有和无是对立的统一。这个统一体称之为自然，它的法则称之为道。先有自然后有道，这个道对人所生存的天他说来，是在天地之先的（“先天地生”）。因而老子道家学说属于唯物论范畴。魏晋玄学虽然自称学老子，但只强调“有生于无”，这样，道生于无，不生于自然，也就是道先于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学属于唯心论范畴，是变质的道家学说。王戎王衍是西晋玄学清谈家的首领。二人立论以无为本，整个士族在无的影响下过着腐朽的生活。裴頠（音伟Wěi）著《崇有论》，主张儒学礼法，反对虚无放荡，王衍等人群起攻击，《崇有论》不起任何作用，但有无之辩却反映了当时儒玄两家思想的斗争。显然，儒家思想处在绝对的劣势。　　郭象是著名清谈家，王衍称他“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绝”，想见他有很高的辩才。向秀曾注《庄子》，郭象据向秀注再加修订，成为《庄子注》的定本。《庄子》书得郭象注，对玄学说来是一个大发展。　　《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列子》八篇。魏晋之际清谈家从不谈及《列子》，足见《列子》实已亡扶。东晋张湛注《列子》书中《周穆王篇》，叙述周穆王西游事，与《穆天子传》完全符合。造书显然是在汲家发掘以后。东晋士族经过丧乱逃窜的苦难，放荡的行为多少有些改变，《杨朱篇》所表现的极度腐朽思想，显然是西晋士族思想的特产。西晋佛学开始发展，佛家说空无，清谈家说虚无，旨趣相投，玄学自然要吸收佛学。《列子》书往往与佛经相参，也是造于西晋的一证。或疑《列子》是张湛所自作，按张湛《列子序》详述得书来历，似非虚妄，注中疑《列子》书载列子以后事，似不需要诈伪到自造又故意自疑。《列子》八篇当是西晋人伪造，因张湛作注而流传。　　东汉和魏初，传佛教的都是胡僧，汉人拜佛无非是想求福禳灾，并不重视它的教义。魏晋间东来胡僧更众，洛阳佛寺多至十数，中国士族中也开始有人出家学佛，朱士行就是最早出家的一人（二六○年，魏甘露五年，出家，宗教活动则在西晋时）。朱士行到于阗国求梵书及胡本佛经，在外国二十余年，归国后译出《放光般若经》，宣扬大乘教义。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游学西域诸国，通三十六种语言，求得大量佛经，归国后专心译经，佛学大行于世。西晋时有不少汉胡人译经，但法护译经最多，声名最大，为西晋佛教的代表人物。僧徒不仅以空无宗旨与清谈家相呼应，而且还模仿清谈家放荡生活。东晋孙绰《道贤论》，以佛教七道人比竹林七贤，陶潜《群辅录》以沙门于法龙（即支孝龙）为八达之一，清谈家取佛学来扩充自己的玄学，胡僧依附玄学来推行自己的宗教，老庄与佛教结合起来了。　　胡僧在汉魏时守戒律而被轻视为乞胡，至晋时依附玄学而上升为贤达，佛教的流传因此前进了一步。　　当佛教开始盛行的时候，道佛二教的斗争也开始萌芽。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经》，捏造故事，侮辱佛教，到南朝发展成一个大论争，在北朝，甚至发生宗教冲突。　　玄学崇尚老庄，是战国道家学派的支流。它不是宗教，因为清谈家一般是无神论者，《杨朱篇》表现得很清楚，阮瞻并以主张无鬼而著名。它吸取一些佛教思想，并不是信奉佛教，因为佛教戒律与士族生活有很大的距离。道教托名老子为教主，实是战国阴阳五行学派和方士妖术的支流。它是思想贫乏的一种宗教，但与儒家学派却有若干联系。东晋和南北朝，表现儒佛道玄四家分离结合，斗争调和诸现象，在思想发展史上是战国诸子大争鸣以后的又一次大争鸣。如果说，战国是原始的唯物论思想还占优势的话，那末，魏晋南北朝却是唯心论思想取得绝对优势，并且为唐宋以来的唯心论建立赵牢固的基础。佛教的输入，对唯心论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裴頠作《崇有论》、王浮造《老子化胡经》正是这一次大争鸣的先声。　　儒佛道玄四家各在准备战斗，久被废弃的墨学也想乘机再起。隐士鲁胜注《墨辩》，又作刑名两篇，阐发《墨辩》的要旨。鲁胜其他著述都在丧乱中遗失，只有《墨辩注》得保存，可是墨学所讲的同异是非，不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因之不象鲁胜所希望的那样有人来兴微继绝。　　六 艺术　　书法至西晋成为最重要的艺术。晋武帝立书博士，设弟子员，教习书法，以钟（繇）、胡（昭）二人为标准。东汉末年刘德升首创行书体，钟胡得刘德升传授，都擅长行书。钟繇真书（楷书）尤独擅盛名。行书真书在各书体中是最合实用的书体，书博士规定以钟胡为法，符合书体进步的趋势。　　绘画在西晋也有新发展。佛教艺术传来，影响中国画法，曹不兴弟子卫协和另一画家张墨都以佛画著名。汉魏画法朴拙，卫协始在轮廓内加以细致的描写，张墨始注意所画人物的风范气韵，虽事出草创，未必尽善，但改旧创新的功绩是必须珍视的。　　晋武帝于二六六年造太庙，用铜作柱，铸成铜柱十二支。柱上满涂黄金，刻镂多种物象，并嵌缀明珠。作为艺术品来说，是规模巨大的作品。　　短促的西晋朝，在文化方面却有不少创造性的贡献。陆机《文赋》指出作骈体文的规律，夏侯湛《昆弟浩》首唱古体文来和骄体文对立，裴秀创地图六体，经师继承魏人改变两汉经学为魏晋经学，朝廷立书博士提倡行书真书，卫协张墨改汉魏旧画法，别立新法，都起着为南朝文化开辟新道路的作用。西晋文化发展于南朝，北朝未年以至隋唐统一，南朝文化回到北方，发展成为隋唐文化。所以西晋文化在文化发展过程上应有它的重要地位。第四节 十六国大乱　　晋武帝死后，早已酝酿成熟的祸乱首先从宫廷里发作起来，接着爆发了八王混战。黄河流域居民遭受祸乱特别沉重，战争以及因战争而引起和加重的天灾，迫得居民无法生存，盲目地向着认为可能谋生的地区流亡。与八王混战同时，出现大量的流民，说明西晋统治的社会基础崩溃了。史传所载大的流民群有如下列：　　二九六年，关西一带氐羌七万人起兵反晋，推氐帅齐万年为帝，驻梁山（山在陕西乾县）。晋发兵击齐万年。关西连年大饥，再加兵祸，略阳（甘肃秦安县东南）、天水（甘肃天水县西南）等六郡流民数万家十余万人经汉中入蜀求食，推巴族人李特为首领。　　河东（山西永济县东南）、乎阳、弘农（河南灵宝县南）、上党（山西潞城县西北）诸郡流民散在颖川（河南许昌）、襄城（河南襄城）、汝南、南阳、河南一带数万家，被本地豪强虐待，流民烧城邑，杀官吏，响应汉国刘渊的部将王弥。　　雍州流民多在南阳，三一○年，晋朝廷派兵迫令归还乡里。其时关西残破，流民都不愿意回去，流民中有武吏出身的玉如，聚众四五万人击败晋兵，自号大将军。　　关西流民入蜀，发生战争，巴蜀人数万家十余万人避乱流入荆湘二州。流民被当地豪强侵夺，聚众自卫。荆州刺史王澄杀流民八千余人。湘州刺史荀眺谋尽杀流民。流民被迫反抗，推杜弢为首领，攻据长沙。三一五年，被晋将陶侃击败，杜弢军溃散。　　三○六年，并州饥荒，又被刘渊攻掠，并州刺史司马腾率诸将及吏民万余人到冀州求食，号为乞活。乞活分成许多部，各有首领称将或称帅，专事掠夺，被称为“乞活贼。”其中如田湮（音因vTn）所部多至五万人。　　三○七年，苟晞（音希xī）为青州刺史，每天杀人，企图立威，州人称为屠伯。流民五六万人推魏植为首领，反抗苟晞。　　上述大群流民以外，《晋书·食货志》说“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卖人为奴婢），奔迸流移，不可胜数”，这就是说，盲目逃命的小流民群是数不清的。事实上流移并不能兔于死亡，特别是三一○年，整个黄河流域遭受大蝗灾，草茎树叶甚至牛马毛都被吃光，接着发生大瘟疫，在广大地区上，逃也无可逃了。饿死、疫死以及被杀死的人，“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不再似人间世界。这种形势，很可以爆发出大的农民起义，但除了李特率领的入蜀流民是农民起义，其余如杜强率领的巴蜀流民，还想“守善自卫”（杜弦《与晋南平太守应詹书》），不曾发展为联合当地农民积极向晋统治者进攻的起义军，至于北方流民大都加入八王和刘渊、石勒、王弥等人所发动的战乱中，丧失农民起义的独立性质，只能在野心家利用下，增加农民自身的灾祸。　　东汉末年大战乱以后，黄河流域人口剧减，北边和西北边诸州郡地旷人稀，急需补充人力，汉魏以来，汉族统治阶级对游牧族人的入境居住是宽容的，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则是极残酷的；入居诸族对游牧生活改进为农业定居生活，并吸收汉族文化是乐意的，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则是难以忍受的。入居诸族所受痛苦比汉族人民更为严重。到了晋惠帝时，严重到无以复加了。八王之乱起，汉族人民还来不及从流亡发展为起义的时候，入境诸族以匈奴族刘姓贵族为首，发动了反晋战争。这样，战争的性质成为各族统治阶级间的争夺战，各族人民被利用来加强他们的争夺战，结果是历史走的不是由农民战争取得统一的道路，而是长期分裂割据的道路。　　魏晋时期游牧族分布在国境内的情形大致如下：　　一 匈奴族　　公元前五二年（汉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率所部五千余落来降。公元五○年，东汉光武帝使单于入居西河郡美稷县（美稷西晋时改名左国城，山西离石县东北）。匈奴人为汉守边，分散在沿边各郡县，与汉人杂处，受汉官统治，并得免纳赋税的待遇。此后户口繁殖，二一六年，曹操分匈奴人为左右南北中五部。立呼韩邪子孙（魏时改姓刘）为部帅，使右贤玉去卑居平阳（山西临汾县），监护五部。晋武帝改部帅为都尉。左部所统约万余落居兹氏县（山西汾阳县），右部约六千余落居祁县（山西祁县），南部约三千余落居蒲于县（山西祁县），北部约四千余落居新兴县（山西忻县），中部约六千余落居大陵县（山西文水县）。刘姓所统匈奴人不下三万户。再加其他内附的匈奴部落，总数当有数十万人。　　入塞匈奴凡十九种，每种自有部落，不相混杂。其中屠各族最为豪贵，得统率诸种。刘姓是屠各种中最贵的一姓，还有呼衍、卜、兰、乔四贵姓为刘姓辅佐。虽然匈奴人与汉人杂处，从事农业，已经是晋的臣民，但刘姓为首的贵姓，仍拥有传统的声威，号召力很大，并有现成的五部组织，可以迅速变成军事组织。刘渊首先起兵反晋，是很自然的。　　匈奴人居塞内日久，接受汉文化也日深，匈奴人都改用汉姓，并采用汉语。刘渊师事上党儒生崔游，习《易》、《诗》、《书》三经，尤好《春秋左氏传》及孙、吴兵法，并博览《史记》、《汉书》、诸子书，文学武事，无不精通。刘渊的儿子刘聪，通经史诸子书，工草书隶书，尤善作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渊的侄于刘耀好读书，尤好读兵书。刘渊的从祖刘宣是名儒孙炎的学生。陈元达少年时孤贫，亲自种地，兼读诗书。卜珝（音许xǔ）好谈《易》，与郭噗为友。李景年家孤贫，为人牧羊，刻苦读书。乔智明居父母丧，哀毁过礼。这些都说明贵族出身的匈奴人文化已达到晋士族的水平，但社会地位却比晋中下级士族还低些，仕进的希望是没有的。一般匈奴人给晋地主家作田客，有些地主役使匈奴田客多至数千人。匈奴失意的贵族和被奴役的劳苦群众结合起来，成为一支反晋的主力军。　　二 羯族　　羯族人高鼻深目多须，是入塞匈奴十九种中羌渠种的后裔，散居在上党郡。石勒就是上党郡武乡县（山 西武乡县）羯人。羯人汉化较浅；不识文字，姓用汉姓，名仍用本族名，如石勒父姓周名易朱。羯人与汉人杂居，受汉族地主奴役。以石勒为例，可以类推羯人的一般生活，石勒家世代做部落小帅，算是一家小贵族。石勒十四岁跟本邑商人到洛阳贩卖货物。后来代父当小帅，在商人郭敬、地主宁驱家作田客，出力为主人耕种。晋惠帝未年，并州荒乱，石勒和本族人出外逃生，穷极无法又回来依靠宁驱。晋官吏想缚石勒去出卖，赖宁驱保护得兔。石勒出外求食，路上遇到郭敬，哭拜诉说自己饥寒没有生路，郭敬给他食物和衣服。石勒对郭敬说，现在羯人饥饿极了，可以诱骗他们去冀州（河北省南部）求食，到了那里，把他们出卖，你得身价钱，羯人得活命，双方都有益处。石勒想牺牲别人，自己分些利益，固然是阴险的想法，但也说明当时羯人实在穷苦到极点。郭敬很同意他的献计，不料并州刺史司马腾大规模地实行了这个计谋。司马腾派兵大捉诸胡人，两人一枷，押到冀州去出卖，石勒也被捉去，卖给在乎县（山东在平县）地主师欢家为耕奴，石勒时年二十余岁，善骑射，勇健而有谋略，师欢怕他鼓动家中诸耕奴反抗，把他释放了。石勒没有饿死，后来还获得释放，这种遭遇比一般羯人好些，但已是何等惨苦的遭遇。　　三 鲜卑族　　东胡鲜卑族世居辽东辽西塞外，东汉桓帝时，檀石槐建立起一个大国。檀石槐死后，部众离散。魏晋时，诸部大人中字文氏、慕容氏、拓跋氏相继兴起。字文部居辽东塞外，大人邱不勤曾娶魏文帝女为妻，魏时字文部最为强盛。慕容部兴起后，字文部和慕容部进行了多次的战争，终于被慕容部击败，部众五万余落归降慕容部。慕容部在字文部西，魏初，入居辽西郡。大人莫护跋从司马懿攻灭辽东割据者公孙氏，因功封率义王，开始建立国家。莫护跋的孙子慕容涉归迁居辽东。晋武帝给涉归子慕容廆（音委Wěi）鲜卑都督名号，迁居大棘城（辽宁义县西北），吸收大批晋士族和流民，经济文化部达到汉族的水平。拓跋部居并州塞外，完全是游牧部落，文化最落后，西晋未大乱，始进入并州。字文部言语与鲜卑语略异，剪发，留顶上一部，打成发辫与拓跋部相同，因此字文拓跋两部被称为索头或索虏。慕容部人皮肤洁白，晋士族多买慕容部妇女作婢妾。东晋明帝母荀氏是慕容部人，晋明帝须发黄色。慕容部被称为白虏或自贼。曹魏时邓艾收容鲜卑数万人，使居陇西（治襄武，甘肃陇西县西南）等郡，与汉人杂处，称为陇西鲜卑，大概因皮肤白色，又称为白部鲜卑。　　四 氏族　　氏是一向居住在中国西部的旧族。魏晋时，氏人散居扶风（治池阳，陕西径阳县西北）、始平（陕西兴平县东南）、京兆（陕西西安）等地，加速了汉文化的吸收，汉语成了通用的语言。酋长苻洪的孙子荷坚，八岁便请求从师，荷洪很喜欢，说：我十三岁才从师读书，大家还说我早慧速成，现在你八岁就知道求学，太好了！氏族酋长重视文化，后来荷坚统治黄河流域，对儒学佛学都予以提倡。　　五 羌族　　羌也是一向居住在中国西部的旧族。东汉以来，散居关中诸郡，与汉族人杂处，过着农业定居生活，人口逐渐增加。照江统《徙戎论》所说，关中人口百余万，氏羌和鲜卑等族约占半数，氏羌不象匈奴、鲜卑那样强悍，被汉族地主看作微弱人，肆意压迫。长期处于穷困无告的氏羌，对汉族地主恨入骨髓，但由于接触汉文化较久，起兵反晋后，所表现的破坏性比匈奴轻得多。　　匈奴、羯、慕容鲜卑、氏、羌都是居住在当时国境内的少数族，与汉族同是中国人。以江统《徙戎论》为代表的一些议论，承认晋统治者虐待他们，必然要引起他们的反抗，也承认军备空虚，平阳上党的匈奴骑兵三天内可以到达洛阳附近，可是，决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的一部分。这些议论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主张用兵威驱逐他们出国境。所谓徙戎，就是迫使少数族人民流离死亡。晋统治阶级不论主张徙戎与否，对少数族的极端歧视是一致的。因之少数族人民对晋统治阶级发生极端怨恨的心情，也是很自然的。晋统治阶级以所谓“非我族类”来掩饰残酷的阶级压迫，各少数族的豪酋也以所谓“非我族类”来欺骗本族人民，结果各族间的相互仇杀，代替了农民起义，黄河流域遭受比东汉末年更严重的大破坏。　　晋武帝为取得高级士族的拥护，允许中正官任意定品，禁止受屈的人申诉。那些没有势力的士族，称为寒门或后门，即使有才能，也要被评为下品，永无富贵的希望。这种失意士人对高级士族怀着极深的仇恨，寻找报怨的机会。中下级士族一部分投靠诸王，助诸王争夺权利。如孙秀助司马伦作乱，杀了潘岳石崇张华裴頠等人，并且还灭他们的三族，和这些人有亲友关系的官员也一概兔官斥逐。依附司马伦的士人都做了高官。八王混战，忽胜忽败，没有一个能确实掌握中央政权，高级士族虽然受到很大的杀伤，但朝廷大官终究还是在以王衍为首的高级士族手中，中下级士族只能杀人泄忿，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劣势。另一部分投靠少数族豪酋，其中有些是为避乱，多数是为帮助他们反晋。晋武帝太康未年，命刘渊为北部都尉。刘渊轻财好施，招纳党徒，“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所谓名儒、秀士，就是那些失意的士人，不仅井州的士人来投，连幽冀两州的士人也来了，他们对晋朝廷自然是怀有敌意的。晋惠帝初年，鲜卑拓跋部酋长倚伍（音拖tao）、椅卢击破塞外匈奴、乌桓诸部，声势颇大，代郡士人卫操、箕滔等出塞投拓跋部，助猗招纳晋人，建立国家。其余慕容廆、石勒等人建国，都得到晋中下级士族的帮助。高级士族正在高谈虚无，尽情纵欲，中下级士族却在借少数族豪酋之手，挥动屠刀，石勒的谋土张宾终于把以王衍为首的高级士族几乎全部杀尽。　　高级士族独占西晋朝政权，晋惠帝时，司马氏集团内部首先破裂，出现贾氏灭杨氏、八王混战的局面，统治机构解体了。黑暗的政治压迫，残酷的经济剥削，迫使大量农民四散流亡，社会的基石崩坏了。司马氏集团压迫少数族，少数族豪酋利用本族人的困苦无告，发动种族战争，压迫汉族人民，这当然得不到汉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因而只能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自己的短期国家。晋高级士族压迫中下级士族，这些失意士人怀着愤恨的心情和求取富贵的愿望投靠少数族豪酋，助长了豪酋们的破坏力量。西晋司马氏集团的腐朽和内乱，加上少数族豪酋与失意士人的报复和破坏，黄河流域长期陷入阴惨恐怖的绝境中，汉族人民固然受到无限的灾祸，少数族人民也同样做了本族豪酋的牺牲品。　　少数族人民推翻西晋统治的愿望是正义的，表现为行动却是野蛮性的。这种野蛮性表现的强弱，和少数族豪酋及汉族失意士人野心的大小成正比例，所以社会遭受大破坏，应该由西晋统治者和这些野心家负主要责任。　　下面按照破坏的不同程度，分黄河流域的混乱状态为三期。凉州的前凉，蜀地的成国，性质与其他割据者不同，另作说明。　　第一期 三○四年——三五二年　　在这一期里，黄河流域特别是中原地区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破坏者是刘渊的汉国（三○四年——三一八年），刘曜的前赵国（三一八年——三二九年），石勒的后赵国（三一九年——三五○年），冉闵的魏国（三五○年——三五二年）。　　汉——晋武帝时，刘渊为匈奴左部都尉。三○四年，刘渊起兵据左国城（山西离石县），自称汉王。刘渊首先建立以反晋为号召的汉国，一些势力孤弱，在黄河下游一带被晋兵击败的石勒、王弥等军都来降附。刘渊得到这些降军，声势渐盛，遣刘聪等十将据太行山，石勒等十将攻掠河北各州郡，刘曜、王弥等攻掠河南各州郡，三○年，自称皇帝，建都平阳（山西临汾县）。三○九年，晋八王中最后的一个东海王司马越，正在大杀晋怀帝的亲信大臣，斥逐保卫皇宫的武官，形成司马越与晋朝官间尖锐的对立。晋将军朱诞恨司马越，叛降刘渊，劝出兵攻洛阳。刘渊遣刘景、朱诞等往攻洛阳，在延津（河南延津县）击败晋兵，杀死晋民男女三万余人。刘景的官号是灭晋大将军，晋民憎恨晋朝廷，但并不愿意凶暴的匈奴人来灭它，沿途攻击刘景军，虽然被屠杀，却使刘渊畏惧不敢再让刘景进兵。就在这一年，刘渊两次大举进攻洛阳，都被晋守军击败。特别是第二次进攻，刘渊倾全国兵力，令第四子刘聪，同族人刘曜、刘景和晋人王弥等率精骑五万人为前军，呼延翼率步兵骑兵为后继，乘晋朝廷不备，突然袭击洛阳。晋将贾凤等率勇士千余人夜攻刘聪军，刘聪军溃散。呼延翼被部下杀死，兵士溃散还家乡。刘聪无法取胜，亲自到嵩岳山祈祷，令刘厉等留守大营。司马越令部将孙海等率精兵三千人出击，大败刘聪军，号称平晋将军的刘厉投水自杀。刘渊只好召还刘聪军。因为王弥是个汉族人，又出身晋高级士族，刘渊令王弥留在河南地区。王弥鼓动流民烧城邑杀晋官，响应自己，在保卫洛阳的乞活帅李恽等军追击下，也大败逃还平阳。刘渊两次进攻洛阳，都被晋军击败，按兵力说，刘渊军较强，可是刘渊的军队，很大的一部分是被迫作战的汉族人，当晋军认真进攻时，他们便溃散了。另方面，晋民为了反对刘渊的野蛮统治，宁愿支援晋朝廷。晋两次保卫洛阳，都用少数兵力战胜强敌，刘渊的谋士鲜于修之所说“晋气犹盛，大军不归必败”，就是指晋民气说的。司马越为首的一群文武官，根本不知道民气还可以利用，却专心互相怨恨仇杀，内部人心离散，不可收拾。随着愈益分裂，力量也就愈益削弱，三一一年，洛阳终于被刘曜攻陷。　　三一○年，刘渊死。不久，刘聪做了汉皇帝，令刘粲、王弥、刘曜率兵四万攻掠河南各州郡，使洛阳孤立。司马越被朝官们反对，率精兵四万出屯在项（河南项城县），令王衍率领贵官名士，随军同行，让乞活帅李挥等留守洛阳并监视晋怀帝。李挥纵兵士劫掠，洛阳大乱。三一一年，晋怀帝下诏，令苟晞攻司马越，双方又引起一次仇杀。司马越病死，众推王衍为首领。李恽等以奔丧为名，带着大批王公官吏逃出洛阳。王衍等护司马越柩回东海国（江苏东海县），正走到宁平城（河南鹿邑县西南），被石勒军包围。石勒军骑兵四面冲击，杀死王衍所率十余万人。王公大臣被俘求免死，王衍向石勒献媚，劝石勒做皇帝。这群无耻的懦夫，当夜全部被处死。石勒又击溃李浑军，杀死随军的晋宗室四十八个王和官吏们。刘聪令呼延晏率兵二万七千会合刘曜、王弥、石勒等军攻洛阳。呼延晏军先到，晋守军前后十二败，死三万余人。王弥刘曜两军来会，攻陷洛阳城，俘晋怀帝，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纵兵大掠，烧宫庙官府民房，东汉末董卓烧毁洛阳后，魏晋两朝经营将近百年的洛阳，又一次化为灰烬。　　关中自晋惠帝时起，屡遭战祸，人民流亡，土地荒芜。三一一年，刘耀攻陷长安。当时关中连年饥荒，尸骨遍地，生存的人不到百分之一二。三一二年，晋军击刘曜，刘曜掳走关中遗民八万余口，放弃长安。晋军在长安拥立晋愍帝。三一六年，刘曜攻陷长安，西晋残留下来的一些文武官，全被俘获，晋愍帝继晋怀帝做了降帝。他们都想投降求苟活，结果是受尽耻辱以后，在第二年都被杀死。　　汉国推翻了西晋朝，西晋统治集团基本上消灭了。他们是自食其恶果，被消灭毫不足惜，可是无数农民也同样食了他们所造的恶果。农民自东汉未遭受大战乱以来，厌恶战乱，希望在西晋的统一国家内获得休息，因此给西晋统治集团以最大的容忍，这个容忍却给自己带来了恶果。　　三一八年，刘聪死，刘粲继位。靳准杀刘粲，自称汉大王。刘曜自称皇帝，攻靳准，石勒攻汉国都平阳，掳去巴氏、羌人七万余落（户）。靳准死，石勒攻入平阳，靳明率平阳士女一万五千人投奔刘曜。石勒烧宫室，刘渊刘聪积贮掠获物的平阳城毁灭了。三一九年，刘曜建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前赵）。石勒自称赵王（后赵），建都襄国（河北邢台县）。石勒占地比刘曜多，兵力也较强盛，从此刘曜石勒二人的交战成为主要的战乱。　　西晋覆灭后，汉族与非汉族间的界限愈益显著，汉族认继承西晋朝的东晋是自己的朝廷，就是非汉族的豪酋也不敢否认南方朝廷是华夏正统。这种建立在南方的各朝，一直到隋统一，始终享有正统的威望，为居住北方的汉族所向往。当刘渊起兵反晋时，说得很明白。刘渊说，推翻混乱的晋朝并不困难，但汉族人未必肯同我一起干，必须取得民望，才能成大事。刘渊宣告匈奴刘氏是两汉刘氏的外甥，立汉国继承两汉，祭汉高祖以下三祖（汉高帝、汉光武帝、汉昭烈帝）、五宗（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汉明帝、汉章帝）为自己的祖宗，不祭匈奴单于。他这样做，自然是想减轻汉族人的反对，可是刘渊势力在关东地区（黄河下游）的活动，主要还是依靠晋士族的野心家王弥。刘渊当作根据地的并州南部，也受到刘琨的严重威胁。三○六年，并州刺史司马腾逃走，并州余户不满二万，刘垠继任为并州刺史，募得战士千余人，进据晋阳（并州州治，山西太原市），流亡的汉族人纷纷来归，连刘渊部下的非汉族人也有一万多落来归附。刘琨是晋朝的忠臣，又是腐朽的高级士族。他的声望招来了许多流亡人，他的腐朽统治，迫使来归的流亡人再逃走作流亡人。虽然如此，他在汉族人支持下，加上鲜卑拓跋部的武力援助，以晋阳为根据地（三一二年，自晋阳徙治阳曲），与刘渊刘聪对峙交战，牵制住汉国不少的兵力。这一事例说明汉族不愿受非汉族的统治，潜伏着强烈的反抗力量。刘渊刘聪占据并州一部分土地也并不稳固。刘琨昏淫无道，内部分裂，三一八年，阳曲被石勒攻陷，刘琨投奔占据幽州的鲜卑段部酋长段匹碑。段匹拥护晋朝，尊信刘琨。刘琨的儿子刘群阴谋夺幽州，段匹杀刘琨。刘琨被杀，引起汉族人和一些非汉族人的不满，段匹只好放弃幽州，投奔晋乐陵（治厌次，山东惠民县）太守邵续。这又说明汉族人对刘琨那种腐朽人也还是爱戴的，因为他始终坚持对汉国斗争。其他事例还不少。如三一七年，东晋元帝封鲜卑慕容廆官号，慕容厦不受，鲁昌劝慕容廆说，明公（指慕容廆）雄据一方，但还有许多鲜卑部不肯服从，因为明公的官号不是王命的缘故。高诩也劝慕容廆说，现在晋朝虽然衰微，但人心还是归附它。如果接受封爵，奉王命征伐诸部，名正言顺，谁敢反抗。慕容廆听从这些谋士的话，向东晋称臣，果然得到好处。三一八年，段叔军劝段匹杀刘琨，说，我们不过是些胡夷，汉族人受我们统治，只是因为怕我段部的武力，现在段部内部不和，如果有人奉刘琨起事，我段部就完了。三一八年，靳准杀刘粲后，对胡嵩说，从古没有胡人做中国皇帝的，现在请你带传国玺（汉国破洛阳时取得晋传国玺）回东晋。三一九年，慕容廆劝高瞻投降，说，晋朝丧乱，我要和诸君共除祸难，扶助帝室。你是中原大姓，定有同感，为什么把华夷的界限分得那样清楚，不肯和我合作呢！高瞻还是不投降，慕容廆也不敢杀他。这都说明北方汉族人民虽然亡了国，但并不顺从非汉族的统治者，他们的心是向往南方汉族朝廷的。了解了这一点，才能了解十六国、南北朝长期分裂后，终归全国统一的主要原因。　　刘曜知道反晋的号召已经失去意义，刘渊刘聪祭两汉三祖五宗也不能欺骗汉族人，灭靳准后，改国号为赵，改祭冒顿单于、刘渊为祖宗。石勒禁人说胡字，号胡人为国人，建立以羯人为首的胡人国。三二五年，刘曜石勒两军在洛阳大战，刘曜军驻金谷，夜中无故大惊，士卒溃散，刘曜退到渑池，夜中又惊溃，刘曜退回长安。石勒军击败刘曜部将刘岳军，俘氏羌三千余人，坑死士卒九千余人，又攻破占据并州（并州属石勒）投降刘曜的叛将王腾，坑死士卒七千余人。石勒得氏羌人不杀，可以想见被坑死的士卒多是汉族和匈奴族人。刘曜军两次惊溃，也可以推想多是汉族人。刘曜败后，想学石勒的方法，封爱子刘胤为大单于，立单于台，自最高官左右贤王以下，全用匈奴、羯、鲜卑、氏、羌的豪酋，建立起以匈奴人为首的胡人国。三二八年，刘曜石勒两军在洛阳大战，刘曜大败被擒，士卒死五万余人。三二九年，石勒灭刘曜前赵国，杀刘曜子刘熙刘胤及王公将校以下三千余人，坑死屠各种人五千余人，刘渊借以起兵的屠各种人几乎被石勒杀尽了。　　后赵——石勒是受尽苦难的羯族小帅和农民。因为他受尽苦难，养成了强烈的破坏性和报复性，也养成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他对晋高级士族仇恨极深，凡俘获二千石以上晋官，除去几个不贪污的人，其余全部杀死。他攻入城池，烧杀劫掠尽量破坏，俘获敌军，常坑死数千数万人。他不识文字，叫人读《左传》、《史记》、《汉书》，听了能懂得书中大意并且能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见解常常表现出他的才能。他不象刘渊那样有五部匈奴作凭借，他只是凭借自己的凶悍和机智从战争中逐渐壮大起来，一直到暂时统一中国的北部（东北的燕除外）。　　石勒在师欢家为奴，释免后，给人家当庸工，又彼乱军捉获。石勒设法逃走，因为没有生路可走，约集王阳等八骑为劫盗。后来又得呼延莫等十骑，号称十八骑。石勒以十八骑为骨干，招集山野亡命之徒，成立一支凶悍的军队。三○七年，从大盗汲桑等攻破娜城，杀晋新蔡王司马腾，烧邺城宫室，杀士族和居民万余人，掳掠妇女珍宝无数，东汉未曹操建都的名城，被石勒等人破坏得干净。司马越攻邺，汲桑石勒战败，石勒投降刘渊，成为刘渊部下的一个大将。　　三○八年，石勒攻掠冀州各郡县，有兵五六万人。三○九年，石勒攻陷冀州各郡县的壁垒百余个，兵增至十余万人。这时候，石勒开始有些政治性的措施。以失意士人张宾为谋主，又招集低级士族，别立一营，号称君子营。刘渊也招引失意士人，但用人主要是用匈奴贵族，石勒用人主要是用这些失意士人。他们痛恨西晋统治集团，自然要为石勒尽力。石勒的善战加上 张宾这群人的智谋，在当时成为一个无故的力量。　　三一一年，石勒消灭王衍所率司马越军，又杀死汉国大将王弥。王弥是石勒的劲敌，王弥军被吞并，阻止了汉国在黄河下游的活动。西晋遗留下的重镇还有幽州王浚、并州刘琨。三一四年，石勒杀王浚。三一八年，石勒攻走刘琨，西晋朝在北方的残余势力，全部被消灭。同年，石勒灭靳准，夺取平阳，对刘曜断绝君臣关系，说，称王称帝，凭我自己，何必要你刘曜来封。三一九年，石勒自称赵王。三二八年，石勒杀刘曜，灭赵国。三三○年，石勒称皇帝。后赵与东晋以淮水为界，初次形成南北对峙的形势。三三三年，石勒死。石勒自己评价说，我要是遇到汉高帝，该当做他的臣属，要是遇到汉光武，我和他并驱中原，不知谁胜谁败，我是在二刘之间的人物。曹操司马懿从孤儿寡妇手里取天下，不是大丈夫行事，我不能那样子。他有意学汉高帝，在政治措施上有些也效法西汉。他出身揭族，对汉族是压迫的，他出身穷苦农民，对农民的痛苦多少是知道的，因之汉族人民在石勒统治下，比在汉国要好一些。　　石勒在战争中，逐渐建立起政治制度。三一二年，从张宾计，建都襄国。三一三年，立太学，选士人为教师，选将佐的子弟三百人入大学读书。定租赋，令州郡官查实户口，每户出帛二匹，谷二斜。三一九年，石勒以所据河内（治怀县，河南沁阳县）等二十四郡为赵国，有民户二十九万。删简律令，选择重要条款，造《辛亥制度》共五千字。任用续咸为律学祭酒，管理狱讼。任用支雄、王阳（八骑中人）为门臣祭酒，专管胡人的狱讼。任用裴宪等为经学祭酒，任播等为史学祭酒。任张宾为大执法，总管朝政。遣使官巡行州郡，督促农桑生产。石勒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特别重视士族，三二○年，下令诸将帅，此后俘获士人，不得杀死，一定要送到襄国来。石虎出兵作战，获得做过西晋椽属小官吏以上的低级士族三百家，送到襄国，石勒设公族大夫专管这些士人。石勒修改魏晋以来九品官人法，令群臣及州郡官每年保荐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各一人，令张宾管理选举，品定这些被保荐的人，给他们官做。石勒所立学校，有大学一所，小学十余所。三二四年，亲到大小学考试诸学生，按经学程度的高低各给赏赐。三二○年，用经学考试秀才、至孝，作为评定九品的标准。三二九年，石勒巡行冀州诸郡，引见高年、孝弟、力田、文学之士，赏给谷帛。三三一年，令群臣保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考试及格，分三等给官职。三三三年，就是石勒死的一年，还令各郡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各一人，学生一百五十人。石勒提倡经学，重视士族，在他的政治措施里最为突出。他利用低级士族与高级间的矛盾，大量杀死高级士族，借以取得低级士族的拥护。他奖励清廉，严刑惩罚贪污的官吏，惜以缓和汉族农民的反抗。这一点，石勒比起西晋和东晋的腐朽统治来，显得有些新气象。　　石勒当作工具来使用的不仅是经学，而且还提倡佛教。天竺僧佛图澄于三一○年到洛阳，自称已四百余岁，能听铃声知吉凶，想在洛阳建立佛寺。这时候浴阳快要陷落，连昏愚的司马越也知道不吉，逃出城去，佛图澄还想立寺，这叫做能预知吉凶么！刘曜攻破洛阳，佛图澄潜伏荒野中观看风势。大将郭黑略（十八骑之一）奉佛教，三一一年，佛图澄投奔郭黑略。郭黑略使佛图澄见石勒。佛图澄对石勒玩了一套魔术，石勒觉得可以用来欺骗将士，鼓励斗志，表示尊信。因此，石勒军中不论汉族人和非汉族人，都来奉事。佛图澄又给将士们治病，信徒愈众。石勒屡次试验佛图澄的法术，大概得到郭黑略等信徒的预先密报，佛图澄都显示出确能先知，石勒真正信服了。三一二年，石勒大兴佛事，建立寺庙，把儿子们送到佛寺里抚养，石勒亲自拜佛发愿，求佛保佑儿子们。石勒死后，儿子都被石虎杀死，佛图澄得到石虎更大的尊敬。　　石勒提倡经学和佛教，但并不能消除汉族与非汉族间的矛盾。石勒严禁人说胡字，有一天，一个醉人骑马突入石勒宫门。石勒大怒，召管门官斥责说，刚才跑马入门的是什么人，为什么放他走。管门官害怕，忘了忌讳，答道，刚才有个醉胡跑马进来，阻止他不了。俗话说：和胡人难说话。我一个小官怎能阻止他。石勒笑道，胡人正是难和他说话。管门官免罪，也不追究那个犯门禁的醉胡。石勒任用樊坦做地方官。樊坦进见，衣冠破烂。石勒惊问，你为什么穷到这样。樊坦忘了禁令，答说，羯贼无道，把我的财物都抢光了。石勒笑说，羯贼如此劫掠，我替他们赔偿。樊坦想起禁令，连连叩头求饶。石勒说，我禁的是普通人，你们老书生除外。石勒立门禁，胡人犯禁得免罪；禁止胡人欺压士族，胡人劫掠士族得免罪。胡人仗势横行，可以想见普通汉族人受欺压的严重。后赵称羯族人为国人，称汉族人为汉人。后赵的文武官，除了石氏一家人，其余多是汉人。作为统治族的国人有权欺压汉人，所以石勒虽然收罗士族，但还不能和士族真正结合在一起。　　石虎是石勒的侄子，石勒死，石虎夺取了后赵国政权。石虎性同野兽，比石勒残暴得多。三三五年，石虎迁都邺，大造宫室，昼夜荒淫，穷奢极侈，人民的脂膏被石虎剥削得干净，饿死了十之六七。石虎似乎也感到危险，一方面亲自执掌军事和刑法，一方面加强对高级士族和佛教的依靠。三三六年，下令恢复西晋九品官人旧制，有权势的人家，儿童多得好官，没有权势，即使有才德也被摈斥。这样，士族又出现了高级低级问的矛盾，石虎得到高级士族的支持，却招致低级士族的怨恨。石虎尊奉佛图澄，人民为逃避赋役，投奔佛寺，削发出家。东汉和曹魏只许胡僧在都邑立寺庙，汉人一概不得建寺出家。西晋时偶有汉人出家，为数极少。　　三三八年，石虎下令，准许汉人不论贫富和社会地位，都可以出家为僧。士族有免徭役兵役作官吏的权利，僧徒不得作官吏但可以免徭役、兵役和租税，贫民被暴政驱迫，纷纷出家，寺庙主成为出家贫民的剥削者和统治者，在与世俗君主的关系上，成为对贫民的瓜分者和争夺者。贫民出家得享受士族权利的一半，因此宁愿给寺庙主充当奴役。从此佛教盛行，在荫庇民户的豪族大姓坞主壁帅一类封建主以外，又新添了一类性质相同的寺庙主。石虎失去这些贫民，自然要加紧对在家贫民的敲剥。汉族人民受尽石虎暴政和国人欺压的痛苦，与后赵统治者间的矛盾达到了最高点。　　三四九年，石虎死。次年，石虎养子汉族人冉闵灭后赵，下令道，和我同心的人留在城（邺）内，不同心的人任便出城。周围百里内汉族人全数入城，羯人纷纷出城。冉闵杀了石氏一家人，知道羯人是不同心的，下令杀羯人，不论男女老少，无人得免，一天内就杀死数万人。前后共杀二十余万人。有些人仅仅因为鼻子高些胡须多些，也被当作羯人杀死。冉闵的行动是野蛮的，但石勒石虎利用国人欺压汉人，这次大惨杀的酿成也是势所难免的。自刘渊起兵以来，汉族人与非汉族人进行斗争，总是匈奴人羯人占优势，冉闵这一野蛮行动，爆发了将近五十年中汉族人对匈奴人羯人的积忿，也引起了无以复加的大破坏，汉族和非汉族人民在这个大破坏中不知损失了多少生命。　　魏——后赵大官四十八人推冉闵称帝，国号魏。冉闵惨杀非汉族人，当然要引起猛烈的反抗。石虎庶子石抵据襄国称帝，非汉族人的州郡官和武将们都响应石祇。冉闵遣使人告东晋朝廷说，胡人作乱中原，现在诛灭了，请派兵来共同讨伐，扫清残余。东晋朝廷正在防止桓温篡夺，不许恒温出兵经略中原。冉闵率孤军和石祇大战。三五一年，石祇联合鲜卑慕容隽（前燕）、羌姚戈仲（后秦）夹击冉闵，冉闵大败，文武官及士卒死亡十余万人。冉闵所属徐州、豫州、兖州及洛阳守将降晋，东晋势力又回到北方。当时冉闵军与羌胡军互攻，没有一个月的停战，历来迁徒到冀州的汉人和氏羌胡蛮人，不下数百万，苦于战祸，各还本乡，路上互相杀掠，饥疫死亡，能到达本乡的不过十中二三，平原上只有尸骸，看不见耕者，生产几乎完全停止。冉闵尽力作战，杀石祇。三五二年，冉闵攻破襄国。慕容隽夺取幽州，进军至冀州，冉闵率精骑出击，十战十胜，后来陷入鲜卑大军重围中，冉闵战败被擒。　　慕容隽杀冉闵，灭魏国，适逢大旱和蝗灾，慕容隽害怕，祭冉闵，》諡为武悼天王。冉闵逞勇残杀，立国三年，死人无数，失败是必然的。但是，他的野蛮行动反映着汉族对羯族匈奴族野蛮统治的反抗情绪，所以他的被杀，获得汉族人的同情。慕容隽致祭赠諡，正是害怕汉族人给予冉闵的同情心。冉闵恃勇出击慕容隽时，不少人预料必败，大臣刘茂等人说，我主这次出去，一定不能回来了，我们岂可坐等敌人来戮辱，刘茂等人都自杀。邺都被攻破，大臣王简等人也都自杀。秦汉魏晋从来没有亡国后自杀的大臣，因亡国而自杀，是从冉闵的魏国开始的，这也说明汉族与非汉族间斗争的极端尖锐。　　第二期 三五二年——三八三年　　在这一期里，中原地区相继为前燕前秦两国占据。两国看到匈奴人揭人的覆没，对汉族人的压迫不敢再那样露骨，战争也减少了，疲惫已极的汉族农民得到短期的休息，比起第一期来，黄河流域多少安静了一些。　　前燕——鲜卑慕容部酋长慕容魔受晋官爵，算是晋的藩属国。西晋末年，中国大乱，士族和各州郡流民逃到辽河流域避难，前后数万家。慕容廆用士族裴巍等人为辅佐，建立起完全汉化的鲜卑国，三三三年，慕容廆死，子慕容铣继位。三三七年，慕容皝自称燕王，名义上仍尊奉东晋朝。三四二年，慕容皝屡次战胜，扩大占领地，迁都龙城（辽宁朝阳县），成为东北方强大的国家。流民户数已近十万户，比土著多十余倍，比慕容部鲜卑人自然更多。流民中十有三四得不到耕地，三四五年，慕容皝规定贫家借官牛耕官地，产物官收八分，耕者得二分；用私牛耕官地，官收七分，耕者得三分。经封裕切谏，改行魏晋旧制（官私六四分、对半分），燕国政治在当时是较好的。三四八年，慕容皝死，子慕容隽继位。三四九年，慕容隽起兵攻后赵，夺得幽州，迁都蓟（今天津市蓟县）。三五二年，杀冉闵。三五三年，慕容隽自称皇帝。东晋使臣来见，慕容隽对晋使臣说，你回去告诉你的皇帝，我为中国人所推戴，已经做皇帝了。三五七年，慕容隽迁都邺，攻取河南州郡，并准备进攻东晋，下令检查户口，每户留一丁，其余都充当兵士，想凑成一百五十万人的大军。三五九年，州郡征发的兵士到邺集中，城中大乱，不是白天，路上不敢行人。这种大违民心的乌合军队，如果攻晋，必然溃散。慕容隽恰在这时候死去，他的野心未能实现。三六○年，慕容继位，贵族争权内乱，前燕已经到了灭亡的边沿。　　三六九年，东晋桓温率步骑五万人攻燕。燕兵屡败，晋军威大振，进到枋头（河南浚县西南）。慕容想逃回龙城，可是桓温并不是灭燕的人物。早在三四七年，桓温攻灭成汉，朝廷得蜀地，桓温得声名，双方开始相猜忌。当时东晋已极哀微，桓温在高级士族中才干和威望都很高，手握重兵，坐镇荆州，一心想推翻东晋朝自做皇帝。东晋朝廷用声名很大才干毫无的清谈家殷浩来对抗桓温，惟恐桓温立功，坚决阻止他北伐。石虎死后，桓温要求出兵，朝廷不许，却派一个无能的诸裒率兵三万从东路北上，进驻彭城（江苏铜山县）。汉族人扶着老人，背着婴孩，成群来归附。东晋军三千人被后赵军击败，朝廷便召还褚裒。河北汉族人二十万口，渡河来归，东晋军已退，大遭后赵军的杀害。东晋朝廷不让桓温从西路并进，褚哀小败即召回，都是因为怕桓温得势。三五一年，冉闵战败，冉闵所属徐豫兖洛阳守将降晋，这时候派大军东西并进是有利的，桓温屡次要求出兵，朝廷屡次不许，却让殷浩从东路出兵。三五三年，殷浩被降将羌族酋长姚襄袭击，大败逃回。殷浩败后，桓温声势更大，取得扬州牧官号。扬州荆州是东晋的东西两门，两门都被桓温掌握，东晋也到了灭亡的边沿。三六八年，朝廷给桓温特殊的待遇，位在诸侯王之上。按照惯例，第二步就是行禅让礼。桓温出兵伐燕，东晋朝廷不放松一切促使他失败的机会，借以阻止禅让；桓温深怕兵力耗损过多，又怕灭燕后朝廷派出许多州郡官，增强实力，妨碍禅让的实行。因此，拒绝郄超乘燕慌乱直攻邺城的建议，进军缓慢，希望不耗兵力，稳取全胜。桓温抱着不战而胜的作战方针，被燕军看破了。燕将慕容宙说，晋军不敢攻坚冲阵，却勇于追击败兵，可以设饵钓取它。慕容宙出二百骑兵挑战，不待交锋便逃退，晋军出追，陷入伏中，死了很多士兵。桓温虽然兵到枋头，心里却想着东晋建都的建康，眼看灭燕不是那么容易，粮道又被燕军截断，就下令退兵，路上被燕伏军前后夹击，桓温军大败，死三万余人。又被前秦救燕军邀击，桓温军死一万人。桓温收散兵退到山阳（江苏淮安县），把失败的罪过推到运粮官豫州刺史袁真身上，袁真受诬，投降慕容。桓温想不战而得全胜，结果是不战而得全败，灭燕机会就在东晋朝廷和桓温的互斗中消失了。　　当桓温北伐时，慕容遣使向前秦苻坚求援。谋士王猛与苻坚密议，定计出兵救燕，俟桓温退去，乘机灭燕。慕容垂阻止慕容逃走，率兵击败桓温，是前燕唯一的支柱，以慕容评为首的贵族们忌慕容垂声名太大，阴谋杀死他。慕容垂被迫投奔前秦，前燕势力愈益削弱。三七○年，王猛率秦兵攻燕。慕容评率燕兵三十万人屯潞州（山西潞城县北），抵拒秦兵。王猛在阵上誓师，说：我王猛受国家厚恩，出将入相。今天同诸位深入敌境，大家都不要怕死，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共立大功，报答国家。上朝廷领明主的厚赏，回家里讨父母的喜欢，不是很好么！将士们听了誓言，踊跃大呼，奋勇进攻。燕兵大溃败，慕容评单骑逃回邮。王猛替氏族苻坚打鲜卑人慕容，还能说出一套鼓动军心的话来，桓温北伐，名义正大，却说不出一句民伐罪的话，他的失败真是可耻的失败。王猛乘胜追击，攻破邺城，俘获慕容，前燕国亡。苻坚灭前燕国，得郡一百五十七，县一千五百七十九，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六百六十九，人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这些数字都不免夸大，但有一点是可以想见的，这就是非汉族人相继建立国家，边境外非汉族人大量迁入境内，给长期混战中消耗的人口作了一些补充。　　前秦——氏族酋长苻洪拥众十余万，降附石虎。　　 苻洪死，子苻健据关中，三五二年，称帝，国号秦，都长安。三五四年，殷浩因北伐失败，被桓温逼迫免官。桓温率步骑四万人攻秦。桓温虽然免除了殷浩的对抗，但并不能免除东晋朝廷的猜忌，率孤军深入秦地，希望提高威名，倒不一定想灭秦国。桓温军分几路前进，汉族人男女夹路欢迎，行军很顺利。苻健太子苻苌率主力军五万人来拒，桓温督将士力战，苻苌军大败。苻健率老弱兵六千人守长安，发全部精兵三万人作游军，牵制桓温军。这时候秦国快灭亡了，可是桓温到了灞水上（西安市东），就停止前进。关中郡县争先来归附，老年人看到桓温军，流泪说，想不到今天又看见官军。王猛来见桓温。桓温问，我到关中，地方上豪杰还没有人来看我，是什么缘故？王猛说，你不怕走几千里深入敌境，现在长安近在眼前，却不渡灞水去进攻，大家看不透你的心，所以不敢来见。桓温被王猛打中了不可告人的心事，答不出话来。苻健从石虎手里夺得长安，看到民心思晋，不肯归附，特派使人到东晋朝廷请封官爵。民众以为苻健归附晋朝，秦雍两州汉族人和非汉族人都接受苻健的统治。苻健骗得了民众，便自称皇帝，从此民心又失去了。桓温入关，民众到处欢迎，实际是欢迎象征汉族政权的晋朝，桓温如果灭苻健，按照灭成汉的经验，东晋朝廷派个大官来，坐镇关中，桓温是不能抗拒的。这样，桓温得到的是威名，朝廷得到的却是实力。朝廷东有扬州西有关中两个重镇，桓温拥有荆州重镇，和朝廷势力对比，从一比一变为一比二，自然对自己不利，因此到了长安附近，就犹豫不进（三六九年伐燕，同样到枋头不进）。桓温原想等待麦熟，就地筹军粮，不料苻健把麦全部割掉，实行清野法，军中乏食，只好带领关中三千户和匈奴呼延毒所部一万人出潼关回荆州。三五五年，苻健死。三五七年，苻坚杀苻健子苻生，自立为秦帝。苻坚在皇帝群中是个优秀的皇帝，他最亲信的辅佐王猛，在将相群中也是第一流的将相。王猛出身贫家，幼年时卖畚为业。后来读书，尤其喜欢读兵书，桓温入关，王猛披着破旧短衣去见他，一面捉虱子，一面高谈天下大事。桓温说，江东没有人比得上你的才干。桓温退兵时，要王猛同行，王猛不肯。王猛知道，回到高级士族专权的东晋朝，自己不可能有前途，与其帮着桓温来篡晋，还不如留在关中看机会。不久，王猛成为苻坚的亲信人。苻坚统治下的秦国，镇压豪强，休息民力，出现汉魏以来少见的清明政治，这是和王猛的政治才干分不开的。苻坚灭燕，使王猛整理关东六州。王猛选拔清廉人作郡县官，废除慕容时恶政。迁燕王公百官及鲜卑四万余户到长安，又迁关东豪强及诸杂夷十五万户到关中。燕贵族大臣强占民户作荫户至少在二十万户以上，鲜卑族人居统治地位，自然要压迫别族人，豪强及匈奴羯等杂夷也是压迫者和扰乱者，苻坚把这些人迁到长安和关中，对中原居民是一种善政。三七五年，王猛病重将死，苻坚问后事。王猛说，东晋虽然远在江南，但正统所在，民心归附，我死以后，千万不要打算攻晋。鲜卑（慕容氏）和羌（姚氏）是秦的仇敌，必须逐渐消灭它们，国家才能安全。王猛说完话死了，苻坚大哭，可是并未接受王猛的最后忠告。　　三七三年，苻坚攻取东晋的蜀地，三七六年，苻坚攻灭前凉国，占有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的广大地区，决心想消灭东晋。三七八年，苻坚使子苻丕与慕容等率步骑七万攻晋襄阳，又使慕容垂姚苌率兵五万，石越率骑兵一万，苟池等率兵四万，分三路会攻襄阳。慕容慕容垂是鲜卑，姚苌是羌，正是王猛所说秦国的仇敌，苻坚却用这些人作将帅来攻王猛所说不可攻的东晋。东晋守将朱序固守襄阳，秦兵十余万攻城不下。苻坚大怒，限苻丕明春攻下襄阳，否则自杀，不许生归。苻丕督兵力攻，被朱序屡次击败，只好后退。朱序以为秦兵已退，不再设备，部将李伯护贪重赏，投降苻丕作内应。三七九年，苻丕攻破襄阳，朱序被俘。苻坚另一路攻晋军人数也在十万以上，攻晋淮南诸城，进至三阿（江苏高邮县西北）。东晋朝廷大恐慌，发兵守长江。晋将军谢石谢玄率水陆军攻秦军，秦军大败退走。这两路战事，西路勉强得胜，东路大败，都证明王猛晋不可攻的预见。　　三八○年，苻坚分出关中氐族十五万户，使苻姓人和亲戚各领若干户散驻关外各州镇，企图借氐族来镇压各州镇民众的反抗。关中氐族的力量削弱了，原在关中的羌族和迁入关中的鲜卑及杂夷却成为大族。侍臣赵整作歌讽谏，说“远徙种人（氐）留鲜卑，一旦缓急（有紧急事）语阿谁”！苻坚听了付之一笑。三八二年，苻坚大会群臣，议大举攻晋。苻坚说，我做皇帝将近三十年，四方大体上已经统一，只有东南一角还存在着东晋。计算我的士兵，可有九十七万，我想亲自带着去灭晋，你们看行不行？文武官除了朱彤一个佞臣首先发言附和，其余都说不行。议论了好久，没有人赞同苻坚的意见。苻坚生气，让群臣退去，留下季弟苻融商议。苻融力谏伐晋的危险，主要理由是“民有畏敌之心”，所谓畏敌，就是不愿意和晋作战，并且说，凡是说晋不可伐的人都是忠臣。苻坚更生气，说，你也这样，叫我指望谁。太子苻宏、幼子苻诜、爱妾张夫人，都谏苻坚不可伐晋。最后苻融把不愿意说的话也说出来。苻融说，我们的国家本来是戎狄国，虽然强大不算是正统；东晋虽微弱，却是中华正统，天意一定不会灭绝它。苻坚一概不听。慕容垂、姚苌私下劝苻坚伐晋，请他“圣心独断”。苻坚大喜，认为可以和他们共定天下。在伐晋这件大事上，苻坚是完全孤立的，赞成苻坚的正是希望苻坚失败秦国崩溃的两个敌人。苻坚只见胜，不见败，只见外，不见内，把招致失败崩溃的一切都布置好了，才大举出发去攻晋。　　三八三年，苻坚下令大举出兵。平民每十丁出一兵，富家二十岁以下的从军子弟，都给羽林郎官号，富家子弟来从军的有三万余骑。苻坚令苻融率慕容垂等带领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令姚苌督率蜀兵顺流而下，苻坚自己带领步兵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军队首尾长一千里。东晋将军谢石、谢玄、谢琰、桓伊等率兵八万拒秦军。苻坚使朱序来说谢石等投降。朱序密告谢石说，秦兵百万，势不可当，现在趁它还没有到齐，迅速出击，打破它的前锋，大军就会溃散。谢石等从朱序的计谋，遣刘牢之率精兵五千攻洛涧（安徽怀远县境），秦兵大溃败，抢渡淮水，士卒淹死一万五千人。谢石督水陆军进击。秦军守淝水，谢玄使人告苻融，请秦军向后略退，让晋军渡水决战。苻坚苻融想在晋军半渡时予以袭击，下令退却。秦兵后退不可阻止，晋军渡水猛追，苻融马倒被杀。朱序在秦军阵后大呼，秦兵败了！秦兵败了！秦兵大奔溃散，路上听到风声鹤唳，以为追兵来了，昼夜不敢停息，死亡大半。苻坚收拾溃兵，到洛旧时只有十几万人。苻坚带着这些残兵败将回长安。　　淝水大战是十六国时期最大的一次战争，也是决定南北朝对立局面的一次战争。东晋自桓温死后，谢安执朝政，内部比较统一，晋军人数少得多，可是上下一心，敢于作战。秦军将帅自苻融以下，都缺乏灭晋的信心，兵士多是汉族人，根本不愿意灭晋。苻融下令小退，兵士乘机大退，朱序假说战败，兵士信为真败，这都说明违反民心的战争虽然兵多，却更容易溃败。　　第三期 三八三年——四三九年　　淝水溃败后，苻坚的前秦国再分裂成燕秦凉三部分，许多小国，互相攻夺。三八六年，鲜卑拓跋部建立魏国，逐渐消灭割据者，终于统一了中国北部。　　在前燕旧境内的诸燕国　　后燕——三八四年，慕容垂自称燕帝，都中山（河北定县）。慕容垂死，子慕容宝继位。三九七年，魏军攻破中山，慕容宝丧失中原，徙都龙城。四○九年，高句丽人高云杀燕帝慕容熙，后燕国亡。　　南燕——四○○年，慕容德据滑台（河南滑县）自称燕帝。慕容德死，慕容超继位。四一○年，东晋刘裕北伐，杀慕容超，南燕亡。　　北燕——四○九年，汉人冯跋杀高云，据龙城，自称燕天王。冯跋死，弟冯弘立。四三六年，魏灭北燕。　　在前秦旧境内的诸秦国和夏国　　前秦残部——三八六年，苻坚的族孙苻登得氏族人的拥护，据陇东（甘肃平凉县）称秦帝。苻登与姚苌混战多年，三九四年，苻登战败，被姚兴杀死，氏族的国家被羌族最后消灭了。　　后秦——姚苌是羌烧当族人。三八四年，姚苌得羌族人的拥护，据北地（陕西富平县）自称秦王。三八五年，姚苌杀苻坚，取长安，自称秦帝。姚苌死，子姚兴立。姚兴是苻坚以后有作为的皇帝，他下令境内，凡平民因荒乱自卖为奴婢的人，一概释免为良人。简省法令，谨慎断狱，奖励清廉的官吏，严惩贪污。在长安设律学（法律学校），召集各郡县没有任专职的吏员来律学学习法律，选拔成绩优良的学生回到郡县做狱讼官。郡县有疑狱，可送上廷尉（最高狱讼官）请审判，有时姚兴也亲自审疑狱。这些，都是对人民有利的措施。姚兴得儒生姜龛等人，大兴儒学，长安有儒生一万几千人。又得名僧鸠摩罗什，大译经论，佛教盛行。长安有和尚五千余人，各州郡信佛人家，十中多至八九。佛教在后赵石虎时得到发展，姚兴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外来宗教通过十六国的大战乱，从此在中国各族人的灾难生活里建立了广泛的基础。姚兴的政治是比较清明的，因之在武功方面也有一些成就。当他即位的一年，便灭苻登的前秦。四○○年，击败西秦，西秦降服。四○三年，灭后凉。在姚兴统治的二十余年中，后秦成为西方的强国。四一六年，姚兴死，于姚泓继位。四一七年，东晋刘裕攻灭后秦。刘裕率主力军自彭城西进，一路偏师由沈田子率领，自武关（陕西商南县）西进，后秦守州郡的文武官望风归降，尤其是沿路居民给晋军很有力的援助。例如晋王镇恶军攻下洛阳，进取潼关，魏发大军十万救后秦，守黄河北岸，阻击晋军运粮船。王镇恶军乏食，当地居民输送义米，王镇恶军得继续前进。沈田子兵仅千余人，击败姚泓自率的主力军。王镇恶军又击败姚泓残兵数万人，攻入长安。这次战争，刘裕优越的指挥，自然是取胜的重要原因，但民心附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西秦——三八五年，陇西鲜卑酋长乞伏国仁聚集鲜卑部落十余万人，据陇西，自称大单于。三八八年，乞伏国仁死，弟乞伏乾归继位。四○○年，乞伏乾归战败，投降后秦作附属国。四○九年，乞伏乾归自称秦王，都苑川（甘肃靖远县西南）。乞伏乾归死，子乞伏炽磐继位。四一四年，灭南凉。四二八年，乞伏炽磐死，子乞伏暮末继位。西秦几个国王都是十分好战的人，连年与羌人、匈奴人、吐谷浑（青海游牧人，酋长是鲜卑慕容部贵族）人混战，西北地区化为炽烈的战场。四三一年，乞伏暮末战败，为夏所灭。　　夏——赫连勃勃是匈奴族酋长，初为姚兴部属，四○七年，自称大夏天王。赫连勃勃是一个极端残暴的人，他把人民看作草芥，任意虐杀，对他的臣下，也随手惨杀。他搜罗一些汉族士人来助虐，因之战斗常获胜利，成为强国。四一三年，赫连勃勃发民众十余万户筑统万城（陕西横山县西）作为国都。城基厚三十步，高六丈余。筑城的土都经过蒸熟，筑成后用铁锥刺土，刺进一寸，便杀筑者，残忍刻暴民不堪命。城中宫墙厚三丈余，也用蒸熟土筑成，坚硬可以磨刀斧。宫中楼台高大，殿阁弘伟，装饰土木，极其侈丽。赫连勃勃杀民工和匠人至少有数千人。文士胡义周作《统万城铭》，歌颂赫连勃勃的功德，说是“庶民子来，不日而成”。胡义周一类士人的心，和赫连勃勃同样是一颗兽心，人民遭受无限的灾祸，在他们看来，却是应该歌颂的功德。　　刘裕灭后秦，算是立了大功，留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自己赶忙回建康去夺东晋的帝位，关中的得失对刘裕是无足重轻的。赫连勃勃和他的军师王买德看中了这一点，四一八年，率大军进攻长安。刘裕留下的将帅互相残杀，沈田子杀王镇恶，王修杀沈田子，刘义真杀王修。这些将帅杀完以后，刘义真纵将士大抢掠，载着夺得的财物妇女，逃向潼关。车子太多了，一天只走十里路。赫连勃勃军追击，刘义真军全部覆没，刘义真逃归江南。赫连勃勃杀死刘义真军无数，积人头成大堆，称为髑髅台。长安居民以及刘裕军兵卒的损害和死亡是严重的，但是，刘裕只要自己做成了皇帝，别人的损害和死亡，根本都是些度外之事，不负丝毫的责任。　　赫连勃勃取得长安，自称皇帝。四二五年，赫连勃勃死，子赫连昌继位。四二六年，魏攻夏，入统万，取长安。四二七年，魏取统万。赫连昌逃到上邦城（甘肃天水县西南）。四二八年，魏俘获赫连昌。赫连定据平凉，击败魏军。赫连定与魏连年战争。四三一年，赫连定灭西秦，掳秦民十余万口，想逃到河西去，渡河时被魏属国吐谷浑击灭。　　在前凉旧境内的诸凉国　　后凉——三七六年，苻坚灭前凉。苻坚要开拓西域，三八三年，令大将氏族人吕光率步兵七万骑兵五千往攻西域诸国，三八四年，吕光击败龟兹国兵和诸国救兵数十万人，西域三十余国都来归附。吕光用骆驼二万余头带着西方的珍宝、文物和天竺名僧鸠摩罗什东归。三八六年，占领凉州，都姑臧（甘肃武威县），建立后凉国。吕光死后，诸子互相杀夺。四○三年，姚兴灭后凉，得鸠摩罗什，大兴佛教。　　南凉——三九七年，河西鲜卑酋长秃发乌孤占金城（甘肃皋兰县西北），自称西平王，黄河南鲜卑十二部大人都来归附。传至秃发檀（音奴nú），四一四年，被乞伏炽磐攻灭。　　北凉——沮渠蒙逊，匈奴族酋长。四○一年，沮渠蒙逊杀吕光叛将段业，占领张掖，自称张掖公。四一二年，占姑臧，自称河西王。四一四年，听说刘裕将北伐，沮渠蒙逊害怕，派人到东晋称臣。刘裕灭姚泓，沮渠蒙逊更害怕，一个属官刘祥有事进见，沮渠蒙逊说，你听到刘裕入关，态度就和从前不一样了，立即把刘祥杀死。他深怕汉族人李氏建立的西凉国，因此专力对付西凉，四二○年，灭西凉。沮渠蒙逊占有西凉七郡，交通西域诸国，财物丰富，战争较少，在境内大兴佛教。沮渠蒙逊在姑臧南百里山崖中（今武威天梯山），大造佛像，千变万化，使人惊异。西域来了一个僧人昙无谶，在姑臧译出《大般涅经》等十几部大乘经典，对佛学有重要贡献。他自称有役使鬼神医治百病及多生儿子的秘术，沮渠蒙逊使女儿、媳妇到昙无谶处学男女交接术，淫风盛行，号昙无谶为圣人。魏太武帝拓跋焘，听说沮渠蒙逊得到这个圣人，派使人来强索，说是要和他讲道，如果不送出昙无谶，就动兵来讨伐。沮渠蒙逊坚决拒绝拓跋焘的要求，并且杀死昙无谶。四三三年，沮渠蒙逊死，子沮渠茂虔继位。四三九年，魏灭北凉。　　西凉——凉州大姓李（音搞gǎo），四○○年，据敦煌，自称凉公。四○五年，迁都酒泉，想号召汉族人推倒沮渠蒙逊的统治。四一七年，李死，子李欲继位。四二○年，沮渠蒙逊灭西凉。　　自三○四年匈奴刘渊起兵，至四三九年魏灭北凉，前后凡一百三十六年。在这个长时期里，黄河流域遭受割据者的破坏是极其惨重的。大抵汉族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黄河下游地区，战争尤为剧烈。关中在苻坚姚兴统治时期，居民多少得到喘息的机会，比下游地区总算好了一些。凉州自前凉以来是战争最少的地区，汉族的经济文化都还能保持旧状；吕光通西域后，西方的佛教和文化东流，先在比较安定的凉州停留，再由凉州流向内地，因之凉州在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北部的重要　　文化区，对北魏的文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张氏的前凉是西晋的残留部分，李氏的成国是农民起义所立的国家，与上述那些割据者应有区别。下面叙述前凉与成两国。　　前凉——凉州大姓张轨，三○一年，受西晋朝廷任命为凉州刺史。西晋丧乱，张轨保卫州境，关中和中原人纷纷逃来避难，凉州成为中国北部唯一的安全地区，张轨所筑的姑臧城成为西北地区的文化中心。张轨以晋忠臣自任，得汉族人拥护，内部较为巩固。张轨孙张骏始自称假凉王，但仍对东晋朝廷表示忠诚，借以维系人心。张骏死后，前凉渐趋衰败。张祚自称凉王，群臣切谏，说不奉戴晋朝，大失人心，一定要亡国。张祚杀谏者丁琪，第二年张祚被臣下杀死。张天锡做凉王，正是苻坚强盛的时候，三七六年，苻坚发兵来攻，张天锡战败投降，前凉亡。　　成——晋惠帝时，巴族人李特随关西六郡饥民十余万人，流入蜀地求食。朝廷强迫流民限期归还本乡。　　流民散在各地，为豪富家作佣工，不愿意还本乡，晋官吏暴力逼迫，并且在归路上设关，要夺取流民的财物。李特屡为流民请求宽限期，得流民感戴，成为流民的首领。三○一年，李特在绵竹（四川绵竹县）设大营收容流民，不到一月，聚众至二万，李特弟李流也聚众数千人。李特派阎或去见晋乎西将军益州刺史罗尚，请宽限期。罗尚正在布置军队，准备袭击流民营，欺骗阎彧说，你回去告诉流民们，我准许宽期了。阎彧说，人民看来似乎是弱的，但是决不可以轻侮。你待流民不合理，众怒难犯，怕要闯出大祸来。罗尚说，你说得对。我不骗你，你就这样去说吧。阎彧看透罗尚的诡谋，回来告诉李特。李特李流各率一营，等待晋军的进攻。果然，晋军步骑三万人来袭击，李特军反击，晋军大败。流民推李特为主，设立文武官，攻取广汉（四川广汉县）。罗尚为首的晋官吏，贪残愈甚，激起蜀民的怨恨。李特救济穷人，整顿军纪，得到蜀民的喜悦。蜀民唱青这样一首歌谣：“李特犹可，罗尚杀我，平西将军（罗尚），反更为祸”。这首歌谣说明李特被迫起义，是得民心的，是正义的，罗尚一伙西晋统治者必须杀逐。　　西晋派遣几路军队助罗尚攻李特，都被李特军击败。三○三年，李特攻入成都城西部，纪律严明，居民安堵。罗尚据守成都南部。罗尚乘李特不备，袭杀李特。李特子李雄继领部众。经过几次大战，三○四年，李雄攻取成都，罗尚逃走。李雄占有益州（四川），自称成都王。与李雄称王同年，匈奴族刘渊自称汉王。　　大地主道教徒范长生，在蜀民中有声望。李雄请范长生为丞相，号天地太师。免范长生家佃户的军役，租税全部归范长生所有。李雄得范长生为首辅，地位愈益巩固。三○六年，李雄自称皇帝，国号成。李雄在位三十年，刑政宽和，战事稀少，民赋每岁男丁纳谷三斛，女丁折半，疾病人又折半，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从农民战争中产生出来的成国，在当时全国范围内要算是无比的乐土。李雄选侄于李班为继嗣人，也是他还保存一些农民思想的表现。李班以为古时垦田均平，人人各得其所，现在贵人广占荒田，贫人无地可耕，富人有余粮出卖求利，这难道是均平的道理么！李雄很赞成他的意见，立他为太子。三三四年，李雄死，李雄子李期杀李班，自称皇帝。三三八年，李寿杀李期自立，改国号为汉。三四三年，李寿死，子李势立。李势是个暴君，人心离散。三四七年，桓温伐汉，李势军败散，晋军攻成都，李势到军前投降，汉国亡。第五节 十六国时期的文化　　一 佛教　　十六国时期，黄河流域是现实的地狱，是充满着战争、灾祸、死亡、毁灭等等恐怖事件的黑暗世界。生活在那时候的人，无论是得势处于统治地位的那种人，或者是失势被蹂躏的那种人，都看不出自己有什么可靠的出路。那时候的人经历着忽兴忽败忽生忽死十分无常恶梦般的境地，自然而然地要发生迫切的问题：救星在那里？为什么是这样？少数族豪酋据中原称帝王，精神上是怯弱的，匈奴族靳准所谓“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足以表达这些帝王的怯弱心理。他们希望获得一种根据来壮自己做中原帝王的胆，但是，在汉族传统的文化里是找不到的。他们也希望获得一种神奇的法术来帮助自己取胜，但是，儒学玄学里没有这种法术，连兴妖作怪的道教在当时也还不敢自夸有大法术。这些制造现实地狱的帝王和他的随从者固然迫切地想寻找救星，沦陷在地狱中遭受无边苦难的各族民众，当然更迫切地要寻找救星。救星在那里，成为整个地狱中人的共同问题。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不公平不合理不可解释的遭遇，任何人都可以随时碰到。“天道福善祸淫”，“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一类训条，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已经发出“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的疑问。特别是在大乱的时候，一切疑问更集中地表现出来。为什么是这样，也成为整个地狱中人的共同问题。这两个问题，使得利害抵触的各种人群，同样都看不出什么是自己的出路。　　佛教给各种人群送来了一条共同的出路。它有神 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它有人死后受公平赏罚的天堂和地狱，它有神通变化的法术，它有丰富的唯心主义哲学，这样，人人都找到自己的出路了。因果报应说尤其是解答问题的关键。释慧远因有人怀疑善恶没有现验，特作《三报论》。他说，报应有三种：善人恶人当身受报，叫做现报。善人恶人当身不受报，来生一定要受报，这种报应叫做生报。比如说，现在的善人受了恶报，现在的恶人受了善报，因为现在的善人前生是恶人，现在的恶人前生是善人。还有一种叫做后报。一个人做了善事或恶事，要经过二生、三生、百生、千生才受到报应。有了这三报，还有什么事可以怀疑的呢！佛教和其他宗教幻化出各式各样的灵魂世界，主要是用来诱骗现身受苦受难的民众，教他们安心受苦难，准备来生受善报以至登天堂。汉族原有的儒家道家学说，都以一生为限，不讲前生与来生，在这一点上，比起那些宗教来，应该说是属于唯物论方面的了。但是，也就在这一点上，被外来的佛教取得喧宾夺主的优势。　　石虎尊敬佛图澄，大兴佛教，有一次，东晋军来攻伐，石虎不利，发怒说，我奉佛供僧，却来了晋寇，佛有什么用。第二天，佛图澄见石虎说，你前生是个人商人，曾在西方佛寺设大会，顶会的有六十个罗汉，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有一个得道的人预言过：这个施主后身要在晋地作帝王。现在你果然做了皇帝，难道不是前身奉佛供僧的好处么？石虎听了这套鬼话很喜欢， 显然胡人做中原帝王是有根据了，并且这一生奉佛供僧，下一生做皇帝更可靠了。怀着怯弱心理做帝王的人，对什么小乘大乘那些佛教哲学都无所谓，真正感兴趣的就是因果报应和神奇的法术。　　石勒石虎尊奉佛图澄，受苦受难的民众，不少人削发出家，求佛图澄的保护。石虎感到不利，提出无爵秩的百姓是否有权奉佛和百姓为避役（兵役摇役）奉佛，是否需要审查两个议题，令群臣详议。王度等依据汉魏旧制，主张凡汉人一概不许到寺庙烧香礼拜；上自官员，下至役隶，也一概不许拜佛；凡赵人（羯族人）已出家者一概还俗。这是汉族传统文化对外来宗教的排斥，当然要引起佛图澄等人的反攻，石虎终于顺从佛图澄，下令说，我不是汉族人，做了中国的皇帝，理应兼奉中国神和外国神。凡夷（羯族以外的非汉族人）、赵（羯族人）、百姓（汉族人）愿意奉佛的人，一概允许出家做和尚。石虎下了这道命令，佛教才真正发展起来。当时佛寺大抵是由下列三种人构成的。　　寺主——《十六国春秋·石虎传》说“是时百姓因佛图澄率多奉佛，皆营造寺庙，削发出家”。这里所谓百姓，就是有钱有势的官员和豪强。他们出钱造寺庙，一方面为求来世的福，一方面为获当前的利。有了寺庙，寺主可以得到信徒的布施，可以役使下级僧众。势家豪姓向来占民户作自己的荫户，十六国时尤甚，例如前燕慕容时王公贵戚占民户为荫户，至少在二十万户以上。不过，这和国君有利害冲突，要保持荫户也不是没有困难的。寺主役使下级僧众，实际是变相的占有荫户，形式上却是奉佛供僧，不违国法。因此，出家的寺主或不出家的寺主（如石虎的官员张离、张良家富，事佛起大塔），都是大地主的一种。　　道人——道人也称道士，是通晓佛教哲学的僧人。这种人多出身于寒苦的士族，钻研佛学，以传教弘法为出路。他们可以作寺主的重要辅佐，也可以上升为寺主。不论他们是贫僧还是富僧，都属于地主阶级。　　下级僧众——劳苦人民在经济总崩溃时期，物质的解救是绝望的了，他们追寻着精神的解救以代替物质的解救。佛教的那一套正好给他们提供精神上的安慰，或者说，正当他们痛苦呻吟穷而无告的时候，佛教送来了鸦片烟，不难想见，很多人愿意接受这种麻醉品。他们进入寺庙，不能不劳而食，当然要受寺主的役使，不过，比起普通民众来，有免税免役的权利，在物质上也算是找到了出路。下级僧众对寺主是变相的荫户，对民众却是剥削者欺骗者的助手，虽然他们的出家，是由于暴政的驱迫，但既为僧众，就不再是普通民众的一部分。　　石勒石虎是十六国时期最著名的暴君，尤其是石虎，比猛虎还凶猛得多，可是佛教正通过二石的凶残才开始大放光明，足见宗教的光明以世俗社会的黑暗为基础，社会愈黑暗，宗教愈光明，反过来，社会愈光明， 宗教愈暗淡，一直到完全消灭。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黑暗面总是存在的，因之宗教也总不会失去它的基础。　　十六国时期佛教盛行，与三个大僧人的传教关系极为密切，下面略述三个大僧人传教的事迹。　　佛图澄——佛图澄能背诵数百万字的经卷，并精通文义，是一个杰出的佛学者。西晋末，到中国传教，恰好遇着大乱，给佛教开辟了畅通的道路。西晋在大乱前，士族中有认为名教中自有乐地，对鬼神主张敬而远之的儒学派，又有放浪形骸纵情享受主张无鬼论的玄学派、儒学派与佛教对立，玄学派采取佛经中某些哲理作清谈的辅助，并不信仰佛教。高僧如竺法护，只能专力译经，供玄学派的采取。当时佛教是玄学派的依附者，想独立发展是困难的。到了十六国，儒学自保不暇，对外来宗教失去抵抗力，玄学随着高级士族迁徒到江南，这才给佛教以独立发展的机会。佛教获得普遍的信仰，首先依靠它的法术。佛图澄是法术的能手，自称已经活了四百多岁，自称能念神咒役使鬼神，自称在手掌上涂些药物，能见一千里以外的事情，自称能听铃声，从铃声中得知吉凶。一句话，佛图澄是个十分机智的大骗子，石勒石虎两个虎狼般的凶人，也被佛图澄骗得心悦诚服，愿意出大力来提倡佛教。荒唐无稽的报应和奇异莫测的法术是传播佛教的重要条件，法术尤其是使人信服的先决条件。石勒召见佛图澄，先问佛道有何灵验，佛图澄当场玩了一套魔术，石勒居然信服了。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为要取信于愚昧的人，总少不了使用各式各样的欺骗手段。这种手段盖上庄严神圣的装饰，就被称为法术或道术。　　宗教仅仅依靠法术，还不能俘掳所谓有知识的人。它必须有哲学来阐发教义，使人们满足知识上的要求。佛教的哲学丰富深广，宗派众多，唯心主义的各种门道几乎应有尽有，足够引导坠入这个知识深渊里的人，各从所好，愈钻愈深，永远安居在虚幻的内心世界，自以为极乐。佛教有了这一类人，传教才有骨干，愚昧人群因法术而发生的信仰才能巩固。佛图澄对石勒石虎这群愚昧人专用法术，对所谓有知识人则传授哲学，培养了大批中国名僧，其中以释道安为最杰出。法术与哲学是佛教流行的两轮，缺一不行，佛图澄善于利用两轮，因而成为佛教的重要人物。　　释道安——士族出身，十二岁出家。游学至邺，得佛图澄的赏识，被提拔为大弟子。道安是摆脱对玄学的依附关系、使佛教哲学独立传播的倡导人。东晋习凿齿说，道安“无变化技术可以惑人”，足见他专力传播佛图澄的哲学部分。道安在北方传教多年，有弟子数百人。三六五年，道安率徒众往东晋境内传教，到新野分出一批人往扬州等地，自己到襄阳。前秦苻丕围攻襄阳，道安又分散徒众往各地传教，东晋名僧慧远就在这次分散中到荆州。苻丕攻下襄阳，道安到长安，大为苻坚所尊信。道安一生传播佛教哲学，从此佛教在思想领域内以独立的姿态流行于中国全境。佛图澄主要用法术惑人心，道安主要用哲学醉人心，佛教两轮的哲学轮，到道安才成为有力的一轮。　　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天竺人，生在西域龟兹国。幼年通小乘学（主要讲有学）。后来又通大乘学（主要讲空学），名震西域。道安闻名，劝苻坚迎鸠摩罗什来中国。苻坚本有用兵西域的意图，派大将吕光率兵七万攻西域诸国，顺便取鸠摩罗什。前秦亡后，吕光据凉州，鸠摩罗什在凉州闲住十余年，精通汉族语文。姚兴火后凉，鸠摩罗什到长安。长安在苻坚时，道安等众多名僧聚会在一起，已成传教译经的中心地。姚兴时佛教更盛，鸠摩罗什到来，群僧有主，佛学达到十六国时期的最高峰。　　鸠摩罗什主要事业是翻译经典。以前胡僧译经因不甚通达汉语，文句多晦涩难懂。鸠摩罗什改直译为意译，文句接近汉语，义理依据梵本。他临死时发誓说，如果译文不失大义，死后焚身，舌不坏烂。可见他对翻译的忠实是很自信的。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三百余卷，《晋书·载记》说“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新经文美义足，在文士群中便于流传，佛教影响愈益扩大。　　佛图澄的法术，道安的传教，鸠摩罗什的译经，合起来为佛教奠定了大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 艺术、音乐　　汉族传统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它的优良特征是征实，它的缺点是想象力不很丰富。古代传下来的神话不多，就是缺少想象力的一个明证。一切神话，是在想象之中，借想象之力，去克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并给自然力以形象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对事实来说，自然是一片荒唐话，但对艺术来说，恰恰是艺术的宝库和园地，没有丰富的神话，或者说，没有无边的幻想，要发展艺术是困难的。佛教拥有成套成堆的神话，传到中国来，可以补史官文化的不足，在艺术方面起巨大作用。中国古代规模宏大的艺术作品的产生，和佛教是分不开的。北魏统一中国北部，从竭泽而渔得来的物力足以创造这种大作品，但在十六国时，较小规模的创造也已经开始。北凉沮渠蒙逊在山崖中大塑佛像，《十六国春秋》说这些佛像“千变万化，惊人眩目”，足见塑像艺术很高。又说，泥塑佛像中有个土圣僧，身裁同人一样高，从远处望去，土圣僧总在行动，走到近处看，便静止不动。这个神话也说明塑术的高妙。　　经十六国大乱，汉魏相传的音乐散失了，西方音乐正可以填补这个空隙。三四八年，天竺送给前凉音乐一部，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圆鼓、都昙鼓等，乐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又有《天曲》。后凉吕光通西域，获得更多的乐器（其中有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乐器）和歌曲。凉州在当时是北中国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又是接触西方文化最先的地区。西方文化在凉州经过初步汉化以后，再向东流。音乐也是这样，隋燕乐九部，唐燕乐十部，除清商乐巴渝舞两部是汉魏旧乐，高丽乐来自东北，其余全是西凉乐和西方诸国乐，凉州乐的曲调尤为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