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泰尔岬到克罗马尔提河口…………………………………1/2 共计…………………………………10（1/4） 5．如果按照上述比例分配一支拥有十个师的兵力，则可把三个师分配在福思-瓦什扇形地带，五个师在瓦什-多佛尔扇形地带，等等，事实上，在本土上有二十六个师，而且，如果把你的数字乘以2．6，然后和这二十六个师的实际分布情况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出下列结果： 6．这两组数字之间的共同点甚至比乍一看去还要近似，原因是驻扎在紧靠伦敦北面和西北面的后备师既可以部署在瓦什——多佛尔扇形地带，又可以部署在多佛尔——朴次茅斯扇形地带，因此，这两个扇形地带“可用的”师数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可供联合扇形地带使用的师共计十五个，而你要求的是十六又四分之三个师。 7．参谋长委员会指出，你的数字是根据来自海上的侵略的规模计算的，而实际的分配情况则把来自空中的侵略也考虑在内。因此，虽然目前南方沿岸的防御似乎稍稍超过于实际的需要，但理由是：我们在那里的防卫部队可能被敌战斗机形成的“幕”所笼罩，敌军可跨过相对说来是比较窄的海峡进行突击。 ※ ※ ※ 正当我们审核这些文件准备付印的时候，情况已开始大变。我们卓越的情报机构证实，希特勒已最后下令采取“海狮”作战计划，并已积极准备。看来此人是要试一试了。况且，攻击的战线和东部海岸完全不同，也就是说是在东部海岸之外的，但是，参谋长委员会、海军部和我仍然一致同意把重点放在东部海岸。 但是，此后的情况急转直下。大批自动推进的驳船和摩托艇开始在夜里渡过多佛尔海峡，沿法国海岸暗中移动，并逐渐集结在加来到布雷斯特一带法国海岸的各个港口。我们每日进行的空中摄影准确地证明了这一行动。已经不可能重新在接近法国海岸的海面布置水雷区了。我们立即开始用我们的小型舰只袭击那些运送部队的船只，轰炸机队集中轰炸新发现的一系列发动侵略的港口。同时，我们得到大量的情报说，德军有一个或几个军正沿这段敌方海岸集结，准备入侵。情报表明敌军铁路运输也很繁忙，并在加来海峡和诺曼底大量集结。后来，据报告，在布洛涅附近有两个山地作战师配备了骡子，显然是要攀越福克斯通悬崖。与此同时，在法国的海峡沿岸出现了大批威力强大的远程大炮。 为了应付新出现的威胁，我们开始把我们的负荷从这条腿转移到另一条腿，并且改进了我们所有的运输条件，以便把我们日益壮大的机动后备队调往南部防线。大约在8月的第一个周末，现任本土部队总司令布鲁克将军指出，南部海岸遭受入侵的威胁也如同在东部海岸一样在增长。我军的人数、效率、机动性和装备也日益增加。 ※ ※ ※ 8月和9月之间，我军部署的变更如下： 因此，在9月下半月，我们已经能够把十六个精锐的师投入包括多佛尔在内的南部海岸防线，这十六个师中有三个装甲师或是相当于三个师的装甲旅，所有这些师都是当地沿岸防御部队的补充，可以迅速地投入战斗，进攻任何一处登陆入侵的敌军。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狠狠地把敌人揍一顿，布鲁克将军已经摆好架势，在必要的时候就迎头痛击；谁也不如他擅长这一手。 ※ ※ ※ 在这期间，我们很不放心：从加来到特斯黑灵和黑利戈兰的那些海湾和河口以及荷兰和德国沿海的大群岛屿（上次战争中的“沙地之谜”）会不会隐藏着大批拥有小型或中型舰只的敌军。从哈里奇往右到朴次茅斯、波特兰，甚或到普利茅斯这一带以肯特海角为中心的地方似乎马上就要受到侵袭。我们只有一些反面的证据说明敌人不会从波罗的海用大型舰只通过斯卡格拉克海峡，掀起第三个入侵的浪潮，以配合其他的浪潮。这对德军能否取得成功，至关重要，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方法可以把重型武器运送给已经登陆的部队或在停泊于东部海滩附近的补给船上和补给船附近建立大供应站。 我们现在迈入了一个非常紧张、需要非常警惕的时期。在这时期内，从瓦什往北一直到克罗马尔提河口，我们当然有重兵镇守；并且作出安排，如果敌人硬要从南方入侵，那么就从这里抽调兵力。我们这个岛上的铁路纵横交错，我们还继续控制着本土的领空，这些条件使我们有充分的把握，在敌方兵力全部暴露后，如果在第四天、第五天和第六天有必要的话，我们还能够另外抽调四个或五个师增援南部防线。 我们曾对月光和潮汐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我们推测，敌人可能在夜间渡海、黎明登陆；我们现在知道，德国陆军统帅部也打算这样做。他们还希望在渡海途中有半明的月光，以便保持秩序并能正确无误地接近陆地。精确地衡量了这一切之后，海军部认为，对敌人最为有利的时机是在9月15至30日之间。我们现在发现，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敌人的想法完全一致。我们毫不怀疑，我们有能力摧毁在多佛尔海角、或在多佛尔到朴次茅斯这段海岸、甚或在波特兰登陆的任何入侵部队。当我们最高指挥机关的思想充分协调一致以后，我们对愈来愈清楚的图景不由得感到欣喜。这也许是打击强大敌人震动世界的一次好机会。同样，那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希特勒入侵的气氛和现象不能不使我们内心感到愤慨。的确，有些人从纯技术的观点出发真愿意看到他来试一下，看一看他渡海远征，全军覆没，对整个战局将产生什么影响。 7月和8月我们控制了大不列颠的上空，特别在东南部伦敦附近各郡的上空，我空军则更加强大，占据优势。加拿大集团军驻扎在伦敦和多佛尔之间，最便于待机而动。他们的刺刀锋利，斗志甚旺。能够为不列颠和自由狠狠地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将使他们感到自豪。所有的人的心里都燃烧着这种烈火。规模庞大的错综复杂的防御系统、防御据点、反坦克障碍物、碉堡和掩蔽设施等布满了整个地区。海岸线上的防御工事和炮台比比皆是，同时，由于减少了大西洋上的护航舰只（这使我们的船运损失比较小），由于把新建的军舰编入现役，使小舰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提高。我们把“复仇”号、旧靶舰兼演习舰“百人队长”号和一艘巡洋舰调往普利茅斯。这时，本土舰队拥有最大的战斗力，可以巡航至恒伯河甚至瓦什湾也无多大危险，因此，我们在各方面都已作好充分的准备了。 最后，照例在10月份秋分时候常刮的暴风即将来临。很显然，如果希特勒真敢动手的话，那就是在9月，在9月中旬潮汐的涨落和月亮的盈亏都对他有利。 ※ ※ ※ 危险过去后，在议会中有时谈到“入侵的恐惧”。那些最了解情况的人当然是最不恐惧的。除了在空中和海上掌握优势以外，我们还有一支斗志旺盛的生力军（虽说装备还不十分充分），其人数和四年后德国集结在诺曼底抵抗我们返回欧洲大陆的军队不相上下。在诺曼底，我们虽然在头一个月里就有一百万人登陆，并拥有大量武器和其他一切有利的条件，但战斗仍然是十分持久和残酷的，费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扩大了开头占领的地区、开辟了广阔的战场，但是这些军事行动的意义只有在将来才能得到印证和了解。 ※ ※ ※ 现在话题应该转过去谈谈敌人那边的情形，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情况叙述一下敌人的准备和计划。第十五章 “海狮”作战计划 德国海军部的计划——德国借征服法国和低地国家而创造的条件——7月21日三军首脑与元首的会晤——希特勒明知困难还下达命令——德国海军和陆军参谋之间的争论——雷德尔和哈尔德意见不一——同意妥协方案——德国海军部新的顾虑——德国海军和陆军将领把责任推卸给戈林和空军——戈林接受了——希特勒推迟进攻日期——9月7日发出的“克伦威尔”命令——振奋精神的良药——德国人不懂得两栖作战——三军不和——德军把赌注压在空战上。 从我们缴获的德国档案中了解到1939年9月3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德国海军部就开始由参谋人员研究入侵大不列颠的问题。德国人和我们的想法有所不同：他们深信不疑，唯一的方法是渡过英吉利海峡狭窄的海面。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任何另外的办法。如果我们早知道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可大大放心了。从英吉利海峡进犯，正好碰上我们防御设施最巩固的海岸；这是我们对法国的一条古老的海防前线，沿岸的港口都已设防，我们主要的舰队的基地都在这里；近年来，为了保卫伦敦，大多数机场和制空站也建立在此。在我们这个岛上，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地方像这儿这样使我们能够更加迅速地投入战斗或集中这么大的陆、海、空军兵力。雷德尔海军上将深恐一旦下令德国海军进攻英国，海军的力量不足。所以，他要求许多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完全控制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海岸、港口和河口，因此，这个计划在晦暗不明的战争时期就搁起来了。 突然，这些条件出人意外地具备了，他紧接着敦刻尔克之役和法国投降以后，就带着一份计划去见元首，虽然心里有些疑虑，但也感到十分高兴。他在5月21日，接着又在6月20日和希特勒谈论这个问题，其目的不是建议入侵，而是想说明，如果下令入侵英国，则需有详细的计划不可草率从事。希特勒心里也很怀疑，说“他完全了解这样一种任务的特殊困难”。他也抱有英国即将求和的希望。直到6月最后的一个星期，最高统帅部才打定了这个主意，直到7月2日才发出第一道命令，把入侵不列颠作为一件可能实现的战事计划。“元首断定：具有某些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取得空中优势）就可以在英国登陆。”7月16日，希特勒发出指示说： “尽管英国在军事上处于绝望的境地，但仍未作出求和的表示，因此我决定要准备一个在英国登陆的计划，并在必要时加以执行。……整个计划的准备工作应在8月中旬完成。”于是，各方面加紧进行这一工作。 ※ ※ ※ 德国海军的计划，我在6月间就有所风闻，基本上是机械的。他们打算从灰鼻角用重炮轰击多佛尔，再由强大的炮兵在多佛尔海峡法国海岸上给予掩护，从而在英吉利海峡最便捷的一条线上开辟一条狭窄的走廊，两侧用布雷区围起来，并在外缘布置潜艇保护。陆军从这条走廊坐渡船过海，大部队陆续分批增援。海军的任务到此为止，以后就由德国陆军将领们去解决问题。 我们拥有压倒的海军优势，在优势的空军掩护下用小型舰只就可粉碎他们的布雷区，并且摧毁那些为保护布雷区而集结的一二十艘潜艇，因此，这是个从开头就没有成功希望的主意。虽然如此，在法国沦陷以后，任何人都能看出，要想避免持久的战争以及由这种战争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唯一的希望就是使英国投降。正如我们曾经叙及的，德国海军在挪威附近海面的战斗中曾受到重创；它自己都成了残兵败将，所以给予陆军的支援就很小。不过，德国海军还是有它自己的计划，谁也不能断言，他们会不会无意之中碰上好运气呢。 德国陆军统帅部对入侵英国的问题开始还感到相当犹豫。他们对这件事既无计划，又无准备，并且也未进行过这种训练，但是，由于在几个星期中接连打了几次漂亮的大胜仗，所以他们的胆子也就壮起来了。保证安全渡海不是陆军的责任，但大军一登了陆，他们便认为战斗的任务就应由他们担负了。的确，早在8月间，雷德尔海军上将就觉得应当提请他们注意渡海的危险，在渡越海峡时，说不定会全军覆没。当把运送陆军过海的责任明确地交给海军以后，德国海军部就一直表示悲观。 7月21日，三军首脑会见了元首。他告诉他们，战争的决定阶段已经到来，但是英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希望转危为安。他谈到美国对英国的支持以及德国对苏俄的政治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化。他说，应该认识到执行“海狮”作战计划是迅速结束战争的最有效的方法。希特勒在同雷德尔海军上将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以后才开始了解到，由于潮汐、海流和海上的种种神秘，渡越海峡将牵涉到些什么问题。他把“海狮”作战计划说成是“一种非常大胆勇敢的事业”。“即使航程很短，但这不是渡过一条河，而是渡过敌人控制的一个海。这不像进攻挪威那样一下就可以过去的；采取突然袭击是不行的；在防守上有所准备并且极端坚决的敌人将对我们进行抵抗，并控制我们所必须利用的海域。陆军作战需要四十个师。最困难的问题是物资的补给和储备。我们不能指望在英国就地获得任何物资的供应。”首要的条件是完全控制空中，在多佛尔海峡使用威力强大的大炮掩护渡海，并用布雷区保护。他说道：“一年中的时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在9月份的下半个月天气非常恶劣，在10月中旬就开始有雾。因此，主要的登陆行动必须在9月15日完成，过了这一天以后，德国空军和重型武器的配合就不大可靠了。既然空军的配合是决定性的条件，就应该把这一点当作决定日期的主要因素。” 在登陆的海岸宽度和攻击目标的数目上，德国参谋人员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而相当粗暴的争论。陆军要求在多佛尔到波特兰以西的莱姆·里季斯的整个英国南部海岸的一系列地点登陆。他们还要求在多佛尔以北的拉姆斯格特进行辅助性登陆。而德国海军参谋部则说，安全渡过英吉利海峡最适宜的地区是在北福兰角和威特岛西端之间的地方。陆军参谋部曾就这一点拟定计划，要在多佛尔往西到莱姆湾之间的各个地点登陆十万人，随后再马上紧接着登陆十六万人。德国陆军统帅哈尔德宣称，在布赖顿地区至少应登陆四个师。他还要求在迪尔同拉姆斯格特之间登陆；至少用十三个师，尽可能在整个战线的各点同时登陆。此外，德国空军还要求准备船舶，以便随同第一批登陆的军队运去五十二个高射炮中队。 但是，海军参谋长申明，像这样大规模或这样迅速的行动简直是不可能的。他无力承担护送登陆部队通过所提到的辽阔海域的任务。他的意思是陆军应该在这些范围以内挑选最有利的登陆地点。即使掌握了空中优势，海军的力量也不过一次能护送一批人渡海，他们认为多佛尔海峡最狭窄的部分是困难最少的航道。要把第二批的十六万人连同装备一次运过海峡，就需要二百万吨船舶。即便是具备了这种空想的必要条件，登船的港口也难以容纳如此大量的船舶。只能把这些师的第一梯队运过海峡去建立狭窄的桥头阵地，要运送这些师的第二梯队登陆，就至少又需要两天，更不用说把认为必需登陆的第二批六个师运过去了。他进一步指出，在辽阔的海岸线登陆，便意味着各个选定的登陆地点涨潮的时间有三小时至五小时半的差别。因此，要么就在某些登陆地点接受不利的潮汐条件，要么就放弃同时登陆的想法。他这个意见是很难反驳的。 在你一个备忘录、我一个备忘录的论战中，消磨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直到8月7日哈尔德将军才和海军参谋长当面磋商。哈尔德在这次会谈中说，“我完全拒绝海军的建议。从陆军的观点来说，我认为这简直是自杀。干脆把登陆的部队直接送进碎肉机去好了。”海军参谋长答复道，他同样拒绝在辽阔的海岸线上登陆的计划，因为这只能使部队在运输途中遭到牺牲。最后希特勒采取折中办法，这个办法既不能满足陆军的要求又不能使海军满意。最高统帅部8月27日发出的一项指示规定“陆军的行动必须考虑到可资利用的船位和渡海与登陆的安全”。从迪尔到拉姆斯格特之间的登陆地点一概放弃了，但是登陆的海岸线从福克斯通伸展到博格诺。等到达成这样的协议，便已经到8月底了；当然，这一切都要靠取得空战的胜利，空战到现在已经进行六个星期了。 根据最后决定的登陆地点拟定了最后的计划。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龙德施泰特，但是由于缺乏船舶，把他的部队减为十三个师，后备部队为十二个师。来自鹿特丹与布洛涅之间各港口的第十六集团军将在亥斯、拉伊、黑斯廷斯和伊斯特本附近登陆；至于从布洛涅与勒阿弗尔之间各港口来的第九集团军则进攻布赖顿与沃信之间的海岸。多佛尔要从地面夺取；然后这两个军一齐向坎特伯雷-阿什福-梅菲尔德-阿伦德尔这条掩护线前进。总计，第一批将有十一个师登陆。 他们还乐观地希望，在登陆一星期以后，向前推进到格雷夫森德、赖吉特、彼得斯菲尔德和朴次茅斯。以第六集团军为后备部队，它所属各师随时待命增援，如果情况许可，还要把进攻的海岸伸展到韦默思。一旦建立了桥头阵地，就容易扩充这三个军的人数，“因为，”哈尔德将军说，“在大陆上已经没有对抗德国的军事力量了。”的确，德国是不缺乏勇猛善战、装备精良的部队的，但是这些部队却需要船舶和安全的运输。 最重大的头一项任务落在海军参谋部的身上。德国大约有一百二十万吨海运船舶可以用来应付它的一切需要。载运入侵部队就需要用去一半多，这样一来就会在经济上引起巨大的混乱。9月初，海军参谋部报告已经征用： 运输舰168艘（共七十万吨） 驳船1910只 拖船及拖网船419只 摩托艇1600只 这些大批的舰只都需要配备船员，从海道和运河驶往集结的港口。其间，我们从7月初就接连不断地袭击停泊于威廉港、基尔运河、库克斯哈芬、不来梅和埃姆登的船舶；对停泊于法国港口和航行于比利时运河内的小型舰只和驳船也曾出其不意地加以袭击。9月1日，当准备入侵的大批船只开始向南移动时，就受到英国皇家空军的监视，及时报告他们的情况，并沿安特卫普到勒阿弗尔的全部海岸线猛烈地加以袭击。德国海军参谋部记录道：“敌人在沿岸海面之继续进行战斗防卫、集中轰炸机轰炸‘海狮’出发的港口以及沿岸的侦察活动，足以说明，敌人现在已经预备对付我方即将进行的登陆。” 又说：“英国的轰炸机和英国空军的布雷队……仍然拥有充分的作战力，而且应该承认，英国部队的活动即使还没有使德国的运输受到决定性的阻碍，但无疑是成功的。” 但是尽管一再受到阻碍，蒙受损失，德国海军还是完成了他们任务的第一部分。他们为事故和损失所打的百分之十的宽余全部用尽，但剩下的比第一阶段所计划的最低限度少不了多少。 这时，海军和陆军都把他们的负担推卸在德国空军身上。 开辟走廊的全部计划——面对英国舰队和小型舰只的压倒优势，由德国空军掩护，在航道的两侧敷设水雷——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德国空军是否能击败英国空军，在英吉利海峡和英格兰东南部完全掌握制空权，不仅在渡海航道的上空而且也在登陆地点的上空掌握制空权。三军中两个较老的军种都把责任推卸在戈林元帅身上。 戈林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种责任，因为他相信德国空军在数量上拥有颇大的优势，苦战几星期之后，就会打垮英国的空防，摧毁英国在肯特和苏塞克斯的机场，完全控制英吉利海峡。除此以外，他还深信，轰炸英国，尤其是轰炸伦敦，会使颓废而爱好和平的英国人消沉到求和的地步，特别是入侵的威胁在他们的地平线上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更想求和。德国海军部则不以为然，他们顾虑重重。他们认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可进行“海狮”作战计划。7月间，他们曾建议，除非无限制的空袭和无限制的潜艇战能“使敌人根据元首提出的条件商谈和平”，否则就应推迟到1941年春才采取行动，但是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将军见到空军最高统帅有这样的把握，都很高兴。 对于纳粹德国来说，这些日子真是良辰美景。希特勒在迫使法国蒙受贡比涅停战协定①的羞辱以前，就已经高兴得手舞足蹈了。德国军队曾耀武扬威地穿过凯旋门一直走到爱丽舍田园大街。他们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呢？为什么踌躇不决而不乘胜前进呢？因此，参与“海狮”作战计划的海、陆、空军都各自研究自己的范围内的有利因素，而把不利的一面留给自己的伙伴。 ①1918年11月11日晨5时，福煦将军与德国军事代表在贡比涅密林中福煦将军专用的一节火车车厢内签订了停战协定，这次停战协定是在同一地方的同一节车厢内签订的。——译者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他们的疑虑产生了，行动往后推迟了。希特勒于7月16日发出的命令规定，一切准备工作应在8月中旬完成。海、陆、空三军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到了7月底，希特勒遂同意以9月15日为入侵英国的最早的日期，同时，保留他的决定，等计划中的加强空战的结果判明以后采取行动。 8月30日，海军参谋部报告，由于英国对入侵舰队所采取的应付措施，准备工作不能在9月15日如期完成。根据他们的要求，将入侵日期推迟到9月21日，另外还附有一个条件：要提前十天通知他们。这就是说，应于9月11日发出预备命令。9月10日，海军参谋部再次报告，由于天气一直很坏和英国的反轰炸，他们遇到了各种困难。他们指出，虽然海军方面必要的准备到21日可以完成，但是所规定的在英吉利海峡上空掌握绝对的空中优势的这一行动条件却没有实现。因此，希特勒在11日又把预备命令推迟了三天，把最早的入侵日期改为24日，可是在14日他又把入侵的日期往后推了。 ※ ※ ※ 14日，雷德尔海军上将表示了如下的意见： （一）目前的空中情况还未提供为完成这一行动所需要的条件，因此，危险仍然太大。 （二）“海狮”作战计划如果失败，将意味着英国的威望大增，而我们袭击英国的有力的影响即将化为乌有。 （三）对于英国，尤其对于伦敦，应当继续不断地进行空袭。如果天气良好，还要加强空袭而不必考虑到“海狮”。空袭当可产生决定性的效果。 （四）但是“海狮”作战计划却不可取消，以便使英国人时刻焦虑不安；如果外界获悉取消这一计划的消息，这就会使英国人大大感到松了一口气。 到了17日，行动的日期便无限期地往后推了，其主要的原因何在，敌我双方的看法并无二致。雷德尔继续说道： （1）我方为在海峡沿岸登陆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已为敌人广泛获悉，他们正在不断采取反措施。可举以下现象作为例证：敌军飞机对德国发动这一军事行动的港口进行袭击和侦察，敌驱逐舰在英国南部沿岸海面、多佛尔海峡和法、比沿岸海面频频出现，在靠近法国北部海岸的海面上常派舰巡逻，丘吉尔最近一次的演说，等等。 （2）敌本土舰队的大部分舰只虽仍停靠西部基地，但其主要舰只则已作好反击我军登陆的准备。 （3）我空中侦察机已在南方和东南方港口发现大批的驱逐舰（三十艘以上）。 （4）现有的一切情报表明，敌人的海军已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一战场。 ※ ※ ※ 8月间，在威特岛和康沃尔之间的沿岸各处，从海面上冲来了大约四十具德国士兵的尸体。德军曾在法国沿海用驳船演习登船。为了避免英国的轰炸，有些驳船开到海上去，或者由于遭到英机轰炸或者由于天气不良以致沉没。这就是到处谣传德军企图入侵的来源，据说，德军或则由于溺水，或则由于被海上燃烧的汽油烧死，损失奇重。我们没有对这种传说进行辟谣，这些传说在沦陷的国家中到处自由传播，愈传愈夸大，给予被压迫的人民以很大的鼓舞。例如在布鲁塞尔，有一家商店在陈列的男子浴衣上就标明是：“专供英吉利海峡游泳用。” 9月7日，我们获悉的情报表明，驳船和小型舰只正在向西和向南移动，前往奥斯坦德和勒阿弗尔之间的港口，由于这些集结船只的港口都遭到英国空军的猛烈袭击，这些船只在德军即将采取实际行动以前是不会到这些港口来的。德国空军在阿姆斯特丹和布雷斯特之间的攻击能力，由于从挪威调来了一百六十架轰炸机而加强了；在加来海峡地区的前沿飞机场上也见到有短程俯冲轰炸机队。前几天俘获的四个德国人承认是间谍，他们是在东南海岸从一个划艇上登陆后被俘的，他们说，他们准备在未来的两星期内随时报告伊普斯韦奇-伦敦-里丁-牛津地区英国后备部队的动态。9月8日到10日之间的月光和潮汐条件，对于敌人进攻西南沿海都是有利的。在这一点上，参谋长委员会认为入侵的可能已迫在眉睫，防卫部队应马上准备待命。 当时，在本土部队司令部内，还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原有的八小时内准备战斗的命令改为某些中间程度的“立即准备战斗”。因此，本土部队就在9月7日下午8时对东岸和南岸两个管区颁发了“克伦威尔”这个密码命令，意思是“入侵迫在眼前”；这些管区实际是沿海前哨部队的行动站。这个命令也送达驻在伦敦地区的所有部队以及总司令部后备队的第四和第七军。为了使联合王国内的所有其他管区知道这一情况，也向他们传达了这项命令。国内某些地方的国民自卫军指挥官根据这点就自作主张敲起教堂的钟来召集国民自卫军。这就引起了种种谣言，说敌人的伞兵登陆了，说德国的快速鱼雷艇已经接近海岸了。我和参谋长委员会都不知道已经使用“克伦威尔”这个明确的密码命令；于是在翌晨发出指示，要制订某些中间程度的戒备信号，以便在以后遇到情况时，逐步加强戒备，而不必宣布入侵迫在眼前。即使收到了“克伦威尔”这个密码命令，除非为了特殊任务，也不要召集国民自卫军；而且，只有当一名国民自卫军战士亲自目睹多达二十五名敌军伞兵降落，才能敲起教堂的钟，而不能因为听到别人敲钟或其他原因就去敲钟。这件事引起了很多议论和不安，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报纸和议会都没有对此事发表意见。对于一切有关的人来说，这可以作为一种很有效的振奋精神的良药和防御演习。 ※ ※ ※ 当我们追述德国入侵的准备工作一直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我们就看出，他们早期的胜利心情怎样逐渐转变为怀疑，而到最后是完全失去信心。事实上，他们在1940年就已经丧失信心了；虽然在1941年曾再次提出这个计划，但是却从来没有像法国沦陷后的幸福日子里那样引起德国领袖们的幻想。在7月和8月这两个决定命运的月份中，我们见到，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曾向他的陆军和空军的同僚极力说明大规模的两栖作战将遇到的困难。他深知德国海军的弱点和缺乏做出充分准备的时间，力图对哈尔德所提出的在辽阔的海岸同时登陆大批部队的庞大计划加以限制。同时，野心勃勃的戈林却一心想单独使用他的空军获致惊人的胜利，而不愿意参加联合作战计划，不愿在有系统地削弱入侵区域中进行抵抗的敌海、空军方面充当较谦虚的配角。 从记录中显然可以看出，德国最高统帅部绝对不是一个抱有共同目的、互相对各自的能力和限度有适当了解的协作机构。每一个人都想成为天空中最辉煌的明星。显然，从一开始就有摩擦，哈尔德只要能够把责任推到雷德尔身上，就不想修订自己的计划，使之符合实际的可能。元首的干预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改善三军之间的关系似乎所起的作用不大。在德国，陆军的威望最高，陆军将领总是以对下属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海军同僚。没有办法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德军陆军不愿在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中甘受海军的支配。当约德尔将军在战后被人问到这些计划的时候，他不耐烦地答复道：“我们的部署和犹里乌斯·凯撒的部署完全一样。”这句话表明一个地道的德国陆军军人对海上战争的态度，一点不了解登陆将遇到什么问题，不了解在设防的海岸上部署大批兵力将遇到些什么海上的风险。 在英国，不论我们有什么缺点，我们对海上的事情是彻底了解的。多少世纪以来，我们代代相传，对它非常熟悉，它的传统不仅鼓舞我们的水兵，而且也鼓舞整个民族。我们之所以能够沉着应付入侵的威胁，其最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三军参谋长在国防大臣统率下配合一致指挥军事行动的制度已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协作精神、互相了解和竭诚合作的典范。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有机会从海上大举进攻敌人的时候，我们行动的基础是彻底完成这一任务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并且充分了解这样规模庞大、危险重重的行动在技术上的各种需要。即便是德国在1940年拥有受过良好训练的两栖部队和现代化两栖作战的各种装备，在我们的海军和空军面前，他们的希望也会落空。事实上，他们既缺工具又缺乏训练。 ※ ※ ※ 我们曾见到，我们的许多顾虑和疑问是怎样愈来愈变为坚定的信心的，我们从一开始就满怀信心地分析了敌人的入侵计划。另一方面，德国最高统帅部和元首越瞧这个冒险计划就越不喜欢。当然，我们互不了解对方的心情和对这种计划的评价；但是，从7月中旬到9月中旬，每过一个星期，就可愈加明确地看出德国海军部和英国海军部之间、德国最高统帅部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之间、以及元首和本书作者之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如果我们在其他事情上也这样意见一致的话，那就不用打仗了。当然，我们之间共同的看法是：一切都取决于空中战争。问题是双方战斗员如何见个分晓。此外，德国人捉摸不透：英国人民是否能经受得起空中的轰炸（轰炸的效果在当时曾被人大大地夸张），他们会不会屈服并迫使英王陛下政府投降。对于这一点，戈林元帅满以为有希望，而我们却一点也不畏惧。第十六章 不列颠之战 定性的战斗——希特勒进退维谷——三个阶段——在本国领空作战的便利——“海狮”作战计划和空袭——敌机袭击太恩河地区——德国“亨克尔”式飞机的狂轰滥炸——比弗布鲁克勋爵大显身手——欧内斯特·贝文先生和工人——内阁团结一致——核对德方的损失——首次空袭伦敦——德国海军参谋部焦灼不安——我在9月11日的广播演说——8月24日到9月6日的极端紧张的局面——空战司令部得心应手的指挥受到威胁——我方飞行员在两周之内阵亡或重伤四分之一——戈林过早空袭伦敦的失策——一个喘息的机会——9月15日是战斗达到最高潮的日子——我视察第十一战斗机大队——空军少将帕克——战斗机大队作战指挥室——空袭开始——所有的后备队都已投入战斗——一次重大的胜利——9月17日，希特勒推迟“海狮”作战计划——事后对宣布的数字和实际的数字作一对比——光荣归于全体人民。 我们的命运现在取决于能否赢得空战的胜利。德国领导人已经看出，他们能否实现入侵不列颠的一切计划，完全取决于能否控制英吉利海峡和他们在我国南部海岸选定的登陆地点的上空。不能防御英国空军的袭击，就不可能进行登船港口的布置、运输舰只的集结、航道的扫雷和敷设新的水雷区。完全掌握运输舰只上空和海滩上空的制空权，是实现横渡海峡和登陆的决定条件。因此，结果如何，要看是否能够摧毁皇家空军和伦敦与海岸之间的机场系统。我们现在知道，希特勒曾在7月31日对海军上将雷德尔说：“如果经过八天的激烈空战之后，德国空军还未大量摧毁敌人的空军、港口和海军的话，作战行动就势必要推迟到1941年5月。”现在要打的就是这场战争。 我个人在心理上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实力较量毫不畏惧。 我曾在6月4日对议会说：“庞大一时的法国陆军，在几千辆装甲车的冲击下，就一败涂地，溃不成军了。难道文明事业不也是能够由几千名飞行员用他们的本领和忠心来保卫住吗？”我又在6月9日对史末资说：“我现在只看到一条唯一可靠的出路，那就是：让希特勒来进攻我国，在他来进攻的时候摧毁他的空中武器。”这个时机现在已经到来了。 关于构成不列颠之战的英德两国空军之间的战斗，已经有人写过许多很好的报道了。道丁空军上将的函电和空军部第156号小册子详尽地记述了我们在1941年和1943年所知道的主要事实。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一些想法和他们在各个阶段中内部的反应。看来，德国人在某些主要的战斗中的损失比我们当时所估计的要少得多，双方的报告都明显地夸大了，但是这场关系到英国的生存和世界的自由的著名战斗的主要特色和轮廓却是无人争辩的。 在法兰西之战中，德国空军的使用已经到了极限，而且，和德国海军在挪威战役以后一样，需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休整。这段间歇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战斗机中队，除三个中队以外，全都先后参加了欧洲大陆的战斗。希特勒没有想到，在法国崩溃以后，不列颠还是不接受和平建议。像贝当元帅、魏刚以及法国的其他许多将军和政治家一样，他不理解一个岛国单独具有的、不依靠外援的智慧；而且，同这些法国人一样，他错误地判断了我们的意志力。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而且从慕尼黑以后学到了不少的东西。6月间，希特勒在逐渐看清了新的形势后，便针对这种新形势作出努力，同时，德国空军也恢复了战斗力，并为他们的下一个任务进行了部署。下一个任务是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希特勒必须进攻并征服英国，否则他就要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难以预测的危险与困难。始终存在着这样的可能：在空中战胜英国，就可使英国停止抵抗；至于真正侵犯，即使实际可行的话，也没有必要，除非他要占领这个已经战败的国家。 德国空军在6月和7月初已经恢复了战斗力，进行了整编，部署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所有飞机场，准备从那里起飞进攻，并用侦察和试探性的袭击来估量将要遇到的抵抗的强弱和规模。直到7月10日才开始进行第一次猛烈的袭击，因此，通常就把这一天作为空战开始的日子。另外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是8月15日和9月15日。在德国人的攻势中，还有三个彼此衔接而又互相重叠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7月10日到8月18日，是对英吉利海峡的英国护航舰队和位于多佛尔到普利茅斯之间的我国南部港口进行骚扰，考验我们空军的力量，引它出战，把它消耗光；这样还可以使那些被划作即将入侵的目标的沿海城镇受到破坏。第二个阶段从8月24日到9月27日，是想消灭皇家空军及其设施，从而打通一条通向伦敦的道路，对首都进行猛烈的、连续不断的轰炸。这样还可以切断首都与遭受威胁的沿海地区的联系。但是在戈林看来，他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样做还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那就是使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城市陷入混乱和瘫痪，使英国政府和人民产生畏惧心理，从而屈服于德国的意志。德国海军和陆军参谋人员都一心希望结果如戈林之所料。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发现皇家空军并没有被消灭，而且，为了毁灭伦敦，就顾不上他们自己迫切需要的“海狮”作战计划的执行了。接着，当所有一切都失望了的时候，当他们由于缺少最重要的条件——制空权——而无限期地推迟入侵的时候，就开始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想在白天空战中获得胜利的希望幻灭了，皇家空军仍然精神抖擞，使他们感到头痛，戈林无可奈何，于是在10月份就对伦敦和各工业生产中心不分青红皂白地狂轰滥炸。 ※ ※ ※ 在战斗机的质量方面，双方不相上下。德国战斗机的速度较快，上升度较高；我们的战斗机则更为灵活，武器配备较强。他们的飞行员十分了解他们的人数多，而且是波兰、挪威、荷、比、卢和法兰西上空的骄傲的胜利者；我们的飞行员从个人来说，则具有极高的信心，而且有不列颠民族在极端艰难的时候充分显示出来的那种决心。德国人享有一个很重要的战略上的有利之点，而且很巧妙地加以利用：他们的空军部署在分布极广的许多基地，可以从那些基地集中强大的力量，利用佯攻，声东击西，攻击我们。但是，敌人把在海峡上空作战和飞越海峡作战的不利条件与在法国和比利时遇到的不利条件对比时，可能曾对前者估计不足。从他们努力组织一个有效的海上救护队来看，也表明他们认识到这些不利条件的严重性了。在7月和8月，每当发生空战时，就会有一些涂有红十字标志的德国运输机开始在海峡上空出现。我们不准许用这种方式救起那些在作战中被击落的敌方飞行员，让他们再来轰炸我们的平民。只要可能，我们就自己去救他们，把他们当作战俘。根据战时内阁批准的明确的命令，所有的德国救护机都被我们的战斗机强迫降落或击毁了。这些飞机上的德国飞行员和医生对于这种对待他们的方法表示惊讶，并且抗议说，这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日内瓦公约并没有对这样一种意外情况有所规定，因为签订这项公约时未曾预料到这种形式的战争。由于德国人只要对自己有利，便毫无顾忌地违反所有的条约、战时法规和庄严的协定，因而他们就没有充足的理由发什么怨言。不久以后，他们就放弃了这种尝试，对双方飞行员的海上救护工作都由他们的小型舰只进行，当然，德国人一发现它们就向它们开火。 ※ ※ ※ 在8月间，德国空军已经集结了二千六百六十九架作战用的飞机，其中有一千零一十五架轰炸机、三百四十六架俯冲轰炸机、九百三十三架战斗机和三百七十五架重型战斗机。 8月5日，元首的第17号指令批准对英国加紧进行空战。戈林从来没有把“海狮”作战计划放在眼里；他的心思全都用在“绝对的”空中战争。他后来对各项布置的胡乱更动，使德国海军参谋部感到困惑。德国海军参谋部认为，摧毁皇家空军和我国的飞机工业，只不过是达到一个目的的一种手段： 完成这一任务后，空战便应该转向攻击敌人的军舰和船舶。他们对戈林把海军的目标排在次要地位感到遗憾，而且因为一再拖延而感到苦恼。8月6日，他们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说，由于英国空军的不断威胁，德国在海峡敷设水雷的准备工作已无法进行。8月10日，海军参谋部的作战日记记道： “海狮”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尤其是扫雷工作，由于空军停止活动而受影响，空军目前因为天气恶劣不能出动，而且，由于海军参谋部所不知道的原因，空军曾经失去了最近极为有利的天气所提供的机会。…… 7月和8月初的连续不断的激烈空战，发生在肯特海角和海峡沿岸的上空。戈林和他那些老练的顾问们认为，他们一定把我们所有的战斗机中队都吸引到这场在南方进行的战斗了。他们因此决定对瓦什湾以北的各工业城市进行一次白天轰炸。这个距离对他们的第一流的战斗机——“米-109”式战斗机——来说是太远了。他们不得不冒险只用“米-110”式战斗机来掩护轰炸机，这种战斗机虽然航程达得到，但是性能较差，而目前决定成败的就是性能。虽然如此，在他们看来，这仍然不失为一个合理的步骤，值得冒险试一试。 于是，在8月15日，大约一百架轰炸机在四十架“米-110”式战斗机掩护下，对太恩河地区进行了轰炸。与此同时，发动了一次八百多架飞机的空袭来牵制我们南部地区的空军，他们以为我们的空军全都集结在那里。这时充分显示了道丁对战斗机队的部署的正确性。这种危险早已预料到。七个“旋风”式或“喷火”式战斗机中队已经撤离南方激烈的战斗，到北方休息，并负责警卫那个地区。这些战斗机中队曾经遭到严重的损失，但还是满心不愿意退出战斗，飞行员们郑重表示他们一点也不疲倦。现在，一件意料不到的好事来了。当入侵的敌机飞过海岸时，这些战斗机中队正好去欢迎它们。三十架德国飞机被击落，其中大部分是重轰炸机（“亨克尔111”式，每架飞机有四名训练有素的飞行员），英国的损失只有两名飞行员受伤。道丁空军中将在指挥空战方面的远见是值得高度赞扬的，但是，更令人叹服的，是他的审慎和对强大压力的精确估计，在南方进行长达数星期的你死我活的战斗时，在北方保留一支战斗机队。我们应当把他在这方面表现的指挥才能看作是通晓战争艺术的一个典范。 从此以后，没有最优秀的战斗机护航，德国再也不敢进行白天轰炸了。从那时起，瓦什湾以北在白天都一切平安。 8月15日的空战，是这次大战的这一时期中的最大一次空战；在长达五百哩的战线上，进行了五次大的战斗。这的确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在南方，我们所有的二十二个战斗机中队全都投入了战斗，许多中队一天出动两次，有的还出动三次；德国方面的损失，连同在北方的损失在内，一共是七十六架，我方的损失是三十四架。这对德国空军来说是一次明显的惨败。 德国空军的司令官们，在衡量这次失败的后果时，必然感到十分焦虑，这次失败预示前途不利，但是，德国空军仍然把伦敦港与它那一大排码头和密密麻麻的船舶，以及不需要怎样瞒准就可以打击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作为他们袭击的目标。 ※ ※ ※ 在战斗非常激烈、令人无限忧虑的这几个星期里，比弗布鲁克勋爵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应当不惜任何代价用性能可靠的飞机来补充各个战斗机中队。官僚习气和推三拖四的作风，在按部就班、平平稳稳的秩序里还可以，但现在却不合时宜。他所有的那些令人叹服的能力恰恰适合当前的需要。他本人非常乐观，精力也很充沛，令人感到鼓舞。我引以为幸的是，我有时候能够依靠他办事。他没有使人失望过。 这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他本人的精力与才华，再加上他能循循善诱，办法也多，就把许许多多的障碍一扫而光。供应线上的一切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向前线。新的或修复的飞机一架接一架地供给喜出望外的战斗机中队，其数量之多是他们前所未见的。一切保养和维修的工作都很紧张地进行。我非常重视他所起的作用，因而在国王的批准下，于8月2日请他参加战时内阁。这时，他的长子马克斯·艾特肯，作为一个战斗机驾驶员也建立了很大的功绩，至少击落了六架敌机。 我在这个时候朝夕相处的另外一位大臣是劳工与兵役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他负责管理和动员全国人力的工作。所有军火工厂的工人们都乐于听从他的指示。在9月间，他也加入了战时内阁。工会会员们原来已经奉献了他们的财富、地位、权利和财产，现在把那些慢慢形成和十分珍惜的规章制度和特殊权利也一概抛弃。在硝烟弥漫的那几个星期里，我同比弗布鲁克和贝文相处得非常融洽。可惜的是，后来他们发生了龃龉，并引起了许多摩擦，但是，在这最紧要的关头，我们是和衷共济的。对于张伯伦先生的忠诚以及所有我内阁的同僚们的坚定决心和工作效率，我无论怎样赞扬，也不为过。我谨在此向他们表示敬意。 ※ ※ ※ 我急于要对德国的损失作出一个精确的估计。虽然飞行员们都是很严格和诚实的，但他们往往是在云层之上的很高的高空作战，因此不可能确切弄清他们究竟击落了多少架敌机，或者，同一架敌机有多少人又说是他击落的，结果把数字报重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8月17日 比弗布鲁克勋爵告诉我，在星期四的战斗中，在我们的地面上共找到八十多架德机。是这样吗？如果不是的话，究竟是多少？ 我问过空战总司令，他是否能够把这次作战中的陆地上空的战斗和海面上空的战斗加以区别。这是一个能使我们自己尽量精确计算所报的战果的好办法。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 1940年8月17日 当我们正在注视我国上空空战结果的时候，我们决不可忽视轰炸机司令部所遭到的严重损失。昨天晚上［损失］七架重轰炸机，现在又有二十一架飞机在地面——大部分在坦米尔机场——被击毁，总计一共是二十八架。这二十八架加上另外的二十二架战斗机，使我们当天的损失达到了五十架，从而大大地改变了德方那天损失七十五架飞机对我有利的情景。事实上，我们这一天的损失是二对三。 请告诉我在地上击毁的那些飞机的类型。 首相致空军大臣 1940年8月21日 重要的事情是要击落德国飞机并在战斗中获胜，美国记者和美国公众还不怎么相信我们正在胜利，还不怎么相信我们的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当德国的空中进攻显然被击退时，他们很快就会了解真相。目前，当战斗正在一刻不停地进行并且不断需要对空袭警报等事情作出决定的时候，对空战司令部说怪话，就很不好。坦白地说，我宁愿让事实本身来说明真相。把新闻记者带到空军中队去，使他们能够向美国公众表明战斗机飞行员并没有吹嘘或谎报击落敌机的数字，这种做法，使人感到憎厌。我想，我们对这一切还是冷静点、沉着点好。 那一天，当飞机生产部说他们单是在陆地上找到的被击落的德机不少于八十架的时候，我自己就做了一个调查，加以核实，现在另纸附去，请你一阅。这是一条对我们很有用处的好消息。老实说，我对美国人的怀疑有点不耐烦了。此事是将决定一切的。 ※ ※ ※ 8月20日，我能够向议会这样报告： 当然，敌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我们，但是，我们新飞机的生产已经大大超过了他们，美国生产的飞机才刚刚开始运来。我们轰炸机和战斗机的力量，在经过了这样的几次战斗以后，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无限期地把空战继续打下去，敌人愿意打多久就同他打多久，而且，打的时间越久，我们就越能迅速地在空中先与敌人接近势均力敌，然后转入优势，而战争的胜负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取决于空中优势。 一直到8月底，戈林都未对空战抱悲观的看法。他和他周围的人认为，英国的地面设施、飞机工业和皇家空军的战斗力已经遭到严重的损失。他们估计，从8月8日算起，我们损失了一千一百一十五架飞机，而德国只损失了四百六十七架。当然，双方都采取乐观的看法，德国人为他们的领导人着想，也应当如此。9月间，天气一直晴朗，因此德国空军希望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伦敦四周的机场设施受到了猛烈的袭击；6月夜间，六十八架飞机空袭伦敦，紧接着在7日又进行了约有三百架飞机参加的第一次大模规空袭。在当天和随后的几天（我们的高射炮在这几天增加了一倍），首都上空发生了连续不断的激烈空战，德国空军由于过多地估计了我们的损失，因而仍然怀有信心。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德国海军参谋部则非常关切他们本身的利害和责任，他们在9月10日的日记里写道： 现在还没有迹象表明在南英格兰和海峡地区的上空已经击败敌方的空军，这一点对进一步判断局势是极端重要的。空军在初期的进攻确曾显著地削弱敌方战斗机的防御力量，从而使德国战斗机在英格兰地区获得了很大的优势。然而…… 我们迄今还没有获得海军参谋部向最高统帅部指出的冒险进攻所必需的作战条件，即在海峡地区掌握绝对的空中优势和清除敌方空军在德国海军及辅助船只集结区域上空的活动……如果空军现在减少对伦敦的袭击，加强对朴次茅斯和多佛尔以及作战地区以内或其附近的军港的攻击，那就符合“海狮”作战计划的预定步骤了…… 这时，希特勒听信了戈林的话，认为对伦敦的大规模袭击具有决定的意义，海军参谋部不敢向最高统帅部申述意见，但他们一直感到不安，到12日遂得出如下的阴郁的结论： 这次空战是作为一种“绝对空战”进行的，没有考虑到当前海上作战的需要，并且超出了“海狮”作战计划的范围。 就目前进行的空战的方式来看，它无助于主要由海军担当的“海狮”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我们未曾看到德国空军对英国舰队的舰只进行任何袭击，它们现在在海峡中几乎可以畅行无阻，不受干扰，这对于渡海运输是极端危险的。因此，要防御英国的海军，就主要靠敷设水雷区，但是正如一再向最高统帅部解释过的，不能把布设雷区当作掩护航运的可靠手段。事实上，迄今为止，猛烈的空战并未对登陆行动有所裨益；因此，从作战方面和军事方面看，目前还不能考虑登陆计划的执行。 ※ ※ ※ 我在9月11日的一次广播中说： 每当天气适宜的时候，一批一批的德国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往往一次就三四百架，向我们这个岛，特别是肯特海角蜂拥而来，企图在白天袭击军事目标及其他目标，但是，它们遭到了我们战斗机中队的迎击，几乎来一次就被击溃一次；他们的损失与我方的损失相比，平均飞机是三比一，飞行员是六比一。 德国人为了取得英格兰上空的白天制空权所作的这种努力，当然是决定整个战争的关键。到目前为止，这种努力显然是失败了。他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而我们却感到比以前强大了，而且的确比这次激烈战斗开始的七月强大多了。无可怀疑的是，希特勒先生正在很快地消耗他的战斗机队，如果他再这样继续几个星期，就会把他这部分重要的空军力量消耗殆尽，完全毁灭。这对我们就大为有利了。 另一方面，对他来说，在没有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企图进犯我国，那将是一种非常冒险的举动。虽然如此，他那大规模入侵的准备工作还是在不断地进行。几百艘装有自动推进器的驳船正沿欧洲海岸南下，从德国和荷兰的港口驶向法国北部的港口，从敦刻尔克到布雷斯特，越过布雷斯特到比斯开湾的法国港口。 除此以外，由每十艘或十多艘商船组成的船队正通过多佛尔海峡进入英吉利海峡，在德国于法国海岸新建的炮台的掩护下，躲躲闪闪地从一个港口开到另一个港口。在德国、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的港口，从汉堡一直到布雷斯特，现在也集结了为数可观的船舶。最后，他们还准备了一些船只，打算从挪威的港口运送一支入侵部队。 在这些密集的舰只与驳船后面，大量的德军正在待命登船，准备开始一次非常危险和毫无把握的渡海航行。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打算在什么时候来，我们不能肯定他们是否真正打算试一试；但是，任何人都不应当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德国人正以他们一贯具有的周密性和条理性进行准备，要向我们这个岛屿发动大规模入侵，而且现在就可能对英格兰、对苏格兰、对爱尔兰，或同时对这三个岛发动进攻。 如果真的试图入侵的话，看来不会拖延很久。天气随时可能变坏。此外，敌人很难让那些集结的船只无限期地在那里等待，因为它们每天夜里都要遭受我方轰炸机的轰炸而且时常受到我方在港口外面监视的战舰的炮击。 因此，我们必须把下星期或下星期前后看作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可以和当年西班牙无敌舰队逼近英吉利海峡，德雷克①快要打完一场木球的时候相比，也和纳尔逊在布洛涅为我们抵挡拿破仑大军②的时候不相上下。所有这些，我们在历史上是读过了；但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它的规模和对全人类的生活和未来以及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来说，都远远不是过去那些勇敢的日子所能比拟的。 ①德雷克（1545——1596年）英国海军将领。1587年西班牙国王腓力普组织无敌舰队进攻英国时，德雷克奉命在霍华德勋爵统率下迎击。据传说，当时他正同霍华德勋爵作木球戏，霍华德听到消息后立刻要出发，他阻止道，“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先打完这场球，再去打西班牙人。”——译者 ②拿破仑曾在布洛涅集结大军准备进攻英国，由于纳尔逊率舰队扼守英吉利海峡而被阻。后来演变为1805年10月21日的特拉法加战役，法、西联合舰队被英国舰队击败。——译者 ※ ※ ※ 在8月24日到9月6日的战斗中，战斗机队作战不利。 在这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里，德国人不断以强大的空军袭击英格兰南部和东南部的机场。他们的目的是要摧毁我方战斗机在白天对首都的防御，他们迫不及待地空袭首都。但是，对我们来说，使这些机场能够照常工作，保持畅通，使战斗机能够从机场起飞，远比保卫伦敦免遭恐怖轰炸重要得多。在两国空军的这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中，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场战斗是为了保卫伦敦或其他任何地方，我们所考虑的只是谁在空中打赢这场战争。当时驻在斯坦莫尔的空战司令部，特别是驻在阿克斯布里奇的第十一战斗机大队的指挥部，非常焦灼不安。这个大队的五个前进机场和六个战区机场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肯特海岸上的曼斯顿和利姆两地的机场有好几次接连几天不能供战斗机使用。在伦敦南面的比金山战区机场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以致有一个星期之久只能供一个战斗机中队使用。如果敌人坚持对其邻近的战区机场进行猛烈袭击并破坏它们的作战指挥室或电话联络的话，空战司令部整个错综复杂的组织就可能瓦解。这不仅意味着伦敦遭受摧残，而且还意味着我们失去这一关键地区的全部制空权。正如读者将在本书附录（1）中的备忘录里看到的，有人带领我参观了其中的几个战区机场，特别是曼斯顿机场（8月28日）和距离我的住所不远的比金山机场。它们简直被炸得乱七八糟，跑道上到处是弹坑，无法使用。因此，当空战司令部在9月7日觉察到德国的空袭已转向伦敦，断定敌人已改变了计划的时候，这才松了一口气。戈林的确应当坚持轰炸我们的机场，因为我们空军的全部战斗力当时完全依靠这些机场的组织和配合。由于背离了古典的战争原则，背离了迄今为大家公认的人道原则，戈林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在这同一时期（8月24日至9月6日），就空战司令部的整个力量来说，消耗是很大的。它在这两个星期中的损失是： 一百零三名飞行员被打死，一百二十八名受重伤，四百六十六架“喷火”式和“旋风”式战斗机被击毁或受重伤。在总数约一千人的飞行员中，损失了将近四分之一。他们的空额只好从训练单位抽调二百六十个人来补充，这些人是新手，热情很高，但缺乏经验，其中很多人还没有学完全部飞行课程。 9月7日以后，在接连十天的夜间空袭中，伦敦的码头和铁路枢纽被炸，许多居民被炸死或炸伤，但实际上却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我们那时正是迫切需要这样一个机会。 在这个时期，我通常每星期抽出两个下午到肯特或苏塞克斯遭受空袭的地区去，以便亲眼看看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情况。为了这个目的，我使用了一列专车，专车上拥有最完善的设备，设有床和浴盆，有办公室、直通电话以及一些非常干练的工作人员。因此，我在途中除了睡眠以外，还能继续办公，唐宁街官邸的一切设备，这列车上几乎都有。 ※ ※ ※ 我们应当把9月15日看作是最高潮的日子。在那一天，德国空军继14日的两次猛烈空袭后，集中最大力量对伦敦再次进行白天空袭。 这是这次战争中的决定性战斗之一，而且，和滑铁卢之战一样，也是在星期天。那天我在契克斯①。在这以前，我曾到第十一战斗机大队指挥部去过几次，想要亲眼看看指挥空战的情况，但是那几次都没有发生什么事。不过，今天的天气似乎对敌人有利，于是我便驱车前往阿克斯布里奇，到大队指挥部去。第十一战斗机大队所辖的战斗机中队有二十五个之多，它负责的地区包括埃塞克斯、肯特、苏塞克斯、汉普郡以及所有经过这些地方通往伦敦的道路。空军少将帕克指挥这个与我们命运攸关的战斗机大队已经有六个月了。从敦刻尔克之役开始，所有英格兰南部白天的战斗全都由他指挥，他的一切部署和指挥系统都已达到了最完善的地步。我的妻子和我被带到距地面深达五十尺的防弹指挥室去。如果没有这种地下指挥中心和电话系统，“旋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的一切优越性能都无法发挥，这种系统是战前在道丁的建议和敦促下由空军部设计和建造的。不朽的功绩应归于全体有关人员。在英格兰南部，当时有第十一战斗机大队的指挥部和它所属的六个战斗机驻防中心。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它们的担子都很重。在斯坦莫尔的空战司令部，代表最高统帅部行使职权，但是它明智地把实际指挥战斗机中队的权力交给第十一战斗机大队，而大队又通过驻在各郡的战斗机驻防中心控制各个中队。 ①英国首相郊外官邸在契克斯。——译者 大队作战指挥室像一座小剧场，纵深约六十尺，一共有两层。我们坐在楼上的特别座厢里。在我们下面是一张大型地图台，台的周围约有二十名受过高度训练的青年男女和妇女，以及他们的电话助手。在我们的对面，在应当悬挂舞台帷幕的地方有一块遮盖了整面墙壁的大黑板，黑板分成六个装有灯泡的纵行，代表六个战斗机驻防中心，这些驻防中心的每个战斗机中队又有它自己的小格，并且用横线划开。这样，当最下面的一排灯泡亮了的时候，就表示哪些中队已经作好准备，能在命令下达后两分钟内“立即起飞”，第二排灯泡亮了的时候则表示哪些中队已经“准备完毕”，能在五分钟内起飞，再上面一排灯泡表示哪些中队已经“作好准备”，能在二十分钟内起飞，又一排灯泡表示哪些中队已经起飞，再上面一排表示哪些中队已经发现敌机，再一排灯泡——红色灯泡——表示哪些中队正在战斗，而最上面的一排灯泡则表示哪些中队已在返航。左边，在一个类似玻璃座厢的小屋子里，有四五名军官负责分析、判断从我们的对空监视哨收到的情报，这时候，在我们的对空监视哨工作的，男的、女的和年轻的一共有五万多人。当时雷达还处在初期阶段，但它可以发出发现敌机飞近我国海岸的警报，而敌机飞临我们上空的情报，则主要靠那些携带着望远镜和手提电话机的对空监视员提供。因此，在一场战斗中要收到好几千件情报。在这个地下指挥部的其他地方，有好几间屋子里挤满了经验丰富的人，他们迅速地把得到的情报加以甄别，每分钟一次把结果直接传达给楼下围在桌子周围的座标员和在玻璃座厢里指挥的军官。 右边是另外一个玻璃座厢，里面是陆军军官，负责报告我们高射炮队的作战情况，那时候，我们的高射炮队有二百个是隶属空战司令部的。在夜间，不能让高射炮向我们的战斗机飞去接近敌机的那些空域开炮，这一点是极端重要的。我过去对这个指挥系统的大致轮廓并不是毫无所知，因为我在战前一年到斯坦莫尔拜访道丁时，他已经向我讲解过了。这个指挥系统在不断的作战中得到了发展和改进，现在它的各个部门已结合成一部最完备的作战机器，像这样的机器，在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 当我们走下楼去时，帕克说：“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发生什么情况。目前还平静无事。”然而一刻钟以后，空袭座标员开始来回走动。据报告，“四十多架”敌机正从迪埃普地区的德国机场飞来。当各个中队完成“立即起飞”的准备时，墙上的指示牌底层的那一排灯泡也随着亮了。紧接着传来了“二十多架”、“四十多架”的信号，很显然，十分钟以后马上就要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了。天空上开始布满了敌我双方的飞机。 信号接连传来，“四十多架”、“六十多架”，甚至有一次是“八十多架”。在我们下边的那张桌子上，每分钟都在沿着不同的飞来路线推动座标，标明所有分批入侵的敌机的行动； 在我们对面的黑板上，一个接一个地亮起来的灯光表示我们的战斗机中队已经飞入上空，直到最后只留下四五个中队处于“准备完毕”的状态。这些关系如此重大的空中战斗，从开始接触起，只打了一小时多一点。敌人有充分的力量再派出几批的飞机进攻，而我们的战斗机中队，由于全力抢占高空，因此在七十或八十分钟后必须加油，或在作战五分钟后降落，补充弹药。如果在这加油或补充弹药的时候，敌人再新派来几中队无法阻拦的飞机的话，我们有些战斗机就有可能在地面被击毁。因此，在指挥我们的战斗机中队时，要注意的主要事项之一，就是在白天不要使过多的飞机同时在地面加油或补充弹药。 不久，红灯表明我们大部分的战斗机中队都已投入战斗。 楼下有人在压低嗓门咕咕哝哝地说话，在那里，忙碌的座标员正在根据迅速变化的情况来回地推动座标。帕克空军少将发布了如何部署他的战斗机队的总的指示，坐在楼上“特别座位”中心的一位青年军官根据他的指示，作成详细的命令，传达给各战斗机队的机场，我那天就坐在这位青年军官的旁边。几年以后，我才打听到他的名字。他名叫威洛比·德·布鲁克勋爵。（后来在1947年，赛马俱乐部——他是这个俱乐部的一位干事——邀请我观看德比赛马会时，我又见到过他。他对于我还记得那时的情景感到惊奇。）这时，他根据地图台上出现的最后情报，命令个别中队起飞巡逻。空军中将本人则在后面踱来踱去，警惕地观察这场战斗的每一个动态，注意地看着他这个执行命令的部下是不是做得正确，他只是偶尔下达一些明确的命令，无非是对某一个受威胁的地区进行增援。转眼之间，我们所有的战斗机中队都已投入战斗，有些已经开始飞回来加油了。所有的战斗机都在天空中。下面一排灯光熄灭了。留作后备的中队，一个也没有了。这时，帕克打电话给驻在斯坦莫尔的道丁，要求从第十二战斗机大队抽调三个中队归他指挥，以防万一当他自己的战斗机中队正在补充弹药或加油时，敌人再来一次大袭击。他的要求照办了。当时特别需要这三个中队来保护伦敦和我们的战斗机机场，因为第十一大队已经尽了他们的努力。 那位年轻的军官就像是在处理例行公事一样，继续按照大队司令官的总的指示，用一种很平静、低沉而无变化的语调发布命令，而三个增援的中队很快就加入了战斗。这时，我觉察到司令官有点焦灼不安，仍然静静地站在他那位部下的椅子后面。到这时为止，我一直是默默地察看。现在我问道：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后备队吗？”“一个也没有。”帕克空军少将回答道。他在事后所写的一篇关于这件事的记述里说，我听到这句话时“显得很沉重”。我很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加油的飞机在地上又受到敌机“四十多架”或“五十多架”的袭击的话，我们的损失将多么惨重！这种可能性很大；我们幸免的机会很少；真是危险极了。 又过了五分钟，我们大部分的中队都已降落，需要加油。 在许多场合下，由于我们的力量所限，无法对它们给予空中掩护。后来发现敌机飞回去了。下边桌子上移动着的座标表明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不断地向东移动。没有出现新的袭击。 又过了十分钟，战斗就结束了。我们重新登上通向地面的楼梯，我们刚一走出去，“解除警报”的信号便响了。 “首相，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你亲自看到了这次空战，”帕克说道，“当然，在最后二十分钟，情报来得太多，使我们感到应付不了。你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目前力量的极限。今天使用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它们的限度。”我问他们是否已经接到关于战果的报告，我接着说，看来这次打退敌人进攻的空战打得很好。帕克回答说，他感到不满意的是，我们截击到的敌机不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多。显然，敌机到处突破了我们的防线。据报告说，有好几十架德国轰炸机及其护航战斗机进入了伦敦上空。当我在地下室时，有十多架敌机被击落，但当时无法得知关于战果、破坏或损失的全部情况。 下午4点30分我才回到契克斯，我立刻就上床睡午觉。 我因为观看第十一大队的作战经过，弄得太疲倦了，所以一直睡到8点钟才醒。当我按铃的时候，我的私人秘书约翰·马丁拿着世界各地消息的夜间汇报进来。这个汇报真是不如人意。不是这里出了差错，就是那里耽误了时机；或是说某某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在大西洋又沉没了许多船只。“但是，”马丁在他结束这段叙述时说，“这一切都由空战补偿了。 我们一共击落了一百八十三架敌机，而损失还不到四十架。” ※ ※ ※ 虽然战后的资料表明敌人在那天的损失仅仅是五十六架，但9月15日仍不失为不列颠之战的关键一天。当天晚上，我们的轰炸机队大规模地袭击了从布洛涅到安特卫普的各港口的船舶。安特卫普遭受的损失尤其严重。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元首在9月17日决定无限期地推迟“海狮”作战计划。直到10月12日才正式宣布把入侵推迟到第二年春天。 1941年7月，希特勒再度把它推迟到1942年春，“到那时对俄国的战争就将结束了。”这是一个徒然的但是是很美妙的幻想。1942年2月13日，雷德尔海军上将为“海狮”作战计划最后一次谒见希特勒，并且说服他同意将整个计划完全“搁起来”。“海狮”作战计划就这样完蛋了。而9月15日就可以算作它断命的日子。 ※ ※ ※ 德国海军参谋部打心眼里赞成所有这几次延期；事实上，延期是他们从中怂恿的。陆军首脑没有发出任何怨言。17日，我在议会里说：“日复一日地等待，这种办法迟早会使人感到没有什么新鲜玩艺儿。星期日的战斗，是皇家空军战斗机队历次战斗中成绩最辉煌、战果最大的一次战斗。……我们可以怀着冷静的然而是日益增长的信心等待这一长期的空战的结局。”一位公正的观察家——美国战争计划司副司长、派驻伦敦观察德机空袭效果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斯特朗准将——于19日回到纽约时说，德国空军对皇家空军的损害并不严重，空中轰炸所造成的军事破坏比较小，而英国人所公布的德国飞机的损失数字“倾向于‘保守’”。 可是伦敦上空的战斗还得进行，打个结果。虽然入侵的计划已被取消，但直到9月27日戈林才放弃了他用空战获胜的希望。10月间，虽然伦敦遭受的袭击很猛烈，但是德国人对其他许多地方也日以继夜地经常进行小规模袭击。集中轰炸变为分散轰炸；消耗战开始了。消耗！消耗谁呢？ 飞机损失统计表英国皇家空 实际击落的 我方宣布击落 军损失的飞 敌机（按德 的敌机（被战 机。（完全报 方记录） 斗机、高射炮销或失踪） 、 防空气球 等击落） 每周总计： 7月10日至13日一周……………15 45 63 至7月20日一周…………………22 31 49 至7月27日一周…………………14 51 58 至8月3日一周……………………8 56 39 至8月10日一周…………………25 44 64 至8月17日一周…………………134 261 496 至8月24日一周…………………59 145 251 至8月31日一周…………………141 193 316 至9月7日一周……………………144 187 375 至9月14日一周…………………67 102 182 至9月21日一周…………………52 120 268 至9月28日一周…………………72 118 230 至10月5日一周…………………44 112 100 至10月12日一周…………………47 73 66 至10月19日一周…………………29 67 38 至10月26日一周…………………21 72 43 10月27日至31日一周…………21 56 60 每月共计： 7月（自7月10日起）…………58 164 203 8月……………………………360 662 1，133 9月……………………………361 582 1，108 10月…………………………136 325 254 总计…………………………915 1，733 2，698 其它图表，请见附录（3）。 我们可以很冷静地根据事后掌握的材料，来研究在这可以称之为世界上决定性战役之一的战斗中，英国空军和德国空军的损失究竟是多少。在上面所附的图表中，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希望和担心的情况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作一对比。 毫无疑问，我们在估计敌人的损失时往往过于乐观。最终的结论为：入侵的德机与我机的损失是二比一，而不是我们过去所认为和宣布的三比一。可是这已经是够好了。皇家空军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胜利了。一支强大的新飞行员队伍成长起来了。我们的飞机厂，不仅我们当前的迫切需要依靠它们来解决，而且我们进行长期战争的力量也依靠它们来维持，它们虽遭破坏，但是并没有瘫痪。工人们，不论熟练的或非熟练的、也不论男的或女的，都在战火中坚守他们的车床，在车间劳动，一如作战中的炮兵——他们也的确是炮兵。在军需部，赫伯特·摩里逊激励着他所管辖的广泛范围之内的所有的人们。他命令他们“加油干”，他们就一定加油干。派尔将军指挥的防空司令部随时随地给空战以有效的支援。他们的重大贡献后来才有报导。忠诚不倦的对空监视哨片刻不离他们的岗位。组织严密的空战司令部——如果没有它，便一切都完了——在几个月的紧张战斗中证明是经得起考验的。所有一切的人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最突出的是，我们的战斗机驾驶员们始终保持着不屈不挠的最大的毅力和勇气。不列颠得救了。所以我在下院这样说：“在人类战争的领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过这么大的贡献。”第十七章 闪电战 德国袭击的几个连续阶段——戈林亲自指挥空战——他企图征服伦敦——希特勒的吹嘘——连续轰炸五十七夜（9月7日至11月3日）——派尔将军的高射炮火网——我个人的几点见闻——唐宁衔和“新楼”——张伯伦先生动大手术后的坚忍精神——他答应离开伦敦——他安详地死去——在唐宁街十号的一次晚餐——幸亏我忽然想到——投在财政部庭院中的一颗炸弹——帕尔麦尔大街起火——卡尔顿俱乐部被炸毁——人民的勇敢——拉姆斯格特饭店和战争损失保险方案——地下铁道作防空掩体用——我们预料伦敦将成为一片瓦砾——对政府机关的规定——“预备警报”和“空袭警报”——“报凶的鬼嚎”——改进安德森氏家庭防空掩体——内阁提前用餐时间——议会表现的情绪——我劝议员们谨慎小心——他们的好运气。 德国对不列颠的空袭，反映了敌人是意见分歧，目标矛盾，而且从来没有彻底完成过计划。在这几个月里，敌人曾经有三四次放弃了一种使我们感到极大压力的攻击方式，改而采取另外的新方式。不过，所有这些阶段都是彼此重叠的，很难用准确的日期加以划分。每一个阶段都和下一个阶段相衔接。初期的空袭是力图把我们的空军卷入在英吉利海峡和我国南部海岸上空的战斗；接着是袭击我南部各郡，主要是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敌人的目的是要摧毁我们空军的组织； 然后是接近并到达伦敦；跟着就以伦敦为最主要的空袭目标； 最后，当我们在伦敦上空战胜时，他们又重新分散袭击各郡城市和我们经默尔西河及克莱德湾通往大西洋的唯一生命线。 我们曾经看到，在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和9月的头一个星期里，他们袭击我南部海岸机场时，是如何使我们疲于奔命。可是到9月7日，戈林公开掌握了空战的指挥权，由白天空袭改为夜间空袭，由袭击肯特和苏塞克斯的战斗机机场转为轰炸伦敦建筑物最集中的那一大片地区。小规模的白天空袭是司空见惯，从未断过，而一场大规模的白天空袭仍可能到来；但总的来说，德国进攻的性质完全改变了。对伦敦的轰炸持续了五十七夜。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来说，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结果如何，谁也无法预料。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片住宅区遭受过这样的轰炸，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家庭被迫面临轰炸所造成的困难和恐怖。 在将近8月底的时候，敌人对伦敦进行狂轰滥炸，我们也立刻回敬，对柏林进行了一次报复性的袭击。由于我们必须飞越较远的距离，所以同从邻近的法国和比利时机场袭击伦敦相比，规模就不能不小得多。战时内阁极力主张还击，主张拼一下，向敌人挑战。我深信他们是正确的，并且深信，只有让希特勒认识到英国人的愤怒和意志力，才能使他感到十分震惊或打乱他的计划。他在内心是佩服我们的。当然，他利用了我们对柏林的报复大作文章，并且公开宣布德国的既定政策——要把伦敦和英国的其他城市炸成一片废墟。他在9月4日宣称，“如果他们袭击我们的城市，我们就干脆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他确曾拼命这么做了。 德国人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摧毁我们的空中力量；第二个目的是粉碎伦敦人的斗志，或至少要使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无法居住。这些新的目的，敌人都没有达到。我们飞行员的本领和勇敢，我们飞机的优异性能以及他们的严密的组织，使皇家空军赢得了胜利。千百万普普通通的人民现在也表现了各种各样同样优秀的、为不列颠的生存不可或缺的美德，他们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个受自由熏陶的社会力量是多么强大。 ※ ※ ※ 从9月7日到11月3日，平均每天晚上有二百架德国轰炸机袭击伦敦。在此以前的三个星期对我各郡城市进行的初期轰炸，使我们大量分散了我们的高射炮部队，所以当伦敦成为主要的袭击目标之初，它设在伦敦的高射炮只有九十二门。当时认为最好是让第十一大队指挥的夜间战斗机在空中自由活动。在夜间战斗机中，有六个中队是“伯伦翰”式和“无畏”式战斗机。夜间战斗那时还处在幼稚阶段，使敌人遭受的损失很小。我们的高射炮兵却因此一连三夜没有开炮。当时，他们本身的技术也低得可怜。尽管如此，鉴于我们夜间战斗机存在的弱点和一些未能解决的问题，于是决定准许高射炮手随意使用他们最好的技术，放手射击他们看不见的目标。指挥防空炮队的派尔将军，把高射炮从各郡的城市撤回来，使伦敦的高射炮数目在四十八小时内增加了一倍多。我们自己的飞机躲开了，高射炮大显身手的机会来到了。 伦敦居民呆在他们家里或简陋的防空洞里忍受这似乎未受任何抵抗的空袭已有三夜了。突然，在9月10日，整个防空火网打开了，而且伴随着强烈的探照灯光。这轰隆隆的炮火给予敌人的损害并不大，但它却使居民们大为满意。每个人都欢欣鼓舞，认识到我们对敌人进行还击了。从此以后，高射炮队就经常开炮；当然，由于经常练习和熟练以及当前的迫切需要，射击技术便不断有所提高。德国入侵飞机被击落的数字也逐渐增加。有时，高射炮队暂停射击，让作战方法也大为改进的夜间战斗机飞临伦敦上空。夜间空袭之外，还伴之以几乎是连续不断的白昼空袭，有时来的是小队敌机，有时甚至仅仅只有一架，在整个二十四小时内，经常是每隔一会儿就有一次警报。七百万伦敦居民对于这种奇特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 ※ ※ ※ 关于“闪电战”，我当然知道成千上万的人有许多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要讲，所以为了节省篇幅，我在这里只谈几件我个人的见闻。 轰炸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在思想上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在伦敦西区，每个人都照常工作、娱乐、吃饭和睡觉。剧场里经常客满，熄灭了灯光的街道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群。同巴黎的失败主义分子在他们5月间一遭到严重的空袭就怕得要死、喊叫连天的情况相比，伦敦人的这些反映可以说是健康的。我记得，有一次在连续不断的猛烈空袭中，我和几个朋友正在吃晚饭。斯多诺威大厦朝着格林公园的几扇大窗全部开着，公园里闪烁着高射炮的火焰，还时而被一颗爆炸的炸弹的火光照得通明。我觉得我们在冒不必要的危险。吃完晚饭后，我们走到那俯瞰大堤的帝国化学公司大楼去。从那些用石头构筑的高高的阳台上可以眺望美丽的河景。南岸至少有十几处地方在燃烧，正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落下了几颗重型炸弹，有一颗距离很近，我的朋友们急忙把我拉到一根坚固的石柱后面。这一次，证明了我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享受上应当受到许多限制的看法是对的。 在白厅周围的那些政府建筑物，一再被击中。唐宁街的房屋已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了，这些摇摇晃晃修得很马虎的房屋，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承建的，上面迄今还留有他的名字。在慕尼黑危机期间，为唐宁街十号和十一号的居住者构筑了防空壕，并把地面下的那些房间的天花板用另外一层木头天花板和结实的木柱支住。人们认为这样就能在房子被炸毁或震塌时支撑残垣。当然，无论是这些房间或防空壕，都是经不起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的。在9月的后两个星期里，已经作好准备，把我的内阁办公室搬到斯多利门附近、遥对圣詹姆斯公园的比较新式和坚固的政府办公大楼。我们把大楼称为“新楼”。在“新楼”下面有一个作战指挥室和几间避弹卧室。这时的炸弹当然比以后各阶段投的炸弹小，但是在新居还未准备就绪之前的一个时期里，唐宁街的生活是非常紧张的。我们好像是生活在前线的一个营指挥所里。 ※ ※ ※ 在这几个月里，我们的夜间内阁会议是在“新楼”地下室里的作战指挥室举行的。从唐宁街到那里，必须步行穿过外交部的四方形院子，然后向上攀登，从正在为加固作战指挥室和地下办公室而灌注混凝土的施工队中间走过去。我当时没有注意到这对动过大手术后身体羸弱的张伯伦先生是多么困难，但是任何困难也挡不住他，他比前几次参加内阁会议更加衣冠楚楚，举止从容，态度坚定。 1940年9月末的一个傍晚，我从唐宁街十号的前门向外张望，看见工人们正在把沙袋堆在对面外交部地下室的窗前。 我问他们在作什么。他们告诉我说，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动过手术以后，必须得到特殊的定期治疗，而在唐宁街十一号的防空壕里进行治疗很不方便，那里在经常不断的空袭时至少聚集着二十个人，因此，他们就在这里给他准备一个私人用的小小的地方。他每天矜持地、敏捷地、衣冠楚楚地遵守一切约会，但是，实际情况摆在面前。他怎能经受得了。我行使了我的职权。我穿过十号与十一号之间的过道找到了张伯伦夫人。我说：“他病成这样，根本就不应该留在这里。你必须把他送走，等他恢复健康再说。我每天都把所有的电报给他送去。”她就去找她的丈夫。不到一小时，她告诉我说： “他愿意听从你的意见。我们今晚就走。”我从此就再没有见到过他。不到两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我确信他是希望死在他的岗位上的。我们不能让他这么做。 ※ ※ ※ 还有一个晚间（10月14日）的情景在我的脑海里也有深刻的印象。当照例的夜间空袭开始时，我们正在唐宁街十号的花厅用晚餐。同我一起用餐的是阿奇·辛克莱、奥利弗·利特尔顿和穆尔·布拉巴宗。钢质百叶窗已经关上了。在我们周围不远的地方发生了几次巨大的爆炸声，不一会儿，一颗炸弹就落在近卫骑兵阅兵场上，距离我们大约一百码，声音很大。突然间，我猛地想起来了。唐宁街十号的厨房高大宽敞，从一个大约二十五尺高的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餐厅司务和客厅女服务员若无其事地在继续上菜，但是，我一下就注意到了这扇大窗，在大窗后面，厨师兰德梅耳太太和一位女厨正在不动声色地工作着。我猛然站起来走进厨房，告诉餐厅司务把饭菜放在餐厅的热饭器上，吩咐厨师和其他仆人照往常一样躲到防空洞去。当我重新就座仅仅约三分钟的光景，一声巨响，近在咫尺，接着是猛烈的震动，说明房子已被炸中。我的侦探进来说，损坏很严重。厨房、餐具室以及靠财政部那边的办公室都被炸毁了。 我们到厨房去观看现场。厨房全部破坏无遗。炸弹离此五十码，落在财政部内，爆炸的结果把这间宽大整洁的厨房连同所有擦得闪闪发光的炊具盘碟等炸成一堆乌黑的尘埃和瓦砾。大玻璃窗被炸成了碎玻璃和碎木片，散落在屋子里，如果屋里有人的话，一定会被炸得粉碎。幸亏我当时忽然想到——本来是很容易忽略过去的——想到得恰恰是时候。院子对面的财政部的防空壕被一颗炸弹直接命中炸得粉碎，在那里担任国民自卫军夜间值勤工作的四个公务员被炸死。不过，他们全都被埋在一大堆瓦砾下面，我们不知道死者究竟是谁。 空袭仍在进行而且似乎是更加猛烈，我们便戴上钢盔走到“新楼”的屋顶去察看情况。然而在走上屋顶之前，我禁不住要从防空洞里把兰德梅耳太太和其他的人带去看看他们的厨房。他们见到一片废墟的景象感到很难过，但主要的原因是见到厨房已经乱七八糟，很不整齐！ 阿奇和我登上“新楼”的圆顶阁楼。那天夜里晴朗无云，可以看到伦敦很远的地方。看来，帕尔麦尔大街的大部分地方都已起火。那里至少有五处大火，在圣詹姆斯大街和匹克迪里大街也有大火。对面，在河那边较远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在燃烧，但是帕尔麦尔大街烧得最厉害，简直是一片火海。 空袭渐渐停止了，不久，“解除警报”的笛声响了，剩下的只是几处熊熊大火。我们走下楼来，回到“新楼”二楼我的新住所，我们见到保守党总督导员戴维·马杰森上尉，他经常是住在卡尔顿俱乐部的。他告诉我们，俱乐部已被炸得粉碎，事实上我们根据起火的情况来看，早就想到它已被炸了。他和大约二百五十名会员与职员一起呆在俱乐部里面。俱乐部挨了一颗重型炸弹。朝着帕尔麦尔大街的门面和庞大的顶部坍塌在马路上，掩埋了他那部停放在前门附近的汽车。吸烟室里坐满了会员，整个天花板正落在他们的头上。我在第二天去看了俱乐部的废墟，觉得，他们大多数人没有被炸死，似乎是不可思议。然而，就像一个奇迹似的，他们全都由尘埃、浓烟和瓦砾堆里爬了出来，虽然有许多人受了伤，但没有一个人死亡。当这些事传到内阁时，我们的工党同僚们诙谐地说道：“真是魔鬼保佑魔鬼。”昆廷·霍格先生就像阿尼埃斯从特洛埃的废墟中背出派特尔·安齐赛斯①那样，把他那位曾经担任过大法官的父亲从俱乐部的废墟中背出来，马杰森没有住宿的地方，我们为他在“新楼”的地下室准备了毯子和床。总之，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但从建筑物遭到的严重破坏来看，令人惊奇的是，死亡的人数不到五百，受伤的也只有一两千。 ①阿尼埃斯是弗吉尔所著《阿尼埃斯漂泊记》叙事诗中的英雄，据称，他是安齐赛斯之子。在特洛埃陷落后他把年老的父亲背负出来，而在混乱与匆忙中丢失了他自己的妻子。——译者 ※ ※ ※ 有一天午餐后，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到唐宁街十号来找我洽商公事。我们听见泰晤士河对岸的伦敦南区发生一次巨大的爆炸声。我带着他去看出了什么事。炸弹落在佩克汉姆，是一颗很大的炸弹——可能是一颗地雷。它彻底炸毁或破坏了二三十幢三层楼的小型住宅，在这个非常贫穷的地区炸出了一片相当大的空地。在瓦砾堆中这时已经插起了许多小小的英国旗，使人万感交集。当居民认出了我的汽车时，他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快就聚集了一千多人。这些人的情绪都很高昂。他们围在我们的周围，一面欢呼，一面用各种形式表示对我的热爱，想摸摸我的衣服。人们可能认为我给他们带来了某些改善他们生活命运的美好的实际利益。我实在忍受不住，流下了眼泪。当时同我在一起的伊斯梅记述道，他听见一位老太太说，“你们看，他真的关心我们，他在哭呢！” 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你看这儿，”他们一面说一面把我领到废墟的中心。那儿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大概有四十码宽，二十呎深。紧靠弹坑的边缘，翘立着一个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一个年轻人、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在被炸歪了的防空掩体的入口迎接我们，他们一点也没有受伤，但显然受到了炸弹的惊吓。当炸弹爆炸时，他们正在那里。他们说不出当时经历的情景。可是他们依然活着，并且显得十分得意。邻居们把他们当作稀奇宝贝。当我们重上汽车时，这一群面色憔悴的人们表现了一种激愤的心情。他们喊道，“我们要还击！”“叫他们也尝尝这种滋味。”我立即答应要实现他们的愿望，而我也确实履行了我的这个诺言。我们对德国城市进行了猛烈的、经常性的轰炸，随着我们空军力量的增长，炸弹越来越大，爆炸力越来越强，我们让德国人加十倍、二十倍地偿还他们欠我们的债。敌人的确得到了充分的报应，他们被打倒并被彻底征服。可怜的人类啊！ ※ ※ ※ 又有一次，我到拉姆斯格特去。我们遇到了空袭。我被领到当地的大隧道里去，有不少人经常住在隧道里。一刻钟以后，我们走出隧道时，看到瓦砾堆还在冒浓烟。一家小饭店被击中。没有人受伤，但是房子被炸成了一堆瓦砾，到处是炸碎的锅碗瓢勺和家具。饭店主人、他的妻子以及厨师和女服务员都满面泪痕。他们的家在哪里呢？他们靠什么生活呢？这正是需要当政的人运用权力的时候。我立即作出了决定。我在乘专车归去的途中，口述了一封给财政大臣的信，信中确定了一项原则，那就是：凡因敌人轰炸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国家负担，由政府立即全部赔偿。这样，负担便不至于单独落在那些被炸毁了住宅或店铺的人的身上，而是由全国人民平均负担。金斯利·伍德对这项性质不够明确的义务当然有些顾虑。但是我催促得很紧，于是在两星期内便制定了一个战争保险方案，这个方案后来在我们处理事务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9月5日向议会解释这一方案说： 当我在内地巡视，看到一个英国人的小住宅或小店铺被敌人炸毁，看到我们没有竭力设法使这种负担由大家分摊，从而使我们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时候，我感到其大的痛苦。由于敌人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任何种类的损失或损害都有所不同，因为国家负有保卫全国臣民和纳税人的生命财产使之不受外来侵袭的任务。除非公众舆论与议会审核，把由于敌人的轰炸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一切形式的战争损失加以区别，除非在由于炸弹和炮弹所造成的战争损害与其他形式的损失之间画一个明确的界限，我们就无法处理这一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将打开一个没有止境的缺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进行这样一个计划，对每一个由于炸弹或炮弹而蒙受战争损害的人给予全部或至少是最低限度的保险的话，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表明我们有信心，而在取得一些经验之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我们能采取这种方法渡过战争。 财政部对这个战争保险方案曾经经历了几个情绪不定的阶段。最初，他们认为它将使他们遭到破产；但1941年5月以后，空袭中断了三年之久，他们开始大赚其钱，认为这个方案很有远见，表现了政治家的明智。可是到战争后期，“飞弹”和火箭开始出现后，他们又亏空了，足足付出了八亿九千万英镑之多。事情是这样，我很高兴。 ※ ※ ※ 这时，我们展望前途，认为伦敦除它的一部分坚固的现代化建筑以外，将逐渐在短期内变成一片瓦砾。我深为伦敦居民的生命担心，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照旧在原住所居住、睡觉，等着瞧。用砖和混凝土构筑的防空掩体在迅速地增加。 地下铁道能容纳很多人。还有几座大的防空壕，其中有的能容纳七千人之多，他们日复一日地高枕无忧地在那儿过夜，不知道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要求尽快地在这些防空壕里筑起砖的避弹墙。关于利用地下铁道的问题，则有一番争论，最后以一项折中办法获得解决。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内政大臣和运输大臣 1940年9月21日 1．日前我曾在内阁询问为什么地下铁道不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牺牲交通）用作防空壕，有人告诉我，硬说这是极不妥当的，还说，在得出这个结论以前，曾对整个问题进行过研究。现在我见到阿尔德威奇地下铁道用作防空壕了。请告诉我有关此事的详情，以及为什么放弃了以前那种武断的论点。 2．我仍然主张广泛利用地下铁道，我的意思不仅是利用车站而且还要利用铁道线，请送交我一份单页的简明报告，说明各地段所能容纳的人数，以及为使这些地段适用于新的用途而需要进行什么改建。举例说，单是在阿尔德威奇一段是否就能容纳七十五万人？我们可以调剂交通与防空的相对需要。 3．我在等待内政大臣向我报告，将采取什么方针进行下列事项—— （1）构筑更多的防空壕。 （2）加固现有的地下室。 （3）准备好可以使用的空地下室和房屋。 （4）最重要的是：利用发许可证的办法，对大部分人指定固定的地点，这样就可把他们安置在我们所指定的防空壕，避免拥挤。 在战争的这一新的阶段，不仅应当使工厂，而且更应当使经常日夜遭受轰炸的伦敦政府机关发挥最大的工作效率。 最初，只要警报一响，二十几个部的人员就都集合起来，被带到地下室去，不管是否有此必要。当时，对于能这么迅速和彻底地进入地下室，甚至感到骄傲。有许多次，来袭的敌机只有五六架——有时仅有一架。这些敌机往往没有飞临伦敦上空。一次小小的空袭就可使伦敦的行政管理机构停止工作一个多小时。 因此我提议，对于警报的放法，先有一个“预备警报”阶段；“预备警报”和“紧急警报”有所不同，“紧急警报”是只有当屋顶上的瞭望人（即后来人们所谓的“杰姆乌鸦”）报告“危险来临”——意即敌机已到上空或非常临近——时才能发出。根据这项提议，定出了相应的措施。当我们生活在敌人不断白天空袭的情况下，为了使大家严格遵行这一规定，我要求每周汇报各部门职员有多少小时是在防空壕内度过的。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和伊斯梅将军 1940年9月17日 请于明晚向我汇报伦敦的各大机关在9月16日空袭时呆在防空壕内未能工作的时数。 请伊斯梅将军向空军部和空战司令部了解一下：如果只有两三架敌机飞近伦敦，就不发紧急警报，他们对这一意见有何看法。 首相致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0年9月19日 请向我送交一份各部（三军各部包括在内）关于17和18日［各政府部门由于空袭警报而损失的时数］的报告，18日以后的报告，应逐日送来。在将报告送给我的同时，也送交各部首长传阅。这样便可看出谁做得最好。如果有一天没有收到某些部门的报告，则把已经收到的送交各部首长传阅。 ※ ※ ※ 这个办法鼓励了每一个人。在这些报告中有八份写得很认真。好笑的是，作战部门有些时候做得最差。他们对这种含蓄的责备，一方面感到不高兴，另一方面也感到这是对他们的一种鞭策，因此他们很快就改正了他们的看法。所有政府各部门时间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的限度。不久，我们的战斗机使白天来袭的敌机损失惨重，于是白昼空袭的阶段就过去了。“预备警报”和“紧急警报”尽管没有断过，却没有一个政府机关在工作人员白天上班的时候被炸，也没有发生过炸死人的事情，但是，如果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表示怯弱或被引入歧途，则战时政府机构的工作时间将浪费多少啊！ 早在9月1日，在猛烈的夜间空袭开始以前，我就曾写信给内政大臣和其他的人。空袭警报及防空 1．目前的空袭警报办法是为了应付偶尔对一定目标的大规模空袭制定的，而不是为了应付一日数次分批的空袭，更不是为了应付夜间飞来的零星轰炸机。我们不能容许我国的大部地区每日数小时地陷于停顿状态，或在夜间经常惊扰不安。敌人要使他们所不能破坏的工厂的工作陷于停顿，从而妨碍我们的战争努力，这是决不容许的。 2．因此，应当制订一套新的警报办法： 预备警报。 紧急警报。 解除警报。 一个地区的日常生活不应因预备警报而中止。非公职人员，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躲避或者把他们的子女安置在安全地点，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应该学会，而他们也的确学会了如何适应他们的危险环境，只采取那些与他们的职责相称或自己觉得适当的预防措施。 3．防空工作应该由人数充足的骨干分子来掌握，而不能像目前亮红灯警报那样，每次都把所有的人叫出去。应在一切担任战时生产的工厂里实行瞭望哨制度，并在发出预备警报后开始行动；瞭望哨有对当地工厂或机关发布警报的全权。 白天的预备警报信号，可由人数充足、负有专责的民间防空队员升起黄旗来表示。晚上可使用一明一灭的黄灯（或红灯）。对利用路灯的办法，应进行研究，也可利用电话发出特别信号。 4．紧急警报是一道直接的命令，要人们“隐蔽”起来，全体防空人员马上进入自己的岗位。它很可能是和实际的空袭同时发出或稍早一点发出。各地的日常工作须视当地的情况进行安排。 “紧急警报”的信号用汽笛发出。鸣了汽笛，也许就用不着再加灯光或电话信号了。 5．“解除警报”的信号可照现在的办法发出。发了“解除警报”，就结束“紧急警报”阶段。如果“预备警报”还在继续的话，则旗子仍应悬挂；如果敌机确已返航，则可撤除“预备警报”的旗子，熄灭“预备警报”的灯光。 “预备警报”和“紧急警报”的信号，在我国不同地区可以有不同的用法。在经常空袭的地区，如肯特郡东部、伦敦南部和东南部、东英吉利南部、伯明翰、德比、利物浦、布里斯托尔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预备警报”是司空见惯的。 “紧急警报”意味着实际的空袭。以上各项也适用于白厅区。 在我国其他地区，应尽量少使用“紧急警报”，以免防空人员疲于奔命。 6．在伦敦的各政府机关中，在实际的轰炸开始并按照新的规定响起“紧急警报”的汽笛以前，不应强迫任何人隐蔽。 任何人也不得仅仅因为伦敦已放预备警报而停止工作。 ※ ※ ※ 对于汽笛，即我向议会描述的“报丧的鬼嚎”，我不得不让步。 首相致内政大臣及其他有关人员 1940年9月14日 我答应议院在上星期内考虑有关空袭警报、汽笛、警笛、“杰姆乌鸦”等的新规定，然而，由于空袭的加剧，目前取消汽笛是不适宜的。我希望对上星期改进的做法向我作一简短的说明。 人们对于所有的贫苦的人们不胜同情，他们大都住在他们的小房里，上面没有任何东西掩护。 首相致内政大臣 1940年9月3日 尽管材料缺乏，但仍应竭力帮助人们排干他们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内的积水，这样，这些防空掩体就会给你带来莫大的声望，还要为它们制备地板以防冬天下雨。边缘上疏落地砌上砖，不用灰泥，上面盖一层油毡，那就很好了，但必须要有排水沟和渗水井。我打算帮助你制定一个全盘计划来处理此事。可以通过广播发出指示，自然也应使用地区专员和地方当局。请送交我一份计划。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及首相私人办公室 1940年9月11日 请搜集关于空袭对下列各项是否造成任何严重影响的报告： （1）粮食供给及分配； （2）无家可归的人数，以及对这些人的食品供应； （3）消防人员的疲劳程度； （4）伦敦地区的下水道； （5）煤气与电； （6）伦敦地区的水的供应； （7）伊斯梅将军应查明轰炸对伍尔威奇的生产的实际影响。同时请参阅军需大臣送给我的报告。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0年9月12日 请将我关于我们的办公时间略为提前的建议转达内阁和各大臣。午餐应在午后1时，而内阁办公时间应提前半小时。 从原则上说，如果我们早一点（例如下午7点15分）用晚餐的话，就比较方便。天黑得较早了，在下几个星期里，战斗机的掩护一旦撤除，就可能出现猛烈的轰炸。最好让职员和仆人尽早进入防空洞，并且要求各大臣在夜间空袭时要设法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办公，特别是要找到一个睡觉的地方，这个地方，除非被一颗炸弹直接命中，否则将不受任何打扰。 当议会在星期二照常开会时，我提议这些不定期的会议在上午11点开，到下午4点或5点散。这样可使议员们在天黑以前回到他们的家，而且，我希望，他们能在天不黑就到达他们的防空壕。我们必须适应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可能愈趋明显。的确，由于白天愈来愈短，我们也许将不得不把我们的办公时间再提前半小时。 ※ ※ ※ 议会在这些危险的日子里应怎样进行工作，也需要加以指导。议员们认为以身作则是他们的本分。这是对的，但很可能做得有些过分一点；我不得不劝告下院议员，要他们保持应有的谨慎，并适应当时的特殊环境。我在秘密会议上使他们认识到了应当采取必要的和周密的防护措施。他们同意： 不公布他们开会的日期与时间，并且，当“杰姆乌鸦”向议长报告“危险来临”时，他们就暂时停止辩论。接着，他们就规规矩矩地排队走进为他们准备好了的十分拥挤和简陋的防空洞。在整个这段时期，议员们一直继续开会并履行他们的职责，这件事将永远为英国的议会增光。下院议员在这种问题上很敏感，而他们的心情也很不容易捉摸。当一个会议厅被炸毁时，他们就搬到另一个会议厅去，我曾竭力说服他们，劝他们高高兴兴地听从明智的劝告。关于他们迁移会议场所的情形将于适当的时机另行叙述。总而言之，每个人都表现得富于理智，十分严肃。几个月后，议院被炸得粉碎，被炸的时间幸好是在晚上而不是在白天，幸好议院里空无一人，而不是议员们济济一堂，正在开会。随着我们能够有效地击退白天空袭，遂大大地减少了个人的麻烦，但是，在头几个月里，我对议员们的安全始终惦念在心。归根结底，通过公正的普选产生的独立自主的议会，可以随时推翻政府，但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却以支持政府为荣，这是可与敌人争一日之长的一点。议会胜利了。 我怀疑任何一个独裁者是否能在他自己的整个国家里行使像英国战时内阁行使的那么多有效的权力。当我们一说出我们的意图时，人民的代表就支持我们，全体人民也心悦诚服地表示服从，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侵害批评权利的事。批评家们几乎是始终不渝地以国家利益为重。当他们偶尔向我们挑衅时，上下两院便以绝大多数的票予以否决，这一点，与集权统治的手段恰恰相反，我们决不强迫、干涉或利用警察和特务，每当我想到议会民主或用任何其他名词表达的英国的公众生活能够忍受、克服并战胜一切考验时，我就感到骄傲。甚至连亡国灭种的威胁都没有把我们的议员吓倒，但是，亡国灭种的事也好在没有发生。第十八章 “伦敦毫不在乎” 又严肃又活泼——美国的激愤——伦敦的排水——疫疠的威胁——震碎的窗户——延时炸弹——与此有关的备忘录——未爆炸弹清除队——克服了处理中的危险——带降落伞的重型地雷弹——报复问题——德国后来受到的轰炸与我们受到的轰炸相比较——中央政府需要安全——迁往“围场”的演习——赫伯特·莫里森继约翰·安德森任内政大臣——敌人开始用烧夷弹袭击——全国消防总队——民间防空队是皇家的第四支军队——伦敦经受灾难的力量——为保卫统率作战机构的长期安排——我被安置在匹克迪里大街地下防空室以策安全——回到“新楼”——德国又一次改变计划——内地城市——考文垂——伯明翰——对港口的空袭——1940年12月29日的伦敦大火——英王在白金汉宫——英王陛下洞悉政务——对未来的一个想法。 这正是英国人，特别是享有光荣地位的伦敦人，表现得最英勇的时刻。他们又严肃又活泼，工作顽强，勤勤恳恳，骨子里坚信自己是不可征服的人民，他们能适应这种充满了恐怖、充满了震荡不安和各种冲击的、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新生活。一个傍晚我动身去东海岸视察，在前往金斯克罗斯的途中警报响了，街上的行人逐渐稀少，只有几长列十分疲倦、面色苍白的人们在等待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一重秋雾夹着濛濛细雨笼罩着这番景象。空气阴冷。黑夜和敌人都将来临。随着一阵内心的悲痛，我深深感觉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正在忍受的折磨和苦难。这种情形还要继续多久呢？人们还要再遭多大的难呢？他们的活力有没有个限度呢？一旦他们弄得精疲力竭，这对我们旺盛的作战力将发生什么影响呢？① ①一天晚上，正当我来到“新楼”的时候，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一片嗓音和噼啪声。我在黑暗中看见了七八个正在巡逻或值勤的国民自卫军聚集在门口。我们互相打招呼，他们当中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说道：“我们坚持不懈，这才是有意义的生活呢！” 对伦敦以及后来对其他城市和港口持续不断的轰炸，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引起了一股在使用英语的国家中前所未见的最强烈的同情的热潮。激愤的火焰在美国人的心中燃烧，尤其罗斯福总统，更是感到愤慨。这种情绪在美国不断增长。我感觉到，有千百万个美国的男人和妇女，满怀热情，渴望和我们同甘共苦，巴不得马上和我们一起去打击敌人。凡是能够来英国的美国人，都尽可能带着礼物和他们的敬意、尊重、深切的友爱与同舟共济的精神前来英国，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但是，这刚刚是9月份，这种奇异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后还要继续过许多月。 在轰炸的压力下，防空洞和防御设施都不断地增加。我深切担忧的事情有三件。第一是排水问题。我觉得，六七百万人住在一大片建筑物密集的地区，如果下水道与给水设备被炸毁，那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们是设法使下水道系统保持畅通呢，还是让疫疠蔓延？如果污水流进了给水系统，将产生怎样的后果？事实上，下水道干道的排水口在10月初便被破坏，我们不得不让所有的污水流入泰晤士河，起初，河内的污水臭气四散，接着又发出我们倾入河中的化学物品的气味。但是我们控制了这一切。第二，我耽心数百万人长期在夜间拥挤在街道防空洞——而且是只能防御爆炸弹片的防空洞里会引起流感、白喉、伤风和其他种种传染病，但是，看来大自然已经为抵御这种危险有所安排。人是一种群居的动物，显然，他所呼出的致病细菌要互相残杀，彼此抵销。它们散发出来，互相吞噬，于是人们得以安然无恙。虽说这个看法不合乎科学，但道理上应该是这样的。事实上，在这个灾难重重的冬季，伦敦居民的健康水平确乎比平时好。此外，每当一个国家的普通人民都精神振奋的时候，他们忍受痛苦的力量便似乎是没有穷尽的。 我担忧的第三件事是怕玻璃供应不上。有时候，仅仅一颗炸弹的爆炸，就可以把整条整条街道的每个玻璃窗都震得粉碎。我在一连串的备忘录中曾焦急地询问这件事，并建议立刻停止玻璃的出口，但是，事实与统计的数字使我放下了心，玻璃缺乏的情况始终没有发生。 ※ ※ ※ 9月中旬，敌人对我们使用了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新的空袭方式。他们到处投掷大量的延时炸弹，给我们造成了一个讨厌的问题。大段大段的铁路线、重要的交通枢纽、通往重要工厂和飞机场的道路和主要街道不得不多次交通中断，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不能使用。必须把这些炸弹挖出，将它们爆破或使之失效。这是一种最危险的工作，特别是在开头，必须从一系列极危险的实践中学习挖炸弹的方式和办法。我在第一卷中曾经叙及拆卸磁性水雷的戏剧性的经过，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现在虽然是随处可见，非常普遍，但仍然是很崇高的。我对于延时信管一直深感兴趣，它第一次引起我注意是在1918年，当时德军曾大规模利用这种信管阻止我们利用那些可以攻入德国的铁路。我曾力主在挪威和基尔运河使用这种炸弹。由于它造成长时间的不安定感，所以无疑是一种最有效的战争工具。现在我们亲身尝到它的滋味了。我们设立了一个处理延时炸弹的专门机构，由金将军领导，他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军官，我在契克斯亲自接见过他。他不久以后又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泰勒将军，我通过一连串的备忘录竭力推动这项工作。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13日 正如我在昨晚打给你的电话中所提到的，如何处理伦敦市区，特别是铁路上的未爆炸的炸弹，看来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列车编组场的拥挤越来越严重，主要就是由这种炸弹造成的。最好同时由北部和西部调派清除队，并尽快扩充金将军的机构。必须拟订相当周密的计划来处理，这很可能不久就会变成更加严重的麻烦事情。 首相致军需大臣 1940年9月21日 迅速处埋未爆炸的炸弹是极端重要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对飞机及其他重要战时物资的生产造成严重的后果。应对炸弹清除队提供各种现代化设备，以利工作。陆军大臣送来的文件已详述目前进行的试验和正在设计的设备。应尽先生产所需要的设备，并供应以后可能出现的任何需要。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14日 我听说，美国制造了一种特殊型式的钻子，能在不到一小时内钻出一个用人力需要两三天才能钻出那样大小和深浅的洞。 我认为，你应当考虑订购一批这种工具，供炸弹清除队使用。最关紧要的是，应当毫不延误地挖到炸弹，把它处理掉。 这些钻子可能价钱昂贵，但是它所挽救的生命和财产的价值胜过它本身价值许多倍。此外，我认为，向这些勇敢的人们提供最好的技术工具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28日 有人告诉我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用钻孔法①处理定时炸弹是很有效的。鉴于这些炸弹给我们造成愈来愈多的严重困难，我希望能大量采用这种方法。请就钻孔法已应用到什么程度向我提出一份报告。 ①钻孔法是在炸弹外壳上钻一个孔，以便处理炸弹内部的炸药。 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镇和每一个地区都成立了专业队。 志愿人员争先恐后地参加这一冒生命危险的工作。生死难卜的专业小组组织起来了。有些在我们渡过这一难关之后还活着。另一些人则在经过二十三十甚至四十次危险后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我的视察旅行中，不论到哪里，我都见到有未爆炸弹清除队。他们的脸色似乎与一般人的脸色总有些不同，然而也显得很勇敢和忠诚。他们的脸孔显得瘦削，显得憔悴，略带青色，但两眼炯炯有神，双唇闭得特别紧，一举一动十分泰然。在描写我们艰苦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每每过多地使用“严肃”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应当用在描述未爆炸弹清除队。①我心里记得的那个小队可以作为许多其它小队的代表。 它是由三个人组成的——萨福克伯爵、他的私人女秘书以及他那位年纪相当大的汽车司机。他们自称为“三位一体”。他们的英勇事迹和一直未出事故的记录，在所有知道他们的人当中都传遍了。一直挖到第三十四颗未爆炸弹的时候，他们还是文质彬彬、面带笑容，但是在挖第三十五颗时遭到了牺牲。萨福克伯爵和他的“三位一体”全都上了天，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正像对勇于求真理先生②那样，“在那一边，为他们响起了所有的号角。” ①在这样阴暗的景象里记述一个笑话似乎不大合适，但是，在战争中，一个士兵的粗犷的笑声往往反映了压在内心的感情。一个炸弹清除队正在挖一颗炸弹，他们当中技术最好的那个人跳下坑去进行拆卸信管这一细致的工作。突然，他大喊大叫，要人们把他拉上来。他的同伴们马上跑过去把他拉了出来。他们抓住他的肩膀，拖着他一起跑了五六十码远，认为这么远就炸不到了。他们扑倒在地，可是没有什么动静。这位出色的技术员非常狼狈。他的脸色苍白，呼吸也喘不过来。大家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他说道：“我的天哪，那儿有一只大耗子！” ②原文为Mr．Valiant fortruth见约翰·布尼安（1628——1688年）著《天路历程》。——译者 未爆炸弹清除队的忠诚替我们很快地排除了危险，但是也牺牲了许多最高尚的人。不到一个月，我就可以这样写道：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10月9日 我们最近很少听到在9月初似乎要给我们造成莫大困难的延时炸弹的事了。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这方面的情形有所好转。请送交我一份报告，说明最近德国向我们投了多少颗这样的炸弹，有多少颗已成功地处理，有多少颗仍然有爆炸之虞。 我们之所以感到好转，是由于敌人不投掷这种炸弹呢，还是由于我们处置这种炸弹的方法有所改进？ 伊斯梅将军的答复再次使人感到放心。 ※ ※ ※ 大约与此同时，敌人开始用降落伞投掷了许多海军的水雷，其重量与爆炸力比以前飞机运载的炸弹大。曾发生了许多次可怕的爆炸。除了报复以外，就无其他的方法可以防御这种水雷。德国已撕去空中战争仅限于袭击军事目标的伪装，这也引起报复的问题。我赞成报复，可是我受到许多良心上的责备。 首相致空军副参谋长 1940年9月6日 我并不是建议采取任何不合我们主要政策的行动，但是，我认为，目前如果在一个月里有两三个晚上对一些较小的德国城市进行几次轻微的、突然的、广泛的空袭，就可在德国人的心里产生有利的影响。你必须记住，从来没有人将真相告诉过这些德国人，凡是我们的空军没有去过的地方，敌人就可能告诉那里的人说，德国的空防是坚不可破的。必须早考虑到许多因素，其中有些因素不完全是技术性的。因此，我希望你考虑我的意图，向我提出建议，以便时机成熟时付之实行。 在反对的人当中，有一位是我的朋友海军副参谋长汤姆·菲利普斯海军上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送菲利普斯海军上将参阅） 1940年9月19日 1．我们之所以反对对德国进行报复并不是仅仅由于道德上的原因。集中对有限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袭击，对我们更为有利。此外，在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中，敌人的导航以及其他方面之技术低劣，还不能说明他们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2．但是，用降落伞空投大型水雷，表明敌人已完全抛弃只袭击军事目标的欺人之谈了。在五千尺的高空，敌人根本就看不清轰炸的目标。因此，这证明敌人是企图用“恐怖手段”对付平民。我们应当考虑，敌人的士气是否能像我们的士气这样经得起这种轰炸。这是一个简单的战争思想。 3．我倾向于这样的意见：他们对我们投一颗带降落伞的重型水雷，我们就对德国城市回敬一颗带降落伞的重型水雷； 把我们准备袭击的德国城市列一张清单，这个想法很好。我不相信他们顶得住，并且也没有理由不让他们紧张一个时期。 4．公布这件事的时间和方式，要从政治上考虑决定。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停当。请注意，此事一经公布，即应随之实行。让军官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大规模执行这一计划的最好方法。最好是把附有降落伞的水雷投掷在以前未曾遭受过轰炸的德国市镇，但如果怕拖延太久，而不得不使用我们现有的一千磅空投炸弹的话，也请说明。 5．我希望在星期六晚间获悉关于适当报复——即同等的报复——最低限度的计划，对德国用带降落伞的水雷轰炸我国还之以轰炸他们的普通城市。据报告，今天敌人向我投掷水雷三十六颗，明天很可能要投一百颗。好吧，一百颗就一百颗，就按每日一百颗的标准在一个星期到十天之内制定采取行动的最妥善的计划。如果我们还需要等一等，就等一等，可是千万不可阻挠。 6．在以上情况未公布以前，我同意我们不要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怨天尤人，大声吵嚷。请在星期六晚间向我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一个月以后，我仍旧催促采取报复行动，但是不断有人根据道德上的和技术上的理由提出异议，进行阻挠。 首相致空军大臣及空军参谋长 1940年10月16日 据报告，敌人昨晚在这里投掷了大量地雷弹，其中有许多迄今尚未爆炸，危险甚大。 请立刻把你们对德国采取有效报复的方案交来。 我获悉，我们是能够将同样的地雷弹或重型炸弹载运到德国去的，而且轰炸机中队也很想使用这种炸弹，但是空军部不准许。我认为，应当对我的看法和希望给以充分的考虑。 德国人如何对待我们，我们也应如何对待德国人的军事目标，自从我催促这样做以来，已经有三个星期了。是谁在从中作梗？ 伦敦居民在1940——1941年冬季所遭受的灾难困苦是很难与战争的最后三年德国人遭受的灾难困苦相比的。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炸弹的威力大得多，空袭也猛烈得多，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准备和德国人的彻底性，因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炸不透的防空系统，并硬性规定强迫所有的人一律进去躲避。当我们最后进入德国时，我们发现许多城市虽遭彻底破坏，但地面上还耸立着坚固的建筑物，地下还有宽敞的隧道，居民在地面上的房屋、财产虽被炸毁，但他们却能够每天夜里在隧道里睡觉。有许多地方，只不过是炸了几堆瓦砾。可是在伦敦，空袭虽然没有那样猛烈，但安全设备也远不如德国。除了地下铁道以外，就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只有极少数的地下室或地窖能经得起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在敌人轰炸之下，伦敦的全体居民实际是在他们的家里或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里生活和休息的，经过一天劳累的工作之后，以英国人淡然视之的态度听凭命运的安排。除了防御爆炸弹片的设备以外，在一千个人当中也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其他的掩护，但是心理上的虚弱并不像身体上的流行病那样厉害。当然，如果把1943年所使用的炸弹使用于1940年的伦敦，我们早就陷入可以使一切人类组织遭到粉碎的境地了，但是，任何事情总是按它的顺序和关系演变的，任何人也无权断言伦敦是不可征服的，虽然它也确实未被征服。 无论是在战前或是在消极抵抗的时期，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修筑能够使中央政府得以继续工作的防御炸弹的坚固地方。曾经为了把政府所在地迁出伦敦制定过周密的计划。许多部门的机构早已迁往哈罗吉特、巴思、切尔特讷姆和其他地方去了。曾在广大地区内征用房屋，以备政府一旦撤出伦敦时供内阁大臣和重要官员使用，但是，政府和议会现在在敌人轰炸下也要留在伦敦的愿望和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而我也完全具有同感。我和其他人一样，往往把轰炸想象得那么猛烈，认为非全部撤离或疏散不可。然而随着事态的演变，我们所有的反应却恰恰相反。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伊斯梅将 军或雅各布上校及首相私人办公室 1940年9月14日 1．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从伦敦整批撤离黑色和黄色文职人员的问题。①这种事情是如此的有害，所以只有当伦敦中央区的确变得不能再居住时，才能考虑这么做。此外，文职人员的新办公处所不久便可被敌发现，遭到袭击，而伦敦的防空处所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①这是官方的分类：“黄色”文职人员是那些执行次要任务的人，因此，可以比“黑色”文职人员早日撤离。后者只要环境还许可他们继续工作，便继续留在伦敦。 2．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由白厅区转移到“围场”或其他地方，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必须确保政府中枢能够有条不紊地积极发挥作用。在几乎是继续不断的空袭下，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现在必须作出计划，把战时内阁、战时内阁秘书处、参谋长委员会和本土防卫部队总司令部分批迁往“围场”，甚至现在就可以从某些次要的方面开始进行。战时内阁的大臣应去看看他们在“围场”的办公处所，并做好准备，一有通知，马上就可以去。如果他们晚上需要安静的话，就应鼓励他们在那里过夜。秘密是无法保守的，但必须禁止向公众谈论。 我们应当预料到，白厅——威斯敏斯特区随时都可成为猛烈空袭的目标。德国的办法是：以瓦解中央政府作为必不可缺的前奏，接着就对我国进行大规模袭击。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是用这种办法。白厅——威斯敏斯特区的景色是那样容易辨认，而泰晤士河及其两岸的高大建筑物不论白天或晚上都可作为可靠的标志，所以德国人对这一地区是一定要轰炸的。我们必须事先防止中央政府的瓦解。 3．海军部现在还没有迁移的必要。他们的防空设备尚称良好。空军部应开始迁移。陆军部与本土防卫部队司令部必须做好一切准备。 4．务请即刻磋商，为把不超过两三百人的主要官员和他们的直接助手迁移到新办公处所做好一切必要的安排，并指出应该如何逐步完成。请在星期日晚间把报告交给我，以便我可在星期一向内阁提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案。星期一，内阁将根据以前的规定，不在内阁会议室就在中央作战指挥室开会。 ※ ※ ※ 为了在伦敦坚持下去，必须在地下和地面上修筑各式各样坚固的据点，以便使政府行政机构及其数千名官员能在里面继续进行工作。曾在汉普斯特德附近为战时内阁准备了一个据点，设有办公室、卧室以及收发电报的设备和附有防护装置的电话。我们称之为“围场”。我在9月29日下令进行一次实地演习，好让大家知道，如果轰炸过于剧烈时，应该怎样做。“我认为进入‘围场’是很重要的。因此，下星期四内阁应在那里开会。同时，也应该鼓励其他各政府部门试行一次骨干人员转移的演习。如果可能的话，应为战时内阁大臣和列席战时内阁会议的人准备午餐。”我们天不见亮就在“围场”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并请各位大臣去检查他们睡觉和办公的房间，他们都感到十分满意。我们以一顿愉快的午餐来庆祝这件事，然后就回白厅去了。内阁大臣们使用“围场”只此一次。我们在“新楼”地下室的作战指挥室和办公室的顶上灌注了六尺厚的钢筋混凝土，并精心安置了通风、给水设备，特别是电话设备安置得尤其完善。由于这些地下办公室远在泰晤士河的水位以下，而且距泰晤士河只有二百码，所以采取了措施，不让里面的人为河水所困。 ※ ※ ※ 10月来临了，天气阴冷，风雨交加，但是伦敦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不生就死的特殊的新环境。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感到悠闲。由于白天接二连三的不断空袭，上下班时间人又十分拥挤，铁路线上时常发生故障，因此出入白厅区的交通遂成为一大问题。我要寻求解决的办法。 首相致霍勒斯·威尔逊爵士 1940年10月12日 约在两周前，我曾发出指示，不应再谈论文职人员一星期工作四天的事，因为我担心，此事一公布，将对工厂有所影响，但是，现在我主张一星期工作五天，其中有四个晚上在办公室里睡（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在办公室吃饭），有三个晚上和两个白天在家里吃饭和睡觉。当然，这只适用于那些在伦敦上班而住在郊区的人们。我在公共汽车站看到那么些排队等车的人，并且无疑迅速出入伦敦将越来越困难。每一政府部门应定出一个既有利工作又方便属员的计划。现在所做的工作必须在五天之内做完。应当把上下班时间错开，在上下班交通拥挤的时间以前尽量使人们离去，使一天当中来往的车辆均匀。 请向我提出你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并附来拟在发给政府各部门传阅的文件中提出的办法。 这一计划未能实现，经过仔细地研究后，就搁下来了。 ※ ※ ※ 由于张伯伦先生因重病退休，因此内阁产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赫伯特·莫里森先生是一位办事泼辣有力的军需大臣，而约翰·安德森爵士则曾经坚定而妥善地应付了对伦敦的闪电轰炸。到10月初，对这座世界上最大城市的不断空袭是如此猛烈，以致在遭受着苦难的广大居民中引起了许许多多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我认为让一位受过长期锻炼的议会人士出掌内政部（它现在也是国内安全部）是有莫大裨益的。伦敦是敌人首先打击的地方。赫伯特·莫里森是伦敦人，他熟悉首都行政的每一个方面。他在伦敦行政管理上的经验是没有人比得上的，他曾经担任过伦敦郡议会的领袖，并且在许多方面是主持该郡议会事务的主要人物。同时，我需要在内政部工作得非常出色的约翰·安德森出任枢密院长，管理范围更为广泛的内政委员会，许许多多的事务都提交这个委员会处理，从而减轻内阁的负担。这样也可减轻我自己的负担，使我能够集中精力指挥战争，在这项工作上，我的同僚们似乎越来越倾向于给我以行动的自由。 于是我请求这两位高级阁员互调职务。我请赫伯特·莫里森担任的职务并不是一个美差。关于伦敦行政管理的种种困难问题，在本书中的确是难以描述，有时一夜之间一两万人变得无家可归；有时，只能依靠站在屋顶上充当消防队员的市民不间断地瞭望来防止无法控制的大火；有时，挤满残肢断臂的男人和妇女的医院也受到敌人的轰炸；有时，成千上万疲惫不堪的人们挤在既不安全又不卫生的防空洞里；有时，公路与铁路交通不断发生障碍；有时，下水道被炸毁，照明、动力和煤气供应也陷于瘫痪；而且，尽管如此，整个伦敦的战斗的和辛勤劳动的生活还必须继续下去，每天早、晚必须把将近一百万的人运出和运进伦敦，使他们能按时上班工作。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形将持续多久。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情形不会变得更加严重。当我邀请莫里森担任内政大臣时，他充分了解，不应对这一职务等闲视之。他要求让他考虑几个小时，可是他很快就来找我说他将以担任这一职务而感到骄傲。我非常赞赏他这种勇于任事的决心。 在张伯伦先生执政的时期，就已经成立了内阁民防委员会。当时，这个委员会照例每天早晨开会，讨论整个形势。为了使新内政大臣确能行使国家赋予的一切权力，我也每周（通常是在星期五）召开一次由各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会上讨论的问题往往是令人很不愉快的。 ※ ※ ※ 内阁人事更动不久，敌人改变了他们的空袭方法，从而影响到我们的总的政策。迄今为止，敌人对我们的空袭大多是只使用烈性炸药炸弹；但是，在10月15日的月夜，我们受到了该月份中最猛烈的袭击，约有四百八十架德国飞机向我们投掷了三百八十六吨烈性炸药炸弹，另外还投掷了七万颗烧夷弹。我们此前曾督促伦敦居民隐蔽起来，并尽力改进防护设备。可是现在，“到地下室去”不得不改为“到房顶上去”了。这就要由新任国内安全大臣来制定办法了。 一个规模巨大的、包括整个伦敦（内地各城市采取的措施除外）的防火瞭望哨和消防队很快就成立起来了。最初，防火瞭望哨都是志愿人员；可是需要的人数是如此之多，而且每一个人都强烈地感觉到应当轮流担负这一工作，因此防火瞭望工作不久就成为一种义务性的了。这种工作对各阶层的人都起了鼓舞激励的作用。妇女也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为了教会防火瞭望哨如何处理敌人对我们使用的各种类型的烧夷弹，我们筹办了大量的训练班。其中有很多人成了专家，几千颗烧夷弹还没有烧燃，火势就被扑灭了。人们虽一夜复一夜地冒着敌人的轰炸呆在房顶上，除一顶钢盔之外别无其他防护，但不久也就习惯了。 ※ ※ ※ 不久以后，莫里森先生决定把一千四百个地方消防队合并为一个全国消防总队，另外还有一个庞大的由居民组成的消防队，队员们都是在业余时间受训和工作的。这个民间消防队和房顶瞭望哨一样，最初也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召集的，但后来也一致公认这项工作应当成为大家的一种义务。全国消防总队的好处是比较机动，有统一的训练标准与器材标准，还有正式的级别。其他的民防队都成立了区分队，能在接到命令后即刻赶往任何一个地方。把战前的“防空大队”改称为“民间防空队”。对大多数队员都发了很好的制服，而他们自己也感觉到是皇家的第四支军队。在所有这些工作中，赫伯特·莫里森得到了一位勇敢的妇女艾伦·威尔金森很大的帮助，我们对这位妇女最近的逝世感到悲伤。她每天昼夜不停地出入于防空壕，并在组织民间消防队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里丁夫人的积极领导下，妇女防空志愿队也起了无法估计的作用。 如果我们的城市将遭到袭击的话，我倒愿意敌人来袭击伦敦。伦敦就好像一头史前时期的巨兽，能够忍受可怕的创痛，虽然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也照样能生存和活动。在工人居住的二层楼房住宅区内，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非常普遍，为了使它们适于居住，为了排除雨天的积水，曾尽到了一切的努力。后来又出现了莫里森式防空掩体。它就像一张沉重的钢铁做的厨房大案桌，四周围上硬铁丝，能够承受一座倒塌的小房子，因而能起一定的防护作用，许多人靠这种掩体保全了生命。至于其他的损失，“伦敦毫不在乎”。伦敦居民忍受了他们所受到的一切，而且还能忍受更大的灾难。事实上，当时除了坐视首都全部毁灭外，我们看不到其他出路。 况且，正如当时我在下院指出的，毁灭大城市这件事，是受“收益递减”律支配的。不久，许多炸弹都炸在已被炸毁的房子上，只不过把一堆瓦片弄得到处飞散而已。在广大地区内，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烧可炸的了，然而人们四处为家，以无限的机智和不屈不挠的毅力继续工作。这时，谁都以作为一个伦敦人而感到自豪。伦敦受到了全国的钦佩，我国所有的其他大城市也振起精神，准备在考验来临时全力以赴，决不落后于伦敦。事实上，许多人似乎在羡慕伦敦的名气，并且有相当多的人由乡下赶来，以便在伦敦住一两夜，与伦敦人共患难，“看看热闹”。由于市政管理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阻止这种趋势。 ※ ※ ※ 既然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敌人对伦敦的轰炸可能一直继续到战争终了，因此应作长久之计安顿中央政府机构，保证安全。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0年10月22日 1．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敌人对伦敦空袭的大概的限度，这种空袭将是猛烈的和长期的。事实上，对白厅及政府中心的轰炸可能继续到所有古老的不坚固的建筑物全被炸毁为止。 因此，应尽快在现有的十分坚固或能够加固的住宅和建筑物中准备住处，以便容纳行政管理机构的大批骨干职员与官员以及指挥战争的主要大臣和重要部门。由于我们具有不被敌人逐出伦敦的决心，由于我们要把为了“暗中迁移”在英格兰西部保留的房舍让与陆军部和其他部门，上述的措施是必要的。我们或迁或留，必须作出决定，彻底执行。 2．“围场”的房舍颇不适宜于当前情况的需要。战时内阁阁员不可能一连数星期在那里生活和工作，而让他们的大部分属员居住在比白厅现在的条件还差的地方。除了“围场”的房舍以外，就没有适宜的住所或防空掩体，而住在尼微尔厅的人便只好在“杰姆乌鸦”发出警报的时候来回奔跑。 应把“围场”当作最后的隐蔽处，这当中，可以让那些不须留在伦敦中心区的某些部门使用。 3．几乎所有的政府机关建筑物和它们的地下隐蔽处不是极不安全，就是经不住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较老的建筑，如财政部，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已经倒塌，它的地下隐蔽处不能提供任何可靠的安全保障。在查尔斯国王大街两边的外交部大楼和贸易部大楼都建造得非常坚固，它们的地下室相当安全。我已批准在作战指挥室与中央作战指挥室办公室以及位于贸易部大楼的本土防卫部队司令部上面准备一层相当坚固的屋顶防护设备。只要施工不间断，在一个月或一个半月就可完成。我们必须督促这一工作。即使完成这种防护工程，也不见得完全保险。里奇蒙台的防护未尽妥善，那里的主要工程受到了现有条件的影响。已要求贸易部迁往新址，当然，他们的大部分职员应在伦敦以外的地方寻找住处，然而，必须把贸易部的迁移作为总计划的一部分。 4．在伦敦有几幢坚固的、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它们在建造时就考虑到了空袭的条件。应立即将这几座建筑物准备停当，以便容纳战时内阁和战时内阁秘书处，并为主要的内阁大臣准备安全的住所。我们不必担心这样的住处过多，因为这类住处的需要量必然是愈来愈多的。最主要的是，必须使政府的中心工作在保证其效率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5．我已要求为议会准备另外的会址。上下两院在开会期间，危险是十分严重的，两院的建筑物与会议厅的被炸，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们希望，当它被炸的时候，里面没有议员。在议会上下两院地下室所准备的安全设施完全不能抵御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威斯敏斯特宫①和白厅区是敌人轰炸的一个明显的主要目标，我敢说，在其附近已经落下过了五十多颗重型炸弹。内阁已经同意让两院换一个地方开会，到别处去试试看。我建议，请议会自下星期四起休会两星期，希望在这两星期中，在伦敦对他们开会的问题作出某种计划。 ①即议会大厦，此地系古威斯敏斯特宫。——译者 6．我认为，应指定一位战时内阁大臣与财政大臣保持密切的联系，对急需进行的重大的和范围广泛的工作统一指导和监督；里思勋爵和他所主管的部应在内阁的监督下为此目的而工作。如果我的同僚们同意的话，我将请比弗布鲁克勋爵（他已在进行此事）负责主持。 于是便委派比弗布鲁克勋爵负责建筑足以容纳许多国家机关全部重要人员的大批防御炸弹的据点，其中有十几个据点（有几个还是用地道连接起来的）在伦敦一直保存到今天。 有些据点直到飞机轰炸已成过去的时候还没有完工，而在1944和1945年敌人用无人驾驶的飞机和火箭袭击的时候，也只利用了很少的几处。虽然如此，尽管这些建筑物从来没有依照其原定的用途得到利用，可是总归使我们有了安全感。 海军部单独对着近卫骑兵队操场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建筑，钢筋混凝土的墙壁厚达二十呎，怎样去拆除它们，这只有在世界比较安全的时候，由我们的子孙去解决。 ※ ※ ※ 将近10月中旬的时候，乔赛亚·韦奇伍德因为我没有防御夜间空袭的绝对安全的防空设施，在议会中发动了一场吵闹。他是我的一位老友，曾在达达尼尔海峡战争中受过重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