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火星"孙岚峰(1)傅部之虎——急火星孙岚峰　　历史上的孙岚峰，在傅作义所部，素以勇冠三军著称，作战中跛一足，人称傅作义的两只虎，孙岚峰，董其武。这两员大将在傅部从长城抗战到最后和解放军的绥远对峙可谓无役不与，配合默契亲如手足。但傅部老人讲其实两个人的气质大有区别。董其武沉默坚韧，足智多谋，善于指挥步兵，有儒将美称，孙岚峰脾气暴躁，作战凶猛，善于指挥骑兵。老部下说起他来有一句顺口溜，叫做孙岚峰，急火星，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　　傅作义对这两员爱将的使用也很有心得，常常在作战中以董担任正面防御而孙担任强攻反击，长城抗战中如此，绥远抗战中如此，太原守城战中亦如此，往往可收奇效。　　有趣的是，对比国民党两大军事集团——傅作义集团和杜聿明集团，高级将领中居然很能找到对应的人物。比如傅有极信任的共产党人乌兰夫，杜有敬重有加的的乡党杜斌丞，傅有个善战的一字并肩王陈长捷，杜也有个只能算半个部下的邱清泉，傅有董其武吃苦耐劳善于正面防御，杜有郑洞国忠厚正直能防守，傅有孙岚峰善于斩关夺隘，杜有戴安澜极富攻击精神。　　这样的结果，却有些对董其武不公平。因为防御战是苦活，虽然艰苦却难见功勋，而攻击往往令舆论振奋，目为英雄。不过，国军中又有几个能攻、敢攻的将军呢？1936年，上海明星电影制片厂派人到绥远拍摄百灵庙抗战的纪录片，就专门采访了突袭红格尔图和百灵庙的英雄孙岚峰旅长。纪录片放映以后，这位瘸着一条腿的少将旅长，就成了民众的偶像。孙成了傅部第一个上了电影的将军。　　关于孙岚峰的善战，可以再找到不少资料，比如他在奉命坚守红格尔图的时候炮打羊群——孙岚峰不是善于进攻吗？让他防守他也不好好在阵地里呆着，零下20度带侦察兵出去瞧日伪军的动静。结果果然让他看到了新鲜的——阵地前两公里居然来了一群羊。孙脑子一转，不对，零下20度出来放羊？羊又不是二百五，肯出来吗？肯定是日伪军反穿羊皮大衣爬来偷袭！孙立刻返回阵地，下令炮兵对羊群瞄好了狠打。同时，还命令一队精兵也反穿皮袄爬过去就地反击。　　他琢磨对方指挥官看见同样的一群羊可能有两个反应，第一个是立刻明白这是孙瘸子侮辱他，早看明白了他的计谋；第二个是可能要愣一愣，琢磨会不会是自己的部队跑错了方向。事实上被孙瘸子琢磨的这位对方指挥官就是伪蒙军名将，副司令官雷中田。雷被一阵炮火打懵了头，看到迎面也爬来一群羊，就在孙瘸子的选择题第二项上画了钩。这一钩把他自己送上了鬼门关。双方碰面的时候，老行伍的雷司令犹豫了一下，开火的命令晚了一分钟，被35军先打响了。偷袭的35军弟兄都是神枪手，一个齐射就……红格尔图保卫战报告中最大的战果，就是击毙伪蒙军副司令雷中田。　　关于孙岚峰，还可以说点儿不太有人知道的轶事。　　在傅作义面前，孙岚峰是个炮筒子，而他的当面放炮，往往因为其军事才能大有价值。太原守城战中，孙就和傅有过一次当面对垒，差点儿把傅老总当汉奸抓了。　　1937年，日军攻陷娘子关，进逼太原，第二战区兵力捉襟见肘。11月4日夜，撤回省城的阎锡山任命傅作义为太原城防司令，孤军坚守危城。　　让傅作义守太原，说起来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因为傅在战前本来是绥远省主席，部队都来自绥远，在山西属于客军，对太原的城防根本不熟悉，如果换本地部队防御应该更好些。但要说阎老西有意陷傅作义于死地清除异己也不尽然。傅作义有善于守城的名声固然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原因还不在于此。更重要的原因是，10月27日东线日军迂回进攻，娘子关失守时，晋绥军和中央军主力都在北方的忻口前线和日军对峙，11月2日，阎锡山下令从忻口撤退，前线部队在作战中相当英勇，但撤退却因为军心动摇混乱不堪，第二天大白天依然在行军，遭到日军空袭，大部溃散，前线总指挥卫立煌几乎是赤手空拳回的太原。："急火星"孙岚峰(2)想想辽沈战役，卫也是把部队丢下狼狈撤退，几乎连副官都来不及上飞机，看来这位五虎上将不善于组织退却是有传统的。　　这里面只有傅作义的第35军因为训练有素干部团结，基本完整的撤了下来，还带回了其他部队丢弃的兰式高射炮数门，除了傅这支部队，也没人可以守城了。　　大概傅也明白阎的苦衷，所以后来并不太记恨，他守卫太原的主力就是孙岚峰的211旅和董其武的218旅，加上其他部队勉强有一万兵力。实际上，傅只有一天的时间进行城防部署，因为5日日军的骑兵侦察部队就已经开始对太原进行试探性攻击了。　　好在35军素质不错，依然军心不乱，能够组织防御。傅匆忙间连续下达命令，以孙岚峰、董其武分守东北两面城墙，配属的杨维垣旅只有两千余新兵，防守南城。太原守城炮兵火炮总计约百门，傅将炮兵阵地部署在树木森森的中央公园和其他几处园林，以期隐蔽。此外，城外的太原兵工厂破坏需要时间，傅下令李思温（也是傅部名将，1948年已经升任师长，在张家口战役中被俘）团坚守太原兵工厂。　　6日晨，北路日军坂垣师团开始对太原的总攻。战斗一开始，坂垣就下令日军重炮猛轰中央公园！　　原来，坂垣凭着多年的军事经验，和傅对于炮兵阵地的部署得出了几乎相同的见解。而且，傅部炮兵进入阵地的消息，已经通过城里的汉奸报告了出来。　　日军炮火的凶猛，是当时中国军队无法正面对抗的。这一阵猛烈炮击，按日军估计中国炮兵就算不被全歼，至少也失去了战斗力。　　可是日军随后跃出阵地的步兵，却遭到了中国军队炮火的密集杀伤，炮弹直接砸入日军冲击队形，使日本兵伤亡惨重。　　坂垣大惊，急令停止攻击，从炸点判断，中国军队的火炮几乎是毫发无伤！　　日军第一次攻城，以失败告终。　　这是怎么回事？谜底就是孙岚峰。　　原来，5日晚，傅作义一天忙碌完毕，刚刚喘口气，从阵地上下来的孙岚峰就破门而入，一进门就嚷着要傅作义抓汉奸。　　谁是汉奸？　　我看见炮兵进了中央公园，谁把咱的炮兵阵地放到中央公园的谁就是汉奸！　　傅作义火了，告诉孙岚峰是我下令的，怎么样？　　这下子，急火星马上就蔫了，他谁都敢顶，就是特服傅作义。一听是傅老总下令的，还有什么好说？这肯定是傅总另有用意呗。　　傅作义火过了忽然明白过来，这孙岚峰不是糊涂人，他认为这样部署炮兵阵地有问题，那就肯定有问题，赶紧让他说明白。　　孙就说了——正常情况下把炮兵部署到树林里是再正确不过的了，但太原守城恐怕这就不对了。太原城里就这么几片树林，稍微动动脑子就会明白只能把炮部署在那儿，日本人不是傻子……　　傅作义立刻明白过来——他哪里是另有用意，是忙晕了啊。赶紧下令炮兵变更阵地，命令传到下面，已经是后半夜了，大炮连夜拉到了几个中学的操场上，这地方暴露无遗，但日本人想不到傅作义会蠢到把炮放在这里。而汉奸暗探一觉醒来大炮忽然没了影，再想向皇军报告可就来不及了。　　于是，挨了痛打的日军只好咒骂傅作义狡猾狡猾地。　　有些草莽气的孙岚峰，是正宗的黄埔军校生，字畹九，我曾经奇怪凶悍的孙瘸子怎么会有如此婉约的一个字，后来读到《楚辞》，滋兰九畹，树蕙百亩，才恍然大悟。这字，取得很不错了。中将吕公良之死(1)虎到绝路——中将吕公良之死　　吕公良将军，是在许昌战役中殉国的中国最高将领。然而，他的牺牲经过，却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按照日本的一些资料，如防卫厅公刊战史《河南作战》里面记载日军12军司令官内山应太郎的说法，虽然证实了吕公良将军在此战中战死，但是没有找到他的遗骸。内山认为对吕将军这样血战不屈的英雄应该予以安葬，对这样的结果心中感到惭愧（日语用词为耻）。　　中国方面对于吕将军的牺牲记载则不够统一，显示了史料保存和使用上的缺陷。由于抗战后局势的变幻，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当时对抗日史料根本没有给与相当的重视，很多抗战殉国的将领，其记载都语焉不详，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有记载吕将军派人将在许昌督战的刘昌义军长（就是《战上海》中国民党副司令刘义的原型）送走，自己死守巷战阵亡。　　新编29师中在此战幸存下来的张访朋先生，在回忆中只提到吕将军5月1日凌晨下令焚毁军旗突围，此后将军牺牲经过则不得而知。　　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纪录，讲吕将军率部突围，在苏沟附近被日军包围。将军驰马冲突，左右督战，被日军发现炮击，将军中炮牺牲。　　近日，在日本翻阅原始史料，在原日军第27师团少尉军官冈野笃夫所著《进军，中国大陆三千公里》（旺史社，2000年2月第一次印刷）和日军支那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战史（防卫厅公开战史），日本史学家伊藤正德所著《帝国陆军之最后》一书中，都发现了有关吕公良将军殉国的详细过程。读过之后，笔者忍不住拍案而起，搜集了若干背景材料来综合写成此文，以此祭奠吕将军的英灵。　　许昌会战，是1944年日军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1号作战（中国称为豫湘桂战役）的一部分。　　豫湘桂战役，由于对日军情报工作的不足，部分精锐无法撤回国内作战，以及国民党军上层普遍存在的等胜利思想，中国军队损失惨重，特别是河南的汤恩伯部，在和日军作战中表现相当不佳。然而，疾风知劲草，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许昌守城之战，就是河南战役中一抹悲壮的亮色。在这次激战中，中国陆军新编第29师以全师覆没的代价，死守许昌，顽强抵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激战从4月28日开始，直打到5月1日，许昌失守，战斗中师长吕公良中将等多名将领壮烈殉国。　　实际上，许昌战役开始前，其命运应该就已经注定。　　守许昌城的部队，只有吕公良所部新编29师所属三个步兵团（85、86、87三个团）和一个补充团。实际上，86团在许昌战斗前于4月18日奉命在郑州投入黄河河防之战，被日军37师团击溃，基本失去了战斗力。因此，吕师长部下其实只有85、87两团还算完整。补充团由于是壮丁组成，尚未训练完毕，基本没有战斗力。而即便算上补充团，新编29师守城部队也不过三千余人，只相当于一个旅的兵力。　　攻打许昌的日军部队有多少呢？按照《河南会战》的纪录，参战部队为日军第12军主力，包括第37师团、第62师团、第7混成旅团，辅以坦克第3师团一部、第27师团一部，合计八万余人。日军出动这样多的部队攻击许昌，原因是日军认为许昌是三国时代以来著名的军都，中国军队会重兵驻守。　　那么，中国军队呢？　　我的看法当时的指挥官汤恩伯并没有死守许昌的决心。整个河南战役汤恩伯第一和蒋鼎文积极内斗，互不支援，第二保存实力不愿硬拼，真正许昌危急的时候，没有得到一兵一卒的支援。有的说法是汤在许昌附近没有部队可用。其实仔细看看当时的作战形势图，就会发现29军、87军都在许昌旁边，只是汤恩伯舍不得投入进去。　　真正要求死守许昌的，是蒋介石。蒋介石在战术问题上经常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比如杜聿明解决龙云的时候，蒋按照历史经验，要求他必须占领碧鸡、金马两个要点。杜看了只有苦笑，这两个点一个就在杜的营中，一个离龙云所在的昆明几十里，清除龙云的战斗根本涉及不到那里。所以，死守许昌的要求，老蒋提的也许不符合实际情况。中将吕公良之死(2)　　我的看法是，汤恩伯命令新编29师死守许昌的时候，也明知这里守不住，只不过是用新编29师几千战士的生命，去敷衍蒋介石的命令罢了，而根本没有认真准备对许昌的后援。　　8万对3000，装备上更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新编29师打得堪称英勇顽强。日军37师团师团副官福岛六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日军开始对许昌发动攻势，开始进攻的目标是北门，但遭遇到非常顽强的抵抗。福岛前往前线，一路只见两侧到处是被日军重炮摧毁的中国军队工事，战死的中国士兵的尸体有的半沉在路沟的水中，显然是负伤后无力爬上来而死在沟中的。路面上，日军部队拥挤不堪，汽车、马车挤成一团，原来是前方发现中国军队在路面布雷。混乱中，有骡马跑下路面，踏响地雷。这时，远处的中国军队炮兵开始对日军开炮。虽然炮的数量显然很少，但是打得很准，福岛眼看着他前方20米处一辆辎重车被击中。拉车的骡马被炸成两段，押送的士兵则仰天摔到了道路对面，当即阵亡。日军纷纷撤下公路。　　此后，日军意识到中国军队在许昌北面布防严密。于是利用人数优势，迂回攻击东、南、西各门。30日，攻城开始。许昌守军兵力太少，不敷分配，激烈的战斗持续到5月1日凌晨，南、西门都被突破。巷战中新编29师官兵大半伤亡，吕公良师长被迫下令弃城突围。　　应该说，许昌守军的顽强表现，和吕公良将军的镇定指挥和坚定信念有很大关系。张访朋先生曾展示了一封吕公良师长4月20日写给妻子的亲笔信，字极漂亮。信上说：你这次到许昌短短的两天，走后真使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战事稳定下去，敌人打走后，再接你到前方来，痛快地住几天， 今天敌人围攻郑州，恐怕敌人攻了郑州之后，一定要南下新郑、许昌的。但是我已充分准备，打仗是军人的本分，希望他来一拼。恐怕此信到手时，我已在与敌人拼命了……当军人不打仗还有何用。　　由于新编29师的残部突围迅猛坚决，日军的包围圈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吕师长率部突出许昌。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正有一支凶猛的敌人，在前方等待着他。　　这支凶猛的敌人，就是日本陆军第27师团的支那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　　第27师团，当时属于日军第12军指挥。但是，它和12军其他部队不同，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关东军！它原来驻扎在辽宁锦西，因日军进行1号作战兵力不足，3月将其调入关内，4月2日编入第12军，许昌战役后又脱离12军编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作为第12军军长的内山应太郎没有收到第27师团关于吕公良将军战死的报告。　　由于第27师团不是自己熟悉的部队，内山担心它担任攻城任务容易和其他部队产生配合问题。所以，只保留了一部分第27师团部队作为攻城预备队，而命令冈野（时代理中队长）所属的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直驱许昌东北方，强占许庄—郭庄之间，掘壕固守，一方面阻断中国军队援军，一方面断许昌守军退路。28日许昌会战打响，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立即以每天40公里的速度直插许庄，30日占领计划中的许庄—郭庄一线，埋伏下来。　　事实上，吕公良将军指挥的突围部队，正是选择向许昌东北方向突围。这是因为日军对许昌的攻击是迂回进攻，东、南、西三面都有重兵，只有北面还有突围的可能。张访朋先生当时担任连长，他的部队就是从北面突围成功的。　　突围而出的中国军队由于激烈的战斗而队形大乱，正撞在日军的伏击圈中，混战随即开始。由于猝不及防，中国军队损失很大，纷纷被分割包围吃掉。　　第三联队联队部的直属部队也发现一队中国军官兵向自己的阵地撤退而来。联队长小野修大佐当即下令直辖部队投入攻击，冈野的部队，也在直辖部队之中。　　黑夜中，中国军队无望而顽强地抵抗着。　　日军发动冲锋，冈野和一个小队的士兵一直冲到了中国军队的纵深。中将吕公良之死(3)这时，联队本部的牧野勇一军曹率先发现前方不远的灌木丛中，有中国兵在活动。仔细看来，发现是三个骑在马上的军官和几个步兵，好像正在商谈什么事情。　　这几个人，正是吕公良师长和他残存的几个幕僚。　　因为感觉到这几个中国人似乎是高级指挥官，冈野不想打草惊蛇，对手下一个叫做淳边定六郎的下士轻声道：噢咿，把捷克机枪拿来，打！　　捷克机枪，就是当时中国军队普遍使用的捷克造轻机枪ZB26式。因为这种枪性能远远胜过日军11年式轻机枪（即俗称的歪把子机枪），日军缴获这种枪后，常留下使用。冈野说的捷克机枪，就是较早作战中缴获中国军队的，而淳边是队里最优秀的机枪射手。　　淳边从士兵手里接过捷克式机枪，对着这群中国官兵就是一个扫射。　　由于距离太近，中国官兵几乎都被撂倒。几个未死步兵用步枪抵抗，都被日军击杀。三匹马倒下了两匹，另一匹上的一个军官试图拨马撤退，淳边对准他猛烈开火，那个军官终于从马上落了下来。那匹马后来发现脖子处负了伤，被日军缴获。　　这时，那几个中国士兵的抵抗已经中止。淳边带头，几个鬼子冲向那个落马的军官，用中国话高喊：投降，投降！　　那个负伤的军官忽然坐起身来，喊道：不投降！用手枪连开两枪，都打中冲在最前面的淳边，胸部一发，腹部一发，淳边立即毙命（后冈野负责火化淳边，说明他死于胸腹贯通伤。这次战斗冈野手下阵亡一人，就是淳边，还有数人负伤）。与此同时，后面的日军开枪，正中这个军官的头部，这个军官当即倒地。　　过了半晌，日军才敢凑上来看，这一小队中国兵全部阵亡，无一幸存。在那个倒地的军官身边，发现了吕公良将军的印章、公文等，经过核对，认为这个身中四发轻机枪弹又被步枪击中致命的军官，正是新编第29师中将师长吕公良。　　以中将师长之身，打到最后一人，重伤之余，还能翻身而起，击毙杀害自己的凶手，高呼不投降而以身殉国，吕将军，虎魂也！　　虎到绝路。　　得知吕公良将军战死的消息，日军联队长小野修并没有感到很高兴，因为作为一名高级军官，他对于当时日本的战况是比较了解的。估计是想到今后自己的命运而有同情之感，小野修下令，在许昌南门外小村附近，为吕公良将军安葬，并让联队的联络官深谷高三郎大尉题写了墓碑。碑文曰：勇将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之墓。　　这座墓碑建立后不久，新编29师残存被俘的中国官兵从它旁边路过。其中一个团长看清了以后，冲上来抱住墓碑号啕大哭。这个团长，我估计是86团团长姚俊义，因为新编第29师所属团长级别的军官，85团团长杨尚武、87团团长李培芹、补充团团长刘耀军都在战斗中阵亡。团级指挥官只有他一个人下落不明。随着他的哭，其他被俘官兵也大放悲声，日军亦无法禁止。　　这应该就是吕将军殉国的全部过程了。这个详细的经过，可以在《进军，中国大陆三千公里》中看到。由于相关资料在国外，这一过程也许一直无人知道，60年后写出来，希望能够告慰吕将军的英灵。　　本文写作完毕后，经有关单位联系，发现有这样的史实——战斗结束后，在文中吕将军阵亡地点，有村民证明发现吕将军当时受伤倒伏草中，曾用鸡皮和土烟为吕将军敷伤止痛，之后不治身亡，村民将其土葬于野地。之后，吕夫人携子及卫士探访殉难地点，以厚棺取出重新安葬。汤恩伯、王仲廉曾在火车站迎接，抚棺大哭。吕将军之子吕志素先生是医学教授，说父亲可能是枪伤导致腹膜炎，所以可以拖十多个钟头。　　由于记载的矛盾，我通过朋友联系了吕公良将军在深圳的亲属，很快得到了吕志素先生的答复，其内容如下：　　资料转交吕先生后，他和新编29师仍健在的一位参谋进行了研究，他们觉得这份资料可信度极高。中将吕公良之死(4)这份资料可能解决一个历史谜团。他们认为，在日军再次击倒吕将军后，到村民救治过程中，存在一段时间。这其间将军并没有死，而是处于昏迷状态，倒在尸丛中，难以辨认。由于到处都有战斗，这股日军也没有仔细清点战场，就参加其它战斗。而这其间，村民将吕将军带到村中救治。等日军高层得知吕将军死讯，重派人到战斗地点搜寻，已找不到吕将军尸体，于是就在吕将军中弹倒地地方建了墓，立了一块墓碑（或者其中有其它中国军人尸体？），所以导致其它被俘中国军人路过痛哭。而实际上，吕将军因为伤重，在村民救治无效情况下，死在不远的农村里，并被村民埋葬在土坟里。在日军刻碑的同时，村民也用砖头在实际安葬地给吕将军刻了一个墓碑。　　这个说法解决了日军纪录中一个矛盾，既有下级军官说建了墓，立了碑，而日酋内山又说：未能好好安葬，深感内疚。　　有关日军北面受地雷攻击受挫一事，他们认为可能指的是23日、24日和尚桥附近的前哨战斗，而不是30日凌晨的北门攻击战。30日攻击战是北、西、南门统一协调攻击战。27、28日日军正从两翼疾进，包围许昌。　　吕先生希望将这份资料递交许昌文史协会，看是否能填补一段历史空白.　　附：吕公良将军小传　　吕公良，出生于工商业家庭,幼年在本地就学.　　1920年考取衢州省立第八师范学校，1923年该校并入衢州省立第八中学，他继续求学于八中。　　1925年毕业，他性格开朗，酷爱古典文学，善作诗文。　　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　　1928年毕业，分配在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3军89师，开始戎马生涯。　　吕将军历经战役：　　1937年的晋中太谷战役；　　1938年的鲁南大会战、台儿庄战役；　　1939年的鄂北会战；　　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等重大战斗。　　吕将军功勋履历：　　连续得到提升，历任国民革命军陆军89师参谋长、第85军参谋长、第13军参谋长、第31集团军总部高参、华中抗日总队第五纵队司令、安徽界首警备司令、河南因江警备司令、第15军新编29师师长等职，中将军衔。　　1944年，日寇集结51万兵力，发起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平汉线，直指华南，向重庆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以期迫降。　　3月，他奉命率29师镇守许昌。　　月底，日寇七万余人向许昌扑来。　　4月2日，日军突然袭击中牟，驻防的27师奋起抵抗后失守。他当即率师与刘昌义军长驰赴中牟，趁敌立足未稳之机，夺回中牟。　　4月17日，日军再度进犯中牟，汤恩伯所属各军，按兵不援。军长刘昌义无奈，下令撤退，中牟得而复失。　　日军占领这个前哨据点，后续部队纷纷渡过黄河，进而左右出击，一面围攻郑州、洛阳，一面强攻郭庄，直逼许昌。　　4月24日，汤恩伯命令：死守许昌，牵制日寇，配合突围友军实施作战计划。当天，他召集誓师大会，作了兵力部署。其时，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临郑州督战，敌37师团、62师团、骑兵4旅团、坦克3师团分三路南下包围许昌，混成旅团穿插于西南。许昌城处在重重围困、孤立无援之境地。　　4月28日夜，敌军发起攻击，以坦克为先导，上空有十来架飞机向我阵地轮番轰炸，他亲临第一线指挥，进行殊死抵抗。到29日，城南防线被突破，30日，全师三千多名将士陆续牺牲。　　为避免更惨重的伤亡，吕将军决定撤离许昌城。　　5月1日凌晨，开始突围，他率部且战且走，抵达城郊的于庄、苏沟村之间，突然遭到敌伏兵阻击。他身骑高马，奔前顾后指挥，目标显眼，敌集中向他射击，他身中数弹而为国捐躯。　　1986年，经浙江人民政府批准，授予吕公良将军革命烈士称号。黑白汤恩伯(1)海水火焰——黑白汤恩伯　　汤恩伯，这个名字看过《战上海》的朋友多半都很熟悉——汤司令啊。然而，随着史料的不断披露，历史上的汤恩伯，特别是抗战中的汤恩伯，其形象到底如何，不免众说纷纭。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位汤司令吧。　　先说用兵，有人认为汤在国民党军中是非常优秀的将领，窃以为这个评价有些过誉。　　这并不是说汤全无军事才能，他受过相当完备的军事教育，而且在作战中颇有章法，并非纸上谈兵之辈。可是如果认为他在国民党军中属于超一流的战将也很勉强，评价一下，中上而已，逊于李宗仁、薛岳、白崇禧，又高于余汉谋、徐源泉、黄琪翔，大约上限可及卫立煌，下限接近刘峙的水平。他的作战水准平平，若说特点就是有一点慈不掌兵的狠辣。这在军中并非是缺点，平时的爱兵如子无疑非常重要，一旦上阵如果缺乏慈不掌兵的威严，也难以取得作战的胜利。　　汤的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是作为高级将领缺乏现代化战略思维，打防守永远是线性布防，缺乏纵深，对现代化战争不能很好的适应。南口是这样，河南是这样，厦门还是这样。其次是手里部队一多就乱套，不能有效地让处境不同的部队各司其职。指挥呆板，没有弹性，攻的时候一窝蜂，撤的时候没掩护——如果他指挥一个团这样全攻全守很好，可要是让他指挥一个兵团或者几个兵团也这么干，那一旦败起来就是不可收拾。胡宗南被称为大连长，约略和汤相似。和汤军团在河南的溃败比较起来，像廖耀湘在平满纳也是撤退，作出一个滚筒式的八卦阵来，虚虚实实，打得日军叫苦连天，那就精彩的多。　　汤能够脱颖而出，应该说并不全在其军事才干，他的浙江人身份使他较早进入蒋介石的亲信圈子。他又善于写手本，得到蒋介石的欣赏，认为他是军政全才，以后把四省边区都交给汤未尝不是考虑到他这个才能。实际上汤的手本基本是心血来潮，纸上谈兵，他的政务能力还不及军事，在河南弄到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地步。这一点上，同样军事才能平平的陈诚就比他好得多，在恩施建立六战区，残破的鄂西被他经营得铜墙铁壁。东北吃了败仗到台湾，他搞土改的水平不亚于共产党。台湾人叫他陈诚伯伯，这和水旱蝗汤能比吗？汤还有一条特色是永远军容整齐，一脸剽悍。蒋介石偏爱外形出色的将领，所以对他自然青眼有加，反过来，陈明仁那样不修边幅的，再能打老蒋也看不上——说起来老蒋又不是拍电影的，长得好坏有关系吗？说笑话，梁兴初梁大牙在共产党打出万岁军来，要到老蒋那边干，恐怕得先整容把牙拔喽。　　那么，汤恩伯在抗战中的表现如何呢？　　汤恩伯的表现是一个典型的人会变的例子。　　一般看法汤恩伯的抗战生涯是先扬后抑，前期打得英勇，后期一败涂地。其实真正的情况还要复杂。　　汤恩伯最初参加抗日的时候，是不太让人瞧得起的。汤参加的第一次抗日作战是绥远抗战，那还是在七七事变以前，傅作义奇袭百灵庙，开我国摩托化作战之先河，震动全国。汤即派13军一个主力团开赴百灵庙参战。　　汤恩伯本身的积极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因为部队到得晚，没有来得及投入战斗，到达后反而受到大获全胜的晋绥军将领讥笑。汤恩伯当时为了显示自己的部队是精兵，且确实抗日热情很高，这个团出发时每人发料子马裤一条。绥远前线晋绥军作风传统俭朴，突然来了这样一支形状怪异的军队，遂将其戏称为牛裤团。　　虽然牛裤团有点儿搞笑，但可以看出汤恩伯当时还是抗日心切的。　　接着就是南口会战，这一仗汤打得的确是硬仗。当时南口方面的布防全被汉奸出卖给日军，汤部几乎没有军事秘密可言。在这种凶险的情况下，汤恩伯发挥了汤屠夫的优点，恶守南口，日军进展困难，主力被他挡在了关外。其时，北方抗日局势很好，大有分割日军的可能，傅作义部骑兵甚至已经东进，克复商都（全面抗战后收复的第一个县城）。这时，汤恩伯在南口的死守是很关键的。可惜的是，守卫察哈尔的刘汝明大意失荆州，没有认真布防，被日军突袭攻占张家口，突入关内，汤恩伯几乎失去退路，才从南口撤出。黑白汤恩伯(2)抗战胜利后，有人写《抗日战争演义》，里面就有一章叫做汤恩伯大战南口，刘汝明误失张垣。刘汝明不干了，要杀了那个写书的，那作者也真机灵，马上改了个名，叫汤恩伯大战南口，刘汝明痛失张垣，才算没事。　　汤恩伯在抗战中最辉煌的一页就是台儿庄会战。孙连仲正面死守之下，汤部20军团从矶谷师团背后杀出。关麟征、陈大庆一班精锐，如狼似虎切断日军退路，只杀得日军掉头一直跑到绎县。被切断的日军据村顽抗，被汤部放火大烧东洋烤老鼠，痛快淋漓。（也有说汤并未放火，而是日军弹尽援绝之下效仿战国苏我氏焚宅集体自杀）第一次徐州会战中国大胜，武汉的民众纷纷欢呼李宗仁司令长官要把鬼子赶下海了，全国士气大振。　　著名记者罗伯特·卡帕当时恰好在徐州前线，通过他的作品，台儿庄的威名天下传扬，照片上日军遗弃的累累坦克更记录了中国人英勇的战绩。　　在台儿庄，汤恩伯也开始第一次受到了舆论的质疑，认为他存在见死不救，任滕县守军王铭章部殉难，以及对日军背后出击不够积极的问题。　　也曾有军事历史学者谈到他曾经用尺子一寸一寸的量过当时的军用地图，观察汤部的行踪，结论是汤恩伯当时并无消极举动，而是尽了全力。　　我个人的看法，这个阶段汤军的情况应该从两个角度分析。　　第一个，就是汤恩伯出击矶谷师团背后，解台儿庄之围是否故意拖延。　　这里面汤恩伯受到责难的原因是矶谷在汤恩伯的正面一度只放一个大队，而李宗仁屡次催促，汤恩伯始终未按照李宗仁的要求尽快出击。　　个人认为，汤恩伯即便拖延，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首先看看日军放一个大队阻挡十万汤军的做法。有人认为汤恩伯畏敌如虎，不敢进击，这或许是对日军作战特点不了解的一种看法。实际上日军以一个大队为战役中典型的完整作战单位，放一个大队在汤的正面，并不是期望它能挡住汤军，但足以拖住汤军，要迅速吃掉日军一个完整的大队并不容易。　　瓜达尔卡纳尔战役，日军掩护全军退却，也只用矢野桂二一个大队，结果成功撤退。汤军就算战斗力强，还没有瓜岛上范德格里夫特的兵力、火力、机动能力。日军用一个大队牵制汤军，这个自信并不过分。一旦在日军还没有全力投入正面作战时汤军和日军这一个大队咬上，日军依靠其机动能力是很容易在平原上调动足够兵力和汤军交手的。　　汤军出击的时机，可谓拿捏得相当好。晚一点，台儿庄失守，汤就变成了锦州战役中的廖耀湘，早一点，日军还有余力掉头，只能打成顶牛，却不能战胜。汤军团出击，正是在日军一拳打出，手臂完全伸直的瞬间投入战斗，所谓致命一击，对台儿庄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我的观点只代表个人，但胜利者是不受责难的，对汤按照自己的节奏投入台儿庄增援作战，我想不应该太过苛责。　　第二个问题就是救援滕县。　　汤恩伯有没有力量救援滕县？我的看法他是有的。他离滕县并不远，守军甚至一度可以听到汤军的枪声，但他却越打越远，被戏称为游动哨。参看张自忠之救庞炳勋，汤恩伯显然是未尽全力。　　这里面就要涉及到汤恩伯如果全力救援结果如何。　　鉴于日军锐气正盛，汤部和矶谷师团正面交手未必能够取胜，但救援王铭章脱险应该可以办到。只是这样一来，第一汤部要打一场硬仗，损失不会小；第二，汤部可能被粘在滕县，从机动兵团变成守御兵团。　　从军事地图上看，汤恩伯的选择也有有利于整个战局的道理。三战区李宗仁所部可算大杂烩，兵力虽然不少，能作为机动主力的部队并不多。孙桐萱的鲁军在韩复榘死后奉命反击鲁南，大汶口战役显示攻坚能力不足，且韩刚死，这支部队的忠诚度还是个问题；邓锡侯、孙震的川军虽然勇敢，但装备太差；孙连仲善于防御，是北线支柱不可轻动；张自忠善于进击，但是在南线对付坂垣；樊菘莆善战但和李长官不和；滇军还在路上；沈鸿烈、刘镇东杂牌部队兵力不足，只能担任游击。黑白汤恩伯(3)只有汤恩伯部，兵力雄厚，装备精良，最适合担任战役预备队，对日军进行进攻作战。如果汤部在滕县被粘住，李宗仁能够实施机动作战的部队还真不好找。　　所以，汤恩伯保存实力，对于日后的台儿庄大捷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然而，理由是理由，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南口那个不计利害，拼死打硬仗的汤恩伯在渐渐消失。汤恩伯开始更愿意打巧仗，而其骄横跋扈的一面也开始暴露。滕县、台儿庄两战，汤恩伯的决定有他的道理，但都需要坐视友军的大量伤亡无动于衷。我的看法这不是一个巧合，而是汤恩伯心灵中冷酷一面的体现，坐视友军灭亡等待自己成功的机会，或许有时合于兵法，但不能不说其消极影响也是很严重的。汤恩伯一生崇拜曹操，曹操对于屠城和权术的看法未必不是他所暗许的。那么，牺牲王铭章还是牺牲自己，就很难说汤恩伯是从全局的角度还是从自己利益的角度考虑了。或许他很满意自己这种慈不掌兵的风格，但是从此以后汤部因为这种风格在战场上总是和友军格格不入，其中的利害，就不好说清了。　　吞并王劲哉部，是汤在徐州会战之后作的另一个微妙的变化。　　王劲哉是杨虎城部将，128师师长，归属汤恩伯军团指挥。汤恩伯乘机吞并王部主力，王帅少量部下离开汤部，到湖北组建半独立王国去了。吞并王劲哉，开汤恩伯扩大实力的先河，表现了抗战中期开始后，汤恩伯对实力的渴望。为汤恩伯成为中原王写下一条暗线。　　随枣战役，汤恩伯所部表现依然值得称道，李宗仁摆下口袋阵，汤恩伯和台儿庄一样担任包抄任务，在截击日军后退的战斗中斩获不少。李宗仁却回忆汤恩伯不听指挥，出击过晚，致使日军主力顺利东遁，认为如果汤恩伯及时出击日军机械化部队在襄花公路上或许永无东归之日！　　李对汤的指责似乎有些过分，因为日军口袋外当时留有强大机动兵力。如果两面夹击扎紧口袋的汤恩伯，汤会腹背受敌，恐怕鹿死谁手很难说。当然汤恩伯也不是没有胜望。　　可以看到，汤恩伯这时已经相当回避风险太大的战斗，且依靠自己的中央嫡系关系无视李宗仁的指挥，他要等到日军主力大部东撤，才出来捡便宜。日军被封闭的兵力少，他也就没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了。战果虽然不大，风险要小得多。　　当然，打的还是胜仗，只不过汤恩伯的仗是越打越巧了。如果说抗战军兴的时候汤不乏以身报国的勇气，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这种刚勇之气，也在渐渐衰微。这不是汤恩伯一个人的问题，要说，也可以算当时一个社会问题了。　　汤恩伯身上的黑和白，就这样慢慢地发生着量变。　　我以为可称为汤恩伯真正的转折点的，是不太引人注目的一个战役——襄阳之战。　　襄阳之战，指的是1940年的第一次襄阳战役，也就是枣宜会战中围绕华中重镇襄阳的一系列战斗，日军主力为第3、第39师团，中方第五战区正面主力为黄琪翔指挥的第22集团军及第11集团军一部。此战中国军队先败后胜，襄阳失而复得。由于枣宜会战中张自忠上将突出敌后血战殉国，一时震惊中外，襄阳的战斗因此变得并不那样抢眼。　　但是这一战中，汤恩伯军团（以第31集团军为主力）的动向我以为颇反映了这位将军此时的心态。　　会战打响之后，兵精粮足的汤军团作为第五战区首屈一指的精锐部队，如同以前几次会战一样，奉命担任战区战略预备队机动兵团，也就是说将作为反攻时的拳头使用。不过，此时的汤恩伯对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来说，大概有一点芒刺在背的感觉了。1939年随枣会战，汤对李的命令公开对抗，李耿耿于怀，有要法办汤恩伯的说法，但最终又拿带天子剑的汤司令毫无办法。　　这件事汤李谁更有道理，至今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从军令角度李完全占理，汤骄悍、违令，但他给大家的印象是毕竟还能打仗，这给他增加了不少同情分。然而，枣宜会战中在对汤恩伯毫无处置的情况下依然将其隶属于李的部下，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试想，既然一年前李不能处置汤的违令，一年后李又怎么能指挥得动汤？！至少应该将汤恩伯调离第五战区以缓解矛盾吧。从军事角度，中国方面开战以前就是半身不遂，犯了兵家大忌。黑白汤恩伯(4)抗战中期以后，汤恩伯多有这样独立于顶头上司的厚遇，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是坏事，比如薛岳，他也有这样的待遇，也不乏和何应钦、白崇禧吵成一锅粥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他还是把自己的这种独立性用在灵活指挥作战上面，这种独立性一定程度上使白、薛从上下指挥关系变为前后方的配合关系。白对全局的掌控加上薛对当地战区的了解相互弥补不足，所以斩获颇丰。汤恩伯就有些不同，他得到这种厚遇后与顶头上司更多的是对抗而不是配合，近到襄阳战役的李宗仁，远到中原战役的蒋鼎文，没有一个能够指挥得动他，或者能够和他配合好。这就不能说都是他的长官有问题，汤自己也要找找毛病了。　　李宗仁其实还有一个可能的做法，就是直接调动汤属下的部队，拆散汤军团，然而军委会偏偏给他一条命令是汤军团必须整体使用。从军事角度考虑，这个决定很有道理，那就是机动兵团的拳头一定要硬，分散使用汤军团，会削弱反击的力度。如果没有这条限制，我想李给汤拆台也一定不会客气。这会削弱汤的战斗力，可是与指挥上的半身不遂相比，军事角度上还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幸的是，李没有这个权力，所以李的兵力不够充足，枣宜会战打得比较乱。　　襄阳战役的前后经过大致如下：　　5 月初，日军进攻枣阳，激战中右翼兵团张自忠部损失很大。张自忠渡河督战，壮烈殉国。日军攻占枣阳后继续西进，和中央兵团黄琪翔部展开激战。黄是北伐系的老将，指挥习惯比较老化，应变不够迅速，同时，此战他的主力第22集团军是川军，而不是黄的粤军部队，彼此不够熟悉，因此在日军攻击面前节节败退。李宗仁的桂系部队也投入战斗，并且打得艰苦顽强，为了掩护主力撤退，173师师长钟毅战死沙场。5月31日，日军击溃新四旅河防部队突破襄河防线，黄琪翔部军心已乱，从襄阳溃退（黄在指挥部的黑板上大书还我河山，痛哭而走）。6月1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重镇襄阳。　　襄阳失守全局震动，李宗仁严令黄全力收复襄阳。黄随即下令122师师长王志远指挥反击。军心尽失的状态下，用区区一个师反击襄阳，还是退下来的部队，不免有些敷衍的味道。　　王志远，川军宿将，原343旅旅长，因122师师长王铭章在滕县战死递升（从滕县死守中突围而出的张宣武团长递升343旅旅长，也是后来滕县战役的重要史料提供人）。王接到这个命令，恐怕也觉得难以执行。但他从山东打到湖北，虽然在吃败仗，勇气还是有的。于是，王志远指挥还算完整的师直属团，亲自带队反击襄阳。从当时的战场局势看，王志远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打这一战。　　怪异的事情发生了。当王部突入襄阳的时候，却发现日军已经撤退。6月3日，同时出现了两份战报——王志远的122师收复襄阳，还有一份是汤恩伯的本部克复襄阳！　　襄阳的确夺回来了，但到底是谁攻克了襄阳呢？　　事后查明，王志远部攻击襄阳，进城以后发现日军已经撤退，随即出城追击，直追到笕山，与日军断后设伏部队发生激战。王师长是四川人，熟读三国，知道这个地方是孙坚被伏兵打死的地方，觉得很不吉利，于是停止追击，回城发报报捷了。这个时候，汤恩伯部离襄阳还有几十里呢！　　事情既然如此清楚，汤恩伯的捷报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要看看汤军团这一阶段的行踪了。战役一开始，汤部就作为机动兵团主力，钻进了大洪山，虽然也有战斗，却没有张自忠、钟毅那样的血战。汤恩伯部被日军甩到了东面后方。日军派出第40师团监视汤部，全军继续西进。汤恩伯想轻易截断日军并无机会，而血战一场和40师团硬碰，固然可以吸引日军回头，汤却也不去做。他整个战役中始终和日军若即若离，实力没有受到大的损伤，这个表现和随枣战役如出一辙，相信李长官也拿他没办法。黑白汤恩伯(5)攻占襄阳以后，日军因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感觉补给线太长，第五战区部队退却迅速，捕捉其主力的战略目的无法达到，而维持占领的兵力有不足，于是决定后撤。3日，日军撤出襄阳东归。　　这时，第五战区各部都退到了西边谷城一带，军心散乱，离襄阳最近的反而是东边的汤恩伯。于是，汤侦察到襄阳已经是一座空城，看出便宜，立即发出我部克复襄阳的捷报，准备40师团撤退后立即出据襄阳，立一个轻松的大功。但他万万没想到有一个不要命的王志远，坏了他的如意算盘。　　这件事王志远作为一个杂牌师长，本来忍气吞声也就罢了，但他的前任师长王铭章就是因为汤恩伯见死不救战死的。王咽不下这口气，一状把汤告到军委会。笔墨官司打了许久，最终不了了之。　　从襄阳战役，我们看到那个血战南口的汤恩伯已经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从抢打硬仗（百灵庙）到勇打硬仗（南口），到软硬结合（台儿庄），到喜打巧仗（随枣战役），到专打巧仗（襄阳战役），汤恩伯在慢慢发生变化，而他的骄横，却在一步步升级。不能不说，作为一个军事将领，这是一个负面的发展趋势。　　如果说汤恩伯只是骄悍，我以为还没有看透汤的心态发展。从台儿庄到襄阳，汤的确有坐视不救的硬心肠，但这个硬心肠都是对杂牌军的，而傲，也一直是傲李宗仁这样的杂牌统帅。应该说，汤聪明得很，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能够为上峰（蒋）所接受的。只是此后到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四省边区总司令任上，汤恩伯和十三太保、国民党嫡系大将蒋鼎文之间的争斗，又反映了汤的另一种心态。　　那就是对政治的痴迷，以及因此导致的对于实力的重视。　　国民党的军事大员，抗战中能够成为一方诸侯的并不太多。这里一方诸侯的意思不是省主席这个级别的，而指的是军阀性质的割据势力。即便是战区司令长官，在国民党体系中也不过是权力较大而已，搞成独立王国并不容易。抗战中，程潜、顾祝同、薛岳等都是一方大员，有很大的军事力量，但政治上依然脱不开蒋的掌控，对中枢影响甚微；何应钦、张治中虽然有影响但没有自己的部队和地盘；李宗仁、冯玉祥等都是限制使用。真正能够形成一方势力的，只有三个人，那就是土木王陈诚、西北王胡宗南、中原王汤恩伯，还有一个建立了影子势力的戴笠。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和地盘，并且一度别人无法打入，包括蒋介石也不能完全掌控他们的势力。细细分析，他们有着五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具备一定的能力，在国民党体系中属于干练人物。陈诚被称为国民党中仅有的不贪污，肯做事的人物；胡宗南是黄埔一期高材生，有文有胡宗南，武有贺衷寒，又文又武李默庵的说法；汤恩伯有南口、台儿庄的战功底子；戴笠是国民党第一号特工奇才。　　第二，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地盘，而且基本部队比较能打。陈诚的基本部队土木系18军，地盘是中央的阳线；戴笠基本势力是军统和忠义救国军，渗透到各个部门，地盘是中央的阴线；胡宗南基本部队第一军，地盘在西北；汤恩伯基本部队13军（31集团军），盘踞中原四省边区。　　第三，都属于浙江人，蒋介石嫡系，深受蒋的信任。这一点，使蒋纵容他们的发展和对异己的吞并。然而，一旦功高震主，不知收敛，那就有杀身之祸。陈诚一度红极一时，蒋在远征军参谋案件上一发力，陈便应声而倒，一年多不得翻身。　　第四，都有政治头脑和野心，虽然出身军界，都热衷于向政界发展。陈诚号称袖珍委员长，后来果然一度成为蒋的继承人；胡宗南喜欢以古人自比，枭雄锋芒毕露；戴笠把势力渗透军政两界；汤恩伯呢，在四个人中最为典型，他的政治思想在手本中暴露无遗，并且通过递交手本，为蒋介石了解其政治抱负，甚至以曹操自居，不知收敛。黑白汤恩伯(6)第五，都出身卑微，于蒋介石有深刻的依附关系。所以这几个人虽然都有野心，并且皆以自己可为蒋身后第一人自诩，但蒋生前，却没有能力取而代之。蒋介石对他们，也隐隐有破格提拔，以对抗何应钦等老将宿臣的心理。　　这几个人中，汤恩伯显然有着他独特的一面。抗战前，汤在蒋系将领中没有陈诚和胡宗南那样显眼，又不像戴笠有着特殊的工作性质，因此，在这四个人中属于黑马。我想，抗战对于汤恩伯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抗战给汤提供了不错的表现舞台，使他得以表现其军事才能，并得到了四省边区这样一块自己的地盘；其次，抗战的激烈艰苦，恐怕也让汤越来越不愿和日军死拼，因为死拼的部队主官固然可以得到尊敬，但实力的存在对座次更加重要；第三，汤和戴一样，对国际形势有较清醒的看法，是国民党中比较早认识到日军必败的人物，因此抗战后期等胜利的思想比较严重。　　于是，汤恩伯在担任四省边区总司令以后，数年之间对日作战消极，只是通过大修工事组织防御。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发展自己的实力，拉拢胡宗南、戴笠组成势力集团，积极为蒋介石身后的继承问题打通道路，汤司令变成政客了。　　一个军事将领的政客化，往往就是他军事生涯的终点。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将军们中盛产政治家，可就是忘了怎么打仗。　　何况汤恩伯本身的政治素养，决定了他在这方面难有作为。比如一度和他火热的戴笠，就对手下说过：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蒋介石可以容忍左宗棠，但恐怕容不了曹操，从蒋的手段看，汤若无中原惨败，也难有善终。汤恩伯对政治的看法就是实力，具体地说就是兵力，因此他在中央除了蒋的宠信外并无多少势力。汤在四省边区，虽然没有积极的作战，却大肆扩充兵力，补充团、补充旅等部队到处建立，形成了足有40万人的军事集团。实际上，这种良莠不分的做法，正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这是因为兵多并不意味着战斗力增强。中原会战汤部新扩编的部队战斗力极差，一触即溃，真正打仗，还要靠汤的老部队，扩军效果可谓微乎其微（当然如果没有日军的进攻，抗战结束后，这支部队会成为汤的一大资本）。汤部在抗战开始，以精兵称雄，此时率领战斗力参差不齐的40万大军，机动迟缓，纪律混乱，装备不一，对汤的指挥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事实上，汤在这个考验面前得分没法说很高。抗战后期的汤恩伯对政治更加敏感，对军事的灵感已经烟消云散，这个缺点在解放战争中越发的明显。　　日军1944年4月13日开始中原作战，5月6日就打通平汉线北段，完成主要作战任务。除许昌、洛阳（打到17日）抵抗顽强外，汤军团的表现只能用崩溃来形容。当时的日军是不是不可战胜呢？其战斗力虽然强大，其实也不尽然。日军进攻到河南南部，灵宝会战中，马法五的白头军装备远不如汤部，却能够取得比汤部好得多的战果，连日军旅团长木村千代太也被击毙。所以，汤部的溃败如果仅仅归结于日军过于强大不够公平。汤扩军无度，兵多需要的补给、装备就多，给中原地区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造成当地人民与汤军的对立，也严重影响汤军官兵的士气——连保境安民都做不到，士兵们不知道为何而战……迅速扩编的部队纪律性差，战斗力弱，战斗中争相奔逃，给本来能够作战的部队也带来了雪崩的影响。史称汤部在河南和日军交手被打惨了，豫西民间武装和汤军冲突，只要有几个会日语的民团大喊几声，汤军就蜂拥败退。　　对军政关系认识的粗糙以及在实力问题上的短视，给汤恩伯带来了苦果。和日军对峙数年，军事上的准备却不足，对日军研究不够，则更是汤作为指挥官应该负责的地方黑白汤恩伯(7)应该说，汤在中原的确打得很糟糕，不值得为他开脱。他的确撤出了自己的基本部队，但重武器装备损失惨重，其战斗力和战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根据日军回忆，汤部在河南的工事相当不错，曾经有日军登山望汤军工事血液凝固的感觉。遗憾的是，工事里面却没有人防守。所谓兵败如山倒，大体如此，大约也不是汤不想顶住，而是无法控制局面了吧。　　在缺乏重武器的中国军队中（反坦克部队只舍得打一发实弹做训练），如果看看下面汤军被日军缴获的装备，大约也难以原谅汤的溃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