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0年9月7日　　1．“帽子”作战计划的执行过程使我深信，放弃取道地中海运送装甲车辆的主意是错误的。只要你阅读我那个曾列举应采取这条航线的种种理由的备忘录，你就会意识到，新的事实现在又加强了我的理由。……　　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0年9月7日　　如果你将我在海军大臣任内屡次要求将“拉米伊”级军舰加厚甲板装甲、加大舰胴体积以抵御轰炸的情况简短地摘要见告，我将不胜欣幸。如果当我一再要求这样做的时候，便着手改装这些舰只，那么，我们现在就有进攻意大利海岸的工具了，这在政治、军事上很可能产生最大的效果。甚至时至今日，仍然有一种倾向，迟迟不愿采取这一极其必要的步骤，而又不提出代替的办法。　　为了我们明年不再像现在这样缺乏轰击用的舰只，我曾给你写过一次备忘录，重新提出这一改建计划，但迄今尚未蒙你见复。在阅读一些文件帮助我重温往事后，我愿就这个问题与你商谈。　　如果对新建舰只的其他迫切需要不加以权衡，这个问题便永无解决之日。我的希望之所以终告破灭，不是由于原则上的分歧，而是由于遇到了这一暗礁。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9月8日　　下面是首相兼国防大臣致东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安德鲁·坎宁安爵士的备忘录：　　我为你最近在地中海东部和中部作战的胜利，为你的舰队增添了我们两艘最优秀的舰只以及其他有用的舰只而祝贺。但是，为保卫埃及和亚历山大所迫切需要的装甲旅，却仍需三个多星期才能到达战场，我对此深表遗憾。我希望你根据“帽子”作战计划执行期间以及“光辉”号和“英勇”号到达时获得的经验，再审度一下海军的形势。不但要衡量意大利海军在字面上的实力，也要估计他们打算进行抵抗的限度。在今年秋季进攻意大利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因为越往后则德国人的强有力的手便越能控制意大利的作战机构，到那时，局面就会大不相同了。我们打算尽一切力量加强马耳他岛的防空工事，而且不久将运去一批我对之寄以厚望的新式武器，以便进行试验。我相信，在1941年4月以前，马耳他可以成为我舰队临时寄碇的安全基地。在此期间，假如你有任何关于攻势行动的建议，请送交海军部。我陆军和空军拟进击利比亚境内的意大利交通线，这一行动如适当其时，便足以阻止意大利对埃及发动任何大规模的进攻，如果你能配合这一计划，我将不胜欣幸。争取主动，显然是有莫大裨益的。我希望“海燕”式［终于配备在我航空母舰上的快速战斗机］已予人以良好的印象。此间，争夺空中霸权的斗争仍极剧烈，但是我们对于最后的结局具有坚定的信念。　　英国政府及其专门顾问在战前没有更清楚地预见到空军对我们控制地中海的作用十分重大，这的确是令人惊奇。无论如何，我们在空军竞赛中已如此地落在德国人的后面，因此，保卫不列颠的任务，在很大的程度上要由我们在数量上已经低人一筹的空军承担。在不列颠之战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前，每一次对地中海和埃及增援飞机，都是一种出于不得已的行动。即使在冬季的几个月里，当我们认为已能在白天控制本土的领空时，也很难在闪电战的剧烈威胁下将战斗机派往马耳他或埃及。要从遭受轰炸的城市、重要的港口和军火工厂运走那些用来防御敌机的高射炮和炮弹，并绕航好望角运往埃及，或者冒极大的危险直接运往马耳他，也是极其令人痛心的。　　尽管一再遭受损失和挫折，但对马耳他还是逐步加强了过去疏忽的空防。萨默维尔海军上将指挥的舰队在直布罗陀的若干任务之一，就是用一艘航空母舰将战斗机运送到能飞抵马耳他的距离以内。第一次尝试是在8月初，当时有十二架“旋风”式飞机从“阿尔戈斯”号航空母舰飞到该岛。在它们未到达之前，马耳他岛的空防只有三架“斗士”式飞机，当地的人很亲密地分别称这三架飞机为“信心”、“希望”和“仁慈”。我们在11月又作了第二次尝试，但是发生了一幕悲剧。从离该岛西面四百哩的“阿尔戈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十四架飞机中，有九架因风向改变，燃油用尽，结果连同机上忠心耿耿的驾驶员一起葬身大海。从此以后，为这一航程飞行安全所留的余地再也不抠得那样紧了，后来尽管有许多次类似的行动，却没有再发生过这样的意外。　　　　　　※ 　　　　　　 ※ 　　　　　　※　　同时，也必须设法将飞机运往中东，既要避免地中海中的危险，又要避免因绕航好望角而过多地延误时间。从西非取道陆路的办法可能节省许多宝贵的时日和一些船舶。飞机不是从航空母舰飞上岸去，便是拆卸装箱运输，然后在某一港口重新装配和起飞。可资选择的港口有拉各斯和塔科拉迪。　　经过审慎的研究后，选定了塔科拉迪，并且早在1940年8月21日工作队便到达该处。这条经过卡诺到喀土穆，最后到达开罗的道路共长三千七百哩。必须在塔科拉迪修建许多修理车间和种种设施，沿途还要设置各种加油站和休息站。9月5日从海路装箱运到了十二架“旋风”式和“伯伦翰”式飞机，次日又从航空母舰“阿尔戈斯”号飞来了三十架“旋风”式飞机。第一批空运于9月20日从塔科拉迪出发，四日之后到达了喀土穆。到年底，用这种一点一点地积少成多的方法将一百零七架飞机运到了埃及。　　这条道路虽然开始得快，但必须经过好几个月的工作才能把它布置就绪。塔科拉迪的气候和当地流行的疟疾折磨着拆箱装配飞机的工人。航空母舰的使用，也由于其他刻不容缓的需要受到了限制。天气又不利于空运。因等待零件修配而不能使用的飞机，沿途堆积了起来。在飞越荒芜的大片沙漠时，引擎的耗损很大，因而缩短了它们的飞行寿命。工作初期的许多困难尚待解决。在1940年内，这种供应飞机的方法还没有收到成效，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开始，则尼罗河集团军以及其一切大胆行动便不能克服1941年的种种不幸的遭遇。　　　　　　※ 　　　　　　 ※ 　　　　　　※　　到1940年底，英国的海军又再次稳固地立足于地中海了。马耳他的防务，也因萨默维尔上将远道运去高射炮及其他设备而大大加强了。坎宁安海军上将在东地中海内的攻势策略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虽然意大利的空军强大，主动权却处处操在我们的手中，而马耳他岛在局势的演变中一直占居主要的地位，在对意大利及其驻非洲部队之间的交通线采取攻势行动时，该岛是一个前进的基地。第二十三章　九月的紧张局势　　空战的高潮——战斗机驾驶员精疲力竭——即将入侵的迹象——对敌方集结的驳船的轰炸令人失望——英国紧张——军需政策——我发出总指示——关于1941年需用物资的调查——一项为期八个月的计划——我于10月发出的关于优先权的备忘录——关于落后的武器——本土和埃及处于最紧张阶段——雾的危险——需要德·王尔德厂的弹药——飞机生产部的成就——贯彻建立突击部队的政策——9月13日格拉齐亚尼元帅的部队向前推进——他们停顿于西迪·巴拉尼——马耳他告急——所担忧的灾祸没有发生。　　对于负责指挥不列颠之战的人说，9月和6月一样，也是一个顾此失彼、极端紧张的时期。前面已经讲过，我们的一切均取决于空战的成败，现在空战仍极其激烈地进行，而且逐渐达到高潮。现在回忆往事，可以看出，皇家空军9月15日的胜利标志着决定性的转折点。不过，当时并不明显，而且，我们也难于断定，是否还会有更加猛烈的空袭，空袭将继续到何时。晴朗的天气有利于在白天进行大规模的空战。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对空战一直是表示欢迎的，但是，当我在9月的第三个星期到第十一战斗机大队指挥部访问空军少将帕克的时候，我注意到，这种对空战表示欢迎的态度已经发生了一种虽很轻微但是是很明显的转变。我问及天气，他们告诉我说，预计数日之内天气良好。可是，好天气却不像月初那样受人欢迎。我清楚地感觉到，要是天气突然变坏，那不会被人们看作是坏事。　　正当我同几位军官坐在帕克的办公室内的时候，一位军官送来了一份空军部的通知，说所有德·王尔德厂的弹药储存都已用尽。这个厂的弹药，战斗机驾驶员最喜欢使用。生产弹药的工厂已经被炸。我看出，这对帕克是沉重的打击。可是，当他吸了一口气，停了一会儿以后，便豪迈地说道：“以前没有这种弹药，我们也打过仗，现在没有，还是能照样打下去。”　　空军中将道丁时常在周末从阿克斯布里奇驱车到契克斯来，在我同他的谈话中，我清楚地觉察到，空战司令部正处于极端紧张的局面中。我十分注意每周的数字汇报，汇报表明，只要敌人的空袭不再加剧，我们的飞机便足敷使用。不过图表没有反映出飞行员在精神上和身体上的紧张程度。尽管他们具有崇高的牺牲精神，常常以一与五六之比战胜敌人，尽管他们意识到他们屡胜、敌人已遭严重损失，从而使他们占居上风，但人的忍耐力总是有限的。不论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有精疲力竭的时候。我想到了惠灵顿在滑铁卢之役的那天下午的心情：“愿上帝今晚降临或者让布吕歇尔①到来。”　　这一次，我们却不需要布吕歇尔到来。　　①布吕歇尔（Blǘcher）为滑铁卢之役与拿破伦作战的普鲁士陆军元帅——译者　　与此同时，德国即将入侵的迹象日益增加。从我们的空中摄影中可以计算出，集结于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港口及河口的自动推进驳船不下三千只。我们难以确定，是否有较大型的后备船只集结于来因河口或波罗的海，现在这个海与基尔运河仍然畅通。在我研究德国入侵的问题时，我已列举理由，论证我这样的信念，即：如果他们来犯，我们就迎头痛击，这样，他们倒不会来，而只能继续窥测时机。但是，当我一周一周地从空中摄影和谍报人员的报告中看到敌人入侵的准备日益加紧进行时，却不能不有悚然惊惧之感。这样的感觉会逐渐控制住你。可怕的敌人，除非有胜利的把握，并且按照德国人的周密思考作好了计划，否则，他们是不会来的。是否也会来一个突然袭击呢？他们会不会有坦克登陆艇或者其他什么更高明的应急办法？他们还缺少什么？所有我们夜间的轰炸都集中于德国人准备侵犯出发的港口，他们每天晚上似乎都在那里用驳船和其他船只进行登船和下船的演习。从空中摄影看，我们对那些集结于港湾或停泊在码头周围的大批驳船进行轰炸的结果。有好几次都使我感到失望。　　首相致空军大臣 1940年9月23日这些摄影给我的印象是：轰炸机显然没有能力击中那些大批集结的驳船。我想，只要顺着那些排成长方形的船队连续投几颗爆破弹，就会引起一片混乱；而我发现，除了港湾入口处的几只驳船显然遭受破坏外，其余的都安然无恙，秩序井然，这的确令人大失所望。　　难道就没有办法加以改进吗？　　我曾经叙及，参谋长委员会总是认为德国的入侵已迫在眉睫，而我却感到怀疑，并且表示了相反的意见。虽然如此，我却不能抑制由于长期衡量重大事件而产生的内心激动。的确，我们的每一条神经都是绷得紧紧的。我们的司令官临事十分小心，非常精明，我们目前力量强大的军队高度警惕，我们的全体人民斗志昂扬，无所畏惧，所有这些，使我们在各方面都巨细无遗地作好了准备。　　　　　　※ 　　　　　　 ※ 　　　　　　※　　现在，应从我们已被排除出欧洲大陆这个角度来重新审查我们的整个战时生产及其优先的地位。在这项工作中，我不断与军需大臣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商讨。本月初，经过我身边的少数几个人的一番努力和仔细的核对之后，我替内阁拟定了一项关于军需的总的指示，以便指导我们1941年的军需工作。军需情况　　首相备忘录　　1940年9月3日　　1．海军可能会使我们打败仗，唯有空军能战胜敌人。因此，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努力赢得空中的压倒优势。战斗机是我们的救星，但是只有轰炸机才能成为我们获得胜利的手段。　　因此，我们必须发展空中力量，以载运数量日益增多的炸弹飞往德国，彻底粉碎敌人的作战活动和经济生活所依靠的一切工业和科学机构，同时遏制敌人于适当距离，使之不能接近我本土。目前，我们不能指望有其他方法战胜德国巨大的军事力量，使德国虽把兵力投入非洲战场或东方战场，也不能获得任何胜利。因此，空军和空军的大规模活动，在服从后面所述的条件下，应凌驾于海军和陆军，居于首位。　　2．封锁的方法已经陈旧，对德国来说，不再起什么作用，因为他们征服了大片土地，可以劫掠被占领的国家或威胁人民为其利益服务。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特殊物资，如加以控制即足以影响德国的作战活动了。目前，海军在执行保持交通线畅通的任务中，感觉力量有些不够，但是，由于海军部采取了新的措施，美国驱逐舰已经到来，我造船厂制造的潜艇也日益增多，因而情况可望有显著的改善。海军部应注意于攻势作战计划，注意于轰击敌人或敌人所占领的海岸，特别是地中海的海岸。在未接到另外的命令以前，反潜舰只的生产应以最高速度进行，不得丝毫放松。海军的计划对空军并不十分抵触，并且应让出一些装甲板，供制造坦克之用。　　3．关于陆军的兵力应尽速增加到五十五个师的决议，似乎无须重加考虑。在这一数字内，我们应建立十个装甲师，春季建立五个，夏季增加为七个，到1941年底共达十个。为执行这些军需供应计划，我们的兵工厂应全力以赴。在原则上，我同意军需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先生］关于处理军需问题的方案，并认为，在这次战争中，不能采用1917——1918年那样的开炮射击规模。　　4．必须以极大的努力来完成我本土和中东军队的装备。　　最严重的弱点是：坦克和轻兵器的弹药，尤其是特种类型的弹药；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枪，尤其是它们的弹药；迫击炮，尤其是迫击炮弹；还有来福枪。我们希望再从美国获得二十五万支来福枪，但不幸获悉，在1941年底以前，至多只能再制造五十万支。当然，随着我正规军之大批开往海外，势必要求国民自卫军和卫戍部队以远远超过现在的人数来保卫我本土。大大提高来福枪的生产力是极其必要的。　　5．入侵的危险并不随冬季之来临而消失，来年德国可能以新奇的手段来对付我们。随着战事的进展，敌人越来越觉得有击败我们的必要，他们可能设计出现在还没有见过的各种渡海工具。应认为，实际的入侵永远在威胁着我们，但是，只要有重兵驻守本岛，这种威胁就未必能实现。除此以外，在1940——1941年可以预料到的唯一主要战场是中东。在那里，我们必须在海运和当地给养所容许的范围内，尽量投入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军队。我们应预料到，我们将在埃及和苏丹，在土耳其、叙利亚或巴勒斯坦，还可能在伊拉克和波斯作战。应为这些战场准备十五个英国师、六个大洋洲师和至少六个印度师，但是这些师数并不是在上述五十五个师的范围之外的。人们不会想象，军火费用将接近上次大战的规模。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将成为主要因素。　　6．对于敌人和敌人在欧洲或北非占领的地区，我们还可能进行两栖攻势作战。不过，这种作战所需要的武器和物资应从以上总括提及的武器和物资中拨给。　　7．鉴于德国陆军和空军装备的巨大规模，我们的任务，正如军需大臣正确地提醒我们的，确实是很艰巨的，但是，这次战争决不是一场互相用大批的人投射大量炮弹的战争。惟有发明新武器，尤其是借助科学的指导，才能最有效地应付敌人的优势兵力。比如说，现在正从事于一系列的发明，以便在空中或地上，不管视力如何，也能发现和击中敌人的飞机。假如这些发明实现了我们所寄与的期望，则不但战略形势，而且军需情况也将大大改观。假如发射不旋转投射弹的武器可以获得弹药、导向器和其他辅助装置，使命中率比现在提高三四倍，则从地面重新占领空中的工作便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海军将重新获得它以前所享有的大量的行动自由和力量，以采取攻势行动。陆军能够在许多地点登陆，而不会遇到“纳姆索斯”①那样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像优先重视空军那样，重视具有许多精密装置、前途无限的无线电测向器［雷达］的全部领域，事实上它是空军的一个主要部分。增加高级科学人员、训练将来操纵这类新武器和进行与此有关的研究工作的人员，是我们应当优先考虑和努力的工作。虽然现在改变现有计划还为时过早，但可以预料，这将大大地节省高射炮和弹药。　　①在纳姆索斯（挪威港口——译者），对敌人的空中攻击毫无防御。　　8．在1941年春季以前，除了敌人的大举入侵——看来未必实现——以外，还看不出有什么需要大量开支或消耗军火的情形。虽然在中东随时可能展开激烈而具有决定性的战斗，但因运输增援部队和军需品有困难，所以兵员和开支的数目将受到限制。因此，如果不受干扰，我们将有八个月的时间用来大大改善军事装备的生产，在此期间内，可望稳步而迅速地积累军需品。我们的一切信贷和原料来源，尤其是技术工人，都必须集中地使用在这一用途上。　　我的同僚们全都同意这项政策，各部也立即按照这项政策行动。　　　　　　※ 　　　　　　 ※ 　　　　　　※　　在10月份，我发现，我必须补充一份有关优先权的备忘录，优先权在各部之间引起了激烈的竞争，每个部都竭力争取自己的优先地位。优先权　　首相的备忘录　　1940年10月15日　　1．在人员和物资方面的最高优先权，应给予我们所说的无线电部门。这一部门需要科学家、无线电专家、各级熟练工人和高级材料。我们作战的胜利和我们将来的战略，特别是海军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将依靠这方面的进展。我们必须大大提高高射炮的准确性，给我们的军舰和港口以更有效的保护。我们不仅要满怀信心地从各方面推进研究和试验工作，而且还要努力生产，经过数次挫折后，我们定可获得成功。　　2．为了执行业经批准的目标计划，应给予飞机生产以天字第一号的优先权。有关部门的人员有职责尽一切可能的办法，避免滥用这种优先权，避免不必要地妨碍其他重要部门。　　为此，他们应按季度，或者，如果可行的话，按月份，事先计划所需要的劳动力和物资，以便将所有剩余部分能立即提供其他方面使用。在优先权的行使中，不能认为飞机生产完全可以垄断任何有限物资的供应。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即：　　业经批准的飞机生产部的需要量要占用全部供应量，则虽有损于飞机的生产，也要从中特别拨出一部分来，供其他部门或其他方面最低的基本需要。如对这种划拨持有异议，应提交内阁裁决。　　3．目前我们要建立五个装甲师和相当于另外三个师的装甲旅。这还不够。我们不能希望在人数上与敌人比谁的多，因此，必须要装甲战车的数量特别大。十个装甲师是我们1941年底的目标。因此，陆军应仔细审查他们对摩托车辆的需要，并从美国大批购买摩托车。防卫这个小岛的本土防卫部队，因已有各种高度发展的交通之便，故不能同样享有在国外作战的各师所需要的交通工具。他们应临时斟酌情况设法解决。一个参谋人员如果只凭理想办事，要求过高就不会对国家有所裨益，因为他只知道一再增加他的要求，直到总数庞大，难以应付。应就摩托车辆以及第一、第二和第三道防线上的下列各英国师提出报告：　　（1）国外作战部队，　　（2）本土防卫部队，　　（3）海岸警备部队。　　任何借题发挥，制造困难的企图，在这物资缺乏的时刻都对我们有所不利。　　在英国国内，只要可能就应利用马驭车辆以补摩托车之不足。我们曾经不明智地把我们的许多马匹卖给德国，不过现在在爱尔兰马匹还很多。　　4．应对“落后的武器”的生产给以特殊的帮助并偶尔临时给以优先权，在这些武器中，要特别提出以下两种：　　（1）来福枪。　　（2）轻武器弹药——特别是特殊类型的弹药。应积极设法使新工厂投入生产。在年底以前，即在战争爆发之后十六个月，还几乎没有任何改进，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用十二个月就足以建起一个弹药厂。因为军队没有像原先预料的那样投入战斗，我们才幸而逃过了这种过失所造成的最坏的后果。　　迫击炮弹和反坦克炮弹的生产情况特别不能令人满意，必须设法予以改善。　　在提交生产委员会和我的周报中，这种“落后的武器”的生产应为内容之一。　　5．在小型舰艇和反潜舰只的建造方面，海军应行使其现有的优先权。这也适用于商船和登陆艇的建造。凡在1941年内不能竣工的一切较大的船只，应容许延期。必须作出计划，推进一切不与优先需要相抵触的工序和部件制造。尽量向美国订购钢板和装甲板。　　到9月中旬，入侵的威胁似已近在眼前，因而不能再调派重要部队到东方去，特别是因为他们必须绕航好望角。多佛尔地区的形势十分紧迫，我到那里视察之后，便决定在数星期内暂缓把新西兰军和余留下来的两个坦克营调到中东。　　同时，我还掌握了三艘人们称作“格伦［公司］船”的快速运输船，以备紧急时冲过地中海。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0年9月17日　　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能从多佛尔海角的前沿阵地撤走新西兰旅。那两个巡逻战车营也不得离去。暂缓运送澳大利亚部队，让整个运输船队到10月的第三个星期才启航，岂不更好？　　总之，部队绕航好望角，是不能及时到达，以有助于埃及一触即发的战事的。但是在这里，他们却能发挥莫大的作用。也许等到10月的第三个星期，海军部可能准备冒较大的危险了。不管怎样，真要使新西兰部队和这几个坦克营在整个10月份内不能在两个战场中的任何一个战场作战，那是令人难以容许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9月19日　　请注意，不要让“格伦船”离去，否则，就不能在需要迫切、值得冒险一试的时候取道地中海运送增援的装甲部队。　　我不愿意到时听人说没有适当的船只可用。　　请告知，如果我们决定在10月的第三个星期把一支运输船队从地中海西部开往东部，还有什么其他船只可供使用？　　虽然这是一个晴朗的9月，但我们对霾雾怀有戒心。　　首相致雅各布上校 1940年9月16日请将第一海务大臣送来的这份报告［关于敌人在雾中登陆］的副本交给参谋长委员会，转送本土防卫部队总司令，并对这份报告作这样的补充：“我认为雾是一种最严重的危险，因为雾有碍于双方的空军作战，不利于我们的炮队，妨碍我海军进行有组织的轰击，并且特别有利于敌人用潜入战术，建立登陆据点。万一下雾，则须在夜间和凌晨对敌人准备侵犯出发的港口投下最猛烈的空中弹幕。我愿意知道，在以下的天气条件下，海军打算用小型舰队在夜晚和黎明采取什么行动：（1）如果英吉利海峡上空的雾，在英国方面的浓，在法国方面的薄；（2）如果两方面的雾都一样。　　“我们是否建议利用无线电帮助导航？”　　“在不断的轰炸下，敌人将因长期等待而陷于精疲力竭。　　不过，雾仍旧是我们的敌人。”　　尽管有这一切危险，但还是不要使士兵过度疲劳。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9月18日　　请征询参谋长委员会，由于天气恶劣，是否可以将一级警报酌情放宽为二级警报。请就此向我提出报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9月18日请打听一下，是否有办法在敌人准备侵犯出发的一个或数个港湾撒布一层易燃的油料。这只不过是火烧战船的老把戏加上现代化的改良而已，在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时代，就已经在敦刻尔克试用过了。①海军部一定会想出些办法。　　①当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英国时，西摩尔勋爵曾率战舰数只驻扎敦刻尔克，以监视西班牙帕尔玛公爵所统率的两万名地面部队，他所统率的舰只曾在敦刻尔克海域攻击西班牙舰队。——译者　　首相致军需大臣 1940年9月18日　　德·王尔德厂的弹药极端重要。第十一战斗机大队显然认为工厂之被炸是一个颇大的打击。在你离开伍尔威奇去养病的那个星期中，产量降至三万八千发，其中的原因，我是十分了解的，我相信产量会恢复起来。请将你对以后四个星期的估计见告。如果有恢复的希望，我们就可稍稍挪用我们的备用物资。　　首相致军需大臣 1940年9月25日　　现送上我对统计局编制的轻武器弹药最近的生产统计表的意见。这些数字使我极其担忧。特别是德·王尔德厂的弹药，它们最有用，而受到的打击也最严重。在我看来，不仅是在第七号和第八号子弹的整个范围内，而且在德·王尔德厂弹药和穿甲弹方面都似乎应作最大的努力，我深深体会到你的困难。请告诉我，你在什么方面需要我帮助你克服困难？　　请读者对我下面的一份备忘录多加原谅。　　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0年9月18日　　你当然能购买一面新的海军旗。我每天早晨看见那面脏了的东西就难过。　　　　　　※ 　　　　　　 ※ 　　　　　　※　　新成立的飞机生产部所取得的成果，使我感到松了一口气。　　首相致比弗布鲁克勋爵 1940年9月21日　　你交来的5月10日至8月30日各种类型的战斗机大见提高的生产数字，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如果你能把同样的数字计划到即将到来的9月30日，那我就向内阁宣读这些数字，而不采取传阅的办法。但是，如9月份的数字须迟至10月才能编好，那么，我就［把手头这一份］向内阁宣读。　　你和你的部，对国家的贡献甚大。　　首相致比弗布鲁克勋爵 1940年9月25日　　在日益困难的情况下所取得的惊人成就，使我不得不请你将英王陛下政府最热诚的感谢和祝贺转致你主持的飞机生产部。　　　　　　※ 　　　　　　 ※ 　　　　　　※　　陆军大臣在突击队或冲锋队的问题上，同陆军部以及陆军的成见发生冲突；在整个夏季和秋季，我都一直设法帮助陆军大臣解决这件事情。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8月25日　　我一直在思索我们那一天晚上畅所欲言的谈话，并且我觉得应当给你写信，因为我听说关于突击部队的整个地位发生了问题。有人告诉我们，“不再招募了”，而且他们的前途也处在变化之中。因此，我想，我应写信告诉你，我是如此深刻地感觉到，德国无论在上次大战或此次大战中都曾正确地利用了冲锋队。1918年，对我们非常危险的渗入战就是冲锋队干的，而且，在1918年的最后四个月里，最后保卫德国的任务也主要是由许多部署得当、勇敢战斗的机关枪阵地的战士担负的。在这次战争中，所有这些因素更有所加强。法国的失败，是由令人难以置信的极少数的装备精良的德国·精·锐·部·队一战而造成的，而后大批的德国陆军尾随而来，整顿征服的土地，并加以占领。如果我们要在1941年采取战斗行动，在性质上必须是水陆结合的，必然会有许多进行小规模战斗的机会，这一切都要依靠轻装而机警的部队出敌不意地登陆，他们要善于像一群猎犬似的行动，而不能像正规军那样地大队伍进行。正规军现在已变得组织如此严密，装备如此复杂，运输设备如此庞大，以致很难在任何时间紧迫的战斗中使用他们。　　因此，为了种种理由，我们必须实现组织冲锋队或突击部队的想法。我已要求抽调五千名伞兵，而且我们还至少要有一万名这种能够作闪电行动的小型“兄弟团”。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占领某些阵地，然后给予受过高度训练的正规军以进行大规模的战斗的机会。　　因此，我希望，在你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前此采取的政策或使所有召集起来的志愿人员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以前，请给我同你谈谈这个问题的机会。　　陆军部的反对非常固执，而且，军阶愈低的人，反对愈强烈。对于那些毕生从事于常备军正规训练的军人来说，一想到那些身着便装、自由散漫的大批“非正规军”，竟自隐然藐视正规军队的能力和勇敢，便觉得不胜愤慨。我们许多个最精锐的团的团长都大为不满。“他们能做到的事，我的营哪一样做不到？这个计划使整个陆军失去了它的威信和最优秀的官兵。我们在1918年就没有搞这一套，为什么现在要搞呢？”对这类感触即便不同情也很容易理解。陆军部听取了他们的不平之鸣，但是我却抓得很紧。　　　　　　※ 　　　　　　 ※ 　　　　　　※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8日　　你告诉我说，你完全同意我对这些特种部队所提出的看法，并且要结束他们所处的那种地位不稳定的局面。不幸，这些部队迄今还不了解是否有什么布置。他们还不知道已经不打算解散他们了。虽然有一张申请人名单，但是所有的招募工作都已停顿，甚至不准他们去召集那些志愿参加而且经过考查批准的人。虽然这些部队都是由我们最优秀的、受过高度训练的人员组成，但是他们目前的装备只有来福枪，如果把他们投入抵抗侵略的混战，那恐怕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我希望，你能保证做到你的命令一下，能立即得到执行。或者请你向我解释一下，你的决定之所以未能贯彻，究竟是受到了什么阻碍。在我供职军事部门的长期经验中，我感到往往有这样一种危险，凡是与军队的偏见相反的事，总要遭到本机构中的低一级官员的阻挠或耽搁。要解决这种问题，只有用惩一儆百的办法。当部属见到这种情况后，你就可以指挥如意了。　　如果你今晚可以同我共进晚餐，或许你会将此事见告。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21日　　我对于突击部队的装备状况有所不满。不发给他们充分的作训练之用的装备——作战用的装备就更少了——就等于浪费优秀的人材。　　务请就下列各点向我提出报告：　　（1）对各突击部队已经发了些什么装备？　　（2）这些部队所需装备的规模如何？　　（3）为训练之用，可以立即发给他们什么装备？　　我希望每周得到一份说明各突击部队装备情况的详细统计表。　　　　　　※ 　　　　　　 ※ 　　　　　　※　　首相致本土防卫部队总司令［阿兰·布鲁克爵士］　　1940年9月21日　　我们时常听说德国将如何侵入我辽阔的海岸，说他们打算用二十五万人登陆，随后还要发展大有希望的登陆据点。为应付敌人的这类进攻，我海岸的防卫组织看来还部署得非常得法。一个海岛防御海上入侵的困难，往往在于敌人集中非常优越的兵力于某一点。但是，如果敌人兵力分散得太稀疏，那么，即使大部分能够登陆，他们也将遇到分布在沿岸各处同等的或更加优越的兵力。这样就形成一条薄弱的战线与另一条薄弱的战线对峙的局面。既然我能立即想象到：敌人将集中兵力进攻，向前推进，随后用大部队来攻击我们的薄弱防线，我便很难看出：敌人用许多小股部队登陆，而其中没有一个小股部队拥有足以突破我组织严密的海岸防线的力量，那有什么用处。如果他们在渡海途中损失十万人，另外有十五万人被堵截在岸上，那么，这样的登陆势必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还没有等到我们的后备队投入战斗，敌人便已遭受莫大的损失了。因此，人们传说的德国的这个登陆计划，如果真的准备实施的话，我认为那倒非常适合我们的心意。要是他们用重兵攻击若干特别选定的地点，那倒危险得多了。　　当我们下次会面时，你大概愿意谈谈这件事吧！　　　　　　※ 　　　　　　 ※ 　　　　　　※　　现在看来，我们对于意大利进攻埃及的担忧，还没有指挥这次进攻的格拉齐亚尼元帅那样踌躇不安。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1940年8月8日。格拉齐亚尼来访，他在谈话中，把进攻埃及当作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并且说，我们目前的准备远未达到完善的程度。他攻击巴多格里奥，说他没有抑制领袖的进取精神——这件事“表明对于一个了解非洲的人来说，他必定是优柔寡断的，或者更往坏处说，是居心不良。那里的水源大感不足。我们会走向失败，在沙漠中，一打败仗就必然会引起迅速而全面的崩溃”。　　我把这事报告了领袖，他极其烦恼，因为他上次同格拉齐亚尼谈话时，得到的印象是：好像日内即将开始进攻。格拉齐亚尼并没有向我提到日期。他根本不愿意发动进攻，或者，无论如何在这两三个月内是不进攻的。墨索里尼在结束谈话时说，“应该把任务交给那些至少希望提升一级的人去做，而格拉齐亚尼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保持他的元帅的位置。”①　　①《齐亚诺日记》，第281页。　　一个月以后，总司令要求再延期一个月，但是墨索里尼回答道，假使他不在星期一进攻，就撤换他。元帅答应遵命。　　齐亚诺说，“从来没有一次军事行动是在司令官如此不愿意的情形下进行的。”　　9月13日，意大利军队的主力开始了期待已久的行动，越过埃及边境，向前推进。①他们的军队共有六个步兵师和八个坦克营。我们的掩护部队包括三营步兵，一营坦克，三个炮兵中队，两个装甲车队。他们奉命边战边退，由于他们的素质和适应沙漠的优点，所以宜于这种战法。意大利军队是从猛烈轰击我苏卢姆这一边境市镇附近的阵地开始进攻的。　　当硝烟和尘土消失以后，看见意军的阵容异常整齐。在前面，前后左右整齐地排列着摩托车部队；后面是轻坦克和几排摩托车辆。用一位英国上校的话来说，这番景象就好像“奥尔德肖特的长谷地方举行的诞辰庆祝会”②。面对着这样堂堂的阵势，第三科尔德斯特里姆警卫队缓缓撤退，同时，我们的炮兵对如此宽宏大量地摆在他们面前的无数目标加以猛轰。再往南，敌人有两个纵队向绵亘的山脉以南的辽阔沙漠移动，这条山脉与海岸平行，只能在哈尔伐亚——“地狱的火山口”——穿过，这地方在我们后来的历次战斗中都起了作用。每一个意大利纵队都拥有好几百车辆，有坦克、反坦克炮，前面是炮兵，乘坐卡车的步兵在中央。我们把他们屡次运用的这种阵势称作“刺猬”。在这一支庞大队伍的面前，我军撤退了，利用每一个机会袭击这些行动古怪、举棋不定的敌人。后来格拉齐亚尼解释说，他在最后一刻决定改变计划，不在沙漠上进行包围运动，而“把我的全军集结于左翼，以便沿着海岸火速到达西迪巴拉尼”。因此，这支庞大的意大利队伍便缓缓地按两条平行的路线沿着岸边公路前进。他们用乘坐卡车的步兵分批进攻，每批五十辆。在四天当中，科尔德斯特里姆警卫队巧妙地从苏卢姆撤退到互相连接的阵地上，边退边予敌人以重创。　　①见第545页地图（原书页码。——译者）。　　②奥尔德肖特为英国汉普郡的一市镇，距伦敦三十五哩，为英国著名军事学校的所在地。诞辰指英王诞辰。——译者　　17日，意军到达西迪巴拉尼。我们伤亡四十人，而敌人的伤亡则十倍于我，另外，被破坏的车辆有一百五十辆。在这里，意军的交通线便延长了六十哩；他们停顿下来，打算在这里驻守三个月。他们不断受到我方小机动纵队的袭击，在给养补充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齐亚诺说，墨索里尼起初是“欣喜欲狂。他已负起这次进攻的全部责任，并且很骄傲地说他做得对”，但是当辗转过了几个月以后，他的兴头便逐渐消失了。不过，我们在伦敦看来，在两三个月之内，一定有一支比我们所能集结的部队多得多的意军，将再次发动进攻，企图占领埃及三角洲。另外，德军随时有出现于战场的可能！当然，我们不能以为格拉齐亚尼在进军后会长期按兵不动。我们有理由假定要在马特鲁港将打场大战。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们迫切需要的装甲部队绕过好望角到来，没有耽误时间，产生不利的影响。　　　　　　※ 　　　　　　 ※ 　　　　　　※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14日　　我希望装甲旅能及时到达。我曾深信不疑能取道地中海安全运送该装甲旅，从而避免担心它不能及时到达的危险。不过，要记得，韦维尔将军本人曾赞同海、陆、空军几位总司令的声明，认为埃及的形势不值得冒此危险。正是由于这篇声明，才使我不能否决海军部的反对意见，否则，我必断然否决。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19日　　（请伊斯梅将军过目。）　　增援的装甲部队现已到达亚丁湾。我们深信，韦维尔将军当已作好一切安排，以便把他们尽早投入战斗。但愿如此。　　没有像比弗布鲁克勋爵这样的人在码头上等着把他们送往前线，使我感到遗憾。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不知曾否考虑过以下的办法比较妥善，即：经苏伊士运河把这些车辆运往亚历山大，并在前线附近卸下，或者，在苏伊士集结专用列车和车皮、起重机以及其他设备。这两个可供选择的办法应由此间审查。在此以前，先拟一份电报，探询一下对这两种办法的意见以及韦维尔将军现在作了哪些安排。对这件事情，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都要抓紧。　　我一直为马耳他岛提心吊胆，该岛似乎毫无防御能力。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帝国参谋总长 1940年9月21日这封［来自马耳他总督和驻军总司令的］电报证实了我对马耳他的忧虑。平均起来，每一个营要保卫十五哩的海滩防线，而且没有值得一提的后备力量准备反攻，结果将使该岛对于敌人的登陆部队将束手无策。你不要忘记，我们并未控制马耳他周围的海域。因此，看来危险是极大的。我本来认为需要四个营，但是由于运输舰只从西地中海行驶困难，所以目前只好满足于两个营。我们必须觅得两个精锐的营。在抽调方面显然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 　　　　　　 ※ 　　　　　　※　　当我回忆这一切忧虑时，我想起了一个老人的故事，他临终时在床上说，他生平曾经有过许许多多的忧虑，但是，他所忧虑的事却大都没有发生。对于我在1940年9月的生活来说，的确如此。德国在不列颠的空战中遭到败北。他们也未进行渡海入侵不列颠的尝试。事实上，这时希特勒已把目光转向东方了。意大利没有加紧进攻埃及。绕航好望角远道运去的坦克旅也及时到达，实际上，在9月间的马特鲁港的防卫战中倒没有用上，而是用在后来对我更为有利的一次战斗中了。在马耳他遭受到剧烈的空袭以前，我们已经找到了增援的办法，而且任何时候也没有人敢在这个要塞岛屿试图登陆。9月份就这样度过去了。第二十四章　达喀尔　　援助戴高乐的重要性——解放达喀尔的计划——支援自由法国军队的必要——我于1940年8月8日发出的备忘录——战时内阁批准“威吓”作战计划——拖延和泄密的危险——“雅克”传来的消息——我们的第二条线索——寻获法国巡洋舰——在白厅的失败——为时已晚——我建议战时内阁放弃这个计划——司令官们急欲进攻——戴高乐将军坚持——战时内阁授与各司令官便宜行事的全权——我致史末资将军和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对达喀尔的进攻——军舰对炮台——维希法国的顽强抵抗——我海军的损失颇大——内阁和各司令官同意罢手——内阁和战地司令官的主张一变再变——为各司令官申述理由——议会不要求解释。　　在这一时期，英王陛下政府非常重视对戴高乐和自由法国的援助，为的是将法国的非洲属地和殖民地，特别是大西洋沿岸的属地和殖民地，争取过来。我们获悉，这一切地区的大部分法国军官、官员和商人并没有悲观失望。他们因祖国之突然战败而感到震惊，但是，由于他们自己尚未沦入希特勒的军队和贝当的伪政权之手，所以并无投降之意。在他们的眼中，戴高乐就好像是漆黑的夜晚中的一颗闪耀的明星。距离给了他们时间，而时间又给了他们机会。　　一旦确知卡萨布兰卡已非我方兵力所能达到，我自然就想到了达喀尔。作为我个人的法国事务顾问机构而组织起来的那个小型工作委员会，对整个这件事的筹划，既富有信心而又十分积极。关于运送法国军队到西非登陆的拟议，我已于1940年8月3日晚从契克斯发出了批准书。戴高乐将军、斯皮尔斯少将和莫顿少校已经拟定了一份计划提纲，目的是要在西非升起自由法国的旗帜，占领达喀尔，从而为戴高乐把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的殖民地团结起来，然后再争取北非的法国殖民地。卡特鲁将军预定从印度支那前来英国，准备在法属北非殖民地获得解放后，充任该地区的指挥。　　8月4日，参谋长委员会仔细研究了联合计划委员会详细拟定的计划，并起草了向战时内阁提出的报告。参谋长委员会的方案是以下面的三个前提为基础的：第一，这些军队必须装备齐全，用船载运，以便能在任何法属西非港口登陆；　　第二，这支远征军应全部由自由法国军队组成，除运输军队的船只及其护航军舰外，不包括任何英国人员；第三，此事应作为法国人之间的事来处理，从而使远征军登陆时不致遇到有效的抵抗。　　自由法国军队的实力约有二千五百人，包括两个营、一个坦克连、数排炮兵和工兵、一个轰炸机小队和一个战斗机小队，对该战斗机小队应由我方供给“旋风”式飞机。这支军队可于8月10日在奥尔德肖特准备停当，估计运输船只和补给船只可于8月13日从利物浦启航，而军队运输船则在19日到23日之间出发，于28日抵达达喀尔，或者在几天之后到达其他港口，如科纳克里和杜阿拉。战时内阁在8月5日的会议上批准了这些方案。　　不久以后，情况清楚了：戴高乐所要求的英国援助，比参谋长委员会所估计的多。因此，他们向我说，这将使我们承担的义务比以前预料的大，时间也更长，而且这支远征军也将开始失去自由法国的色彩。这时，我们人力、物力的供应已非常紧张，因而不能轻易接受这种再事增加的要求。不过，8月6日，我与戴高乐将军进行了会谈，并于8月7日晚11时召开一次参谋长委员会，讨论这一计划。大家一致认为，自由法国军队登陆最好的地点是达喀尔。我声称，为了保证这支远征军的成功，英国军队应予以充分的支援，我要求他们根据这种方针拟出一个较大的计划。三军参谋长详细讨论了我们改善与维希的关系的政策和我们引导法国殖民地反对德国的利益之间的矛盾。他们说，戴高乐的行动，可能导致既同法国本土又同法国殖民地作战。虽然如此，如果当地的自由法国的谍报人员和我们自己在该地区的代表报告认为形势有利，他们就主张远征军前往。因此，我便在8月8日凌晨发出如下的指示：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0年8月8日　　1．尼日利亚总督的来电说，在维希政府的默许或支持下，德国势力有迅速伸展到法属西非殖民地的危险。除非我们采取神速而有力的行动，否则，由德国空军支援的强大的潜艇基地行将遍布于西非沿岸一带，如同欧洲西海岸一样，使我们难以接近，而只有德国人能使用。　　2．自从内阁极力想在卡萨布兰卡采取行动并派遣达夫·库珀先生和戈特勋爵前往以后，迄今已有六个星期了，但是毫无结果。当地的法国人抱有敌对态度。参谋长委员会又不能提出任何积极的建议，局势显然已大为恶化。　　3．使戴高乐将军尽早取得达喀尔，对英国利益似乎极为重要。如果他的秘密使者报告，能和平占领该处，那是再好不过了。如果报告的情况恰恰相反，则应提供足够的波兰军队和英国军队，并给予充分的海军掩护。行动一经开始，必须贯彻到底。戴高乐当可使此次行动具有一种法国的色彩，一旦成功，当然应由他的政府控制该地区，但是我们必须提供这一行动所需要的那一部分不足的兵力。　　4．参谋长委员会应制定一项占领达喀尔的计划。在制定计划中，他们应把下列各项看作现已具备的条件：（1）戴高乐的军队以及所有一切能够搜罗到的法国军舰；（2）强大的英国海军，既能控制附近的法国军舰，又可掩护登陆；（3）装备齐全的一旅波兰军队；（4）皇家海军陆战旅，该旅原拟用于大西洋岛屿，但可尽先用来帮助戴高乐的军队登陆，或者换一个办法，从罗杰·凯斯爵士的军队中抽调突击队；（5）或由航空母舰，或由英属西非殖民地起飞的飞机，给以适当的空中支援。　　5．立即作出一个计划，并配合地中海的军事行动安排日期。　　6．不打算在占领达喀尔后用英国军队驻守。戴高乐将军的政府将宣布成立，并须自己维持自己，英国的援助只限于适当的供应，当然还要防止德国化的法国从海上侵袭。如果戴高乐不能长久抵御空袭和空降部队，我们便在破坏港口的一切设施之后，把他带走。当然，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夺取悬挂法国国旗的“黎歇留”号战舰，并把它修好。波兰人和比利时人可以取回他们的黄金，那是法国政府在签订停战协定之前为安全而运往非洲的。　　7．为实现这一计划，最关重要的是争取时间，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时间。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方便，就以英国船只作为运输舰，不过要悬挂法国国旗。关于英国运输舰换升法国国旗一事，不需要枢密院的命令或经过立法程序。　　8．关于法国宣战的危险以及是否应对它进行拉拢的问题，留待内阁解决。　　　　　　※ 　　　　　　 ※ 　　　　　　※　　8月13日，我向战时内阁提出这件事，说明它已超出原来纯系法国远征军的计划范围。我的同僚们曾审查了以下的细节：在假定将遇到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在黎明时分，用六个分遣队在达喀尔附近的六处海滩登陆，以便分散防守部队的力量。战时内阁批准了这个计划，但须请外交大臣对维希法国宣战的可能性加以考虑。尽我的能力对形势作了一番衡量以后，我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形。这时，我已决定要冒这一次险了。我同意任命约翰·坎宁安海军中将和欧文陆军少将担任这支远征军的司令。他们在8月12日晚上到契克斯来见我，我们把这件成败难卜的复杂的事情的各个方面都彻底地研究了一番。我亲自拟定了给他们的指示。　　于是，我对这次以“威吓”为代号的达喀尔远征的发起和鼓动，便负起了非比寻常的责任。虽然我觉得我们不能处处得利，而且也的确遇到过不幸的事，但是我从来未曾后悔过。达喀尔是值得为之一战的地方，而争取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意义尤为重大。很可能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获得这些结果，我深深相信维希法国不会宣战。英国的顽强抵抗和美国的坚定态度，在法国人的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如果我们获胜，维希政府只会耸耸肩膀，无可奈何。如果我们战败，他们将以他们的抵抗得力，向德国主子请功。最严重的危险是战斗的时间拖长。不过，在这些日子里，再严重的危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见惯了。我意识到，纵然我们的人力、物力已拮据到最后的一点一滴，也还能勉强应付。在德国对我本土的入侵日益临近，不断加紧的时候，我们尚且毫不吝惜地把坦克车的一半运送给韦维尔去保卫埃及。相形之下，这一次，真是不值一提。我们举国一致的战时内阁、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都是些坚强不屈的人，越来越主张采取积极争取胜利的手段。于是，发出了所有有关的命令，事事都在令出必行的情况下向前推进的。　　我们当前的两种危险是拖延和泄密，而前者又加重了后者的危险。这时，在英国的自由法国军队，是一群流亡在外、从事于武装反对统治着本国的现政府的英雄。他们情愿向自己的同胞开火，同意用英国大炮击沉法国的军舰。他们的领袖都处在死刑的威胁之下。他们情绪紧张，乃至举动轻率，也是难免的，谁能责怪他们呢？战时内阁要命令我们的部队干什么，只需把我们的意图告诉几位司令和参谋长委员会中的人就行了，此外，就无需告诉另外任何一个人。但是，戴高乐将军必须说服他的那群豪放的法国人同他一道干。所以许多人就必然会知道一切。在法国军队中，达喀尔已经成为共同的话题。在利物浦一家饭馆的宴会上，法国军官在敬酒时高喊“达喀尔！”我们进攻用的登陆艇必须用拖车从朴次茅斯附近穿过英格兰运到利物浦，而且护送人员又全身热带装备。　　我们大家都处于战争的初期阶段。这时，本土的保密工作，与后来在“火炬”和“霸王”两个最重要的作战行动中采取的保密措施，简直不能相比。　　此外，还有拖延的问题。我们原来希望在9月8日进攻，但是现在看来主力军必须先到弗里敦去加油和进行最后的整顿。计划原来是按照法国运输船以十二浬的时速在十六天中到达达喀尔的日程拟定的。但是发现，装载着摩托车辆的船只时速只能达到八九浬，这一情况直到装船的时候才发现，向上报告，这时再改装快船也要损失时间，于事无补。总计比原定日期不可避免地要晚十天：五天是因为对船速的估计错误，三天是由于装船中出乎意料的困难，还有两天是用来在弗里敦加油。现在我们只好推迟到9月18日了。　　我曾在8月20日晚10时30分主持了一次有三军各参谋长和戴高乐将军参加的会议，并且，根据记录，我对这个计划作了如下的概括：　　英法舰队将于黎明到达达喀尔，飞机将在该城上空投下标语和传单，英国分遣舰队将停留在远处，而法国舰只则开往港口。一位使者将乘坐一只插着一面法国国旗和一面白旗的侦察艇驶入港口，带着一封致当地总督的信，说明戴高乐和他的自由法国军队已经到达。在信中，戴高乐将军将着重指出，他之所以前来，是为了解救达喀尔，免遭德国即将发动的进攻，并且还给驻军和居民带来了食物和援助。假如那位总督表示服从，便万事大吉；如果不是这样，而且海岸防御部队还要开火，那么，英国分遣舰队就逼近该港。如果抵抗持续不止，则英国军舰便向法国炮兵阵地开炮，不过要极力抑制。如果遇到顽强的抵抗，则英国军队就要用一切办法来粉碎这种抵抗。要紧的是：务必在傍晚结束战斗，由戴高乐掌握达喀尔。　　戴高乐将军对此表示同意。　　22日，我们再次会晤，外交大臣向我读了一封揭露泄密的信。至于这次泄密到底影响如何，谁也不知道。海军用于攻势作战的优点，即在于一经出动没有人能够确知它将攻打何处。大海是宽阔的，大洋更是广阔无边。以热带装备作为一条线索，也只不过能猜到是前往非洲。在利物浦，一位法国人的妻子有与维希联系的嫌疑，据说，她认为集结于默尔西河的运输船是开往地中海的。即便“达喀尔”三字一时不慎，传了出去，那也是一个无从猜测的谜。当我们逐渐变得富有经验而机警的时候，这种“保密”的办法发展到非常周密的程度。时间的拖延使我担忧，使我不胜为难。至于是不是泄密了，谁也不知道。不管怎样，内阁在8月27日最后一致批准，开始行动。于是以9月19日为预定日期。　　　　　　※ 　　　　　　 ※ 　　　　　　※　　9月9日下午6时24分，英国驻丹吉尔总领事打电报给北大西洋战区司令诺思海军上将，说在直布罗陀海岸有一个约会，他还向外交部再次报告此事：　　下面是“雅克”传来的消息。法国分遣舰队可能试图驶过海峡，向西开往一个未知的目的地。预计此事可能发生于未来七十二小时。　　这位上将并不是进攻达喀尔计划的幕中人，所以对此并未采取特别的行动。从丹吉尔同时也拍来了一封相同的电报给外交部，该电于10日上午7时50分收到。这时我们在伦敦正在遭受几乎是继续不停的轰炸。由于在空袭中工作屡屡停顿，密码部门积压了许多未译的电报。这封电报并未标明“重要”，所以只能按次序翻译。直到9月14日方译好准备分发，这时，才终于送到了海军部。　　但是我们另外还有第二条线索。驻在马德里的英国海军武官在9月10日下午6时得到法国海军部的正式通知说，有三艘“乔治·雷格”型的法国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已经离开土伦，准备在11日晨驶过直布罗陀海峡。这样作法，是当时维希政府已经承认了的正规程序，而且也是他们在最后一分钟所采取的慎重措施。这位英国海军武官立刻报告了海军部和驻在直布罗陀的诺思海军上将。海军部在9月10日晚11时50分接获这个消息。电报译出后，送给了值勤的上校，他又转送给（海外）作战司司长。这位军官本来应当对这封电报的莫大重要性一目了然，因为他自己完全知道这次达喀尔的远征。但是，他没有即时采取行动，而是按照通常的手续，把这封电报与第一海务大臣的电报一起送出。由于这一错误，当时他的上司们对他都很不高兴。　　不过，当“烈性”号驱逐舰在地中海巡逻的时候，曾于9月11日上午5时15分在直布罗陀以东五十哩的海域内发现了这些法国舰只，并且随即报告了诺思海军上将。以直布罗陀为基地的“H”舰队的司令萨默维尔海军上将同一天早晨也收到了一份驻马德里海军武官在午夜零时8分发出的消息。晨7时，他命令“声威”号在一小时内升火待发，等待海军部的指示。由于作战司司长的错误，以及驻丹吉尔总领事的另一封电报在外交部也受到耽搁，所以第一海务大臣直到三军各参谋长在内阁开会时，才知道“烈性”号驱逐舰发来了法国军舰行踪的报告。他立刻打电话给海军部，命令“声威”号及所属驱逐舰升火待发。它们已经升火待发了。他接着就来到战时内阁。然而，由于分别发来的这两封电报——一封来自驻丹吉尔的总领事，另一封来自驻马德里的海军武官——正巧都被延误，而且各个部门都未加以重视，所以一切都为时太晚了。如果这位总领事把头一封电报标明“重要”二字；或者，驻直布罗陀的这两位海军上将虽非幕中人，但如果其中之一有所觉察；或者，外交部一直工作正常；或者，作战司司长把第二封来电尽先送出，使第一海务大臣加以注意，并立刻阅读，那么，“声威”号当可拦阻这支法国舰队与之谈判，以等待明确的命令；战时内阁一定会发出明确的命令，或者在召集战时内阁会议之前，由我发出。　　结果，所有我们的安排都宣告失败，三艘法国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遂于11日上午8时35分开足马力（二十五浬）驶过直布罗陀海峡，向南开往非洲海岸。战时内阁闻悉后，立即指示第一海务大臣，让他命令“声威”号与法国军舰进行接触，询问它们的目的地，并声明，不准它们前往任何德国占领的港口。如果对方答称是开往南方，就应该告诉他们只能开到卡萨布兰卡，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它们进行跟踪。如果它们试图驶过卡萨布兰卡开往达喀尔，则应制止。但是一直找不到它们的踪迹。12和13两日霾雾笼罩卡萨布兰卡。有一架英国侦察机被击落；关于另外的军舰驶入卡萨布兰卡港的报告又互相矛盾；这时“声威”号及其他驱逐舰便在卡萨布兰卡以南的海域日夜守候，准备拦截这支法国分遣舰队。13日下午4时20分，“声威”号接获无线电报告说，在卡萨布兰卡没有巡洋舰。其实，它们早已远远地开向南方，正全速向达喀尔开去。　　不过，似乎还有一个机会。我们的远征军及其强大的护航舰队现在已经开到达喀尔以南，即将抵达弗里敦。9月14日上午12时16分，海军部通知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说，法国巡洋舰已经不知在什么时候离开了卡萨布兰卡，并命令他阻止它们开进达喀尔。他应使用所有一切可用的舰只，包括“坎伯兰”号在内；在不可避免的时候，“皇家方舟”号即便没有驱逐舰掩护，也应出动它的飞机作战。因此“德文郡”号、“澳大利亚”号和“坎伯兰”号以及“皇家方舟”号便掉转舰首，以最高的速度往回开，以便在达喀尔以北形成一条巡逻线。直到9月14日晚它们才到达巡逻水域。这时，那支法国分遣队的舰只早已在达喀尔港下锚，张开了甲板上的布篷。　　这一段意外的事情决定了法英远征达喀尔的命运。我毫不犹疑地认为，应当放弃这次远征。不费一兵一卒地登陆并由戴高乐将军占领达喀尔的全盘计划，看来，由于这支法国分遣舰队的到达已经失败，它们很可能载有援兵、优秀的炮手和冷酷的维希政府的官员，去加强当地总督的决心、诱惑驻军并控制炮台。好在我们可以打消这个计划，而不致丧失目前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威信，而且实际上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可以把这支远征军转移到杜阿拉去掩护戴高乐将军对法属喀麦隆采取的军事行动，然后将这些舰只和运输船遣散或调回本国。　　于是，在9月16日中午的战时内阁会议上，我概述了进占达喀尔计划自始至终的经过，谈到了从原定的9月13日往后延期的严重后果，谈到了各方面的情报泄露以及不幸让法国军舰溜过了直布罗陀海峡，然后我宣称，整个形势已经改变，因而这一计划已经不能执行了。内阁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在当天下午2时对远征达喀尔的部队发出了以下的命令：　　英王陛下政府决定，法国巡洋舰之到达达喀尔，已使我们不能执行进占达喀尔的计划。此间曾经研究过代替的计划。　　鉴于前往波马柯的交通困难，军队缺乏运输工具，来自达喀尔的敌军可能先发制人，因此，看来，在科纳克里登陆成功的机会不大。另外，以现有的海军力量，是不能从海上对达喀尔实行严密的封锁的，所以即使戴高乐的军队到达波马柯，也不会对达喀尔的形势有多大的影响。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让戴高乐将军的军队在杜阿拉登陆，以巩固喀麦隆、赤道非洲和乍得，并把戴高乐的势力伸张到利伯维尔。远征军中的英国部队目前应留在弗里敦。　　除非戴高乐将军对后一办法表示坚决反对，否则应立即实行。　　　　　　※ 　　　　　　 ※ 　　　　　　※　　远征军在9月17日到达弗里敦。所有的将领都激烈反对放弃进占达喀尔计划。坎宁安海军上将和欧文将军认为，在未判明维希巡洋舰到达达喀尔究竟使当地的人心振奋到何种程度以前，不能认为它们一出现在那里，就大大改变了以前的海军形势。据说，那些巡洋舰目前都已在甲板上张开了布篷，其中两艘的停泊位置充分表明它们毫无战斗力，而是一个轰炸的绝好目标。　　这是当时形势的另一转折点。在战争的现阶段里，很少见到现场的司令官一心要采取大胆行动。通常要求冒险的压力是来自国内。这一次，这位将军，即欧文将军，在出发以前曾仔细地用书面列明他的一切顾虑。因此，我对于他们现在想把这个错综复杂、半政治性的作战计划付诸实验的高昂的热情感到惊喜。如果现场的军人认为此时应当大干，而且敢于大干，我们当然应当放手让他们去干，所以我在9月16日下午11时52分发出了以下的电报：　　你们有对整个形势自行判断的充分自由，并请与戴高乐进行磋商，我们对你们提出的任何建议均将予以仔细的考虑。　　不久，又收到了戴高乐将军的一份措辞激烈的抗议，他希望执行原来的计划。他说：“如果英国政府坚持它新近否决从海上直接进攻达喀尔的决定，我要求，至少要当地的英国海军和空军部队立即惠予协作，支援并掩护这场由我本人率领、用我自己的军队从内地进攻达喀尔的战斗。”①　　①1940年9月17日上午11时55分收到。　　这时，我们的司令官报告说：①　　①海军部于1940年9月18日上午7时56分收到。　　在今日的会议上，戴高乐坚持有及早对达喀尔下手的必要。……有人告诉他，如果派特工人员到达喀尔进行酝酿，不过多地延误应该采取的行动，并避免在行动中带有过于浓厚的英国色彩，则他很可能在达喀尔得到有力的支持。他的特工人员已经在巴瑟斯特准备好了，而且也得到了指示。戴高乐现在建议，原定可不遇抵抗而进入达喀尔港口的计划应照旧进行，如果失败，自由法国部队将试行在律菲斯克登陆，遇必要时则由海空军支持，然后由此向达喀尔推进。英国部队只是在建立桥头阵地以后，需要他们支援时，才进行登陆……　　对一切因素慎重考虑之后，我们认为，这三艘巡洋舰虽到达达喀尔但并未怎么增加我们一向甘冒的危险，以致使我们应该放弃这一企图。因此，我们建议接受戴高乐的新建议，如果他失败了，则英国军队就应当着手登陆，像以前计划的那样尽力把他扶持起来。我们认为，增加［我们］海军的实力无论如何是最关重要的。　　行动计划应在接到陛下政府的决定后四日内执行。　　最后，欧文少将给帝国总参谋长来电说：　　正如你所知道的，在这一作战计划中，我曾承担了种种风险，从纯军事的观点说，这些风险本来是不应贸然承担的。　　新接获的情报表明，这些风险有加重之势，但是，鉴于最后显然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我认为值得冒险一试。戴高乐也曾答应，在必要的时候，与英国军队合作到底，并且，他也不逃避将在法国人之间进行战斗的责任。　　战时内阁于17日下午9时再度开会。一致同意由司令官便宜行事。最后的决定延至次日中午方才作出，因为知道差不多要一个星期以后方能发动进攻，所以不会耽搁时间。出于内阁的要求，我草拟了以下发给远征达喀尔的部队司令官的电报：　　我们在此间不能判明各个不同方案的利弊。我们授与你们全权，为实现这次远征的原有目的，可便宜行事，按照你们认为最妥善的办法进行。应随时向我们报告情况。　　这封电报是在9月18日下午1时20分发出的。　　　　　　※ 　　　　　　 ※ 　　　　　　※　　现在就只等结果了。19日，第一海务大臣报称，法国分遣舰队或其中的一部分正离开达喀尔向南驶去。这件事清楚地说明，该舰队曾把具有维希思想的部队、技术人员和政府官员运到达喀尔。遭遇剧烈抵抗的可能性随着新补充的军队的到来而愈益增加。势必有一场激烈战斗。我的那些性格顽强、而又善于随机应变的同僚（在战争中正应如此）和我一样，都有一种等着事件自然发展的本能，因此，光听取各种报告，但什么意见也不发表。　　20日，庞德海军上将告诉我们说，法国巡洋舰“普里莫格”号已被我“康沃尔”号和“德里”号截获，该舰已同意开往卡萨布兰卡，现在被押送那里。被“澳大利亚”号发现的那三艘法国军舰，原来是巡洋舰“乔治·莱格”号、“蒙卡”号和“光荣”号。19日中午，“坎伯兰”号与“澳大利亚”号会合，继续跟踪维希舰只，直到傍晚。这时，那几艘军舰转向北方，并把速度从十五浬增加至三十一浬。接着便开始了一场追逐。我们赶不上它们。下午9时，“光荣”号有一部发动机发生了障碍，前进的速度不能超过十五浬。它的舰长同意在“澳大利亚”号的押送下，回到卡萨布兰卡。这两艘军舰预计在午夜时分驶过达喀尔；“澳大利亚”号的舰长通知“光荣”号舰长说，如果受到潜艇的袭击，他应立刻把舰只沉没。无疑，“光荣”号舰长把这话告诉了达喀尔当局，因此，安然驶过了该地。追踪另外两艘维希罕舰的“坎伯兰”号，在一场暴雨中与那两艘军舰失去了联系，后来虽再次发现，但并未向它们开炮，让它们逃回了达喀尔。“普瓦蒂埃”号于17日在海上遭到挑战时，便自行凿沉了。　　　　　　※ 　　　　　　 ※ 　　　　　　※　　我把一切情况都通知了史末资将军。　　首相致史末资将军 1940年9月22日　　你可能已经见到了我关于达喀尔的电报。我经常考虑你在历次电报中所说的不应忽视非洲的一番话。戴高乐拯救法国殖民地的运动已在赤道非洲和喀麦隆展开。我们不能坐视这些大概是出于德国的指使而派来的法国军舰和维希人员破坏这些实际的收获。如果达喀尔沦入德国之手，成为潜艇基地，则对好望角这条航线的影响将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已经着手布置，使戴高乐进占达喀尔，如果可能，就采取和平手段，如属必要，就采用武力；现在即将开始进攻的远征军，看来已经具备了必要的力量。　　自然，与法国水兵和一部分驻军发生流血冲突的危险，不是一件小事情。总的说来，我认为，他们多半不致于会进行激烈抵抗，因为这块法属殖民地的士气低沉、处境困难，而且，由于我方之控制海洋，他们势将面临毁灭和饥馑。不过，在交手以前，结果如何，谁也难以肯定。有人说，当法国的舆论——甚至在维希——在英国抵抗敌人的战斗鼓舞下已倒向我方的时候，不应冒此危险，并且认为，再来一次奥兰事件，将对我们极为不利，这一论点曾引起我们的重重顾虑。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认为这种反对的意见最后不见得正确，无论如何，与袖手旁观、坐令维希政府击败戴高乐的危险相比，总要小些。如果说，维希政府在奥兰事件或在我方对它实行封锁之后都未曾宣战，那么，即使在达喀尔发生战斗，我看也是不致于宣战的。除了达喀尔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和戴高乐占领该港的政治作用外，还有以前错误地存储于非洲内地的六七千万盎司比利时和波兰的黄金，此外，那只并没有遭到彻底破坏的大战舰“黎歇留”号也会间接地落到我们手中。总之，事情已经决定了。　　目前我们还不打算插足摩洛哥，因为德国正在向西班牙和西班牙在摩洛哥的权益施加压力。我们对叙利亚抱着莫大希望，卡特鲁将军下星期即将前往。现在马特鲁港即将发生一场大战，我希望我们的装甲增援部队能及时到达。　　我对肯尼亚的危机并没有多大顾虑，如果我们据守后方而从铁路那边迎战，把困难的交通留给敌人，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我正设法运送一些适用的坦克到这个战场去，此外，我觉得，那里驻扎的军队太多了，这些军队对于苏丹和埃及三角洲是需用的。　　能和你一起沿着这条多年以来我们共同遵循的道路前进，使我感到非常愉快而且充满信心。　　我向罗斯福总统发出了以下的电报：　　前海军人员致总统 1940年9月23日　　我得到洛西恩勋爵转来你对于达喀尔的消息的反应，感到振奋。如果德国人在那里建立巩固的潜艇和空军基地，那对我们的共同利益将有不利。看来达喀尔可能有一场剧烈的战斗，也可能不发生战斗。不过，我们已经下了命令要猛冲。　　如果你派几艘美国军舰到蒙罗维亚和弗里敦去，我们将不胜欣幸；我希望，到那时，我们已经拿下达喀尔，欢迎你们访问。不过，目前真正重要的是，请你透露给法国政府：在一切有关美国的问题上，宣战将对他们大为不利。如果维希政府宣战，就和德国一样了，而维希政府在西半球所有的权益，也势必被看作德国的权益。　　你提醒我注意德国入侵我本土的问题，使我非常感激。我们已经作好应付的准备。我很高兴听到有关来福枪的消息。　　　　　　※ 　　　　　　 ※ 　　　　　　※　　在进攻达喀尔的三天中，发生了些什么事，我无须在此详述。它们应当在军事史上占有它们的地位，同时，也是一个很能说明运气不佳的例子。空军部的气象学家当然仔细研究过西非沿岸的天气条件。对长年累月的记录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每年这个季节，气候是很稳定的，天空晴朗，时常有太阳。9月23日，当英法舰队逼近这个要塞时——戴高乐和他率领的舰队在前——却是大雾迷漫。我们原来希望，既然绝大多数的居民，不论法国人还是土著，都站在我们一边，那么，英国军舰只在远处接应而由戴高乐率领的军舰驶入港口，便可决定当地总督的行动。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维希党羽已经成为达喀尔的主人；无可怀疑，维希政府的巡洋舰的到来，已使达喀尔参加自由法国运动的任何希望遭到破灭。戴高乐的两架飞机在当地机场一着陆，驾驶员立即被捕。　　其中之一还在身上带着一张自由法国主要拥护者的名单。戴高乐的代表乘着一只悬有一面法国国旗和一面白旗的船前往，竟被拒绝，随后乘坐一艘汽艇进港的其他人员也遭到射击，其中两人还受了伤。所有的人都横下了一条心；这时，英国舰队在雾中逼近，驶到距岸边五千码的水域。上午10时，港内的一座炮台对我侧翼的一艘驱逐舰开炮，我方还击，于是很快就展开了一场大战。驱逐舰“英格菲尔德”号和“先见”号受轻伤，而“坎伯兰”号的机舱被击中，不得不退去。　　一艘法国潜艇刚露出潜望镜就被飞机击中，还有一艘法国驱逐舰也起了火。　　关于军舰对炮台的问题，曾经长年累月地争论了很久。纳尔逊说过，用一个六门炮的炮台，就足以抵御一百门炮的一列军舰。1916年，鲍尔弗在达达尼尔视察时说：“如果军舰上的大炮能在炮台射程达不到的地方轰击炮台，则战斗双方的势力便未必如此悬殊。”这一次，英国舰队如果正确地部署，在理论上是可以与达喀尔炮台交战的，而且可以在二万七千码的距离外，发射若干发炮弹之后击毁达喀尔炮台九·四吋口径的大炮。但是，这时维希政府的军队还有那艘“黎歇留”号战舰，它可以用两门十五吋口径的大炮同时轰击。英国海军上将必须把这一点估计在内。最要命的，是有雾。因此，在上午11时30分左右炮战完全停息，所有英国和自由法国的舰只都退去了。　　下午，戴高乐将军企图让他的部队在律菲斯克登陆，但是，这时大雾更浓、方向愈难辨明，只得放弃这个计划。下午4点30分，各司令官决定撤走军队运输舰，次日再继续作战。报导这一消息的电报于下午7时19分到达伦敦，于是我便在9月23日10时14分以我私人的名义向各司令官发出了以下的电报：　　既然已经开始，我们就必须干到底。不论情况如何，我们均不罢手。　　当夜向达喀尔总督递送了最后通牒，他答复说，要保卫该港，直到最后一兵一卒。各司令官回答说，他们打算继续打下去。24日的能见度比昨天好些，但仍然模糊。当我们的舰只逼近时，岸上的炮台向我方开火，同时“巴勒姆”号和“坚决”号与“黎歇留”号在距岸一万三千六百码的海域交战。　　不久后，“德文郡”号和“澳大利亚”号与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遭遇，结果将那艘驱逐舰击伤。大约在10时左右轰击停止，这时“黎歇留”号已被一枚十五吋的炮弹击中，曼努耳要塞也中了一枚十五吋的炮弹，另外一艘轻巡洋舰也起了火。此外，有一艘敌方潜艇在企图阻扰我们前进时被我方投掷的深水炸弹逼上水面，船员宣布投降。我方没有一艘军舰被击中。下午，又开始轰击了一会儿。这一次，“巴勒姆”号被击中四次，但伤害不大。这一场轰击毫无结果，只是表明了对方防守牢固，守军有进行抵抗的决心。　　9月25日恢复战斗。当日天气晴朗，我方舰队在离岸两万一千码的海域开炮，这次不但遭到岸上炮台准确的回击，也受到“黎歇留”号的两门十五吋口径大炮的同时射击。达喀尔驻军司令所放的烟幕遮住了我们的目标。刚过9点，“坚决”号战舰便被一艘维希潜艇的鱼雷击中。此后，海军上将“鉴于‘坚决’号的情形、敌潜艇继续进攻的危险以及岸上守军的射击既异常准确而且又决心抵抗”，便决定撤到海面去。　　与此同时，上午10时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国防委员会，认为不应向各司令官施加压力，强要他们采取有背于他们明智判断的行动。内阁于上午11时30分开会，会间，传来了今晨作战结果的消息。根据这些消息，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出，就慎思明辨和我方人力、物力所能容许的范围来说，我们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有几艘优秀的军舰遭受重创。对方显然要死守达喀尔。谁也难以断定，长久打下去的激烈情绪是否会引起法国维希政府宣战。因此，经过痛苦的讨论之后，一致同意不再打下去了。　　于是我向各司令官拍发了以下的电报（9月25日下午1时27分）：　　根据所有我们截至目前获得的消息，包括“坚决”号的受创，我们决定放弃进攻达喀尔的计划，因为我们显然将遇到不幸的后果。除非还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尚未获悉的情况，使你们打算强行登陆，否则，应就此罢手。请用“最急”电报通知，你们是否同意这样做，但是除非情况转变得完全有利于我方，否则在未接到我们的答复以前，不应真正开始登陆。　　假设放弃这一计划，我们将尽力用海军掩护杜阿拉，不过我们不能保护在巴瑟斯特的戴高乐的军队［如果他们还在那里的话］。我们现正考虑向弗里敦调派援军的问题。一俟接到你们的答复，我们即发出如何处理其余的部队的指示。　　各司令官的答复如下：　　同意罢手。　　　　　　※ 　　　　　　 ※ 　　　　　　※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9月25日　　我对我们不得不放弃进占达喀尔的计划深感遗憾。维希方面比我们先到一步，并利用其党羽和干练的炮手加强了防御工事。一切同情我们的人都遭到扼杀和镇压。我们有几艘军舰被击中，当你想到我们已有的负担时，当可了解，如坚持强行登陆，将使我们承担不适当的义务。　　　　　　※ 　　　　　　 ※ 　　　　　　※　　在三天的炮击中，没有一艘英国军舰被击沉，只有“坚决”号受创，在几个月内不能参加战斗，另外还有两艘驱逐舰需要在国内船坞大修。维希方面有两艘潜艇被击沉。其中有一艘潜艇的船员获救，两艘驱逐舰被烧毁和搁浅了，“黎歇留”号战舰被一枚十五吋炮弹击中，并受到两枚险些把它击中的二百五十磅炸弹的创伤。在达喀尔当然无法修理这艘庞大的战舰，它在7月间便一度因受创而不能航行，现在我们肯定可以不再把它作为一个敌对因素来考虑了。　　在这次远征计划中，谈一下战时内阁和几位司令官的主张之一变再变，是很有趣味的。几位司令官起初并不十分热心，欧文将军给自己留了退路，他给帝国副总参谋长写了一篇长长的备忘录，备述种种理由，强调一切困难。当远征军驶过加那利群岛以南的时候，法国巡洋舰队和驰援的维希党羽，挟法兰西共和国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权威，溜过了直布罗陀海峡。从这时起，我便确知形势已经转变；战时内阁根据我的建议，并在参谋长委员会的支持下，一致同意，在为时尚不为晚而且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的时候，中止这一行动，以免暴露我们的计划失败。　　这时，在战地的几位司令官却站了出来，强烈要求采取行动，战时内阁认为，而在我看来也十分正确，应该听凭各司令官自行判断，准许他们放手去作。因此，就试行登陆，达喀尔坚强有力的抵抗立即表明，战时内阁自己的意见和它听取的意见都是正确的。　　达喀尔一战的剧烈程度，虽然远远超过我们的意料，但是，在维希政府不会对英国宣战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没有判断错误的。他们只是用北非的空军轰炸直布罗陀作为报复。9月24日和25日，他们曾对直布罗陀的港口和船坞连续不断地进行了空袭；第一次，在港口投下了一百五十颗炸弹；第二次，出动飞机约一百架，投弹比第一次多一倍。法国飞行员似乎并不认真，多数炸弹都落到海中。有一点小损失，伤亡不大。我们的高射炮队击落敌机三架。达喀尔之战的结果是维希政府得胜，于是这件事就这么暗中“了结”了。　　对有关的英国海军和陆军司令官并没有加以任何责备，他们一直供职到战争结束，那位海军上将还得到了最高的荣誉。对敌情估计的错误应从轻处理，这是我行事的准则之一。　　如果他们根据对当地情况的了解认为可以完成任务，那么，他们之踊跃一试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他们低估了法国巡洋舰及援兵的到来对维希驻军所产生的影响，这决不能算作他们的过失。关于戴高乐将军，我曾在下议院说过，他这次的行为和表现，使我对他比以前更加具有信心。　　达喀尔插曲的经过值得认真研究，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不但说明了不可逆料的意外事件对战争将产生何种影响，而且，还揭示了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联合作战的困难，特别是有盟军参加的时候，尤为困难。在一般的人看来，它似乎是一个估计错误，部署混乱、临事怯懦和糊里糊涂的突出实例。在美国引起了一片强烈的批评，因为达喀尔靠近美洲，美国人对它有特别的兴趣。澳大利亚政府也感到忧虑。国内也纷纷抱怨战争指挥失当。但是，我决定不作任何辩解，议会也尊重我的意愿。①　　①见附录（4）中我与孟菲斯先生的通信。　　　　　　※ 　　　　　　 ※ 　　　　　　※　　回顾起来，也许应该对这些事情采取一种比较清醒的看法。研究海军史的人，将十分惊奇地发现，它和将近三百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非常相似。1655年，克伦威尔曾派遣一支海陆联合远征军去围攻西印度群岛的圣多明各。那次进攻没有成功，但是远征军司令官没有空手而回，他们接着去夺取了牙买加，从而把失败变成了胜利。　　虽然我们在达喀尔失败了，但是我们却得以阻止法国巡洋舰的前进，并且使他们一心想去挑唆法属赤道非洲驻军的企图落了一场空。戴高乐将军不到两个星期就拿下了杜阿拉和喀麦隆，使它们成为推动自由法国事业的一个基地。自由法国在这些地区的活动起了一定的作用，不但制止了维希毒素的渗入，而且，由于他们控制了中非，从而使我们后来从塔科拉迪到中东穿越非洲大陆的航空运输线得到了发展。第二十五章　艾登先生的使命　　1940年10月　　张伯伦先生退休——内阁的人事变动——保守党的领导——我决定继任保守党领袖的理由——重开滇缅公路——致罗斯福电——我们在沙漠前线的力量加强——我对中东军政当局的责难——对马耳他岛的忧虑——艾登先生飞往中东——1940年10月13日我对形势的估计——艾登先生在开罗同各将领举行会议——他的报告和要求——我们在马特鲁港的力量逐渐加强——艾登先生和史末资将军预定在喀土穆会晤——我打算对意军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应更妥善地利用我们在中东的人力物力。　　9月末，张伯伦先生的健康状况大为恶化。7月间，他曾动过一次手术，进行检查，手术之后，他很勇敢地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检查结果，医生们认为他得了癌症，不是外科手术所能治疗的。现在他才明白实情，并且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恢复工作了。因此，他向我提出辞呈。由于事态的发展十分紧急，我认为必须在政府中进行前文叙及的人事变动。约翰·安德森爵士任枢密院院长并主持内阁内政委员会。赫伯特·莫里森接替他为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安德鲁·邓肯爵士任军需大臣。这些变动都从10月3日起开始生效。　　张伯伦先生还认为，他应该辞去保守党领袖的职务，并且要我继任。我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也许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一个大党领袖的身分，和我现在所处的由英王和议会授权、并由各党联合组成和正式支持的政府首相的地位，是否相容。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毫不怀疑的。保守党在下院所占的席位和其他政党席位的总数相比，占绝大的多数。因为是处于战争状态，所以遇有意见不合或者形成僵局，也不能用解散议会、举行选举的办法来诉诸国民的公断。在危机重重的艰难时期，在屡遭失败和挫折的漫长岁月，如果我不仅要获得两个小党领袖的同意，而且还要获得保守党这个大党的同意，我才能行动，那么，我便不能指挥这场战争了。不论是谁当选，也不论他有多好的自我牺牲的美德，他总之是要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的。对我来说，我只是负行政的责任。　　这些论点当然不能同样地适用于和平时期；不过，我觉得，不如此，我便不能在战争中胜利地克服困难。而且，就应付联合政府中的工党和自由党来说，基本的事实是，我作为首相，而现在又出任最大政党的领袖，并不完全依靠他们的投票，即便没有他们，我最后也照样能得到议会的支持。因此，我在大家的敦促之下便接受了保守党领袖的职务，我敢断言，如果没有保守党领袖的职位以及保守党党人对其领袖的忠诚拥护，我就无法在获得胜利之前完成我的任务。如果我拒绝担任，保守党内另外一个最有希望的人选是哈利法克斯勋爵，现在他亲自提出要我继任的动议，并经全党一致通过。　　　　　　※ 　　　　　　 ※ 　　　　　　※　　我们在茫茫无边的惊涛骇浪中闯过了夏季，但是能够生存的信念却与日俱增。秋季和冬季，我们又陷入错综复杂的困境，其程度虽不像夏季的危险那么严重，但却更加令人困惑。入侵的威胁已显然减轻。在空中进行的不列颠之战，我们已经获胜。我们已经扭曲了德国的射束。我们本土军队和国民自卫军已经非常强大。10月间的秋分暴风，使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波涛汹涌，危险莫测。以前我引以为慰的种种论据，都一一证实，更加可信了。在远东，日本宣战的危险似乎已经减轻。他们曾经等着要瞧一瞧德国入侵我本土的情形，但是德国没有入侵。日本军阀要想寻求万全之策。但是在战争中万全之策是很少有的。如果说他们在7月间认为不值得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现在当大英帝国的光辉更加灿烂、世界局势对日本更加不利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向我们发动战争呢？在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期满后，我们觉得有足够的力量重新予以开放。日本人对于海战富有经验，他们对于海战的看法也许同英国海军部的方针是一致的，但是，当我们采取重开滇缅公路、使物资流入中国这一决策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一点忧虑也没有的。在这次对未知之数的普遍衡量中，业经证明我们的判断并没有错误。　　我想向总统拍发电报，把我认为可以使他和美国人民感到高兴的消息告诉他。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10月4日　　滇缅公路为期三个月的封锁将于10月17日满期，我们就各项有关问题进行长期考虑之后，今天已决定重新予以开放。外交大臣和我将于星期二，即8日，对议会宣布此事。我准备说，我们所抱的日本和中国之间达成公正解决的希望业已落空，三国公约恢复了1939年的《反共产国际公约》，并具有针对美国的显然标志。我知道，让你发表任何声明，从而使美国在太平洋承担义务，采取假定的行动方针是多么困难，但是，我要冒昧提出：目前，采取一个简单的行动难道不比说空话好些？难道你不能派遣一支美国舰队——越大越好——前往新加坡作一次友好访问吗？新加坡方面将以完全正规的适当方式欢迎他们。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对于新加坡和菲律宾水域的海、陆军问题进行技术上的商讨，并可邀请荷兰人参加。在这方面，只要稍有举动，就足以对日本产生威慑的效果，使它不敢因重开滇缅公路而对我们宣战。如果你在这几方面考虑采取行动，我将不胜感激，因为这对防止战火的蔓延将起重要的作用。　　尽管我们在达喀尔全盘失败，但是维希政府仍在设法同我们建立关系，这足以表明法国国内的趋势，说明他们已经感觉到德国的压力，已经见到我们能够保卫我们自己。　　我们在空中的地位虽然在实际力量和与敌人的对比上都在步步加强，但是对飞机的需要依然迫切。有几处重要的工厂曾遭受重创，生产率也因空袭警报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我驾驶人员的伤亡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多，因为，在我们自己国土的上空作战，很大一部分都安然降落或者仅仅受到微伤。　　当你派来的官员在此间访问时，我们曾着重谈到驾驶员的问题。我们现在开始认为，就最近的将来而论，飞机才是使我们受到限制的因素。　　我不能认为入侵的危险已经过去。那位绅士已脱去衣服，穿上浴衣，可惜水越来越冷，而且空中也有秋季的寒风。我们保持着最高的警惕。　　　　　　※ 　　　　　　 ※ 　　　　　　※　　在世界的另一端发生的这些令人兴奋的事，为我们在中东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扫清了道路。我们要集中全部精力来对付意大利，他们的行动比我所预料的迟缓。强大的援军已到达韦维尔将军处。两个坦克团已到达沙漠。统率现在被称为“尼罗河集团军”的梅特兰·威尔逊将军，对于“马蒂尔达”——部队给步兵坦克即“I”式坦克所起的别名——的潜力评价颇高。这时，我们在马特鲁港的防御阵地已大为巩固（这一点，我当时还不知道），中东司令部中的参谋和计划人员已开始在酝酿一些新的打算了。显然，我们下一步重要的任务是从英国和印度加强我们在中东的部队，尤其是西非沙漠的部队。　　关于试图使军事运输舰队取道地中海的问题，我还在和海军部争论。我说，“你们现在看清楚了吧，我们当时应该试一试。”而他们却说，“用不着那么急嘛。”我对中东现有部队的部署，非常不满，而且，在我看来，给养供应与战斗力之间的悬殊也非常大。我对于马耳他岛极为忧虑。关于这些问题，我直接而且还间接通过参谋长委员会催促韦维尔将军和陆军大臣。我给艾登先生写了一封信：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24日　　我们在原则上并无分歧；但是在原则的应用上却产生了许多细节上的争论，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目前入侵的威胁迫在眉睫之际，还要抽调我本土的防御部队。同时，参谋部不断要求从中东抽调军队，如把澳大利亚第七师调去驻防马来半岛。目前拟将那两个印度旅调往这些热带丛林，以防可能发生的对日战争，以及可能性更小的日本之对新加坡进行包围。　　昨晚，我曾和参谋长们一起对有关印度增援部队的文件进行了研究。你从报告中可以看出，一个师要派往马来亚，另一个师派往巴斯拉，一个军派往伊拉克，这样一来，就把1941年所能抽调的印度增援部队全部用光。我军这种地理上的部署或分散表明了目前的主导思想，这种思想从战略的意义上说是完全错误的，然而他们向我解释说，虽然曾指定这些部队要用于特定的战场，但如有必要，也可全部调往中东。因此，我同意在该文件中增添字句说明这一点。虽然如此，但在抽调这些师的那一节里却只字不提战争的需要，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不好。　　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到：在肯尼亚对军队的浪费愈来愈大，在巴勒斯坦的浪费也在继续。这种情况，在巴勒斯坦已略有好转，但在肯尼亚，情形却相反，又调了一个山地炮队去，而不把该炮队调到苏丹。我担心史末资将军到那里去时，会受当地情况的影响。不过，我打算用电报同他联系。　　最后还有：对英国正规军的浪费也很惊人，他们在苏伊士运河区、开罗和亚历山大，仅仅用来执行警察任务，中东司令部在集中最大力量于战争以及缩小给养供应与战斗力之间的差距方面，也进行得松松垮垮，很不得力。我曾索取有关这一问题的数字，迄今尚未接获任何答复。　　我的想法与你一致，即于最近数月内在中东集结最强大的军队，我在其他文件中也曾指出我希望能在那里集结的师数，但是，我认为，首先，陆军部和埃及统帅部应最妥善地利用他们已有的大批部队，我们为这些部队已经付出浩大的开支。　　此外，我对马耳他的情况也深感不安。现在大家已经同意派遣两营援军；但是却一再瞻前顾后，讨价还价，而且找了许多借口，说什么该岛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多比将军对当地的情况有一个估计，他报告说，他手下的各营，每一个都要据守长达十五哩的防线，所有的后备队都派去保卫机场，一个也不剩，他的报告你见到了吗？我们在马耳他岛并没有掌握制海权，意大利可随时以两三万人的远征军，在意大利海军的支援下，进攻马耳他岛，你认识到这一点没有？尽管我们控制了大西洋，敌人无法进攻弗里敦，但是还要建议把这两个营调到那里，去补充当地的一个旅。我深信，你会原谅我向你提出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所表明的一些倾向同你心中的作战计划大不相称。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10月6日　　无论舰队在什么时候由亚历山大开往地中海中部，均应将增援部队运往马耳他，我认为，该岛目前正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这些增援部队可以从驻防运河区的军队中抽调几个营，所遗防务由目前驻扎在巴勒斯坦不乘马的义勇骑兵队或澳大利亚分遣队接替，再不然由即将自肯尼亚调出的南非部队接替。务请就这几方面向我提出建议，并且在下一次至少要派一个营前往马耳他。我们不能把正规营浪费于埃及的内部治安。如果需要他们充当野战军，当然就无法调动，但是他们目前并没有用于野战。　　　　　　※ 　　　　　　 ※ 　　　　　　※　　我同陆军大臣的意见是如此一致，并且深深感觉到，应当把我们的意见拿到当地去说，而不必通过没完没了的电报，因此，我当时问他是否愿往中东一行，亲自视察一下。他非常愿意，并且立即动身。他普遍地视察了整个战区。在他出差期间，由我兼管陆军部。　　这时，我也就我所见到的情形，向三军参谋长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整个军事形势的看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0年10月13日　　1．目前当务之急是增援马耳他：　　（1）尽量设法增派“旋风”式飞机飞往该岛；　　（2）利用目前正在准备中的运输船队，尽可能装载最大的防空防备，以及各营部队和炮队——我获悉，另外一艘军队运输舰即将准备停当；　　（3）从苏伊士运河区或在巴勒斯坦执行警察任务的部队中，抽调一个营，最好是两个营，当下次舰队自亚历山大开往马耳他时，即行运往。多比将军最近对当地情况的估计，已表明迫切需要加强防守力量。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满足他的需要，因为，一旦意大利觉得马耳他成了他们的肉中刺，敌人便可能调兵进攻的。因此，当从马耳他岛发动任何显著的行动之前，应即完成这些增援部队的调遣。　　（4）甚至只要在马耳他岛有三辆步兵坦克也可起重要作用，不仅在实际的防务上，而且，只要敌人一知道马耳他岛拥有三辆坦克，就会感到害怕，也可以把一些模拟坦克车摆在从空中容易侦查出来的地方。　　2．舰队之开往马耳他，须待该岛防空力量加强之后才行，但是，这是一个最感需要而且极端有利的步骤。我欢迎在马耳他驻扎舰队的拟议，即使是轻型舰队也行，因为这样可立即加强该岛的安全。据我了解，打算让这支舰队白天出港巡航，夜间返港停泊。应注意到，像“英勇”号这样一艘坚固的舰只，是比轻型舰只更经得起炸弹的袭击的，而且该舰还装有二十门高性能高射炮。既然在马耳他港可以驻扎轻型舰队，那么，除了危险较大以外，装甲坚固、武装完善的船只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使用该港的理由。用多管不旋转投射弹（火箭密码名称）武器布置的空中布雷网，可以很有效地防御敌人的俯冲轰炸。　　关于这一问题，希望海军部让我获悉更加充分的情况。　　整个主力舰队的不时访问，对敌人的进攻将起莫大的威慑作用，并且，对［敌人］通往利比亚的交通线——只要敌人还在利比亚——也是一种威胁。　　请将业已架起的高射炮的数目、新运输舰队［上面的高射炮］最大的载运量，连同预计架设起来的日期，一并见告。　　3．同维希的关系。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立场，即：因为怕维希政府轰炸直布罗陀，就应该顺从他们的意旨，这样顾虑下去，是没有个完的。我们必须重申封锁直布罗陀海峡的主张，对所有船只，不论有无护航舰护送，一律对待，但不得侵犯西班牙的领海。为了这一目的，必须尽早在直布罗陀集结充足的兵力。同时，我们应就力所能及对达喀尔实施最严密的封锁，并且保护杜阿拉等地，使之免受法国在达喀尔的巡洋舰的反攻。同维希的会谈——如果举行的话——也许能达成不包括这些急要事项的临时协定。当然，如果我们确知维希政府或维希政府的一部分人真诚地倾向于我方，我们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对他们放宽呎度。他们似乎越来越愿意顺着我们的意图行事，我个人不相信，对他们施加重大压力会妨碍这种有利于我的变化。维希政府想领导法国与我作战，已日渐困难。我们不必过分害怕妨碍这一趋势的发展，因为有利于我的主流可以主导和克服封锁和海上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之类的涡流。我不相信我们与法国人会发生任何麻烦，以致有碍于我运输舰队立即开往马耳他。机会是有的，只不过就是遥远一点，要我们去争取。　　4．轰炸机指挥部的最大目标，就是要重创“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使之失去战斗力。如果能够使“俾斯麦”号在三或四个月内不能战斗，则“英王乔治五世”号便可开往地中海东部展开活动，因而在舰队占领马耳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将迅速改变地中海上的战略形势。　　5．如果过了10月尚无敌人入侵，我们即将就我们船舶所能容许的限度，绕航好望角，开始尽量增援中东，按原定计划，11月运送装甲部队、澳大利亚部队和新西兰部队，圣诞节前运送一个英国师，1、2、3月间至少再运送四个师。这些部队都是在必需的分遣队以外的。请告诉我，你目前的航运计划能适应这项任务到什么程度。　　6．用轰炸机和战斗机进一步加强增援中东的时机业已到来。我愿获悉参谋长委员会准备做到什么程度，须知，虽然危险很大，但需要也很大。　　7．请将有关未来六个月中补充地中海舰队的计划见告。　　到年底，当可派遣三个驱逐舰分遣舰队前往地中海东部，另一个分遣舰队到直布罗陀。如果“英王乔治五世”号必须留作监视“俾斯麦”号之用，那么，“纳尔逊”号或“罗德尼”号连同“巴勒姆”号或“伊丽莎白女王”号，应即开往亚历山大。你们打算用哪些巡洋舰补充？可否把“可畏”号（航空母舰）也派去，什么时候？　　8．随着这些师之派往中东，应相应地发展本土防卫部队和国民自卫军，以填补所遗缺额。任何时候，除了担任海滩防御的部队以外，至少应有十二个机动师（在国内）作为后备。　　9．到9月底，还可提供六个师的两栖作战部队，其中两个师应为装甲师。利用这种部队的种种选择方案正在研究中。　　　　　　※ 　　　　　　 ※ 　　　　　　※　　这时，艾登先生正在视察的旅途中。他“对于最近直布罗陀防御工作的迅速进展有深刻的印象”，他说，这项工作是“用了很大的精力、下了很大的决心和想了很多办法，加紧向前推进的”。部队的士气高昂，要塞守军充满信心。他比较担心马耳他的局势，要求至少再派遣一个营和一个配备发射二十五磅重炮弹大炮的炮队，当然，还应不断予以空军增援。总督多比将军认为，在1941年4月以前，马耳他应避免采取足以引起报复行动的攻势政策，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到了1941年4月，增援飞机和高射炮的各种计划才会完成。　　15日，艾登先生到达开罗。他同韦维尔将军和指挥沙漠兵团的梅特兰·威尔逊将军进行了彻底的探讨。他们对于击退意军的进攻富有信心。威尔逊将军估计，意大利能够用来进攻马特鲁港的最大兵力不超过三个师，受到限制的因素是给养——尤其是水——和交通。针对意军的攻势，他拥有第七装甲师以及新调来的坦克团、第四印度师、由五个来福枪营组成的马特鲁港驻屯军、一个机关枪营和八九个炮队。第十六英国旅团和新西兰旅团已经从巴勒斯坦开到。一个澳大利亚旅团驻扎在亚历山大以西；另外一个澳大利亚旅团也正向那里移动。另外还有一个波兰旅。艾登写道，威尔逊将军认为，如果空军保证给予充分的支持，这些军队的集结足以应付敌人的威胁，并击败敌人。艾登还说，我以前建议的造成泛滥区①的计划业已实施，并已设置反坦克障碍物。他送来一张详细的军需品清单，尤其需要飞机。当时，敌人对伦敦的轰炸适在最高潮，要求飞机，说起来容易，但实在是难以拨给。他极力主张，11月份的军事运输舰队中应包括一个步兵坦克连，目的地为苏丹港，以便针对卡萨拉的意军采取攻势。　　①借尼罗河的泛滥，于合适地点造成泛滥区，以阻止敌军的挺进。——译者　　艾登在开罗也提出了一个恰当的问题：如果意大利按兵不动，我们的部队将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各将领首先说他们想采取攻势。艾登来电说：“从我们今天的讨论看来，步兵坦克［马蒂尔达］在这个战场的战斗中所起的作用，远比我们所想象的大。韦维尔将军希望再有一个“I”式坦克营，以及一个旅部修理排，这对于保持坦克最高的使用率是特别重要的。”　　虽然陆军大臣的来电中未曾提及采取攻势的事，但是我因为听到了这些好消息而不胜欣喜，于是敦促他继续视察。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10月16日　　所有来电我均一一阅读，深感兴趣，并且认为你这次的视察，很有价值。我们正在考虑如何满足你的需要。同时，请你继续掌握当地局势。不必急于归来。　　艾登还为一个土耳其军代表团到我集团军来，作了安排，并建议同史末资将军在喀土穆会晤，就全盘局势进行讨论，尤其要讨论从苏丹发动攻势的计划和我对肯尼亚驻军过多的责难。这次会晤确定在10月28日举行，这个日期后来具有了它的意义。我几乎无需多说，要求各种装备的请求如雪片飞来，其中包括要求帮助阿比西尼亚起义的一万支来福枪，尤其是要求反坦克炮、反坦克枪、高射炮和空军的增援。这时，我们宁愿削减本土防御兵力而尽量满足这些需要。每个人得到的东西还不到他需要的一半，因此，无论什么东西给了一个人，就不能给另一个同样处于危险的人，或者从他手中拿走。　　艾登先生打算在喀土穆会谈后立即经拉各斯飞回伦敦，口头详细报告他所见到的和他所做的一切。这番情景使我深受鼓舞，从而急欲在西非沙漠地区转入攻势。因此，我给他打了一封电报：　　1940年10月26日　　你在离去之前，应同各军将领详细研究，是否可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我不能从这里提出任何意见，但是，如有其他途径可循，那么，硬要待到集结和部署好了实力雄厚的大军之后才行动，便不是战略上的上策。我想，目前用防卫战和反攻来击退敌人进攻的计划，是很恰当的，但是，如果敌人在德国军队大量到达以前并不贸然进攻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可不必就此问题作复，俟回英后再进行彻底商讨。　　请仔细研究中东陆军的战地情况，以便从我们的给养力所能供应的庞大人数中获得最大比例的战斗士兵和战斗部队。请研究，是否可以临时从白种人分遣队中抽调兵力，担负苏伊士运河区和埃及内部的治安任务。所有的英国营都应具备机动性，俾随时可以参加战斗。我担心中东战斗力量同给养力量的比例差于其他任何地方。请你不要满足于一般的答复。甚至军队中的军械处和兵站人员以及其他技术分遣队都可以在他们的驻在地区维持秩序，应当把他们组织起来，以便遇有紧急情况时使用。不仅要使最精锐的部队发挥作用，也要使第二和第三等部队发挥他们的作用。　　于是，国内和现场的人对主要问题的看法便逐渐趋于一致了。第二十六章　同维希和西班牙的关系　　同法国讲团结——美国和加拿大同维希保持联系——戴高乐将军的困难——我10月21日对法国人民的广播——这次广播演说的深远的影响——必须坚持重要措施——土伦舰队——罗斯福总统的干涉——海军部顾虑重重——11月间同总统的通信——对法国战舰采取坚决方针——致戴高乐将军电——贝当向总统提出保证——英国和西班牙——塞缪尔·霍尔被任命为驻西大使——佛朗哥将军的政策——西班牙敌视我们的危险——阿尔赫西拉斯湾与中立地带——西班牙政府对希特勒的巧妙外交——佛朗哥的拖延战术——苏涅尔的使命——9月19日里宾特洛甫访问罗马——西班牙的要求逐渐增加——10月4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勃伦纳山口会晤——10月23日希特勒和佛朗哥在汉达伊会晤——10月24日希特勒和贝当在蒙都瓦会晤——勾结对付英国——我在11月14日发表我个人的看法——贝当与赖伐尔决裂——希特勒对西班牙失望——佛朗哥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口是心非，忘恩负义——我给总统的电报。　　尽管法国同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尽管我们在奥兰解决了法国的舰队，①并且同维希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是我从来没有丧失同法国团结在一起的感情。法国惨遭敌人的破坏，身居枢要的法国人也受到种种个人的压迫，凡是未曾身受其苦的人，在评论个别人物时，应持慎重态度。法国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围。但是，我深深相信，一旦把事实告诉法国全国人民，他们就一定会对共同事业作出最大的努力。当他们听说：他们只有听从声势煊赫的贝当元帅的话才能得救，听说英国给予法国的帮助是极少的，它不久也会被人征服或者自行投降，广大群众就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不过，我确知，他们是希望我们打赢的，他们再没有什么比看见我们斗志昂扬地继续战斗更高兴的了。戴高乐将军英勇不屈，百折不回，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始终不渝地支持他。8月7日，我同他签订了一项满足实际需要的军事协定。他那振奋人心的演说，已通过英国广播电台播送到法国和全世界。贝当政府判处他死刑，反而使他的声名大噪。我们竭尽全力支持他，并扩大他的活动范围。　　①参见本书上部第十一章。——译者　　同时，不仅要同法国、甚至还要同维希保持接触。因此，我总是尽量利用他们。这年末，美国把像李海海军上将这样一位具有很高威望和地位的人派为驻维希大使，他本人与总统非常接近，这使我不胜欣幸。我一再促请麦肯齐·金把他那位干练和渊博的代表迪皮伊先生留在维希。当我们找不到什么道路进入一个庭院的时候，这儿至少打开了一扇窗子。7月25日，我把一份备忘录送交外交大臣，我说：“我想在维希政府中策划一次阴谋，使那个政府中的某些人——也许在其余的人的同意之下——逃往北非，以便从北非海岸以独立的地位更有力地为法国讨价还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想利用粮食和其他利诱以及显而易见的论据。”抱着这种精神，我预定于10月接见一位名叫鲁吉埃先生的人，他自称是奉贝当元帅的亲自指示前来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或我的同僚对贝当怀有任何敬意，而仅仅是因为不应当任性堵塞任何接近法国的途径。我们一贯的政策，是要使维希政府及其成员体会到，从我们来说，他们要想改正错误是永不嫌迟的。不论以往发生过什么事，法国仍然是我们患难中的伙伴，除非两国之间真正发生了战争，否则便没有任何事情能阻碍法国与我们分享胜利。　　这种方针颇使戴高乐难堪，他不避一切艰险，使法国国旗在海外高高飘扬，但是他在国外的追随者为数甚少，怎么也不能称作是另外一个有效的法国政府。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竭尽全力来提高他的威望，扩大他的权力，增加他的力量。　　从他的处境来说，当然憎恨我们同维希之间的任何联系，认为我们唯一无二地只应忠实于他一人。他也觉得，他要在法国人民的心目中有一个地位，就应当十分注意这一点，即：他虽然是一个寄人篱下、依靠我们保护的流亡者，但必须对“不忠实的老大英国”保持高傲的态度。他不得不对英国人作出粗鲁的样子，以便向法国人表明他不是英国的傀儡。他确曾坚定不移地贯彻这项方针。他甚至有一天还向我解释了一下这种伎俩，我也充分了解他的极端困难的处境。我始终对他莫大的魄力不胜钦佩。　　　　　　※ 　　　　　　 ※ 　　　　　　※　　10月21日，我通过无线电广播向法国人民发出呼吁。为了准备这篇简短的演说，我曾煞费苦心，因为必须用法语来讲。我不满意最初用直译法翻译的稿子，因为它未能使我用英语表达的精神在法语中也体会得到，但是自由法国在伦敦的一位成员迪歇纳先生给我搞了一个比原译好得多的译本，我练习了好几次，最后在一次空袭的爆炸声中，从“新楼”的地下室播送出去。　　法国人！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同你们在和平战争中并肩前进，现在我仍然循着这条道路在向前走。今晚，不论你们在什么地方，不论你们的遭遇如何，我就像在你们家中一样同你们谈话。我一再诵读刻在金路易①周围的那句祈祷文：“愿上帝保佑法兰西。”我们在英国国内，虽处于德国鬼子的炮火之下，也没有忘记把我们同法国团结在一起的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我们正不屈不挠、精神百倍地为了欧洲的自由以及公平对待各国普通人民的事业而努力，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我们曾同你们一起，拿起武器，并肩作战。当善良的人们受到卑鄙邪恶之辈的袭击，惨遭蹂躏，陷入苦难的时候，他们应当非常小心，切不可彼此不和。我们共同的敌人时时刻刻在设法制造这种局面，当然，我们之间不幸也发生过许多事情，上了敌人的圈套。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尽量转祸为福，把它们变为好事。　　①法国大革命前一种金币，在金币正面，周围刻有“愿上帝保佑法兰西”这句祈祷文。——译者　　希特勒先生说，他要把伦敦化为灰烬，他的飞机现在正在进行轰炸，然而伦敦的居民却等闲视之，毫不畏惧。我们的空军除保卫自己还有余。我们正在等待敌人宣传已久的入侵。连海里的鱼也在等待。但是，对我们来说，这当然只是一个开始。现在是1940年，虽然我们也曾时而遭受损失，但是，我们仍然同以往一样，掌握了制海权。到1941年，我们将掌握制空权。请你们记住这意味着什么。希特勒先生利用他的坦克和其他机械化武器，以及第五纵队与卖国贼的阴谋勾结，暂时征服了欧洲大多数最优秀的民族，而他那个小小的意大利帮凶，则紧紧地跟在他的身边，馋涎欲滴地希望得点东西，可是却弄得精疲力竭，疲惫不堪，而且也很胆小。他们两人都想分割法国和法兰西帝国，把法国当作一只鸡：这个分一条腿，那个分一只翅膀或者一块胸脯。不但法兰西帝国将被这两个卑鄙的恶棍吞噬，就是阿尔萨斯-洛林也要再次遭受德国的奴役，尼斯、萨瓦和科西嘉——拿破仑的科西嘉①——就会从法兰西的大好版图中被人攫去，但是希特勒先生不仅是想盗窃他国人民的领土，或者把一块一块的领土纳入他的小小联邦。我要告诉你们实情，你们必须相信：这个恶徒，这个因怨恨和失败而形成的穷凶极恶的怪物，已决心要彻底消灭法兰西民族，要断送他们的生存和未来。他用种种狡猾和野蛮的手段，企图永远消灭为法国所特有的文化的源泉，阻碍法兰西精神在全世界的传播。如果他的企图得逞，全欧洲将通通变为德国鬼子的领土，受纳粹匪帮的剥削、掠夺和欺凌。请你们原谅我说得这样坦率，因为现在不是转弯抹角地说话的时候。将来，法国之所以要受德国人的压迫，并不是因为法国打了败仗，而是因为它所有的一切都全遭毁灭，荡然无存。陆军、海军、空军、宗教、法律、语言、文化、制度、文学、历史和传统，这一切都要在战胜国的军队的暴力和警察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手段下消灭殆尽。　　①拿破仑出生于科西嘉岛的阿雅克肖。——译者　　法国人，事不宜迟，赶快重振精神。应记住拿破仑在有一次战役之前说过的话：“这些普鲁士人今天是如此地吹嘘，可是他们以前在耶拿①是三对一，在蒙米赖②是六对一。”我决不相信法兰西的灵魂已经死亡！我也决不相信它列居世界最大国之一的地位已永远消逝！希特勒先生的这些阴谋和罪行，将为他和他的每一个党羽带来报应，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能够活下来亲眼看到他们受此报应。事情尚未了结，但为期当不在远。我们正在跟踪追击，我们在大西洋对岸的朋友和你们在大西洋对岸的朋友也在跟踪追击。如果他不能毁灭我们，我们就一定要毁灭他和他的匪帮，消灭他们所干的一切事情。　　因此，要有信心和希望，因为一切都会好转的。　　①耶拿位于德国萨尔河畔，在魏玛东南十哩处，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重创普鲁士军于此。——译者　　②蒙米赖位于法国中部，1814年拿破仑率军追击普军，大战于此，因拿破仑行军迅速，普军猝不及防，以致溃不成军，损失惨重。——译者　　在目前这个艰难痛苦的时刻里，我们英国人对你们有什么要求呢？我们现在正在从事战争，以便赢得我们将同你们共享的胜利，因此，我们要求你们：如果你们不能在战争中帮助我们，你们至少要做到不与我们为难。不久，你们就能够给这只为你们打击敌人的铁拳增加力量，你们是应该这样做的。但是，即使在目前，我们也相信，法国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一听到我们在空中或海上，或不久——肯定是不久——在陆地上打了胜仗，他们的心便感到温暖，他们便热血沸腾，感到骄傲。　　请你们记住，我们将永不停止，永不疲倦，永不让步，我全国人民已立誓要负起这一任务：在欧洲扫清纳粹的毒害，把世界从新的黑暗时代中拯救出来。不要以为我们英国人会像德国控制的无线电台所说的那样，想攫取你们的船只和殖民地。我们想夺取的是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的生命和灵魂。仅此而已，别无其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们不觊觎任何国家的任何东西，我们希望的，只是对我们的尊重。在法国殖民地和在所谓的法国非占领区的法国人，随时都有机会进行有用的活动。这一点我就不详细讲了。敌人正在收听。对于那些处于德国蛮子的严刑峻法、压迫和监视之下的许多人，英国人的心完全是同他们在一起的，我愿对这些居住在沦陷区的法国人说，当他们考虑未来的时候，要想到伟大的法国人甘必大①在1870年以后谈到法国的未来和归趋时所说的话：“要常常想到这件事，但口里不要说出来。”　　①甘必大（1838-1882年），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1870年普鲁士入侵法国时，他在外省组织抵抗运动。——译者　　晚安！为明早养精蓄锐而安歇吧！曙光即将来临。晨曦将灿烂地照耀着英勇、忠实的人，温暖地沐浴着为正义而受苦难的人，壮丽地抚慰着长眠的英灵。黎明就会发出这样的光辉。法兰西万岁！世界各国的普通人民向着他们公正和真实的传统，向着更广阔、充实的时代的前进步伐万岁。　　毫无疑问，这次呼吁深深地打动了千百万法国人的心，直到今日，法国各阶层的男人和妇女还向我提及这件事，尽管我为了挽救我们共同的命运而不得不做过许多冷酷无情的事，而且有时是针对他们的，但是他们仍然对我非常亲切。　　　　　　※ 　　　　　　 ※ 　　　　　　※　　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坚持重要措施。当欧洲和法国还处于希特勒的统治之下的时候，我们不能放松封锁，尤其不能放松对法国的封锁。虽然我们有时为符合美国人的愿望，让几艘指定的船只载运医药用品到法国的非占领区去，但是我们却毫不踌躇地拦截并搜查所有其他出入法国港口的船只。　　无论维希打算怎么办，我们也不抛弃戴高乐，不阻止他在法国殖民地内扩张他逐渐增长的势力范围。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目前羁留在法国殖民地港口的法国舰队的任何一部分驶还法国。海军部有时非常担心，唯恐法国宣战，因而加重我们的困难。我却总是相信，只要我们证明我们有无限期打下去的决心和能力，法国人民就打心眼里决不会容许维希政府采取这样一个违反天性的步骤。的确，这时法国人民已对英国抱有热烈的期望和同舟共济的心情，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他们的希望也随之增长。甚至赖伐尔先生，当他不久以后出任贝当元帅的外交部长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秋去冬来，这时，我担心那两艘法国巨型战舰有企图开回土伦之虞，回到土伦后，它们便可在那里继续完工。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李海海军上将和贝当元帅的关系甚密。因此，我请罗斯福总统设法，结果没有使我的希望落空。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10月20日　　我们从各方面听到传言，维希政府准备利用他们的军舰和殖民地军队去支援德国与我们为敌。我本人并不相信这些报道，不过，如果土伦的法国舰队移交德国，则对我们将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总统先生，如果你能使用最强硬的措辞对法国大使着重表明美国对这一出卖民主和自由事业的行动的非难，那一定会成为一种明智的预防措施。维希方面将非常重视这种警告。　　你一定知道，我们最近的两支军事运输舰队在西北航道所蒙受的重大损失。①此事发生在我们缺少驱逐舰的那段时期（这个时期的情况我已向你谈过）。感谢上帝，你们的五十艘驱逐舰正在陆续到达，有些不久就要参加战斗。到今年年底我们的情况即将大大好转，因为届时我们将有许多自制的反潜舰只竣工，但是，由于需要用如此之多的小型舰只在英法海峡防御入侵，需要在地中海进行大规模的海军部署，另外还有大量的护航工作，因此我们势必还要经历一段令人焦灼的紧张时期。　　①从10月17日到19日三日之间，有三十三艘船只在西北航道被潜艇击沉，其中有二十二艘是英国船只。这些数字包括一支军事运输舰队的二十艘船。　　于是总统便就土伦舰队一事向贝当政府发出一份措辞非常严厉的私人信件。他说：“不能用一个政府已成为另一个强国的战俘这一事实来辩解它应当为它的征服者效劳，进攻它以前的盟国。”他提醒说，贝当元帅曾经向他提出过法国舰队将不投降的庄严保证。如果法国政府打算容许德国人利用法国舰队对英国舰队从事敌对行动，那将构成对美国政府的处心积虑的极为严重的背信弃义行为。任何这类性质的协定都肯定会破坏美、法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这将在美国的舆论中产生一股极端愤恨法国的浪潮，并将永远终止对法国人民的援助。如果法国采取这种政策，则美国在将来遇到某种时机，可以帮助法国保持其海外属地的时候，也决不会给予帮助。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10月26日　　在我打电报给你，请你给贝当去电以前，你就已经打电报给他，向法国人提出了义正辞严的警告。我对你此举非常感激，但是一切尚在未知之数。外交部告诉我，他们已将我们最近收到的关于德国提出的条件的消息电告你了，据说，贝当已表示拒绝。从这方面说，移交非洲海岸的空军或潜艇基地，其遗害之大并不减于移交舰只。特别是大西洋沿岸的基地如果掌握于恶徒之手，将对你们形成一种威胁，并使我们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因此，我希望你对法国人说明，你关于舰只的话也同样适用于出卖基地的举措。　　尽管我们在过去五个月内受到入侵的威胁和空袭，我们仍照样继续不断地绕航好望角增援中东，把现代化的飞机和舰队中的主力舰只调往该地。我并不认为入侵的危险已经过去，但是我们现在仍要扩大对东方的增援。两个战场的压力都非常大，对一切援助，我们都将衷心感激。　　这时，海军部非常担心有与维希决裂之虞，因而自然要低估让那两艘法国战舰驶还土伦对我方的不利。我针对这一点发出了指示。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　　（自火车上发） 1940年11月2日　　自从法国背盟以后，我们就认为千万不可让“让·巴尔”号和“黎歇留”号落入敌人之手或者驶往可以继续完工的港口。为此，你们曾袭击“黎歇留”号，并且说，已在很大的程度上使该舰失去了战斗力。“让·巴尔”号尚未竣工。　　这两艘战舰都不适宜于在它们现在所停泊的大西洋中的非洲港口作战。我们既定的政策就是决不容许这两艘战舰落入恶人之手。据悉，第一海务大臣对阻止“让·巴尔”号驶还土伦之议不以为然，并且还说可以让该舰平安开过，这使我不胜诧异。我们始终认为土伦是敌人控制的港口。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才竭尽全力（可惜没有成功）阻止“斯特拉斯堡”号抵达土伦。我认为，认为可以让“让·巴尔”号驶还土伦的主张，同阻止“斯特拉斯堡”号逃逸的行动，是无法调和的。　　海军部应负责阻止这两艘战舰中的任何一艘开往大西洋或地中海的法国港口，从而开往土伦进行修理完工，然后，准备随时献给德国，或者被德国夺取。　　首相致外交大臣（自火车上发） 1940年11月2日　　我不知道“让·巴尔”号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动。我已通知海军部，负责阻止该舰开进地中海。因此，这一点看来十分重要，即：你应向维希提出明白的警告，如果企图把该舰开往大西洋德国人控制的港口，或者开往地中海随时可以陷入敌人之手的港口，该舰将受到拦截，并在必要时予以击沉。　　我在伦敦的私人办公室将给你送来我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的备忘录副本。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11月10日　　1．我们曾多次接获关于法国政府企图把“让·巴尔”号和“黎歇留”号开住地中海以便继续完工的报告，这使我们非常不安。万一发生此事，便将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潜在的危险，而且势必给德国人控制这两艘舰只开辟道路。我们觉得，必须竭尽全力加以阻止。　　2．数日前，我们曾通过驻马德里大使就以下各点向法国政府提出了警告：“这一举措将更加诱使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夺取法国舰队。我们不怀疑法国政府确有诚意，但我们怀疑他们是否真有能力履行他们不让法国舰队落入敌人之手的诺言。我们特别想要避免英法海军之间发生冲突，因此希望：如果他们确有调遣这两艘舰只的打算，现在就不要这样做了。”　　3．正如我们告诉法国政府的，我们并不怀疑他们有履行保证的诚意，但是，这两艘战舰一旦驶入法国的港口或进入敌人的势力范围，即便我们相信他们愿意履行他们提出的保证，但事实上，他们能否履行，还是没有把握的，我必须坦白地说，法国政府调回这两艘战舰，即使能说出充分的理由，但在我看来，其意图是很使人怀疑的。　　4．如果你觉得能就此事再次向维希提出警告，定有莫大的裨益，因为，如果事情出了差错，则对你我双方都有极大的危害。　　　　　　※ 　　　　　　 ※ 　　　　　　※　　我同戴高乐将军保持密切的联系。　　首相致戴高乐将军（利伯维尔） 1940年11月10日　　我急欲同你磋商。自你离开之后，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局势已大为改变。在法国各地产生了一种同情我们的强烈感情，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我们不会被人征服，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我们知道，维希政府由于美国向他们施加了沉重的压力而惊愕不止。另一方面，赖伐尔和满怀复仇情绪的达尔朗却在迫使法国对我们宣战，并以挑起海军方面的小冲突为乐。　　我们对于在非洲的魏刚抱有希望，如果我们能把他争取过来，则由此而产生的利益是一定不小的。我们打算同维希签订某种临时协定，以便减少发生意外的危险，并促使法国倾向于我方的势力得到发展。我们曾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轰炸直布罗陀或者采取其他挑衅行动，我们就要轰炸维希，无论维希政府迁往何处，我们也要追踪轰炸，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他们的答复。由此可知，你来此一谈是多么重要。因此，希望你能在利伯维尔略事安排后，即尽早归来。　　请将你的计划见告。　　11月13日，总统对我于10日发出的关于“让·巴尔”号和“黎歇留”号可能驶往地中海继续完工的电报，作了答复。　　他立即训令美国驻维希的代办，要维希政府表明此事是否属实，并且向维希指出，美国政府极为关心的是：这两艘舰只应留在它们原来停泊的港口，以免被某一国家所控制或劫夺，从而在法国舰队将来的行动中，这两艘军舰可能被用来违反美国的利益。法国方面如采取任何这类步骤，将不可避免地严重损害法美关系。他还提出，如果法国政府愿意出售的话，美国愿意购买这两艘舰只。　　总统还告诉我，贝当曾向美国代办庄严保证，法国舰队，包括这两艘战舰在内，将永远不会落到德国人的手中。贝当元帅说，他曾对美国政府，英国政府，甚至对我本人，都提出过这样的保证。他说：“我再度重申，这些舰只将用来保卫法国的属地和领土。除非英国攻击我们，否则，我们决不使用它们与英国作战。即使我愿意，我也不能出售那些舰只。根据停战条款不能出售，即使能够出售，德国人也决不容许。法国处于德国的蹂躏之下，无能为力。如果我有此自由，我也很愿出售，条件是战后应归还我们，用这个方法为法国保存这两艘军舰。我必须再次申明，在目前的情况下，我既没有权利也没有可能出售它们。”贝当元帅谈这番话时，态度非常严肃，但是对总统的建议丝毫没有惊愕或怨恨的表示。罗斯福总统又训令代办通知贝当元帅，美国关于这两艘舰只的建议，以及关于法国海军中其他舰只的建议，仍可随时进行商谈。　　11月23日，总统又电告有关此事的进一步的保证。贝当元帅曾无条件申明，他要把这两艘舰只留在现在它们停泊的港口——达喀尔和卡萨布兰卡，如果这一计划有任何变动，他将事先通知总统。　　　　　　※ 　　　　　　 ※ 　　　　　　※　　对我们来说，西班牙的态度比维希的态度更为重要，尽管它同维希有密切的关系。西班牙可以帮我们很多忙，但更可以对我们为害甚大。在死亡枕藉的西班牙内战中，我们曾保持中立。佛朗哥将军从我们得到的援助微不足道，甚至根本没有得到援助，但他受轴心国家的好处甚大——也许连他的生命也是轴心国家给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援助过他。他不喜欢希特勒，而且怕希特勒。他喜欢墨索里尼，而且不怕墨索里尼。这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宣布中立，并从此严守中立。在我们两国之间进行着繁荣和互惠互利的贸易，从比斯开湾诸港运来的铁矿石对于我们的军需工业极关重要。但是，现在到了5月，“晦暗不明的战争”业已过去。纳粹德国的威力已为举世所公认。法国的战线已经崩溃。北方的同盟国军队正处于危险之中，正是在这个时刻，我很高兴地授予我以前的一位同僚（他前因内阁改组去职）以一项非常适合于他的才能和性情的新职位。5月17日，塞缪尔·霍尔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大使；我确信，再也没有人比他更能出色地完成这项任期五年的艰难、细致而且关系十分重大的任务了。这样，我们在马德里就有了很好的外交使节，不仅有很好的大使，而且还有很好的参赞阿瑟·晏肯先生①，还有海军武官希尔加思上校，他已从海军退伍，居住在马利奥尔卡岛，但是，现在又挟其对西班牙事务的丰富知识而应召任职。　　①晏肯先生于1944年因飞机失事殒命。　　在整个战争期间，佛朗哥将军的政策完全是自私而且冷酷的。他只想到西班牙和西班牙人的利益。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如何报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他的援助。另一方面，他也并不因为我们左翼政党对他的敌视态度而对英国有所怀恨。　　这位心肠狭隘的暴君，只想怎样使他的精血已枯的人民摆脱另一次战争。他们已经打够了战争。他们有一百万人曾被自己的同胞屠杀。贫困、高昂的物价和艰难的岁月使这座荒凉的半岛毫无生气。西班牙再也不要战争，佛朗哥再也不要战争！他就是用这种平常的感情来了解和应付当时震撼全世界的巨大动荡的。　　英王陛下政府非常满意这种平庸的见解。我们就是希望西班牙保持中立。我们想要同西班牙进行贸易，我们希望它不让德国和意大利的潜艇利用它的港口。我们不仅希望直布罗陀不受骚扰，也希望我们的舰只能够利用阿尔赫西拉斯的碇泊所，希望我们日渐扩大的空军基地能利用直布罗陀连接大陆的地带。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依靠这些便利条件才能到达地中海。西班牙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在阿尔赫西拉斯背后的山上架设或者准许他人架设十余尊重型大炮。他们随时都有权利这样做，大炮一架设起来，便可随时发射，而我们的海、空军基地就无法利用了。直布罗陀可能再度经受一次长期的包围，但它毕竟只是一个悬崖。西班牙掌握着英国在地中海上一切活动的钥匙，就是在最艰苦的时候，西班牙也从来没有说不让我们通过。当时的危险是如此之大，因此，几乎有两年之久，我们经常准备着一支五千人以上的远征军以及所需舰只，在接获命令之后几天之内便可出动，以备西班牙人不许我们使用直布罗陀港时，便可即时夺取加那利群岛，从空中和海上控制敌方潜艇，并绕航好望角与大洋洲保持联系。　　佛朗哥政府另外还可用一种十分简便的方式给我们以这种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可以让希特勒的军队穿过半岛，替他们包围和攻占直布罗陀，同时他们自己则占领摩洛哥和法属北非。法国停战以后，德军曾于1940年6月27日大举进抵西班牙边境，建议在圣塞瓦斯蒂安和比利牛斯山以南的城镇中和西班牙军队举行联欢，这简直使我们忧虑极了。有些德国军队事实上已经进入西班牙。但是正像1820年4月威灵顿公爵所说的：“在欧洲，使干预他国事务的外国人最占不到便宜的国家，殆无过于西班牙。没有一个国家是像西班牙那样讨厌甚至卑视外国人，在风俗习惯方面，他们同欧洲其他国家也如此不同，格格不入。”现在，在一百二十年后的今天，西班牙人在自己造成的内战灾祸中弄得精力疲惫、胆战心惊，就更不喜欢同别人打交道了。他们不愿外国军队在他们的国内开来开去。这些难缠的西班牙人，虽具有纳粹和法西斯的意识形态，但是外国人不进来总要好一些。佛朗哥的这种情绪极为强烈，并且以极端诡诈的手段使这种情绪成为行动。我们颇欣赏他的机智，尤其是因为他的机智对我们有利。　　　　　　※ 　　　　　　 ※ 　　　　　　※　　正如所有的人一样，西班牙政府对法国之突然沦陷和英国之可能崩溃或毁灭，大吃一惊。在全世界有许多人都接受了“欧洲新秩序”、“统治民族”以及诸如此类的概念。因此，佛朗哥在6月间表示，他准备加入战胜者的行列，分享战利品。一则由于他的欲壑难填，再则由于他的老谋深算，他明白指出，西班牙的要求颇大。但是，这时希特勒觉得没有争取同盟者的必要。他也像佛朗哥一样，估计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之后，便可结束大的敌对行动，而英国即将求和。因此，他对于马德里的这副积极拉拢的姿态并不怎么感觉兴趣。　　到了8月，局势变了。那时已经看清，英国将坚持战斗，而这场战争很可能是长期的。由于英国轻蔑地拒绝了希特勒7月19日的和平建议，于是希特勒便开始寻求同盟者；他除了去找他过去曾经援助过、而最近又表示要同他站在一起的这位独裁者以外，还能找谁呢？但是，佛朗哥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产生了不同的看法。8月8日，德国驻马德里大使告诉柏林，总司令①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不过，他提出了某些要求。第一，保证将直布罗陀、法属摩洛哥以及阿尔及利亚的一部分，包括奥兰在内，划归西班牙，并且要扩张西属非洲殖民地的某些领土。此外，还需要适当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因为西班牙的粮食只敷八个月的食用。最后，佛朗哥认为，要等到德国人在英国登陆以后，西班牙才能参战，“以免参战过早、战火拖延，使西班牙无法忍受，并且在某种情况下成为危及现政权的根源。”同时，佛朗哥又致函墨索里尼，重申他提出的要求，并请他给予支持。墨索里尼于8月25日回信，劝告总司令“不要置身于欧洲历史之外”。希特勒因为西班牙的要求过高而感到棘手，而且有些要求将使他同维希重新发生纠纷。从法国夺去奥兰，那一定会导致法国在北非成立敌对的政府。他反复考虑这一问题的得失。　　①指佛朗哥。——译者　　其间，又过去了许多日子。9月间，看来大不列颠是能够抵御德国的空中攻势的。五十艘美国驱逐舰的移交，在欧洲各国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西班牙觉得，美国在逐步走向战争。因此，佛朗哥和西班牙人便采取百般苛求的政策，并且还明确指出，必须要预先答应他们的要求。此外，还要求提供军需品，特别是西班牙面对直布罗陀的炮台所需的十五吋口径榴弹炮。在这段期间他们给德国人一些小恩惠。所有的西班牙报纸都是反英的。他们容许德国的情报人员在马德里到处乱走。由于西班牙外交部长贝格贝德尔被怀疑为对德国缺乏热诚，于是便派遣长枪党的头子塞拉诺·苏涅尔为特使正式访问柏林，以便调整关系，保持伙伴精神。希特勒向他滔滔不绝地谈论，特别偏重于西班牙人对美国的反感。他认为，这场战争也可能演变为洲际战——美洲对欧洲。一定要使西非沿岸的岛屿固若金汤。当天的晚些时候，里宾特洛甫要求在加那利群岛为德国准备一个军事基地。亲德的长枪党党徒苏涅尔竟拒绝讨论这一点，他一个劲儿地强调西班牙需要现代武器、粮食和石油，并且还要求牺牲法国来满足它的领土要求。西班牙在实现其参战的希望以前，所有这些都需要满足。　　9月19日，里宾特洛甫前往罗马向墨索里尼报告情况，并举行会谈。他说，元首认为英国的态度是“垂死挣扎，是完全不了解现实，是希望俄国和美国出兵干涉”。墨索里尼说，“美国是由于种种实际的利害关系，才站在英国一边的。”售与五十艘驱逐舰这件事，便足证明。他主张同日本结成同盟，以牵制美国的行动。“虽然从数量方面来说，美国海军可以算是巨大的，但是，我们认为，正如英国的陆军一样，它是一个松垮的组织。”领袖继续说：“还有南斯拉夫和希腊的问题。　　意大利在南斯拉夫边境有五十万人，在希腊边境有二十万人。　　意大利之看待希腊人，正如4月行动以前德国人之看待挪威人。从我们来说，必须解决希腊，当我们的地面部队进入埃及，英国舰队不能在亚历山大停泊而必须到希腊港口避难的时候，就尤其需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