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甲辰（二十三日），昭义奏报：亓志绍余众一万五千人来本道请降，已安置在洛州。　　[6]二月，横海节度使李帅诸道行营兵击李同捷，破之，进攻德州。　　[6]二月，新任横海节度使李率诸道行营兵击败李同捷，接着，进攻德州。　　[7]武宁捉生兵马使石雄，勇敢，爱士卒；王智兴残虐，军中欲逐智兴而立雄，智兴知之，因雄立功，奏请除刺史。丙辰；以雄为壁州刺史。　　[7]武宁捉生兵马使石雄作战勇敢，爱护士卒。节度使王智兴对部下残虐无道，军中打算驱逐王智兴，然后拥立石雄为节度使。王智兴得知，于是乘石雄在前线作战立功的机会，奏请朝廷任命他为刺史。丙辰（初六），朝廷任命石雄为壁州刺史。　　[8]史宪诚闻沧景将平而惧，其子唐劝之入朝。丙寅，宪诚使唐奉表请入朝，且请以所管听命。　　[8]史宪诚听说沧景（横海）即将平定的消息，十分恐惧。他的儿子史唐趁机劝他前往京城朝拜，归顺朝廷。丙寅（十六日），史宪诚让史唐携带上奏朝廷的表章前往长安，请求朝廷批准自己入朝参拜，同时，请求以自己管辖的魏博六州听从朝廷诏令。　　[9]石雄既去武宁，王智兴悉杀军中与雄善者百余人。夏，四月，戊午，智兴奏雄摇动军情，请诛之。上知雄无罪，免死，长流白州。　　[9]石雄离开武宁后，王智兴杀军中平日和石雄关系密切的将士一百多人。夏季，四月，戊午（初九），王智兴奏称，石雄煽动军情，请朝廷把他杀掉。文宗知道石雄被王智兴诬陷而无罪，于是，下令免死，流放到白州。　　[10]戊辰，李载义奏攻沧州，破其罗城。李拔德州，城中将卒三千余人奔镇州。李同捷与书请降，并奏其书，谏义大夫柏耆受诏宣慰行营，好张大声势以威制诸将，诸将已恶之矣；及李同捷请降于，遣大将万洪代守沧州；耆疑同捷之诈，自将数百骑驰入沧州，以事诛洪，取同捷及其家属诣京师。乙亥，至将陵，或言王庭凑欲以奇兵篡同捷，乃斩同捷，传首，沧景悉平。　　[10]戊辰（十九日），李载义奏报进攻李同捷的治所沧州，已攻破外城。李率军攻拔德州，城中将士三千人逃奔镇州。李同捷写书给李，请求投降。李把李同捷的降书一并上奏朝廷。这时，谏议大夫柏耆奉诏前来安抚行营将士，他好大张自己的声威，以威严钳制诸将，诸将已深恶痛绝。等到李同捷向李请降，李派遣大将万洪代理自己镇守沧州。柏耆怀疑李同捷请降有诈，于是，率几百名骑兵赴沧州，寻找借口诛杀万洪，然后，把李同捷和他的家属一并带往京城。乙亥（二十六日），柏耆走到德州将陵县，有人对他说，王庭凑策划出奇兵夺取李同捷。于是，柏耆斩李同捷，把他的首级送往京城。至此，沧景（横海）全部平定。　　五月，庚寅，加李载义同平章事。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仅能下之，而柏耆径入城，取为己功，诸将疾之，争上表论列。辛卯，贬耆为循州司户。李寻薨。　　五月，庚寅（十二日），唐文宗加封李载义同平章事的职务。朝廷征发诸道兵马围攻李同捷，用了三年之久，才迫使他投降。而柏耆径直进入沧州城，抓获李同捷作为自己的功劳。诸将都憎恨他，争相上奏予以抨击。辛卯（十三日），朝廷贬柏耆为循州司户。不久，李去世。　　[11]壬寅，摄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　　[11]壬寅（二十四日），暂代魏博节度副使史唐奏称，改名为史孝章。　　[12]六月，丙辰，诏：“镇州四面行营各归本道休息，但务保境，勿相往来；惟庭凑效顺，为达章表，余皆勿受。”　　[12]六月，丙辰（初八），唐文宗下诏：“镇州（成德）四面行营各道兵马，各自返回本道休整，只求保卫边境安全，而不要互相有所往来，只有当王庭凑表示愿意归顺朝廷时，才可为他转达上奏朝廷的奏折，其余一概不要接受。”　　[13]辛酉，以史宪诚为兼侍中、河中节度使；以李听兼魏博节度使。分相、卫、澶三州，以史孝章为节度使。　　[13]辛酉（十三日），唐文宗任命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兼任侍中、河中节度使；任命义成节度使李听兼魏博节度使。同时下令把魏博管辖的相、卫、澶三州分割出来，任命史孝章为节度使。　　[14]初，李闻柏耆杀万洪，大惊，疾遂剧。上曰：“若死，是耆杀之也！”癸酉，赐耆自尽。　　[14]当初，李听到柏耆擅杀万洪的消息后，大为吃惊，病情更加严重。文宗得知后说：“李如果病死，就是柏耆把他害死的。”癸酉（二十五日），命柏耆自杀。　　[15]河东节度使李程奏得王庭凑书，请纳景州；又奏亓志绍自缢。　　[15]河东节度使李程奏称收到王庭凑给朝廷的书信，请求把景州交还朝廷。李程又奏报说，亓志绍已经自杀。　　[16]上遣中使赐史宪诚旌节，癸酉，至魏州。时李听自贝州还军馆陶，迁延未进，宪诚竭府库以治行。甲戌，军乱，杀宪诚，奉牙内都知兵马使灵武何进滔知留后。李听进至魏州，进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进滔出兵击李听；听不为备，大败，溃走，昼夜兼行，趣浅口，失亡过半，辎重兵械尽弃之。昭义兵救之，听仅而得免，归于滑台。　　[16]唐文宗派遣宦官授予史宪诚河中节度使的旌节。癸酉（二十五日），宦官抵达魏州。这时，李听率军从贝州返回，走到魏州以北的馆陶县时，犹豫而不再前进。史宪诚竭尽魏博库存的财物为自己治办行装。甲戌（二十六日），将士哗变，杀死史宪诚，拥立牙内都知兵马使、灵武人何进滔代理留后。李听率军抵达魏州城下，遭到何进滔的抵抗，不能入城。秋季，七月，何进滔出兵攻击李听，李听毫无准备，大败而逃，昼夜兼行，直奔馆陶县浅口镇，士卒损失逃亡过半，辎重兵器全都丢弃。昭义出兵救援，李听才得以逃免，回到义成的治所滑台。　　河北久用兵，馈运不给，朝廷厌苦之。八月，壬子，以进滔为魏博节度使，复以相、卫、澶三州归之。　　自从太和元年朝廷出兵讨伐横海李同捷以来，长期在河北地区用兵伐叛，军需运输一直难以为继，朝廷对此十分厌烦苦恼，不愿再生事端。于是，八月，壬子（初五），任命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并将相、卫、澶三州重新归还魏博管辖。　　[17]沧州承丧乱之余，骸骨蔽地，城空野旷，户口存者什无三四。癸丑，以卫尉卿殷侑为齐、德、沧、景节度使。侑至镇，与士卒同甘苦，招抚百姓，劝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复业。先是，本军三万人皆仰给度支，侑至一年，租税自能赡其半；二年，请悉罢度支给赐；三年之后，户口滋殖，仓廪充盈。　　[17]横海的治所沧州在经过多年战乱以后，骸骨遍地，城野空旷，户口流失，现存人口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三四。癸丑（初六），唐文宗任命卫尉卿殷侑为齐、德、沧、景节度使。殷侑赴任后，与士卒同甘共苦，招抚百姓，鼓励耕田植桑，流散的百姓渐渐回乡复业。此前，本军三万人的军需都由朝廷度支供给，殷侑任职一年后，依靠当地租税收入，已能供给一半军需；两年以后，全部自给，请求度支停止供给；三年以后，户口大大增加，仓库充盈。　　[18]王庭凑因邻道微露请服之意；壬申，赦庭凑及将士，复其官爵。　　[18]王庭凑通过邻近的藩镇透露出愿意归顺朝廷的意图。壬申（二十五日），唐文宗下诏，赦免王庭凑和成德将士的罪行，恢复他们的职务和爵位。　　[19]征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为兵部侍郎，裴度荐以为相。会吏部侍郎李宗闵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闵同平章事。　　[19]唐文宗征召任命浙西道观察使李德裕为兵部侍郎。裴度推荐李德裕为宰相。这时，吏部侍郎李宗闵得到宦官的帮助，甲戌（二十七日），文宗任命李宗闵为同平章事。　　[20]上性俭素，九月，辛巳，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纱绫罗；听朝之暇，惟以书史自娱，声乐游畋未尝留意。驸马韦处仁尝著夹罗巾，上谓曰：“朕慕卿门地清素，故有选尚。如此巾服，听其他贵戚为之，卿不须尔。”　　[20]唐文宗生性节俭朴素。九月，辛巳（初四），命令神策护军中尉以下官员不得穿纱绫罗之类的高级丝织品。文宗在处理朝政以外的闲暇时间，仅仅以读书观史为乐，对于女色、音乐和外出打猎从来不曾留意。一次，驸马韦处仁头戴夹罗巾，文宗对他说：“朕羡慕你家门第清高素雅，所以，挑选你做驸马。像这样贵重的头巾，让那些达官贵戚去戴，你最好不要戴。”　　[21]壬辰，以李德裕为义成节度使。李宗闵恶其逼己，故出之。　　[21]壬辰（十五日），唐文宗任命李德裕为义成节度使。宰相李宗闵忌恨李德裕可能威胁自己的地位，所以建议文宗任命他外出赴任。　　[22]冬，十月，丙辰，以李听为太子少师。　　[22]冬季，十月，丙辰（初九），唐文宗任命李听为太子少师。　　[23]路隋言于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谷琐碎之务，如杨国忠、元载、皇甫皆奸臣，所为不足法也。”上以为然。于是裴度辞度支；上许之。　　[23]宰相路隋对文宗说：“宰相责任重大，不适合兼管钱、谷之类的琐碎事务。过去，杨国忠、元载、皇甫身为宰相，而兼管财政，但他们都是奸臣，所以，不足以效法。”文宗认为有理。这时，宰相裴度请求辞去兼任的度支使的职务，于是，文宗批准。　　[24]十一月，甲午，上祀圜丘；赦天下。四方毋得献奇巧之物，其纤丽布帛皆禁之，焚其机杼。　　[24]十一月，甲午（十八日），唐文宗亲赴圜丘祭天，宣诏大赦天下。禁止各地进献奇技淫巧之物，凡是细密华美的布帛一律禁止生产，织造这类物品的纺织机一律焚烧。　　[25]丙申，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奏南诏入寇。元颖以旧相，文雅自高，不晓军事，专务蓄积，减削士卒衣粮。西南戍边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蛮境钞盗以自给，蛮人反以衣食资之；由是蜀中虚实动静，蛮皆知之。南诏自嵯颠谋大举入寇，边州屡以告，元颖不之信；嵯颠兵至，边城一无备御。蛮以蜀卒为乡导，袭陷、戎二州。甲辰，元颖遣兵与战于邛州南，蜀兵大败；蛮遂陷邛州。　　[25]丙申（二十日），剑南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奏报：南诏国侵犯边境。杜元颖认为自己过去曾担任宰相，文才高雅，因而自诩清高。他不懂军事，却专门积蓄财产，减削士卒的衣食供给。西南戍边的士卒衣食不足，纷纷到南诏国境内去掠夺偷盗，以便自给。南诏国反而赠送他们衣物和粮食，于是，西川的动静虚实，南诏国都能知晓。南诏国自从嵯颠执掌朝政，就密谋大举侵犯西川，西南的边防州郡多次向杜元颖反映，杜元颖一概不信。这时，嵯颠率兵来临，边防的城池毫无防备。南诏军队以西川的降卒为向导，袭击并攻陷了、戎二州。甲辰（二十八日），杜元颖派兵和南诏军队在邛州以南交战，西川兵大败。南诏乘胜攻占邛州。　　[26]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入朝。　　[26]武宁节度使王智兴来京城朝拜。　　[27]诏发东川、兴元、荆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发鄂岳、襄邓、陈许等兵继之。　　[27]唐文宗下诏，征发剑南东川、兴元、荆南三道的兵马前往西川救援。十二月，丁未朔（初一），又征发鄂岳、襄邓、陈许等道兵再住增援。　　[28]以王智兴为忠武节度使。　　[28]唐文宗任命王智兴为忠武节度使。　　[29]己酉，以东川节度使郭钊为西川节度使，兼权东川节度事。　　[29]己酉（初三），唐文宗任命剑南东川节度使郭钊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并代理东川节度使。　　嵯颠自邛州引兵径抵成都，庚戌，争其外郭。杜元颖帅众保牙城以拒之，欲遁者数四。壬子，贬元颖为邵州刺史。　　嵯颠从邛州出兵，径直抵达成都城下，庚戌（初四），攻陷成都外城。杜元颖率领将士退守牙城，抵抗南诏军队。杜元颖几次想离城逃亡。壬子（初六），唐文宗贬杜元颖为邵州刺史。　　[30]己未，以右领军大将军董重质为神策、诸道西川行营节度使，又发太原、凤翔兵赴西川。南诏寇东川，入梓州西川。钊兵寡弱不能战，以书责嵯颠。嵯颠复书曰：“杜元颖侵扰我，故兴兵报之耳。”与钊修好而退。　　[30]己未（十三日），唐文宗任命右领军大将军董重质为神策军及诸道西川行营节度使。同时，征发太原、凤翔两道兵增援西川。这时，南诏军队又侵犯东川，进入东川节度使驻地梓州的西城。郭钊兵力寡弱，无力坚守，于是写信责备嵯颠入侵，嵯颠回信说：“杜元颖侵扰我国，所以，我国兴兵报复。”嵯颠和郭钊休兵和好，率兵退去。　　蛮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抚蜀人，市肆安堵；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颠自为军殿，及大度水，嵯颠谓蜀人曰：“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众皆恸哭，赴水死者以千计。自是南诏工巧埒于蜀中。　　南诏军队驻留成都西城十天。开始时，还安抚西川人民，因而集市安然。临走时，方才大肆掠夺妇女和各种工匠几万人，以及各种珍宝奇货，然后退去。西川百姓大为恐惧，往往跳江而逃，尸首沿江漂流而下。嵯颠亲自率军断后，走到大渡河时，他对俘掠来的西川人说：“从这里往南，就进入我国的境内了。现在，允许你们哭别故乡。”西川人都大声痛哭，投河而死者有千人。从此以后，南诏国工匠的技术水平可以和西川媲美。　　嵯颠遣使上表，称：“蛮比修职贡，岂敢犯边，正以杜元颖不恤军士，怨苦元颖，竞为乡导，祈我此行以诛虐帅。诛之不遂，无以慰蜀士之心，愿陛下诛之。”丁卯，再贬元颖循州司马。诏董重质及诸道兵皆引还。郭钊至成都，与南诏立约，不相侵扰。诏遣中使以国信赐嵯颠。　　嵯颠派遣使者来朝上表，说：“我国近年来一直向贵国称臣纳贡，岂敢擅自侵犯边境，只是由于杜元颖不爱护士卒，士卒痛恨他，才争相做我的向导，请求我出兵诛杀杜元颖。不料此行未能把他诛杀，我已无法安抚西川士卒，实现自己的诺言，希望陛下把他杀掉。”丁卯（二十一日），唐文宗再次贬杜元颖为循州司马。同时下诏，命董重质和诸道增援西川的兵马都退回。新任西川节度使郭钊抵达成都后，和南诏国签订友好条约，规定两国互不侵扰。于是，文宗又下诏，命宦官携带朝廷信件前往南诏国，递交嵯颠。四年（庚戌、830）　　四年（庚戌，公元830年）　　[1]春，正月，辛巳，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入朝。　　[1]春季，正月，辛巳（初六），武昌节度使牛僧孺来京城朝拜。　　[2]戊子，立子永为鲁王。　　[2]戊子（十三日），唐文宗立儿子李永为鲁王。　　[3]李宗闵引荐牛僧孺；辛卯，以僧孺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于是二人相与排摈李德裕之党，稍稍逐之。　　[3]宰相李宗闵向文宗推荐牛僧孺。辛卯（十六日），文宗任命牛僧孺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于是，二人一起排挤李德裕的党羽，逐渐把他们从朝廷中贬逐出去。　　[4]南诏之寇成都也，诏山南西道发兵救之，兴元兵少，节度使李绛募兵千人赴之，未至，蛮退而还。　　[4]南诏国当初侵犯成都的时候，朝廷诏命山南西道派兵前往增援。山南西道节度使驻地兴元府的兵力太少，于是，节度使李绛招募新兵一千人前往，尚未到达西川，南诏兵已经退走，新兵于是返回兴元。　　兴元兵有常额，诏新募兵悉罢之。二月，乙卯，绛悉召新军，谕以诏旨而遣之，仍赐以廪麦，皆怏怏而退。往辞监军，监军杨叔元素恶绛不奉己，以赐物薄激之。众怒，大噪，掠库兵，趋使牙。绛方与僚佐宴，不为备，走登北城。或劝缒而出，绛曰：“吾为元帅，岂可逃去！”麾推官赵存约令去。存约曰：“存约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将王景延与贼力战死，绛、存约及观察判官薛齐皆为乱兵所害，贼遂屠绛家。　　兴元府的兵力编制历来有严格规定，因此朝廷诏命新招募的兵士一律遣返。二月，乙卯（初十），李绛召集新兵，传达朝廷的诏令，然后，每人赏赐麦子，命令他们回家。新兵闷闷不乐而退，前去向监军杨叔元辞别。杨叔元向来恨李绛不阿谀奉迎自己，就借口说赏赐的东西太少，故意激怒新兵对李绛不满。新兵果然被激怒，顿时哗变，掠抢库存的兵器后，直向节度使衙门冲去。这时，李绛正和自己的幕僚在一起饮酒宴乐，毫无防备，于是慌忙向北城跑去。有人劝李绛从城上缒下逃走，李绛说：“我是节度使，岂能逃走！”命令推官赵存约赶快走。赵存约说：“我以往得到您的赏识和重用，岂可现在自己苟且偷生！”牙将王景延和乱兵拼力厮杀而死。李绛、赵存约和观察判官薛齐都被乱兵杀害。接着，乱兵屠杀了李绛的全家。　　戊午，叔元奏绛收新军募直以致乱。庚申，以尚书右丞温造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是时，三省官上疏共论李绛之冤；谏议大夫孔敏行具呈叔元激怒乱兵，上始悟。　　戊午（十三日），杨叔元上奏朝廷说，李绛擅自收取招募新兵用的财物，因而导致新兵哗变。庚申（十五日），唐文宗任命尚书右丞温造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这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官员联名上疏，申诉李绛冤枉，谏议大夫孔敏行把杨叔元如何激怒新兵作乱的事实经过呈奏文宗，文宗这才明白李绛被害的事实真相。　　[5]三月，乙亥朔，以刑部尚书柳公绰为河东节度使。先是，回鹘入贡及互市，所过恐其为变，常严兵迎送防卫之。公绰至镇，回鹘遣梅录李畅以马万匹互市，公绰但遣牙将单骑迎劳于境，至则大辟牙门，受其礼谒。畅感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驰猎，无所侵扰。　　[5]三月，乙亥朔（初一），唐文宗任命刑部尚书柳公绰为河东节度使。以前，回鹘国派人来唐贡奉特产或进行商品交易时，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都担心回纥兵变作乱，因而，常常在迎来送往时，严阵以待，以防不测。柳公绰上任后，回鹘国派遣梅李畅带马一万匹前来交易，柳公绰只派一名牙将骑马到边境上去迎接。李畅到达太原后，柳公绰命令大开节度使衙门，接受李畅的拜谒。李畅被柳公绰的信任所感动，潸然泪下，告诫他的部下，不得在沿途驰猎，侵扰百姓。结果，回鹘此行交易一无侵扰。　　陉北沙陀素骁勇，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绰奏以其酋长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使居云、朔塞下，捍御北边。执宜与诸酋长入谒，公绰与之宴。执宜神彩严整，进退有礼，公绰谓僚佐曰：“执宜外严而内宽，言徐而理当，福禄人也。”执宜母妻入见，公绰使夫人与之饮酒，馈遗之。执宜感恩，为之尽力。塞下旧有废府十一，执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杂虏不敢犯塞。　　居住在河东陉岭以北的沙陀部落，向来以骁勇著称，九姓回鹘和六州胡都被沙陀的骁勇所折服。柳公绰奏请朝廷任命沙陀酋长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批准他们迁居到云州、朔州的边塞之间，以便保卫河东的北方边境。朱邪执宜和沙陀的诸位酋长前来太原拜访柳公绰，柳公绰设宴招待。朱邪执宜神色严肃，见人彬彬有礼，柳公绰对幕僚说：“执宜看起来外表严肃，实际上内心对人宽容；说话虽然缓慢但却言之成理，真是一个有福相的人啊！”执宜的母亲和妻子前来拜见，柳公绰让自己的夫人和她们一起喝酒，然后，赠送礼物。执宜感谢柳公绰的赏识和信任，表示愿意尽力效劳。云州和朔州有过去残留作废的营栅十一个，执宜派人加以修建，命令他的部落兵三千人分别镇守。从此以后，在边境上游牧的退浑、回鹘、鞑靼、奚、室韦等蛮族部落不敢再轻易侵犯。　　[6]温造行至褒城，遇兴元都将卫志忠征蛮归，造密与之谋诛乱者，以其兵八百人为牙队，五百人为前军，入府，分守诸门。己卯，造视事，飨将士于牙门，造曰：“吾欲问新军去留之意，宜悉使来前。”既劳问，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围之，既合，唱“杀！”新军八百余人皆死。杨叔元起，拥造靴求生，造命囚之。其手杀绛者，斩之百段，余皆斩首，投尸汉水，以百首祭李绛，三十首祭死事者，具事以闻。己丑，流杨叔元于康州。　　[6]温造赶赴山南西道上任，走到褒城时，遇到兴元都将卫志忠刚刚讨伐蛮人回来。温造和卫志忠秘密商议诛讨新兵哗变者的方案。于是，以卫志忠所率领的八百人作为自己的亲兵，另外五百人作为前锋，到达兴元后，进入节度使衙门，分兵把守各门。己卯（初五），温造开始办公，在衙门用酒肉犒劳将士，他对部下说：“我想问一问新兵是愿走还是愿留，请把他们全部找来。”温造慰劳新兵后，命大家都坐下，然后开始喝酒。这时，卫志忠秘密地布置亲兵包围新兵，包围圈刚刚完成，卫志忠大喊一声“杀！”顿时，新兵八百多人全被杀死。监军杨叔元急忙起身，抱住温造的靴子请求免死，温造下令把他拘捕。当时亲手杀死李绛的凶手，被斩成一百段，其余的新兵，都被斩首，尸体全被投到汉江中。温造命用一百个新兵的首级祭奠李绛，三十个首级祭奠其他死者，然后，把以上情况向朝廷报告。己丑（十五日），唐文宗下令，将杨叔元流放到康州。　　[7]癸卯，加淮南节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为荆南节度使。　　[7]癸卯（二十九日），唐文宗加封淮南节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的职务，任荆南节度使。　　[8]奚寇幽州，夏，四月，丁未，卢龙节度使李载义击破之；辛酉，擒其王茹羯以献。　　[8]奚族进犯幽州，夏季，四月，丁未（初三），卢龙（幽州）节度使李载义打败奚族。辛酉（十七日），李载义活捉奚王茹羯奉献朝廷。　　[9]裴度以高年多疾，恳辞机政。六月，丁未，以度为司徒、平章军国重事，俟疾损，三五日一入中书。　　[9]裴度以自己年老多病，恳请唐文宗批准自己辞去宰相职务。六月，丁未（初五），文宗任命裴度为司徒、平章军国重事，等病情减轻后，可三天或五天到中书门下办公一次。　　上患宦者强盛，宪宗、敬宗弑逆之党犹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专横，招权纳贿，上不能制。尝密与翰林学士宋申锡言之，申锡请渐除其逼。上以申锡沈厚忠谨，可倚以事，擢为尚书右丞；七月，癸未，以申锡同平章事。　　唐文宗忧虑宦官势力过于强盛，这时，杀害唐宪宗、唐敬宗的凶手，仍有人在文宗左右侍从。神策军中尉王守澄尤其专横跋扈，招权纳贿，文宗无法驾驭。一次，文宗秘密地对翰林学士宋申锡谈及宦官专权的问题，宋申锡认为应当逐渐翦除宦官势力。文宗认为宋申锡性情深沉宽厚，忠正谨慎，可以信任依靠，和他密议诛除宦官。于是，提拔宋申锡为尚书右丞。七月，癸未（十一日），任命宋申锡为同平章事。　　[10]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闵为观察判官，由是渐获进用。至是，怨度荐李德裕，因其谢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10]当初，裴度率军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时，奏请李宗闵为幕府的观察判官，由此李宗闵逐渐被提拔任用。这时，李宗闵怨恨裴度向朝廷推荐李德裕，于是，趁裴度因病提出辞职的机会，建议文宗批准并将裴度外放到藩镇任职。九月，壬午（十一日），文宗任命裴度兼任侍中，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11]西川节度使郭钊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义成节度使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　　[11]剑南西川节度使郭钊由于身体有病，请求辞职。冬季，十月，戊申（初七），唐文宗任命义成节度使李德裕为剑南西川节度使。　　蜀自南诏入寇，一方残弊，郭钊多病，未暇完补。德裕至镇，作筹边楼，图蜀地形，南入南诏，西达吐蕃。日召老于军旅、习边事者，虽走卒蛮夷无所间，访以山川、城邑、道路险易广狭远近，未逾月，皆若身尝涉历。　　西川自从遭南诏国侵掠以后，残破凋敝。郭钊由于身体多病，因而未暇修补。李德裕上任后，修建筹边楼，派人绘制西川的地形图，南到南诏国，西到吐蕃国。他又每天召集那些长期在军队中供职，熟悉边防情况的将士，即使是士卒或夷人、蛮人也不放过，向他们仔细询问山川、城市、道路的险易、宽窄和远近情况。不到一个月，就了如指掌，如身历其境一般。　　上命德裕修塞清溪关以断南诏入寇之路，或无土，则以石垒之。德裕上言：“通蛮细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镇守，可保无虞；但黎、雅以来得万人，成都得二万人，精加训练，则蛮不敢动矣。边兵又不宜多，须力可临制。崔旰之杀郭英义，张之逐张延赏，皆镇兵也。”时北兵皆归本道，惟河中、陈许三千人在成都，有诏来年三月亦归，蜀人惧。德裕奏乞郑滑五百人、陈许千人以镇蜀；且言：“蜀兵脆弱，新为蛮寇所困，皆破胆，不堪征戍。若北兵尽归，则与杜元颖时无异，蜀不可保。恐议者云蜀经蛮寇以来，已自增兵，者蛮寇已逼，元颖始募市人为兵，得三千余人，徒有其数，实不可用。郭钊募北兵仅得百余人，臣复召募得二百余人，此外皆元颖旧兵也。恐议者又闻一夫当关之说，以为清溪可塞。臣访之蜀中老将，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余小径无数，皆东蛮临时为之开通，若言可塞，则是欺罔朝廷。要须大度水北更筑一城，迤逦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况闻南诏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赂遗吐蕃，若使二虏知蜀虚实，连兵入寇，诚可深忧。其朝臣建言者，盖由祸不在身，望人责一状，留入堂案，他日败事，不可令臣独当国宪。”朝廷皆从其请。德裕乃练士卒，葺堡鄣，积粮储以备边，蜀人粗安。　　　唐文宗命令李德裕派人堵塞清溪关，以断绝南诏国入侵西川的通道，如果没有土的话，就用石头垒。李德裕上言说：“西川通住南诏国的小路很多，所以，不能阻塞清溪关，只能派重兵镇守，才可万无一失。同时，只要从黎州，雅州召募一万人，成都召募二万人，加强训练则南诏必然不敢轻举妄动。边防戍兵不宜太多，关键在于能够驾驭，听从指挥。过去，崔旰杀节度使郭英义，张驱逐节度使张延赏，所依靠的都是边防戍兵。”这时，北方各道援救西川的兵马大多已返回本道，只有河中、陈许三千人仍留在成都，朝廷下诏，命令他们在次年三月也一并撤回。于是，西川人都恐惧不安，担心各道兵马撤走后，南诏国再乘虚进犯。李德裕上奏朝廷，请求留郑滑五百人，陈许一千人，继续镇守西川，并且说：“西川兵士本性懦弱，最近，又刚刚被南诏打败，都胆战心惊，不堪再用于征战戍防。如果北方各道救援西川的兵马都撤走，那就和杜元颖但任西川节度使时，边防空虚一样，西川肯定难以保全。我担心朝廷有人可能说，西川自从遭受南诏侵犯以后，本道已经增加兵力。其实，前不久直到南诏已经逼近时，杜元颖才开始招募成都市民为兵，总共得三千多人，徒有其数，实际上毫无战斗经验。郭钊仅在东川招募了一百多人，我又招募二百多人，此外都是杜元颖的原有兵力。我还担心朝廷中有人听信蜀道险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认为只要堵塞清溪关，就可以阻挡南诏国的侵扰了。我曾访询过西川的老将，得知在清溪关的旁边，还有三条大路，小路不计其数，这都是东蛮为南诏国临时开通的道路。如果认为只要堵塞清溪关，就能阻挡南诏国的侵扰，那就是欺骗朝廷。关键是应当在大渡河以北另外修建一个城堡，和黎州连绵相接，用重兵屯守，才可能抵挡南诏国的侵犯。况且我听说南诏国把他们俘掠的二千西川人和大批金钱财宝用来贿赂吐蕃，如果他们知道西川的虚实，两国联合入侵，国家的安危就很值得忧虑了。现在，朝廷有些人轻率地提出建议，都是由于他们不负责任的缘故。希望朝廷责令他们把自己的建议写成状子，留在政事堂存档，一旦将来出了问题，有案可查，不能找我一个人担当罪责。”朝廷全部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李德裕训练士卒，修补城堡边障，积储军粮，以便加强边防。西川人民初步安定下来。　　[12]是岁，勃海宣王仁秀卒，子新德早死，孙彝震立，改元咸和。　　[12]这一年，勃海国宣王大仁秀去世，他的儿子大新德早年死亡，于是，他的孙子大彝震被立为国王，改年号为咸和。五年（辛亥、831）　　五年（辛亥，公元831年）　　[1]春，正月，丁巳，赐沧、齐、德节度名义昌军。　　[1]春季，正月，丁巳（十八日），唐文宗赐沧、齐、德节度使名为义昌军节度使。　　[2]庚申，卢龙监军奏李载义与敕使宴于球场后院，副兵马使杨志诚与其徒呼噪作乱，载义与子正元奔易州；志诚又杀莫州刺史张庆初。上召宰相谋之，牛僧孺曰：“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刘总暂献其地，朝廷费钱八十万缗而无丝毫所获。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上从之。载义自易州赴京师，上以载义有平沧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顺；二月，壬辰，以载义为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杨志诚为卢龙留后。　　[2]庚申（二十一日），卢龙（幽州）监军奏报：节度使李载义在球场后院设宴接待朝廷派来的敕使，副兵马使杨志诚乘机和他的党羽喧哗作乱，李载义和他的儿子李正元逃奔易州。杨志诚又擅自杀死莫州刺史张庆初。唐文宗召集宰相商议对策，牛僧孺说：“幽州自从安禄山、史思明以来，一直割据跋扈，实际上已不属于朝廷管辖了。穆宗皇帝在位时，幽州节度使刘总曾经归顺朝廷，然而，朝廷花费了八十万缗钱，却一无所获。所以，今天杨志诚夺取幽州，和上次李载义夺取一样，不如借此机会安抚杨志诚，让他保卫北方边境，防备奚、契丹的侵扰，而不必计较他们对朝廷的态度。”文宗采纳了牛僧孺的意见。李载义从易州奔赴京城，文宗考虑到他曾出兵参予平定横海李同捷叛乱，立有战功，而且一直对朝廷恭敬顺服，二月，壬辰（二十三日），任命李载义为太保，仍兼任同平章事的职务；任命杨志诚为卢龙（幽州）留后。　　臣光曰：昔者圣人顺天理、察人情，知齐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师长以正之；知群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诸侯以制之；知列国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统之。天子之于万国，能褒善而黜恶，抑强而扶弱，抚服而惩违，禁暴而诛乱，然后发号施令而四海之内莫不率从也。《诗》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载义藩屏大臣，有功于国，无罪而志诚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无所问，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则是将帅之废置杀生皆出于士卒之手，天子虽在上，何为哉！国家之有方镇，岂专利其财赋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术耳，岂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臣司马光曰：过去，圣人顺应天理，体察民情，知道天下的百姓不能相互治理，所以，设置官吏进行统治；知道群臣百官之间不能相互指使，所以建置诸侯加以控制；知道诸侯国之间不能相互顺服，所以设立天子进行统辖。天子对于天下的诸侯各国来说，能够表彰善良而贬斥邪恶，抑制强暴而扶持弱小，禁止暴虐而诛讨叛乱，然后发号施令，天下各地无不顺从。所以，《诗经》说：“我们圣明的天子，之所以勤勉不懈，都是为了治理好国家。”李载义是堂堂的节度使，对国家曾立有战功，无罪而被杨志诚无端驱逐，这种不轨行为，作为天子，应当严惩不贷。如果坐视不问，反而将幽州节度使的职务授予他，那么，藩镇将帅的废立生杀大权就都出于士卒的手，天子虽然高高在上，又有什么用呢！国家设置藩镇，难道就是让他们擅自据有当地的财赋吗？像牛僧孺这样的处置办法，不过是姑息藩镇，以求苟且偷安罢了，怎能说是作为国家的宰相而辅佐天子治理天下的正道呢？　　[3]新罗王彦升卒，子景徽立。　　[3]新罗国王金彦升去世，他的儿子金景徽被立为国王。　　[4]上与宋申锡谋诛宦官，申锡引吏部侍郎王为京兆尹，以密旨谕之。泄其谋，郑注、王守澄知之，阴为之备。　　[4]唐文宗和宰相宋申锡密谋诛除宦官，宋申锡推荐吏部侍郎王为京兆尹，把文宗打算诛除宦官的意图透露给他。王泄露了文宗的意图，郑注、王守澄得知后，暗地里进行防备。　　上弟漳王凑贤，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卢著诬告申锡谋立漳王。戊戌，守澄奏之，上以为信然，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骑屠申锡家，飞龙使马存亮固争曰：“如此，则京城自乱矣！宜召他相与议其事。”守澄乃止。　　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德才兼备，很有声望。郑注令神策军都虞候豆卢著诬告宋申锡阴谋拥立漳王，戊戌（二十九日），王守澄把豆卢著的诬告奏报文宗，文宗信以为真，大为恼怒。王守澄随即要派二百个骑兵去屠杀宋申锡全家，飞龙使马存亮一再劝阻说：“如果这样，京城肯定大乱！最好召集宰相一起商议这件事。”王守澄这才作罢。　　是日，旬休，遣中使悉召宰相至中书东门。中使曰：“所召无宋公名。”申锡知获罪，望延英，以笏扣头而退。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顾愕眙。上命守澄捕豆卢著所告十六宅宫市品官晏敬则及申锡亲事王师文等，于禁中鞫之；师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锡罢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无敢显言其冤者，独京兆尹崔、大理卿王正雅连上疏请出内狱付外廷核实，由是狱稍缓。正雅，之子也。晏敬则等自诬服，称申锡遣王师文达意于王，结异日之知。　　这天，正值宰相休假，文宗派宦官召集全体宰相到中书省东门。宰相到齐后，宦官说：“皇上召集的名单中没有宋申锡。”宋申锡明白自己被人诬告，于是，遥望延英殿，手执笏板磕头后退下。宰相到延英殿后，文宗拿出王守澄的奏折让宰相看，宰相们大吃一惊，面面相觑。文宗命令王守澄派人逮捕豆卢著所诬告的管理十六宅官晏敬则、宋申锡的亲信侍从王师文等人，押到宫中由宦官审讯。王师文得知消息后逃亡。三月，庚子（初二），宋申锡被罢免宰相职务，担任太子右庶子。从宰相到大臣百官，几乎没有人敢上书为宋申锡辩冤，只有京兆尹崔、大理卿王正雅接连上疏，请求将宫中审讯的结果交付御史台复核。于是，宦官对此案的审理才稍微放缓。王正雅是王的儿子。晏敬则等人承认豆卢著所诬告的都是事实，并声称确是宋申锡派王师文向漳王转达他的意向，将来拥立漳王为皇帝。　　狱成，壬寅，上悉召师保以下及台省府寺大臣面询之。午际，左常侍崔玄亮、给事中李固言、谏议大夫王质、补阙卢钧、舒元褒、蒋系、裴休、韦温等复请对于延英，乞以狱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与大臣议之矣。”屡遣之出，不退。玄亮叩头流涕曰：“杀一匹夫犹不可不重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曰：“当更与宰相议之。”乃复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与何求！申锡殆不至此！”郑注恐覆按诈觉，乃劝守澄请止行贬黜。癸卯，贬漳王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存亮即日请致仕。玄亮，磁州人；质，通五世孙；系，之子；元褒，江州人也。晏敬则等坐死及流窜者数十百人，申锡竟卒于贬所。　　审讯结束后，壬寅（初四），文宗召集太子太师、太子太保以下官员，以及御史台，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大理寺的大臣当面询问审讯的情况。快到中午时，左常侍崔玄亮、给事中李固言、谏议大夫王质、补阙卢钧、舒元褒、蒋系、裴休、韦温等人再次请求在延英殿面见文宗，乞请将审讯结果交御史台复审。文宗说：“我已经和朝廷大臣商议过了。”接着，多次下令这几个人退出，崔玄亮等人不退。崔玄亮一边磕头，一边哭着说：“杀掉一个百姓都不能不慎重，何况宰相呢！”文宗的怒气逐渐缓解，说：“我打算再和宰相商议。”于是，再次召集宰相来延英殿。宰相们到后，牛僧孺说：“做臣下的地位再高也不过是宰相，现在，宋申锡已经担任了宰相。假如他真的想拥立漳王而谋反，那么，他又能得到什么呢！我认为宋申锡决不会傻到这种地步！”郑注恐怕复审使他们的骗局揭穿，于是，劝王守澄奏请文宗尽快结案处理。癸卯（初五），唐文宗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飞龙使马存亮知宋申锡被冤枉，而自己无法为他辩冤，同时憎恨王守澄专横跋扈，于是，当日请求退休。崔玄亮是磁州人；王质是王通的第五代子孙；蒋系是蒋的儿子；舒元褒是江州人。晏敬则等近百人因此案牵连而被判处死刑或被流放。宋申锡最后死在被贬之地。　　[5]夏，四月，己丑，以李载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志诚为幽州节度使。　　[5]夏季，四月，己丑（二十一日），唐文宗任命李载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志诚为幽州节度使。　　[6]五月，辛丑，上以太庙两室破漏，逾年不葺，罚将作监、度支判官、宗正卿俸；亟命中使帅工徒，辍禁中营缮之材以葺之。左补阙韦温谏，以为：“国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为堕旷，宜黜其人，更择能者代之。今旷官者止于罚俸，而忧轸所切即委内臣，是以宗庙为陛下所私而百官皆为虚设也。”上善其言，即追止中使，命有司葺之。　　[6]五月，辛丑（初四）唐文宗鉴于太庙有两间房屋破损而漏雨，一年多还没有修补，于是，下令罚将作监、度支判官、宗正卿的俸禄，紧急下令暂停宫中的修建，由宦官率领工匠，用宫中修建的材料修补太庙。左补阙韦温劝阻文宗说：“国家设置百官，各负其责，如果他们有人失职，应当撤职，另选有才能的官员予以替代。但是，陛下对失职的官员仅仅罚俸禄而己，而太庙漏雨却委任宦官去进行修补，这样做，就是把太庙当作陛下的私产，百官都徒为虚设而已了。”文宗认为韦温言之成理，随即命人追回宦官，仍命有关部门负责修补太庙。　　[7]丙辰，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诣南诏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还。　　[7]丙辰（十九日），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报：本道派遣使者到南诏国，索要南诏国掠夺的西川百姓，总计四千人返回。　　[8]秋，八月，戊寅，以陕虢观察使崔郾为鄂岳观察使。鄂岳地囊山带江，处百越、巴、蜀、荆、汉之会，土多群盗，剽行舟，无老幼必尽杀乃已。郾至，训卒治兵，作蒙冲追讨，岁中，悉诛之。郾在陕，以宽仁为治，或经月不笞一人，及至鄂，严峻刑罚；或问其故，郾曰：“陕土民贫，吾抚之不暇，尚恐其惊；鄂地险民杂，夷俗剽狡为奸，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贵知变，盖谓此也。”　　[8]秋季，八月，戊寅（十三日），唐文宗任命陕虢观察使崔郾为鄂岳观察使。鄂岳含有众山，长江从这里流过，该地处于百越、巴、蜀、荆汉等地的交界，多有盗贼，剽掠行人舟船，不管老人儿童，一旦抓住就全部杀死。崔郾上任后，训练士卒，制造兵器和战船，分兵追击讨伐，不到一年，就全部讨灭。崔郾在陕虢时，为政宽厚仁慈，有时一个月都不鞭打惩罚一人。但到鄂岳后，却严刑峻法。有人问他是什么原因，崔郾说：“陕虢土地贫，百姓穷困，我整天安抚都来不及，惟恐惊扰百姓；鄂岳却不大相同，这里地势险要，民族杂居，夷族风俗崇尚剽掠狡诈，不用重刑，就难以治理。为政贵在通变，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9]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从来终身不简，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简去四千四百余人，复简募少壮者千人以慰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与土兵参居，转相训习，日益精练。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务华饰不堪用；臣今取工于别道以治之，无不坚利。”　　[9]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上奏：“西川对老弱病残的士卒，从来终身不进行精简。现在，我下令按照五尺五寸的标准，淘汰四千四百多人，同时，从淘汰的士卒家属中招募年轻身壮者一千人，以便安抚他们。又在北方各道招募兵士一千五百人，和西川士卒掺杂在一起，进行训练，日益精强。另外，西川工匠制造的兵器，只讲究装饰而不堪使用。现在，我在其他藩镇招募工匠制造，兵器无不坚韧锋利。”　　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尽帅其众奔成都；德裕遣行维州刺史虞藏俭将兵入据其城。庚申，具奏其状，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烧十三桥，捣西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韦皋没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皆请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彼若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茹川，上平凉阪，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何所用之！徒弃诚信，有害无利。此匹夫所不为，况天子乎！”上以为然，诏德裕以其城归吐蕃，执悉怛谋及所与偕来者悉归之。吐蕃尽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九月，吐蕃国维州副使悉怛谋请求投降唐朝，率领他的全部人马奔赴成都。于是，李德裕派遣代理维州刺史虞藏俭率兵进入维州城防守。庚申（二十五日），李德裕将以上情况奏报朝廷，并且说：“我打算派遣三千没有开化的羌族人，焚烧十三桥，随后出兵直捣吐蕃的腹心之地，洗刷安史之乱以来吐蕃侵占我边防疆域的耻辱，这是西川前节度使韦皋终身努力而未能达到的目标。”文宗将李德裕的奏折交付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百官都请求批准李德裕的建议。宰相牛僧孺说：“吐蕃疆域广阔，四面边境各达一万里，失去一个维州，无损于它的国力。近年来唐与吐蕃和好，双方约定共同罢减边防戍守兵力。朝廷对戎夷族的政策，一贯以信义为上。如果批准李德裕的建议，那么，吐蕃国就会派人来责问朝廷说：‘为什么要失信？’同时，他们在原州的蔚茹川蓄养战马，出兵直上平凉原，然后，用一万骑兵布置在回中，怒气冲冲，不到三天就会抵达咸阳桥头。这时，京城长安危急，即使在西川收复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用呢！按照李德裕的建议，只能使我国丢弃诚信，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一般百姓也不会这样做，况且陛下作为天子呢！”文宗认为僧孺言之有理，下诏命令李德裕将维州归还吐蕃国，同时把悉怛谋和随同他一起降唐的人员全部逮捕送还。吐蕃国把悉怛谋等人在边境上全部斩首，手段极为残酷。李德裕由此更加憎恨牛僧孺。　　[10]冬，十月，戊寅，李德裕奏南诏寇州，陷三县。　　[10]冬季，十月，戊寅（初四），李德裕奏报：南诏国出兵侵犯州，攻陷三个县城。六年（壬子、832）　　六年（壬子，公元832年）　　[1]春，正月，壬子，诏以水旱降系囚。群臣上尊号曰太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补阙韦温上疏，以为：“今水旱为灾，恐非崇饰徽称之时。”上善之，辞不受。　　[1]春季，正月，壬子（十八日），唐文宗下诏，鉴于各地水旱灾害严重，凡监狱中关押的罪犯，一律予以减刑。群臣为文宗上尊号，称为太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补阙韦温上疏认为：“现在，各地水旱灾害严重，恐怕不是推崇美饰陛下美好名声的时候。”文宗称赞韦温的规劝，辞去尊号而不受。　　[2]三月，辛丑，以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兼侍中，充忠武节度使；以宁节度使李听为武宁节度使。　　[2]三月，辛丑（初八），唐文宗任命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兼任侍中，充任忠武节度使；宁节度使李听为武宁节度使。　　[3]回鹘昭礼可汗为其下所杀，从子胡特勒立。　　[3]回鹘国昭礼可汗被部下杀死，可汗的侄子胡特勒被立为可汗。　　[4]李听之前镇武宁也，有苍头为牙将；至是，听先遣亲吏至徐州慰劳将士，苍头不欲听复来，说军士杀其亲吏，脔食之。听惧，以疾固辞。辛酉，以前忠武节度使高为武宁节度使。　　[4]李听在以前担任武宁节度使时，提拔自己的一个家奴为牙将。这时，李听接到任命后，先派自己的一个亲信官吏到徐州去慰劳将士。李听的家奴不愿让李听再到武宁来担任节度使，于是，游说军士杀死李听的亲信官吏，接着，残酷地把尸体切成碎块吃掉。李听得知后大为恐惧，借口自己身体有病，再三请求辞去武宁节度使的职务。辛酉（二十八日），唐文宗任命前忠武节度使高为武宁节度使。　　[5]夏，五月，甲辰，李德裕奏修邛崃关及移州理台登城。　　[5]夏季，五月，甲辰（十二日），李德裕奏报，本道修补邛崃关，同时把州刺史的驻地移到台登城。　　[6]秋，七月，原王逵薨。　　[6]秋季，七月，原王李逵去世。　　[7]冬，十月，甲子，立鲁王永为太子。初，上以晋王普，敬宗长子，性谨愿，欲以为嗣；会薨，上痛惜之，故久不议建储，至是始行之。　　[7]冬季，十月，甲子（初五），唐文宗立鲁王李永为皇太子。最初，文宗鉴于晋王李普是唐敬宗的长子，性情诚实，打算立为皇太子，不巧李普去世，文宗十分痛惜，所以很长时间没有考虑此事。直到这时，才决定册立。　　[8]十一月，乙卯，以荆南节度使段文昌为西川节度使。西川监军王践言入知枢密，数为上言：“缚送悉怛谋以快虏心，绝后来降者，非计也。”上亦悔之，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与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疏之。僧孺内不自安，会上御延英，谓宰相曰：“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僧孺对曰：“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谓同列曰：“主上责望如此，吾曹岂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请罢。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　　[8]十一月，乙卯（二十七日），唐文宗任命荆南节度使段文昌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这时西川监军王践言入朝担任枢密使，多次上言说：“朝廷命令西川把吐蕃降将悉怛谋捆绑送还，使吐蕃人心大快，以后无人再敢来降。这种处置办法实在有害。”文宗也感到后悔，埋怨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依附李德裕的官员于是乘机上言说：“牛僧孺和李德裕有矛盾，所以，他故意阻碍李德裕立功。”于是文宗更加疏远牛僧孺。牛僧孺内心十分不安。这天，文宗亲临延英殿，对宰相说：“天下什么时候能够太平，你们是否也有意向这方面努力？”牛僧孺回答说：“太平没有固定的标准。现在，周边夷蛮族不至于来侵犯，百姓不至于流离失所，虽非天下大治，也可谓小康了。陛下如果还不满足，在此之外追求什么太平，那就不是我们所能考虑到的了。”退朝后，他对同僚说：“皇上对我们如此责备抱怨，我们岂能久居宰相的职位！”于是，接连上表请求辞职。十二月，乙丑（初七），文宗加封牛僧孺同平章事的头衔，充任淮南节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从，俊良在位，佞邪黜远，礼修乐举，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诸侯顺附，四夷怀服，家给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血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而僧孺谓之太平，不亦诬乎！当文宗求治之时，僧孺任居承弼，进则偷安取容以窃位，退则欺君诬世以盗名，罪孰大焉！　　臣司马光曰：君主圣明而臣下忠正，上司发令而下司服从；德才兼备的人被委以重任，而奸邪小人被黜贬流放；国家的礼乐制度都能严格遵守执行，刑罚清明，政令平允；犯上作乱的行为都被清除干净，国家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地方诸侯无不服从朝廷诏令，周边夷族都被安抚而顺服，百姓家给人足，这就是天下太平的景象。然而，就在唐文宗和宰相讨论什么是天下太平的时候，宦官专权，在宫廷中胁迫皇上，却未能黜贬流放。藩镇叛乱，在朝廷外凌辱皇上，却未能讨伐制服。士卒驱逐杀害主帅，抗拒朝廷命令而自立为节度使，却未能严加斥责。战乱连年不断，征税天天紧急。原野中横遍男人的尸骨和鲜血，村庄里不见女人的踪影。牛僧孺却认为这就是天下太平，难道不是在公然欺骗吗！当唐文宗孜孜不倦地励精图治的时候，牛僧孺身为宰相，被擢拔时苟且偷安、阿谀奉迎以便窃取宰相的职位，辞职时又欺骗皇上，诬蔑时事以便盗取名声，他的罪行实在是太大了！　　[9]珍王诚薨。　　[9]珍王李诚去世。　　[10]乙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入朝。　　[10]乙亥（十七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来京城朝拜。　　[11]丁未，以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为兵部尚书。　　[11]丁未（疑误），唐文宗任命前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为兵部尚书。　　初，李宗闵与德裕有隙，及德裕还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为相，宗闵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宗闵党也，尝诣宗闵，见其有忧色，曰：“得非以大戎乎？”宗闵曰：“然。何以相救？”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闵曰：“何如？”曰：“德裕有文学而不由科第，常用此为慊慊，若使之知举，必喜矣。”宗闵默然有间，曰：“更思其次。”曰：“不则用为御史大夫。”宗闵曰：“此则可矣。”再三与约，乃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为访此寂寥？”曰：“靖安相公令达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惊喜泣下，曰：“此大门官，小子何足以当之！”寄谢重沓。宗闵复与给事中杨虞卿谋之，事遂中止。虞卿，汝士之从弟也。　　当初，李宗闵和李德裕有矛盾，这时，李德裕从西川调来朝廷任职，文宗对他寄予很大希望，急于任命他为宰相，李宗闵千方百计阻止而未果。京兆尹杜是李宗闵的党羽，一次，往见李宗闵，发现他面有忧色，就问：“是不是忧虑兵部尚书李德裕即将被拜为宰相？”李宗闵说：“是，但又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他呢？”杜说：“我有一计，可以消除您以往对他的仇恨，只是恐怕您不能采纳。”李宗闵说：“什么计策？”杜说：“德裕擅长文学，但没有经过科举考试而获得进士的出身，常常为此而感到不快。如果能让他掌管科举考试，肯定会喜出望外。”李宗闵沉默了一会儿，说：“是否再考虑其他的办法。”杜说：“如果您不愿意让他掌管科举考试，那么，就任命他为御史大夫。”李宗闵说：“这条计策可以。”于是，杜再三和李宗闵约定，不得泄露消息，然后，去见李德裕。李德裕作揖欢迎杜，说：“您为什么事情来到我这个被人遗忘的地方？”杜说：“靖安相公李宗闵让我来转达他关于安排您职位的意向。”随即把将要任命李德裕为御史大夫的意向透露给李德裕。李德裕听后惊喜不已，不由得流下泪来，说：“御史大夫是朝廷举行大礼时在宫门纠察百官班列的重要职务，作为晚辈，我怎敢担当！”连连请他转达对李宗闵的感谢。李宗闵又和给事中杨虞卿进行商议，结果，停止了这项计划。杨虞卿是杨汝士的堂弟。七年（癸丑、833）　　七年（癸丑，公元833年）　　[1]春，正月，甲午，加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同平章事，遣归镇。初，从谏以忠义自任，入朝，欲请他镇；既至，见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请托，心轻朝廷，故归而益骄。　　[1]春季，正月，甲午（初六），唐文帝赐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兼任同平章事的荣誉职务，让他返回本镇。最初，刘从谏以忠义为己任，来京城朝拜文宗，本来打算请求朝廷把自己调到其它藩镇。但抵达京城后，发现朝廷政出多门，事权不一，士大夫大多通过行贿走门路才能做官升迁，于是，从心底里轻视朝廷。回到昭义后，更加骄横跋扈。　　[2]徐州承王智兴之后，士卒骄悖，节度使高不能制；上以为忧。甲寅，以岭南节度使崔珙为武宁节度使。珙至镇，宽猛适宜，徐人安之。珙，之弟也。　　[2]武宁在王智兴担任节度使以后，士卒骄横无礼，新任节度使高无法控制，文宗十分担忧。甲寅（二十六日），任命岭南节度使崔珙为武宁节度使。崔珙上任后，处理问题宽严适宜，因此，武宁人心逐渐安定。崔珙是京兆尹崔的弟弟。　　[3]二月，癸亥，加卢龙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志诚检校吏部尚书。进奏官徐迪诣宰相言：“军中不识朝廷之制，唯知尚书改仆射为迁，不知工部改吏部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辞气甚慢，宰相不以为意。　　[3]二月，癸亥（初五），唐文宗任命卢龙（幽州）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志诚为检校吏部尚书。幽州驻京城的进奏官徐迪面见宰相说：“军中将士不懂朝廷的制度，只知道由尚书改为仆射是升官，不知道工部尚书改为吏部尚书也是升官，如果朝廷派往幽州宣布任命书的敕使到达那里，恐怕就会被拘留。”徐迪言辞蛮横无礼，宰相却毫不责怪。　　[4]丙戌，以兵部尚书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谢，上与之论朋党事，对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时给事中杨虞卿与从兄中书舍人汝士、弟户部郎中汉公、中书舍人张元夫、给事中萧浣等善交结，依附权要，上干执政，下挠有司，为士人求官及科第，无不如志，上闻而恶之，故与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悦者。初，左散骑常侍张仲方尝驳李吉甫谥，及德裕为相，仲方称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为宾客分司。　　[4]丙戌（二十八日），唐文宗任命兵部尚书李德裕为同平章事。李德裕前来拜谢，文宗和他讨论朋党的问题，李德裕说：“现今朝廷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都参予了朋党活动。”这时，给事中杨虞卿和他的堂兄中书舍人杨汝士，他弟弟户部郎中杨汉公，中书舍人张元夫、给事中萧浣等人相互交结，关系亲密。他们依附于朝廷中的权贵，在上层攀附宰相，在下层干扰有关部门，为读书人求取官职和科举考试中榜及第，无不达到目的。文宗得知后十分憎恨，所以和李德裕先说起这方面的事。此后，李德裕因此而得以排挤他所不喜欢的人。当初，左散骑常侍张仲方曾经驳斥过朝廷礼官给李德裕父亲李吉甫拟定的谥号太优，这时，李德裕被任命为宰相，张仲方于是借口身体有病，请假而不上朝。三月，壬辰（初五），朝廷任命张仲方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5]杨志诚怒不得仆射，留官告使魏宝义并春衣使焦奉鸾、送奚·契丹使尹士恭；甲午，遣牙将王文颖来谢恩并让官。丙申，复以告身并批答赐之。文颖不受而去。　　[5]杨志诚由于没有得到仆射的职务而大怒，于是，拘留了朝廷派来的官告使魏宝义，春衣使焦奉鸾，送奚、契丹使尹士恭。甲午（初七），杨志诚派遣牙将王文颖来京城拜谢并辞让朝廷所授予的吏部尚书的职务。丙申（初九），文宗再次将吏部尚书的任命书和对杨志诚辞职的批答授予王文颖，王文颖拒不接受，离开京城返还幽州。　　[6]和王绮薨。　　[6]和王李绮去世。　　[7]庚戌，以杨虞卿为常州刺史，张元夫为汝州刺史。他日，上复言及朋党，李宗闵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辈臣皆不与美官。”李德裕曰：“给、舍非美官而何！”宗闵失色。丁巳，以萧浣为郑州刺史。　　[7]庚戌（二十三日），朝廷任命杨虞卿为常州刺史，张元夫为汝州刺史。过了几天，文宗又谈起朋党的问题，李宗闵说：“朝廷中究竟谁朋比为党，我历来清楚。所以，现在杨虞卿等人都不授予好的官位。”李德裕说：“他们在这以前担任的给事中、中书舍人的职务难道不够好吗？这又是谁给他们授予的职务？谁在朋比为党！”李宗闵听出李德裕是讥讽自己，大惊失色。丁巳（三十日），萧浣被任命为郑州刺史。　　[8]夏，四月，丙戌，册回鹘新可汗为爱登里罗汩没密施合句禄毗伽彰信可汗。　　[8]夏季，四月，丙戍（二十九日），唐文宗册立回纥国新立可汗胡特勒为登爱里汨没密施合句禄毗伽彰信可汗。　　[9]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载义为河东节度使。先是，回鹘每入贡，所过暴掠，州县不敢诘，但严兵防卫而已。载义至镇，回鹘使者李畅入贡，载义谓之曰：“可汗遣将军入贡以固舅甥之好，非遣将军陵践上国也。将军不戢部曲，使为侵盗；载义亦得杀之，勿谓中国之法可忽也。”于是悉罢防卫兵，但使二卒守其门。畅畏服，不敢犯令。　　[9]六月，乙巳（疑误），唐文宗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李载义为河东节度使。以前，回鹘国每次派人来唐朝贡奉，凡是经过的地方，纵兵残暴掠夺，州县官吏不敢责问，只是布置兵力，加强防守而己。李载义上任后，适逢回鹘使者李畅前来贡奉。李载义对他说：“可汗派您来朝廷进贡，目的是巩固两国的舅甥关系，不是派您来践踏我国百姓的。如果您不约束士兵，放纵他们掠夺百姓，那么，我只好出兵诛杀他们。你们不要认为大唐的法律可以随便轻视而不遵守。”于是，下令全部撤除州县的防卫兵马，只派两个士兵把守城门。李畅畏惧而顺服，不敢再违犯唐朝法令。　　[10]壬申，以工部尚书郑覃为御史大夫。初，李宗闵恶覃在禁中数言事，奏罢其侍讲。上从容谓宰相曰：“殷侑经术颇似郑覃。”宗闵对曰：“覃、侑经术诚可尚，然论议不足听。”李德裕曰：“覃、侑议论，他人不欲闻，惟陛下欲闻之。”后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闵谓枢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书！”潭峻曰：“八年天子，听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闵愀然而止。　　[10]壬申（十六日），唐文宗任命工部尚书郑覃为御史大夫。当初，宰相李宗闵憎恨郑覃在宫中经常对文宗议论朝政得失，因此，奏请文宗罢免郑覃的翰林侍讲学士职务。一次，文宗不慌不忙地对宰相说：“殷侑精通经学，水平类似郑覃。”李宗闵说：“郑覃、殷侑的经学水平的确很高，但议论朝政却不足以听取。”李德裕反驳说：“郑覃、殷侑议政，别人不愿听，但陛下却想听。”后来，过了十来天，朝廷宣布文宗的诏令，任命郑覃为御史大夫。李宗闵对枢密使崔潭峻说：“现在，朝廷对官员的任命都由皇上直接决定，还要中书门下干什么！”潭峻说：“皇上即位已经八年多了，应当让他自己决定！”李宗闵听后神色忧惧，不再说了。　　[11]乙亥，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　　[11]乙亥（十九日），唐文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以同平章事的头衔，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　　[12]秋，七月，壬寅，以右仆射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　　[12]秋季，七月，壬寅（十七日），唐文宗任命右仆射王涯为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　　[13]宣武节度使杨元卿有疾，朝廷议除代，李德裕请徙刘从谏于宣武，因拔出上党，不使与山东连结；上以为未可。癸丑，以左仆射李程为宣武节度使。　　[13]宣武节度使杨元卿身体患病，朝廷商议由其他人前往替代，李德裕请求任命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为宣武节度使，这样，就可以把刘从谏从昭义调出，以免他和崤山以东的割据藩镇相互交结。文宗认为不可。癸丑（二十八日），任命左仆射李程为宣武节度使。　　[14]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经术，李德裕请依杨绾议，进士试论议，不试诗赋。德裕又言：“昔玄宗以临淄王定内难，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阁；天下议皆以为幽闭骨肉，亏伤人伦。使天宝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处方州，虽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为安禄山、朱所鱼肉者，由聚于一宫故也。陛下诚因册太子，制书听宗室年高属疏者出阁，且除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则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内孰不欣悦！”上曰：“兹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诸王岂无贤才，无所施耳！”八月，庚寅，册命太子，因下制：诸王自今以次出阁，授紧·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县主，以时出适；进士停试诗赋。诸王出阁，竟以议所除官不决而罢。　　[14]唐文宗对近年来的文人学士不精通经学感到十分忧虑。李德裕请求按照唐代宗时宰相杨绾的建议，在科举考试时，进士科只考策论，不再考诗赋。李德裕又说：“过去，玄宗在当临淄王的时候，平定宫内的变乱，因此，即位以后，怀疑猜忌皇族子弟，不让他们出宫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职务。于是，天下人都议论说，这样做是囚禁自己的亲生骨肉，损害儒家关于父子有亲的伦理准则，假如在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和建中初年的朱叛乱时，皇族子弟都散处各州做官，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够帮助朝廷平定叛乱，但是至少可以各自保全自己的性命。结果都被安禄山、朱杀害，原因在于都居住在十六宅宫。陛下实在应当利用册立皇太子的机会，下诏让皇族子弟中年纪已大而且亲属关系疏远者出宫，任命为各州的僚佐，让他们携带自己的子女，出宫后各自结婚成家。这样，从玄宗以来沿袭了近百年的弊法，就会由陛下断然革除，那么，天下无论什么人都会感到欢欣喜悦的！”文宗说：“这件事朕很久以来就知道不好，当今十六宅宫诸王中岂能没有德才兼备的人，只是还没有下决心革除罢了！”八月，庚寅（初七），唐文宗正式册立皇太子，于是下制：十六宅宫诸王从今以后按照辈份高低逐渐出宫，授予紧和望一级的州刺史、僚佐，十六宅宫的县主，也根据她们的年龄大小，出宫嫁人；进士科停考诗赋。诸王出宫的事，竟由于朝廷在商议任命他们职务时，意见不一，议而不决而中止。　　[15]壬寅，加幽州节度使杨志诚检校右仆射；仍别遣使慰谕之。　　[15]壬寅（十九日），唐文宗任命幽州节度使杨志诚为检校右仆射，同时，另外派人出使幽州加以安抚。　　[16]杜牧愤河朔三镇之桀骜，而朝廷议者专事姑息，乃作书，名曰《罪言》，大略以为：“国家自天宝盗起，河北百余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敢窥者。齐、梁、蔡被其风流，因亦为寇。未尝五年间不战，焦焦然七十余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　　[16]杜牧对河朔的幽州、成德、魏博三个藩镇割据跋扈和桀傲不驯而感到愤怒，而朝廷商议对策时，以姑息迁就作为唯一对策。于是，他撰写一篇文章，名叫《罪言》，大意认为：“国家从天宝末年安史之乱以后，对河朔三镇的一百多座城池，一直不能收复一尺一寸，人们看待那里，就好像是回鹘国、吐蕃国一样，没有人敢窥测并希望收复。淄青、宣武、淮西也受他们恶习的影响，对抗朝廷而割据叛乱。从那时到现在，兵慌马乱七十多年，没有哪五年之间不发生一次战争的。现在，朝廷要想收复河朔三镇，上策是首先整顿内部，中策不如首先出兵攻取魏博，最为下策的是轻率出兵讨伐，既不顾地势是否有利，也不慎重地制定攻守方略。”　　又伤府兵废坏，作《原十六卫》，以为：“国家始踵隋制，开十六卫，自今观之，设官言无谓者，其十六卫乎！本原事迹，其实天下之大命也。贞观中，内以十六卫蓄养武臣，外开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储兵伍，有事则戎臣提兵居外，无事则放兵居内。其居内也，富贵恩泽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时耕稼，一时治武，籍藏将府，伍散田亩，力解势破，人人自爱，虽有蚩尤为帅，亦不可使为乱耳。及其居外也，缘部之兵被檄乃来，斧钺在前，爵赏在后，飘暴交，岂暇异略！虽有蚩尤为帅，亦无能为叛也。自贞观至于开元百三十年间，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圣人所以能柄统轻重，制鄣表里，圣算神术也。至于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请搏四夷。’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内无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烬然，七圣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观之，戎臣兵伍，岂可一日使出落铃键哉！然为国者不能无兵，居外则叛，居内则篡。使外不叛，内不篡，古今以还，法术最长，其置府立卫乎！近代以来，于其将也，弊复为甚，率皆市儿辈多赍金玉、负倚幽阴、折券交货所能致也；绝不识父兄礼义之教，复无慷慨感概之气。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杰愎勃者则挠削法制，不使缚己，斩族忠良，不使违己，力一势便，罔不为寇；其阴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敛，委于邪幸，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为别馆；或一夫不幸而寿，则戛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兵乱不息，齐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呜呼！文皇帝十六卫之旨，其谁原而复之乎！”　　杜牧又为府兵制的废除而感伤，于是，撰写《原十六卫》，认为：“国家在建国初沿袭隋朝的府兵制度，建置十六卫，统帅府兵。但就现今的制度而言，设官任职却毫无意义，不正是十六卫吗！就府兵制的本来意义说，其实，它是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本。贞观年间，唐太宗在朝廷设置十六卫，用来蓄养武将；各地设置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个，用来训练储备士卒。边防发生战争，则武将统兵出征；天下太平无事，则武将交出兵权，列居朝廷。武将列居朝廷时，国家授予他们的俸禄和官爵足以奉养家眷，他们统帅的兵马也就散归各折冲、果毅府。折冲、果毅府分为三等，上等不超过一千二百人，春、夏、秋三季士卒从事农耕，冬季进行训练。这样，士卒的兵籍由折冲、果毅府掌管，平时散居于农田之间，力量分散，必然人人珍重自爱。这时，即使让蚩尤当统帅，也不可能让他们跟随叛乱。武将统兵出征时，他们统辖的兵马根据朝廷的诏令征发而来，士卒一方面惧怕朝廷军法的惩罚，另一方面又受朝廷爵赏的激励，两方面相互制约影响，这时，即使蚩尤做统帅，也不可能率领他们叛乱。从贞观到开元的一百三十年间，武将士卒没有发生过叛乱，这正是大圣太宗能够恰当地运用皇权，平衡内外军事力量的轻重分布，使之相互制约，以至圣明地计划和神奇地指挥的结果。到了开元末年，愚腐的儒生们在给玄宗的奏章中说：‘现在天下太平，偃武修文，请求罢废府兵。’武将们的奏章说：‘现在国家兵强马壮，请求讨伐四周的夷族，开拓疆域。’于是，废除府兵，扩充边兵，朝廷的武将和士卒，都大批地奔赴边防，内地空无一兵。这样，导致尾大不掉，外重内轻的局面，安禄山因此而拥重兵于幽州。一旦他发动叛乱，朝廷无力讨伐，疲于奔命，从唐肃宗到敬宗，皇上个个为此而昼夜焦虑。这时，再想讨除却毫无可能了。由此可见，对于武将和士卒，岂能有一天让他们脱离朝廷的控制！然而，国家不能没有军队，而军队又最容易在出征时发动叛乱，在朝廷被人利用来篡夺皇位。如何防止这一点？从古到今，最好的办法，不正是建立府兵制吗！近年以来，朝廷任命节度使，弊端更为严重，无论是商人平民，只要用重金贿赂当权的宦官，就能得到委任。他们既不懂父兄孝悌的儒家伦理，又没有为国慷慨赴难的气概。一旦贿赂打通关节，拥有上百个城池，周长一千里的地方，立刻唾手而得。他们中间，那些桀傲不驯、刚愎自用的节将，肆意扰乱朝廷法制，为了自己不受任何约束，不惜残酷屠害忠正贤良的幕僚；为了不违背自己的意愿，随意称兵作乱，对抗朝廷。另有一些阴险狡诈的节将，则对百姓重税盘剥，然后，委任自己的亲信，用重金交结朝廷权贵。于是，他们的职务便不断升迁，或者由卿大夫而迁任国公，或者由一般的州郡迁升到重要的都市。他们在管辖的区域，俨然像住在自家的别墅一样逍遥自在。如果他们中有一人不幸而长寿不死，那么，百姓就会被任意宰割，毒害于天下。所以，我认为，天下至今战乱不息，百姓穷困潦倒，都是由于这个缘故。鸣呼！当年文皇帝设置府兵制的深远意义，现在究竟谁能真正理解并重新恢复呢！”　　又作《战论》，以为：“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河北气俗浑厚，果于战耕，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国家无河北，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尽宿厚兵以塞虏冲，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镇之师，厥数三亿，低首仰给，横拱不为，则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赤地尽取，才能应费，是三支，财去矣。咸阳西北，戎夷大屯，尽铲吴、越、荆、楚之饶以啖兵戍，是四支，财去矣。天下四支尽解，头腹兀然，其能以是久为安乎！今者诚能治其五败，则一战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无事之时，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战士离落，兵甲钝弊，是不搜练之过，其败一也。百人荷戈，仰食县官，则挟千夫之名，大将小裨，操其余赢，以虏壮为幸，以师老为娱，是执兵者常少，糜食常多，此不责实料食之过，其败二也。战小胜则张皇其功，奔走献状以邀上赏，或一日再赐，或一月累封，凯还未歌，书品已崇，爵命极矣，田宫广矣，金缯溢矣，子孙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于我矣！此厚赏之过，其败三也。多丧兵士，颠翻大都，则跳身而来，刺邦而去；回视刀锯，气色甚安，一岁未更，旋已立于坛墀之上矣，此轻罚之过，其败四也。大将兵柄不得专，恩臣、敕使迭来挥之，堂然将陈，殷然将鼓，一则曰必为偃月，一则曰必为鱼丽，三军万夫，环旋翔羊骇之间，虏骑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专任责成之过，其败五也。今者诚欲调持干戈，洒扫垢污，而乃踵前非，是不可为也。”　　杜牧又撰写了《战论》一文，认为：“河北对于天下来说。就像珠宝一样重要；而天下对河北来说，就像人的四肢一样，相互联系而密不可分。河北人的风俗淳厚朴实，擅长作战和农耕，加上那里牧草茂盛，适合繁息战马，地势平坦，便于骑兵作战。所以，河北藩镇只要出征作战，往往大获全胜；而平时农耕，则富饶无比，不必贪图天下其他地方的物产，就可自给自足。这就像一个农家大户，虽无珠宝，但仍然富足。国家没有河北，就失去精良的盔甲、精锐的士卒、锋利的刀剑、优良的弓箭和矫健的马匹，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一肢，失去了兵力。国家在与河北邻接的河东、河阳、义成、宣武、武宁、天平六个藩镇中，屯防重兵，专门用来防遏河北藩镇的叛乱，而不能调作它用，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二肢，又失去了兵力。上述六个藩镇的兵力，总计三十万人，士卒无所作为，只待朝廷衣食供给。这样，从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东到大海，西至洛阳，民脂民膏搜刮干净，也才勉强供给，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三肢，失去了财力。与此同时，国家在咸阳的西北边防，也同样屯守重兵，防备吐蕃的侵扰，吴、越、荆、楚等地的赋税，全都被调往供给军饷，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四肢，又失去了财力。国家的四肢全被解除，仅仅留下头和身子，难道靠这两者还能继续维持生命吗？现在，如果朝廷能下决心根治五个方面的弊政，那么，必能一次出战而大获全胜，安定全国，重新恢复国家业已失去的四肢。当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宰相大臣苟且偷安，贪求私利，而士卒流离失所，兵器朽钝。这是朝廷不重视军事训练的过失，也是导致官军出征败北的第一个原因；官军中一百个人作战，但领取军饷的花名册上却有一千个人的姓名，无论大将小将，都公然贪污军饷，吃士兵的空额。为了营私舞弊，他们总是为敌人的强大而高兴，而以官军的失败为娱乐。所以，现在军中真正能作战的士卒很少，而虚耗军饷的士卒却很多。这是朝廷不核实军饷供给情况的过失，也是导致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二个原因；军队出战稍获小胜便虚张声势，向朝廷奔走相告，虚报战功，请求厚赏。朝廷对将士有时一天之内再次颁赏，有时一月之间多次封爵。因而，官军尚未凯旋班师，而军将的官品已经很高，他们朝思暮想的高官厚禄和田地住宅、金银财宝，甚至子孙的官爵都得到满足，谁还再肯出生入死为朝廷效力！这是朝廷赏赐太滥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三条原因；军将出征失利后，死伤大批士卒，丢失重要的城市，但一旦逃回京城，却仅仅贬为州刺史了事。他们在国法军法面前，毫不在意，神色自若，不到一年半载，往往又官复原职。这是朝廷惩罚太轻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四条原因；军队出征时，大将不能集中兵权，朝廷出使前线的宦官和监军却来往指挥，有的亲自率领兵马，有的亲自擂鼓督战，有的说应当摆偃月阵，有的说应当布鱼丽阵，常常争吵不息。三军将士不知所措，往往在徘徊慌乱的时候，被敌军骑兵乘机冲击，大败而归。这是朝廷不能集中兵权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五条原因。现在，如果朝廷想征调兵马洗刷过去的耻辱，但又仍然沿袭过去的这些弊政，那就如同南辕而北辙，根本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又作《守论》，以为：“今之议者皆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将劲兵为衔策，高位美爵充饱其肠，安而不挠，外而不拘，亦犹豢扰虎狼而不拂其心，则忿气不萌；此大历、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战，焚煎吾民，然后以为快也！愚曰：大历、贞元之间，适以此为祸也。当是之时，有城数十，千百卒夫，则朝廷别待之，贷以法度。于是阔视大言，自树一家，破制削法，角为尊奢，天子养威而不问，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录受之；觐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虏胤，皇子嫔之；装缘采饰，无不备之。是以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于是土田名器，分划殆尽，而贼夫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号，或帝或王，盟诅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饱其志者也。是以赵、魏、燕、齐卓起大唱，梁、蔡、吴、蜀蹑而和之；其余混轩嚣，欲相效者，往往而是。运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后杰，夕思朝议，故能大者诛锄，小者惠来。不然，周、秦之郊，几为犯猎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则怒，怒则争乱随之，是以教笞于家，刑罚于国，征伐于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争也。大历、贞元之间，尽反此道，提区区之有而塞无涯之争，是以首尾指支，几不能相运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为经。愚见为盗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呜呼！大历、贞元守邦之术，永戒之哉！”　　杜牧又撰写《守论》一文，认为：“现今上奏朝廷的官员都说：‘对藩镇骄横跋扈的武夫悍将，朝廷应当用精兵良将威慑他们，高官厚禄奉养他们，使他们既安心而不敢犯法，既有行动自由而不致于拘谨。就像驯养虎狼一样，只要不违背它们的天性，就不会咆哮伤人。这是代宗大历和德宗贞元年间朝廷安抚藩镇，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方针。因此，又何必一定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使百姓受尽煎熬而后快呢！’我认为，大历、贞元年间，朝廷正是由于奉行这种方针而深受其害。当时，凡是管辖几十个城池，拥有几千个士卒的节将大吏，朝廷就对他们另眼相看，甚至不惜枉法而加以宽容。于是，这些人自命不凡，口出大言，培植私党而自成体系，违法乱纪而妄自称尊。天子顾忌自己的尊严，视而不问，有关部门为了保持安宁，也不加斥责，反而把高官厚禄无功授予他们。他们不主动来朝参拜皇上，朝廷反而赐给几杖，加以安慰。尤其是对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不加讨伐，反而把公主嫁给他们的子孙，嫁妆竭尽豪华，无所不备。朝廷对藩镇节将如此姑息迁就，所以，他们的领地日益广大，兵力日益强盛，专横跋扈日益严重，骄奢淫逸日益滋长，国家的土地和爵位、法制几乎都被他们分割破坏，但他们仍然贪心不足，认为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公然超越自己应有的名份，李希烈、朱先后称帝，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相继称王。随后，互相结盟而独立，对朝廷毫无惧色，出兵四处侵掠以满足他们的贪欲。这样，由成德、魏博、幽州、淄青首先发难，宣武、淮西、浙西、西川随而响应叛乱，其余混水摸鱼，喧嚣钻营，企图效法的藩镇节将，处处都是。幸好宪宗励精图治，重用德才兼备的将相大臣，废寝忘食，朝夕商议平叛大计，所以能够诛除首恶，降服随从。不然的话，京城长安到东都洛阳一带，几乎也要遭到掠夺！人从生下来的一开始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恼怒，恼怒则战乱纷争随之而来。所以，家庭必须有教育和惩罚，国家必须有法律和刑罚，天子治理国家，就应当征伐天下。这些措施和手段，都是为了制裁人类的欲望，阻止战乱纷争而产生的。然而，大历、贞元年间，朝廷完全背离了这些原则，幻想用朝廷有限的官爵去满足藩镇无限的欲望，遏止战乱纷争，结果，反受其害，几乎遭到灭顶之灾。现在，朝廷中一些人不仅不对此进行抨击，反而奉若经典。我认为这样下去，恐怕割据跋扈的藩镇就不仅仅限于河北了。鸣呼！朝廷在大历、贞元年间对藩镇姑息迁就的治国方针，应当永远引以为戒！”　　又注《孙子》，为之序，以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武，离而俱行，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礼》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历观自古，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乃能有功，议于廊庙之上，兵形已成，然后付之于将。汉祖言‘指踪者人也，获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当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