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美尔在非洲惨败之后，沉痛的经验使他一想到盟军的空中优势，就不免谈虎色变，甚至于他认为以后要使用大部队作运动战，是已经不可能了。他更认为即令是在夜间，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的行动也都很困难。1943年他在意大利境内作战的经验，更加强了他这种信念。所以当盖尔主张把装甲预备兵力集中在防线后方的时候，隆美尔马上就和他发生了冲突，因为盖尔的意见是想把装甲部队当作一支有组织的机动兵力看待。这一次我再和隆美尔谈到这个问题，依然还是遭到他的强烈反对。他认为我是从东线方面来的绨屠校耆挥屑?!-- 正文页画中画 begin -->市面；而他却有在非洲和意大利的作战经验，所以自信要比我们高明一点。他的态度既然如此，所以也不必和他多作辩论，我决定不再去理会他，而还是把我的反对意见呈报给龙德施泰和希特勒。不过当时西线方面，除了原有的少数装甲部队以外，也不会再有新的兵力调到。要挽救西线的危机，主要的条件有两个：一是OKW所控制的预备兵力可以调到西线去，一是西线战场总司令应有指挥全局的权限。可是这两点却都不曾办到。不过自从隆美尔接任了B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之后，他对于他所辖地区中的大西洋长城的防务，却已经加强了不少。照他的理论，海岸线也就是主要的防线，所以他又在防线之前，布置了许多的水底障碍物。在防线的后面，凡是他认为空降部队有着陆可能的地区，也都布置了广泛的障阻物，此外又布了许多的雷阵。在他指挥下的部队，除了训练的时间以外，就都忙于修筑工事。所以在B集团军的范围之内，可以说是从上到下，都是十分的紧张。不过尽管隆美尔是如此的努力，但是他却没有认清机动预备兵力的重要性，这总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因为我们在空中和海上，都是居于绝对的劣势，所以只有大规模的陆上行动，才是我们惟一的成功机会。隆美尔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也就绝对不愿意从这一方面着手准备。此外，至少在我访问他的时候，他是认为他已经完全猜中了盟军的登陆地点。他曾经一再地向我保证说，盟军登陆的地点一定是在索姆河口以北的地区；他认为其他的地区都没有可能性，因为这种大规模的渡海登陆战十分困难，所以滩头阵地的选择一定要与上船基地愈近愈好。此外，在索姆河以北登陆，还可以使盟军获得较大的空中支援。那个时候，隆美尔对于他自己的看法，是绝对坚持不愿放弃的。虽然所根据的立场不一定完全相同，但对于以上所述各点，隆美尔的意见恰好又与希特勒相符合。希特勒本人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争时代的产物，他对于机动战争的原理，并没有真正的了解。隆美尔以敌人具有空中优势为理由，而认为这种机动战争是不再可能了。所以毫不足怪的，希特勒不会赞成我和龙德施泰元帅的建议，因为他也认为隆美尔的战争经验要比我们更丰富。1944年6月6日，在西线方面一共有48个步兵师，其中38个分布在海岸线上，而10个则部署在后方。此外一共还有10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而一切胜利的希望就寄托在这10个师的身上。其中有4个师（第二、第一一六、第二十一和党卫军第十二）是交由隆美尔直接指挥。而党卫军第一装甲师、装甲训练师和第十七党卫军装甲步兵师却算是OKW的总预备队。至于第九、第十一和第二党卫军师则部署在法国南部，用以防止敌军在地中海方面的登陆。这样的分散兵力，就使一切防御胜利的可能性都完全化为泡影。不仅如此，当盟军登陆时，其所遭遇到的机会也恰好对于德军方面非常的不利。从头说起，登陆那一天，隆美尔恰好不在前方，而是回到德国准备与希特勒会商，正在旅行的途中。希特勒本人，照平常的习惯总是睡得很迟，而上床之后，就不准人惊动他。所以当6月6日盟军侵入的第一次消息报到的时候，只有约德尔接到，但是他却不敢作主。他不敢下命令叫OKW的预备队出动——实际上那也不过是3个装甲师而已——因为他还不敢断定诺曼底的登陆是真的主攻，还是假的助攻。同时OKW又更不放心地中海方面，而不敢把法国南部的装甲师调到北面去。在登陆地点只有第二十一装甲师，但是他们奉有严命，在未得隆美尔许可之前，不准采取任何行动，所以向英国空降部队反攻的良好机会就坐失掉了。隆美尔又把第一一六装甲师移动到距离迪耶普海岸更近的地方，而且让他们一直留在那里直到7月中旬。许多高级指挥官对于装甲师的使用都完全是外行，譬如以装甲训练师为例，它就曾经奉到命令在白天里冒着空袭的危险采取行动，同时又要他们正对着敌海军炮火所能控制的地区实行正面的反攻。所以用不了多久，这一点机动兵力就完全消耗光了。虽然西线损失惨重，但是却又得不到必要的补充，因为自从6月22日以后整个东线就一直存在有总崩溃的危险，所以一切的补充都已经运往那一方面去了。假使希特勒早听了我和盖尔的话，那么西线的防守也许就不至于一糟至此。我们主张把所有的装甲兵力分成两个兵团，分别集中在巴黎的南面和北面，随时准备把他们开往盟军真正侵入的地区。不过即令事先没有合理的兵力分布，若是最高统帅部在敌军登陆之后即做出明确的措施，则结果也可以比较有希望。7月16日，这距离盟军登陆的第一天，差不多快两个星期了，第一一六装甲师还在阿布维尔和迪耶普之间的海岸上，第十一装甲师还在波尔多（Bordeaux）地区，第九装甲师还在阿维尼翁（Avignon）的附近，而第二党卫军装甲师（即帝国师）还在法国南部打游击队。至于其他的装甲师，虽然已有从东线方面调来的两个师（第九和第十两个党卫军装甲师）的增援，可是都已经陷于正面的苦战中，而且又处于敌方海军重炮威胁之下，不过除了装甲师以外，这个时候在塞纳河以北的地区，也还有7个步兵师停留在海岸线上，无所事事，坐候着一个永远没有成为事实的第二次登陆。第九部分 装甲兵总监决定性的一年(3)下面的详细情形值得在此一提：6月7日，盖尔将军奉命负责指挥卡昂（Caen）地区的战事，首先由第七军团节制，继又受B集团军的管辖。第二十一装甲师已经参加作战，而第十二党卫军装甲师和装甲训练师，则拟用在它的左方。盖尔准备在6月10日开始发动反攻，可是由于盟军的空袭，使他的司令部完全丧失了作战的能力。于是改由第一党卫军装甲军接替他的防务。经过了几天的延迟，第一党卫军装甲师和第二装甲师也都分批投入了战火。到了6月28日，西线装甲兵团又重新组织好了，指挥着第一和第二两个党卫军装甲军，与第八十六和第四十七两个装甲军。盖尔主张集中兵力，做一次猛攻，但遭到隆美尔的反对，因为他对反攻早已丧失了信心。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隆美尔是因为政治上的理由，而不愿将预备兵力都用光。（注：据说他已经知道“7月20日政变”即将发生，所以他希望能够控制一些预备兵力，以做应变的准备。）6月28日，第七军团的司令多尔曼将军突然死了。遗缺由豪赛尔上将继任。6月29日，所有西线的高级将领都被召到了希特勒的行营，参加军事会议，龙德施泰、斯贝尔勒（Sperrle）和隆美尔等人都同时出席，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隆美尔。他的见解还是和4月间一样，认为在敌方空中优势之下，机动战争已经再无实现的可能了。在这一次会议中，最主要的议题就是如何增加战斗机的实力。戈林表示只要斯贝尔勒能够提供驾驶员，他可以供给800架战斗机，可是斯贝尔勒手里却并没有那样多的驾驶员。当他说出他一共只有500人的时候，马上引起希特勒的怒火。这一天会议的结果，就是不久后龙德施泰、盖尔和斯贝尔勒三个人都被免职了。龙德施泰的继任人选就是克卢格元帅，这时他正深得希特勒的宠信。〖〗〖〗）日1月8至日22月6年4491（灭毁的军团集央中23图这位新总司令于7月6日开始视事，但是却并不能够挽回危局。最初他非常乐观，这完全是受了最高统帅部的影响，所以一到任之后就不免与隆美尔大起冲突，不过不久他就认清了当前局势的严重，而不能不接受隆美尔的看法。克卢格是一个很努力的军人，他对于小型战术的知识很丰富，可是对于大规模的机动作战，却完全不懂。他对于装甲兵力的用法，就是把它们拆散成为小单位，对敌方海军火力控制下的有限目标发动正面攻击，结果逐渐将兵力消耗掉，这种办法当然是非垮不可的。7月11日，卡昂城陷落。7月17日，当隆美尔从前线驱车回司令部的时候，中途遭到一架英国战斗轰炸机的袭击。他翻了车，头部受了重伤，被迫离开前线进了医院。自从他离去之后，西线战场上就少了一位具有坚强个性的大将。而这一天盟军继续向前推进，从奥恩河（Orne）突入到卡昂、科蒙（Caumont）、圣洛（St.Lo）至莱赛（Lessay）的海岸地区。在诺曼底，盟军正在厚集兵力，准备实行突破，情况已经是瞬息万变。可是在东线方面，我们也正遭遇着更重大的惨败。6月22日，苏军使用了146个步兵师和43个装甲师，沿着德国中央集团军的全线，开始发动总攻，这个地区的德军是由布西元帅所指挥。苏军的攻击进展顺利，德军步步败退，苏军在主攻地区压サ只掣浇奈雇吆雍屠锛拥厍＝峁侵醒爰啪氖盗负跞伲搅?月中旬一共损失了25个师。听到这个噩耗以后，希特勒又把他的大本营由阿卑尔沙兹伯格（Obersalzberg）迁回东普鲁士。我们所有可以调集的兵力都已经全部送上战场，以挽救这个残破的危局。布西元帅被免职，由本来充任A集团军总司令的穆德尔元帅兼任他的遗职。因为穆德尔事实上无法两面兼顾，所以B集团军就改由哈尔培上将（Col.Gen.Harpe）指挥。穆德尔本是我的旧部，在1941年时他是第三装甲师的师长。关于他的一切，我在上文中已经有过很多的描述。他是一个勇敢和勤勉的军人，对于前线的情形非常熟悉，能够获得部下的信赖，而且常常不注意自己个人的安全，他对于懒惰无能的部下是毫不宽怠的。他的行动十分坚定，一点都不犹疑。在这个时候要想塞住东线中央的这个大缺口，他实在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人选。哈尔培也是一位装甲兵出身的军人，具有冷静、可靠、勇敢、坚定的美德，也算是一流的人才。由于他俩的同心协力，德军东线的危机才算是勉强渡了过去。当然，他们还需要有相当的时间，始能稳住这个局面。可是这时德国国内却又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变乱。第十部分 “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1)因为苏军已经节节胜利，而我们则缺乏预备兵力，所以苏军冲入东普鲁士的危险已经确实存在。凭着我主管一切装甲兵训练学校的资格，我就在7月17日下命令，把凡是可以参加作战的学校示范部队，都从柏林调到东普鲁士勒特曾设防地区的附近，以供救援之用。在7月18日的下午，有一位我一向熟识的空军将官向我问道：他是否可以来看我。他告诉我一个情报，新任西线战场总司令克卢格元帅，准备瞒着希特勒而与西方国家缔结一个停战协定，为了这个目的，他已经在与敌方接触中。我听到这个秘密情报之后，不觉惊骇了一大跳。我马上想到克卢格这样一个举动，将使我们这个已经危险不堪的东线，和整个德国的前途，都要受到极严重的打击。我们在东西两方面的防线，都会一下就总崩溃了，从此苏联的红浪，就会无情地把我们都淹没了。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从来不曾想象到，任何一位德国的将领，在领兵作战时会和敌人真正接触，而且还能够采取必要的步骤，以直接反抗国家的元首，因为我根本不相信这个情报是真的，所以我就问他是否可以把这个消息的来源告诉我。他对于这一点感到犹豫。同时他也没有告诉我，他说这话的动机是什么，和他对我所希望的是什么。当我问到这个拟议中的行动是否在最近的将来，即将成为事实，他却说那并不一定。所以我认为我还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不过，当我在司令部里的时候，总是一天到晚忙于开会和会客，所以实在没有办法来仔细考虑这样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就决定在7月19日这一天，乘车到阿伦施泰因、托伦（Thorn）和霍恩沙查（Hohensalza）等地，表面上是去校阅部队，而实际上是想在路上仔细研究研究，以便做出我个人的决定。假使我说不出来这个情报的真正来源，而就把这个捉风捕影的话先报告给希特勒知道，那么我对于克卢格元帅就是做了一次严重的中伤，使希特勒对他发生极大的猜忌。假使我把这个消息完全密而不宣，而结果真就发生了，那么我对于祖国就未免罪孽深重了。但要想决定一条正确的路线才真是颇不容易。7月19日我正在视察驻阿伦施泰因的战防部队时，突然柏林有电话来，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请我把那已经发出的命令——将装甲示范部队调往东普鲁士——暂停三天执行。因为国内军的副总司令欧伯里希特将军（Gen.Olbricht）曾经有电话要求我们改采如此的做法。他所持的理由是，在明天——1944年7月20日，有一个代号“战婵”的演习，所有柏林地区的预备部队都要参加，若是装甲示范部队此时调走，那么就要影响整个的演习计划。所谓“战婵”演习就是一种对敌人空降部队，或是后方暴动的训练演习。这至少是我的想法，当然我并不知道还另有内幕。当托马勒向我保证着说，东普鲁士的局面还不是那样严重，三天的延迟对于大局似乎并无太大关系时，我只好勉强批准了，等演习完毕后再开拔。那一天下午我在托伦校阅预备兵，到了7月20日上午，我就驱车往霍恩沙查去视察那里的部队。到了薄暮的时候，我一个人到野外去散步一番，突然被一个骑摩托车的传令兵找到了，他告诉我最高统帅部可能有紧急电话来，请我赶紧回去。当我回到当地驻军司令部的时候，才有人告诉我无线电广播里面，已经报告了有人谋刺希特勒的消息。一直到深夜，我才和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通上了电话。他在电话中把谋刺希特勒的事实经过，简单向我说了一遍，把主谋的人名也告诉了我，然后报告我说希特勒已经有命令来，要我第二天到最高统帅部报到，因为他想免去蔡兹勒的职务，而任命我继任陆军参谋总长。在21日上午8时会有一架飞机飞到霍恩沙查，来接我去东普鲁士。外间一切有关我在7月20日的行动的传说，实际上都是凭空捏造，我事先对于这个谋刺的阴谋完全不知道，我也没有和任何人谈过这个问题。那一天惟一与我发生接触的人，就是在深夜和我通了电话的我的参谋长。由这个意外的事件，而使我接任了陆军参谋总长的一切经过，托马勒将军曾经将它详细记录在一个文件中，并且曾经宣誓一切都是事实，这个文件现在仍由我保管。它的内容大致如下：1944年7月20日下午18时的时候，托马勒将军还正在他的办公室里面，突然最高统帅部有电话来。打电话的人是约德尔上将属下的一位参谋魏曾尼格中校（Lt.Col.Weizenegger），他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托马勒就告诉他说我已经出去检阅部队了。于是托马勒立即奉命到最高统帅部直接向希特勒报到。托马勒大约19点钟才到达那里，希特勒由他的副官贝罗上校陪伴着接见了他。希特勒首先问我人在哪里，我身体是否健康。托马勒用肯定的语气回答了他的第二个问题。希特勒于是就说他本想任命布勒将军（Gen.Buhle）做陆军参谋总长，但是因为他在这次事变中负了重伤，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康复，所以他就决定在这个过渡期间，请古德里安上将兼代参谋总长的职务。托马勒就奉命安排一切，使我在第二天上午去向希特勒报到。从这些事实看来，希特勒原意并不是命令我去接替蔡兹勒的，因为我曾经与他闹过别扭。他现在找我，只不过是已经无人可用而已。所以外面一切有关我的谣言，都可以不攻自破。实际上，当时东线的情形已经危如累卵，所以即令我是自己钻营这个位置，也还正可以显示出来，我是具有过人的英勇。第十部分 “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2)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我的回答很简单，军人是应该服从命令的。尤其是当时东线战场的情形，已经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挽救数百万德国军民的厄运，我也非跳这个火坑不可。假使此时我拒绝受命，坐视东线的德军和我的故乡东德沦陷，那么我在道义上简直就是一个懦夫了。虽然我的企图最后还是失败了，这是使我一生到死都会感到痛心和遗恨的。当我看到我们东部的疆土，和那些无辜善良、忠诚勇敢的人民，遭到这种浩劫的时候，可以说很少有人会比我更感到伤心。不管怎样的说法，我自己也是一个普鲁士人呀！1944年7月21日，我从霍恩沙查飞到了勒特曾。当我一到达了之后，马上就和托马勒做了一个简短的谈话，他告诉我他和希特勒谈话的详情，并且把当时行刺那一幕的情形，也大概描述给我听了。接着我就去见凯特尔元帅、约德尔将军和布格多夫将军（Gen.Burgdorf）。因为希孟德已经被炸重伤殒命，所以布格多夫继任了希特勒的侍卫长，并兼任陆军人事处长。他们都把与我新任命有关的事情向我简明地解释了一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OKH中的所有幕僚人员，几乎要全部更换，因为原有的人员有些在这次爆炸中受了伤，有些犯了嫌疑，并已经纷纷被捕。还有一部分是久闻我的大名，根本就不愿意和我共事，另外还有一批人是从来没有上过前线的，这种人也是非换不可的。在没有和他们会晤之前，我就已经决定，准备在下午16点到陆军总司令部去视事。在与陆军总部的人员会谈了之后，我就在大约正午的时候去向希特勒报到。他的样子似乎还很狼狈，有一只耳朵还在流血，他的右臂灼伤得很重，用绷带吊着，几乎全看不见了。可是当他接见我的时候，态度却是异常的安详。他当即面谕我接任陆军参谋总长的职务，并且告诉我他对于我的前任蔡兹勒，有时是深为不满的。蔡兹勒曾经向他五度提出辞呈，这在战时实在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因为负责任的将官也正和在战场上的将军一样，是不应该临难退缩的。所以他严厉地命令我，不得借故提出辞职的要求。于是谈话就又转到了人事的问题。希特勒批准了我所提出来的OKH新任人员的名单。同时我也趁机提出现任的西线战场总司令，对于大装甲兵团的指挥，完全是外行，所以我建议把他调职。希特勒这时突然插口说道：“而且他事先对于这个暗杀阴谋也早已知道消息。”这时，凯特尔、约德尔和布格多夫三个人，都一致说克卢格元帅现在是西线的倚靠，所以虽然他知道这个阴谋，此时还是以不换动他为宜，于是想把克卢格调离西线的企图就此打消了。因为很明显的，希特勒所晓得的要比我还多，所以我决定还是不要多开口。在军事问题讨论完毕以后，希特勒也谈到一两件私人的事情，他告诉我说，我的生命也处在危险之中，所以他已经命令秘密警察方面应该对我严加保护。这些人对于我的住所和车辆，都曾经加以严密的搜索，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不过为了应付希特勒，我只好决定为我个人设置私人卫士，这还是我自从担任军职以来的第一回。于是我就在装甲部队中随便指派了几个可靠的人员，担任我的住所和办公室的警卫，他们一直忠心地服务，一直到我离开的时候为止。这些人以后也常常调换，我对于私人安全问题实在并不那样放心上。希特勒又劝我去和他的私人医师莫瑞尔（Morell）谈谈，因为他知道我有心脏病，所以他主张请莫瑞尔为我注射。我虽然曾经去和莫瑞尔谈过一次，但是因为遵从我那位柏林医师的劝告，我拒绝了他所提议的注射。以希特勒本人为例，事实上莫瑞尔专门为希特勒注射有麻醉性的药品，所以我自然不会上这位医生的当。暗杀的企图曾经使希特勒的右臂受了重伤，他两耳的耳膜都已经震坏，右耳的欧式管也受了伤，不过他却恢复得很快。他本来有一种神经性的痼疾，从他的左手和左腿总是发抖的现象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却与这次暗杀无关。实际上他这次所受到的打击不是在生理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依照他的个性，他对于整个的人类，尤其是参谋本部的军官和德军的将领，早已感到不信任，而现在就更变成了极深刻的仇恨。病态的心理使他丧失了道义上的判断力，变成了暴虐狂，以欺诈来作为掩护弱点的工具。他常常毫不犹豫地撒谎，并且也假定任何人在他面前所说的都是假话，他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过去伺候他已经是很困难了，现在就变成了受洋罪了。他常常丧失了他的一切自制力，而他所说的话也越来越粗暴。在他的左右亲信当中，也再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他略加约束，因为那个温文有礼、富有君子风度的希孟德已经死了，而继任的布格多夫却是一个饭桶。在向希特勒报到之后，我就抽空到那个所谓“汇报室”里面去观了一次光，那暗杀一幕的景象还留在那里，这是很多人都已经叙述过了的，所以我不必再赘述了。接着我就到陆军总司令部里的参谋总长办公室去，开始执行我的新任务。我走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办公室中空无一人，也没有一个职员出来迎接我。我一连看了几间房子，才找到了一个正在熟睡中的工兵，他的名字叫里尔（Riehl）。我就把这个宝贝喊醒，叫他去找一个军官来。又等了相当的时间，他才带了一位洛林齐霍芬少校（Maj.Baron Freytag von Loringhoven）一同走进来。他是我的旧部，当我在1941年担任装甲军团司令的时候，他正是我的一位传令官，于是我就马上请他担任我的副官。此后，我就想和前线上各集团军总部通电话，询问他们当前的情况。在总长办公室里，一共有三部电话，但是却并没有说明哪一部是通到什么地方，我就拿起一部离手边最近的话筒，有一个女性的声音回答我。当我告诉她我是什么人的时候，她就一声尖叫，接着就把电话挂断了。我花了相当的时间才使那些电话小姐们平静下来，然后才命令她们接好了我所要接的电话。第十部分 “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3)一直到1944年7月20日为止的军事情况发展，我在前一章中已经讲述过。那实在是糟得可怕。要想使OKH对于前线上的战争有所助力的话，首先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恢复它本身的工作秩序，这个时候，整个东线战场的控制中心，也正是陷于分裂的状态。我的前任主张把OKH移回柏林附近的措森（Zossen）地方。有一部分的幕僚，连同军需总监部等等重要的机构，都早已迁到那里去了。许多的通信网也已经更动了。所以花了很多的工夫，我才和前方的集团军、后方的补给机关等等，取得了联系。现在我第一个所要决定的就是OKH在将来的总部到底设在什么地方。我决定仍然设在东普鲁士，因为希特勒本人和OKW也都在这里，比较便于联系。那些已经迁到措森去的各单位都奉命立即召回。第二步是要恢复OKH工作秩序的步骤，就是赶紧任命一些必要的人员。我把温克将军找来，请他担任作战处长，他过去是夏纳尔（Schorner）的参谋长。不久我就又增加他的责任，改派充任OKH的办公厅主任，所控制的单位不仅包括作战处和组织处，并且还有一部分陆军情报机构，就是通常所谓“东线外国军”（Foreign Armies East）的机构。这样一来，东线的整个作战机构，就完全集中控制在一个地方了，现在作战处长就改由波宁上校（Col.von Bonin）充任，组织处长由魏兰中校（Lt.Col.Wendland）充任，而情报机构则由可靠的盖仑上校（Col.Gehlen）主管。军需总监本是瓦格纳将军（Gen.Wagner），但他已经畏罪自杀了，现在就改由托柏上校（Col.Topper）继任。柏林将军（Gen.Berlin）在法国和苏联战役中，都是我的炮兵总顾问，现在就被派为OKH的炮兵指挥官。普劳恩将军在1940—1941年的战役中，一直是我的通信指挥官，现在已升任三军兼陆军通信指挥官，这许多人要有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全部赶到东普鲁士，而且更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够使他们在已经被破坏的工作网再恢复工作。在旧陆军总部中的重要高级职员，只有运输指挥官、优秀的格尔克将军（Gen.Gercke）仍然留位不动。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当中，我一天到晚所忙的事就是使这个机构恢复它的正常工作秩序。关于其他的问题，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考虑。我当时是太忙了，除了前线上的战况以外，其他什么事我更一概不加以注意。我的新僚属们都常常和我本人一直工作到每天的深夜里，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要挽救当前东线上的危局。“7月20日事变”的实际效果到底怎样呢？他们想要暗杀的人，事实上却只受了一点轻伤。他的生理情形，在过去本已不太强健，现在就更减弱了。他的精神上的安定却从此完全被破坏了，他全身的一切邪恶的魔力，都充分地发泄了出来，他从此更不受任何的限制。假使这次暗杀的目的是想严重的打击德国政府的机构，那么所有纳粹党的重要巨头，就必须予以一网打尽才行。可是当炸弹爆炸时，这些人却一个都不在那里。对于希姆莱、戈林、戈培尔、鲍曼（Bormann）等巨头，都没有一个肃清的办法，换言之，这些阴谋家即令在希特勒被刺身死之后，对于如何夺取政权也并没有充分的把握。那么实际动手杀人的人，施陶芬贝格伯爵（Graf Stauffenberg），可能是完全明了这一点，所以在几天之前他本已有动手的机会，但是因为希姆莱和戈林都不在场，所以他又暂时停止了。我不知道施陶芬贝格为什么一定要拣7月20日动手，很明显的，这一次纵令暗杀成功，而政治目的还是很难达到的。或者是因为政府已经下令拘捕哥尔德内博士，所以才逼得他不能不赶紧下手。即令希特勒已经被刺，而阴谋者也达到了夺取政权的目的，但是他们却还是需要有一批相当实力的军队，来巩固他们的政权，可是他们手里可供调遣的兵力连一连兵也没有。所以，当施陶芬贝格飞回柏林，带来了行刺成功的假消息之后，他们还是控制不了柏林城。那些根据演习计划集中的部队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当然会拒绝合作。譬如说，我的装甲部队虽然已经奉命暂留柏林不调往东普鲁士，但是对于阴谋者却并无什么作用，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敢将他们的计划明白地告诉这些官兵。再说到外交政策方面，这次政变成功的条件更不存在。阴谋分子的领袖和敌国政府间的联系可以说十分不可靠。敌国中的重要政治领袖并没有一个人，曾经轻微的表示过，他们将会与阴谋者取得协议，所以可以说，即令这次政变能够成功，德国的情况也并不一定比今天更好。我们的敌人是不会仅以毁灭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为目的的。在暗杀现场殒命的人有下列几位：OKH作战处的布兰特上校（Col.Brandt），空军参谋总长柯尔腾将军（Gen.Korten），希特勒的侍卫长希孟德将军，还有一位名叫贝格（Berger）的速记员。除此以外OKW和OKH中的高级人员还有很多负伤的，事实上这些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接下来的受难者就是参加或预闻这个阴谋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属。事实上，这些人中间只有极少数是曾经真正参加了活动的。而多数的人不过只是晓得有这样一回事，或是因为朋友的义气，对于这个秘密并未加以泄露，可是他们这种义气的酬报却是苦痛的死刑。第一批死难的人当然是他们阴谋分子的领袖人物，像贝克上将、军需总监瓦格纳和特瑞斯寇将军（Gen.von Treskow）等都已经纷纷自杀，此外像施陶芬贝格、欧伯里希特等人则在被捕后被执行枪决。第十部分 “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4)希特勒又下了命令，将所有的被告都交给一个所谓“人民法庭”加以审判。对于军人而言，那就是剥夺了他们受军法审判的权利，而改由希特勒个人所控制的法庭处理，这个法庭根据的不是正常的军法，而是代表希特勒的一种报仇雪恨的心理。在独裁政治之下，对于这种事情是不能作合法的控诉的。假使军人为了参加或预闻这种阴谋，而有被移交“人民法庭”审理之必要时，第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要开除他们的军籍，这个问题奉希特勒之命，另行组成一个“荣誉法庭”，专门负责加以裁决，这个法庭的庭长是老元帅龙德施泰，其他奉命出席参加的人有凯特尔、斯洛特（Schroth）、克利贝尔（Kriebel）、契尔希海姆（Kirchheim）和我本人。我当即要求，因为我身兼陆军参谋总长和装甲兵总监两项重要职务，实在没有空闲时间，所以希望免除这件不愉快的工作。希特勒却并没有批准。我所能办到的，就只有因为紧急军务不能分身时，契尔希海姆将军可以算是我的合法代理人。起先我就以此借口，根本就不出席，不久凯特尔就奉了希特勒的命令来看我，嘱咐我至少要偶尔出席几次。所以我迫不得已也曾经出席过两三次，所听到的都是一片伤心事。最初阶段的审判是由卡腾布鲁纳（Kaltenbrunner）和盖世太保的米勒（Muller）队长担任。前者是一位奥地利籍律师，后者是一位巴伐利亚的官吏。他们对于德国“军官团”的精神，根本就毫无了解，而米勒对于军官团的态度，是一种仇恨和自卑情绪的总结合。此外陆军人事处长和副处长，也代表希特勒本人而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一般说来我们这几个审判官总是尽量地为那些被告们开脱，而龙德施泰也经常支持我们这种态度。荣誉法庭的惟一任务，就是根据最初审讯的报告，裁决这些被告是否应该交人民法庭处理。假使这个法庭裁决是应该移交的，那么这个人马上就会被开除军籍，从此他就不属于军法审判的范围。我们的审理只以书面审理为限，那就是所根据的只是那两个初审员所提供的文件。我们无权直接讯问被告。所以这种审理实在十分困难，要想开脱一个无辜的人，是要费下不少的力量。而且偶一不慎又可能要把其他的人拖下水来。人民法庭所宣判的死刑，是用绞刑来执行，这是德国法律，尤其是德国军法上所绝对没有的成例。在过去，一个军人犯了死罪，就只有执行枪决。绞刑是一种来自奥地利的输入品，不幸得很，在今天却还继续保留着。任何人真正企图发动政变的时候，他当然已经认清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原理，假使他失败了，他当然应该以叛国之罪接受死刑。不过由于“7月20日事变”的结果，却有许多人才真是冤枉地送掉了性命。有许多人根本就毫不知情，可是这种辩论对于希特勒而言，才真是毫无意义。许多悲惨的故事中，我可以举出齐尔贝尔格将军（Gen.Heisterman von Ziehlberg）的事件为例，他是我的老上司柴希维兹将军的女婿。当“7月20日事变”发生的时候，他正在东线基地充任师长的职务。他的作战科长库恩少校（Maj.Kuhn）本是在OKH组织处工作，他事先知道这个阴谋。齐尔贝尔格接到了一个电报，命令他立即拘捕库恩，并把他解送柏林，他却允许库恩先单独驾车往某处一行。他是想给他有一个自杀的机会，可是库恩却偏不自杀，反而逃到敌方去了。于是齐尔贝尔格被捕，并送交军法审判，他只受了一个轻微的判决。不久以后希特勒知道了这回事，他就下令再度加以侦讯。他的理由是说库恩过去曾在OKH组织处中工作，可能知道很多的军事机密，所以他的逃亡对于国家具有严重的影响，所以齐尔贝尔格就被改判死刑了。他在1945年2月间被执行枪决。我那不幸的老上司还有一位女婿也是被判处了死刑，虽然理由各有不同。那另一位被处死的女婿是一位十分勇敢的人，他的名字是哥德希将军（Gen.Gothsche），他是因为公开声明德军绝不会胜利，所以才会被枪决的。被判死刑的人，命运固然很悲惨，而那些没有死的人，也真是活罪难受。我们对于他们的命运，真是感到爱莫能助。所以无论从哪一点看来，这种暗杀的企图实在是一无是处，而且结果极可怕。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暗杀的。我们基督教的精神曾经明白地禁止这种事情。所以我对于这次事变是根本不赞成的。除了宗教的理由以外，国内外的政治情况也限制了这个政变成功的可能性。他们的准备既不够完善，而领导人才也不高明。最先的发起人是哥尔德内博士，这是一个热心有余的理想家，他甚至于相信不要流血就可以使政变成功。毫无疑问的，他们这一伙人自认为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才进行这种阴谋。哥尔德内博士并且主张在政变成功之后，应该实行民主政治，他曾经拟定了一个新政府的名单，所不幸的就是因为他个人的不小心，这个密件也给盖世太保弄到了手。拟定中的新元首是贝克上将，关于他的一切个性，我在本书中早已描写尽至。他在7月20日那一天的行动也就可以证明我的观察是一点都不错的。维茨埃本元帅（FieldMarshal von Witzleben）是一个病夫，他固然痛恨希特勒，可是在这个艰难的局面中，他却缺乏决心发动一次军事政变。霍普纳尔上将是一个勇敢的军人，不过他对于这次事变的根本问题并不见得了解。欧伯里希特将军是个第一流的好军官，可是他手里一个兵也没有，根本不能有所行动。到1944年7月20日为止，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早已讨论了一年之久。晓得这个计划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无怪乎盖世太保已经有了风声，于是就开始动手抓人，这才使他们感到迫不及待了。这种威胁遂促使施陶芬贝格伯爵不得不亲自动手，结果终于完全失败了。关于国内训练军总司令弗洛姆上将的情形到底怎样，现在还搞不清楚，虽然他最后也还是送了性命。法国驻军总司令斯徒普纳格尔将军（Gen.Heinrich von Stulpnagel）是一个人格高尚，和我私交颇深的好人，他也遭到了惨死。但是最悲惨的却还是隆美尔元帅的结局，我一直到进入俘虏营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算是把这一本悲剧完全看清楚了。第十部分 “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5)当然一定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那就是假使这次政变成功了，结果又会怎样？任何人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有一个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民还都是相信希特勒的，他们甚至认为若这些人把希特勒杀死了，将使德国丧失胜利的希望。他们也许更会痛恨德国的军人，因为他们会觉得军人们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突然背誓，杀害了政府的首脑，从而使国家成了无舵之舟，那实在是太不荣誉。同时，敌国对于我们的态度，似乎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良。第二个问题就是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认为是这样的：虽然有许多人曾经说到和写过反抗希特勒统治的问题。可是事实上，这些人现在却都活着，他们在当时又何曾敢于违反希特勒的意志？又有谁敢于在独裁者的面前，大声地说出“不”字，或是和他公开的辩论呢？由此就可以推断将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我曾经参加过无数次的汇报和会议，深知很少有几个人是敢于和他对立的，而这些人在今天仍能活着的也就更少了。有些人只敢在走廊上交头接耳的谈话，以表示他们的反对，或是鼓励旁人去送死，对于这些人，我们似乎不愿意称他们是“反抗的斗士”。假使有一个人敢于不同意希特勒的意见，那是他的责任感在内心里鼓动他这样做的。假使有人敢在战前向他表示异议，那么也许可以发生效力。假使有任何人早知道希特勒的政策会引起战争，或是使德国遭到惨败，那么他应该在开战之前，明白直率地把这个意见告诉希特勒和德国人民，假使国内环境不许可，那么他也可以到国外去发表这样的言论。当时那些应负责任的人们，事实上，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东线的作战(1)让我们再回到严重的军事情况。在OKH的参谋本部恢复了工作秩序之后，我们的工作还是非常沉重而迟缓，因为希特勒还是坚持着一切的事情都必须要他批准，并且不让参谋总长有一点最有限的决定权。所以我就要求对于不具重要决定性的事情，我应该拥有给与东线各集团军直接命令的权限。同时我也要求专就整个参谋业务的范围而言，我应有权给与各军团的参谋人员直接的指示。这两个要求却都为希特勒所拒绝了，凯特尔和约德尔又都附和希特勒的意见。凯特尔亲笔签字表示他接受希特勒的主张，而约德尔却在我的签呈上，加注意见说：“参谋军官团本就应该予以撤销！”这些本身是参谋军官团出身的高级人员，都这样的忘本，所以前途才真是无法乐观。由于希特勒拒绝了我的要求，其结果就是不久即发生了许多次的违反纪律的事件。于是我就把凡是不听指挥的人员设法调回OKH服务，因为在那里我多少总还有些执行纪律的权力。在那里，我让那些过分自信的青年绅士们，有几个星期冷静头脑的时间，让他们自己对于自己的态度有一个反省的机会，我偶尔将我这种处理的方式告诉希特勒。他惊奇地凝视我，可是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在我接受新命令的头几天，我就要求可否与希特勒个人做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他问道：“你是想要讨论业务问题呢，还是人事问题？”那当然是业务问题，而且只有我们两个人密谈，并且保持着相当坦诚的态度，才可以获得一些结论。希特勒完全明白这一点。这也就是他拒绝我的要求的理由，以后凡我与希特勒讨论业务的时候，凯特尔元帅几乎总一定在座，另外还加上两个速记员，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很少有机会向最高统帅据理力争，因为只有在私人性的谈话中，才不至于损害他的尊严。为什么做出这样非常不利的规定，凯特尔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因为他害怕会有什么重要事情不让他知道，这样他慢慢地就会丧失了他的地位，所以我在行使职权时，其所受的限制正和我的前任是一样的。这种情形已经积重难返，很难设法改善了。当我在1944年7月21日勉强接受了陆军参谋总长的任命时，东线的情形令人忧心。我们最强大的兵力似乎要算是南乌克兰集团军，它所包括的有第七、第八两个军团，以及一部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部队。它的前线正面从黑海海岸上的第聂伯河口起，沿着该河到达克齐尼夫（Kichinev）以南、雅西（Jassy）以北和弗尔蒂切尼（Falticeni）以南，越过普鲁斯河和锡雷特河，最后向西南面延伸，以到达锡雷特地区为止。在3、4月间的春季会战中，这个集团军曾在雅西以北，击败了敌人的攻击，最后还能够把一部分的师团抽出前线，充作预备队。目前该集团军的总司令是夏纳尔将军，他是一个特别能获得希特勒信任的将领。〖〗〖〗图33波罗的海诸国局势的发展（1944年7月23日至10月4日）在南乌克兰集团军以北，就是北乌克兰集团军。一直到1944年7月12日为止，这个集团军沿着上锡雷特河的勒德乌齐（Radautz）地区，向东经过布查（Buczacz）以达地拉登（Delatyn），再到科韦利（Kovel）地区以南的贝里斯特齐柯（Beresteczko）之线，实行防御作战也很成功。可是到了7月13日，苏军就发动了攻势，在该集团军的前线上突破了三点，到了7月21日就占领了利沃夫（Lvov）、托马舒夫（Tomaszov）、柯尔门和卢布林等地，其攻击的矛头已经到达大约从维斯瓦河上的普瓦维（Pulavy）到布格河上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之线。若认定这一方面的情形已经很恶劣，那么中央集团军方面的情况，自从7月22日以来就更悲观了，实际上已经不堪收拾。苏军在别列津纳与普里佩特大沼泽地之间的攻击已经获得成功，从6月22日到7月3日之间，它已经在罗加乔夫、乔瑟、奥尔沙以北和维捷布斯克的两侧等地区，突破了德军的阵线，在整整歼灭了德军25个师之后，他们并且压迫着德军不得不逐步后退。在最后数天之内，苏军对于战果的扩张，更是获得了惊人的胜利。不仅是德军中央集团军已经站不住脚跟，就是北方集团军也被拖着陷于全部崩溃的局面。到了7月21日，苏军以十分强大的兵力，向维斯瓦河之线，发动了全面攻势。其中威胁最严重的一路是由波尼维希（Ponievisch）以达孝仑（Schaulen）和米陶（Mitau）。在米陶以北，他们已攻抵了里加湾，于是就把北方集团军和德军其余部分的联络完全切断了。北方集团军，其右翼在波洛茨克以北，前线全部正面由该处经佩普西湖，以达芬兰湾为止。由于中央集团军已经遭到了惨败，所以到了7月21日，北方集团军的右翼就只好撤到米陶—都拉堡—普斯科夫之线。但是局面仍不能稳定住。我的前任移交给我的，不仅是一群完全丧失了组织力的幕僚，而且也是一个完全瓦解了的前线。现在我手里惟一可以动用的兵力就是在南乌克兰集团军后方的罗马尼亚部队。可是只要从铁路运输图上略为一看，就可以明白必须要有相当的时间，才能够把该部队运往北面。国内训练军团所能产生的有限兵力，早已向前方赶运，用来补充惨败后的中央集团军。我现在最主要的作战助手温克将军，本来就是南乌克兰集团军的参谋长，他对于罗马尼亚的情形十分熟悉，所以在我们征得了南乌克兰集团军总司令同意之后，我就向希特勒建议，把凡是在罗马尼亚境内可以抽出的兵力，都悉数北调，以填补中央集团军和北方集团军之间的空隙。希特勒马上同意了。同时希特勒又命令南乌克兰集团军总司令夏纳尔，和北方集团军总司令佛瑞斯纳（Friessner）互相对调，并且破例给予该总司令相当大的指挥权限。由于此项紧急的指示，才使苏军的北面攻势暂告停顿。我原有的意图是不仅想重建这两个集团军间的联系，而且还想趁机撤出波罗的海国家，藉以大幅缩短战线。要想使北方集团军不至于在目前这种危险局势中全部被歼灭，这种撤退似乎是绝对必要的。夏纳尔将军就奉命拟定撤退计划。他提出报告说大约要三四个星期的时间，才可以完成这个撤退，这实在是太慢了。我们必须采取更迅速的行动，因为我们已经预料着敌军即将向东普鲁士发动大攻势，所以希望将这一部分兵力赶紧撤出，以供防守之用。因此我就命令在七天之内，应完全撤出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于是在里加只占领一个桥头阵地，而把所有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都马上集中在孝仑以西的地区中。我判断苏军一定会在那里发动下次的攻击。若是要想使中、北两集团军再重建联络，那么首先就要击败敌人这一次的攻击。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东线的作战(2)德军从9月16日到9月26日发动反攻，才使两个集团军重新恢复了联络。这一次胜利的主因是斯塔希维兹上校（Col.Graf Strachwitz）的英勇作战，而他所使用的部队就是一个临时拼凑而成的装甲师。在这次小胜之后，似乎是趁机撤兵的最好机会，可是北方集团军却居然抗不从命。夏纳尔相信苏军不会再向孝仑以西地区进攻，而将向米陶进攻。所以他就不遵照希特勒所签署的命令，而把他的装甲兵力保留在米陶地区。我不知道夏纳尔是否在暗中已经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因为他和希特勒是能直接联系的。不过无论如何，谛⒙匾晕鞯牡戮?!-- 正文页画中画 begin -->战线由于他这一个行动，遂在10月间又重被苏军突破。苏军在梅默尔与利包（Libau）之间攻抵了波罗的海的海岸。德军为了想重建两个集团军之间的联络，就沿着海岸进攻，结果又失败了。于是与北方集团军的联系终于被切断了，现在一切补给物资就只有经由海路来运输了。我和希特勒发生了冗长而激烈的争论，为了保卫德国本土，我极力主张把这一部分宝贵的兵力撤出。而这个争论的结果只不过是使双方更感到不愉快。〖〗〖〗图34切断北方集团军（1944年10月5日至10月25日）正当东线左翼方面发生了这样严重危机和激烈战斗的时候，中央集团军在穆德尔元帅个人的英勇领导之下，逐渐重建了华沙东面的战线。可是此时波兰人却在华沙城内发动了叛乱。这一次的起事，由波尔—柯莫罗维斯基将军（Gen.BorKomorowski）指挥，发生的地点就恰好在我方前线的正后方，所以成为前线上德军的一个极大威胁，和第九军团司令弗尔曼将军（Gen.von Vormann）的联络也因此中断了。起事的波兰人和苏军的会合，也是一个很可能的威胁，不可加以漠视。我就要求把华沙城归并在军事作战地区之内，以便做统一的处置。可是波兰总督法兰克（GovernorGeneral Frank）和党卫军总司令希姆莱的私人野心，却说服了希特勒，使他拒绝了我的建议。于是虽然华沙城事实上已经成为前线中的一部分，可是却与军事指挥系统完全脱节，一切还是由他们自己处理。希姆莱奉令负责平息这一次的叛乱，他就动用了大批的党卫军和警察部队。这个战斗一直延续了几个星期之久，情形是十分的野蛮。许多党卫军都是临时抽调来的，成分复杂，其中有许多人都是违法犯罪、为非作歹的狂徒。所以在混乱的街市战中，就把一切的军纪都丢光了。他们的总指挥官巴赫（von dem BachZelewski）亲自向我诉苦说，他已经无法控制了。我看着实在太不像话，就向希特勒报告，要求把两个纪律最坏的旅撤出东线。最初希特勒还不肯相信我的话，可是希姆莱的联络官，党卫军准将费格莱恩（Fegelein）却自动承认说：“我的元首，这是真的，那些家伙全是混蛋！”这样希特勒才同意了我的要求，开始整饬党卫军的军纪。一直到10月2日，这次叛乱才被完全铲平。当波兰人一开始有投降的表示时，我就力劝希特勒宣布，他们可以拥有国际公法所保障的战俘一切权利。我希望这个宣告可以缩短这种无意义流血的时间。希特勒也接受了我的意见。在8月15日，穆德尔即已奉命调往西线战场，他的中央集团军总司令一职改由赖因哈特上将继任，因此就由赖因哈特接受波兰人的投降，陆军也就开始照着这个命令来执行受降的任务。在这种叛乱中，是最难分辨有组织的战斗人员与无辜平民的差异的。波尔—柯莫罗维斯基将军在他所著的《不可征服的人们》（The Unconquerables）一书中，也曾经这样写着：在战斗中我们的指挥官也分不清楚谁是军人谁是平民。我们的部队并没有制服，而我们也无法阻制平民戴上红白两色的臂章。他们，和波兰国内军的士兵一样，也使用德制的武器，所以更使我们弹药缺乏的问题，分外显得严重。因为平民们没有战斗的经验，常常为了一个单独的德国兵，而浪费了大量的手榴弹和步枪子弹。所以我的部下为了这个问题也都纷纷向我诉苦。因为波兰人又从德军的仓库中，夺获了大批德军的制服，于是就把它穿上，这样的鱼目混珠的情形一发生，就更使德军感到人人自危，因此残酷杀人的事也就大幅增加。当希姆莱和他的部下，把华沙城中战斗的情形，报告给希特勒听的时候，他就不禁大光其火，于是也发出严厉处置的命令。10月11日他就向党卫军的指挥官巴赫发出了命令，叫他负责把华沙城夷为平地。因为这个命令是直接给与党卫军的，所以我事先完全不知道。一直到1946年我在纽伦堡监狱里面，才看到了这个命令的原文。不过虽然如此，我在当时却也风闻到有毁灭华沙城的谣言，于是我赶紧去见希特勒，恰好碰上他正在为此事大发雷霆。我就觉得我有这种责任，为保存该城而力争。因为希特勒已经宣布要把华沙城当作一个要塞，那么因为掩护德军也需要有房屋，同时维斯瓦河现在已经是我们的防线，而该河又流过该城的中心，所以保全那里的建筑物，实在更是非常的重要。1943年和1944年的秋季战斗，已经使华沙受到很大的损毁。但一直到1945年正月苏军发动攻势为止，这个古城才算是完全被毁掉了。那些叛乱的人，投降之后就都移交给党卫军接管。波尔—柯莫罗维斯基将军和费格莱恩本是老朋友，他们在战前都是国际体育界的名人。所以由费格莱恩负责收容他，是恰到好处。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东线的作战(3)常常有人要追问，为什么苏联人明知华沙城内已经发生了叛乱，却不仅不赶紧支援，反而在维斯瓦河上按兵不动，停止了他们的攻势。毫无疑问的，在华沙起事的波兰人是自认为与伦敦流亡政府有关系的，他们也只接受这一方面的指示。他们一再表示他们的眼睛是朝西面看的。所以苏联当局当然不愿意这一派波兰人得势，而且还控制住了波兰的首都。苏联想扶持的是在卢布林成立的傀儡政府。这些问题是同盟国彼此间的纠纷，与德国无关。我们所感觉到的，就是苏联人既然没有进入维斯瓦河，结果遂使我们获得了一个短期的喘息机会。虽然如此，苏军的第十六战车军，也曾经在7月25日企图在登布林，越过维斯瓦河上的铁路桥梁。结果为德军所击败，损失了30辆战车，桥梁也适时被炸断了。其他苏军的装甲兵力就完全被阻隔在华沙的北面。就我们德国人的观感，觉得苏军之所以不再前进，是由于我们防守有功，而并不是因为他们要坐视华沙叛乱的失败。8月2日，属于所谓“波兰自由民主军”的波兰第一军团，使用了三个师的兵力，在普瓦维—登布林地区，渡过了维斯瓦河，向德军进攻。它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是却占据了一个桥头阵地，以等待苏军援兵的到达。在马格鲁兹夫（Magnuszev），敌人在维斯瓦河上又建立了第二个桥头阵地。苏军奉命从此处渡河，再沿着与维斯瓦河平行的道路，向华沙进犯。不过他们进到皮利察（Pilica）之后，就被德军阻止住了。德军第九军团方面有这样的印象，认为在8月8日以前，苏军即拟以突袭的方式，企图攻占华沙。照当时他们不断胜利的情况看来，似乎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即令华沙城内已经发生了叛乱，德军却还是挡住了他们的攻势。而苏联人又认为波兰人在华沙的起事，是未免太早了点，所以使他们接应不上。从7月26日到8月8日之间，第九军团曾经报告他们共俘获了603名战俘和41名苏方逃兵，击毁了苏军战车337辆，俘虏了70门大炮、80门战防炮、27门迫击炮和160挺机关枪。而当时第九军团本身还正在不断退却之中，所以这个数字的确是相当的惊人。无论是在西线战场还是在东线战场，德国人都从来没有做构筑防御工事的准备。在西线战场方面，希特勒是相信他可以依赖大西洋长城，而在东线战场方面，他始终认为假使有了一条固定的防线，那么将领们就会不肯拼死力战，而希望赶紧向后撤退。结果是我们迭遭惨败，丧失了许多可供回旋的空间，而使今天的前线这样的接近德国边境，显得异常的危险。假使希望今后的前线，不至于因局部的败退，而被拖得全面退却的话，那么现在就必须要采取新的办法了。诚如我在1月间向希特勒说过的话，重新修筑过去德国东面的边界防线，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衔接这条防线与主要河流防线之间的联络点，本身也都应该加以设防。我在与OKH工兵指挥官贾可布将军（Gen.Jakob）合作之下，就拟定了一个全面的构筑计划。为了研究要塞联防的问题，我就命令把我前任所撤消的参谋本部城塞组，又重新恢复了起来，并任命提罗中校（Lt.Col.Thilo）为组长。我把我们所拟定的计划，在没有呈送希特勒批准之前，就先由我自己负责，分送各有关单位加以执行。之后在呈送计划给希特勒时，我又亲自加上一个附注说，因为事机急迫，我已经先发出了命令，要求他给与我一个事后的追认。希特勒很勉强地同意了我的办法，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的措施，不可以常用的。无论如何，东线的要塞现在总算是已经开工修建了。土工方面通常都是由志愿人员、妇女、小孩和老年人担任，这是德国惟一没有动用的劳动人力。而“希特勒青年团”对于这一个工作具有很大的贡献。尽管天气十分恶劣，这些忠实可靠的德国人一直都在努力工作之中，他们希望保卫他们所爱护的祖国，和支援在前线苦战的士兵。以后这些工事并没有完全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理想，但是原则上却并没有错误，因为以后我们并没有那样多的人力和武器来守住它。我们本来准备使用的部队和武器，以后因为西线情况紧急，就完全调走了。仅仅西线不要的货色才留在东线方面。不过我对于当时出力劳动的人们，还是要表示深切的谢意。此外，有一部分要塞也完成了它们的任务，滞碍苏联攻势达到相当长的时间，例如在科尼兹堡和但泽的保卫战、格洛高（Glogau）和布里斯劳（Breslau）的保卫战中，都发挥了极大的效用。假使没有它们，苏军的进展也许还要更快，德国的损失也许就会更大了。我十分清楚，要想阻止敌人的攻击，这些要塞工事就一定需要充足的防守兵力、武器和补给物资。所以我就命令组织要塞部队，其所需要的人力以不能供野战之用、而尚可以在要塞中服役者为原则。第一批成立的部队是100个要塞步兵营和100个要塞炮兵连。接着机关枪、工程、通信等部队也都陆续成立。但是即令如此，在这些部队刚刚可以参加作战时，其中就有百分之八十都已经奉命调往西线去了。我虽然表示严重的抗议，却是毫无效果，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所以一点办法都没有。这种准备不够充分的部队，被送上了西线的野战场，不明不白的，在他们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之前，就已经完全毁灭殆尽了。而在东线方面，虽然已经修好了要塞工事，可是却找不到人来据守它。所以到了要用的时候，这些工事对于撤退中的野战军，并不能够给与必要的支援。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东线的作战(4)在武器方面的情形，也正和人力是一样的。我最先要求把所储存的俘获兵器，完全交由我使用，结果为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个人所批驳了。他们告诉我在德国境内并没有储存着这一类的大炮。可是OKW的陆军处处长布勒将军，却告诉我说：有数以千计的重炮储存在兵工署的仓库中，每个月都要有人为它们擦一次油，可是从来就没有动用过。我就下命令把它们装置在东线要塞上面，并且命令人员们开始使用的训练。约德尔还是从中捣鬼，结果他又规定凡是口径在50mm以上，或是弹药在50发以上的大炮，都一律送往西线。可是当它们到达西线时，时间是已经太迟了，若是它们能够运往东线，那么所发挥的作用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此外，自从1941年以来，我们的30mm和37mm的战防炮，就已经无力击毁苏式T-34型战车了，所以东线战场方面实在是需要更大口径的重炮。　　关于补给物资方面，我命令一律应作三个月的储备。无线电通信中心和燃料供应线也都分别加以建立。当我因旅行之便，到工作地区去视察的时候，立即受到了当地工作人员的欢迎。他们都一致愿意听我的指挥，努力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因为我原先成立的要塞部队，已经给他们差不多都调光了，于是我就只好另想他法。前OKH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曾经向希特勒建议在东部危险地区中，组织一个民防军（Landsturm），但为希特勒所拒绝。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就决定成立这种部队，其人员都是本可以服兵役的，因为担负了后方重要工作才被免役的。假使苏军突破之后，这些单位就可以立即召集，以来防守东线要塞。我就向希特勒建议，因为SA（冲锋队）还可以供给可靠的人员，就命令他们负责主持这个组织好了。时当SA的参谋长是希波曼（Schepman），这个人很有头脑，愿意与我合作，并接受陆军方面的指导。希特勒本已批准了我的建议，可是第二天却又变卦了。他告诉我他曾经重新考虑过这个问题，认为还是由纳粹党来主持这个工作比较好，换言之就是交给他的亲信鲍曼主持，名字也改成了“国民军”（Volkssturm）。鲍曼奉命之后，起先是一事不做，接着因为我的一再催促，才照例发一纸文书通令各级党部负责筹办。我们的原案是专以东线紧急地区为范围，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于是所谓“国民军”这个组织就变成了一个大而无当的东西，我们既没有这样多的军官去训练指挥他们，同时也没有这样多的武器去装备他们。很明显的，纳粹党对于真正的军事情况，并不表示关心，所任用的人员也都是一些卖膏药的党部干部。我的老朋友魏特夏将军就被派充当小兵，他的连长却是一位党干。所以，这些投效国民军的勇士们，本来都是存心以死报国的，可是他们所受的训练却是忙于学习如何向希特勒敬礼，对于真正作战的训练却反而完全不重视，还有许多伟大的牺牲精神，也都不为当局所认识，以后我还要提到这些事实。　　这种很明显的孤注一掷，在当时却是必要的，因为国内训练军的最后一点兵力，也都被希特勒抽调走了——他用在西面去准备发动一次新的攻势，而完全不顾东线方面的防守问题。在8、9两个月里面，德军的西线已经完全崩溃，因为中间并无任何防线可供据守，所以他们就一直向所谓齐格菲防线退却。但这条防线事实上已经不再是一条完整的防线，因为它们的武器大部分都已被拆卸下来改装到大西洋长城上面去了，现在都完全丢光了。德军撤退得很匆促，而盟军又追击得很凶猛，所以有许多重要据点都纷纷沦陷。假使事先有相当的预备队据守着，也许就可能会有一个反攻的机会。这个时候，希特勒的脾气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他一再严令必须死守某些地方，可是前线上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兵力用来执行他的命令。所以他在9月间，就决定动员德国所剩余的一切力量，以期做一次最后的攻击。自从“7月20日事变”发生之后，党卫军领袖希姆莱就兼任了国内训练军的总司令。他凭着这个职权，就开始建立“政治军人”和“政治军官”的制度，这是希特勒和他两人多年梦想的计划。新成立的单位叫作“国民步兵师”和“国民炮兵团”等等名称。所需要的军官由陆军人事处审慎地加以挑选，并且实行了“政委”的办法。在东线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有些“政委”们直接向鲍曼提出小报告，而鲍曼本人对于陆军又是具有深恨的。我看到这个情形实在不像话，所以不等到它发展得太快，就开始加以制止。并且把犯罪的人加以处分。不用说，这当然又不免要引起一场激烈的争吵，结果对于“国民军”的管制问题还是没有进步，而大本营的一切也还是照样的乌烟瘴气。　　希特勒的目的，是想要在11月里，把所有现役军的最后兵力，都送到西线上去做最后的一搏。他想把盟军击败，并把他们赶下海去。这些新成立的部队，可以说是我们国力的最后结晶，现在都要用来实现这一次伟大的计划。这些事情下面我还要加以检讨。　　〖〗〖〗）日4月01至日61月3年4491（陷失的亚尼马罗53图1944年8月5日，当我们正在忙于为“7月20日事变”和东线总崩溃，办理善后事宜的时候，罗马尼亚的首相安东尼斯丘元帅（Marshal Antonescu），突然访问东普鲁士的希特勒大本营。我奉命主持汇报，要把东线战场的现况讲述给这位元帅听。希特勒、凯特尔和其他的高级人员也都照例出席，此外还有里宾特洛甫带着他在外交方面的助手们。我的讲话由外交部的首席翻译官施密特大使（Ambassador Schmidt）译成法文。施密特大使不仅是一个风度极佳的外交官，而且也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翻译人才之一。他有数十年参加多次国际会议的经验。可是这一次他只说了几句话，就表示他对于军事方面的语句还是不大熟悉。所以结果还是我自己用法文来说比较便利，我很满意的就是安东尼斯丘元帅对于我所说的法文，倒还算能了解。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东线的作战(5)在这次汇报中，安东尼斯丘完全明白了我们处境的困难，他也懂得首先第一步就是要重建中央集团军的防线，其次就是使中、北两集团军之间取得联系。于是他就主动建议撤出摩尔达维亚（Moldavia），而我们就撤到加拉茨—福克沙尼—喀尔巴阡山脉（Galatz—Focsani—the Carpathian Mountains）之线。只要是合于轴心国的利益，他是不惜牺牲的。我立即将这个伟大的诺言翻译给希特勒听，以后又再度提醒他。希特勒就向安东尼斯丘表示热烈的谢忱，并且对于这一承诺获得了某种结论（这是后话）。第二天上午，安东尼斯丘请我到他的房间里去，和我单独做一次私人性的谈话，对于这次谈话我觉得获益良多。这个罗马尼亚的老元帅，不仅表示出来他是一个好军人，而且也表现出来他对于他的国家的交通、经济和政治情形，都具有深切的了解。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以常识为基础，说话的态度也十分的有礼貌，在那个时候的德国，可以说已经找不到这样君子风度的人物了。他不久谈到这一项事变，表示他很感到震惊，他说：“请相信我的话，我对于我手下的各位将领，是一向具有绝对的信心。要说是军官们参加这种政变，对于我们而说才真是不可以思议的！”在那个时候，我对于他这种严词指斥，感到实在无话可说。可是14天之后，安东尼斯丘本人所面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而我们也和他成了命运共同体。这一次和他一同来访的人员，还有罗马尼亚的外交部长米恰东尼斯丘（Michai Antonescu）。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人物，但似乎很狡猾，他的友谊让人觉得有一点虚伪。和他们一路的还有德国驻罗马尼亚的大使克林格（Killinger），和德国驻罗军事代表团团长汉生将军（Gen.Hansen）。我和这两位德国官员，都曾做过长时间的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两位都不太重视安东尼斯丘，但是却主张德国人应支持那个年轻的国王，以当作罗马尼亚的傀儡元首。他们的意见使德国的军事当局大上其当，忽略了酝酿中的阴谋，而具有一种虚伪的安全感。7月底，佛瑞斯纳上将代替夏纳尔继任南乌克兰集团军总司令，他现在也同意安东尼斯丘的建议，在安东尼斯丘访问大本营不久之后，他就向希特勒建议把我们的正面撤退到加拉茨—福克沙尼—喀尔巴阡山脉之线。希特勒作了一些保留之后，才勉强同意了，不过他却坚持着认为必须等到他获得了敌人确实想向这一方面进攻的证据之后，他才肯发出撤退的命令。在以后几天之内，大本营情报主管所获得的有关罗马尼亚情势的情报，混乱而且矛盾，一般说来，由于德国驻罗代表的糊涂，所以还是显得很乐观。不过里宾特洛甫对于他手下的大使报告，却感到不敢相信，并主张派一个装甲师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去，并且要求希特勒采取行动。当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在座，我当时就认为里宾特洛甫的主张是不错的。不过当时东线的情况已经是太紧张，我手里实在是无兵可调。所以我就建议把在塞尔维亚打游击队的第四党卫军装甲师，调往罗马尼亚，以挽救危局。但是约德尔却说那个师是不能抽调的，因为当时塞尔维亚是属于OKW的指挥范围之内，与东线战场无关，所以他不愿意抽调他手里所控制的兵力。希特勒此时又下不了决心，所以结果是一无所获。在保加利亚，也和在罗马尼亚一样，正在酝酿着乱事。我从戎根费尔特上校（Col.von Jungenfeldt）手里获得了一些报告，他正训练保加利亚部队学习使用德国的装备。这些报告很确实，对于当前的情况描画出一副黯淡的前景。保加利亚部队的士气很低落，从一般行为上看来，显得他们是不可靠的。我把这些报告送给希特勒看，但是他却不相信；反言之，他却深信保加利亚人对于共产主义具有激烈的仇恨心理，所以是绝不会帮苏联人打仗的，我要求不要再把德制的装甲军备送往保加利亚，而且已送去的也应该收回，希特勒却拒绝了，之后我不顾一切自行下命令撤回这些装备，可是受了约德尔的阻挠，无法执行。1944年8月20日，苏军开始向南乌克兰集团军战区发动了攻势。罗马尼亚军队所防守的地区，立即被突破。不过问题还不那样简单，罗军大批的逃向敌方，并马上掉过枪口向昨天的盟友进攻。德国的军队和领袖都完全没有事先晓得这个阴谋。虽然希特勒立即下令撤退，但是前线的部队却还想据守，并且实行且战且走的政策。为了避免全面崩溃和全部被歼灭的危险，实在应该赶紧撤退，并且迅速占领多瑙河上的桥梁。可是这一步却并没有办到，罗军比德军先赶到了渡口，使德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处境。德军全部毁灭者共16个师，在这个非常艰难的局面中，真是禁不起这样大的损失。这些德国兵都誓死打到底，他们在军事上的荣誉是一点都未受污染。对于他们这种悲惨的命运，他们本身并无责任。要想避免这一次的悲剧，只有在苏军尚未发动攻势之前，就事先撤到加拉茨—福克沙尼—喀尔巴阡山脉之线。因为那条防线很短，我们不需要罗军的协助，也可以守得住，那样苏军的诡计就不会得逞了。不过要想做这一个决定，就必须事先对于罗马尼亚领袖人物的心理和政治情况有所认识才行。安东尼斯丘对于他自己的组织弱点，并没有认清，结果是冤枉地断送了他的性命。他虽然深信他的部下，可是部下却出卖了他，结果使德国人也跟着上了大当。几个星期之内，罗马尼亚就丢光了。9月1日，苏军开始向布加勒斯特进攻。保加利亚国王在1943年8月28日，就早已神秘的暴毙了，该国接着在9月8日就正式脱离了同盟的关系，而加入了敌方。我们所交到保加利亚人手里的88辆Ⅳ型战车和50mm的突击炮，都同归于尽了。希特勒认为至少可以组成两个师的反攻保军的梦想，也终于化为泡影。在保国境内的德国军人都被解除了武装并被监禁起来。保军并且也参加了苏军向我们作战。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东线的作战(6)希特勒现在明白了巴尔干是再也守不住了。他就命令使用迟滞的行动，实行逐渐退却。为了要抽调德军防卫本国起见，这种办法实在是太慢了。1944年9月19日，芬兰也和英苏两国签订了休战协定。其结果是芬兰人接着就和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8月20日的时候，凯特尔元帅曾经访问过芬兰的曼纳尔汉元帅（Marshal Mannerheim），但是结果却一无所获。芬兰人在9月3日就开始求和了。毫无疑问的，这些事件的连续发生，会影响到匈牙利对于同盟国的忠忱。匈牙利的摄政霍尔蒂上将本来并非诚心与希特勒合作，完全是受了政治条件的逼迫才肯如此。他在1938年访问柏林时，即已表示出来他的审慎态度。在战争期间，希特勒对于匈牙利曾经一再地加以重压，才勉强使他们就范。在1944年的8月底，我又奉希特勒之命去访问布达佩斯（Budapest），并持有希特勒给摄政的介绍函，其目的是要我亲自去研究他的态度。霍尔蒂在布达佩斯的一个故宫里接待了我，礼仪十分周到。当我们坐下来之后，摄政所说的第一句话是：“请看，我的朋友，在政治方面你在火炉上面总得同时摆着几条铁块。”我就已经够明白了。他自认是一个聪明而有经验的政治家，所以手里至少不应该只有一条铁块。我们畅谈了很久，主要的话题是匈牙利境内的民族问题，这个国家几百年来，都是许多少数民族，彼此挤在一起。他又举出匈牙利与波兰具有密切的友谊，但是却并未受到希特勒的重视。他要求将现在在华沙作战的匈牙利骑兵师，在最短时间撤回本国。我当即面允照办。从匈牙利的现况，我找不到一个有利的印象，于是我就据实呈报希特勒。虽然匈牙利的参谋总长弗罗斯（Voros）曾经向我说了许多好听的话，但是我的印象却还是没变。到了8月底，苏军到达了布加勒斯特的大门，并且也已经进入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战神正在敲打着匈牙利的门户。我访问布达佩斯的时候，就是在这种阴影之下进行的。当东欧的情况已经严重到了这样的地步，而西线战场方面，德军也正在从事着流血牺牲的防御战。7月17日，隆美尔元帅为英国战斗轰炸机所炸伤。克卢格元帅又暂行兼代他的职务。在这时候，德军的战线仍然是从奥尔尼河口—卡昂的南面—科蒙—圣洛—莱赛以至海岸为止。7月30日，美军在阿夫朗什（Avranches）突破了这条防线。几个星期后，到了8月15日，西线战场上德军的主力共31个师，就在为他们的生存而做最后的挣扎了。其中三分之二的兵力，约20个师，已经在法莱斯（Falaise）的附近，陷入了盟军的包围圈里。盟军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正经过奥尔良（Orleans）和沙特尔（Chartres），直向巴黎进犯。诺曼底和布列塔尼（Brittany）都已经沦陷，另外还有5师人被切断在大西洋长城里面。兵力比较薄弱的美军部队也已经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方面登陆。德军第十一装甲师本是奉命阻止这一路敌军的，但是因为它驻在鲁昂以西，位置不对所以也没有能发挥拦截的作用。其他的德军，所在位置的地点如下：在荷兰2个半师。在斯海尔德运河（Scheldt）与塞纳河之间的海峡地带7个师。在海峡区的岛屿上1个师。在卢瓦尔河与比利牛斯山（Pyrenees）之间的海岸上2个师。在地中海海岸上7个半师。在法意边境阿尔卑斯山区1个师。德军一共只调出两个半师的兵力阻止盟军向巴黎的进攻，有两个新成立的党卫军师正开往比利时增援，另外还有3个步兵师取道科隆（Cologne）和科布伦茨，向法国移动。现在希特勒决定把穆德尔调往西线，以代替克卢格的职务。为了使穆德尔可以专心应付主要前线的作战，又重新起用龙德施泰元帅，使其负责调度整个西线战场的作战。8月15日，我在大本营又和希特勒大起冲突。我根据所收到的报告，把西线战场上装甲部队作战的情形报告给希特勒听。我当时曾经说过：“装甲部队的英勇作战，却无法弥补海空军的过失。”这句话使希特勒大光其火。他要求我跟着他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于是我们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声音也越喊越高。最后他的副官阿姆斯柏格少校（Maj.von Amsburg）走了进来向我们说道：“您两位说话的声音也许稍为高了一点，外面都可以听得清楚。要不要我把窗子关上？”希特勒听说克卢格有一次访问前线时，没有能够及时返回总部，使他对克卢格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他在幻想中以为克卢格已经和敌人建立了接触，所以他就命令克卢格元帅立即向大本营报到。不过克卢格却在途中服毒自杀了。1944年8月25日，巴黎沦陷。希特勒和三军统帅部（OKW）到此时，对于未来的战局，还不能做一个重要的决定。很明显的，今后战争中的主要工作就是保卫德国本土。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们，都毫无疑义的一致主张继续死守下去。因为敌人早已一致发出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所以无论单独或全面的谈判，事实上都没有可能。假使我们完全采取守势，那么也许还可以多拖一段时间，至于战争的结局是否能够对德国有利，那却是很难预言的。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东线的作战(7)假使我们是以东线战场方面当作防守的主要目的，那么就应该赶紧建立一条固定的防线，以阻止苏军再继续前进。因为上西里西亚和波兰的大部分，对于德国战时生产的原料和粮食，都是重要的供应来源，现在仍在我们控制之中。反言之，这个办法就会使西线方面，最后在西方国家的重压之下，还是不免会崩溃。希特勒始终不相信西方国家有单独媾和之可能，所以他拒绝采取这个办法。希特勒的意见是集中在西线战场方面，企图在盟军尚未到达莱茵河之前，至少是正当他们渡过莱茵河的时候发动一次强力的反攻，把敌人击败。要想采取这条路线，其先决的条件有下列四点：（一）先稳住东线战场，一直等到西线战场方面的攻势能够达到某些目标之后，再把兵力调回东线。（二）西线方面的攻势一定要在极短期内完成，尤其要在冰冻期以前。因为此后苏军就会发动新的攻势，东线方面就又会吃紧了。（三）迅速准备攻击的兵力，以使计划可以真正实现。（四）目前西线方面要先有不断的小胜，以争取时间来完成大攻势的准备。希特勒和OKW相信到了11月中旬，一定可以发动攻势，于是到了12月中旬，强大的预备兵力就又可以调回东线去了。那年秋天天气特别温暖，预料冰冻期一定来临较迟，所以苏军也许要过了新年才会发动攻势。出于这些考虑，我的着重东线的观念，当然就列在第二位了。因为我是负责东线方面的最高负责人，所以对于这个计划实在是感到十分不满意。但是一等到希特勒做了决定之后，我基于我自己的职守，就赶紧努力做准备，以求完成上述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先稳定东线，以使西线的反攻计划可以付诸实行。除了在后方构筑工事以外，现在又想在目前的战线上，尽我们的能力构筑一些强力的据点。到了12月中旬，所有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都逐渐从最前线上撤回，他们现在分别组成4个兵团，可以当作机动预备队使用，我们并且尽可能地使他们的兵力恢复足额。因为东线方面缺乏步兵，所以从前线上只能抽出一个师来。这个步兵师就留在克拉科夫（Cracow）地区，以当作预备队使用。苏军夏季中在维斯瓦河上所占领的桥头阵地，我军即使不能将之消灭，也要缩小它的范围。这至少可以迟滞敌人的行动，和增加他们在攻击时的困难。最后，为了缩短战线，并且增强预备兵力起见，留在波罗的海国家中的德军，也一定要赶紧从海路撤出，因为重建陆上交通线的企图已经毫无希望。所不幸的，就是我们这些计划，并未能全部予以实现。我们固然已经构筑好了一切必要的防线和阵地，可是因为西线方面的一败不可收拾，结果使必要的守兵和武器都无法赶到。所以已经修好的工事也就只有极有限的价值了。最后又因为希特勒突然下令，把所谓“大防线”的纵深缩短，结果使我们的原意应有12英里左右的宽度，现在却缩到3英里以内。在维斯瓦河上，有一个苏军的桥头阵地已被攻下，另外还有一个也缩小了它的范围。不过以后因为兵力又抽走了好几个师，而最英勇的指挥官，第四装甲军团司令巴尔克将军（就是过去我手里的那位上校）也被调往西线，于是这一次重要作战也就再没有什么新的发展，这才是我所深以为遗憾的。于是这些桥头阵地，其中最重要的是位于巴拉罗夫（Baranov）的那个，遂始终是一些严重的威胁。而对于我们最不利的事情，却是整个战线始终未能缩短，而留在库尔兰（Courland）地区的北方集团军残部也始终未能撤出。虽然我一再要求撤出这些部队，以作总预备队之用，可是希特勒却始终拒绝我的要求，其理由是一方面为了面子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海军大元帅邓尼兹（Donitz）的意见，恰好又构成了支持他的借口。希特勒害怕这个撤退一执行之后，可能就会影响到瑞典的中立，同时也使潜水艇丧失了但泽湾中的训练基地。此外，他又相信坚守这北面的一个角落，更可牵制住大批的苏军兵力，否则这些兵力就可以应用到东线其他重要部分去。因为苏军曾经向库尔兰地区一再发动猛攻，所以就更加强了他这种偏见式的信念。凭着同样或类似的理由，希特勒和OKW的诸公也反对马上撤出巴尔干和挪威的建议，同时在意大利也不缩短他们的战线。自从1940年以后，我们就完全不注重西面的防务，以后到了构筑工事的时候，又把全部力量都用在西线长城上面，到了现在就不免自食苦果，受到了极惨重的损失。现在就连东线方面的那些新成立的单位，都已经被抽调，事实上这些人的素质可以说连第三等也都还够不上。可是把这些人都用完了，还是填不满西线上的漏洞。同样的，在法国境内的一切留守部队也都完全崩溃了。所以结果是要塞工事中，既无守军，又无武器，实在都已经毫无用处。它们的丧失是如此的迅速，结果是逼着我们使用几乎完全不机动的部队，去进行一个机动性的战争。在我们的后方，一切交通网都已经为敌人空军所炸垮，制空权也完全操在敌人的手里。当我们还拥有一些装甲部队的时候，我们的将领却偏要想在诺曼底实行一种静态的战斗。现在一切的机动兵力都已经分割地毁灭干净了，我们却被敌人逼迫着非实行机动作战不可，这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美军的指挥官时常轻敌而冒险前进，所以漏洞是常有的，可是我们却没有力量来趁机反攻，原有的计划，是准备向美军的南面侧翼发动反攻，结果也中途放弃了。可是危机却还在后面，本来我们预定在11月中旬发动反攻，结果因为准备不及，而一再延期，到了12月中旬还未开始。所以要想马上将兵力再转移到东线，可以说是毫无希望，于是再想坚守西线当然也变得不可能了。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东线的作战(8)在西线方面采取大攻势的准备，未能如期完成。在西线前线上争取时间的战斗也没有获得成功。即令如此，希特勒和OKW的高级主管当局，还是决心要在西线战场上做孤注一掷的大反攻。他们这一次对保密的工作却进行得很彻底，所以敌人完全遭受到了奇袭。不过这样做有利也有弊，因为保密的限制太严格，所以对于攻击部队的物资供应，尤其是燃油分配，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而间接影响到战争的结果。〖〗〖〗图36匈牙利之役东线的作战当西线的战事正由大西洋长城向西线长城节节败退的时候，在东线方面也一直战斗未停。在东线的南端，一切想阻止苏军前进的企图都失败了。短时间之内，他们就占领了整个的罗马尼亚、整个的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大部分。佛瑞斯纳上将所指挥的南乌克兰集团军一直都在匈牙利境内作战，到了9月25日，它那个已经过时的旧名称才改作了南方集团军。10月间，整个特兰西瓦尼亚地区都已为苏军占领，不过德军还是在德布勒森（Debrecen）地区发动了一次强烈的反攻，终于使敌人的前进暂时停顿了一下。在东南欧战区总司令威席斯元帅（FieldMarshal Freiherr von Weichs）所管辖的地区中，在这个月里面也把贝尔格莱德丧失掉了。虽然巴尔干地区现在绝对是属于东线战场的范围，可是这个地区还仍然归OKW指挥，而与OKH毫无关系。OKW和OKH之间的分界为在德拉瓦河（the Drava）和巴姚河（the Baja）河口附近，沿着多瑙河畔的一个乡村。这种分界实在是毫无意义可言。苏军就在这个分界线的紧南面渡过了多瑙河，从而进入了东南欧总司令所管辖的地区之内，而该总司令的注意力却集中在更南面的若干分散的战线上。10月29日，苏军到达布达佩斯的外围，到了11月24日，他们就在莫哈奇（Mohacs）获得了一个多瑙河上的桥头阵地。这个时候，虽然摩拉瓦河（Morava）流域早已控制在敌人的手里，可是在萨洛尼卡（Salonica）和都拉斯（Durazzo）却还留有一部分的德军。因为巴尔干地区已经遍处发生了激烈的游击战，所以使德军的撤退感到非常的困难。12月3日，苏军在佩奇（Pecs）突破了东南欧总司令所管辖的战线，该地恰在德拉瓦河的北岸，于是苏军推进到巴拉顿湖（Lake Balaton），沿着多瑙河席卷了南方集团军的防线。到了12月5日，他们就到达了布达佩斯的外围。同一天，他们也渡过了多瑙河，到达了该城的北面，一直挺进到瓦茨（Vac），我们很勉强才算是在赫兰河（the Cran）以东将他们阻止住了。向东北面，他们又占领了米什科尔茨（Miskolc），并一直进到了科希策（Kosice）以南的某点为止。德军从巴尔干一直撤退到波德戈里察—乌日采（Podgorica-Uzice）之线，而且还再继续向北撤退。苏军在12月21日又继续进攻，到了圣诞节的前夕，已经把布达佩斯完全包围住了。他们已经到达了从巴拉顿湖—施图尔韦森堡（Stuhlweissenburg）—科马尔诺（Komarno）以西—多瑙河以北以达赫兰河之线为止。过此之后，则战线大约沿着匈牙利的国界延展。双方都用命死拼，我们的损失惨重。在哈尔培上将所统率的北乌克兰集团军（在9月间已改名A集团军）战区之内，苏军在夏季攻势中就已经进到了维斯瓦河，一直到华沙为止。再向南面去，在桑河（San）与维斯罗卡河（Visloka）之间，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这个集团军所统辖的，有海因里希上将（Col.Gen.Heinrici）所指挥的第一装甲军团，现在位置在喀尔巴阡山脉；舒尔兹将军（Gen.Schultz）所指挥的第十七军团，位在喀尔巴阡山脉与维斯瓦河之间；巴尔克将军所指挥的第四装甲军团，位在维斯瓦河的沿岸，该军团后来由格拉瑟将军（Gen.Graser）指挥。大约在8月1日左右，苏军即已在维斯瓦河上占领了四个桥头阵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在巴拉罗夫。苏军在山地中的进展虽然是比较迟缓而有限，但在8月5日到9日之间，巴拉罗夫的情况特别的紧张。苏军随时有从此处突破之可能，最后还是要感谢巴尔克将军的勇敢善战，才算是勉强渡过了这个难关。经过了几个星期的猛烈反攻，巴尔克终于把这个桥头阵地的面积缩小了，而且还夺回了一些的失地。于是苏军才把他们的主攻方向移转到了山地方面。在萨诺克（Sanok）和亚斯沃（Jaslo）两地区中，他们虽已突入我方的阵线，不过还是未能突破。一直等到匈牙利方面的情势逆转，才逼得第一装甲军团不能再据守贝斯基德（Beskidy）山脊，而撤退到科希策—亚斯沃之线。在新年开始的时候，这个集团军所防守的战线沿着斯洛伐克（Slovak）的国界，到达科希策以东的某点—登比察（Debica）之西—斯塔舒夫（Staszov）之西—奥帕托夫（Opatov）之南—维斯瓦河以北，与桑河交汇的地点，到华沙为止。不过在维斯瓦河上，苏军还是保有一些桥头阵地。中央集团军下辖四个军团：（一）第九军团，司令为弗尔曼将军；（二）第二军团，司令为魏斯上将（Col.Gen.Weiss）；（三）第四军团，司令为霍斯巴赫将军（Gen.Hossbach）；（四）第二装甲军团，司令为赖因哈特上将。8月15日，该军团总司令穆德尔元帅调往西线战场，遗缺就由赖因哈特上将继任，而第三装甲军团司令则改由劳斯上将（Col.Gen.Rauss）担任。8月间，敌人就已经到达了华沙城下。9月间敌人在华沙东北面前进，一直抵达了纳雷夫河，10月间在奥斯特堡（Ostenburg）建立了桥头阵地。在10月5日到19日之间，苏军在孝仑以西地区，突破了德军的防线，终于切断了中央集团军之间的联系。10月19日，中央集团军把它在梅默尔的左翼撤出，10月22日又撤出了蒂尔西特（Tilsit）和拉格尼特（Ragnit）的两个桥头阵地。从10月16日到26日，苏军又在沃尔夫斯堡—贡宾嫩—戈乌达普地区（Wolfsburg-Gumbinnen-Goldap）开始向东普鲁士进攻。经过激烈战斗之后，这个攻势终被阻止，偶然还收复了一些失地。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东线的作战(9)上文已经说过，在9月14日到26日之间，北方集团军即已撤退，集中在里加地区的桥头阵地中，从那里再用最快的速度撤出，以求与中央集团军会合在一起。可是由于该集团军总司令夏纳尔上将恃着希特勒的宠信，故意违抗命令，所以这个计划完全失败了。他把他的装甲兵力部署在里加和米陶的附近，而不把它移动到孝仑以西的地区来，结果才使苏军在孝仑有了突破的机会，而终于使北、中两集团军丧失了联络。北方集团军包括第十和第十八两个军团，其原有总实力为26个师，甚至于从海路撤出了一部分以后，他们现在也还有16个师的兵力，这对于保卫德国本土之战，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本。自从10月7日到16日之间，撤出了里加之后，该集团军的战线在年底之前，就一直是保持着静止的状态，这条战线从利包以南的海岸—普里库恩（Prekuln）—弗劳恩贝格（Frauenburg）以南—杜肯（Tuckum）到里加湾为止。一般说来，从喀尔巴阡山脉到波罗的海之间的绵长战线都已经相当的平静无战事，所以构筑工事和抽出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以作总预备队的工作，都可以顺利进行。不过事实上却毫无补益，因为面对于长达725英里的巨型防线，而且苏军在数量上是已占了优势，所以这12个师的微薄兵力，用来当作预备队也就不过是聊胜于无而已。此时在东线所构筑的工事，实在还是太长和太薄，不过在这个静止的期间，却显得它具有足够的强度。我们尽量设法利用我们从最近战斗中所获得的经验，可是这却又引起了希特勒的强烈反对。防线部署的要点，就是在平时所要防守的“主防线”（Hauptkampflinie），一定要和敌人在某地区大举进犯时的“最后防线”（Grosskampflinie）完全分开。前线上的军官们希望把这个最后防线，建立在距离主防线后面约12英里远的地方，加以良好的伪装，并且把一部分的守军留在里面。他们更希望有这样的全权：当苏军的炮兵一开始准备射击，表示即将大举进攻时，他们就可以把部队的主力都集中在最后防线里面。而只留下极少数的后卫兵力，以防守原有的主防线。这样苏军的炮兵火力就完全浪费掉了，等到他们很困难地攻到我军最后防线的前面时，已是再衰三竭，所以就很容易把他们击退了。毫无疑问的，这种理论是绝对正确的。我马上批准了它，并且把它转呈给希特勒检阅。他马上就大发脾气，说他不能坐看着12英里的距离，居然不经过一战就白白的丢掉了，所以他命令两条防线之间的距离最多只准相隔一两英里。他的根据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经验，可是牛性一发却再也拉他不回来了。这种错误使我们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当1945年1月间，苏军开始突破时，我们的预备队又是太接近了第一线。主防线、最后防线、预备队三者都绞合在一起，在苏军的第一次猛攻之下，就全部崩溃了。希特勒此时又大发脾气，要追究当时设计和建筑防线的人。他现在却说他是一向主张两线之间应该隔离12英里以上，并且追问道：“是哪个混蛋下了这样不合理的命令？”我就老实不客气地指出来，是他本人干的好事。他还不肯认账，要把过去开会讨论的记录找出来看。当他大声地把记录读了几段之后，才一声不响了，他现在只好默认他自己的错误。不过已经太迟，苏军的突破已经完成了！等到我叙述苏军大攻势的时候，我还要再谈到希特勒的战术。因为他一直相信在最高统帅部里面，就只有他一个人具有前线战斗的经验，而且实际上就他那些亲信的军事顾问而言，也的确大多数都没有他的经验丰富，尤其是在里宾特洛甫、戈林这一群马屁精的瞎捧之下，更使他觉得他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领袖，所以绝对不愿意向任何人低头学习。有一次，我想使他稍为明了最近的情况和战术上的新变化，他却向我说道：“你不用再把我当作小学生看待。我已经在战场上指挥德国陆军达5年之久，而在这个时间之内，我所获得的实际经验，要超出了参谋本部诸位先生的想象之外。我曾经研究过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的理论，并且把施里芬的著作都完全读通了。我自问所获得的要比你高明得多了！”这一类的钉子，我曾经碰过好多回。除开我们自己的困难以外，我们同时也更关心我们的同盟国匈牙利的作战能力和忠诚的程度。我早已说过该国摄政霍尔蒂对于希特勒的态度。匈牙利的元首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德国的不可靠，他希望与英美重温旧好，他已经企图利用无线电与英美方面发生接触。他这个企图是否成功，同时英美方面的反应如何，我固然不知道。不过我却知道匈牙利军队中，有许多高级将领都已经倒向苏军方面。其中有他们的参谋总长弗罗斯将军，最近他还到东普鲁士来过，曾经向我当面保证他对于同盟国的关系会忠诚到底的。我当时还曾经送了一辆汽车给他，哪知道不到几天工夫，他就驾了那一辆汽车逃往苏军方面去了。所以对于匈牙利政府已经无法加以信赖，于是到了1944年10月16日，希特勒就正式推翻了霍尔蒂的政府，而另选沙拉斯基（Salaszy）做一个傀儡元首。这个人是一位匈牙利籍的法西斯党人，能力很差，智慧也不够。所以匈牙利的境况并未有所改善，而同盟国间的互信心理，却已经荡然无存了。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东线的作战(10)在斯洛伐克境内，原先是完全站在德国这一方面的，现在游击队的活动也日趋激烈了。坐火车旅行已经成为一种危险的行动，游击队常常拦截火车，搜查全车的旅客，若是遇见德国的军人，尤其是军官，就一定会把他杀死。德军当然采取激烈的报复手段，于是仇恨愈结愈深，到处都发生了暗杀的事情。盟军方面鼓励各地的民兵参加作战，可是他们的行为却不合国际法的标准。以后在纽伦堡审讯战犯时，盟军方面指控德军这种严厉镇压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认为是一种罪行。事实上当盟军进入德国境内时，为遏止德国人民的反抗行动，所订立的惩治条例还要更残酷和严格。不过德国现在已经是战败国，当然没有什么可争的了。为了要把整个战事的情形，都全部加以说明，我们还要稍为提到意大利境内的情况。1944年7月4日盟军已经进入了罗马。德军南战场总司令凯塞林元帅，正在那个名城的北面，守着亚平宁山脉（Apennines）上的一条防线，他的集团军正在面对着优势的强敌，不断地做殊死的搏斗。在这条防线上，已经牵制住的德军的兵力在20个师以上。那些仍然向墨索里尼效忠的意大利军队，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们的战斗力已经是十分的薄弱了。在德军的防线后面，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游击战，这是由意大利人民首先发动的。情形非常残酷，所以德军也就只好采取强硬的报复办法，否则这个集团军的供应路线就会完全被截断。以后胜利国的军事法庭常以一己的偏见，来入人于罪，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却非那样的简单。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阿登攻势12月初，希特勒把他的大本营从东普鲁士移到吉森（Giessen）附近的齐根堡（Ziegenburg），这样可以使他更接近西线战场，以便亲自指挥现在即将在西线方面发动的最后攻势。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凡是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都已经集中在从艾费尔高原（Eifel）到列日（Liege）以南默兹河口之间的地区，因为盟军在这一段阵线上，只有相当单薄的防守兵力，所以德军就想从此处实行突破。这支兵力就从此处渡过默兹河，直趋布鲁塞尔（Brussels）和安特卫普（Antwerp）。在这个战略突破之下，所有在突破点以北的敌军，就会陷入被围歼的厄运中。希特勒相信，只要这个作战能够成功，那么西方国家的实力就会一蹶不振，于是他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把所有的兵力再集中到东线方面去，以图击败苏军的冬季攻势。这样，他就可以使战争拖延下去，粉碎了敌人完全胜利的希望，因此敌人也许会收回他们那个“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而改与他进行和平的谈判了。气候的影响，以及兵力准备的一再延迟，使得希特勒不能不一再地延缓发动攻势的日期，原本是定在11月中旬，最后在12月16日才正式发动。为了执行这个攻势，就新成立了两个装甲军团。第五装甲军团由曼陶弗尔将军（Gen.von Manteuffel）指挥；第六装甲军团由党卫军上将迪特里希指挥。攻击的重点是放在第六装甲军团方面，该军团所统率的有党卫军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第五装甲军团位置在中央，而布拉登贝格将军（Gen.Brandenberger）所指挥的第七军团，则负责保护这两个攻击军团的左翼。可是这个军团却缺少机动的兵力，来完成这个困难的任务。西线战场德军总司令龙德施泰元帅，和B集团军总司令穆德尔元帅，都曾经一致建议让这次攻势只具有一个有限的目标，因为他们都认为并没有那样强大的兵力足以完成希特勒理想中的伟大的计划。他们希望把攻击范围限制在默兹河以东的地区，以击败沿着该河东岸，在阿登和列日之间的敌军为目标。可是希特勒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而坚持要实现他那个“伟大”的理想。12月16日开始进攻之后，曼陶弗尔将军所率领的第五装甲军团，立即在敌人的阵地中，形成了一个深入的突破。该军团的装甲前卫部队，第一一六和第二两个装甲师，已经非常接近默兹河。实际上，第二装甲师的某些单位甚至冲到了默兹河岸。第六装甲军团则比较不顺利，由于道路狭窄而且又结了冰，所以车辆壅塞不通，使部队无法赶快调集到第五装甲军团这一方面，以充分地扩张它的战果。于是不久这个军团也就丧失了机动性，而这是一切大规模作战成功的惟一先决条件。因为这个时候，第七军团方面又受到了美军的攻击，正感到支持不住，于是第五装甲军团的兵力又抽调了一部向南面去增强左翼。从这个时候起，再想做大规模的突破，事实上已不可能。甚至于到了12月22日，就可以看出来只能选择一个比较小型的目标，马虎结束了事了。若是有头脑的指挥官，此时就一定会考虑到东线方面的危局，而不会再做无益的作战了。可是，希特勒和OKW中的诸公们，却非常死心眼，他们现在所看见的就只有西线战场一隅之地，而完全不顾及大局。这一次阿登大攻势的失败，可以算是我们军事领导方面的最后一幕悲剧。〖〗〖〗图371945年1月的战况到了12月24日，任何稍有理智的军人都可以认清这次攻势是已经输定了。现在当然应该赶紧转变新的方向，而且恐怕还不一定来得及了。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东线的防御准备(1)我的陆军总部现在已经移到了措森附近的梅巴赫营房（Maybach Camp），我坐在我的办公室里，以沉重的心情，观察西线攻势的发展。为了国家的前途，我竭诚地希望它能够大获全胜。可是自从12月23日起，就可以判定这场攻势是绝无成功的可能，于是我就决定赶到元首大本营去，请求希特勒赶紧结束这场徒作惨重牺牲、而毫无意义的战斗，以便把兵力抽出来，援救东线战场上的危局。情报告诉我们苏军有即将发动大攻势的可能。敌军主要的集中场地都已经被判明。一共分为三个大攻击集团：（一）在巴拉罗夫桥头阵地中，苏军一共集中了60个步兵师、8个战车军、1个骑兵军和6个战车师。（二）在华沙以北地区，一共集中了54个步兵师、6个战车军、1个骑兵军和9个战车师。（三）在东普鲁士边境上，集中了54个步兵师、2个战车军和9个战车师。除此以外，在亚斯沃以南地区，还有15个步兵师和2个战车师。在普瓦维地区，还有11个步兵师、1个骑兵军和1个战车军。在华沙以南地区还有31个步兵师、5个战车军和3个战车师。我们估计苏军可能会在1月12日开始大举进攻。苏军对德军的优势，在步兵方面是11比1，在战车方面是7比1，在大炮方面是20比1。从整个实力上来加以全盘的估计，苏军在地面上的优势是15比1，而在天空中的优势是20比1。并且这种估计绝对没有夸张的意味，我绝不会把德国军人的战斗力估计得太低。他们是第一流的精兵，在5比1的劣势之下，他们仍然时常把敌人击败。德军士兵的个人能力十分强，若是有了良好的指挥，那么他们是可以弥补这种数量上的劣势的。不过在今天，他们已经经过了5年的苦战，一切武器和补给一天比一天少，同时对于胜利的希望也日渐黯淡，所以他们现在所荷负的压力实在是未免过重。因此，最高统帅部，尤其是希特勒本人，真应该尽可能地设法减轻这种不合理的负担，至少总要使军人们能够忍受得住。我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今天对于我们士兵的要求，是否是人类力量所能负担得了的。自从苏联战役开始时，甚至于自从莫洛托夫在1940年访问柏林时起，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到了今天，这个问题就更显示出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对于我们而言，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为”与“不为”而已。今天一切问题的最基本条件，就是首先要阻止苏军的大攻势，而再无其他途径可走。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一定要赶紧把相当的兵力从西线调到东线，并且在罗兹（Lodz）—霍恩沙查地区建立一支强大的预备兵力。这样就可以强迫已经突破我军战线的苏军，进行运动性的战争，因为这种战法是德军官兵最拿手的，即令他们今天已经是疲兵久战，可是却还有击败敌人的把握。这就是我对于指导东线战争的基本原理，不过先决的条件却是要说服希特勒，使他允许调出必要的兵力来。12月24日，我赶到了措森，从那里又到大本营去参加军事会议。除了希特勒以外，出席的人员还有凯特尔元帅、约德尔上将、布格多夫将军，以及一些较低级的军官。我就把上述的敌军情况和兵力部署，大致讲述了一下。我的情报单位，是由第一流的专家所组成，而且一直都绝对可靠。负责主持的盖仑将军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的能力，而且过去的成绩也都有目共睹，这是有记录可查的。希特勒却完全不理会这一套，他说这些情报是完全受了敌人的欺骗。他说苏军一师最大的兵力不过7000人，而战车师根本上就没有战车。他大声喊道：“这是自从成吉思汗以来的最大骗局，是谁负责把这些废话都搜集到情报里面来的？”自从他本人被刺未死之后，希特勒真是一天到晚在自欺欺人的气氛中讨生活。他所命令成立的新炮兵军，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旅而已。一个装甲旅只有两个营，他却偏说可以相当于两个团的实力，战车歼击旅实际上只有一个营的战车歼击车。照我的看法，希特勒这种虚张声势的办法，不仅不能愚弄敌人的耳目，而且只是使我们自己的军事组织更形紊乱。因为他自己是这样的作风，所以他就更一口咬定苏联人也是和他一样，于是就以为苏军在最近绝不会发动攻势。在吃晚饭的时候，我正坐在希姆莱的旁边，于是使我又听到了一番妙论。这位身兼国内军总司令、上莱茵集团军总司令、党卫军总司令、内政部长、警察总监的特务头子，已经是自以为不可一世。他觉得他在军事上的天才差不多已经可以和希特勒互相伯仲，所以当然不把陆军中的将领们看在眼里。他向我说：“我亲爱的上将，你是知道的，我完全不相信苏军会发动攻势，那完全是一种欺人的狡计。你们情报人员所估计的数字实在是太高了。他们是有一点神经过敏，我敢断言在东线战场方面是不会出什么乱子的。”对于这种幼稚得可笑的论调，简直是不值得和他一辩。更危险的，却是约德尔也反对把我们的主力移向东方。约德尔认为在西线上，好不容易已经争取到了主动的机会，所以弃之实在未免可惜。他虽然已经看到阿登攻势已经渐成尾声，但是他却相信这次攻击已经使敌人的原定攻击计划受到破坏。他认为再找一个敌军所料想不到的地方，继续进攻，那么一定就可以获得另外一次有限的成功，于是这样发展下去，以积小胜为大胜的办法，最后还是可以击败敌军的。凭着这个理想，他就决定要在阿尔萨斯—洛林的北部，再发动一次新的攻势。德军准备经由比奇（Bitche）的两侧，以萨韦尔讷（Saverne）为目标向南进攻。这个攻击后来从1月1日开始，最初还是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不过它的目标，萨韦尔讷，甚至于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却还距离很远。约德尔坚持着他的主张，极力反对我要求调兵往东线的意见。他一再慷慨陈词地说：“那会把我们刚刚好不容易获得的主动机动，都完全付之东流了。”我就指出来鲁尔地区的工业已经为盟军轰炸所摧毁，同时运输的情况也已经完全瘫痪，所以这一地区已经没有什么可守的价值。反言之，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现在却还可以进行大量的生产，德国军需工业的重心早已经移向东方，若是上西里西亚这个地区丧失了，那么我们只要几个星期的时间，就会完全崩溃了。总之，我一切的劝说都毫无作用。我碰了钉子之后，就在这个最没有基督教气氛的环境中，度过了这个充满了悲剧意味的圣诞节之夜。布达佩斯被围的消息就是那天夜里传来的，但是却并未能引起任何的刺激作用。结果我奉到的命令，还是东线自己想办法支持。于是我又要求撤出库尔兰的驻军，并且至少以前在芬兰境内作战的部队，现在由挪威回国的，应该送回东线战场去。这个要求还是被拒绝了。他们认为从挪威撤回的部队，是山地部队，所以特别宜于参加孚日山地中的战斗。我对于这个地区的地形最熟悉，我从小就生长在那里。在我当见习官和少尉的时候，比奇就是我第一个服务的地点。照我看，专门增加一个山地师的兵力，并不足以左右该地战局的前途。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东线的防御准备(2)12月25日，我坐火车回措森去。当我正在旅行中的时候，希特勒又事先不经过我的同意，直接下命令把基勒（Gille）所属的一个党卫军军，包括两个党卫军师在内，从华沙以北地区，调往巴尔干以解布达佩斯之围。这些部队本来是充当赖因哈特集团军的预备队，现在要把它们调走，当然使我和赖因哈特都感到很伤脑筋。因为战线本已太长，兵力本已太弱，哪禁得起再调动。我们连忙提出抗议，可是又照样一律无效。照希特勒的看法，似乎解救布达佩斯的围困，要比保卫德东还更重要。原来就只有14个半的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充当预备队，现在又调走了两个，于是只剩下了12个半师，用来支援750英里长的一条大战线。回到总司令部之后，我又和盖仑、温克两个人再仔细研究敌情，并且讨论我们可以有什么方法来改善我们的局势。我们获得的一致结论，还是认为只有赶紧停止西线方面的进攻，并且立即将大部分兵力集中到东线方面来，然后才可能会有万一的机会，以阻止苏军的大攻势。于是我决定在新年元旦的前夕，再到齐根堡去，再度要求希特勒做出这个惟一有希望的决定。这一次的行动一定要更谨慎，以期可以获得成功。所以当我到达齐根堡之后，首先就去拜访龙德施泰元帅和他的参谋长魏斯特发尔将军（Gen.Westphal），把东线战场的情况解释给他们听，说明我要准备怎样向希特勒要求，希望他们给与我支持。很明显的，这位老元帅和他的参谋长都能了解目前的危局。他们告诉我在西线有三个师，在意大利方面有一个师，都是位在铁路的附近，只要希特勒一批准，马上就可以调往东线。他们并立即下命令吩咐这些部队做调动的准备，同时我也命令运输司令部准备车辆。这样布置好了以后，我才去见希特勒。情况还是和圣诞节前夕一样的不顺利。约德尔坚持着说，在西线根本无兵可调，但是这一次我却有了事实的根据，就把龙德施泰所说的四个师的番号，告诉了希特勒。约德尔不禁大怒，追问我这个情报是谁供给的，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他，这是西线战场总司令亲口说的，这一棒打得他不好意思再开口。于是我总算是争到了这四个师，但是却再没有多的了。我原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开端，哪晓得这也就是最后的结果。甚至于这几个师，也奉了希特勒的命令，又转用到匈牙利去了。在元旦那天的上午，我报告希特勒说在当日的下午，基勒的党卫军军，在巴尔克第六军团的指挥之下，准备开始进攻，以解布达佩斯之围。希特勒希望这次攻击能获得极大的战果，可是我却不敢存着太大的奢望，因为不仅准备的时间不够，而且所有的官兵也不像往日，再具有那样大的活力了。果然，最初阶段的进攻虽很顺利，但却无法穿透敌人的包围圈，以达到解围的目的。所以这一次我再访大本营的结果，仍然还是很有限。回到措森我们再举行会议研究最近的情况。接着我就决定亲自视察匈牙利和加利西亚（Galicia），这样我可以和战场上的各位指挥官亲自接触，看他们能有什么好意见贡献，以使我们对于未来的战略，可以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在1945年1月5日到8日之间，我先去访问维勒将军（Gen.Wohler），他是继佛瑞斯纳之后担任南方集团军的总司令。接着我又去和巴尔克将军和党卫军的基勒将军会谈，我和他们谈论匈牙利未来的作战问题，并且研究为什么布达佩斯解围之战会失败。主要的原因，似乎是在1月1日夜间的最初攻势得手之后，却没有能在第二天夜间鼓起最后的勇气，以达成突破的战果。我们的官兵在素质上已经远非1940年的样子，否则这次攻击是可以成功的。若是这时多瑙河前线已经稳定了，那么这一方面的军队就可以转移到其他方面去了。从匈牙利，我又去到克拉科夫访问哈尔培。他和他那个可靠的参谋长克西兰德将军（Gen.von Xylander），对于如何防御苏联人的问题，给了我一个明白而合理的观念。哈尔培建议在预测敌人1月11日开始进攻之前，我们应该从维斯瓦河岸撤回十余英里的距离，构成第二道防线。因为这条线比较短，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在前线上抽出几个师来，以当作预备队。这个观念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却恐怕绝对难于获得希特勒的批准。不过哈尔培却是一个心如铁石的硬汉，他要求我把他的意见转达希特勒，即令对于他个人有所不利，也在所不计。关于他这个集团军的防务准备，就我们现有的力量而言，要算是准备得很周详。最后，我又用电话与赖因哈特长谈了一次。他的意见也大致与哈尔培相同，他主张放弃纳雷夫之线，退到东普鲁士边境，以缩短防线。这样也就可以抽回几个师的兵力，以充预备队。不过这里又还是旧话重提，我认为恐怕希特勒很难于批准这个计划。现在，我既然已经明了前线各集团军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于是我就决定在“11点钟”的时候，再去见一次希特勒。我的目标还是想劝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东线方面来，把兵力调集到这一方面来，并且听听各集团军总司令的意见，准许实行缩短战线，因为除此以外就再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建立一支预备队。1月9日，我三度来到了齐根堡，这一次我绝不退让，一定要使希特勒明了他自己责任之所在。这一次会议还是照平常的习惯举行。不过这一次我却带了我装甲兵总监部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一同去出席。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东线的防御准备(3)盖仑将军对于敌情预备了一份极详细的报告，附有地图和表解，以表示各地区的兵力分布。当我把这些文件送给希特勒看的时候，他就马上大发脾气，认为这完全是“虚构”的，命令我把这个草拟报告的人，立即送到疯人院里面去。于是我也不禁气上心头，就马上向他说道：“准备这个报告的人是盖仑将军，是我手下一位最好的幕僚。假使我对于他所准备的东西，要是感到不满意的话，那么我也绝不会随便送给你看，假使你想把盖仑将军送到疯人院里去，那么你就把我送去好了。”希特勒又要求我把盖仑将军免职，被我毅然拒绝了。结果这场风波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从军事立场上来看，这一次会议却还是一无所获，哈尔培和赖因哈特的建议都一律被否决。希特勒还是那一贯的老想法，认为凡是主张撤退的将领，就一定是畏敌不前。一切想在东线最紧张的地区增加预备队的企图，都因为希特勒和约德尔两人的反对，而完全搁浅。OKW的诸公是希望我们这种货真价实的情报，完全都只是苏联人的虚声恫吓。在大本营的人都只肯相信他们所自以为是的东西，而对于这种真正的事实，却完全闭起眼睛来装瞎子。这叫作鸵鸟政策，再配上鸵鸟战略了。为了安慰我，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希特勒故意向我说道：“东线战场在过去从来不会有过像今天这样强大的预备兵力。这都是你一个人的功劳，我真应该感谢你。”我回答他说：“今天东线战场的情形就好像没有摊牌前的赌博一样，假使全线上有一点被敌人突破了，那么整个也就跟着完蛋了，因为12个半师的预备兵力，用来应付这样长的防线，实在是太不够了。”这个时候的预备兵力，其分布的位置如下：第十七装甲师，在平丘左（Pinczow）地区。第十六装甲师，在凯尔采（Kielce）以南。第二十装甲步兵师，在维耶尔宗克（Vierzonik）与奥斯特维克兹（Ostrowicz）之间。第十装甲步兵师（只有一个战斗团的兵力），在卡缅纳（Kamienna）地区。第十九装甲师，在拉多姆（Radom）地区。第二十五装甲师，在莫盖尔尼察（Mogielnica）地区。第七装甲师，在齐青劳（Zichenau）地区。大德意志装甲步兵师，在霍热莱（Chorzele）地区。第十八装甲步兵师，在约翰尼斯堡（Johannisburg）以东。第二十三步兵师（尚没有完成作战的准备），在尼古拉伊肯（Nikolaiken）地区。第十自行车旅，在桑斯堡（Sensburg）地区。勃兰登堡（Brandenburg）装甲步兵师（这是一个新成立的单位），在德伦弗特（Drengfurt）以南。戈林装甲军下辖：第一装甲伞兵师，在贡宾嫩以西。第二装甲伞兵师，在贡宾嫩东南方的东普鲁士的国界上。第五装甲师，在布赖滕斯堡（Breitenstein）地区。第二十四装甲师，从匈牙利正向拉斯滕堡运输中。希特勒在我离开的时候，还是向我说道：“东线应该自己力求生存，就利用现在已有的力量，来进行一切的工作。”所以我回到措森陆军总部时，心情真是沉重不堪。希特勒和约德尔，心里都十分明白假使苏联人真的进攻，凭着这现有的兵力是绝守不住的。他们也明知假使敌人发动攻击之后，再想从西线调兵到东线去，那么在敌人空中优势之下，事实上是一定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故乡都不在德东，所以似乎对于这个地区，有视同化外的感想。在最后一次会议中，我才看出来这是他们漠视东线战场的主要原因。对于我们普鲁士人而言，现在感受到威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故乡，是我们祖宗坟墓所在的地方，是我们传统文明的发源地。我们知道假使苏军在东线攻击胜利了，那么我们的故乡也就丢定了。任何将领若是建议把平民人口撤出最危险的地区，结果就都一定会受到希特勒的斥责，因为他认为这又是失败主义心理的作祟，并且害怕这种撤退行为在老百姓的心理上发生不良的影响。那些党老爷们，尤其是主持东普鲁士党务的柯赫（Koch），更是拥护希特勒这种主张。他们希望军事的行动，以尽量不与民政发生关系为原则。所以一个集团军的作战地区仅限于前线后一条狭窄地带，总共不过6英里的纵深。重炮兵虽然位在所谓“后方地区”中，但是在那里却不准建筑工事，不准砍倒树木，一切都还得要粉饰太平。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苏军的攻势(1)1945年1月12日，在巴拉罗夫桥头阵地的苏军开始发动了一个准备周密的大攻势。在11日那天，我们就已有了直接的证据，证明攻势已经迫在眉睫。俘虏们的供词说在10日到11日的晚间，一切兵舍都应该移交给战车部队的人员使用。我们窃听到的一份无线电报说：“一切都已准备妥善，增援兵也已经到达。”自从12月17日以来，在巴拉罗夫桥头阵地的苏军大炮数量增加719门，迫击炮增加268门。从普瓦维桥头阵地所捕获的俘虏供称：“攻击即将开始。第一波是由戴罪立功的敢死队（Punishment units）担任。有40辆战车实施支援。另有三四十辆战车部署在主战线后方一两英里处的森林中。在1月8日的夜间所有的雷阵均已扫清。”空中侦察的报告说敌人的部队正向维斯瓦河桥头阵地推进。在马格鲁兹夫桥头阵地，又新增了60个炮位。从纳雷夫前线、从华沙以北地区、从奥斯特堡附近和从东普鲁士方面，所获得的情报都完全一样。从这里看来，敌人的主攻方向该是在埃本罗德（Ebenrobe）—威龙湖（Lake Willuhn）—施洛斯山（Schlossberg）以东地区之内。仅只有匈牙利——由于我方新年攻势的原因——和库尔兰两地区，我们的情报没有指出敌人在最近有进攻的态势。不过这也只是一个喘息的阶段而已。于是1月12日，第一次的攻击就落在巴拉罗夫。14个步兵师、2个独立战车军以及其他直属单位，构成了这次攻势的主力。在这个地区所集结的苏联战车，很明显在第一天还是按兵不动，因为他们要从最初攻击的结果上，来决定最有利的攻击路线。苏军在装备上具有充分的准备，所以可以采取这样的战术。敌人的攻势很成功，一直透入德军的防线。在这一天，我们发现苏联攻击军的主力向普瓦维和马格鲁兹夫的北面移动，车辆的数字在几千辆以上。很明显的，那一方面的攻势也就要开始了。在华沙以北和东普鲁士的情形也都差不多。苏军在雷阵中都有明确的进路，在敌线的后方皆发现有战车出现。A集团军已经动用了它的预备队来实行反攻。由于希特勒的直接命令，这些部队的位置距离前线实在太近，远非哈尔培上将原先所设计的构想。结果他们受到强大苏军炮兵的轰击，在他们尚未进入战区之前，就已经蒙受了极大的损失。苏军对于德军这些装甲兵力，已经完成了局部的包围。现在在内林将军指挥之下，德军就开始向西撤退，以图挣脱苏军的机动包围圈。这个行动本极困难，可是由于我们的官兵英勇作战，终于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还有一部分步兵也都陷在这个包围圈内，更使我们装甲兵的行动被拖慢了。虽然有许多的障碍，但是由于军中袍泽在急难时都彼此互助，所以终于还是获得了成功的战果。1月13日，苏军已经从巴拉罗夫的四面实行突破，趋向凯尔采，然后再从那里转向北面。现在苏军的第三和第四两个近卫战车军团也开始出现了。此时这个地区的全部苏军兵力已经增到32个步兵师和8个战车军，从开战以来，在这样狭窄的一个地区里，使用这样大的兵力，这似乎还是头一次。在维斯瓦河以南，也有这种征候，表示在亚斯沃地区中，不久就会有大攻势发生。在普瓦维和马格鲁兹夫两个地区，苏军的准备也已经完成，所有的地雷都已经扫清。在东普鲁士地区，主要的攻击果如我们所预料的，是来自埃本罗德—施洛斯山地区。敌军的兵力有12到15个步兵师，再加上相当比例的战车单位。在这一方面，敌人也突破了我军的防线。1月14日，已可以很明白地看清楚，苏军的意图是要夺取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这对我们而言一点都不希奇。另外有其他的强大敌军部队，从巴拉罗夫桥头阵地起，向西北方向前进，其目的很显明，不过是想要和普瓦维和马格鲁兹夫方面推进的敌军相会合。德军对于苏军的第一次攻势的防御作战，是已经发挥了阻塞的功效，不过从一般的情况看来，这个地区似乎并无久守的希望。苏军在罗民吞丛林（Rominten Heath）和戈乌达普附近的准备，指出东普鲁士方面的攻势可能向此方面延长。1月15日，就可以判定在克拉科夫地区敌军主力是准备向琴斯托霍瓦—卡托维兹（Czestochowa-Kattowice）地区进攻。另外有一支强大兵力则直指凯尔采。可以假定他们将会继续向彼得库夫（Piotrkow）—托马舒夫前进，以求与由普瓦维桥头阵地进攻之敌军相会合。后者似乎是包括两个步兵军团和一个战车军团。从马格鲁兹夫桥头阵地进攻之敌，其目标很明显的就是华沙城。在克拉科夫以南，苏军在亚斯沃地区中的攻击也已经开始。在中央集团军方面，敌人在维斯瓦河—布格河三角形地区内，以及奥斯特堡的两侧，都已经做了深入的穿透。这些攻击的指向是在纳谢尔斯克（Nasielsk），和西面的齐青劳—普拉希尼兹（Praschnitz）地区。面对着苏军纳雷夫桥头阵地的地区，以及在东普鲁士方面，情况都已经变得很紧张。在东南集团军地区中，已经证实了在多瑙河的南面，保加利亚军队已经接替了苏军第三十七军团的防务。所以该地区的苏军，极有可能将会移转到德军南方集团军方面，来发动新的攻击。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苏军的攻势(2)不用说，自从苏军大攻势发动以来，我就已经用电话向希特勒做极坦白直率的报告，告诉他局势的发展已经恶劣到了何种程度，并且极力要求他赶紧回到柏林来坐镇，因为这至少可以在精神上表示我们的作战重心已经移到东方来了。在头几天，他的答复还是他在1月9日曾经说过的旧话：“东线应该尽量以目前所已有的力量实行苦撑。同时，你自己也明白在这个时候从西线抽调兵力是已经太迟了。”这样在电话中反复的争论，浪费了不少的时间，而当时的前线情况却已经是迫不及待。1月15日，希特勒第一次亲自干预这一方面的防御作战，他不顾我的反对，下了一个命令把大德意志军由东普鲁士调到凯尔采，其目的是想防止苏军趋向波森的突破行动。很明显的，这个行动已经赶不上时间，并不足以阻止苏军，可是却使东普鲁士正在敌军猛攻且险象环生之下，突然又减少了一大部分防守兵力。假使这个军抽动之后，那么东普鲁士的情况也就会变得与维斯瓦河一样的严重了。于是这一支强大的攻击部队，由军长索肯将军（Gen.von Saucken）领导着，包括着大德意志装甲步兵师和戈林装甲伞兵师在内，开始就要装上火车，运向一个很有疑问的目标了。我拒绝执行这个命令，这使希特勒大光其火。在一怒之下，他就匆匆地由西线回到了柏林，这却很合我的心愿。现在至少我可以当面把一切他所应该知道的事情，都痛快地说给他听。很明显这次谈话绝不会愉快，希特勒也明知这一点，所以他尽量拖延不想和我见面。索肯的大德意志军，在下车的地区就已经受到了苏军的炮击。他们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才和内林将军的第二十四装甲军取得了联系。1月16日，希特勒在柏林正式露面了。在同一天我就和他在那个已经被炸半毁的总理府中，开始第一次的会谈——他的大本营现在暂时就设在那里。希特勒这时才最后决定了，西线战场暂取守势，而把凡是可以抽调的兵力都集中到东线方面来。当我走进会议室时，才知道他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固然是已经太迟了，但是那还是使我感到很满意。我已经拟好了一个使用这些兵力的计划，其重点是使他们赶紧渡过奥得河（Oder），单刀直入地袭取苏军攻击矛头的侧翼，这样就可以减低苏军进攻的力量。现在我就问约德尔到底希特勒的命令是怎样下的，他就告诉我元首已经下令，把凡是可以调集的兵力——也就是第五装甲军团——立即送往匈牙利。听到这些之后，马上就使我丧失了自制力，不禁用极直率的口气向约德尔表示出我的不满。可是他除了耸耸肩头以外，再也没有一点什么其他的反应。我始终很怀疑是否是他曾经劝说希特勒做如此的决定。以后在会议中，我又和希特勒当面力争，表达我的意见。希特勒还是不肯接受忠告，而仍然表示他决心在匈牙利方面发动攻击，把苏军赶过多瑙河，并以解救布达佩斯为目标。这样激烈辩论了好几天。当我列举出军事上的利弊时，他就把经济上的利益拿来作为搪塞的口实：因为德国综合石油工业已经遭受了猛烈的轰炸，所以匈牙利的油矿和炼油工厂对于我们就更重要，这对于战争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说：“假使你没有燃料，那么你的飞机怎么能飞，战车又怎么能跑呢？你应该能明了这一点。可是我的将军们对于战争的经济性却完全不了解……”他已经中了他自己宣传的毒素，是怎样也劝说不醒了。因此我们从西线战场方面接收过来的军队，就分成两个集团。当我在会议席上再提出这一个问题的时候，希特勒却制止我不用再说下去，他说：“我知道你要说些什么，你是主张我们要集中兵力，来做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打击，而不要分散了注意力，可是你应该了解……”于是我们之间就一直是这样互不相让，而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运兵往匈牙利的行动比较迟缓，因为向东南方向的铁路运输能力比较有限，而且还经常受到敌人空军的破坏。我和希特勒之间天天无不在冲突之中，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一点是关于主防线的位置问题，因为有了当时的速记记录为凭，所以他才勉强地承认这是他的错处。其次就是预备队的位置问题，他认为距离前线过远，而前方将领则认为太近，他们认为这也是希特勒的大错之一。于是我们就又讨论到哈尔培的领导力问题，照我的看法，哈尔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可是因为一定要找出一个替罪羊，所以尽管我坚决反对，他还是硬把哈尔培免职，改派他的心腹夏纳尔上将继任，他从库尔兰地区被召回，那里已经是一个死角，不会再有立功的机会了。夏纳尔一上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勇敢能干、忠诚正直的第九军团司令卢特维兹将军（Gen.Freiherr Smilo von Luttwitz）免职。这个军团现在改由布塞将军（Gen.Busse）指挥。接着夏纳尔又和最出色的索肯将军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于是我赶紧设法把索肯调往另一地区。结果索肯倒升任了军团司令。一个星期之后，我又设法使哈尔培上将在西线方面重新获得了一个军团司令的职务。同样的，我也设法再起用著名的勇将巴尔克将军，他是调往西线之后，因为受了希姆莱的暗害，才丢了纱帽的。经过这许多天的争争吵吵，总算是产生了惟一一个积极的结果，那就是我对于西线方面的意见，终于还是被采用了，不过却已经太迟。现在所有那些无目的的攻击都已经停止，一切可以节省出来的兵力都已经决定运往东线。关于撤出库尔兰的问题又再讨论了一遍，结果还是没有明确的决定。不过希特勒最后也同意先将第四装甲师撤回。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苏军的攻势(3)军事的情况已经是空前的危急，所以真正需要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在萨拉热窝（Sarajavo）的东南面，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对于德国的E集团军，已经逐渐加重压力。在巴拉顿湖与多瑙河之间的敌军，已经获得了增援。在赫兰河上的苏军桥头阵地也已经逐渐增强，他们正在以非凡的速度，压迫着疲兵久战的A集团军一直向后退却。在西面，苏军已经越过了斯诺尼基—梅胡夫（Slomniki-Miechow）之线，其兵力的一部分转向克拉科夫方面。在更向北的方面，他们正向琴斯托霍瓦—拉多姆斯科（Radomsko）—彼得库夫—托马舒夫之线前进。在进攻矛头的后面，苏军还具有强大的预备兵力，这时德国各盟国都已经完全解体，所以对于苏军再也不能产生一点牵制的作用。在中央集团军方面，和在东普鲁士，一切的情形也都差不多。尽管如此，希特勒对于西线的兵力还是不肯抽调太多，而尤其是不肯撤出库尔兰地区。到了1月17日，面对着A集团军方面的苏军，已经被发现了有15个战车军的番号，所以毫无疑问这是他们的主攻方向。此外在南方集团军方面，苏军共有8个战车军，而在中央集团军方面，则为3个战车军。此时苏军是以克拉科夫—瓦尔特纳（Wartenau）—琴斯托霍瓦—拉多姆斯科之线为目标，齐头向西挺进。在凯尔采地区，只有内林将军的第二十四装甲军阻止了他们的进路。强大的敌军正在向华沙进发，其他的敌军则正经由沃维奇（Lowicz）和索哈切夫（Sochaczew），向维斯瓦河挺进，其目的是想要阻止由华沙地区撤出的第四十七装甲军渡过该河。这个军已经奉命撤退到维斯瓦河以南的位置，其目的是要阻止苏军经过霍恩沙查—格尼森（Gnesen），而向波森突破的行动；假使这个突破成功，那么东西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地区就完全被切断了。但在敌人强大压力之下，这个军始终无法执行它所奉到的命令。于是敌军向西进展，如入无人之境，一直向德国的国界前进。在中央集团军方面，苏军的攻势在速度和强度上，也都已经加强。很明显的，在这个一直比较平静的纳雷夫前线上，也马上就会有激烈的战斗发生。在黄昏的时候，作战处的人员告诉我华沙的局势已经是不可收拾，所以主张应假定华沙已经失守，而另外建立一条新的防线。当我问他们其理由安在，作战处的处长波宁上校就报告我，根据最近的情报，华沙的沦陷已经无可避免，而且也许此时就已经失守了。与这个要塞的通信联络早已断绝，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批准这个建议，又因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行动迅速，所以我就立即下命令做必要的紧急处置。接着我就到柏林去参加在希特勒大本营的会议。当我正在把当前的情势，以及我所下的紧急命令，讲给希特勒听的时候，突然有一件无线电报送了进来。电报是华沙守军司令打来的，内容是说华沙此时尚在德军手中，但已定在明天夜间撤出该城。我把这些事实报告完了之后，希特勒马上就开始大发脾气，并命令应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华沙城。他坚持着马上下达这个命令，当我告诉他形势已经太坏，以致无可挽回的时候他就忿然的表示不肯相信。华沙的守军，照我原定的计划是应该有一个要塞师，但是由于过去抽调兵力往西线的缘故，事实上只剩下了4个要塞步兵营，再加上少数的工兵和炮兵，而且战斗力都很有限。很明显的，他们的力量守不住这个城，若是他们遵从希特勒的命令，结果就只有全部被俘而已。所以守军司令虽然已经奉到了死守的命令，他还是决定撤出华沙，于是希特勒的脾气就一发不可收拾。他变得不可以理喻，实际上在此时华沙一地的得失对于整个大局，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在以后几天当中，他就专心研究华沙沦陷的原因，他一心认为这是参谋本部的一个大错，所以决定要惩办几个负责的人员。1月18日，匈牙利境内的德军在巴拉顿湖与包科尼（Bakony）森林之间发动了一次新的攻势，其位置在布达佩斯以西的山林地区，其目的是解布达佩斯之围。他们最初还是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已经到达了多瑙河的河岸。可是在这同一天，苏军已经攻入了这个不幸的围城，所以它的命运也就此确定了。假使在匈牙利发动攻势的兵力，能够应用在波兰境内，或是东普鲁士方面，那么结果一定可以更好一些，可是希特勒却执意不肯采纳这个意见。在波兰境内，苏军已经在琴斯托霍瓦—拉多姆斯科地区，以及彼得库夫、罗兹和库特诺（Kutno）等地发生了战斗。德军在霍恩堡（Hohenburg）的维斯瓦河上的桥头阵地也受到了苏军的攻击。在维斯瓦河以北，敌军在继续进攻。在纳雷夫前线上，也有迹象可以证明即将有大攻势发动。还是和平常一样，希特勒仍然拒绝把那些已经孤立在这个地区中的部队，赶紧撤回以集中自己的兵力。我们在这一天的整个汇报时间，都完全用在华沙事件的讨论上，事实上照目前紧急的情况看来，这简直是在开玩笑。在那天下午的汇报中，希特勒对我说要把那些负责促成华沙撤退的参谋本部人员，拘押起来交付审讯。我就非常明白地说，一切的责任都应该由我个人负起，所以他应该拘押讯问的对象就是我，而不是我的部下。希特勒回答道：“不，不，要惩罚的对象不是你，而是那个参谋本部。我实在忍受不了，不能听任那些知识分子，强迫他们的长官跟着他们的意见走。可是这就是所谓参谋本部制度的传统精神，我一定要把这种制度打成粉碎。”于是我们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争辩得非常激烈。因为没有旁人在座，所以我讲话也不必有所忌讳。可是结果还是不欢而散。在那天夜间，我派我的副手温克将军，去参加“夜间汇报”，并且命令他再向希特勒报告一遍，指明他会做出一件很不公正的事情，并且告诉他我已经准备自己被捕，但是我却不容许他拘捕我的部下。温克也的确把这些话都转达到了。可是在那天夜里，波宁上校、克尼斯贝克中校（Lt.Col.von dem Knesebeck）和克里斯滕中校（Lt.Col.von Christen）都一起被捕了，这是陆军人事处的梅塞尔将军（Gen.Meisel）奉命执行的。他们事先根本不通知我，所以我当然无法制止这个行动。第二天上午我就只好面对这个既成事实了。我就单独去见希特勒，用我所能想到的最强硬的语气，向他提出严重的抗议；我并且指出来，由于他这个行动会使OKH中最重要的部门，在这个最紧急的关头，突然停止了一切的工作。现在只有另派一些完全没有经验的青年人员，来接替他们这些被捕者的职务，这些职务在目前不仅十分重要，而更是非常的困难。我并且要求把我一同交付审讯，这个要求却为希特勒所立即批准了。在这个紧急和赌命运的时候，我却还要分出许多时间来，接受这种毫无意义的讯问。不仅是浪费时间，而且更糟踏我的精力。这个时候的东线战场上，却正在为了德国民族的存亡，和我们家乡的得失，展开决死的苦斗。经过了几个星期，克尼斯贝克和克里斯滕两个人总算是被释放了，不过波宁却还是被关着。他们被释放之后，不准重回参谋本部，而改派往第一线充任团长。在接受了这个新职务三天之后，智勇双全的克尼斯贝克就战死了。克里斯滕比较幸运，没有送掉性命。至于波宁却毫无理由，一直被关着，从这个集中营转到那个集中营，等到总崩溃之后，我们都做了美国人的俘虏，然后才再相见。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苏军的攻势(4)当我正在为这件不幸的事件感到忿怒不平的时候，在德东方面的苦战却一直都没有停息。在匈牙利的苏军，已经迅速集中了他们的机动部队，向我们那支想援救布达佩斯的军队，展开反攻。从截获的苏方无线电报判断，我们预料敌人即将开始大规模的行动。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北面，苏军继续向布里斯劳进攻，并且攻入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因为我们的防御实力已经非常单薄，所以他们简直是势如破竹，攻势进展得极快。在北面，敌人更向卡利什（Kalisz）、波森和布隆姆堡（Bromberg）等地进展。罗兹已经失守，敌人的前面不再有阻力。只有第二十四和大德意志两个装甲军，一直都在这个机动包围战中作战，屡次英勇的突围，向西转进，沿途还收容了不少的零星单位。内林将军（曾经是我的参谋长）和索肯将军在这些日子当中的英勇表现，简直是只有克塞诺丰希腊著名军事史学家。（Xenophon）再世，才有能力来加以叙述和形容。苏军在南面和东北面也都在进展之中，而在梅默尔之南，另外一个危急的情况又发生了。在库尔兰地区中的北方集团军，已经报告敌军调动频繁，但是该报告对于敌军的真正意图并未提供任何线索。惟一的判断，就是库尔兰的军队，虽能牵制着一部分苏军的兵力，但是这一部分我军的兵力却不能够参加德国本土的保卫战，结果仍然是得不偿失。所以在每一次会议中，我总是劝希特勒赶紧撤回这一部分兵力，但是每次都碰了钉子。1月20日，敌军的足迹正式踏上了德国的土壤，这不过是最后一幕的开始而已。在那天清早，我就知道了苏军已经在霍恩沙查以东的某点到达了德国的边境。在第一颗炮弹尚未落下的前半点钟，我的妻子才离开华尔斯高（Warthegau）的别墅。她一定要到最后关头才可以离开，因为她走了，就会使当地的人民发生惊忧。她一直是在纳粹党人的监视之下，最后她只好单身启程，把我们所仅有的财产（那是1943年9月间所没有炸光的）也都留在那里。现在，我们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民一样，已经变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能与他们同命运，使我们感到很骄傲。当她离开别墅的时候，许多工人都站在她汽车的旁边，挥泪送别，有许多人都愿意同她一起走。我的妻子已经赢得了当地人民的爱戴，所以对于她而言，这种离别的滋味的确是很痛苦。1月21日，她到了措森，因为这里已经找不到适合的住宅，所以她就住在我的宿舍里，从此她就一直和我共度这个艰苦的生活，尽可能帮助我和支持我。1月20日，在布达佩斯西面的战斗还再继续进行。匈牙利的前参谋总长弗罗斯，已经投降了苏联人，并且为他们效力。在西里西亚，敌军越过了国界，并且迅速地向布里斯劳挺进。在波森地区，已如前述，敌人也早已越过了边界。在维斯瓦河以北，强大的敌军正在向托伦—格鲁琼兹之线，实行猛攻。在敌军先头部队的后面，接着就是强大的预备兵力，其声势的浩大，远在我们1940年法兰西战役之上。在梅默尔以南，敌军已经到达了魏劳—拉比奥（Wehlau-Labiau）之线，并且大致向科尼兹堡方向进攻。此时德军中央集团军已经陷于敌人钳形包围之中，南面这一股敌军向北朝科尼兹堡前进，而另一股敌军，则沿着米美尔河，从东面直趋东普鲁士的首府。在纳雷夫方面，面对着第四军团的苏军，还是毫无动静，他们似乎是胸有成竹地等候突破的成功。1月21日，最明显的情况就是敌军已经深入上西里西亚工业地区，当希特勒再度拒绝赖因哈特要求立即把第四军团撤出纳雷夫突出地带的建议之后，赖因哈特和第四军团司令霍斯巴赫将军，都感到十分失望。霍斯巴赫因为害怕他整个军团有被包围的危险，于是在1月22日就自动决定了一个行动。他命令他的部队转过向来朝西面攻击，其意图是向西普鲁士和维斯瓦河方面实行突围，并且希望与魏斯上将的第二军团建立联系。霍斯巴赫事先并没有向他的集团军总部报告，一直等到他的部队在1月23日开始行动之后，才匆匆传来一个报告，至于希特勒和OKH则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所以在我们得知勒特曾要塞——它是保护东普鲁士的一个最重要的屏障——已经不战而弃守了，真使我们大吃一惊。希特勒当然马上就大发雷霆。这个事情发生在1月24日。同时苏军已突破马祖里运河（Masuren Canal），正向霍斯巴赫军团的北面侧翼攻击，结果使他原定的计划也无从实现。到了1月26日，希特勒才知道在中央集团军的地区中，不仅发生了未经他批准即采取行动的行为，而且事后也没有报告他。他认为这是有心欺骗他，当然感到怒不可遏。他认为赖因哈特和霍斯巴赫两个人都有通敌卖国的嫌疑，要把他们交付军法审判。同时他也要把这两个司令部里的全体幕僚都一律免职，因为他们可以说是知情不报。我尽量想把他的火气平抑下来，我说：“关于赖因哈特上将，我可以绝对保证他的忠诚，至于霍斯巴赫虽然是举措乖张，但是一定另有原因，而绝不是通敌谋叛。”可是在这时说这些话，实在无异于火上加油。一直等到他和布格多夫商量继任人选的时候，这场风波才算是暂时过去了。这个集团军现在改由兰度利克上将（Col.Gen.Rendulic）指挥，他是最近才被派到库尔兰去接替夏纳尔的位置。这位上将是奥地利人，聪明绝顶，懂得怎样应付希特勒。希特勒一向信任他，所以才把保卫东普鲁士的重责交付给他。接替霍斯巴赫的是米勒将军（Gen.Muller），他在前线作战时倒是一员勇将，不过在过去却从来没有担任过较高级的指挥官。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苏军的攻势(5)在1月25日那一天，赖因哈特本人的头部负了重伤。到了1月29日，我们两个人才见了面，把这次事件的原委讨论了一番。东普鲁士之战就是这样的进行着，一方面我们的防御兵力已经面临着总崩溃的命运，而希特勒对于他手下将领的不信任，却反而与日俱增。在这个时候，东线战场的其他地区也正在激烈的苦战中节节败退。在布达佩斯前线方面，德军夺回了施图尔韦森堡，但是我们却明知我们的兵力并不能赢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更不幸的是苏联人也完全知道这个内幕。在上西里西亚地区，敌军正向塔罗维兹（Tarnowitz）前进，并且继续朝着科瑟尔—奥珀伦—布里格（Cosel-Oppeln-Brieg）之线进展，其目的是要切断这个工业区的联系，并在奥得河上获得一个桥头阵地。向波森方面和东普鲁士境内的敌军也有进展，他们的钳形攻势已经把那一地区完全隔断。在库尔兰方面却还是平静无事。1月23日，敌人想从奥珀伦和阿赫劳（Ohlau）之间渡过奥得河的意图已经很明显。敌人的战车已经到达了拉维卡（Ravica）。在波森周围已经发生了战斗。在东普鲁士方面，苏军继续向巴滕施泰因（Bartenstein）前进。在赖因哈特的命令之下，把装着兴登堡夫妇遗体的石棺运走了之后，接着就把坦能堡会战大捷的纪念碑也炸毁了。在库尔兰方面，苏军开始向利包进攻。1月23日，外交部派驻OKH的新任联络官、拥有大使头衔的巴兰登博士（Dr.Paul Barandon）跑来见我。尽管我曾经一再要求，可是他的前任在我从1944年7月兼任陆军参谋总长以来，就从来没有和我见过面。很明显的，外交部方面可能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明了前线军事情况之必要。我就把我自己的不满告诉了巴兰登博士。我们两个人很谈得来，就讨论到外交当局此时对于军事方面提供协助的可能性，而且我们两个人也都认为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提出这个建议。我们希望凭着我们现有的极有限的外交关系，能够至少在某一个战场上面，获得一个休战的机会。我们希望西方国家也能明白苏军迅速进展的危机，于是可能和我们先签订一个休战协定，或者至少可以得到一个非正式的默契，使我们可以把全部的兵力都用在东线方面抵抗苏联人，而采取在德西方面受降。诚然这也只是一个极微弱的希望，不过是一个将要溺死的人，看见一根水草也一定想把它抓住。我们总希望能尽最后的努力，减少无谓的流血，并使德国和整个西欧不至于受到沉沦的浩劫。所以最后我们取得了共识，由巴兰登博士去安排，使我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可以做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他是元首的主要政治顾问，所以我希望与他恳谈一次，把我刚刚和巴兰登博士所讨论的问题，再和他研究一番。我的意图是希望他可以和我一同去谒见希特勒，要求他使用我们这一点有限的外交法宝，来挽救德国的前途。这个法宝并不一定就具有灵效，这一点我们当然完全明了，不过我们的决心却未减低，因为我们感觉到设法使战争提早结束，实在是我们的神圣义务。巴兰登博士立刻就去和外交部长接头，以便安排我在1月25日可以和他会晤。东线战场方面的悲剧还在继续演出之中。匈牙利方面，敌人已经有力量击败我们的反攻。在西里西亚方面，苏军已经到达了格莱维兹（Gleiwitz）。在科瑟尔和布里格之间，以及在地亨弗斯（Dyherrnfurth）和格洛高之间，敌人都已经完成了渡过奥得河的准备。布里斯劳正面已经受到攻击，但是这个要塞和格洛高与波森等地一样，仍然还在德军坚守之中。在东普鲁士方面，苏军正企图向埃尔宾（Elbing）方向实行突破。1月25日，苏军在韦伦采湖（Lake Velencze）以南地区实行反攻的企图更为明显。在多瑙河以北也是一样的情形，他们准备向克瑞辛将军（Gen.Kreysing）的第八军团实行反扑。上西里西亚方面，苏军还是继续向工业地区推进。敌人已经大致抵达奥得河岸。在包围了波森以后，苏军就绕过了那个要塞，直向奥得河—瓦尔特河（Warthe）的转弯处进攻，那里本来有一条早在战前就已构筑好的防线，可供抵抗之用。但是里面的一切设备却早已移用到大西洋长城上面去了，所以现在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而已。苏军集中在施奈德米尔（Schneidemuhl）—布隆姆堡地区中，准备沿着维斯瓦河的西岸，向北前进，以便从后方席卷防守河岸的德军。当我已经预测到这个新的危机时，我就要求希特勒成立一个新的集团军，以控制旧A集团军（在1月25日已经改名为中央集团军）和旧中央集团军（现在也已改称北方集团军）之间的空隙地区。这个新集团军应负责改组和控制这个地区的一切防务。我和约德尔上将谈到挑选一位将领和组织司令部的问题，因为照我看，这是整个方案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主张可以把原先在巴尔干方面的两个集团军总部的全班人马，选择一个来担负这个新的任务，并且表示我比较赞成威席斯元帅。我和他颇有私交，知道他不仅是一个好军人，而且也是一个好人。不仅聪明正直，而且勇毅坚定，足以担负这种重大困难的职责。约德尔同意在会议上支持我的意见，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决定了。当我在1月24日，向希特勒提出这个人选来的时候，希特勒却回答我说：“照我的看法威席斯元帅似乎是一个已经很疲惫的人。我很怀疑他是否还有精力来担负这个困难的工作。”我马上就为威席斯辩护说，他现在的精力还极充沛，并且指出约德尔也同意我的看法。可是使我大失所望的，却是约德尔居然不遵守他的诺言，反而射了威席斯一枝冷箭，说他具有深厚的宗教信心。希特勒是最恨宗教的，所以威席斯的任命就再也不会有通过的希望了。反言之，希特勒却提出了一个荒谬的建议，要任命希姆莱兼任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我真是为之大伤脑筋，于是尽量劝他放弃这个荒唐的想法，可是结果还是完全无效。希特勒说希姆莱在上莱茵河集团军总司令任内，表现良好，而且他又同时兼任国内训练军总司令，所以在支配兵力来源时，要比其他的人更方便，所以认为他实在是一个最适合的人选。于是我又不得已而求其次，想让威席斯集团军过去的总部全班人马，用来组成这个新总部，以辅助这位党卫军领袖作战。可是希特勒还是不准，并且命令希姆莱自己组成他的总司令部。希姆莱选择了党卫军中的著名勇将拉墨丁将军（SS.BrigadeLeader Lammerding），充任他的参谋长。此君过去曾经做过装甲师的师长，可是对于这种大规模的参谋指挥业务，却毫无经验。我惟一可以做到的，就是指派参谋军官团出身的人员，去充当幕僚，可是他们的力量却无法矫正上级的行为，因为那位总司令和参谋长都是真正的外行。希姆莱最初所用的人都是党卫军中的干部，一直等到连碰了几个钉子，吃了大亏之后，他才肯听我的话，可是又已经迟了。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苏军的攻势(6)1月25日，我和德国的外交部长在他那新建的美丽官邸中晤面。我开门见山就说到了本题，态度一点儿都不含糊。很明显他还没有认清当前局势的严重性。他很热心地问道，我所说的话是否属实，他说：“我看参谋本部的人员似乎都有一点神经病！”实际上，今天还要来做这样的谈话，才可以证明我的神经已经是铁打的了。我再把详细的情形解释给他听，并且要求这位号称“德国外交政策的拟定者”，是否可以和我一同去见希特勒，设法使至少有一个战场可以停战，我的想法当然是以西线为主。里宾特洛甫却回答我说：“我不能这样做。我是元首的忠实信徒，事实上我知道他是不愿意和敌人做任何种类的外交谈判，所以我无法采取你这个态度。”于是我就再问道：“假使三四个星期以内，苏军的铁骑就已经在敲打柏林的大门，那么你又会有什么感想呢？”里宾特洛甫不禁像疯了一样地大喊了起来：“你以为真会有这样的可能么？”我却老老实实地向他说，不仅是有此可能，而且这也是我们这种政治领导的必然后果。这句话多少使他有一点动摇，但是当我再要求他和我一同去见希特勒的时候，他还是不敢表示同意。当我告辞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请听着，对这一段谈话最好我们都保守秘密，好不好？”我说我可以这样做。当那天夜里，我出席希特勒的“夜间汇报”时，我发现他正在那里大发脾气。也许我稍稍迟到了几分钟，因为当我走进会议室的时候，他早已用那高亢而激动的声调，向许多人狂吼着。他仍坚持着说他的第一号基本命令，一定要绝对的遵守——那就是说对于与业务毫无关系的人，不准和他商谈自己的工作。当他看见我走进室内的时候，他的声音就喊得更高了，他说：“当参谋总长跑去见外交部长，告诉他东线的情形是如何的严重，并且主张设法在西线求得休战的时候，那么他多少是已经犯了卖国的重罪！”这样我才知道里宾特洛甫这小子居然告了我一状。那真是再痛快没有了，因为这总可以让希特勒明白了真正的情形是怎样。他还是继续说下去，直到他看到他的话对于我似乎是一点作用都没有，于是他才自动停止了。以后我被关在监狱里之后，我才完全知道当时的真相：当我离去之后，里宾特洛甫马上就把我们谈话的情形，上了一个小报告给希特勒。不过他却并没有指出我的姓名，事实上，希特勒当然能知道是哪一个，所以他这个好意实在毫无意义。于是我想和外交部长合作，企图至少使一线休战的愿望，终于还是落了空。固然当时西方国家并未有准备与德国单独媾和的表示，而且他们和敌国之间，也有采取集体行动的诺言在先。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首先引诱希特勒采取第一个步骤。所以里宾特洛甫的路线虽未走通，但是我还是不肯放弃我的希望。在2月初，我又和另外一位重要人物谈起这个问题，结果得到的答复却也和里宾特洛甫完全一样。3月间我又做了第三次尝试，这一次的情形以后再详述。到了1月27日，苏军的攻势转趋紧张，对于我们而言，真可以说是一场浩劫。在布达佩斯的西南面，敌军已经发动了新的攻势。在布达佩斯的街头，也已经发生了巷战，其目的是消灭留在该城内的少数德国守军残部。在上西里西亚工业地区的情形更是紧张，苏军已经攻抵摩拉维恩斯（Moravian）、特罗保（Troppau）、莫拉夫斯卡—奥斯托瓦（Moravska-Ostrava）和特斯臣（Teschen），华尔斯高和东普鲁士的情况也极为悲观。波森已经被包围，其中一个要塞也失陷了。苏军已经到达舍纳朗克（Schonlanke）、斯洛普（Schloppe）、法林尼（Filehne）、施奈德米尔和乌斯荷（Usch），纳齐尔（Nakel）和布罗堡已被苏军占领，马林堡（Marienburg）已经发生了激战。希姆莱的总司令部一夕数迁，并且未经OKH的批准，擅自下令撤出了许多据点，希特勒此时却一声不响。由于希姆莱的擅权，结果维斯瓦河防线是未经一战，就全部拱手让给敌人。再过几天，所有留在河东的部队的归路就完全被敌人切断了。在东普鲁士方面，围绕着弗劳恩贝格、埃尔宾等地都爆发了激战。到处都是漏洞，不过在库尔兰方面，德国守军居然还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可是大局如此，这一点成就也不值得使人感到兴奋。在这一天，我下命令把所有1928年级的新兵，都从东线调往德西各军区，以免把这些尚未受过训练的小孩子们，开到战线上去送死。我这次行动居然成功了，使我很感到愉快。自从1944年的秋天，我就一直激烈反对动员十六岁的小孩子。希姆莱总部的情形不久就乱七八糟了，连通信都已经不灵了。我把这种情形告诉希特勒，可是他却一点都不关心。这个时候，主管人事的布格多夫将军从威廉一世和菲德烈大帝的遗教中，找出了一些如何惩治叛逆的旧例。希特勒听到了这些历史实例后，十分欣赏，他不禁深有所感地说道：“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很残酷野蛮！让所有德国的要人们都读读这些至理名言。”这至少足以证明他也已经承认他是野蛮残酷了。不过现在他却要想在历史上去找几个榜样，以来证明他的合理。在这同一天，第六装甲军团也开始向东线调动。上文早已说过，当希特勒一回到柏林之后，他就命令西线改取守势。他对于凡是抽调回来的兵力，也有他自己的一套使用计划。我现在就建议他把所有的兵力分为两个集团，分别集中在柏林的东面。其中一个在格洛高—科特布斯地区（Kottbus），另一个在奥得河以东的波美拉尼亚。此种部队有其深意，假使苏军的攻击矛头突入之后，趁他们兵力还弱，补给还接济不上，而留守他们后方的德军，就分别向着他们的侧翼猛攻，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击退。但是希特勒却还是坚持着他原来的计划，他不把这支兵力用来保卫德国的首都，而还要把他们送到匈牙利去发动那个莫名其妙的攻势。约德尔估计运送第一个军就需要14天的时间。要整个军团能开始行动，更需要好几个星期。所以在3月初以前，绝不可能发动攻势。而柏林也许还支持不到那个时间！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苏军的攻势(7)上西里西亚工业区的大部分现在都已经在敌人的手里。所以战争最多也只能再拖一两个月而已。在去年10月里，史贝尔就曾上了一个书面报告给希特勒，指出由于鲁尔区既已毁灭，所以保全我们这个最后的工业区实在是非常重要。可是那时希特勒一心只想准备西线战场上的大反攻，对于他的意见根本置之不理。现在这个最后国力的泉源也都丧失了，于是史贝尔又向希特勒提出一个新备忘录，他开门见山地说道：“这个战争是已经失败了！”在尚未呈给希特勒之前，他先把原稿送给我看。不幸得很，这个报告却一点作用也没有。希特勒只读了第一句，就不再往下看，马上把它锁在保险柜里——几乎凡是一切忠言逆耳的警告，都是被锁进这个柜子。在这些艰苦的日子当中，有一天在夜间汇报之后（我也在座），史贝尔要求希特勒能和他单独做一次谈话，希特勒却拒绝了他的要求，并且还说道：“你所要告诉我的话不过是说战争已经输定了——要我赶紧设法结束它罢了。”史贝尔还是不肯死心，以后又派他的副官送了一个报告上来，要求接见。希特勒向那位年轻的党卫军军官说道：“把那个文件放在我的保险柜里。”于是他就转过身来向我说道：“现在你可以知道我为什么要拒绝再和任何人单独谈话的理由。任何人要求跟我单独谈话的时候，其原因就是他一定有一些不愉快的话要说给我听，我实在感到忍受不了。”1月28日，苏军在吕本（Luben）附近渡过了奥得河，并且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我们预料他们一定还会向萨刚（Sagan）继续进攻。在北面，他们由克鲁兹（Kreuz）—施奈德米尔地区，向西朝着法兰克福（Frankfurt）与什切青之间的奥得河岸前进，很明显这是为了将来进攻柏林，先奠立一个基础。苏军的主将朱可夫元帅（Marshal Zhukov）现在已经逐渐认清了德军的弱点，所以他的行动也就越来越猛了，向奥得河的攻击由苏军第一、第二两个近卫战车军团和第八近卫军团、第五突击军团、第六十一军团等单位担负，除了这一批兵力以外，敌军手里还拥有大量的余力，可以从纳齐尔—布隆姆堡地区向北朝着德军在维斯瓦河防线的后方进攻。在东普鲁士方面，苏军沿着海岸线向东北方推进，其目的是切断德军北方集团军的海上交通线。在更东面，对于科尼兹堡的包围已经逐渐完成。在1月29日的夜间汇报中，希特勒又旧话重提地向大家说道，照他的意见，凡是没有尽到职责的军官都应该立刻予以降级。于是一些有经验和可以信赖的军官，在前线正是紧急的关头的时候，可以不经过讯问调查，而突然被连降几级，这对于士气和战斗效率，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以下是我目击的事实：一位战防炮营的营长，曾经受过几次的重伤，获得了“负伤金奖章”，在刚刚伤愈之后，就赶赴前线继续作战。他的那一营被装上了火车，沿着西线的后方移动，由于不断遭到敌机的攻击，所以目的地一直改换了好几次。结果这个单位被击散了，于是全营的兵力只好被分割使用。这实在并非该营长的过错，可是希特勒却下令把这个营长降为少尉——他本是一个预备役的军官，最近因为屡次作战英勇，才由少校升到中校。我那装甲兵总监部的参谋长托马勒也在场，我二人都为此事提出了严重的抗议。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在过去从来没有到过前线，他看到这个事件，却不禁深有所感地说道：“原来所谓‘负伤金奖章’根本上还是一钱不值！”这件事结果也还是不了了之。现在我再说到另外一件事：有一位年纪很大、预备役的黑克尔中校（Lt.Col.Heckel）——他在1941年征苏战役中，本是我的军需官。由于莫须有的罪名，他就被降为士兵，并被派到一个迫击炮营里去背炮弹。在纽伦堡的审判记录中，还可以找得到当时我为这个无辜的军人辩护的原文，但是结果也还是一无所获。这种无罪被罚的人为数实在很多，我虽然总是极力地营救他们，结果却很少有效。除了这些伤脑筋的事情以外，一般的情况和每天过度的忧虑与工作，也都更使我感到吃不消。一天只有二十四个钟点，假使我每天到最高统帅部去两次——在这个紧急的时候，这似乎已成惯例——那就是每天要在柏林与措森之间来回两次，单程一次就需要45分钟，所以一天就要在汽车上消耗三个钟点。和希特勒在一起的汇报很少会短于两个钟点，通常总是三四个钟点——有时长到六个钟点。所以这两次汇报就要消耗掉八九个钟点，在这个时间之内，根本做不了什么重要的工作。这种汇报几乎完全是闲谈性质，可以说根本上是浪费时间。而且自从上次暗杀阴谋发生之后，希特勒就坚持着要我参加每一次的汇报，并且不得中途退席。在平时这种要求也许是对的，因为我的前任常常是发完了言之后，马上就抽身先走，使希特勒感到很不愉快，所以他才不准我再照他的样子。不过我这个时候不仅工作过度，而且神经也十分紧张，所以要我坐在那里听他们胡说八道的说闲话，那真是一种苦刑——譬如说，每次海空军的代表也照例有一番报告，事实上他们现在早已是形同虚设，又何必浪费这个宝贵的时间。还有不管军事情形如何严重，希特勒还是照样自我陶醉，一开口就还是滔滔不绝。他常常要解释为什么会失败的理由，并且总是把罪状推在毫无关系的旁人身上。所以假使我一天开了这样两次会，那么我就要到第二天清早回措森了。常常到了上午5点钟，我才能够睡觉。但是到了8点钟我就要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OKH的各单位主管召来做一次简单的汇报，接着就是批阅各集团军送来的日报。除了用餐的时间以外，我一直就没有停顿，最后汽车又已经准备好了，要送我到总理府去开会。我的回程又常常为空袭警报所耽搁，希特勒说恐怕我们会被炸死，一定要等到警报解除才准走开。所以，我只好常常派我的副参谋总长温克将军，代表我去参加这个“晚会”，以便让我可以用少量的时间来做冷静的思考，并且补足我自己的工作。有时，因为希特勒对于德国军官团和整个陆军，常常会大发脾气，骂出许多不太中听的话，所以我就也常以不出席来表示消极的抗议。他自己有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接着会有几天稍为改变了他的态度，不过这种现象却并不长久，过几天他又是故态复萌了。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苏军的攻势(8)1月30日，苏军在匈牙利的巴拉顿湖的南面地区，开始向德军第二装甲军团发动猛烈的攻击。在奥得河上，苏军把兵力集中在阿赫劳地区中，其目的显然是要扩大他们的桥头阵地。据报敌军在吕本桥头阵地中的兵力也正在增加之中。在瓦尔特河以南，敌军已经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战术突破。在瓦尔特河以北，他们向西进展，已经占领了索尔丁—阿恩斯瓦尔德（Soldin-Arnswalde）地区，所以现在已经可以威胁到什切青了，他们在布劳恩斯贝格（Braunsberg）和吴尔门地特（Wormditt）地区等地，都发动了强烈的攻势，其目的是使我们向西面发动的攻势无效，并且从后面攻击我们。科尼兹堡要塞向南和向西的交通均已被切断。1月31日，苏军在匈牙利境内向我军在多瑙河与巴拉顿湖之间的前线实行攻击。很明显的，他们还拟在多瑙河以北再行进攻。在奥得河上的桥头阵地中，他们已经完成准备，可以向萨刚和科特布斯前进了。他们也沿着瓦尔特河的两岸继续前进，我们在奥得河—瓦尔特河湾的防御阵地，兵力本极单薄，所以立即为苏军所突破。在波美拉尼亚，德军勉强阻止住了苏军的进展。在东普鲁士，他们正在向黑尔斯堡（Heilsberg）施加压力。在库尔兰，他们也准备再做新的攻击。苏联在1月份的新攻势，成就委实惊人，但这一切都不出我们预料之外。不过因为有了下述三点理由，所以才使敌人的进展比意料中还更快：（一）希特勒和OKW坚持着不肯早放弃西线的攻势；（二）西线军队调往东线的速度太慢；（三）维斯瓦河集团军所管辖的，是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一个地区，希特勒却派了一个完全不懂得军事形势的外行人，去担任总司令的职务。敌军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他们首先要把东西普鲁士与德国其他部分的联系完全切断，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孤立的包围圈，只有从海上和空中才可以设法接济它们，所以继续抵抗的时间当然就不会很长了。为了接济这些孤立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几乎完全放弃了他们的战斗任务。他们的战斗力本已脆弱可怜，所以当然也吃不消这种额外的负担。敌军的攻势越来越猛，因为他们已经深知我们的弱点。他们的战车部队也采取了果敢的战术。于是在1月26日，希特勒又命令成立一个所谓“战车歼击师”，这个奇怪的名称足以说明这是一个特种性质的部队。它的编制是脚踏车连，由勇敢的尉官率领着，他们的装备就是反坦克手雷，用这种手雷去对付苏军的T-34型以及其他较重型的战车。这个师以后一个连一个连的被分割使用掉，那些勇士们的命运当然是不问可知。到了2月初，东西两战场的情况就又急转直下了。在东线方面，一直没法撤出库尔兰的守军，仍然还有20个步兵师和2个装甲师，守住该地区东北角一隅之地。这些师的素质很好，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部队。截至这个时候为止，希特勒还只同意撤回4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北方集团军此时已被逼得节节后退，留在沙门兰（Samland）、科尼兹堡和东普鲁士首府艾门兰（Ermland）以南等等狭窄的地区中。和库尔兰集团军一样，这个集团军也要靠海空运输来接济。它原有的19个步兵师和5个装甲师，都已经受到了惨重的损失，不过它却还收容了一些其他各师的残部。维斯瓦河集团军所防守的也是一条单薄的战线，从维斯瓦河边起，一直到奥得河为止。它一共有25个步兵师和8个装甲师。中央集团军的防区，在西里西亚的境内与维斯瓦河集团军连接，一直进展到喀尔巴阡山脉。苏军在布里斯劳的南北两面，都已经占稳了奥得河上的桥头阵地，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已经完全丧失。这个集团军的兵力大约是步兵20个师、装甲兵8个半师。最后是南方集团军，位置在喀尔巴阡山脉与德拉瓦河之间，一共有兵力19个步兵师和9个装甲师。他们的任务，是要等西线战场的增援到齐之后，立即在巴拉顿湖的两侧同时发动攻势，而以重占多瑙河右岸为目的。此举的目的是重新稳定东线战场德军的南面侧翼，并且保住匈牙利境内的油田。在西线战场方面，自从阿登攻势失败之后，德军的战线已经被迫后退，沿着马斯河（Maas），一直到上莱茵河为止，完全处于困守的地位。准备在匈牙利境内实施攻击的党卫军师，现在已经规定分别集中在两个地区里，休息待命。不过部队的运输却非常困难而迟缓，敌人的空中优势不仅阻塞了交通，而且也使指挥官们丧失了勇气。目前东线战场的整个兵力，步兵师一共是103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一共32个半，可是实力却都不很充足。沿着西线，大约还有65个步兵师和12个装甲师，不过其中有4个装甲师是已经预定调往东线的。看到整个的情况既然如此，我决定再度去劝说希特勒放弃匈牙利攻势的计划，而集中兵力等待苏军的矛头在法兰克福和科斯琴（Kustrin）之间某点到达奥得河边的时候，我军就开始分南北两面，向它的侧翼猛攻。这一个夹攻准可以把苏军的攻势击退。我希望这个行动可以保护德国的首都和它的内地，达到一个相当的时期，而在这个阶段就可以设法和西方国家进行休战的谈判。要使这个作战能够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把留在巴尔干、意大利、挪威，尤其是库尔兰等地的德军都完全迅速撤出，以便集中必要的兵力。在2月初，我首先去拜访日本驻德国的大使大岛，然后再去见希特勒，把我这个计划解释给他听。他马上就一口拒绝了我这个撤军的计划。我还是继续和他争辩，最后我向这位固执的人说道：“你应该相信我之所以坚持撤出库尔兰的守兵，绝不是为了意气之争，我并不是那样的猪头三。实在是在我看来，除了撤兵就无法累积我们的预备兵力，而没有预备兵力就绝不可能保卫我们的首都。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希特勒一听之后，他的身体左边全部都在发抖，他双脚跳了起来，向我狂喊道：“你怎么敢向我讲出这样的话来？难道你以为我不是为了德国而战么，我这一生就是完全为德国而奋斗的。”于是他继续向我大发脾气地狂吼下去，最后是戈林把我拖了出来。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苏军的攻势(9)我转而去向邓尼兹海军大元帅要求，甚至可以说是哀求，希望当我下次再提出这个撤退问题时，他能够从旁支持我。假使决定放弃重武器，则还可以有足够的船只，将这些部队撤运回国，但是希特勒却偏偏不肯。希特勒又把我召回会议室，继续讨论，于是我又提出这个主张撤出库尔兰的意见。这又再度使希特勒大发脾气，他站在我的面前，向我直摇拳头，骇得我那个好参谋长托马勒将军，直拖着我的袖子向后面退，以免我真的挨到了他的老拳。这一幕怪剧演完之后，库尔兰的守兵还是没有撤退。我的计划只好放弃，除了决定从阿恩斯瓦尔德地区发动一次小型攻击以外，这个行动的目的是击败在瓦尔特河以北的苏军，并且保持波美拉尼亚和西普鲁士之间的联系。甚至为了要使这个有限的攻势能够适当的执行，我也还得要经过一番苦斗。根据盖仑将军的情报，我估计苏军在奥得河上的兵力，每一天就可以增加4个师。所以假使想让我们的攻势能有相当的作用，那么就应该用闪电的速度来进行，不等到苏军的援兵到齐，也不要让他们知道了我们的企图。决定这次作战的会议是2月13日在总理府中举行的。除了那些经常出席的人员以外，还有党卫军总领袖希姆莱，他是以维斯瓦河集团军总司令身份出席的，党卫军上将迪特里希，他是第六装甲军团的司令，和我的主要助手温克将军。我已经决定了，在这次作战期中，要把温克将军配属在希姆莱的总部里去，以便让他实际指挥这次作战。我并且也决定了一定要在2月15日就发动攻击，绝对不可以再延迟，否则也就不能发动了。我非常清楚希特勒和希姆莱都会强烈反对我的主张，因为他们在下意识方面，都感觉到很害怕，当心这样真打起来之后，就会把希姆莱的原形显露了出来，更显得他的无用。希姆莱首先向希特勒表示，因为还有一小部分军火和燃料没有下车和分发，所以主张还是暂缓进攻。我就凭着上面已经说过的理由，坚决地反对。于是我和希特勒之间马上就展开了激烈的舌战。我：“我不能因为这个不相干的理由，再等候下去。因为再等下去，苏军的兵力就会太强大了。”希：“我不准你指控我是故意拖延。”我：“我并没有指控你什么。我只是很简单的说明，绝不能为了补给上的原因而再等候，否则就会坐失良机。”希：“我刚不是已经说过，不准你指控我是故意拖延。”我：“温克将军一定要配属在党卫军总领袖的总部里去，否则这次攻击就绝无成功的希望。”希：“党卫军总领袖一个人就可以指挥这次的作战。”我：“党卫军总领袖的经验不够，而且他的幕僚组织也不充足，不可能独力指挥这次作战，所以温克将军的协助是绝对必要的。”希：“我不准你向我说党卫军总领袖没有能力完成他自己的任务。”我：“我还是坚持一定要把温克派驻在这个集团军总部里面，这样他就可以保证使这次作战完全能照计划实施。”这样的争辩持续了两个钟点。希特勒举起他的拳头，两颊通红，全身发抖，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制力。他在地毯上大步地踱来踱去，他走到我的身边时，就自狂吼一顿。他不仅是已经声嘶力竭，而且眼珠也好像要从眼眶里面跳了出来，头上的静脉都已经肿胀了起来。我已经下了决心，绝不丧失我的冷静态度，而只是坚持我的主张，绝不让步。我用冷冰冰的态度，来对抗他这一团怒火。当希特勒背朝我向火炉边走去的时候，我就用眼睛朝着壁炉架上面望去，那里挂着伦巴赫（Lenbach）所画的俾斯麦肖像。这位伟大的政治家，铁血宰相的一双眼睛，似乎正在注视着在他下面所表演的这一幕荒唐剧。从室内暗淡的灯光下，好像他头上那顶头盔上所发出的钢铁闪光，正刺进了我的眼睛，那好像是向我问道：“你对于我的国家到底有些什么贡献？”在我的背后，我似乎也可以感觉到兴登堡的眼睛也正钉在我的身上，他那个半身的铜像正位于房间的另一端。他的眼光似乎是向我问道：“你对德国做了些什么？我们普鲁士人未来的命运又将如何？”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幻觉，却使我的态度分外的坚定。所以我一直还是冷静的不为所动。我要希特勒明白我是威武不能屈的。希特勒现在也明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