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议停当，这伙人衣下藏刀，在二更潜至宫门前。大兴国打开宫门，将他们迎入宫内。熙宗发觉谋逆者进入寝殿，急取榻边佩刀，早被大兴国藏起，忽土和阿里出虎持刃行刺，完颜亮补上一刀，杀死了熙宗。　　《金史》说，熙宗敬礼大臣，委以国政，“继体守文之治”，颇可观瞻；但末年酗酒妄杀，以至“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终致杀身之祸。作为君主的个人才具，熙宗实在不值得称道，但有金一代的重大改革却成功在熙宗朝，正应了形势比人强的说法。　　　　细说宋朝56：金主完颜亮　　完颜亮是金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他死后被金世宗先是降封为海陵郡王，后又追废为庶人，史称金废帝。他弒君弒母，好色乱伦。南宋后期，这些事迹就被编为《金主亮荒淫》的话本，广泛流传。但近人刊刻《京本通俗小说》和《醒世恒言》，还是因为过于秽亵，未敢翻刻。对他的反面评价，主要即根据《金史》和这些小说家言。但自二十世纪后期起，颇有为他翻案的论著。其一生行事，是非功过究竟应如何评价呢？　　尽管金熙宗晚年确有滥杀无辜的荒政，但完颜亮毕竟是弒君夺位。金熙宗虽是太祖的嫡孙，太宗子孙对其继位尚且一直不买账。如今完颜亮位登九五，其父亲幹乃太祖庶长子，不仅太宗子孙，甚至连太祖子孙也未必服气，他必须左右开弓，铲除太祖和太宗子孙中的所有反对派。　　在太祖诸子中，宗敏是完颜亮的叔父，时领行台尚书省事。他辈高望尊，且有才干，完颜亮在夺位前就打算除掉他，苦于没有机会。刚杀了熙宗，完颜亮就派人召宗敏入宫，准备下手，却生犹豫。乌带提醒道：“他是太祖之子，不杀，众人必以为他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他这才命仆散忽土在殿内击杀宗敏。　　太宗一系在朝地位最高的要推宗本。他是太宗之子，熙宗被杀前，就已以太保领三省事，早就被完颜亮视为眼中钉。完颜亮一继位，虽赐政变死党秉德、唐括辩、乌带、仆散忽土等以誓书铁券，却对政变骨干分子充满了忌疑猜防。　　政变得手时，秉德没有立即向完颜亮劝进。完颜亮耿耿于怀，政变次年即让其以左丞相兼左副元帅出朝，领行台尚书省事。乌带这个政治流氓，其妻与完颜亮私通，又与家奴淫乱，秉德不以为然地对熙宗说起过此事。他如今窥伺到完颜亮对太宗子孙的忌恨和对秉德的猜疑，便在完颜亮面前奏告秉德与宗本有联手谋反之意。　　天德二年（1150年）四月，完颜亮以“击鞠”（打球）为名召宗本和太宗另一子宗美，设伏将他们杀害。与此同时，完颜亮把为他火中取栗的政变死党尚书左丞相唐括辩和秉德也一并解决了，有铁券也不管用。完颜亮借所谓宗本谋叛案株连杀戮太宗子孙达七十余人，太宗后裔几乎绝迹。此外，宗翰一系三十余人和其他宗室五十余人也难逃劫运。　　这次大清洗，去掉了完颜亮的心腹之患，他把女儿许配给诬陷宗本案有功的萧玉之子时，说过一番心里话：“朕始得天下，常患太宗诸子方强，赖卿发其奸。朕无以为报，使朕女为卿儿妇，代朕事卿。”　　完颜亮因皇位来得不正，心虚理亏而猜忌刻毒，对可能腹诽其政变和威胁其皇位的宗室大臣大开杀戒，也是意料中事。说他是为巩固帝位而打击政敌，也比较在理；倘若把他所杀的宗室大臣都指为女真旧势力，并为这种不择手段的诛杀做出历史合理性的辩护，则大可不必。　　完颜亮杀熙宗夺帝位，却继承了熙宗开始的加强中央集权的进程。他首先要解决的是行台问题。熙宗虽强调行台尚书省隶属中央的关系，以维护中央集权统治。但因行台大权向为金军统帅所执掌，且兵民统管，财讼兼理，权限极大。绍兴和议以后，行台所管辖的中原地区进入经济恢复时期，所掌握的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中央，朝廷也不免受其掣肘。因而行台作为实体继续存在，完全可能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的尾大不掉的因素。完颜亮借宗本一案杀领行台尚书省事秉德，也有担心他在行台自立的因素在内。　　秉德被杀，长期统兵在外深得士心的撒离喝任左副元帅、行台左丞相，但在完颜亮弒君后自立入朝，把此事比作唐太宗杀李建成，并建议完颜亮效法唐太宗多行善政，完颜亮大为不快。他命挞不野为右副元帅、行台右丞相分夺其权。　　天德二年十月，元帅府令史遥设秉承旨意，以一份模仿撒离喝签字的家书，诬陷撒离喝父子约定日期与平章政事完颜宗义勾结谋反。于是，撒离喝与宗义都被族诛，牵连致死者二十余人。两月以后，完颜亮下诏正式废除行台。行台之废，彻底结束了金朝立国以来权力分散的局面，最终完成了金朝中央集权统治，其意义不仅仅取消了一个地方行政机构。至于撒离喝无辜致死则是大清洗的余波。　　行台既废，金朝经济中心在中原汉地，而统治中心上京会宁府却孤悬在版图东北，于是，“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供馈困于运输，使命苦于驿顿”，这对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有效控制中原地区，割断女真族旧势力的牵连，加速封建化进程，都是相当不利的。天德三年（1151年），完颜亮在大多数汉官的支持下，下诏迁都燕京。　　在尚书右丞张浩的支持下，征发民夫八十万，军匠四十万，历时年余，仿照汉人都城宫室之制，增广城池，经营宫城，燕京城焕然一新。天德五年二月，完颜亮由中京（即辽中京）前往燕京，三月的入城仪仗，俨然汉家天子，场面空前壮观。　　完颜亮以迁都诏告中外，改元贞元，以燕乃列国之名，难为京师之号，便改称中都，府名大兴。同时，以汴京开封府为南京，辽中京大定府为北京，与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并为五京。其后，他在中都郊外大房山营建金朝皇陵，把始祖至太祖太宗的棺椁从上京迁葬于此；还下令拆毁上京的旧宫殿和女真大族第宅，以示与女真旧制彻底决裂。　　迁都前后，完颜亮对金朝政治制度进行了系统改革。　　其一，统一科举制。天德二年，他开始实行殿试制，把取士大权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次年，他把自太宗以来的南北选和二为一，并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至此，金朝选举制才归于一统。　　其二，罢废元帅府。天德三年，完颜亮废除元帅府，改设枢密院主管军事，受尚书省节制，朝廷直接任命枢密使副。与此同时，下诏罢女真世袭万户官。统兵之臣左右朝政的局面从此终结，中央集权的统治大为巩固。　　其三，颁布新官制。此即正隆元年（1156年）颁布的正隆官制。新官制废除了中书、门下两省，只保存尚书省直属皇帝。尚书令为最高长官，以尚书省左右丞相为宰相，废除平章政事官，尚书省仍设左右丞与参知政事。这样，尚书省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唯一的行政机构，权力更为强化和集中。尚书省以下的机构分别为院、台、府、司、寺、监、局、署、所，各统其属以掌其职。正隆官制是金朝政治制度史上最彻底全面的改革，其中有着北宋元丰官制的明显印记。尽管完颜亮身后被人唾骂丑化，但诚如《金史·百官志》所说：正隆官制因“纪纲明，庶务举，是以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焉”。　　在社会经济方面，完颜亮的改革措施主要为两项。　　其一，加大猛安谋克的南迁力度。熙宗以来，就对猛安谋克实行南徙安置计口授田的做法。迁都以后，完颜亮仍贯彻这一方针。大批南下的猛安谋克户，亟需大量耕田安顿。正隆元年，金廷派人在大兴府、山东路和真定府拘括荒闲牧地、侵官地和官民占据的逃户地。这一做法虽然加剧了中原地区的土地矛盾，但女真猛安谋克户散处中原，从事农耕，不仅有力推动了金朝封建经济的发展，而且加快了女真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其二，发行金朝统一的纸币铜钱。金朝自立国以来，一直沿用辽宋旧钱。贞元二年（1154年），完颜亮命户部尚书蔡松年主持印制大金交钞，以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和十贯为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和七百文为小钞，七年为期，以旧换新。正隆二年，金朝开始自铸“正隆元宝”铜钱投入流通。　　总之，以正隆官制的颁布、迁都燕京的成功和猛安谋克南迁中原为主要内容，标志着完颜亮在推进熙宗以来的全面改革中，已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为金朝其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说完颜亮是熙宗改革的继承者，并为金世宗的大定之治完成了前期准备，是毫不为过的。　　然而，完颜亮还有他的另一侧面。在为他翻案的论著中，也有为他淫乱宗室妻女作辩解的。确实，正如元人苏天爵所说：“海陵被杀，诸公逢迎，极力诋毁，书多丑恶”，《金史·后妃传》关于完颜亮宫闱秽闻，必有夸张失实之语。　　但有些记载还是说明他在宫闱之内的荒淫乱伦。例如，完颜亮既夺宗室阿虎迭之妻蒲察阿里虎为妃，又与阿里虎与阿虎迭的女儿重节相乱。他杀了叔父宗敏之后，将其妻纳为昭妃，有大臣以为宗敏族近辈尊，这才放其出宫。宗望、宗弼、宗隽的女儿都是完颜亮的堂姊妹，他也无所忌耻的与她们发生性关系。他还把自己的亲甥女纳入后宫，以致他的母后也说：“虽舅，犹父，不可。”这些有违人伦的举动，也完全超出女真旧俗的界限，恐怕不能一概以女真旧俗作为申辩。至于他随心所欲的召宗室之妻（包括后来世宗的夫人乌林答氏）入宫，喜怒无常的杀戮后宫的女性，也是不难想见的。　　后人不必完全相信话本《金主亮荒淫》的秽亵细节，对《金史·后妃传》的记载也应打些折扣，但也不必讳言完颜亮在个人性格上的好色和滥杀。至于完颜亮正隆攻宋的是非得失，将另有细说。　　　　细说宋朝57：海陵南侵和采石之战　　在金朝历史上，除了太祖、太宗，完颜亮称得上是唯一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的帝王。他在夺位以前，曾对亲信高怀贞吐露志向有三：“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帅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第一个大志，就是自立为帝；第二个大志即攻灭南宋统一天下。　　正隆四年（1159年），他一览使节带回的临安山水图，就题诗画屏道：　　万里车书一混同，　　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百万西湖侧，　　立马吴山第一峰。　　这首诗气势雄豪，寄意明快，以车同轨书同文混一天下的秦始皇作为自己追慕效法的榜样。一说此诗乃文士捉刀之作，这倒不是问题所在，关键是其后战争的结局事关此诗评价。若胜，便是诗以寄志，立志高远；若败，便只是虚火攻心，狂妄自大。　　历史若仅以成败论人物，未免有点势利眼。完颜亮声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作为少数民族出身的政治家，能有这种统一和正统的思想，应属难能可贵。时至今日，对历史上统一问题，是不必也不应有大汉族情结的。关键在于：完颜亮的统一之举在当时有无实际的可能性。　　完成了迁都燕京和正隆官制两件大事以后，完颜亮就迫不及待的谋划统一江南的日程表。他向尚书令耨碗温敦思忠何时可以灭宋，温敦思忠答以十年为期，他不耐烦的表示要以月计算。这未免把消灭南宋统一天下看得太易如反掌，正如这种急性症导致他的轻举妄动。在急于求成思想的驱动下，完颜亮紧锣密鼓的开始了南下侵宋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正隆四年，距迁都中都仅仅六年，完颜亮就命左丞相张浩主持重修汴京的浩大工程，以便在不久的将来把统治中心进一步南移，便于攻宋兵力物力的调动和指挥。张浩虽然受命，却表示忧虑：“民力未复，一再征用，恐怕不像营治中都那样容易成功。”而实际上营建汴京工程，其规模远过于中都。　　在统一号令下，民夫五征其三，工匠三役其二，日常施工人夫达二百万。由于劳动强度过大，所用工匠每四月一轮换，这些工匠来自全国各地，归途所需近者半年，远者逾年，抵家月余，又要启程，疲于奔命，民怨沸腾，逃亡反抗不断，社会矛盾激化。完颜亮在汴京城外驻兵二十万以备镇压。整个营建工程不计工本，宋朝原有的宫室全被拆除，新宫殿便饰黄金而间杂五采，不合要求，成而再毁，以至“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金朝处于恢复时期的经济水平显然承受不起如此巨大的投入。　　正隆四年二月，完颜亮下令征集各路猛安谋克军，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的丁壮都纳入军籍听候调用，其中以女真兵为主包括契丹和奚族在内，供给正军十二万，另配副军十二万。次年，再征发十五路汉军（包括渤海），每路一万，与猛安谋克正军合计达二十七万，分为二十七军。另有海路水军一万。其后，完颜亮从猛安谋克军中挑选“硬军”五千亲自训练，声称“签兵数十万，只是张大声势。取江南，有这五千人足够。”　　与此同时，各路总管府赶造兵器，箭翎和皮筋一时紧缺，价格上涨。工部则在通州（今北京通县）潞河加紧打造战船，但这里通海的二百八十里水路不畅通，完颜亮硬是命民工开河担水，挽舟入海。全国还以户为单位征调骡马，富室征发有多至六十匹的，全国共计五十六万匹，仍令本家饲养，随时应付军用。　　这种超限度的举国大征发，造成社会经济的巨大灾难，劳力被摧残，物力遭破坏，危机四伏，天下骚动。正隆三年以后，中原地区先后有山东开山赵、东海张旺、单州杜奎、河北王九、济南府耿京等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而金朝征发西北路契丹丁壮从军，直接激起了契丹撒八、窝斡领导的各族人民的起义洪流。　　但完颜亮没有从这些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中体察到社会危机的严重性，还是一意孤行的推进他的侵宋计划。太医师祁宰上奏反对侵宋，分析颇为在理：谋臣猛将，异于往昔，宋人无罪，师出无名，征调烦重，怨声载道，是为人事不修；舟师水涸，舳舻不继，江湖岛渚，不宜骑射，是为地理不便。但完颜亮已听不得反对意见，一怒之下，将他戮之于市。　　正隆六年四月，尚书省、枢密院等中央官署迁往汴京，六月，完颜亮也到达汴京，作进兵江南的部署。这时，完颜亮的生母已去世，嫡母徒单太后，对他弒君迁都都是反对的，对侵宋更是多次谏劝，完颜亮忿怒的命人以残忍的手段将其虐杀，同时被杀的还有侍奉太后的宫婢、护卫等十余人。有人为他这一举动辩解，说完颜亮乃是为了制止母后干政而动杀机。实际上，以完颜亮专断刚愎的性格，根本就没有母后干政的余地，即便徒单太后确实反对完颜亮一系列做法，但以其当时权威，也绝非只有弒母一策。　　对完颜亮决意南侵，宋高宗不是不知道。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宋使归报金朝在汴京大兴土木，准备迁都南侵，建议早为之计。高宗虽然震惊，却宁信其无，说：“恐怕只是营造行宫吧！”完颜亮利用宋高宗的苟安心理，一边积极备战，一边对宋使大放烟雾弹，说是因为喜欢中原风土，故而准备巡幸汴京，让宋朝不起疑防之心。　　这年，台谏官抖落出宰相沈该谄谀秦桧的旧账，沈该罢相，陈康伯升为右相，汤思退进任左相。次年正月，金使施宜生赴宋贺正，他原是福建士人，以暗喻向宋使传达情报道：“今日北风甚劲。”唯恐对方不解，取笔扣案说：“笔来，笔来！”以谐“必来”之音。宜生北返，因此被烹死。而宋使也一再密奏完颜亮势必南侵，高宗这才同意宰相陈康伯进行备战。绍兴三十年岁末，汤思退以秦桧余党被劾罢政，陈康伯成为首相，加强了抗金的战备。　　正隆六年四月，完颜亮自以为一切就绪，指使金朝生日使公开向宋朝挑衅。金使一行在运河沿途用箭射两岸居民，宋方忍气吞声。高宗接见时，金方副使厉声索要宋朝的汉淮之地，并突然宣布“赵桓（钦宗）已死”。　　在这种挑衅面前，高宗仍不放弃委屈求和的最后努力。他仍按礼仪接待和礼送詈骂自己的金使，对陈康伯举荐张浚领导抗金，坚决表示反对。他甚至做好了“幸蜀”的打算，康伯对他说，“今日之事，有进无退”，他这才让康伯转告都堂集议的朝廷要员说：“今日更不论和与守，直问战当如何？”　　自绍兴和议以后，南宋军队的素质急遽退化，将骄兵惰，无复战备，将领都去经商敛财，士卒皆成行商作贾。连投降派万俟禼都承认，这样的军队，一有缓急，不足倚恃。宋朝不得不临阵易将，宿将刘锜出任镇江府都统制，兼江淮浙西制置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成闵兼湖北京西制置使，领兴州都统制吴璘兼四川宣抚使，主持东中西三大战区，另派李宝任浙西马步军副都管，率水军负责海上防御。　　宋朝仓促命将刚定，金主完颜亮已经全线出击了。八月，尚书令张浩和左丞相萧玉再次谏止攻宋，都被当场杖责。九月，完颜亮命他俩与皇后、皇太子留守汴京，亲率三十二总管兵南下侵宋。　　战争按惯例在淮南、荆襄和川陕三个战场上展开。完颜亮以河南尹徒单合喜为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制主西路战事，以太原尹刘萼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主中路战事，显然这两路只起牵制作用。他把四分之三的兵力集中在东路的亲征军和浙东水军，以期大兵直下淮南，渡江以后与直捣浙东的水师对临安形成钳制攻势，以工部尚书苏宝衡为浙东道兵马都统制率水军由海道南下。另派徒单贞率兵二万由淮阴一线南攻，可视为东路战场的侧翼。　　总的说来，完颜亮的战略意图颇有可取之处。相比之下，南宋九支御前诸军和三衙军则平分兵力，分散指挥，连刘锜、成闵和吴璘都不能统一指挥本战区的各支军队，在集中优势兵力上，金军就比宋军高出一筹。　　就在完颜亮亲率大军由汴京向淮河开拔时，一些猛安谋克军纷纷举部逃亡，公开声称“前往东京立新天子”。他对远在东京辽阳府的宗室完颜乌禄的号召力严重估计不足，只派一支偏师前去镇压，自己依然按原计划南下。这是严重的失策，他统一之心太切，以为只要统一了江南，再挥师北上收拾篡立者也易如反掌。他不知道自己因强征国力发动战争，违背了南北人民渴求和平恢复的普遍愿望，已经失尽了民心的支持。他也不明白“安内”的紧要，一旦祸起萧墙就会连皇冠都被褫夺的，而独夫一旦沦为匹夫，被解决也是轻而易举的。　　李宝曾任岳飞帐下统领，在担任沿海提督以后，侦知金朝水师大本营在密州胶西（今山东胶县）沿海，便决心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法，把决战的战场主动移到敌境之内。其时，北方忠义人魏胜攻取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十月，李宝率水师三千，战船一百二十艘从明州开赴海州。船队刚到东海县（今连云港南，当时尚是海岛），正值数万金兵进攻海州，李宝挥师登岸，与魏胜会合，与金军血战，保卫了海州。　　李宝通过魏胜联络山东豪杰，命令他们向胶西集结。而后率战舰驶抵胶西陈家岛（今薛家岛），与停驻在唐岛（今黄岛）的金朝水师仅一岛之隔，相距三十里。尽管金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李宝指挥有方，命令火箭环射，中箭的敌船烟焰连天，延烧数百艘。少数未着火的敌船还想顽抗，李宝令水军壮士跳上敌船，短兵相接。胶西之战共杀伤金军将士三百余人，俘虏汉军三千余人，金朝浙东道水军都统制苏保衡逃跑，副都统制完颜郑家奴被击毙（一说活捉）。　　这次海战的意义，一在于首次在世界海战史上使用了火药兵器，一在于彻底摧毁了完颜亮从海路直取临安的战略计划，有力保障了浙东沿海，尤其是行在临安的安然无恙，与采石之战同为确保南宋王朝转危为安的关键战役。　　再来看东线的陆战战场。南宋负责东路战场的刘锜扼守清河口，意在阻击徒单贞金军的南下，但建康府、池州、真州等地的御前大军都不归其统一指挥。负责淮西战场的建康都统制王权一听完颜亮大军渡淮，就望风披靡，放弃庐州，由和州（今安徽和县）一带渡过长江。由于王权不战而退，刘锜在淮东也难以孤军撑持，只得退师渡江，驻守镇江。金军实际上已控制两淮，饮马长江。　　完颜亮进抵和州，听到完颜乌禄在东京即位改元大定的消息，慨叹道：“我本想在灭宋以后改元大定的，莫非是天命？”但他仍不愿罢兵北上，与乌禄逐鹿中原，而执意把侵宋战争进行到底。他得知战船因梁山泊水涸不能沿运河南下，即命金军在长江边赶造战船，督责苛急，将士日夜不能休息。他准备渡江攻下采石矶，为金朝大军渡江夺取桥头堡。　　宋高宗听到王权败退江南的军报，第一个念头就是再次航海避敌。他给陈康伯下了“如敌未退，放散百官”的手诏，康伯断然焚烧了御批，理由是既不能执行，又不能私留，并苦口劝谏道：“百官一散，主势即孤。”高宗这才与康伯考虑对策。　　在康伯的坚决请求下，高宗首先下诏亲征，北上建康（今江苏南京）；其次，召回主战派领袖张浚，命其判建康府。除了这些姿态外，在军事上也有所调整。一是因刘锜在镇江染病，命李横权统其军督兵渡江，但李横孤军渡江仅以身免，金军屯驻瓜洲，依旧一苇可航。于是，只得命中路战区的成闵率本部兵马东来取代刘锜，中路再调鄂州都统制吴拱主持。二是将王权召回，以池州都统制李显忠代领其军，中书舍人虞允文以参谋军事的身分前往芜湖迎接显忠，并犒劳军队。　　虞允文抵达采石时，王权已去，显忠未来，败兵残将散坐道旁，解鞍束甲而群龙无首。而完颜亮正在对岸临江筑台，筹划渡江。允文即召诸将，勉以忠义，有人对他说：“你只受命犒师，没受命督战。别人坏事，你来顶缸吗？”他斥责道：“危及社稷，岂能退避！”将士都愿死战，于是部署防务，准备迎战。　　十一月八日，完颜亮亲掣红旗指挥战船渡江，十余艘战船由杨林河口进入长江，两船先抵南岸，因不谙航路而搁浅。宋军利用水军优势，释放霹雳炮，令金军难以抵挡，并以海鳅船冲撞或拦截敌船，敌舟或溃或沉，不少金兵被杀死在江中，即便强行登陆的数百金兵，也都悉数被歼。战争持续到日暮，金军才退回江北。半夜，允文派一部分战船开赴上游，一部分战船到杨林河口阻击。次日，敌船再度企图强行渡江，遭宋方战船夹击，大量船只被烧毁，金军大溃。这就是闻名一时的采石之战。　　完颜亮不甘失败，移师瓜洲，准备强行渡江。虞允文也从刚到采石的李显忠那里分兵一万六千，驰援镇江。这时，京口已集结御营宿卫使杨存中和东路主帅成闵的大军二十余万，从数量上也足以与完颜亮大军对垒抗衡。允文部署车船，在江上回转如飞，威慑金军。　　直到这时，完颜亮仍不审时度势，限令诸将三日渡江，否则处死。军士开始结队逃亡，完颜亮下令：军士逃亡，杀其蒲里衍；蒲里衍逃亡，杀其谋克；谋克逃亡，杀其猛安。金军将士越发感到危惧。十一月二十六日，完颜亮勒令次日渡江，有敢后退者斩。次日清晨，金浙西都统制耶律元宜联合若干将领闯入御帐，射死了完颜亮，然后退兵三十里，遣使向镇江府宋军议和。金军将士临阵逃亡和兵变，说明这次侵宋战争是不得人心，而完颜亮苛酷惨急的军令更是加速了将士的离心力，导致了自身的覆亡。　　完颜亮对金朝历史起过积极推动作用，堪称有为之君，这主要表现在完善中央集权，推进封建改革，改定官制，迁都燕京。但他不合时宜的急于完成统一，完全超越了国力条件，横征暴敛，穷兵黩武，给南北人民都带来了灾难，与人民所渴望的统一事业南辕北辙，最终身死军前，也是咎由自取的。不过，金世宗为了证明其自立为帝合乎道义，在大定三十年间，公开号召朝臣凡能诋毁完颜亮的，就给他好官做，因而留给后人的形象就大有丑化的成分，抹黑应该洗雪，但就正隆南侵而言，他毕竟是一个有重大过失的历史人物。　　由于虞允文当机立断，组织军民，奋勇抵御，赢得了时间，使南宋转危为安，避免了一次劫难，采石之战的历史作用确实是不容低估的。宿将刘锜对前往问病的允文说：“朝廷养兵三十年，一筹莫展，大功倒出自一个儒生，我辈愧死。”这话说明两点：采石之战竟由儒生指挥，并获得胜利，都有一种偶然性；而这种侥幸取胜和成名的背后，却是南宋战备的废弛和兵政的腐败。其后不久，宋孝宗君臣以这样的军队来进行隆兴北伐，岂能立于不败之地？　　　　细说宋朝58：隆兴北伐　　金主亮南侵渡江前后，宋高宗一面下诏表示要亲征，一面早早准备好南逃的舟船，打算故伎重演。其时，南宋朝野的抗金斗志前所未有的高涨。而金朝南有中原民众的反抗起义，北有契丹族移剌窝斡的反叛起事，世宗登基后政权尚未稳固。虞允文向高宗指出，当前正是我朝恢复中原的天赐良机，他只冷冷回答：“朕知道了，你且去罢。”　　在确知金主亮被杀以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岁末，高宗才同皇子赵玮随他一起北上建康（今江苏南京），象征性地完成“御驾亲征”的壮举。在随驾过程中，赵玮协助处理朝章奏疏，恪尽臣子之道，赢得了随驾群臣的普遍赞誉。　　高宗看到了这种微妙的人心转向，金主亮毁约南侵早使他的求和政策丢尽了脸面，绍兴三十二年二月返回临安，五月，他就下诏宣布决定禅位，正式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赵眘。他对宰执声称：“今老且病，久欲退闲。”而实际上，他退位后还活了二十五年，禅让这年仅五十六岁，身体十分健康。　　高宗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这一决策的：让一个听命于自己的继承人早点替代自己处理朝政，既省得自己政事烦心，又能够进一步换取他的知恩图报，自己既可以安享尊荣，又可以在适当时候以太上皇身份左右大局，禅让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六月，举行禅位仪式，新皇帝就是孝宗，高宗以太上皇移居德寿宫。在禅位仪式上，高宗接见群臣时说了一句出自内心的自我评价：“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　　孝宗是南宋最想有所作为的君主，也是南宋唯一志在恢复的君主。即位第二个月，他就正式为岳飞冤案彻底平反，朝野人心为之一振。他对秦桧构陷的其他冤案也进一步做出处理，李光、赵鼎等去世的受害者，抚恤子孙；张浚、胡铨、辛次膺等健在者都受到了重用。他继续任用高宗末年那些坚持抗金、政绩卓著的大臣，陈康伯、虞允文、张焘等都成为新班底的核心。　　金主亮南侵以后，迫于舆论与形式，高宗不得不重新起用废黜近二十年的主战派代表张浚，让他出判建康府，但绝不让他干扰自己的乞和路线。孝宗一即位，就召他入京，共商恢复大计，任命他为江淮宣抚使。高宗很不以为然，对孝宗说：“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他专把国家名器财物做人情！”对孝宗的恢复也大泼冷水道：“大哥，等我百年以后，你再筹划这事吧！”但孝宗起用张浚、准备抗金的决心已定，向朝臣公开说：“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隆兴元年（1163年）正月，他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史浩升为右相，当时左相是陈康伯。　　史浩是孝宗潜邸老师，他在孝宗走向皇位的途中起过不少作用，号称智囊，因而颇受尊重。但在对金问题上，他却是个安于现状的主和派，对孝宗锐意北伐始终持反对态度。当时，西线吴璘在金主亮南侵时不仅成功抵挡了金军的攻势，还攻占了原所属北宋的十六个州军，收复失地之广前所未有。但史浩却以孤军深入为理由，让孝宗下诏命令吴璘退兵保蜀，不仅使这新州军得而复失，而且使撤退的宋军在金军的反攻下伤亡二万余人。孝宗知道真相后大呼“史浩误我”，再授权吴璘得以自行决定进退，但已机会难再了。在东线，史浩也主张放弃两淮，固守江南，因张浚抵制，才未实行。　　大约到大定二年（1162年）岁末，金世宗立足已稳，他做过与宋讲和的努力，但遭到了拒绝，便派仆散忠义为都元帅坐镇开封，统一指挥黄河以南的各路金军，对南宋实行以战压和的政策。冬去春来，金军更加紧了南攻的准备，大将纥石烈志宁进兵灵壁（今属安徽），同时致书张浚，以战争相威胁。　　在这种态势下，南宋朝廷中和战两派也不得不摊派。张浚主张孝宗北上建康督战，下诏出师北伐。他指出：中原久陷，今不规复，其他豪杰必起而取之。史浩则针锋相对的反驳：若中原真有豪杰却不能亡金，正证明金人统治的稳固，未可贸然出兵。和战双方辩论多日，孝宗最终决定北伐。　　隆兴元年四月，为了防止主和派的反对，孝宗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浚和诸将下达北伐的诏令。高宗闻讯，急召孝宗企图迫使他收回成命，孝宗沉默不语表示拒绝。史浩因宰相不得与闻出兵大事愤而辞相，孝宗同意他出知绍兴府。史浩放弃陕西与两淮确是馊主意，但反对草率北伐仍有可取之处。　　张浚接到北伐诏令后，星夜赶回建康，调兵八万，号称二十万，一路由李显忠率领取灵壁，一路由邵宏渊指挥攻虹县（今安徽泗县）。李显忠原是陕西骁将，一家二百余口遭金军杀害，后辗转至临安，因力主抗金而被秦桧贬官削职，金主亮南侵时才被起用，被张浚视为干将。五月，李显忠顺利攻克灵壁，而邵宏渊久攻虹县不下，还是显忠派灵壁降卒前去劝降，虹县守将才放弃抵抗。　　邵宏渊争强好胜，对虹县战功不出于己深以为耻，恰巧他的士兵抢了金朝降卒的佩刀，被李显忠斩首示众以儆效尤，因而对显忠憋了一肚子气。显忠建议邵宏渊乘胜进攻宿州（今安徽宿县），宏渊酸溜溜的说：“你可真是关西将军啊！”见对方不见呼应，李显忠只得独率己部发起进攻，城破，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这时，邵宏渊才投入战斗。攻下军事重镇宿州的消息，令孝宗与张浚大受鼓舞，指示他们扩大战果。　　但前线两将的矛盾却趋于激化。孝宗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他耻居李下，向张浚表示拒绝李显忠的节制。张浚迁就了他的无理要求，使他更有恃无恐。他提议将宿州府库中的钱帛全部拿来赏赐给士兵，李显忠只同意每三个士兵赏一千钱，却放纵自己亲信部曲恣意搬取。其时南宋军队都是吃饱拿足的骄兵悍将，一经挑唆，拒绝受赏，人心立时浮动。　　金将纥石烈志宁率先头部队万余人来攻宿州，被李显忠击败。但金军十万主力随即赶到，李显忠奋力苦战，邵宏渊不仅按兵不动，还对部众大讲风凉话：“这大热天的，摇着扇子还不凉快，何况在大日头下披甲苦战呢！”于是，军心溃散，无复斗志。　　入夜，邵宏渊部中军统制周宏自为鼓噪，扬言金军来攻，宋军不战自溃。金军乘虚攻城，李显忠杀敌二千余，终于独力难支，浩叹道：“老天未欲平中原耶？何苦阻挠如此！”遂率师而退，行未多远，宋军就全线崩溃，军资器械丧失略尽。所幸金军不知底细，不敢贸然追击，宋军才在淮河一线稳住了阵脚。宿州旧郡名符离，故史称这场溃败为“符离之溃”。　　符离之败使宋金交涉发生了不利于南宋一方的倾斜，也使南宋主和派有了发难的把柄。张浚不得不提出辞呈，好在孝宗还不想立即放弃北伐计划，他给张浚回信说：“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倾任之，今日亦须与卿终之。”张浚降为江淮宣抚使，部署两淮防线，抵挡金军南下。　　符离之败对孝宗北伐雄心的打击是沉重的，他也发现恢复大业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开始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六月，孝宗让主和派代表汤思退复出，不到一月，就让他担任右相。与此同时，主战的张焘、辛次膺和王十朋等相继出朝。八月，孝宗恢复张浚都督江淮军马的职务，同时采纳汤思退的建议，派淮西安抚使干办公事卢仲贤前往金军大营议和。　　十一月，卢仲贤带来了金军统帅仆散忠义至南宋三省与枢密院的函件，议和条件为：宋帝与金帝改为叔侄关系，宋朝归还被占的海、泗、唐、邓四州，归还降宋的金人，补纳绍兴末年以来的岁币。　　南宋朝廷的和战双方再次展开激烈辩论，最后太上皇高宗出面为主和派撑腰，孝宗才决定继续遣使议和。十二月，陈康伯因病辞去相位，向孝宗推荐张浚自代。但太上皇指令让汤思退升为左相，地位在右相张浚之上，以为牵制。尽管如此，主战派仍自觉实力大增。　　隆兴二年正月，金帅仆散忠义再次来函，要价太高，口气忒硬。孝宗在主战派的鼓励下，将卢仲贤以擅许四州的罪名除名，编管郴州，改派胡昉出使金营，表明宋朝拒绝归还四州，否则将中止和议。和议陷入僵局。孝宗命张浚视师两淮，全力备战，准备与金军一决雌雄。　　张浚招徕山东淮北的忠义之士万余人，补充建康、镇江的正规军，增修两淮城堡工事，添置江淮战舰，随时奉命待发。汤思退及其同党百般攻击张浚，污蔑他“名曰备守，守未必备，名曰治兵，兵未必精”。孝宗最终屈从了主和派的压力，四月，召张浚还朝，罢去了他的相位。四个月后，张浚死在离京途中，遗嘱说：“我曾任宰相，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死后不配葬在祖宗墓侧，葬在衡山下足矣。”　　张浚是南宋前期主战派重要代表，但从富平之战与隆兴北伐来看，他在军事上的全局决策是并不成功的，其中固然有当时当地宋军素质与双方力量对比等客观原因，但其志大才疏而急于求成的个人因素，也是无可讳言的。王夫之批评他“志大而量不弘，气盛而用不密”，可谓知人之论。他的遗言倒是真情实话，道出了自己的终生遗憾。总之，他一生坚持抗金，虽受秦桧迫害而不改初衷，终究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张浚罢相，汤思退独相达半年之久，孝宗已倒向了主和派。六月，孝宗命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放弃唐、邓二州，允文拒绝执行，被撤职降知平江府。七月，海、泗二州宋军撤戍。九月，孝宗命汤思退都督江淮军马，杨存中以副都督协助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汤思退。　　汤思退与金人暗通声气，要求金军重兵迫和。十月，仆散忠义挥师南下，由于主和派主动撤防，金军轻而易举的突破宋军的两淮防线。十一月，楚州、濠州和滁州相继失守，长江防线再度告急。汤思退主张干脆放弃两淮，退守长江，尽快与金议和。　　这时，孝宗听到使金回朝的魏杞报告说金人议和要价贪得无厌，便激愤表示：有以国毙，也不屈从。抗金呼声再度高涨，太学生甚至准备伏阙进谏。十一月，孝宗罢免汤思退，将其贬至永州居住。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疏请斩汤思退及其同党王之望等，汤思退在流贬途中闻讯，忧悸而死。　　在罢免汤思退的同时，孝宗重新召回因病出朝的陈康伯，任命他为左相，以主持大局。但宋朝在军事较量上一再处于劣势，孝宗不得不再派王抃为使者赴仆散忠义的大营，表示愿意议和以换取金人的退兵。金朝见以战迫和的目的基本达到，便停止进攻，重开和议。　　经过使节尊俎折冲，岁末终于达成和议条款：宋金世为叔侄之国；“岁贡”改为“岁币”，银绢各为二十万两匹；南宋放弃所占的海、泗、唐、邓、商、秦六州，双方疆界恢复绍兴和议时原状；双方交换战俘，但叛逃者不在其内。　　与绍兴和议相比，南宋在隆兴和议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南宋皇帝不再向金朝称臣，岁贡改为岁币，数量也比绍兴和议减少五万两匹，这是金朝最大的让步；而南宋在采石之战以后收复的海、泗等六州悉数还金，则是宋朝最大的让步。　　双方的让步都是基于一种新的政治地缘的实力平衡，金朝的让步是出于内部的不够稳定，宋朝的让步是出于兵戍相见时太不争气。离开这点，空谈和议是否平等或屈辱是意义不大的。　　隆兴和议以后，宋金关系再度恢复正常，直到开禧北伐才试图再次打破这种地缘政治的均衡状态。而隆兴和议到开禧北伐的四十年间，对宋金双方来说，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　　　　细说宋朝59：大定之治　　金世宗完颜雍，女真名乌禄，与完颜亮为从兄弟，其父亲辅也是太祖庶子。完颜亮即位后对他颇为猜疑，他始终隐忍韬晦，连完颜亮召其妻入宫，他也忍了。正隆六年（1161年），完颜亮南侵，他在东京留守任上，副留守高存福就是完颜亮派来监视他的。　　突然传来完颜亮杀害徒单太后的消息，流言传说他正派人前来加害宗室兄弟。这时，南征万户完颜福寿在侵宋途中哗变，以“前往东京立新天子”相号召，一路接纳逃亡士兵，到达东京时数已多达二万。前往镇压撒八起义的完颜谋衍也率兵五千前来投奔。　　十月八日，在舅父李石劝说下，完颜雍杀高存福，在东京辽阳发动政变，下诏废黜完颜亮，自立为帝，改元大定。当时，群臣都劝世宗北据上京，新任参知政事的李石反对说：“正隆远在江淮，万姓引领东向，宜直赴中都，据腹心以号令天下。”十二月，世宗进抵中都，确立了统治中心的所在地。　　初登大宝的世宗首先面临着三大棘手的问题：其一，侵宋战争的稳妥善后；其二，中央皇权的顺利过渡；其三，各地起义的及时平定。关于第一个问题已有细说，这里只说个结果：世宗有效反击了南宋的隆兴北伐，迫使宋朝订立了隆兴和议，双方维持了四十余年和平共处的局面。　　在第二个问题上，世宗没有采取杀戮异己、排斥政敌的做法，而是实行了既往不咎、兼容并包的政策。完颜亮被杀以后，张浩向世宗上贺表，世宗仍让他任尚书令，对他说：“你过去为相，岂能无罪？因你练达政务，所以还要用你作相。”纥石烈志宁与白彦敬奉完颜亮之命北上镇压契丹撒八起义，曾密谋进攻心蓄异志的世宗，还杀了世宗派来招抚的使者，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表示反正，世宗以为他们“忠于所事”，依旧信用他们。参加侵宋的汉南路副统制仆散忠义被任用为尚书右丞，后来与纥石烈志宁皆为大定名相。由于世宗宽容大度，不计前嫌，完颜亮任用的一大批文武官员被世宗所争取，统治集团高层并没有因皇位争夺而形成公开的反对派，实现了中央政权的平稳过渡。　　在此基础上，世宗在位期间注意任用非皇族的女真官员和契丹、渤海、汉族官员，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统治核心。其母舅李石是朝中渤海人代表，位至尚书令。熙宗时的第一名进士石琚历任参知政事、右丞相，是大定间汉人宰相的代表。撒八、窝斡起义以后，世宗对契丹族多有防范，契丹贵族执政者不多，但契丹乙室部人移剌道还是被起用为户部尚书、平章政事。世宗朝任用的参知政事以上执政官，完颜部宗室七人，非完颜部女真贵族十五人，汉人十四人，渤海、契丹人各二人，亦可见世宗对维护多民族统治核心的良苦用心。　　完颜亮发动侵宋战争，激化了社会矛盾，各地起义风起云涌。世宗即位以后，中原地区小规模的汉族人民起义相继被镇压。而撒八和窝斡领导的契丹农牧民起义，在金军的进攻下，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撒八主张投奔西辽，移剌窝斡就杀了撒八，率义军回师攻占契丹的发祥地临潢府，自称皇帝，建元“天正”，众至五万，继续抗金。　　大定二年（1162年），世宗一面派右副元帅完颜谋衍率大军镇压，一面下诏招降：自动投降者皆不问罪，奴婢释放为平民。这两手都不生效，六月，世宗改命仆散忠义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为右监军，合力进讨。纥石烈志宁收买内奸，离间军心，最后伺机擒捕了窝斡。窝斡被杀，移剌扎八率领部分义军南投宋朝，起义失败。　　在解决了燃眉之急的三个难题后，世宗的统治渐趋于稳定和巩固。世宗基本上是守成明君，熙宗和完颜亮改革的成果，成为他治世的坚实基础，他俩晚年的荒暴苛急之政，又成为他理政的前车之鉴。他在位二十九年，使金朝诸帝中最长的，而金宋间和平局面的出现，也为大定之治创造了外部环境。　　世宗首先推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大定二年，他把来自中原参加南征的步军都遣返回家；同时派官员到汉人起义密集的山东地区，招抚正隆时期因苛重的兵役和劳役铤而走险的农民，只要及时归农，罪名一律赦免。大定三年，对移住中原的女真人户，凡父兄子弟俱在兵伍的，也遣放一丁归家农耕。大定六年，对宋战争一结束，仅留六万戍备，其余士兵也都放还。　　世宗还局部调整了阶级关系。金朝灭辽以后，为满足女真奴隶制的需要，把辽朝有自己经济的投下户和寺院的二税户变为奴隶，这是历史的倒退。大定二年，世宗不仅将确有凭据的二税户六百余人放免为良民，还下诏凡从移剌窝斡起义军来归的驱奴、宫籍监户也一律放免为良。次年，他下令对中都等地因战乱和饥荒而典卖妻子者，官府代为收赎。大定二十二年，金朝规定：凡立限放良之奴，限内娶良人为妻，所生子女即为良民。类似官方赎买良民和局部解放奴隶，对缓和阶级矛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世宗试图继续维持计口授田制，保护女真猛安谋克户的特殊权益。自熙宗以来在中原推行对女真猛安谋克户的计口授田制度，因中原旧有封建生产关系的影响和以战争俘虏补充奴隶来源的彻底断绝，逐渐向封建租佃制演变。一些猛安谋克户开始出卖奴隶，致使耕田者减少，只得将所授之田出租给汉人农民耕种。另一些女真猛安谋克户，在战争结束后不再回到所授之田上耕作，直接将其转租给汉人农民。也有一些贫困的女真户将所授之田出卖给“豪民”。女真猛安谋克户发生了阶级分化，那些坐收地租的女真户便转化为封建地主。而女真贵族和官僚地主多占或冒占官田的现象也日趋严重。　　世宗企图制止生产关系向封建租佃制的转化，大定二十一年，他颁布禁止中原猛安谋克户出卖奴婢转租田地的诏令。次年，他又规定：一旦查出有不自耕种的猛安户，杖六十；谋克杖四十。不得，世宗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封建租佃关系的合法性，同意地有余而力不足的猛安谋克户可以招人租佃。　　对于贵族地主多占冒占官田，世宗在大定十九年和二十一年先后派员到各地拘括官田。括田的本意是将所括之田分给贫民，继续对无田少田的猛安谋克户实施计口授田的旧制。但在实际执行中，一些小地主和农民的土地都被强行拘括，田地更集中到官府和女真贵族官僚地主的手中，反而加速了封建租佃关系的发展，这是经济规律强过帝王意志的最好例证。　　世宗还强行通检推排，平均赋税差役。金初对人户三年一籍，清查其人口、驱奴、土地和资产，据以排定户等，征收物力钱（财产税），征发差役。但贵族、官僚和地主以各种方式隐瞒财产逃避税收，而贫苦人户却负担重税。为改变赋役不均现象，大定四年，世宗下令分路通检天下物力，因标准不一，诸路不均，百姓不堪承受。次年，颁布“通检地土等第税法”，统一各路标准，轻重不均的现象始有所改变。　　大定十五年，离上次通检已经十年，但赋役仍有不均，世宗再命分路推排物力钱，手续较通检简化。而随着猛安谋克户内部的阶级分化，地主和农牧民的赋役也开始严重不均。大定二十年，从中都入手在猛安谋克户内也实行推排，两年后推广到全国，方法是清查各户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以均赋役。大定二十六年和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全国还进行过这种推排。尽管在通检推排中，不无官员上下其手苛增物力的扰民现象，但对均平全国赋役，保证国家收入，缓和社会矛盾，毕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金世宗虽让大批女真人迁居汉地，却坚决反对女真族汉化趋势。自完颜亮即位以来，这一汉化进程明显加快，世宗时，连太子都不知女真风俗，宗室诸王甚至已不通晓女真文字。世宗深为担忧，他认为女真族的汉化将危及女真王朝的存在。　　大定四年，世宗下令设女真学，选猛安谋克子弟三千人入学女真文经书。大定十一年，世宗创女真进士科。时隔两年，又在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这年，他还禁止将女真姓改译为汉姓，例如完颜译作王等等；次年，命卫士不准说汉语，改习女真语。二十二年，颁行女真文译本的五经和诸子。二十六年，世宗规定女真贵族不能阅读女真文经书，不得承袭猛安谋克。次年，他再次强调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改服汉服，犯者处罪。二十八年，命建女真太学。　　世宗在女真汉化问题上的做法，也许有其自己的统治思路：由于完颜亮南侵的失败，金朝将与南宋长期对峙，因而不能不保持其作为统治民族的自身习俗，使尚武勇悍的民族传统不致失落退化。但他没能认识到女真人汉化所包含的历史必然性和所体现的历史进步性，制定出阻挠汉化的种种措施，在这点上不仅难以比肩推动拓跋部汉化的北魏孝文帝，也远比推进女真人汉化的完颜亮逊色。　　当然，历史大趋势是无法抗拒的，世宗自己在册立皇太子诏书中就说“绍中国之建储，稽《礼经》而立嫡”，这本身就是求助汉化的表现。至于整个金朝女真社会的汉化进程，即使在世宗朝仍然不可遏制，而到金章宗时已告基本完成。　　世宗、章宗时期是金朝历史上经济社会最稳定繁荣的时期，史称大定明昌之治。封建经济的持续发展，外部环境的和平共处，促进了金朝榷场贸易的空前活跃，成为金朝与南宋、西夏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经济联系的主要渠道。　　金朝在与宋朝边境线上设立的榷场，自东往西有泗州（今江苏盱眙北）、寿州（今安徽凤台）、颍州（今安徽阜阳）、蔡州（今河南汝南）、息州（今河南息县）、唐州（今河南唐县）、凤翔府（今陕西凤翔）、秦州（今甘肃天水）、巩州（今甘肃陇西）、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密州胶西县（今山东胶县）则是金宋海上贸易的窗口。金朝与西夏贸易的榷场主要有绥德州（今陕西绥德）、保安州（今陕西志丹）、兰州（今属甘肃）。与北方少数民族在庆州朔平（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北）、净州天山（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等地也进行榷场贸易。　　榷场贸易既是辽宋夏金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互补的重要方式，对官方也是一笔不小的财税收入。仅金朝每年从南宋购买的茶叶就耗资三十余万两。金宋之间的榷场贸易在大定明昌间发展势头迅猛，以泗州场为例，大定时年税收为五万余贯，明昌七年（1196年）翻了一番。　　世宗孜孜求治之心，史书多有记载。即位之初，他认为完颜亮“专任独见，故取败亡”，表示要虚心受谏。有人建议罢科举，他问张浩说：“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学的吗？”张浩答有，世宗问谁，张浩再答：“秦始皇。”他说：“难道让我做秦始皇吗！”　　大定十七年，他对宰臣说：“凡我一时喜怒而处置不当的，你们都应该执奏，以免造成我的过失。”还表示：“趁我还健康，有政令未完善，法令不统一的，都应该修改订正。我不会懈怠的。”　　大定二十五年，世宗亲至上京大宴宗室、大臣和故老，席间，他亲自唱女真歌曲，咏叹王业之艰难和守成之不易，唱到“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时，慷慨悲咽，不能成声。一个专制制度下的帝王，时时能有这种忧患意识和民本思想，诚属难能可贵。　　《金史·世宗纪》有一段评论，大意说：自太祖以来，海内用兵，安定之年无几。而完颜亮赋役繁兴，兵甲并起，国内骚然，颠危愁困。世宗久典外郡，明祸乱原故，知吏治得失。南北讲和，与民休息，孜孜求治，得为君之道，上下相安，家给人足，号称“小尧舜”。　　经历了金初以来长期战乱的女真民族和中原人民，能有近四十年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和安定生活（自章宗末年起金朝再度陷入战争状态），与完颜亮晚年的苛政和战乱相比，自然弥足珍贵，尽管还有很多不如意处，但也不吝把“小尧舜”的美誉加到金世宗的身上，人民实在也是不过于奢望的。　　　　细说宋朝60：宋孝宗　　宋孝宗锐意恢复，王夫之说他是“怨不可旦夕忘，时不可迁延失”，已到了心心念念的地步。隆兴和议绝不是宋孝宗期望的结果，却是他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他在准备用武力恢复中原的同时，也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向金朝索取更多的东西。　　金世宗也从完颜亮的失败里明白，金朝没有力量灭亡南宋，他还从隆兴北伐里知道，南宋求和只是出于不得已。于是，他对内发展生产，稳定政局；对外既不轻易让步，也不主动挑衅。双方的这种国策使得隆兴和议以后的宋金外交总是别别扭扭的。　　乾道元年（1165年）四月，金朝报问使入见，孝宗要求按金主亮南侵后的敌国之礼，由閤门转呈金使的国书。金使不同意，坚持按绍兴和议的旧仪，由宋朝皇帝在殿上亲自起立从使者手中接受国书。双方僵持多日，最后由太上皇发话，孝宗不得不遵循旧例，但内心更感屈辱和愤怒。　　乾道六年，他派范成大使金，要求金朝归还河南的祖宗陵寝之地，更改受书仪式。金世宗断然拒绝，复函表示同意“奉迁”宋朝皇陵，声称将以三十万骑“奉迁陵寝来归”，将了宋朝一军。孝宗再派中书舍人赵雄使金，请求不迁祖宗陵寝，只改受书仪式，世宗同意前者，拒绝后者。乾道九年岁末，南宋在受书仪式再次作梗，金使严厉谴责南宋破坏十年以来的受书仪，高宗以太上皇的身份再度出面干预，孝宗只得一如旧仪。南宋在隆兴和议以后的外交斗争中，没有占到金朝的便宜，折射出的仍是双方实力的均衡状态。　　孝宗也知道外交不过是一种试探，关键还是实力的比拼。乾道元年，陈康伯以老病辞相，不久去世。过了两年，川陕主帅吴璘也病故了。在位的宰执都不懂军事，孝宗就把恢复的期望寄托在虞允文身上，他指挥的采石之战是有口皆碑的。乾道三年，孝宗任命他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替代刚去世的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表明他对四川战略地位的特殊关注。虞允文治蜀不到一年，经济发展，军政一新。　　乾道五年八月，孝宗召允文入朝为右相，兼枢密使与治国用使。虞允文向孝宗分析形势，认为宋金力量对比趋于平衡，当务之急，莫急于兵财。他着手在军力与财力上为北伐作积极的准备。在军事上，他重建淮东万弩手，改名神劲军；将定海（今浙江镇海）水军直属御前，增设广东水军；按怯、壮分三等拣选三衙官兵，上等备战，中下等备辎重；将马军司牧地从临安移至镇江，以备随时渡江出击。　　在财力上，他恢复了北宋以来的发运使机构，设都大发运使，以便及时调拨军需给养。他还对总领所作了调整。总领所全称总领某路财赋军马钱粮，是南宋在战事状态下的特殊财政体制，最早是张浚在建炎末年经略川陕时临时设立的总领四川财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收兵权后，设立淮东、淮西和湖广三总领所，绍兴十五年复置的四川总领，职权比东南三总领更重，合成四大总领所，分掌各路上贡财赋，供办相关御前大军钱粮，实际上成为户部为战争服务的财政派出机构。虞允文将淮东总领并入淮西总领，负责统一调度两淮、浙西、江东的军需财赋，这样，淮西、湖广与四川三大总领所恰与宋金战争中东、中、西三大战场相配套。　　乾道八年二月，虞允文升为左相，但仅过半年，与孝宗在重用潜邸旧人上意见分歧，便辞相再任四川宣抚使。孝宗与他相约分别从东西两路出兵收复中原：“若西路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则卿负朕。”允文入川一年，虽然积极筹划北伐，但孝宗密诏询问进兵之期，他深知北伐不是轻率的儿戏，审慎答以军需未备。　　淳熙元年（1174年），虞允文积劳去世。孝宗怪他迁延出师之期，一反常规，对允文不赠官，不赐谥。不久，孝宗检阅军队，亲见允文教练过的士卒无不少壮勇武，感佩他稳健持重，有恢复之志而大志未酬，这才追赠他为太师，赐谥忠肃。　　虞允文是孝宗前期抗战派代表，他的去世，对孝宗北伐大计是个沉重的打击。孝宗的统治也大体以此为界分为前后期。前期，孝宗在乾道二年、四年和六年，先后举行过三次大规模阅兵，以鼓舞士气，振奋民心，锐意恢复，矢志北伐。但允文一死，孝宗顿失支持，虎虎锐气逐渐消退，守成的暮气占据上风。他把主要的心思放在了控制朝政、掣肘宰相上。　　孝宗吸取秦桧擅权的教训，一是“躬揽权纲”，一是“勤于论相”。他除了对虞允文等个别宰相还比较信任，在位期间采取频繁更换宰相的手法来限制相权。他在位期间共任命左相八人，右相十八人，其中连续任期超过二年的仅虞允文、赵雄、王淮、梁克家四人，超过一年的也仅七人，其他都一年不到。从乾道八年虞允文罢相，其后十年竟不设左相；其中淳熙二年九月至淳熙五年三月的两年半里，竟然左右相俱缺，仅以参知政事行相事。即便对一向倚重的虞允文，在任其为左相的同时，还将与他“不苟同”的参知政事梁克家提为右相，以为牵制，孝宗对大臣的猜疑由此可见。　　孝宗为了防止相权与监察权的勾结，在任命台谏官上别具心计：前相刚罢，后相初拜，他故意任命前相在任时进拟的台谏官人选钳制后相，后相虽有进拟，他担心台谏奉承后相风旨，有心不加任命。　　出于扶植心腹控制朝政的需要，孝宗自即位起就重用潜邸旧臣曾觌与龙大渊，外戚张说也颇得宠幸，这些人都被正直人士视为佞臣。孝宗与他们形迹亲密，称字而不呼名，罢宰相，换大将，都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宋史·佞臣传》共列近习十二人，孝宗朝就占三分之一。孝宗的初衷是以心腹爪牙来防止权臣专政，却不料造成了朝政的另一种混乱。佞臣势力在孝宗朝抬头，在两宋历史上颇引人注目，也大出人们期待之外。　　淳熙五年（1178年），孝宗任命史浩为右相。史浩因反对隆兴北伐而撤职赋闲十余年，孝宗起用他，固然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但也表明其政策的转向。史浩入相，太上皇高宗兴高采烈的说：“卿再入朝，天下之幸！”　　史浩建议孝宗静守典制，唯尽公道，把即位以来太上皇各种“圣训”公布于世，以便子子孙孙“尊承家法”，一句话，无非要求孝宗唯太上皇是听，不改苟安的国策。孝宗开始欣赏并表扬这些言论。史浩任相仅半年多，便以老病力求去职，孝宗授其为少傅，留在朝内以为顾问，备受礼遇达五年之久，才同意他正式退休。　　继史浩任相的赵雄资历虽浅，却颇具恢复意识，每见孝宗，“二帝在沙漠”未尝离口。但面对孝宗的消沉和朝堂的苟安，除了协助皇帝整顿吏治安定政局，在恢复大计上他也不可能有所作为。淳熙八年，王淮接替赵雄为相达七年之久，他是孝宗朝在位年限最长的宰相。不过，同时代的朱熹认为，孝宗晚年所用宰执，“多是庸人”。　　淳熙间，孝宗常慨叹：一未能恢复中原洗雪国耻；二未能改变国弱民贫的局面。他知道前者短期内已无指望，后者只要君臣一心还可以实现，因而在淳熙年间尤其关注财政与经济，颁布注重水利的诏书，制定鼓励商业与对外贸易的政策。他自己虽对恢复中原失去了信心，却仍希望后继者有朝一日能完成自己未竟的大业。　　早在隆兴乾道间，孝宗就仿照太祖的做法，设立封桩库，作为备战钱库，但措施不力，收效颇微，淳熙六年盘点库存仅五百三十万缗。经过整顿，四年后增至三千余万缗，但后因太上皇的需索等滥支现象严重，仅隔两年封桩库财物就锐减至五六百万缗，整顿财政也落得个虎头蛇尾。　　尽管如此，孝宗仍不失为南宋最想有所作为的君主。他经常感叹自己功业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及汉文景父子，抱怨自己还不如东吴孙权，能得许多人才。他十分勤政，以至“事无巨细，概呈御览，情无轻重，均由圣裁”。乾道、淳熙年间，南宋社会经济持续迅速发展，尽管也有过湖北赖文政率领的茶贩茶农暴动与广西李接领导的农民起义，但就社会政治而言，仍不失为南宋最清明稳定的时期。　　孝宗锐意北伐，但内外条件却令他“用兵之意弗遂而终”。他外逢金世宗统治，对手政局稳定，财政充裕，战备严整，无懈可击；内有太上皇干扰，自己被索缚手脚，消磨锐气，有心无力，诸多无奈。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倒有二十五年受到太上皇制约。　　太上皇并没有如其禅位时宣称的那样，不问朝政，颐养天年。一到关键时刻，就多方掣肘，出面干涉，例如新任命的宰执必须到他那儿“入谢”，面听“圣训”。在恢复大计上，太上皇更是寸步不让。他一再告诫孝宗：一旦用兵，对方不过事关胜负，我们却是关乎存亡；恢复事等我百年以后你再考虑吧！这也是孝宗在隆兴北伐后不再用兵的重要原因之一。　　淳熙十四年（1187年），太上皇终于去世，孝宗还做了两年皇帝，但他却无复当年的锐气，暗中打算着禅位给自己儿子了。后人以恢复论其父子道：“高宗之期，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说得不无道理，高宗无意恢复，但岳飞、李纲、张浚都以恢复为己任；孝宗志在恢复，仅一个虞允文也中途而殁。历史的机遇并不是尽如人意的。　　　　细说宋朝61：两朝内禅　　宋高宗禅位以后退居德寿宫，时称北内，每月零花钱就是四万贯，是当时太师等最高月俸的一百倍。每年四十八万贯支出，还不包括德寿宫的日常开销。每逢生日，孝宗还得孝敬寿礼，银五万两、钱五万贯是最常规的进献。孝宗对太上皇可谓是竭尽孝道，不仅在物质生活上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种种欲望，即便在治国大计上也往往委曲求全，庙号孝宗却是名至实归的。　　太上皇在禅位后还悠闲滋润的活了二十五年，淳熙十四年（1187年）以八十一岁高寿一命归西。明清之际王夫之在《宋论》里有一段话，可以移作对高宗其人的盖棺之论：“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称臣于骄虏，而无愧怍之色；虐杀功臣，遂其猜防，而无不忍之心；倚任奸人，尽逐患难之亲臣，而无宽假之度。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乐。惉滞残疆，耻辱不恤。”　　对高宗的死，孝宗表现出深切的悲痛。他一反君主守丧以日代月的旧规，坚决要为太上皇守三年之丧。其中虽有尽孝报恩的因素，但最关键的还是他对朝政已深感倦劳，不再是隆兴初政时那个雄心勃勃的宋孝宗。　　孝宗有三个儿子，长子赵愭，次子赵恺和三子赵惇，都是原配郭皇后所生。他即位以后，久久未立太子，大概一是忙于隆兴北伐，二是免得引起太上皇难以言说的不快，三是对三子颇有属望却不便操作。　　乾道元年（1165年）四月，赵惇率先得子，两个月后，赵愭才生下儿子。赵惇为皇帝长孙的名分暗中较上了劲，孝宗这才不得不立长子赵愭为皇太子。岂料赵愭命蹇，两年后一命呜呼。其后东宫虚位四年，按立长的常规，理应立赵恺，但孝宗实在看好赵惇。乾道七年，孝宗断然越位建储，立赵惇为皇太子。淳熙七年，赵恺病死，孝宗问心有愧，却譬解说当年越次建储正因为他“福气稍薄”。赵惇坐稳了皇太子，迫不及待的企望孝宗早日禅位给他，但孝宗还不打算放手。　　太上皇去世，孝宗渐生倦怠之意，让太子参决朝政。淳熙十六年初，孝宗正式禅位给皇太子，此即宋光宗。据推测，孝宗之所以决意退位，另一原因是这年正月，金世宗的皇太孙完颜璟即位，此即金章宗，而按隆兴和议，年过花甲的孝宗得尊年仅二十来岁的章宗为叔叔，这是其强烈自尊心所无法接受的。禅位以后，孝宗改高宗原先退居的德寿宫为重华宫，移住其中也当起了太上皇。他期望光宗也像自己对待高宗那样，让他颐养天年。　　但孝宗也并不甘心完全放弃对朝政的内控，禅位前安排自己信得过的老臣周必大出任左相，作为一种平衡，光宗潜邸旧臣留正为右相。光宗一上台，就不愿再受太上皇摆布，提拔亲留怨周的何澹为谏议大夫。何澹上任，首攻周必大，光宗顺水推舟将其罢相，升任留正为左相。　　光宗即位次年，改元绍熙。史称绍熙初政，“宜若可取”，实际情况是言过其实。光宗虽多次下诏求言，却是只做听众而缺少行动，有臣下一针见血的说他“受言之名甚美，用言之效无闻”。在任用台谏上，他既出于私心选用了何澹，也严加甄选，任命了刘光祖、彭龟年等人，可谓正邪并用。至于薄赋缓刑，见诸本纪的“下诏恤刑”、“后殿虑囚（审问囚犯）”，不过是虚应故事；减税、节用、理财之举，或杯水车薪，小惠未遍，或有始无终，言行不一，总体上无甚可取。　　另一方面，光宗初政，有违明君之德的嗜好却逐渐暴露。他对优伶歌舞，市井段子，特感兴趣，召来演出，乐此不疲。原先就嗜酒，如今更是饮宴无度。虽说是后宫生活，却没有不透风的墙。　　太学生余古知道了，就趁着下诏求言，在封事里以酒池肉林的商纣王和宠昵伶官的唐明皇作为类比，进行劝谏。光宗再也顾不得维护纳言好谏的形象，一怒之下，将这个太学生押送筠州，让他边受监管边学习。　　当年高宗听信道士皇甫坦鼓吹李凤娘“当母天下”，为还是恭王的光宗定下了婚事。婚后才知道她是一个妒悍多事的女人。册立为太子妃后，她容不得太子身边宫女的增多，一再到高宗与孝宗夫妇面前告状，孝宗让他学点后妃之德，同时警告她：“如果只管与太子争吵，宁可废掉你！”　　册立为皇后以后，凤娘更是目中无人，有一次竟然话中有话的讥讽太上皇后谢氏与孝宗不是结发夫妻，气得孝宗把老臣史浩召来讨论废黜事。史浩从稳定政局出发，以为绝不可行，废后之事这才作罢，但双方关系却充满了火药味。　　光宗只有一个儿子，时封嘉王，是皇位理所当然的继承人。留正劝光宗早日立储，光宗就去找太上皇，不料孝宗对他说：“当初按例应立你二哥，因为你英武像我，才越位立你。而今你二哥的儿子还在。”意思很明白，赵愭绝后，皇位应该再回到赵恺一脉。孝宗这一安排原因有二：其一，弥补对赵恺的歉疚心理；其二，他发现嘉王“不慧”，而赵恺之子嘉国公赵抦早慧。光宗在大义与情理上不能回驳太上皇，内心却是老大的怨怼，父子关系划出无法弥合的裂痕。　　李皇后知情后，决定亲自出面为儿子争回皇位继承权，他在一次内宴上向太上皇发作：“我，是你们堂堂正正聘来的；嘉王，是我亲生的。为什么不能立为太子？”太上皇勃然大怒，光宗默不作声。　　不久，太上皇知道光宗心脏不好，搞到一张秘方，合了一丸药，准备在光宗来看望时给他。李凤娘知道后，竟挑唆光宗说：“太上皇打算废掉你，准备给你服的那丸药，就是为了好让嘉国公赵抦早点继位。”光宗信以为真，不去见孝宗，把原先规定的一月四朝的约期也抛诸脑后。　　光宗的妃嫔多起来，碰上李凤娘却是个悍妒的醋坛子。一天，光宗洗手，见端盆宫女的双手白如凝脂，嫩似柔荑，大为愉悦。几天后皇后送来一具食盒，装的却是那宫女的双手。李凤娘对光宗最宠爱的黄贵妃早想下毒手，就趁绍熙二年光宗祭天不住后宫的机会虐杀了她，再派人到祭天斋宫报告黄贵妃“暴死”的消息。因为祭天大礼，光宗不能赶回后宫看个究竟，他也深知凤娘的歹毒，只是哭泣个不停。事也凑巧，次晨祭天时猝不及防发生了火灾，转瞬间大雨冰雹劈头而下，虽没把光宗烧死，但诸多变故交织在一起，他以为自己获罪于天，吓得神经从此失了常。　　直到绍熙三年春天，光宗才能勉强升殿听政，但也经常目光呆滞，精神恍惚。他的病情时好时坏，还有点周期性，岁末年初比较稳定，偶尔还去朝见太上皇，开春到秋末神志就基本不正常。理智清醒时，他还想做个明君，曾为自己能把陈亮由礼部走名第三擢为第一而喜形于色。但昏政已司空见惯，蜀帅吴挺死了半年，他还固执的以为活着而不派新帅。邵熙二年岁末以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南宋王朝就是由这样一个精神病患者君临天下的。　　光宗一年里犯浑的时候多，那时他绝对不愿去朝见太上皇，孝宗不同意立嘉王的旧症结，使他疑虑与妄想父亲要废黜或加害自己。这事在臣下看来事关君德与孝道，于是近臣口敝舌焦的谏诤，外臣连篇累牍的奏疏，都劝谏光宗过宫朝见太上皇。有时，光宗在压力下，勉强答应某日过宫，届时侍卫仪仗全体出动，阖城百姓驻足翘首，他却出尔反尔，酿成一次次过宫风波。　　绍熙五年初，太上皇逐渐病重，起居舍人彭龟年叩首苦谏过宫探病，额血渍红了龙墀，也没能感动他。从太上皇犯病到去世，他竟一次都没有去过北内。个别得睹“天颜”的大臣不敢说出病相，无缘得睹“天颜”的士庶军民却被光宗的所作所为所激怒。叶适建议宰相留正将光宗病状遍告群臣，免得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轻议君父”，留正却以为人臣决没有对皇帝说“你有病”的道理，听任人心浮动，政局动荡。　　六月，孝宗去世，光宗拒绝出面出面主丧。大丧无主，是前所未有的人伦大变，社会变乱随时可能发生。宰相留正与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率群臣拉住光宗泣谏，衣裾为裂也无济于事，朝臣们都手足无措。　　高宗皇后吴氏自高宗死后一直与太上皇孝宗同住重华宫，她年已八十岁，却能处变不惊，命宰执赴重华宫发丧。留正、赵汝愚请她以太皇太后之尊垂帘听政，她不愿背上女主干政的恶名，只同意代行祭奠礼，并向外宣布“皇帝有疾，可在南内服丧”，以掩饰朝廷体面，平息朝野义愤。　　这种局面不能长久继续，留正便奏请立储，岂料光宗在这一问题上也出尔反尔，先是斥责留正“储位一建就会取代我”；既而御批“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却又不明确指示究竟立储还是禅位，让宰执无所适从。留正迷信自己流年不利，在一次上殿时扭伤了脚脖子，误以为不祥之兆，光宗给他的御批中又有语意含混的责备语，他便撇下了棘手的政局，乘上肩舆逃遁出城了。　　这一消息更令朝臣都民惊骇惶恐。工部尚书赵彦逾以山陵使来向赵汝愚辞行，建议他当机立断，根据“念欲退闲”的御笔，出来主持大计，成就上天赋予的一段事业。汝愚被说得忘情，脱口道：“是啊，几天前梦见孝宗授我汤鼎，背负白龙升天。”二赵计议已定，赵彦逾去做殿帅郭杲的工作，以取得宫禁卫队的支持，这是专制君主制下宫廷政变的关键。赵汝愚让知閤门事韩侂胄去打通太皇太后吴氏这一关，没有她的首肯就名不正言不顺，侂胄是名臣韩琦的曾孙，其母与吴氏是亲姊妹，其妻是吴氏的侄女。不过，侂胄平时也不能随便见吴氏，他托人传语，吴氏传语汝愚“要耐烦”。但局面不容一拖再拖，汝愚让他再去提议内禅。侂胄进退无路，走了原重华宫领班内侍关礼的路子。关礼声泪俱下的向吴氏哭诉局势的严重，吴氏终于传谕汝愚，决策内禅。　　次日，是孝宗大丧除服的日子。嘉王赵扩由王府直讲彭龟年陪同，在军队护卫下来到北内。赵汝愚则先命殿帅郭杲率卫士赴大内请来传国玉玺，自己与其他执政率群臣也来到北内孝宗灵柩前，向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吴氏建议立储传位。　　吴氏命赵汝愚宣布皇子嘉王即皇帝位，尊光宗为太上皇帝。嘉王听了，绕着殿柱逃避不止，连说“做不得”，吴氏大声喝令他站定，亲自取过黄袍给他穿上。　　嘉王在韩侂胄、关礼的挟扶下侧坐在御座上，仍自言自语道：“我无罪。恐负不孝之名。”汝愚早率群臣跪拜了新君，他就是宋宁宗。次日，吴氏撤帘还政。在她的主持下，南宋王朝度过了一次皇位传承的危机。　　一场老皇帝缺席、新皇帝勉强的内禅礼终于收场。至于太上皇光宗，其后病情更重，清醒时，他不能原谅儿子夺了自己的皇位，拒绝见宁宗；恍惚时，他疯疯颠颠满宫禁乱跑，宫女内侍私下里都叫他疯皇。退位以后，他还活了六年，庆元六年（1206年）去世。孝宗选他作继承人，完全是决策错误。他以精神病患者而君临天下达两年半之久，最后造成政局动荡一筹莫展，凡此都深刻揭示了君主专制的非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