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解读中国文化：品人录　本书是“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之一种。 我们总是习惯于把王朝的兴衰、事业的成败、历史的更替和事情的对错都归结为个人的原因，归结为某个主导人物个人品质的优劣好坏，与此同时，历史人物都按照一种简单的善恶二元论被脸谱化了。　　本书勾沉史实，从文化角度品评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雍正，独具只眼，新颖的评说、生动的文笔把我们带入一个崭新的人物内心世界。一 做能臣，还是做奸雄(1)　　曹操是“奸雄”。　　曹操这个“奸雄”，多半是被逼出来的。　　现在想来，项羽的时代，还是比较自由的。那时，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还处于草创阶段，而且试验的时间不长，秦就亡了，所以大家还不怎么把那玩艺儿当回事。天底下只能有一 个皇帝，无论这皇帝是神是人是猪是狗都得绝对效忠，否则就是奸是匪的观念，也还没有真正形成。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天下分封，诸侯割据，五霸继起，七雄并峙，楚强南服，秦霸西陲，递主盟会，互为雄雌。诸侯们自由地宣战、媾和、结盟、征税，全然不把天子放在眼里。文人和武士、游侠和刺客们则自由地周游于列国，流动于诸侯，朝秦暮楚，择主而事，也不怎么把已经到手的官禄爵位当回事。田子方甚至对魏太子击说，士人议论不用主张不合，就立即跑到别国去。抛弃原先的国君，就像扔掉一只草鞋。总之，那时一个人只要有实力有能耐有本事，多少可以随心所欲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即便运气不好失败了，也没人说闲话。所以，虽云“成者王侯败者寇”，但陈胜向皇帝宣战，首义兵败，也没人说他是寇，是匪。不像后来宋江他们，即便受了招安，也摘不掉土匪和草寇的帽子。　　这是一个征伐不断、战事频仍、相互吞并、弱肉强食的动荡时代，也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是虎与豹的时代。对于弱者来说也许不太公平，却为强者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天地。因此不管怎么说，项羽总算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即便失败了，也仍不失为一个体面的失败者，还有那么多人祭奠他、怀念他。相比较而言，曹操就要背时得多。他即便成功了（事实上已很成功），也仍要被画成一张大白脸。　　曹操似乎命中注定只能当一个“坏人”。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即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陈寿的《三国志》说他是西汉相国曹参的后代，这是胡扯。因为曹操原本不该姓曹。他的父亲曹嵩只是曹腾的养子。曹嵩和曹腾并无血缘关系，即便考证出曹腾是曹参之后，与曹操又有什么相干？事实上曹嵩的亲生父母究竟是谁，在当时就是一个谜，连陈寿也只能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于是连带着知道亲生父母的曹操，也弄得有点“来历不明”。　　曹操所处的时代也不好。他生于东汉桓帝朝，长于灵帝朝，是在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出生、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入仕的，而桓、灵两朝，要算是汉王朝四百年间最黑暗、最混乱的年代。所谓“桓灵之时”，几乎就是君昏臣奸的代名词。在这样一个时代，要做一个“好人”，确乎很难。不是被人陷害，就是窝窝囊囊。曹操既不想被害，又不肯窝囊，当然便只好去当“坏人”。总之，来历不明又生不逢时，曹操倒霉得很。　　实际上，曹操的时代已大不同于项羽的时代。他即便生逢盛世，也未必会有什么作为。自从我们那位流氓英雄刘邦在组织上将天下定为一尊，他的重孙武帝刘彻又在思想上将天下定于一尊，有着英雄气质和高贵精神的虎和豹，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想问题的还是干事情的，便都被收拾得差不多了。收拾的办法，自然仍是大棒加胡萝卜，只不过那胡萝卜是带缨子的，大棒则变成了狼牙棒，血迹斑斑。太史公司马迁只不过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冒犯了武帝的虎威，便被处以腐刑，弄得男不男女不女；而大农令颜异根本就没说话，只不过是在别人议论朝政时，下唇往外微微翻了一下，就被认为是“腹诽”（在肚子里诽谤朝廷和君父），应处死刑。难怪当时长安城里五十万人，囚犯就有十六七万；也难怪郎中令石建上书奏事，马字少写了一点，就要吓个半死了。这些事都发生在那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当权时期。武帝一向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即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他手上，汉帝国的疆域竟扩张到两倍以上，广达五百万平方公里。因此，他又往往被看作是英雄。但我以为，在他的铁骑践踏和铁腕统治之下，英雄业绩间或有之，英雄精神却是不会有的。　　到了曹操所处的桓、灵之世，情形就更是每下愈况。大汉王朝和它所代表的那个制度，里里外外都散发着尸臭。事实上，自王莽篡政光武中兴后，汉王朝就没再打起过精神。外戚擅权、宦官专政、军阀称雄，奸臣拚命抓权，贪官拚命捞钱，老百姓则只好去吃观音土。道德的沦丧，更是一塌糊涂。当时的民谣说：“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可见少廉寡耻和口是心非已成风尚。这一点都不奇怪。一个王朝和一种制度既然容不得君子，那就只能培养小人；既然听不得真话，大家便只好都说假话。当多数人都鬼鬼祟祟或战战兢兢，都乌龟缩头或老鼠打洞时，当权欲嚣张物欲横流，卑鄙受到鼓励而高尚受到打击时，这个社会就很难有什么英雄气质和高贵精神，也很难产生虎和豹。有的，只是狗和羊。那粗鄙的狗是由粗野的狼退化而来的，那平庸的羊则是披着羊皮的狼，而且是黄鼠狼。一 做能臣，还是做奸雄(2)　　这时，如果突然出现了一只虎或豹，会怎么样呢？大家都会把它当作不祥的怪物，就像童话里的鸭子认定那只小天鹅是丑小鸭一样。但鸭子们只不过嘲笑一下丑小鸭罢了，那些粗俗的狗和平庸的羊却会一拥而上，给那只虎或豹画他一个大花脸。　　曹操的命运，正是如此。　　曹操的命运似乎老早就被决定了。　　曹操这个人，小时候大约也是个“问题少年”，与项羽、刘邦少时不乏相同之处，只不过比他俩喜欢读书。史书上说，曹操年少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他叔叔实在看不下去，常常提醒曹嵩应该好好管教一下他这个儿子。曹操知道了，便想出一个鬼点子，来对付他那多管闲事的叔叔。有一天，曹操远远地见叔叔来了，立即作口歪嘴斜状。叔问其故，则答以突然中风。叔叔当即又去报告曹嵩。等曹嵩把曹操叫来一看，什么事都没有。曹操便趁机说，我哪里会中什么风！只因为叔叔不喜欢我，才乱讲我的坏话。有这么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垫底，自然以后叔叔再说曹操什么，曹嵩都不信了。　　实在地讲，曹嵩对他这个儿子的教育，大约是很少过问的。曹操自己的诗说：“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所谓“三徙”，是说孟子的母亲为了保证儿子有一个好的环境，不受坏的影响，竟三次搬家。所谓“过庭”，则是说孔子的儿子两次从庭院中走过，孔子都叫住他予以教育，一次叫他学诗，一次叫他学礼。看来，曹操小时候，父亲母亲都不怎么管教他，是个没家教的。所以他“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与刘邦年轻时“好酒及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差不太多。　　曹操的哥们袁绍、张邈等人，也是同类角色。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胡闹，事情做得十分出格。有一次，一家人家结婚，曹操和袁绍去看热闹，居然动念要偷人家的新娘。他俩先是躲在人家的园子里，等到天黑透了，突然放声大叫：“有贼！”参加婚礼的人纷纷从屋里跑出来，曹操则趁乱钻进洞房抢走了新娘。匆忙间路没走好，袁绍掉进带刺的灌木丛中，动弹不得。曹操急中生智，又大喊一声：“贼在这里！”袁绍一急，一下子就蹦了出来。曹操鬼点子这样多，难怪《三国志》说他“少机智，有权数”了。　　如此喜欢恶作剧的孩子，大约并不讨人喜欢，许多人也没把他放在眼里（世人未之奇也）。然而太尉桥玄却认为曹操是“命世之才”，将来平定天下，非曹操莫属。因为曹操虽然调皮捣蛋，不守规矩，却并非一般的流氓地痞或纨绔子弟。他“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正是乱世需要的人才。所以桥玄十分看好曹操，竟以妻子相托，还建议他去结交许劭，看许劭怎么说。　　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今河南省平舆）人，是当时最有名的鉴赏家和评论家。他常在每个月的初一，发表对当时人物的品评，叫“月旦评”，又叫“汝南月旦评”。无论是谁，一经品题，身价百倍，世俗流传，以为美谈。我们要知道，在汉魏六朝，品评人物是社会中的一件大事。任何人要进入上层社会，都必须经过权威批评家的鉴定，由此决定自己的身价，就像当今欧美艺术市场上，只有权威批评家叫好的艺术品才能卖大价钱一样。曹操自然也希望得到许劭的好评。但不知是曹操太不好评，而曹操得到的评语则是人所共知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据说，为了得到许劭的评语，曹操很费了些心思，很下了些功夫，而且无论曹操怎样请求，许劭都不肯发话。最后，许劭被曹操逼得没有办法，才冒出这么一句。但这样一来，则曹操的一生，便虽未盖棺，却已论定。　　显然，许劭也看出曹操是个人物。至于是成为能臣还是成为奸雄，则要看他是处在治世还是乱世。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可以理解为治理天下的能臣，扰乱天下的奸雄。如此，则奸能与否，在于曹操的主观愿望。这里姑不讨论。　　成为人物，素质所然；处于何世，则是运气。　　曹操运气不好，他遇到了乱世，当奸雄只怕是当定了。其实曹操一开始也是想做能臣的。公元174年，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孝是孝子，廉是廉士，有了这个称号，就向仕途迈出了第一步，就像现在有了学历，便可以报考公务员一样。不久，曹操便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负责洛阳北部的治安。这个差使，官不大（俸禄四百石），权不多，责任却很重大，麻烦也很不少。因为天子脚下，权贵甚多，没有哪个是惹得起的。然而首都地面的治安又不能不维持。于是曹操一到任，就把官署衙门修缮一新，又造五色大棒，每张大门旁边各挂十来根，“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几个月后，果然来了个找死的。灵帝宠信的宦官蹇硕的叔叔，依仗侄子炙手可热的权势，不把曹操的禁令放在眼里，公然违禁夜行。曹操也不含糊，立即将这家伙用五色棒打死。这一下杀一儆百，从此“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治安情况大为好转，曹操也因此名震朝野。一 做能臣，还是做奸雄(3)　　大约从174年出山，到189年起兵，这十五年间，曹操还是想当能臣的。他历任洛阳北部尉、济南相（故城在今山东省历城县东）、典军校尉等职。其间，一次被免，两次辞官，三次被征召议郎。就在这宦海沉浮之中，他把朝廷和官场都看透了。他清楚地看出，东汉王朝已不可救药，天下大乱已不可逆转。即便不乱，腐朽的朝廷和官场也不需要什么“治世之能臣”。曹操曾上书朝廷，力陈时弊，却泥牛入海无消息。任洛阳尉，他执法如山，打击豪强；任济南相，他肃清吏治，安定地方。所有这一切，都未能整顿朝纲扭转时局，也没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他做的种种努力，对于江河日下的王朝，都如杯水车薪，已无济于事；对于横行霸道的权臣，则如蚍蜉撼树，无异以卵击石。之所以尚未招致杀身之祸，只不过有曹嵩这个大后台罢了。但朝廷借口他“能明古学”，多次打发他去当有职无权的闲官议郎，则已不难看出其用心。曹操素以“任侠放荡”闻名，此刻却以“能明古学”应召，似颇具讽刺意义。曹操的学问固然不错，却更长于治世。不用其长而用其短，其实就是不想用他。　　曹操不能不重新考虑他人生道路的选择。　　看来，治世之能臣是当不成了，曹操只好去当他的奸雄。　　其实，做奸雄也许比做能臣更过瘾。　　做能臣不容易。第一要忠，第二要能。忠而无能曰庸，能而不忠曰奸，都不是能臣。但，光是又忠又能，还不够，还得大家都承认。这第三条最难。因为嫉妒别人的能，是官场的通病；怀疑臣下的忠，是帝王的通病。所以历史上的能臣，好下场的不多。不是生前被贬，便是死后挨骂，能做到生前死后都没有什么人说闲话的，大约也就是诸葛亮。　　然而诸葛亮活得好累！　　诸葛亮的形象，千百年来走样得厉害。在一般人心目中，他老先生很是潇洒的。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那结果都是事先料定了的。计谋也很现成，甚至早就写好了，装在一个袋子里，只等执行者到时候拆开了看。自己则既不必亲自上阵杀敌，也不必操心费神，只要戴个大头巾，摇把鹅毛扇，泡壶菊花茶，摆个围棋盘，便“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真是何等潇洒。　　其实，诸葛亮的心理压力大得很。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际遇，历来就被看作君仁臣忠、君明臣贤的楷模。尤其是那有名的“三顾茅庐”，千百年来让那些一心想出来做官又要摆一下臭架子的文人羡慕到死。实际上他们君臣之间的猜忌和防范，没有一天不深藏于心。君臣关系毕竟不是朋友关系，最信任的人往往同时也就是最疑忌的人。因为双方相处那么久，交往那么深，知根知柢，对方有多少斤两，彼此心里都有数。这就不能不防着点了。你看白帝城托孤那段话，表面上看是心不设防，信任到极点，其实是猜忌防范到不动声色。刘备对诸葛亮说，我这个儿子，就托付给先生了。先生看他还行，就帮他一把；不行，就废了他，取而代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是扯淡！刘禅的无能，简直就是明摆着的，还用看？无非因为明知诸葛亮之才“十倍曹丕”，自己儿子又不中用，放心不下，故意把话说绝，说透，将他一军。诸葛亮是明白人，立即表态：“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铁了心来辅佐那年龄相当于高中生、智力相当于初中生的阿斗。　　陈寿说，刘备的托孤，“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这种说法，如果不是拍马屁，就是没头脑。诚如孙盛所言，如所托贤良，就用不着说这些废话；如所托非人，则等于教唆人家谋反。“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刘备托孤成功，全因为诸葛亮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又为人谨慎，处处小心，这才没闹出什么事来。但要说刘禅没有猜疑忌恨过，则不是事实。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各地人民怀念他，要给他建立庙宇，刘禅就不批准，说是“史无前例”。可见刘禅内心深处是忌恨厌恶诸葛亮的。事实上，一个人只要当了皇帝，就会忌恨手下能力比自己更强的大臣，而且越是弱智，就越是忌恨。因为所有的蠢才都一样，只要手握权力，高人一等，便会自我感觉良好，牛皮马屁不绝。一旦发现手下人比自己强，又会恼羞成怒，必欲去之而后快。刘禅其实也一样。只不过有贼心无贼胆，有贼胆也无贼力，只好在诸葛亮死后做点小动作，发点小威风，表示他还是个人物。一 做能臣，还是做奸雄(4)　　其实，即便刘禅对诸葛亮真心“事之如父”，也是没意思的。这家伙实在太蠢。又岂止是蠢，简直就没有心肝。他做了俘虏后，被迁往洛阳，封安乐县公。有一天，司马昭请他吃饭，席间故意表演蜀国歌舞。蜀国旧臣看了，无不怆然涕下，只有刘禅，照吃照喝，“嬉笑自若”。司马昭感慨说，一个人的无情无义，怎么可以到这个份上（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又一天，司马昭问他：很想念蜀国吧？刘禅立即答道：“此间乐，不思蜀。”旧臣郤正听说了，就对刘禅说，下次再问，就说先人坟墓远在陇、蜀，没有一天不想的，说完再把眼睛闭起来。后来司马昭又问，刘禅果然照着说，照着做。司马昭说，我怎么听着像是郤正的话呀！刘禅立即睁开眼睛，惊喜地说，猜对了，正是他！旁边的人都忍不住笑。当然，这也可能是为了保命，装傻。但即便是装傻，也是没心肝。事实上，除了“乐不思蜀”这句成语外，刘禅对于中国历史半点贡献都没有。辅佐这么个东西，有什么意思？　　所以诸葛亮很累。又要打天下，又要哄小孩，又怕老的起疑心，又怕小的不高兴，能不累吗？事实上，诸葛亮不像军师，倒像管家。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亲自过问，亲自操持，即所谓“事必躬亲”。这固然是生性谨慎，也是势之所然。不这么做，他怎么能大权独揽而国人不疑呢？他实在是害怕出差错啊！　　过度的疲劳，严重损害了诸葛亮的身体；沉重的压力，又使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诸葛亮曾上表致刘禅云：“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公元207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倒在了北伐途中，享年五十四岁，比曹操少活了十二年。诸葛亮的身体原本是很好的。陈寿说他“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是个伟丈夫。如非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岂能逝世于年富力强之时？　　诸葛亮实现了他的诺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其实是累死的。蜀魏交战，相持五丈原。蜀使至魏军营中，司马懿不问军事，只问饮食起居。当他听说诸葛亮黎明即起，深夜才睡，罚二十军棍以上的事，都要亲自过问时，便断定说：“亮将死矣。”　　　　做能臣太累，那么做皇帝，不好么？　　做皇帝当然好，不过也要看怎么做，以及做不做得了。如果像刘协（献帝）那样，就不如不做。如果像袁术那样，则等于找死。　　袁术这个人，是很有些牛气的。他出身世族，门第高贵。高祖父袁安，是章帝时的司徒；叔太祖父袁敞，司空；祖父袁汤，历任司空、司徒、太尉；父亲袁逢，司空；叔父袁隗，太傅。东汉官制，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综理众务，是百官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者。袁术祖上，高祖、太祖、祖、父四代，都有人出任三公之职，所以时称“四世三公”，是当时官场上炙手可热的显赫家族。　　袁术血统如此高贵，便不免牛皮烘烘，不大把别人放在眼里，包括他的哥哥袁绍。袁绍和袁术都是袁逢的儿子。袁绍年长，却是小老婆生的，即所谓“庶出”。袁术为弟，却是“嫡出”，因此自视甚高。军阀割据时，袁绍、袁术兄弟均拥兵自重。但大约袁绍的实力比较强，威望比较高，人缘也比较好，因此诸侯豪杰多依附袁绍。袁术恼羞成怒，大骂诸侯不识好歹不分嫡庶，不追随他这个血统高贵的反倒去追随他们袁家的奴才！又写信给公孙瓒，说袁绍是丫鬟的儿子，不是袁家的种子。这就不但激怒了袁绍，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他今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然而，就是这么个狂妄自大又头脑简单的东西，却天天都在做皇帝梦。孙坚手上有一块传国玉玺，是189年太监张让等人作乱时丢失，后来被孙坚获得。袁术听说后，竟将孙坚夫人扣作人质，强行夺了过来。有了这个宝贝，又误听了一些民间的谣言，他就觉得下一任的中国皇帝，非他袁术莫属。到了公元197年春，袁术终于按捺不住，正式称帝。这时曹操已经把献帝捏在手中，并迁都许昌，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哪里容得袁术出来跳梁？自然要来收拾这个小丑。袁术又哪里是曹操的对手？结果也自然是一败再败。公元199年，兵败如山倒又众叛亲离的袁术，终于发现他这个皇帝再也做不下去，便决定把那传国玉玺让给袁绍。因为这个宝贝他还舍不得扔掉，也舍不得随便送人，觉得还是送给老哥比较合适（这时他又认袁绍是兄弟了），好歹也是袁家的人。可是，就连这个想法他也不能如愿，因为曹操已派刘备在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截击，单等他来送死。袁术没有办法，只好又掉头回淮南。逃到离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八十里的江亭时，终于一病不起，呜呼哀哉，只当了三年半的皇帝，而且还是假的，没人承认。一 做能臣，还是做奸雄(5)　　据说袁术死得很惨。他死的时候，身边已没有粮食。询问厨房，回答说只有麦屑三十斛（音胡，十斗为一斛）。厨师将麦屑做好端来，袁术却怎么也咽不下。其时正当六月，烈日炎炎，酷暑难当。袁术想喝一口蜜浆，也不能够。袁术独自坐在床上，叹息良久，突然惨叫一声说：我袁术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啊！喊完，倒伏床下，吐血一斗多死去。　　袁术其实应该料到自己会有这个下场的。早在他刚起称帝念头时，就有许多人劝他不要轻举妄动胡作非为。与他关系好一点的，沛相陈珪不赞成，下属阎象和张范、张承兄弟不赞成，孙策也从江东来信表示反对。阎象说，当年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且臣服于殷。明公比不上周文王，汉帝也不是殷纣王，怎么可以取而代之？张承则代表张范说，能不能取天下，“在德不在众”。如果众望所归、天下拥戴，便是一介匹夫，也可成就王道霸业。意思是说，当不当得上皇帝，与是不是高干子弟没什么关系。可惜这些逆耳忠言，袁术全都当成了耳边风。他实在是利令智昏。　　袁术最蠢的地方，还是他在大家都想当皇帝，又都不敢挑头的时候，迫不及待地当了出头鸟。要知道，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一，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尤其是在群雄割据、势力相当的情况下，谁挑这个头，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袁绍他们懂这个道理，因此尽管心里痒痒的，也只好忍住。曹操更是心里透亮。孙权劝他称帝，他一眼看穿孙权的鬼心眼，说这娃娃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袁术却不懂。他以为只要他一抢先，便占了上风，别人也就无可奈何。因此他就像现在抢先注册伟哥商标一样，抢先宣布自己是皇帝。没想到皇帝的称号不是商标，他也不是伟哥，结果不仅是把自己放在了火上，而且简直就是玩火自焚。　　事实上，当不当得成皇帝，与抢不抢先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是实力，以及当时的条件。而且，即便条件成熟，也要作秀，要装模作样地推辞、谦让，让过三次以后，才装作顺从天意民心的样子，勉为其难一肚子委屈地去当。这当然很虚伪。但中国人偏偏就吃这一套。倘若无此虚伪，则会被视为恬不知耻。袁术没有条件和实力，又全然不顾这些既定的操作程序，这就不但是与曹操等人为敌，而是与中国文化为敌了。再加上他“天性骄肆，尊己陵物”，“不修法度”，“奢恣无厌”，横征暴敛，鱼肉百姓，更是不得人心。在他的治下，江淮空尽，人民相食。他自己每天山珍海味，手下的士兵却一个个冻死饿死。这样的混账东西，不失败才是怪事！二 天才与蠢才(1)　　曹操显然要聪明得多。　　曹操不是没条件、没实力当皇帝。如果说，他最初的志向，只是当一个能臣，或者死后能在墓碑上刻下“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的字样，那么，他后来却自觉不自觉地走在一条通往帝王之位的道路上，而且最后离目的地只有一步之遥。196年，曹操挟持献帝（当然是客客气气地）迁都许昌，改元建安，开始成为当时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208年，废除三公官职，曹操任丞相，从此大权独揽。213年，献帝下诏将河东等十郡册封给曹操为魏公，并加九锡。九锡是帝王对大臣表示特别恩宠的九种器物。王莽在篡位前就曾加九锡。　　同年七月，曹操在邺城建立了魏国的社稷宗庙；十一月，魏国设立尚书、侍中和六卿，曹操事实上成为一个公国的国君。214年，曹操开始享受王爵待遇。215年，献帝授予曹操分封诸侯、任命太守和国相的权力。216年，献帝进封曹操为魏王，魏国丞相改称相国，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警即警戒，跸即清道。警跸即出行时开路清道，严密警戒，断绝行人，为皇帝出行时之礼。后来又享有冕十二旒等一系列天子才能享用的礼仪。至此，曹操不仅在实际上掌握了汉室政权，而且在形式上与汉天子也没有什么两样，只差一个皇帝的称号了。　　但曹操就是不要。　　是曹操不想要吗？否。谁不知道当皇帝好，谁又不想当皇帝？那时节，诚如王粲对刘琮所言，“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是曹操没条件吗？也不。北中国基本统一，汉天子早已架空，朝廷内外，上上下下，都是曹操的人、曹操的兵，只等曹操一声令下。　　曹操放着现成的皇帝不当，自然有他的深谋远虑，也有他的苦衷。他毕竟是靠所谓“兴义兵，诛暴乱，朝天子，佐王室”起家的。从公元189年起兵开始，讨董卓、伐袁术、杀吕布、降张绣、征袁绍、平乌桓、灭刘表、驱孙权、定关中、击刘备，一直用的是尊汉的名义，打的是讨逆的旗号。迁献帝于许都后，更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这是曹操的政治资本，也是曹操的政治负担。他必须把这个包袱背下去。因为他在扔掉包袱的同时，也就丢掉了旗帜。没有了这面旗帜，他曹操靠什么号召天下、收拾人心？　　的确，在政治斗争中，旗帜是非常重要的。袁术丢了旗帜，身败名裂；袁绍举得不高，家破人亡；孙策、吕布、刘表没捞着旗帜，也就成不了气候；刘备仗着自己是皇叔，把旗帜举得高高的，也就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眼前的这些经验教训，曹操不会看不到。　　为此，曹操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天下人表白：我曹某绝无篡汉之心！顶多也就想当齐桓公、晋文公或者周公。成王年幼时，如果没有周公，管叔、蔡叔不就篡位了吗？现如今，如果没有我曹操，真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是事实，也是麻烦。因为不准别人干的事，当然自己也不好去干，至少不便明目张胆地去干。一贯“讨贼”的自己成了贼，岂非真是贼喊捉贼？当然，贼喊捉贼的事曹操也不是没干过，但窃国毕竟不是偷新娘子，不能不讲政治策略。　　而且曹操自己心里也明白，刘备、孙权，还有朝野一些家伙，全都没有安好心。他们有的想当皇帝，有的想当元勋，有的想趁火打劫，有的想混水摸鱼，只是大家都不说出来，也说不出口，都沉住了气，看曹操如何动作。当然，真心实意维护汉室的所谓正人君子也有。他们更是睁大了眼睛，警惕地注视着曹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倘有不轨，立马就会群起而攻之。自己后院失火，刘备、孙权等就会幸灾乐祸，火上加油，乘机作乱，同朝中反对派联手与自己作对。这样一来，时局就将不可收拾，眼看到手的胜利果实就会功亏一篑、毁于一旦。　　曹操实在是太清楚这一利害关系了。好嘛，你们不说，我也不说；你们能装，我也能装。到时候，看谁憋不住，等不及！政治斗争是一种艺术，讲究的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到火候不揭锅。过早地轻举妄动是一种盲动，引而不发才是高手。曹操是高手，他沉得住这个气。　　因此，当孙权上表称臣，属下也纷纷进劝时，老谋深算的曹操只说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孔子说过，只要能对政治产生影响，就是参政，何必一定要当什么呢？如果天命真的在我身上，我就当个周文王好了！二 天才与蠢才(2)　　这话说得非常策略，非常有弹性，也留有余地。它既表示曹操本人无意帝位，也不排除子孙改朝换代的可能。至于曹丕他们会不会这么干，那就要看天命，也要看他们的能耐了。干成了，我是太祖；干不成，我是忠臣。曹操的算盘打得很精。　　何况曹操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有一句名言：“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只要自己实际上拥有了天子的一切，那个惹是生非的虚名，要它作甚！　　曹操的策略，是“打皇帝牌”。　　皇帝是张好牌。这张牌好就好在它既虚又实。说它虚，是因为这时的皇帝，不要说“乾纲独断”，就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完全听人摆布，有如提线木偶。所以，它是一张可以抓到手的牌。说它实，则是因为尽管谁都知道这皇帝是虚的，是个摆设，可又谁都不敢说他是虚的，可以不要，就像童话里谁也不敢说那皇帝没穿衣服一样。皇帝有个什么吩咐，有个什么号令，大家也都得装作服从的样子（事实上有些事还得照着做），不敢明目张胆地唱反调。所以，它又是一张有用的牌，而且是王牌。　　曹操原本是没资格打这张牌的。最有资格的是袁绍。　　袁绍四世三公，有政治地位；地广兵多，有军事实力。如果袁绍要迎奉天子，别人是抢不过的。而且，袁绍的谋士沮授也一再向袁绍提出这个建议。可惜袁绍目光短浅志大才疏，他身边其他一些谋士，也徒有虚名鼠目寸光。在这些短见的家伙看来，汉王朝风雨飘摇气数已尽，匡复汉室毫无意义。既然并不打算匡时济世，反倒琢磨着乱中夺权，那就没有必要把皇帝接来。把这么个宝贝弄到身边来，天天向他请示，事事向他汇报，实在麻烦。听他的吧，显得咱没分量；不听他的吧，说起来又算是违命，实在划不着。袁绍自己呢，一想到献帝是董卓拥立的，心里就犯恶心，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实在是不折不扣的井蛙之见。要知道无论是毛玠（音介）建议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是沮授建议袁绍“挟天子以令诸侯”，都并非真心要匡复早已颓圯的汉室，不过只是把献帝当牌打罢了。只要这张牌是王牌，你管他是哪儿来的？天高固然皇帝远，但那皇帝如果是傀儡，近一点岂不更便当，更便于操纵和控制？请示汇报、磕头行礼当然还是要的。但只要稍微有点头脑，就该知道那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献帝岂能不一一照谁？献帝当时才十六岁，还是个孩子。先是被捏在董卓手里，后来又被王允等人捏在手里，从来就没有真正掌过权。李傕（音决）、郭汜火并，在长安城里兵戎相见，献帝派人两边讲和，谁也不买他的账。可见这位堂堂天子，不要说号令天下，就连当个和事佬都当不成。这样可怜的皇帝，到了袁绍这里，怎么会摆天子的谱，同袁大人过不去呢？袁绍以为远离皇帝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种思维方法，同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的“强人”没什么两样，哪像一个有志于天下的豪雄？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袁绍一犹豫，曹操就抢了先。他有毛玠等人出谋划策，又有曹昭等人牵线搭桥，很快就把皇帝这张牌抓到了自己手里。这一回轮到袁绍大跌眼镜了：曹操迎奉献帝迁都许昌后，不但没有损失什么，或受制于人，反倒捞到了不少实惠。他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关中地区的人民也纷纷归附。更重要的是，他捞到了一大笔政治资本，不但自己成了匡扶汉室的英雄，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而且把所有的反对派都置于不仁不义的不利地位。从此，曹操不管是任命官吏、扩大地盘，还是讨伐异己、打击政敌，都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再不义也是正义的。对手们呢？则很被动。他们要反对曹操，先得担反对皇帝的风险。即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也远不如曹操直接用皇帝的名义下诏来得便当，来得理直气壮。比如后来袁绍要打曹操，沮授和崔琰便都说“天子在许”，攻打许昌，“于义则违”。诸葛亮也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曹操捷足先登，占了个大便宜。　　袁绍后悔之余，又想出一个补救办法。他以许昌低湿、洛阳残破为由，要求曹操把献帝迁到离自己较近的鄄城（今山东省鄄城县），试图与曹操共享这张王牌。这可真是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曹操肚子里好笑，却一本正经地以献帝的名义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责备他“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没见他出师勤王，只见他不停地攻击别人。袁绍偷鸡不着蚀把米，油水没捞到，反倒挨了一顿训，真是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却也只好忍气吞声上书为自己辩解一番。袁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大大输了一把。二 天才与蠢才(3)　　于是，当曹操以献帝的名义任命袁绍为太尉、封邺侯时，袁绍便拒不接受。因为太尉虽然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三公之一，地位却在大将军之下。而此刻的大将军不是别人，正是被他看不起的曹操。因此袁绍气愤地对人说，曹操早就死过好几回了，每次都是我救了他，现在倒打着天子的旗号命令起我来了，什么东西！这就十分小家子气和小心眼儿了。反倒是曹操大度，知道此时不可同袁绍翻脸，便上表辞去大将军一职，让给袁绍。袁绍这下以为得了面子和甜头，才不闹了。其实，袁绍不在朝中，他的号令也出不了自己的辖区范围，当大将军与小将军没什么两样。何况，这职位是曹操让出来的，也没什么面子，反倒显得自己小气。　　曹操却面子里子都占全了。当然，献帝也得到了不少好处。到许昌之前，献帝和朝官们已经与叫花子差不太多。当时在洛阳，尚书郎以下的官都得自己出去挖野菜吃，有的竟活活饿死或被乱兵杀死。曹操却大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而且在做这些事时，非常地细心，很像一个管家的样子。更重要的是，献帝已不用再流离失所，不用再像一件奇货可居又一文不值的东西在一个接一个人的手上倒手转卖，不用担心害怕随时会被废黜、杀害。他有了一个保护神，可以过点安生日子了。虽然傀儡的日子很可怜，这皇帝当得也很窝囊，但要是落到袁绍那帮人手里，只怕更惨。显然，曹操和献帝做成的，是一笔双方都有利可图的政治交易，曹操实在不简单。　　　　曹操的政治才能早就表现出来了，只是大家看不见。　　汉末政坛上，开始大家比较看好的是袁绍。袁绍人长得漂亮（有姿貌威容），对人也不错（能折节下士），人缘也挺好（士多附之）。因此，当各路诸侯决定成立盟军讨伐董卓时，他便被公推为盟主。　　其实袁绍徒有其表。公元189年，灵帝去世，留下十四岁的儿子刘辩和九岁的儿子刘协，根本控制不了局势，政局立即失去平衡。一场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势所难免，而此类动作又向来是通过宫廷政变和阴谋诡计来完成的。谁心狠手辣，谁就可能占便宜。所以大将军何进杀掉宦官头目之一的蹇硕后，袁绍便劝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宦官统统杀掉，斩草除根。然而何进却很为难，因为他的妹子何太后不同意。何太后因当年毒杀刘协的生母王美人，差点被灵帝废掉，多亏宦官求情才过了关，现在当然也不肯对宦官下手。于是袁绍又给何进出主意，劝他多召四方猛将，尤其是并州牧董卓入京，以威逼太后。这实在是馊主意。连老百姓都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何况是董卓这样的凶神？只怕是引狼入室。更何况根本就没有必要。曹操就说，要解决宦官问题，只要诛杀几个为首的元凶就行了。这是只用一个狱吏就能办到的事，“何必纷纷召外将乎”？结果，董卓还没进京，何进就先成了宦官们的刀下鬼。董卓一进京，皇帝也废掉了，太后也毒死了，洛阳变成了一片火海，一片废墟，这都是袁绍干的好事！　　袁绍这事确实做得蠢。且不说他引进的，是自己根本控制不了的一股恶势力，即便来的真是“仁义之师”和“勤王之兵”，也大可不必。宦官原本是些既没有地位人望、又没有兵力政权的人。他们之所以得势，正如曹操所说，是因为皇帝亲近信任他们。如果皇帝不宠信，就成不了气候。杀鸡焉用牛刀，何况这刀还不在自己手上？刀出鞘，就要见血。没有鸡可杀，便会杀牛。何进、袁绍辈就是该着挨杀的蠢牛犟牛。如果不是袁绍主张把宦官赶尽杀绝，逼得张让他们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何进或许还不会死于非命。搞宫廷政变是得心狠手辣，但不等于嗜血成性，更不等于滥杀无辜，最狠毒的打击只能施加于最凶险的政敌。事实上，所谓政治斗争，说穿了，就是人事的变更，权利的均衡，利益的再分配和人际关系的重新调整。得到的支持越多，胜利的可能就越大，因此应该“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怎么能像袁绍主张的这样，不问青红皂白，杀个一干二净？这就是给自己树敌了，而树敌过多的人，从来就没有好下场。　　曹操就不会这样。公元200年，曹操大败袁绍于官渡，袁绍的大量辎重、珍宝、图书都落到曹操手里，其中就包括己方一些人暗地里写给袁绍的书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但凡与袁绍有过书信来往的，无不提心吊胆，惶惶然不可终日。然而曹操却下令将这些书信全都付之一炬。曹操的解释是这样的：袁绍强盛的时候，连我都自身难保，何况大家呢！这话说得够体贴人的。不要说那些心怀鬼胎的人疑窦冰释，便是没什么瓜葛的人，也会为曹操的宽宏大量和设身处地所感动。二 天才与蠢才(4)　　曹操的话说得很漂亮，算盘则打得更精。他很清楚，这事一旦动起真格来，要处理的就不会是一个两个。因为在胜败未决又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谁不想着给自己留条后路呢？这时，脚踏两只船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当然，不会每个人都是双重间谍，多数人不过两边敷衍罢了。但敷衍和通敌原本是不大分得清的。而且按照封建伦理，不忠即是叛逆。只要和袁绍有书信来往，那通敌的嫌疑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如果都要一一追究，只怕有半数以上的人说不清。既然追究不了，不如卖个人情，统统不追究好了。而且，人情做到底，连证据都予以销毁，大家放心。这样，那些心中有鬼且有愧的人，就会感恩戴德；而那些原本忠心的人，则更会死心塌地。这岂不比揪出一大堆人来整治，最终削弱自己的力量合算得多？　　在这里，曹操显然又表现出他政治家的天才。如果说，在对待召董卓入京，或立合肥侯为帝等问题上，公元188年，冀州太守王芬等人阴谋废黜灵帝，立合肥侯，拉曹操下水，被曹操严词拒绝。后王芬果然事败自尽。曹操表现的是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那么，在对待上述事件时，他表现出的则是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他深知，无论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最重要的凭据是正义，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要网罗人才，首先要以诚待人，其次要以信取人，第三要以宽容人。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世界上哪有清一色的队伍？“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有些时候，是要装点糊涂的。装糊涂才能宽容人，宽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得天下。曹操懂这个道理，所以曹操是赢家。　　袁绍却既目光短浅，又心胸狭窄。官渡之战前，他的谋士田丰再三劝阻他不要贸然出兵，袁绍不但不听，反倒把他关了起来。后来，兵败的消息传到邺城，有人到狱中探视田丰，说：这下老兄可要被重用了。田丰却摇了摇头说，我可是死定了。果然，袁绍一回到邺城，立即杀了田丰。　　田丰真可谓知人知心，料事如神。他太清楚袁绍的为人了：志大才疏，刚愎自用，表面上宽厚儒雅，心底里猜忌刻薄。如果打了胜仗，心里高兴，还有可能释放田丰出狱，一方面显示他的宽宏大量，另方面也可借这个“反面教员”来证明自己的伟大英明。打了败仗，恼羞成怒，便一定会迁怒于别人，拿别人的人头来给自己出气，杀正确的人来掩盖自己的错误。这样的人，还想当皇帝、得天下，岂非白日做梦？三 宽容与报复(1)　　在同类问题上，曹操的想法、做法，总是和袁绍相反。　　公元197年，盘踞在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的张绣向曹操投降。曹操兵不血刃，就获得了南征的胜利，不免有些飘飘然，行为也不检点，举措也不推敲。他强纳张绣的婶婶（张济之妻）为妾，让张绣感到屈辱；拉拢张绣的贴身部将胡车儿，使张绣感到威胁。于是，张绣用谋士贾诩之计，突然反叛，在曹操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把他打得落花流水。长子曹昂（曹操最中意的接班人）、猛将典韦（曹操最贴心的亲兵队长），还有一个侄子曹安民，均在战斗中身亡，曹操自己也中了箭伤。面对这次惨败，曹操并未委过于人，更没有追究主张接受张绣投降的人，而是自己承担了责任。他对诸将说，我已经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我下回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199年，曹操再次南征张绣，出师不利，困于穰城（今河南省邓县），他又对军师荀攸说，不听先生的话，以至于此。　　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大获全胜。回师的路上，走到冀州时，天寒地冻，荒无人烟，连续行军二百里不见滴水，军粮也所剩无几，“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回到邺城后，曹操下令彻查当初劝谏他不要征讨乌桓的人，并一一予以封赏。曹操说，我这场胜利，完全是侥幸。诸君的劝阻，才是万全之策。因此我要感谢诸位，恳请诸位以后还是有什么说什么，该怎么讲还是怎么讲。也就是在这一年，曹操发布《封功臣令》，说我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已十九年了，战必胜，攻必克，征必服，难道是我的功劳？全仗各位贤士大夫之力啊！　　打了败仗检讨自己（尽管检讨得并不到位，失败的原因也没有真正找到），打了胜仗感谢别人，而且感谢那些劝他不要打这一仗的人，这种胸襟与情怀，与袁绍打了胜仗归功于自己，打了败仗杀劝自己不要盲动的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正是这种非凡的气度和超人的胆识，使他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敌人和对手，凝聚了一个又一个勇将和谋臣，就连曾经背叛过他的张绣，也于199年再次向他投降。　　张绣的第二次投降，也是贾诩的主意。贾诩，字文和，武威人，据说有张良、陈平的奇才。袁绍派人来招纳张绣，贾诩却力主去投靠曹操。贾诩对袁绍的使者说，麻烦足下回去告诉袁本初，他们兄弟尚且不能相容，还容得下天下国士么？一点面子都不讲地就把袁绍的使者打发了。贾诩的理由是：第一，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政治上占有优势，投靠曹操名正言顺，此为有理。第二，袁绍人多势众，曹操人少势弱，我们这点人马，在袁绍那里微不足道，对于曹操却是雪里送炭，必被看重，此为有利。第三，但凡有志于王霸之业者，一定不会斤斤计较个人恩怨，反倒会拿我们做个榜样，向天下人表示他的宽宏大度和以德服人，此为有安全。因此，尽管袁绍强大，曹操弱小，同我们又有前嫌，我们还是要拒绝袁绍，投奔曹操。　　贾诩的估计完全不差。张绣一到，曹操就亲亲热热地拉着他的手，为他设宴洗尘，并立即任命张绣为扬武将军，封列侯。为了进一步表示自己的诚意，曹操还为自己的儿子曹均娶张绣的女儿为妻，两人成了儿女亲家，同当年刘邦在鸿门宴之前对待项伯一样，极尽笼络之能事。至于过去的恩恩怨怨，当然也半个字不提，从此，张绣成为曹操麾下一员勇武的战将，贾诩则成为曹操身边一个重要的谋臣。　　曹操和贾诩都实在是太懂政治了。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天下的争夺，归根结蒂是人心的争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而要争取人心，就必须有一个宽宏大量的气度和一个既往不咎的政策，哪怕是装，也要装得像回事。这就需要有一个典型，一个样板，一个榜样。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比说多少好话都管用。张绣就恰恰是一个做榜样当典型的最好材料。他和曹操有过多次交手，而且每次都把曹操打得落荒而逃。他同曹操有着深仇大恨，而且是投降了又叛变的人。这样的人，都能为曹操所容，还有什么人不能容呢？这样的人，都能为曹操所信任，还有什么人不能信任呢？相比较而言，袁绍连自己的弟弟都不能信任，还能指望天下人归顺依附于他吗？三 宽容与报复(2)　　张绣来得也很是时候。曹操其时，“挟天子以令诸侯”才刚刚三年，天下不服的人不可胜数。他自己在社会上的名声也不太好。后来陈琳代袁绍起草的讨曹檄文，就把他骂得狗血淋头，说他从来就不讲道德，只不过鹰爪之才，甚至说“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简直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坏蛋大流氓。此类文章，历来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中难免诬蔑不实之处，但有些事，恐怕也非空穴来风，曹操自己也有口难辩，说不清楚的。因此，他实在很需要有一个机会，来展示自己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很需要有一个典型，来证明自己的容人之量和仁爱之心。张绣此时送上门来，真使他喜出望外。因此他不但尽释前嫌，而且始终如一地对张绣信任有加，给予的封赏也总是超过其他将领。对于贾诩，曹操更是既感激又欣赏——感激他雪中送炭，曹操曾感激地对贾诩说：“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欣赏他谋略过人，因此就连立储大计，也要与贾诩密谈。这就不再是为了示人以德，而是真诚地引为知己了。如果说，谋臣之智，首在“审于量主”（能够审慎而准确的选择自己的服务对象）这是曹操另一位谋士郭嘉的话。那么，君主之明，则首在“知人善用”。应该说，曹操和贾诩都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合作，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成功的范例。　　贾诩为曹氏集团服务了两代人，在文帝曹丕朝官居太尉，七十七岁去世，谥曰肃侯，结局比某些曹操自己营垒里的人还好。　　曹操能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人才的宝贵。　　曹操很早就意识到，正义的旗帜和精锐的队伍是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还是在起兵讨董卓的时候，袁绍曾问过曹操，如果讨伐董贼不能成功，你看哪方面能做我们的依靠和凭据（方面何所可据）？袁绍自己的回答是：南据黄河，北占燕代（泛指今河北北部和山西东北一带），兼领戎狄（指乌桓），南向以争天下。曹操却淡淡地说，照我看，任用普天下的智能之士，用正道和正义来统帅他们，就左右逢源无所不可！在这里，曹操利用汉语词汇的多义性，表达了他与袁绍不同的政治见解。袁绍问“方面何所可据”，这个“方面”，可以理解为地理位置，也可以理解为政治条件；据，则既可理解为据点，也可理解为凭据。如此，则曹操的话就可以理解为：只要依靠正义和人才，什么地方都是根据地。曹操的见识，已明显地高出于袁绍之上。这也是曹操后来与袁绍逐鹿中原时的态度：你打军事地理牌，我打政治人材牌，咱哥俩就玩他一把好了！　　袁绍当然不是曹操的对手。他的优势，是位高而势众。可他政治上短见，军事上弱智，组织上低能，有了机遇也抓不住，有了人才也不会用。袁绍那边是很有些人才的，有的水平还很不低，比如沮授、田丰。沮授劝袁绍“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同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的建议几乎如出一辙。田丰则更是策无遗算，料事如神。可惜，这些人才全都没被他真正尊重过。田丰被关了起来，沮授被晾了起来，许攸气得投奔了曹操，剩下的那些货色，不是缺德（如郭图），就是少才（如审配），要不然就是一介武夫（如颜良、文丑）。最后，武将中最有谋略的张郃（音合），也因袁绍的拒谏和郭图的诬陷而投奔了曹操，终使袁绍全线崩溃，全军覆没。　　曹操却正好相反。他深知人才的重要，也清楚自己的分量。“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何况他背景、资历、地位、实力都不如别人。因此他需要大批的人来帮助他、支持他，尤其是要争取高门世族的人来合作，以资号召。能帮忙最好，帮凶、帮腔，哪怕帮闲也行。有才的要，有名的要，徒有虚名的也要。总之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端的称得上是“求贤若渴，爱才如命”，就连敌营中的人，他都要设法弄过来为自己所用。他手下的五员大将，就有三员来自敌营：张辽原是吕布部将，张郃原是袁绍部将，徐晃原是杨奉部将，乐进和于禁则是他亲自从底层提拔起来的。正所谓“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谋臣中也有不少来自敌方。许攸从袁绍营中来投奔他，他光着脚出来迎接。古礼，跣足是对于对方的极大尊重，不一定是“来不及穿鞋就匆忙出迎”。三 宽容与报复(3)　　蒯越和刘琮一起投降，他说高兴的不是得到了荆州，而是得到了蒯越。陈琳为袁绍起草檄文，对曹操破口大骂，被俘后，曹操也只是说：骂人骂我一个就行了，怎么骂我祖宗三代呢？陈琳谢罪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也就算了，仍任命他为司空军谋祭酒。毕谌的母亲、弟弟、妻子、儿女被张邈扣押，曹操便对他说：令堂大人在张邈那里，你还是到他那里去吧！毕谌跪下磕头，说自己没有异心，感动得曹操流下眼泪。谁知毕谌一转身连招呼都没打一个，就背叛曹操投奔了张邈。后来，毕谌被俘，大家都认为他这回必死无疑。谁知曹操却说：尽孝的人能不尽忠吗？这正是我到处要找的人啊！不仅不治毕谌的罪，还让他到孔夫子的老家曲阜去做了鲁国相。　　以张绣之“深仇大恨”，一听来归，便握手言欢，封官晋爵；以许攸之“贪婪狂妄”，一听来奔，便喜不自禁，赤脚出迎；以陈琳之“恶毒攻击”，只因爱其才，竟毫不计较，坦然开释；以毕谌之“背信弃义”，只因嘉其孝，竟既往不咎，信任如故。还有那个魏种，原本是曹操最信任的人，张邈反叛时，许多人倒戈跟随了张邈，曹操却十分自信地说：只有魏种是不会背叛我的。谁知魏种也跟着张邈跑了，气得曹操咬牙切齿：好你个魏种！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饶不得你！但当魏种果然被俘时，曹操却叹了一口气说：魏种是个人才啊！又任命他去当河内太守。凡此种种，都使曹操的英雄气度大帅胸襟跃然纸上。　　曹操宽容人，更难得的是还能够以诚待人。许攸来降后，刚一坐下，开口便问：请问贵军还有多少粮食？曹操猝不及防，随口答道：起码还能支持一年。许攸毫不客气地说：不对！重讲！曹操又改口说：还可以支持半年。许攸冷笑一声：老朋友大概是存心不想打败袁绍吧？怎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讲实话？曹操是聪明人，他知道许攸如果不是掌握了情报，便是看透了自己的心思，瞒是瞒不过去了。而且，如果再不讲真话，就难以取得许攸的信任和帮助，于是笑笑说：刚才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实打实地说，顶多只够一个月了。许攸见曹操实话实说，便将自己对战局的分析和解决的办法和盘托出，一仗就打得袁绍再也翻不过身来。　　说起来，曹操的生性是很狡诈的。所谓“少机警，有权数”，不过是史家比较委婉客气的说法，说穿了就是狡诈。何况曹操又是带兵打仗的人。兵不厌诈。战场上用诡计，官场上用权谋，不过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家常便饭，没什么稀罕，也并不丢人，谁都这么做，只不过敌方叫“狡猾奸诈”，己方叫“足智多谋”、“出奇制胜”罢了。曹操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假话，什么时候该说真话。尊奉天子，继承汉室，不过买政治股，打正统牌，不妨做秀，也难免敷衍。同智士谋臣说话，因为双方都是聪明人，如果耍小聪明使小心眼，就很容易被对方看穿而失去信任，那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反倒不如实话实说。曹操很能把握这个尺寸。惟其如此，他才为自己造就了“谋臣如云，武将如雨”的局面。　　不过，谁要是以为曹操不会整人报复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曹操这个人，报复心是很重的。而且，报复起来，一点都不手软。公元193年秋，曹操亲提大军，直扑徐州。一则因为徐州牧陶谦此刻与公孙瓒联手对付他，二则因为陶谦曾出兵帮助袁术打过他，三则因为他父亲曹嵩和弟弟曹德被陶谦的部将张闿（音凯）抢劫并杀死。杀父之仇，岂能不报，何况仇人又是敌人？这一下陶谦吃不消了，只好逃进郯城（今山东省郯城县）躲起来。曹操打不下郯城，便拿徐州老百姓出气。于是纵兵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前后杀了数十万人，仅一次就在泗水边“坑杀男女数万口”，连泗水都被尸体堵塞，为之不流。徐州地区许多城池“无复形迹”，不但没有人影，连鸡犬都杀光了，简直就是惨绝人寰。所以195年曹操打算再次征讨徐州的时候，谋士荀彧（音玉）就断言徐州军民一定会拼死抵抗，决不投降，因为上次杀的人实在太多。确实，曹操这一回，也报复得太过分了。陶谦即便罪大恶极，也顶多杀了他本人或他那一伙，关老百姓什么事呢？如此滥杀无辜，岂非丧心病狂？三 宽容与报复(4)　　其实，就连他树的那个样板张绣，似乎也是遭了报复的。他随曹操北征乌桓，还没到地方就死了，死因不明。《魏略》说是被曹丕吓死的。张绣为了讨好曹丕，曾多次请他聚会，没想到曹丕竟然发怒说：你杀了我哥哥，怎么还好意思厚着脸皮见人呢！张绣“心不自安，乃自杀”。此案甚为可疑，姑不论。但他的儿子张泉被杀，则是事实。张泉是因牵扯到魏讽谋反案中被杀的。据说此案“连坐死者数千人”，时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是曹操生前最后一次大清洗，下手的人又是曹丕，但下令的却是曹操。此案的案情倒不复杂。据说魏讽是沛人，“有惑众才，倾动邺都”，大约是个“摇唇鼓舌，妖言惑众”的人。曹操的魏国相国钟繇（音由）见他名气大，便让他做了西曹椽。可是这个魏讽，却趁曹操在前线指挥与关羽决战之机“潜结徒党”，与长乐卫尉陈祎（音伊）密谋袭取邺都，抄曹操的老窝。然而事到临头，陈祎却害怕了，便向看家的曹丕自首告密。曹操铲除异己向来就不手软，何况前方吃紧之时，更不容后院起火。曹丕手上有了老头子的令箭，也就趁机大开杀戒，杀魏讽，也杀与本案有牵连的人，包括张泉。　　现在已无法查明张泉是怎样卷进此案的。一种可能是张泉因曹丕逼死了父亲，心怀仇恨或心存恐惧而加盟魏讽的徒党。第二种可能是曹丕因有间接谋杀张绣之嫌疑，畏惧张泉报仇，干脆逼人谋反，杀人灭口。第三种可能则是曹丕并未逼死张绣，但也深知曹操笼络张绣，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杀子之仇是不会忘记的。报复既然无法施加于张绣，那就拿张泉来抵罪好了。你杀了我的儿子，我也杀你的儿子，岂不是扯平了？曹丕揣摩到曹操的这一心思，便想趁机替父王了却这一心思，没准更能巩固自己太子的地位。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曹操直接下令处死张泉。总之，张泉之死，很有可能是冤案，或是被逼上梁山。事实上，魏讽一案牵扯的人那样多（《世语》说数十人，《通鉴》说数千人），冤死鬼是少不了的，其中说不定就有曹操早就想报复又没有机会报复的人，比如在官渡之战中与袁绍暗中勾结的那些家伙。　　实际上，曹操既爱才又妒才，能容人也会整人。他整起人来，也与他用人一样，是“大手笔”。没有什么他不敢杀的人，也没有什么他杀不了的人。当年在兖州时，他就杀了鼎鼎大名的边让。边让，陈留人，博学有辩才，所著《章华台赋》传颂一时，大将军何进曾特予征召，蔡邕、孔融、王朗等名士也都极为推崇，他本人也做过九江太守，后来辞官在家。边让自己是名士，自然不大看得起曹操这个宦官养子的儿子，可能很说了些侮辱不恭的话，自以为曹操不敢把他这个大名人怎么样。谁知此时曹操还不是宰相，肚子里也还撑不了船，便悍然地把他杀了，而且还杀了他一家。沛相袁忠和沛人桓邵也看不起曹操，边让被杀后，两人逃到交州，家人却落入虎口。后来桓邵自首，跪在曹操面前求饶，曹操却恶狠狠地说：下跪就可以免死吗？当然不能。结果桓邵也被推出去斩首。　　曹操干的这件事，影响极坏，当时就引发了一场叛乱，事后也一直被人们议论。有了这次教训，加上官也大了，野心也大了，慢慢学得“将军额上跑马，宰相肚里撑船”，报复起来，也就不那么直截了当。但报复还是要报复，嫉妒还是要嫉妒的。即便是老朋友，也不例外。老朋友许攸、娄圭，都因为才智过人又“恃旧不虔”（仗着自己是老朋友而对曹操不恭）而被杀。娄圭，字子伯，少有猛志，智勇双全，追随曹操，立功极多，曹操常常自叹不如（子伯之计，孤不及也），终因嫉才而杀了他。　　相对娄圭而言，许攸就有点自己找死。他既恃旧，又恃功，一直对曹操不那么恭敬客气，常常当着众人同曹操开玩笑，甚至直呼曹操的小名说：阿瞒呀，没有我，你就得不到冀州了。曹操表面上笑着说：是呀是呀，你说得对呀，心里却恨得咬牙切齿。后来曹操攻下邺城，许攸又指着邺城城门对曹操身边的人说：这家伙要不是有了我，就进不了这个门啦！曹操便再也不能容忍。当年在官渡，曹操危在旦夕，对许攸的放肆只好忍了又忍，这会儿可就没有这个必要了。于是曹操便毫不犹豫地要了他的性命。许攸实在是白长了个聪明脑袋。他难道不知道“伴君如伴虎”，而老虎终究是要吃人的么？老百姓都知道，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许攸却不但要去摸，而且越摸越上瘾，哪里还能保住脑袋！四 几桩谋杀案(1)　　实际上，但凡得罪、顶撞过曹操的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实在找不到岔子，就诬以谋反；谋反的赃也栽不了，便诬以“腹诽心谤”。腹诽心谤可是既说不清又不要证据的事，当然一抓一个准。这种以“腹诽心谤”为罪名杀人的事，刘邦干过，汉武帝刘彻干过，曹操干起来也很得心应手。那个道德最高尚、品行最端正、作风最正派，在群众中威望最高的崔琰，就是这样被曹操整死的。　　崔琰，字季珪，是当时最为德高望重的名士，史书上称他“清忠高亮，雅识经远，推方直道，正色于朝”，也就是清廉忠贞，正派儒雅，既有高风亮节，又有远见卓识，看人看得准，做事做得正，而且仪表堂堂，凛然于朝，据说连曹操看到他，也为他那一身正气而慑服（太祖亦敬惮焉）。事实上曹操也很推崇他，说他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伯夷是所谓“君子”的典型，据说他“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史鱼则是所谓“直臣”的典型，因卫灵公不纳他的忠言，便在临终前留下遗嘱，不让家人给他在正堂治丧，终于用这“尸谏”的方式，迫使卫灵公改正了错误。所以孔子说：正直啊，史鱼！国家有道他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他也像箭一样直。孟子则说：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贫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认为崔琰是众人的表率，时代的楷模。　　崔琰也确实不负众望。他在担任组织部长兼人事部长职务期间，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文武群才，多所明拔），而且量才录用，不讲情面，以致“朝廷归高，天下称平”，杜绝了用人的腐败，树立了朝廷的威望。　　崔琰又是一个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人。曹操晚年，曾为立嗣问题苦恼，不知是立最年长的曹丕呢，还是立最有才的曹植。于是便以信函密问百官，请他们陈述意见，密封以答。惟独崔琰却“露板”（不封板牍）公开作答，说根据《春秋》之义，立子以长，何况五官中郎将（曹丕）仁孝聪明，宜承正统。我崔琰愿以死恪守正道。曹操一看，大为惊异。因为曹植正是崔琰的侄女婿。崔琰不举荐曹植而举荐曹丕，说明他确实是处以公心的，连曹操也不得不“喟然叹息”，敬佩他的大公无私。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被曹操杀了，而且完全是诬杀。杀他的理由，就是“腹诽心谤”。以所谓“腹诽心谤”为罪名来杀人，原本就是混账逻辑，更何况说崔琰“腹诽心谤”，理由根本就不能成立。事情是这样的：曹操做了魏王之后，有一个名叫杨训的人写了表章，称颂曹操的功勋和盛德，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说他迎合权势，为人虚伪。进而又议及崔琰，认为他居然举荐杨训做官，是他作为组织部长的失察和失职。于是崔琰便把杨训奏章的底稿要来看了一下，给杨训写了一封短信，说：“省表，事佳耳！时呼时呼，会当有变时。”此案便由此而起。　　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崔琰写这封信的真实想法和动机，但此信确实有些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它直译过来是：表章我看过了，事情做得还算可以嘛！时间啊时间，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也一定会发生变化的！这里的关键是：那个还算可以的事是什么事，而那个会发生变化的情况又是什么。它们可以理解为：杨训的这份奏章写得还算可以，或他上奏章这件事做得还算可以，而随着时间的迁移，人们对杨训的看法也是会发生变化的。这种理解，就事论事，顺理成章。　　但告密的人不这么理解。他的解释翻译过来就会是这样：表章我看过了，曹某人做的那些事还算是可以嘛！天时啊天时，总会有变的时候。所以曹操愤怒地说：老百姓通常都讲，生个女娃儿罢了，不过“还算可以”而已，这个“耳”字不是好字眼。“总会有变的时候”，更是出言不逊，别有用心！于是便处崔琰以髡刑输徒。也就是剃个阴阳头，送去劳改队吧。崔琰受此凌辱，内心却很坦然，行止如故，辞色不挠，毫无猥琐卑屈、摇尾乞怜的样子。那个告密者又去报告曹操，说崔琰并无认罪悔改之意。曹操便下手令说：崔琰虽然受刑，却仍接交宾客，门庭若市，说话抖动着胡须，看人直瞪着眼睛，好像心怀不满嘛！三天后，负责监视崔琰的官吏报告说崔琰并未自杀，曹操竟发怒说：崔琰难道一定要我去动刀锯吗？崔琰听说这话，点点头说，这是我的不是了，不知曹公竟有这个意思。于是从容自尽。四 几桩谋杀案(2)　　崔琰之死，无疑是当时最大的冤案。连陈寿作史时，都忍不住要说：“太祖（曹操）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崔）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其实，崔琰并无“不虔”，而曹操早有杀机。公元204年，曹操攻克邺城，平定袁氏，领冀州牧。他得意洋洋地对刚从冀州监狱里救出来、当了他的别驾从事的崔琰说，昨天我查了一下户口，这一回我可得三十万人，冀州可真是个大州啊！谁知崔琰却说：如今天下分崩，九州分裂，袁氏弟兄同室操戈，冀州百姓露尸荒野。王师驾到，没听说先传布仁声，存问风俗，救民于涂炭，反倒首先算计能得到多少兵甲，以扩充实力为当务之急，这难道是敝州男女老少寄希望于明公的吗？这一番义正词严，吓得旁边的宾客脸都白了，曹操也连忙收起得意的神态，向崔琰道歉。因为这实在是正义和正直的声音，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但那疙瘩，也就结在了心底。应该说，从204年结怨，到216年杀人，曹操等了十二年，他已经等得够久的了。　　我们不要忘记，专制时代那些掌握了权力的家伙，没有一个不打击报复、公报私仇的，曹操当然也不例外。因为就连最窝囊最低能的皇帝和官员都会这一手。所不同的仅仅在于：有的人会当场翻脸，立即实施报复；有的人则会为了长远的目标和更大的利益。先忍下来，等到秋后再算账。　　但，是秋后算账还是当场翻脸，却是英雄或奸雄与狗熊或笨蛋的分野。　　于是，崔琰便用自己的死，证明自己是君子；曹操则用崔琰的死，证明自己是奸雄。　　　　孔融的死则有所不同。　　孔融，字文举，据说是孔夫子第二十世孙，来头自然很大。他小时候便很聪明，被视为“神童”；十六岁时为掩护受宦官迫害的张俭，与哥哥孔褒争死，被视为“义士”。于是孔融便名满天下，世人皆知，与前面说到过的那位边让同为“后进冠盖”，三十八岁就当了北海相。后来，他又被曹操请到许昌，当了主管工程的将作大臣（建设部长）。每次朝廷开御前会议，都是他作主发言人，其他卿大夫则不过挂名委员而已。　　孔融的才气大，名气大，脾气和架子当然也不小。197年，袁术称帝，曹操便想公报私仇趁机杀掉与袁术有婚姻关系的太尉杨彪。孔融听说后，立即去找曹操，说《周书》有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杨彪和袁术只是亲家！曹操推托说，这是上面的意思。孔融心想，扯你妈的淡！嘴上也不饶人：莫非成王要杀召公，周公也说不知道？如今天下人敬仰您，只因为您聪明仁智，办事公道。如果滥杀无辜，只怕天下人都要寒心。首先第一个，我孔融堂堂鲁国男子汉，明儿个就不来上班了！曹操想想他说得也有道理，就不杀杨彪了，但心里肯定结了个疙瘩。　　然而孔融却不放过曹操，一有机会就找他的岔子，用讽刺挖苦和故意捣乱的方式来发泄他对曹操的不满。曹操攻破邺城，曹丕把袁熙的妻子甄氏抢来做小老婆。孔融就给曹操写信，说当年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周公了。曹操因孔融博学，以为真有这事，便问他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孔融回答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又比如曹操为了节约粮食，下令禁酒，说酒可以亡国，由此非禁不可。孔融又跳出来唱反调，说天上有酒星，地上有酒泉，人间有酒德，酒怎么可以禁？再说从古以来就有因女人而亡国的，怎么不禁女人？这些话，当然让曹操很不受用。但孔融来头大，名气大，曹操轻易也奈何他不得，但“外虽宽容，而内不能平”。　　如果孔融只是说些讽刺刻薄话，也许曹操忍一忍也就罢了。可惜孔融还要攻击曹操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纲领，对曹操的每一重大决策都要表示反对，这就使曹操不能容忍了。加上孔融和刘备关系非同一般，曹操又正好要用兵荆州。留着这样的人在朝中，如何放心得下？于是曹操便决定在消灭刘备之前，先消灭了孔融。　　杀孔融毕竟不是杀别的什么无名鼠辈，还得讲点法律程序。因此曹操便任命郗虑去当检察长（御史大夫），查一查孔融有什么问题。郗虑原本与孔融不和，对曹操的任命自然心领神会，很快就收集到孔融的罪证，并让一个叫路粹的人写了举报材料。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扬言“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就是劉（刘）字。这便是谋反了，当然该杀，可杀。于是孔融很快就被下狱、处死、弃市，老婆孩子也统统受到株连。四 几桩谋杀案(3)　　不过曹操杀孔融，用的却不是“谋反”的罪名，而是“不孝”的罪名。据路粹的揭发和后来公布的罪状，孔融有两条“反动言论”。一是说：父与子，有什么恩？论其本义，不过当时情欲发作而已。子与母，又有什么爱？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倒出来后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二是说：闹饥荒时，有点吃的，如果父亲不好，便宁肯拿给别人去吃。这样的言论，当然是“不孝”。所以曹操在布告上恶狠狠地说：“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不但该杀，而且还杀晚了。　　这是典型的以言治罪，也是典型的专制政治。首先，我们不知道孔融是否真有上述言论。但曹操说有，那就有，不容申辩的。其次，即便有，也顶多是不像话，有错而无罪。但曹操那个时代是不讲人权的，连“腹诽心谤”都有罪，何况“猖狂攻击”？当然该死。第三，曹操自己说“唯才是举”，盗嫂受金、不仁不孝也不要紧，怎么可以因为不孝而杀人呢？岂非出尔反尔、自打耳光？再说，孔融只不过有不孝的言论，曹操还把它用到组织路线和人事政策上去了，岂不更该杀？不过，这些话我们并不能去问曹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其实，曹操用不孝的罪名杀孔融，用心是很深的，再次表明曹操是极有心计的政治家，而孔融是意气用事的书呆子。首先，汉王朝历来主张以孝道治天下。曹操杀孔融，说明他维护孝道，而维护孝道就是维护汉室。这就光明正大，同时还洗刷了自己“谋篡”的嫌疑，政治上又捞了一票。其次，这样做，不但能消灭孔融的肉体，还能诋毁孔融的名誉。你想，孔子的二十世孙居然主张不孝，他的人品还靠得住吗？一个连祖宗都背叛的人，难道还不该死吗？显然，曹操不但要整死孔融，还要让他死有余辜，死了以后也翻不过身来，遗臭万年。这一招是非常狠毒也很厉害的。陈寿作《三国志》时，便不敢为孔融立传。　　说来曹操的杀孔融，确有正一正风气的目的。只不过这风气与孝不孝的没有什么关系，却与政治关系颇大。我们知道，东汉末年，许多名士都以“清流”相标榜。其中自然有洁身自好的高洁之士，也不乏沽名钓誉之徒。但不论何种“清流”，共同的特点，是才气大脾气也大，或没有才气脾气却很大。他们都自命清高，不肯与所谓俗人来往，也不肯与当局合作，或装作不与当局合作。如果只是个人生活闹闹脾气，还不要紧，然而他们还要把这种风气带到政治生活中来，而且弄得影响很大，这就不能不让曹操头疼。曹操是一个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他要专政，岂容别人天天说他的怪话？他要用人，岂容大家都不来合作？这就要杀一儆百，才能一正风气，而孔融正好是这样一只大公鸡。所以他要杀孔融，还要批判他。对另一个才气和脾气也很大，地位和影响却不如孔融的人，就不去动他，而是交给别人去杀。　　　　这个人，就是祢衡。　　祢衡，字正平，平原（今山东省平原县）人。《后汉书》说他“少有辩才，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也就是非常意气用事，非常刚愎狂傲，喜欢故意和时尚唱反调，和别人过不去，也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意思。大约意气相投之故，他和孔融的关系非常之好，无话不谈。孔融那两条不孝言论，据说就是对祢衡说的，并由祢衡到处散布传播。路粹还揭发说，孔融和祢衡相互吹捧。祢衡说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则夸祢衡是“颜回复生”。路粹的举报材料一再提到祢衡，可见孔融一案，在某种意义上是祢衡一案的延续。　　祢衡的被杀，当然首先是得罪了曹操。孔融因爱祢衡之才，多次向曹操举荐祢衡。曹操自己也是爱才的人，便也想见一见这位名士。可是祢衡却看不起曹操，自称狂病，不肯前往，背地里又大放厥词，讥讽曹操。曹操哪里受得了这个？但考虑到祢衡才气大名气大，也并不想杀他，只想杀杀他的威风。听说祢衡善击鼓，便召祢衡为鼓吏，并大会宾客，阅试音节。这回祢衡倒是来了，而且鼓击得十分精彩漂亮，“容态有异，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祢衡又走到曹操面前，却被负责礼仪的吏员呵住，说鼓吏应该换上特殊的服装，你怎么就这样走进来了？祢衡说：是。于是便当着曹操的面，不慌不忙一件一件脱下自己的衣服，脱得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然后又慢慢吞吞换上制服，再奏鼓曲而去，脸上没有半点羞愧的意思。这一来，曹操反倒弄得下不了台。不过曹操到底是曹操，便呵呵一笑对宾客说：我本来是想羞辱一下祢衡的，没想到反而被他羞辱了。四 几桩谋杀案(4)　　这事连孔融也觉得太不像话，下来就责备了祢衡一番，并再三申说曹操的慕才之意。祢衡便答应见曹操。孔融十分高兴，立即跑去对曹操说了。曹操听了也很高兴，马上吩咐门人，祢衡来了立即通报。谁知一直等到下午，祢衡才来，而且也不是来道歉，而是来骂人的。只见他身穿一件单布衣，头顶一袭粗葛巾，手上一根木棒棒，往大营门口一站，开口就骂。一边骂，还一边用木棍击地，骂得抑扬顿挫，有声有色。曹操勃然大怒，回头对孔融说：祢衡小子，算什么东西！孤要杀他，不过杀一只麻雀老鼠罢了！　　祢衡这事做得确实不地道。至少是，他不该把孔融也卖了，弄得孔融里外不是人，也让曹操看不起。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极度的蔑视，曹操甚至懒得亲手处死他，而是把他打发到刘表那里去。刘表素有宽和爱士的名声，祢衡去了以后，如能改弦更张，和睦相处，倒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可惜祢衡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最终与刘表闹翻，又被刘表打发到黄祖那儿去。黄祖是个大老粗，哪里吃祢衡这一套？一次宴会上，祢衡又出言不逊。黄祖呵斥他，他反以骂言相对。黄祖大怒，喝令拉出去打屁股，祢衡却越骂越凶。黄祖再也忍无可忍，便下令杀了这小子。正好黄祖的主簿平时就痛恨祢衡，立即忙不迭地就把他杀了。祢衡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岁。　　祢衡的死，多少有些咎由自取。他实在做得太过分了。在所有冤死的文士中，他最不值得同情。认真说来，他其实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他的自高自大，就是他自私的表现。在他的心目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所以他谁都看不起。为了表现他的所谓傲气，不惜把自己的朋友孔融推到极为尴尬的境地。这就不能算是英雄，只能叫做混蛋。　　事实上祢衡的所谓傲骨，毫无正义的内容，只不过是他自我表现的恶性膨胀而已，而且到了不惜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地步。那时，许昌刚刚建都，四方豪杰，云集于此，人才济济。有人建议他与陈群、司马朗交往，他一脸的不屑，说我岂能和杀猪卖酒的人打交道！陈群，字长文，祖父、父亲、叔父都是当时的名士，他本人也和孔融是朋友，同朝为官，并不是杀猪的。司马朗，字伯达，世家子弟，是司马懿的长兄，当然也不是卖酒的。祢衡这样说，只能显示他的狂妄。别人又问他，那么荀彧、赵稚长怎么样呢？荀是曹操的头号谋士，一表人才；赵是当时的荡寇将军，饭量颇大。于是祢衡便嘴巴一撇说：荀某可以凭他的脸蛋去司仪吊丧，赵某凭他的肚皮可以去监厨请客。总之，祢衡谁都看不起，稍微看得顺眼一点的也就是孔融和杨修。但祢衡对他俩也不客气，常常对人说，也就大儿子孔文举（孔融），小儿子杨德祖（杨修）还凑合，其他小子提都提不起来。祢衡说这话时，自己不过二十出头，孔融已经四十岁了，竟被呼为“大儿”，祢衡的狂悖可想而知。　　如此狂悖无礼的人，人际关系当然也好不了，而祢衡似乎也不想搞好关系。他被曹操驱逐出境，众人来送他，他却大摆架子，过了老半天才来，气得众人坐的坐，躺的躺，都不理他。祢衡却一屁股坐下来放声大哭。大家问他为什么哭，他说坐着的是坟堆，躺着的是尸体，我夹在坟墓和尸体之间，能不难过吗？这样喜欢骂人，而且骂起来这样尖酸刻毒的家伙，有谁会喜欢？　　实际上祢衡正死于他的盛气凌人。他到刘表那里，刘表把他奉为上宾，他却不断讽刺刘表的左右亲信。于是这些人便到刘表那里去打小报告，说祢衡承认将军仁爱宽厚，却以为不过妇人之仁，没有决断能力，必败无疑。这话击中了刘表的要害，但祢衡却并没有说过。然而说它出自祢衡之口，却谁听了都信。于是刘表恼羞成怒，便把他打发到黄祖那里去。曹操送祢衡到刘表那里，是知道刘表宽厚，对祢衡也尚有网开一面，希望他能好自为之的意思。刘表明知黄祖暴躁，还要把祢衡往他那里推，就是存心和祢衡过不去，甚至有借刀杀人之意了。　　说到底，祢衡是死于没有法制和人权。因为无论祢衡多么可恶和讨厌，至少罪不当死。但可以肯定，即便是在讲法制和人权的社会，他也不会讨人喜欢。四 几桩谋杀案(5)　　相比较而言，杨修死得有些不明不白。　　杨修，字德祖，太尉杨彪之子，也是一个聪明绝顶、极有才华的人，连狂妄冠军祢衡也承认他还算个人物，呼他为小儿。杨修又是一个谦恭的人。他的死，并不因为得罪了谁谁谁。史家一般认为，杨修是死于立储之争。当时曹丕和曹植争当太子，而杨修是帮曹植的。曹操决意立曹丕为嫡以后，为了防止杨修给曹植出坏主意，同曹丕对着干，惹麻烦，弄得兄弟相争，祸起萧墙，便在自己临终之前一百多天，把杨修杀了。　　此说甚为可疑。杨修确实是帮过曹植，但杨修并非曹植死党。曹丕被立为太子后，杨修就想疏远曹植。曹植却一再拉拢杨修，杨修“亦不敢自绝”。曹植毕竟是曹操的爱子，即便当不上太子，也是得罪不起的。杨修虽然出身名门，四世太尉，和袁绍兄弟一样也是“高干子弟”，父亲又是当朝太尉，但此刻连皇帝都成了曹操的玩偶，太尉又算什么东西？杨修对曹氏兄弟不巴结着点，又能怎么样呢？　　何况杨修和曹丕的关系也不坏。杨修曾把一把宝剑献给曹丕，曹丕十分喜欢，经常把它佩带在身上。后来曹丕当了皇帝，住在洛阳，也仍佩带这把宝剑。有一天，曹丕从容出宫，忽然想起了杨修，便抚着宝剑喝令停车，回头对左右说：这就是当年杨德祖说的王髦之剑了。王髦现在在哪里呢？及至找到王髦，曹丕便赐给他一些粮食和衣物。俗话说，爱屋及乌。曹丕这么喜欢这把宝剑，喜欢到连王髦都要赏赐；提起杨修时，称他的字不称他的名，都说明曹丕对杨修还是有些感情的，至少不那么反感。曹丕自己都不想杀的人，曹操替他杀什么！　　曹操是为自己杀杨修的。　　杨修这个人，虽然大家都公认他聪明，其实不过小聪明。他辅佐曹植，多半因为揣度曹操会立曹植。所以尽管两兄弟都和他交往，他还是倒向了曹植。曹植失势后，他又想开溜，这都是小聪明的表现。他给曹植出的那些点子，也都是小聪明。有一次，曹操命令曹丕、曹植兄弟各出邺城门外办事。事先又密令门卫不得放行。杨修猜中了曹操必然有此安排，便事先告诉曹植说，万一门卫不放侯爷出去，侯爷身有王命，可以杀了他。结果曹植出了城，曹丕没出去。但曹操的这一安排，是对兄弟俩的综合考察，既要察其才，更要察其德。曹植表面上赢了这场比赛，却给曹操留下了曹丕仁厚、曹植残忍的印象，实际上输了。杨修知其一，不知其二，看得并不远，所以是小聪明。　　这种小聪明常常使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杨修喜欢揣度曹操的心思，常常替曹植预先设想许多问题，并写好答案。每当曹操有事询问时，便把事先准备好的合适答案抄录送上去，希图给曹操“才思敏捷”的印象。然而一来二去，曹操便起了疑心，心想曹植再聪明，也不至于如此之快呀！派人一查，就查出了原因。从此便对曹植有了看法，对杨修则更是厌恶之极。　　可惜杨修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常常要卖弄小聪明。他身为曹操主簿，却又不肯老老实实坐在办公室里，老想溜出去玩。可是又怕曹操有问题要问，于是每当外出时，都要事先揣度曹操的心思，写出答案，按次序写好，并吩咐侍从，如果丞相有令传出，就按这个次序一一作答。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阵风吹来，纸张的次序全乱了。侍从按乱了的次序作答，自然文不对题。曹操勃然大怒，把杨修叫来盘问。杨修不敢隐瞒，只好老实交代。曹操见杨修这样对付他，心中自然十分忌恨。　　更糟糕的是，杨修还要在众人面前卖弄这种小聪明。有一次，曹操去视察新建的相国府，看后不置可否，只让人在门上写了个“活”字。杨修便令人将门拆掉重建，说：“门”中“活”，就是“阔”，丞相是嫌门太大了。又一次，有人送给曹操一盒酥糖。曹操吃了一口，便在盒子上写了个“合”字交给众人。众人不解，杨修却接过来就吃，并说：不是“人一口”吗？如果说这尚属雕虫小技，无伤大雅，那么，他在军中的表现就会让曹操大起杀心。公元219年，曹操亲率大军，从长安出斜谷，进军汉中，准备和刘备决战一场。谁知刘备敛众据险，死守不战。曹操欲攻不得进，欲守无所据，战守无策，进退两难。有一天部下向他请示军中口令，竟答应以“鸡肋”。杨修听了，立即收拾行装。大家忙问何故，杨修说：鸡肋这玩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主公是打算回家了。四 几桩谋杀案(6)　　这一回又叫杨修猜中了，可这一回只怕也就要了他的脑袋。果然，不到半年工夫，曹操就杀了杨修，罪名是“露泄言教，交关诸侯”，大约相当于泄漏国家机密罪、结党营私罪和妖言惑众罪。　　据说，杨修临死前曾对人说：“我固自以死之晚也。”但如果他以为他的死，是受曹植的牵连，那就是死都不明白。杨修不明白，他是生活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之中，而曹操又是这种体制下罕见的几个“雄猜之主”之一。这类人物，猜忌心和防范心都是很重的。他们最忌恨的，便是别人猜透他们的心思。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一人专政的独裁统治，就必须实行愚民政策和特务政治。别人的一切他都要掌握，自己的想法却不能让别人知道，除非他有意暗示、提醒你。总之，独裁者必须把自己神秘化，才能显得“天威莫测”，让别人战战兢兢，自己得心应手。杨修对曹操的心思洞若观火，而且连将要提问的次序都能猜到，这实在太恐怖了。有这么个像X光机一样的人物守在自己身边，曹操还能玩政治吗？如果杨修猜出来了却并不说出去，也许还好一点。他又偏要到处张扬，这就至少会显得曹操城府不深，不过如此，就会启动一些人的不臣之心。因此，杨修这颗钉子，非拔掉不可。可以说，祢衡之死，是因为他太不了解人；杨修之死，则因为他太了解人。而且，他们又都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人与人之间究竟应如何相处。　　简单地说，崔琰是死于他的忠诚正直，孔融是死于他的不识时务，祢衡是死于他的狂妄悖谬，杨修是死于他的自作聪明。崔琰死得最冤，而祢衡死得最没价值。五 无情未必真豪杰(1)　　其实曹操也未必多想杀人。他原本是非常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也非常重感情的。　　曹操虽然残忍，却并不暴虐；冷酷，却并非无情。残忍和冷酷不是他的天性，是他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被逼出来的。因为他不残忍，别人就要对他残忍；他不冷酷，就战胜不了一个又一个凶险的敌人。他面对的，毕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知多少人在居心叵测地抓他的辫子，不知多少人在处心积虑地找他的岔子，不知多少人在幸灾乐祸地看他的笑话，不知多少人在磨刀霍霍地想要他的脑袋。他不能不冷酷，不能不残忍，不能不抢先一步要了别人的性命，甚至不惜误杀无辜。然而，热爱生命，重于感情，又毕竟是他的天性。所以，他杀人不眨眼，却并不以杀人为乐；执法不讲情面，却又通情达理。　　这样的事例很是不少。攻杀袁谭后，曹操曾下过一道命令：谁敢哭，连你老婆孩子一起杀！然而冀州别驾王修却公然违抗命令，赶到袁谭尸身边号啕大哭，还要求收葬袁谭的尸体。曹操故意默然不应。王修说：我受袁家厚恩，不能不报。让我收尸以后再死，我死而无憾！曹操大为感动，说：这真是个义士啊！不但不杀王修，还任命他为司金中郎将。孔融死后，许多原来和他交好的人都不敢去吊唁，只有京兆人习脂（字元升）去了，抚着孔融的尸体哭着说，文举呀文举，你舍我而去，我以后还和谁说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后来习脂见到曹操，向他认错，曹操却叫着他的字说：元升呀元升，你倒是个慷慨多情的人！又问他住在哪里。听说习脂刚搬了家，便马上让人给他送去一百斛谷子。　　实际上曹操自己就是一个慷慨多情的人。郭嘉英年早逝，曹操悲痛得死去活来。他给朝廷上表，给荀彧写信，同荀攸等人议论郭嘉，每每痛哭流涕，声泪俱下。他说：奉孝年不满四十（实为三十八岁），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就有十一年。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全都是他和我一起硬挺过来的。那都是千钧一发的艰险呀！我自己都拿不定主意，奉孝却当机立断鼎立玉成。只有他，最知道我的心愿呀！诸位和我，都是同辈人，只有奉孝最年轻，我原本是要把后事托付给他的，谁知道他竟先我而去呢？奉孝其实是知道危险的。他身体不好，南方又多瘟疫，因此常说要是到了南方，只怕就不能活着回来了。可是为了和我共渡难关，他还是硬挺着去了。这样一份情义，如何叫人忘得了！如今，我虽然为他请了功，讨了封，可这对一个死了的人来说，又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啊！天下相知的人是这样少，好容易有了一个又弃我而去。苍天哪，你叫我怎么办，怎么办呀！读着这样的文字，恐怕连我们自己也要为之感动的。　　甚至对于背叛了自己的朋友，曹操也很看重当年的情谊。陈宫和曹操有过一段不平常的交往，曹操出任兖州牧，就是陈宫的功劳。后来，因诛杀边让一案，陈宫离开曹操，投奔了吕布，而且死心塌地地帮吕布打曹操，被俘以后，也死不肯投降。曹操便叫着他的字说：公台，你死了不要紧，你的老母亲可怎么办呀！陈宫长叹一声说：陈某听说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老母是死是活，全在明公您了。曹操又问：你的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呢？陈宫又说：我听说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后，老婆孩子是死是活，也由明公看着办了。说完，头也不回，昂首就刑。曹操流着眼泪，为他送行。陈宫死后，曹操赡养了他的老母，还为他女儿出了聘，对他们家比当初是朋友时还要好。　　曹操确实很重友情。他非常希望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中，能有更多的朋友。他在《短歌行》一诗中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这首诗也是很感人的，它翻译过来就是：　　青青的，是你的衣领；　　悠悠的，是我的深情。　　只因为你的缘故啊，　　让我思念到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