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皇帝再一次被战报催迫着出现在大臣们面前的时候，人们发现，皇帝已经由一个坚定的主战派变成了急切的主和派，甚至比太后还要急切。对日议和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同不同意割地。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声称，他坚决反对割地，“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如果日本人必要割地，“鸿虽死不能画诺”。连积极策划议和的太后也反对割地。当听皇帝说朝臣有割地之议时，太后大怒，愤然说：“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　　然而，皇帝却很快力排众议，下定了同意割地的决心。他面召李鸿章，痛快地授予割地之权。皇帝说，如果不割地，那么“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　　然而，日本提出的条件之巨，还是大大出乎举朝的心理预期。不但割地要割辽南，还要割台湾全岛，并且军费竟然达三亿元。李鸿章一阅之下，立刻愕然，他急电北京：“日本所要军费过高，并且辽南为满洲腹地，无论如何不能割让。这两条中国万不能从，和约不成，唯有苦战到底。”　　几乎全体朝臣都同意李鸿章的意见。太后甚至说：“两地皆不可弃，即使撤使再战，亦不恤也。”　　只有“光绪之意，颇在速成”。皇帝现在只有一个心思，那就是快快结束战争。只要能结束战争，什么条件他都打算答应。他被战争弄得太苦恼了。不久之后，皇帝在和议上签了字，结束了这场大清国有史以来最屈辱的战争。（刘功成《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8）------------　　十二　　通过这场战争，我们可以发现，皇帝的意志品质不适合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　　那些经常接触皇帝的大臣们发现，亲政以来，皇帝的表现一直是两极式的。一段时间内非常振作，诸事用心，精力十足。另一段时间又无精打采，意志消沉。现存故宫中国历史档案馆的光绪朝奏折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出现在奏折之上的皇帝朱批，一段时间内字体异常宏大、端正、有力，神采飞扬。比如皇帝亲政的头几个月、甲午战争开始阶段以及后来的戊戌变法之中。而另一段时间则细小、倾斜、无力，经常带着虚白，看上去软弱松懈。比如甲午战争后期。特别明显的是，后一种字体只有前一种字体的四分之一大。如果不事先说明，任何人也不会相信这两种字体出自同一人之手。在清代皇帝之中，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皇帝的情绪经常处于从天堂到地狱般的大起大落之中。　　国势衰微的大清帝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者，就像一艘暴风雨中的大船迫切需要一个好船长。然而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清帝国的上升期，上帝简直像挥霍一样把顶级精英一个接一个地投入到爱新觉罗家族的谱系。从努尔哈赤到乾隆，六位皇帝都保持了非常出色的意志水平。然而，从乾隆中期以后，天下承平已久，锦衣玉食终日，爱新觉罗们骨骼中的钙质不可避免地开始流失。皇帝们的身体素质不断降低，武功骑射水平一个比一个差，精神和意志一个比一个软弱，甚至连生育能力也呈急骤的下降曲线。到了晚清，皇族们已经退化到了手无缚(又鸟)之力的寄生物水平。　　溥杰回忆自己的王府生活说：“四岁断乳，一直到十七岁，每天早晨一醒来，老妈子给穿衣服，自己一动不动，连洗脚剪指甲自己也不干，倘若自己拿起剪刀，老妈便大呼大叫，怕我剪了肉。平时老妈带着，不许跑，不许爬高，不许出大门，不给吃鱼怕卡嗓子，不给……”（溥仪《我的前半生》）到了光绪皇帝，身体里的爱新觉罗氏血液几乎已经淡到似有若无了。深宫中长大的他对社会的复杂、人情的冷暖、生存的艰难一无所知。在锦衣玉食和万人呵护中长大的光绪，从小没有经历过任何艰苦，也没有经历过大事的磨炼，这使得他的意志素质不但远逊于他的列祖列宗，甚至不及中人。　　然而，按照传统的政治设计，中国的帝王必须是由超人的意志力和道德感组合起来的完美的人。因为那架庞大无比的政治机器完全要靠他只手去操纵控制，全国人民的安危幸福系于他一身。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皇帝的要求至高至险。宋高宗绍兴七年十月的一天，赵构与大臣赵鼎聊天。皇帝介绍自己每天的生活安排说：“我居住大内，每天都有日课。退了早朝后，就阅读奏章；午饭后，读《春秋》、《史记》；晚饭后，读内外奏章，夜读《尚书》，一直到二鼓。”皇帝主动伸过屁股，赵鼎当然赶紧拍马：“如今寒门素士，都做不到整天读书。陛下圣学如此，诚非异代帝王所及！”　　甚至这样刻苦自励的皇帝，最后也没能以“圣君明王”的形象进入历史。从本质上说，人们不是把皇帝当成一个凡夫俗子而是当成一个神来要求。因此，“圣王教育”就是要把一个平庸的人变成完美、坚强、无所不能的“圣人”。　　过高的标准使小光绪成为天下最容易体会到挫败感的孩子。“圣王教育”在小皇帝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应该”：他应该具有常人不具备的毅力，能应付别人应付不了的课程；他应该比普通人聪明，读书过目不忘；他应该机灵敏捷，举动处处符合规矩。因为这是伟大帝王们应该具备的素质。可惜，他那孱弱的身体里其实没有这些东西。虽然听话、好学，然而过于繁重的学业也常常使他想打退堂鼓，过于苛刻精细的日常生活教条也使他不堪重负。他很难长时间地恪守老师给他定下的严格标准。　　然而，“圣王教育”又使他相信，毅力决定一切，完美才有价值。稍一松懈就是退步，任何妥协都是失败。因此，一个举动没达到自己的要求，在他看来，也是“不应该”的。　　巨大的压力和自己过于软弱的天赋，使小皇帝的日常表现越来越两极化发展。有的时候，他能把自己的精神调动到最佳状态，把意志水平调动到极高程度，一丝不苟地“学做圣人”，表现得非常振作进取。然而由于身体素质以及先天缺乏刚毅气质，他难以长时间地克制自己，振作状态很难持久。一旦受挫，他又会对自己极度失望，心气因此一扫而光，陷入长期的萎靡不振状态。师傅翁同龢也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他在日记里记道，小皇帝有的时候精神振作，学习起来势如破竹，“读甚奋”，作文也“极敏捷”。让师傅欣慰不已。然而，过了一段时间，皇帝又会莫名其妙地陷入“不能用心”、“少精神”、“精神涣散”、“勉强敷衍”、“百方鼓动不得”、“倦怠迁延”的状态。翁同龢焦虑、忧愁、叹息甚至无可奈何。　　用今天的话说，皇帝患有间歇性的抑郁症。圣王教育使他成了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件事情，只有做到完美，对他来讲才有意义。在消沉时期，他极度厌恶自己，对自己不抱任何希望；在振作时期，他又相信只要自己毅然“改恶从善”，并且坚持到底，那么一切都会瞬间改观，自己也会变得异常完美，世界依然灿烂美好。他缺乏那种退而求其次的现实主义态度。他的信条是：要么最好，要么干脆最坏。要么倾尽全力，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要么破罐破摔，逃避现实。在“甲午战争”和后来的“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时刻，我们能清楚看到这种不成熟的心理模式给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带来的致命影响。　　十三　　不论如何，战争总算打上句号了，那些和战争相联系的焦灼、惊惶、彻夜不眠终于结束了。皇帝像是一个从火灾现场狼狈逃出来的难民，把一片狼藉的废墟抛在脑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可是，心里却着起了悔愧的大火，一寸寸烧得这个善良单纯的人心脏不停痉挛。　　只有在硝烟散尽后静心盘点，皇帝才看清楚这场战争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本来，经过所谓的“同光中兴”之后，大清帝国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通过洋务运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近代海军和一大批近代化工业，大清这辆残破的老车，已驶过了最危险的路段，开上了相对平稳开阔的坦途，虽然速度不快，但总可以说是处于上升状态。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确无必要与日本孤注一掷地作战。如果没有《马关条约》，中日两国的历史走势也许与日后大相径庭。　　没想到，这个好不容易赢得的“大好形势”，却在自己的手中折戟沉沙。清朝有史以来最大面积的割地和最大数额的赔款，使大清犹如一个刚刚病愈的人又一次被打倒在地。甲午战争给了日本一个全面超越中国的起点，三点四亿两白银加上台湾，成为日本腾飞的强大动力。而中国则自此跌下万劫不复的深渊。亚洲和世界的格局重新洗牌，那些逡巡在中国四周的欧美列强，又纷纷亮出了利爪，纷纷向中国提出了“租借”土地的要求。中国由一个同光中兴的“希望之星”变成了被瓜分的对象，一时之间，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9）------------　　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的结果却使全国臣民见识了自己的“无能”。本来要为国家自强雪耻，没想到却给民族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召开诸王大臣会议时，太后连正眼都不瞅他，那张越发长得吓人的脸毫不掩饰地向朝廷重臣们流露着对他的轻视，让他无地自容。在战争过后，太后越来越多地走上前台，直接处理政务，说明对自己已不再放心。　　确实，通过这场战争，太后对皇帝的印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太后没想到，原本认为已经培养陶铸得成了器的皇帝，一旦登台亮相，居然唱得这样荒腔走板。通过这场战争，她才发现，皇帝原来是如此的幼稚、孟浪、轻率和脆弱。看来，自己这么多年心血是白费了，这个孩子实“不足以承大业”。太后后悔极了。她后悔自己太大意了，一眼没照顾到，竟然酿此大祸，自己何以对列祖列宗？　　然而悔之晚矣。在中国式政治规律下，一个皇帝如果没有失德，不管他曾经多么失策，也不是被更换的理由。何况从形式上讲，他君临天下，已经二十多年了。自己虽然精力尚存，但毕竟没有几年活头，这个家注定还是他当下去。自己所能做的，唯有在有生之年，再多操操心，把把脉，能尽一份心是一份心吧！　　皇帝的情绪步入两极化状态中的低谷。像以往一样，心绪低落的皇帝又病了。躺在病床上的皇帝一遍遍地反思着。在战争之中，他一举一动都是效法列祖列宗，为什么到头来却左右支绌，一败涂地？　　皇帝想起了李鸿章前几天给他上的一道奏折。李鸿章说，在日谈判期间，伊藤博文曾对他讲：“贵国之弱，在于固守旧法。如欲自强，必须将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转机。”　　这场战争让他见识了“西法”的强大。他没想到，日本国在战争中竟然能迸发出这样巨大的能量。看来，“西法”的威力远远超过“祖宗旧制”。　　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一场战争打开了他的眼界。在病榻之上，他命人进呈了驻日公使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以及英国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皇帝“如获至宝”，这些书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与“祖宗旧制、圣人之言”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终于发现，战争的失败，并非是因为他的“无能”，并非是由于他不够“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恰恰是因为他太迷信圣人和祖先了。其实他们留下来的旧式武库中的武器完全不合实用。皇帝认识到，如今时代，“外洋各国是今非昔比的”，中国“一切落后，甚么事都赶不上外国”，“西人皆曰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曰为无用之学”。一气之下，皇帝命人把他案头的那些性理之书搬出去，以“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只有“维新变法”，让大清脱胎换骨，才能扶大厦于将倾。　　可是，法如何变？旧如何革？从哪里入手？他也没有答案。　　十四　　１８９５年６月３日，皇帝在养心殿书案的众多文件中发现了广东籍新科进士康有为的一封奏折。进士直接上书皇帝，这种情况十分罕见，皇帝立刻打了开来：　　近者，万国交通，争雄竞长，不能强则弱，不能大则小，不能存则亡，无中立之理。自大而小者，土耳其是也；自强而弱者，波斯是也；自存而亡者，印度、缅甸、安南是也……　　一拿起来，皇帝就没再放下。他当天没有吃午饭，晚上又把这封奏折携带到寝宫，在灯下细细再读。　　康有为用他那出色的文笔，清晰扼要地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怎么回事，介绍了俄国的彼得大帝，介绍了日本的明治天皇，介绍了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他从世界大势的角度，提出了变法的总纲领。又分十个方面，系统讲解了中国应如何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领域“全面更新之”，论述条理分明，措施详细周到。这封奏折，让皇帝感觉新奇无比又茅塞顿开。　　皇帝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天助我也”。在他急切盼望“变法人才”的时候，这个广东进士从天而降。皇帝感觉康有为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深刻、渊博、清楚。皇帝一遍遍地揣摩着奏折中那些他不知道的新名词，就像一个夜航的水手，看到了前方一遥遥的灯塔。现在，他要毅然掉转船头，驶上正轨，大清很快就会赶上列强，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它们。他不但会重现大清旧日的荣光，还会远远超过列祖列宗的治绩。如果那样，这场战争的失败，不过是他人生中一个小小的阴影或者说必不可少的前奏，今后的伟大事业，将使这小小的失误显得不值一提。想到这里，皇帝的情绪突然柳暗花明，阴郁和消沉一扫而空。皇帝感觉震撼，皇帝感觉兴奋，皇帝感觉狂喜，皇帝推枕揽衣，目光炯炯。第二天一早，皇帝发布命令，命军机处将此奏折抄为三份，一份存皇帝上朝时的乾清宫，一份存皇帝日常处理政务的中南海勤政殿，一份由军机处抄发各省大员。康有为的奏折原件，则立刻被送往颐和园，交给太后“懿览”。　　十五　　太后十分认真地阅读了康有为的奏折。虽然对那些新名词她不太懂，但老太太显然也为康有为的爱国之心所打动。史书记载，读了康有为的上书之后，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关于戊戌变法，大多数读者头脑中都有许多“先入为主”的历史“定论”，其中之一，就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大多数政治人物都反对变法，他们坚称“祖宗之法不可变”，发誓要捍卫大清祖制的每一根毫毛。　　其实并非如此。　　确实，古老的中国在外界刺激面前，觉醒的速度实在太慢了。然而，经过甲午战争之后，被砍掉了肢体、吸去了血的老狮子终于痛醒了过来。绝大多数政治精英终于认识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器物层面。如果照过去的老路走下去，中国除了灭亡之外，别无可能。可以说，战争修正了每个人的观念，“变法”已经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连师傅翁同龢的思想都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康有为等人组织起来宣传变法的强学会，不但吸引了袁世凯、聂士成这样的新军将领，一大批朝廷重臣如翁同龢、孙家鼐、李鸿章、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也都成了它的会员和赞助人。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连一些原来以“仇洋”著称的真正“顽固派”大臣，如徐桐、于荫霖等人，也都开始同意中国必须进行起码的改革。当时的情形正如军机大臣孙家鼐所说：“今日臣士愿意变法者，十有六七，拘执不通者，不过十之二三。”（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10）------------　　至于慈禧太后，更并非一个“顽固派”。早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她就大力支持洋务运动，在“设立同文馆”等事件上表现出了坚定的改革倾向。甲午战争之后，太后也和皇上一样，陷入了日夜的焦灼中。《翁同龢日记》中曾记载，甲午战争结束不久，慈禧命上书房“宜专讲西学”，专门给皇帝讲解西方国家的知识。　　因此，当皇帝来到颐和园向太后汇报他的变法构想时，太后立刻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费行简《慈禧传信录》）　　但是，太后对“变法”完全没有皇帝那样信心十足。最关键的问题是，太后认为，皇帝难当此大任。　　甲午战争已经证明他不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他的急躁、脆弱实在不适合承担这个前无古人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知道，这可是对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全面改造。说实在的，即使康熙或者乾隆那样的圣主再世，也不一定敢进行这样的尝试。　　但太后又没法反对。第一，她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人。自从退居二线以后，她一直十分注意干预政治的分寸。第二，大清此时国力已经弱到极点，眼看着就要被列强瓜分，如果不实行变法，最后一搏，“死马当做活马医”，确实别无出路。第三，“变法”是怎么回事，她心中是一片茫然，“并无成见”。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已经记不住那么多新名词了。她对于西方政治运作方式，对于世界政治发展趋势，都一无所知，她明白自己的知识素养不足以出面亲自领导这样的变法。　　想来想去，太后决定支持变法。但是同时，太后明确地重申她必须掌握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力。另外，太后还要求皇帝发布上谕，调任她最信任的荣禄为直隶总督，并节制北洋水陆各军，以便牢牢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对“法如何变”她不太了解，但是对于如何确保自己的权力，她却比谁都清楚。与国家安危比起来，太后更看重自己的政治安全。她深知，变法必然带来震荡，她要预先做好安全防护。一旦“变法”过程中出现任何偏差和问题，她都能迅速掌控全局，保证自己的大权不会旁落。　　十六　　透过百年时光的薄薄帷幕，回顾当初那场著名改革的前前后后，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现代化转型这至关重要的一步，并非只有失败这一种可能。“变法”在那时其实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在“变法”开始的时候，形势相当乐观。太后以支持者的身份在旁观这场新奇的手术。大部分大臣也都程度不同地支持变法，起码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公开反对。　　当然，改革所面对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中国文化的强大惰性举世罕有其匹，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之下，想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因此，如果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来主导这场改革，他应该会选择“小步走”的方式进行。他应该化整为零，分项进行，先易后难，“徐图而渐更之”，在每项改革措施推出时，使支持他的力量总是大于反对他的力量。通过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他可以成功地使人们的观念一步步更新，使改革阻力一点点化解。　　不幸的是，命运多舛的中国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选。相反，无论是光绪帝，还是康有为，都严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　　这两个人都是典型的“愤怒青年”，血气方刚而又缺乏阅历，他们把改革看得极为简单。康有为设计的改革方案，第一个步骤就是大誓群臣，“皇帝亲自在乾清门举行大誓群臣仪式”，让所有的大臣在决心变法的文书上签字，这样“天下臣工都革心洗面，然后推行新政，自然就能令下若流水，无有阻碍者矣”。（《杰士上书汇录》）他们认为，通过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催眠术式的仪式，就可以摧毁数千年来积累的强大思想惰性，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他们贪多求快，急于求成，想在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经过了甲午战争之后漫长的消沉期后，光绪皇帝的精神状态处于一个井喷式的高涨期。性格急躁的他强烈希望“乘积弊之后，挟至锐之气，举一切法而更张之”。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把中国从一个最弱的国家变成最强的国家。他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像过去他无数次地相信只要自己振作起来，“痛自洗涮”，“坚持到底”，就可以使自己从一个软弱的皇帝一举而变成最坚强的无所不能的皇帝一样。越是软弱的人越迷信意志的力量。　　康有为甚至比皇帝还要急切。康有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他们认为，既然中国不敌西方，那么就证明中国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必须全盘更新，彻底改变。改革必须“用一刀两断之法，否则新旧并存，骑墙不下，其终法必不变，国亦不能自强也”。而要一刀两断，就必须大张旗鼓，疾风骤雨，连出重手。（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　　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发布《定国是诏》开始，到八月六日，一百零三天中，皇帝共发出改革谕旨二百八十六件，平均每天近三件。其中七八月份之交的十七天内，居然下达了一百三十二件谕旨。真如倾盆大雨，轰轰烈烈，滚滚而下。诏书的内容包括了政治体制、官僚制度、裁撤冗员、新设机构、发展工商业、建设铁路、开办银行、改革财政、改革教育、更新国防等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每一个方面。　　为了避免守旧大臣们的反对，这些上谕中的大部分都是按照康有为的建议，直接下达到有关部门执行，而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因而大部分缺乏可操作性。　　对于光绪皇帝来说，这是他倾尽全力的一次政治赌博。刚刚遭遇了巨大挫折的他希望用一次“毕其功于一役”的拼搏来证明自己“能行”。戊戌变法中的光绪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刚烈、坚强和勇敢。他几乎把前二十几年生命中所积蓄的所有精力都释放了出来。他整夜整夜地不睡，白天也只吃很少的东西。他双眼布满血丝，然而精神高度亢奋。他和康有为都天真地相信，他们只要用圣旨把按照日本和西洋诸国药方抓来的灵丹妙药灌入大清帝国体内，不久之后，就会使大清帝国去腐生肌、起死回生。就像康有为屡次乐观地描述的那样，只需要三年，这场变法就可以使大清“自强”、“自立”起来。康有为说：“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强，而以我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十年之间，他就可以令大清蒸蒸日上，“富强而驾万国”。三十年之内，中国就会化蛹为蝶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康有为政论集》）　　然而，在其他人看来，这种“改革”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个西方观察者说，皇帝主持的改革“不顾中国的吸收能力，三个月内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够中国九年消化”。　　更为要命的是，他们许多具体改革措施鲁莽灭裂，只图一时痛快，不计后果，不留后路，严重冲击了社会精英的根本利益。他们在所有读书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从下科开始，废除八股。这一举动，一下子让大清帝国的所有准备应试的读书人手足无措，触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梁启超文集》）。　　改革开始之后不久，皇帝又下达命令，裁撤了詹事府等七个闲散衙门，砸了近万人的饭碗，却没有给下岗官员安排新的出路。此命一下，如同在晴空爆响了一颗炸雷，引起了官场的极大震动。　　因此，在“维新变法”刚刚开始之时，就有人看出它必然失败。维新派著名人物张元济在当年六月初九给好友的信中说变法“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11）------------　　随着改革措施越颁布越多，越来越多的人看出，这几个年轻人不可能成事。越来越多的中间力量开始变成了改革的反对派，原来改革的支持者也开始袖手旁观。一股反对改革的大潮，正在酝酿之中。甚至连变法的核心人物都预感到了变法必将失败。七月份，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大哥康有为的计划过于广大，而支持他的同志又太少，举措太激烈，因此排挤他猜忌他的人处处都是，而皇上又无实权，变法怎么会成功？我深感忧虑。”　　康广仁说，他曾力劝其兄，减缓改革步伐，以适应社会节奏，却被康有为慷慨激昂的表态反驳了回去。康有为说，死生有命，一切都有天意。康广仁无可奈何地对朋友说，我大哥思想太高迈，性格太固执，恪守书本知识，不能冲破僵化的思维，事已至此，实无他法。　　十七　　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主持下的变法不可能不以这种“鲁莽灭裂”的方式进行。　　虽然他们头脑中已经装了“西学”这种新酒，但是瓶子却还是旧瓶。他们推行的是新法，但推行的方式完全是“旧式”的。　　传统的教育方式，使他们形成了一元、单向、线性的思维方式。在他们心目中，世界是由先天的“道”决定的，这个“道”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他们都相信为人行政，最根本的就是高屋建瓴地掌握这个道，然后从头到尾地浇灌下去。　　在西方列强闯入中国之前，他们头脑中的“道”当然就是“孔孟之道”。而甲午战争之后，“西法”就成了他们头脑中新的“道”。在传统教育的影响下，他们都习惯于用宏大的纲领或思想代替改革中复杂而具体的问题，以一种神话代替另一种神话。既然有了新“道”，那么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用这个“道”去处理一切事物，那么就会“万事无不理，天下无不定”。　　传统的教育没有给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头脑中建立“世俗理性”，而是贯注了类宗教性式的热情。他们坚信一旦真理之光普照大地，则万惑可消，万难可解。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策略，什么叫迂回，什么叫复杂。他们眼里，世界就如同圣人揭示的那样小葱拌豆腐式的一清二白。他们不理解事物的复杂性。他们天真地相信，可以把所有陈旧的、落后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留在时间门槛的那一边。可以在一张白纸上，从头开始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行动时，他们不习惯于采取步步为营、突破一点、逐步深入的渐进方式，而是习惯于提出庞大的纲领或计划，企图利用他们设想的模式和定律“一揽子”改造社会。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改革方式是“大变”、“快变”、“全变”。　　十八　　光绪皇帝极端化的行为特征其实正和中国历史节律息息相通。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一“治”一“乱”的两极中循环。王朝初兴，开国皇帝极端振作，废寝忘食，天下大治。不过数十年，统治者意志又会极端懈怠，一切陷入因循废弛，不久天下大乱，从头再来。　　在一元化的“道”文化观控制下，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缺乏弹性，总是在两极间震荡。我们永远在追求一种一揽子的解决方式，希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康有为的全盘西化的“道”的失败。因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又拾起了“中国传统”和“中国气派”，试图在诸神的保佑下驱除洋鬼子，关门大吉来永远清清静静过日子。在孙大圣和二郎神失效后，被压抑的革命力量瞬间反弹，造就了全盘西化的、“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国，造就了华而不实、急于求成的议会制民主。在过于急躁的西化努力受挫后，马上又迎来了中国zhuanzhi主义、愚昧主义的登峰造极之作———“文化大革命”。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暴露出急于求成、经不住挫折的弱点。我们总是希望一夜之间就能赶超他人，一夜之间就能证明自己的落后只是暂时的，是一不小心，如果我们一努力，就仍然会是天下第一，天朝上国。　　就像光绪一样，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其行为方式的大起大落，忽左忽右，其速度之快令人愕然。一种尝试失败，我们就会立刻跳到它的反面。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这个民族虽然存在了几千年，但是整体性格似乎仍然不够成熟，缺乏稳健、开阔、理性的内核，缺乏一份耐心、平和、踏实。　　虽然说只有越过界限才能意识到界限的存在，然而我们的问题是不仅越过了界限，而且要走到碰得头破血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才能艰难转身。就像一个刻薄的学者所说，中国的运动符合牛顿三大定理：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推动中国，符合第一定理；运动起来后就不会停止，符合第二定理；碰到头破血流才会转变方向，符合第三定理。　　历史充满宿命。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我们发现，打摆子式发展的起点的形成，与光绪皇帝个人性格不无关系。如果当初领导变法的人能够像青年时代的恭亲王奕訢一样，现实、灵活、理智，也许能够取得变法的局部成功，也许那次改革就会推开中国现代化的大门。也许中国就会从那个起点开始，更顺畅地、更平稳地进行现代化转型，会更快些地通过这条“多灾多难”的狭长峡谷。可惜，集中了传统文化刻板、极端、一元化思维基因的光绪皇帝一出手就把改良之路堵死了。“愤怒青年”主导的鲁莽灭裂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更多的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在强大的旧势力控制下，任何局部变革都是不可能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彻底决裂，只有一次性解决，才有希望。由此开启了革命的序幕。从那之后，中国的历史开始上演一部又一部充满了绝望、亢奋、不断试图彻底否定自己、希望凤凰涅槃式重生的悲剧。　　十九　　阅读戊戌变法中光绪和康有为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我们不能不为他们炽烈的爱国之心、焦灼的忧国之情所打动。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他们置个人的生死荣辱于不顾，宁愿用个人的牺牲来换取国家的进步。光绪皇帝在要求改革时曾说，如果太后不同意进行变法，他宁可不当这个皇帝。康有为在回答他弟弟的质疑时，也说：“孔子之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和权欲过强的慈禧太后比起来，光绪皇帝的爱国之心无疑更炽烈、更单纯，改革派的一举一动更少个人算计。然而，政治往往会惩罚那些单纯的理想主义者，而鼓励那些自私、丑陋的现实主义者。　　“百日维新”虽然进行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正如时人所评“所谓新者，亦不过一纸诏书而已”。各地大臣多认为这些改革措施过急过快，对其中“十居七八”进行驳议。有的大臣反驳的语调，一副以老成教训不懂事的年轻人的口吻，比如说什么“为政之道，不在多言”，什么“轻改旧章，亦易以滋纷扰”。　　改革的阻力远远超过了皇帝的预期。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诏书也发布了数百条，可是居然没有取得任何实效。皇帝的自尊心大受打击。皇帝深感愤懑。他对这些大臣们太失望了。果然像康有为所说，大臣们尽皆守旧。非用霹雳手段，不足以撼此层冰。　　盛怒之下的皇帝失掉了分寸。他开始像孩子一样不顾后果地蛮干起来。他因为一件小事，一下子把礼部的六名正副部长全部罢免。九天后，他又决定开懋勤殿，企图在现有政治体制之外，再设一“政治局”，由此把原有的官员全部架空。　　盛怒之下的皇帝甚至没有想到太后的反应。------------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12）------------　　太后一直在全神贯注地看着皇帝的表演。改革进行不久，她就已经知道这样的改革一定会失败。不过，她不急于出面反对。通过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这两件大事，她已经彻底对皇帝失去了信心。但是她要等一个适当的时机，才会出手剥夺皇帝的权力。虽然不断有大臣来向她告状，说“皇上任性乱为”，太后却仍然默不作声。只有太后的心腹荣禄明白太后的心思，他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老吏《奴才小史》）　　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真正地激怒了太后。因为这公然违反了皇帝对她的承诺，剥夺了她对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不管如何变法，太后有一个最后的防线，即不能动摇自己的权力。在太后看来，皇帝此举，无疑是一场局部政变。而皇帝要开懋勤殿，就相当于一次直接的政变了。这是对现存政治体制的挑战，更是对她本人的挑战。作为一个政治动物，太后可以放弃亲情，放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但绝不能放弃权力。她深知，在权力的顶峰上，一旦失手，必然就是粉身碎骨。　　二十　　传统的历史观点认为，慈禧太后打算借天津阅兵之机，废掉光绪帝。　　这种说法，实在夸大了光绪的权力和能力。事实上，在慈禧太后看来，单纯的光绪皇帝不过是她手心的一个玩物。她只消动一动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拿下。事实也是如此，八月初六，太后从颐和园还宫，只是把光绪叫过来，当着众大臣的面训斥一顿，就完成了“政变”过程。因为，那时的皇帝，已经是“天怒人怨”，在政治力量对比上，完全处于孤立地位。太后对大臣们说，“我早知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多艰，不宜轻举妄动，只得留心稽查管束”，如今皇帝终于用行动证明自己确实“不行”，因此她不得不再次担负起政治的重任。　　太后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大部分重臣的支持。　　这次失败，彻底打垮了意志本不够坚强的皇帝。事实上，在百日维新的后期，他也已意识到改革出了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面对铁板一块、惰性强大的官僚体系，他再一次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也再一次预感到自己主导的这次政治大戏将会以惨败收场，就像上次甲午战争一样。失败似乎已经成了他的宿命。检点自己的一生，他发现，除了学业之外，他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取得过成功。他从来没有真正赢得太后的欣赏，也没有给国家带来真正的进步。甚至于，他没有能力给大清帝国生出一个皇子。　　当太后宣布将他软禁起来之时，皇帝没有任何反抗的表示。事实上，在内心深处，他崩溃了。他也认定了自己“不行”。在此之前，他的情绪状态一直是循环式的，在大起大落的两极间跳动。而从那时起到他去世的整整十年间，也就是说从二十八岁到三十八岁的黄金年华，他全部是在颓唐麻木中度过的。在这十年间，他未始没有任何机会重返政坛，比如义和团战争之中。他也未始没有弥合与太后关系的可能，毕竟他与太后长年朝夕相处。可惜这个单纯的人没有这个心机与能力。慈禧太后乐于把他像一副用过的旧行头一样摆在皇位上，就像一个退了壳的蝉乐于把失去生命的旧壳背在背上，并不嫌累赘。因为有这样一个皇帝在身边，太后更可以证明自己亲自秉政是无可奈何的、别无选择的。在光绪生命的后四分之一时间，虽然还在呼吸，但他已经没有了内容。光绪朝的吴永介绍变法后皇帝的精神状态说，“见臣下尤不能发语”，每次朝见，“先相对数分钟，均不发一言，太后徐徐开口曰：‘皇帝，你可问话’，乃始问：‘外间安静否？年岁丰熟否？’凡历数百次，只此两语，即一日数见亦如之。于语以外，更不加一字。其声极轻细，几如蝇蚊，非久习殆不可闻”。（吴永《庚子西狩从谈》）　　有人说，光绪皇帝这种表现，是“韬光养晦”。然而我却看不到证据。“韬光养晦”是一种貌似被动的主动，一种建设性的退却。而光绪皇帝的表现，只能让人看到自我放弃、自我逃避和自我折磨。　　《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的回忆尤其令人心痛：“光绪整天呆呆地坐着，对任何人都是淡淡的，对饮食更是不挑不拣，漠不关心……最愉快的时候，是光绪和太监们下象棋，很平易近人，下完棋后，仍然像一块木头，两眼痴呆呆地一动也不动，急躁发脾气的性格根本不见了。好像他下定狠心，不管外界如何，他只是装痴作哑。一个血气方刚的人，收敛到这个程度，也是非常痛苦了。”　　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终于在压抑中痛苦地死去，结束了自己没有过一天欢乐的人生。似乎是因为这个消息松了口气，发现自己终于完成了扭曲、压制、败坏一个人的任务，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后，慈禧太后也撒手而去，结束了这互为因果的母子的三十四年的恩恩怨怨。------------皇帝：最不幸的人（1）------------　　一　　古往今来，没有比中国皇帝更巨大、更崇高、更煊赫的存在了。这种动物也不过一人来高，百十来斤，但是它却比其他千百万人的总和还要有分量。它稍稍动一动手指头，半个地球都地动山摇：　　在中华帝国的中央，人们穷尽物力，建筑了由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子组成的宫殿供它居住。　　最迷人的数千名处女，被精心挑选出来，囚禁在帝王之城中，供它一个人享用。　　数万名健康男人被割去(禁止)，成为不男不女的怪物，以服侍它的吃喝拉撒睡。　　它吞噬的财富，抵得上半个帝国的产出。从日本到帕米尔高原，从东南亚到东北亚，数十个国家的国王每年恭恭敬敬地向它进贡本国最珍贵的物产。在帝国之内，设有数十百处工场，几十万人专门为它一家生产瓷器、马桶和唾壶。如果想一想《红楼梦》中那个奢华到极致的大观园的主人身份不过是皇帝的一个家奴，是皇帝派驻一个皇家衣料工场的监工，我们就可以想象皇帝的日常享受了。　　中国皇帝制度设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贯穿着这样一个核心理念：把每一种享受都推向极端，竭尽一切想象力去繁复、夸张和浪费，直至无以复加，毫无必要，令人厌倦。　　以吃饭为例，皇帝的味蕾牵动着天下各省封疆大吏的神经。皇帝饭碗中的主食来自各省的以下贡品：东北的黏高粱米粉子、散高粱米粉子、稗子米、铃铛麦，山西的飞罗白面，陕西的苡仁米、紫麦，宝(又鸟)的玉麦，兰州、西安的挂面，山东的恩面、博粉，广西的葛仙米，河南的玉麦面……这些粮食都是水土最佳之处出产，比如在北京一地仅选用玉泉山、丰泽园、汤泉三处交的黄、白、紫三色老米。　　凡是天下最好的美味，都要由皇帝垄断。鲥鱼春季溯江而上，每年的第一网只有皇帝有权力品尝。鱼打捞上来后，用冰船和快马由水、旱两陆运往北京。镇江到北京约三千里路，内务府限定二十二个时辰（四十四小时）送到。为争取时间，送鱼专使在途中不许休息，马死人亡之事时有发生。　　这种食不厌精的做法尚基于普通的人性。除此之外，更多的是刻意的浪费。众所周知，皇帝身上只有一个胃，并且通常并不比普通人大。但是，皇帝一个人每餐的饭菜要数十上百样，摆满六张桌子。清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俭朴的朝代，宫中规定，皇帝一人每天消耗食品原料的定额是六百斤：盘肉二十二斤、汤肉五斤、猪肉十斤、羊两只、(又鸟)五只（其中当年(又鸟)三只）、鸭三只、白菜、菠菜、芹菜、韭菜等蔬菜十九斤、萝卜（各种）六十个、葱六斤、玉泉酒四两、青酱三斤、醋二斤，以及米、面、香油、奶酒、酥油、蜂蜜、白糖、芝麻、核桃仁、黑枣等数量不等。此外，还要每天专门给皇帝一个人提供牛奶一百二十斤，茶叶十五斤……　　为了给皇家生产衣料，清代专门在三座城市设立了规模巨大的工场。为储存皇帝的衣服，专门建有数间殿宇作为御用衣服库，为管理这些服装，专门成立了拥有数十名办事人员的尚衣监。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他那实际上已经是大大没落了的帝王生活时说：“衣服则是大量地做而不穿。”“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溥仪《我的前半生》）据他后来翻检档案，发现仅仅一个月内，内务府就为他做了四十九件衣服，这些衣服，当然绝大部分都永远白白贮存库内，从来没有机会上皇帝的身。　　说到行，一旦皇帝要巡视自己的国土，那么整个国家都要为之翻天覆地：隋炀帝江南之旅的奢华不是帝王的常例，那么我们就还是以素称简朴的清代帝王为例吧。虽然传统时代交通非常落后，臣民出行极为困难，但是皇帝们的手指每一次在地图上指出一个新的目的地，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帝国版图上就会出现一条数百或者数千千米的崭新大道。这条大道宽达十米，尽量笔直，碾压得“如同打谷场一般光滑”。这条道路仅为皇帝一个人通行，“不准任何人经过”。皇帝出行时，这条道上洒上净水，一尘不染。　　乾隆皇帝的一次出巡中，内务府官员记载道，为了供应皇帝路上的饮食，他们提前把一千只选好的羊、三百头特选的牛，以及七十五头专用的奶牛带上车，沿途供皇帝御用。在数千里的出巡路上，皇帝只喝四眼泉里汲出来的水：北京的玉泉山泉、济南的珍珠泉、镇江的金山泉、杭州的虎跑泉。为皇帝运送泉水，专门成立了一支庞大的车队。在炎热的夏季，几十万斤冰块被从北京提前运送到路上，以备皇帝口渴时能吃上冰镇的西瓜……　　为了防止皇帝回去的路上因为重复的风景而感到厌烦，“归途还必须另修一条道路”……　　二　　这种铺张和浪费的毫无必要通过以下事实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排场浩大，规矩太多，这些享受对皇帝来讲已经演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折磨，因而被皇帝弃而不用，相当程度上成为摆设。大部分清代皇帝无法忍受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组成的浩大的紫禁城过于压抑、沉重的气氛。他们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选择住在更自然的圆明园和更朴素的避暑山庄，只有到了冬天才无可奈何地回到这里。　　至于每顿饭摆在皇帝面前的数十道菜，他们的口味和形式更是让皇帝厌烦。溥仪说：“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多数皇帝都在御膳房外设有小食堂，外请名厨做更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那六张桌子四十八品饭菜，只不过像是神前的供品一样，摆过了就扔掉。这种形式主义时间既久，于是摆在皇帝面前的饭菜真的变成了供品，因为它们端上来时，多数已经凉得不能食用了。　　然而，如此劳民伤财、浪费巨大的形式主义，却绝对不能省略。因为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天下之本”的大事。　　传统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社会。“形式主义”正是中国精神的精髓。　　中国的体积实在是过于庞大了。这样巨大的国家出现得如此之早，人类还来不及发明有效统治它的“建立在数目字基础上的”复杂的近代管理手段。因此，中国历代帝王统治这个国家的办法是删繁就简，举重若轻。他对社会实行一元化管理，所有事情都一刀切，使社会整齐划一，简单明了，使高高在上的皇帝一目了然，心清神爽。正像黄仁宇先生所说：“如《周礼》所谓‘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先造成一个完善的理想的几何图案或数学公式，向真人实地上笼罩过去，尽量使原始的与自然的参差不齐，勉强的符合此理想之完美。如实际上不能贯彻，则通融将就，纵容在下端打折扣，总不放弃原有理想上之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传统中国，就是一个大的行为艺术。------------皇帝：最不幸的人（2）------------　　传统中国处理千头万绪的社会关系，只用十二个字，即所谓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的“三纲”，其实是“一纲”，即“人生而不平等，每个人都要安分守己”。　　在“三纲”精神的指导下，传统社会建立起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处于不平等的状态，每一层人的权利都是单向的，对上绝对顺从，对下绝对权威，或者说向上是奴才主义，向下是zhuanzhi主义。正如戴震所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即上级、长者批评下级和后辈，即使批评得不对，也是对的。下级后辈如果反驳，即使有理，也是错的。通过这种单向的环环相扣，每个人都被等级秩序牢牢锁定，动弹不得。　　为了强化等级原则，皇帝们制定了一整套异常严格烦琐的“礼制”，各个级别的人，穿衣服的料子、出行工具的规格、住房的面积以及装修风格都有严格的规定，丝毫不得僭越。皇帝平时住多大房子、吃多少道菜、娶多少老婆，都是有“规定”或者说有“格”的，不能说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即使讨厌这些规矩，表面上你也得认认真真地走过场。　　在等级制度下，强化zhuanzhi的窍门是扩大等级间的距离，也就是加大不同社会成员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落差。等级越多，等级间的差距越大，上一级对下一级的控制就更加有力，而皇帝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就越远，自然就更高高在上、威不可及，皇帝的地位就更安全。贾谊在《治安策》中，把这个思路说得非常明白：“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就是说，帝王之尊如同高堂，大臣们如同台阶，平民百姓们如同平地。所以如果台阶数量多而且间距高，那么大堂自然就高高在上。如果没有台阶，那么大堂就低得多。高则难攀，威风凛凛，低则容易触及，不容易保持权威。所以古代圣王制定了等级制度，把人们分成公、侯、伯、子、男、官师、小吏、庶人等不同等级，而天子高居其上，其尊严不可触及。　　历代帝王不断增加台阶的高度，拉大等级间的距离，越是向上，各种享受越夸张奢侈，最终结果是皇帝的礼仪铺张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人们最后只能用数量来填补想象力的空白，结果使这些礼仪变得烦琐、夸张到完全脱离实用的可笑的程度。比如那座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宫殿之城，由于无限地夸张和铺陈，已经变成了一座不近人情、了无生趣、内容匮乏的权力纪念碑：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宫殿不过是一间殿宇的一再重复。区别所有宫殿的不过是丹墀的高度、屋顶的重数、殿宇的体量以及屋顶的走兽和斗拱出挑的数目而已。每座宫殿的布置也大同小异：三明两暗、千篇一律的雕花隔子，一几二椅或者二几四椅。最夸张的是，乾清宫西暖阁为皇帝的寝宫，屋内九间，上下共置二十七张寝床。　　三　　当然，这些奢华的形式主义，不过是用来装饰权力的花边。皇帝的实际权力比这些形式展示出来的更为巨大。　　中国式的皇权大到什么程度呢？简而言之，大于人的想象力。　　据说，唯一可以令中国皇帝俯首的是上天，然而上天是虚幻的，所以中国皇帝的权力实际上没有任何限制和禁忌。整个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万众都是他的奴仆。正如黑格尔所说，这是一种“普遍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　　这种统治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皇帝一个人的意志大于所有臣民意志的总和。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其生存的意义都在于为皇帝奔走。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人的利益为核心。所以，我们看到，在皇帝制度下，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在中国，皇帝与他的臣民，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神与人的关系，是人与他饲喂的家禽的关系。他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灵一样，天下臣民以何种手段谋生、如何穿衣戴帽、按何种样式建造自己的房屋，甚至如何思考，都得由皇帝来决定。在他的疆域之内，不允许有任何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曾经有许多人因为日记中的一句不满而被斩首，也有人因为精神分裂胡言乱语而被千刀万剐。最伟大的汉族皇帝之一的朱元璋在开国之初曾屠杀了几名读书人，理由是他们遁入山林，想做自力更生、自由自在的隐士，而不愿做官。在杀掉他们之后，朱元璋向全国人民宣布，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他的财产，必须听从于他的绝对意志。他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我的统治下的读书人不愿为我服务，就是与我作对。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　　在这样的制度下，只要是能想到的事情，皇帝就可以做到。一位美国学者这样形容：“在皇帝的命令之下，一个国都突然在意料不到地方出现。边疆和海港今日开放与外人互市，明日全部封闭。在皇帝可否之间，有些经济部门或者被全力支持，或者被通盘禁断。庞大的军队进出于蒙古及越南。艨艟的舰队游弋到非洲东岸。这样的事情，好像以手掀动自来水龙头。在这水管上一掀则开，向反方向一扭则闭。”全天下人民的命运，完全悬于皇帝一个人的“明”或者“昏”：皇帝性格平和安定，天下按部就班；皇帝好大喜功，天下则动荡不安；皇帝万一是一个精神病或者变态狂，天下就会变成尸山血海……　　四　　毫无疑义，中国皇帝的权势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顶峰。不论是东方小国、非洲酋邦或者西方王国，其君主的声威都远远不能望中国皇帝之项背。　　与中国皇帝比起来，世界上其他君主都显得小气寒酸。要知道，欧洲最有权势的皇帝———法国的路易十四，令他的臣民羡慕的不过是可以“毫无节制地吃青豌豆”。路易十四出行时，身边带着“瑞士百人警卫队”，就以为排场大到了极点，殊不知隋炀帝杨广每次出门，身边盛装的武士最少三万人。与中国大内的禁严相比，法兰西宫廷秩序简直是玩笑。“应当说，什么人都可以进凡尔赛宫，可以任意在各大套房之间游玩，只是不允许乞丐和僧侣进去。想观看国王用膳的过往平民百姓，只要佩带一把宝剑，臂弯里放一顶帽子就可以进宫，这些道具在王宫看守那里能够租到。”所以才闹出了一个厨师化装成贵族与法兰西公主在宫廷舞会上跳舞的故事。------------皇帝：最不幸的人（3）------------　　世界上其他统治者的权力都没有中国皇帝这样绝对、彻底、无所不及。与中国皇帝比起来，西方君主们的荣耀其实十分可疑。中国的皇帝头上只有一个虚幻的“天”，其他的一切都在他的脚下，而西方的君主头上顶着三座大山。第一座是教皇。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曾在１１世纪命令道：“所有的君主都必须亲吻教皇的脚。”欧洲的君主登基之时，要向教皇行效忠之礼，然后由后者为他戴上王冠。在中国，皇帝既是“万民之君”，又是“圣人”；既是凡人，又是“天子”；既管理政务，又垄断意识形态，拥有“教化”百姓的天然权力。在欧洲，国王和皇帝们只能掌握有限的世俗权力，却无权染指臣民的精神世界，意识形态和教育是教士们的领地。第二座大山是法律。在中国，皇帝的话就是法律，而欧洲人明确宣布：“国王在万人之上而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国家本身并不能创造或制定法律，当然也不能够废除法律或违反法律。”因为法律的保护，一个穷人可以得意洋洋地宣布，他不欢迎国王进入他的房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第三座大山是贵族的约束。在中国，“君”与“臣”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而英语里的“Ｋｉｎｇ”，除了“国王”之意外，还表示“大的”、“主要的”。事实上，英国的贵族一直认为国王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贵族中的第一人”。国王本身不过是最大的贵族而已，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与其他贵族主要是朋友关系。他的那些哥们儿一不高兴，就可以联合起来，把他颠覆下王位，所以他不得不处处讨好他们，尽量考虑他们的利益。　　因此，欧洲的国王们权力的深度和广度都远不如中国皇帝，因此他们自然也远不如中国皇帝那样威风。１１９９年，理查德一世听说他的一个贵族在城堡里挖出一批古代金器，财政紧张的国王要求获得这份宝藏。然而，在英国，国王却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拒绝。国王恼羞成怒，和这个贵族兵戎相见，不料却命丧敌手。　　英国贵族们就是这样经常拒绝国王的命令。“无地王”约翰时期对欧洲大陆垂涎三尺，打算出征法国，然而英格兰骑士们却对大陆战争不感兴趣，拒绝从命，约翰也无计可施。　　五　　不过，“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表面上中国皇帝权力巨大，荣耀无比，实际上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有以下事实为证：　　第一，在中国社会中，皇帝的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态最差。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二百零九人。这二百零九人，平均寿命仅为三十九岁多。　　有人指出，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过三十五岁，因此，皇帝的平均寿命并不低。可是，三十五岁的平均寿命中包括大量的夭折人口，事实上，古代人均寿命之低主要是由于极高的出生儿死亡率造成的。如果除掉这个因素，人口学家推算，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可达五十七岁。众所周知，生下来就死掉的人不可能成为皇帝。因此，五十七减去三十九，中国皇帝的平均寿命比普通人要低十八岁。　　除去非正常死亡因素，皇帝的健康水平低是造成皇帝整体寿命低下的重要原因。宋明两代政治秩序较好，皇帝大都是善终，然而平均寿命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两宋十八位皇帝，平均寿命四十四岁多。明代十六位皇帝，平均年龄四十二岁多。在明代十六帝中，只有五个皇帝寿命高过均龄，其余十一帝皆低于均龄：从宣德帝到正德帝这祖孙五代竟然都在而立之年左右撒手人间，其中的成化帝也仅仅是刚过了四十岁。其中明光宗登上皇位仅一个月，因为多幸了几个女人，就撒手人寰，其身体的虚弱可知。　　第二，皇帝群体中非正常死亡比率高。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六百一十一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三百三十九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二百七十二人。非正常死亡率为百分之四十四，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第三，皇帝这个群体的整体生命质量较差，生存压力巨大，因此出现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几率较常人高许多。翻开二十四史的本纪部分，那些一开始使我们惊愕、恶心，后来使我们麻木、厌烦的发疯变态行为实在是书不胜书。有近四分之一的帝王传记中，记录有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表现：　　南北朝时期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前废帝刘子业，极为荒淫残暴。他讨厌功臣刘义恭，就砍掉刘义恭肢体，剖开他的肚子，挑取他的眼睛，用蜜腌渍，谓之“鬼目粽”。他创办了独家的皇宫妓院，招集众多王妃、公主，令左右幸臣与她们当场开性ｐａｒｔｙ。这些女子都是他的长辈或姐妹，稍有不从者，立即杀掉，毫不手软。这个游戏玩腻了，他又叫宫女们与猴、羊、马交配，他在一旁观察。他把叔父湘东王刘彧luoti(被禁止)养于坑中，要他从木槽取食，并称呼他为“猪王”：“尝以木槽盛饭，并杂食搅之，掘地为坑，实以泥水，裸彧内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以欢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　　前废帝如此，后废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后废帝刘昱凶暴异常，外出游玩，遇到挡路者，无论是人是畜，都命侍从格杀勿论，这使得都城建康，白天户户都大门紧闭，道路绝迹。他命令身边侍卫随时手执针、锤、凿、锯等刑具，臣下稍有违逆，就施以击脑袋、锤阴囊、剖腹心等酷刑，每天受刑者常有几十人，他以此为乐，一天不见有人流血，就闷闷不乐。　　这些行为无疑不能用“纨绔”定义，这两个人所患是精神分裂症。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患的是躁郁症：“或者数日不食，或达旦不寐，追计平生成败得失，独语不止。疑群臣左右皆不可信，每百官奏事至前，追记其旧恶，辄杀之；其余或颜色变动，或鼻息不调，或步趋失节，或言辞差缪，皆以为怀恶在心，发形于外，往往以手击杀之，死者皆陈天安殿前。”（《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意思是或者数日不食，或者数夜不睡，精神忧闷不安，有时一晚上自言自语，好像对身旁别人看不见的鬼物说话。他上朝时喜怒无常，追思朝臣旧恶前怨，大加杀害。见到大臣脸色有异，或呼吸不调，或言辞失措，就大叫而起，亲自殴打击死在大殿之上，尸体都一字排开摆放于天安殿前。------------皇帝：最不幸的人（4）------------　　还有人食欲异常。前面提到的“猪王”刘彧，后来侥幸活了下来并当了皇帝，史称宋明帝。此人习惯用暴饮暴食来缓解精神紧张。他非常能吃用蜂蜜腌渍的鱁鮧，一次可以吃几升。吃烤猪肉，一次能吃二百块。　　北齐文宣帝高洋的病状则是病理性激情。他怀疑其宠妃薛氏与大臣私通，亲自砍下薛氏的头，将之藏在怀中赴宴。酒席中，他拿出薛氏的头放在盘子里，在座众人大惊失色。他叫人取来薛氏的遗体，当众肢解，取出薛氏的髀骨，制成一把琵琶，边弹奏，边饮酒，边哭泣，叹息“佳人难再得”，伤痛不已。最后，他披头散发，哭着将薛氏下葬，用的是隆重的嫔妃之礼。　　……　　与这些变态行为相比，北齐后主高纬爱当乞丐，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捕老鼠、睡懒觉、驱百姓，明代万历皇帝的二十年不上朝，洪武皇帝的滥杀功臣，嘉靖皇帝的偏执，天启皇帝的沉溺于木匠活儿，都算不上骇人听闻了。　　第四，历代皇帝中，事业成功者，也就是说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的只占一小部分，基本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圣君”更是凤毛麟角。为后世所纪念和景仰的历代成功帝王加起来不过十数名，而庸主、昏君、暴君则比比皆是，占到百分之九十还多。由于皇帝这个职业挑战性过大，这个阶层中的人，在工作中要体会成功感最难，体会到的挫折感却最多。大部分皇帝是在这个职位上“混”过一生的，因为他们的才能、精力、学识不足以统治如此复杂而辽阔的帝国。　　六　　权力过于巨大，是造成中国皇帝们不幸的根本原因。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为他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样因为他的权力没有边界。　　皇帝十分清楚他的一切都是来源于自己的权力。为了保持自己的至高尊荣，皇帝必须牢牢把握住权力，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手。利益的焦点必然是力量的焦点。普天之下有多少精英人物在日夜垂涎、掂量、窥测、谋划着大位。为了让天下人成为自己的奴隶，皇帝自己成了权力的奴隶。他必须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自己的权力，一分一秒也不能松懈。被剥夺权力的恐惧使皇帝们神经常年高度紧张，甚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呈现某种精神病态。朱元璋在写给自己继承人的《皇明祖训》中，就鲜明地表现了这种过度戒备心理。他说，凡帝王居安之时，应该常怀警备之心，日夜时刻不可松懈，这样才不至于被人所窥测，国必不失……每天都要当成是在战场上一样，白天注意观察周围人的言语举动，晚上要严密巡查，搞好宫内安全保障。即使是朝夕相见的心腹之人，也要提高警惕，所谓有备无患也。如果有机密之事要与亲信商量，需要屏退旁人，那么也不能令护卫们退得过远。最多十丈，不可再远！……兵器、甲胄，不离左右，更要选择数匹良马，置于宫门及各处城门，鞍鞯俱全，以防意外……　　为了保证自己的意志绝对畅通，为了保证自己对权力的独占，皇帝们一再地粉碎对皇权的任何威胁和挑战，同时也不得不把自己变成牛马，担负起沉重的工作负荷。在皇帝体制下，“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那些雄才大略的皇帝，每一个都不得不成为工作狂。秦始皇每天规定自己必须看完一百二十斤的竹简文件，才能休息。朱元璋说自己“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明太祖御制全集》）。据史书记载，洪武十八年九月的八天之内，他阅读奏折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阅读奏折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雍正皇帝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在位十三年，写出了一千多万字的朱批。　　康熙皇帝对历代帝王短寿有自己的解释，他在遗诏中曾深有感触地说：“自古帝王多享年不永，书生们每每因此多有讥评。他们怎么知道，皇帝面对的政务之烦，使人不胜其劳。做大臣的，想做官就做官，不想做就不做，回家抱抱孙子，优游度日。皇帝们就没有这样幸福。皇帝的重任不可以托付给旁人，所以舜帝直到死在苍梧时，禹帝直到死于会稽那一天，都没有享受过安宁的生活。当了皇帝，就没有退路，怎么敢奢想安逸！”　　除了劳累之外，皇帝的生活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刻板。　　本来，世俗权力的巨大，已经令皇帝们精疲力竭，可是传统文化对皇帝的要求还不止于此。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既然皇帝是天生圣人，是万民的老师，那么一举一动更应该体察天道，遵守礼仪，有章有法，完美无瑕，以为天下众人之表率，以达到“一人正而天下正”的大好局面。因此，历代相积，建立了一套建立在“礼法”之上的完整的帝王守则，使帝王的生活，每一分钟无不处于被规定之中。　　我们以清代为例，观察一下皇帝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套子当中。清代祖制，每天早上五点左右，皇帝就必须起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是着衣。皇帝穿衣戴帽是不能由着自己喜好来的，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月份，不同的日子，甚至同一天的不同时辰，皮、棉、夹、单、纱的各种质地以及式样、颜色、规格、文饰都有严格的规定。　　梳洗已毕，首先要做的事是“读《实录》一卷”，也就是说要学习祖先的光辉事迹，背诵祖先的教导。　　然后是处理政务。即御门听政，皇帝端坐于乾清门。整个听政过程有着严格的礼仪规范要求：文武百官从景运门入，在门下广场排班。奏事开始，大臣从东阶上门，列跪，尚书居前，侍郎位其后，陪奏的官属又在其后。尚书一人手捧折匣折旋而进，至本案前垫上北面跪，将疏折匣恭放于本案上，然后起立，趋至东楹，入班首跪，口奏某事几件。每奏一事，皇帝即降旨，宣布处理意见，大学士、学士承旨。事毕，大学士、学士起立，从东阶下，记注官从西阶下，皇帝起驾还宫。　　每天上午１１点到下午２点３０分，是皇帝休息、吃晚饭时间，根据《国朝宫室》记载，每天下午皇帝一般在一两点时吃晚饭，然后批阅各部和地方大员的奏章，接着就开始学习。　　在下午２点３０分到５点这段时间里面，皇帝除了办公以外，还要看书学习。　　晚上７点到９点皇帝要祀拜神灵，到各殿神佛前拈香，然后上床睡觉。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如此。------------皇帝：最不幸的人（5）------------　　因此，中国的皇帝，说容易，任何昏庸白痴都可以凭血统登上帝位；要说难，则传统文化中对帝王的要求至难至险。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对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类精力过人、意志超群的超级皇帝来说，权力都令他们不堪重负，更何况那些远不如他们坚强的后代。那些精明巧诈的定制之君没有想到，他们制定的帝王标准，给自己那些平庸的后代带来多少痛苦和折磨。　　在传统中国，人们往往把物质享受作为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把无条件地顺从、宠爱、谄媚作为对待皇子的不变态度。一生下来，皇子们就处于太监奴仆的包围之下，众星捧月之中，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皇位继承人很容易出现种种心理和性格问题，最常见的是意志软弱、自制力差。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延后满足的能力。这极容易导致皇子人格的不成熟。与此同时，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国家对皇子们的期望值很高，要求很严。一出自己的后宫，即处于种种森严的规矩包围之下。这就很容易造成皇子们的人格分裂，形成种种心理隐患。许多天赋不凡的孩子，都被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所毁坏，比如那个因为“日表英奇、天姿粹美”而二岁时就被康熙立为太子的胤礽，他本来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智力超群，仪表不凡。可是，由于长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使他的性格严重畸形，在皇帝面前，他表现得举止大方，处事有法。皇帝一转身，他就露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他赋性奢侈，大手大脚，索求无度；他骄横暴虐，为所欲为，甚至任意殴打郡王、贝勒、公爵；他胆大包天又缺乏自制力，竟然派人拦截外藩进贡的使臣，夺取进贡给皇帝的马匹，终于使康熙忍无可忍，不得不将其废掉。　　一方面是不成熟的人格，另一方面是挑战性极强的政治重任。两者相遇，必然是一场悲剧。权力这副铠甲本来是为了保障皇帝们的享受，可是在大多数时候，皇帝们使出全力，也担负不住这具厚厚的铠甲，他们的生存因此就变成了权力重压下的挣扎，显得十分可怜。　　在阅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是为什么沉溺于酒色的皇帝那么多。人生的乐趣那么多，特别是皇帝富有四海，可以做的事那么多，可以经历的人生那么丰富，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像乍富的大款一样不开眼，一门心思赖在酒桌和床上？这两样事物确实很好玩，但也不至于好玩到让人丧命的程度。道理其实很简单，这是一种逃避。权力的沉重和规矩的森严使他们无力承受，而祖先的期望、臣民的指责、自己体内的超我使他们荒嬉政务、尽求享乐时，不能不产生深深的负罪感、无能感、自卑感。酒和色不过是他们的逃身之所罢了。准确地说，那么沉溺于酒色的昏君实际上都是“酒精”或者“性”的依赖症患者。　　相比之下，西方国王们的政务则相当轻松。因为面积小，事务少，更重要的是，权力的范围和深度远不能和中国相比，所以英国的政府机构十分简单，一直到１３世纪，才形成了三个部门：一个是财务署，负责收税；一个是最高法院；另一个是内务部，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由于国家主要是在法律的约束之下运转，国王对国事用不着事必亲躬。亨利二世在位期间三十四年，有二十一年生活在法国，但英国的社会秩序却相当良好。在西方，国王们每天只用很少的时间就可以处理完自己分内的工作，剩下大把时间，可以用来举办宴会和舞会，理直气壮地玩。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每周至少打猎两次，“寝宫之夜”娱乐晚会则每周举行三次。“寝宫之夜”自晚７时到１０时进行，“娱乐项目多种多样：赌博、台球、跳舞，有时还有演出。各种酒菜台子都摆了起来。各种糕点、冰淇淋等随时可用，各种饮料随时可取”，“路易十四显得和蔼可亲。在走到牌桌时他不让别人起身相迎，他彬彬有礼地同每个人打招呼”。　　七　　虽然皇帝生涯如此险恶，可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做过皇帝梦。孙中山曾言“四万万人都想当皇帝。”“中国向来没有为平等自由起过战争，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　　确实，中国的皇位对没当过皇帝的人来讲是太诱人了。它有两种神奇的品质：一是法力无边，一瞬间就可以使人成为上帝，可以满足人这种生物的一切生理欲望和尘世梦想。二是流动性强，可以用武力去夺。由此导致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对皇位的争夺如同中国这样频繁、惨烈、代价巨大。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精英的全部焦虑都集中在两点：如何保住皇位与如何夺取皇位。这两种努力都使中国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造成了皇帝非正常死亡率居高不下。　　改朝换代这一历史现象鲜明地表现出中国人源远流长的“自由、平等、竞争”意识。中国式的皇位竞争不分贵贱、不论种族，完全是ＯＰＥＮ式的、费尔泼赖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民谚深入人心，乞丐、流民、士兵、权臣、异族，皇位面前人人平等，都有机会成为“太祖高皇帝”。由于这个“家业”实在过于具有诱惑力，也由于竞争门槛很低，所以几千年来无数男人投入到这种竞争中，因此，中国皇位就具有了某种彩票性质。这张彩票，价值与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中奖率为一比全国总人数的一半（因为除了武则天，尚没有第二个女人对开国之君的称号感过兴趣）。这是一场多么惊险刺激诱人的博彩活动啊！自从秦始皇发明这张彩票以来，无数中国人就如痴如狂地投入到这场巨大的赌博中来，自秦始皇到溥仪，两千年间，如果按粗略的直线数下来，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二十六次改朝换代，平均每个朝代的统治不足百年。为了这个皇位，中国大地上无数次烽烟四起，血流漂杵，白骨成堆。那些顶级男人们，提着头颅，以全族人的身家性命为赌注，进行着一次又一次声势浩大的赌博。　　中国的皇位虽然对所有的人开放，但是角斗场却是封闭的。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在东亚这块相对封闭的大陆上，失败者无路可逃，每一个走进角斗场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是成功，就是成仁。因此，中国封建统治者在斗争中显得分外残酷、彻底，他们的信条是政治斗争必须心狠手辣、斩尽杀绝，对对手不抱任何幻想，绝不给对手一点翻盘的机会。因此，与每个王朝辉煌的开始相对照的，都是腥风血雨的结束。每一代新的统治者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把前代王朝的后代斩尽杀绝，斩草除根。中国历朝末代皇帝的命运都无比悲惨。有的逃到天涯海角甚至海外仍不免一死，如南宋末帝和南明永历帝。有的老老实实交出权力仍不免被以各种借口暗杀，如晋代末帝司马德文、刘宋末帝刘准、萧齐逊帝萧宝融、萧梁末帝萧方智、南唐后主李煜……死到临头，这些不幸的人一再悲叹：“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　　环顾全球，像中国人这样热衷于皇位赌博的似乎不多。以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为例，日本是所谓万年一系，自从有天皇以来，就没有他人染指。而自唐亡之后，中国历经了梁唐晋汉周北南宋金元明清十多个王朝，而邻国朝鲜只经历了高丽和李朝两个王朝。　　地球另一端的人们观念则要更保守落后得多。欧洲人认为，王位必须由有国王血统的人继承。欧洲的几十顶王冠，一直是在天潢贵胄间传来传去，还从没有出现过哪个泥腿子揭竿而起、开朝立基的壮举。在英国历史上，虽然为了王位也曾多次展开过连绵的战争，但是战争的双方都是法律意义上有权继承者。另外，西方王位的产生，除了战争和继承以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种途径，那就是选举。在议会出现前，英国存在着由贵族、教士和高官组成的“贤人会议”（ＷＩＴＡＮ）。这个会议的明确职责之一就是选举或者罢黜国王。当国王的继承出现争议时，这个会议便会从候选人中选出他们认为最合适的一个。英国从８９９到１０１６年间的十位国王中，仅有三位是仅凭血缘关系即位的，其他七位都是由贤人会议推荐的与国王血缘关系较近的贵族，由绝嗣的在任国王赐予王位继承权。因此，一位大主教曾经说过，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英国的君主实际上不是世袭的，而是选出来的。------------皇帝：最不幸的人（6）------------　　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再看英国，自１０２８年威廉一世诺曼征服后至今，一共出现的四十一位国王，都是威廉一世的后人。从不严格的意义上说，英国王位，也可以说是千年一系了。只不过英国的王位继承不是中国式的严格的父死子继，而是掺杂了父女关系、兄弟关系、外孙外孙女关系，以及堂兄弟关系。英国共经历了九个王朝，然而，王朝更替多是由于上一个王朝的末代国王绝嗣，由亲戚入继大统，导致改换朝代名。欧洲其他国家的王朝更替，也都属此种情况。　　在中国，即使在同一个王朝内部，围绕着皇位，也没有一天停止过阴谋、叛乱和杀戮。没有哪一皇位像中国的龙椅这样染了这么多的鲜血。中国人围绕权力所表现出来的非人性程度达到了人类史上的极限。父子相残、母子相残、兄弟相残、夫妻相残，凡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残酷的、最反人性的场景在皇宫之中都发生过了。秦始皇的儿子胡亥篡夺了皇位之后，为了消除其他继承人对自己的威胁，将自己的十八个兄弟和堂兄弟斩首，并且把十位心怀不满的姊妹统统车裂而死，另外还迫令十五人自杀。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去世前为了防止母后干预朝政，杀掉了自己心爱的妃子。这一举动被后世政治家认为是高瞻远瞩的大手笔，以至于北魏时期，后宫明文规定：“子为储君，母当赐死。”后宫嫔妃因此祈祷上苍，万万别生儿子。这一制度性的规定，比起那些纯粹基于兽性而制造的骨肉相残，尚属仁慈。公元３５８年，后赵皇帝石虎将试图篡位的儿子石宣捉住后，用铁环穿起他的下巴，拴在柱子上，然后命人抬来喂猪的槽子，倒入残渣剩饭，让他像牲口那样去舔着吃。这样折磨一段时间之后，又一根根拔光他的头发，割断他的舌头，砍断他的手脚，挖出他的眼睛，剖开他的肚子，最后把他吊到柴堆上，烧成灰烬。虽然石宣五岁的幼子颇得石虎疼爱，平时祖孙朝夕不离，此时也被石虎命令拉出去砍了。当刽子手来行刑时，小孙子拉住石虎的衣服不肯放手，最后把衣带子都拉断了。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一边来到李渊面前承认错误，“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另一边命人立刻去杀掉他的十个侄子：“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坐诛。”这样的自相残杀，无朝无代无之。　　相比之下，西方的统治者在王位之争中却表现出了让中国政治家瞧不起的软弱性、糊涂性和不彻底性。他们根本不懂“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的真理。在中国人看来，他们的王位之争有时候简直像小孩子过家家。　　１１３５年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孙亨利二世和外甥斯蒂芬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斯蒂芬抢先一步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服，从此领兵前来争夺王位。在第一次王位争夺战中，年仅十四岁的亨利二世经验不足，准备不充分，还没开战军队就没有粮饷，陷入饥饿，困窘之下，他居然向敌人斯蒂芬请求支援。而斯蒂芬呢，居然也就慷慨解囊，借钱让亨利二世把饥饿的雇佣军打发回家，第一次战争就这样可笑地不了了之。　　数年之后，亨利羽翼已丰，卷土重来，双方再次展开大战，这次亨利很快取得胜利，斯蒂芬俯首投降。然而，双方谈判后达成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双方约定，斯蒂芬继续做英国国王，不过宣布亨利二世为他的继承人，一旦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登基。　　另一场王位争夺的结局更富于戏剧性。英国爱德华三世的两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后代都对英国王位发生了兴趣，两个家族各带一批贵族，发动了内战。因为兰开斯特家族的族徽是红玫瑰，约克家族的族徽是白玫瑰，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玫瑰战争。战争的结局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在战争中打出了感情，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第七，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宣布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合并，结束了玫瑰战争，也结束了兰开斯特和约克王朝，开创了都铎王朝。　　虽然西方的权力争夺中也不乏残忍和血腥，但较之中国式的残酷，也不可同日而语。毕竟，在西方，得到了王位并不意味着得到了一切，丢掉了王位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人们不会像东方一样不顾一切、偏执而疯狂。欧洲政治中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做过国王的人即使被从王位上推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是骑士精神的表现之一：同情弱者，对失败者宽宏大量。因此，欧洲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鲜有被处死的例子。在那个时代，人们无法容忍一个国王杀掉另一个国王。他们不是不知道养虎遗患的道理，却宁肯承受失败者卷土重来的后果，也不愿破坏自己的骑士风度。１６８８年，威廉三世征讨英国，从自己岳父詹姆斯二世手中夺取了王位。之后他网开一面，故意在囚禁岳父的城堡前的大海上不设防备，让他顺利乘船逃到法国。第二年，他的岳父就组织了一只精良的雇佣军在爱尔兰登陆。威廉三世不得不从英法战争中腾出手来对付卷土重来的岳父，虽然最后将詹姆斯赶回了法国，却因此在英法战争中失利。不过，似乎没有人因此而批评威廉的不智。　　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不但造成了皇帝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也是造成许多皇帝疯狂变态的重要原因。中国南北朝时期及五代时期帝王患精神病和心理异常的比率分外高，与这个时期异常激烈和残酷的皇位竞争密切相关。这个时代的皇帝所处多是势力交集之地，各方势力把他如同五马分尸一般拉向各个方向，在他的生命中有着太多的矛盾、取舍、焦虑和不如意。　　金代第三代皇帝熙宗完颜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早年是一个聪明善良、胸怀大志的人，很重亲情，对宗室亲王十分优待。他“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追慕唐太宗之政，曾立志成为治世明君。然而，在做了几年皇帝之后，却变成了一个终日酗酒、动辄杀人的暴君。“屡杀宗室”，“屡杀大臣”，“迭兴大狱”，皇统九年仅一个月之内，就“杀皇后裴满氏”、“德妃乌古论氏及夹古氏、张氏”与妃裴满氏等一后四妃，显得异常残酷。“纵酒酗怒，手刃杀人”更是常事，喝醉之后，命令大臣跪在身边，亲手举刀将其头砍下来。群臣震恐，皇统九年十二月，数名宗室重臣合谋将熙宗刺死。　　帝王生涯中遇到的太多挫折、打击、不如意是熙宗精神变态的主要原因。他的十七岁即位是贵族拥立的结果，在帝王生涯的前数年内，朝中重臣专权，处处受权臣掣肘，令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朝中连绵数年的残酷政治斗争中，他的众多亲族，都在相互仇杀中惨死，使他十分苦闷。特别让他无法承受的是，那些诛杀他的亲叔、堂叔、叔祖的诏书，都是在权臣的胁迫下由他亲自签署，这对他造成了严重的刺激，使他开始酗酒。压断他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未能保护自己十分信任的大臣宇文虚中，在宇文虚中被处死后十个月，他初次显示出精神异常。其时他宴请大臣，“酌酒赐元，元不能饮，上怒，仗剑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宪召元，宗宪与元俱去，上益怒，是时户部尚书宗礼在侧，使之跪，手杀之”（《金史·熙宗纪》）。　　在此之后，长期酗酒的熙宗更是时常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由原来温文尔雅的书生皇帝一变而为杀人狂，终于在三十一岁的盛年死于非命。可以说，金熙宗是帝王中因为政治斗争导致心理变态的典型标本。　　八　　中国皇帝制度和西方君主制度的最后一点不同，是中国皇帝制度确立之后，皇帝们的权力在历史上呈逐渐扩张之势，而英国国王的权势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减少。换句话说，在中国，是统治者日益把民众关进越来越严密的笼子。而在英国，是民众逐步把国王装进了笼子。　　自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后，中国的zhuanzhi统治方式从粗放简单发展到精密深刻，统治层面从控制人的身体逐步发展到控制人的精神，皇帝与臣民的关系越拉越远，民众奴化的程度越来越深。------------皇帝：最不幸的人（7）------------　　自秦朝到西汉，丞相入朝之时，皇帝会起立欢迎；从东汉至宋初，宰相可以在皇帝面前坐而论道；宋朝初年之后，宰臣在皇帝面前不再有座位，但还可以站在皇帝面前说话；而到了明清两朝，不论哪个大臣，在皇帝面前都必须跪着说话了。宫廷礼仪的这种演变，简洁地反映出皇权日盛、臣权日衰的演变过程。　　宋代以前，中国还没有文字狱的说法；明代以前，中国zhuanzhi统治虽然严密，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权力管不到的地方。士人们不满朝政，可以挂冠而去，隐居山林。而到了明代，不愿当官居然成为被皇帝杀头的理由。及至清代，人们的私人日记和通信都成了被判罪的理由，文字狱使得所有大清臣民都噤口不言。　　而在英国，虽然国王与贵族的斗争出现多次反复，但总的趋势却是zhuanzhi王权日益削弱，贵族和民众的权利日益伸张，最终导致了君主立宪制的形成。英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不受约束的zhuanzhi权力必然给国家带来动荡和祸乱，所以贵族们总是不失时机地趁国王处于软弱状态时，把一道道绳索套到他的头上。从《大宪章》到《默顿法规》再到《牛津条例》，英国人根据形势的需要，一步步缩小国王的权力范围，直至内阁制度成熟，王权对国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时，通过君主立宪制，把国王架空起来。因此，英国国王权力范围的变化史，也就是英国保守主义自由民主的发展史。　　随着皇帝制度对社会控制得越来越严密，它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越来越严重。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zhuanzhi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在两千多年帝制时期，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zhuanzhi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　　在西方思想家看来，古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zhuanzhi的国家。那些最早对文化中国进行观察的西方思想家无不为他们所看到的情景切齿扼腕，视为人类精神史上独一无二的惨状。黑格尔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本质上是一种东方特有的zhuanzhi与奴役精神，“只有服从与奴役，没有精神的独立与主体意识的自由”。孟德斯鸠则说，统治中国的“原则是恐怖”。他用语极端而刻薄，然而令人绝望的是，这种推向了极端的判断今天回头看来仍然基本正确：“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而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　　当文化中国在与西方的迎头撞击中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之后，中国的思想者也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痛切反思。一百六十年来，思想家们达成共识，zhuanzhi主义是中国一切文化病相的罪魁祸首，也是最难医治的文化病根。是它，束缚和压制着中国人不能发展成“完全的人”，是它，导致了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守旧症”、“非我症”、“不合作症”、“麻痹症”。　　其实，君主zhuanzhi制度并不是秦始皇发明的。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他起的也不是决定性作用。秦始皇的历史功绩一直被大大夸张了。　　如果说春秋战国是中国的思想启蒙时代，那么它们启的不是民主之蒙、科学之蒙，而是zhuanzhi之蒙、迷信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