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突然站在希姆莱的面前向希姆莱开口说道：“好吧，希姆莱，温克将军今晚要到你的总部里面去，并且负责指挥这一次的攻击。”于是他又走到温克的面前，告诉他立即向该集团军总部报到。最后他就坐回到他平常惯坐的位置，向我特别打了一个招呼，说：“现在请继续开会。参谋本部今天已经胜利了一次。”他一面说，一面不禁做了一个极富有媚态的微笑。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胜利，可惜却已太迟了。这种场面我从来也没有经历过，也从来没有见过希特勒发过这样大的脾气。在这一幕精彩的闹剧演完了之后，我就退到接待室里去休息，靠着一张小桌子静坐一会儿，凯特尔找到了我，向我告诫着说：“你怎么可以和元首发生这样的冲突？难到你没有看见他已经气成了什么样子？假使他要是中了风，那怎么得了？”但是我对于凯特尔也只是冷冷地回答说：“一位政治家一定要准备接受反对他的意见，准备听信真理，否则他就不配做一个政治家。”其他希特勒的亲信们也都附和着凯特尔，纷纷数说我是大不敬，结果又辩论了一场，才不欢而散。可是我却再也不能浪费时间了，我立即用电话指示一切，准备这一次的作战。我好不容易争到了这次指挥的全权，希望这一战能够挽回当前的颓势。以后有知道大本营内幕的人告诉我，说这么多年来，这还是惟一破了记录的一次。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苏军的攻势(10)2月15日，第三装甲军团在劳斯上将指挥之下，准备发动攻击。16日的清早，在温克将军的监督之下，一切都照计划开始发动了——温克完全知道我的心事，所以一切都很顺利。16和17日两天当中，攻击进展得很顺利，我们非常的惊喜，希望这一次攻击也许可以为我们争取到必要的时间，以来进行第二个步骤。可是在17日夜里参加了希特勒夜间汇报之后，温克因为看到他的司机实在太疲倦，所以就自己驾驶汽车。哪知道他自己也是疲倦不堪，一不小心就睡着了，车子在柏林到什切青的公路上，撞上了一个桥柱翻了车。温克受了重伤，必须住进医院。他一走开之后，攻势马上就停顿了下来，再也恢复不了原有的活力。温克至少要有好几个星期不能出院，所以他的职务就改由克利布斯将军接替。他本是穆德尔的参谋长，最近奉令免职，准备调往前线去升任部队指挥官。在过去轻步兵营的时代里，我就和克利布斯认识了。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受过良好的军事教育，惟一的缺点就是他一直担任幕僚的工作，缺乏前线指挥作战的经验。在他过去的幕僚生活当中，表现出来他不仅工作成绩很好，而且尤其善于适应环境。不过要想他对于希特勒采取坚定的态度，似乎就比较困难了。而且他又是布格多夫将军的密友，他们是军校中的同期生。布格多夫不久就把他拉进了大本营的内圈，他和那些新贵们也都处得很好。由于这些人事关系，就使得他丧失了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而无法脱离这个圈子的控制。当我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这个影响还不太显明，因为我总是以个人的身份来代表OKH。不过在我去职之后，这个影响就很大了。当克利布斯将军第一次向希特勒报到时，希特勒马上就把“橡树叶”勋章加赐在他的骑士级铁十字勋章的上面，这是布格多夫的关系第一次发生了作用。过了几天，我又和克利布斯一同去见希特勒。我们到达的时候早了一点，其他的人员还都没有到。希特勒请我们到他私人的小书房里坐下，他指着挂在书桌上面的菲德烈大帝的画像，向我们说道：“当有坏消息来到，足以使我在精神上有被压碎的威胁时，我就从这画上面，可以重新获得我的勇气。我总是看着那坚毅而蓝亮的眼睛，那样宽的眉毛。多么优秀的头脑！”于是我们就继续谈论到这位古代名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领袖才能。希特勒心目中所最崇拜，和最想模仿的，就是这位大皇帝。可是不幸得很，他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个时候，全国劳动服务的总指挥希尔（Hierl），正要度过他的七十大寿。希尔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一位退役军官，他对于党很有贡献，而且为人正直忠厚。希特勒把德国大勋章赠与他。在2月24日的夜间，希尔在戈培尔博士的家里暖寿。我也被邀请参加这个简单的欢宴。因为我一向敬佩希尔的为人，所以我欣然接受了邀请。吃过了晚饭之后，接着就是惯例的空袭警报。我们一同走入防空洞，在那里我遇见了戈培尔夫人，和他们几个活泼可爱的小孩子，当我们等候解除警报的时候，我又不禁回想起我在1943年和戈培尔博士的一番谈话。现在，我正坐在这个小家庭的当中，但是他们的前途凶吉却完全与希特勒的命运连在一起。戈培尔在两年前和我讲的话，以后在4月里的确变成了事实。可怜的女人！更可怜无辜的孩子！戈培尔是先把妻儿杀死，再自杀的。——译者注在此同时，匈牙利的新元首沙拉斯基也来柏林访问。希特勒在德国总理府的大厅里接见了他，我也在座。当时的气氛很黯淡，大厅里一切陈列品都已经撤掉了，显得十分凄凉，所谈的话也是索然无味。这个新人似乎完全不能和他的地位相称，一切都是莫名其妙的。我们已经再没有一个同盟国了。在最近几个星期当中，盟军的空中攻击使德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最主要的就是综合炼油工厂几乎全被炸毁了，而这是我们燃料的主要来源。1月13日起到1月15日止，就一连炸毁五六个工厂，根据德国方面的报告，盟军在1月14日一天损失了57架飞机，可是德国人自己却损失了236架之多。由于我们的综合石油工业已经被炸毁了一大部分，所以我们就更要倚赖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天然石油。于是希特勒就更主张把西线调来的兵力都一齐送到匈牙利去，他是希望保持这最后一点油源，否则装甲兵和空军也就无法作战了。1月20日，匈牙利已经和苏联人签订了一个休战协定。其中条件之一就是匈牙利应该交出8师兵力，以协助苏联人同德国作战。于是匈牙利的形势，不仅是军事上严重，而政治上也不可收拾了。到了1月底，内林将军和索肯将军的两个军已经且战且退地通过了卡利什。2月1日，苏军在科斯琴附近到达了奥得河；他们早已透入了库尔姆和埃尔宾以西的地区。2月2日托伦失守。2月3日，敌人绕过了施奈德米尔，因为那里的守军作战极为英勇，苏军因而进入了外波美拉尼亚。2月5日，一个夹在波罗的海和库尔兰湾之间的狭长舌形地带，名叫库里希尼能（Kurische Nehrung），也失守了。在波森周围，奥得河上的法兰克福和科斯琴等地都有激战。在波美拉尼亚，苏军也继续挺进。2月6日，波森市内已经发生了巷战。在科斯琴附近，苏军在奥得河上又占到了一处桥头阵地。2月8日，他们向皮利兹（Pyritz）和阿恩斯瓦尔德的攻击虽然被阻止住了，可是战斗却一直继续打了好几天。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苏军的攻势(11)从2月10日起，敌人开始在维斯瓦河西岸的希维切和格鲁琼兹地区内，发动了新的攻势。2月12日，埃尔宾就接着失守了。盟军还是继续攻击德国的石油工业，以及许多其他的城镇。其中被炸得最惨的是柏林。2月13日，我们在维斯瓦河上丧失了希维切和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领土。在匈牙利的右翼上，又丧失了布达佩斯的堡垒。2月15日、16日，又接着丧失了一些地方，布里斯劳已经被围。2月18日，格鲁琼兹也被围了。2月20日，地尔斯巧（Dirschau）也失守了。另一方面，在2月17日和22日之间，南方集团军把赫兰河上的一个苏军桥头阵地消灭掉了。这一次的成功是由于该集团军的总司令维勒将军，智勇过人的原因。希特勒在汇报席上也曾经称赞他道：“一点都不错，虽然维勒并不是一个纳粹党员，不过至少他却是一个人才！”2月24日，波森和阿恩斯瓦尔德都相继失守，28日外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也都已沦陷。3月1日新斯德丁（Neustettin）也失守了。芬兰在3月3日向德国宣战。这一天德军在劳邦（Lauban）地区发动了攻势，其目的是想要重夺在柏林与西里西亚之间的惟一铁路交点。在3月8日以前，这个攻击都很顺利，但是却只有局部性的意义。3月4日，苏军在克斯林（Koslin）和科尔贝格（Kolberg）之间，攻抵波罗的海。整个外波美拉尼亚地区全部沦陷了。3月6日，盟军已经深入了科隆的中心。在东线方面，苏军正在向什切青压迫。3月7日，西线方面盟军已经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向科布伦茨进攻。在东线方面，格鲁琼兹失守了，苏军继续完成了进占波美拉尼亚的目标。3月8日，西线方面，盟军已经把雷马根（Remagen）的莱茵河上桥梁完整占领。因为缺乏炸药的原因，所以这个重要的桥梁没有来得及炸毁。希特勒大怒，要求惩罚负责的人员，结果枪决了5名军官。3月9日，苏军在什切青的两侧，都已经到达了奥得河的东岸。我们勉强在那个河岸上，还保持了一个桥头阵地。在匈牙利方面，我们的攻势最后终于还是发动了，而且在最初也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在那里已经是春季，地面解冻，遍地烂泥，使我们的战车很难再前进。所以这次攻势也再没有希望能够获得更大的结果。在巴拉顿湖的北面，固然获得了一部分的领土，但是在南面的攻势却不久就停顿了下来。3月12日，布里斯劳的市内已经发生了巷战。空战更是以空前激烈的程度在进行之中。柏林已经一连被轰炸了二十夜。3月13日，苏军已经到达了但泽湾和普特齐格（Putzig）。我们在匈牙利的攻势也有进展，不过就整个全局而论，这个有限的成功实在起不了什么重要作用。最后，一切具有决定性成功的希望，在这里也都化为泡影了。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党卫军各师的纪律还是很好，现在也开始溃裂了。装甲师还是继续英勇作战，但是整个党卫军其他单位，在装甲师掩护之下，不仅不肯遵照命令前进，反而擅自向后退却，所以对于这些师再也不能信赖了。当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是一气非同小可，几乎完全丧失了理智。他大怒之下，命令把这些师——包括他的近卫师在内——的党卫军臂章完全革除掉。他要我到匈牙利去视察一番，看看他这个命令是否已经严格付诸实行。我当即表示不愿意去，我指着党卫军总领袖希姆莱，说这是党卫军的顶头上司，他应有权负责整饬党卫军的纪律，所以我提议要希姆莱到匈牙利去处理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为止，希姆莱总是不准陆军对他的党卫军部队，做任何的干涉。现在他却想改变这个政策，希望我去做恶人，可是我现在手里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所以无法替他代劳。希姆莱后来终于不得已还是到匈牙利去了一次，可是他却没有能够赢得他部下党卫军的敬爱。正当这个形势紧张万分的时候，纳粹党的组织部长雷伊博士（Dr.Ley），有一天夜里突然跑到了希特勒的总部里，带来了一个新的建议。他建议把那些在德西方面已经无事可做的纳粹党中的官员，组成一支义勇队。他说：“我的元首，我保证至少可以有4万名英勇的斗士，他们可以守住上莱茵河，以及黑森林中的通路，请你赶紧批准，我可以保证他们可靠。请参谋总长马上交8万枝冲锋枪过来。”我对于雷伊博士的话，实在不敢过分地表示热心，所以我就向他说，请你先把确实的人数查清了之后，我才好为他们准备武器，以后我就再没有听见他再提起这个问题。希特勒这次却一句话都没有说，他可能对他的组织部长已经丧失了信心。布里斯劳、格洛高、科尔贝格、但泽和科尼兹堡等地还继续在坚守之中，在什切青的城外却爆发了激战。希特勒现在就召见第三军团的司令劳斯上将，其目的是想要问问他所处的形势，以及他部队的战斗力。劳斯开始从一般的情况说起，希特勒却打断了他的话说：“对于一般的情况我早已明了。我现在所需要知道的是你部下各师的战斗力和部署的详细情形。”劳斯于是就把一切的详情都说了出来，这足以表示他对他的防地十分熟悉，对于部队的战斗力也具有极明确的认识。当他说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着，觉得他解释得很清楚，言词都很中肯。当他说完之后，希特勒没有加上任何的按语，就叫他出去。劳斯也许还只刚刚走出大门，希特勒就转过身来向凯特尔、约德尔和我三个人高声地喊道：“这个人简直是语无伦次！他所说的全是琐碎的事情。看他说话的样子，不是柏林人就一定是东普鲁士人。他应该立刻被予以免职！”我回答道：“劳斯上将是我们最能干的装甲将军之一。我的元首，你自己阻止他，叫他不要把一般的情况讲给你听，并且要他把各师的详细情形说出来。至于说到他的籍贯，劳斯是一个奥地利人，我的元首，他正好是你的小同乡。”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苏军的攻势(12)希特勒说：“绝对不可能，他不可能是一个奥地利人。”约德尔说：“呵是的，我的元首，他可能是的。他谈话的姿态完全和演员莫斯尔（Moser）一样。”我说：“在你尚未做任何决定之前，请让我再提醒你，记着劳斯上将对于他的战线具有正确的认识，对于所有各师的战妨Χ纪耆荒苛巳唬诔て诘恼蕉分兴恢倍季哂屑乓斓穆笙帧Ｗ詈螅一挂僦厥鲆槐椋俏颐亲詈玫淖凹捉弧！?/p>希特勒对他还是没有好感。我再告诉他我们现在手里所有的好将领，已经不太多了，不过他还是不肯听我的话，劳斯最终被免了职。我也就一怒而离开了会议室，跑去告诉劳斯上将，说他已经受了他的同乡希特勒的亏待，并且对于我的爱莫能助，表示极大的歉意。劳斯的职务改由曼陶弗尔将军继任。这个时候，外交部已经决定——虽然已经太迟——经由一个中立国的关系，企图与西方国家开始谈判。有一位赫塞博士（Dr.Hesse），据说是奉了里宾特洛甫的命令，曾经在斯德哥尔摩出现，但是并没有什么结果。虽然如此，由于这个谣言的刺激，使我又和我的外交顾问巴兰登博士，又会谈了一次。结果我们决定，由我再去和党卫军的总领袖希姆莱恳谈一次，建议他利用他所保持的国际路线——尤其是红十字会等等组织——尝试着设法使这个毫无意义的屠杀提早结束。自从温克将军负伤离去之后，对于阿恩斯瓦尔德地区的攻势，可以说是给希姆莱搞得全盘失败。他的总司令部里面的情形已经糟得不堪言状。关于他这个地区，我既没有接着他们的报告，同时OKH所发出的命令，似乎他们也从来就没有理会过。所以在3月中旬，我就亲自到他的总司令部里去看看，以便明了实际的情况。希姆莱的参谋长拉墨丁在总司令部的门口欢迎我，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有没有方法把我们这个总司令弄走？”我就告诉他这是他们党卫军内部的事情。当我问起这位总司令到哪里去了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他现在正害着流行性感冒，在霍亨林青（Hohenlychen）疗养院里，接受他私人医师吉布哈特教授（Prof.Gebhardt）的治疗。我立即驱车到那里去找他，发现他的健康状况似乎一切都很好。若是以我个人而言，当我的部队处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之下，那么我就绝不会因为这一点儿小病，就轻易离开了前线。因此我就不客气地对这位党卫军要人说，因为他身兼这许多重要的职务，不管他的能力是怎样的高强，事实上却无法兼顾。尤其是他现在应该已经明了在前线上指挥部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我就劝他辞去这个集团军总司令的兼差，而专心致力于其他的事情。希姆莱现在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的具有自信了。他感到犹豫地说：“我不便去向元首开口，他也不会批准我这个要求。”我马上就抓到了这个机会，向他说道：“那么你能够授权我代为你请求么？”希姆莱无可奈何地表示同意了。那天夜里，我就告诉希特勒说，希姆莱的职务实在太繁重，所以应该免除其维斯瓦河集团军总司令的兼职，遗缺可以调现在在喀尔巴阡山脉担任第一装甲军团司令的海因里希上将继任。希特勒起初不赞成我这个意见，经过了一番口舌之后，终于还是同意了。海因里希上将于3月20日奉命到任。像希姆莱这样一个纯粹的老百姓，为什么又一定坚持想要带兵呢？他完全不懂军事，他自己也知道，希特勒和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胡闹呢？很明显的，他具有无限的野心是其中原因之一。尤其是他更想获得一个骑士级的铁十字勋章。他也正和希特勒一样，对于一个战场指挥官所应该具有的能力，未免估计得太低。希姆莱一向善于耍阴谋诡计，暗箭伤人，所以一旦要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来表现一点其本领，马上就显出了原形，弄得自己狼狈不堪，无法下台。他自己想担任这种职务，可以证明他毫无责任感；同样的，希特勒居然信任他，也正可以证明希特勒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这个时候，史贝尔也来见我，他对于目前的局势已经感到忧心如焚。他告诉我希特勒准备下命令，破坏一切工厂、水电设备和铁路桥梁，以防止它们落入敌人的手里。史贝尔指明着说，这种疯狂的破坏行为，将使德国人遭受到史无前例的浩劫，他要我设法协助他使这种命令不至于付诸实行。我当即表示同意，并且立即发布命令，不准部队滥行破坏。凡是一切与民生有关的设施应尽量设法保全。第二天，我把我的命令原稿带给约德尔看，因为这件事与所有三军部队都有关系，所以必须也要让他知道。约德尔把我这个原稿呈给希特勒看时我并不在场。当我第二天再见到约德尔的时候，我就问他希特勒的反应怎样，他就把希特勒所发布的一个命令交给我看，原来其中的内容正和我与史贝尔的希望完全相反。为了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史贝尔这个人的真正态度，我可以把他在3月18日上达希特勒的签呈中，引证一段放在下面：当战争逐渐发展到了德国本土以内时，任何人都不应该破坏工矿、水电、交通等项设备。这种破坏无异于是断绝了德国人民的生机。在现阶段的战争中，我们没有权利下令破坏一切足以影响到德国人民未来生存的设备。假使敌人想毁灭这个英勇无比的民族，那么他们对于这种暴行应该向历史负责。我们有义务给德国民族尽可能留下一线生机，以使它在遥远的将来，还可以有复兴再起的希望！”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苏军的攻势(13)希特勒对于这个签呈的反应，却是这样的：假使战争打败了，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完了，那是这个民族无可避免的命运。我们不必考虑为这个民族保留最后生机的问题。反言之，还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它毁灭掉，因为未来的世界当然是强者所独霸，弱者横竖不能活命，那些在战后还幸存的人们，都是一些劣等的人民，因为好的都早已经死了。他常常发表这种高见，我也曾经和他辩论过好几次，我说德意志民族一定会永生的，这是根据自然规律所得来的结论。无论任何种类的人力，都不可能摧毁它。而我们今天所做的破坏，只不过给后一辈多增加痛苦的负担而已。尽管如此，破坏的命令还是在3月19日公布了，接着3月23日，鲍曼又下令执行。这个命令由各地的党委动手执行，因为军队已经表示拒绝执行这个任务。鲍曼又下命令，把战场上的居民运往内地，若是没有交通工具，就实行徒步行军。这个命令后来引发了大规模的悲剧，因为这些人被运到内地之后，吃住都发生了问题。于是军事当局和史贝尔联合起来，共同设法阻止这个疯狂命令的执行。布勒将军拒绝发给炸药，使他们没法实行爆破。史贝尔亲自到每个地方去视察，把这种破坏可能引起的后果，解释给那些准备执行命令的人听。我们固然没有能够把一切破坏的事件都完全制止住，不过却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第十二部分 最后的崩溃最后的崩溃(1)3月15日，陆军总部遭到极严重的轰炸，空袭前后共历时45分钟，所投掷的炸弹数量，足以炸平一个大型的城镇而有余。这样多的炸弹都投掷在我们这一个小小的营房上面。毫无疑问的，我们要算是一个军事目标，所以我们对于敌人的轰炸，实在并无抱怨的理由。当快到正午的时候，空袭警报的电笛声就已响起，我还是和平常的习惯一样，仍然留在办公室里工作。大家总能记着，我的妻子现在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难民，经过希特勒的批准，她现在就住在我的宿舍里面。警报响了之后，她就看着那个军士在地图上画出敌机进袭的路线。通常敌机到了勃兰登堡之后，就会向柏林方向飞去，可是这一次却转向措森方面飞来。我的妻子觉得情况有异，她马上就跑来告诉我，于是我立即命令全体的人员，赶紧都进防空洞。当我刚刚走进洞口的时候，第一颗炸弹就落了下来。由于我们已经躲避，所以死伤倒很轻微。只有作战处的人员行动略迟了一点，结果克利布斯将军和他的几个僚属都多少受了一点轻伤。克利布斯头部被震伤，当爆炸之后，我赶去看他的时候，他就在我的眼前昏倒，人事不知。所以必须送往医院休养，要有好几天都不能工作了。在这个情况之下，海因里希上将也来到了措森，准备去接受维斯瓦河集团军总司令的新职。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解科斯琴之围——这个小要塞现在正在苏军包围之中。希特勒希望他能以5个师的兵力，从我们在奥得河上所尚占领着的小型桥头阵地内，向敌军发动一次攻击。我觉得这种攻击实在是毫无意义，所以主张先消灭敌人在科斯琴附近所占领的桥头阵地，然后再与被围的守军重建直接的接触。由于意见不一致，我和希特勒又不免发生了多次的辩论。这个要塞还是在菲德烈大帝时代建筑的，守军司令是一位警察出身的将军莱纳法尔斯（Reinefarth），他在华沙城一战中，颇负盛名，实际上他虽是一个好警察，却不是一个好将军。在没有说到这次反攻的情形以前，我要先叙述在总理府中最近发生的政治变化。3月21日，基于我和巴兰登博士商议的结论，我就去访问希姆莱，其目的是敦促他利用他在中立国中的一些关系，来达到休战的目的。我在总理府的花园中找到了他，他正陪着希特勒在那碎瓦颓垣之间散步。希特勒看到了我，就高声问我有什么事情。我回答他说，我想和希姆莱讨论一个问题。于是希特勒就单独走开了，而我就开始与希姆莱做单独的谈话。我直截了当地向他说道：“这个战争已经绝无胜利的可能。现在惟一的问题就是如何赶紧结束这一场毫无意义的屠杀。除了里宾特洛甫以外，只有你在中立国还有一些接触的路线。因为外交部长不敢向希特勒开口，所以我要求你和我一同去见希特勒，要求他赶紧开始做休战的安排。”希姆莱回答我说：“我亲爱的上将，这似乎还早了一点吧。”我说：“我真不了解你的心理。现在已经不是十二点差五分，而是十二点过五分了。假使现在我们还不开始谈判，那么以后就不会再有机会了。难道你还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情况已经坏到什么程度了吗？”我们的谈话就是这样不了了之，依然还是没有结果。这个人也还是毫无希望，因为他也害怕希特勒，不敢开口。那一天夜间，在晚间汇报之后，希特勒向我打了一个招呼，要我迟走一步。他向我说道：“我发现你的心脏病又厉害起来了。你应该立刻请四个星期的病假，好好休养。”这对我私人而言，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不过为了参谋本部今天所面临的难关，我不能接受他这个“好意”。于是我回答他说：“目前我无法离开我的岗位，因为我并没有副手。温克的伤还没有好，克利布斯在3月15日的空袭中受了伤后，也还不能够出院工作。至于作战处，由于你上次因为华沙事件关起了一批人员，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元气。我现在马上去设法找一个副手，找到了之后，我就请假好了。”当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有一个人走了进来，向希特勒报告说：“史贝尔求见。”希特勒马上回答那个人说：“今天晚上我不能够接见他。”接着我又听到他像开留声机一样地说道：“凡是有人来要求单独谒见我，那一定是有一些不愉快的话要说给我听。这种人才叫我感到受不了。他的签呈上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战争已经打败了！这就是他所要告诉我的话。我干脆就把他的签呈往保险柜里面一锁，连看我都不想看一遍。”结果史贝尔奉命隔三天再来。在3月间这个艰苦的日子当中，有许多次的谈话都是很有意义，值得有保存记录的价值。有一天晚上，希特勒因为看到了西方国家所发出的优待战俘的文告，而大发脾气。他说：“东线战场方面的士兵作战比较勇敢。为什么他们在西线会那样容易就放弃了抵抗，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可恨的日内瓦公约，规定对于俘虏有种种优待的缘故。我们应该把这种理想撕成粉碎！”约德尔对于这种野蛮而毫无意义的主张，曾经激烈的反对，再加上我的支持，算是勉强使希特勒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有一次希特勒要指派某位将军出任某集团军的总司令，这位将军最近因为犯了极大的过失，刚刚受到免职的处分，于是约德尔也极力反对，才阻止住了希特勒发布这个乱命。到了这个时候，约德尔才同意认为参谋本部军官团应有统一的控制，而自悔过去的错误。现在战争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局面，他的头脑也已经清醒了，可惜却已经太迟了。第十二部分 最后的崩溃最后的崩溃(2)3月23日，盟军沿着莱茵河岸已经到达了上中莱茵河，而在莱茵河口的北面，盟军也已从正面渡过了下莱茵河。同一天苏联人在奥珀伦的附近突破了德军防线。3月24日，美军越过了上莱茵河，向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和法兰克福挺进。在东线方面，但泽周围也正在激战中，苏军正向科斯琴进攻。3月26日，苏军在匈牙利又发动了一次新的攻势。我们想和科斯琴守军重建联络的企图也终告失败。3月27日，巴顿（Patton）所辖的美军装甲部队已经进入了美因河（Main）上的法兰克福近郊。在阿沙芬堡（Aschaffenburg）附近也展开了激战。在这一天午间汇报的时候，希特勒对于我们在科斯琴反攻失败的情形，感到十分的震怒。他认为主要的责任应由第九军团司令布塞将军负担。希特勒认为在准备攻击的时候，布塞将军所发射的炮弹实在太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佛兰德平原战役中（这是希特勒亲自参加过的），所发射的炮弹至少要比现在多了十倍以上。我就指出布塞将军手里，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弹药，所以他只可能采取这样的做法。于是希特勒就向我怒喊着说：“那么你就应该设法使他多有一点弹药！”我马上把我所分配到的全部弹药数量的数字给他看，并证明我已经把全部的财产都交给布塞了。我又把每一个师所受到的惨重伤亡数字，送给他看，告诉他部队的确已经不顾他们自己的牺牲，尽到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这一次的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回到措森之后，我再把弹药和死伤的数字详细检查了一番，然后写了一个极直率的报告，要克利布斯将军在晚间汇报时面交希特勒，因为我不想再去做这种无意义的辩论。同时我叫克利布斯要求希特勒，批准我明天到法兰克福桥头阵地去亲自做一次视察。我想亲自去看看，到底希特勒主张使用5师的兵力，从这个狭窄的桥头阵地，向奥得河以东进攻的计划，是否事实上可行。一直到今天，我们的辩论还是没有得着一个结论。深夜中克利布斯才从柏林回到措森。他报告我说希特勒不准我到前线上去视察，并且命令我和布塞将军在明天的午间汇报中，一定都要出席。希特勒对于我那个报告，感到很怒恼，他认为我是有意指摘他。所以这一次又会是“会无好会了”！1945年3月28日14点钟的时候，照例的那一群人又在总理府中的会议室里见面了，布塞将军也来了。希特勒走进来之后，布塞就开始陈述他的报告，只说了几句话，希特勒就拦住了他，叫他不用再说下去，于是希特勒就又旧话重谈，把昨天那一套再搬了出来，责骂布塞指挥失当。我只听了两三句之后，就不禁心头涌起怒火。于是我也就如法炮制，打断了希特勒的发言，并且请他注意我所说的话，以及3月27日所上的报告。我说：“请你准许我打断你的话，插进来说几句。我昨天已经同时用口头和书面的方式，把这个问题都详细解释给你们听过了。布塞将军对于科斯琴攻击的失败，并不应负任何的责任。第九军团已经把他们所分配到的弹药都用光了，部队也都尽到了他们的责任，这种特别高的死伤数字就是一个证明。所以我要求你不要再责骂布塞将军了。”希特勒于是向大家说道：“我要求诸位先生们都暂时离开这间房子，除了这位元帅和这位上将以外。”当全体出席人员都退往接待室里去以后，这间房里就只剩下了希特勒、凯特尔和我自己三个人。希特勒就简单地向我说道：“古德里安上将，你的健康问题使得你必须请六个星期的病假。”我举起我的右手回答道：“是的，我马上就走！”说完之后，我就走向门边。当我把手放在门钮上面的时候，希特勒又把我喊了回来，说道：“请坐在这里，等会开完了再离开。”于是我就沉默地坐在我的椅子上面。那些退席的人现在又被召回，再继续开会，好像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希特勒没有再继续斥责布塞将军。大家再敷衍了一会儿，于是草率散会了。所有的人员退席之后，希特勒又再把凯特尔、约德尔、布格多夫和我四个人喊进去说话。希特勒向我说道：“请你赶紧设法恢复你的健康，在六个星期以后，局势一定更紧张。所以我更需要你的帮助。还有你准备到哪里去养病呢？”凯特尔劝我去李本斯坦温泉地（Bad Liebenstein）休养，他说那里的风景极为美丽。我回答他道，那里早已为美军所占领了。于是这位表面上显得非常热心的元帅就又问道：“那么，你看沙赫沙温泉地（Bad Sachsa）又怎样？”我谢谢他这样的关心，然后表示我准备自己去选择一个地方，希望至少在之后48个钟点之内，不至于会给敌人追上。于是我又再度举起我的右手来，然后由凯特尔陪着我走出了总理府，从此不再回来了！在走向停车场的途中，凯特尔又好意地关照我，下次不要再拂逆了希特勒的意思。到了这个时候，我还有什么话可说？那一天到了夜深人静时，我才回到了措森。我的妻子迎向我，向我这样说道：“今天你出去的时间真长得可怕呀！”我回答她说：“是的，而这也是最后一次了。我已经被免职了。”我们两个人拥抱在一起，我们心里都感到如释重负了。3月29日，我向同僚们告别，然后把我的职务移交给克利布斯。收拾了我那少许的行李，就准备离开了。3月30日，我们夫妇坐火车离开了措森。我本来想到图林根山地（Thuringian Mountains）去休养，但是由于美军进展得太快，所以已经不可能。于是我们决定到慕尼黑附近的艾本霍森（Ebenhausen）疗养院中去暂住，以便可以顺便治疗我的心脏病。4月1日，我们住进了疗养院，在那里得到著名心脏病专家齐美尔曼博士（Dr.Zimmermann）的悉心治疗。有一个朋友警告我说，盖世太保有开始监视我的可能性，于是我请了两位宪兵来保护我，使这个阴谋没有能够得逞。第十二部分 最后的崩溃最后的崩溃(3)5月1日，我带着我的妻子，同往地塔门兹尔（Dietramszell），在那里我把她留住在希莱赫尔夫人（Frau von Schilcher）的家里，然后我一个人就到了蒂罗尔，这时装甲兵总监部的本部人员，正迁移到那里。以后我就在那里坐候战争的结束。在5月10日无条件投降宣布了之后，我就和这个总监部的人员，一齐投到美军监护之下。关于3月28日以后的战局发展，我只是从无线电里面收听得来，所以在这里我也不想加以讨论。第十三部分 第三帝国的领袖人物我们的领袖们我的职业使我有机会和一群对我国历史具有重要影响的人们发生相当的接触。所以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把我对这些人的直接认识，记录在这里以供后世参考。我当然知道这将无法避免流于个人主观，我的看法仅是一个纯粹军人的看法，并以我们德国陆军的光荣传统观念为基础写下这一份记录，也许会和一般政界的人士所看到的有所不同。也许要从各个方面来加以观察，才能明了这些人的真相。他们对于我们这一次的惨败，绝对是负有极大的责任，所以今天说起来，令人不禁有痛定思痛的感想。在以上叙述到我自己的经验时，我都是以当时的情形为根据，而不想利用事后所发现的资料，藉以保全它的真实性。不过关于这一章，我却采取另外一种方法，不仅以我个人在战时的见闻为根据，而且也参考了我在战后所发现的各种资料。第十三部分 第三帝国的领袖人物希特勒(1)在第三帝国许多重要人物的中央，就站着这位混世魔王希特勒，他是我们大家命运的统治者。希特勒出身微贱，所受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极有限，并且说话和态度都非常粗俗。但当他站在我们的面前，却一点都不感到局促不安，他好像是和他的亲信同乡在一起一样，让人感到非常轻松。他和具有较高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尤其是谈到文学、艺术等等问题，他也一样滔滔不绝地发言，表示当仁不让。以后，他的亲信当中有一部分人——都是和他一样出身微贱的——就总是故意唤起他对上层阶级的恶感，他们这种行为是有目的的，主要是想毁灭这些人对于希特勒的影响力量。他们这种企图非常成功，其原因有两点：（一）因为希特勒在早年曾经饱受艰难和侮辱，所以对旧恨还是耿耿于怀。（二）因为他以为自己是一个大革命家，所以不愿意这些传统落伍的思想，会对自己的前途产生阻碍。这也就是解释希特勒心理的一个重要关键。由于这种情感上的复杂关系，所以他对于王公贵族、学者专家、文武官员都会产生厌恶的心理。在他当权之初，他还勉强抑制他的行为，使他能够合于上等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标准，一旦战争爆发之后，他就把这些假面具全都撕破了。这个人的头脑绝顶的聪明，并且记忆力特强，尤其是历史上、技术上和经济上的数字，能够记得十分清楚。凡是送给他看的任何文件，他都仔细加以阅读，借以吸收新知识，以补充他在教育上所留下来的空白。他在会议席上常常把他所看见或听到的话，整段背诵出来，使大家感到惊奇佩服。当他变成了德国的总理兼任三军最高统帅之后，他常常会这样向人说道：“六个星期以前，你所说的话和今天完全不同。”这种说法常会使人感到手足无措。关于这些话，是不可以和他争辩的，因为他可以马上查出当时的速记记录，以来证明他的说法的正确。他对于说话也具有一种天分，能够用平易近人的方式，把他的意见发表了出来，还会使用一种连续重复的方式，好像是用一把槌子，来把他的思想敲进听众的心头一样。不管听众是成千上万人，还是少数几个人，他所说的话常常是这样开始的：“从1919年起，我就决心要做一个政治家……”而他在政治思想谈话的结论上，却总是这样说道：“我绝不放弃，我绝不投降！”他的讲演天才可以说是高人一等，无论是对于一般的群众，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都同样能够发生奇效。他懂得怎样调整他的语言和态度，以来适应听众的心理。当他讲话的对象是工业家、军人、党员、公务员等各种不同身份的人，他的态度都能配合做各种变化。他最特别的个性就是他的“意志力”。使用他的意志力，他可以强迫旁人随着他走。他这种力量能发生一种强大的暗示作用，使许多人都受到他催眠的影响。这种情形我曾经多次亲眼目睹。在OKW的范围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反对他：不是像凯特尔那样，受了永久性的催眠，就是像约德尔那样，不敢不服从。甚至于有些很有自信力的人，当他们在敌人的面前都显得非常英勇，但是却为希特勒的辩才所征服，为他的逻辑所困惑，而没有能力反抗他。当他对少数人说话的时候，他一面说话一面就注意每一个人的表情，看是否每一个人都肯接受他的话。假使他发现了他的话对某几个人不发生作用，于是他就会进一步专门对他们进行说服的工作，一定要消灭了这种反抗的精神，才肯停止。假使那个人还是坚持不为所动，那么他就会恼羞成怒了。他会喊道：“我还没有把这个人说服？”于是下一个步骤就是把这个人清除掉。他愈成功，就愈骄纵，愈不肯忍受人家的反对。有人认为希特勒之所以能够一帆风顺的缘故，是因为德国这个民族特别容易接受这种鼓动。不过在所有国家，所有各时代中，人类在非常领导之下，常常都可以接受这种鼓动。在近代史上，就不乏很多的例证。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许多法国人都追随在拿破仑的后面，为他的人格所感召。法国人民随着这位伟大的科西嘉人的后面，一直走向完全毁灭的途径，他们也明知是如此，但却还是死而无悔。在两次大战之中，尽管美国人是最爱好和平的，但是却为两位总统的魔力所吸引着，也走上了战争的途径。意大利人跟着墨索里尼后面走。更不用提起苏联，那个巨型的国家，完全违背了它原有的传统。至于德国为什么会接受希特勒的指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的政策失败。这个政策为纳粹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它使我们产生了失业现象，要负担着重大的赔款，割去相当多的领土，丧失了自由、平等和军事力量。当那些胜利国起草凡尔赛条约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遵守威尔逊十四点的理想，因此才使德国人民对各强国都丧失了信心。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在国外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外交成就；在国内也不能解决德国人民的困难，所以希特勒登高一呼，马上就赢得了不少的拥护者。换句话说，这是势有必至，所以并不是德国人民特别容易受到鼓动。希特勒所提出来的谎言是说，在国外他可以取消不公正的凡尔赛条约，在国内他可以消灭失业现象和取消不必要的党争。这也正是每一个德国善良人民所具有的共同希望。当然不会有一个人反对他。在希特勒以前，那些政客们的确是太无能，他们的行动是一点作用也没有，所以更驱使许多人都投到卐字旗帜之下。大家总记得1932到1933年间的德国情形。失业人数在600万人以上，连他们家属一起算起来，那就是至少有2500万人在挨饿。青年工人不仅是在柏林，而且在德国各大城市中游行示威，犯罪的人数也增加了。第十三部分 第三帝国的领袖人物希特勒(2)英法两国拒绝准许德奥两国在经济上缔结联盟关系，事实上，这个联盟对于改善两国经济情况，功能实极有限，而且在政治上绝不会有害于英法两个强国。当时奥地利由于圣泽门和约的限制，已经走到了经济总崩溃的边缘。它若不和其他大型工业地区发生经济上的联系，那么它就无法生存，现在就希望所谓欧洲经济联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阻止德奥两国在经济上缔结同盟关系，实在是使最“倾向西方”的德国人，也感到十分不愉快。这时欧战已经结束了十二年，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也已经有六年，而胜利国家的态度还是这样，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更引起了极大的恶感。这个事件使希特勒在1931年和1932年当中，连续在选举上获得了重要的胜利。希特勒的羽翼已丰，其势力已经不可挡。兴登堡总统在与他自己的良心苦斗了一番以后，才最后决定任命希特勒做德国的首揆。这对于老总统而言，真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决定，因为他也和许多其他德国人一样，都不喜欢希特勒这个人，以及他的行为态度。一旦当权之后，希特勒就开始消灭反对者。从他使用暴力的手段，就可以显示出这位独裁者的真面目。实际上，他对一切都可以为所欲为，他的反对者实力都很脆弱，根本禁不起一拳。所以结果是希特勒通过了许多的法律，终于把共和国的制度，变成了私人的独裁。这种肃清异己的行动，以罗恩的被杀为最(禁止)。另外同时还有一些与罗恩毫无关系的人，也都在混乱中被杀。这些罪行都并没有受到惩罚，兴登堡此时已经老病垂死，而无力加以干涉。不过在那个时候，希特勒却还感觉到，为了施莱歇将军的被杀，他应该向军官团道歉，并且保证以后绝不再发生同样的事情。1943年6月30日的罪行，既然不了了之，就可以表示出来德国的命运已经受到了威胁。还不仅如此，它也更使希特勒自己认清了他所拥有的权力。兴登堡死后，他通过了一条法律，解决了承继问题，并且使用有组织的公民总投票，使他成为德国的合法元首。有人问希特勒是否要重建君主政体，以稳定他的地位，并且使其合法化呢？以后，当他和柏林的一些军官们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他曾经慎重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他说他在历史上，只找到了一个惟一的例证，表示一位名君能够信任一位贤相，终于完成了建国的大业。他所指的当然就是威廉一世和俾斯麦。此外他再找不到其他的例证。他也曾和他的朋友墨索里尼谈论过，墨索里尼却告诉他说，意大利的国王就很不好伺候。所以希特勒遂打消了复辟的念头。于是希特勒就决定选择独裁政治。而他在独裁之下，却也获得了一些卓越的成就：失业现象消灭了，工人的士气提高了，民族意识又复活了，而国内也不再有党争。这都是平心之论，绝无过火之处。当他的国内统治权被确定之后，希特勒就转而向国外求发展。萨尔（Saar）地区的收回，军事自主权的建立，莱茵河地区的占领，奥地利的合并——这些事情都能够获得全德国人民的拥护，甚至于外国也都不乏表示同情的人。实际上，这个时候，外国人也认清了德国民族的合理要求，并且承认在凡尔赛条约中他们所犯的战略过错。相对而言，希特勒收复苏台德地区是比较困难的，这个地区20年来已经饱受捷克民族主义的荼毒，捷克与法国又有同盟关系。但是希特勒却看穿了英法两国的朝野都是不想打仗的，结果他一点都没有错，于是慕尼黑会议准许了德国人可以向捷克展开行动。慕尼黑会议的眼前结果，是维护住了和平，但是却也提高了希特勒的自信，并且使他更瞧不起西方国家。这时有些德国人，因为熟知英国人的个性，曾经向希特勒提出警告，可是却一点作用也没有。到了1938年年初，希特勒对于德国的一切政府机构，都已经完全控制住了。现在惟一足以对他的统治权发生严重抵抗力的组织，就只有德国的陆军。所以，在德奥合并不久之前，由于勃洛姆堡—弗里奇事件的发生，已经使陆军丧失了他们重要的领袖。这个时候的陆军代表，虽然头脑清楚，但是却缺乏力量，没有人敢提出抗议。多数的将官，以及陆军中的全体人员，在当时都并不了解这个事件的真正意义。陆军在表面上始终还是表示忠诚服从，任何企图反叛的行动都不过只是纸上谈兵而已。一年又一年，陆军里的抵抗力继续减弱，因为此后新入伍的士兵，都是在希特勒青年团等等组织中受过训的，他们对于希特勒本人是早就已经宣誓效忠的。同时，军官团中的新组成分子，也是一年一年加入了不少的纳粹党员。当希特勒在内政外交两方面，都一帆风顺的时候，他的自信心也自然大增，从此认为全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人可以和他相比拟。另外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的周围，那些第三帝国的新贵们，又都是一些无耻的小人，更把他捧得糊里糊涂。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希特勒所考虑的还都合乎人之常情，至少他还肯听人的忠告，并且还有耐心和人家进行讨论。不过自此以后，他却一天比一天专横。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自从1938年以后，德国的内阁就从来没有再开过一次会议了。各位部长都在希特勒的命令之下单独的工作。他们对于整个的政策，已经不再有整体性考虑了。有些部长，甚至于从此就很少，或者不再和希特勒见面了。在政府机构以外，又有了一个新成立的党的机构，与政府机关平行。希特勒的口号是这样的：“政府并不控制党，而党却控制政府。”于是就发生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行政权转到了党的手里，一切实权操在党委的手中。这些人多半是不学无术，出身市井，实在不够资格担任高级的职务。第十三部分 第三帝国的领袖人物希特勒(3)因为有许多党老爷也都企图效法希特勒，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所以政治的风气大坏，全国的行政系统变得糟不可言。在司法方面的情形也是一样。由于所谓授权法案的规定，独裁者的命令已经取得了与法律一样平等的权力。同时国会也已经形同虚设，这种情形正和苏联类似。到了1939年的春天，希特勒又决定把捷克合并为一个保护国。这个步骤固然没有挑起实际的战争，但是英国方面已经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应该足够使他停下来想一想。在捷克被占之后，梅默尔也被兼并了。这个时候的德国，已拥有强有力的地位。似乎以后任何的国际问题，都可以用外交手段和平的解决。可是希特勒却似乎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这个原因又安在呢？第一个答案就是希特勒有一种很特殊的想法，认为他自己也许会早死。他说：“我知道我不会活到太长的。因此我没有多的时间来糟蹋，我的承继者也许没有我这样的强硬，他也许在紧要关头，不一定能和我同样的坚定，做下重要的决定。所以，我要在我的有生之年，把这些问题都完全解决掉。”这样他就驱使他自己、他的僚属，以及整个德国，以马不停蹄的速度，在他选定的途径上飞奔。他说：“机会的女神，是稍纵即逝，所以一定要及时把握，绝不可以放松。”他因而竭力地想把握所有时机。到了1939年的秋天，希特勒决定以消灭波兰走廊为他的目标。他向波兰人提出的条件，并非完全不合理。可是波兰的外交部长贝克（Beck）上校，对于和平解决却并不感兴趣。贝克依靠英国人的保证，在波兰还没有做决定之前，就自行决定选择战争了。当骰子掷了下去之后，英法两国就开始向德国宣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爆发了，而希特勒想把战争限制在波兰境内的企图也终归失败。在波兰战争开始之前，希特勒却有这种先见之明，与苏联缔结了协定，以确保他后方的安全。所以两面作战的危险似乎是已经不存在了。为了促成这个协定，希特勒只好把他的钦定国策——反共产主义——暂时取消。当时他对于人民的反应非常没有把握，我在本书中也已经说明过。但是这个民族，尤其是陆军，对于后方的安全有保障，却是表示欢迎的，虽然战争已向错误的方向发展了——对西方国家开战。当然，德国人民并不以为和苏联开战是必要的。在1940年西线战场战役完成之后，他们的确是希望从此和平的。在法国战役之后，希特勒的事业可以说是已经发展到了最高峰。不过美中不足的，却是英国的远征军已经从敦刻尔克逃走了。丘吉尔说，不管死伤是如何的惨重，敦刻尔克要算是一个胜利，尤其是英国对于德国空军的胜利。因为在敦刻尔克的天空，和以后在英格兰的天空，德国空军虽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却仍然没能获得局部的制空权。关于空军的使用错误，这个责任应由希特勒和戈林两个人平均负担。由于这位总司令的虚荣心，和希特勒对于他忠实信徒的溺爱，结果使德国空军虽然空有勇敢的精神和优越的技术，也还是一无所获。一直到很久之后，希特勒才认识了戈林这个人的真实价值，虽然如此，他还是拒绝调换他，这件事对于战争的前途，实具有极大的影响。希特勒对他的“老同志们”一向忠诚到底。若以戈林而论，这才真是一件大不幸的事情。他虽然常常埋怨他，可是他对于自己已经看出来的事情，却一直不肯做结论。西方的战役又显出希特勒的另外一个特性。希特勒的计划总是十分勇敢。挪威的战役，和色当的突破战，都可以算是一种勇敢的行为。在这两次作战中，他都批准了最冒险的计划。不过当执行这些计划的时候，只要碰到一点困难，他就准备放弃（这与他在政治上的情形不同，他在政治上是绝不退让的），也许是因为他在军事科学方面，自己也感到能力不够的缘故。在挪威战役中，当纳尔维克（Narvik）的情况变得很严重的时候，希特勒动摇了本来这种时候一定要控制自己的神经，并且绝不能放弃的，幸亏罗斯贝尔格中校（Lt.Col.Lossberg）和约德尔将军的坚持，才算是转败为胜。在色当突破之后，最初的进展完全超出了他和他的顾问们的预料之外，这时本应迅速扩张战果。可是由于希特勒的命令，我在5月15日和5月17日，曾经两次被迫停止前进。事实上，我并没有停止，但这却不是希特勒的功劳。不过更糟的却是在敦刻尔克的外围，不准我们冲过Aa线。正因为如此，英国人才来得及在我们的前面，撤进了要塞地带，而后从容登舟逃去。假使当时装甲部队能奉命迅速推进，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在英军之前进入敦刻尔克，于是就可以把他们的退路切断了。这样一来对于英国人的士气，将是一个极大的打击，甚至能迫使他们不得不屈膝求和。以后又接着犯了好几个错误。在没有到达地中海岸之前，就结束了西线战场上的战役，和法国缔结了一个不完全的休战协定。不立即进行非洲战役，和不进攻直布罗陀与苏伊士运河。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希特勒在拟定计划时极勇敢鲁莽，但是在执行时却常常会踟蹰不前。假使他在计划的时候，能够更审慎和具有远见，而在执行的时候，能更迅速而坚决，那么他对于德国的贡献，也许就可以更高了。老毛奇元帅曾经说过：“先考虑而后冒险！”这本是德国陆军的传统教训。第十三部分 第三帝国的领袖人物希特勒(4)关于非洲作战的问题，受了下面两个事实的影响：（一）希特勒认为他一定要考虑到墨索里尼的观点；（二）他对于军事问题的认识，完全受了大陆派的限制。他对于世界知识的了解非常的浅薄，对于海权的意义甚至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马汉（Mahan）所著的《海权对于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不过无论如何，他却从来没有遵照马汉的教条，来进行他的战争。由于他的不学无术，所以在1940年夏天，他就感到毫无办法把这个国家带上重返和平的途径。他不知道怎样和英国人打交道，他的军事力量仍在准备作战之中。他们不可能长时间一方面动员，而另一方面又不作战。他心里一直在跃跃欲试之中。那么怎么办呢？于是就回过头来想到从前在思想上的死对头。他以为西线战场上的暂时胜利，可以使他获得了充分的时间，可用以征服苏联。他也明了苏联和共产主义，对于世界始终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而且德国大部分人民，以及欧洲他国的许多人民，也都是主张反共的。至于他这个理想在军事上是否能付诸实现，那却是另外一个问题。最开头的时候，他还不过是偶然动动这个念头，等到时间一长之后，这个问题就愈来愈严重了。他那个不正常的幻想力，使他对于苏联的实力，不禁估计得太低。他认为陆上和空中的战争，都已经机械化之后，就会具有新的成功希望，因此瑞典查理士十二世和拿破仑的旧例，似乎不再适用了。他又认为只要第一拳打中了要害之后，苏维埃制度就会自动的崩溃，他更相信苏联人民都会热烈的拥护纳粹主义。不过当战争真正发生之后，他的所做所为，却无一不是正可以引起相反的作用。纳粹党的行政人员对于占领区的当地人民，加以残酷的虐待。希特勒又决定把苏联瓜分，而把相当大的面积合并在德国领土之内。其结果遂促使所有的苏联人都团结了起来，为保卫祖国而战。他们是要反抗外国的侵略者，而并不是为保卫斯大林的暴政。形成这个大错误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对于其他的种族和民族，一向有估计过低的习惯。他在战前虐待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即为一个明证，现在就更变本加厉了。这种愚笨的种族政策，可以说是促使纳粹德国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希特勒想要统一欧洲。他却完全不了解各个民族在本质上的差异，再加上他一意孤行的只想实行中央集权的办法，结果使他一开始就碰壁了。苏联的战役不久就显示出来德国的实力是有限度的。但是希特勒却不肯迷途知返，或是停止这个冒险，或是改行选择一个比较小型的目标，他反而跳进了无底的深渊。他决心以无限制的暴力击败苏联。同时他的盲目政策也挑起了与美国间的战争。固然罗斯福命令美国军舰可以径向德国海军开火，是已经产生了一种近似战争的情况。不过从这个起点到真正的战争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若不是希特勒那样的糊涂，战祸也许还不至爆发得那样快。当德军在莫斯科的城外遭到第一次决定性的失败以后，希特勒已经感到惊慌失措。他的战略缺乏一致性，在执行时又犹疑不定，到了这个时候就完全被粉碎了。从此他就只有用严刑峻罚来逼迫他自己的部队死拼，以补救他自己的过失。在短时间之内，这似乎很有效，但就长期而言，这个办法终究是要失败的。他自己准备挨饿，就叫全国老百姓也都跟他一起挨饿，但是却不考虑到吃饭是人类的基本要求。现在再说到他这个人在个性方面所给与我的印象。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所以从个人方面来说，他的生活方式是很高尚纯洁，很值得人敬佩的。但是，另一方面，却是他和其他的人类似乎已经脱节了，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他的“老同志们”也只算得是忠实的信徒，而并不具有私人的友谊。据我个人的观察，似乎没有一个人是和他真正接近的。没有一个人与他具有真正的感情，更没有一个人敢和他公开随便谈话。他从来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朋友，所以他也永远没有深爱过一个女人。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子。在这个世界上，任何足以代表人情温暖的事情，例如真正的友谊，纯洁的爱情，都一律与他没有关系。所以他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孤寂的世界，除了他那个大而无当的征服世界计划以外，他再也找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了。他和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Eva Braun）的关系，也许可以引证出来，作为反驳我上文所说的根据。不过我可以说的却是我对于这件事一点都不知道，在最后的几个月当中，我几乎无日不和希特勒以及他的亲信们在一起，可是我却从来没有看见过爱娃布劳恩。一直等我待在监狱里面，我才知道这一段风流的神话。很明显的，这个女人对于希特勒，似乎是不曾具有任何的影响，尤其是并没有使他的个性发生一点温情的作用。这就是德国的大独裁者，他常以菲德烈大帝和俾斯麦自比，可是他却缺乏那种智慧和自制力。这个人首先是一帆风顺，一个成功接着一个成功；以后又到处碰壁，一个失败又接着一个失败。他的头脑中充满了许多怪诞的思想和计划，自以为他就是天纵之圣。他把夜晚当作白天，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一直要开到午夜以后。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前，他的饭常常是和OKW中的要员一同吃，以后就改成单独一个人吃了。只有很少的机会，他才偶尔和一两位客人一同用餐。他吃得很快，一口气把那些蔬菜都吞了下去。他一边吃一边喝冷水或是啤酒。在夜间最后一个会议结束了之后，他还不肯就睡，给他的副官和女秘书包围着，他还要讨论他的计划，一直到天亮为止。于是他才去睡觉，照平常的习惯，至迟到了上午9点钟，收拾房间的女侍者，就会用扫帚把子敲他卧室的房门，把他弄醒了。接着他就要用最热的水洗一个澡，据说这可以使他的那个尚有睡意的心灵恢复清醒。最奇怪的就是，这种不规则的生活对于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坏的影响。不过当他连续受到许多打击之后，他的神经似乎就已经吃不消了，于是他就开始滥用药物。为了要催眠，要清醒，要平心，要刺激等等的目的，他都一律付之于注射。他的私人医师莫瑞尔，对于他的一切要求，是有求必应。但是这位病人却还嫌不够，总是把医师的处方分量，加倍使用。这样就使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第十三部分 第三帝国的领袖人物希特勒(5)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中间隔了14个月，我才又一次看见他。我注意到他的形象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他的右手发抖，他的腰弯曲了，他的眼光已经有呆木之感，同时双颊上也出现了病态的红斑。他要比从前更容易冲动。一发脾气之后，他就丧失了一切的自制力，他所言所行更叫人有不可捉摸的感想。他的病状在外表上已经很显明，不过那些天天和他接触的心腹人物，却不容易看出来。最后，在“7月20日事变”发生之后，情形就更坏，他不仅左手发抖，连整个身体的左半边也都发抖了。坐着的时候，他总是把右手放在左手的上面，把右腿放在左腿的上面，以使旁人不容易看出它们正在抖颤的情形。现在当他走路的时候，腰就弯得更厉害，而且行动也就更迟缓和不稳定。当他想要坐下的时候，人家得先把椅子放到他的身下面去。固然，他的心灵仍然还很活跃，不过这种活跃却是不健全的，因为它的主动力就是对于人类的不信任，以及想要设法隐瞒他在生理上、精神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破产情况。所以他一直是使用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实际上他对于事实的真相，却是一目了然的。因为他总是幻想着，能够发生一个奇迹，以挽救他的危亡，所以他那个非常强大的意志力，现在就完全集中在一个目标上面，那就是“绝不放弃，绝不投降！”德国人民从前拥护他做领袖的原因，是希望他能够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洗雪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受到的国耻，在国内外获得真正的和平。哪知道这个人却为魔鬼征服了他的心灵，自己毁灭自己的前途，同时也把这个优秀、忠勇、勤勉、正直的民族，一同拖入了火坑。我在监狱里曾经遇到一位医师，他认识希特勒也知道他的病象，他说他是害着一种学名叫作“Paralysis Agitans”的病症，亦可称之为帕金森病（Parkinson）。一般的人虽然说不出来他是害着什么病，但是也可以从外表看出来他是不正常的。据我所知，在1945年初，第一位正式说出希特勒病名的医师，是柏林的克瑞尼斯教授（Prof.de Crinis），这个人不久就自杀了。他的诊断书始终被保守秘密，没有发表，他的私人医师当然不会说什么。所以今天德国的内阁还是无法对希特勒的生理情形，获得一个明确的观念。有人说他的病源是由于早年受了花柳病的传染，还有人说他是因为受了寒而起的，总之这个问题还只能存而不论，留给医师们去研究好了。所有德国人民所应该知道的，这位过去他们所信赖的领袖，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病夫。希特勒的病痛对其本身固然是一种不幸，对他的国家而言，更是一种极大的灾难。第十三部分 第三帝国的领袖人物纳粹党魁(1)除了希特勒的副手赫斯（Rudolf Hess）以外，在纳粹党中，第二个最重要的领袖人物莫过于戈林，他曾经被指定为希特勒的继承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空军的现役军官，是继里希特霍芬（Richthofen）之后担任的部队指挥官，曾经受过最高的勋章。战后他也是SA（纳粹党冲锋队）的发起人之一。他是一个粗鲁而随便的人，在最初也显示出相当的活力，他曾经为建立近代德国空军的工作，奠定了一个基础。若是没有他的坚持和推动，那么建立一支独立空军，并使它成为德国的第三独立军种的工作，就不可能成功。因为当时军方的各级人员对于空军的性能，所了解的实在有限。不过，当德国的青年空军正在开始成长的时候，戈林本身却因为富贵逼人的缘故，已经逐渐丧失了他原有的朝气。他过着一种封建式的生活，喜欢搜集装饰品、奇珍异宝、古董名画，建筑了一个著名的别墅，叫作“卡琳庄园”（Karin Hall）。有一次他在一个东普鲁士的古堡中，面对着一幅古画，发出了怀古的幽情。他先是沉醉在沉思之中，然后突然高声喊道：“伟大！我，也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我真欣赏这种妙笔！”他的穿着更是集奇装异服之大全。当他在他的别墅附近游猎的时候，他穿着古代条顿人的服装。当他穿军服时，也总是完全不守正常的规矩，有时穿着俄国红皮的长靴，再加上黄金的马刺——这对于一位将军而言，实在是多此一举。有时他在出席希特勒的汇报时，穿的是长裤子、黑色漆皮的跳舞皮鞋。他使用很强烈的香料，并且脸上还要化妆。他的手指头上戴满了沉重的戒指，上面镶的都是他所心爱的宝石。从医学的观点来看他，这个人似乎是荷尔蒙方面发生了紊乱的现象。他是四年计划的全权执行人，所以他对于德国的经济具有很大的影响。在政治方面，他似乎要比他的那些同志较有远见。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是企图阻止战争的爆发。为了这个目的，他曾经利用瑞典人的关系，但是结果很不幸并没有成功。在战争中，他的影响曾经使我们吃了大亏。他把空军的威力估计得太高，把陆军阻止在敦刻尔克以外，这实在就是他的责任。另外大不列颠的空战也失败了，在斯大林格勒之战时，因为他保证可以用空运来接济第六军团，所以希特勒才下令死守。结果他的诺言不能够兑现，而使德军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惨败。在1943年以后，根据我对他的观察，我可以得着一个结论，觉得他这个人对于德国空军的现况，根本浑然不知。当他对陆军的作战有所干涉的时候，那不是表示他完全不明事理，就是表示他只是为了意气之争。因为他是希特勒“太子”的身份，所以他不免枉自尊大，时常感觉到他自己已经了不得了！到了1944年8月，希特勒最后也承认了这位空军总司令，实在是太疲软无能。当着约德尔和我两人的面，希特勒用极直率的口气向戈林说道：“戈林！空军简直是一事不做。它已经不够资格算是一个独立的军种了。这实在是你的过错。你实在是太懒了！”当这位自命不凡的“帝国大元帅”听到了这一番教训之后，两行大泪珠顺着他的双颊向下滚落，他一句话也没有回答。这种景象令人极为不快，于是我就暗示约德尔，两个人一同走进了另外一间房间，好让他们两个人面对面去哭诉吧。由于这一次谈话的结果，我就力劝希特勒照他已经认识的方向去做，把戈林免职，另选一个能力较强的空军将领，继任这个空军总司令的职务。我告诉他，绝不可以为了姑息戈林这一个人，而使整个的战争都要冒着失败的危险。但是希特勒回答我说：“为了政治上的理由，我不能照你的意见做。因为党将永远不了解我的动机。”我就再进一步劝说：照我的看法，为了政治上的原因，就更需要另派一位新的空军总司令，因为假使再不这样做，那么就再无政策可供考虑了。希特勒还是不听。一直到战争结束时，戈林的头街和职位还是依旧未变。在最后几个月当中，因为希特勒批评空军，戈林就学着格兰德（Galland——战术空军司令）的榜样，把他的勋章和金质饰物，都交还了，以表抗议之意。但他还是服从希特勒的命令，继续出席各种会议，不过他现在的服装却特别简单，没有佩带任何的勋章，并且还戴上了一顶普通士兵所戴的便帽。这个样子实在很滑稽，相当的不好看。他很少有胆量向希特勒说出老实话来。只有他在监狱里和他那样的死法，才足以使戈林可以赎他的旧罪于万一。在公开为他过去行为辩护了之后，他就趁机自杀，借以逃避了最后的判决。在希特勒这许多门徒当中，最令人莫测高深的却是党卫军的总领袖希姆莱。这个人生性多疑，而这种多疑完全是一种种族上的自卑感在作祟。他表面上似乎很有礼貌，很平淡。与戈林比较起来，他的私生活可以说是很有斯巴达人之风。他的幻想力总是很丰富，甚至于有一点怪诞不经，他就好像是另外一个星球上面来的人。他的种族政策使他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他企图要使德国人民接受纳粹的教育，结果只是把他们送入了集中营。一直到1943年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他仍然相信在乌拉尔山（Urals）以西的苏联，应该被当作德国的殖民地。有一次我和他谈到，现在早已找不到自愿到东俄去的移民了，他却坚持着说必须用强制的方式，来建立新的德国殖民地。第十三部分 第三帝国的领袖人物纳粹党魁(2)至于希姆莱的种族理论的结果，从我个人观察和经验，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希特勒和希姆莱对于他们这一部分的计划，一直严格保守着秘密。希姆莱在集中营里所使用的“教育方式”，现在已经公开暴露了出来。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大家很少知道他们的内幕。关于集中营里的一切暴行，有许多人，连我在内，也是在纳粹总崩溃之后，才知道它的详情。以前他们一直是保守着高度的秘密。在“7月20日事变”之后，希姆莱才满足了他在军事方面的野心：他先充任了训练军的总司令，接着做了两任集团军总司令。就军事方面来说，他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他对敌人的了解真是幼稚得可怜，当他在维斯瓦河集团军总司令任内的时候，他简直是畏敌如虎。虽然如此，希特勒却几乎信任他到底。他当然对希特勒也是从来不敢反抗的。我曾经有几次看见他在希特勒面前，完全丧失了自尊心和个人的勇气，最明显的例证就是1945年2月13日发生的事。希姆莱最大的创造就是党卫军。在总崩溃之后，这个组织是最为人所诟病的，被外间攻击得体无完肤，这实在是不太公平的。党卫军原来只是希特勒的私人卫士，但因为不仅想要用它来监视一般的大众，而且还想用来监视党内的组织，所以它的实力渐次扩充。在集中营成立之后，希姆莱就命令党卫军去负责管理。从这个时候起，就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有武装的党卫军（WaffenSS），那纯粹是一种军事性的组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党卫军”；（二）是一般的党卫军（Allgemeine SS），它只是供希姆莱的驱使，与作战无关。最先负责训练党卫军干部的人是一位陆军将领，他名叫豪赛尔，是我在什切青所服务的师部中的参谋长。豪赛尔是第一流的军官，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军人，同时也具有真正和光荣的人格。党卫军的创立，这个人实在是第一个功臣。在战时，由于希特勒的坚持，党卫军的人数日益扩充。自从1942年起，志愿入伍的人数就无法足额，于是也就和普通的陆军一样，改用强迫征召的办法，从此党卫军就已经丧失了他们的政治性质了。不过，希姆莱还是死抓着不放手，利用他的影响使党卫军能够得到最优先的补充和最精良的装备，不过他这种偏爱却并不影响到党卫军与陆军在战场上的同胞之爱。我曾经指挥过希特勒近卫师和帝国师两支党卫军的部队，以后在装甲兵总监任内，又曾经视察过不少的党卫军师。我可以说党卫军的一般纪律、精神和在战场上的表现可以算是上乘，他们和陆军中的装甲兵常常并肩作战，在战场上几乎分不出来谁是党卫军，谁是陆军。自然，希姆莱扩充党卫军是别有用心的。希特勒和他都不信任陆军，他们总还是害怕陆军会起来推翻他们。所以尽管有许多的不利，他们还是把党卫军的总数扩充到了35个师之多。有很多的部队，都包括着不少的外国人在内，他们有时固然很可靠，但是有时却完全不能信任。最后，希特勒对于这个最亲信的部队，也感到不能信任了。1945年3月间，他下令取消他们的臂章，表示希特勒与党卫军之间，已经有很大的裂痕了。关于一般性党卫军的问题就更多了。其中有许多分子都是颇有问题的，他们之所以愿意为虎作伥，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借此机会，可以享受特种的权利和优待。不过有许多也是具有良好人格和正直精神的好人，那是由于希姆莱的命令，把他们从其他的职业中调用过来的。可是以后，情形就愈来愈坏，由外国人所编成的单位逐渐增多，他们也有武装，执行各种警察的职务。他们的行为远比党卫军要放纵，在华沙城内的暴行即为一明显的例证。我和他们的特务组织（SD）以及所谓“别动大队”等等单位，从来就没有过来往，所以无从获得最原始的资料，此处不再赘述。希姆莱自己自杀了事，这是他所一向鄙视的一种行为，他常常禁止党卫军人员有这种行为。他虽然逃过了最后的审判，却把他自己所应该负起的重责，留给比他低级的人员，让人家去代他抵罪。在希特勒内圈人物里面，只有戈培尔博士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物。他是一个讲演的天才，在过去与共产党斗争时，曾经表现出来很大的勇气。不过他也是一个危险分子，反宗教和反犹太人的工作，他都是其中罪魁之一。他的确早就已经认清了纳粹制度的错误和弱点，但是他却缺乏勇气把这些话坦白地告诉希特勒。在希特勒的面前，他也和戈林、希姆莱一样，是一个道地的小人物。在希特勒的面前，他那滔滔不绝的雄辩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尽量讨主子的欢心，在他的宣传工作方面——他在这方面具有独到的天才——他也是从来不会使大独裁者感到不开心的。我对于他在1943年缺乏勇气，不敢把他自己所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向希特勒坦白地提出来，实在深感失望。由于他自己意志不坚定，所以始终没有能使希特勒省悟，结果他自己全家惨死，这也是他本人早已预料到的。除了希姆莱以外，在希特勒的心腹当中，第二个最阴险邪恶的人就是鲍曼。他这个人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痛恨陆军，认为这是党权无限发展的惟一永久障碍。所以他总是尽量设法中伤陆军，同时他也尽可能地把希特勒亲信中的比较正直善良的人士弄走，而把他的爪牙安置在重要的地方。第十三部分 第三帝国的领袖人物纳粹党魁(3)鲍曼设法使希特勒完全不明了国内政治的真正情况。他甚至于不让各地党部的主管人和希特勒见面。结果西普鲁士和华尔斯高的党部主管人跑来见我，希望我能设法使他们可以谒见希特勒，因为鲍曼坚决认为他们无谒见之必要。这种事情对于纳粹党官员而言，可以说是破天荒之举，因为他们一向都是不信任陆军方面的人员，所以若非鲍曼穷凶极恶，他们是不会狗急跳墙的。希特勒的病势愈重，军事情况愈紧急，从此能够直接和这位独裁者见面的人也就愈少了。几乎一切的事情都要经过鲍曼这个坏家伙的手，这样就使他更可以极尽蒙混之能事了。我常常和他发生冲突，因为他总是阴谋破坏陆军方面的计划，而且还要干涉到纯军事方面的事情，结果总是引起很坏的作用。鲍曼可以说是第三帝国中的第一奸臣。第十四部分 德国的参谋本部德国的参谋本部(1)德国参谋本部是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和格奈泽瑙（Gneisenau）的嫡系子孙。它在精神上的祖先就是菲德烈大帝的精神，以及德国民族反抗外国侵略者拿破仑的决心。在拿破仑战争以后，欧洲也有一个长时间的和平期。由于战祸连年，国家的经济都大受损失，所以不得不限制军事上的费用，以求经济上的复兴。在这个太平无事的欧洲，普鲁士参谋本部的继续存在，似乎已经不为世人所注意。在这个平静的时代当中，一本最重要的军事科学的巨著，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就安然问世了。关于这本书，研究的人很少，而批评的人却很多。他是第一个企图建立一种战争哲学的人，这本书对于以后几代的“德国参谋本部军官团”中的军官，都具有很重大的影响作用。它告诉军人们无论是对人对事，都要养成一种冷静而合于理性的观察力，这是德国参谋本部当中所有杰出的人才都共有的特殊品性。同时它也加强了军人们的爱国心，使他们具有奋发有为的思想。假使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和克劳塞维茨三个人，对于普鲁士—德意志参谋本部而言，可以算是开山的鼻祖，那么毛奇元帅就可以说是集他们的大成了。施里芬曾经这样说过：“最大的成就，最小的表现。换句话说——质胜于文。”这就是代表毛奇这一个学派的真正传统精神。由于有俾斯麦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的指导，毛奇曾经三战三胜，终于为德国民族的统一奠定了一个基础。在这几次战争的过程中，他也同时把参谋本部的权威建立了起来。毛奇死后，德国的参谋本部，在20世纪初，当然也不免受到当时环境变化的影响。德国在统一成功之后，国势兴隆，使整个军官团和参谋本部都受到某种影响。最后，德国已经变成欧洲的第一等大强国，这就使德国参谋本部军官团（陆军中的最优秀分子）里面，产生了一种高度的自信力。他们就凭着这种态度，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次战争中，他们可以说是恪尽职守。在四年当中，他们的权威似乎凌驾在一般将领之上，这并非参谋人员的过错，而是有许多将领，或是因为年纪太大，或是因为久任队职，而不懂得指挥的艺术，所以才会为参谋人员所掩盖。常常有人说，在鲁登道夫领导之下，参谋本部是过分的揽权。不过假使没有鲁登道夫那样伟大的创造力，那么德国的参谋本部，甚至于整个的陆军，能否负起那样大的责任，恐怕都很有疑问了。当敌人实力过分强大，战争终于失败时，鲁登道夫本人并不负什么责任，因为他是从1916年才开始掌权的，若不是他和兴登堡两个人的努力，那么战争可能在那一年就已经败定了。这两位伟大的军人虽然挑起了千斤重担，可是却吃力不讨好。今天若是以事后的成败来论英雄，那显然是不公正的。不管战争是胜是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仍然还是代表德国参谋本部军官团的两位杰出人物。由于以后战况愈来愈困难，逼着鲁登道夫不能不鲁莽冒险，有时所做的决定似乎很粗暴。以后有些后辈，就竟以此为模范，学习他这种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态度，以为这就是一个优秀参谋本部军官所应有的作风。这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从德国参谋本部的悠久传统上看来，这种作风似乎是最不重要和最无意义的。沙恩霍斯特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出生在下萨克森（Lower Saxony）。这个人勇敢、聪明、谨慎、严肃、绝不自私、绝不腐化。在反抗拿破仑的战争中，他组成了普鲁士的陆军，并且也成立了最原始的参谋本部。他后来在战场上负了重伤，并为国捐躯了。格奈泽瑙是布吕歇尔（Blucher）的参谋长，在1806年从事于科尔贝格的保卫战。在本性上他机智活泼，性如烈火，在许多次战争中，他总是为自己的主将提供很多的意见，有时成功，有时也失败。1815年6月16日，在李格尼（Ligny）战败之后，他就劝布吕歇尔向英军方面撤退。结果由于他这个建议，才使拿破仑在6月18日蒙受了滑铁卢（Waterloo）的最后惨败。克劳塞维茨在战时，从来没有跃居高位的机会。他后来作了普鲁士的军官学校校长，写成了那一部不朽的杰作——《战争论》。他是一个标准的冷静、恬淡、好学、深思的军人，这种人在德国参谋本部里是常常可以找到的。在生前很少有人知道他，可是他对于后世却具有莫大的影响。老毛奇是德国陆军参谋本部中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参谋总长。他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大思想家、大设计家，同时在战争中，也可以证明他具有指挥的天才。他的天性很恬淡，态度很高雅，他的思考周详而彻底，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他对于后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量。施里芬是一位卓越、机警、冷静的人，带有一点讽刺性。他那个时代，承平无事而且首相也是一些庸才，所以他就只好以拟定作战计划为工作了。他希望用他那个明确而肯定的军事计划，补救政客们的犹疑不决。和毛奇一样，他对于当代的技术问题，具有深切的了解。他的思想是那样的精确而中肯，结果使他的后任——小毛奇——除了少数细节以外，简直就不敢改变他的计划。以后到了1914年，他的计划真正付诸实行，可是客观的条件却已经不对了。所以所谓施里芬计划失败的责任，并不应该由他负责，而是他的后任的过错。他自己从来没有机会在战场上一显他的身手。第十四部分 德国的参谋本部德国的参谋本部(2)兴登堡是一个正直君子，头脑清楚，具有决断力，充分表现出古代侠士的风度。假使他信任谁，他就会让那人放手去做，绝对不加干涉。他对于重大的事情，也具有明确的判断力，对于人性更有深切的认识。他常常说：“假使坦能堡一战打败了，那毫无疑问的是该我来负起这个战败的责任！”鲁登道夫是一个意志力极强的人，他的工作能力极高，而且更具有高度的组织能力。他为炽热的爱国心所驱使着，明知回天乏术，但是为了想使祖国免于败亡的威胁，仍不惜拼命奋斗到底。在那个最危难的时期当中，他的成就的确是很值得人佩服。泽克特（Seeckt）是一位头脑清楚、冷静小心的军人。他在公共场合中，似乎有害羞之感。他是一位天才的战略家和组织家，不过比毛奇、施里芬稍差一点的，却是他对于技术问题不太了解。在1918年德国战败之后，他建立了那一支总数10万人的共和国陆军。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德国陆军不准保有参谋本部的组织，因此泽克特对于这个命令当然只能遵守。不过，他却想出方法来，使那些幕僚人员依旧维持住旧参谋本部的传统精神。他努力使陆军不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这从他的立场上看来，当然也是合理的。不过，从长期的经验看来，这却有一个不幸的后果，使一般的军官，尤其是未来的参谋本部军官，对国内外的政治大多缺乏良好的教育。这是这种制度的一个主要弱点。贝克这个人受过极高等的教育，禀性冷静孤立。当德国决心重整军备的时候，他开始要以毛奇的精神为指导，来重建这个新的参谋本部。但是他对这个时代的技术问题却完全缺乏了解，他对于航空、摩托化、无线电等项问题，都一概不懂。他看到技术的进展，使战争的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感到大伤脑筋，于是他就尽力想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企图作“拨钟向后”的打算。同样的，他对于纳粹党的这一套政治革命的工作，也完全不加闻问。他的天性是倾向保守，遇事拖延，所以他的成就也不过如此。以上所说的是德国参谋本部中的少数最重要的人物，对于他们的个性做了一番简单的分析以后，现在就可以归纳出来参谋本部的整体精神是什么。在这样长的历史演进当中，德国参谋本部的首要目的，就是选择具有第一流好头脑和好人格的军官，使他们接受一种特殊的教育和训练，以便将来无论在何种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都能领导德国的陆军实行作战。一个军官被派到参谋本部工作的先决条件，就是人格上的完整，以及无论在公私两方面，行为都绝对无弱点可加以指摘。其次才是军事上的才能，他应该在战场上有实际的表现，对于战术和技术等问题都具有充分的了解，具有组织力，并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要有相当的耐力。此外他还要勤勉好学，禀性严肃，和具有决断力。照这个标准来选择人员，很可能会过分偏重智力上的才能，而有时会忽略了人格的力量，尤其是在人情上的修养，因为这种品性是最容易为人所忽视的。绝大多数的参谋本部军官，尤其是年纪较大的，他们对于他们这个军官团的传统精神，都是十分了解的。但是这却并不是说，有权选择他们继承人的人员，就恰好对这种传统精神有所认识。即令是如此，他们也并不一定就具有知人之明，可以挑选出具有必要品性的人员。毫无疑问的，古老的传统在理论上对于任何陆军都是具有很大价值的。如上文所说的，过去一些参谋本部军官的人格，对于后一代是固然可以构成良好的模型，不过同时也应以不阻碍时代性的发展为原则。事实上，传统并不能作为决定行为的惟一指标，而只能供参考，因为环境和方法都完全改变了，所以即令是完全模仿，也绝不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几乎任何已经成熟的制度，都很难避免这种传统的弊害。普鲁士—德意志的陆军，以及它的参谋本部也常常犯这一类的错误。所以在旧传统与新任务之间，时常不免要发生冲突。而在我这个时代当中，由于好几个外来的因素，更使这种冲突益形紧张：一是德国政治环境有了新的改变；二是世界上和欧洲的均势局面也完全起了变化；三是技术问题益增其重要性；四是战争已经“总体化”，其影响所及一直达到了整个世界。很明显的，不是所有的参谋本部军官都能明了这种新形势的意义。尤其是年龄较大，而又身居较重要位置的人，特别缺乏这种了解。最近的发展要求必须沿着三军合并的路线以改组军事的体系，而最重要的就是各种兵力都应隶属在统一指挥之下。基于政治上、军事上、技术上的发展，这个要求很重要，而这个最重要的要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却并不是由陆军参谋本部提出的。反言之，战前参谋本部的领袖人物们，却始终固执的反对建立一个统一有效的最高统帅部，以配合当前局势的急需。正和对于成立三军最高统一指挥问题的态度一样，此后遇着独立空军的建立，和装甲兵的发展等等问题，陆军参谋本部也都是反对这些新奇的观念。关于这两种新的技术发展，他们始终不曾加以仔细的研究，因为他们害怕一方面会减低整个陆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会损失那些旧有兵种的威望。第十四部分 德国的参谋本部德国的参谋本部(3)想使参谋本部军官能够懂得政治情况的企图，又受到了两个因素的阻碍而完全失败。第一是参谋本部的传统使得他们的兴趣集中在纯军事的方面；第二是希特勒对于国家的统治，是采取一种“门罗主义”，他把每一部门的工作都完全分开，不让彼此之间有交换接触的机会。这样就显得他一个人的地位特别的重要，可是对于整个德国而言，这就是害莫大焉。参谋本部中年轻的一代，对于这种局势的紧张程度，其感应力要远比老年人强，而且自动尽可能去寻求最好的解决方法。他们这种积极的态度却并不为他们的长辈所认同。年轻的人认为时不我与，所以不惜与老年人唱反调，他们感觉到这些传统精神的代表人，是想使他们降低演化的速度。也就是这种顽固不化的传统观念，才使参谋本部与希特勒处于对立的地位，而造成了他对于参谋本部的不信任，在长久时间之内，遂形成一种摩擦，对于战争的进行，构成极严重的影响。一个理想的参谋本部军官应该具有下列各项美德：忠于自己的信仰，机智，有节制，有牺牲小我的精神，具有强烈的个人信念，并且有才能将这种信念告诉他的指挥官。假使指挥官已有定见，而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他们应忠实地执行主官的意见，一切都以合于主官的愿望为原则。他应该完全了解部队的需要，并且倾全力协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他对于战略战术、技术等等问题，都应有相当的了解，在技术方面，他固然不一定要太注重细节，但是他的知识要以能够把这种技术上的发展，和战场上的作战指挥，互相配合为原则。当然，一个参谋本部军官，也一定要具有一切军人所应具有的道德，例如：勇敢、决断、责任感、应付的天才、身体的忍耐力以及相当的勤勉。每一个参谋本部军官都应该照正常的规定，到部队中去工作，或是在他自己原先出身的兵科，或是在其他的兵科，这才可以使他多获得实际的经验，以供未来业务上的参考。关于这一方面，德国陆军在战前的最初几年中，实在距离理想太远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使当时参谋军官极感缺乏，所以无法实行轮换的制度。以后在战争期间，这种情形就更为突出。因为许多高级人员都不希望他手下有经验的参谋被调往前线，而使他们的工作产生了障碍。这种恶例是由OKW和OKH所首创的，其中有些幕僚人员在前后六年的战争期间，根本没有上过一次前线。也许参谋本部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中所有的成员，都受过一种训练，使他们对于事件的分析和判断，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是依照一种固定而统一的体系。以这种反应的统一性为基础，就可以希望使一切的决定也具有广泛的统一性，法国称它是“思想上的统一”。参谋总长并没有指挥权力以来实现他的意志，却可以希望由于这种整个参谋本部军官团在思想程序上的一致性，而使他的影响力贯彻到全体陆军的每一个参谋。此种意识上的一致性，使得参谋本部的军官团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参谋通迅频道”（Generalstabsdienstweg），这种现象当然不见容于希特勒。参谋本部的战略观念，并不应以某种固定硬性的原理为基础，而应该配合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未来新兴的各种任务。德国在地理上的位置恰好在中欧，四面都是强邻环伺，逼得它一定要研究几个战场上的作战问题。同时这种作战也一定是以优势的敌人为对手，所以对于这一方面也应详加研究。旧德国参谋本部的战略思想，主要的是大陆性质。但是由于空军的加入，表示渡海作战的问题应该加以更多的考虑。可惜这个事实却始终没有获得明确的认识。由于可能是同时跟几个敌人作战，所以在战略上必须有一个主从之分：在次要的战场上取守势，而在主战场上取攻势。所以接着又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把这个攻势由第一战场移转到第二战场。由于我们的资源太有限，逼得参谋本部一定要研究速战速决的办法。由此就引发使用各种形式的“摩托化”的问题。由于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曾经收到速战的效果，所以我们的敌人就为我们创造了一新名词：“闪击战”。由于地理上的限制，德国总是被迫必须采取“内线作战”的方式，而在这种作战中，一定要攻守相间。施里芬曾经这样说过：“欧洲现在已经是一个家庭，假使在家庭里面发生了任何的冲突，那么其中任何哪一个人都很难置身事外的。”所以德国在每一次的冲突中，都是甘为戎首，这并不是说他们要比其他的民族，更为好战。这种冲突在长久时间之内，是无法避免的，德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总是常常要面临这种难题。因为他们的资源太有限，所以只有尽可能企图速战速决，绝对避免长期的消耗战，和第三国的干涉。这个问题的解决就足以显出俾斯麦的政略和毛奇的战略，实在是高明，而为后人所不及。在1918年战败之后，共和国的陆军还是完全由旧帝国陆军中的军官们统率，因为事实上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人。这些军官们虽然并不赞成共和国政体中的一切改变，但是却还是准备为魏玛共和国服务。他们牺牲了许多的特权，和许多可爱的传统，其目的只是为了爱国家，希望阻止共产主义的威胁侵入德国。魏玛共和国却始终没有能够将这种临时的结合，变成正式的婚姻。在新政府与军官团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一种互相信爱的真正感情。固然当时的国防部长盖斯勒尔博士（Dr.Gessler），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曾经努力于这个问题，可是却一点结果也没有。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就是使军官团以后对于纳粹党的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固然不错，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之下，对于军方还是极尽优待之能事，但是他们与军官团却始终没有能够发生密切的联系，并且也没有为军官团建立一个政治上的理想目标，所以军人和新的朝代始终是貌合神离。再加上泽克特的冷静态度，更使军官团对于政治完全置身事外。当时的参谋本部（只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机构）也就是抱着这种态度。第十四部分 德国的参谋本部德国的参谋本部(4)当纳粹党刚刚兴起的时候，由于爱国心的驱使，使一些青年军官们，都感到很兴奋。德国在军备上的限制使得军官团一向感到寸步难移，所以一旦重整军备的消息发表之后，这些人就像是在十五年的窒息下，第一次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所以在军事圈内，大家都一致拥护希特勒和纳粹党，从前政府与军队间的空隙，就已经被填满了。很明显的，在纳粹党执政之后，军方的领袖是很难不受到当前政局的影响，可是那时的参谋本部的领袖人物，却反对这种新发展，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贝克将军的态度。他在核心组织里，虽然也有一些信徒，但是对于整个陆军而言，却殊少影响。贝克和他的继承者哈尔德，是想利用中央控制的方式，来制止军事方面受到纳粹主义的影响，结果他们这种努力对于一般政策而言并无很大的作用。因为政策只是独立的前进，而根本不顾及参谋本部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是第二次了，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一样，德国人已经自己走进了一个政治上的迷途，而且无法再走出来，因此在战争尚未发生以前，就已经感到前途是毫无希望了。于是全国的军人，在参谋本部领导之下，要从这个迷途中自己寻找出路，但是把他们领到这个地位的责任，却并不该由他们自己负。事后德国的人民，以及国际法庭对于德国军方领袖人物的谴责，似乎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决定政策的人是政客而并非军人，在今天各国的情形也还是这样。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军人的一切行动，都已经受到了既存的军事和政治情况的限制。很不幸的，就是当枪声一响之后，政客们就退到安全的地方去了，而只留下了军人们，用“另外的手段”来执行“政策的延长”！此处是引用的克劳塞维茨语。——译者注在军人为战争做准备计划时，国家的政策应具有决定的作用。根据过去几年国际法庭的调查，可以证明一直到1938年为止，德国参谋本部的计划完全是属于守势的性质。因为当时的德国军事和政治环境只能容许做如此的打算。虽然从1935年起，德国就开始重整武装，可是参谋本部中的专家们，却并不存有任何的幻想。他们认为必须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始能使德国的军队，尤其是新成立的军种——空军和装甲兵——具有足够强大的作战能力。以后完全是由于希特勒个人的命令，军人们才被强迫地走上了他们所不愿意走的路线。一直到1938年的秋天为止，陆军中还有一种制度，那就是，使在军级以上的参谋长，与部队指挥官共同负有做决定的责任。在这个制度之下，假使参谋长对于指挥官的意见表示不同意时，他可以直接向上级报告，以后由于希特勒的命令，这个制度才被取消了。结果不仅一般参谋长的地位都受到影响，而且最受到影响的却是参谋总长本身。这种参谋长与指挥官同时负责的制度，都是旧普鲁士陆军的传统，在共和国时代也仍然维持着，所以当第三酃贾卣甘保飧鲋贫染偷比谎赜昧讼吕础Ｔ诘谝淮问澜绱笳街校庵种贫瘸３Ｊ垢鲂约崆康牟文背ぃ杂谥富庸倬佑谥涞牡匚弧ＯＬ乩帐侵髡哦啦弥饕宓模运比恢髡胖挥τ梢桓鋈烁浩渥ㄔ稹Ｓ谑撬铝钊∠瞬文弊艹び胨救耍ㄗ芩玖詈妥罡咄乘В┝细涸鸬陌旆ā?/p>上文已经说过，陆军参谋部不愿接受三军统一指挥的观念。假使这个观念能早日成为事实，那么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可以有了一个健全有效的最高统帅和联合参谋本部的组织，而不会像我们当时那种支离破碎的样子了。固然在参谋本部中，也有少数人是主张这种统一联合的新观念，但是却无补于事。尤其是海空军方面，也都不赞成合并的办法。所以三军的总司令和最高统帅部，始终是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德国的OKW是赖兴瑙将军一个人头脑中的产物，他尽量劝说希特勒和勃洛姆堡，接受他这种新奇伟大的观念。结果因有陆军参谋本部的反对，以及海空军也都不表合作，这个制度始终没有成功。当赖兴瑙在最高统帅部联合参谋总长的任内时，他始终在继续努力，想使他这个观念能够逐渐发展成为事实，等到他被免职之后，由凯特尔继任，于是这个改革运动就完全丧失了它的推动力。凯特尔这个人当然没有那样强硬的毅力，能同时对抗三军首长的反对。在这里，我想对于OKW稍为说几句话。凯特尔元帅本来也是一个很高贵的人，对于分配给他的任务，总是尽可能努力去做。可是不久他就为希特勒的魔力所征服，时间愈长就愈不能自拔，他已经成为催眠术下的牺牲者。他一直到死为止，还始终保持他那下萨克森人的忠心。希特勒知道他对于这个人，是可以绝对的信任，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虽然他明知凯特尔的战略天才不过尔尔，但是却仍旧让他保留着那个崇高的位置。这位元帅对于战争的进行很少具有影响，他的主要活动是在行政方面，这在过去是属于军政部的范围。这是凯特尔的不幸，他缺乏足够的强度，没有能阻止希特勒发布那些违反国际公法和道德的命令。所谓“政委”命令以及其他一切罪行，其根源均由于此。结果在纽伦堡审判中，他自己偿了命，连他的家属也不准到他坟上去加以哀吊。约德尔上将，他的头衔是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处长，事实上自从1940年4月挪威战役以后，他就实际指挥一切三军的联合作战。他也和凯特尔一样，是一个很高贵的人，同时也是在希特勒魔力控制之下，不过他被催眠的程度还不如凯特尔那样的深，所以他也还不那样盲目的服从。在斯大林格勒之战中，他曾经和希特勒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以后他就保持着沉默的态度，对于一切重大问题都不愿多说话。直到战争的末期，他才又恢复了他的地位。他的最后命运也与凯特尔相同。第十四部分 德国的参谋本部德国的参谋本部(5)假使这两位军人对于希特勒，能够采取另外一种态度，那么至少是可以阻止许多的坏事发生。因为惟有全体一致的反对，也许才可以逼迫希特勒改变他的初衷。但是在军事方面，却很少有这种联合一致的态度，因此才使希特勒敢于逐渐削减OKH的权力，并且不考虑任何人的反对。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却总还是我的同僚。至于说到OKH方面，在波兰战役当中，它的权威还相当的完整。不过即令如此，却还是有意见上的冲突发生，结果在挪威战役时，希特勒就把它交给OKW直接指挥，简直完全没有理会OKH。在讨论1940年对西方国家作战的计划时，又更增加了彼此对立的情况。在苏联战役中，更显得裂痕强深，最后到了1941年12月，终于完全破裂——勃劳希契元帅被免职，他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参谋本部军官。所不幸的，他这个人却不足以与希特勒对抗。他对于希特勒始终未能保持着完全独立的关系，因为他缺乏行动上的自由，所以他的行动并非无往而不受到影响，最后终于完全丧失了他的权威。自从勃劳希契被免职以后，陆军方面就不再有一位总司令。这个位置在名义上是具有指挥权的，这个权力不是无限，就是不存在。在1941年12月19日以后，这个权力就由希特勒一个人单独的执行，换言之，从那一天起，德国传统的参谋本部制度也就事实上被撤消了。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很引以为荣的，就是我穿上参谋本部军官团的制服，已经有十五年之久。在我的师长和我的长官当中，我曾经遇到过许多具有高尚人格的人物，这些人对于我的恩德，使我感到没齿不忘。在我的同僚当中，我曾经找到了许多忠诚耿耿的好朋友。在我的僚属当中，我也曾经有过许多最好的助手和顾问。我今天在这里向他们表示出自至诚的感谢。在世界大战中失败了之后，德国的参谋本部曾经两度的、由于胜利者的命令，而被解散了。这两次的行动都可以表示我们过去的敌人，对于这个优良的组织，也不得不表示敬佩之意。“所剩余的就只有沉默。”“为与不为，那就是这个问题！”我的故事现在讲完了。要我来叙述出我个人的经验，并且解释出我们为什么又会遭遇到第二次失败，对于我个人而言，实在是很困难。我深切明了所有的人类都不容易认清我们的错误和自己的短处。在那段最艰苦的时期，有一位旧皇室的王子，曾经把一幅小型的菲德烈大帝的画像送给我。他在那个像上面点了几句话，那是菲德烈大帝在似乎将要失败的时候，写给他的朋友戴爱琴斯侯爵（Marquis d’ Argens）的几句话。他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我内心里的灵魂，我将照着我自以为正直的路线走去，并且做我所自认为是正确光荣的事情。”这幅小像我已经遗失掉了，但是菲德烈大帝的语句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作为我的指针。虽然，我并没有能够阻止我的国家战败，但是我却想要求读者诸君相信我，这并非因我缺乏这种舍身救国的意志力。我写这本书是想把它当作一种象征，以表示我对死者和我的旧部们的感谢之情，并且希望能使它成为一块纪念碑，以使他们的令名可以永垂不朽，而不至于湮灭。第十四部分 德国的参谋本部附录：古德里安生平大事年表1888年6月17日生于维斯瓦河边的库尔姆1894年在阿尔萨斯州科尔马尔入学读书1901—1902年卡尔斯鲁厄军校肄业1903—1907年柏林中央军校肄业1907年2月28日入第十轻步兵营任见习官1907年4—12月入梅斯战争学校受训1908年1月27日任少尉职1909年10月1日调驻汉诺威省1912—1913年在第三通信兵营服务1913年—一次大战爆发在柏林陆笱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年8月2日—1915年4月任无线电台长，首先在西线战场第五骑兵师中工作，后又调到佛兰德战场第四军中服务1914年10月升任中尉1915年4月—1916年1月担任第四军的助理通信官1915年12月升任上尉1916年1月—8月担任第五军的助理通信官及在该军各附属单位中服务1916年8月—1917年4月担任第四军的通信官1917年4月转任第四步兵师的参谋官1917年5月暂代第五十二预备师的参谋长1917年7月暂调第十预备兵团服务1917年8月重回第四步兵师服务1917年9月任第十四步兵团第二营营长1917年10月在C军区任参谋官1918年1—2月在色当受参谋军官训练1918年2月28日调陆军参谋本部服务1918年5月调任第三十八预备兵团军需官1918年10月调任德国在意大利占领区军事管治局行政科长边防军时代1918年11月在柏林普鲁士军政部东部边防总局中服务1919年1月在布里斯劳南区边防指挥部服务1919年3月在巴登司坦北区边防指挥部服务1919年5月在“铁师”参谋处服务1919年10月在国防军第十旅服务1920—1922年任第三轻步兵营第十一连连长两次大战之间1922年1—3月在慕尼黑第七摩托化运输营实习1922年4月1日调国防部摩托化司服务1924年10月1日调第二师师部服务1927年2月1日升任少校1927年10月1日调回国防部任职于陆军参谋本部中的运输处1928年10月1日兼任柏林摩托化运输兵训练处的战术武官1931年2月1日任第三摩托化运输营的营长1931年2月1日升任中校1931年10月1日调回国防部任摩托化兵总监部的参谋长1933年4月1日升任上校1934年7月1日任装甲兵司令部的参谋长1935年10月15日任第二装甲师的师长1936年8月1日升任少将1938年2月4日升任中将同时接任第十六军的军长1938年3月10日占领奥地利1938年10月2日占领苏台德地区1938年11月20日升任二级上将并接任机动兵总监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8月任第十九军的司令1939年9月波兰战役1940年5—6月西线战场之役1940年6月1日任古德里安装甲兵团总司令1940年7月19日升任一级上将1940年11月任第二装甲兵团总司令1941年10月任第二装甲军团总司令1941年12月退为预备役1943年3月1日任装甲兵总监1944年7月21日兼任陆军参谋总长1945年3月28日被迫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