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自序 对于“写历史”的人来说，“皇帝”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题目。为什么？因为“皇帝”是传统中国的“根本”。与现在我们提倡的“以人为本”不同，过去，中国是“以皇帝为本”的。在传统中国，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都是皇帝一家人的奴隶；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家的利益为核心。 “皇帝”对于传统中国的重要性，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得更清楚：浩如烟海的中国史，归纳起来只记载了两件事———夺取皇位和保护皇位。 为了夺取皇位，几千年中国烽火不息。孙中山说过：“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 为了保住皇位，历代中国帝王不得不绞尽脑汁，展开了巩固统治的漫长接力。他们防范权臣、防范外戚、防范太监，直至防范自己的妻子兄弟；他们发明了“保甲制”、“连坐制”、“科举制”、“文字狱”，从控制人民的身体发展到控制人民的头脑，创造了举世无双的中国式zhuanzhi监狱。“皇帝制度”或者说“zhuanzhi制度”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 “皇帝”处于各种社会力量交集的中心，处于重重艰巨的政治任务之下，因为他用权力囚禁了万民，他自己也被权力囚禁。因此中国式皇冠既神奇、璀璨、法力无边，又沉重、巨大，令人举步维艰。这种独特的境遇是对人性的一个特殊考验，而不同的人在这同样的囚禁、重压、撕裂下，表现出人性中截然不同的断面。因此，皇帝们很容易吸引“写史者”的笔触。 ２００５年底，《当代》杂志约请我写一个历史类专栏，起名叫《史记》，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一系列皇帝。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在这个专栏中陈列了中国人在皇冠重压下的各种表情：有的人，比如王莽，误打误撞，阴差阳错地被“人民”戴上了皇冠。他想运用手中巨大的权力来给这些可爱的人民谋福利，却因为不熟悉权力之车的性能，被中途甩下并碾死。有的人，比如杨广，竭尽全力、机关算尽地夺取了皇冠，然后又狂喝酣饮权力之酒，毫无节制地榨取皇冠给他带来的快乐，终于死于权力之酒的酒精中毒症。有的人，比如朱元璋，在中彩票式地由一介贫民成为皇帝后，即被失去皇冠的恐惧日夜笼罩，最终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狂”，疯狂地屠杀昔日的战友，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荒唐透顶的文字狱。有的人，比如朱元璋的子孙朱厚照，却从戴上皇冠的那一天起，就拼命想要甩下它，就像一匹烈马要甩下笼头一样，因为皇冠带来的束缚，不是庸常的人性所能忍受的。更有这样一些人，比如光绪帝，他们天生的软弱性格难以承受皇冠的重压，原本可以平静普通的人生，因为戴上了皇冠，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当然，相对于“皇帝”这个话题的巨大，仅仅展示皇位对人性的影响，无疑是非常不够的。陈列这五种表情，我是想说明，“皇帝制度”不仅损害着民众，也同时伤害着操纵这个制度的统治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统治者的损害，并不比对民众的损害轻。除此之外，“皇帝”这个话题还应该有更核心的内容，因为，“皇帝”二字的本质就是“zhuanzhi”，中国的皇帝制度，实在是人类史上“zhuanzhi”的登峰造极之作。不论是把“皇帝现象”看成传统文化结出的奇葩硕果，还是中国文化疾病的首要症状，“皇帝”两个字，都包含了解读中国社会的大部分密码。 为什么“zhuanzhi主义”为害中国最烈？为什么我们如此难以摆脱千年相因的精神内核？在写《史记》专栏的同时，我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到阅读秦始皇以前的历史，以期梳理“皇帝制度”产生、发展和巩固的过程，找出我们精神中的“zhuanzhi性格”和“奴隶性格”的根源。这部分工作，就形成了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如果起一个副标题，可以叫做“中国上古史阅读笔记”。通过爬梳剔抉，我发现，“zhuanzhi制度”的根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家长制、祖先崇拜、集体主义取向的形成和巩固，都远在“皇帝”二字出现前。“皇帝制度”的出现，不是秦始皇个人的天才发明，而是中华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秦始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受制于“皇帝制度”两千年，是这个民族不能逃避的命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比如“德先生”与“赛先生”迟迟不能落脚，比如公民意识、规则意识、宽容意识的缺乏，比如“熟人社会”，比如“守旧症”、“非我症”、“不合作症”、“麻痹症”，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夏商周时代或者更远的尧舜禹。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转型的艰难。------------王莽：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1）------------ 一 这个孩子瑟缩在北风中，穿得显然单薄了些。他不得不站在街角，因为王凤府门口已经被拜年的人和车马包围了。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提篮子的小手已经快握不住了。那篮子里，是一份贵重的贺礼：一坛宛城名酒。为了准备这些礼品，孩子的母亲费了很多脑筋：他们一年到头的所有收入，能有一大半是花在这些礼节上了。 终于出现了一个空隙，孩子立刻钻了进去。大门两侧的石台上已经站满了等候的人。孩子直接来到守门人面前，要求进去。 “我是大司马的侄儿，我叫王莽。”孩子低声解释，为自己不得不做这样的解释而感到羞愧。 门人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毫不留情地戳在孩子的脸上：“我怎么没听说过？从哪来的？” “大司马是我四叔，我是他亲侄子。去年过年我也来了，那时看门的不是你。”孩子嗫嚅着，脸越来越红，门口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这对谈话者。 “亲侄？”门人打量着这孩子普普通通的装束，越发不相信孩子的话了，“撒谎都不带打奔儿的。有事找大司马以后再来吧，这两天肯定没时间。” 孩子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出来。他“啪”地把手里的篮子摔在了地上，酒洒了一地，一转身拨开人群，跑了。 二 这并不是王莽受到的第一次伤害，却是他记忆中最深的一次。 作为当今皇帝的亲表哥，谁都会以为王莽是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其实远非如此。 父亲去世时，王莽刚刚四岁。那时候，姑姑王政君虽然已经被立为皇后，但因为不受宠，所以王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直到王莽十四岁时，王政君成了皇太后，王家才突然显赫起来，五个叔叔同日封侯。 在汉朝，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王莽的叔叔都进入决策层，连带着众多的表兄表弟也都迅速入仕，整个朝廷成了王家的天下。描写王氏一家的熏天气焰时说：自此时起，朝廷要官都出自王家门下。王氏一族，穷奢极侈，各路官员贿送的奇珍异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奴仆以千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兴土木，楼阁连属弥望，假山高台，凌驾于长安城除皇宫外所有建筑之上。 这些雄伟的建筑中，却找不到王莽的家。由于父亲早死，王莽家并没有享受到封侯的待遇，只是得到了太后的一笔定期补助。姑姑和叔叔们忙于扶植私党，揽权纳贿，大兴土木，几乎把这对孤儿寡母给忘了。没有权力自然就缺少收入来源，和叔叔们比起来，王莽母子的日子相当清苦。 贫困因为对比而放大，伤害因为敏感而更深。对早熟的王莽来说，由地位及贫富差距而引起的屈辱感无疑是早年经历中的重大心理事件。 因为上学时乘不起车马，王莽要步行穿过长安街上的乞丐群，小乞丐们的眼神经常让他一整天都心情抑郁。冬天的早晨，他经常能在街头看到冻饿而毙的尸体，达官贵人驱着高头大马从尸体边走过，不屑一顾。王莽却不能视而不见。 走在路上，他常常要躲避各种各样的车队。这些车队通常会绵延半里地长，在长街上疾驰而过，半个城市如同地震般战抖。如果谁躲避不及，被车马刮踏，只能算你自己倒霉。车马过去后，人们会纷纷掸着身上的尘土，对车队发出恶毒的咒骂。 王莽不会开口骂人，但他内心的反感肯定比别人更甚。因为车队的主人，往往是他的表兄弟们。对于这些整天名车宝马招摇过市的表兄表弟，他既厌恶又鄙视。虽然同处一个城市，王莽却与他们相隔这样遥远。华丽的外表掩藏不了他们内心的浅薄、愚蠢和无能，如果没有叔叔们的权势，他们不堪一击。 贫困和苦难会赋予人正义感的说法至少在王莽身上得到了验证。因为他们，王莽终生厌恶铺张和招摇。 好强的寡母节衣缩食，把他送到名儒陈参门下，学习《礼经》。像所有的寡妇一样，她在王莽身上寄托了太多的希望，特别是当她的长子早夭使王莽成了独子之后。虽然不太识字，她却每天都要陪王莽温书到半夜。她剥夺了王莽的童年，不允许王莽和街上的孩子玩。她要王莽出人头地，光大家声，为她这个被人忽视的寡妇争取生活加倍的报偿。 孤儿往往天生严肃，眼神里有一丝忧郁的底色。生活早早就教会他们如何应付挫折。王莽学习非常刻苦。他深知成绩对自己的重要性：这是他个人奋斗的重要资本。与权力中心的遥远距离形成了强大的张力，深刻的屈辱体验化作了向上攀登的不竭动力。地处孤寒、冷眼旁观使他观察到了社会的黑暗，圣贤的教诲灌注给他巨大的道德激情，而不幸的生活又铸造了他坚强的意志。“不患寡而患不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些话从他口中读出来异常地慷慨激烈。他希望自己的智商将最终帮助自己走入权力中心，把这些寄生虫一样的表兄表弟踩在脚下，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公平、更合理，而自己也最终将留名千古，光耀万世。 三 中国文化早熟。早熟往往是一种有问题的成熟。 中国传统思维的简单化、一元化、以偏概全，曾经并且仍在给中国不断制造问题。在过去的中国人看来，孝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一个人孝顺，就意味着他会遵守秩序，忠于国君。从这个逻辑出发，中国人创立了幼稚的社会赏罚机制，那就是，把官位作为“德行”的报答。 《孝经外传》记载的第一个典型人物是大舜。据说舜的父母兄弟对他都不好，合谋要杀死他，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孝顺父母。尧帝听说了，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后来又把帝位让给了他。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孝子就得到了最丰厚的奖赏———帝位。 所以历朝历代，千奇百怪的“孝悌”行为层出不穷。古制父母死后守孝三年，可是东汉人赵宣一连二十多年都住在墓道里，因此成了著名孝子，名气很大，被举为孝廉。同样是东汉人许武，自己做了官，为了使两个弟弟也取得做官资格，在分家的时候故意欺负两个弟弟，把家产都据为己有。而弟弟们尊重兄长，毫无怨言，成了“悌”的典型，名声远扬，也被举为孝廉。之后，许武才公布了自己私藏的分家文书，说明是为了使弟弟们成名才这样做的。结果许武也受到了赞扬。原因是他为了弟弟们的前途，自己甘愿被人误解，承担骂名，于是他也被举为孝廉，一门三孝廉，美名遍天下。------------王莽：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2）------------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英模机制的尴尬。许武给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出了一道难题，而答案是这样令人啼笑皆非。往往是，一个人的行为越突出、越超乎寻常、越不近人情，他的社会声望就越高，所得到的官位就越显赫。 四 不管怎么说，王莽早年的恭俭孝顺出自天性，并非伪装。 而系统的儒家教育，无疑引导王莽强化自己性格中的这些品质，并且形而上之。在他的时代，道德在正统观念中是超越一切的最高价值，道德完善被认为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就像他为自己的学业感到自豪一样，他也希望通过良好的品质获得人们的肯定。 而在意识深处，他的道德完善热情，则是出于在道德上压倒其他王氏子弟的隐秘愿望。他要用自己出众的德行，来反衬自己诸多表兄表弟的放纵；他要凭道德资本，战胜这些平日视他如无物的人。这是他唯一的优势，他不能不充分发挥。 然而圣人的教导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现实的。圣人错误地认为人的本性是完美无缺的，要求人严格克制自我的欲望，把自己装到“理”的牢狱，修炼到一举一动都符合“天理”。 按照儒教理想色彩浓郁的礼仪规范去为人行事，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会遇到种种障碍和尴尬。青春期的王莽和所有的愤怒青年一样单纯倔强，他把这些障碍当成了对自己定力的考验，当成了“为贤作圣”路上必然的磨难。他认为这个人人放纵苟且的社会是不合理的，和庸人的信念不同，圣人之徒必须让社会适应自己，为此他就要带头克己复礼。被圣贤之道折服的他立下宏誓大愿，要以古人为榜样，特立独行，做一个错误世界里正确的人。他事母至孝，对长兄的遗腹子视如己出。他为人慷慨，经常周济别人。他恪守古礼，路上遇到年纪比自己大的人，一定要退避三舍，躬身等长者走过，才直起身子。每次去见师长，他都郑重其事地沐浴，然后穿戴整齐，带上礼品。这些礼节只见于古书的记载，在上古实没实行无法考证，反正在王莽所处的西汉末年早已失传了。所以当王莽必恭必敬地躬着身子躲在路边给人让路时，别人投向他的目光，更多的是惊诧。然而王莽不以为意，经典的力量使他的脚步充满自信。 所以他的行为自然就很“出位”，很引人注目。然而，王莽的真诚和单纯也一目了然。西汉末年，人心还古朴，赞扬者毕竟多于指指点点者。以当今皇帝亲表兄之尊，王莽“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谦恭孝友，确实与他那众多不知天高地厚的表兄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个十分关注人的道德品质的时代，王莽年纪轻轻，就确立了优良的社会形象。而这一形象被他的那些骄奢淫逸飞扬跋扈的至亲反衬，显得更加光彩照人。 五 虽然受到忽视，王莽毕竟是皇帝的至亲，这一社会关系使他拥有普通人无法企及的潜在优势，一旦机缘巧合，优势就会转化成巨大的现实利益。 成帝阳朔三年（前２２年），大司马王凤病重。王莽遵从孝道，赶到王凤府上去照顾病人。王凤所患大约是脑血栓后遗症，偏瘫在床。王莽代替仆人，亲自给王凤端屎端尿，“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尽心竭力。（《汉书·王莽传》） 疾病使王凤感觉到了异常的虚弱和无助，他没有想到是这个平时没怎么关照过的侄子给了自己最需要的亲情。而自己平日里提携备至的子侄，从小娇生惯养，谁能吃得了这样的苦。不要说收拾秽物，就是探望一次都是待不一会儿就匆匆离去。相比之下，王凤不禁为自己以前对王莽的忽视深感愧疚。弥留之际，王凤郑重地把王莽托付给太后，要求多加关照。 根据王凤的遗愿，朝廷任命王莽为黄门郎。以前，每次王氏子弟入仕后，经常能听到各种风言风语，而任命王莽后，王政君听到的却是由衷的欢迎之声。大家都觉得，这样出众的人才早就应该进入仕途了。太后对王莽不禁刮目相看，她没想到这个几乎被自己遗忘了的侄子居然拥有这样的影响力。老谋深算的她立刻看到了王莽的价值：他有助于挽回王氏家族不佳的名声。不久，又升王莽为射声校尉，进入中级官员行列。 王莽给官场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王莽一点也不因身为外戚而有任何骄气，对任何人都是和和气气，谦恭有礼。王氏子弟大都不学无术，而王莽却精通典籍，学问出众；王氏子弟争相揽权纳贿，王莽却清廉自守，一尘不染；别人处理政务难免掺杂私心，王莽却不偏不倚，处事至公。大家提起王莽，有口皆碑：对王莽不遗余力的赞誉实际上就是对其他权贵行为的批判。 这一年王莽二十四岁，达到了心智完全成熟的成年。谦恭和气的外表下隐藏着说出来会吓任何人一跳的雄心：他要彻底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为天下立万世太平之基，使自己跻身孔孟之列，被后世永远景仰。 这是一个真诚的儒家式的雄心壮志。 要达到这个目标，他首先要一步步攀登到权力的顶峰，成为王凤那样的人物。 从自己的晋升之路中，他已经切实体会到了声誉的重要性。在以后的攀登过程中，他下意识重复自己的成功经验，他的道德热情被进一步激发，行动也更加有力。 他俸禄不多，却经常倾囊资助别人，特别是自己以前的同学。 他倾其所有，把长兄的遗腹子的婚事办得隆重盛大。侄子婚礼那天，正好王莽的母亲身体不适，在婚筵上，王莽屡次离席，进入后堂。客人们不解其故，询问仆人，才知道是王莽不放心母亲的病体，去服侍母亲用药了。 他买了一个漂亮的女子，放在家中。此举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王莽也这样好色？在众说纷纭之际，王莽对朋友公布了答案，原来，这个女子是他为朋友朱博买的。这位朱博，政绩卓异，可惜一直没有儿子，王莽此举是为了帮助朋友延续后代。 王莽的行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像所有乱世一样，西汉末年也是个道德沦丧的年代。越是污浊的空气中人们越渴望清新。 不知不觉，王莽入仕已经六年，可是由于洁身自好，不结交权贵，不请托送礼，官位升迁得很慢。 终于有人出来发言了。成帝永始元年（前１６年），王莽的叔叔成都侯王商向汉成帝上书，要求把自己的封地分给王莽。这实际是为王莽讨封。有人带头，众多儒学名士也趁机上书，颂扬王莽的品行。于是，在三十岁这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封邑一千五百户，晋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由此，王莽经常随侍在皇帝和太后左右，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和权势的大臣。虽然如此，他的作风依然不改，居官恭谨有加，地位越高，为人越谦和。他把封地上的贡赋全部用来资助儒生和名士，自己依然简朴度日。他是个工作狂，工作起来通宵达旦，把自己任内的事处理得井井有条，非常符合儒家标准。太后和皇帝都庆幸选对了人，不断委以重任。又过了八年，深受舆论支持的他接替退休的叔叔王根，成为大司马，社会舆论终于把他推上了权力的高峰。------------王莽：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3）------------ 六 汉朝时候，流行天人感应论。董仲舒说，国君受命于天，如果称职，上天会让他江山永固；如果荒淫无道，就会更换代理人。当然，上天是讲道理也讲策略的，给犯错误的人出路，在改朝换代之前，会降下种种异常的自然现象来警告皇帝，直到确认这个人不可救药了，才会从他手里收回成命。反之，如果皇帝任务完成得出色，上天就会降下种种祥瑞，鼓励他再接再厉。 董仲舒说，皇帝轮流做，然而，这种轮流是有顺序的，这个顺序就是“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比如秦朝是水德，那么，继承秦代的汉朝就是火德。 西汉末年，社会上经常流传着改朝换代的传说。每年，都会出现一些小道消息，说是某地某地出了什么怪事，预示着将要改朝换代了，汉朝的火运已经到头了，土德皇帝将要出现了。 大汉王朝的气数看起来也确实快要尽了。 西汉末期，贫富分化达到了社会不能承受的极点。贵族拥有土地动辄几十万亩，而常年有数百万流民无家可归。上层社会风气奢侈，靡费巨大，而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卖身为奴。灾异频发，饿死者的白骨相望于道。人民的不满情绪越来越浓，整个社会充斥着紧张不安的气息，起义的烈火在四野蔓延。 皇室也惶惶不安，汉成帝自己在诏书中也不得不痛心疾首：“变异数见，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汉书·薛宣朱博传》） 皇帝一次又一次下罪己诏，到天坛去跪拜上天，承认错误，可是形势丝毫不能好转。 汉昭帝元凤三年（前７８年）正月，泰山脚下突然降下一块巨石。一位儒生上书昭帝，说泰山乃神山，泰山坠石，预示将有匹夫而为天子。他劝皇帝顺天应人，择天下贤者，让出帝位。 理所当然，这位天真的儒生被砍了头。 可是，后继者居然络绎不绝。宣帝之时，当时的一个小官盖宽饶又上书，建议皇帝传位于贤者。 这次皇帝没敢动手杀他，而是迫令他自杀了。 汉成帝时，一个叫甘忠可的普通儒生写了一本《包元太平经》，宣称汉朝天命已终，应该重新受命，这样就能延续汉朝的命运。他还组织了许多学生，到全国各地去宣传自己的理论。甘忠可被关进了监狱，但他的弟子锲而不舍地继续宣传，到了哀帝时期，居然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建平二年（前５年），汉哀帝真的举行典礼，宣布重新“受天命”，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 可是改号之后，天下甚至比以前更乱了。建平四年（前３年），有传言说大祸将要降临，关东各地的人民“无故惊走”，数十万人手持麻秆在全国各地奔走祈祷，据说这样可以避免天崩地裂的大祸。几万人聚集到长安城里，半夜三更祭祀“西王母”，点火游行，“击鼓号呼相惊恐”，弄得整个长安城彻夜无眠。（《汉书·哀帝纪》） 看来，文字游戏骗不了上天，上天改朝换代的决心是已经下定了。 七 登上了权力顶峰的王莽俯视天下，看到的是一片末世衰败的景象。 混乱他不怕，他甚至希望再乱一些，那样，他的能力才会更好地体现。他要让奄奄一息的大汉王朝在他手里重新强壮起来，他要让流离失所的百姓重新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他相信自己的雄才大略，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圣人之学，他用《周礼》和《论语》为指导，澄清天下，应该指日可待。 他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改造帝国的计划。 他首先希望以自己为表率，扭转社会奢侈的风气。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刹住浪费之风，自己上下班坐的马车、穿的衣服，都俭朴得不能再俭朴。 做了大司马之后不久，王莽的母亲病了，达官贵人纷纷到王莽家探望。出来待客的妇人穿着粗布衣裙，脸上也不施脂粉。贵夫人们都以为是王家的女仆，及至介绍才知道竟然是王莽的夫人，轰动效应可想而知。一时间，王莽家的俭朴作风传遍长安，奢侈之风果然大减。 第二步，王莽通过艰苦的斗争，动员政府通过了著名的“限田令”，禁止豪强大户占有过多土地。 上任第二年，王莽又以王太后的名义，宣布把王家的所有土地，除了坟园之外，全部捐给贫民，以此带头推动“限田令”的实施。 这几把火烧得非常漂亮，一时间，王莽为首的政府获得了极高的支持率，整个下层社会欢欣鼓舞，以为天下大治的时候终于就要到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极权政治中，每个人的政治生命都是脆弱的。汉成帝的死打乱了王莽的整个计划。 成帝绥和二年（前７年），王莽上任不到六个月，汉成帝去世。由于无子，诏定陶恭王子继承帝位，是为汉哀帝。 哀帝上台的第一件事，是大搞自己的裙带。他违背礼仪规定，擅自尊自己的祖母傅氏为恭皇太后，与王政君并尊。并且在宴会的时候，把傅太后的座位与王太后平等安放。 这是完全不符合礼法的事情。傅太后的名称本来已经可疑，即使真的做了太后，与王太后也有正庶之分，怎能并尊！王莽见此情形，严厉斥责太监：“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立刻命令把傅氏的座位搬到一边。 傅太后一怒之下，索性不出席宴会。就这样，王莽不识时务地得罪了新帝。这年七月，王莽被免职，回到南阳封地闲居。 奋斗了几十年的成果就因为一次大义凛然而失去了。做模范有时必须付出代价。 这一年王莽三十九岁。 八 这次挫折，对以政治为生命的王莽来说，无疑是严重的。但是，王莽有着钢铁般的性格，挫折于上升期的他，就像给好钢淬一次火，只会让他更加坚韧。 在血亲社会，血缘是最有力的理由。新帝登基，王氏的血统立刻贬值。王莽和王政君都是明智之人，他们顺从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离开政治中心，过起了隐居生活。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就看上天是否能再次给他们机会了。 然而，王莽并没有真的闲下来。二十年的政治生涯已经使他由一个单纯的儒生变成了政治动物。他已经深深领略了权力的滋味，这滋味让人尝了一口，就再也不能放弃。他渴望着再过日理万机废寝忘食的生活，渴望着再次见到人们在他面前必恭必敬诚惶诚恐，渴望再一次体验掌握千万人命运的强大感和改造山河建功立业的成就感。如果能够再次掌握权力，他甘愿付出任何代价。 多年周旋在政治旋涡之中，王莽已深谙政治的玄机。他的理想主义丝毫没有动摇，但是他实现理想的方式却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刚入仕途，他只知一味刚强，做事恪守原则，说话直言不讳，这种性格使他在宦海沉浮的前几年吃尽了苦头。而现在，他在刚强中已经糅入了一丝阴柔，做事更讲究方式方法，他知道了进退，知道了等待，知道了利用他人的弱点。 他一如既往地维护着自己的道德形象，他知道，这是他政治生命的基础。人们对道德楷模的要求是苛刻的，他们把慷慨的赞美送给你的同时，要求你在道德枷锁下不能有一丝松懈。因此，他必须倾尽全力，战战兢兢，把自己打扮得毫无瑕疵。为了这一点，他有时也不得不矫饰自己。道德于他，此时已由单纯的目的变成了手段。------------王莽：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4）------------ 他知道了，为了达到光明的目的，有时要用不光明的手段。 在闲居的日子里，王莽做了这几件事情：一是倾心结交官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建设自己的人际资源网；二是密切关注朝廷政局变化，同时又绝口不谈政治，不惹是非；三是继续进行自己的形象建设，丰厚自己的人格资源。 真是天将亡汉，刚刚登上帝位的汉哀帝恰好是历代皇帝中最不争气的一个。上任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封外戚，祖母傅太后和母亲丁后两家的亲戚一股脑儿拥进朝廷，当仁不让地占据了各路要津。这个时候，人们才又想起王氏外戚的好处，王家虽然骄奢，但毕竟大都是有能力的人，在他们的控制下，朝廷的运转基本正常。而傅、丁两家大都是草包，因为意外的机缘成了皇亲，便如同乡下人进城，恨不得一天之内把所有的东西都抱回家去，刚刚进入长安就忙着起宅第，买仆人，讲排场，比阔气，一上任迫不及待地钩心斗角，卖官鬻爵，大开贪贿之门。一时间，整个政府上下(又鸟)飞狗跳，乌烟瘴气，长安城的奢侈之风再一次兴起。 哀帝做的第二件事是搞起了同性恋。他喜欢上了一个叫董贤的漂亮侍从，两人很快就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哀帝停止了王莽的“限田令”，一次赏赐给董贤二十万亩土地，不久又任命二十二岁的董贤为大司马。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哀帝甚至想把皇位让给董贤。 汉朝的衰败在哀帝手中达到了顶点，混乱的朝政加剧了人民的痛苦。他使汉王朝丧失了最后一点人心，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局势，哀帝如上文所述，搞了一次荒唐的“再受命”仪式。这个仪式反而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了大汉王朝已经丧尽人心。 王莽不动声色地观察着长安城内的一幕幕光怪陆离的闹剧，平平静静地读书养性。这时，他家里出了一件意外之事。他的二儿子王获因事一怒之下，失手打死了一个奴隶。 当时的豪贵之家，每家都有几百名奴隶。奴隶是可以像牛马那样在市场上公开买卖的，没有人把他们当人看，失手打死了，官府罚几个钱就了事了。 王莽却不这样看。“天地之性人为贵”，在儒家看来，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奴隶制本来就是不合理的。奴隶也有自己的生命尊严，也有自己的基本权利。 经过痛苦的权衡，王莽命令王获自杀以赎罪。只有这样，他才能维护世界观的统一。而且，下意识中，王莽明白这样处理，会带来巨大的轰动效应。 全家上下一下子乱了套，王莽的夫人急得要和王莽拼命，终日以泪洗面，儿子女儿都在王莽面前连日长跪，为王获求情。 作为一个政治家，王莽的儿女之情是比较淡薄的，但并不是没有感情。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他也经历着痛苦的煎熬，那毕竟是自己从小看着长大的亲生骨肉。更何况，这次所有的亲人都站到了对立的一边。 然而，王莽已经习惯于在情感和礼法发生冲突时无条件地倒向礼法。四十年来的修身磨炼似乎就是为了面对今天的考验。要做改天换地的圣人，要做出经天纬地的大事，他就不能按常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得把自己变成刀枪不入的超人，变成超越世俗情感的神，这样才能承担起挽救天下的重任。天理和人欲的交战中，后退一步，就前功尽弃。 上天也许是用这件事来考验自己能否承担大事。王莽把拳头握得紧紧的，关节都要碎了。他以为自己已经炼就了铁石心肠，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的心还保持着几分弹性。每一个夜晚，他都几乎要向感情投降，然而随着天明的到来，理智又一次占了上风。 王莽的意志最终不可违背，经过几天的争执，王获终于自杀。 这件事震动了整个社会。人们没法不震动，人们没法不感动，人们没法不敬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确实已经接近了圣人的高度，让人只能仰视，心怀惭愧。在这个裙带成风的黑暗时代，王莽的行为像一盏明灯，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希望。 王莽像一个高明的演员，给人们留下了最动人的造型。是啊，在这个纲纪崩溃的时代，人们最痛恨的是上流社会的穷奢极欲，最痛恨的是裙带成风。而王莽恰恰恭俭勤政，恰恰大义灭亲。他准确地击中了人们感情中最脆弱的部分，让所有人的心都成为俘虏。 哀帝元寿元年（前２年）正月初一，发生日蚀。在汉朝人看来，这是上天明确无误的警告。哀帝惊恐不已，下诏让大臣们献策。郁郁已久的大臣们纷纷上书说这是上天对王莽遇到的不公正待遇的反应。鉴于舆论的压力，哀帝只好以侍候王政君的名义让王莽重返京师。 九 还没等王莽为重新获得权力进行更多的努力，哀帝元寿二年（前１年），二十五岁的汉哀帝突然去世。而在此之前，他的祖母与母亲傅、丁两后都已去世。上天又一次向王莽露出笑脸。 在汉哀帝胡作非为的时候，王政君默默地独居深宫，不动声色，而现在，这个资深女政治家以迅雷之势采取了行动。在哀帝去世的当天，她就驾临未央宫，收取了皇帝的玺绶。接着召见大司马、皇帝的情人董贤，问他打算怎么处理皇帝的丧事。乳臭未干的董贤在王政君面前居然吓得连句完整话都说不来了。王政君马上拈出了这个人的轻重，命使者火速召王莽进宫。 王莽又成了大司马。 王莽做的第一件事是罢免董贤，此人早已成为哀帝的替罪羊，成为人人痛恨的目标。董贤畏罪自杀后，没收其财产四十三亿钱，充实国库。 王莽做的第二件事是选立中山孝王之子，九岁的刘衎即位，是为汉平帝，此人与无子的哀帝血缘最近，立他为帝顺理成章。同时，王莽命令，平帝的亲属不得进京，以绝外戚之患。 接着，他把傅、丁两氏的外戚全部赶出长安，任命自己那些名声良好的朋友亲信占据要津。挖傅、丁两后的坟墓，以平民愤。 三件拨乱反正的大事作罢，整个大汉天下欢声雷动。久久压抑的人心得到了充分的舒展，人人都以为，灾难终于过去，光明就要来临。王莽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大汉王朝在王莽的领导下，眼看就要迈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王莽：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5）------------ 十 有人说王莽处心积虑地篡位，而实际上，他更像是被民众一步步推到皇帝的宝座上去。 汉朝时的上天和民心看来是心有灵犀，高度默契。王莽执政前的百十年间，灾异屡见，什么夏天降霜，冬天打雷，山崩泉涌，地震石陨，日蚀月蚀，星辰逆行，老天爷搞神弄鬼，忙得不可开交。《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品种在西汉末年几乎都全了。一旦有了一点什么事，老百姓们就捕风捉影，添油加醋，三人成虎，口耳相传，闹得天下人心惶惶。 可是，王莽上台后，这类灾异渐渐消失了。相反，“祥瑞”却渐渐出现了。 祥瑞这个东西，是上天心情愉快的表示。如果天下大治，人心舒畅，上天就会降下些稀奇好玩的东西，以资精神鼓励。汉武帝打猎的时候，就捕获了一头独角怪兽，被认为是白麟，一种传说中的瑞兽。于是举国同庆。汉宣帝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五色鸟飞到长安附近的宫苑，许多人都一口咬定是亲眼所见。于是皇帝上尊号，百官加官晋爵，大家急忙进行自我奖励。 元始元年（公元１年）正月，王莽就任六个月之后，南越人向朝廷进献了一只白雉、两只黑雉。儒生们一查古书，《尚书》记载周朝之时，越裳氏曾向周成王进献白雉。这件事在此时重现，显然是“周成白雉之瑞”。于是有人上书，应该像封周公那样封王莽为“安汉公”，增加二万八千户封户。此议一出，群臣纷纷响应。 王莽再三辞让，最后接受了这一称号，但拒绝接受封户。 《汉书·王莽传》说此事是王莽暗示地方官搞的阴谋，这一说法像诸多其他不利于王莽的记载一样，是缺乏根据的臆测。更大的可能是，西南地区的地方官主动策划了此事。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应了王莽执政得到了地方官员们的拥护。 王莽的政策方针完全遵循儒家理论，他不搞裙带关系，不封王氏子孙，而是尊崇皇族。他依《周礼》的精神，封宣帝子孙三十六人为列侯，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解放了一批皇族后裔。此举一下子赢得了皇族的拥护。 他号召官员们节俭度日，与百姓共患难，带头捐款一百万钱，捐地三十顷，用来救助贫民。每遇水旱灾害，他就吃素，与民同甘苦。在他的带领下，共有二百三十名贵族捐献田地，分给贫民。 王莽按照《周礼》的记载，在全国建立仓储制度，储备谷物，做赈灾之用。他按照上古传说，改革官制，设置“四辅”，加封周公、孔子等圣贤的子孙。 王莽还大兴教育，扩大太学招生量，太学生数量很快翻了几番，突破一万人。他还在各地广建学校，征召“异能之士”，拓展了普通知识分子入仕的渠道。 和此前的一派乱象相比，大汉朝在王莽的治理下，真的是拨乱反正，蒸蒸日上。由于王莽不遗余力地大抓意识形态建设，纪纲恢复，社会正统价值观念得以弘扬，所以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从王公贵族到知识分子再到普通百姓，都觉得“道德楷模”王莽是他们利益最好的代言人，王莽具有超人的品格和能力，是人民信得过的领袖。 一个隐秘的想法在全国人民心中蠢蠢欲动：为什么不让王莽做皇帝呢？ 人们对刘姓子孙已经失去了信心，汉平帝长大了，也不会好到哪儿去。由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深入人心，汉朝老百姓人人都知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王莽符合皇帝的条件。让王莽做皇帝，天下人的利益就有了永远的依靠，就可以避免平帝亲政后受二茬苦遭二茬罪。 不过，这个想法想想可以，说出来的风险太大了。恶莫大于叛逆。所以，人们所能做的，就是千方百计表达对王莽的支持，呼吁提高王莽的地位，至于最后高到什么程度，大家尽量不去想，以免受到心中罪恶感的压迫。 千万人的想法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无形然而能量巨大的洪流，并且像滚雪球那样，势力越来越大，终于，把全国人都裹挟进去，形成了崩天裂地的巨大势能。 平帝元始三年（公元３年），汉平帝十二岁，按《周礼》到了结婚的年龄。王莽发布诏书，在天下博采名门之后，选拔皇后。为了避嫌，特意提出自己的女儿不参与竞争。王政君同意了这个提议。 消息传出，社会上反应强烈。大家都觉得这样对王莽不公平，每天都有上千人上书朝廷，和朝廷论理。这其中大部分是普通老百姓和学生。上书的人挤得政府门前水泄不通，几乎形成骚乱。王莽还特意派遣长史到各处去做工作，劝阻人们。结果上书的人更多了，一天数千起，人们纷纷呼吁：“愿得公女为天下母。”形势迫人，王政君只好收回成命，把王莽的女儿列为候选对象。结果不言而喻，王莽之女获得最广泛的支持，顺利地成为大汉皇后。 朝臣查阅古书，上古的天子封后父的土地多达百里，所以加封王莽二万五千六百顷土地。王莽反复力争，终于退回了土地。按过去的先例，聘皇后的礼金达数万万钱，王莽只接受四千万，还把其中三千三百万用来周济别人。 第二年，汉成帝成婚，有大臣提议应该加封王莽为宰衡，位在所有公爵之上。几天之内，就有八千百姓和官吏上书朝廷，支持这一建议。宰衡一职，是把上古伊尹和周公两大名臣的封号合起来起的新名，古所未有。王莽求见王政君，痛哭流涕地拒绝这一封号，并且以称病辞职为要挟。但是朝廷坚决不许，最后只好接受了这一封号，同时，从封赏中拿出千万，交给侍候王政君起居的官员，表示其孝敬之心。 大汉在王莽的领导下继续欣欣向荣。元始三年（公元３年），王莽主持重订了“车服”制度，全国人民的着装、住房、器用按等级得到了整齐划一。元始四年（公元４年），王莽根据德政精神，下令对老人、儿童不加刑罚，妇女非重罪不得逮捕，并且按《礼记》的记载，修建据说上古时曾有过的明堂。一时之间，文治达到极盛。大学者扬雄也被王莽的煌煌治绩所倾倒，孤傲的他满怀热情地作了《剧秦美新》一文，赞颂王莽的伟大。他说，王莽的治理完全符合先圣精神，在他的领导下，大汉王朝“帝典缺者已补，王纲弛者已张，炳炳麟麟，岂不懿哉”！他激动地赞美王莽之治“郁郁乎焕哉”！ 元始五年（公元５年），王莽当政五年之后，朝臣又总结王莽的治绩，说他的德行，为天下纪，他的功业，为万世基，提议加封“九锡”。 九锡是九种极尊贵的物品，加九锡，就意味着取得了接近皇帝的地位。消息传出，不长的时间内，朝廷竟然收到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的上书，支持给王莽加九锡。数字之所以如此精确，是因为《汉书》作者班固核对了当时的政府档案。 四十八万多件上书在汉朝意味着什么呢？西汉末年，全国人口不过数千万。其中绝大部分是文盲，识字者不过数百万。而在长安附近，能够上书的知识分子加起来也不会比四十八万多多少。这就是说，几乎所有有能力上书的普通百姓，都参与了这次运动，如果在当时进行民意测验，王莽的支持率肯定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在高层官员中，支持给王莽加九锡的王公列侯及卿大夫达九百零二人，几乎占了全部。 几乎所有的手都想把王莽推向“至尊”的宝座。 元始五年（公元５年）五月，汉王朝在未央宫举行盛大仪式，为王莽加封九锡。策文说：“辅朕五年，人伦之本正，天地之位定。……复千载之废，矫百世之失。……动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于神明。”（《汉书·王莽传》） 这道众臣精心撰写的策文，把王莽神化到了半人半神的地步。而九锡之制从形制上更是把王莽从众人中分别出来。专门为王莽设了宗官、卜官、史官、祝官。王莽出行，坐特殊形制的车，树九绦龙旗，执金斧玉勺。这种充满神秘气息的仪式，无疑使王莽的形象大为神化。 终于，在王莽加九锡之后七个月，长安附近有人在挖井时挖到了一块上圆下方的白色石头，上面赫然刻道： 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这出历史大戏，马上就要接近(禁止)。所有的人都屏息静气，整个剧场暂时出现了可怕的寂静。------------王莽：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6）------------ 十一 刚刚上台的时候，王莽绝没有想到做皇帝。他确实想效法周公，做一个完美的道德标准。周公之伟大，正在于他可做天子而没有做。 “篡逆”是整个汉语系统里最丑恶的一个词，王莽怎么会让这个词做自己名字的定语呢？ 在汉语里，克己，就意味着伟大。 然而，当民意大潮渐渐涌起的时候，他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民心就是天心，难道上天真的要自己做皇帝吗？一想到这里，思绪不由自主地迅速游走，开创新王朝、九五至尊、万岁、万世、龙、明黄色、朕……这些辉煌崇高的字眼在眼前不连贯地跳动起伏；群臣在自己脚下匍匐，亿万人山呼万岁，自己站在人世最高点，与天相通……这些情景让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激情在心底抑制不住地汹涌，稍不努力，就要泛滥出来…… 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内心对皇帝的渴望，是那样的强烈。 如果上天真的属意于我，又有什么不对呢？周公不能做皇帝，是因为他辅佐的周成王乃是自己的亲侄，天命在周，没有必要取代同姓。而现在，刘姓似乎真的失去了天心，上天似乎真的在寻找一个新的代理人，如果上天真要改朝换代，谁会比我更适合呢？只有获得皇位，才能使自己的事业获得永久的保障。 王莽毕竟是凡人，一波又一波汹涌的民意渐渐把他拍晕了，特别是在加九锡之时那四十八万件上书，件件情真意切，字字出于百姓内心啊！这样感人的事情，前无古人，想必也后无来者。读着一封封称颂自己的奏折，听着那一句句悦耳动听的词句，王莽也不得不觉得自己真的是伟大、正确，真的是经天纬地之才。 听听他们都说了自己些什么吧： 普天之下，惟公是赖…… 钦承神祇，经纬四时，复千载之废，矫百世之失，天下和会，大众方辑…… 四海雍雍，万国慕义，蛮夷殊俗，不召自至…… 揆公德行，为天下纪；观公功勋，为万世基……（《汉书·王莽传》） 如果需要自己挺身拯救这些可爱的人民，自己为什么不能献身呢？ 其实，在执政不久，王莽就敏锐地嗅到了百官颂词中的特殊味道，在民众的一次次推戴中，他心领神会，通过自己的行为恰到好处地参与了导演。他越谦虚，百姓就越急迫；他越无私，百姓就越狂热。他就在这汹涌的大潮中，半真半假半推半就地向前走着，终于，“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符命出现了。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直到这个时候，王政君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人的目的是想颠覆大汉江山！老太太勃然大怒，说：“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汉书·王莽传》） 王莽却认为这一符命是真的。本来，符命这种东西，并非不能伪造，但他不愿往那方面想。在下意识里，王莽其实是在盼望着这道符命的出现，也相信这道符命必然会出现。 但，他不能即皇帝位。因为在坚硬真实的伦理道德面前，虚幻的天意毕竟有些虚弱。退一步讲，即使天意昭昭，他也不能立刻接受。因为按礼的精神，遇到这种事必须极力推辞。 大臣们却迫不及待，他们再三譬喻，做通了太后的工作。王政君发过火之后，明白大势已去，明智地选择了沉默。然后，大臣们又来做王莽的工作。 王莽的工作就不那么好做，不论人们如何劝解，他就是不肯迈过这最后一道坎。当然，王莽也绝不否认符命的真实。经过反复争取，达成妥协：王莽不做皇帝，但又不能违背上天旨意，因此，摄行皇帝之事，称“摄皇帝”，将来皇子长大，仍要还政。 王莽的举动堵住了所有准备指责他篡逆的嘴。 十二 上天好像不满意王莽的谦虚，催促他即位的符命一道又一道： 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梦见天公派人告诉他：“摄皇帝当为真。”并且说，为了表示神异，亭中当有新井。辛当早上起来跑到亭上一看，亭中果然出现了一口很深的新井。 从全国各地都送来带有天命信息的奇石。王莽去未央宫前观看这些奇石时，突然天风大作，尘土弥漫，风过之后，奇石前出现了铜符帛图，上面写道：“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 面对上天的催促，王莽说：“臣莽敢不承用！”但是还是不即位，只是让大臣们上书时不称“摄皇帝”，而直称“皇帝”。但摄政性质不变。 王莽就这样，走一步，停一停，逐步消解掉可能出现的不满因素，让天下慢慢适应改朝换代的现实。应该说，他做得相当高明。 十三 初始元年（公元８年）十一月的一个黄昏，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来到刘邦庙门前，求见守庙官员，说有要事相告。 这个学生一脸神神秘秘，从怀里掏出两个铜盒，交到守庙官手里，说昨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醒来后就看见身边有了这两个盒子。守庙官打开一看，一个盒子里装着一幅图，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个里，是一封信，《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原来是上天和刘邦的神灵写给王莽的信，说他是真命天子，要他即位，改朝换代，新朝的名字，就叫做“新”。 刘邦还特意在信上写了十一个人的名字，说这些人是新朝的辅佐大臣，要王莽重用他们。 符命被火速送入宫中。 王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打乱了阵脚。他没有理由置这道符命于不顾。因为这道符命以不容分说的口气，规定了他即位的时间，甚至规定了新王朝的称号。这就迫使他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决定，或是宣布此符命为假造，逮捕献符人；或是接受符命，打乱自己的计划，提前即位。 这道符命还真值得怀疑，最可疑的一点，是“刘邦推荐”的十一人名单。这十一人，有八位是他的亲信，而另外三位中，两个分别叫王兴、王盛，不知是何许人也，最后一个，居然就是献符人哀章！这太容易让人引起种种联想了。 然而，静下心来一想，王莽却发现他居然不能怀疑，只能接受。首先，他真诚地信奉古书经典，相信符命的存在，虽然符命中有可能存在假托，但那是个别现象。其次，这道符命如果被宣布为假，那么以往的种种祥瑞符命也都值得怀疑，天命在他的说法也就值得怀疑，这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而且，已经有人在对符命窃窃私语了，在目前形势下，任何符命他都不能怀疑，即使错了，也只能错到底，否则就是给人口实，就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威信一落千丈。第三，这道符命制作精美，格式完全符合礼仪，不像以往有的符命语焉不详，粗俗鄙俚，不能登大雅之堂。第四，也就是最关键的一点，符命明确规定了即位时间，使他没有任何理由再推让拒绝，也就意味着为他解决了最大的礼仪上的难题。因此，这是个绝好的机会！------------王莽：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7）------------ 王莽彻夜不眠，在房间里一趟趟来回走着，不时拿起这道符命，端详一下。已经过了子夜时分，他下令，立刻召亲信大臣入宫！ 大臣们看过符命，立刻向他叩首祝贺，一致认为应该顺天应命，立刻即位。他们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了。天已经快亮了，他们火速起草了一道诏书： 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又鸟)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汉书·王莽传》） 十四 话说长安东城仁义巷有个卖烧饼的汉子，为人老实懦弱，每天天不亮就起身，烤上百来个烧饼，沿街叫卖，赚几个小钱，养家口。这一天早上，也是运气不好，好好地走在路上，突然被石头绊了一跤，提篮里的烧饼撒得满街都是，待拾起来时，已被无赖小儿抢去好几个，因此闷闷不乐，叫卖也无精打采。正在这时，突然身后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王盛！王盛！快点回家，有一群官人在那等你呢！” 王盛回头一看，是自己的邻居钱大麻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糊里糊涂跟着他回到家里，只见自己家门口围了一大群人，还有不少当官的，见了他，人们便喊起来：“来了！来了！” 王盛不知道怎么回事，吓得他两腿发软，上前就要给当官的叩头，不想那当官的倒纷纷跪倒在他面前，王盛吓得手一抖，半篮烧饼又打翻在地。当官的说什么，全没听清，糊里糊涂被推上一辆马车，往皇宫驶去。 过了好半天，在人家再三解释下，他才知道，上天把他的名字写进符命里，让他辅佐新皇帝王莽，他现在已经是“崇新公”了。 转眼到了皇宫，洗澡更衣，修胡子梳头发，打扮停当，立刻把他送到未央宫前，参加新帝登基典礼。 巍峨的未央宫装饰一新，在朝阳下金碧辉煌，殿前广场上旗帜在微风中猎猎飞扬，夹陛而立的一列列武士手持长枪，挺胸收腹，默默对视，数千名文武官员穿着最盛大的礼服，排列整齐，神情庄严，垂手肃立。随着司礼官的一声长叫，悦耳的鼓乐立刻响彻云霄。 一个头戴纯金平天冠，身穿明黄色龙袍，脚登厚底皮靴的个头稍矮的中年人在宦官的引导下缓步走向宝座。王盛注意到，这个人的靴子底有三寸厚，他长方脸，眉宇间满是庄严，方方的下巴显示着异乎寻常的坚定。 王莽转过身，默默地注视着脚下黑压压的文武百官，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良久，他才从宦官手中拿过诏书，声音洪亮地读了起来。 读诏毕，王莽停了一下，又高声对群臣说：“昔周公代成王摄政，最终使成王归位。如今我为天命所迫，不能按自己的心意行事，此时心中的滋味，一言难尽！” 说着，语调已转悲凉，无数往事涌上心头，一时悲情难抑，热泪突然夺眶而出。 群臣立刻匍匐在地，“万岁”的呼声如山呼海啸，瞬间席卷了整个皇宫，又弥漫到整个京城。长安城内外，一派喜气洋洋，百姓自发地穿上新衣，燃起烟花爆竹，大事庆祝。他们感到特别的高兴，因为王莽的登基，每个人都有一份功劳。 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民选皇帝”诞生了。 十五 所有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梦，那就是上古时候。 据说那个时候，天特别的蓝，水特别的清。人民在尧、舜等人的领导下，过着牧歌式的生活。 那个时候，天下没有黑暗，没有不公，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天下为公，实行井田制，有福大家享，有难大家当。人们的道德水平都很高，人人遵守秩序，“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汉书·王莽传》）。人人都拾金不昧，而且男人和女人走路都不走同一条路，专门有“男路”和“女路”。 中国的政治家特别强调秩序。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静态的，条理分明的。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三皇治世，五帝定伦，长幼尊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上天早就规定好了的，并且在《周礼》等上古传下来的经典中阐明，天子的使命就是使一切回到原来的规定上去，克己复礼。 使这个混乱的世界回复到有秩序的上古时代，是过去每一位政治家的最高梦想，也是所有老百姓的最高梦想。 十六 之所以含辛茹苦，殚精竭虑，拼命奋斗，牺牲了自己的儿子，牺牲了自己的健康，牺牲了做人的快乐，王莽就是为了这一天，能够践履至尊，手握权柄，来改变万恶的现状，来实现复古这一辉煌的梦想，实现把《周礼》变成现实这一人间奇迹。 王莽没有必要去考虑古代经典的正确性。这就像日月之明，是不需要证明的先天真理。因此，他也没有一秒钟怀疑自己彻底按古代经典去用人行政，会不会取得成功。 皇帝和“摄皇帝”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滋味。现在，他分明感觉到自己已经站在了天地之间，身上充满了神性，肩上沉甸甸地承担了上天亲手压上的担子。这担子，点燃了他体内的巨大能量。俯视天下，他心中涌起一股慈爱。他要对得起这些赤子一般可爱的子民。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个原来的工作狂现在变成了工作机器，每天工作量达二十个小时，经常连续几天不休息。激情就像熊熊燃烧的大火，吞没了王莽。他召来博学的大臣儒生，日夜探讨上古的制度，他们像一群考据学家，在语焉不详的经书中艰苦地跋涉。 再难，他们也要走下去。因为，这是天下人福祉的关键所在。 经过周密的思考，一项项措施出台了。 首先，恢复了上古的井田制，均分天下土地。 贫富不均已经发展到了极端，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只有改革土地所有制，才能长治久安。 上古时代，之所以人人富足，是因为土地均等。因此，王莽规定，人均土地一百亩，多占土地的人家，不管是富豪巨室还是普通百姓，立刻要无条件交出土地，分给贫民，土地不许买卖抵押。 第二项，是禁止奴隶买卖。------------王莽：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8）------------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尊贵的。买卖人口是“悖天心，逆人伦”的罪恶行径，必须立刻停止。原有的奴隶，一律恢复自由民的身份。一道令下，三百六十万奴隶获得了解放。 第三项，是由政府垄断经营盐、酒、冶铁和铸钱，防止富商操纵市场，勒索百姓。王莽下令建立国家银行，贫苦百姓可以申请国家贷款，年息为十分之一，这样就杜绝了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 第四项，从皇帝到百官，都实行浮动工资制。如果天下丰收，皇帝就享用全额生活费，如果出现天灾，或者治理不当，就按比例扣减生活费。百官的工资也根据百姓的生活水平浮动。百姓丰衣足食，工资就高；百姓饿肚子，官员也要跟着饿。 王莽厉行惩贪。他下诏清查所有官吏的家产，发现贪污者，没收所有财产的五分之四，用来补充国家财政经费。他建立举报制度，举报查实，立予重奖。 王莽又改革了全国的官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他按照《周礼》的规定，设了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按照《禹贡》的规定，把天下分为九州，恢复上古地名。按古书的记载，把太守改名叫大尹，都尉改名叫太尉，县令改名叫县宰，御史改名叫执法，长安改名叫常安，未央宫改名叫寿成室。 王莽在长安城中心建了一个王路门，在门下坐了四个人，叫谏大夫，面向四个方向，听取四方百姓对政府的意见。这是按照《周礼》而设。 蛮夷之国，名字也必须低贱，这样才符合上古礼制。他把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把高句丽改为下句丽。 王莽兴致勃勃地和儒士们讨论着官员、地名和人名，引经据典，头头是道。这种讨论，使他的思绪回到了学生时代，给他带来了纯粹的快乐，他就像一个儿童，兴致勃勃地建着沙上之塔。 十七 然而，均分土地、解放奴隶和改个名字、建座宫殿有着太大的不同。当根本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所有的道德教化都失去了功效。让有地者交出土地，无异于痴人说梦。人们宁可交出性命，也不会交出几代人血汗换来的土地和财产。 人们无法与王莽的思想高度比肩。他们期望王莽做皇帝，原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没想到王莽却要让大家向自己看齐，消灭私心，一心为公。王莽那仁爱、威严的形象立刻变得可怖起来。 拥护王莽的主要力量立刻都站到了反面。 王莽虽然是大家推举的，推举上去后就成了大家的上帝，性命掌握在他手里。王莽可能缺乏其他品质，可是从不缺乏决心。他认准了的事，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他挥起了鞭子，谁不执行，就把谁抓起来，不管他是皇亲国戚还是名公巨卿。 “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汉书·王莽传》） 犯罪的人越来越多。“吏民抵罪者浸重。”罪不致死者被罚为官奴，不长时间内，二十多万人从上层社会成员沦为官府奴隶。全国各条道路上，都络绎不绝地走着一队队的罪犯，监狱几乎满员。其情形，竟和秦朝末年有些相似了。 可是剩下的人，还是拒绝交出土地；奴隶买卖，还是屡禁不绝。 十八 王莽却已经沉醉在自己的幻想中不能自拔了。他从形式主义中获得了巨大的快感，他用名称和制度，建设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宇宙。他体验着创世的光荣。 无限的权力足以把任何明智的人变成疯子。现在，他已经没有任何顾虑，没有任何限制，多年来积蓄在胸中的种种梦想，汹涌而出。他把帝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场，来实验他的种种天才构想。 他认为自己有经济学家的天才，他设计了一套币制改革方案。 在他的货币体系中，有大钱，有壮钱，还有幼钱、幺钱、小钱。他给钱币组织了一个家庭，排了辈分。除了钱，还有布，布的家族关系更复杂，有幺布、幼布、厚布、差布、中布、壮布、弟布、次布、大布。按照上古的制度，乌龟壳、贝壳也都成了货币。此外，还有货布、货泉、契刀、错刀、宝货。 一个大布值十个小布，一个小布值两个大钱，一个大钱值五十个小钱。一个乌龟壳值十个贝壳，一个贝壳值半个大布。一个错刀值十个契刀，一个契刀值十个大钱。一个货布值两个半货泉…… 你去请一位现在的经济学家，让他算算一个货泉值多少幼布，保管他算上一个上午也算不出来。 老百姓没有上古时那么聪明，自然更算不出来，私下里还是用汉朝的五铢钱交易。被抓住了，就要被流放，罪名是“扰乱币值罪”。 十九 天下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是汉朝皇帝在台上胡作非为他们还可以原谅，毕竟汉朝的天下是人家刘邦提着脑袋打下来的。而王莽凭什么这么胡闹，他忘了他是大伙推选上去的了吗？ 于是，在各地豪强大户的鼓动下，人民揭竿而起。大新王朝一下子岌岌可危了。 天凤四年（公元１７年），山东吕母起义，很快发展成为数万人。 同年，河南南阳王匡、王凤发动绿林军起义。王莽数次派兵围剿，效果不大。 汉宗室贵族刘玄、刘、刘秀等纷纷投身起义军中。 天凤五年（公元１８年），山东人樊崇发动了赤眉军起义。 豪强大户在汉朝社会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从汉初到王莽时代，刘汉宗室人口已经繁衍到十万之众。他们累代豪族，在地方上势力根深蒂固，占有的土地和控制的人口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许多豪族都广蓄宾客，拥有庞大的私家武装。得罪他们，实在是不明智的事，即使你拥有再多道义上的优势。有人统计过，新汉之际起兵反对王莽的义军首领中，普通百姓占百分之二十九，而豪强大姓占百分之七十一。可见，新汉之争，主要是社会上层因利益调整而导致的内部斗争。 王莽并不在意。他顺利即位，充分说明了上天对他的信任。上天既然选择了他，他又这样兢兢业业、克己复礼，上天没有理由对他不满。不过，各地的起义军毕竟干扰了他的思路，让他不得不分散精力，来应付一下。------------王莽：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9）------------ 王莽自有王莽的做法。很长时间以来，他和各地的“奇人异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热衷于和他们探讨上天的心思。他请来一个据说能通神的儒学大师，大师望天祷告半天，说如果造一个“威斗”就可以克住反叛势力。 王莽命人以五色药石与铜合金，铸造了一个长二尺五寸，状如北斗一样的威斗，从此，这个威斗与王莽形影不离。每次出行，都有一个司命背负威斗在他车驾的前面行走。在宫中，也必须时刻有一个司命秉威斗站立在他身边。这个威斗的把随着时辰变化不断旋转方向，王莽的座位也就时时随着转动。 很显然，过度的脑力劳动，过分的自我克制，毫无限制的权力，以及老年人格改变，让王莽的大脑有点不清醒了。威斗并没有发挥作用，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经师们又想出了一个新办法：颁布新历法。王莽命令太史令推算出三万六千年的历法，决定每六年改元一次，据说这样就可以使“群盗销解”。 二十 当然，王莽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指挥军队上面。可是这好像不是他的长项，他所信任的那些熟读兵书战策，据说精通六十三家兵法的大将们似乎也不比那些草莽之徒高明。到新莽地皇四年（公元２３年），经过几年的东征西讨，王莽的领土日渐萎缩，全国五分之四的土地都已落入叛军手中。这个时候，王莽才真正着急起来，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成天成天地看各地报上来的军报。 这年，王莽派大司空王邑征讨昆阳。王邑集结四十万重兵从洛阳出发，旌旗蔽天，辎重盖地，据说还带了一大群虎豹、大象、犀牛等猛兽，以期获奇兵之效。然而这支大军在昆阳城下受到刘秀的三千敢死队袭击后，居然兵败如山倒，各不相顾，人马互踏，死者枕藉。四十万最精锐的新朝官队，被一举消灭，王莽失去了基本的军事力量。 恐慌蛇一样悄悄爬上了王莽的心头。他弄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上天要这样惩罚他？难道他的所作所为，还不够模范吗？虽然做了皇帝，可是他不好女色，不好享受，每天克勤克俭，兢兢业业，把所有的精力都献给了这个帝国，从古至今，做皇帝做到他这个程度，应该是无可挑剔了吧，可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王莽感到非常委屈。八月二十日，他率领群臣来到长安南郊，举行祭天大典。在典礼上，王莽悲从中来，痛哭流涕。他边哭边叙述他做皇帝的始末，质问上天他做错了什么？在高高的祭坛上，王莽仰首苍天，悲凉地哭喊：“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殓灭众贼？既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喊罢，六十八岁的老翁王莽捶胸顿足，号啕大哭。 灰蒙蒙的天空看上去那样高远宁静，不动声色。一丝丝微风不断从祭坛上掠过。 王莽派出的军队越来越多地倒戈，到后来干脆一出京城，就举起了白旗。 被天意弄得摸不着头脑的王莽终于开始向现实妥协。他匆匆下令，暂缓均分土地，开禁奴隶买卖。对于私铸钱币和“扰乱币值”的，也不再处死流放，改为没入官府为奴和罚做苦工一年。 然而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十月一日，起义军进城。二日，攻陷长安。十月三日早晨，长安城内到处燃起大火，烈焰熏天，长烟遍地。王莽的卫队在宫门毫无希望地做着最后的搏斗。 王莽戴上了纯金的平天冠，穿上了即位时那件华丽的龙袍，站在未央宫前的广场上，脚上的鞋却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司命手捧威斗，不断地报着时刻，王莽随着威斗的转动，按时改变自己站立的方向。 皇宫内突然起火了，后宫许多宫殿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势迅速向未央宫扑来。还有一百多名忠诚的官员死死守护在王莽的身边。离他最近的，是前卖饼汉子，现崇新公王盛。这些年来，王盛的模样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胖了，白了，一举一动，有了贵族气派。只是，此时此刻，面对噼啪作响的火蛇，他的眼里又流露出那天早上在自己家门口遇见官员时的惶恐。在烈焰和喊杀声中，群臣劝王莽立刻离开这里，王莽目光迷离，厌恶地望着这些慌乱的大臣，歇斯底里地大喊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喊声刚落，未央宫院门轰然崩塌，烟尘四起，起义军的潮水一拥而入。王莽周围的人一个个死去，一个军官杀到了王莽身边，举剑向王莽的胸膛刺来。这时，已经身负重伤的王盛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扑到王莽身上。 王盛的一扑使王莽的生命延长了半分钟。半分钟之后，王莽的头已经被切下来，花白的胡须染满了鲜血。如狼似虎的起义军欢呼着扑上来，一会儿工夫，王莽的尸体被砍成了碎块。 二十一 王莽的头颅被悬挂在城楼上，几个时辰之后，就被人们取了下来。人们把这个头颅当成了球，每个人都争着上前踢上一脚，不久就踢得稀烂。有人把王莽的舌头从口中剜出来，剁碎分着吃了。似乎只有这样的举动，才能解除人们内心的痛恨。他们告诉自己的孩子，这个人是有史以来最坏的人，就是他，试图剥夺他们的土地，并把他们关进监狱。 他们还告诉孩子，最大的罪恶是篡逆，而这个人就是最丑恶的篡逆者。他们搜肠刮肚，在公开场合，寻找出最恶毒的词语来咒骂这个人。似乎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让自己忘记，当初正是他们自己，把这个人送上了皇位。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从篡逆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杨广：被大业压垮（1）------------ 他是一个聪明、热情、热爱生活的人，更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男人。如果在大业五年“及时”去世，隋炀帝就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功业最显赫的帝王之一。导致他身败名裂的主要原因，是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的雄心催促他把车开得太快，终于车毁人亡。 一 书案左首，架着一把名贵的古铜镜。每当读书倦了，杨广就揽起来，和镜中人对视。一股压抑不住的英气破镜而出，照亮了他的双眸：从俊朗的眉毛到挺拔的鼻梁，从光滑的皮肤到鲜润的双唇，每一根线条都千斟万酌，每一个细节都经得住推敲。很明显，这不是随手捏就而是精心设计的面孔。他百看不厌。（《隋书·炀帝纪》：“上美姿仪，少敏慧。”） 在内心深处，杨广一直觉得自己有两个父亲：一个是人间的杨坚，另一个是天上的上帝。 天上的父亲给了他几乎一切他想要的： 他被安排衔着金汤匙出生，并且投生在北周重臣隋国公杨坚的府第。还没出生，府里已经给他千挑万选出数十名的奶妈和仆妇，准备了成百上千的玩具、童衣和饰物。从懂事起，他的身边就跟随着庞大的仆从队伍，随时准备满足他每一个小小的需要。他的一颦一笑，都是无数人关心的中心。 除了俊秀的外表，上天还赐予他超乎常人的聪颖。七岁那年，他写出了平生第一首诗歌，歌咏长安灞河两岸的旖旎风光。这首诗从老师手中流传到文人学士圈中，立刻为他赢得了“神童”的美誉。后来他成了到他为止的历代皇帝中最博学、最富才华的一个，隋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他许多首优美的诗篇。 人间的父亲当然对他更加疼爱。保姆怀中那个粉红色的小脸上灿烂的笑容，似乎有一种天生的魔力，在第一瞬间扯“偏”了父亲杨坚的心。越长大，这个孩子的聪明、懂事、可爱就越让他感觉到父亲的骄傲。作为一个很少承认错误的人，杨坚却不能否认他对这个孩子“于诸子中特所钟爱”。做隋国公时，杨坚重金为这个孩子聘请了国内最博学的老师，做了皇帝后，他干脆把原来打算用为丞相的王韶任命为杨广的师傅。从杨广自少年起接受的一系列任命中，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读出杨坚对他的特殊器重和苦心培养。开皇元年（５８１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杨坚开国称帝仅十二天之后，年仅十三岁的杨广就被封为晋王，并被任命为并州总管，授武卫大将军称号。并州为当日防备帝国最危险的敌人突厥的战略要地，封杨广于这样的要冲，当然是为了让他尽快成长为帝国的藩屏。十八岁那年，晋王在并州表现出的才能被皇帝认可，于是皇帝召他回朝中，实习宰相之职。从此之后，帝国内最重要或者最关键的职务几乎都是属于这个儿子的。当突厥欲图南下时，杨广被立刻调回并州，继续屏挡突厥。由于南方全部反叛，杨广又被迅速从并州总管调为扬州总管。虽然任命皇子担当要职是隋文帝的整体政治筹划，虽然这些职务实习性成分居多，然而在五个儿子当中，杨广的屡次任命无疑是最风光的。 从懂事开始，杨广就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上帝的宠儿。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几乎是专为他而创造的。他来到人间，就是为了玩一场叫做“人生”的快乐游戏，为了像父亲那样收获万众的崇拜，尽享人生的每一点滴美好。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因为很少有哪个生命乐章的序曲能这样灿烂。 然而，天心永远不可能彻底被凡人所了解，命运的安排往往是让人费解的，它给了杨广一切，却唯独忘掉了最关键的一样：恰当的出生顺位。在他前景辉煌的命运之路上，横亘着一个巨大的阴影：兄长杨勇。 二 自从西周时起，中国政治权力的传递就一直遵循着一个明确的原则：“立嫡以长”。大隋天下的未来主角，应该由他的长兄杨勇扮演。 “嫡长制”最有效地保证了皇族内部权力延续的有序，杜绝了皇族间的竞争，所以被圣人称为“百王不易之制”。然而，这个制度的合理性是那么禁不起推敲。谁都知道，出生顺位与治国才能没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正是这个制度导致历史上幼童、白痴、昏庸之徒不断登位。为什么要把帝国的前途囚禁在这样一个弱智的规定里呢？ 相信在一千四百年前，杨广和他的其他兄弟们都是这样想的。 降生在政治旋涡中的杨广兄弟对政治的兴趣几乎是天生的。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政治几乎是一个中国男人实现自我的唯一途径。在他们的视野里，只有政治，才能体现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只有权力，才能赋予男人以非同寻常的力量和尊严。混合了鲜卑族和汉族血液的杨氏家族的男人们生命力都非常强健，“盖世英豪、儿郎虎豹”这句唱词用在杨坚家里异常贴切。杨坚其余的四个儿子，都像饿狼渴望鲜肉一样，对皇位垂涎三尺。虽然文笔出色，杨广从来没想到要当什么文学家。那样的前途对一个皇子来说几乎是一种耻辱。 在杨坚称帝、五兄弟同日封王之后，杨广就感觉到兄弟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从小在一起嬉戏打闹着长大的兄弟看对方的眼神里都多了一丝阴冷和提防。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富阴谋和血腥色彩的时期之一。为了争夺皇位，政治上层一直在钩心斗角、相互杀戮，而皇族间的兄弟相残是高层政治中最常上演的剧目之一。从这一刻开始，杨氏兄弟倏然惊觉：生在帝王之家，就是活在狼群之中，也许有一天，不是自己杀掉其他兄弟，就是其他兄弟杀掉自己。 既然生活在狼群之中，强壮、敏捷、狡猾就是竞争的资本。杨广坚信自己具备这样的天赋。虽然一个个野心勃勃，但其他兄弟都是碌碌之徒，只有杨广从杨坚身上继承了一个政治家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城府、机敏和悟性。 一般来说，豪门子弟都免不了一些共同的毛病：骄纵狂傲、眼高手低以及缺乏自制能力。可杨广似乎是个异数。 也许是因为师傅们教育的成功，也许是因为他过人的悟性，他从小就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自制力，举止端凝，“深沉严重”。其他兄弟多是典型的纨绔，为了一时之欲，多违父母之意：长兄杨勇缺乏心机，行事放纵，老三杨俊性格软弱，奢侈无度；老四杨秀则性情暴烈，甚至“生剖死囚，取胆为乐”（《北史·列传第六十三》）。只有他对父母之命奉之唯谨。父亲提倡节俭，他便衣着朴素，用度有节。母亲性奇妒，最看不得男人好色，他则与正妃萧氏举案齐眉，恩爱有加。------------杨广：被大业压垮（2）------------ 从很早开始，他就已经学会设计自己，虽然出身天潢贵胄，他却善待下人，从无骄纵之色。“大臣用事者，皆倾心与交”，“敬接朝士，礼极卑屈，由是声名籍甚，冠于诸王”。父亲杨坚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一个细节：史万岁是国之名将，开皇十七年他远征云南回朝时，分别路过秦王杨俊所在的成都和晋王杨广所在的江都。两个王爷对史万岁的到来都很重视，亲自接见。不过秦王关心的是向史万岁索要征战中虏获的奇珍异宝，而晋王却“虚衿敬之，待以交友之礼”，与他探讨军国大事。杨坚见二人情好，乃命史万岁干脆留在晋王身边，督晋王府军事。（《隋书·炀帝纪》） 开皇九年（５８９年），在隋帝国最重要的一次战争———为统一南方而进行的平陈战争中，年仅二十岁的杨广被任命为五十万大军的最高统帅，引起举国瞩目。这次战争是他正式登上帝国政治舞台的亮相之作，杨广深知这是树立自己形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事实上，他的全国性声誉就是在此刻建立起来的。腐败的南朝不堪一击，平陈战争胜得轻松愉快。攻灭南朝之后，杨广首先命属下收取陈朝政治档案和典章文物，“封存府库，金银资材一无所取”，“秋毫无所犯，称为清白”。由此“天下皆称广以为贤”，“昆弟之中，声誉独著”。（《隋书·炀帝纪》） 二十出头的他成了隋帝国风头最健的政治明星，这个皇子的贤能实为历代少见。在杨广刻意表现自己的背后，隐藏着谁都读得懂的动机：虽然嫡长制原则横亘在面前，但熟读历史的杨广知道，“换太子”这样“大不韪”的事，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发生过。 三 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历史不是一部人的历史，而是神或者鬼的历史。构成前者系列的是文武周召、孔孟程朱、诸葛亮、文天祥这些天纵神圣、料事如神、顶天立地、完美无瑕的形象；构成后者系列的是夏桀商纣、秦始皇、曹孟德、秦桧这些穷凶极恶、无恶不作、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角色。中国历史中的人，身上往往充斥着“神性”或者“兽性”，唯独缺少“人性”。而在这些“鬼”当中，隋炀帝杨广是面目最丑恶的一个。 在老百姓的传说中，杨广原本是终南山间一只巨鼠转世，所以淫猥贪婪，无恶不作。这个古今恶人排行榜中的Ｔｏｐ１几乎集中了人类所能有的全部邪恶品种：(禁止)、贪婪、狡诈、阴险、自私、冷血、残暴、血腥、昏乱……他犯下了几乎人类所有能犯下的罪行：“谋兄”、“淫母”、“弑父”、“幽弟”、“逆天”、“虐民”…… 之所以被泼上了这么多层污垢，一切都起源于他犯的第一个“错误”：“夺嫡”。 在今人看来，对皇位的渴望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错误。作为一个受到器重的皇子，杨广对皇位的“非分之想”，其实属于一个人的正常欲望范围。从能力、才华及素质看，杨广确实比他的兄弟们更适合当这个皇帝。在所谓的“夺嫡”过程中，杨广所做的主要是竭力表现自己的能力而已，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良性竞争。 然而，在古人看来，对皇位动念，本身就是杨广的大罪。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杨广进行的竞争是不是良性，而是他根本不应该参与竞争。 在传统中国，每一个人生下来，身上都系着一个无形的标签，叫做“名分”。遵守名分，是人生守则中的第一款。用李斯的那个著名寓言来比方，生在仓里的老鼠注定会一生吃白米，而生在厕所里的老鼠注定一生吃手纸。不守名分，是一个人所犯的错误中最危险的一个，因为名分关乎社会稳定。商子说：“一只兔子在野地里奔走而百人逐之，并非是兔子可以够这百人来分，是由于名分未定，谁都可以来争。卖兔者满市，却没有人敢不给钱就拿，是由于兔子有主，名分已定。所以定名分，才能天下大治；名分不定，必将天下大乱。” 中国文化推崇的最高价值是稳定。江山永固，万世不变，是统治者最大的利益关切。这就注定了它是一种反竞争的文化，因为竞争往往带来混乱和动荡。“雄心、进取”这些我们今天看来非常雄性、英武的词汇，在过去却是非常错误和不祥的。圣人说，如果大家都“各安其分”，那么社会就不会起冲突，天下就会永远太平祥和。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稳定肯定是压抑和缺乏活力的。然而过去的中国人却乐于忍受。由于对竞争的恐惧达到了变态的程度，他们宁可要嫡长制的草，也不要自由竞争的苗。如果哪位皇帝或者皇子胆敢挑战立嫡以长的原则，不但在当时他要受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在死后也必将成为人们全力攻击的对象。 由于以勤俭著称的隋文帝被传统史学立为“基本正确”、“主流是好的”好皇帝，所以攻击的矛头就集中对准了杨广。他们以杨广为主角，编造了一个又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以证明杨坚选择杨广是多么的错误。 出现在《隋书·炀帝纪》中的杨广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平陈战争胜利后进入陈宫，寻找陈叔宝那个著名的宠妃张丽华。据说相见之后，杨广色心大动，“欲纳为妃”。幸亏老臣高颎杀了张丽华，避免了这个“狐狸精”祸乱大隋。 编造这个故事的动机当然是为了证明杨广本性好色。然而这个说法根本经不住推敲。传统史家也承认，杨广是一个善于蛰伏、处心积虑的人。平陈战争对他来讲是树立自己形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必然会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张丽华并非一般的女人，这个（禁止）出身的女人在那时以(禁止)、邪恶、奸诈为全国所知，并被认为是陈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她的结局是战争胜利后举国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种背景下，即使二十岁的杨广有性错位（在史书中我们并没有见到其他例证），喜欢一个孩子已经十五岁（张丽华所生的被立为太子的深时年十五）的半老徐娘，也不至于做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来———那岂不是自绝政治生命？ 与《隋书》记载不同，同样于唐初修订的《陈书》和《南史》都明确记载杀张丽华的命令发布自杨广而不是高颎。《陈书》记载：“晋王广命斩贵妃，榜于青溪中桥。”而《南史》则说：“晋王广命斩之于青溪。” 四 虽然取代杨勇在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杨广却一直有一种直觉：自己会成为大隋朝新的主角。理由只有一个，因为从小到大，他一直是那么幸运。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他就会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天赋的聪明让他很清楚怎样能达到目的：那就是像一只老狼一样蛰伏，然后在恰当的时候迅猛出击。他对自己的毅力、耐心和敏捷有信心，就像对长兄杨勇的愚蠢有信心。 作为具有鲜卑血统的杨氏家族的长子，“普六茹·见地伐”（杨勇的鲜卑名字）最鲜明地继承了胡人的天性。史称这个比杨广大两岁的王子“性宽厚”，才智尚可，品质不恶，然而却毫无政治敏感和政治才华。他“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父亲崇尚节俭，他却大手大脚，不惜代价四处淘弄国内最好的猎鹰、宝石和马鞍；父母都是极重门第之人，母亲独孤氏尤其对“生活作风”问题看得很重，他却正眼也不看父母为他娶的正妻，跑出去和那个妖媚的工匠之女云氏野合生子；父亲敏感多疑，他却公然和社会上的豪侠流氓来往，甚至允许他们身带刀剑出入宫廷……每当又听到太子的什么“丑闻”，杨坚都会下意识地想起远在江都的次子：太子如果能赶上老二一半，他也就放心了。 平心而论，除了这些不谨之处而外，杨勇并无什么显著的过失。然而，从这些小过，可以看出此人心智粗疏，以至于他找卜者算父亲的死日的事都能传到文帝耳中。如果登基，此人也必是一个昏庸之主。------------杨广：被大业压垮（3）------------ 杨广早就知道，杨勇很难把这个太子做得一帆风顺。储君这一职位其实乃天下至难居之地。在太子达到可以接班的年龄之后，皇帝的长寿就是对太子利益的损害，储权与皇权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在皇帝和太子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心理影响，这就是古代的皇位接班人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原因。杨广深知这种心理影响对父亲的作用，这头老狮子是在一系列的阴谋中登上皇位的，他不但具有普通人所不具有的铁腕、果断，更具有寻常政治人物所没有的对阴谋的敏感，“猜忌苛察，乃至子弟，皆如仇敌。”（《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在这样的人面前当太子，没有特殊的天分一定会翻船。 果然，在太子二十岁左右，发生了这样一件意味深长的事：那一年的冬至，大臣照例要给皇帝行礼。考虑到与日渐年长的皇太子搞好关系的必要，许多大臣从皇宫出来又纷纷赶到太子东宫，于是形成了不约而同百官毕集的场面。 正在休息的杨坚突然听到东宫中隐隐传来朝乐之声，不禁十分奇怪，立刻命人出去问是怎么回事。 太监回报：太子见百官毕集，就令左右盛张乐舞，接受朝贺。 本来喜气洋洋的杨坚立刻面如冰霜：这是礼法所不允许的。他那颗对权力异常敏感的心立刻紧缩起来，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系列不祥的词汇：“勾结”、“攀附”、“政变”、“逼宫”。他知道，即使太子没有不臣之心，然而难保没有小人，如同当初劝他夺北周帝位一样，捉摸皇帝的宝座。 史书说，由此之后，皇帝对太子“恩宠渐衰”，对太子的不满屡屡现于辞色。皇帝召集身边的重臣，与他们探讨更换太子的可能性。虽然这一想法被大臣们劝阻，但皇帝的内心已经被帝国高层悉知。 消息很快传到了晋王府，杨广知道在这种形势下他要做的是什么，一个是一如既往地用出色的表现来做老大的反衬；另一个是看准时机，对杨勇这块摇摇欲坠的石头轻轻加上一把力。 这两方面他都做得很成功。在统一江南之后，杨广就任江南总管。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中，整整十年间没有好好休息过。他的统治手腕也非常高明。他放弃了歧视南人的高压统治，从尊重南方文化、尊重和延揽南方精英人物入手，稳定江南人心。在他不遗余力“广搜英异”之下，南朝几乎所有知名人物都成了晋王府的常客。他主动学习南方方言，尽力资助文化事业，很快赢得了江南上层的人心。在他治理的十年中间，占帝国半壁江山的南方经济迅速复苏，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一次叛乱也没有发生。南方士人这样称赞他：“允文允武，多才多艺。戎衣而笼关塞，朝服而扫江湖。……继稷下之绝轨，弘泗上之沦风。”（《隋书·炀帝纪》） 晋王的个人生活也十分检饬。他的节俭在诸王之间是出名的。人们来到晋王府，见不到古物珍玩，见不到鲜姬美妾，上上下下衣着都很朴素。因为无暇留心丝竹，王府里的乐器上都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史书记载：皇上及皇后每次派遣太监宫女们到杨广府中办事，无论地位高低，杨广必与萧妃在门口迎接，“为设美馔，申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这种连今天每个科级小官僚们都精通的政治技巧，杨广夫妇当然会滴水不漏。他虽然远在江南，却借不多的进京机会，用人际能力和金钱在朝臣中构筑了牢固而秘密的人际关系网。通过这个网络，他在南方所收到的称颂声传达到杨坚耳朵里时被放大了数倍。在帝国政治高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像杨广这样条件出色的皇子历史少见。如果是这个皇子接杨坚的班，大隋天下会更有保障。 而在南方不断传来对杨广的赞颂之声的同时，杨坚与杨勇的父子关系却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感觉到自己的失宠，杨勇情急之下，错招频出。他不断派人去打探父亲的消息，窥测父亲的行止，然而由于行事不谨，探子居然被隋文帝抓住，文帝气愤地说：“朕在仁寿宫居住，与东宫相隔甚远，然而我身边发生纤芥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我怪之甚久，今天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由于提防太子篡位，皇帝增加了数倍警卫，晚上睡觉怕不安全，居然从后殿移到了前殿。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许多大臣都预感到，杨勇确实没有什么希望了。 得知这个消息，杨广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找了个借口，进京面圣，和母亲独孤氏进行了一次密谈。在密谈中，他说，长兄杨勇不知何故，近来频频挑他的错，甚至屡次扬言要除掉他。前一段，晋王府潜进一个刺客，刚刚跳入王府就被抓住了，虽然百般拷打也不吐口，但是他猜测可能是太子派来的。 杨广知道他的这番话会起什么作用。独孤后当晚就把杨广的话告诉了杨坚，并且指出，杨勇与云氏野合所生的孩子很有可能不是杨家的骨血。如果杨勇继了位，杨家的基业最后就要传给这个不明不白的孩子…… 杨坚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怕老婆的皇帝，皇后的“枕头风”对帝国政治来讲，常常是一场台风。 五 在野史传说中，还有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它被创作出来主要是为了表现杨广的心机深刻，同时又冷漠无情。《资治通鉴》记载，在被立为太子之后的第三年，皇后独孤氏驾崩。太子杨广在皇帝及宫人面前悲痛欲绝，好像活不下去的样子。背地里却饮食言笑如常。每天他表面上只吃素米，实际上却偷偷命人取鲜肉肥鱼放在竹筒中，以蜡封口，裹在衣服里送进来。 确实，为了皇位，杨广是老谋深算的。一定程度上的“矫饰”，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之一。然而，“母死不悲”的传闻无论如何都不合常理。从现存资料及传世诗文看，杨广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在文字中表现出的对朋友对亲人的缱绻情深，相当动人。更何况，他又是独孤后最喜欢的孩子，母子感情非常融洽，从未有失和的记载。杨广之被立为太子，独孤后的“枕头风”起的作用是相当关键的。杨坚晚年，猜忌心日益朝变态的方向发展。在如履薄冰的太子位上，母后是比父皇还要坚固的保护伞。以人子之常理推之，杨广此时不可能不哀痛于心，从小锦衣玉食的他何至于在此时突然馋起大鱼大肉来？ 其实，查遍《隋书》及《北史》、《陈书》等正式史料，均未见此记载。以严谨著称的《资治通鉴》的这一记载竟然是采自野史小说。正统史家对杨广的不遗余力的丑化到了不惜牺牲自己著作学术水平的程度。 六 开皇二十年十月九日，大隋长乐宫文华殿里，群臣毕集，气氛严肃。皇帝杨坚面色沉郁地端坐在龙椅上，左首跪着长子杨勇，右首跪着次子杨广。他们身后，是黑压压的大臣们的头。杨坚沉默良久，说了声：“宣！”于是，站在他身边的内史侍郎薛道衡高声朗读起手中的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