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17

面对日军的严阵以待,明军停止了前进。李如松和刘綎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城堡,但他们都不是傻瓜,一眼便能估计出,明军要攻克这些城堡需要付出多少的伤亡。此时明军的一线兵力不过五万出头,且除了川军以外,都已经师老兵疲,尤其是辽东军团,战马损失八九成,人也被饿得皮包骨头。以这样的状态和不占优势的兵力去跟日军一个城一个城地打攻城战,无异于自杀。更麻烦的是,随着日军大踏步后退与明、朝联军的大踏步前进,双方的补给优劣也悄然发生了转换。明军的补给线被拉扯得更长,转运起来更加艰苦;而日军背靠大海,距离对马岛非常近,只要李舜臣不出来捣乱,侵朝军团的补给便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海上运过来。针对日军的这种防守态势,明军决定暂缓进攻,作出了人盯人式的战略部署:吴惟忠屯兵善山凤溪县、骆尚志、王必迪、宋大斌所部进驻庆州、南原,监视蔚山的加藤清正;辽东军李宁、祖承训、葛逢夏驻屯庆尚南道的居昌,坐扼守东江上游;刘綎所部则去了星州,坐镇八莒縣。这个兵力部署,恰好坐落在日军当初三路并进的路线之上,这给日本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打不进去,你也别想再打出来。”朝鲜人这次倒表现不错,没再嚷嚷着让明军继续进攻——他们正忙着收复南部四道的土地。这四道土地被日本人蹂躏了一年多,已经惨得不成样子,无论是收拢流民还是重开耕种,都有大把工作要做。朝鲜国王李昖一声令下,整个小朝廷的官员都被分派到各地去安抚民心,不少人被累得吐血。金命元、权慄率领的朝鲜军主力驻在了宜宁。宜宁位于明军防御网的右翼突前部,靠近日军防线的南侧,可以威胁到马山、昌原乃至巨济、加德二岛,从陆上对李舜臣的水师起到配合作用。当初红衣大将军郭再佑曾在此大破日军,几乎让日军右路崩溃。柳成龙把军队摆在这里,是存了一点侥幸心理。万一宋应昌下令继续进攻,他们可以从宜宁策应明军,把日本人赶下海。可宋应昌在得到日军修建倭城的报告之后,便下了决心,断不会让明军给朝鲜人当炮灰。他连续发了数道咨文,严令明、朝联军与日军开战,以免破坏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于是在壬辰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在釜山周边这一片不大的区域内里,突然涌入了来自三个国家近二十万人,军事力量前所未有地密集。他们彼此仇视地望着对方,尽管已经偃旗息鼓,手里的武器却从没松开。接下来,就看沈惟敬跟日本人谈得怎么样了。第六章 欺骗的开始沈惟敬的谈判团队在四月十八日跟随日军一起退出汉城,一路来到釜山。在釜山,沈惟敬听到了明军开始追击的消息,而且在大邱还取得了一场胜利。沈惟敬一度陷入恐慌,生怕自己被当成一枚迷惑敌人的弃子,他连忙写了封信给李如松,警告说明军的军事动作可能会危机到和谈进程。不知道这封信是否真正起到了作用,总之明军很快止步于大邱一线,与日军开始了微妙的对峙。沈惟敬这才松了一口气,继续自己的和谈。按照约定,沈惟敬本人留在釜山,居中协调;而大明官方使节谢用梓、徐一贯则乘坐船前往日本。谢、徐二人一万个不情愿,但事到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只得登上日本人的安宅大舰,战战兢兢地朝对马岛而去。与他们同船回去的,还有小西行长和三位奉行大人。五月十六日,谢、徐二人顺利抵达了肥前名护屋。在那里,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要知道,这可是自嘉靖年间以来第一批来自大明的官方使臣。日方极隆重之能事,各路大名轮番过来祝酒请客,把谢、徐两位天使忽悠得晕头转向。连续欢迎了好几天,谈判才算正式拉开帷幕。日方代表主要负责谈判的人是景辙玄苏这个老和尚,他是外交老手,一直跟随第一军团在第一线奋斗,对于明、日双方战斗力以及战场态势都有深切的把握。谈判一开始,景辙玄苏还是老一套手法,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先指责朝鲜背信弃义,日本是迫不得已才发动的战争,又指责明军追得太紧,不讲信用。谢用梓、徐一贯在日本这几天呆得十分舒服,对倭国的印象也随之改观。畏惧心理一去,天朝上国的心理优势便回到两个人身上,气势大不相同。他们的谈判技巧没有玄苏好,可笨人有笨人的办法。任凭景辙玄苏说得天花乱坠,他们只坚持两点:一,双方都撤军回国;二,日方派人去北京上降书,再议封贡。这两点是大明的底线,如果守不住,是要掉脑袋的,由不得他们不讲原则。玄苏招数用尽,甚至连“日本愿意替大明去打女真人”这种胡话都提出来当条件,谢、徐二人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死活就是不答应。谈判陷入了僵局。小西行长与玄苏很着急,太阁那边还等着好消息呢,如果还是无法说服明使,和谈就黄了。这时候,远在釜山的加藤清正,出了一个主意。谈判有一条万古不易的原则:舌头解决不了的,就用牙齿搞定。加藤清正觉得,明使如此强硬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军事上占据优势,日军软弱可欺。因此,有必要再发动一次军事行动,狠狠地抽对方一巴掌,才能迫使他们在谈判桌上让步。加藤清正早就对小西行长负责与明谈判不顺眼,认为药贩子是抢了自己的功劳,不遗余力地往里掺砂子。他这一手棋走的,相当精明:报复行动如果达到预期目的,那么和谈的功劳也有他加藤一份;如果没达到预期目的,谈判破裂,也是小西行长扛这个黑锅。怎么算,加藤都不吃亏。加藤清正的建议很合秀吉心意,很快被批准并传达给了在釜山的宇喜多秀家。秀家接到这个任务,有点头疼。秀吉不知道明军虚实也就罢了,秀家可是在碧蹄馆见识过明军战斗力的,无论是辽东军还是南兵,都极其可怕。日军现在守在倭城里,还算有点底气,可若是放出去打野战,秀家可真没什么信心能取得一场大胜。明军打不得,那么干脆打朝鲜人算了。毕竟日军打朝鲜人,一点心理压力也没有。千挑万选,秀家选中了晋州作为日军试刀的目标。晋州位于庆尚道与全罗道交界处,背靠南江与普阳湖,是全罗道的大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且,从釜山出发,途经昌原、金海、马山、咸安等地,全程约一百二十六里,一路都是相对宽阔的大道,没有什么山区,方便大军进退。综合以上几个条件,晋州最适合作为这一次杀鸡儆猴之用。日军在去年十月份在晋州吃过一次亏。当时负责主攻的是第九军团的细川忠兴,他试图打通庆尚与全罗二道的联系,结果在晋州城下碰了个头破血流,被守将金时敏和各地赴援义军打败。从那时候起,日军一直未能完全控制周边地区。所以这一次出兵,日军打出旗号,声称要报去年晋州城下的大仇。宇喜多秀家亲自披挂上阵,麾下加藤清正、小西行长(他在六月初已经赶回了釜山港)、黑田长政、小早川隆景、毛利秀元、岛津义弘、锅岛直茂、长曾我部元亲诸多大将都随军出征——其中还包括了刚刚从日本赶到朝鲜的陆奥名将伊达政宗的三千人,总兵力高达六万余人,精锐齐出。日本人拿出了狮子搏兔的劲头,对晋州是志在必得。加藤清正看小西行长不顺眼,小西行长看加藤清正也不舒服。他本人不主张开战,开战等于是撕毁了双方的休战默契,对和谈会产生负面影响,把他一直以来的努力都毁于一旦。可这是秀吉大人定下的策略,小西不敢反对。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日本要出兵的情报偷偷告诉沈惟敬,解释说这事我也不知道,都是加藤那兔崽子一手撺掇的。沈惟敬说那你们赶紧撤兵回来啊,小西一脸苦笑:事已至此,我无法阻止。你们干脆把人都撤出晋州城,让加藤清正夺个空城算了。反正他也守不住,他一撤你们跟着拿回来便是。小西这个建议固然保藏祸心,但也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沈惟敬连忙写了封信给李如松,告诉他们日本人的打算,建议不要硬碰硬,避敌锋芒为上。李如松听到这个消息,顾不得鄙视日本人的出尔反尔,立刻命令诸军都不得轻举妄动。如果演变成两军主力对决,明军的分散状况会很危险。距离日军防线最近的刘綎,还特意给加藤清正写了一封信,劝他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可惜加藤清正根本不予理睬。眼看晋州城已是危如累卵,朝鲜军的大部分将领开始转向赞同沈惟敬的意见,干脆让个空城出来,何苦死扛。可是,由江华岛义军转正的倡义使金千镒坚决反对,他认为日本人的话不能信,万一他们打下晋州不撤了,那全罗道可就危险了。金千镒纠集了庆尚道右兵使崔庆会、忠清兵使黄进等一批赞同自己观点的将领,带着各自部属进入晋州,守军总计有八千人。另外在外围还有一些朝鲜军与明军的小部队作为策应,刘綎还答应金千镒会派援军过来。六月二十一日,日军主力抵达晋州城下,开始四面攻城。这是一次无比惨烈的围城战,日军出动了数万精锐与铁炮、龟甲车等武器,日夜不停地拍击城墙。整个晋州城陷入一片火海,到处险象环生。金千镒、崔庆会、黄进等人坚守城头,亲自指挥各种守城器械,抵死不退,打退了日军无数次进攻,守军也伤亡惨重,疲惫不堪。从六月二十一日到六月二十九日,日军的攻势持续了九天。晋州城的高大城墙被连日大火烧得发脆,又被从天而降的大雨生生泡塌了一角。日军趁机一涌而入,绝望的朝鲜守军展开巷战,很快寡不敌众,逐渐被一一消灭。面对蜂拥而至的日军,金千镒带着自己的儿子金象乾,与崔庆会等人跳入南江自尽。晋州就此陷落。大概是知道这座城市是守不住的,日军在晋州城兽性大发,竟然灭绝人性地发动了屠城。城中的朝鲜军民死伤枕籍,血流成河,整个晋州城六万多居民,被屠戮一空,成为壬辰战争中的第一惨案。那些所谓的“日军名将”们平日里玩玩茶道,写写诗词,似乎风雅文明得很,可一闻到血腥,立刻便忘记了文明与人性,可见有些民族的有些本质,是从来不会变的。在晋州发泄够了兽欲,日军留下满城的尸体,得意洋洋撤回釜山。明、朝两军看到晋州的惨状,都异常震惊,甚至连远在北京的万历皇帝听说后都对此表示不安。除去道德上的谴责以外,宋应昌和李如松还有一件事急于弄清楚:日本人肆无忌惮地搞这么一出,到底还想不想谈和平了。按照文明世界的理解,在和谈期间玩这么一出大屠杀,等于是彻底撕破脸皮,没什么好谈的了。他们去问沈惟敬,沈惟敬赶紧说谈啊,为什么不谈!对于晋州惨案,沈惟敬解释说这是日军内部不合所引发的,加藤清正不满小西行长的谈判斡旋,擅自开战,如果我们拂袖而去,便中了主战派的奸计。这个解释勉强压服了宋应昌与李如松的怒气,沈惟敬擦了擦冷汗,又去试探日本人的心思。结果他发现日本人完全没把晋州大屠杀当回事。他们觉得六万多条人命根本不算啥大事,该谈的事还得要谈,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反觉得自己多了几分威风,沾沾自喜。在名护屋的秀吉听说日军在晋州大捷以后,兴奋得难以自抑,认为这一下明使会彻底屈服。他连夜召见玄苏,给了他一封书信,转给明方的两位谈判代表。玄苏脑袋不糊涂,他一看秀吉的信件内容,差点哭了。秀吉的语气大得出奇,他声称大明是个忘恩负义的国家,朝鲜是不知好歹的邻邦,不用大军教训一下你们是不知道本大人的利害,现在提出七点要求,答应了就赦免你们的罪过:1、明朝贡献一位公主,给天皇陛下当妃子。2、恢复堪合贸易。3、明日两国永誓盟好。4、汉城与西四道归还朝鲜,东四道割让给日本。5、朝鲜送一位王子到日本当人质。6、日本释放两位王子与陪臣。7、朝鲜发誓永远不背叛日本。玄苏眼前一黑,差点没晕倒。这已经不是和谈了,这是要逼着大明签城下之盟。这个要求一递过去,肯定炸锅,根本就是一封宣战书。“这全都怪黑田那个家伙啊。”玄苏恨恨地骂道。原来当初宇喜多秀家给秀吉写信请求撤军时,生怕秀吉因此而生气,用了黑田长政的主意,把实际情况描绘为“日军大胜,明军乞和”,这才换来秀吉的撤退首肯。秀吉本来是个聪明人,可他的年纪不小了,脑子已经糊涂。他每天呆在名护屋里,对战况的把握完全来自于前线将领的书信,而那些将领深谙秀吉心理,一贯讳败扬胜,给远在日本的秀吉勾勒出一幅无比璀璨的前景图像。所以在秀吉老爷心目中,一直认为谢用梓、徐一贯这两位明使来日本不是谈判的,而是乞降的。在五月二十二日接见明使的时候,太阁老爷虽然热情洋溢,但一切规制举动,都是对待降臣的做派。现在又有晋州大捷的消息传来,在秀吉的错觉中,明、朝联军应该已经摄于天威,闻风丧胆,浑身颤抖着乞求宽恕才是。他提出的这七点要求,可谓是合理合法,一点都不苛刻,充分显示了一位胜利者博大的胸襟与宽容。要说类似的事,以前也有过先例。壬辰战争开战之前,宗义智曾经把朝鲜使臣以“祝贺”的名义诓来日本,骗秀吉说是朝鲜来献降表,结果秀吉对朝鲜使臣表现得非常趾高气扬,气得使团直接回国,差点断送了日本的侵朝大计。这种极其短视的小伎俩,只要稍加对质便会被揭穿,不知为何,日本人却对这个手法乐此不疲。回想起在二战末期,日军穷途末路之际还在大吹大擂,从上到下都做着美梦,不得不感叹,民族性这东西,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秀七条”提出以后,玄苏一脑门子官司,他不敢提醒秀吉您产生了错觉,也不敢把这七条直接扔到明使脸上,左右权衡了半天,他只能硬着头皮跟明使坦白说了。谢、徐两个人一听秀吉的这七点要求,脸都白了。如果这七条他们点头答应,回到大明不再是杀头的罪过,而是要被千刀万剐了。没等他们翻脸,玄苏赶紧又含含糊糊地补充了一句,说这七点不是最后通牒,有什么条件咱们可以慢慢磨合嘛。谢、徐二人一听,面面相觑,表示兹事体大,这事儿不是我们能定夺的,还是回去禀告上峰,再给你们答复吧。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那也没什么好谈的了。名护屋谈判就此告一段落。送走了明使,玄苏告诉秀吉,明使已经答应了您的七条意见,现在要带回北京去盖章确认。秀吉听了大为欢喜,乐呵呵地到处写信炫耀,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他的自大症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对常识的判断力。在谢用梓、徐一贯返回朝鲜之前,已经把谈判结果和“秀七条”说给等候多时的沈惟敬听。沈惟敬一听,登时傻了。日本人在晋州的举动本来已让明、朝都对和议产生极大的疑惑,现在秀吉又提出这么一堆不靠谱儿的要求,一旦公布出去,铁定开战,到时候他这个游击将军的人生,也就走到了尽头——他跟和议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必须让议和成立,无论用什么手段。沈惟敬写信吓唬谢、徐两位,说日本人提的条件太苛刻了,这么带回去说给宋经略听,肯定会惹下大祸。谢、徐赶紧问他该怎么办,沈惟敬是个老骗子,一屁三个谎,告诉他们回去什么也别说,只说日本人如何如何恭顺如何如何畏惧天朝,剩下的事交给他来张罗。这时候,日本派往北京的使者抵达了釜山。这位使者叫做内藤如安,出身丹波内藤家,是小西行长的心腹之臣。因为他曾授赠“小西”苗字,官拜飞騨守,所以在明史与朝鲜史料里,被不熟悉日本风俗的史官当成了两个人,一个叫小西飞,一个叫禅守藤。内藤如安跟沈惟敬也是老相识了,当初还跟着沈惟敬在顺安谒见过李如松。两个人这次在釜山一见面,彼此都先苦笑了好久。内藤如安这一次被秀吉委派去北京,身负着两件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让万历把朝鲜割让四道的文书签了;再把明室公主迎回来。秀吉不知道实情,小西行长和内藤如安怎么会不知道,这铁定是个有去无回的差事。沈惟敬和小西行长最后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可谓石破天惊。说白了就一个字:瞒!瞒着秀吉,瞒着大明,两头都糊弄着。这可真是个大手笔,但也是个极其愚蠢的做法。可那个时候沈惟敬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沈惟敬告诉内藤如安,你这一次去大明,关于秀七点一个字都别提,拣好听的说就行。内藤如安知道利害,连连点头。可是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晋州之战后,大明对日本已经失去了信任,如果日本仍旧在朝鲜保持驻军,就算内藤如安去了北京,也没人会相信。内藤如安的上司小西行长是个惯于欺上瞒下的老手,他拍着胸脯允诺说太阁大人这边我来搞定,肯定给你们创造一个好的谈判氛围。于是这三个胆大包天的家伙便自作主张,定下了一个要骗过中、朝、日三国的超级大谎言。内藤如安与沈惟敬等不及谢、徐二人返回釜山,先启程奔赴汉城。小西行长也在同一时间赶回日本,伙同玄苏一起,设法劝说秀吉先让几步。沈惟敬和内藤如安带着三十名随从,在七月七日抵达汉城。可内藤如安在汉城遭遇了冷遇,所有人都认为日本人不可信,这个人表面上是使者,其实是来刺探军情的,甚至还有人建议把他砍了祭旗。内藤如安被困在汉城,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惶惶不可终日。但很快沈惟敬和内藤如安就听到了好消息,不是一条,而是一系列好消息。第七章 去与留七月中旬,秀吉在名护屋突然宣布,对大明做出让步。这个让步不再是虚话,而是实打实的让步。七月十四日,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两个军团开始从釜山撤退回国;到了七月二十一日,被俘一年多的临海君、顺和君两位朝鲜王子抵达釜山港,他们没有多作停留,与谢、徐两位明使直奔汉城而去。到了八月五日,他又送了一个大礼包,正式下达了在朝日军撤退令,日军开始有次序地缓缓朝国内归还。这个一贯眼高于顶的小老头,突然之间变得格外善解人意。日本人的这一连串让步让朝、明联军大惑不解,他们已经习惯了日本人的狡诈与不守信用,怎么这些禽兽突然转性了呢?究其原因,不是什么经济结构上的需要,不是什么政治军事上的诉求,更不是社会阶层的呼声。这个理由非常单纯,单纯到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够理解:太阁大人老来得子,得好好庆祝一下。八月三日,在大阪的侧室淀姬为秀吉产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起名为丰臣秀赖。秀吉想要有个自己的儿子都快想疯了,他曾经有过一个儿子鹤松,但在壬辰战争前一年夭折,让他痛不欲生,间接促成了侵朝战争。在鹤松死后,秀吉一直认为自己身体衰微,再也没机会有亲生儿子了。想不到这一次铁树开花,一击中的,淀姬居然顺利产下一个儿子。这让太阁大人高兴得简直要疯了。早在淀姬生产之前,小西行长便劝说过秀吉,说孩子即将出世,应该少动兵戈,增加福德。秀吉很迷信,生怕因为自己的杀业而让这孩子也夭折,所以在七月底,秀吉同意释放了两位王子,并撤回了一部分军队。等到八月三日秀赖出生以后,欣喜若狂的秀吉当即连名护屋也不想呆了,迫不及待地要返回大阪去亲手抱一下自己儿子。这种时候,他变回了一个普通老人,满心都充塞着喜悦,除了儿子什么都不想考虑。小西行长趁机又提出撤军事宜,这次秀吉答应得更加痛快,二话不说就批准了。就这样,因晋州之战而骤然紧张的朝鲜局势,随着这个婴儿的降生而戏剧性地发生了转变。日军从八月份开始撤军,截止到十月底,先后有浅野长吉、毛利重政、羽柴秀胜、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福岛正则、伊达政宗等大名相继撤退,前后五万人归国,占日本占领军的一半。日军的撤退在秀吉看来是大胜归国,在明、朝联军眼中,却是日本服软的标志,看来战争即将结束了。无论是柳成龙还是李如松,此时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此时明方已经接到谢、徐的报告,说“关白极其恭谨礼待,愿顺天朝”,现在秀吉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原本围绕在内藤如安与沈惟敬身边的冷言冷语逐渐消失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内藤如安确实是带着诚意去北京请降纳款的。内藤如安与沈惟敬对小西行长充满了感激,若不是他在日本的周旋,恐怕他们这辈子都要在汉城渡过了。八月底,沈惟敬和内藤如安终于艰难地迈出了使明的第二步,从汉城向平壤进发。随着他们后撤的,还有三万名明军。这三万名明军,大部分属于李如松的辽东军编制。他们在朝鲜奋战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已经疲惫不堪。朝鲜大臣曾经在辽东军中听到《山坡羊小詞》,一共十来首,都是抱怨朝鲜生活艰苦的,当时便断言说辽东军已无再战的士气。辽东军的最高统帅李如松一接到撤兵的命令,半点都没延误,拔腿就走。八月十四日,撤到半途的李如松在黄州得到了朝鲜国王李昖的接见。尽管朝鲜对李如松颇多微词,但朝鲜三都八道毕竟是在这位提督手中光复的,无论如何得表达一下对恩人的感激才是。朝鲜国王李昖一见到李如松,恭恭敬敬向他叩了三个头。以国王之尊向一位提督叩头,这已经大大超越了礼数的规格。李如松吓了一跳,赶紧把李昖搀起来,说我因为粮草不继兵马多疲,没有彻底把日本人赶走,真是太惭愧了。接下来两个人拉了半天家常,李如松人之将走,其言也善,拽着李昖絮絮叨叨叮嘱了半天,说要击败倭寇,一定要兵精粮足云云,还指点朝鲜人在庆尚、全罗两道应该如何防守。这时候一位朝鲜大臣张云翼站出来大声问:“提督这一次西归,就再也不回来了吗?”李如松肃然道:“倭寇还没打完了,我怎么可能不回来呢。”李提督食言了。他在黄州见完李昖以后,继续带人朝西撤去,在九月十二日渡江回到辽东,结束了在朝鲜为期九个月的征程。回国以后,因抗倭有功李如松被加太子少保,中军都督府左都督。五年以后,李如松在一次与鞑靼人的战斗中轻军深入,战死于浑河,终其一生再没有踏入过朝鲜半步。在他回国之后,朝廷里不停地有言官上书,批评他一心求和丧权辱国。此后历代对于李如松的评价,众说纷纭,朝鲜史书固然没什么好话,中国史书上也对他评价不高,贬多褒少。必须承认,李如松在朝鲜确实有很多污点,比如他对南兵不遗余力地打压;比如他对朝鲜大臣们的恶劣态度;比如辽东军在朝鲜的军纪劣迹斑斑;他在后期消极避战的举动,也广为人所诟病。但李如松在朝鲜战场上的功绩同样不容抹煞。在他入朝之前,李朝只能龟缩在平安道一角苟延残喘;在他入朝之后,三都八道相继光复,日军被压缩到了釜山一地。一名将军,以数量少于敌人、补给劣于敌人的军队克复三都,转战三千里,这无论如何都可以称得上是名将了。无论是日本史书还是朝鲜史书,都把日军的最后退缩归功于李舜臣与朝鲜义军,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评价。李舜臣和朝鲜义军从日军入侵开始以后一直在奋战,战术上的几次胜利却未能削弱日军在战略上的优势。即便是李舜臣在海上奇迹般的反攻,也只是延缓了日军的推进速度,并没从根本上扭转局势。真正的战争拐点,恰好是在李如松入朝之后。除了平壤之外,李如松没有跟日军打过几仗,战绩上不那么漂亮。可正所谓“善战者无赫赫战功”,在他的指挥之下,明军对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外线压力,这种压力让日军在战略上逐渐陷入被动,迫使他们从进攻转入防守,并最终不得不撤退——要知道,这可是四万缺衣少食的明军对十万日军的战果。《孙子兵法》里说:“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意思是说,擅于打仗的人,别人看不出他多么足智多谋,也数不出什么煊赫战绩,但他总能悄无声息地引导自己的军队立于不败之地,让胜利看起来理所当然。孙子说的,正是李如松这样的人。我们不妨作一个假设。假设李如松最终没有入朝,那么朝鲜人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反攻么?答案显而易见:不可能。李提督的价值,就在这里。李如松走了,但也有没走的。宋应昌在八月十日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刘綎的川军和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的浙兵留了下,协助防守庆尚、全罗两道,总兵力一万六千余人。饷银大明出,粮草由朝鲜供——毕竟日军还有一半兵力留在了朝鲜,没撤干净,必须得派人盯着。宋应昌始终认为,明、日之间终有一战,和谈封贡什么的只是权宜之计,当不得真。因此,一切部署都必须着眼于未来要打一场大战。这在战略上是一个英明的决定,可是在政治上却很糟糕。主战派的人认为宋应昌卑躬屈膝,一味求和;主和派认为宋应昌存心挑衅,破坏和谈——结果导致他两边都不是人。更糟糕的是,主和派的中坚大将,是曾经站在背后鼎立支持他的上级——兵部尚书石星。在战争爆发之前,石星是朝中最坚定的主战派,一力主张援助朝鲜,并促成了明军出兵。而现在战争进展到了这个地步,他的立场却悄然发生了转变。万历二十一年恰好是京察之年,石星想在职场上更进一步,混入内阁的话,必须得力求稳妥,不能出任何岔子。现在朝鲜三都光复,国王归位,大明援助朝鲜的战略目的已经达成,足可以给万历皇帝与朝野一个交代。只要和议一成,一份“襄助藩国,倭人臣服”的大功是少不了的。在这个节骨眼上,实在没必要再冒险开战,应该见好就收。可是朝廷对封贡这件事,一直存有争议,分成两派,彼此争论不休。一派是大学士张位等人,他们认为封贡是件好事,可以免动干戈,作买卖总比打仗强。可是更多的人对倭寇仍旧心存疑惑,兵科给事中张辅之就认为“许贡则中外解严,其祸迟而大;绝贡则战守豫备,其祸速而小。”地方大员更是极力反对,浙江巡按彭应参上表说倭寇天性就是一群强盗,允许他们从宁波入贡,等于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万一趁机作乱,沿海都会受起荼毒。他们对宋应昌与石星群起而攻之,认为两个人为了贪功牺牲国家利益,还翻出旧帐,说在平壤和汉城沈惟敬跟倭寇许诺封贡,肯定是出于宋、石两个人的授意,三个家伙都该撤职查办。这个指控相当严重,宋应昌不得不上书自辩,解释在平壤和汉城假意许贡,只是为了【文。】迷惑倭寇,并不是拿朝【人。】廷公器开玩笑。石星虽然心【书。】里有讲和的想法,可看到群【屋。】情汹汹,不敢明说,也赶紧为宋应昌辩护,坚称“封贡”是假,欺敌是真。不过石星到底是宦海老手,他在奏表里玩了个心眼,没把话说死。奏折里一面替宋应昌辩护,一面隐隐约约地暗示,日本人确实有乞封的意向,万一他们真带着降表过来,咱们可得好好检查一下他们是否有诚意,再说封贡的事。曾经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餐厅服务员,他每次接待顾客,都比别人赚得多。顾客点菜的时候,别人问:“您要不要吃鸡蛋”,而他问的却是:“您是要一个鸡蛋还是两个鸡蛋?”石星用的,也是这种技巧。他不说该不该给日本封贡,而是说如果日本人来乞降,咱们该怎么处理,无形中替万历与朝廷预设了一个议和的立场。万历皇帝听了石星的建议,觉得不错,便开口说给秀吉封一个日本国王没问题,就是个空头名分。至于入贡,还是免了吧,让他们老老实实呆在日本岛上就行了。根据万历的口谕,朝廷拟定了一个底线:日本从朝鲜全部撤军;秀吉派人上一份降表请罪;大明封秀吉为日本国王。皇帝既然定了基调,群臣也暂时消停了。石星心中大喜,赶紧告诉宋应昌,你手里不是还扣着一个日本使臣么?赶紧弄过来吧。石星说的日本使臣,正是内藤如安。原来沈惟敬和内藤如安两个人在汉城随明军后撤,满心以为能跟宋经略、李提督一同赴辽。可是九月十二号宋应昌和李如松渡江回辽,他们两个却被留在了平壤,一呆就是两个多月。对于截留使臣这件事,宋应昌的解释冠冕堂皇:“我是打算把内藤如安羁留几个月,到时候留守的明军部队都安置好了,朝鲜军队也都整训完毕,届时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没后顾之忧了。至于这个日本人使者要杀要剐还是要送去北京,听朝廷一句话。”现在石星要求把使者送到北京去,宋应昌却没答应。宋应昌心里正来气呢,我刚上书说封贡是假的,现在石大人您又让把日本使者送北京议和,这不是让我自己抽自己嘴巴吗?在之前那一轮弹劾里,宋应昌被弹的最凄惨,替石星背了不少黑锅。现在石星又来这么一出儿,让宋应昌十分不爽。石星对宋应昌的消极也很不高兴,三番五次催促,宋应昌却始终不予正面回应。他的理由是:内藤如安自称是为和平而来,可身上什么文书都没有。陛下要求必须有关白的降表,议和才能继续。宋应昌搬出皇帝来当挡箭牌,石星无可奈何,只得指示他尽快去日本弄一份降表回来。宋应昌、石星之间书信往返,一转眼就到了十一月份。在这期间,沈惟敬在平壤呆得如坐针毡。内藤如安迟迟不能赶赴北京,这让他有很不好的预感。拖的时间越长,他的谎话被识破的可能性就越高。需要说明一点。在沈惟敬胆大包天的操作下,内藤如安表现得非常恭顺,一副要去膜拜天朝的嘴脸。无论是万历皇帝、石星还是宋应昌,在这个阶段都不知道秀吉曾经提出过七条极其苛刻的要求——若是他们知道这个,恐怕早就掀桌子开打,断断不会再有任何和谈。另外一个谎言制造者小西行长在西生浦也特别着急,太阁大人已经从秀赖公子的狂喜中逐渐清醒过来,开始询问北京啥时候把割让朝鲜的文书签下来。小西行长实在等不及了,给沈惟敬写了一封信,言辞严厉,质问他到底怎么回事。沈惟敬接到信后一阵苦笑,这事已经有点脱离控制了,他也没好办法。事情就僵在那儿了。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万万没想到的是,最后帮他们解了围的人,居然是加藤清正。自从明、日停战以后,大规模战斗停息了,可小打小闹却始终不断。在庆州、熊川等地,日军与明、朝联军经常发生战斗。在十月二十九日,加藤清正与朝军在永善又爆发了一次冲突,朝军将领赵希仁战死。十一月二日,明方本想派遣沈惟敬去交涉,可是他离前线太远了,临时派出了一个叫谭宗仁的指挥,前往熊川质询。加藤清正二话不说,把谭宗仁软禁在了营中。消息传回到明军这边,沈惟敬精神一振,意识到这是个机会,主动请缨前去交涉。明军军中没人愿意去跟倭寇来往,既然他主动要求,便把他放了出去。沈惟敬到了熊川以后,没去找加藤清正,先找到了小西行长。两人一见面,沈惟敬赶紧把大明提出的条件告诉行长,行长一听急了,说这跟太阁大人提的要求差太多,根本不可能谈得拢啊。这事若是揭穿,无论小西行长还是沈惟敬,都没好果子吃。两个人愁容满面,都在问到底该怎么办才好。还能怎么办?继续瞒吧!万历皇帝不是要关白降表吗?没问题,我们给你伪造一个!十二月二十一日,两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居然真的伪造了一份降表。在这一份伪造的降表里,“丰臣秀吉”极其恭顺地表示,先前的战争完全是一场误会,实在是因为日本太过迫切要向大明进贡。现在误会既然消除了,日本知道自己的错误,希望大明皇帝能够原谅,并赐予“日本国王”的称号。小西行长怕这谎撒的太大无法收场,还特意修改了“秀七条”的内容。秀吉说要割让四道,他大笔一挥,改成割庆尚一道;秀吉说要公主,他大笔一挥,说女人不要了,赏赐两万两银子就行;秀吉说了四、五条要求,他大笔一挥,改成只要堪合贸易恢复就好。若是让秀吉知道,这每一处改动,都足以让小西行长剖腹一万次。很多人看到这一段历史,对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举动都大惑不解,这么明显的谎言,难道他们以为日本和大明是白痴吗?其实,如果把整个议和活动串起来就会发现,两人开始时候只想撒一个微不足道的谎言,接着为了遮掩这个谎言,不得不去撒一个更大的,逐渐升级,逐渐失去控制,等到他们意识到整件事情已经上升到一个荒谬地步的时候,已经无法回头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谎言有多可怕。第八章 这是误会沈惟敬和内藤如安兴致勃勃带着《关白降表》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万历二十二年春天了。他觉得这次出使非常完美,满怀希望地去找宋应昌表功,可是等到他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宋应昌离职了。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这个时候都已经对宋应昌失去了耐心。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五日,石星上书,先称赞了一番宋应昌在过去两年里的贡献,然后说他既然已经回国,但倭寇的事不能没有人管,推荐了一个叫顾养谦的人来接替。对于宋应昌,石星自认仁至义尽。他并没有剥夺宋的职务,而是让他以胜战之身回京卸职交任。更何况,此时主战派对宋应昌不满已久,如果他还留在这个位子上,早晚要出问题,还不如急流勇退,保全自身——把他召回北京,也算是一种爱护。宋应昌没办法,只得返回大明。在临走之前,他还反复叮嘱朝鲜人和驻朝明军,千万不可撤军,否则局面会不可收拾。他回到北京,交接了职务,还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称许。可他在京城屁股还没坐热,铺天盖地的攻击就涌了过来。广东道御史唐一鹏、河南道御史黄一龙、辽东巡抚韩取善、兵科给事中吴文梓、直隶巡按李尧民等人开始对宋应昌展开了持续不断地参劾,参劾的内容五花八门:从“经略失当”到“畏缩避战”,从“贪冒军功”到“任用不当”,甚至还有人说他伙同袁黄与刘黄裳等人,从战马买卖中牟取暴利,总之什么屎盆子都有。其中最重的一条罪过,是吴文梓提出来的。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军一万人兵分三路,进攻庆州的安康。驻守庆州的南军当时有数千人,主将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听说日军来袭后,立刻与朝鲜守将高彦伯出战,与日军正面相磕,打了一个平手。吴文梓以此为论据,力陈日军狼子野心,和议是假,主张和谈的宋应昌是汉奸。宋应昌有苦也说不出,石星骂他破坏和谈,言官们又骂他只想着和谈,这大明朝做点事怎么就这么难呐!一时间,宋应昌的处境风雨飘摇,眼看就要被打成大逆不道的罪臣。不幸中的大幸是,这些言官弹劾宋应昌的时候,捎带着弹劾了一个人,李如松。李如松是什么人?他爹李成梁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他本人是东北李氏家族的家主,辽东精骑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升迁贬谪对帝国政局影响极大。不要说李如松这次从朝鲜返回,是打了胜仗的,就是他败退而回,朝廷也不敢拿他怎么样。李如松回辽东以后,他家中有一个叫诸龙光的私塾先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突然跳出来向朝廷控诉李如松暗中与倭寇勾结。朝廷毫不客气地判了诸龙光一个诬陷罪,“枷刑日中”,几乎暴毙而死。朝廷对李氏的态度,可见一斑。李如松和宋应昌在朝鲜战场上一直不和,可现在却被一群言官栓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朝廷既然不敢动李如松,自然也不能动宋应昌。经过一番真真假假的调查,最终证明,大部分对宋应昌的指控都属子虚乌有。可惜这时候宋应昌已经是心灰意冷,不想再趟这里的浑水,终于提了辞呈,回原籍养老去了。至此,明军援朝的一文一武两名大员,全都退出了朝鲜战场,终其一生都不曾再度踏足那片土地。宋应昌自从接手经略一职之后,兢兢业业,驱动大明这尊迟钝的战争机器,与袁黄、刘黄裳等幕僚制订了详尽周密的作战计划,调派各地军队,统筹后勤,协调与鞭策朝鲜官员等等。这些大多是琐碎事情,毫不显山露水,很少为人所留意。可如果没有了宋应昌强力而缜密的经营,残破萎靡的朝鲜根本无法支撑明军在朝鲜的军事活动,李如松更不可能打得那么随心所欲。纵观第一次援朝战局,明军运动颇有章法,进退有度,没出过任何大差错,此皆宋应昌运筹之功。至于广为人诟病的补给问题,这是一个客观困难。宋应昌从国内筹措粮草没出半点疏漏,中朝边境粮草辎重堆积如山,奈何朝鲜就那么三五头骡子七八个人,换了谁来也解决不了。在这种极其局限的环境之下,宋应昌勉力支撑,让明军没出现大面积饥绥,应该是有功无过。宋应昌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很像是一个清洁工。无论你怎么努力扫地,都看不出成果,可一旦你撂挑子了,立刻就看出来了。当然,宋应昌本人不能说没有毛病。他对南军的偏袒程度不比李如松护犊子的劲头差,南北之争他至少得复49%的责任;他还曾经指使手底下的人向朝鲜人索要倭寇头颅,用来换取军功。这也是宋应昌的污点之一。不过这些错误瑕不掩瑜,不能掩盖宋应昌所做出的贡献。朝鲜战争历时六年,大明经略先后换了四任,宋应昌的表现是最出色的一位,他在朝鲜战争中的尽心尽力,值得历史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有趣的是,不光是大明有人对宋应昌不满,就连朝鲜人也对他不那么瞧得起。这其中的表面原因,是因为宋应昌在粮草运输问题上对朝鲜官员不假辞色,动辄呵斥,甚至还越权干涉朝鲜官员的任免,惹得朝鲜朝廷不满;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一个跟战争八杆子打不着的学术歧见。李朝一直以来师从大明,意识形态上信奉的是朱子学说为基础的儒学。而宋应昌、袁黄等人,则是王阳明的信徒,其中袁黄与王学渊源极深,他父亲袁坡是王阳明的弟子之一,他的老师是王阳明的嫡传学生王畿。宋应昌、袁黄和其他“王学”门人一样,满怀着将阳明之学传遍天下的伟大理想。在万历十二年,王学门人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让王阳明正式配祀孔庙。等到宋、袁来到朝鲜以后,却惊讶地发现,一向对大明亦步亦趋的朝鲜,居然对阳明学说无动于衷,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宋应昌、袁黄在打仗之余,还希望把王学萌芽播种在这片荒地之中。王阳明文武双全,所以他们就从最要紧之处入手,先教朝鲜军人阳明兵法,等到时机成熟了,又正式向朝鲜国王提出要讲习王学,传授儒生们阳明心法,甚至建议在朝鲜孔庙里也摆上一尊阳明像。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朝鲜大臣们即使被日本人占领国土时,都没这么气愤。他们对宋、袁的这种做法极其不满,明里暗里拼命抵制,无论如何也要维护朱子学说的尊严,甚至骂宋应昌等人是“世衰妖兴,一至于此”。后来袁黄被李如松弹劾了十条罪过,其中一条就是他在“左道惑众”,连带着一些对王学有兴趣的朝鲜儒生,都被问罪处罚。在这种情绪带动之下,朝鲜官员对宋应昌的一切都看不惯,种种记载里颇多讥讽。讽刺的是,这种激烈反弹与争论,反而让王学在朝鲜人所共知,引发了更多人思考,并最终发展出朝鲜阳明学分支的江华学派,也算是无心插柳。宋应昌、袁黄若知后事,也足堪欣慰了。插播完毕,咱们回到正题。宋应昌走了,顾养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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