á64硣кЦ65顣飬й顭óде漣66νΡ67λ衣ем68Сд罨顣69鲻顣дд绰бο70亣ζΣáá71á岻·áллл72飬裬òдβЬ±顣73ΣлΣлеλ74гг棬екεε75áóгоС仰磬Цне76СùЦ棬棬á77еζ仰Уá·�反攻。岳飞以收复故都开封为目标，始终不忘自己确立的“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就命原抗金义军首领梁兴等渡河，联合“忠义巡社”，攻取两河州县。他亲率大军长驱直入，进驻郾城，另派部将驻扎颍昌，对开封形成战略包围。　　七月上旬，宗弼经过一月多的休整和补给，又亲率一万五千精锐骑兵从开封直扑郾城，企图借平原地形，充分发挥拐子马之长，一举消灭岳家军主力。岳飞亲自出马，命其子岳云和爱将杨再兴跃马驰突，运用巧妙的战术，或角其前，或掎其侧，使拐子马不能发挥威力。见骑兵会战不能取胜，宗弼把“铁浮图”军投入战斗。岳飞命步兵上阵，以麻扎刀、提刀、大斧等利器，专砍马足。只要砍断一条马腿，一组三匹的“铁浮图”军就只能被动挨打。只见岳家军的步兵拉着敌骑手拽撕劈，杀得金军尸横遍野。　　取得郾城大捷以后，岳飞预料到宗弼将转攻颍昌（今河南许昌），便派岳云等驰援前往。七月中旬，兀术率骑兵三万直抵颍昌城下，后续援兵源源而来，又遭到岳家军的沉重打击。他只得把十万大军驻扎在开封西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企图阻挡岳飞进军。但岳家军前哨五百铁骑抵达后，稍一交锋，金军即奔溃。这时，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大河南北捷报频传。　　但高宗、秦桧为了向金朝求和以确保自己的统治，竟连下十二道金字牌，下令岳飞立即班师。其时，数万岳家军分布在河南中西部和陕西、两河的局部地区，战线拉长，兵力分散，而张俊、韩世忠和刘锜等部奉命已经或正在后撤，岳飞陷入孤军深入的局面。鉴于形势，最关键的还是君命难违，七月下旬，岳飞违心拒绝了两河遗民要他继续北伐的请求，奉诏“班师”。他眼睁睁看着高宗与秦桧葬送了这次最有希望的北伐战争，痛惜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悲愤地喊出：“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家军南撤以后，河南州县很快被金军重新占领。　　岳飞是宗弼碰到的真正敌手，郾城大捷以后，金军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宗弼开始采取和战并用的策略。双方和谈尽管中止，但热线联系仍未中断，宗弼致信秦桧，明确提出条件：“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　　绍兴十一年正月，宗弼亲率近十万大军直入淮西，企图以战迫和。南宋派张俊、杨存中、刘锜率军迎敌，并命岳飞领兵东援。岳飞尚未赶到，杨存中、刘锜与张俊的部将王德已在柘皋（今安徽巢湖东北）大败金军。张俊准备独吞柘皋之战的功劳，打发杨存中、刘锜还军，岂料宗弼命孔彦舟回师攻陷亳州，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存中与王德军，岳飞闻讯驰援，金军安然渡淮北上。　　岳飞两次增援淮西都慢了半拍，其表面理由一是本人“寒嗽”（感冒），一是军队“乏粮”，是否夹杂有对高宗阻挠北伐的不满，则不得而知。但这点不久就成为他受迫害的口实。　　高宗与秦桧本来就处心积虑地企图削夺武将兵权，如今在兀术的要求下，罢兵权又与屈膝求和联系在一起。绍兴十一年四月，他们采纳了给事中范同明升官爵、暗夺兵柄的建议，调虎离山，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与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枢密使，把三大将原先主持的淮西、淮东与京湖三宣抚司统制以下的官兵都划归三省、枢密院统一指挥调动，一律改称统制御前诸军。　　韩世忠与岳飞对朝廷此举感到突然，张俊因与秦桧早已达成幕后交易，约好尽罢诸大将，兵权都归他执掌，便带头交出了兵权。惟恐韩、岳联手，高宗宣布韩世忠留御前任用，张俊、岳飞前往原韩家军驻地楚州措置战守事宜。　　张俊所干的尽是肢解韩家军、撤毁江北防务的勾当，岳飞作为副职完全无能为力。当岳飞知道秦桧与张俊正在唆使亲信诬陷韩世忠企图谋求重掌兵权，便通报给了韩世忠。世忠急忙面见高宗，号泣投地，高宗知道他除力主抗金外还是比较听话的，念他在苗刘之变中救驾有功，终于保全了他。　　接下来，高宗、秦桧就把迫害的黑手伸向了岳飞。在南渡诸大将中，岳飞是出身最低、功勋最著、抗金最力的。朱熹以为中兴将帅以岳飞为第一，但说他“恃才而不自晦”。确实，岳飞个性刚正耿直，不但不善于保护自己，还在两件大事上冒犯高宗，加深了高宗的忌恨，引来了杀身之祸。　　其一忌绍兴七年四月，因高宗在让他节制淮西军北伐问题上出尔反尔，岳飞一怒之下上了庐山。高宗视其为“要君”，鉴于金人威胁还在，不得不好言抚慰促其下山，但同时引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以示警告，在表达不满时，已暗藏杀机。　　其二即同年八月，岳飞出于忠心，建议高宗立储。这年，高宗才三十岁，他唯一的儿子三岁的赵旉早在八年前就惊悸而死，而他在扬州溃退时因惊吓引起性功能障碍，再也无法生育，成为他的难言之痛。岳飞立储建议有两大忌讳，一是触犯了正值而立之年的高宗性无能的忌讳，二是触犯了祖宗家法中武将不得干预朝政的忌讳。　　高宗的厌恶、忌恨和反感是可以想见的，岳飞实在是太欠思量。再加上岳飞在抗金大计上毫不妥协，宗弼以杀岳飞作为议和的交换条件，高宗、秦桧以屈膝求和作为巩固自己皇位与相权的根本之计，于是，岳飞便非死不可。　　绍兴十一年七月，秦桧唆使他的死党万俟禼以谏官身份弹劾岳飞，颠倒是非的罪名有三，一是“日谋引去，以就安闲”，二是淮西之战，“不得时发”，三是淮东视师，沮丧士气。第一个罪名暗指岳飞辞职上庐山一事，第二个罪名是指没能及时驰解淮西之围一事，第三个罪名完全把张俊撤除防务的事情栽到岳飞的头上。　　此月，岳飞意识到处境的险恶，上表辞位，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他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宫观闲职。但高宗显然不想保全他，罢政制词里说岳飞有“深衅”，“有骇予闻，良乖众望”，留下了杀机。韩世忠看清了大势，主动辞去枢密使之职，杜门谢客，口不言兵，以求自保。　　张俊受秦桧指使，利用在镇江开枢密行府的机会，胁迫岳飞的部将都统制王贵就范，又买通了副统制王俊，由王俊向王贵告发岳飞的爱将副都统制张宪，诬陷在岳飞罢兵后准备裹挟原岳家军离去，以威胁朝廷还兵给岳飞。王贵把王俊的状词发往镇江枢府，张宪虽受到张俊的严刑逼供，仍不肯屈招。张俊却上报朝廷，诬指张宪串通岳飞谋反。　　高宗下旨特设诏狱审理岳飞一案。宋代群臣犯法，多由大理寺、开封府或临安府处理，重大的才下御史台狱，很少使用诏狱的方式，诏狱是用以查办谋反大狱，须由皇帝亲自决定的，临时委派官员奉诏推勘。　　十月，岳飞与其子岳云被投入大理寺狱，御史中丞何铸与大理寺卿周三畏奉诏审讯，岳飞在受审时，拉开上衣，漏出早年刺在背上的“尽忠报国”四字，表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诚。　　何铸经反复讯问，未获一丝反状，便向秦桧力辩岳飞无辜。秦桧辞穷，抬出后台说：“此上意也。”何铸虽然前不久也弹劾过岳飞，但良心未泯，不无义愤的说：“我岂区区为一岳飞，强敌未灭，无故杀一大将，失士卒之心，费舍己之长计！”　　秦桧在高宗同意下，改命万俟禼为御史中丞，酷刑逼供，锻铸冤狱。岳飞在狱案上愤然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向高宗和秦桧喊出最后的抗议。　　听到岳飞将处以谋反罪，许多朝廷官员都上书营救，连明哲保身的韩世忠也挺身而出，当面诘问秦桧，所谓谋反证据究竟何在，秦桧支吾道：“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愤愤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秦桧的妻子王氏却火上加油的提醒道：“擒虎易，放虎难。”高宗也决心违背“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他亲自下旨，岳飞以毒酒赐死，张宪、岳云以军法斩首。　　岳飞曾说：“文臣不爱财，吾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岳家军能够做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其纪律严明，骁勇善战，在当时诸军中最具战斗力。在抗金战争中，岳飞的战功与威名远在其他诸将之上。他也是南渡诸大将中唯一的进攻性将帅，由他统率大军北伐，本来是最有希望恢复中原的。岳飞一死，恢复就只能成为一种难以兑现的梦想。一代抗金名将却死于自家君相的毒手，这种自毁长城的行径更激起万世后人对民族英雄扼腕的痛惜与由衷的崇敬。　　岳飞之死与绍兴和议及第二次削兵权错综复杂的纠葛在一起，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在《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权》一文，可以参看。不过，削兵权并非必然要导致岳飞之死，因为当时三大将的兵权确实已经平稳转移到三省、枢密院手里，也并没有任何反侧动乱的迹象，高宗完全可以对他们“保全于始终”。但高宗与秦桧在议和、削兵权与杀岳飞问题上，是各怀鬼胎，相互利用的。在秦桧看来，岳飞成为他向金投降的最大障碍，不杀岳飞，难成和议；而从高宗角度看，杀岳飞并非主要为了和议，更重要的是所谓“示逗留之罚与跋扈之诛”，杀鸡儆猴，以便他驾驭诸将，也因为憎恶岳飞“议迎二帝，不专于己”，替自个儿出一口恶气。在岳飞之死的问题上，高宗、秦桧也都在玩弄“交相用而曲相成”的把戏。于是，岳飞非死不可。　　绍兴和议是在岳飞被害前一月签署的，这也反证：即便为屈膝求和，高宗也是完全可以不杀岳飞的。绍兴和议的主要条款是：宋朝皇帝向金朝皇帝称臣；两国疆界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朝割让给金朝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与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半；宋向金每年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从当时宋朝立场来看，称臣、割地、纳币，绍兴和议无疑是一个屈辱的条约，更何况当时宋朝在对金战争中还占了上风。但从另一个角度说，绍兴和议是宋金两国地缘政治达到相对平衡状态的产物，南宋即便在战争中略占上风，也未必就一定在短时间内真能直捣黄龙府，把宋金边境北推到宋辽旧界。而宋金两国都已不堪连年的战争，绍兴和议是对宋金南北对峙格局的正式确认。　　其后，宋金关系以和平共处为主流，双方虽然也有战争摩擦，但始终没能改变这一基本格局，正是在这一相对稳定的对峙格局下，北方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南宋则最终完成了社会经济中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从这一意义上说，清代钱大昕以为，宋金和议“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作为绍兴和议的交换条件，绍兴十二年八月，金朝把宋徽宗的梓宫与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归还给南宋，高宗上演了一场“皇太后回銮”的“孝道”戏。据说，徽宗棺椁里并无尸身，金人只放上了一段朽木，高宗也不敢开棺验尸，他怕再蒙羞辱。而韦氏在金朝也受尽了臣妾之辱，他被金将完颜宗贤占有达十五年之久，生有二子。高宗煞费苦心的把自己母亲被俘时年龄从三十八岁增大到四十八岁，就是为了让世人相信五旬老妇绝不可能有那号事，种种传闻只是金人的“诽谤”而已。　　绍兴和议还有一个附带性条件，就是“不许以无罪去首相”，这就剥夺了高宗对秦桧的罢免权，确保其相权的不可动摇。于是，绍兴和议以后直到秦桧死前，南宋政治空气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和黑暗。　　　　细说宋朝54：秦桧与宋高宗　　绍兴和议后，张俊还有滋有味的赖在枢密使的位子上。秦桧让御史弹劾他，将其旧部将譬为大小儿子：“大男杨存中握兵于行在，小男田师中用兵于上流，他日变生，祸不可测。”张俊只得乖乖提出辞呈。好在高宗说他有复辟之功，无谋反之事，同意他辞位，与秦桧演完了第二次削兵权最后一场双簧戏。从此以后，南宋政局重新回归重文轻武、以文抑武的旧轨。撵走了张俊，再也没人能与秦桧分庭抗礼，绍兴和议的附文又规定宋朝不能无故罢免首相，自此开始了秦桧独相专政的黑暗年代。　　自绍兴八年（1138年）将赵鼎排挤出朝起，到绍兴二十五年去世为止，秦桧独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地位始终未见动摇。除对金和议上，高宗引为同调这一因素以外，作为一代权相，他自有一套巩固权位的手段与阴谋。这里，不妨从打击政敌、引用亲党、控制君主三方面作一介绍。　　首先来说打击政敌。秦桧制造冤狱、整治政敌的残酷程度，可谓是不择手段。他尤其将赵鼎、李光、胡铨视为眼中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赵鼎在朝野颇有声望，也受高宗器重，秦桧将其视作莫大威胁。绍兴八年，赵鼎罢相，出知绍兴府，秦桧不久让他改知泉州，将他打发的远远的，免得高宗把他随时召入行在，东山再起。秦桧还不放心，将其一贬再贬，潮州安置。赵鼎在潮五年，缄口不谈国事，秦桧再将他编管吉阳军（今海南崖县）。赵鼎谢表说：“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桧见后悻悻说：“此老倔强犹昔！”　　赵鼎在宜阳军三年，门人故吏都不敢通问，只有广西安抚使张宗元还过海送些酒米。秦桧就让吉阳军每月向朝廷报告赵鼎生死的消息。赵鼎知道秦桧决不会放过他，便对儿子说：“秦桧必欲杀我。我死，你们无事；否则，祸及全家。”绍兴十七年八月绝食而死。但秦桧并没有就此结束对赵家与所谓赵鼎余党的迫害。　　李光罢政后出知绍兴府。绍兴十一年，和议将成，绍兴府百姓连日游行抗议，谏议大夫万俟禼诬陷说是李光鼓动的，将其押送藤州（今广西藤县）安置。藤州知州周谋表面与李光诗歌唱和，背地里却把他抨击和议的篇什送给秦桧。李光再以所谓“动摇国论”被安置琼州（今海南海口），一家都受到株连。　　李光罢官后曾札记过一些宦海见闻，这在宋代士大夫中原是常事。但从绍兴十四年起，秦桧与高宗唯恐民间私史记下他们的卑劣行径，一再下令查禁野史。绍兴十九年，李光之子李孟坚与其父门客闲谈起此事，不料这门客卖主求荣，孟坚入狱，除名编管峡州。李光也因私撰国史，与胡铨赋诗唱和讥讪朝政，远徙昌化军（今海南新州）。　　胡铨曾在绍兴八年请斩秦桧，被编管昭州（今广西乐平），不久迫于公论，将其处分改为监广州盐仓。但这笔帐，秦桧不会轻易了结。绍兴十二年，秦桧死党罗汝楫上章要求严惩，胡铨再次被除名勒停，编管新州（今广东新兴）。词人张元幹以一阕《贺新郎·梦绕神州路》为他壮行。胡铨在新州六年，遇到大赦也不准量移近便州郡。　　绍兴十八年，秦桧的表兄王鈇接任广东经略使，问新州守臣：赵鼎、李光都远徙海南，胡铨为什么还不过海？一句话，就把胡铨贬到吉阳军。三年后，秦桧知道张元幹知道有那首词，便以他事将其投入大理寺狱，因抓不到更多的把柄，将其除去官职了事。　　在引用亲党上，秦桧也工于心计。　　其一，控制台谏，操纵言路。秦桧当过御史中丞，深知为了专擅政局、遏制舆论、排斥异己，不能仅凭君主宠信，还必须使台谏完全成为相权的喉舌与鹰犬。秦桧弄权的关键一步即是“择人为台谏”，自独相后，他基本左右了台谏系统，以至在金朝毁约南侵时，竟没有一个台谏官出来谴责和议的失败。绍兴和议以后，台谏便成为其指东不西的鹰犬，不少弹章都出自他的手笔或授意。以至识者都说：这是老秦之笔。　　其二，弹去执政，补以言官。台谏只要充当鹰犬，不须二三年，秦桧就让他位至执政。通过这种一箭双雕的手段，秦桧既使执政不可能进而觊觎其独揽的相权，又能将执政显位作为网罗台谏的诱饵。　　秦桧的同乡巫伋也这样当上了执政，有一次秦桧问他乡里有何新鲜事，他吞吞吐吐，说有一术士自乡里来，颇能论命，秦桧立时作色说：“这人说你何日拜相罢！”不久，巫伋就遭到台谏论劾而被罢政。　　秦桧独相十七年，执政如走马灯似的更换了二十八人，其中由御史中丞、谏议大夫升为执政的即有十二人。唆使言官弹去执政而补其空阙，而台谏之权尽在秦桧，便于他把相权和监察权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其三，引荐柔佞，检汰异己。不论台谏，还是执政，抑或其他要职，秦桧都引用柔佞而无名望的小人。柔佞就没有独立的人格，最适合做鹰犬；无名望就不能拥有与他相抗衡的实力，有利于他的独相与专政。秦桧独相期间的数十个执政，十有八九都是这样的角色，不过是备员画圈而已。但秦桧一旦认为谁与自己立异，就毫不手软的汰除异己。最典型的例子是万俟禼。　　万俟禼曾是秦桧最忠实的走狗，绍兴和议后当上了参知政事。万俟禼出使金国还朝，秦桧让他上奏时假借金人之口赞扬自己，他自以为已位至执政，想自立门户，拒绝了这一要求。还有一次，秦桧要任命一批亲党，派人让他画圈，他说没听皇上提起过，拒绝署名。秦桧自此与他不交一语，让台谏弹劾他“黩货营私，窥摇国是”，把他贬到归州（今湖北秭归）。　　最后说说秦桧控制高宗的手段。　　其一，每除言路，必预经筵。秦桧破坏台谏官不兼经筵官的制度，利用经筵官经常侍讲君侧的职任之便，让台谏兼任经筵，以达到交通台谏和窥伺君主的双重目的。他让其兄秦梓，其子秦熺相继任职经筵，传导风旨给那些兼任经筵的台谏官，打算弹劾谁，就在经筵侍对时转告或暗示，经筵一退，弹文即上。高宗并非任人摆布的庸主，秦桧担心他接近儒生，受到影响，让甘充鹰犬的台谏悉兼经筵，一来起到隔绝高宗的作用，二来可以窥察人主的动向。　　其二，联姻外戚，结交内臣。高宗原配邢氏被掳至北方，韦太后南归才带来其死讯。秦桧积极建议立吴氏，吴氏正位中宫以后对他自然感激。秦桧趁热打铁，把自己孙女嫁给吴皇后之弟吴益。秦桧死后，其子孙无一遭到贬谪，与吴皇后的庇护大有关系。秦桧还交结内侍张去为，他曾是韦太后跟前的红人，后来当上内侍省的都知，秦桧倚靠他刺探宫中消息。　　御医王继先深得高宗宠信，甚至把恢复性能力的事儿都一手交给他办，秦桧让妻子王氏与继先认为兄妹，以便通过继先影响高宗。高宗曾说：秦桧是国之司命，王继先是朕之司命。再加上张去为是后宫管家，秦桧与这两人暗中勾结，互为表里。一方面对高宗的动向意愿了如指掌，便于应对，一方面通过他们影响高宗的好恶，巩固自己的权位。　　秦桧独相时期是宋朝历史上令人窒息的黑暗年代。绍兴二十年正月，殿前司武官施全在秦桧上朝途中谋刺未遂，被捕后秦桧亲自审问，施全大义凛然答道：“全天下都要去杀金人，只有你不肯杀金人，我就要杀你！”他最后虽在临安闹市被磔杀，但他的壮举大块民心，民间传说他是岳飞“旧卒”。刺秦案以后，秦桧心惊胆裂，出门便以五十武士执长梃护卫。　　对秦桧擅权专政，高宗是了然于胸的，但一方面为维持对金和议，他与秦桧必须狼狈为奸，另一方面金朝规定不能任意罢免首相，他对秦桧尾大不掉之势也无可奈何。因而高宗对秦桧是既勾结利用，又疑忌猜防。　　高宗不仅对秦桧任用亲党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还在绍兴十五年特赐望仙桥甲第一区，次年特许他在府第之东营建家庙，让他享受罕见的礼遇。为满足秦桧的贪欲，高宗将刘光世在建康的第宅园林转到秦桧的名下，还把面积千余顷、年租三万石的永丰圩赐给秦桧。但另一方面，高宗对秦桧又时刻提防着，据其后来自称，他每次接见秦桧，膝裤里总藏着匕首，以防不测。　　高宗对秦桧隐忍的同时，也会在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表达君威莫测。绍兴二十四年省试，经秦桧授意，已定其长孙秦埙第一，其门客曹冠第二，张孝祥第三。谁知殿试时，高宗打破惯例，称赞张孝祥“议论确正，词翰爽美”，亲擢为第一，把秦埙降为第三。高宗此举，意在向专横跋扈的秦桧表明：皇权仍是不可侵犯的。　　秦桧则预感到自己的权位受到了挑衅，在他看来，张孝祥之父张祁与胡寅为知交，而胡寅这时正以讥讪朝政安置新州，这表明这些政敌即便远斥，仍能使故人之子中状元，更有必要实施毁灭性的打击。　　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捏造了一起“谋大逆”的大案。八月，他指使台谏诬称故相赵鼎之子赵汾必有“奸谋密计”，将其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勒令他承认与胡寅、李光等“谋大逆”，以张浚为“谋主”，涉案五十三人，都是秦桧视为眼中钉的“一时贤士”。狱成以后，大理寺请秦桧签押，他已病重的不能署名，这一大案才不了了之。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知道来日无多，加紧策划让其子秦熺继承相位。秦熺是秦桧妻兄王唤的庶子，秦桧养为己子。绍兴十二年，因秦桧的关系，成为科考榜眼，才六年就位至知枢密院事，时无右相，立班仅在秦桧之下。秦桧两次上表请辞相位，高宗为了稳住秦桧父子，下诏不允。　　十月二十一日，高宗亲临秦府探病，明表恩宠而暗探虚实，秦桧勉强朝服相见，高宗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秦熺在一旁迫不及待的发问：“代居宰相者为谁？”高宗冷冷说：“此事卿不当与！”回宫当日，高宗就命起草秦桧父子致仕的制词，而秦桧的亲党也正准备联名上书，准备让秦熺当宰相。次日，高宗宣布秦桧进封建康郡王，秦熺升为少师同时致仕，秦桧之孙秦埙与秦堪一并免官。得知一门被罢，秦桧当夜一命呜呼。　　高宗的隐忍终于出头了，他舒心地对杨存中说：我今日才不必在这膝裤里藏上匕首。他“更化”的第一条措施就是亲自任命台谏，削弱秦桧势力。汤鹏举成为高宗最倚重的御史，此人原来追随秦桧，因得罪了秦熺的妻兄曹泳，在秦桧死前数月被划出了死党的圈子。回朝以后，他在短短一年半里劾罢秦桧党羽不下百人。　　高宗“更化”的第二条措施就是改变独相局面，相位暂时空缺。秦桧去世以后的半年多里，高宗没有任命过新宰相，旨在结束相权陵忽君权的格局。他先后让沈该、汤思退和万俟禼参知政事，他们原来都是秦桧的死党。万俟禼因想自立门户，遭到秦桧的排斥。汤思退在秦桧死前与懂德元各收到秦桧千两黄金，懂德元以为倘然拒绝，秦桧病愈一定怀疑我二心，就收下了赠金；汤思退则认为，秦桧多疑，他日病愈，必以为我待以必死，于是拒绝了赠金。高宗据此以为他不党秦桧，让他升为参知政事。　　绍兴二十六年五月，高宗先让沈该与万俟禼并相，次年六月，汤思退取代了万俟禼的相位。高宗当然明白他们原先与秦桧的关系，实际上他也并不想真正纠正秦桧独相时的内外方针。难怪南宋史家吕中评判高宗更化说：“桧之身虽死，而桧之心未尝不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推行没有秦桧的秦桧路线。当朝野声讨秦桧投降卖国时，高宗毫不犹豫地下诏强调：“讲和之策，断自朕志。”　　秦桧死后，尽管也平反了部分冤狱，但岳飞的冤案在高宗在位期间却始终未获昭雪。有人提议起用张浚，高宗断然表示“朕宁亡国，不用张浚”，下诏让他依旧永州居住。在清除秦桧的影响与维护苟安的路线上，高宗的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　　高宗“更化”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正式立储。早在绍兴元年，高宗就从太祖后裔中选了两人入养后宫，他俩后来分别改名赵瑗与赵璩。但高宗总还存着能生下儿子的侥幸心理，故而迟迟没有确立谁为皇储。更化当年，高宗已四十九岁，不得不面对自己不能生育的现实，开始考虑立储问题。　　不久，这个好色的皇帝却以女色来试探自己的接班人，他给赵瑗与赵璩各赐宫女十名，数日以后对宫女进行体检，赵瑗因听从王府教授史浩的劝告，十个宫女依旧完璧，而赵璩则采尽了秀色。绍兴三十年三月，赵璩改称皇侄，赵瑗立为皇子，更名赵玮，进封建王。他就是后来的宋孝宗，终以不近女色而被高宗定为皇储。　　除此之外，高宗的“更化”一无是处，他依旧维持对金主和的既定方针，强调所谓“确守勿变”，讳言抗金，对金主完颜亮虎视眈眈的南侵准备置若罔闻。　　　　细说宋朝55：金熙宗　　天辅七年（1123年）八月，金太祖去世，其四弟完颜晟（女真名为吴乞买）即位，改元天会，是即金太宗。他在太祖朝久任谙般勃极烈，地位仅次于太祖，继承皇位是理所当然的。这时，辽天祚帝只是流窜待捕的丧家之犬，因而金太宗即着手对北宋的战争，灭亡北宋进而进攻南宋是他在位期间的主要业绩。已在宋金战争的有关节目中细说，这里只说金太宗一朝的内政与政局。　　随着灭亡辽朝和北宋，金朝的版图也基本确定，他大体包括辽朝旧地和北宋淮河、秦岭以北的州郡。在这一广袤的疆域里，可以划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人文地区。一是原辽朝统治的东北地区，包括女真、契丹、渤海、奚族等各族人民，其中契丹、渤海等族已进入封建制，而个别民族还处于比女真更为落后的氏族制时代。一是原辽朝上京以南直至燕云十六州地区，这里辽朝立国以来已处于封建制统治下。一是原宋朝淮河秦岭以北的汉族地区，是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为了统治这三色拼成的政治版图，金太宗在遵循太祖“一依本朝旧制”的思想同时，也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分别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先看政治方面。　　其一，改革勃极烈制。定员四人，以谙般勃极烈为皇位继承人，其他三员依次为国论忽鲁勃极烈、国论左勃极烈、国论右勃极烈。这一改革使太祖时代尚带部落贵族议事痕迹的勃极烈制进一步成为制度化的金朝中枢权力机构。　　其二，沿用辽朝南北面官制。当金军占领燕京以后，因无法全面贯彻本朝旧制，即已沿用这一体制。金朝南面官指燕京地区的汉官制度，天会四年（1126年），建立三省制，任命辽朝汉人大族韩知古的后裔韩企先为汉官宰相，治理燕云州县。北面官即指本朝旧制，最高政治权力掌握在女真贵族手中。　　其三，推行科举南北选制。自天会元年（1123年）起，金太宗即连续两年在原辽朝汉族州县三次考试进士。天会五年，新占河北、河东后，根据辽、宋科举的不同，以“南北选”考取进士。　　其四，扶植傀儡政权。金灭北宋，立宋朝降臣张邦昌做皇帝，国号楚，但宋高宗南宋政权一建立，张邦昌就反正被杀，存在仅数月，未起实际作用。天会八年，金军再克汴京，让原宋济南知府刘豫为齐国皇帝，把原北宋中原和陕西地区交给这个儿皇帝去统治，实行的基本上仍是北宋制度。　　其五，设立两枢密院。天会三年，金太宗把太祖末年设在广宁的行枢密院迁至燕京，实权掌握在东路军主帅完颜宗望（斡离不）手中。大约在天会二年，完颜宗翰（粘罕）在云中也设立枢密院。金人分别呼以南北朝廷，表明金朝当时统军贵族的势力足以抗衡中央，也埋下了熙宗朝政争的伏线。大约在宗望去世一年以后，天会六年，宗翰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将燕京的枢密院并入云中，成为太宗朝最有权势的大臣。　　次看经济方面。　　其一，在金朝内地推行牛头税制。太宗继续推行女真受田旧制，即奴隶主凡占有耕牛一具（三头），民口（包括奴隶和女真平民）二十五人，受田四顷四亩。与此同时，天会五年规定：“内地诸路，每耕牛一具，纳粟五斗。”这种征税因以牛具为单位，故称牛头税，是国家向奴隶主和部分平民征收税粮。　　其二，在燕云和中原地区维持原来的生产方式。金朝征服辽宋的过程中，曾把大批契丹人和汉人迁往金朝内地充当奴隶，但遭到强烈反抗，这些人相继逃亡。金太宗在燕云实行汉官制同时，一再严禁女真贵族在当地俘掠奴隶，女真受田制也未推广到这一地区，封建生产关系依然存在。而齐国统治下的中原和陕西对北宋先进社会经济制度更是未作改动。在经济地理上，金朝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三色板块。　　这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制度在金朝统一国家内的平行发展，不能不引起不同的政治派别在统治政策上的激烈较量。作为第二代政治领袖，金太宗在灭辽攻宋的战争中勾勒了自己的领袖光环，兼之当时主要关注点集中在金宋战争上，尽管太宗晚年也有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意向，但未及着手。熙宗即位，这种较量就再也无法掩盖和调和，终于趋向公开化和白热化。　　金熙宗完颜亶，是太祖的嫡孙，本名合剌。金初皇位，兄终弟及，故而太宗即位，其同母弟完颜杲（斜也）即为谙般勃极烈，确立了皇位继承权。不过，他天会八年就死了，尽管太宗有子，但宗翰、宗幹和希尹建议立完颜亶为谙般勃极烈。在没有弱弟的情况下，皇位仍还给长兄的嫡子或嫡孙，似是兄终弟及制的惯例，太宗也只得同意，熙宗就这样继承了皇位。　　熙宗即位之初，宗翰的权势炙手可热，朝政他说了算。熙宗借官制改革的机会，以相位易兵柄，任命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把他从中原调回朝廷。同时以尚书令宗磐为太师，宗幹为太傅，与宗翰同领三省事。宗磐是太宗长子，满心指望能继承皇位，太师虽为三公之首，却不再是名分上的皇储。熙宗此举显然意在借助宗磐、宗幹来牵制他们的政敌宗翰。　　熙宗还把宗翰的腹心都调入中央，以便控制，以燕京枢密院事韩企先为尚书右丞相，西京留守高庆裔为尚书左丞，平阳尹萧庆为尚书右丞。天会十五年（1137年），在宗磐派的支持下，熙宗以贪赃罪将高庆裔下狱，向宗翰传达了敲山震虎的消息。宗翰愿意免官以赎高庆裔的死罪，熙宗也不允许。　　临刑前，高庆裔对哭别的宗翰说：“我公早听我言，事岂至于今日？我死后，我公要善自保重。”这话显然是针对宗磐派倾陷而言的，《大金国志》据此认定，高庆裔“常教粘罕之反也明矣”，纯属臆测。熙宗和宗磐派借高庆裔案连坐甚众，狠狠打击了宗翰派势力。　　这年七月，宗翰郁愤而死。关于其死因，《金史》回避不载，而据《三朝北盟会编》所载熙宗《下粘罕诏》说他“持吾重权，阴怀异议。国人皆曰可杀，朕躬匪敢私循”，他即便不是赐死，也至少是囚死狱中的。　　宗翰一死，被他控制的伪齐政权也寿终正寝。为防止刘豫反侧，熙宗命挞懒和兀术伪称攻宋，大兵抵汴，擒其父子，才宣诏废齐。这个傀儡政权僭号八年，终于被主子一脚踢开。熙宗改伪齐尚书省为行台尚书省，作为朝廷派出机构，金朝至少名义上在全境实现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宗翰死后，熙宗以完颜昌（挞懒）为左副元帅，以完颜宗弼（兀术）为右副元帅。天眷元年（1138年），完颜希尹被罢左丞相之职，熙宗总怀疑他心存异谋。而宗磐和宗幹成为两大对立势力的领袖，宗磐跋扈专横，不把熙宗放在眼里，当着熙宗的面与宗幹发生争执，持刀要杀宗幹。为制约宗磐，熙宗任命宗幹的同父异母弟宗隽为左丞相。不料，宗隽反与宗磐联手，与挞懒搞在一起，主张把河南陕西地归还给南宋，以换取纳币称臣，熙宗居然也同意了。次年初，宗隽升任太保，领三省事，宗磐派权势大增。此时，希尹又官复原职，宗幹与他结盟，联合了翰林学士韩昉，准备反击。　　在这关键时刻，宗弼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把挞懒视为主要对手，便密奏熙宗，以为宗磐、挞懒力主还宋河南地，与宋必有勾结。六月，郎君吴十谋反处死，辞连宗磐、宗隽。熙宗倚靠宗幹与希尹的力量，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宗磐、宗隽和依附他们的一大批朝廷达官。当时挞懒因握兵在外，熙宗投鼠忌器，便说他属尊功高，未予追究，降任燕京行台尚书左丞相。但他到燕京后骄肆不法，与太宗子鹘懒谋反。熙宗下诏诛杀，他欲南投宋朝，被宗弼在祁州（今河北安国）追杀。　　宗磐派被彻底铲除，宗弼的地位便扶摇直上，他容不得在诛锄宗磐、挞懒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希尹。希尹是开国三朝大臣，智略过人，对金朝制度文化的建设颇有贡献。但他因与宗翰长期在一起，熙宗一直对他放心不下，声称“朕早就要杀这老贼”。天眷三年九月，熙宗杀希尹和尚书右丞萧庆，诏书说：“帅臣密奏，奸状已萌；心在无君，言宣不道”。所谓帅臣密奏，是指宗弼，《金史·宗弼传》以史家笔法记道：“宗弼已启行四日，召还。至日，希尹诛。越五日，宗弼还军。”而所谓言宣不道，是另有僭毁者说希尹明知熙宗这时还未有皇子，却窃议“神器何归”，这也触犯了熙宗的隐痛，于是，希尹和他的儿子们便非死不可。　　皇统元年（1141年），重臣宗幹去世。其后几年，金朝军政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宗弼手中。他对外采取强硬路线，迫使南宋纳币媾和，促成了绍兴和议；对内继续支持熙宗改革，并趁汉人大臣右丞相韩企先病故，以自己培植的蔡松年为首的汉官集团取代了韩企先为首的汉官集团。皇统七年，宗弼任太师，领三省事，依旧担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次年去世。　　熙宗一朝，政争酷烈可谓空前。各派领袖和骨干在辈行上几乎都压熙宗一头，而熙宗头上也没有太祖、太宗那样的伟人光环，兼之金朝制度正处于向中央集权制度的转型改革中，因而那些前辈、兄长们谁都试图在这种转型中唱主角，捞一把，你死我活的政争也就不可避免。今人喜欢在各派中划出改革派和保守派，一直众说纷纭（例如希尹究竟属于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就莫衷一是），实在大可不必。实际上，未见那一派是彻底反对所有改革的，各派主要还是为自己集团争权力。　　熙宗利用各种矛盾，制衡和消除那些威胁君权的政治派别，而整个改革就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逐步推进。这也不是熙宗有雄才大略，他还担不起这一评价，关键还是改革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各种政治派别都不可能阻挡这一进程，而一个看似平常的帝王也可以成为金朝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开创者。　　现在来说说金熙宗的改革。熙宗改制主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进行，时间跨度从继位到皇统初年。　　先说政治。　　首先，废除女真旧制，推行汉官制度。天会十三年（1135年），熙宗宣布废除传统的勃极烈辅政制度。仿辽、宋官制，兼采唐制，设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并领尚书省事；朝中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设尚书令，专管大政事，下设管理政务的左右丞相和副相左右丞；门下省长官侍中和中书省长官中书令皆在丞相之下，分别由左右丞相兼任。地方仍一国两制，既有依辽、宋旧制设立的路府、州、县，女真族所在各地仍置猛安谋克，猛安比照州，谋克比照县。　　其次，颁布天眷新制，深化官制改革。天眷元年（1138年），颁布的新制，一是增设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作为宰相和副相的助手，以加强相权；二是设立御史台，监督百官，以强化皇权；三是规定了新制和原女真或辽、宋旧职的换授等第，以统一官制；四是颁布封国制度，强调贵族大臣封王授号，只是荣誉勋爵，并不拥有封地，以削弱分裂势力。　　再次，加强法制建设，颁行统一法规。天眷三年，复取河南地，诏所用刑法皆依律文。皇统时，根据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考辽宋之法，制成《皇统制》，统一了全国法律。　　次说经济。　　最重大的是改革猛安谋克制。一是皇统五年废除辽东汉人、渤海人猛安谋克承袭制度，既保证了“兵柄归其内族”，也使渤海、汉人的封建生产关系得以继续保存和发展。一是皇统元年绍兴和议以后令大批猛安谋克户南徙中原，与汉人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标志着猛安谋克制内部土地经营方式的重大变化，推动了女真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另一方面，废除伪齐以后，在中原也实行了新政策。一是放伪齐军士悉令归农；二是因岁饥而典雇为奴婢者，官赎为良，放归还乡；三是减伪齐旧税三分之一。这些都有利中原经济的恢复。　　再说文化。　　其一，扩建上京。太宗时，虽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建造乾元殿，成为金朝初期的政治中心，但十分简陋。熙宗时，改乾元殿为皇极殿，还仿照汉制，建敷德殿为朝殿，以供百官陛见；建庆元宫为原庙，以安放太祖以下遗像；又修建太庙、社稷。至此，上京始有皇都气象，金世宗时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北京（今辽宁宁城西）、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和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并为金五京。　　其二，详定礼仪。具体包括定法驾仪卫之制和宗社朝会之礼。　　其三，创制新字。天眷元年，熙宗颁行自己改制的女真小字，这是一种比女真大字笔画更为简省的新字。熙宗下诏，规定女真字与契丹字、汉字同为官方通用文字。　　熙宗改制显示出女真社会接受汉文化的历史趋势，也反映了金朝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迫切需要。其中，完颜希尹的决策作用是值得重视的，韩企先也是参预改革的关键人物，其他例如韩昉和金朝扣留的宋使洪皓、宇文虚中也发挥了参议的作用。熙宗改制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加快了女真社会汉化步伐，在金朝历史上的积极意义不容低估。　　金熙宗不但不是雄主，也难称令君。直到皇统八年（1148年）宗弼去世，朝政大权依次被宗翰、宗幹和宗弼所把持，熙宗只是俯仰其间而已。宗弼死后，早就交通朝臣的皇后裴满氏迫不及待的填补了权力真空。她是天眷元年被立为皇后的，皇统二年，所生之自济安被立为皇太子，意味着皇权世袭制的确立。但太子不久病死，她掣制熙宗，致令皇嗣数年不立。而熙宗也似惧内的胚子，内心不平，无处发泄，便酗酒狂怒，挥刃杀人。裴满氏无所忌惮的干预朝政，朝官往往走她的门道博取高位。　　当时朝臣中大体可以划分为亲帝派和亲后派，前者以太师、领三省事兼都元帅完颜宗贤为首，后者以领行台尚书省事完颜勖和左丞相兼侍中完颜亮为首。宗贤力劝熙宗选后宫以广继嗣，遭到裴满皇后与完颜亮的攻谮，一度被罢，由完颜勖为太师、领三省事，完颜亮兼都元帅。其后数月间，宰相和副相各职在两派主要成员间频繁变动，一如弈棋，反映出熙宗方寸大乱，已经无力控制政局。　　皇统九年十月，河南军士孙进自称“皇弟按察大王”起事，熙宗便把自己的两个弟弟常胜和查剌都给杀了。十一月，熙宗在寝殿杀死了裴满皇后；又连杀嫔妃和宗室多人。熙宗杀红了眼，朝贵大臣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这就使素有问鼎之心的完颜亮有机可乘。完颜亮是宗幹之子，与熙宗同为太祖之孙，自以为也有做皇帝的资格。　　十二月九日，代国公主为裴满皇后做佛事，为谋逆者提供了策划密室的良机，完颜亮、秉德与乌带得以在唐括辩府中聚议。秉德是代国公主的驸马，时任平章政事，乌带时任大理卿，唐括辩任尚书左丞，他们都受过熙宗的严刑责罚，早就与完颜亮串通一气，密谋废立。护卫十人长仆散忽土原是宗幹的旧属，另一十人长徒单阿里出虎与完颜亮是姻亲，也已被完颜亮网罗，这夜正是他们当值。给事寝殿的大兴国也被熙宗无辜杖责以后，早与完颜亮和唐括辩沆瀣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