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数百年的磨合、反复与拉锯，一直到了公元六七六年，中原与朝鲜半岛才算找准了两者关系的定位。大唐承认朝鲜半岛的独立治权，而新罗王国则称臣事大——所谓的“事大字小”。这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从此以后，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便被体制化了。朝鲜半岛从此再不用担心来自大国的军事、政治压力，保持着独立发展；而中原帝国则为自己找了一个听话的小弟，可以替自己看守一个不太重要的门户，省了许多麻烦。当日本即将入侵朝鲜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大明的文武百官还在以老眼光看待朝鲜，认为是一场无关宏旨的藩属之战。他们的观点很简单：日本是夷狄，朝鲜也是夷狄，夷狄跟夷狄打架，犯不上去掺和。要跟这些人解释出兵朝鲜的战略意义是很费嘴皮子的，再说朝鲜还没正式请援，贸然出兵会被扣一顶名不正言不顺的大帽子，凭空给那些言官们提供炮弹。但万历皇帝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以往鸡肋一般的“朝鲜”大陆桥，随着日本在东方的崛起，战略价值飙升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战争如对弈，必须要占得先机，方能有取胜之机。可是大明这时候还不能动。此时在宁夏，大明还在进行着一场国内战争。简单来说，宁夏之乱的起因是一个蒙古族的戍边明将哱拜与当地守军勾结，在万历二十年二月起兵叛乱。朝廷从四月份开始决定派兵平叛，战事已持续两个月，从辽东被调至宁夏的总兵李如松，正率领着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诸部，围着哱拜打得正热闹。因此，万历皇帝煞费苦心地发布了这么一道谕令，事先布下一枚棋子，可谓是藏尽了机锋。谕令里对辽东的出兵目的，用词很含糊，只说是“应援朝鲜”。这个词可解释的范围很宽泛：在鸭绿江接应朝鲜国王，算是应援；出兵平壤，也是应援；打到日本去，也是应援。用了这么一个微妙的词，实际上就给予了辽东这两支部队相当大的活动权限，不致被限制过死。谕令接下来的部分更有意思。这两支部队还身负着一个具体目标：“仍发银二万两赴彼国犒军，赐国王大红纻丝二表里慰劳之”。这两支部队进入朝鲜，是为了押解银子给朝鲜王室，给朝鲜国王带去赏赐礼品。这样一来，反对者的嘴就被堵住了。我又不是派兵去打仗，而是派兵去送礼啊，送礼你总不能拦着吧？送礼送到半路，碰到人来抢，那我反抗一下也是名正言顺吧？一旦朝鲜局势陷入危急之时，让辽东部队便可以援引这条谕令，第一时间出手干涉。我去给国王送礼，现在国王被人打了，那我也得帮帮手不是？师出有名。这正是万历隐藏在谕令中的真正用意。就这样，万历在与群臣斗气建储之余，忙里偷闲地布了一招进可攻、退可守的闲棋。后来的战局发展证明，这一步闲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让壬辰战争在关键时刻发生了转折。所以当我们研究这段时间的史料，会发现关于大明第一次出兵援朝的时间，与大明正式决定支援朝鲜的时间存在着矛盾，而且所有的史料里都语焉不详，遮遮掩掩。明军都打到平壤了，却还找不到皇帝或者兵部下达的任何明确命令，也看不出辽东地方哪里来的胆子竟敢擅自派兵出国。现在我们明白了，万历早就作了出兵朝鲜的铺垫，只要拖到宁夏之乱平定，大明便能腾出手来收拾那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猴子。这份命令很快通过兵部送到了辽东总督蹇达手里。蹇达看了半天，没体会到其中的精妙之处，皇帝的意思到底是让人揣着这两万两银子直接杀进朝鲜，还是等朝鲜人跑过来接济一下就算了？他自己拿不定主意，便去找辽东巡抚郝杰商量。郝杰是个神人，这个人最擅长的是督军，而且督得堂堂正正，教人只有佩服的份。隆庆年间，蓟州都督刘焘、巡抚耿随卿虚报战功，被他一本参倒；到了万历年间，他巡抚辽东，又跟辽东的地头蛇李成梁扛起膀子，把他的副将李宁折腾得灰头土脸。跟他过招的将领，没有不倒霉的。最难得的是，郝杰是万历朝中，少数几个对日本人有兴趣的官员，没事搜集了许多关于日本的资料。后来他把这些资料攒在一起，跟别人合写了一本极其牛逼的书，叫做《日本考》。《日本考》比许仪后的报告要详尽得多，举凡日本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俗，不一而足。就连女人涂齿、种地节气之类的事，书中都有专题论述。书后头居然还附了一套完整的日文词汇表和日本诗歌选，其对日本国情研究功力之深，到了民国之前都没人能够超越。在郝杰这种日本研究专家眼里，万历的这份谕令一看就透。他给蹇达解释了一下其中深意，蹇达恍然大悟，当即调派了手底下马步军一千多人，分成两部。六月七日派出第一部戴朝弁、史儒；又在六月十日派出了郭梦征、王守官一部。两部沿着鸭绿江附近游击，伺机而动。六月十一日，日军跨过大同江。朝鲜人在平壤呆不下去了，一路仓皇逃亡。国王李昖痛感之前的求援力度太轻了，便任命礼曹参判兼大提学李德馨作为求援使，再赴大明。之前李德馨曾经负责在大同江与小西行长谈判，虽然土地该丢的一寸没少，至少面子上还算处置得当。这次李昖派他，也是看中他的外交才能。从更深的层次来讲，李德馨出身南人党，与柳成龙向来交好。他前往联络大明，就等于为南人党加了重重的一个砝码。这个伏笔，柳成龙早在平壤接待大明官员时，就埋好了。李德馨星夜疾驰，只花了五天时间就跑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畔。在那里，他看到了一支朝思暮想的大明军队。原来大同江失守以后，辽东很快得到消息。按照事先商定好的方略，总督蹇达下令一直在鸭绿江游击的部队立刻进入朝鲜。把人放过去以后，蹇达心里还是没底，催着郝杰再问问上头意思。郝杰为了安抚他，便给兵部发了封确认函，问说朝鲜局势糜烂，咱们到底怎么处置，您给个准话儿。兵部尚书石星很快覆文：皇上点头了，让你自己定（《神宗实录》壬辰年六月乙酉）。蹇达这才算彻底吃了定心丸，挑了一名叫祖承训的副总兵，担负入朝支援指挥。六月十五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大明军队终于渡过鸭绿江，开始了漫长的援朝征倭之旅。初次渡江的戴朝弁、史儒部一共是一千零二十九人，马匹一千零九十三匹（《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十七日乙巳）。这是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常年在辽东作战，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指挥官军纪严明，进入朝鲜以后也没动群众一针一线。他们在路上迎面碰到了请援使李德馨。李德馨一见天军，欢喜得快要晕了，赶紧恳求说你们快去救救我们国王吧，不然平壤就撑不住了——他不知道自己说的有点晚了，就在同一天，小西行长刚刚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平壤城。戴朝弁和史儒在入朝之前，也没接到过明确的作战训令。现在人家求到头上来了，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去义州，因为义州是距离大明最近的朝鲜城市，是朝鲜王室一早就计划好的逃亡地。拜别了戴、史两位，李德馨继续一路狂奔，在跨过鸭绿江的时候，他碰到了祖承训。李德馨又求祖承训赶紧出兵，祖承训却表现得很冷淡，说现在粮草尚未齐备，我军主力驻屯在凤凰城。他看李德馨哭得伤心，宽慰了几句，说国王好生待在义州，那里有史儒在。万一有什么变故，只要一天我就能赶到。李德馨一看祖承训态度坚决，当下也不浪费时间了，直奔辽东而去。到了辽东以后，他找到郝杰，趴到衙门门口嚎啕大哭，一口气上了六次书，请求大明出兵援救。（《再造藩邦志》）李德馨不算孤单，他在辽东哭，还有一位使者在北京哭。这位使者叫申点，是前一年那一系列辩诬使者中的一员，战争开始前一直在北京公干。开战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石星把申点叫来兵部，责问朝鲜为何败的如此之速，申点一听，哇哇大哭，从此眼泪就没干过，几天之内哭遍了北京的各大衙门，间接促成了明朝对出兵的暧昧态度。（《乱中杂录》）面对李德馨的滚滚泪水，郝杰安慰说你别哭了别哭了，我帮你去催一下，啊。在郝杰的斡旋下，继戴、史之后，大明的后续部队终于源源不断地开进朝鲜。六月十七日，郭梦征、王守官两员参将，统领五百零六人，马匹七百七十九匹，渡过了鸭绿江。六月十九日，援朝军最高统帅副总兵祖承训率领一千三百零十九名士兵，马匹一千五百二十九匹，渡过鸭绿江。（《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十七日戊申）至此，大明之前部署好的军队，全部进入了朝鲜，总兵力近三千人，全是骑兵。顺便提一句。在朝鲜人的史料记录里，把祖承训出兵的功劳算到了李德馨的头上。他们的记载里说天朝本来没有出兵的打算，是李德馨靠哭泣感动了郝杰，辽东都司这才在未请示朝廷前毅然派兵援助——这个，只能说算是朝鲜人民的美好想象了吧。六月二十四日，国王李昖千辛万苦抵达了义州，与等候在此的大明军队会合。此时除了祖承训的主力还在路上，其他部队都已经集结完毕。这一次的会面非常有趣。明明是大明军队先到，可按照礼节必须是朝鲜国王出迎。所以明军先搬出城去，朝鲜王室搬进去，然后李昖再亲自去西门迎接天军到来。他一看到郭梦征就哭了：“皇恩罔极”，意思是说万历皇帝对我实在太好了。郭梦征赶紧说：“朝廷的命令还没下来，我先过来帮忙。”说完先把两万两银子递过去：“陛下托我带给您的，您数数？”李昖连忙摆手：“数什么数，大明作事我还不放心嘛。”郭梦征说：“不行不行，您还是点点吧。”于是这一位国王、一员参将就跟生意人似的，头碰头开始点钱。等把银子数齐了。郭梦征又说了：“日本人若是打过来，我们就迎战。你们准备好粮草就行了。”又问李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李昖玩了个小心眼儿：“我在义州，就等着天兵到达。至于接下来去哪里，我也没定呢。”（《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二十四日）其实他心里早就下决心了，只不过还没到说的时机。等到第二天，李昖又跑到郭梦征跟前，劈头就是一句：“请天将帮忙，把满洲一半的船只调到鸭绿江这边，我打算投奔大明去啦。”（《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二十三日）郭梦征有点傻了，他接的命令是应援朝鲜，没听说过有内附这事儿啊？再一问，才知道还真有这么回事。原来早在六月十四日，李昖仓皇逃离平壤，半路上在宁边又跟大臣们开了一次会。此时的李昖，已经彻底对局势失望，在会上又提起了内附大明的事儿。大臣们照例强烈反对，都说朝鲜还有大片土地可以去，干嘛投靠大明！但这一次李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谁劝也不听。最后宁边会议作了两个决策，一是朝鲜正式致函辽东都司，咨询内附之事；二是让世子光海君率领一部分大臣，前往咸镜道作为分朝。李昖的用意很明显，我把儿子留在朝鲜，李朝也不算无主，我再去大明，该没人拦着了吧？这篇写给辽东都司的咨文写得好：“……愿率宫嫔，内附上国。”江山社稷、大臣百姓、儿子儿媳妇，这些李昖一个都不要了，只打算带着几个后妃就走了，真是一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君王。所以这次碰到郭梦征，李昖忍不住又提醒了一句。郭梦征心想，这事我哪儿管得了，就把皮球踢给了守在鸭绿江旁的宽奠副总兵佟养正。佟养正把这份咨文转给了辽东都司。辽东都司一算时间，觉得这朝鲜人也败得太快了，大明调查团刚回来没几天，平壤就又丢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辽东都司的官员在咨文后头加了几句告诫：日本人一向很狡猾，如果他们藏在朝鲜内附的队伍里渗入大明，就麻烦了。转发给北京兵部。在北京回复之前，辽东都司在六月二十六日先给李昖递了一句话，说如果时局真是糜烂不可收拾，国王可以暂时在宽奠堡驻跸休息。李昖听到这句话，放心了，便在义州眼巴巴地等着北京的回复。他等的实在无聊，居然还写了一首诗，这诗写得合辙押韵，也算是有几分风骨，诗曰：国事苍黄日，谁能李郭忠。去邠存大计，恢复仗诸公。痛哭关山月，伤心鸭水风。朝臣今日后，宁复更西东。结果李昖等来等去，北京的回复还没到，到了七月一日，却来一个调查团。李昖一听，差点喊了一句：“怎么又来了！”为什么要说又呢？原来在六月十八日，朝鲜君臣逃亡的车驾到了宣川，被人给拦住了。拦他们的人，叫宋国臣。他不是朝鲜人，而是辽东巡按御史李时孶派来的调查员。辽东到处都在疯传，说现在的朝鲜国王是假的，其实是日本内奸，打算潜入大明内部。宋国臣以前曾经跟着大明使节出使过朝鲜，见过李昖，所以这次被派来验明正身。李昖挺生气，再怎么说他也是一国之君，怎么能接受这种待遇。但辽东咨文口气十分严厉，他看了有点害怕，而且正一门心思想内附，不愿意在这些细节上惹大明生疑，就耐着性子让宋国臣左端详又端详。端详完了，宋国臣确认这是真的国王，不忘宽慰了一句：放心吧，咨文里说的都是假设，不是真的责问（《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十八日）。然后赶回辽东汇报去了。所以在七月一日当李昖听到又有调查团来了，心里就有些烦，你们有完没完啊。大臣们赶紧劝慰，说这个使团级别很高，天朝相当重视，如果敷衍应对，恐怕会有不好的后果。李昖一听，咬咬牙，忍了，接见。这个调查团级别真的很高，首席差官是兵部派来的，叫黄应阳，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乃是锦衣卫都指挥使。他的身边带了一名指挥徐一贯、一名游击夏时，都是直接从北京派来的官员，代表了大明兵部的意志。黄应阳还有另外一重背景。当年谭纶与戚继光在江浙对付倭寇的时候，黄应阳曾任参谋，经验丰富，因此被选中前往朝鲜调查。他们抵达义州以后，迎上来的是礼曹判官尹根寿。他是尹斗寿的弟弟，懂中文——不，应该说是会讲中文，这时候的朝鲜官吏和文化人个个都懂中文，使用的也是中文——尹根寿之前曾经主动请缨接待林、崔调查团，没被准许。现在朝中无人，李昖只好委任他来负责接待事宜。尹根寿见到调查团，还没开口说话，黄应阳便直接开口说：“我们是来调查朝日合谋的事情。义州我们不呆了，直接去平壤，会会那些倭寇。你们想证明自己清白的话，找个大臣跟我们一块去。”尹根寿吓了一跳：“别啊，我们两国交兵，派大臣去了，岂不是羊入虎口？”黄应阳想想也是，便回答道：“那算了，你们不用去了，我们自己去。”这事尹根寿也不敢答应，万一天使们有个三长两短，朝鲜可要背黑锅的。他赶紧从袖子里拿出两封信：“您看，这是倭寇写给我们的书信，您验看一下，不就知道真伪了么？”这两封信都是小西行长写的，一封是给李德馨，一封是给朝鲜高层，都是劝降书。要说小西行长，还真是挺帮忙的，在这两封信里他自吹自擂，把从釜山登陆到平壤陷落的过程写的无比详细，最后还完完整整交代了日本驻朝鲜军团的分布表。黄应阳久在军旅，熟于戎事。他把这两封信与大明得到的情报稍微一对照，便知道这些事是编不出来的。但他还想诈一诈朝鲜人，就说：“你这书信是假的。”尹根寿大惊：“不能！你看这纸和这字，都是日本人的。”黄应阳说你再拿一封出来，我就信。朝鲜朝廷赶紧翻箱倒柜，找出一封小西行长给李恒福的信件，赶紧送过去。黄应阳把这三封信都收进袖中，说看来朝鲜果然是清白的，看来平壤我也不用去了。你们赶紧写一道文书，我尽快回去禀报石大人，早日派兵过来。尹根寿如释重负，以为没什么事了，黄应阳又挥挥手，叫来身旁一个人：“还有件事得麻烦你，这是辽东来的画师，有人说你们国王是假的，我们想给殿下画个像带回去查验。”尹根寿：“……”第二天，李昖接见了这三位调查官员。甫一见面，李昖就哭开了：“你们看了日本人写的信么？”然后解释了一通，说朝鲜是又苦又惨，但真没和倭寇勾结。黄应阳听完以后，按着胸口感慨说：“一边挨着打一边受着委屈，你们可真不容易。”结果一句话说出来，李昖哭的更厉害了，身边大臣也都纷纷哭起来。黄应阳没想到他们反应这么大，赶紧说：“别哭了，我回去肯定跟朝廷汇报，把你们的委屈辩清楚。”（《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日）黄应阳不是什么坏人，还挺热心的。他见到朝鲜军兵败如山倒的战报，颇有同仇敌忾之感，主动把自己在浙江抗倭的经验给朝鲜人介绍了一番，说想要对付倭寇，不请浙军来是肯定不行的。说者无意，听者有意，朝鲜君臣记下了这句话，到后来就惹出了不少事非。（《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一日）调查团走后，李昖望眼欲穿，盼啊盼啊，盼着内附大明的一天。结果到了七月十一日，大明的正式答复终于出炉了，一共有三点意见：一，给我顶住。二，如果真是顶不住了，内附也可以，但不许呆在北京，只许留在鸭绿江的宽奠堡。人也不能多带，几百人顶天了。三，一旦朝鲜光复，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神宗实录》二十年七月；《再造藩邦志》）在鸭绿江负责两国联络与粮草运输的总兵杨绍勋唯恐朝鲜人看不明白，特意又附了一封信给李昖，提醒说你是国王，你跑了朝鲜就全乱了，必须就地组织抵抗，千万别过江。李昖接到答复，倒并没特别失望。他选择内附，是因为自觉穷途末路。现在大明天军已经奔赴平壤，复都计日可待。退一万步说，就算局势糜烂到不可收拾，大明不是也答应可以来附嘛，最多是住的地方偏僻点，身边的人少了点而已。于是，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内附”争议，便在朝鲜大臣们撕心裂肺的反对和络绎不绝的大明调查团中平息了。李昖安安心心呆在了义州，作着诗，看着风景，再也不去考虑“内附”的问题，只等天朝大军帮他光复国土。很快，他又收到了两个好消息，还有两个坏消息。第八章 明军始动就在朝鲜紧锣密鼓地迎接大明援军的时候，日本方面正痛并快乐着。壬辰年整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大概是在名护屋的秀吉了。从第一军团登陆釜山开始，就不断有捷报传到日本。这些雪片般飞来的好消息就象是一块块上好的燃料，把秀吉本来就很虚荣之火燃烧得更加旺盛，让他彻底沉醉在自己的美梦之中。他也确实有理由这么自信。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朝鲜已经完全落入日本的手中。此时朝鲜八道，都已经被日军的八大军团所占据。其中毛利辉元的第七军团控制着庆尚道，这里距离对马岛最近，是侵朝军团与日本国内关键的联络通道；毛利辉元的叔叔小早川隆景在全罗道的崇山峻岭中继续奋斗着，之前日军推进的太快，这里还没来得及被完全控制，此刻成为了日本人的天敌——李舜臣的反攻基地。小早川隆景的第六军团肩负着扫清心腹大患的重任。在全罗道上方的忠清道，福岛正则的第五军团有些郁闷地分散在各地。他与加藤清正同为日本战国著名军旅组合“贱岳七本枪”成员，加藤在前头攻城略地高声歌唱，他却只能在后头拾人牙慧做和声。和他同样郁闷的，还有盘踞在江原道的第四军团毛利吉成。毛利吉成又叫毛利胜信，是跟着秀吉打天下的嫡系人马，论起亲疏来不在加藤、福岛之下。现在他也只能郁闷地跟在加藤屁股后头，半是羡慕半是庆幸地进行着伴奏。宇喜多秀家的第八军驻留在京畿道，他坐镇朝鲜的故都汉城，把这里当成日军的总指挥部和未来的朝鲜总督府所在地。这一年秀家刚刚二十出头，还是个年轻人，整天在汉城胡作非为，连历代国王的陵寝都不放过，让朝鲜人又气又恨。此时围绕在宇喜多秀家身旁的，是秀吉派遣来朝鲜的七位参谋：增田长盛、石田三成、长束正家、木村常陆介、前野长康、加藤光泰，他们七个人组成一个类似于长老团的团体，负责朝鲜军政两道的管理。宇喜多秀家年纪太轻，只是挂一个总指挥之名，实际权柄均由这个长老团掌握。他们最急迫的任务，就是将朝鲜八道的土地按照日本的方式重新丈量、统计，以方便分封给诸位功臣，稳固日本在朝鲜的统治。这事在日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八道国割”，意思是将朝鲜八道重新划分。在更接近中朝边境的地方，日军三个先锋军团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情。→文·冇·人·冇·书·冇·屋←第三军团黑田长政始终未能完全控制黄海道，每天都在扫荡着层出不穷的义兵。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在占领平壤之后，便停止了狂飙式的进攻。他自己留在平壤城内，只派了一部分军队衔尾追击朝鲜王室。唯一仍旧保持着旺盛求战精神的，只有加藤清正的第二军团。他已经深入到朝鲜最北段的咸镜道。之前的半岛竞速他输给了最讨厌的小西行长，他必须夺取更大功勋才能挽回颜面。在这个时期，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三千里江山已经成为日本，不，将成为秀吉的附属物，成为征服大明的桥头堡。秀吉拿着八道国割的报告书，整个人身上的所有自大与狂想彻底爆发了。他写了封信给时任关白的丰臣秀次，构思出一个在日本前所未有的宏大计划。在这个计划里，朝鲜与大明北部已经被日本征服。后阳成天皇陛下将移驾到北京，由丰臣秀次担任大唐关白，各位随驾到北京的朝廷公卿们，采邑数将会是从前的十倍。日本国的天皇之位，让给后阳成天皇的弟弟或者儿子；朝鲜国则交给羽柴秀胜或者宇喜多秀家总管。至于秀吉自己，则把宁波设为大本营，统帅大军继续向南征讨，不把整个东南亚打下来誓不回军。这份计划，标志着秀吉的精神状态已经滑入了一个完全不可预知的深渊。秀吉的自大狂在壬辰年六月二日——也就是汉城陷落后不久——达到了高潮，他决定亲自率军渡海，展开征讨大明的大计。光看着他已经觉得不过瘾，摩拳擦掌准备自己上阵了。他的这个打算，招致了几乎所有正常人的反对。首先是后阳成天皇坚决反对。秀吉对皇室一向关怀备至，他和秀吉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生怕秀吉有个三长两短，自己非但当不成唐国天皇，反赔上幸福生活。秀吉的亲娘也反对。老人家不知军国大事，但了解自己儿子，她知道这个儿子已经有点不正常了，再出去探险非出乱子不可。德川家康也反对，他知道秀吉如果要亲征朝鲜，势必要把他们这些大名都带上，把他们领土的实力抽取一空，投入到广袤的中原大地。他一点也不想把自家心血赔付在秀吉的野心上。秀吉的亲信们也认为这个计划不靠谱，比如秀吉的铁哥们儿前田利家就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秀吉是新生的丰臣政权山岳之镇，他这一走，日本那些心怀叵测的大名必然蠢蠢欲动。总之方方面面的人出于不同理由，都反对秀吉亲自渡海。可秀吉谁的话都不听，他的连襟浅野长政竭力劝阻，结果差点被他拔刀砍死。秀吉很愤怒，也很委屈。你们懂个屁！当初征讨朝鲜，你们也众口一词地反对，结果呢？老子才是永远正确的！如今朝鲜形势一片大好，正应该高高兴兴地扩大战果才是。他力排众议，兴致勃勃地开始准备渡海，但冷酷的现实，很快狠狠地抽了他一计耳光。六月中旬，岛津家重臣梅北国兼接到了出征的命令，带领麾下三百名士兵，前往九州肥后国的佐敷城中转，再乘海船到釜山。梅北国兼一点都不想去朝鲜，他走到佐敷城之后，不走了，悍然占领了佐敷，公然扬起叛旗。他的叛乱在数天时间内纠集了数千人，大受鼓舞的梅北国兼开始给各处九州大名们发信，煽动他们联合起来，包围名护屋，捉拿秀吉。这一下搅乱了秀吉所有的计划。肥后是征朝军队的重要后勤和中转基地，如果这里一乱，前面就不用打仗了。身为一军之将的梅北国兼叛乱的理由非常单纯——他不想去朝鲜打仗，前方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响应梅北叛乱的农民们理由也很单纯——前头在朝鲜打仗，后方的日子实在太苦了。为了支应几十万大军在海外的战争，日本全国差不多已经是殚精竭虑，几乎榨干了民众的最后一滴血。尤其是农民，不仅要耕自己的那一部分田地，还要代替那些被抽调上前线的民夫耕作他们的田地，劳动量变成双倍，赋税也变为了双倍，还要在此基础上再负担三抽一的军粮租。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们只能选择逃亡或反抗。为此，秀吉连续发布了数道命令，要求严厉惩戒罢耕之人，但这种政策只是激起更大的不满。仅丰后一国，就有接近四成的田地沦为荒地。所以当梅北国兼登高一呼的时候，得到了不堪凄苦的九州民众的强烈响应。梅北之乱很快就在丰臣氏和岛津氏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但它只是冰山一角，昭示日本已经在巨大的战争消耗下，出现了无数细小裂纹。从遥远的佐竹到距离朝鲜最近的九州，到处都有暴动的情况发生，到处都有被抛弃的良田变成荒地。东北大名佐竹义宣甚至因为家里闹暴动的缘故，差点活活饿死在赶往名护屋的路上。梅北之乱给秀吉敲了一记警钟，他就算再狂妄，也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秀吉意识到，日本已经出现了不稳现象，自己在的时候尚能凭借威望镇守，如果去了朝鲜，后方再出什么事，更是不敢想象。权衡再三，秀吉最后打消了这个念头。日本国内乱成一团，朝鲜前线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奇怪，不是说朝鲜形势一片大好吗？是，但不完全是。日军此时在朝鲜的境况，用一句话形容就是：痛并快乐着。朝鲜的被占领，是不争的事实。但日军的占领，只是控制了朝鲜的每一条主干道与沿线城市，其他地方则成了日军与朝鲜义军、残存官军周旋纠缠的战场，始终无法形成有效控制。日本人就象是一只巨大的蜘蛛，在朝鲜半岛布下了天罗地网，结果连自己也缠在了里头动弹不得。最倒霉的是“战国三大智将之一”的小早川隆景，他出征前肯定没算过八字，不知自己是“出门逢贵人”的命。他先一头撞上了朝鲜游击战天才郭在佑，鏖战数日，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硬是没法渡过洛东江。紧接着又碰到了老硬汉高敬命，抵死不退，勉强打了一个惨胜，旋即又在梨峙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军官打了个埋伏，死伤惨重，被迫后撤。那个小军官叫权慄，因此这一场胜利被朝廷破格拔擢，从此出头并成为朝鲜在整个战争期间第一也是唯一的陆军名将。在层出不穷的义军叮咬之下，这位智将的第六军团，居然始终未能完全进入全罗道。其他的日军将领的境况也差不太多。他们发现朝鲜到处都是敌人，不管是书生、农夫还是念经的和尚，组成人数不一的队伍，与占领军展开殊死战斗。连续不断的作战，让士兵极其疲惫，厌战情绪也在日军内部开始弥漫。在这种境况之下，不断出现逃兵，也是很正常的事。为了鼓舞士气，他们只能纵容部下烧杀掳掠，日军的暴行激起了更多民变与义军，迫使日本人采取更残暴的手段，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如果说这些义军的反抗，还只是虱子叮咬，难受但无关大局的话；那么李舜臣的存在，就是一双扼住咽喉的巨手。对朝鲜这位几乎是世界闻名的名将李舜臣，我们以后会单辟一章来说。他从战争一开始，就孤军奋战，连续打了玉浦、合浦、赤珍浦、泗川、唐浦、唐项浦、粟浦、闲山岛、安骨浦大大小小十几场海战，让日本的海上通道岌岌可危，运输量不及正常的三分之一。朝鲜半岛的日军一下子便陷入了极其难捱的境地。朝鲜平原较小，本来出产粮草就有限，日军二十几万人一下子压过去，又未能形成有效控制，补给一下子就成了大问题，只能仰仗国内运输。但海军又不争气，被李舜臣压制得头都抬不起来。粮草好办，但日军引以为豪的火器弹药，却是一定要从国内生产制造的。种种苛酷条件之下，日军士兵不断从朝鲜前线逃亡回来，就算上头设置了各种各样的严刑峻法，仍旧不能解决问题。比如锅岛直茂的部队，一次脱队开小差的就有五十多人，而且这五十多人全是作战部队，包括了十几名下级武士与家臣（《武雄锅岛家文书》第46号）。其他大名部队的逃亡者更是不计其数。为了防止逃兵潜回国内，秀吉不得不下令把所有的运兵船都集合到名护屋去。唯一不必为逃兵问题头疼的，是第一、第二两个军团。他们在朝鲜的最西边，逃兵想逃都没地方逃……第一、二军团的两位军团长，各自有着各自的小九九。加藤清正一心要攻入大明，所以丝毫不考虑什么损失，凭着一股刚烈之气大踏步地前进。小西行长却不行，他本质上是个生意人，作什么都要事先计算得失。他一直希望用最小损失换取最大利益。所以从进入朝鲜开始，小西行长不停地给朝鲜国王写信，希望能够和谈。谁料朝鲜人虽然屡败屡战，骨气倒是颇硬，哪怕内附大明不当国王没有了朝鲜国，也绝不投降倭寇。双方唯一的一次谈判，是在平壤沦陷前，因为话不投机，没说几句话就谈崩了。现在汉城、开城、平壤俱为小西行长所夺，功勋已经足以服众。他心里开始盘算起来，再继续攻击，无非是锦上添花，意义不大，反而部队会因为过度损耗而崩溃。前头虽有朝鲜王室，可也有大明，杀上去胜负难以预料。再说现在补给也是个大麻烦，小西行长不想对嫡系部队造成太多损失，他决定放慢脚步，观望一下形势。总之，在大明军队进入朝鲜的时候，日军正因为后勤能力到了极限，而进入一个扩张瓶颈期，所有的军团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陷入停滞状态——只有加藤清正已然保持着高速突击的态势，但他也已经是强弩之末。其实面对补给困难的，不只是日本人，还有明军。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是要消耗粮食的。辽东军团久经沙场，自然知道后勤保障是胜负的关键。祖承训还在凤凰城整兵的时候，李德馨请他赶紧入朝支援。祖承训的回答是：粮草还未准备好，等备足了自然会出兵。辽东境内好办，各地城堡都有专项军用补给仓库，随走随补，不虞饥绥。可一旦进入朝鲜，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从辽东运粮是件旷日持久消耗极大的工作，成本太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当地就食，让朝鲜人负责粮秣——尤其是明军还可能要深入朝鲜境内，进攻平壤等地，路途遥远，指望随身携带是根本不可能的。大明出兵为你们抛头颅、洒热血，你们负责供应粮食，当然责无旁贷。根据朝鲜备边司的记录，一名明军士兵每日消耗一点五升米，一匹战马每日消耗草料与豆饼三升。大明此时在朝鲜境内的部队一共是三千人，马匹三千五百匹左右，所以每天的消耗量是四十四石粮草，八十多石草豆。对于这个数字，朝鲜人最初还是挺乐观的。六月十五日明军渡江的当天，李昖把柳成龙叫过来，指定他负责接洽与明军的一切活动，同时负责筹措粮草。君臣俩人合计了一下，在最靠近义州的安州，尚有五百石的粮草储备，再加上周围郡县的储备，省着点用够五千人吃半个月。李昖还有心情叮嘱柳成龙，说拿出四十石来酿酒，庆祝一下天军来援。可柳成龙前往附近村镇一调查，发现麻烦了。朝廷手里掌握的，都是账面上的数字，战争打得这么大，该烧得烧，该跑得跑，仓库早就见底了。平安监司李元翼说得更干脆：“现在官府手里的粮食，一千人的明军都供给不起。”更倒霉的是，柳成龙手底下连个使唤的人都没有，全跑光了。幸亏柳成龙是个能吏，召集了一批年轻公务员，挽着袖子上阵，象冬天的土拨鼠一样在平安道掘地三尺，最后总算在嘉州凑出来五六百石。至于靠近前线的定州，是一点粮食都没了。这意味着一旦明军进攻平壤，粮草必须得从后方运，征集民夫又是一件难事。光是想了一想，柳成龙的头已经变得比两个还大。到了六月二十五日，粮草方面的形势忽然又变了。柳成龙给朝廷上书，说定州有粮食了，林林总总算起来，够一万人撑一个月的。莫非柳成龙是神仙，翻手一变就变出大把大把的米粮？我们是无神论者，坚持认为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当然也没神仙，所以结论只有一个：柳成龙在说谎。但这个谎，撒的实在是有苦衷。原来在七天之前，先期渡江的明军史儒、郭梦征两部合兵，疾奔一百八十里，到了林畔馆与朝鲜王室会合。明军抵达以后，激动万分的大臣们强烈要求两位指挥官直接去打平壤。史儒、郭梦征赶紧说我们只是先锋，只负责护送你们安全抵达义州，有什么事等祖总兵到了再说。朝鲜大臣们不干了，群情激昂。这点，他们和大明的言官们一样，从来以批判别人为己任，所以尽管他们在过去的一个月一直在仓皇跑路，却不妨碍他们批判明军怯战。一时之间，场面极其混乱，甚至有人提出来，让朝鲜都元帅金命元来管管这些人。史儒和郭梦征一听，当时就翻脸了。我们大老远地赶来救你们，你们非但没有感激之心，还妄图剥夺我们的指挥权。靠，老子是大明将官，不是你们朝鲜人的走狗。辽东集团军在大明朝国内就俱为骄兵悍将，没几个人能管得了，崇祯朝的时候一怒之下敢从北京把山海关破了回辽东去，这会哪能容朝鲜人往他们眼里揉沙子。郭梦征直接指着朝鲜大臣鼻子一顿大骂——你们这些人太没礼貌了！然后当天就率军返回了义州。他这一走，朝鲜君臣坐蜡了，赶紧派人过去告饶。对方扔回来一句话：没粮食，走不了。这理由太冠冕堂皇了，谁都挑不出什么错。李昖请求郭梦征赶紧出兵，后者略带讽刺地推辞道：“行啊，只要你们粮草筹足了，我们即刻出兵。”李昖一句话都答不出来。朝鲜人全指望着大明军队反攻，这一下子把人得罪了，可怎么得了。李昖一面痛骂那些嘴欠的大臣，一面把情况告诉柳成龙。柳成龙心领神会，赶在祖承训抵达义州之前上了一道奏折，夸口说咱们有粮食了，大军过往，足堪敷用。你不是说没粮食就不走吗？那我就楞告诉你有，先把你骗过来再说。等走到半路没粮食了，你退不能退，自然只有奋勇向前，打下平壤再说了。这种小聪明李昖最擅长不过。第二天祖承训抵达义州以后，大明军队正式集结完毕。李昖兴高采烈地把柳成龙的报告拿给祖承训看，说祖将军咱们出征吧？祖承训不是傻子，朝鲜人这些花活儿根本瞒不过他。他又找了一个借口，说我们负责后勤的杨绍勋总兵还没到呢，等他到了再说吧。大明三千人继续驻屯义州，不动如山，人家国王来了也照样不动，尽显强军风采。李昖见一计不成，只得无奈地催促柳成龙继续筹粮，这天朝大军都是属驴的，不喂饱了是绝计不会推磨的。为了筹粮，朝鲜君臣可谓是招数都想尽了，他们甚至咨询过大明，讨论从天津循海路运粮到朝鲜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大明兵部和户部都不是傻子，我们发兵去朝鲜为你们打仗，还要我们从国内运吃的？没戏。一直到了七月四日，朝鲜的补给计划才算初步成形。这时候柳成龙已经忙得两眼发蓝，过度疲劳导致痔疮发作，几乎起不来床。他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让明军在义州出发时随身携带三天的粮草，然后第一天走九十里路，到良策驻停，由附近的龙川运来一日之粮；第二天再走九十里，抵达林畔馆，由附近的宣川运来一日之粮；接下来到定州、嘉州等地，都是按照这个办法补给。到了安州以后，就进入交战区了，半点粮食也没有。柳成龙安排龙岗附近三县筹集粮草，用大船运到老江下流，让明军在安州就近得到补充。安州距离平壤这段路程沿途没有补充，但明军在义州出发前携带的三日粮草此时还未消耗。到平壤还有一百九十里路，两天时间就能走完，剩下一天攻打平壤城。平壤城内有粮草四万石，只要打下来，就再不用发愁了。这份的计划充分显示了一个人在绝境下所迸发出来的极限智慧。柳成龙清楚地认识到，朝鲜残存地区粮草存量不多而且分散，绝不可能集中在一处再发遣民夫建立运输线。于是，他把一个大问题分解成了无数个小问题，让当地点对点进行短途补充，层层接力，完成了一项近乎不可能的任务。这个补给计划缜密完整，计算精细，堪称后勤计划中的杰作。而且这份计划里，还隐含着朝鲜君臣的一个小心思，他们只给大明军队准备了到平壤城的单程粮草，没有回程计划——你要么打下平壤城，要么活活饿死。朝鲜君臣实在想不出该怎么激励大明军队出兵了。后世的历史学者在研究壬辰战争的兵力时，会注意到明方的史料粗率而简略，日方的记录也多有夸大之辞，惟有朝鲜的记录最为具体翔实，部队人数往往可以精确到个位数，行动日期则精确到天乃至小时。譬如几月几日，谁的军队一个侦察队几十几个人出发到哪里干了什么，路程几多，什么时候回驻地，极其详细不厌其烦。于是有人据此称赞说朝鲜人最有史学素养，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根本原因，是朝鲜方面得负担大明军队供给，大明军队有多少张嘴他们就给多少粮食，所以算粮都是一粒一粒地数，锱铢必争，断断不敢在数字上作手脚。他们的精细记录，其实都是让缺粮食给逼出来的。与此同时，柳成龙还派人在大定江、晴川江两条河上搭建浮桥，保证大明军队进军的道路通畅，顺便确保他们找不到借口拒绝进军。这些准备工作做完以后，李昖又派人去催促祖承训赶紧进兵。七月七日，祖承训开出条件，说我们在朝鲜人生地不熟，必须安排向导给我们，而且向导人数不能少。因为语言也不通，所以需要大量人员带路和负责沟通，至少每个把总和队长那里都要有这么几个朝鲜人吧。放现在，就是每个班都要有带路的老乡和翻译。朝鲜人一听，这要求不算过分，毕竟是自己家的事，自己不出力也不象话。先前从南边一路败退的溃兵里挑拣出一部分，又从各郡征募了一部分，拼凑出了两千来人，为大明军队作向导。李昖心想，这回差不多可以动身了吧？结果第二天一看，祖承训却找不着了。这一下可把朝鲜君臣吓得不轻。他们还记得忠州惨败之前，主帅申砬也是在前夜玩了一回失踪，难道天将也有这种爱好？到了七月九日凌晨，工曹判书韩应寅——就是去年前往北京通报倭情的那位——连跑带喘地跑到义州，真相才大白。原来辽东总兵杨绍勋带五百名部下，在昨天抵达了鸭绿江大明侧的汤站，祖承训急巴巴地渡江去迎接上司了。幸亏当时在汤站的，还有负责辽东联络的尹根寿与韩应寅。他们看到祖承训居然跑回国来，情知有些不妙，不及请示国王，连忙找到杨绍勋，请他催促祖承训进兵。没想到杨绍勋看起来比祖承训性子还慢，他对这两位使臣道：“我军都是骑兵，过不了江。从义州到平壤之间，横着两道江呢，过不去啊。”尹根寿早有准备，当即答道：“晴川江和大定江的浮桥已经造妥了。”杨绍勋有点尴尬，又问：“粮饷船只，这些也得筹措啊。”韩应寅赶紧回答：“都安排好了，就等您一句话！”这回杨绍勋没话说了。韩应寅和尹根寿出来以后一合计，尹根寿负责继续跟随杨绍勋，韩应寅则连夜跑回义州，向国王通报最新情况。祖承训也在同一天返回了义州。七月十日，尹根寿趁热打铁，继续游说杨绍勋，絮絮叨叨，絮絮叨叨，足足唠叨了一天。杨绍勋被他磨的实在是没脾气了，看看朝鲜人确实都准备万全了，只得松了口风，答应让祖承训进兵。他则率自己的五百人马渡江，接替祖承训守护义州的职责。次日祖承训接到杨绍勋的命令后，以史儒所部为先锋，大军启程离开义州，前往反攻平壤的基地定州。朝鲜军的向导营和其他地方部队，也纷纷向着定州靠拢。整个壬辰战争开战已有三个多月，朝方终于出现了一次正式的反攻行动，虽然反攻的主力是明军。义州到定州一共一百八十里，明军走得不慢，应该算急行军，不是强行军，在路上花了两天时间。抵达定州之后，附近的朝鲜军队已经集结完毕，朝方指挥官叫做李薲。祖承训把明军分为三部：前锋史儒部，中军主力祖承训部和负责断后的郭梦征部。朝鲜军队也同样被分成三部分，平均分配到史儒、郭梦征和祖承训三军编制中，担任先导。中朝联军的总兵力达到了五千人。整编完毕以后，祖承训下了一道命令：全军拔寨，全速奔往平壤。奇怪，祖总兵不是一向对反攻兴趣不大么？这一次怎么突然转性了？一切只因为他看到了一份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