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5）------------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爨，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所食。……死者相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　　关于朱先生家的遭遇，我也不细说了，我只能告诉你们，朱先生家虽然穷，却一直非常和睦，相互依靠，感情很深。那一年四月初六，父亲朱五四饿病交加而死；初九，正当壮年的大哥去世；十二日，大哥的长子去世；又过了十天，母亲也饿死了。　　这一年他十七岁，眼睁睁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一个个在面前死去，却丝毫也无能为力，只有和还活着的人相对痛哭。十几天内，连失四个亲人，对一个半大孩子，心灵的摧残不言而喻。我想，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的心变成了铁石。对世界的仇恨牢牢地在心里生了根。大嫂带着剩下的儿女去逃荒了，只剩了他和二哥，连埋葬亲人的坟地都没有。实在没办法，狠狠心厚着脸皮去求地主刘德，谁知刘德没有一丝怜悯，反而呼叱昂昂，把他们俩痛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还是邻居刘继祖看不过眼，给了他们一块荒地，这才没让亲人的尸体去喂野狗。　　朱元璋：你每说，那大户哪有一个是好心的？那饥荒年月，他每眼睁睁地看着你一个个饿死，家里一样是大鱼大肉。其实半个月前家里断粮的时候，爹去他家借过一回粮，也是给他骂出来的。哪怕他把家里喂狗的粮食给我们，爹娘也不至于饿死。后来，来了放赈的官，我每满心欢喜，以为爹娘有救了，谁料这官偷偷把粮卖给了商人！你说这贪官可不可恨？　　张宏杰：这一经历对朱先生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此，他没有了家，成了游方和尚，实际上就是乞丐，在大江南北乞讨了三年。家庭中为数不多的温暖和亲情没有了，他生命中唯一一点可贵的东西被命运剥夺了，只剩下饥饿、寒冷、冷眼，在他眼里，整个世界和他都是敌对的，他人对他都心怀恶意。在寒冷的冬夜，他仇恨一切穿暖吃饱的人。　　卡伦：在冬季里能活下来的树木都是有角质层保护的针叶，在虐待中长大的人都有一颗铁石的心。他们报复起别人来绝不会心慈手软。他们的经历教他们相信，世界就是一个角斗场，适者生存，强者必须消灭弱者。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情地追求自我利益是最高法则。严酷的事实粉碎了他们身上最后一点诗意，生活告诉他们，弱者只有灭亡一条路，活下去，就必须成为强者，必须去打击、消灭、压制别人。这种人需要与任何软弱的感情做斗争……尼采为这种心理动力提供了极好的例证：他的超人把任何形式的同情都视为第五纵队，“是敌人从内部进行破坏”。他们害怕并且时刻提防心中的柔情，因为这将使他们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中解除武装，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会威胁他们与自己进行的交易。这种人从不指望世界会给他们任何东西，他们深信，如果继续忠于自己的生活观———即生活就是战斗，并拒绝传统道德和内心柔情的诱惑，那么他们就能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　　因此，他们常常是虐待狂，他们希望奴役他人，玩弄他人的感情，挫折、诽谤、羞辱他人。　　张宏杰：朱先生的整个后半生的努力都是对早年经历的补偿。桩桩件件都是如此。他在穷困时，无力给父母买坟地，买棺材，即位后，他在家乡修了异常高大、华丽的皇陵。建筑坚固精良，至今犹存。他的家庭贫无立锥之地，四处搬家，渴望定居而不能。他即位后，非要将首都定在十年九旱的家乡，大臣怎么劝阻都不听，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建了九年，后因他事作废。他受尽贫苦，从小没有得到父母太多的关爱，甚至由于缺少照顾而差点死亡，所以他对自己的子孙后代表现出过分的关心和保护。他为子孙后代规定了林林总总的规矩，详细到不用他们自己做任何思考的程度。他规定自己的后代不必工作，享受终生福利。结果到明末社会经济情况恶化，无力供应皇族时，这些没有谋生技能的子孙只能去当仆人甚至乞丐。他出身赤贫，属于社会最底层，做了皇帝之后虽然生活上比较俭朴，但排场上一丝也不能含糊。他特别强调等级尊卑，一旦有谁不注意越了规矩，处罚非常严厉。　　弗洛姆：你们两个人的分析都很精彩，但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任何一种精神问题其起源都是复杂的，一个简单的模型不会说明所有因素。在我看来，朱先生的问题至少还有两个侧面：施虐狂，也就是反社会人格，以及囤积心向。　　从你们的叙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朱先生难以控制他的暴力攻击、污辱他人倾向，并且行为中缺乏道德标准，没有羞耻感。他充满强烈的虐待狂冲动，他从使他人遭受不幸与受其统治中获得满足、寻求欢乐，这是反社会型人格的重要特征。造成这种人格障碍的原因应该是早期情感剥夺、社会歧视两大因素。朱先生起义前的很长一段半流氓式生活对他的一生也具有很大影响，这一点不容忽视。------------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6）------------　　　　中国的小农社会造成社会心理中的囤积心向，在这一点上，朱先生也有明显表现。有囤积心向的人的特征是重秩序和条理，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囤积的节省上。在他们看来，外部世界在威胁、冲破其牢固的阵地，井然有序意味着已控制了外部世界，为了免受被侵犯的危险，就须把一切东西放置、保存在适当的位置上。朱先生为自己的子孙和人民制定了那样多的规定，限制人民自由外出，我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他想把一切固定住。他对人民的活力有一种天然的恐惧。他们那种强迫性的清洁是要摆脱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另一种表现。在自己藩篱之外的任何东西，他们都认为是危险和“不清洁的”。他们通过强制性的洗涤，以消除有威胁性的接触所带来的“污染”。所以，朱先生采取了一定的闭关锁国政策，在历代伟大的君主中，只有他对扩张领土没有任何兴趣。相反，他对外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并且把“里通外国”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想清除的大臣头上，以此强化人民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被视为一种威胁，只有远离或者占有他人，才被看做是一种安全。从他这一代开始，中国明显地内向化了。　　朱元璋：刚才诸位先生说了那样多，我大略听懂了。先生们都是好意，为我的病。可是有些话，说得我心不服。譬如说我虐待狂，说我无德。我确是嗜杀，但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为一国之君，过于仁柔，如何摧并强暴，护助弱小？我正是为了维持天下道德。弗先生说我杀人时快乐，凭天发誓，我从没有过，我只是生气啊。　　弗洛姆：这涉及一个基本的心理学常识———文饰作用。朱先生的话我可以理解。受到基本价值观的影响，人们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有施虐倾向，所以人们会在心理上抑制这种“不道德”的冲动。然而，弗洛伊德已经揭示，受到抑制的冲动依然会发生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是隐蔽的，行为者自己往往还蒙在鼓里，不知道究竟干了些什么。虐待狂患者就不会察觉到他的虐待狂，很有可能还满以为他统治他人是出于对其关心，让他们获得最佳利益，他这样做是出于强烈的责任感。　　张宏杰：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不得不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给朱先生什么样的帮助呢？就我所知，人格障碍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这就是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卡伦：通常心理分析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因为患者的心理问题大部分是早期经历形成的，我们通过帮助患者回忆和分析自己的经验，可以部分达到心理矫治的目的。然而，在这个病例里，我们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文化障碍。事实上，坦率地说，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成分，在我看来就是心理症状的表现。例如刚刚弗洛姆所说的囤积心向问题。中国人的世界观是静态的，这必然导致囤积心向。而且在中国文化中，互不信任是个根深蒂固的传统———“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到朱先生时代的中国去旅行的时候，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每个城镇都花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去修筑了坚固高大的城墙。这些城墙，是中国人猜疑心理的极好象征。朱先生的屠杀大臣，何尝不是“斩草除根”这一古训的忠实体现呢？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朱先生的心理问题，就是这个民族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朱先生个人，对整个民族心理疾病的恶化又起了很大的作用。面对这样的现状，我想解决的办法还应该是中国式的，那就是相信时间，时间和耐心能给我们以最大帮助。　　张宏杰：对朱先生个人，我们能有什么最有效的治疗方案？　　弗洛姆：Ｃａｒｂａｍａｚｅｐｉｎｅ（卡马西平）和Ｄｉａｚｅｐａｍ（安定）显然是最有效的办法，它们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狂躁和焦虑症状。另外，我们还建议朱先生多参加体育锻炼，进行户外活动。其实，最好的办法是忘掉这个帝国，让太孙接管政务。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沟通，我和卡伦甚至可以到宫中去和您住在一起，一直为您服务。为了科学，我们宁可冒这个险。可惜这只是个富于刺激的设想，据我所知，起码今生您不会接受这个建议。------------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1）------------　　自从登上皇位的那一天起，他唯一的渴望就是逃离：逃离这座龙椅，逃离这座皇宫，逃离这座京城。他愿意做将军，愿意做武士，愿意做一个驯兽师，就是不愿意做皇帝。上天赋予他的是多血质性格：活泼好动、反应敏捷。对于皇帝这项工作来说，这种性格无疑是最不适合的。　　一　　二十七岁那一年，皇帝再也憋不住了。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到边疆走一趟，感受一下蒙古大漠的风霜，看一看传说中骁勇无敌的蒙古骑兵的样子。　　那是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７年），也就是说，他大权在握、乾纲独断已经十三年了。可是在自己的帝国之内遛个弯，似乎仍然是不可能的任务：祖制规定，没有战争、送葬、祭陵等重大事件，皇帝不得出京。如果必须出京，则必先聚会群臣，颁发诏书，明告天下。可是，这样的诏书一下，朝廷马上就得开锅，反对的折子一个时辰之内就会把他的书桌淹没。在那些蝎蝎蜇蜇老婆汉像的文官们想象中，通往宣府的路上步步都是危险：骑马摔了，被塞外的风吹感冒了，遇到土匪了，水土不服病了，路上突然蹿出个野兽把皇帝惊吓着了……没有人能承担这个责任。他们会引用Ｎ个圣人的话，告诫他“千金之子，不坐垂堂”，告诉他“皇帝者，天下安危之所系也，一举一动，当千虑万虑，至慎至当……”一想这些，就脑仁疼。　　为了出关，皇帝煞费苦心。八月一日这天清晨，皇帝换上了一件事先淘弄来的衣领已经磨破了的蓝色半旧长衫，带着十来个同样市民打扮的太监，混在百姓中骑马溜出了德胜门。史书记载，有生以来头一次出京城的皇帝如同出了笼的鸟，看什么都新鲜，一路游山玩水，在马背上颠簸了六天，才遥遥望见居庸关。这是通向蒙古草原的必经之路。可是打头的探路太监纵马来到关前一看，心已经凉了半截：崇山峻岭之间的这座雄关关门紧闭，关上甲兵林立，剑戟鲜明。关门之下，满脸书生气的守关御史张钦怀抱一把利剑，端坐在正中。很显然，皇帝出京的消息早已传到这里。探路太监索性拿出平日在京城摆惯了的凌人盛气，来到张钦面前，高声宣布：“皇帝巡视宣府，着张钦开关迎接！”　　白面书生张钦纹丝不动。他很清楚皇帝微服出京，乃显违祖制的行为。制止这种荒诞不经的行为，是一个御史的基本责任。他板着脸对探路太监说：“你应该懂得规矩。皇帝出巡这样的大事，必然诏告天下，按照祖制，先修御道，再修行宫，然后带着全副銮驾按着规矩一站站前行。因此，想要出关，请拿经内阁发下的盖有两宫御宝的诏书来！如今你们青衣小帽轻骑潜行，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冒充皇上，或者违祖制而出。不论真相如何，我万死不敢奉诏！”　　太监还想说什么，张钦一拉宝剑：“再多说我就杀了你！”　　太监吓得浑身一抖，拨转马头飞驰而去。　　听了太监的汇报，皇帝也无可奈何。他有心硬闯过去，不过身边这十来个人显然不是守关官兵的对手。没有办法，只好顺路折返到昌平的御马房玩了一天，第二天闷闷不乐地起驾返程。　　这不过是登基十二年来与文官的连绵斗争中一次小小的失败，对于这种挫折，他早已经习惯了。　　二　　他是大明王朝的第十代皇帝。本来，他也应该是大明王朝最有福气、最安闲快乐的皇帝。　　上天给他铺设的是笔直宽阔的人生之路。大明弘治四年，他作为大明王朝开国一百三十三年来身份最为贵重的孩子降生于紫禁城中轴线上的交泰殿。之所以说“最为贵重”，是因为如下六种原因：第一，他是皇子。第二，他是皇长子。第三，他是皇后亲生的嫡长子。第四，他在皇帝成婚五年后才在全国臣民的苦苦盼望中迟迟出生。第五，由于后来唯一的弟弟夭折，他成了皇帝的独生子。第六，大明开国一百三十三年来，由于种种阴差阳错，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能兼嫡子和长子身份于一身。就是说，他们或是皇后所生，却不是皇帝的长子。或者是长子，却是“庶出”。这对最重宗族礼法的大明皇室来说一直是一个遗憾。因此，如果他能顺利长大，继承大统，那将是王朝开辟以来第一个以嫡长子身份登上皇位的人。这对大明王朝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吉大利的好兆头。　　似乎是为了突出他命运的这种与众不同，上天为他选择的降生时刻也是独一无二。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八字算法，他出生于申时、酉日、戌月、亥年，“申、酉、戌、亥”恰是地支的顺序。这种命相在八字中叫“贯如联珠”，属于绝对大富大贵的极品星相。巧合的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星相也是这样的“贯如联珠”。　　更何况这个皇子长得“粹质如玉，神采焕发”，十分漂亮。史书记载，他一生下来不像别的孩子那样经常啼哭，而是十分爱笑。只要谁一逗，那双乌黑的眼睛就滴溜溜转动，反应比普通孩子要迅捷得多。　　出生仅仅五个多月，皇帝即颁发圣旨，封这个还不会爬的婴儿为皇太子。这在大明王朝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皇帝给这个皇子起名为“厚照”，并且解释这个“照”字的含义说：“四海虽大，人民虽众，无不在此子照临之下。朕之江山，永为得人。”（《明武宗实录》）饱读经史的大臣们由衷相信，这个孩子将成为大明王朝前所未有的最幸福的皇帝。因为经过列祖列宗的九世经营，大明王朝现在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平稳期。外无边患，内无灾荒，经过百多年运转，大明帝国的政治车轮磨合得恰到好处。这个婴儿未来的命运就是做一个四平八稳的太平天子。　　直到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年），一切情节还都按上天的布置顺利进行。这一年，弘治皇帝突然去世，太子顺利登基。虽然十四岁对于皇帝这项工作来说稍小了些，但是正是这个年龄使他绕过了zhuanzhi政治中通常会出现的父子猜忌、宫廷斗争，避免了封建政治中许多太子接班路上通常会经历的坎坎坷坷，因此，这其实正是新君的运气。人们期待着有着特殊“八字”的正德皇帝会把他的运气贯注到国运当中，给万民带来一个安定和富庶的时代。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事情从此出现了偏差，而且越来越离谱。　　首先是人们发现十四岁的新君不爱在大内居住，隔三差五就要到南苑去放鹰走马，行围打猎。　　还没等大臣们上书劝谏，新皇帝又爆出“单骑轻出宫禁”，也就是说，单人匹马，龙衣黄袍，出宫遛弯的大新闻，弄得举国哗然。人们都知道，皇帝的一举一动，都须谨守祖制，这种不带随扈轻易外出的行为绝对是祖制所不许的。　　到了正德二年（１５０７年），皇帝干脆搬出了大内，在太液池边盖了座豹房，离群索居，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皇帝应该居住的乾清宫。　　正德九年（１５１４年），人们在北京的红灯区内一处戏院发现了微服的皇帝，并且听说皇帝经常微服出宫，来此听戏。这是史书上明确记载的皇帝微服出行的第一次。------------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2）------------　　这不，到了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７年），又闹出了这场皇帝私自出京的特大新闻，震动全国。　　即位十二年来，这个皇帝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坐不定金銮殿，住不惯紫禁城。似乎皇宫大内里头有什么让他坐立不安的邪祟鬼怪似的。这十二年间，他一次次往出跑，而且越跑圈越大。这个最初被臣民们寄予厚望的新君，现在已经成了全国人民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实在搞不懂，这个皇帝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放着人间最辉煌壮丽的宫殿不住，非得搬到海子边上一个局促小院；为什么放着万乘之尊不享，非要一个人单骑独马，独来独往；为什么放着皇帝一顿饭九十九道大菜不吃，非要跑到街上吃大排档里的(又鸟)毛小菜；为什么放着皇家乐队的丝竹之声不听，非要听戏园子里的低俗小戏；为什么放着皇家园林的清幽景色不游，非要到长城以外的荒凉大漠去顶风冒雪。莫非他被什么魔住了不成？　　三　　离北京越近，皇帝的心绪就越低落。他像一个逃学归来的孩子，不得不再次回到课桌和书本旁边。他强忍着不耐烦，一言不发地接受着出城迎接圣驾的大臣们一拨拨行礼。“人臣不可一日无君”，见到皇帝平安归来，这些大臣们如同孩子见到父母（成年孩子找到了走丢了的父母），女子找回情郎（一个过于花心的情郎），一个个满脸欣喜，如释重负。如果依着他，直接从德胜门进神武门，片刻功夫他就可以回到公廨。可是这些满怀欢喜迎接圣上归来的大臣们已经按礼制把卤薄大驾准备好了。没办法，他只好下了马，登上御辇，在四百一十七人组成的庞大仪卫队伍的护送下，绕道正阳门，进入大明门。午门、太和门、中右门、后右门、乾清门……一重重大屋顶迢递而来，一层层沉甸甸辗压过他的头上。皇帝露出惯常的忍耐表情，如同泥塑木雕一般，任由他们抬着游街似的游完了规定的路程，折腾了一个多时辰，才回到豹房公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或者说狂想。如果你问这位皇帝的梦想是什么，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不当皇帝！　　皇帝是天下最幸福的职业，这是天下流传最广的谬误之一。如果反过来说，也许离事实更近一些。十二年来，朱厚照一直忍受着这个职业。在他看来，太和殿那个宽大的紫檀木宝座，简直就是一座特殊的刑具。　　与我们想象的皇帝可以随心所欲不同，皇帝是整个帝国机器上最重要，也是运转最为规律的零件。他的日常生活套在由一整套任务、惯例、礼仪组成的重轭之下，如同一架刻板的时钟，每月、每天、甚至每个时辰，需要做什么，都有严格的日程规定。皇帝的主要社会责任之一，就是出席并主持一个又一个复杂庄重的典礼，祭天、祭地、祈谷、祭太庙、祭社稷、谒陵、册封、封赏……这些典礼都是历代相沿，日期、形式、程序都有严格规定，不得有任何变化，比如每年元旦诣奉先殿、祭祖，到后宫向两宫皇太后祝贺、御皇极殿受百官朝贺，在乾清宫开笔，写“正大光明”。正月间祭太庙、祈谷、宴外藩、宴近支宗族、宴廷臣，二月则有祭社稷、行耕田礼、开经筵……所有这些我们在今天看来假模假式矫揉造作形式浩大劳民伤财的典礼，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都是意义绝对重大，关系到天理人心，关系到天下治乱，所以这些规模巨大为时长久的活动，皇帝自始至终都应该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在祭坛上一站就是几个时辰。平心而论，这是一个不轻的体力活儿，要求有不平常的耐心。从这一点看，做皇帝实在不是那么容易。　　皇帝就是大明社会这座金字塔的宝顶，是礼仪和秩序的象征，围绕皇帝所制定的种种烦琐而严格的礼仪制度都体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秩序精神。就以穿衣服为例，宫内建立一种专门档案叫《穿戴档》，详细记录皇帝每天服饰的穿戴情况。每季、每月、每天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有严格的日程规定，丝毫不得紊乱。甚至一天之内，皇帝也必须换三次以上衣服：上朝要穿朝服、下朝要换常服、就寝前要穿寝服……　　吃饭也不能随心所欲。吃饭的时间、地点都有祖制明确规定，后世皇帝不得擅自更改。御膳的食谱每天由内务府大臣划定，每月集成一册。每次传膳，都要按皇帝仪制，上菜近百种，虽然大部分菜皇帝根本不动，但是也必须摆上。为了防止近侍掌握皇帝饮食规律不利安全，祖宗规定，每种菜最多只能吃三口……　　甚至连睡觉也没有自由。皇帝到哪个宫中就寝，都会有尚寝局事先安排。就寝程式，也有严格规定，比如妃子必须从皇帝的脚下爬进被里，接受皇帝的宠“幸”。“幸”到规定时间，比如说三十分钟，门外值守的太监就会高声喊喝：“请万岁爷节劳”。这也是祖制所定，为的是防止皇帝纵欲过度，伤了身子，耽误第二天日理万机。　　在一定意义上说，皇帝简直就是世上最可怜的囚徒，他的刑期是无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皇帝这个位置，它的最佳人选应该具有超人的耐性和自制力。最好性格内向，反应迟钝，或者年纪已长，血气已定。　　很不幸，除了血统以外，不论从哪方面看，朱厚照都不是皇帝的恰当人选。　　四　　朱厚照天姿十分聪明，这有多种材料可以证明。　　但是，上天赋予他的是多血质性格：活泼好动、反应敏捷，但是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兴趣和情绪多变，这样的人最难忍受按部就班的刻板生活。对于皇帝这项工作来说，这种性格无疑是最不适合的。　　而后天教育又强化了他的性格缺陷。　　凤子龙孙们接受的当然是最好的教养，这是多数人头脑中的另一个谬见。事实几乎恰恰与之相反，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衡量，大明王朝的皇子们所处的，是帝国内最恶劣的教养环境。　　皇子当然都是被溺爱的，而大明开国以来最尊贵的皇子朱厚照受到的溺爱比别人又深了一层。半岁的太子受到了天下最为精心的照顾。他是在一种绝对顺从、纵容的氛围中长大的。他拥有上百名的保姆、太监、差役为他服务。他们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尽量顺从他的任何一个要求，不管这一要求是合理的还是乖戾的。他一啼哭，他们都会如临大难；他破涕一笑，他们才如释重负。　　对于明朝人来说，皇族的优越即在于不受限制地享乐的权力。皇子越被照顾，得到越多的物质享受，就越为幸福。他们根本不懂儿童期受到一定的约束和训练对一个人自我控制能力形成的重要性。由于永远处于关心和溺爱的中心，由于所有的要求都会得到毫不延迟的满足，这个孩子的人格基部不可避免地埋植下了种种重大缺陷：他极端任性，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到什么。他想到一种玩具，整个东宫都要连夜出动，去给他寻找。他耐挫能力极低，不能接受任何挫折。他的十多个乳母轮流休息，二十四小时值班，以备他什么时候想吃奶就吃。他自私，永远以自我为中心，不知为他人着想。刚刚学会射箭，他就发明了一种游戏：用小箭专射太监的屁股，看着他们痛得龇牙咧嘴他高兴得手舞足蹈。似乎太监的屁股与他的屁股不同，天生就是用来被射着玩的。------------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3）------------　　与过于宽松随意的家庭教育比起来，突如其来的学校教育又过于严格刻板。太子的教育关乎国家根本，因而受到了大明帝国空前的重视和关注。传统的启蒙教育是反人性的，而传统的帝王教育则更是令人窒息，它由双重沉重构成：第一，它由一系列刻板的规矩连缀而成。为了昭示太子读书的重要性，大明王朝为太子上学制定了一套烦琐严格的礼仪：每天早九时，太子的侍卫接班站好后，太子出阁，讲官们行四拜礼后，鸿胪寺官请太子升文华殿，由执事官引导升座。待太子坐好，鸿胪寺官宣布进讲开始，一名讲官从东班出，另一名讲官从西班出，到讲案前并立叩头。展书官上前给他打开书本，东班讲官到讲案前报告今天讲四书中的某一部，西班讲官报告讲经史中的某一部……还没有正式开讲，这些烦琐的仪式就需要太子规规矩矩在座位上枯坐半小时。第二，它由一系列沉重的功课组成。因为太子身份的特殊，所以给他准备的功课也远比一般儿童要重。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历代皇帝圣训、历代通鉴纂要、天下地理形势等内容（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这些内容，一个成年人也不见得能感兴趣，更何况一个七岁的孩子。　　我们可以想象原本无拘无束的太子突然被套进这样沉重的“笼头”的感觉。要把那些佶屈聱牙的完全不解其义的汉字一个个强行塞进大脑，对太子来说，无异于一种精神酷刑。从开学第一天到最终停止学业，他几乎没有一天对学习产生过真正的兴趣。在老师们的苦口婆心、威逼利诱、软磨硬泡下，他有时候会勉勉强强学上一会儿，不过更多的时候却是拖延、哭闹、逃席和以打瞌睡为主要形式的消极反抗。七年的学习生活就是七年的与书本的斗争史。面对这样的特殊学生，那些博学多才的老师们还真是老虎吃刺猬，无法下口。他们既无法用打手板之类的手段来对付这位尊贵的学生，也想不到用更为生动有趣的教育方式来启发太子的学习兴趣。他们一切努力的结果只是使朱厚照离书本越来越远。七年的教育下来，他连一本《论语》还没有读完，至于什么《大学衍义》、《历代通鉴纂要》更不用提了。按照传统社会的教育标准，太子的教育也就刚刚达到小学毕业水平。　　当然，整整七年间，太子所做的事不是仅仅背下了半部《论语》。上课时间越是难熬，放学后的游戏就越是快乐。在课堂上他是一只病恹恹的病猫，回到自己的寝宫他立刻变成了活蹦乱跳的小老虎。一分一秒地熬到下课，他立马投入游戏当中，踢球驯豹，熬鹰走马，花样翻新。他的游戏排场越来越大，带领太监玩战斗游戏，动不动就组织起上千人的队伍，喊杀震天，鼙鼓动地，几乎把一座东宫翻个底朝天。父亲后期荒怠政务，整日饮酒听戏，顾不上对朱厚照的教育，太子的游戏也就越来越没有节制，经常是夜以继日，秉烛夜玩，一闹就闹个通宵，第二天到课堂上去打瞌睡。传统教育之所以采用蛮不讲理的填鸭式，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磨去孩子身上的活力和“火气”，使他们变得少年老成，按部就班。可是，在朱厚照身上，这种意图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他的顽皮好动、强项任性不但没有一丝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太子登基，将会给帝国政治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五　　大明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年）五月，弘治皇帝在三十六岁的盛年突然去世，十四岁的朱厚照成了新皇帝。端坐在奉天殿那尊巨大的宝座上，这个顽皮的孩子有点手足无措。昨天他还因为和太监们玩顶牛游戏输了哭了一鼻子，今天他却成了整个帝国的新当家的，帝国的所有重大事情，都要听候他的裁决才能施行。　　朱厚照的第一个感觉是当皇帝“不好玩”。他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每天早六点，他就得被太监叫起来，准备早朝。整整一个上午，他都被铺天盖地的奏章和千头万绪的政务所包围，听那些头发花白的老头子絮絮叨叨地讲那些他根本听不懂的繁杂政事。早朝之后，便是日讲，也就是两个小时的学习。午膳之后，更要习字，练习批阅奏折。直到晚饭后，他才能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到后海泛泛舟，到工匠处看看木匠做活儿。可是一到戌正，也就是晚八点钟，他就得回宫睡觉了。更要命的是，不论他到哪里，做什么，身边都跟着文书房的太监，记下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是为“起居注”，将来要编成实录，传给后世臣民，供他们借鉴“学习”。　　刚刚上任，朱厚照摸不着水深水浅，咬着牙坚持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过去，他终于熬不住了。他起床越来越晚，上朝时间越来越短，日讲学习也越来越敷衍。据正德大臣们的笔记记载，在登基一个月后，经常日上三竿，皇帝还不起床。那些站在宫门前等候皇帝的仪仗队实在坚持不住，横七竖八地“坐卧任地”，三三两两地坐在那闲聊。那些太阳还没出来就进宫的大臣们更是腰酸膝软，他们大多年事已高，“弃杖满地”，不断捋着胡子长吁短叹。威仪严整的朝堂一片狼藉，如同候车大厅。好不容易等皇帝出来了，敷衍一个时辰，就早早宣布退朝。退朝不久，人们就会发现皇帝带领一队太监驰出宫门，或者去南苑打猎，或者去西海泛舟。　　六　　整个帝国都陷入了忧心忡忡之中。那些受先帝顾命的朝廷重臣更是心急如焚，片刻难安。在他们看来，大明王朝的前途已经岌岌可危。　　在zhuanzhi社会，皇帝对于整个国家影响实在是过于巨大了。在中国式政治结构之内，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之手，天下所有重要事情，都要由皇帝一人来决定，所谓“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整个国家的兴亡端在他一个人身上，他的任何一个细微的举动都会对天下产生重大影响。黑格尔认为，中国式zhuanzhi的缺点在于，只有皇帝一个人对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负责，其他人都缺乏责任心。皇帝必须担任这个庞大帝国的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黑格尔《历史哲学》）　　皇帝也应该是全国人民伦理道德的表率。“神圣者王，仁智者君。”在传统社会，人们真诚地认为有幸登上皇位者都是由上天的神秘力量选中的“真命天子”，应该具有凡夫俗子所不具备的大德大智。在十分重视礼法之治的传统社会，皇帝对全国人民的道德榜样作用甚至重于他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人们相信，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世道人心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他克己守礼，则天下百官万民都会翕然响应，父慈子孝，奉公守法，天下大治。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也。如果他胡作非为，名分混乱，则人心失散，王纲解纽，大乱将至。　　按照儒学标准，一个好皇帝应该“端居深拱，垂裳而治”，像个木头牌位似的坐在大殿之内，神情庄严地阅读经史、披阅奏章，把全部精力贡献给政治事业。他不但不能纵欲妄行，甚至也不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不但嬉戏游观这样的低级爱好应该戒除，甚至连书法绘画这样的高雅艺术都应该严格限制。　　明朝万历二年闰十二月十七日，十二岁的小皇帝朱翊钧下了学之后，因为老师夸奖了他的字写得好，就高兴地挥笔写了一个条幅，赐给当朝宰相张居正，希望能得到老丞相的夸奖。孰料第二天张居正专门上了一个长长的奏折，批评皇帝不应该花太多的精力在书法上。张居正说，对于一个皇帝来说，长于文艺，往往不是什么好事。因为陈后主、宋徽宗都是诗画大家，然而又都是著名的亡国之君。皇帝应把全部时间都用于研究治国之道上，学习那些圣帝明王。至于写字一事，不过借此消闲放松一下，即使写得好过王羲之，对一个帝王来说也没有意义。此后，小皇帝再也不敢向大臣们炫耀他的书法了。------------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4）------------　　因此，新君上任不到半年，就耽于游戏，懒于上朝，在大臣们看来，是极其危险的行为。“欲不可纵”、“渐不可长”。三位顾命大臣经过商量，联名起草了一道分量很重的奏折。这道奏折说，皇帝登基几个月来，犯了如下几条错误：　　一是上朝太晚，为政不勤。　　二是到内府的工匠处观看工匠们做活，有失身份。　　三是到海子上去泛舟，不计安危。　　四是经常外出行猎。　　五是内侍所进的食物，不经检验，就随意食用。（《明武宗实录》）　　其实，对于一个少年来说，以上这些行为十分正常。要让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突然对政治感兴趣无疑是不现实的。而到工匠处观看工匠们干活不过表现了他正常的好奇心。打猎和泛舟偶一为之对于精力充沛的他来说也不算过分。至于让身边太监买来一些宫内吃不到的新鲜小吃，似乎也不应在国家正式公文中忧心忡忡地提及。可是，和我们的看法截然相反，在明朝的文臣们看来，对于一个皇帝，这些都是不可姑息的罪过。他们语重心长地说，皇帝是万乘之尊，他的安全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所以不应该从事任何不安全的游戏，更不能随便吃外面的东西。如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如全国人民何！几位大臣详细地剖析了产生这些行为的原因以及将给帝国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们说，皇帝耽于游戏，不爱理政，都是因为“人欲”蒙蔽了“天理”的缘故。他们充分发挥从一个(又鸟)蛋到万贯家财的中国式逻辑，宣称如果这样下去，国家纲纪将受到破坏，邪恶战胜正义，后果不堪设想：若为君之人，人欲战胜天理，天长日久，将三纲尽沦，国法尽坏，朝廷中的君子将受制于小人，中国的疆土将尽入于夷狄，国破家亡，就在目前。　　这是小皇帝即位后受到的第一次劝谏，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严厉的批评。父亲临终前，曾经拉着他的手让他给这些顾命大臣们行揖礼，告诉他以后要听他们的话。对于这些冷若冰霜不苟言笑的白胡子老头，他心里还是有几分惧怕的：刚刚当上皇帝，他摸不清他们的底细，也不知道和他们闹翻会是什么后果。接到这份奏折，他又打起精神，老老实实在宫内憋了几天，认认真真上了几天朝。　　可是他的耐性实在是有限。不过半个月之后，他又故态复萌了。不过，这次是变本加厉：他干脆开始“逃席”。皇帝的早朝次数逐渐稀少。有许多次，文武百官集合在宫门之外等候了很长时间之后，却等来了司礼监太监那不男不女的难听声音：“圣上身体不豫，早朝免！”可是不久之后，后宫就会传出鼓乐和喊杀之声。人们知道，皇帝又开始玩那些骑射作战的游戏了。　　七　　顾命大臣们决定动真格的了。他们认为，皇帝如此荒嬉，主要是由于身边太监们的引诱和纵容。这些太监为了讨皇帝欢心，日夜不断给皇帝出歪主意，千万百计为皇帝发明嬉戏的花样，其中最有名的是八个人，号称“八虎”。　　正德元年八月，内阁三大臣会同九卿上了一道严厉的奏折：　　臣等伏睹近日朝政日非，号令失当。　　中外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丘聚、刘瑾、高凤等，号为八虎，造作巧伪，(禁止)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乃至引万乘之尊与宫外人交往，不顾礼体，日游不足，继之以夜。遂使天道失序，地气不宁，雷异星变，桃李秋华，恐非吉兆。……伏望陛下奋乾纲，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潜消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祚。　　读罢这份奏折，朱厚照的心沉了下去，脸上的稚气被愁云驱走。这是他登极以来遇到的最严峻的挑战。他知道事态的严重：这封奏折是内阁三大臣会同九卿所上，代表了全体朝臣的意志，如果他不同意，那就是与全体朝臣为敌。可是，杀掉八个最亲近的太监，于情于理都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　　这八个人，几乎可以说是他的亲人。　　在朱厚照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日理万机，几乎没有时间分给儿子。按照明代贵族传统，皇后对他的“抚养”不过是偶尔来看视一下，每天赐他几样食物。真正和太子朝夕相伴耳鬓厮磨的是太监。伺候太子的太监是百里挑一的。他们有着超出一般人的机灵乖巧，有眼色，会来事。他们对太子忠心耿耿，一往情深，事事从太子角度考虑，极尽体贴关爱之能事。太子不高兴，他们比谁都着急；太子开心，他们比太子还开心。能分到太子身边，是他们三世修来的运气，和太子爷建立起亲密的感情是他们切身利益所在。　　日久天长，他们和太子建立了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比血缘关系还要紧密无间。朱厚照有什么心里话，不和自己的父母说，却会对身边太监们说。太监们也早摸透了他的脾气性格，他们和太子在一起，经常没上没下，没大没小。他们不懂游戏会破坏“圣德”，影响“圣学”，危及“天理人心”，甚至危及大明王朝的安全。他们的任务是让太子活得舒服，玩得开心。“八虎”个个是哄孩子的好手，他们可以弄来各式各样新奇好玩的玩具，可以发明种种新的游戏，他们有的是骑马射猎的好手，有的是蹴球下棋的行家。有的人擅讲评书，有的人会唱鼓词。他们挖空心思，变着花样的目的只是要赢得太子的好感，博得太子一笑。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朱厚照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让他杀掉“八虎”，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更为重要的是，他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太监的偏见不以为然。在人们的普遍观念里，太监没好人。似乎人一阉割，立刻就从正常人变成了恶魔。但在朱厚照的生命经验里，太监也是人，他们天性中的善良、忠诚和热情不比寻常人多，也不比寻常人少。在历史故事中，太监从来都是负面角色，似乎太监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处心积虑要祸国殃民。朱厚照却绝不这样看。他认为，绝大多数太监对皇室成员是忠心耿耿，百依百顺的，就如同听话的狗。如果说出现什么错误，那也是主人的错误指令导致的，与狗何干？每听到大臣们进言太监祸国，他都要反驳：“天下事难道都是叫太监坏的？那文官里我看十个也有四五个是坏事的。”　　不过，他知道自己讲理讲不过这些文官。一个是他知识没有他们渊博，表达能力不如他们，再一个他深知这些人都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主儿，认死理儿，有理也跟他们讲不清。　　这道奏折在宫中留了好几天。据明朝稗史记载，朱厚照在这几天的时间里茶饭不思。经过反复思量，他决定向大臣们让步。大臣们的力量太强大了，他们是一个整体，而他孤身一人。他无法想象自己站在全体朝臣的对立面。刚刚坐上皇位的他对政治这架复杂的机器还一头雾水，国家大政的运转全靠这些文臣。同时，他也知道社会舆论站在文臣们一边，确实自己这一阵玩得太疯了。如果他拒不改正，就会把自己置于“昏君”的位置，受到天下人的一致指责。痛定思痛，为了大局，他咬着牙有生以来第一次向他人屈服。他基本接受了大臣们的意见，只不过把对这些太监的处分由杀掉改为发往南京宫中闲住。这已经是他的极限，让他杀掉这几个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决心从此以后杀杀自己的性子，好好上班，多看看折子，省得他们成天在耳边啰唣。------------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5）------------　　然而，大臣们并不满意。他们坚持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这些书呆子只相信书本，不顾及什么感情。相反，他们认为感情是人的敌人，因为感情的软弱常常导致人们的行为偏离天理。三位顾命大臣再次上书，如果皇帝不听从他们的建议，他们将集体辞职，撂挑子不干了！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文化高压政策，有明一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意识形态最为纯洁的时代。明朝的知识分子对孔孟之道的信仰最为真诚也最为教条。教育过程中反复单调的灌输使得大部分人具有卫道士的狂热气质。他们自以为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便有一股浩然正气充斥于胸，便有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只不过，虽然他们精通圣人之道，能够极广大而尽精微，充满了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却不知道游戏是儿童的天性，不知道皇帝也是有感情的人，而情感的力量对一个少年来说常常会超过理智。他们只是一相情愿地相信自己根据圣人之道所进的谏言会打动皇帝的心，因为他们以为，圣人之道是根植在每个人心中的。　　这份最后通牒连夜被送进宫中，他们认为，此举一定可以使皇帝屈服。然而小皇帝的反应大出他们意料。他们不知道这个十五岁的少年的性格是吃软不吃硬，看到这份奏折，他勃然大怒。这种露骨的威胁也让几天以来困扰他内心的两种势力的斗争有了结果，他发布命令：收回以前对这八个人的处分决定，并且要升他们的官，由他们来掌管宫中最重要的八个职务！　　这道诏书充分反映了贯穿朱厚照一生的那个明显的性格特点：易于冲动。他轻易地选择了道德上的恶名来换取自己的意志舒畅。放荡子弟无所顾忌的作风在这道挑战性的诏书中暴露无遗。　　诏书一下，群臣汹汹，纷纷到朝门外请愿。三位内阁顾命大臣立刻上交了辞职书。一时间整个北京城都乱了。　　朱厚照性格中缺乏很多东西，却唯独不缺胆量。既然做了他就有魄力做到底。十五岁的小皇帝以大臣们意想不到的果断处理了这一局面。他命人驱散请愿者，批准三位大臣的辞呈，任命新人入阁。　　说实话，一时冲动过后，朱厚照对自己的行为也忐忑不安。他不知道发布这些诏书会引发什么后果，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不知道这些气势汹汹的大臣们会做出什么反应。甚至，他不知道自己的皇帝能不能当得下去。　　局势平息之快出乎他意料之外。他的命令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三位大臣很快打点行装，回了老家。几位太监按他的意愿升任宫中的新职。朝政继续运转，大臣们照常上班。虽然谏官们呈了无数奏折批评他的行为，可是他们无法改变既成事实。而且朱厚照已经知道该如何对付这些批评了。那就是把他们的奏折“留中不发”，根本不予理睬。　　当了一年多皇帝的朱厚照终于发现了运用权力的秘密。他发现了一个真理：他真的拥有无限的权力，只是看他怎么去用它。虽然有祖制、成法、规矩，可那些毕竟都是软约束。而一旦他一意孤行，不会遇到真正的阻碍。不管他的命令多么乖谬，只要他撕开脸面，坚持到底，就会最终得到执行。庞大的、学识渊博的、理直气壮的文官集团实际上却是虚弱的。虽然他们拥有道义上的一切优势，可是他们受制于一条最基本的道理：他是君，他们是臣。不管他多么无知无能、昏庸无道，他的话还是圣旨，他们这些最聪明最正直的人还是得无条件地去执行。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他们可以喋喋不休，可以叩头出血，却不能改变他的最后决定。　　朱厚照也知道，从现在起，他在这些博学多才的文官眼里，已经是一个昏庸失德的皇帝了。虽然他们表面上对他三跪九叩，必恭必敬，实际上，他们已经对他丧失了信心，内心里瞧他不起。他不在乎。他甚至发现，在丢掉那个做好皇帝的理想之后，他活得更舒服自在了。　　八　　一旦撕破了脸皮，朱厚照发现当皇帝堪称轻松愉快。　　在这次政治斗争取得胜利之后，他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取消文书房记录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制度，同时废除尚寝局的“就寝档案”。这样，他就解除了身上的两大枷锁，自由自在，想起就起，想睡就睡，想住在哪就住在哪。　　他做的第二大重要决定，就是把普通政务交给略通文字的司礼监首领太监刘瑾。大臣们所上奏折，经刘瑾初步处理后，再挑出最重要的几件交给他亲自裁断。这样他在仍掌大权的同时，又大大减轻了工作量。　　做出这两项决定之后，他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大玩特玩。他不断地把宫外的戏班子召进宫中为他表演。与其他好开“堂会”的天潢贵胄不同，他偏爱听评书、大鼓、地方戏，特别是那些地蹦子、草台班子粗俗诙谐的“粗口”，让他笑得前仰后合。　　除了这些帝王生活中常见的声色之好，他还玩出了前无古人的花样。他在宫内开了个自由市场，让太监们充当小贩，在街道两边摆上一个个小摊，卖什么的都有：锅碗瓢盆、衣服鞋袜、胭脂官粉、水果蔬菜……琳琅满目、热闹非常，太监们一个个站在摊前，学着市井之人，高声叫卖：“卖沙锅啰！”“磨剪子来抢菜刀！”“皮薄肉厚的大白梨啊，瞧一瞧看一看来！”……　　皇帝穿着普通人的衣服来赶集，挑了一块花布，和小贩讨价还价。扮小贩的太监知道皇帝的性子，故意和皇帝软磨硬泡。皇帝费尽口舌，怎么也讲不下价来，急得抓耳挠腮……（《明通鉴》载：正德“身衣估人衣与贸易，持簿握筹，喧訽不相下。更令作市正调和之。”）　　在正德皇帝的一生中，对市井生活异乎寻常的热爱是贯穿始终的一大特点。在明代人的笔记中，传说弘治皇后其实不能生育，正德是她偷偷抱养的市井小民的私生子，所以这个皇帝终生除不去骨子里的“低贱”。　　其实这一“反常现象”很好解释。很大程度上，皇帝的这种嗜好不过是对刻板单调的宫廷生活的逆反。皇宫是天底下最不自由的地方。这组迤逦壮阔的大屋顶，座座象征着严密的礼仪。这里每一寸空气中都充满了禁忌，每一寸土地上都林立着规矩，每一举手一投足都必须斟酌再三。生活在这里面的人，生活得按着事先写好的剧本进行：“宫里头无论上上下下全是假的，像一台戏。”（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就像这组建筑修筑的本意是为了昭示政治秩序而不是为了舒适地生活一样，那些高雅严肃的宫廷大乐，也不是用来愉悦人的感官，而是用来把自然的人性引入天理的轨道。　　和宫廷生活的假模假式和程式化相比，平常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是那么丰富、自然、健康。朱厚照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出宫微行的感受，从皇宫来到市井的太子简直如同从穷乡僻壤进城的农民孩子，傻了一样张着嘴，贪婪地盯着他看到的每一样事物。有生以来头一回，他发现人们见到他不是立刻跪下去，而是并不拘束，一切如常。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他看到这里的人活得那样自由、随意，他们表情生动，高声大叫，随意谈笑，完全不像皇宫中人平日都鸦雀无声、板着面孔。他看什么都新奇，看什么都好玩。　　终其一生，正德皇帝一直难以改掉微服出行的嗜好。而且特别喜欢逛市场，钻小巷子，体验普通人家的生活。那些土里土气的叫卖声在他听来简直是最好听的音乐，那些带着泥土的白菜萝卜也显得清新健康，那些平常巷陌中普通百姓们吵嘴骂架，在他听来也比宫中那千篇一律的对话更有意思。------------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6）------------　　九　　除去逆反心理之外，这种“市井情结”，也反映出朱厚照的趣味、观念和行为方式，深受周围太监的影响。　　文盲出身的太监、乳母们不但是朱厚照的生活伴侣，也是他的精神塑造者。其实，天潢贵胄的朱厚照是在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中长大的。终其一生，朱厚照的精神世界一直没有冲破底层文化特别是市井文化的束缚。　　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奇谈，却又千真万确。　　在偌大的明代宫廷之中，皇帝一家其实人数无多。太监、杂役、乳母之类出身社会底层的服务者才构成了宫廷社会的多数。明代太监之多，居历代之冠，最高峰时达十七万人。皇室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他们，可以说，宫廷中的皇室成员，更像是飘浮在太监之海中的一个个孤岛。这些出身社会最底层的人，无疑会把底层社会的观念、性格、行为习惯带入宫中，在皇宫之中形成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从而对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皇室成员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具体到朱厚照身上，这种影响就更为深刻。在他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中，他耳鬓厮磨、朝夕相处的，除了太监，就是乳母。明代规定，太监不许识字。乳母又多是选自平民小户，所以，朱厚照实际上是在文盲圈中长大的。这些文盲友伴也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兴趣、嗜好、观念传染给了太子。他的文化趣味偏于通俗，欣赏水平与太监乳母们基本一致，最喜粗俗浅白的文艺形式。他虽然在宫内建立了乐队，演奏的却不是阳春白雪的雅乐，而是民间流行的通俗小曲，比如什么“抬花轿”、“入洞房”、“一枝花”……他自己还亲自创作了一首“杀边乐”，也是热闹火爆类型，据史书记载，“歇落吹打，声极洪爽，颇类吉利乐”。（李诩《戒庵老人漫笔》）　　底层出身的人固然质朴、单纯、明快，却又粗俗、单调、愚昧。上层文化提倡“制欲”、“淡泊”，强调对生命意义的形而上追求，底层人的生命目标却完全锁定于物质享受，毫不克制地追求感官满足。上层文化讲究规则法度、讲“天理”、讲“千秋万世”，而底层文化是实用主义的，只重今生，只重眼前。更为要命的是，许多太监进宫前都是走投无路的混混儿，他们把明代社会底层浓厚的流氓气带进宫中。他们做事缺乏规则意识，善于走捷径、穿空子，没有大局观念。他们崇拜的是韦小宝之类的精细鬼和伶俐虫，嘲笑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样的“迂腐”古训。　　学校教育的失败，导致儒家哲学的那套“天理”、“人欲”、“天道”、“人心”的精致理论，从来没有真正介入过朱厚照的精神构建。朱厚照的精神世界基本上停留在市井平民水平。他缺乏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对国家政务的理解和处理的原则，基本上来自评书演义。有一次他甚至发布诏书，禁止天下养猪，理由是他既姓朱又属猪，算命先生说，如果百姓杀猪，将威胁到他的健康。他精明机敏却又目光短浅，为追求享受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在后来南巡之争中，他甚至拿出泼皮作风，拿起刀架在脖子上，声称如果文官们再阻拦他，他就要抹脖子。他人际交往中也遵循市井方式，做事爽快自然，不重形式，讲究哥们儿义气，人情味儿相当重。与他投脾气的大臣们在一起，没大没小，喝多了就把他们当枕头枕在他们身上睡觉。他甚至模仿黑社会老大的做法，一次收了一百四十多个义子干儿……　　有明一代，像朱厚照这样带有流氓作风的天潢贵胄不止一个。因为朱元璋本身出身流氓，更因为他为他的后代规定了专做寄生虫的生活目标，那些在仆人堆里混大的不学无术的朱氏子孙，多表现出一脉相承的穷极无聊的流氓相。明代社会的流氓化趋势鲜明体现在贵族生活中。朱元璋的十三子代王，“早年作了许多蠢事就不必说了，到头发花白的年纪，还带着几个肖子，窄衣秃帽，游行市中，袖锤斧杀伤人，尽干些犯法害理的勾当。末子伊王封在洛阳，喜欢使棒弄刀，成天挟弹露剑，怒马驰逐郊外，人民逃避不及的亲自斫击。又喜欢把平民男女剥光衣服，看人家的窘样子，以为笑乐。”（吴晗《朱元璋传》）　　吴晗提到的伊王传了六代到了六世孙朱典模时，居然还酷肖其祖。有一次忽然把洛阳城门关闭，派人在城中大抢民女。共抢得七百多人，留下九十人供他玩乐，其余的则叫其家人用银子来赎。　　鲁王府的朱观定平常最爱嫖娼，有时在府中命下人luoti(被禁止)杂坐，以为戏乐。性情残暴，左右稍忤其意，就立即用锤斧击杀。　　越到明代晚期，这种贵族流氓化的倾向就越加明显。弘治年间，代王朱桂的后代，辅国将军朱仕则，强占寺庙财产，被僧人告到地方官那里，巡按御史因此上疏参了他一本。朱仕则闻听此事，怀里藏了一把小刀，直奔巡按御史衙门，要求御史为他平反。御史不准，他从怀中抽出小刀，麻利地割下自己的右耳，扔到御史怀里，然后一个“撞羊头”把御史老爷撞个倒仰，把这位御史老爷弄得狼狈不堪，无法招架。最后还是衙门里人多，连推带劝，总算把这位瘟神弄走了。　　十　　不过，仅仅把朱厚照定义为“纨绔”是不恰当的。虽然有百种不争气，千个不着调，他身上却有着一样远远超越常人的地方：“武勇”。　　在朱厚照的诸项天赋之中，最突出的是运动天赋。　　因为天赋的神经类型和肌肉类型的优势，他的反应速度比寻常人快，协调能力也比寻常人好，从小就非常好动。他第一次骑马，就能在马身上控御自如；初学射箭，练几次就能射中红心。弘治皇帝对他好武是鼓励的，因为文武双全，才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所以，他指示为太子请了几位武师，教他学拳弄棒。朱厚照不爱读书，练起武来却能吃苦，也下过真工夫。加之良好的天赋，他的武功当时确实在一般武将之上。他对别的书不感兴趣，但独独对兵书战策能看得下去。　　除了武功不俗外，朱厚照的胆量更是常人难及。他天生喜欢冒险，身子骨刚刚长成，他就迷上了一种特别刺激的游戏：搏虎驯豹。他身上不带任何护具，也从来不让别人在旁边保护，只身进入虎豹笼中，凭自己的敏捷和力量只手把它们制服在自己的身下。不久，他就成了一名熟练的驯兽师，不论哪里进贡来的猛兽，在他手下很快都变得服服帖帖。不过，再高明的驯兽师也有失手的时候，他唯一的一次失手是在正德九年，他在训练一头新来的老虎时，本已驯服的老虎突然野性大发，把他扑在身下。等太监们冒死把他救出来时，他的胳膊大腿上已经被抓伤了好几处，伤口鲜血淋漓，有一处甚至深可见骨。然而，这次历险并没有吓倒他。经过几个月的休养之后，他再进虎笼，到底把这只不听话的老虎彻底制服了。　　朱厚照身边最亲近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太监，另一类就是军人。对于太监，朱厚照亲热是亲热，但一直以家仆视之；但对于军人，他亲近之中，还包含着尊敬和欣赏。当了皇帝之后，他轮流把那些驻守边疆的著名将军召入宫中，与他们较量武艺，畅谈兵书战策。在这些将军中，最有名的是江彬。此人因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战斗英勇而得到朱厚照的赏识。这位富于传奇色彩的将军身上有箭痕三处，其中一处贯穿面颊直到耳根。朱厚照和他一见如故，很快就同出同入，形影不离，成了一种近乎哥儿们的关系，平时相处，根本不讲君臣之礼。　　在各种游戏当中，朱厚照唯一乐而不疲的是领兵打仗的游戏。做太子时，他就经常把太监们分成两拨，相互攻杀。做皇帝后，他的军事游戏玩得更为壮大。明代祖制，“边兵不能调内”，因为边兵粗犷难制，怕他们到了内地难以控制。可是朱厚照登基不久，就命令宣府兵和京城兵对调。因为开国日久，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京城兵身上已经没有多少兵味。只有那些饱经风霜、粗砺强悍的边兵才对朱厚照的胃口。他把这些边兵分为“侍卫上直军”和“内操军”，共计一万余人。他常常在皇城内举行大型内操，披坚执锐，指挥士兵，演习战法。皇城附近的人们经常能听到从城里传出的雄壮的喊杀声。------------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7）------------　　如果说朱厚照对皇帝的职责里对什么真感兴趣的话，那就是军事了。《尚书》说：“其克诘尔戎兵。”在远古，天子的职责是“唯祭与戎”，即主持祭祀和领兵打仗。朱厚照从小踢球射箭骑马打猎之所以受到弘治皇帝的纵容，也是因为有“练习武功”这面大幌子。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志向，朱厚照的志向从来不是做守成帝王，而是做指挥千军、横扫敌阵的大将军、大元帅。从当皇帝的第一天起，他就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亲率大军，征讨不服，立下赫赫战功。　　应该说，朱厚照的这一理想与大明帝国的现实有某种契合之处。蒙古人一直是明朝的主要威胁。明成祖朱棣曾经五出塞北，也未能根本解决蒙古人的威胁。明成祖死后二十多年，他的重孙明英宗就在亲征蒙古的战役中被蒙古人俘虏。在那以后，边患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蒙古兵时常长驱入塞，大肆抢掠。正德十一年七月，蒙古兵又入寇白羊口，深入保安、新城一带，破城堡二十余座，杀掠三千七百四十九人，掠去牲畜二万三千五百头。这次入寇，使朱厚照决意亲征塞北，彻底打击一下蒙古势力。　　应该说，正德年间也是打击蒙古势力的恰当时机。因为此时蒙古势力已经从全盛期跌落下来，正处于动荡不安的内斗之中。入寇中国的，就是其中一支在内斗中失利的部落。如果抓住这个战略机遇，狠狠打击一下蒙古骑兵，对于帝国的长治久安，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他这次之所以要前往边境，就是为了有机会观察敌情，以解除蒙古势力对大明王朝安全的威胁。这个事实说明，如果在他的兴趣和能力范围之内，他还是愿意履行皇帝的职责的。　　十一　　但是，和以往历次一样，群臣一致反对朱厚照的想法。　　事实上，满朝的大臣们对朱厚照的练兵习武从来没有给予过肯定。在他们看来，守成之君和创业之君不同。守成之君的职责应该是固守祖宗基业，遵守祖宗成法，小心谨慎，保持天下在以往已经定型的轨道上安稳运转。对于已经享有一百多年长治久安的大明王朝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精力充沛对于此时的皇帝不一定是好事。所以，他们对少年皇帝的舞刀弄棒一直不以为然。而且，文官的这种态度里还包藏着集团的利益。他们认为，即使时有边患，也是枝节之事，不足大虑。治理天下的关键是宣扬圣教，使人心向化，遵规守纪，这是文臣的职责。而一旦大兴兵戈，势必导致重武轻文的局面，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反对的浪潮再一次包围了朱厚照。六科给事中黄钟进谏说：“臣闻控制夷狄，古有成法。况且皇帝的主要职责并不是带兵。《祖训》中说：‘后世子孙不可倚中国富强，贪一时之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蒙古人并不是心腹大患，皇帝何必自轻天子之尊，冒极大的风险，轻易出塞呢？如果皇帝万一有个意外，如何向天下万民交代？”　　所以，在皇帝第一次出京的时候，朝廷迅速把消息通报给了居庸关的御史，才出现了皇帝被灰溜溜挡回来的一幕。　　朱厚照并不放弃。他已经习惯了和文臣斗智斗勇。他把心腹太监们叫到一起，总结第一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半个月之后，他们又一次出发了。　　这次他们选择了半夜时分，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出京城。出了城，他们再也不敢像上一次那样优哉游哉地游山玩水了，而是策马直奔居庸关。他们早已打听好，这几天御史张钦到白羊口巡视，不在关上。朱厚照派人与居庸关分守太监刘嵩事先建立了秘密联系，做了布置。果然，当他们来到关门时，居庸关关门大开，让皇帝顺利通过。过了居庸关，皇帝下了手敕，命令随身太监谷大用把守居庸关，守关官兵一律受大用节制，任何官员不许出关。　　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京城中的大臣们到塞外来追他。　　回头看着被甩在身后的雄关，朱厚照哈哈大笑。这显然是一次漂亮的胜利。　　十二　　五天之后，皇帝一行来到了塞外孤城宣府。不久，从宣府传来消息说皇帝在宣府调度部队，准备和蒙古人作战。在大家将信将疑之际，一道诏书从宣府传来。　　“近年以来，虏酋犯顺，屡害地方。今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军，随带人马，或攻或守。即写各地方制敕与之，使其必扫清腥膻，靖安民物。”　　这道奇怪的圣旨让大臣们摸不着头脑。“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是谁，怎么谁也没听说过？经过传旨太监的解释，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威武大将军是当今圣上给自己封的头衔。朱寿，就是朱厚照给自己起的新名。　　四天之后，又一道谕旨送到了兵部。敕谕说：“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亲统六师，为扫腥膻，安民保众，神功圣武，宜加显爵。今特加威武大将军公爵俸禄。仍谕吏户二部知之。”　　这道圣旨更是让全北京城经纶满腹的大臣们头疼不已。在这道谕旨里，皇上自己给自己加大将军总兵官衔不算，又加封自己为公爵———镇国公，而且还要吏、户二部给自己发俸禄。俸禄定为岁支米五千石，在后军都督府带俸。　　这两篇文字把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推进了一个不尴不尬的死角。不伦不类的圣旨仍然是圣旨。臣民们弄不清他们这位皇上是神经有问题还是存心拿天下人开心。不论是哪种情况，结论都不容乐观。因为，这个嘲弄礼制的人正是礼制社会的主人。这个蔑视纲常的人却是遵守纲常的天下人无条件服从的对象：君为臣纲。因为天经地义的规矩，他们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属于这个以破坏规矩为乐的人所有。大明王朝一瞬间有点迷茫了。　　十三　　逃到宣府的朱厚照感觉真是太好了。在这座塞外孤城，他总算摆脱了那些讨厌的文官。“镇国府”里，他终于逃脱了那些规矩和排场。他告诉手下人见他的时候不用参拜，他到哪儿去也不用前呼后拥，自己带上一两个随从随随便便就去了。他经常带着一两个人在这个小城的大街小巷或者荒郊野外随意走走。他喜欢北方质朴粗放的原野，喜欢这里格外开朗雄浑的天空，喜欢这里清冽的空气。　　特别是刚刚给朝中大臣发去的两封诏书，让他想起来就想笑。他完全能想象得到大臣们阅读它们时脸上的迷茫表情。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虽然登基十几年了，他对文臣们的心理，一直也没有从上学时候形成的顽童对付老师的角色心态中转变过来。对这些迂腐可笑处处与他作对的书呆子，他既好气又好笑，既讨厌又无奈。时不时地和他们开开玩笑，耍弄耍弄他们，是他生活中的重要乐趣之一。------------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8）------------　　当然，开完了玩笑，他马上投入到军事准备当中。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到宣府来的主要目的。刚到宣府不久，他就带领随从，巡视了千里边关。旧历的九月相当于公历十月，这时长城以北已经十分寒冷了。就是在这样的气候里，朱厚照一直是乘马暴露在风霜里，腰系弓矢，顶风冒雪，风餐露宿。虽然官员们给他准备了舒适的车辇，他只命随行，从不乘坐。从出北京城那一天起他就一直是这样。不少随行人员都因长途困顿而病倒掉队，他却始终精神抖擞，不以为苦。终于，正德十二年十月，等了两个月之后，朱厚照如愿以偿，等到了蒙古人。　　当蒙古骑兵的面孔在晨雾中渐渐凸现的时候，朱厚照身体里掠过一阵战栗。他催动坐下的战马，跑在了队伍的最前列，似乎是为了尽可能看清蒙古人长得什么样。身后的队伍立刻潮水一样随着他向前涌动了一轮。虽然大臣和百姓们对这个好动的皇帝不以为然，但是边疆的军人们却欣赏这个直爽果断、有着军人气质的君主。由于近一段时间的风霜磨砺，朱厚照明显黑了瘦了，双目显得炯炯有神。他一甩鞭子，马撒开腿小跑着。立刻，明军庞大的队伍启动了，裸露在寒冬里的大地表层在马蹄声中绷紧了，士兵们渐渐越过皇帝，迎向蒙古人。　　这次，是蒙古人又一次试图南下，进行抢掠，朱厚照亲自带兵拦击，先后在山西应州附近的绣女村、五里寨、涧子村接战三次，其中以涧子村一战最为激烈。这一战蒙古兵为五万人，明军为六万，从上午辰时一直战到下午酉时，历十二小时，交百余合。十多万人在北方荒野里角斗厮杀。朱厚照被一种极度的兴奋攫住了，反而感到格外的镇定。他有条不紊地向身边的太监下达着一个又一个命令，不断骑马在各个侧翼巡视。他到达哪里，哪里的士兵就越发英勇，和皇帝并肩作战对士气的鼓舞是巨大的。蒙古骑兵的脸上显出惊惶的神色，他们头一回遇到如此顽强的明军。一整天的战斗未分胜负。战后蒙古军全部撤退，明军也疲惫不堪，而且气候突变，第二天起了沙暴，追击未果，听任蒙古军逸去。　　从整个兵力部署、作战次序来看，朱厚照的指挥是称职的。这次战役是公元１６世纪前后明蒙之间一次较大的战役。五万蒙古大军没能突破明军的口袋隈，南下的企图破灭，而明军达到了阻止和打击蒙古骑兵的战略任务。在此之后，终正德一朝，蒙古人未再发动大的入侵，应该说，这次战役是达到了预期目的的。这次军事行动，反映出朱厚照并非一无所能，只会放荡享乐。他在战争中身先士卒，还亲手格杀了一名蒙古骑兵。除了朱元璋和朱棣外，明代皇帝还没有谁敢于这样深入战争第一线。　　十四　　朱厚照对这次胜利非常重视。对于文治，他不感兴趣，对自己也不抱希望。至于武功，他自认为还是可以和列祖列宗，甚至历史上的所有皇帝比一比的。他希望历史能因为这一战刻下他的名字。　　正德十三年新年刚过，朱厚照凯旋回京，一路上踌躇满志。这场战争一定让那些瞧不起他的文臣们大跌眼镜，也一定大大出乎普通百姓的意料。他认为，这次胜利应该能够洗刷掉他身上一半“荒唐无道”的罪名，向全国人民证明他有能力为人民带来福祉。在回朝的路上，他发布指示，要所有朝臣都穿上“曳撒大帽鸾带服色”。为此，他命令礼部头一天发给每位迎驾官员大红苎丝、罗纱各一批，按品级发给彩绣，一品为斗牛，二品为飞鱼，三品为蟒，四品麒麟，五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级，以便官员们裁制。这种服装长可拖地，头上是宽沿彩帽，还要扎上长长的鸾带，穿上之后整个迎驾队伍五颜六色，显得热闹非凡。　　正月初六日黄昏，皇帝大驾到达北京。皇帝身穿铠甲，头戴银盔，腰佩宝剑，骑乘在一匹枣红大马上，威风凛凛，神采飞扬。群臣匍匐道左，高呼万岁。大学士杨廷和代表大臣们进酒一杯，表示祝贺。皇帝一饮而尽，对杨廷和高声说道：“朕在榆河曾亲斩虏首一级！”杨廷和赶紧叩头，赞扬道：“皇上圣武无比，臣民备感欣幸！”朱厚照闻言大笑，催马穿过人群，回到内宫。　　每个人都看得出，皇帝心情十分好。一直懒于出席各种祭祀仪式的他还没有充分休息，就精神抖擞地出席并主持了南郊祭天大典。在典礼上，他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耐心，必恭必敬，行礼如仪。也许这是头一次，在这个面对上天的场合，他感觉自己对得住皇帝的身份。紧接着，皇帝在奉天门下举办了一场“展览会”，陈列了他在战场上缴获的蒙军兵器，盔甲及大车等物，命群臣参观。　　皇帝简直是在炫耀了，就像小学生到处显摆自己好不容易得到“优”的作业本。表面上放浪形骸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他实际上对自己的名声还是非常在乎的。然而，满朝文臣们表面上称贺不绝，内心里却不以为然。京中普遍流传着一种论调，说皇帝此次取胜，完全是因为运气好，连日的大风沙让蒙古兵睁不开眼睛，所以才无奈退去。还说，皇帝在这次战争中单身冲入敌阵，差一点做了蒙古兵的俘虏，只是身边的卫士冒死相救，才逃了回来。如果不是运气这样好，大明朝已经又重演了一次“土木之变”，国家早就陷入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像对皇帝的昏聩深信不疑一样，文臣们对蒙古骑兵的强悍也抱着根深蒂固的迷信。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朱厚照有本事打败成祖皇帝都无法打败的蒙古人。在他们看来，这场侥幸胜利的战争是完全不应该也完全没有必要打的，除了劳民伤财之外没有任何益处。　　更为离奇的说法是，这场大战，蒙古军才死了十六人！所以这场战争很难说是一场胜利，事实上更接近一次失败。事实上，后来明代正史的叙述居然也采信了这种传闻。据后来明朝官方记载说，这次应州之役，蒙古兵仅死十六人，而明军死伤巨大。并且说战斗中“乘舆几陷”。从常识判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应州之战的几次战役前后进行了五天，双方投入兵力约十一万，其中绣女村与涧子村之役都相当激烈，形成多次反复，包围与反包围贯穿始终，阵线并不很清楚，这都是正史所承认的。而在这样大规模的战役中蒙古方竟然只死十六人，明军的死伤数字却是蒙古人的几十上百倍，那又如何解释蒙古人不是乘胜追击而是迅速撤退呢？　　朱厚照完全不知道官员中流传的这些说法，更预料不到他的战绩会这样载入历史。为了酬谢百官们的称贺，他在奉天殿大宴群臣，遍赐群臣银牌：一品官银牌重二十两，二三品者十两，上面都刻“庆功”二字；四、五品官及都给事中五两，左右给事中四两，给事中三两，上面都刻“赏功”二字。这是正德朝臣头一次得到皇帝赐物封赏。大部分当然都欣然接受，然而，却有一些耿介之士，不给皇帝面子。兵科都给事中汪玄锡、贵州道御史李闰等共同上书，不肯受赐，他们说，前日皇帝亲征之役，蒙古骑兵杀掳人民众多，我军也损兵折将，得失相较，实在称不上什么大不了的胜利。希望以后皇帝不要再这样草率亲征，而是要“充扩天理，遏绝人欲，深居九重，恭默思道”（《明武宗实录》）……　　朱厚照像往常一样，把这样的奏折留中不发，然而却大为扫兴。与此同时，那些负责探听市井舆论的太监也不断向他汇报，说百姓们都相信官员的说法，认为皇帝此次其实是打了个大败仗，只不过留了条命回来而已。　　朱厚照默然无语。他发布命令，因为连日劳累，休息十日，谁也不见。十天之后，朝中传出消息，说皇帝打算再次出京，这次的目的地是南方。这次巡游的计划十分庞大，据说皇帝打算遍游江南，打算在外面待个年把再回京。　　十五　　这次文官们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坚定和团结。上次一不小心，让皇帝跑到宣府，他们已经后悔不已。这次他们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把皇帝留在自己身边。三月十三日，在朝的科道官员为了谏止南巡，全体“伏阙请命”，跪在宫中进行示威请愿。他们对这个坐不住的皇帝大加威胁恫吓，他们说：人心的善念其体甚微，外界利欲的侵袭，不胜其多。所以静常吉而动常凶。皇帝不断出巡在外，被亡命之徒得知行踪，有可能变生不测。而且江南乃财赋重地，近来灾情不断，南巡将加重百姓的负担，有可能激起民乱。再者，皇帝南巡，北京空虚，蒙古人极有可能乘机南下，如果蒙古骑兵占据北京，则皇帝有家难回。------------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9）------------　　也许这次请愿从早晨持续到下午，朱厚照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官员们不走宫里没法关门，他派太监宣谕，说可以考虑他们的意见。谏官们见皇帝有了反应，也见好就收，退出宫去了。　　朱厚照表示同意考虑之后，却没了下文。百官于是纷纷谏举，分别有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吏部郎中张衍端等十四人，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五人分别上疏。规模之大，为朱厚照当皇帝以来第一次。奏折语言之激烈，也前所未有。比如什么朱厚照领兵与蒙古人作战，“首开边事，以兵为戏，竭四海之财，伤百姓之心”，什么“祖宗纲纪法度，一坏于逆瑾（指太监刘瑾），再坏于佞悻，又再坏于边帅之手。盖荡然无存矣”，什么陛下“已成骑虎之势，不乱不止”，什么将“自取覆亡为天下笑”。（《明史·列传第七十七》）　　朱厚照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他从即位开始，对言官科道基本上持听之任之的政策，因为他知道自己和他们辩论只能失败，只好把他们当作落到老虎身上的苍蝇，轻轻拂去就算了。可是现在他们发展到近于谩骂的程度，借这个机会，对他当政以来的所作所为进行全面批判。一副气势汹汹的模样。尤其令他不能容忍的是他辛辛苦苦征战蒙古取得了自己颇为自豪的战功，却被这些官员公开评价为“首开边事，以兵为戏，竭四海之财，伤百姓之心”。压了许多的怒火终于发作了，这位容易冲动的皇帝的雷霆之怒被证明是一场灾难。他迅速发出命令，把言辞最激烈的黄巩、陆震等六人执送到刑部，严刑掠打；其余一百零七名上书反对的官员在午门前罚跪五天，每天由早晨五点一直跪到下午七点。于是，在大明朝政治中枢部位的这片广场上，每天从黎明开始，就黑压压地跪了一大片蓬头垢面的孔孟之徒，他们在日晒风吹中屈身俯首，一整天滴水不进，不断有人昏倒。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对皇帝发自心中天理的诚挚的爱。两天后，三十三名为这些官员鸣冤叫屈的大臣同样被投入监牢。五天之后，罚跪期满，朱厚照依然怒气不消。于是，就在午门之外，这些平日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的官员们被扒下裤子，每人痛责五十棍。太监们知道皇帝的心思，所以下手格外重。几棍下去，便血肉横飞，哭喊之声，响彻紫禁城。当天，主事刘校和照磨刘旺就毙于杖下，后来又有十一人因杖伤不治而死，有更多的人因此而终身残疾。　　这是明朝开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文官集体被惩事件。　　发了一通火之后，打死了一批人，朱厚照也无可奈何了。他也有点后悔自己火发得大了点。平生第一次，他主动让步，取消了南巡的计划。文官集团终于获得了一次难得的胜利。不过，他们似乎很难高兴得起来，因为他们忙于同僚的丧事以及自己的疗伤。这一胜利真的是来之不易。　　十六　　可是，大臣们十三条性命换来的胜利不过是暂时的。原定春天举行的南巡在那年秋天终于成行。和平时一样，朱厚照依然保持自己的作风。他放下自己专用的卤簿不坐，却常常和亲信太监挤在一个大车上。他不穿皇帝服装，和身边人上下不分，以至于巡抚设宴时，他的席上竟然没有筷子。巡抚官员们惊恐不已，他却一笑置之，还当成笑话讲给别人。这些后来在野史小说里都成了他的可笑之处。　　然而，南巡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快乐。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朱厚照此行的心绪十分混乱。他几乎放弃理智，一任种种昏天黑地的追欢逐乐来麻醉自己。他在路上几乎每天都把自己灌得人事不省。他在保定和大臣抓阄比酒，自己输了却不认账。在扬州城到处追逐处女和寡妇，在清江浦把自己钓的鱼卖给臣下，要价奇高，弄得有的大臣几乎破产。他是为了江南青山碧水而来，美丽的风景却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有效地安慰他的心灵。相反，他却觉得一切都更加了无兴味，只有胡闹才能暂时让他开一下心。他最怕的就是醉后那一刻的清醒。在这种时候他心里苦恼得一刻也不能承受，他分不清这些苦恼是从何而来，他也不想分清，他只好再找来美酒，把自己弄醉。　　在回京的路上，心不在焉的皇帝在湖上落水，等人们七手八脚把他救上来，他已经在十月的冷水中泡了很久。这一路肆意糟蹋，他的身体处于严重的亚健康状态。经此一激，遂成重病。据史学家推测，他死于因肺炎引发的心肺功能衰竭。终年三十岁。　　十七　　朱厚照被文臣们谥为“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意即发扬天道，英武睿智，道德功业都很显赫，文治也很有成绩，并且十分孝顺。这可不是讽刺，而是依照祖制惯例，本着为尊者讳的精神制定的。生前对他那么痛恨的文臣还是很有修养地既往不咎，用这些千篇一律的有固定格式的词汇把他打扮得尽量体体面面，送入太庙供后世万民参拜。他们做这一套得心应手。------------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1）------------　　翻阅翁同龢的日记，我们发现，在大部分读者头脑中，那个清秀、文弱的光绪皇帝，有着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执、骄纵。事实上，畸形的成长环境中，他的人格始终没有完全发育起来，许多心理特征仍然停留在儿童阶段。那场著名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与皇帝性格中的这种缺陷很难说毫无关系。　　一　　“湉”的意思是“水流平静”。以“小心”、“恭谨”闻名的醇亲王奕譞给长子起名“载湉”，这表明他唯一的希望是这孩子一生安稳平顺而已。在不胜寒的政治高峰栏杆拍遍的他饱览风光壮美，更深知风涛险恶。对他来说，什么“雄心”、“功业”都是些令人厌倦的词汇，政治首先意味着的是风险和毁灭。　　然而世事就是这么不可捉摸并且充满荒诞，偏偏就是这个孩子，被他的嫂子兼大姨子慈禧选中，要接替刚刚死去的同治，继承大清王朝的帝统。　　发生在养心殿东暖阁的那一幕让所有的大臣们记忆犹新：太后的话刚出口，中选者的父亲奕譞如同被雷击了一样，当时瘫软在地，“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翁同龢日记》）　　在后来的岁月中发生的那些故事，证明了这位亲王对儿子的命运是多么有先见之明。然而，与强大的命运比起来，任何先见之明都苍白而徒劳。　　二　　中国历史对女性而言是不公平的。这片土地上不知曾生长过多少杰出的女子，她们水晶般聪明，鲜花一样美丽。可惜她们只能在文字之外悄悄凋零，上天赐予她们才华，却没给她们施展的领地。　　叶赫那拉是为数不多有机会出现在历史聚光灯下的女人之一。据说，旗人家的女人往往比丈夫能干。许多八旗子弟在外面摆够了谱，回到家里，却要乖乖受女人的辖制。这样的女人，侄儿要她叫“伯伯”，儿子不叫“妈妈”却叫她“爸爸”。叶赫那拉就是这样。在丈夫去世之初，她可能并不一定想成为“政治家”，她介入政治的动机不过是保住爱新觉罗家的产业，以免孤儿寡母受人欺负。但是，权力这个东西就像鸦片，一旦粘上手就撒不开。对兰儿这样的女人来说，人生最大的乐趣无过于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施展手腕，较量机锋，摆弄他人，把握局势，使自己永远站在胜利者的位置上。从这一点来说，规模庞大的政治游戏比起小小后宫的争风吃醋更适合施展她的玲珑多窍之心。　　年届四十、正当盛年的太后，驾驭大清帝国这艘航船正是得心应手、逸兴湍飞之时，选择一个年长的王子为君，自己放手交权，当然非她所愿。　　之所以选择四岁的载湉，除了他的年龄之外，一个隐秘而关键的原因，恰恰是他那个富于远见、闻命痛哭流涕的父亲。这个以“谦谨老成”闻名的小叔子兼妹夫是一个异常合手的工具。他十分乖巧，素无野心。他会圆满漂亮地完成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又会像她肚子里的蛔虫一样，知道怎样和权力保持最恰当的距离，以迎合这个权欲极重、猜忌心极强的嫂子。只可惜他大了一辈，要不然真是帝位继承者的最佳人选。但愿遗传的力量能起作用，使未来的皇帝能够继承他父亲的性格和识度，懂得怎样和她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相处。　　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孩子的性格。在命这个孩子入宫之前，她曾经不动声色地向妹妹了解过。妹妹说，这个孩子最大的特点是“文静”，从不淘气。这极惬太后之心。众所周知，刚刚死去的同治皇帝，是清代皇帝中最顽劣的一个，从小顽皮异常，任性乖张，长大后热衷于微服出游，泡茶馆妓院，最终染上恶疾，一病而亡。从妹妹的描述看来，小载湉起码不会蹈此覆辙。　　然而，和这孩子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慈禧就发现，她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这孩子决非大清皇帝的适合人选。　　首先，这个孩子身体太差了。进宫之后，三天两头闹病，不是感冒头疼就是呕吐腹泻，几乎没有一个月消停过。她经常担心这孩子活不长。就是长成了，这么单薄的身子骨，怎么能担得动那么繁重的政务？　　其次，这孩子太“文静”了，文静得像个女孩子一样。也许是因为妹妹爱惜过度，这个孩子胆子小得出奇。一听到雷声就吓得大哭大叫，冷汗不止，非得大人抱在怀里，百般抚慰，才能安静下来。除了雷声，鞭炮声、锣鼓声也怕得要命。连见到一只虫子，也要哭上半天。　　慈禧越来越发现，这孩子不是她喜欢的类型。她和孩子性格上的反差太大了。　　叶赫那拉天生刚强，性格像一团火，永远精力十足，永远兴致勃勃。就像《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的回忆一样：“老太后就是讲究精气神儿，一天到晚那么多的大事，全得由老太后心里过，每天还是……精神饱满，不带一点疲倦的劲儿。”　　而这个孩子却天生禀赋不足，精神不健旺，只爱闷在屋里拆拆自鸣钟，摆弄摆弄西洋玩具。　　太后男人一样干练，什么事都要处理得清清爽爽，一丝不苟。“老太后一生精明强干，……吃东西也必定要端端正正精精致致地像个吃的样。穿双鞋，也必定要袜线对准了鞋口，丝毫也不能对付。精明认真是老太后的秉性。”　　这孩子却做事拖泥带水，又没长性，经常玩着玩着就烦了，扔下一大堆钟表零件，又去摆弄另一样东西。太后最看不上的就是这点。　　太后精明聪慧，善于察言观色，这个孩子却木头木脑，缺乏灵活机变劲儿……　　用古话说，她和这孩子简直生来相“克”。相处时间越长，她感觉越别扭。她十分反感这孩子期期艾艾、怯懦退缩的神情。不论从哪方面看，这个孩子都不像一个雄才大略的料。　　没办法，这就是大清的命吧！　　失望归失望，太后对这个亲外甥还是尽心尽力的。同治皇帝是在奶妈的怀中长大的，那个时候，她正忙着浓妆艳抹、争风吃醋，无暇顾及襁褓中的婴儿。现在，已经失去争宠任务的她把对同治的一份歉疚都还给了光绪。后来她回忆说：“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从娘家算，又是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之理！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涂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看着天气寒暖，亲自为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醇王府时即胆怯，怕听到大声特别是雷声，每有打雷下雨，我都把他搂在怀里，寸步不离。皇帝三五岁后，我每日亲书方纸，教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　　太后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选择既不能更改，她所能做的，只有给这个孩子以最好的教育。刚刚五岁，她就迫不及待地给小皇帝开了蒙，请了状元出身的翁同龢为师，并制定了极其严格的学规。她经常召见师傅，详细询问学业进展情况。光绪十一年，当发现小皇帝的作文颇有可观之处时，她当即降旨，从此之后，把“（皇帝）每日所作诗、论及对子，均缮写清本，随功簿一并呈览”。在繁重的政务之余，还把检查批阅皇帝学业作为自己每日必修的功课。------------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2）------------　　有充分的史料可以证明慈禧太后对光绪的培养是尽心尽力的。每一个zhuanzhi者对继承人的期望都是既听话又能干。活着的时候，可以绝对控制；百年之后，又可以挑起大梁。对于控制这个天性柔弱的孩子，慈禧很有信心，因此她着力更多的是发展他的才干。从很早开始，她就有计划、分步骤地培养光绪的政治兴趣和能力。小皇帝刚满十岁，她就经常在工作时让小皇帝陪伴在身边，给他讲解奏折，有时候还让他试着在折上批答。大臣们发现，在发回的奏折上，出现了一种类似儿童描红的特别幼稚的字体，虽然故作大人腔，一望而知是儿童所拟，这无疑是“今上”的手笔。满十三岁那年，她又让小皇帝实习政务。在垂帘听政的时候，大臣们递上奏折，慈禧总是让皇帝先看一遍，然后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告诉皇帝为什么要这样办。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太后命皇帝的功课中加上讲解奏折一项。　　事实上，直到十多年后打算更换皇帝之前，她一直是以“恩主”的心态来对待皇帝的：是她亲手把他扶到了宝座上。这个座位，被帝国内所有的男人视为最大的幸运和幸福的象征，千百年来，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甚至家族的代价。而他，在懵懂中一夜之间就得到了。又是她，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灌注了那么多心血，甚至比亲生儿子还要尽心。要知道，她可从来没有亲手料理过小同治的吃喝拉撒。太后常常想，长大懂事后，这个孩子没有理由不对她感激涕零。　　三　　然而，当长大成人后的光绪回忆起来，也许并不认为被选入宫是他人生中的幸运。　　那是１８７５年的一月十三日，载湉从熟悉的家里被抛到了这个巨大、荒凉、寒冷的坟墓一样的宫殿之城。在空旷的广场上，他面对的是一群陌生的人：一大群模样怪异的太监，和他们簇拥着的一个衣服华丽、高高在上、表情冷漠的女人。　　这个孩子如同一块柔嫩的蚌肉，被粗暴地从亲情之蚌中剜了出来：刚刚还抱着他逗他玩的父亲，现在远远地跪在丹墀之下，成了他的臣子。与他朝夕不离的祖母和母亲泪眼婆娑地被厚厚的宫门阻挡在外，几乎永世不能再见。为了让他彻底与过去的生活告别，太后甚至不允许他的奶妈跟进宫来。　　天底下可能没有比紫禁城更不合适一个孩子成长的地方了。这群辉煌的宫殿其实不是一座建筑，而是权威意志和zhuanzhi观念的体现。从根本上说，这座穷极了人间物力的建筑并不是为了舒适地居住，而是为了昭示皇帝与上天的关系，传达帝王不可动摇的威严。它的整体布局象征着天上的星座：宫中有三大殿，是因为天上有三垣；后三宫连同东西六宫共为十五座，正合紫微垣十五星之数。庞大的宫殿群红墙黄瓦，不仅因为美观，更因为只有红黄二色才能配得上皇帝的尊严：红属火，火主光大；黄属土，土居中央……这个权力的象征物里，批发着世界上最密集的阴谋，笼罩着世界上最严密的规矩，呈现着人间顶级的浮华和奢靡，却唯独缺乏一样东西：简单平凡的亲情。　　我们无法想象进宫的当天晚上，躺在巨大空旷的殿宇之中的孩子，面对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心里是多么惊惶和迷惑。我们只知道，从第二天起，他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那个原本无拘无束的孩子现在变成了帝国机器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零件。他每天得按固定的程序运转：每天四点钟就要起来，正襟危坐在乾清宫那张坚硬的宝座上，充当“垂帘听政”的道具。在禁宫林林总总的几百年一成不变的礼仪中，他都是必不可少的器皿，被群臣捧来捧去：到观德殿给先皇帝梓宫叩头；到奉先殿给列祖列宗牌位跪拜；去慈宁宫给太后太妃请安；往寿皇殿及太高殿祈雪、祈雨，春天到丰泽园去行耕藉礼……　　他完全不知道他做这些事的意义，他只知道，在这广阔无垠的禁宫之中，每一寸空间都充满着看不见摸不着的“规矩”。在哪位太妃前应该说哪些话，在哪个仪式上应该穿哪套衣服，下跪时先跪哪条腿，跪下后龙袍的前摆放在哪里，磕头的次数、深度、跪或立的间隔，都有详尽的规定。稍有错误，就会遭到批评和训斥。　　对于自己的亲姨、伯母和养母，小载湉怎么也亲近不起来。虽然这个“亲爸爸”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对他表示关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太后身边，却从来感觉不到一个儿子在母亲面前应该感觉到的安然自在。在小载湉的心里，母亲应该是柔软的，温暖的，包容一切的。可是在他的感觉里，这个“亲爸爸”更像一个男人。她说话从来都说一不二，在她面前所有的人都必须绝对服从。她像一个寒光四射的巨大光球，笼罩着宫中的一切，光芒如同麦芒一样砭人肌骨。他从心底里惧怕这个钢铁一样的女人，只要她看他一眼，载湉就感觉浑身冰凉。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他总是处于太后的纠正和训斥之中。精明强干的太后在教育上却是一个失败者。对亲生儿子同治，她任母爱泛滥，过分娇纵。而对继子光绪，她却矫枉过正。在为小皇帝挑选太监时，叶赫那拉特意指出：“所有左右近侍，止宜老成质朴数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这个以权力为生命的女人首先要做到的，是对养子的绝对控制。从进宫的那天起，那些面容呆板的老太监，“像灌输军事知识一样”天天教育他：“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掉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德龄《瀛台泣血记》）除此之外，太后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培养小皇帝的绝对服从。按照太后的要求，小皇帝“每日必至太后请安，不命之起，不敢起，少不如意，罚令长跪”（古灵后人《清外史》）。在平时，“孝钦后乘舆出，德宗亦必随扈，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徐珂《清稗类钞》）。太后每顿赐给他的饭菜量都很大，即使他已经吃饱，也不得不一口口吃得干干净净。因为那不是普通的食物，那是太后的天恩和意志。　　为了让小皇帝成为合格的统治者，她发誓绝不犯过去的错误，不容忍这孩子身上任何一点“毛病”，对他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精雕细刻。如果他在早晨四点钟时赖床，如果他在陪太后进早餐时碰响了餐具，如果他“上朝”时过多地扭动身子，下跪时忘了复杂的规矩，那么无一例外，会受到太后亲口的或者通过太监传达的批评。太后清楚地记得同治是怎么被惯坏的。甚至小皇帝走路偶尔蹦蹦跳跳，如果让太后看到了，都会招来一顿训斥。太后告诉他，他是个皇帝，得有皇帝样，像普通孩子那样信马由缰，是没出息的表现。　　教育学家说，刻板、教条、严厉的教养方式会对孩子的性格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这些孩子往往拘谨懦弱，胆小怕事，同时又固执倔强，不善变通。这些人通常都是完美主义者，因为他们会下意识地时时处处以父母的要求来评价自己，对自己过分苛求，事事追求完美，对自己和对他人都缺乏宽容。不幸的是，在阅读光绪的有关资料时，我们发现他性格中这些特点非常明显。　　生活上的种种规矩，是小树上的层层绳索，虽然难受，尚不致命。真正对光绪构成伤害的是太后那冷冷的神情。那神情如同严霜冷雨，打得幼枝嫩叶瑟瑟发抖。------------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3）------------　　孩子的直觉是惊人准确的。虽然这个女人曾经亲手带过自己，虽然她表面上对他非常关心，可是皇帝清楚地知道，这个女人不喜欢自己。　　是的，她看他的目光是空洞无物的，如同穿透一片空气。她和他说话时，也从来不用心，总是敷衍的、淡淡的。她的心思不是集中在那些奏折上，就是集中在化妆上，或者放在与后宫某个太妃的钩心斗角上。只是偶尔在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比如玩什么东西拖拖拉拉，或者回答太后的问话过于迟钝时，太后才会注意到他，并且脸上勃然变色，嘴里蹦出几句诸如“你看你浑身上下，哪有点雄武之气”之类的训斥。　　小光绪竭尽全力地去做每一件她要求做的事，可是却极少听到太后的一句夸奖。　　囚禁在栅栏中的小动物神情天生紧张，生长在大树阴影下的小草注定长势孱弱。在太后身边，皇帝日益成长为一个缺乏自信的孩子。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口吃的毛病，一见到太后就说话期期艾艾，越是害怕越说不利索。他感觉自己动辄得咎。他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从亲人身边被送到这个奇怪的所在，做这些奇怪的事。他感觉到，在这个姨妈眼里，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工具，一个不顺手的工具。蜷缩在深宫中的大多数夜晚，他的感觉都非常绝望无助，在内心深处，他可能会以为自己是天底下最不讨人喜欢的孩子。在这个举目无亲之地，他是多么希望讨得自己这个唯一的亲人的欢心！　　四　　第一次找到令太后高兴的办法，是在他开蒙读书之后。　　传统的启蒙方式，很容易在第一时间就扼杀孩子的学习兴趣。同治帝就是这样。太后和师傅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也没能把同治的牛头按到书桌上来。　　和同治比起来，光绪实在是太听话了。虽然刚开始也曾“嬉戏啼呼”过几次，可是不久，这个性格柔顺的孩子就安然接受了不可违抗的命运，每天乖乖地来到书房和文字作斗争。他功课进展得很顺利，大字也写得越来越端正。虽然和历代的皇子比起来，他的成绩不过是中等水平，但是和他的前任同治比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看到小皇帝亲近诗书，太后的一颗心放下了大半。最起码这个孩子不会像同治那样纨绔了。高兴之余，太后叫太监去传话，说皇上临的字不错，叫他以后再多多用心。并且把自己平日使用的四管湖笔赏他。　　太后不知道，她这随随便便的几句鼓励在小皇帝心中引起了多么强烈的反应。　　进宫之后第一次，小皇帝发现自己能够把一件事做得很好。就像黑夜中发现一点亮光，迷路者发现了一条小径，这一发现，对于处于惶恐不安之中的他来说，是非常重大的一次心理转折。　　更重要的是，小皇帝发现，他能够做得很好的这件事，恰恰是太后最看重的一件事。文化水平不高的太后对书本有种异乎寻常的迷信。她相信经典的力量是其他任何力量所不能代替的，它可以清澈男人的大脑，强健男人的骨骼，只要真正掌握了圣人的教诲，再孱弱的男人也有可能成为安邦定国之才。小皇帝发现，虽然他仍然举止笨拙、反应迟钝，虽然他仍然胆怯、口吃，但是只要书读得好，这些都可以被人视而不见。　　小皇帝学习越来越用功了。他竭力向太后展示自己的好学。据向太后报告的太监说，小皇帝不论到哪儿，手里都拿着一本书，经常在走路时还念念有词。每天睡觉前，他都会背一段《诗经》才睡。听到这些消息，太后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文字奋斗符合小皇帝的个性。随着渐渐能理解书中内容，他对书本的兴趣越来越浓。在宫中演戏之时，他常常携一卷书找个没人的地方阅读。事实上，学习是他确立自我、证明自我和娱乐自我的唯一方式。　　对于小皇帝来说，读书于他还有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使他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与责任。通过书籍，他头一次明白了自己被送入宫，并非是一件悲惨的事情，而是天下人都羡慕的幸运。原来他并非普通孩子，而是“上天之子”，将来要代替上天，承担起抚驭万民的责任。师傅说，在他的肩上，肩负着上天的信任，肩负着大清列祖列宗的重托，肩负着天下百姓的全部希望。　　翁师傅的教育看起来非常成功。在他的循循善诱下，小皇帝小小年纪就立誓将来要做“圣帝贤王”。师傅说，上天在芸芸众生中独独选中了他，就证明他有圣人之质。师傅说，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说艰难当然艰难，说容易其实也容易。唯一需要的就是自制、勤奋和毅力。因为历代以来，圣臣贤臣们已经把治理国家的方法总结完备，从《资治通鉴》到历朝圣训，治国安邦的大经dafa条条俱在。只要他一丝不差地按照圣人的教导去做，那么就会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就会像周文王、唐太宗那样名留千古。　　小皇帝的表现令帝国政治高层的所有人惊喜。师傅翁同龢经常得意扬扬地对人说起，小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在效法古代圣帝贤王。刚刚识字不久，小皇帝就指着书内的“财”字对师傅说：“我不爱此，我喜‘俭’字。”翁同龢喜不自胜，当即跪下叩头：“皇上圣德！皇上有此见识，真是天下之福！”　　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的冬天，很久没有下雪，小皇帝想起师傅教他的话，临睡前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上天降下大雪，以利来年庄稼。没想到过了几天果然下雪了。年仅七岁的小皇帝高兴地跑到门外，立在雪中默默向上苍表示感谢，太监们怕他冻着，担不起皇帝感冒的责任，一个劲地劝他回屋，让小皇帝大为扫兴。小皇帝气愤地说：“你们真不懂我的心思！就像长沮、桀溺不理解孔子一样！”这个故事流传出去，被士人们传颂了许久。------------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4）------------　　人人都说，皇帝将来必是一个古今少有的圣帝明王。连太后也屡屡对大臣们夸奖皇帝“实在好学”，“典学有成”。　　这些夸赞对小皇帝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这条深宫中的幼龙自卑而又敏感，太后的冰冷和轻视，在他幼小稚嫩的心灵上刻下了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痕。他比谁都需要来自外界的肯定和赞扬，来满足他干渴得龟裂的自尊心。不要以为这个看上去怯懦退缩的孩子没有自尊心。恰恰相反，他的自尊心因为挫折而比谁都强烈。作为一个长期得不到肯定的孩子，他心中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向别人特别是向这个女人证明“我能行”。他知道，从进宫的那一刻起，他的生命就已不仅属于自己，更属于天下万民。系统的帝王教育，树立了他“拯民水火”、“澄清天下”的雄心壮志，陶育了他“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博大情怀，他愿意为他的子民燃烧自己的一切。他期望着用自己将来的表现，让这个女人刮目相看。　　五　　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二月初三日清晨，冬季的北京天空像一面镜子一样晴朗，没有一丝灰尘。光绪皇帝的亲政大典在紫禁城中隆重举行。十九岁的皇帝缓步登上太和殿宝座，御前太监在丹陛上鸣鞭三下，上千名官员在丹陛和广场上如同潮水一样起伏跪拜。　　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一举一动都显得少有的干净有力。《翁同龢日记》记载道：“仰瞻天颜，甚精采也！”　　对于大清帝国的无数臣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和期待的时刻。自从二十八年前咸丰皇帝死后，大清帝国一直没有男主人。人们一直坚信，“牝(又鸟)司晨”只是万不得已的变通，男人永远比女人更适合当家主政。更何况这个男人十分符合一个伟大帝王的标准。那些跪在前排的大臣们发现，年轻的皇帝长相清秀俊美，举止端庄凝重，颇具帝王之姿。虽然一直待在深宫，但是关于皇帝好学不倦、圣德纯粹的传闻，早已在朝野之间不胫而走。人们有理由期待他会如同他那些伟大的祖先一样，有能力带领大清摆脱困境，重现康乾时天下太平、万国来朝的荣光。　　太后松了一口气。说心里话，叶赫那拉当这个家当得确实有点累了。今年她已经五十五岁，白发已经悄然爬上鬓端。这二十八年里，她觉得她操够了心，受够了累。现在孩子终于长大，她也可以歇歇了。何况，通过她多年辛苦经营，大清帝国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她认为自己交到光绪手上的，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统治基础。　　在她刚刚走入政治中心的时刻，大清帝国可谓千钧一发，险象环生：朝廷之上，八名顾命大臣公然向太后叫板，政治分裂势不可免。长江下游，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像一把失去控制的熊熊大火，把中国半部江山烧得一片狼藉，大清帝国的统治眼看就要崩溃。同样要命的是，外国鬼子们刚刚烧毁了圆明园，通过这场战争，他们已经看清了大清帝国没有抵抗能力，随时准备把大清分而食之。虽然对她的政绩评价不一，平心而论，被剥夺了早期教育权利的叶赫那拉·兰儿，在她的政治演出中表现的才干和能力可以称得上出人意料的杰出。她的表现比大部分男人刚强果断，在某些历史时刻，甚至可以称得上有胆有识、机智精敏。她果断利落地发动政变，清除了顾命八大臣。她开明地重用汉人曾国藩，眼看就要吞没大清王朝的太平天国狂潮在她的脚下突然退却。人们把她执政的这些年称为“同光中兴”。人们说，是她再造了帝国，使一个奄奄一息的国家重新焕发了生机。　　在这权力交接的重要时刻，她的心里并不失落。虽然形式上交出了权柄，她仍然自信可以保持对皇帝的绝对控制。即使到现在，只要她一板起脸，这个孩子仍然会吓得说不出话。在老谋深算的她面前，这个心地单纯的孩子简直就是一个透明人，她可以一眼看到底。她不用凭思考，单纯用感觉就可以控制他。她的退休，实际上是一种“退居二线”，虽然摆脱了繁重的日常工作，但她仍然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靠着自己的巨大政治影响力，左右着大清帝国的航向。　　对于自己多年来苦心培养的成果，她是基本满意的。虽然她对这个孩子的个性和气质没有喜欢过一分钟，但是像所有唯成绩论的家长们一样，她仍然认定他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他学业良好，能写一笔非常漂亮的正楷和一手典雅的文章，能把许多典籍倒背如流。从各个方面来说，他都是帝王教育的成功典型。“除了口吃这一先天不足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同治帝。”（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她相信，书本中记载的那些深奥的道理，会帮助任何一个男人取得统治的成功。　　皇帝也深深松了口气。十五年来，他一举一动都屈服于太后的意志。他的饮食起居，他的成长教育，甚至他的婚姻和爱情，都在她的绝对控制之中。就在去年，她还把她那个丑陋而愚蠢的侄女强行塞到他面前，宣布成为他的皇后。他对这种木偶式的生活早已忍无可忍。现在，他终于被宣布长大成人，可以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了。更重要的是，在十五年的漫长准备之后，他终于握住了帝国巨舰的舵柄。就像一个交规考试得了高分却一直没有机会练手的学车人一样，他早已经跃跃欲试了。青年人总是不满现状，因为胸怀“尧舜之治”的雄伟理想，皇帝对大清帝国的国势比谁都痛心疾首：列强环伺于外，大臣狃安于内。国家衰弱贫困，百姓民不聊生。虽然有人把太后执政以来的政绩吹捧成“同光中兴”，光绪却不以为然。虽然精明，虽然能干，太后毕竟只是一个没怎么读过书的妇人而已。满腹诗书给了他轻视太后的理由。读过三遍《资治通鉴》、自信深谙历朝治道的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唤醒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中国。　　六　　然而，在亲政的头几年，年轻的皇帝并没有给大清帝国带来惊喜。在短暂的欢庆气氛过后，大清帝国又陷入了平沓缓慢的旧节奏。虽然已经胸有韬略，但坐到了驭手的位置上以后，皇帝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车在操纵他，而不是他在操纵车。亲政以后，天下一直风平浪静，帝国政治如同一架上好了发条的钟表，一切都按照太后执政时的成例一成不变地运行。在成例的笼罩下，他并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空间。在亲政的前五年，皇帝不过像是太后的一个机要秘书一样，庸庸碌碌地忙于琐碎事务。　　皇帝烦躁而又抑郁。慈禧政局的特点是小富即安，缺乏远见。在他看来，大清多在因循守旧的泥潭中陷溺一天，就多丧失了一分自强的机会。皇帝多么期望能有一个契机，比如一次地震式的突发事件，让他得以大展身手。　　似乎是天遂人愿。光绪二十年七月，一封来自异国的电报，如同崩在皮肤上的一粒火星，烧灼得已经松懈多年的清帝国政治神经猛一下收缩起来。这一年年初，大清属国朝鲜发生了内乱，请求中国出兵帮助平乱，日本人也借机出兵朝鲜，挑衅中国的宗主权。　　听到这个消息，温文尔雅的皇帝拍了桌子。一个小小的日本，怎敢如此猖狂！自从道光末期以来，大清国就没断了受人欺负。开始是英国，后来是法国，再后来什么美国、德国、意大利……现在，西洋的国家轮了一个遍，居然又轮到了东洋里的小日本！对于西洋诸国，皇帝不太了解，然而身边的日本却是一向清楚的。《二十四史》里每部都有《日本传》：“考日本之为国，不过三岛，浮沉东海，犹一粟也，土地、军事俱不及中国十分之一。”熟读经史的皇帝知道，这个小国几千年来一直亦步亦趋地学习中国，向中国俯首称臣。虽然这些年听说它开始效法西洋，搞什么维新，也弄了一支海军，但能有多大作为？------------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5）------------　　气愤的同时，皇帝又感到强烈的兴奋。　　振兴大清的机会终于来了！这简直是天赐良机。没有比战争更能振作一个民族的精神，而如果要进行战争，也没有比日本更合适的对手。如果打败了日本，那就是道光末期以来，中国对外战争中的第一场胜利。也许这场战争会成为大清国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因为它将大大增强大清子民的自信心，振作久已萎靡的民族精神。“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一转机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　　另外，如果他能抓住这个机会，在战争中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干，自然会在朝野树立起巨大的威信，有力地向太后证明自己的领导能力，促使太后进一步放权。那么，他就有机会刷新政治，带领大清走上自己设计的自强之路，次第收拾列祖列宗旧日的荣光。　　对于皇帝的态度，包括师傅翁同龢在内的一大批朝臣，特别是绝大多数年轻的中下级官员，都坚决支持，一致欢呼。在他们当中，曾国藩的孙子翰林院编修曾广钧的言论最有代表性，他建议，大清此战不但要击败日本，还要抓住机会干脆把日本从地图上抹去，把它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只有这样，才能永绝后患！　　皇帝把情况汇报给了太后。太后没有立刻表态。对于皇帝亲政五年以来的表现，太后是基本满意的。皇帝恪守成例，处理政事很有条理，越来越让人放心。退休以来，安逸的生活让太后的政治热情有所消磨。特别是进入光绪二十年以来，她的全副心思都用来准备自己的六十大寿上了。执政这么多年，她居然从来没有好好给自己过一个整生日。如今她终于可以放手国事，一门心思给自己找找乐子了。她没时间来弄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她对皇帝说，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七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皇帝那么乐观，比如北洋海陆军最高统帅李鸿章和他的部下们。　　其实早在二十年前，李鸿章就已经明确意识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必将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１８７４年，就是光绪成为皇帝前一年年底，他曾在一份奏折中提到：“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所组建的北洋海军，十分明确地把日本作为假设敌：“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对国际事务颇有了解的李鸿章十分清楚这个小国二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它们的海军这些年来扩张神速。而大清的海军自从建成后，就没有怎么更新。从军事实力上说，日本绝不占下风。特别是在成功的政治改革之后，日本国的国家效率、战争动员能力等综合国力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提出了“避战求和”的建议，他建议皇帝主动从朝鲜撤军。如果避过此战，中国就可以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之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鸿章这一建议是整个中日战争中最高明的一个主张。如果这一建议得以采纳，那么日本挑战中国的时间表就会被大大延后。　　然而，对于这个建议，皇帝认为简直荒唐可笑。堂堂大清，一遇小小外夷的挑战，就主动示弱，成何体统！皇帝毫不留情地批驳了李鸿章。皇帝说，主动撤军，有失“大清”的体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鸿章抓紧一切时间，整军备战。　　八　　战争是一个放大器。它可以清晰地全面展示一个人的素质。　　在亲政后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中，皇帝暴露了他知识储备的严重不足。虽然已亲政五年，然而他对国际事务，特别是对近在咫尺的这个邻居，仍然是惊人的无知。对于一个近代国家的领袖，这无疑是致命的缺陷。　　问题就出在他那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帝王式教育上。　　１９１９年，当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走进这座宫殿的时候，他第一个感觉是时光倒流：“１９１９年３月３日，我第一次进入紫禁城。庄严肃穆的神武门，将我引进了一个空间与时间上与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通过这道城门，使我……从２０世纪的中国倒退回了其历史可追溯到罗马帝国之前的古老中国。”在高大的门洞之外，是生机勃勃的喧闹的城市，而在门洞之内，却是沉寂、荒凉的像时间被锁住的另一个世界：“位于紫禁城深处的这些宫殿，与中国的共和世界在空间上相距不啻万里之遥，断非数百步之隔，在时间上相距无异千年之久，决非共处同一时代。”（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　　厚厚的宫墙阻挡了时光的进入。虽然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紫禁城里却还充斥着康熙乾隆年间的空气。如果说光绪时代，中华帝国与西方世界存在着几百年的时差，那么紫禁城内外，同样存在几十年的时差。虽然出生在鸦片战争三十一年之后，虽然在他出生前四年已经有中国政府考察团游历欧洲，虽然在他七岁的时候中国已经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光绪皇帝接受的教育却完全是传统的。教科书也与历代皇帝毫无二致，不过是《帝鉴图说》、《十三经》、《圣祖圣训》之类的“帝王之学”。　　按照时代的需要衡量，皇帝的教育其实是非常失败的。他的头脑中除了四书五经、“圣贤心法”，空无一物。他对世界大势缺乏了解，甚至连那些西方国家叫什么名字都不甚了了。因为在传统政治教科书中，那些都是无关紧要之事。唯一重要的“圣人之道”，老师说，只要掌握了圣人之道，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宫廷教育对他的影响还不止于此，他还是高分低能的典型。《瀛台泣血记》的作者德龄在叙述她经历的宫中生活时写道：“一个人只要在皇宫里住三五年就会变得愚蠢。”她指出，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与外界绝少交流，见闻极为有限，生活极为刻板，极端迷信神权、迷信皇权，无形中造成一种凝固的空气。即使是一个天资高的人也会被束缚得失去聪明。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描绘这种感受说：“如果不是老师愿意在课本之外谈点闲话，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看了些闲书，我不会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位置，也不会知道大米原来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当谈到历史，他们谁也不肯揭穿长白山仙女的神话，谈到经济，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一斤大米要几文钱。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总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库伦吃了一颗红果生育出来的，我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菜肴。”　　这座宫殿之城令人森然的封闭、保守和死寂，对光绪的成长构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虽然学习成绩良好，然而除了书本知识以外，人情世故，乃至支配帝国政治的潜规则，他的大脑中却完全是空白。亲政之后，经常接触他的大臣们发现，这个年轻皇帝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和应变能力。在复杂的晚清世事面前，他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单纯、天真。　　这个文静瘦弱的皇帝胸中的民族情感异常炽烈。启蒙不久，师傅翁同龢就经常和他谈起鸦片战争，谈起圆明园如何被毁，谈起咸丰皇帝的北狩。每当此时，翁师傅都会激动得面色潮红，鼻孔翕张，热泪盈眶。翁师傅说，天朝上国受到如此奇耻大辱，这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的事！翁师傅说，之所以屡战屡败，不在外国船坚炮利，而在中国人心不古，大义沦亡，没有人肯血战到底。其实那些西洋小国，全加起来，也不如半个中国大。中国人每个人吐口吐沫，也足以把他们淹死。------------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6）------------　　每听到这里，小光绪就忍不住和师傅一起愤怒叹息。从很小时起，他心中就埋下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等他亲政之后，一定要为列祖列宗报仇雪耻。在日本引诱中国走向战场的时候，皇帝所做的第一件事并非认真了解对手，而是听任年轻冲动的血液控制自己的大脑，仓促做下了冲上去的决定。　　九　　进入军事统帅状态的皇帝抑郁一扫而光。他命令太监把记载圣祖皇帝平定准噶尔经过的《圣武记》搬到乾清宫，彻夜不眠地研究列祖列宗用兵的方略，仿照他们的口气，雷厉风行地下达着一道又一道充斥着“决一死战”、“迎头痛击”等雄性词汇的作战方略。亲政以来，他终于能够亲自指挥帝国航船的航向，真正担负起国家的重任，怎么能不殚精竭虑，全力以赴。　　然而，精读过《孙子兵法》和《圣武记》并不证明皇帝就懂军事，特别是近代军事。战争过程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清军与日军第一次交锋于朝鲜成欢驿，即遭惨败，不得不退守平壤。对此小挫，皇帝不以为意，胜败乃兵家常事。此战之后，他正式声明对日宣战，命对日本“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在正式宣战之后，清军仍然一反他的指示，节节退缩，及至９月平壤之战，朝廷寄予厚望的李鸿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溃败，此后不到半个月，清军全部被赶过鸭绿江，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全朝鲜。　　皇帝大为震怒。他认为这无疑是李鸿章指挥不力的结果。这个老滑头显然缺乏战争的决心和勇气，所以他的部下才这样缺乏血性和忠勇。皇帝以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拔去三眼花翎，交部严加议处。希望他“激发天良”，痛改前非，用心指挥。　　然而谕旨还没有发到李鸿章处，１８９４年１０月，日本军队突破由三万中国重兵把守的鸭绿江，排闼直入，兵锋直指沈阳。把守鸭绿江的是以敢战闻名的悍将宋庆，他的部下也是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最精锐的部分，中国军人在鸭绿江防卫战中的表现也堪称勇敢顽强，然而在日军的强大火力面前仍然不堪一击。直到这时，皇帝才发现，问题不是清军不“敢于胜利”，而是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日本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慌了神的皇帝如同站在大堤决口旁的指挥者，第一反应就是全力以赴地试图堵住缺口。圣旨雪片一样从京师飞来，每一道都口气急迫。皇帝要求将军们竭尽全力把日本人就地截住，不得让他们前进一步。　　皇帝不知道，他这样指挥，正是犯了军法的大忌。日军侵入中国境内的那一刻，李鸿章就已经明白这场局部战争已经演变成一场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他给皇帝上了道长长的奏折，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战略主张。他说，形势很明显，敌强我弱，日军利于速战速决，我军利于“持久拖延”。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持它打一场漫长的战争，如果中国能以空间换时间，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把日本拖住，就能把日本人拖垮。相反，如果我们急于争锋，那么就会在阵地战中迅速消耗自己的力量。　　应该说，李鸿章提出的“持久战”主张是当时的唯一取胜之道。他是中国历史上“持久战”概念的首创者，这堪称对中国军事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然而皇帝却根本听不进李鸿章的建议。甚至连那封奏折他都没有读完。他没有这个耐心。日军在中国境内越深入，皇帝就越惊惶。他最担心的是日本人接近北京，让他和太后再上演一次仓皇北逃的惨剧。战前下的所有决心这时都已不翼而飞，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把日本人阻止住上面。他不能静下心来分析整个局势，没有兴趣在大脑中预演几步之后的棋局，只是如同一个低劣的棋手一样，凭着条件反射式的本能，盲目地把棋子一个个往前送。他一日不停地把各地最优秀的军队调上前线。他催战甚急，对所有的前方将帅都不满意。他对他们的态度只有两种，一种是不断地指责，指责他们不负责任、“玩误”、“胆怯”、“无谋略”。另一种是恫吓，动不动就以“有畏葸玩延情弊，即按军律惩办”、“军法从事”、“决不宽贷”的圣旨相威胁。在他的不断催促下，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不断被送上锋线，不断被日军吞噬，这正中日本人的下怀。　　陆军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与皇帝的指挥思想有关。海军也同样如此。皇帝的逻辑是只要战败就是有罪。甲午战争的第一战丰岛海战之后，皇帝对海军提督丁汝昌就极为不满，认为他“畏葸无能，巧滑避敌”，要撤他的职，经过李鸿章力保，才侥幸留任，不过皇帝对丁的恶感一直没有消除。　　皇帝不懂海军作战规律，但是却屡屡瞎指挥。战争正式打响后，光绪皇帝听说日军军舰深入威海、旅顺海口活动，生怕日本海军进攻天津，并由天津威胁北京，遂下令命丁汝昌：“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这道圣旨，导致北洋舰队从此放弃远巡，主动放弃了制海权，极大地束缚了北洋水师，使海军处于单纯防御、被动挨打的境地。　　日军围攻威海，制定好了引诱北洋舰队驶出威海卫港，在外海歼灭的战略方针后，光绪皇帝似乎是为了配合日军作战，屡次电旨催逼剩下的几艘战舰，出海作战。只是由于丁汝昌坚决不同意，才没上日本人的圈套。　　北洋海军的最后覆没，与光绪皇帝赏罚失当有直接关系。几乎从战争开始，皇帝就不断下严旨，威胁要将那些不敢拼命的海军军官们“从重治罪”。在皇帝的威胁下，著名勇将邓世昌、刘步蟾、杨用霖先后自杀，最高统帅丁汝昌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惟望死于战阵”，每次作战，他都身先士卒，站立在无保护的地方，“恒挺身外立，以求解脱”（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希望用战死来解脱压力。在自杀殉国后，丁汝昌仍然被光绪“朝旨褫职，籍没家产”，儿孙流离失所。直到光绪死后，才被恢复名誉。（陈诗《丁汝昌传》）　　中日战争中，光绪皇帝表现出了晚清统治者少有的血性，或者说，是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然而，对于一场战争来说，仅仅有热血是不够的。在战争中，年轻皇帝的性情急躁、缺乏耐心暴露无遗。他的急脾气实在不适合指挥战争。　　十　　翻阅他的老师翁同龢的日记，我们很容易在字里行间发现一些令人吃惊的事实。我们发现，在大部分读者头脑中，那个清秀、文弱的皇帝，有着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执、骄纵。还是在少年时期，翁同龢就已经发现皇帝脾气之暴烈非同一般。仅仅从光绪九年二月到六月不到半年间，《翁同龢日记》中记载了十二岁的小皇帝六次大发脾气：二月十五日，小皇帝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后殿大发脾气，竟然“拍表上玻璃”，被碎玻璃扎得鲜血淋漓，“手尽血也”。又过了一个月，三月十八日，“与中官闹气”，“扑而破其面”，把太监的脸打破了。五月初二上课时摔破一碗。六月十二日，因发脾气踢破玻璃窗。六月二十日，“颇有意气”，“余等再入诤之始平”。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有自残举动，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讲，绝非寻常。翁同龢感觉到这个孩子的脾气十分不祥，在日记中写下了“圣性如此，令人恐惧”。　　虽然处在太后的高压统治之下，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毕竟是一个皇上。“皇上”这个地位给人性造成了损害，他一样也不能避免。　　在王府之中，他是万千宠爱在一身的亲王长子。他的任何一声啼哭都会引来数十名奶妈、仆妇的手忙脚乱。进了紫禁城，他所受到的“过度照顾”有加无减。------------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7）------------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小皇帝就立刻感觉到了身份的变化。他发现，除了太后和几位太妃之外，所有的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太监还是高官，见了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匍匐在他脚下。从年轻侍卫到须发斑白的大臣，他们脸上的表情无一例外是诚惶诚恐，激动万分，有的人甚至浑身战抖，说不出话来。在太后面前，他是一个平庸的孩子。然而，对除了太后之外的所有人来说，他却是真龙天子。今天的人们也许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对帝王近乎神灵般的崇拜与畏惧。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太监们就对他说，他不是凡人，是天上的真龙降到了人间。有的太监悄悄对他说，他睡着后，常常会变成一条盘在榻上的小龙。　　及至启蒙，老师又告诉他，他是“天子”，他的每一个念头，都会上达天听。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写道：“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脑子里便浮起一层黄色：琉璃瓦顶是黄的，轿子是黄的，椅垫子是黄的，衣服帽子的里面、腰上系的带子、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书的包袱皮、窗帘、马缰……无一不是黄的。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黄色，从小把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了我的心底，给了我与众不同的‘天性’。”和溥仪一样，紫禁城中的小皇帝时时刻刻生活在“与众不同”的暗示之中。与后世传说的连宫中太监都可以虐待小皇帝相反，“对于宫中许多忠诚的仆人来说”，“抬头看皇上一眼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事”（《紫禁城的黄昏》）。虽然在太后面前他必须必恭必敬，但只要出了太后的宫门，他所遇到的就是绝对顺从，他的所有要求都会被全力满足，他的任何举动也不会受到指责。高处不胜寒，在这个过高的地位上，他没有正常的人际关系，他也没有机会培养正常的耐挫能力。这种环境对这个孩子的性格不可能不发生致命的影响。　　事实上，畸形的成长环境中，他的人格始终没有完全发育起来，许多心理特征仍然停留在儿童阶段。在成年之后，皇帝仍然表现出幼儿一样的缺乏耐心、固执己见，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延后满足的能力。在太后面前，他大气都不敢出。而在自己的宫中，小皇帝却异常任性、骄纵。在他处受到的压抑，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加倍发泄，使得小皇帝的脾气中掺入了一丝乖戾。小皇帝的急脾气是出了名的。他要做什么事，任何人也不敢拦。他要什么东西，太监们立时三刻就要弄到，否则屁股不保。《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描述道：“他性情急躁，喜怒无常，他手下的太监都不敢亲近他。他常常夜间不睡，半夜三更起来批阅奏折，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自己拍桌子，骂混账。”　　这一点甚至在朝廷上也不是什么秘密。在皇帝亲政之后，大臣们曾经向太后反映过，“皇上天性，无人敢拦”。虽然看上去文弱，但稍有忤逆，则激动暴怒。在太后面前，他百依百顺，然而离开了太后，任何人都必须对他百依百顺。甚至在被剥夺了权力之后，皇帝的脾气仍时有发作。光绪后期曾经服务于宫中的陶湘在写给大臣盛宣怀的信中提到这样一件事：１９０４年，光绪要太监给自己的卧室安上电话。太监说这种新鲜事物刚刚传到中国，北京城内尚没有货物供应，得联系进口才行。皇帝登时大怒，限太监一日内找到，否则掌嘴。后来因为怕太后知道，才作罢。陶湘在信中说：“借此（事）可知老太太之严待非无因也，借此可知当今之难以有为。实可忧也。且闻当今性情急躁，雷霆雨露均无一定，总之，太君无论如何高寿，亦有年所，一旦不测，后事不堪设想。”（《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编之一》）　　后来做过溥仪教师的庄士敦谈到对溥仪受到的教育时说：“我认为，如果必要的话，任何东西都可以牺牲，而不应让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假如继续把他作为一个在本质上与一般人根本不同的人来对待，那么，他作为一个人，几乎肯定将会是失败的，而且也很难相信，他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君主。”　　很不幸，他针对后来的皇帝溥仪说的话，在光绪身上都一一成为现实。这场战争与后来那场著名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与皇帝性格中的这种缺陷很难说毫无关系。　　十一　　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太后还不以为意。她每天游湖照相，养西洋狗，读《红楼梦》，甚至自制化妆品，把退休生活安排得十分充实。然而她做梦也没有料到，当她把眼光又一次投到政治上来的时候，战火已经燎掉了辽东半岛，接下来就要点燃整个大清地图：到１８９５年初，辽东全部失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军海陆两路，随时有能力直指北京。　　太后再也坐不住了。她悄悄伸出手，暗地里调整了战船的航向。在光绪帝手忙脚乱地指挥战争之际，慈禧却开始秘密召见大臣，谋划讲和。她已经看出，和前两次鸦片战争一样，这场战争清朝毫无取胜希望。　　是战还是和，朝廷上下相持不下。那些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的老臣们认为，这次战争不过是前几次战争的重演，既然最后的结果都是屈服，那么当然越早议和越有利。然而那些年轻的主战派官员却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以中国之大，如果血战到底，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们提出，迁都西安，以举国之力和日本周旋。　　在两难选择中，皇帝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经受着地狱般的折磨。有生以来，皇帝从来没有承受过这样大的压力。他的意志品质难以适应这样一场意想不到规模的战争。继续这样一场战争需要的是超人的意志力。而结束这场战争更是需要超乎寻常的现实感和判断力，这些皇帝都没有。　　皇帝选择了逃避。他把所有的兵书战策都扔到一边，前线的战报也任由它堆积如山。他不再废寝忘食了，不再聚精会神了，不再连续不断地召见、会议、指示了。皇帝躲在后宫，长时间地翻阅诗词、戏本，或者躺在床上昏睡。他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愿想，他恨不得一觉不再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