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对于与法西斯德国相比较而言力量处于弱势的红军来说，最适宜的军事行动方式是防御，而不是进攻。Л.Д.托洛茨基还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很有远见地警告，在战争开始的最初阶段，红军应该做的事不是进攻，而是防御，甚至要退到领土的纵深，以便赢得时间动员一切兵力和资源。只有在这之后，"我们身后拥有了空间和兵力，我们可以镇静而自信地拟定出一个地区，在那里被我们的弹性防御所保障的动员才可以训练出足够数量的兵力集结，以便我们转入进攻"。　　但是，自从托洛茨基被撤掉所有的职务，并被驱逐出苏联以后，防御原则就被看成了军事行动的次要形式。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朱可夫考虑的都是闪电战，　　考虑的都是如何快速取得胜利。其实，在战争的最初阶段，最好的方式是把目标定在进行持久战上，与英国和美国一起打消耗战，没有这两个国家的军事、经济援助苏联是不可能坚持得住这场战争的。　　红军更适宜进行形式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军事行动，像在事先准备好的阵地上进行阵地防御。并且苏联方面的坦克最好是用于直接支持集结人数不算太多的步兵，而不适合用在大规模的机械化兵团中。并且更多的情况应该是用马拉，因为就我们的路况来说，汽车和牵引机很容易出问题，而且很快就不能再使用了。就连德国人在入侵苏联后，也很快不得不使用马匹来运送技术装备和货物，这比他们预料中的使用频率要高很多。曾经写过德国陆军史的德国将军米勒·吉列勃兰特曾经说过："1941年11月中旬，出现了必须节约汽车使用的情况，比如，采取用马匹代替汽车的方法来节约，因为位于东线的陆军总共有数量为500,000辆的汽车，但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已经坏了有106,000辆。"看来，布琼尼和库利克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们尽力保障牵引火炮用的大部分马匹，直到有了足够数量的、非常适用的汽车和牵引车，并且建好适于它们行驶的道路这种局面才能结束。只是当苏联有了美国的"斯蒂倍克"牌卡车后，这一难题才最终得到解决。自然，在战争爆发之前谁也不打算把它们提供给苏联政府。　　与法西斯德国武装力量或者美军和英军相比，红军是上一个世纪的军队，他们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要求的技术装备水平，不仅与红军大部分指战员的实际教育水平，而且与苏联广大民众的心理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苏联的制度与纳粹的制度不仅抹杀了人的个性，剥夺了被征服者渴望独立自主和表现创造性的愿望，而取而代之的是让人们养成了统一的刻板模式。　　苏德战争开始前，布尔什维克在苏联当政已经24年，而纳粹在德国统治只有8年，只是前者的1/3。并且德国把个性和国家政权并不混为一谈的传统比苏联要古老而持久得多。　　法西斯德军大尉维利弗里德·施德里克·施德里克费尔德曾经是一名联络官，并且曾经当过亲德俄罗斯解放部队的前苏联将军弗拉索夫的翻译，他证实说："纳粹制度追求的是极权主义的、贯通一切的政权，但是，它还没有达到斯大林主义那种惊人的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第三帝国里，总算还保留着那么一点儿老的国家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基础，并且也还没有把个人的独创性和私人所有制完全扼杀，也还有可能不依赖于国家进行工作和生活。德国人还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即使它与官方的教条不相一致，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按自己的想法去做。虽然，也感觉得到党的压力在不断地加大……但是，德国的这种不自由的形式，却被大多数的苏联公民以斯大林的强权制度为尺度进行衡量后所称道，最后竟然把它理解为也算是一种自由。这也就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巨大差别之所在。"　　他还在专门为陆军最高指挥部所写的名为《俄罗斯人》的报告中指出："对俄罗斯战俘中的知识分子进行的测试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像对大多数人进行的测试一样，他们的结果也差不多，即50%属于中等水平，25%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还有25%属于高水平。虽然，中等和中等偏下水平的人与德国的水平相比要差很多，但是，25%属于高水平的人显露出超过西欧水平的卓越知识和杰出天赋。"　　朱可夫，像许多苏联将军一样，当然其中也包括背叛者弗拉索夫，按照自己的智力能力来说，毫无疑问，是属于"高水平的25%"里面的。但是，他不得不指挥的却主要是无论从智力来说，还是从教育来说都比德国人差得很远的那"水平较低的75%"。此外，在斯大林的行政命令制度下，还必须对甚至身为高级指挥人员的独创性进行严格限制。在1941年进行的战役和战略演习中，朱可夫在作出决定时比在卫国战争的实战中要指挥自如得多，而在卫国战争中部队每进行一次原则上的转移，必须得到最高总司令的批准。我们要考虑到朱可夫身上的明显不足，不仅是整个教育的缺陷，而且也是军事教育的不足。与对手德军军官相比而言，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朱可夫作为一位苏军统帅的潜力发挥。　　------------怎么完成计划------------　　如果红军在实施现代战略原则时考虑到人这个个体的因素，那也许会减少苏军骇人听闻的人员伤亡数字，并且，也可能使战争更快地结束。　　比如，坦克集团军和兵团通常损失很多技术装备，但是，如果他们能以小一点的队伍或分队的形式进行作战，那么，这样的损失他们也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没有各兵种部队应有的协同作战、没有有效的侦察准备，以及没有炮兵的支援，步兵部队就集中进攻，这势必造成人员的巨大伤亡，而这伤亡数字经常是德军的几十倍。　　但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朱可夫，都与托洛茨基不同，他们信奉的是摧毁战略，并且巴望着再重复一次希特勒在波兰、法国和巴尔干创下的辉煌胜利。　　德军于6月10日以后开始向苏联边境调集最后一支纵队，为了掩护这一行动，德军将领施放了一次很狡猾的烟幕弹。1941年6月13日，在一份半官方的报纸上出现了一篇德国宣传部长约泽夫·黑贝尔斯写的文章，名为《以克里特为例》，直接暗示空降兵在克里特的登陆经验很快将适用于在大不列颠岛登陆的德国法西斯武装力量。　　12日凌晨，这期报纸被军队书刊检查机关查封，但处罚却是必须把柏林地区已经印刷的部分报纸成功地分发完，并且一定要送到外国大使馆。6月14日，黑贝尔斯在自己的日记中心满意足地断言，英国和其他各国的报纸和广播一定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德国部署进攻苏联"纯粹只是一个烟雾弹，我们是想借助它的帮助掩盖我们入侵大不列颠的军事活动"。德国的宣传部长把塔斯社于6月13日深夜播发的著名声明也看成是这一事件的连锁反应。黑贝尔斯得意地宣称："看来，苏联人一点儿也没有怀疑。"17　　布琼尼在回忆录中叙述了塔斯社准备声明的过程。6月13日晚，他被叫到了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那儿。当时，铁木辛哥、莫洛托夫和加里宁都已经在那儿了。可是，朱可夫却不在。显然，斯大林认为解决政治问题时他没有参加的必要。　　斯大林好像对来的人说了下面这段话："看来，为了防止与德国发生军事冲突，我们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悲惨的结局就要到来。希特勒不会放弃自己夺取世界霸权的计划。相反，这个狂人准备不顾一切地完成这些计划。怎么完成呢？"斯大林沉默了几秒钟，看着地图。"集中在拉芒什海峡的渡河用的设施，以及在岸边集中的部队和技术设备，不会超过佯攻的数量。向岛上发起进攻，这是最愚蠢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会伤亡很大，让我们做个假设，如果希特勒甚至想占领英国，那他将得到什么呢？他在那里开战，而背后是强大的红军。　　在另一面的大陆上，是英国的盟国--美国，它有强大的海军舰队、空军以及匆匆忙忙建立起来的有着几百万人的陆军。比较有利的做法应该是从殖民地开始，因为那里防守比较弱或者根本没有防守，然后占领非洲，"斯大林用烟斗指了指一块大陆，"这是地中海的具有战略性的岛屿。把部队向伊朗推进，经过印度，随后空降兵在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登陆。没有殖民地，英国会因为没有粮食和燃料而垮掉。如果没有海外的基地，美国强大的舰队会变得毫无用处。但是，英国和美国在困境中可以向苏联求助。反法西斯联盟将会成为法西斯德国夺取世界霸权的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不消灭红军，就不可能向殖民地进军，也不可能进行远征。"　　斯大林停顿了一下，离开地图，又开始不慌不忙地把烟斗填满："莫洛托夫同志建议同时再采取外交手段。我想，我们同意这种做法。我们公开发表一个不长的声明。这样做的目的呢，一是为了让希特勒明白，我们已经知道他的计划。二是为了向全世界宣布，希特勒准备挑起战争，而这场战争将会波及世界各大洲，将会有几百万人死在这场战火之中。三是为了迫使希特勒公开表态。"　　"他也可能避而不答。"铁木辛哥说道。　　"但是沉默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回答。"加里宁说。　　斯大林对莫洛托夫示意："请开始读吧！"　　6月14日，塔斯社的声明在媒体上公布。随之而来的是，希特勒并没有回答。斯大林忧心忡忡地说："看来，我们与希特勒的战争无法避免了。"　　------------共同瓜分大不列颠帝国------------　　布琼尼过于详细地描述了斯大林的讨论过程，但是，这是不真实的。完全有这种可能，就是斯大林不相信德国即将入侵大不列颠岛只是后来的事。况且，斯大林也可能从总参谋部侦察处的瓦西里·诺沃布拉涅茨上校所写的报告中了解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德国的运输船只吨位不够，并且也没有必要的空军兵力，这些都使得他根本不具备在英国进行登陆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位"总书记"仍像往常一样深信，不结束同大英帝国的战争，希特勒将不会进攻苏联，不会冒险进行双线作战。　　布琼尼还引用了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前夕斯大林所说的一段话："德国在发动与我们的战争之前，将会首先占领整个西欧。"总的说来，在布琼尼的叙述中，斯大林从来没有直接说过，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苏联领袖认为黑贝尔斯的文章是企图吸引苏联的注意力，德军真正目的是想把军事力量的中心转移到地中海地区，迫使英国指挥部集中兵力保护宗主国。　　希特勒之所以对塔斯社的声明避不作答，是为了给斯大林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他想让英国人相信，自己是打算占领苏联，相反，在最近的时间他就会真正地入侵大不列颠岛。斯大林本身也把德国元帅的沉默看做是另一种游戏的继续：德国元帅为了让英国人相信，才说他在最近的时间将入侵苏联，相反，实际上德军是准备进攻位于地中海的大不列颠领地，然后向伊朗、伊拉克和印度进军。也不排除，斯大林是很认真地对待那些传言的--那些传言在被调集到苏联边境的德军士兵中盛传，好像说他们将会与苏联士兵一起共同向印度进军。他也可能在等待着，塔斯社的声明发表后，希特勒可能会重新考虑莫洛托夫于1940年11月在柏林提出的建议，其中包括共同瓜分大不列颠帝国，以及把伊朗划归苏联。　　苏联在声明中断言，关于苏德间将很快爆发战争的传言纯属没有根据的谣言。在德国人对这个声明不作任何反应后，实际上斯大林对很快将爆发这样的战争已经不再表示怀疑。但是他想，红军也可以先发起突然而又猛烈的进攻。于是继续准备"大雷雨"计划：把部队调集到边境、对边境的飞机场和战斗技术装备进行伪装、把几个边境军区司令部变成了方面军司令部、连续向西部边境调集燃料、装备和弹药储备。　　如果斯大林、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真的把希特勒对6月13日声明的置之不理当成了德国将很快进攻苏联的信号，那么，他们应该采取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做法。他们应该尽快把红军的各个师和空军撤离边境，以便使他们在德国的炮兵和空军开始发起进攻时，免受更多损失。但是，德国法西斯武装力量的入侵使红军陷入了措手不及的境地。　　------------"哈哈"对待西方舆论------------　　斯大林的傲慢："哈哈"对待西方舆论　　塔斯社援引各个通讯社的最重要的报道消息要拿来让斯大林签署。权力至高无上的领袖将决定，哪些报道消息可以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同时，斯大林会在页边写下很有说服力的批示。他特别喜欢很能感染人的笑"哈哈"。　　塔斯社援引各个通讯社的最重要的报道消息要拿来让斯大林签署。18权力至高无上的领袖将决定，哪些报道消息可以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同时，斯大林会在页边写下很有说服力的批示。他特别喜欢很能感染人的笑"哈哈"。比如，1939年7月4日，塔斯社援引了波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文章中写道："波兰是使波罗的海各国免受西方和东方威胁的真正的朋友和保护者。"苏联领袖把这个句子下面画上了线，并在页边批上了"哈哈"两字。只有他才最清楚，谁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甚至波兰本身的"真正的朋友和保护者"。并于一个半月后与希特勒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之后便表示出了自己的关怀。根据这个秘密条约的备忘录，红军很快占领了波兰的一半领土和波罗的海各国。　　就在斯大林批"哈哈"的那篇文章里还有下列这段话："波兰的政治使命就是要使弱国免受侵略者的欺凌。这并不是什么好听的个人愿望，而是由波兰这个国家在中欧与东欧之间的关系中作为平衡因素所起的作用决定的。"　　斯大林正好打算把这个因素完全消除，并且还打算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波兰从欧洲政治地图上抹去，所以他在心里暗自嘲笑这位波兰记者的天真。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1939年10月6日，"哈哈"被批在了土耳其报纸《晨曦报》上的一篇报道里，文中谈到希特勒邀请斯大林访问柏林，但是被拒绝了。可是，记者让读者相信，希特勒很快可能会访问莫斯科。不是很清楚，不知是这件事说得太离谱让斯大林觉得很可笑呢，还是斯大林压根儿就不太重视自己有没有可能与德国元首会面，因为他认为，与德国人的友谊必须保持一定距离。要知道，他很快就打算教训"朋友希特勒"，所以他有理由怀疑，在合适的时候这位朋友是不是也有兴趣跟他把这场战役进行到底。　　------------剑桥5人小组------------　　芬兰政府于1940年3月2日发给国际联盟的照会也引出了"哈哈"。其中讨论了"苏联对付和平居民所采取的战争方法"。芬兰报道说，由于苏联空军的袭击，和平居民中有392人死亡，446人重伤，623人轻伤。斯大林对赫尔辛基及其他芬兰城市居民的不幸只不过一笑了之。人员上的伤亡，无论是自己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永远不会让他为之动容。而16个月之后，几百万的苏联和平居民死在德国的侵略战争里，是斯大林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芬兰前线的失利让领袖很痛心，虽然他认为这是暂时的和偶然的。1940年3月1日，法国《加瓦》通讯社从罗马发出报道，就意大利报刊对苏联军队失败的原因分析评论说："红军的软弱无能以及苏维埃内部的涣散今天成了意大利报刊报导的重点。包括《罗马人民报》都认为，不论苏芬冲突的结局如何，苏俄都会被视为道义上的失败者。该报纸补充说，芬兰的抵抗不仅导致了苏联在北部的失利，而且也严重动摇了苏维埃国家的体制本身。芬兰的抵抗暴露了苏联在工业、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的衰败。至于谈到苏联第一阶段的军事教训，报纸上写道，它说明了欧洲从布尔什维克的这一榜样中不会获得任何益处。"对这篇报道，斯大林做了一个简短却意味深长的批示："骂这些个混蛋！"　　塔斯社3月18日的消息引起了斯大林的愤怒。文中援引了南斯拉夫一份其名字对苏联人来说很神圣的《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3月15日，《真理报》在名为《促使莫斯科与芬兰缔结和约的秘密》的文章中很肯定地说，苏联之所以缔结和约，是因为知道了盟国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作出决定要开辟北方战线。报纸并没有满足于对红军的'软弱无力'及伤亡的'巨大'进行造谣中伤和诽谤捏造，好像这一切都是由于缔结和约造成的。此外，报纸还强烈抨击了苏联的领导。"顺便说说，《真理报》的推测是，苏联可能提前了解到英国和法国已经决定要向芬兰派出远征军，这种假设是没有根据的。这种消息斯大林完全可以从大不列颠情报机关身居高位的同僚基姆·菲尔巴领导的著名的"剑桥5人小组"那儿搞到。也不排除，正是因为《真理报》的报道是真理（请原谅这里的双关语），苏联领导人才大为震怒，并"奖"给这个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的同名者一个"有名的绰号"--"混蛋"。　　一般说来，斯大林绝不会把国外所有关于芬兰战争的报道都马上看成是"反苏联的污蔑"。比如，1940年5月11日，塔斯社援引了《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文中谈到苏联空军和芬兰空军的损失分别是794架和361架飞机，斯大林做出批示："调查一下。"也许，他也怀疑，红军将领们在自己的报告中有可能夸大敌人的损失，同时少报自己的真实损失。实际上，芬兰空军在"冬季战争"中的损失比美国报纸上提到的数字几乎要少5.5倍，总共只有67架飞机。无论如何芬兰也不可能损失361架飞机，因为战争过程中他们只用了不超过332架飞机。苏联空军的损失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统计，但是，不管怎么说军用飞机的损失也要超过521架，并且只会比《纽约时报》上的报道略微少一点。19并且，显然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媒体开始把美国的数据"361架（或362架）飞机"作为芬兰空军在1939年到1940年间损失飞机的准确数据。　　而要知道，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芬兰战争开始之前，当时还是1939年4月14日，在斯大林的桌上放着一份《纽约世界电讯报》驻巴黎记者罗伊·戈瓦尔特写的文章的翻译稿，这篇文章发表于3月29日，讨论的是苏联的局势。其中，戈瓦尔特写道："如果要评论苏联，我们只要看一下作为它窗口的莫斯科就可以知道，苏联现在正在走下坡路。众所周知，近两年来，成千上万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导人被枪杀、流放或被千方百计地清除。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军事和工业领域局面混乱，同时使最近肃反所触及到的领域中的外国人感到恐惧并采取逃避的方法……　　在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统治了二十多年后，从苏联的经验中只得出某种叫做斯大林主义的东西。现在，如果你们要问，苏联是什么？它正在做什么？它正在想什么？那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苏联就是斯大林，他做的事就是苏联做的事，他想的事就是苏联想的事。甚至在德国，希特勒也没有像斯大林这么大的威力。很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希特勒的政权也将与斯大林的政权一样不相上下。但这还值得商榷。希特勒所打交道的民族，它的文化、教育和智力发展都是至高无上的，并不取决于这个国家是被什么人统治着。德国永远不会向压迫或者专制妥协。"　　------------苏联残忍的本性------------　　斯大林把文章中的下面这几个句子画上了线："斯大林压制下的国家，它的民众在几百年里从来没有享受过权利，也没有受过教育。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就像一群呆头呆脑的役畜，在赶牲口人的鞭打下，全都表现出十足的奴性。"　　斯大林不仅为苏联人民抱怨，而且也为自己叫屈：被人封为赶役畜的人，这个荣耀实在是太大了。　　戈瓦尔特继续写道："意大利人和德国人把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带到了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神坛上。苏联人再也不会这么愚蠢了，因为他们在被推翻的政权统治下，从来没有享受过个人自由，也从来没有享受过政治自由。"　　接下来的内容又被斯大林用铅笔画了出来："在沙皇专制被推翻20多年后，苏联的生活水平与意大利和德国相比，还是无比地低。"也许，斯大林也打算同意这种观点，但并不认为低下的生活水平是什么大的缺点。也许，他甚至认为人民的贫穷是一种优点，它可以让布尔什维克在台上坐得更稳。从来不懂得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人，更容易相信，当权的这个专政正以最好的方式在维护着他们的利益。　　这位美国记者断言："但是，如果在此之前物质改善程度（苏联人民的生活。--作者按）还不大的话，那么，精神上必将发生很大的质变，导致几百万人民振作起来，萌生新的希望。对成千上万的人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的头昂得那么高，以至于他们成了被迫害的靶子。清算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和富农已纷纷被清算。近两年来，发生了令人厌恶的清算清算者的事件。被清算者是那些'老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是最早开始革命的人，也正是他们把斯大林推到了如今显赫的位置。"　　这个观点吸引了斯大林的注意力，于是下一段论述他也画了出来："共产主义，就像它的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在苏联不复存在。从苏联政权中发展出来的只是东方的军事专制、铁腕和残忍无情。这就是被现代官僚主义所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文明典范。从这个官僚主义中滋生出一种新的政治体系，这种体系疯狂地攫取权力，并且在自己临死之前还镇定自若，就像所有从东方思维方式中所滋生出来的东西一样。无论是红旗，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都不足以改变苏联残忍的本性。"　　"实际上，苏联到底是什么呢？尽管它有着大规模的军队和人数众多的空军力量，但是，据外国的军事观察家以及法国和英国的国务活动家的观点认为，现在的苏联只是一个逝去的希望。在最近组织的任何一次反法西斯联盟中，它都成了被抛弃的对象。"　　我不知道，斯大林有没有在他所建立的制度和东方的专制国家之间发现什么共同点，但是，斯大林肯定也不想把世界上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这种并不讨人喜欢的国家相提并论。所以在援引戈瓦尔特文章的这篇报道的第一页上批示道："把这个报纸的代表从莫斯科驱逐出去。"以便将来再也不能为"污蔑"提供资料。　　关于苏联由于军事力量太弱而被抛弃的观点，斯大林也不敢苟同这位美国记者的观点。他看到，欧洲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在塔斯社1939年6月23日关于波兰报刊对英苏会谈反应的报道中，斯大林做了一个很具代表性的批示："给蒙古人民共和国派去两个团的战斗机。"当时，苏日武装冲突正在蒙古的哈拉哈河畔进行，斯大林想尽快结束那里的战事，以便集中部队为在欧洲的未来军事行动做准备。他知道，他已无法防止战争的发生了，并且他也不准备再做出任何努力。斯大林根本不想保护波兰，使它免受德国入侵的威胁，而是打算与希特勒一起像兄弟般地把它瓜分掉。　　但是，总共只过了那么半年，关于红军软弱无力的预言就在芬兰的丛林中和沼泽里应验了。我再重复一遍，斯大林并不相信，他的军队如此孱弱，于是便把在芬兰失利的原因归结为复杂的气候条件，以及恶劣的自然条件，另外，再加上在芬兰行军的慌乱不堪（以为赫尔辛基会不战而降）。现在毕竟还可以嘲笑那些芬兰人，虽然是试图用笑声驱走恐慌。只是1941年6月22日之后，斯大林真害怕了，并且从此再也没有笑过，甚至在胜利以后。　　------------"卡列娃"号内幕------------　　击毁芬兰客机"卡列娃"号内幕　　法国首都被攻陷与下达击落飞机的命令之间肯定存在着某些联系。可能，在"卡列娃"号飞机上有那么一份文件，它不仅随着法国抵抗的失败而失去存在的价值，而且如果落入他人之手，将会使斯大林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在不久前出版的《历史文献》中有一本登记本，上面记录着拜访过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人的名字，这对于专业人员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在这些有幸（或不幸）与斯大林交谈过的人的名字当中，有时会有惊人的发现，以及一些世界历史上的难解之谜。例如，1940年1月2日，斯大林会见了一位名叫格林瓦尔德的人，读者也许会推测为是芬兰的将军格连瓦尔--即总统克科年的副官拉格纳尔·格连瓦尔少将。20并且他们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当时，芬兰与苏联之间的"冬季战争"正值最激烈的时候，但是，这并不会影响芬兰的军方高级领导人与斯大林进行和平会谈！而要知道的是，在1939年到1940年间，格连瓦尔还没有被授予将军军衔，当时是芬兰军队总司令卡尔·古斯托夫·曼纳林男爵元帅的副官。　　芬兰在1971年出了一本书，是曾任曼纳林私人话务员和密码员的维尔诺·塔赫瓦奈年写的，书名叫《特别的使命》。他证实，从1932年到1945年间，曼纳林与斯大林一直保持着通讯联系。并且，在"冬季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曼纳林的副官受到斯大林的接见，这件事本身也证明，塔赫瓦奈年写的是实情。要知道，为了让格连瓦尔跟斯大林见面，必须要将这次会面的有关事宜谈妥。而在战时条件下，要完成这件事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无线电报联系。　　那么，格连瓦尔与斯大林讨论的到底是些什么问题呢？当时他们谈话时，在场的还有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在谈话快结束时，政府首脑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也参加了。可以想见，讨论的肯定是关于停战的事。正是因为受格连瓦尔与斯大林会面的影响，在曼纳林的回忆录中才出现了下面这段话："克里姆林宫觉得在此时此刻手脚还被束缚，这对自己很不利，此时，苏德条约所规定的新的任务已经摆在了他们的面前：占领比萨拉比亚并使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布尔什维克化。从1940年1月初起，苏联领导人就预料到德国将会入侵西欧，这才使得它有可能继续自己的扩张政策。如果芬兰战争仍然继续下去，就会产生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像进攻德国和西方国家这样的计划，尤其需要精心的策划，同时还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否则，这将变成一种冒险行为，或者被延误，从而引出新的、让人意想不到的麻烦。"也许，莫斯科的会见给格连瓦尔留下一种这样的印象：苏联迫切想尽快结束芬兰战争，以便在德国向西发起进攻时腾出手来。但是，1940年1月并没有达成停火协议。　　但是，如果相信塔赫瓦奈年的话，斯大林与曼纳林之间的接触并没有停止。可能，还有一个秘密把他们连在了一起。曼纳林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容克－52型芬兰客机"卡列娃"号的坠毁事件，它是在1940年6月14日由塔林飞往赫尔辛基的正常航线上被击落的："据证实，'卡列娃'是被苏联的两架战斗机击落的，并且苏联驻防在这个地区的一艘潜艇劫走了机上的所有物品。除了芬兰的飞行员和机组工作人员外，所有乘客也全部遇难。这些乘客全部是外国公民，其中一位是法国的外交信史，他随身携带的装有信件的包也被劫走。芬兰政府在对自己很微妙的形势下……出于大局考虑，既没有提出抗议，也没有要求赔偿。对外公开的说法是，飞机坠毁的原因至今尚未查明，但事件的真实过程已经基本明了。但是，这一说法由一名两年之后被俘的潜艇上的军官推翻，按照他的说法，坠落到公海中的文件袋被送到了一条随即从喀琅施塔德驶出的船上。"　　曼纳林搞错了，飞机并不是被战斗机击落的，而是被轰炸机击毁的。苏联英雄彼得·伊里奇·霍赫洛夫，曾任波罗的海舰队第1鱼雷航空兵团的领航长，他在1988年写的回忆录《在三大洋上空》中，讲述了2架伊尔－4轰炸机的英雄业绩，就是它们在塔林附近击毁了芬兰的民用飞机。在其中一架伊尔－4轰炸机上的是团长希奥·别济诺维奇·别济纳什维利、霍赫洛夫和射击手卡祖诺夫中士，而在第二架飞机上的是　　М.А.巴布什金大尉、领航员康斯坦丁·维诺格拉多夫中尉和射击手В.А.卢奇尼科夫中士。国家理应知道自己的英雄！　　------------攻入巴黎------------　　彼得·伊里奇很肯定地说，"我们接到命令：未经检查，任何外国船只和外国飞机不得离开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港口以及飞机场……1940年6月23日，我们两个机组在团长Ш.Б.别济纳什维利上校的带领下，在波罗的海西北方向进行侦察……在距离塔林3至4公里处我发现，有一架飞机从拉各斯贝格机场起飞了。它正飞往赫尔辛基方向……我们靠近这架没有任何标志符号的容克－52　　(难道威武的轰炸机飞行员们没有发现芬兰飞机上那蓝色的标志吗？--作者按)。我打开驾驶舱的领航窗，抬起手向飞行员示意，以便飞机转飞回机场。但是，这架容克式飞机仍按照刚才的航线飞行，甚至还加快了速度……几颗曳光弹从容克式飞机前闪过，但是这无济于事。我们离这架被跟踪的飞机太近了，以至于我们透过它的舷窗都看到了里面的乘客……和他们自负的表情。富农们朝我们指指点点，并用手枪威胁我们（标志没有发现，倒是把自负的表情和富农们看得清清楚楚！--作者按）。这之后，这架破坏分子的飞机（不明白的是，破坏了什么。--作者按）就被击落了。"　　"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严格按照指令完成的。但毕竟还是怀着一种对刚发生的事感到惋惜的心情返回了机场。我们详细地汇报了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但是我们却受到了批评：好像说，我们没能迫使这架容克飞机降落。从海湾里打捞出的机身中不仅发现了许多贵重物品，而且还发现了大量涉及国家机密的文件……这时，一切才恢复正常。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这架容克－52拒绝服从命令返回机场：它必须为所从事的间谍活动受到惩罚。"　　给人的感觉是，霍赫洛夫和他的同志们为9条无辜死难的生命没有感到丝毫良心上的谴责：命令就是命令。我们暂时只知道其中两个人的名字："卡列娃"号的机长博·冯·维勒布兰德和无线电报务员坦诺·兰尼斯。剩下7位乘客--其中也包括法国外交信使，至今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有意思的是，彼得·伊里奇不知不觉地把这次惨剧发生的时间说晚了9天--即说成了6月23日。大家知道，飞机从塔林飞出已经是在爱沙尼亚被苏军占领之后。按霍赫洛夫的话说，当时"剥削阶级""妄图把抢劫的巨款运过大洋（说实话，波罗的海并不是大洋）。"但是，实际上飞机是在6月14日被击毁的--正好是德国人攻入巴黎的日子。也许，彼得·伊里奇由于时间隔得太久，便把巴黎沦陷与法国投降的日子弄混淆了--要知道，法国是在随后的6月22日投降的，所以，他把"卡列娃"号遇难的日子搞错了。我想，法国首都被攻陷与下达击落飞机的命令之间肯定存在着某些联系。可能，在"卡列娃"号飞机上有那么一份文件，它不仅随着法国抵抗的失败而失去存在的价值，而且如果落入他人之手，将会使斯大林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正如我们记得的那样，斯大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准备利用德国在西线的进攻。所以急于结束芬兰战争，以便把在芬兰的全部兵力调集到靠近德国边境处，同时，把召集参加"冬季战争"的战士的复员工作推迟到7月1日。也许，1940年春天之所以要枪杀那些波兰军官，只是因为一旦与德国爆发战争，就势必把这些军官送回盟国，而苏联却根本不想这样做。斯大林本来指望趁法西斯德国的全部武装力量进攻法国的同时，在背后袭击希特勒。却没想到法国人那么快就经受不住打击而战败投降。　　也许，斯大林想通过曼纳林和这趟飞机上的一位乘客，把那么一封信函送到伦敦和巴黎。至于这封信函的内容，可能并不复杂："坚持住，朋友们，很快，红军很快就会来帮你们了！只是你们一定要像亲兄弟一样，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比萨拉比亚让给我们。"斯大林正好在6月13日召开大型军事会议。可能，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决定：因为法国人再也坚持不住了，所以红军必须提前动手。14日那天，在斯大林那儿第一个发言的就是贝利亚，多半就是他向大家宣布，已经成功击毁飞机并找到所需文件。　　也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法国信使送走了惹祸的信函。6月13日，莫洛托夫会见了刚刚到达莫斯科的法国大使埃里克·拉博恩。大使转达了法国希望"就如何维持武装力量的平衡手段问题双方交换意见"，而这种平衡已被德国人的进攻所破坏。换句话说，法国请求苏联的援助。于是，莫洛托夫的回答便是，询问巴黎是否准备考虑比萨拉比亚这一难题，可是拉博恩并未接到有关这一问题的指示。21也不排除，当时苏联把占领比萨拉比亚和立陶宛看成是建立反对德国的战略基地。难怪在5月25日才对立陶宛首次提出进驻要求，而6月14日便发出关于进驻军队的最后通牒，比其他两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要早两天。也可能，莫洛托夫已经请拉博恩把秘密信函转交给法国政府。巴黎被攻陷迫使斯大林急于销毁文件，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它落到德国人的手里。于是便派出两架轰炸机跟踪追击--因为只有它们才来得及从蒙海峡群岛的基地起飞拦截"卡列娃"号。　　恐怕只有联邦安全委员会或总统的档案室才能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也许在那里还可以找到那份使芬兰飞机被击毁的文件。但是，不管怎么说，为了这桩60年前所犯下的罪行，不仅应该表示道歉，而且还应该为死难者的亲属进行赔偿，就像早就应该对卡滕的受害者进行赔偿一样。　　------------苏军封锁占领区真相------------　　苏军封锁罗马尼亚占领区真相22　　让斯大林感到满意的是，没有一个人跑到罗马尼亚去。但是，他仍然语重心长地批评尼基塔·赫鲁晓夫："总的说来，从您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您在边境地区的工作进行得很不怎么样。向人群开枪当然是可以的，但开枪并不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方法。"　　1940年6月26日，苏联政府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罗马尼亚向苏联交还比萨拉比亚以及大部分居民是乌克兰人的北布科维纳。布加勒斯特听从柏林的建议接受了最后通牒，于是6月28日，红军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便进驻了罗马尼亚几个省份，同时，于6月30日到达普鲁特河的新边境。一开始，居民们没有对苏联军队表示丝毫的敌意。但是，由于几个月以来强制性地实行集体化、关闭教堂、商品匮乏、对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代表进行镇压，所有这些"共产主义天堂"的措施使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人想跑到罗马尼亚去，但是，半路上被苏联边防军用枪赶了回来。1941年4月1日，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向斯大林报告说："切尔诺夫策州格雷博克区最近的4个村庄的一部分农民来到区中心的格雷博克村要求把他们送回罗马尼亚。这群人大概有1000多人，大部分是男人。4月1日中午，这群人来到格雷博克村，跑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大楼前，有些人举着十字架，还有一面白旗（据参加这次游行的人说，这是和平愿望的象征）。其中一个十字架上还贴着一行标语：'看呐，兄弟们，这就是那些被红军们弄坏了的十字架！'在参加游行的人群中没有发现武器。在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大楼前有人给他们讲得清清楚楚，这样的集会在边境地区是违法的，必须解散。后来人群就散开了……国家安全局局长下令逮捕那些纵火者，今天夜里命令已经得到执行。"　　"在此两天以前，一群农民也来到斯托罗日涅茨边境区的区执行委员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已经调查清楚，是富农和加尔季斯特（法西斯组织"钢铁近卫军"的成员。-作者按）挑唆他们这样做的。斯托罗日涅茨区查明的挑唆分子已经被逮捕……"　　"4月1日大约19点钟，格雷博克区有500到600人企图强行冲入罗马尼亚。边防军人开了枪。结果据初步计算，大约有50人被打死或打伤，其余的人被驱散。没有一人冲过边境。"　　让斯大林感到满意的是，没有一个人跑到罗马尼亚去。但是，他仍然语重心长地批评尼基塔·赫鲁晓夫："总的说来，从您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您在边境地区的工作进行得很不怎么样。向人群开枪当然是可以的，但开枪并不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方法。"23这个意思就是说，既然有充分的时间完全可以逮捕那些"挑唆分子"，也许再开枪就没有多大必要了。但是，从总体上说，摆在赫鲁晓夫及其下属们面前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必须说服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的农民们，让他们相信，大地主制的罗马尼亚在1918年以后通常意义上的地主已经不存在了，而政府只征收他们收成的一小部分，当几乎所有收成都被政府征收精光时，在罗马尼亚生活仍然要比苏维埃统治下的生活悲惨的多。所以，1941年6月，即卫国战争开始的前一个星期，因为斯大林准备对德国先发动进攻，于是便把几万名"不可靠"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居民驱逐出了国境。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被解放的"居民确实觉得"大地主制的"罗马尼亚比苏联要好。　　------------骄横拔扈的斯大林爱将们------------　　斯大林十分喜欢自己的将军和元帅们，虽然有时也无情地把他们打入大牢，甚至把他们枪毙。但是其实他是很袒护他们的，尤其袒护那些工农出身的，而不是袒护那些过去当过沙皇军官的人。　　阿帕纳先科　　一天，斯大林收到了一封非常绝的对远东方面军司令阿帕纳先科的告发信。　　告发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哈巴罗夫斯克区党委第一书记Е.А.博尔科夫。　　1941年8月13日，他"只向斯大林一个人"汇报说：　　远东方面军中的领导局势亟待缓和。在阿帕纳先科和热尔托夫（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战后担任苏军总政治部主任。--作者按）的冲突中责任完全在阿帕纳先科一方。阿帕纳先科在与我个人的交谈中，拿不出一条证据能够证明热尔托夫胆小怕事、藐视苏联将军和与当地党政机关不配合，而所有这些都是他在一封以梅利斯（列夫·扎哈罗维奇·梅利斯,斯大林助手。--译者注）的名义写的告发信中提到的。总结起来就是，好像"热尔托夫想干预指挥工作，而我也想指挥，并且惟有我才能下命令。"接着，阿帕纳先科又说："热尔托夫从来没有打过仗，在这儿只会妨碍我下达命令。我不想再和他共事了，还是派他到西线吧！"　　由于经常与阿帕纳先科见面，在观察了他的行为和工作之后，我个人认为：　　1.阿帕纳先科身上近乎刚愎自用的自我意识超越了一切党性。　　2.阿帕纳先科对自己那个小圈子里的人一点儿也不吹毛求疵，喜欢并赏识那些在他面前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人。　　3.阿帕纳先科领导无方。在做任何决定之前，从不深思熟虑。无论做什么事都是由着性子来，按照"我指示--我命令--我要求"的模式草率行事。　　4.阿帕纳先科对待下级粗鲁而又没有克制力。最近，他最喜欢的口头禅成了"我逮捕你"，"我审判你"。有一件事情几乎弄到了荒唐的地步：最近几天，阿帕纳先科不管不顾我们的要求和反对，非要下令把一位既不是我们的下级，也不属于我们管辖的工作人员共青团员库兹缅科送交法庭审判。他是以高尔基命名的航空工厂的一位警卫，被送去审判的原因，只是因为他在大门口的值班室要求阿帕纳先科出示通行证。库兹缅科第二天就拿着一份检讨书到阿帕纳先科那儿，请求他原谅，不要把他送去审判。阿帕纳先科在这份检讨书上批示道："管理处:必须送交法庭。请呈报。苏联人民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将军。"　　今天，不顾我的反对，又签署了第0066号命令，罢免了军事建设管理局局长、勋章获得者卡尔捷涅夫上校的职务，并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因为他没有完成军事委员会做出的关于把汽车修理厂转交方面军的命令。军事建设管理局并不隶属于方面军司令部，所以卡尔捷涅夫上校在等待政府解决这一问题时，便把转交汽车修理厂的事耽搁了几天。不用说，无论是审判他，还是撤他的职，都是不允许的，但是，阿帕纳先科不懂这点，而且也不想搞懂。　　斯大林同志！全苏党代会召开之后，也就是从阿帕纳先科担任方面军的领导职务以来，边区委员会和我个人都竭尽全力来提高他的威信，千方百计地在工作上帮助他，在他最初的工作中维护他，同时尽量让他避免犯错误。战前，阿帕纳先科还算接受我们的建议，也顾及党组织的意见。可自从战争爆发以来，阿帕纳先科自认为是远东惟一的"主人"，在公开场合自高自大、肆无忌惮、目无法纪，而一涉及具体事务，就显出一副愚昧无知、目光短浅的样子。照我的看法，把这么一块极为重要的地区以及保卫苏联远东边界的任务交给这样一个人，是万万不可的。　　请求您，斯大林同志，在决定远东方面军的领导权问题时，务必把我的肺腑之言考虑进去。　　但是，斯大林并没有采纳博尔科夫的"肺腑之言"，而是于8月15日，给这位哈巴罗夫斯克共产党的领导人回了下面这样一封信："阿帕纳先科的缺点，就像他的优点一样，中央委员会是很清楚的。在日常工作中，不能用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标准来要求阿帕纳先科。阿帕纳先科是一位久经沙场的好战士，并且在军事方面也是一位不错的领导，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位比施泰尔恩或科涅夫（阿帕纳先科在远东的两位前任；此时，施泰尔恩正在卢比扬斯克的监狱中度过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后便被处决了。--作者按）要好得多的领导。您在处理跟阿帕纳先科的关系时，应该考虑到这个情况。显然，热尔托夫同志不善于寻找合适的途径，以便与阿帕纳先科共同工作。像热尔托夫这样的好同志，西线是非常需要的。我认为，比较合适的办法是任命雅科夫列夫同志为远东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而由国防人民委员部下令解除热尔托夫的现任职务，以便任命他为另一个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成员。"　　------------关于列宁的儿童故事------------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在我们面前活脱脱是一个刚愎自用者的形象。可见，阿帕纳先科在远东自诩为沙皇、上帝和军队的最高统帅。在见识了博尔科夫的这封信后，持不同政见的将军彼得·格里戈连科和投诚的作家维克多·苏沃洛夫对阿帕纳先科那大加赞赏的评价又算什么呢！在格里戈连科写的那本名叫《在地下室里只能遇见老鼠……》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甚至阿帕纳先科的长相也让我们觉得不舒服，更不用说到处都有传言，说他刚愎自用，是一个庸俗、愚昧的人……但是，那些接近阿帕纳先科的人很快就会相信，他背后的那些传闻有很多并不完全可信。首先，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人头脑极为聪明。是的，他确实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他博览群书，而且最主要的是，他善于权衡下属的建议，并挑选出在目前条件下最适用的意见。第二，他敢想敢做。如果认为什么事是合理的，就作出决定，就去完成，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从来不把过错往执行者的身上推，从来不让下属处于危险的境地。如果认为他们中的某个人犯了错误，那么就自己惩罚他。从来不会把他们送到部长那里或法庭上去受惩罚。"　　我想起了一个儿童故事，是关于列宁的。一个年轻的军校学员在克里姆林宫站岗，他是不久前才到莫斯科的。列宁迎面走来，哨兵不认识他，于是便要这个戴着便帽的人出示通行证。这时，正好这位学员的领导经过这里，于是开始斥责起他来，几乎都要动手了："你怎么竟敢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要通行证！看我们不拘捕你！"但是列宁制止他们说："这位学员做得对。他有责任要求所有的人出示通行证，其中也包括让我出示证件。对他不仅不应该责备，还应该嘉奖他这种负责的精神。"给人的感觉是，博览群书的阿帕纳先科似乎并没有读过这个故事，所以他的行为与儿童故事中的列宁的做法完全不同。而且阿帕纳先科一点儿也没打算把可怜的警卫从法庭解救出来，相反，他要求尽快把他送到法庭去。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库兹缅科和卡尔捷涅夫的事情结局如何，也不知道阿帕纳先科有没有收回自己野蛮的命令。在斯大林给博尔科夫的电报中，只字未提关于这位深受专横行为之害的倒霉人的命令。在阿帕纳先科与远东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冲突中，斯大林是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同名人的一边，是不会在意个别人的命运的。　　为什么斯大林在远东需要像阿帕纳先科这样的人呢？在1943年斯大林派阿帕纳先科去西线时，他解释了其中的缘由。格里戈连科援引了阿帕纳先科对这次见面的叙述。当时，阿帕纳先科突然从哈巴罗夫斯克被召回，斯大林对这位正感到奇怪的将军说："你说说，像信任你这样，我还信任过谁？快说吧！你说不出来了吧！因为，你就找不出这样的人。你在远东的权力，比沙俄时的总督还要大。我把所有的部队都划归你管……让所有的人都服从你的命令。而你以为，他们喜欢这样？你以为，他们不想脱离你的领导？他们当然想脱离！他们也努力了。检举信也写了。并且告发的就是你。那上面什么都写了！甚至还写了你想把远东从苏联分裂出去，你想当远东的沙皇。而我信了吗？不，我不相信。我知道，你是忠诚于党和……斯大林的人……日本人进攻远东的可能性现在实际上可以排除了。今天这个成果，我们首先应归功于我们在苏德前线的胜利，然后还应感谢你在远东方面军的贡献。而在苏联和伪满洲国边境相对安全的条件下，像你领导的那么大规模的军队留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并且战争眼看就要结束了，它最激烈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你成什么人了？一个从未打过仗的方面军的司令员，而且是一个身边的诽谤性传闻比大仲马写的小说还要多的司令！　　"所以我决定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指挥一个作战的方面军，一个正在进行战斗的方面军。这样，战争结束以后你才可以成为一个元帅，因为你曾经在战争最后阶段率领过一个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军！但是，我们一开始先不要指挥方面军。首先应该熟悉熟悉战斗环境，还要学习学习才行。"　　在战争的紧要关头，斯大林在远东正需要一位这样的独裁者，他能够控制住当地的党委书记们，这些书记在远离中央的这些地区，喜欢把自己的州看成是封建的世袭领地。而当战争取得胜利已经没有什么问题时，斯大林就想把这位剽悍的骑兵派到西线去，以便能够挣得勋章，而且捞取元帅的称号。库尔斯克战役打响前，阿帕纳先科被派到瓦杜金的沃罗涅日方面军任副司令员。也许，斯大林有意想用阿帕纳先科逐渐取代瓦杜金，或者逐渐取代相邻的草原方面军的司令科涅夫，从上文所引述电报的内容可以看出，科涅夫并不讨斯大林的喜欢。关于这点，朱可夫元帅可以证实。他有一次对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斯大林对科涅夫态度很不好，只是在库尔斯克战役之后，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终于有机会成为元帅并攻下了柏林。而阿帕纳先科却有着悲惨的结局。他刚一参加战斗，就被德军航空炸弹的一块弹片击中而受了致命伤，并于1943年8月5日不治身亡。24而就是这样，他也算到达了施普雷河并获得了元帅的称号。斯大林需要的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下属既粗鲁又残忍的将军们。我认为，他取得的胜利是用无数的鲜血换来的，而其他方面军的司令们也跟他是一丘之貉：朱可夫和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和叶廖缅科、戈沃罗夫和瓦杜金……　　------------叶廖缅科------------　　叶廖缅科　　在自己的几千个将军们中间，斯大林特别关注其中的几个，打算将来把他们提拔到更高的职位。于是，便对告发他们的检举信姑息纵容，把事情压了下来。这不，1941年8月14日，中央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白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潘捷列伊蒙·孔德拉季耶维奇·　　波诺马连科发来了一封申诉方面军司令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叶夫列莫夫的电报：　　我觉得绝对有必要向您汇报下面的情况：　　库兹涅佐夫（曾任方面军司令，是叶夫列莫夫的前任。--作者按）担任方面军司令的时候，经常与集团军和兵团的司令以及各个师的师长有联系。所以每时每刻都对局势有准确的把握。敌军最小的动静也逃不过我们的眼睛，同时，我们会采取相应的对策。方面军不断打来电话向司令部报告情况。库兹涅佐夫了解每一门炮和每个战士的情况。人们工作起来都很紧张，他对大家提出的要求也比较高，虽然常常是以非常不文明的形式提出。斯大林同志，我写这些不是为了替库兹涅佐夫说好话，而是为了让您了解现在的情况成了什么样子。尽管局势日趋复杂，可司令部里反而变得安静了。人们开始正常地--其实是更多地休息--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电话联系几乎也中断了。指挥工作主要改为纸上谈兵，并且事事都落在后面。对方面军的情况没有一点了解，而毫无根据、夸大其词的声明却增加了。如果说，以前甚至连敌军侦察部队的军事行动都被附近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司令部所掌握的话，那么，现在--我举个例子说吧，8月13日夜，第117师几乎无缘无故地就连夜离开方面军，跑到了30公里远的地方，结果敌人占领了多夫斯克和科尔玛，而方面军得知这一消息时，已经是早晨11点了。要不是第21集团军特别强调的话，集团军司令部根本不会发现整个师已经跑了。　　斯大林同志，我说一句非常负责任的话，跟叶夫列莫夫在一起什么事也干不成。他是一个爱吹牛又爱撒谎的人，我可以证明这点。现在，指挥领导工作方面变得一团糟，而且所有人都感觉到了。甚至那些以前受不了库兹涅佐夫异常粗鲁的态度的人，也在议论说，虽然与库兹涅佐夫很难一起共事，但跟他一起作战却让人很放心。　　我请求梅利斯转告您说，对叶夫列莫夫的任命是不正确的，并且应该让叶廖缅科当候选人。当然，不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会尽全力帮助叶夫列莫夫改进领导工作。　　斯大林对波诺马连科并不信任，因此8月15日对他的答复非常严厉："您告发叶夫列莫夫的信我收到了。您的行为让人很费解。不知为什么撤库兹涅佐夫职的时候您保持沉默。现在呢，叶夫列莫夫才刚刚被任命了几天，您马上就断定，他是一个爱吹牛又爱撒谎的人，并且跟他在一起将一事无成。您是一位军事委员会成员，不是一位观察家，并且站在叶夫列莫夫的角度看，您也有责任要对集团军和各个师的领导进一步严格要求，有责任与各个集团军和师加强联系、了解战役局势并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您有责任同时也有机会使叶夫列莫夫成为一位真正的领导。"　　"建议您能就这封检举信的主要内容跟叶夫列莫夫坦率地说明一下自己的态度，这封信将来有机会我会让他了解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方面军的工作真正地做到布尔什维克化。我要告诉您的是，在中央委员会里，像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这样的同志对叶夫列莫夫的评价都是很高的。更不用说来参观检查工作的梅利斯了，他对叶夫列莫夫的反映也很好。"　　就在同一天，斯大林也给叶夫列莫夫发去了一封电报："我收到波诺马连科写的检举信，他在信里对您的工作反映很差，并且认为您不会领导方面军，因为您对自己的下属不严格要求，同时也不会根据局势的变化让他们变得规矩起来。我请您亲自跟波诺马连科交换一下自己的想法，同时采取果断措施改正您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　　米高扬是在国内战争时期的外高加索认识叶夫列莫夫的。1920年，叶夫列莫夫开着装甲车第一个冲进了巴库。1938年，当讨论有关可能拘捕他的问题时，是伏罗希洛夫为他担保的。从此，斯大林就完全信任了叶夫列莫夫。　　如果要是想一下波诺马连科检举信的实质，那么，用肉眼就能发现它的荒谬。新上任的方面军司令允许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们有正常的睡眠时间，这有什么可怕的呢？反正，就算不睡觉，他们也干不了多少事，也不会制订出什么杰出的计划。即使集团军司令部、甚至各个师的司令部不再因为琐事往集团军司令部打电话汇报情况，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因为在决定许多问题时，他们反而因此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说到底，有必要把每一个敌军侦察部队的军事行动都报告给方面军的司令吗？况且，叶夫列莫夫领导方面军总共只有几天，无论如何也不应为前任的错误负责。至于谈到费奥多尔·伊西多拉维奇·库兹涅佐夫，按照波诺马连科的观点，"作战是可以让人放心的"。就是这个库兹涅佐夫在中央方面军之后被派去指挥克里木的第51独立集团军，可是也未能挽救它的灭顶之灾。11月初部队从彼列科普撤退时，由于指挥失误而秩序混乱，库兹涅佐夫因此被撤了职。他留给叶夫列莫夫的烂摊子，未必比克里木好多少。　　------------让下属规规矩矩------------　　但是，结果叶夫列莫夫领导中央方面军也只有几天。很快，这个方面军就被撤销了，于是，它的人员归属布良斯克方面军，领导这个方面军的正是曾被波诺马连科推荐的叶廖缅科。叶廖缅科也赢得了斯大林的青睐，但是，因为自己热衷于对下属进行"拳脚教育"，还是跟叶夫列莫夫不能合拍。关于这点，1941年9月19日第13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加年科写给斯大林的申诉书是很有说服力的："昨晚，我在方面军的前沿阵地上，我和叶夫列莫夫将军一起返回作战小组，以便制订下一步的进攻计划。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和军事委员会成员马泽波夫一起也来到了这里，当着所有人的面，演出了下面这场闹剧：叶廖缅科不问青红皂白，就开始指责军事委员会胆小如鼠、背叛祖国。我说，不应该说这么过头的话，叶廖缅科挥舞着拳头向我冲了过来，有好几次打在我脸上，还扬言说要枪毙我。我表示，他可以枪毙我，但是他没有权力侮辱一位共产党员和最高委员会代表的人格。当时，叶廖缅科拔出了毛瑟枪（迎合下属的愿望--为了不受侮辱。--作者按），但是叶夫列莫夫拦住他，没让他开枪。接着，他就开始威胁说，要枪毙叶夫列莫夫。在这场不成体统的闹剧中，叶廖缅科歇斯底里地破口大骂，稍稍冷静一点儿之后，叶廖缅科开始夸口说，好像是斯大林同志赞成他痛打几个兵团的司令，哪怕把其中的一个脑袋打破也不要紧。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叶廖缅科强迫叶夫列莫夫跟他喝伏特加酒，而当后者不愿意喝时，就开始破口大骂，说叶夫列莫夫存心跟他作对，以后再也不能当他的副手，尤其是因为他连兵团司令们的脸也不敢打。我请求您做出裁决。"斯大林的处理办法仅限如此：把加年科的申诉内容给叶廖缅科讲了一下，要求他做出解释，然后叶廖缅科的方面军司令照当不误。叶夫列莫夫呢，被派去组建新的第33集团军。在加年科的申诉之后，又过了那么两个星期，布良斯克方面军在法西斯德国武装力量进攻莫斯科时被全线击溃。看来，"让下属规规矩矩"，再加上饱以老拳和以枪毙相威胁并没有挽救得了叶廖缅科。而至于说他是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以后才打将军们的脸，似乎叶廖缅科并没有撒谎。在身为最高统帅的赫鲁晓夫看来，他就很鼓励将军们打嘴巴子（虽然自己从来不打）："斯大林本人，当有哪位指挥员向他汇报什么事时，就常常说：'你打他嘴巴了吗？要打他嘴巴，要打！'一句话，打下属的嘴巴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是英雄行为。（虽然，也许颠倒过来的事情才应该被认为是真正的英雄行为：作为受侮辱的回报，下属去打上级的嘴巴，但是，不知为什么，这样的事在红军的历史上从未有人听说过。--作者按）就是要打！"接下来，赫鲁晓夫可能正好讲述了发生在第13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身上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有一天叶廖缅科甚至打了军事委员会成员。后来我问他:'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您怎么可以允许自己打人呢？要知道，您可是一位将军、一位司令啊！您连军事委员会成员也打了？！''您知道吧，现在的局势就是这样。'他回答说。'不管局势如何，难道除了拳脚相加，就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和军事委员会成员交换意见了吗？'他又解释说，局势很严峻。应该尽快送来炮弹，他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可军事委员会成员却坐在那儿下象棋。我对叶廖缅科说：'呵，这个情况我还不知道呢。如果他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还在下棋，这当然不好了，可是，动手打他，这对一个司令员来说--就是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也一样，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25　　有意思的是，叶廖缅科本人后来在1943年的时候，还在日记中抱怨朱可夫的粗鲁："朱可夫，这个篡权者和流氓！对我简直太不像样子了，简直就是非人的待遇。他踩着所有的人往上爬，可是我是最倒霉的一个。他要是不放过我，把我惹急了，我马上就跑到中央委员会或最高统帅那儿告他一状。作为一个司令员，我要为交给我的这份工作负责，所以我有责任这样做，并且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应该这样做。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想当年，他算个什么！他是一个阴险而又愚蠢的家伙，是一个厚颜无耻的野心家……"显然，叶廖缅科并没有把自己的粗鲁当成是真正的粗鲁，他自己对于下属来说是那么地可怕，恐怕他甚至连想都没想到。　　------------被追认为苏联英雄称号------------　　叶夫列莫夫呢，以前是沙皇军队的一个准尉，他从不允许自己动手打下属，同时，他作战时，靠的不是人数多取胜，而是尽量多动脑筋，靠智力取胜，而且他还很看重战士们的生命，这在红军的将军们中间是非常罕见的。1942年2月初，由于朱可夫的过错，他和第33集团军的突击小组一起在维亚济马城下被包围，由于他不愿意当俘虏，在1942年4月饮弹自杀。他在包围圈里坚持的时间比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坚持的时间还要长一天。斯大林的庇护也没能使叶夫列莫夫免于灭顶之灾。并且只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他才被追认为苏联英雄称号。　　------------掩饰悲观的斯大林------------　　战争伊始：掩饰悲观的斯大林　　"私底下跟你说--我应该对您开诚布公，如果英国人不能在最近的3到4个星期内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就可能输掉这场战争。这是很让人悲哀的，但这很可能成为事实。斯大林。"　　1941年8月，苏德战场的局势对红军很不利。19日，斯大林给预备役方面军司令朱可夫回电说："你关于德军可能向切尔尼戈夫、科诺托普、普里卢基方向进发的看法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德军在这一方向上的行动将意味着，它从第聂伯河东岸绕过我基辅集团，包围我第3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敌军的一个纵队已经横越乌涅恰并进发至斯塔罗杜布。鉴于已经预见到的这种情况并为了防止我们所不希望的这种意外情况发生，现组建以叶廖缅科为首的布良斯克方面军。我们正采取其他措施（另行通知）。希望能遏止德军前进。"27　　但是，所采取的措施并未取得什么效果，明显可以看出，德国人正在基辅周围形成合围之势。斯大林预感到灾难即将来临。于是便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英国身上，盼望它能很快地、恨不得马上就在西线开辟出第二战场。　　1941年8月28日，苏联驻伦敦大使И.М.迈斯基发来了一份上面盖有"绝密"和"急电"字样、内容为自己与英国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的谈话记录的电报。第二天，一份译好的电文就放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迈斯基报告说："昨天（8月26日。--作者按），解决完跟伊朗有关的问题后，我就大不列颠援助苏联的问题同艾登有过一次严肃的谈话。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艾登大致地问了一下我，我国人民现在精神状态如何。我抓住这个机会说，我只能谈谈个人的观点，于是便对他说了下面这些话：　　'根据我得到很多的消息和各种迹象表明，苏联相当多的人因为英国的立场越来越感到困惑和失望。事实上，现在的这种局面你又能让苏联人民作何感想呢？在10个星期里，苏联同向它发起猛攻、并且目标只对准它一个发起猛攻的德国进行着最惨烈的战斗，德军拥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装备。我们的军队和人民英勇地战斗着，并且将会把反对强大而又残忍敌人的战斗继续下去。但是，我们的损失太大了：700,000人，5500辆坦克、4500架飞机和7500门大炮，此外，还有大面积的领土损失，其中有一部分从经济和军事的观点来看是弥足珍贵和相当重要的。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在苏联集中兵力--并且仍将集中兵力进行历史上最艰难的战斗的时候，英国正在干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大使有关苏联损失的这些数据是从哪里来的。也不排除，纯粹只是他杜撰的而已。可能，斯大林关于人员伤亡的数据就是从迈斯基那儿得到的。在1941年11月6日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上，最高统帅在发言中很肯定地说，红军在4个月里阵亡和失踪的人数达到728,000人。说实话，斯大林可能认为关于装备的损失情况还是不提为好。迈斯基不得不从英国人那儿去弄到有关坦克和飞机的损失数据，并且他有意把损失情况说得更为严重一些，他不知道的是，实际的损失还要大得多。截至1941年9月初，苏军仅被俘的人数就有不下150万人28。据官方统计，红军到1941年年初不可挽回地损失了20,500辆坦克和17,900架作战飞机，并且到9月份时损失已经不少于这个数字的一半。关于苏军在战争的前两个月的飞机损失数据，德国人的估计更高--达20,000架作战飞机。　　迈斯基继续说：　　"7月中旬，苏联政府向英国政府建议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现在我不想谈论这些原因，英国政府拖延执行这一建议。但是，如果英国政府认为没有可能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那么，似乎它可以用另一种更为轻松的方式给予我们援助，那就是广泛提供我们所需要的飞机、大炮等诸如此类的装备。我说'更为轻松'，是因为英国政府至少决定在最近一段时间会主要保持防御观望的立场。所以，它显然能够把自己的后备部队（现在已经有的或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的）及时派往反法西斯战场中最急需它的地区。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英国没有开辟第二战场，同时就连一定数量的飞机和大炮它也不会给我们提供。自然，我们感谢英国政府的200架'鹞'式战斗机援助，这些飞机大约1个月以前就答应给我们的，可是至今还没有运到苏联。但是，跟我刚才说过的我们在空中受到的损失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或者，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向英国政府要一些重型炸弹（大使在回忆录中确切指出了想要60枚这样的炸弹。--作者按），经过漫长的谈判，空军部长最终同意满足我们的要求，可是，他答应给我们多少呢？6枚！不多不少正好6枚！军事装备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过去的这10个星期里，英国还帮助苏联什么了吗？伦敦最爱强调的就是:在空中进攻德国。实际上，英国在这一方面还是多少做了一些工作，所以我们正准备对英国政府所做的这些工作再次表示感谢。但是，艾登也应该清楚，德国的轰炸虽然可以取得一点成效，但不可能对东线战场的局势造成太大的影响。打蛇要打七寸。据我所知，英国的轰炸不会迫使德国从我们的战场上撤走一个航空兵大队。"　　------------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　　"那我们还从英国那儿得到了什么呢？一大堆的赞美之词，称赞苏联人民英勇善战、有爱国主义精神，称赞苏联军队的战斗素养很杰出。当然，这是让人非常高兴的（尤其是在大家普遍对我们的战斗能力表示怀疑之后，要知道，仅仅几个星期之前，这种看法还很有市场），但是，有点儿太过精神化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当我听到太多赞美声时，我就想：'少给点儿掌声，还是多来点儿战斗机吧！'考虑到以上所说的这些情况，难道还应该对苏联人民的困惑和失望感到奇怪吗？现在，这种情绪对苏联人民的心理影响越来越大。要知道，事实让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现在与其说英国是我们同法西斯德国进行殊死斗争中的一个盟国，一个战友，还不如说是一个对我们满怀同情的旁观者。我再重复一遍，我并不是受苏联政府的委托才对艾登说上述这些话的，但是，作为一个苏联驻英国的大使-他应该致力于巩固我们两国间的联合，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及时提醒艾登关注苏联现在的精神状态。"　　"我的话给艾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不论从他的表情，还是从他的行动，都是很明显可以看出来的。艾登试图为英国政府辩解，虽然可以感觉到，他并不是心甘情愿这样做，而只是出于责任而已。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就像我以前给您汇报过的那样，艾登本人是开辟第二战场的拥护者，并且非常积极地倡导应该援助苏联。艾登谈到，英国还不准备向法国进攻；美国在生产武器和飞机方面动作也非常迟缓；英国政府最多向德国展开空中攻势；在伊朗和英国、苏联之间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了军事协作，并且从整体上说，在近东的这种协作还有很大可能性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这时，艾登提到，英国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在利比亚开始发动进攻。"　　"我反驳说，在伊朗的战役当然意义也很重大，但是，说到底当前战争中有很多这种战役，它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在利比亚开始的战役也属于这种情况。最主要的难题在于，如何击败德国？这个问题英国政府是怎么考虑的？它现在的总战略是什么？我记得，去年7月初在法国刚刚投降以后，我提出关于英国的总战略问题时，丘吉尔对我的回答是很简短、很真诚的：'我的总战略，'他说，'现在就是，在最近3个月里保存实力。'"　　"当时正是陆军部长的艾登本人，发展了我的思想，即英国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大不列颠变成一个德国侵略者无法攻克的堡垒。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英国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就可以动员自己帝国的预备役部队，同时为自己寻找合适的盟国，那时就可以'坐等观望'了。应该坦率地说，当时这种总战略是可以理解的。"　　"据我所知，在稍后一些时候，也就是在1940年到1941年间，英国政府的领导层开始推行一种与以前不太相同的总战略方案，即集中力量、组建军队、建立强大的空军力量，同时也不排除个别情况下从岛上向世界局部地区发动规模不大的进攻，但主要的还是准备迟早对德国进行大规模的反攻--不是1942年，就是1943年。与此同时，英国在空中的巨大优势将在这次进攻中起主要的打击作用，而英国打算在美国的帮助下取得这种优势。我个人从未搞明白过，上述的这种战略方案将以什么方式使英国取得胜利（不是避免失败，而是要胜利）--在去年冬天我不止一次地跟艾登和巴特勒（英国外交副部长。--作者按）谈过这一想法。但是，当英国在反对德国的斗争中孤身奋战时，这样的方案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从6月22日起，战争形式急剧变化，甚至可以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么现在英国政府的总战略是什么呢？它在多大程度上有所改变？它的改变总的来说是否与这样一个事实非凡的重要性有关？这个事实便是：说到底，英国在东线还是有一个很强大的陆上盟国的。英国政府准备通过什么途径击败德国？它已经基本上排除了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还是只是认为现在这个时机没有可能开辟第二战场？自然，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都困扰着苏联人民，如果艾登能够就其中几个问题给我满意的答复的话，我将非常高兴。"　　"但是，艾登由于某种原因不可能或者也不想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他又提到了利比亚，说如果必要的话，英国政府准备全力帮助土耳其。同时，他很含糊地表示，在战争的一定阶段英国军队（其中包括空军）也可能在黑海、普洛利夫海峡和乌克兰等地区给予我们积极的协助，接下来还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虚无缥缈，不由地给我留下一种这样的印象，此刻艾登在战争的总战略方面根本没有什么深思熟虑的方案。最后，艾登说，他与首相将就我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整个战略问题进行一次商谈。在德国进攻苏联的情况下（要知道，他就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是个经验主义者），我不敢肯定，丘吉尔是否会有根据这种新形势而制订的深思熟虑的方案，但是，毫无疑问艾登显然是没有这种方案的。"　　------------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在我已经有意要离开时，艾登开始为我的开诚布公表示感谢。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是真切地期盼着英苏联盟能够更加巩固，同时也非常理解苏联广大人民此时此刻的心情，理解他们盼望着能尽快采取各种措施，以防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你要知道，'艾登强调说，'无论是我，还是首相，实际上我们都想给予苏联最大的帮助。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并非轻易就可以做到，但是我们确实是想帮助你们的。对于以前政府的政策我们是无法负责的。'我回答说：'如果英国政府真的想巩固苏英联盟的话，那么，请允许我送给你们一个忠告：不要接受大西洋宪章，问题也不在于宪章的内容。昨天我已经跟你谈过，我们并不反对宪章中的各项准则。但是，它产生的方法在我们看来不符合现在的情况。所发生的一切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好像英国和美国把自己想像成了万能的救世主，他的到来就是为了审判这个罪孽深重的世界，其中也包括审判我国。在这个基础之上，联盟是不可能巩固的。'艾登很难为情，于是开始向我道歉。按照他的话讲，丘吉尔临起程时，也没有想到会谈中会提出宪章问题。这完全是罗斯福一个人的主意。在他跟首相见面的时候，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了宪章的草案。丘吉尔当然不可能反对罗斯福的提议，结果就出台了包含八项条款的宪章。其实，英国只不过在最后的宪章里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归根到底，我倾向于认为，我们对宪章的反应，加上对在伦敦召开的同盟国会议一事的反应，这对英国政府下一步怎么走是一个很好的教训。1941年8月27日，迈斯基。"29　　迈斯基回忆道："……在我发出跟艾登谈话的汇报后，我竟然非常意外地收到了有斯大林亲笔签名的电报！这样的事情极少发生。一般给我回电的要么是人民委员В.М.莫洛托夫，要么就是他的一个副手，连А.Я.维辛斯基都很少回电。这封电报真是非同寻常。"　　"斯大林在电报中说，他很赞赏我在艾登面前的外交行为。让他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在与英国外交部长的谈话中，我非常贴切地表达出当前苏联人民由于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而引起的那种感受。苏联正在经历着最艰难的阶段，盟国迅速而又积极的援助显得极其重要和必需。"　　"我还记得，我久久地握着斯大林的电报，一遍又一遍地思考着，我还能为祖国再做些什么。"　　今天，我们可以把苏联驻英国大使在回忆录中对斯大林电报内容的转述与它的全文比较一下："伦敦，苏联大使迈斯基收。您同艾登关于英国战略的谈话完全反映出了苏联人民的感受。对您如此准确地把握了这些感受，我很高兴。实际上，英国政府是在用自己消极等待的政策帮助法西斯。法西斯分子企图把自己的敌人一个一个地消灭--今天是苏联，明天就是英国。英国是在用自己的消极帮助法西斯。英国人对着我们拍手叫好，对着德国人破口大骂，这些都于事无补。英国人明白这点儿吗？我想，他们是明白的。那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呢？看得出，他们似乎希望我们被削弱。如果这个假设正确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小心提防英国人。　　最近，我们在乌克兰和列宁格勒战场上的形势很不乐观。问题在于，德国人把最后30个师从西部战线调到与我们作战的战场。这使我方情况日趋严峻，更不用说还有20个芬兰师和22个罗马尼亚师也参加了进攻我们的战斗。现在，我们的敌人在战场上一共有300多个师。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人忽视了英国在西线的危险性，并且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摆设。所以，他们才敢这么肆无忌惮地从西线撤走了几乎所有的作战师。德国人凭什么就那么相信英国人会一直消极等待？　　如果局面继续这样维持下去，同时英国人还不行动起来的话，我们的处境就会十分危险。英国人从中能牟得什么好处吗？我想，它只会遭受损失。　　私底下跟你说--我应该对您开诚布公，如果英国人不能在最近的3到4个星期内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就可能输掉这场战争30。这是很让人悲哀的，但这很可能成为事实。斯大林。"31　　关于德军从西线调集到东线战场的最后15个德国师，是斯大林弄错了。事实上，在1941年8月和9月间，法西斯德国在法国和比利时只有36个步兵师。9月，这里组建了一个坦克师，即第22师，以替补被派到东线战场参加对莫斯科进行总攻的第2坦克师。8月底时，德国和它的盟国在苏德战场并没有300多个师。他们在这里有156个师，增援部队分别是：18个芬兰师、3个意大利师、17个罗马尼亚师和两个斯洛伐克师以及5个罗马尼亚旅、3个匈牙利旅和1个斯洛伐克旅。如果把两个旅算作1个师的话，总共也不超过200.5个师。9月，又从法国向东线调集了1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师，另外再加上从德国调来的1个坦克师。大家可以看到，离斯大林所说的15个师，还差得很远。　　------------一个完整的计划------------　　迈斯基在回忆录中只字未提斯大林怀疑英国人企图整垮苏联这件事，最主要的是，也只字未提最高统帅担心如果不立即开辟第二战场将必败无疑的恐惧。斯大林实际上是非常惧怕这样的结果的，要知道，他对迈斯基谈到失败的可能性时，并不是要让他把这一消息转告给英国政府，而只是"私底下说"。从上面的论述可以很明白地看出，正是这位大使向斯大林建议，让他向英国一方争取最大的援助。　　迈斯基在回忆录中很肯定地说："最后，在我的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计划。我请求斯大林向丘吉尔发一封信函，并在信函中提出两个问题：关于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以及关于向红军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的问题。我提醒斯大林说，关于第一个问题不会有什么实际的结果，但是，重要的是要时刻提醒英国人记住开辟第二战场的必要性。而第二个问题呢，根据伦敦的情况来判断，有可能获得实质性的解决。"　　1941年9月3日，斯大林在给丘吉尔的信函中写道："3个多星期以前，战场上的局势终于相对稳定了下来，可是近几个星期，这个局面被破坏了，原因是德军又向东线战场调集了30到34个德国步兵师以及大量的坦克和飞机，另外20个芬兰师和26个罗马尼亚师也活动频繁。德国人认为西线毫无威胁可言，于是便有恃无恐地把西线的全部兵力都调集到了东线……结果，我们丢掉了大半个乌克兰，此外，敌人还逼近了列宁格勒……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我们的防御能力，并使苏联处于灭亡的边缘。"　　斯大林认为，要摆脱这种危险局面的惟一办法就是："今年必须在巴尔干的某个地方，或者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迫使德国人从东线战场调走30到40个德国师，同时，在今年10月初之前，保证向苏联提供30,000吨铝，并每月至少供应400架飞机和500辆坦克（小型和中型的）。如果没有这两种形式的援助，苏联要么彻底失败，要么削弱到极点，在同法西斯斗争的战场上，永远没有能力再用积极的军事行动去帮助自己的盟国。"　　斯大林只对大使所说的消息，迈斯基建议以官方的形式告知英国首相，以便刺激他尽快向苏联提供武器和战斗装备。迈斯基清楚地知道，近期英国人不可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他证实说："9月5日早晨11点种，我已经在艾登的办公室里……长桌旁坐着三军参谋长，并有专家作陪……艾登请参谋长们发言，他们就自己军队的情况作了非常详尽的汇报，把他们的意见总结起来就是：英国现在不可能在法国或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我认真地听完这些汇报，然后说道，我将把这些意见转达给自己的政府……我没有能力去检验参谋长们所说的话，可是，如果对他们做出结论的正确性表示异议，又没有具体的数据和事实去证实。"　　"但是，在谈到解决援助装备的问题时，对方--无论是艾登也好，还是参谋长们，他们都要乐观得多。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满足苏联政府的所有要求，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所提数目的一半由英国出，而另一半由美国出……英国人答应立刻兑现自己要提供的那一半……"　　说实话，迈斯基在转达信函时也有点儿过分。9月4日，在丘吉尔跟他谈话时，丘吉尔甚至觉得斯大林可以单独媾和："如果苏联被征服了，我们如何才能赢得战争？迈斯基不安地强调，苏联战场上的危机是极其严重，他的话赢得了我的同情。但是，当我突然感觉到他要求援助的话里隐藏着威胁时，我很愤怒。我对相识多年的大使说：'您还记得吧，就在4个月以前，我们在我们岛上，还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站在德国人一边进攻我们。说实在的，我们认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甚至在那时我们也对我们最终的胜利坚信不移。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打算，我们从来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无论发生什么事，也不管你们怎么行动，你们没有任何权力指责我们。'第二天，英国首相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说：'苏联大使……谈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并且还谈到了我们的答复将具有决定性意义。虽然他所说的话里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种假设，但是，我们总是有一种这样的印象，就是他们很可能在考虑要单独媾和。'"不过，就像迈斯基断定的那样："当时我的话给丘吉尔留下的印象……甚至对我们是有利的。这将迫使英国的政治和军事两辆战车更快速地运转起来，当然其中包括我们签订租借法案。"　　------------关于第二战场的对话------------　　在这场关于第二战场的对话中，交谈双方各持己见，斯大林和迈斯基想不惜任何代价迫使德军从东线战场调走德国师，以便减轻红军的压力，并适当减少一点儿苏联的巨大损失。丘吉尔和艾登呢，他们也懂得，苏联的失败将使英国在可预见的将来的战争中不可能取得胜利，但是，同时也意识到，一旦在法国登陆失败、并且最有战斗力的师在那里覆灭的话，将使英国处在危险的边缘。　　9月5日，丘吉尔在给英国驻苏联大使斯塔福尔德·克里普斯的电报中解释了不能在近期开辟第二战场的原因:"我们所有的将军都深信，这件事（指登陆。--作者按）只会以血战而告终，其结果就是我们将被击退。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些不大的登陆场坚守下来，那么几天之后也不得不放弃。法国沿岸固若金汤，至今德国人在西线的师还是要比我们英国人的多，此外，他们还拥有强大的空中支援。我们没有足够多的船只来运送登陆部队到欧洲大陆，除非我们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次行动（当时英国人驻扎在海外的军队有39个师，其中包括5个装甲师，能够在法国登陆的总共有6个师，这些兵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战胜德国在西线的集结。--作者按）。抽出我们的舰队用于进行类似的战役，这对处于中东的军队来说，援助作用不大，同时我们在大西洋的航行也完全中断了。这可能导致争夺大西洋战役的失败，同时使英伦三岛带来饥饿和死亡。"　　众所周知，在1941年时，苏联没有第二战场的支援也能勉强坚持，虽然在9月和10月间接连发生了基辅和维亚济马的惨剧，并且被德国人俘虏的也超过了150万人。租借法案还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第一批援助物资到达苏联时已经是年底了。但是，斯大林还有预备队。10月18日，在西线部队被击溃后，他给乌拉尔军区、西伯利亚军区和普里沃尔日斯克军区发去了电报，要求在11月底之前那里的40个师做好战斗准备。德国人当时再也没有后备部队了。从东线新调集来的苏联师保证了红军在莫斯科战役中的胜利。租借法案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是后来的事情，这保障了苏联在武器和军事装备方面的生产能力不断增长，同时也使红军的机动能力得到了提高。　　------------优势兵力防守的失策------------　　库尔斯克战役：优势兵力防守的失策32　　德军最高统帅部所选择的军事行动的方式，在现有条件下是最为适宜的。法西斯德国在战术上、同时也在某种程度的战役上都赢得了库尔斯克战役。但是，红军在人员和物质资源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以至于德国不可能在战役上，尤其在战略上完全赢得库尔斯克战役。　　在苏联历史文献中，库尔斯克战役被认为是卫国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三大主要战役之一（另外两次是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有关库尔斯克战役的战役和战术方面的研究已经颇为详尽，可是，有关它战略意义的研究只是在一些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的历史著作中轻描淡写地提到而已。1943年，德军依靠1941年发动突然袭击获得的优势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而苏联的工业生产在经过战争第一年的大幅下滑后，已经开始飞速发展。这些事实都十分有利于创造新的神话--歌颂库尔斯克战役中政治体制和苏联人民的丰功伟绩，这是继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进行的第三个伟大战役，参加这次战役的人员、坦克和飞机的数量都比东线战场上任何一次其他战役要多。　　1943年2月23日，斯大林签署的命令中向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表示祝贺，但同时也警告说，认为红军的惟一任务就是把德国人赶出西线边境是愚蠢的，同时，"哪怕把德国人赶出我们的国境一公里也好"的想法也是愚蠢的。斯大林在1943年5月1日签署的命令中也再次重申，"德国、意大利法西斯阵营正在经历着最严重的危机，面临着灭亡的危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西斯德国的灾难已经来临……法西斯德国和它的军队的基础已经动摇并经历着危机，但是他们还没有被彻底打跨。但是认为这种灭亡会自己来临，那就是很天真的想法。还需要在西线和东线进行一到两次这样有力的打击--就像最近5到6个月以来希特勒军队所遭受的打击那样，只有这样，法西斯德国的灭亡才会成为事实"。斯大林在自己的预测中态度是相当的谨慎。1942年5月，当时他还要乐观得多，并号召"让1942年成为德国法西斯军队彻底灭亡、苏联从法西斯列强手中彻底解放的一年"。但是，红军在克里木和哈尔科夫所遭受的失败以及被迫撤退到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事实，迫使斯大林变得谨慎起来。实际上这些事件证明，为了使法西斯德国彻底投降，不只需要两到三次这样的打击，而是需要许多次、甚至数十次斯大林所说的这样的打击。　　------------基辅的政治意义------------　　Н.塔连斯基的《奥廖尔战役》是苏联历史文献中第一部论述库尔斯克战役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强调指出，德军1943年夏季的进攻开始得很晚，是7月5日才开始的。这种做法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与众不同的。他援引了德国将军К.季德马尔的话，他说，相对军事战略的原则而言，较为有利的方法是避开敌人的进攻并等待有利的时机进行反攻。顺便说一句，苏联在库尔斯克战役采取的就是这种策略。但是，塔连斯基在自己的文章中很肯定地说，德军指挥官并没有按照季德马尔的意见去做，在盟国还没有开始西线的进攻之前，他们就想尽早开始自己的进攻。他把德军向库尔斯克进攻的延误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受的惨败联系起来，塔连斯基还认为德军在库尔斯克战役的失败证明，"法西斯德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被严重削弱，在东线和西线只要再有两到三次这样的打击，就足以使它灭亡"。这里，他实际上是在重复斯大林的话。在同一篇文章中，斯大林本人还被称为苏军库尔斯克战役取得胜利的总设计师。　　应该指出的是，斯大林在评价库尔斯克战役的结果时，认为它证明了红军不仅在冬季，而且在夏季都有能力进攻。他把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看作是战争的转折点。他认为，德军的这些失败使希特勒德国濒临灭亡。不难发现，早期关于库尔斯克战役的文章都是重复斯大林的论调而已。　　苏联早期关于卫国战争的官方历史文献一共6卷，其中单独有一章用来论述库尔斯克战役。在这一章中没有列举库尔斯克战役中红军兵力和装备的有关数据。作者夸大了Н.С.赫鲁晓夫在这次战役中所起的作用。在论述库尔斯克战役的这一章中，有10次提到了他的名字，而提到斯大林只有1次，提到朱可夫有3次。该书作者将这次战役中红军的军事行动描写得非常富有理想化，一次也没有对高层领导的重大决定提出批评。　　С.М.什捷缅科将军在回忆录中就苏联大本营的战略意图描述说，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建议把主要精力先集中在库尔斯克以南的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方向，然后才是克列缅丘格和赫尔松。在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部队应该到达切尔卡瑟--尼古拉耶夫子午线，对德国在巴尔干的附庸国边境形成威胁并粉碎"南方"集团军。但是，为了便于将来发动进攻，大本营认为应该把中心方向定在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和基辅。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进攻才可能破坏敌"中央"和"南方"集团军间的协同作战，并解放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基辅。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大本营所制订的这个计划实际上并不能合围而且消灭德军最精锐的"南方"集团军。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进攻方向离罗马尼亚的油田太远，而它对于德军进行战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斯大林赞成的进攻计划，是要把苏军调集到靠近德国边境处，但同时距离德国的领土就比到普洛耶什蒂还要远。似乎，斯大林之所以认为中心进攻方案比南方进攻方案要好，原因就在于基辅的政治意义，由于基辅的影响力，斯大林在1941年试图坚守它到最后一刻，甚至不惜付出牺牲整个方面军的代价。　　在12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中，苏联历史学家重复了什捷缅科关于两个战略计划的描述，其中谈到苏联最高统帅本应该在1943年春天做出决定，同时对所采取的向基辅发起进攻的方案并未提出任何批评意见。他们还称赞了苏联大本营所制订的深思熟虑的转向防御的政策。这一政策被称作是见证了"苏联最高统帅解决战争的战略任务时的创造性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作者们宣称，"在敌人进行徒劳无功的进攻这一过程中，先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然后再发起反攻，这样才可以在损失最小的情况下，获得最大程度的胜利。战争的发展过程证明苏联指挥部制订的计划是绝对正确的。"　　传统上对库尔斯克战役结果的评价对苏联一方是非常有利的。《卫国战争简史》中论述说，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苏联军队消灭了敌军30个师，法西斯德国损失了大约500,000名官兵、1500辆坦克、超过3700架飞机……德国法西斯元气大伤。整个世界都为红军相对于德军在战斗艺术、武器和战略指挥上的优势而折服。战略独创性已经牢牢地扎根于苏联武装力量之中"。　　------------大规模的进攻------------　　苏联主要的军事长官之一、曾任最高副统帅的朱可夫元帅认为，大本营决定拒绝采取那种先发制人的进攻策略，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批评了从正面进攻奥廖尔凸出部、并不试图合围敌人的做法。朱可夫后来认为，苏军向奥廖尔发起的进攻开始得太早，缺乏必要的准备工作。曾任苏联总参谋长的А.М.华西列夫斯基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战役和战略任务的制订和完成是很成功的。"并且还认为，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苏军的军事艺术超过了德国。Н.Ф.瓦杜金在1943年曾任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司令，也是苏联先发制人进攻策略的拥护者。他担心，红军将错过对进攻行动非常有利的夏季。曾任草原(预备役)方面军司令的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元帅对在防御战役中使用自己方面军中的两个集团军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最好运用整个草原方面军来进行大规模的进攻。　　苏联的一些文献资料也承认了苏联最高统帅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所犯的某些错误。例如，К.К.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他曾任中央方面军司令，他在回忆录中对奥廖尔凸出部战役的计划制订和实施提出了批评，当时的苏军实际上是七拼八凑组成的。他认为，比较理想的方法应该是：西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进行相应地重新集结，同时从北方和南方向布良斯克只进行两次打击。但是，战役开始得太过于匆忙，并且德军只是被赶出了奥廖尔凸出部，并未被彻底消灭。　　但是，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本身，即库尔斯克战役的结果对苏联一方是极为有利的，并且把进攻的主动权让给法西斯德国的决定也是正确的，从来没有一个苏联将军和历史学家提出过批评。客观的分析表明，在库尔斯克战役中用防御的决定代替进攻的策略是苏联大本营和各方面军司令犯下的一个错误。首先，1943年4月10日，在库尔斯克凸出部上的兵力和装备对比已经变成了对苏联一方有利。根据苏联的统计，当时红军在这里总共有958,000人、11,965门大炮和迫击炮、122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1130架作战飞机；与此相对应的是，德军总共有大约700,000人、6000门大炮和迫击炮、1000辆坦克和突击火炮以及1500架作战飞机。此外，距离库尔斯克弧形地区不远的苏军预备队方面军（草原军区）还有269,000名官兵、7406门大炮和迫击炮、12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177架作战飞机。同时，苏军在苏德战场上所有的预备队加起来总共有469,000名官兵、8360门大炮和迫击炮、9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587架作战飞机。与之相比，德军预备队总共有60,000名官兵、600门大炮和迫击炮、200辆坦克和突击火炮（作战飞机根本没有）。一直到库尔斯克战役开始，德军预备队的数量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　　在1943年4月10日前，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区的苏德部队总人数的比例为1.8∶1、大炮比例为3.2∶1、坦克和自行火炮之比为1.3∶1（从各方面来说对苏方都有利）。在空军方面，德军表面上占有优势，比例关系为1.1∶1，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除了一个预备队方面军以外，苏军的其他预备部队、远程航空兵和国土防空兵中还有400多架作战飞机，这些飞机后来被用于库尔斯克战役中，苏军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区空军的数量实际上大大超过了德国空军。只有到了7月份，德国法西斯武装力量得到了新的"虎"式和"豹"式坦克，这两种坦克超过了苏联的坦克。而德国的新式飞机"容沃－190А"和"亨塞尔－129"也保证了他们在空中的绝对优势。　　众所周知，德国之所以要推迟进攻，就是因为想在开始进攻前拥有足够多的新式坦克和飞机。德国对取得胜利并没有充分的把握。Г.古德里安证实说，在5月10日召开的会议上，他试图说服希特勒放弃向库尔斯克进攻的计划，因为实现这一计划存在着许多障碍。古德里安否决了В.凯捷利的意见--他认为德军应该从意识形态方面发起进攻，同时古德里安指出，"库尔斯克是否在我们手中，这跟世界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希特勒回答说，当他考虑这一进攻计划时，感到腹部一阵巨痛。也许，希特勒对战役的成功没有十分把握，于是便把它的实施尽可能往后推迟，因为他想以这种方式拖延苏军注定要发起的进攻，而事实上这次进攻是不可能击退的。顺便说一句，德国情报机关还在4月底时就曾对事件可能的发展进程做过一次正确的预测："红军的指挥部门能够如此清晰地表示出他们对于第聂伯河方向上的'南方'方面军的北翼将要进行的大规模进攻战役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所以，他们在战役开始前可以把握决定的主动权，并通过保存足够战役后备力量的途径、不作出进行这次战役的最终决定，一直等到德军确定了准确进攻日期的那最后一刻……此后，又传来新的……消息，也不排除，敌人猜到了我们即将发动进攻的意图……先是等待，同时时刻加紧自己的防御准备工作，企图用反击的方式达到自己的进攻目的……应该考虑到，对于德国人可能发起的进攻，敌人在做好充分准备工作的同时，它的力量也在不断加强。"　　------------可能发起的进攻------------　　但是，苏军向奥廖尔和哈尔科夫发动的进攻并不成功。德国军队并没有被彻底击溃，而苏军在进攻战役和防御战役过程中所遭受的损失也大大地超过了德国。比较一下双方所受损失的情况，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评价战役的结果。　　只是到了1993年，苏联关于库尔斯克战役中苏军的人员、坦克和飞机损失的官方统计数据才被公布出来。以前，德国的损失被苏联历史学家夸大了很多倍。据他们的估算，德军损失了大约500,000名官兵、1500辆坦克和突击火炮以及3700多架作战飞机。这些数据与真实情况相差很远。据法西斯德国最高统帅部提供的数据表明，在1943年7月和8月间，德军在整个东线战场损失的人员中阵亡68,800人、失踪34,800人以及伤病434,000人。德军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区的损失据估算占到整个东线战场损失的2/3。因为在这期间，顿涅茨克流域、斯摩棱斯克地区和北方战区（姆加地区）都在进行着最激烈的战斗。这样，德军在库尔斯克战役中的人员损失里阵亡、失踪以及伤病人数大致可以确定为360,000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是500,000人。德国空军的损失还要小得多。根据德国弗赖堡的军事资料室的有关文献资料显示，在1943年7月和8月间，德国空军在东线战场的损失只有1030架作战飞机，同时，甚至在所有战区的损失总数也不超过3213架作战飞机。这样，苏方所说的数据，即敌人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被击毁了3700架飞机，就纯属是天方夜谭。这一数据是根据苏联空军战时指挥部的报告提出来的，33在那里经常会把敌人的损失夸大好多倍。　　以公开发表的资料为基础、有关苏联人员和战斗装备等战时损失的官方数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过了48年才出现的。在库尔斯克防御战中，从7月5日到11日，中央方面军总计损失人数大约是90,000人。　　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损失也少报了60%到66%。　　曾任红军总卫生部部长的Е.И.斯米尔诺夫肯定地说，在库尔斯克防御战中，从7月5日到18日，沃罗涅日方面军中的两个集团军--第6近卫集团军和第7近卫集团军，仅受伤人员就达到了23,332人，而且这两个集团军中的受伤人员占整个方面军受伤人员总数的1/3还要多。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在7月5日到23日期间的伤亡人员数量好像也被降低了。根据情报机关的数据以及德军的战斗报告，曼施泰因估计，在德军进攻期间，库尔斯克凸出部的南部正面苏联被俘人员达34,000人，而且阵亡人员至少有17,000人，受伤人员34,000人。7月5日到23日期间，在向库尔斯克凸出部进攻的过程中，曼施泰因指挥的德军"南方"集群阵亡和失踪人员为大约3300人，同时受伤人员为17,420人。　　苏联伤亡人数超过了德国，其比例为7∶1。　　苏联官方关于8月3日到23日期间进行的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进攻战的伤亡数字也是绝对不可靠的。两个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在战役开始时估计有官兵1,144,000人，即50个步兵师、11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及5个坦克旅。在这次战役期间，好像阵亡、失踪和伤病人员人数共计255,566人。　　在7月12日到8月18日期间，在奥廖尔进攻战中，苏军的伤亡人数可以估计为大约860,000人。在整个会战期间，苏军损失为大约1,677,000名阵亡、被俘和伤病人员，与此同时法西斯德国损失360,000人。顺便说一句，在　　1943年7月和8月苏军的伤员人数已经达到整个卫国战争期间的最高峰，主要就是因为库尔斯克会战的损失。　　------------作战飞机真正损失数量------------　　苏联官方把库尔斯克会战期间苏联作战飞机的损失数字也压低了很多。根据官方报道，作战飞机的真正损失数量被压低了50%。　　应该指出的是，德军对于苏联空军损失的估计--这在库尔斯克战役时已经进行，是完全正确的。根据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军事日志，在7月5日到10日期间，德国空军的飞行员击毁苏联飞机1269架，而自己仅损失飞机62架。造成飞机损失的比例对苏联非常不利的主要原因在于，飞行员缺乏军事训练，缺乏燃料，以及德军的作战飞机性能占优势。一直到1943年夏天，苏联的战斗机飞行员在战地上空巡逻时，不是用最高速度，而是用最经济的速度。德国利用空军战术上的优势和战役指挥优势，经常把几乎所有的飞机都集中在一些重要战区。　　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苏军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损失数量为6064辆。有关这次会战的一些单独战役中的苏联坦克部队的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损失数量的资料证实了这一数字。甚至我们用传统的苏联统计数字（多半是被抬高的）来看，即使德军损失了1500辆坦克和突击火炮，苏军的损失数量也是敌人的4倍。之所以造成对苏联这么不利的局面，原因只能解释为德军拥有质量上乘的新式坦克以及德军在利用和指挥坦克部队方面指挥能力比较高超。正如苏联文献所承认的那样，德军指挥官们把坦克运用到紧密的集群中，同时在事先选择好的方向上实施打击。那份文献还断言，德国新型"虎"式和"豹"式坦克在"各项最重要的战斗技术指标上"都超过了苏联的Т－34型坦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的相关人员，尤其是机械师和驾驶员的训练水平相对较低，直到1942年年底，他们的实习时间只有5到10小时，而当时熟练驾驶坦克要求的时间至少要25小时。　　对于库尔斯克会战中最负盛名的普罗霍罗夫克坦克战，苏联的观点认为德国人于1943年7月12日似乎在普罗霍罗夫克损毁了300～400辆坦克--这不过是苏联坦克指挥官在通报中所做出的诗人般的夸张。在普罗霍罗夫克城下与苏军近卫军第5坦克集团军交战的德军第2坦克兵团事实上只损毁了5辆坦克，另有38　　辆坦克和12门突击火炮损坏，而据苏军的通报资料显示--这与德军的得到的数据相一致--仅苏军近卫军第5坦克集团军第3军一个军就损失了不下334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与此同时，苏军占据着是对手几乎4倍兵力的优势--同时拥有两个罗特米斯特罗夫机械化坦克兵团--用1000∶273的比例来对付德军。　　据参加过这次战役的人传说，普罗霍罗夫克战役后斯大林在莫斯科对罗特米斯特罗夫似乎说了下面的话："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一天就全军覆没，你干什么吃的？"这一场景是Ф.Д.斯维尔德洛夫从罗特米斯特罗夫本人那儿听来的。1964年夏天罗特米斯特罗夫在上校Ф.Д.斯维尔德洛夫的陪同下乘坐"红箭"号特别快车前往列宁格勒视察炮兵学院，在谈到普罗霍罗夫克战役时说："这是整个二战期间最大的一次坦克遭遇战。当时我指挥的近卫军第5坦克集团军与配属的两个坦克兵团一同击溃了入侵库尔斯克的法西斯大规模的坦克集群。希特勒分子损失了约350辆坦克和突击火炮，其中包括约100辆专为这次战役制造的重型'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这次战役过后，德军被迫放弃进一步的进攻计划而转向防御。他们的整个战略方针到1943年夏天彻底破产。坦克作战联盟就这样完成了战略任务。说实话，我们的伤亡并不比敌人小。您，当然喽，并不知道这点，再说，几乎没人知道这事……"　　罗特米斯特罗夫停顿了一下，稍稍向交谈者凑近一点，自负地说："斯大林知道我们的伤亡情况后，大发雷霆：要知道根据最高统帅部的部署，坦克集团军是用于参加反攻并且本来要被派往哈尔科夫的。这下又得给它大大地补充兵力。最高苏维埃本来已经决定要撤我的职，还差点儿要把我送上法庭。这是瓦西里耶夫斯基跟我说的。就是他随后向斯大林作了详细汇报，并说德军已经停止在这个夏季的进攻计划。斯大林稍稍平静了一点，以后再也没有提过这事。"　　"顺便说说，"罗特米斯特罗夫狡黠地笑着说，"前线总指挥瓦杜金大将还提出授予我苏沃洛夫一级勋章呢！可这次没有拿到手。"　　------------德军三四百辆坦克被歼灭的谎言------------　　显而易见，罗特米斯特罗夫为什么那么需要"德军有300～400辆坦克被歼灭"这一谎言--他想把自己从受审判的地位解救出来。但是最高苏维埃放弃了把近卫军第5坦克集团军长官交由法庭审理的打算:要知道苏联军队到底还算是赢了库尔斯克战役。结果便诞生了苏联军队在普罗霍罗夫克城下大获全胜的传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德军的坦克数量被抬高到实际数量的两倍半--即700辆，而他们的伤亡则是实际伤亡数量的5～7倍--即300～400辆，这样才能使他们与苏联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整体上说，苏联领导人对在斯大林格勒受到严重打击的德国法西斯东山再起、甚至招兵买马的能力明显估计不足，同时对军队和指挥部门需要做的战斗准备工作也没有给予足够重视。那时红军中也有一些高级将领实事求是地评价时局，但他们全都为自己的现实主义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比如斯摩棱斯克炮兵学校的校长炮兵少将Е.С.彼得罗夫就由于不谨慎在一次会议上发表意见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德国人"养好了自己的伤口，并且变得更加强大，应该给予他们足够重视"。他立刻遭到逮捕，被判处25年徒刑。　　我们还要补充的是，在1943年时，苏联的坦克生产量并没有苏联文献中所说的那么高。在战争前夕，黑色金属轧材的储量十分缺乏，甚至不能保证工业生产前6个月的需求--而这是动员储量所必需的。但是，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1943年从战争开始到战争结束，生产了大约53,0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其中包括30,000多辆T－34坦克。值得注意的是，超过了工业生产能力的范围。在1943年下半年，苏联平均每月生产坦克和自行火炮1500多辆-这是德国情报机关提供的数据，也是曼施泰因在回忆录中所列举的。我们认为，这是比较接近于实际情况的。此外，在苏联本身的生产量中还应该再加上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援助数额。　　库尔斯克会战使得战争双方伤亡人数的对比对德军一方有利，这一结果使苏联人民非常失望。德军在军事艺术方面的优势让人毋庸置疑。如果苏联把向奥廖尔和哈尔科夫开始进攻的日期提前到5月进行的话，要比实际上在7月和8月开始进攻的成功几率要大一些。第一，5月时，德国人还没有新式坦克和飞机，所以他们那时就不具有武器装备上的质量优势。第二，红军在7月和8月实施的打击主要是针对方面军所在的地区，而这一地区与德军打击集群事先向库尔斯克发动进攻的地区相邻，所以，当德国人的进攻已经停止后，法西斯德国可以沿内部战役路线很快把大量兵力调集到方面军比较薄弱的扇形区。苏军尽管在人员和武器上占有优势，他们的数量是德军的2到3倍，但实际上他们屈从于德军的意志，同时被迫在那些从德国人的作战部署来说很容易防守的方面军扇形区域发动进攻。　　如果苏军在5月份提前发动进攻的话，当然，双方的损失对比关系还是不会对红军有利。苏军损失惨重的原因是由于制度本身的内部缺陷造成的。但是，如果在5月发动进攻，苏联方面的损失情况会比他们实际上在库尔斯克会战中所遭受的损失要小一些。苏联军队就可以在1943年的夏秋战役结束前向西大举进攻，那样，就可以早些结束战争。　　德军最高统帅部所选择的军事行动的方式，在现有条件下是最为适宜的。法西斯德国在战术上、同时也在某种程度的战役上都赢得了库尔斯克战役。但是，红军在人员和物质资源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以至于德国不可能在战役上，尤其在战略上完全赢得库尔斯克战役。　　------------对红军不利------------　　被苏联宣传机器抹杀的租借法案34　　没有西方的援助，苏联不仅不可能赢得卫国战争，而且甚至无法抵挡德国的入侵，也不能生产足够的武器和技术装备，也不能保障战争所用的燃料和弹药。　　还在冷战开始前，苏联的历史文献传统上就喜欢贬低卫国战争期间西方援助的作用。例如，在Н.А.沃兹涅先斯基写的《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战时经济》一书中，就对西方盟国的租借法案只字未提（只是谈到西方的全部援助占到苏联生产的4%），而把不久前的反法西斯联盟的盟国称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靠吸人民的血汗发展起来的美国的资本主义"，而且美国"现在站在帝国主义和反民主阵营的前列，同时成为了在世界各地实行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倡导者"。　　------------被机器抹杀的租借法------------　　20世纪80年代，租借法案的作用虽然被承认了，但苏联的历史学家们仍然千方百计地贬低它的作用。在关于卫国战争的《短史》一书中指出，"苏联实际上在战争期间得到了根据租借法案运来的某些武器，还获得了一些对人民生产来说比较重要的汽车、装备和材料，其中包括蒸汽机车、燃料、无线电通信设备、各种有色金属和各种化学制品。其中最重要的援助是，美国和英国提供的401,400辆汽车。但是，从整体上说，这些援助起的作用并不是很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卫国战争的进程起决定性影响。"接着，作者们证实说，国外援助在苏联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为：大炮产量占总产量的1.9%，坦克占7%，作战飞机不到13%，而1943年红军的汽车总量中进口汽车占5.4%，而在1944年占不到19%。盟国援助的总量约占到苏联军事生产的4%。　　在下面我们将可以看到，为了抬高苏联某些种类的武器和技术装备的生产总量，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援助在苏联军事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很可能被压低了。　　之所以贬低西方援助在苏联战时条件下的作用，首先是为了证实卫国战争中"社会主义经济的胜利"这一神话，同时还要证明苏联的军事经济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经济--不仅包括德国，也包括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只有到了1985年以后，在苏联的公开刊物上才开始对盟国援助有另外的评价。例如，朱可夫元帅在后来同作家К.М.西蒙诺夫的谈话中指出："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谈论我们对战争的准备情况，不能隐瞒从盟国一方获得援助这一因素。当然，首先要提到的是从美国人那里获得的援助，因为在这方面英国人对我们的帮助很有限。在分析战争的各个方面时，不能不考虑这一点。如果没有美国人的火药，我们就会处于很艰难的境地，我们就不可能生产出战争所需的那么多的弹药。没有美国人的"斯蒂倍克"牌卡车，我们就没办法去运输我们的大炮。它们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了我们的前线运输。战争各个方面都很需要的特种钢也是由美国人提供的。"同时，朱可夫强调指出，"当我们开始参战的时候，与德国人相比，我们在工业方面还是很落后的。"К.М.西蒙诺夫于1965年到1966年与朱可夫的这几次谈话的可靠性，被朱可夫后来的论述所证实--这是1963年安全部门监听并录下的朱可夫谈话的内容："现在大家都说盟国从来没有帮助过我们……但是要知道，不能否认的是美国人为我们迅速大量生产并供应了许多物资，没有这些物资我们就不可能组建我们的后备部队，也不可能把战争继续下去。我们没有炸药和火药。没有这些东西，步枪就没有子弹。美国人真诚地给我们提供了火药和炸药，他们还给我们迅速生产并提供了多少钢材啊。如果没有美国人提供的钢材，难道我们能很快地生产出坦克吗？而现在情况当然不同了。我们自己这些物资已经很充足了。"35　　与苏联人不同，美国编年史家把租借法案的作用一直都看成是苏联能够继续战争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学者罗伯特·约翰逊在1969年出版的专著中论述了美国援助对于苏联至关重要的军事经济作用。但是，由于缺乏有关苏联生产的相关资料，他无法表明美国和英国提供的援助在苏联的个别至关重要的生产中所占的分量，虽然他能够列举出根据租借法案所供应物资的详细清单。1985年英国学者马克·哈里森也在专著中首次从平衡性的观点论述了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根据租借法案所提供物资对于苏联军事经济的意义。但是，他在研究中所列举的产品清单要比罗伯特·约翰逊要少得多，同时受国民经济平衡理论的影响很大，这一理论是由В.列昂季耶夫提出的，该理论受苏联计划经济的影响很大。M.哈里森主要计算了武器和战斗装备的数量，同时像一般人所做的那样，没有逐项分析的、具体的产品清单（有关于石油产品的总量，而没有具体燃料的类型；轧材也是只有总量，没有分类。其他也是如此），这就使得局面对苏联经济比较有利，比它实际上的情况要显得好得多。本书中我们试图计算一下西方的援助在苏联某些战略物资的生产中所占的份额。同时，我们不仅利用一些不久前公开的资料，而且要利用我们自己的资料。　　------------苏联经济的薄弱处------------　　战前，苏联经济的最薄弱处是航空汽油的生产，其次是汽车用汽油的生产。尤其缺乏的是高品质的坦克用汽油。比如，在1941年战争前夕，Б－78航空汽油的需求只能满足4%。36　　1940年，苏联生产的航空汽油为889,000美吨（亦称短吨，1美吨等于2000磅，合907.1849千克。--译者注），1941年为1,269,000美吨，1942年为912,000美吨，1943年为1,007,000美吨，1944年为1,334,000美吨，而1945年为1,017,000美吨。37在战争进行的那几年中，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共运输航空汽油666,000美吨，其中转道运向其他地区的有37,650美吨，所以它向苏联提供的只有628,400美吨。此外，美国向苏联提供的浅色分馏汽油达到了732,300美吨。英国的阿巴顿斯石油加工厂也向苏联提供了航空汽油14,700美吨和浅色分馏汽油902,100美吨（这些援助物资由英美两国分摊）。这些数字上还应该加上从英国别的加工厂和加拿大石油加工厂向苏联提供的航空汽油573,000美吨。这样，苏联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一共获得了航空汽油和浅色分馏汽油285,0500美吨，这相当于2,586,000吨。苏联进口航空汽油和浅色分馏汽油几乎都要专门同自产的航空汽油混合，目的是降低它的辛烷含量，因为苏联的飞机所要求的汽油辛烷含量比西方要低。还需要指出的是，超过97%的进口汽油的辛烷含量指数是99，或者更高。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苏联Б－78汽油也存在巨大的缺口。实际上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航空汽油也被包括进了苏联的航空汽油的生产量中。所以在1941年到1945年间，它们占到了苏联产量的51.5%。如果从中除去苏联的1941年上半年航空汽油的生产量，那么根据租借法案所提供物资占的比例将会上升到57.8%。结果，在1941年8月到1945年9月间由租借法案提供的航空汽油就是苏联自己产量的1.4倍。苏联在1944年到1945年间从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缴获了航空汽油82,800吨，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显然，没有西方在燃料方面的援助，苏联空军简直不可能把自己的部队维持在起码的规模上。应该指出的是，由于西方的航空汽油的辛烷含量较高，所以它保障苏联空军的作用实际要大得多--如果单纯只按重量来计算的话，它的作用就被低估了。　　苏联在1941～1945年生产的汽车用汽油有10,923,000吨（其中包括1941年生产的2,983,000吨），而根据租借法案从美国获得了267,100美吨，即242,300吨，这只占苏联战时总生产量的2.8%（除去1941年上半年的产量）。说实话，美国汽车汽油因为它的辛烷含量比较高，实际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在这种燃料方面，苏联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红军汽车汽油匮乏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时。比如，1944年年底时，在红军总参谋部委员会、后方司令部和汽车运输管理总局所提交的报告中，在谈到对方面军中正确使用交通工具进行检查的情况时，指出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中"方面军汽车运输工具的进一步增加与燃料调拨的数量没有同步"。这种局面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中也存在。显然，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部分是由于苏联方面申请根据租借法案运输的物资结构不合理，而较为合理的物资结构应该是少要一些汽车，多要一些汽油。　　红军的汽车总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西方援助保障的。苏联在1940年生产的汽车为145,390辆，1942年为34,976辆，1943年为49,266辆，1944年为60,549辆，1945年为74,757辆。同时，在1941年上半年生产了73,200辆汽车，而下半年只有46,100辆，所以从战争开始到1945年战争结束之前汽车生产总量可以确定为265,600辆。在战争进行的几年中从美国运到苏联409,500辆汽车，这是苏联战时生产总量的1.5倍。在战争结束前（1945年5月1日），根据租借法案运来的汽车占到了红军汽车总量的32.8%（其余58.1%是自己生产的汽车，而9.1%是缴获的汽车）。考虑到美国汽车的吨位比较大及性能比较优良，所以它们起的作用还要更大些（其中"斯蒂倍克"牌卡车被用做大炮的牵引车）。战前红军汽车的总量（包括红军现有的以及战争开始后从国民经济中征用的）都损坏严重。战前，红军对汽车运输的需求量为744,000辆汽车和92,000辆拖拉机，而现成的只有272,600辆汽车和42,000辆拖拉机。计划从国民经济中征收240,000辆汽车，其中包括210,000辆货车，但是因为损耗太严重（轻型汽车中属于1类和2类的，即不需要马上修理的，占45%，而货车和特种车占68%），实际上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从国民经济中只征用到206,000辆汽车，当时在1941年8月22日前，汽车的损失已经达到271,400辆。显然，如果没有西方的援助，红军至少在1943年年中以后的战斗力就会大受影响，虽然直到战争结束前汽车的利用一直受到汽油匮乏的影响。　　------------苏联铁轨------------　　如果没有租借法案的援助，苏联铁路的运输也不可能发挥作用。苏联铁轨（包括窄轨）的生产情况变化如下：1940年为1360千吨，1941年为874千吨，1942年为112千吨，1943年为115千吨，1944年为129千吨，1945年为308千吨。但是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了685,700美吨铁轨，这相当于622,100吨。这占到了苏联从1941年年中到1945年年底的铁轨生产总量的大约56.5%。如果从这一统计结果中减去窄轨的生产量--根据租借法案不提供窄轨--那么美国提供的数量就占到苏联生产总量的83.3%。如果从这一结果减去1945年下半年的生产量，我们把它至少看成是年生产量的一半（实际上1945年下半年的生产量大大超过了铁轨年产量的一半，这是因为军工生产的规模减小），那么根据租借法案所提供的数量就占到苏联铁轨生产总量的92.7%，这样，用于苏联战时铁路上的铁轨，几乎有一半是由美国提供的。苏联大幅度削减工业铁轨的生产，得以把额外的生产设备和钢的储备用于武器生产（在　　1945年铁轨产量占1940年产量的13%，而1944年只占到5.4%）。　　租借法案提供援助物资所起的一个更加明显的作用就是，保证了苏联火车头和车厢生产的总量维持在一个起码的水平。苏联干线蒸汽机车的生产量变动如下：1940年为914台，1941年为708台，1942年为9台，1943年为43台，1944年为32台，1945年为8台。1941年干线内燃机车的生产量为5台，而在1940年为1台，之后它们的生产直到1945年（包括在内）一直是停止的。干线电气机车在1940年为9台，而在1941年为6台，之后它们也停产了。在战争期间根据租借法案英美共向苏联提供了1900台蒸汽机车和66台柴油机车。这样1941～1945年间根据租借法案所提供的蒸汽机车是苏联生产总量的2.4倍，而电气机车是11倍。苏联在1942～1945年间生产的货车车厢是1087节。根据租借法案总共提供了11075节车厢，即为苏联1942年到1945年间生产量的10.2　　倍。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于1916～1917年间在边界发生交通运输危机--这在很多方面引发了1917年的2月革命，1917年的危机是由于铁轨、蒸汽机车和车厢的生产不足引起的，因为工业生产设备和轧材的储备都被用于生产武器。在卫国战争期间，仅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就预防了苏联铁路交通陷入瘫痪状态。　　盟国所提供的火药和其他爆炸物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41年年中到1945年年中，我们把苏联爆炸性物资的生产量估计为将近600,000吨。美国提供了325,800美吨爆炸物资，相当于295,600吨。此外，英国和加拿大还运送了22,300吨火药。这样，西方提供的爆炸物资就占到了苏联生产总量的53%。　　西方提供的有色金属也对保障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联在1941年到1945年间主要的有色金属的生产数字至今仍是保密的。所以，这里我们就不再依靠官方的数字，而是靠估算。我们得到的数据是：美国向苏联提供的铜实际上相当于387,600吨铜材，这占到了苏联战时铜生产总量的82.5%。此外，苏联铜的匮乏情况在很多方面得到缓解也是由于美国提供了无线电通信设备。比如，苏联得到战地电话线956,700英里，海底电缆2100　　英里和水下电缆1100英里。此外，根据租借法案还提供了35,800台无线电设备，5899台无线电接收设备和348部雷达，满足了红军的主要需求。美国还提供了32,200辆摩托车38，这是苏联在1941年到1945年间摩托车生产总量--27,816辆的1.2倍。　　与铜的情况相类似的局面，我们也可以在苏联战时铝的生产中看到。根据租借法案，美国向苏联提供了约256,400吨铝材。此外，英国还向苏联提供了35,400吨铝。同时，加拿大还提供了36,300吨铝，所以西方在1941年到1945年间向苏联一共提供了328,100吨铝，这是苏联从1941年年中到1945年年中苏联整个铝产量的1.25倍。苏联航空工业是铝的重要使用者，它主要依靠西方的援助进行生产。我们应该注意到，铝在苏联主要用于生产著名的苏联坦克T－34的发动机。　　------------苏联经济------------　　从1941年年中到1945年年中期间，苏联经济所需要的铝的总量大约为591,000吨，这就使得苏联战争期间关于飞机生产的官方数据显得完全不符合实际。因为德国在1941～1945年间生产的作战飞机是84,420架。而德国在1941年到1944年间获得的铝大约为1,704,000吨。这表明苏联工业所拥有的铝的储备几乎只是德国的1/3，而它生产的作战飞机的数量却是德国的1.3倍--我们的前提是两国的飞机结构很相似的情况下。苏联和德国几乎都没有生产重型轰炸机，而这两个国家生产的相似类型的飞机（战斗机、强击机和轻型轰炸机）的重量差别不是很明显。39说实话，苏联在1941～1942年间最困难的时候，是用木材和特制帆布（顺便说说，这也是根据租借法案运输来的）来代替铝制零件的，但是这一因素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铝的需求量。而铝在飞机制造需求中还是最主要的材料。很可能，问题就在于苏联还在战时就通过有意夸大财务报表的方式使得战争期间苏联飞机的生产量至少增加2倍。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苏联的坦克生产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苏联在1941～1943年间在某些主要类型的飞机和坦克的生产上劳动消耗锐减的相关数据就间接地证实了这一想法。　　德军的情报机关在1942年时就记录下了苏联对统计数字有意识地进行歪曲这一事实。在战争年代，极为特殊的条件使得计划任务常常明显不能完成。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通过抬高报废产品的数量2倍的方法人为地抬高生产量。空军元帅А.诺维科夫曾任空军司令，在1946年时他之所以被捕，就是因为他在战争年代把工厂报废的航空技术设备当成武器。据他自己的供述，实际上国家国防委员会特派员Г.А.马林科夫已经被清楚地告知这个事实，但他默许了。也有可能高层领导已经猜到了所报的数量跟武器和装备的实际生产情况并不相符，但是要惩罚这些违规者最好还是在战后，而且歪曲报表数字实际上也只是一个借口，是为了掩盖真正的失宠原因和政治原因（А.诺维科夫被捕实际上就是因为他接近朱可夫元帅，而后来Г.А.马林科夫失宠是由于政治局内部斗争的结果）。在战争年代，反正惩罚也不能理清财务报表，也不能扩大武器和装备的生产量，而且很可能只会使管理更加混乱，而这只会减少生产量，而不会增加生产量。　　根据1941到1943年各种武器和装备单位劳动消耗减少这一情况，我们估计战争年代坦克和作战飞机的生产至少被抬高2倍。考虑到这个情况，西方所提供武器和装备的分量就要比一般大家所认为的大致高2倍。美国向苏联提供的坦克和自动火炮有7057辆，而英国和加拿大援助了5480辆。美国援助的飞机有15,481架，英国提供了3384架。总共援助了18,865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大约有17,000架。考虑到苏联的生产数据中存在着浮夸的因素，西方援助的作战飞机数量在苏联战时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就不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15%，而是升至30%左右；西方提供的坦克和自动火炮所占的比重也由传统的12%升到了24%。至于谈到大炮，则美国援助的主要是高射炮，数量为7944门。苏联历史学家们常会把这一数字与苏联的大炮和迫击炮生产数量笼统地联系在一起--即苏联一共生产了482,200门大炮和351,800门迫击炮，这就使得美国提供的高射炮数量在苏联大炮生产总量中只占到不到2%，而在苏联大炮和迫击炮的生产总量中还占不到1%。但是，我们在这里应该把它只跟苏联高射炮的生产量相比--要知道，红军最匮乏的是高射炮，于是，美国援助的数量所占的份额就会大大提高（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苏联高射炮生产的相关数据，我们暂时无法列出准确的计算结果）。　　还应该指出的是，美国对苏联在汽车外胎和个别粮食品种方面的供应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租借法案给苏联提供了汽车轮胎3,606,000件，美国提供的数量占到苏联生产量的43.1%，但同时我们应考虑到这一因素：美国援助的主要是大型的汽车轮胎，这就使得这些提供物资所起的作用更大了。此外，英国还提供了103,500吨天然橡胶。苏联还得到了美国援助的672,400美吨(相当于610,000吨)糖，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糖占到了苏联糖的总量的41.8%。美国提供的肉罐头为732,595美吨（相当于664,600吨），这在红军和居民的生活供应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肉罐头就是苏联罐头生产总量的大约108%（这些罐头中并不都是肉罐头），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肉罐头就占到了苏联肉类生产总量的17.9%。　　------------苏联的依赖性------------　　但也很有可能的是，对苏联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先进机床和工业设备的供应。还在1939年到1940年的时候，苏联领导人就针对进口设备分配订货，这些设备是用于生产炮兵武器的。后来，这些设备主要是根据租借法案分配的订货向苏联提供。在战争年代，苏联最急需的正是这种生产炮兵武器的特种机床。但是，这些订货中存在着很大的失误。所订购的相当一大部分设备是用于生产纯进攻性武器的，如大口径舰船火炮和超重型陆军火炮，这些火炮主要用于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舰船火炮并不需要，因为战争一开始，船舶工业就被迫停工。而超重型陆军火炮也用不上，因为直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红军在对付相应的防御工事的时候才用得着，而且规模也没有达到战前我们所想的那样大。　　美国战时向苏联总共提供了金属切削机床38,100台，英国供应了6500台机床和104台冲床。苏联在1941年到1945年间共生产金属切削机床115,400台，是根据租借法案提供总量的2.6倍。实际上，如果我们从价值上来衡量，那么西方的援助要大得多，因为他们提供的机床比苏联的机床要先进得多，并且造价昂贵得多。在1941～1945年间，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的机器和工业设备价值6.07亿美元。　　整个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没有西方的援助，苏联不仅可能难以赢得卫国战争，而且甚至无法抵挡德国的入侵，也不能生产足够的武器和技术装备，也不能保障战争所用的燃料和弹药。在战争开始时，苏联领导人就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依赖性，比如罗斯福总统的特使霍普金斯曾在1941年7月31日信函中宣称，斯大林认为如果没有美国人的帮助，英国和苏联就不可能和德国强大的物资实力相抗衡，因为德国拥有其所占领的欧洲领土的全部资源。罗斯福也在1940年10月宣布了一个决定，允许军事部门向那些能够保护美国民族利益的国家--其中包括苏联，提供美国武装力量富余的武器和装备，以及战略物资和工业设备。战前，苏联向美国所订购的设备对于生产武器和战斗装备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美国总统的这种态度的支持，未必能够实现。　　西方盟国给予苏联备战的援助不单是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物资，反对英美的战争也迫使德国建造潜艇，在潜艇上花费了大量的金属、设备和人力，在1941～1944年间德国的造船业生产的潜艇总排水量为810,000吨。德国舰队投入主要兵力用于对付西方各国的舰队和商船（这里也包括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物资的护航舰），西方盟国把法西斯德国主要的陆军吸引过来，战争的最后一年达40%。英美空军对德军实施的战略轰炸延缓了德国军事工业的增长速度，而在战争最后一年，德国的汽油生产实际上已经停止，最终使得德国空军陷入瘫痪。从1944年3月到9月，德国的汽油几乎都是专门在合成燃料工厂生产的，而在那一时期盟国又将其作为主要的轰炸目标。德国的汽油生产从181,000吨下降到10,000吨，然后在11月产量略微上升，为49,000吨，但是到1945年3月就完全停产了。　　既然没有英国和美国的协助，苏联就难以进行对德战争，那么苏联所宣传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卫国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以及苏联能够独立战胜德国，这些都只不过是神话而已。只不过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们没有充分估计苏联经济能够相当有效地并且迅速地利用西方援助，也没有料到英国和美国提供了必要数量的援助，而且很及时。现在历史学家们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就是评价西方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工业设备，连同德国的赔偿所提供的物资，是怎样促成了苏联的军事工业体系，使得苏联可以与西方平等地进行军备竞赛。　　------------弗拉索夫将军"叛国"真相------------　　弗拉索夫将军"叛国"真相　　从1942年起，德军高级将领们已经认识到，对付斯大林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俄罗斯解放军和俄罗斯傀儡政府，以及别的民族的政府和军队，这是在东线取得胜利的惟一办法。　　"叛变"的爱国者40　　二战期间的俄罗斯投敌者现象成为人们思考的话题是战后不久的事情，先是在前西德，然后是在美国出版的俄语刊物《多重人格》中开始被人们谈到。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又出版了弗拉索夫的德国追随者们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为俄罗斯解放军的领导人进行辩护。又过了10年，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出现了西方学者们的一些研究文章，在这些文章里首次把俄罗斯解放运动的参与者们看成是一些向布尔什维主义进行斗争的思想斗士。在论述1945～1946年强制移交西方占领区内被俘苏联公民的问题的文章中，这种观点也占主导地位。同时，应该完全公正指出的是，向斯大林强制移交在法西斯德国武装力量中服役的苏联公民，甚至包括那些根本没有苏联国籍的侨民，是不符合国际法规定的，并且只是出于政治动机而采取的行动。　　战争一开始，就有几百万名红军战士被俘，1942年12月1日以前已达3,806,000人。1942年又增加了1,653,000人，1943年增加了565,000人，1944年增加了147,000人。即使在取得胜利前的1945年的前4个月里，被俘人数也有34,000人。在被俘的620万苏联战俘中，约有100,000（也可能是200,000）人逃走，约420万人在战俘营中死亡，约180万人被苏军解救（他们中间只有一半人在胜利前夕还仍然处于被俘的地位，其余的早就被德国人策反，并成为投敌者，在德军中服役）。这些数字骇人听闻。　　产生这一悲剧的原因在于希特勒实行的反人类政策。对他来说，东方的领土对德国殖民者来说首先是"生存空间"。德国领导人本来希望采用闪电战取得胜利，所以残酷地虐待俘虏。俘虏中250多万人没有活过1941～1942年的冬天。当然，苏联政府对此也负有责任。战争一开始，苏联就宣称准备遵守《日内瓦公约》中有关战俘的条款，但实际上并没有执行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条款:向国际红十字会提供对方战俘的名单；允许战俘去往第三国。为了报复，德国统帅部使苏联战俘处于饥饿之中，根本不考虑他们的死活。　　尽管投敌者数量巨大，尤其是在战争的第一年里，更是人数众多，但是我们缺乏有关他们的详细资料。众所周知，1942年下半年，有61,000名红军战士投向德国人；1943年，投敌者的人数减少到24,000人，而在1944年的前3个月里，则只有2200人投敌；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这些人就更少了（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是，1945年3月在奥得（当时，希特勒的失败已经不容质疑）仍然有18名苏军战士投向德国人。　　许多被俘的苏军高级将领一开始就没有拒绝与德国人合作。比如，根据德国人的资料，1941年12月，有些苏军高级将领就曾准备有条件地与德军合作，与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作战，如，М.И.波塔波夫和П　　Г.波涅杰林……维亚济马的英雄М.Ф.卢金中将曾指挥被围困的苏军坚守几乎两个星期，拖住了德军中央集群的步兵部队，也许由此拯救了莫斯科。12月12日，卢金将军和与他一起被囚禁的将军们向德国方面提出建议，要求建立俄罗斯反政府武装，以此向苏联人民和军队证明，他们完全可以向"可恶的布尔什维克制度"发起进攻，同时，他们也还是维护自己祖国利益的。当时，卢金对审讯他的德国军官说："苏联人民面临着一个很特殊的形势：虽然俄罗斯人拥护所谓的'敌人'，好像是投奔了他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背叛了祖国，而是远离了那种制度……甚至许多著名的苏联政治家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是衷心维护共产主义制度的。"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卢金1970年去世时，被公认为是战斗英雄。但是仅仅过了14年，约阿希姆·霍夫曼在《弗拉索夫军队史》一书中，公布了卢金被审讯的记录中的一个片段。如果这些记录落到斯大林的特工手中的话，这位将军肯定会被枪毙。要知道，战后波涅杰林将军之所以被枪毙，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仅仅因为有人告密说，他似乎暴露出准备与敌人合作的企图。在随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如果宣读德军对卢金将军的审讯记录，那么卢金肯定会被撤销将军称号，而他的名字也会从卫国战争的历史中一笔勾销……　　战争的最初几周，在苏联就已经开始有投敌者出现。成千上万的士兵为了避免牢狱之苦，平民们为了避免死于饥荒，便加入德军充当"志愿者"。他们被看做是德军士兵，但一般被用在后方部队，并且按规定无权携带武器。很快，许多"志愿者"逐渐被用作哨兵和警卫，开始使用轻型武器。到1941年底，"志愿者"已经有大约200,000人，其中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鞑靼人……但是，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各个时期的"志愿者"的人数。据有些资料估计，1943年春天，他们的人数超过100万人。连一些德国将军和军官们也承认说，在苏联，德军如果没有这些"志愿者"协助，根本无法解决复杂的交通和后勤难题。　　------------最有威信的苏军将领------------　　从东线的战争有持久战倾向的那一刻起，德国统帅部开始寻找合适的机会，想在投敌者中建立一支作战部队。这一计划与其说是出于纯粹的军事目的，倒不如说是为了起到宣传作用。在组建俄军部队时，被俘的第2突击方面军司令兼沃尔霍夫方面军副司令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立下了汗马功劳。弗拉索夫1901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最终成为一位显赫的将军。战争初期，他曾指挥西南方面军的第4机械化军团，随后，在基辅战役中领导第37方面军。在莫斯科会战中他成功地指挥了第20方面军。稍后，他指挥第2突击方面军的时候，部队陷入包围圈之中（但并非由于他的指挥失误）。当时，弗拉索夫率领部分战士试图突围，但在1942年7月11日被德军的巡逻队俘获。稍后，弗拉索夫在自己的《告红军指战员书》中，不止一次地证实，他是自觉地起来为了"新俄罗斯"而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的。但是，他自己也承认说，实际上他是已经逐渐接受了苏维埃制度，却又不幸被德国人包围在沃尔霍夫的沼泽之中的。　　到1942年秋天，弗拉索夫答应与德国人全力合作之后，他成了投敌者军队中最有威信的苏军将领。至于卢金，由于其试图建立俄罗斯独立军和独立政府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德国领导人的同意，他深信，几百万名身陷囹圄的战俘必将死于德国人的残暴。于是，卢金对于合作之事心灰意懒。而且，他还请德国人永远不要把他的建议公诸于世，因为他很为自己留在国内的家人担心。弗拉索夫最终被德国人选中，因为他的名字肯定可以起到最好的宣传作用。　　1942年12月27日，在斯摩棱斯克公布了俄罗斯委员会《告红军指战员书》，签署人为委员会主席А.А.弗拉索夫中将和秘书В.Ф.马雷什金少将（他曾任第19方面军参谋长）。在这份宣告中，布尔什维克被宣布为"俄罗斯人民的敌人"和战争的罪魁祸首。我们这里来看一下该宣告的部分内容："我国历史从没有遭受过这样的失败，这场战争中红军必将是死路一条。尽管指战员们有自我牺牲精神，尽管俄罗斯人民英勇顽强，这场战争注定是一场失败的战争。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就是腐朽的社会制度、斯大林以及他的总参谋部的懦弱无能。""斯大林的盟国"--英国和美国的"资本家们"，也应该受到谴责，正是他们"背叛了俄罗斯人民"，因为"德国人发动战争并不是为了反对俄罗斯人民和他们的祖国，而只是为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俄罗斯委员会还号召全体人民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和资本家"的"新俄罗斯"而斗争。在"新俄罗斯"国家里，强迫劳动现象应该被消灭，而且工人们的"真正的"劳动权利和真正的信仰、言论和集会自由都将得到保障……弗拉索夫和马雷什金号召大家起来消灭"恐怖和强权的制度"。宣告中专门条款还规定了"保障社会的公平并保护劳动人民不受任何剥削者的压迫"。同时打算消灭集体农庄，并把土地归农民们个人所有。此外，还许诺释放全部政治犯。这个宣告看上去十分诱人。　　但是，在这份宣告中，被俄罗斯委员会宣布为人民敌人的不仅包括"斯大林和他的匪徒们"，而且也包括"所有自愿到布尔什维克的秘密监督机关（即特种部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等部队）服役的人"，甚至还包括"那些破坏俄罗斯人民财产的人"。该宣告还声明，对于人民的敌人应该毫不手软地消灭。不难发现，这个范围包括了数百万人，甚至包括一些普通红军战士，因为他们在撤退时遵照指挥部的命令破坏了桥梁、道路和建筑物。如果德军取得了胜利，真的让弗拉索夫和他的战友们上台的话，他们无疑也会实行恐怖手段。从而让俄国于1917到1920年期间的红色恐怖相形见绌（当时，根据某些资料估计，竟然有约200万人被处决）。并且，如果再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建立"新俄罗斯"的宣言竟是根据德国纳粹的纲领性文件复制出来的，这些文件包含着向俄国布尔什维克和西方财阀政治开战的口号。顺便说一句，俄罗斯委员会在谈到民族问题时惜墨如金，只是允诺"保证民族自由"，同时又强调俄罗斯民族的特殊作用。要知道，俄罗斯委员会的成员们过去在苏联都是一些身居高位的将军，难怪毫不费力地接受了极权主义思想--纳粹思想。纳粹意识形态在很多方面与布尔什维主义不谋而合。有趣的是，在弗拉索夫司令部工作的人中，有一个名叫М.Ф.济科夫的少校，他是Н.И.布哈林的追随者，曾与布哈林一起在《消息报》工作过。他坐过牢，在战争爆发前刚被释放，后来又被德国人俘获。济科夫试图在弗拉索夫运动的范围里实现"布哈林的抉择"。1944年夏天，他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弗拉索夫司令部和法西斯德国军队中的人们都相信，肯定是盖世太保的间谍们发现了济科夫的"犹太人"身世（虽然可能根本没有确凿证据）和"共产党员"身份（这是毫无疑问的），劫持并杀害了他。但是，据盖世太保证实，济科夫是被苏联间谍杀害的。　　1942～1943年，德国人挑选俄罗斯族战俘组成了一些警卫营和步兵营，编制上划归弗拉索夫率领的俄罗斯解放军。有时，他们在军事行动中的编制变为团。比如，阻击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前红军上校С.К.布尼亚琴科就率领其中的一个团，后来他成了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的师长（因诺曼底的战功而得到德国人的奖励）。1942年年底，根据希特勒的指示，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穆斯林和其他从苏联投奔来的人所组成的部队从东线调到西线，然后又调到意大利（俄罗斯的"志愿者"甚至参加了北非的隆美尔的部队）。因为德国人拒绝组建俄罗斯海外政府和军队，引起了俄罗斯人的士气低落，有许多人逃走参加了游击队。　　------------俄罗斯解放军------------　　实际上，弗拉索夫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控制名义上由他指挥的俄罗斯解放军。他们上战场的时候，作战非常顽强。但是这与其说是自觉的英雄主义，还不如说是岌岌自危。弗拉索夫这类人在德军撤退时面临的是德国人的严厉打压，而俄罗斯战俘面临的是频繁发生的死亡。我想起了我的一个白俄罗斯远亲讲过的一件事，他在1944年7月解放布列斯特时还是一名中士。德军撤退后不久，有两个苏军上校来视察布列斯特堡垒，想看看它的防御工事。地下工事里藏着一个弗拉索夫排，他们打死了这两名苏军上校。红军战士开始寻找失踪的上校，他们最终发现了弗拉索夫排，并用发烟罐迫使他们投降。红军部队指挥员对俘虏们说："我可以把你们送交法庭，那样你们肯定会被枪毙，但我现在打算问问战士们，看他们决定怎么处理你们。"红军战士用刺刀把弗拉索夫排的人一一挑死，根本不听他们解释为什么效忠于德国人。　　从1942年起，德军高级将领们已经认识到，对付斯大林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俄罗斯解放军和俄罗斯傀儡政府，以及别的民族的政府和军队，这是在东线取得胜利的惟一办法。但是，直到1944年初，希特勒和希姆莱一直反对这一建议，他们只是把"东方领土"看做德国的殖民地而已。然而，随着德军在东线和西线不断的失败，纳粹的首领们也开始在这方面做出让步。还在1943年时，德军就建立起了一个东方部队司令部，把所有的苏联投敌者的武装都聚集起来。1943年4月6日，北方集群的参谋长金采利将军批评了建立这些武装的命令，他给东方部队司令格尔米赫将军写信，说他们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信中说，"对于这些东方部队的战士们，他们的将来怎么办，战后他们的祖国在哪里"，因为，如果认为他们"愿意站在德国人一边作战，是因为他们为德国人把他们从布尔什维主义解放出来而感激"，这是大错特错的。"实际上，对东方部队的战士来说，问题就在于，是选择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奴役之下摆脱出来后接受德国人奴役，还是应该为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斗。"　　类似的建议即使要得到象征性的同意，也要等到1944年夏天德军在法国和白俄罗斯溃败之后。1943年9月14日，弗拉索夫被希姆莱召见。作为俄罗斯解放军的司令，弗拉索夫被告知，要想恢复1939年9月1日前俄罗斯的疆界，必须赋予非俄罗斯族和哥萨克地区更大的自治权。希特勒和希姆莱同意组建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第600步兵师）。1945年1月，开始组建俄罗斯解放军第2师（第650步兵师）。1944年秋天时，德国人准备向阿登地区发起反攻，打算给西方盟国以毁灭性打击，并迫使他们单独媾和，然后把所有兵力调集到东线，粉碎红军，而在东线俄罗斯解放军的部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1944年11月14日，在布拉格成立了以弗拉索夫为首的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他把俄罗斯委员会和其他民族的委员会，以及在德国人庇护之下（除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以外）建立起来的其他军事力量联合起来。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通过了宣言，这一宣言基本上是重复了1942年12月27日俄罗斯委员会的宣告的内容。不过，宣言中只字未提向"英美资本家们"开战的事，对于德国的帮助则表示欢迎，"但是带着一个前提，即不损害我国的尊严和独立"。宣言同时强调，此时德国的援助是可以同"斯大林匪帮们"进行武装斗争的惟一机会。在宣言中，还表示了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愿意在战后同所有的国家维持和平友好关系。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还指出，现在红军向东欧、中欧和巴尔干半岛进军，战争已经明显演变成苏联人进行的侵略战争。这些内容给人的印象是，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宣言与其说是针对红军和苏联居民的，还不如说是针对西方盟国的。鉴于德国人注定很快要灭亡，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们转而希望得到西方盟国的庇护。　　"苏联的"党卫军41　　在战争的头两年中，苏联战俘之所以数量庞大，是由于德国在战场上占据优势。但是，事情不仅如此。苏联的许多居民，特别是不久前刚刚并入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比萨拉比亚、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居民们，从一开始就把德国军队看成是自己的救星。　　许多从高加索、中亚和波沃尔日等地区迁来的人民也并不是特别愿意为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而战斗。被纳入红军的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军队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拿起武器投向了德国人一边。　　------------"苏联的"党卫军------------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战斗机从战争一开始就袭击了西乌克兰的苏军，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反苏组织甚至在德军还没有到来之前，已经占领了包括考纳斯在内的一些城市。由于斯大林多年实行恐怖政策和苏维埃制度本身的问题，俄罗斯、东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部队中的许多战士和指挥员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战斗力，轻易就缴械投降了。　　我已经谈过德国领导人对于开展俄罗斯解放运动这一建议本身怀有敌意，这在一些部队的地位上体现了出来（这些部队后来被编入弗拉索夫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　　但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部队的情形有所不同，甚至连立陶宛的部队或多或少也是这种情况，因为德国人最后还是准许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可以实现有限的自治。说实话，对待立陶宛的态度要差一些:与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不同，他们不被看成是雅利安人。所以，立陶宛党卫军师的组建要比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晚一些。　　1944年秋天以前，民族主义武装也为德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很早以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师就已经在前线作战了：党卫军第15师（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师，但拉脱维亚人占多数）、党卫军第19师（拉脱维亚师）和党卫军第20师（爱沙尼亚师）。由乌克兰人组建的党卫军第14师1944年夏天在布罗德陷入重围，突围出来之后，经过改编，在战争将要结束时再次投入东线战场南部的战斗中。从1943年起，第162步兵师开始在意大利进行战斗，它是由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突厥人组成的。德国冯·潘维茨将军领导的第15骑兵兵团在南斯拉夫作战，其中第1和第2骑兵师就是由顿河、库班、捷列克河和北高加索的士兵组成的。当时，还组建了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指挥的俄罗斯解放人民军的党卫军第29师。卡明斯基以前坐过牢（刑事犯还是政治犯不详），曾住在布良斯克州的洛科济，在一个化学工厂当过工程师。德国人来了以后，他就领导了"地区自治"行政机关和同游击队作斗争的民兵组织。然后在民兵组织基础上建立了党卫军旅，这个旅在德国人走了以后，被调去同白俄罗斯的游击队作战，后又于1944年同华沙的起义者们作战。　　在镇压华沙起义的过程中，卡明斯基的士兵们无情地屠杀平民。德国人决定逮捕卡明斯基，于是他跑到了喀尔巴阡山的塔尔诺波尔地区，企图同反共的乌克兰起义军汇合，但是11月份被德国安全机关的间谍杀害。之后党卫军第29师被并入了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党卫军第30师由西格里格中校率领的旅组成，主要由白俄罗斯自卫武装组成（成员主要是一些以前被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后来这个师被合并到俄罗斯解放军的第1和第2师。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德国把党卫军第30师改编成了一个白俄罗斯民族师，成员主要是和德国人一起撤退的白俄罗斯投敌者。1945年4月，这个师被调集到了意大利战场，但最后仍没有参加战斗。　　对于苏联大部分的非俄罗斯民族来说，与德国合作也是为了反对苏联损害他们的民族文化并使他们俄罗斯化的政策。对于二战中民族主义运动的悲惨处境，白俄罗斯的一个士官对俄罗斯解放军曾有过准确描述："我们根本没有这样做或那样做的选择。如果德国人获胜，他们就会把我们全部消灭，如果苏联人获胜，他们就会消灭我们的文明并使我们的民族同化……没有第三种选择。"　　由于这个原因，德国人与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演变十分有趣。战争刚开始，以斯捷潘·班杰拉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就在利沃夫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是只过了几天，这个政权就被德国人摧毁，而班杰拉本人也被押送到扎克先豪津的"政治堡垒"。那里关押着一些政治犯，德国人企图与他们进行谈判。　　以安德烈·梅里尼克为首的另一个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毫无保留地站到德国人一方，但是在乌克兰人中没有什么威信。班杰拉的人建立了乌克兰起义军，这个军队不仅同德国人作战，而且也同苏联的游击队作战。他们一直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希望将来德国人由于失败而被迫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签订政治和约，或者等到西方盟国向乌克兰发起进攻的那一天。　　1944年10月，德国人被迫放弃乌克兰，班杰拉被释放。虽然没有达成和约，德国人开始给乌克兰起义军提供武器，并把他们的领导人派到苏军的后方与红军作战。　　------------奥地利军团------------　　现在，乌克兰自治的口号对希特勒来说已经不是那么可怕，甚至当时还组建了乌克兰解放委员会。德国人选中了一位政治上中立的人物担任其领导人。此人就是帕维尔·尚德鲁克，曾任佩特留拉部队的最后一任参谋长，后来是波兰军官。他安排了梅里尼克的人，还安排了班杰拉的人，但他们都没有进入委员会，甚至还安排了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是以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前总理康斯坦丁·列维茨基为首的佩特留拉的追随者们）。尚德鲁克被任命为乌克兰解放军的总司令，名义上，党卫军第14师"加利齐亚"，即后来的乌克兰第1师，也归他指挥。德国人和委员会的头头们都在寻找机会建立乌克兰第2师，它与第1师不同，是由从东乌克兰迁来的人组成的，但是终究未果。弗拉索夫建议尚德鲁克与俄罗斯解放军合并，但后者像以前一样拒绝这一提议。弗拉索夫以前曾提出组建东乌克兰特种师，并让它隶属于俄罗斯解放军。　　1945年3月28日，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作出决定，要求弗拉索夫的部队进行集中，并同意把哥萨克第15军团和哥萨克民兵（即以Т.И.多马诺夫为首的"哥萨克阵营"，多马诺夫曾是红军部署在意大利北部军队中的一名少校），以及在奥地利、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地区的民族主义武装都划归弗拉索夫的军队管辖。这样决定的目的，是以便将来与西方盟国达成移交的协议，以便有机会把他们投入同苏联或者日本作战，或者上山同米哈伊洛维奇的塞尔维亚游击队合并，进行游击战，就像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员所希望的那样，等待着苏联和西方盟国即将发生的武装冲突。　　但是，4月13日，德军统帅部把С.К.布尼亚琴科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的第1师调走，向位于法兰克福的奥得河畔的苏军战略基地发起进攻。开始时，弗拉索夫的人向前推进了500米，并占领了苏军的一些防御工事，但是随后在侧翼火力的进攻下被迫停下来。德国空军和В.И.马尔采夫(以前是红军上校)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的防空部队所进行的密集轰炸也无济于事。眼见进攻不能得手，布尼亚琴科带着自己的师离开了战场，德国人对此也无可奈何。在第三帝国存在的最后日子里，法西斯德国武装部队也不想过多树敌。　　在此之前，弗拉索夫和他的司令部就已经断定，到奥地利或者到臭名昭著的"阿尔卑斯堡垒"是很危险的，因为那里有很多忠实于希特勒的党卫军部队。所以，布尼亚琴科被命令前往波希米亚，被派往那里的还有前红军上校Г.А.兹韦列夫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的第2师（"奥地利军团"　　也属于这一师），以及丹麦来的第599旅（弗拉索夫的这支部队最终也未能进入捷克斯洛伐克）。4月底5月初的时候，弗拉索夫与捷克的军事组织"巴尔托什"和"阿列凯斯"军团签署了协议。这两个组织比较倾向于捷克斯洛伐克侨民政府，并正准备在布拉格举行反德起义。弗拉索夫和他的军队给予起义者们军事援助，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寻求政治避难。他还不知道，根据苏美司令部之间达成的协议，布拉格应该被红军占领。5月6日和7日，布尼亚琴科师向布拉格的德国驻军发起进攻，并占领了飞机场和其他许多重要设施，为起义者们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5月7日，红军的通讯勤务部队出现在布拉格。　　很明显，苏军即将攻入城中。弗拉索夫的德国联络官施文因格尔少校转述了在布尼亚琴科和苏联少校科斯坚科之间发生的一段很有代表性的对话。科斯坚科向这位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的师长转达了斯大林的问候，目的是希望他和"自己的整个师一起回到祖国的怀抱"。布尼亚琴科"也请他转达自己对斯大林的问候，并请他放心，自己决不会转向德国人一边"。5月8日，第1师离开布拉格，和德国部队一起向着比尔森的美国人进军。这个师和弗拉索夫最终进入美国在捷克的占领区，但是，就在这里，弗拉索夫、布尼亚琴科和俄罗斯解放军其他高级军官们一起被美国人移交给了红军。　　随后，这个师的大部分士兵和军官被遣返，而俄罗斯解放军第2师还没有到达美军占领区就已经被苏军俘获。以В.И.马尔采夫为首的空军向美军投了降。马尔采夫本人和他的司令部军官们于1946年被遣返回苏联，但是，他的大部分下属避免了布尼亚琴科师和弗拉索夫司令部那样的被遣返的厄运。　　------------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希望------------　　这个师的4位团长中有3位得以保全。整个弗拉索夫部队一共有50,000人，其中避免被移交的有不下10,000人。根据雅尔塔协议，向西方盟国投降的潘维茨和多马诺夫的哥萨克人以及第162师的士兵都被遣返回了苏联。　　党卫军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师在库尔良季亚向红军投降。比较幸运的是尚德鲁克率领的党卫军乌克兰第14师，他们向在奥地利的英国军队投降。这个师的10,000名战士被认为不属于苏联公民，因为在战争开始以前，他们居住在波兰。其实，根据H.托尔斯泰所提供的资料显示，其中20%～50%的士兵是东乌克兰的居民，并且有着货真价实的苏联国籍。　　虽然，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发表特别声明，要求遣返乌克兰的党卫军分子，但是，这也无济于事。不过，在战后头几个月的争吵中，盟国还是向苏联移交了一部分逃往国外的反动分子，但是，遣返的要求并没有进一步满足。比如，被移交的哥萨克军团的军官们就主要是由侨民组成。这里要谈一下军团里一些特殊的"思想斗士"，他们是白军以前的将军П.Н.克拉斯诺夫和А.Г.什库罗。他们不仅从来都不是苏联公民，而且甚至在军团中也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并且也不可能犯下什么战争罪行，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战斗。西方盟国还是一如既往地指望着与强大的苏联积极进行合作……　　弗拉索夫和他所有的将军们以及什库罗、克拉斯诺夫和多马诺夫，像许许多多被俘的普通投敌者一样，都被处决了。　　俄罗斯解放军的两难处境42　　战争开始前，许多后来的投敌者已经意识到苏德间的冲突在所难免，他们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希望正在于此。例如，冯·潘维茨的哥萨克军第15军团里有一个名叫И.Н.科诺诺夫的上校团长，在20世纪30年代末，他还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当学员的时候，就曾说过："如果研究一下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就会得出一个很肯定的结论：在苏联和德国之间，就像在两个毫不妥协的敌人之间一样，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而另外一些人，其中包括弗拉索夫将军和俄罗斯解放军的大部分高官们，之所以加入投敌者的行列，首先是出于个人名利的考虑。身为将军或者高级军官，即使被俘，生存条件与普通的红军战士比也要相对好得多，并且不必担心会饿死，但是，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红军中的仕途已经走到了末路。　　弗拉索夫将军常常被大家公认为是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思想斗士，几乎被认为是俄罗斯自由解放运动的创始人。与此同时，所有已有的事实都证明，未来的俄罗斯解放军领导人在生活中只关心自己的官衔问题，为此他才表现出聪敏和英雄主义。如果弗拉索夫真的打算在希特勒的帮助下与斯大林作对，那么什么可以影响他哪怕在1941年秋天的基辅保卫战中向敌人投诚呢？但是他为了找到自己人，在森林中穿行了数个星期，之后又打算与第2突击部队的余部一起穿越前线，后来只是由于偶然原因他才被德军俘虏。当时正值1942年夏天，德国法西斯武装力量气焰极为嚣张，似乎德国人如果不能获胜，那才是怪事一桩。　　身为将军的弗拉索夫即使没有变节行为，在战俘营中保全性命的机会还是相当多的。而对于数百万的普通苏联战俘来说，这种机会要少得多。这里面临的选择通常是很残酷的：要么以各种形式与敌人合作，要么就被饿死。同样的选择也落到被占领区的许多居民头上，他们为了得到一份口粮养家糊口，不得不去各个企业、运输业或被侵略者把持的学校工作。后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谴责为是"帮凶"。Л.А.萨穆京--于1946年被英国人出卖给了苏维埃，而在此之前曾于1941年作为苏联战俘尝尽了德国集中营的苦头--在回忆录中写道：　　"相对英国人对荣誉的理解而言，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一名战士穿上敌人的军服，并与自己过去的死对头为伍。而且这种高尚的愤怒更容易在那些人身上点燃--当一个人在生命中不仅自己从未经受过真正的饥饿，而且甚至连见也未见过被饥饿和苦难折磨得失去了人形的人。　　哎，诸位呀诸位，想说的只有一句话：'不要求全责备，不然你们也将受到评判！'英国俘虏在德国人那里失去的只有一个--自由，他们感受不到饥饿、寒冷和生活的屈辱，也感受不到与亲人、家人失去联系的痛苦。跟我们比起来，德国人对他们是另眼相看。那么，诸位，你们还要对那些由于偶然原因和命运安排而死里逃生的人求全责备吗？"　　------------匪帮的罪行------------　　这些话可以以相同的理由向指责通敌叛国者的苏联和俄罗斯批评家们诉说。要知道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后来从未遇到过在几乎必死和变节行为间必须做出选择这种情况。几乎可以肯定，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甚至绝大多数人也会像苏军的前官兵一样，选择为德国人效劳。"不要求全责备，不然你们也将受到评判！"战后50年来这句话是最合理的。虽然在任何政权统治下--无论是极权主义还是民主主义，对通敌叛国者的激烈谴责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背叛誓言和自己祖国的国家制度是不会被世界上任何一种政权饶恕的。　　对苏德双方军队和睦相处的记忆成了促使弗拉索夫与德国人合作的一个动因，但是，这种合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便是这位将军的被俘。说到弗拉索夫并不是心甘情愿，而是迫不得已地成了变节者这一点，他在侦查、审判过程中的表现证明了这一点，当侦查、审判将近结束时，他自己对此不再怀疑。俄罗斯解放军队昔日的领导人最后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本人追悔莫及，虽然说真的，为时已晚，但在侦查、审判过程中我会尽全力揭露所有匪帮的罪行。我等待着最严厉的惩罚。"同时弗拉索夫没有一个战友企图把俄罗斯解放运动凌驾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上，他们都后悔万分，请求得到宽恕。而过去白军将领中的通敌叛国者--被英国人出卖受到镇压的П.Н.克拉斯诺夫、А.Г.什库罗等人的表现则完全不同。在法庭上面对必然来临的死刑判决毫无悔意，而且诅咒苏维埃政权。引渡侨民将军的做法是违反法律的。正像苏联情报机关的一位领导人、有名的恐怖主义者П.А.苏多普拉托夫回忆的那样，П.Н.克拉斯诺夫、А.Г.什库罗等人实际上是根据与苏方的秘密协定才与昔日的德国海军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雷德尔（Erich　　Raeder，1876－1960）和一批被苏军俘虏的德军高级将领进行交换的。如果没有这次交换，雷德尔完全可以逃脱纽伦堡国际法庭的审判，因为苏联本来指望利用一下这位过去的海军上将广泛的关系和所掌握的情报。　　纽伦堡国际法庭对纳粹战犯进行审判在法律上来说是没有充分根据的。盟国们不得不对苏联的许多勾当"视而不见"。他们装作看不见卡滕，看不见苏德秘密备忘录，看不见苏联对芬兰的占领，虽然当时已经很少有人怀疑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必须要为所有这一切负责。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中的制度与后来解放纳粹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时发现的情况相差无几，关于这一点，当时西方有一小部分人在猜测，而且情况也不是十分明朗。为了给种族灭绝政策的发明人和侵略者公平地定罪，必须对胜利者之一的苏联的这些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哪怕是在最小的范围里。说真的，苏联的这些行径--杀害最有钱、最有教养的民众--仅称为种族灭绝是远远不够的。在卡滕和其他地方枪杀波兰军官就正好体现了这种政策。国内战争时期俄国的这种政策是在红色恐怖手段的帮助下实行的，在东德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中它的施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了（其中包括几万人死在战俘营中）。说实话，这里的恐怖手段已经不是俄国的那种恐怖手段，因为它是在与西方开始"冷战"对立的条件下实行的，当时在对立的情况下，看待东欧国家就像看待盟国一样。　　在投敌者中也有一些在思想上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人员，其中就包括俄罗斯解放军的空军司令、前红军上校В.И.马尔采夫。他不是俘虏，而是自愿跑来向德国人效劳的。而1941年8月22日，前红军少校И.Н.科诺诺夫带领着自己的第436步兵团向德国人投诚。43那些与德国人合作的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的白俄分子是一些反对苏维埃的思想斗士。在投敌者中间，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与这些侨民有相似之处，他们留在苏联并同共产党员们进行着积极的斗争。例如，捷列克的哥萨克格奥尔吉·吉卡耶夫大尉就在北高加索打了20多年游击，而自从德国人到那以后，他就与他们合并，并参加了捷列克哥萨克武装。　　普通的苏联投敌者，包括大量被俘的红军士兵，他们投敌的另一层原因，在于内心最后一道防线在德国式的"先进生活"面前彻底崩溃了。1943年3月28日，在俄罗斯解放军的宣传员培训班结业以后，中尉列戈斯达耶夫在投敌者发行的《志愿军报》上写道："……我经常听到德国军官和士兵们谈起在德国的生活。但是，自从我参加了培训班组织的对一些工厂、农村企业和公共设施进行的参观后，我就坚信，听到的那些说法真的与事实一样。为了能过上德国工人们所过的这种生活，是值得进行斗争的，为了让我们祖国的人民也过上这样的生活，是值得流血牺牲的。"第一批侨民、上校康斯坦丁·克罗米阿季（萨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证实，在德国的苏联战俘中确实存在这种想法。克罗米阿季曾任弗拉索夫的秘书办主任。据他讲，一位被俘的苏联军官在1942年的冬天被带到了柏林，这个人因为担心泄露军事秘密，断然拒绝回答有关红军的任何问题。有一天恰逢节日，他被带到城里，以便让他参观一下德国人民的生活。这趟参观回来以后，这位战俘"要了纸张和铅笔，一连几天不停地写下了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失望之情，还写了苏联人民可怕的生活环境，以及苏维埃政权愚弄自己人民的那些谎言"。　　------------东方工人------------　　1943年4月25日，在《志愿军报》上刊登了弗拉索夫投敌者的一篇游记，写的是他们参观柏林郊区的文济亨多尔夫村的情况：　　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已经习惯于看见村子里到处是茅草顶的小木屋，可是，德国的农村看起来就像一座规模不大、却十分舒适的城市。一幢幢平房或两层小楼都是砖砌的，围墙是用石头垒的。在每一家院子旁边，都有小花园。村子的中央是教堂和学校。　　村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非常热心地回答着我们感兴趣的各种问题。我们参观了几家农户，下面就是我们对于农民生活的所见所闻。　　在这个村子里，一共有25户是继承的祖业，其中大部分人家有80～100公顷土地，这里面10～15公顷是林地。每一家农户都有1辆拖拉机、6～8匹马、将近25头母牛和12～15头猪。都是纯种的母牛。平均每头母牛的年产奶量达到4500～5000公升。　　柏林周围的土地并不是很肥沃，所以，这里大部分地区种的是黑麦和土豆。种植小麦要求土壤的质量比较高，所以只少量种了一些，以满足农户自己的需求。由于实行了正确的轮作制、使用了优质肥料，再加上农民们的精心伺候，在德国，即使在土质比较差的土地上收成产量也要比苏联高2～3倍。　　德国人并不了解在苏联农村，农民们的生活已经受到严重破坏。德国政府十分关心农民，实行了遗产继承法。另外，使农户的主要劳动力从兵役中解放出来，这种做法对农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战争期间，农村的劳动力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经常有所增加。一言以蔽之，战争并没有破坏德国农民的美好生活。　　在战争期间，德国的许多农村劳动力上了前线。代替他们耕作的是战俘和一些从被占领区招募来的人。　　文章接下来讲述了那些"东方工人"的美好生活，大概是每月能挣到70马克，另外，他们吃饭是免费的，不仅吃得饱，还穿得好。　　Д.祖耶夫所描述的画面明显不是杜撰出来的。当然对于那些农民生活境况的描写可能有点过于理想化，并且关于德国战时的农业生产力不断增长的说法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际上，德国到1943年时，粮食生产指数已经从1939年的104点下降到了92点（在1942年为86点），而土豆的生产指数也从105点下滑到了75点（在1942年为101点）。但是，即使这样，对于穿上军装的苏联农民来说，德国战时的农业生产水平也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要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中绝大多数人在1917年以前，从未拥有过超过4公顷以上的土地。那些在德国人看来属于中等水平的产奶量，对于苏联人而言已经是很难达到的纪录了。　　Ф.库季诺夫的《德国游记》对于哥萨克人的类似的参观（不仅有参观农村的，也有参观柏林的）进行了描述。这篇文章刊登在1944年1月15日的《哥萨克前哨》上。这篇文章着重指出了德国人生活中许多令苏联公民瞠目结舌的细节。例如，长在路旁的一棵棵果树，由于果实累累几乎要被压断了。原来，"根据那里的风俗习惯，过路人只能吃掉在地上的果实"，因为果树是归个人所有的。苏联的集体农庄的成员想都没想过，成熟的美味果实怎么可能不享用（当然，要旁边没有警察或者警卫）。　　给哥萨克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对医院进行的参观。在他们参观的那所医院里，"东方部队"的战俘们与德国士兵们一起接受治疗。库季诺夫特别强调指出："这所医院的残疾人只有在治好伤，换上假肢，而且又学习了一门手艺以后，才能出院。所以，因战争而受伤的残疾人在德国对于家庭和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个包袱。在他们的脸上你既看不到悲哀，也发现不了对于未来生活的恐惧。"　　这里，我们要指出，在我们面前呈现的不是一幅为了宣传目的而描绘的画面。即使现在，你也可以在德国见到生活十分方便舒适的残疾人，周围人对待他们就像对待正常人一样，完全没有苏联的庸俗的人们对待残疾人的那种掺杂着恐惧、鄙视和怜悯的眼光。在苏联，卫国战争结束以后，受伤最严重的残疾人被赶到了索洛夫卡专门的院子里，目的是为了不再让他们的尊容损害大城市人民的形象。　　在离开柏林以前，哥萨克们还参观了一位私人诊所医生的住宅："住宅的功能划分为：一个候诊室、一个接待室、一个治疗室、几个家庭成员们的办公室、餐厅、厨房、几间卧室和图书馆，总共有12个房间。"接着，又一一列举了治疗室和办公室里的最现代化的设备，所有这些都是医生的私有财产。库季诺夫指出，除去交税和所有的花销以外，这位医生的年纯收入超过10,000马克。与此同时，"所有的成年家庭成员都有一辆自行车，医生由于经常出诊还拥有一辆汽车。德国一个中等收入医生的生活水平，在苏联甚至教授这样的高级专家也无法相比"。　　------------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读过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写的科幻中篇小说《狗心》（1925年）的读者们可能会同意这种观点。我们还记得，小说的主人公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一位世界驰名的教授，仅有一套7个房间的住宅，但是，就是为这么一套住宅，他经常遭受房屋委员会的攻击和指责。在卫国战争开始前，这种7居室的住宅对于苏联一位名医来说，是极为奢侈的事，至于谈到现代化的设备，甚至大医院还不够用呢。对于大多数苏联人而言，自行车也属于奢侈品。而当时在德国，自行车已经成了主要的代步工具。　　库季诺夫记录下了哥萨克们参观德国纺织商店和鞋店时的印象："商品供应充足，花色品种应有尽有，用不着排队，就可以随时凭票购买所需的商品。由于这个原因，德国的居民穿着讲究，以至于仅凭服装，你根本无法判断出来：这是个工人还是一位工程师，是一位农村教师还是教授。"众所周知，到1943年为止，德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下降，而且战时德国商店里的商品供应十分充足，对于苏联而言，这简直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这篇文章中惟一为了达到宣传目的而夸大的地方就是对于"东方工人"丰衣足食的描写，他们中间有几个好像"外表已经欧洲化了：时髦的发型、讲究的衣着，只有'东方'字样的徽章暴露了他们的原籍。"文章的结尾完全是苏联式的："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所实行的政策，目的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所以，德国人民十分热爱自己的祖国，十分珍视自己的祖国，并且忠实于自己的政府。"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德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并不是文章作者们看到的那么完美无缺。我们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沃尔德马尔·佐梅尔，以前是德国的一个工人，后来在汉诺威的"汉诺马赫"工厂当技术员，1942年10月当了苏联人的战俘，下面就是他的口供："现在，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钱是够花了，因为反正也没什么可买的。我以前当车工的时候，每月工资为200马克，现在当了技术员每月可以拿到280马克。27马克交房租，而吃要花100马克，是按票供应的。在食物方面，有一大半是靠我个人的菜园子。剩下的钱就没处可花了。当然，也可以花黑市价买些东西，可是，它们太贵了，人们吓得什么也不敢买。"另外，根据佐梅尔的准确评价，"在德国，之所以到处安安静静的，并不是因为人民生活得很富足，而是因为盖世太保工作得很'得力'"。　　投敌者们同时意识到，德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并不是以类似于苏联国内进行的社会主义竞赛换来的。实际上，在德国几乎没有为了取得经济效益而进行的社会主义竞赛。也没有展开像苏联斯达汉诺夫劳模的那种竞赛，更没有像苏联那样对竞赛的优胜者实行个人崇拜。虽然德国国内也举行竞赛，但主要还是为了起到宣传作用，是为了让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中深入人心。　　更多的苏联居民在德国生活的诱惑下投敌了，投敌运动的规模之大，有一个事实就能说明，那就是在德军从苏联撤退时，几千名哥萨克地区的居民--妇女、儿童和老人都与他们一同撤离了。工程师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所指挥的俄罗斯解放人民军在向西方进军时，与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布良斯克州洛科济自治区的数千名居民（后来，卡明斯基的部队被编入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1943年秋天，德军从塔曼半岛向克里木撤退时，自愿和他们一起走的就有大约120,000名苏联公民，其中超过80,000名是哥萨克人。45　　应该注意到的是，与其他俄罗斯的投敌者们相比，哥萨克人在德国人那里属于比较有特权的阶层。德国人把他们当成盟友，并且也不反对哥萨克地区在德意志帝国的庇护下实行更大权力的自治。负责管理东部领土的德国部长、种族学说创始人之一的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提出的一种理论认为，哥萨克人是东哥特人的后裔，这就使得他们也成为雅利安人，而不再属于二等公民之列。哥萨克人的刊物，和弗拉索夫等人的刊物相比，更为经常地强调"德国人民和新欧洲的领袖希特勒"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还强调哥萨克人应该成为"德国军队最忠实的战友和盟友"。1943年1月27日，顿河哥萨克首领П.Н.克拉斯诺夫在宣言中号召说："大家加入德军吧！同他们一起去战斗！同时要牢记的是，在最后会战中这危险而抉择的关头，只有那些毫不犹豫地与希特勒和德国人民坚定地一起并肩战斗的人，才能在希特勒的新欧洲里占有一席之地。"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哥萨克们！德国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　　------------几个联络官------------　　类似的号召反映出在德国武装力量里服役的许多哥萨克人的心声。关于这一点，在他们从前线写给家里的信中就可以看出。例如，谢苗·拉林在1942年12月的家信中就自豪地告诉父亲说："……我现在有权利骄傲了，因为我现在是德军的一名士兵，属于顿河哥萨克。征召以后我不想打仗，干脆跑到德国人这边来了。反正在红军那里我一分钟也不想干了……"而库班的哥萨克阿列克谢·克里文科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参加了德军部队……我们的长官非常关心我们，不仅关心我们，甚至还关心我们的家人。"46显而易见，哥萨克投敌者在信中把德国人和德国武装力量视为"自己人"，而把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当成是"外人"。　　1943年11月10日，由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В.凯捷利和负责东部领土的德国部长А.罗森贝格签署了对哥萨克人的宣告（内容由П.Н.克拉斯诺夫起草），这是对哥萨克阶层在与红军进行的战斗中所作贡献的承认和肯定。它保障了哥萨克阶层拥有沙皇时期的所有权利和特权，还保障哥萨克阶层的土地权利不容侵犯。该宣告说，这是"你们的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在他们不能回到祖国的情况下，还可以暂时"在元首的庇护之下，在东欧继续你们哥萨克式的生活，还会为你们提供土地，以及你们的生活方式所必需的其他一切特殊用品"。为了报答这份宣告，П.Н.克拉斯诺夫满意地表示，德国政权"在全世界面前承认了哥萨克的功绩"。他很肯定地说："虽然我们不知道，德国对苏维埃进行的战斗最后在哪里取得胜利，苏维埃又在什么地方灭亡……但是，无论这个地方在哪，我们哥萨克人都会听从指挥，都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以便早日取得这个胜利。此后，我们会解放顿河、库班和捷列克，那时，哥萨克阶层将在德国和元首希特勒的庇护之下彻底得到解放。"　　这样，就谈到了哥萨克地区在德意志第三帝国庇护之下的自治问题。　　而А.А.弗拉索夫投敌后组建的俄罗斯解放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弗拉索夫心目中的德国和德国人形象的演变过程。　　在弗拉索夫处在包围之中的时候，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德军中的几个联络官起了特别大的作用，他们是维利弗里德·施德里克、谢尔盖·弗雷利希和斯文·斯坚贝格。他们出生在沙皇俄国，并且有双重自我意识。无论是俄国还是德国，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祖国。和弗拉索夫一同工作的德国人，不仅在对待俄国人的态度上不像对待一些"温捷尔缅什"那样，而且还参与了7月20日的反希特勒密谋。他们中间就包括弗赖塔格·洛林戈芬男爵，他因为此事而自杀。在弗雷利希的回忆录里，讲述了一些故事，说明А.А.弗拉索夫对于德国人的正面认识是如何形成的："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当我还是一个半大孩子的时候，在我们县城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一些德国人。这都是些什么人啊！其中一个叫卡尔·卡尔洛维奇，他是开药铺的。这个职业实在太符合他的性格了，因为他时刻准备去帮助任何需要他帮助的人。他常常把药无偿送给那些穷人，或者以很低的价钱卖给他们。他一直很诚实、十分得体，而且富有责任感。他从来不发脾气，也很少生气。苏联人都喜欢他，称赞他。他的人格魅力使我对所有的德国人都产生了尊敬之情。　　"另一个德国人名叫阿尔图尔·奥斯卡罗维奇，他是一个老教师，一个老夫子，干瘦干瘦的，不善言辞。他的制服总是熨得平平整整的（弗拉索夫回忆的事情明显是发生在革命前，当时，教师们都穿着统一的制服；弗拉索夫出生在1901年，所以，他谈到的应该是他的中学时代。-作者按），上面一尘不染。他是一个路德式宗教徒，但是，每天却跑到我们大教堂里来，与其他的教员们一起，神态端庄，一动不动地坚持做完礼拜。我就想，他是为了给自己的学生们树立一个榜样……"　　1940年12月，弗拉索夫任第99步兵师师长，这个师部署在苏德边境的佩列梅什利亚内地区。在红军的一次高级指挥人员参加的会议上，他曾经说："我们驻在边境上，每天都看见德国人。德军排的士兵不管去哪儿，队伍总是特别整齐，着装统一。我就对自己的战士训话说：'瞧，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军队，我们应该比他们好上十多倍。'于是战士们也都注意起来。要知道，我们相隔100米远，互相之间看得清清楚楚，于是，观察着德军的几个排，我们的几个排也开始精神抖擞起来……过去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德军军官向我们明确表示友好，而我们不予理睬。当时我们就说，应该友善地对待友好的人，于是我们现在也开始跟他们打招呼了。"　　------------最寻常不过的德国妇------------　　下面是1944年初弗拉索夫向弗雷利希谈起的他对德国的印象："我们的住处对面有一块田地。每当无聊的时候，我就经常看那位农民怎样种这块地。他犁的每一道沟都那么恰到好处！每一块小石头他都仔仔细细地拣了出来。我是农民的儿子，凭经验就知道这样侍弄出来的地收成会怎么样。只有到这时，我才开始相信那些传说，说是德国人地里的收成可以是我们的3～4倍……我欣赏着坐落在鲜花丛中的一幢幢五颜六色、十分漂亮的小房子。我在想，这肯定是一些资本家避暑的小别墅，他们这些人靠着剥削劳动人民，来达到自己享受的目的。要知道，当我们还在苏联的时候，整天被灌输的就是这些说法。而当我听说，这些小房子是伐木工人住的，并且干这行的都是村子里最穷的人，因为他们不论严寒还是酷暑都不得不在巴伐利亚的森林中做雇工，而且他们干的是最苦最累的伐木的活，我简直不能相信。我想，在苏联就算是机关工作人员、银行行长或者工厂厂长也过得要比这里的工人寒酸得多。于是，我不得不说：你们这些德国人啊，算是有两次战胜了我，第一次是在沃尔霍夫，而第二次就是在这里，在德国的心脏。"　　"我总是乐于想起那位我们拜访的妇女。她是一位最寻常不过的德国妇女。也许，可以认为她代表着德国所有的妇女。我有什么理由痛恨她呢？就因为她是一个德国人？或者因为她把自己的孩子们送上了战场？虽然我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但从她的语气和目光判断出来，她在友好地向我（她的敌人、一位二等公民）热心地解释，对于我和她来说，最重要的只有一条，那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人。"48在这里，德国人民身上的优秀品质成了整个人类的宝贵财富。　　像许多其他的投敌者一样，弗拉索夫在看待德国和德国人时依靠的是俄罗斯人传统上对德国人的评价模式，即从整体上说是积极正面的评价，这至少起源于彼得一世时期。19世纪的文学作品就反映出这一看法，其中包括尼古拉·冈察洛夫创作的长篇小说《奥布洛莫夫》中施托尔茨的形象。对于苏联人而言，德国人始终是遵守秩序、精益求精、精明能干和忠于职守的表率。即使弗拉索夫在德国身陷囹圄时，他对德国人仍然持这种看法。说老实话，对于弗拉索夫和其他的俄罗斯投敌者来说，所谓交往的德国人仅限于旅途中遇见的那一些德国人。当弗拉索夫乘火车路过东普鲁士时，他第一次见到了德国的村庄，见到农民们在耕种田地，见到了成群的牛羊，还见到了整洁而舒适的房屋，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对陪同他的德国宪兵队中尉说："这里实在是太好了！"　　在对待德国的态度上，俄罗斯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们也表现出他们的双重性。他们已经意识到，不得不与"外人"联合来同"自己的罪恶制度"进行战斗，而且，这个"外人"的罪恶程度也少不了多少，并且还把俄罗斯人当成是二等公民；他们还意识到，要想同斯大林进行战斗，他们就得帮助恶魔希特勒。49曾任斯摩棱斯克市市长的Б.Г.梅尼沙金是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战后曾经坐了25年的牢，后来他说，这些年中有10年是自己应该受到的惩罚。　　弗拉索夫对希特勒的看法也很准确。这位俄罗斯解放军的司令对弗雷利希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全体德国人民就跟着这么个可恶的矮子跑！要知道，我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是非常看重而且尊敬的，我在部下中把它树立成一个典范，认为这个民族有勇气、责任感、能力以及其他许多优点。"　　有意思的是，当弗拉索夫还在红军队伍的时候，与现在的情况相反，他对斯大林的评价相当好。1942年2月14日，他给前两任妻子中的一个，即阿格涅萨·波德马津科写了一封信。弗拉索夫在信中这样描述与最高统帅的见面情景："我被最有实权的一号人物亲自接见了。简直难以想像，他跟我谈了整整一个半小时。你能想像得到吗？我是多么幸运。你肯定不相信，这么高级的领导竟然也对我们的家庭琐事感兴趣，他问我：妻子在哪儿，家里人身体怎么样，只有领导着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他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要和他一起把法西斯强盗消灭光。"　　可能是，投敌者发现在国家社会主义与苏联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经过权衡比较后，他们选择了德国。弗拉索夫曾经对弗雷利希说过："你们的棒小伙儿让我想起我们内务部的小伙子们。不过，我得承认，你们的党卫军成员看起来更整齐一些，也更勇敢一些。至于说到随机应变、不讲原则和粗鲁，那他们还应该像他们的前辈，也就是我们的小伙子们好好学习。但是，也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丢了，党卫军成员还是很有天分的学生。"　　------------与一位参与密谋的德国将军会面------------　　实际上，投敌者被迫把对德国的整体印象一分为二。第一个对于德国人的幻想就是，他们是把苏联人民从布尔什维主义统治下解救出来的救星。在第一个幻想破灭后，在那些站到德国人一边的苏联人的意识里，就把德国人泾渭分明地区分为纳粹分子和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学说的德国人。例如，弗拉索夫就曾对参与反希特勒密谋活动的弗赖塔格·洛林戈芬男爵进行评价，说道："我很喜欢这位男爵，当我和他一起讨论问题时，我常常会忘记他是一个德国人。他提出的一些理由，以及解释这些理由的方式，都证明他希望我们成功……"而弗拉索夫对施德里克·施德里克费尔特说："维利弗里德·卡尔洛维奇，您看，我真是无法理解。在季尔加尔腾，人们又是养鸟，又是养猫的，对它们是充满了爱心，而在战俘营里呢，却任凭那些军人们活活饿死。而且这些同样都是德国人干的，真让人摸不着头脑……德国人民一直是勤勉有加、热爱劳动的民族；而且谦虚谨慎、勤俭节约。为了家庭你们任劳任怨。我相信，德国人是心甘情愿地工作的。但是，你们的历史同样是厄运不断，出现过帝王、领袖，但都如过眼烟云。难道不是这样吗？而德国人一切都从头开始，并且像老黄牛一样勤勤恳恳地劳作，以便使生活再次变得富足安康。这使他们变得既斤斤计较，又喜欢忌妒。国家社会主义现在宣布德国人是完美的人，但是，据我看来，他们还欠缺我们俄罗斯认为真正的贵族才具有的那种贵族派头。我真是同情德国人啊……"　　当时，由弗拉索夫将军和瓦西里.Ф.马雷什金签署的《告红军指战员书》在被占领区禁止宣传。很明显，它仅仅具有使红军瓦解的宣传作用，并不反映德国领导人的真正看法。由于这个原因，弗拉索夫怀有的对德国人的最后幻想也破灭了。　　1943年6月8日，希特勒在德国大本营的会议上说，俄罗斯解放军应该只作为针对苏联一方进行宣传的工具，而不应该让其在被占领区作为政治力量起作用，也不应该建成有战斗力的兵团。元首建议不要把苏联的投诚者用作德军部队里的志愿军，而应该把他们派到德国去工作，以便把德国的工人们顶替出来上前线。他指出："我们永远也不会建立俄罗斯军队，这简直是天大的幻想……我不需要俄罗斯军队，为了他们我还不得不在其中安插德军的骨干。如果我用他们去替那些工人的话，那就完全省心了。"元首对俄罗斯的志愿军们并不完全放心，他认为他们的部队应该由德国人指挥，而且德国军人应该占绝大多数。不这样做会削弱德军的兵团力量，不管怎么说，"东方部队"并不是那种完全可靠的盟友。当弗拉索夫和俄罗斯解放军的其他领导们得知这个消息后，极为震惊，并且严肃地考虑了停止自己活动的可能性，施德里克·施德里克费尔特证实俄罗斯解放军参谋长费奥多尔·特鲁欣对此也发表意见说："这下希特勒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嘴脸，俄罗斯解放运动现在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和一些为数不多的德国朋友，他们会站到我们这边的。我们的运动将会存在，不成功，便成仁。"　　过了几天，弗拉索夫与一位参与密谋的德国将军会面。据当时在场的施德里克·施德里克费尔特证实，那位将军对弗拉索夫说："今天我只能说，不排除会政变或者德国政府可能更换领导人的可能性，并且也不能排除重新任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可能性。到那时，弗拉索夫将军，我们可能需要你们的合作和帮助。"正是这次见面使得俄罗斯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更加幻想着，纳粹制度有可能发生领导层的变化。弗拉索夫心目中对德国和德国人的看法，越发变得复杂起来。　　------------军事功绩------------　　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的军事功绩：　　从战争神话到文学神话50　　实际上，所有这些丰功伟绩要么根本没有真实的地方相对应，要么事情的真实经过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　　潘菲洛夫神话破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宣传的重点是颂扬这样的丰功伟绩，即红军战士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消灭敌人，或者牺牲自己来保证同志们取得成功。让我们来看看这种自我牺牲的典范：1941年11月16日，28名近卫军潘菲洛夫战士，在政治指导员瓦西里·克洛奇科夫·季耶夫领导下，在莫斯科城下的杜博谢克立下功勋；1941年11月7日，5名塞瓦斯托波尔海军战士在政治指导员尼古拉·菲利琴科夫率领下在杜万卡娅村战功卓越；1943年2月23日，列兵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在距离大卢卡不远的切尔努什卡村再创辉煌。考察这类英雄后，可以作出的真实结论是：实际上，所有这些丰功伟绩要么根本没有真实的地点相对应，要么事情的真实经过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同时，对于前两项功绩的神话描写还出现在文学作品里，即亚历山大·克里维茨基的社论《继承牺牲的28位英雄的遗志》、尼古拉·吉洪诺夫的长诗《28名近卫军战士》和安德烈·普拉托诺夫写的短篇小说《精神高尚的人》。　　------------潘菲洛夫神话破产------------　　我们选择这3个自我牺牲的英雄神话，是因为已经根据事实证据考察出它们全是名不副实的。对于28名潘菲洛夫近卫军战士来说，由于我们有其中一位战士后来交待的材料，所以，杜博谢克会让战斗的真实过程调查清楚的。从一般的常识、自然规律推敲，或者考察某些与1941年11月在克里木和1943年2月在切尔努什卡村进行的战斗有关的确凿事实，5名塞瓦斯托波尔海军战士和列兵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所立的功勋，官方的论述是经不住检验的。　　国内首次知道28名近卫军潘菲洛夫战士的丰功伟绩，来自В.切尔内绍夫写的通讯报道《无所畏惧的爱国者们的光荣》，这篇报道刊登在1941年11月26日的《共青团真理报》上，详细描写了遭到敌人60辆坦克和一些步兵营进攻的某"近卫军分队"的赫赫战功。这个分队成功地击退了德军持续"两天一夜"的多次进攻。别兹弗列缅内中尉指挥着这支分队，和他一起指挥战斗的是老政治指导员卡拉乔夫。切尔内绍夫认为，当时"敌人在这一战区尝到了被狠狠教训的滋味后，企图在另一个方向寻求报复"。德军的54辆坦克向"政治指导员季耶夫领导的红军战士分队"所在的防御阵地发起进攻。按照记者的话说，这个分队经受住了超过4次的敌人进攻。　　这个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的神话是这样诞生的。1948年4月17日，由于对"28名潘菲洛夫英雄战士"其中一名进行调查，切尔内绍夫在接受审问时披露了如下情况。那位战士名叫伊万·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多布罗巴宾(多布罗巴巴)，他并没有在11月16日的战斗中牺牲，而是当了俘虏，随后在德国的辅助警察局任职。切尔内绍夫披露："那是1941年11月份的时候……我和《红星报》的记者科罗捷耶夫一起到了前线……我后来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写的那些内容，是潘菲洛夫师部的报导员告诉我的。"由于这个师所在地区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切尔内绍夫和科罗捷耶夫就没有冒险再向目击事件的政治指导员进一步核实消息的准确性。切尔内绍夫向法庭侦查员承认说："我只是临动身去莫斯科之前，又和提供消息的人谈了谈（他的姓名我不记得了），并且试图弄清楚与德军坦克进行作战的情况。当时，他向我提起了别兹弗列缅内中尉、老政治指导员卡拉乔夫和政治指导员季耶夫这些名字……"　　1948年4月份侦查员调查原《红星报》记者科罗捷耶夫时，后者的供述如下："大约在1941年11月23、24日，我和《共青团真理报》的战地记者切尔内绍夫一起到了当时由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第16集团军的司令部。我们与罗科索夫斯基谈了谈，他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在从集团军司令部出来的时候，我们碰上了第8潘菲洛夫师政委叶戈罗夫，他讲起了极为惨烈的局势，但同时说不论战斗如何艰苦，我们的人仍然发扬英雄主义精神坚守在所有阵地上（毫无疑问，叶戈罗夫就是切尔内绍夫提到的那位"提供消息者"。--作者按）……其中包括一个连与德军的坦克英勇战斗的例子……当时谈到的是第5连与敌人坦克进行的战斗，而并不是28名潘菲洛夫战士的战斗。叶戈罗夫建议我们在报上宣传一下战士们与敌人坦克进行战斗的英勇行为。"到了参加这场战斗的连队所在的团，记者想与事件的目击者见见面，谨慎的政委劝阻了记者。科罗捷耶夫对侦查员交待说："根本无法到那个团去，叶戈罗夫建议我们不要到团里去打听情况。"完全有理由推测，潘菲洛夫师的这位政委叶戈罗夫并不敢断定，他对切尔内绍夫和科罗捷耶夫讲的关于杜博谢克会让站旁的战斗确有其事。叶戈罗夫担心，记者们可能会了解到季耶夫和卡拉乔夫政治指导员的连所属的第1075步兵团被歼灭，以及敌人的坦克部队在沃洛科拉姆斯克方向成功突破的坏消息。　　1941年11月27日，继切尔内绍夫之后，科罗捷耶夫在《红星报》发表了题为《莫斯科战斗中的潘菲洛夫近卫军战士》的报告文学作品，文中很肯定地写到："西线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了10天……潘菲洛夫近卫军师消灭了大约70辆敌人坦克和超过4000名敌人士兵和军官……"科罗捷耶夫提到了某团5连"小分队战士们的突出战绩"。实际上，季耶夫和他一起牺牲的同志们隶属于4连，在这里比较准确的是切尔内绍夫，他称季耶夫为4连的政治指导员。但是，这决不是科罗捷耶夫报道中惟一不准确之处。《红星报》的记者并不知道战斗的详情，所以也没有描写这个过程，但是由于他的原因，出现了28名战士这个神圣的说法。科罗捷耶夫对侦查员讲述了杜博谢克会让站激战的神话如何创造出来的。"晚上，到后来，……我向编辑奥滕贝格汇报了情况，讲述了那个连与敌人坦克进行的战斗情况，奥滕贝格问我与德军坦克部队作战的那个连里有多少人，我回答说，这个连没有全部投入战斗，大约30到40人。我还说到，这些人中有两人投降了敌人……11月28日，《红星报》已经准备好了社论《继承牺牲的28位英雄的遗志》。我不知道社论已经写好了，奥滕贝格又把我叫去问了一次，与德军作战的那个连有多少人。我回答他说，大约有30人。这样，社论里出现的战斗人数就成了28人，因为必须从这30人中去掉两名投敌者。奥滕贝格说，关于两名投敌者是不能写的，而且不知跟谁商量好了，决定在社论中只写1名投敌者……接下来，我再也没有去写关于跟德军坦克作战的那个连的报道，这件事由克里维茨基来操作，是他第一个写了关于28名潘菲洛夫战士的社论……"　　------------红星报------------　　很显然，《红星报》的编辑不提两名投敌者，是因为苏联的宣传机关要求非常苛刻。在他们眼里，两名投敌者已经是严重事件了，1名问题倒不大。《红星报》主管文学的书记亚历山大·尤列耶维奇·克里维茨基在社论中加入了自己想像的成分，包括战士们立即镇压叛变者："29人中只有1人胆小变节。"德国人相信自己会轻易取得胜利，对着近卫军战士们喊到："你们快投降吧！"仅仅只有1个人举手投降。立即，枪声齐鸣，好几个近卫军战士没用任何人指挥、不约而同地向这位胆小的变节者开了枪。这是代表祖国处决临阵脱逃者。克里维茨基借政治指导员季耶夫的口说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话："一步也不许后退！""战斗开始了，勇士们用装着燃料的瓶子攻击德军坦克。"　　克里维茨基把战斗的结局想像得非常具有传奇色彩，这与常识根本不符："战场上已经有18辆坦克被击毁。战斗持续了4个多小时，法西斯分子的装甲部队集群没有能够突破近卫军战士们的防线。但是，弹药用完了，反坦克分队仓库里的炸药用完了，手榴弹也用完了。法西斯分子的坦克接近了堑壕。德国人从驾驶仓里爬出来，企图活捉幸存的勇士并杀害他们（现在看来，这完全是不可能的：难道德国人俘虏潘菲洛夫战士就是为了马上杀害他们？这还不如用坦克的炮弹和机枪直接杀死他们，或者干脆用履带把他们轧死。要知道，完全没有必要从坦克驾驶仓里爬出来，冒不必要的危险。--作者按）。但是，苏联战士一个人也能独当一面！政治指导员季耶夫把剩下的同志集中起来，又开始了一场血战。我们的人英勇地战斗着，牢记着一句古老的名言"宁死不屈"。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整整28名战士牺牲在战场上。战士们是牺牲了，但是他们也没有放过敌人！我们的团及时赶到，敌人的坦克部队被击退了。"　　根据神话创作的规则，英雄的牺牲必定会使战斗最后取得胜利。所以，就出现了某个击退德国人的神奇的团。　　克里维茨基的社论《继承牺牲的28位英雄的遗志》发表的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М.И.加里宁就给他打电话，要求查明与德国坦克部队进行战斗所牺牲人员的名单，因为"不能让这些英雄成为无名英雄"。克里维茨基被派到潘菲洛夫师，但是，包括叶戈罗夫政委在内的领导谁也想不起一个叫季耶夫的政治指导员。克里维茨基运气很好："这天快结束的时候，卡普罗夫团的大尉贡季洛维奇一听到我问起他认不认识季耶夫，就说道：'当然啦，季耶夫，季耶夫……是我那个连的政治指导员。他的真名叫克洛奇科夫，而季耶夫是一个乌克兰战士给他起的绰号。啊，克洛奇科夫，克洛奇科夫，真是一个有英雄气概的年轻人！他和他的战士们在杜博谢克阻击了敌人的50辆坦克……'"51社论《继承牺牲的28位英雄的遗志》中所提到的正好是50辆坦克这个数字，所以，克里维茨基很可能只是在重复贡季洛维奇的话。至于这个季耶夫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仍旧是一个难解的谜。要知道，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名字只可能是科罗捷耶夫和切尔内绍夫从叶戈罗夫那里打听到的。但是，根据克里维茨基的判断，叶戈罗夫对于季耶夫这个政治指导员一无所知。　　在与季耶夫所在团的战士们进行谈话的基础上，亚历山大·克里维茨基准备创作的社论《继承牺牲的28位英雄的遗志》就有了一个合乎规范的原型。围绕这一项丰功伟绩，又创造出来许多新的神话。作者在《杜博谢克会让战》中写道：　　卡普罗夫团在前线所处的防御位置是第251高地的佩捷里诺村里的杜博谢克会让站。在左翼占据铁路两边的是多布罗巴宾中士的分队。那天，侦察员汇报说，德国人准备发动新的进攻。在克拉西科娃、日丹诺娃和穆罗姆采娃等居民点，他们纠集了80多辆坦克、两个步兵团、6个迫击炮营和4个火炮营，以及强大的自动步枪队伍和摩托部队。战斗打响了。　　潜伏在会让站旁堑壕里的28位英雄，在击退敌人强大的坦克攻势以前，已经与敌人自动步枪队伍进行了数小时的激战。利用这个团防线左翼的隐蔽通道，法西斯的连队向那里集中。他们没有想到会遭遇顽强的抵抗。战士们悄无声息地监视着越来越近的自动步枪队伍。多布罗巴宾中士瞄准了目标。德国人过来了，就像平时散步一样，挺直身子，大大咧咧的。他们距离堑壕只有150米了。周围是一片出奇的安静。中士把两个指头放在嘴边。随后，突然响起了俄罗斯勇士的口哨声。这一切来得这么出乎意料，以至于自动步枪队伍都禁不住愣了几秒种。我们的机枪和步枪也都哒哒哒地响了起来。准确的火力立刻让一队法西斯士兵应声倒地。　　------------德军自动步枪队伍------------　　德军自动步枪队伍的进攻被击退了。有70多具敌人的尸体躺在距离堑壕不远的地方。战士们疲惫的脸上，烟熏火燎的。他们感到很幸福，与敌人一比高下是值得的，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命运如何，也不知道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边。　　坦克开过来了！20辆装甲庞然大物向着28位近卫军战士防守的阵地开过来了。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是一场力量明显过于悬殊的战斗。突然，他们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你们好，英雄们！"　　连政治指导员克洛奇科夫赶到了堑壕旁。只有现在，我们才得知他的真实姓名。祖国在宣传他的英雄事迹时，用的是季耶夫这个名字，因为有一天一名乌克兰红军战士邦达连科这样称呼他。他说："我们的政治指导员经常是个季耶夫"--　　照乌克兰话讲，就是一直不停地在运动。没有人知道，克洛奇科夫什么时候睡觉。他始终处于运动状态。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战士们把他当成兄长和慈父来热爱。邦达连科这一出神入化的描述不仅在连里传开了，而且还传遍了全团。只有在文件上才会把政治指导员称为克洛奇科夫。甚至连团长也叫他季耶夫。　　那天，克洛奇科夫第一个发现了敌人坦克纵队前进的方向，于是连忙赶到了堑壕。　　"喂，怎么样，朋友们？"政治指导员对战士们说。"20辆坦克，每位兄弟一辆还不够分呢！并不多！"　　大家都笑了。　　现在，德军自动步枪队伍又对坦克部队进行增援，这下，德国人在人数上大大地超过了后来牺牲的28位英雄们。红军战士们的人数是28名，这样的人数很可能并不是连一级的编制，而应该是排的人数，因此，克里维茨基就把多布罗巴宾中士放在了28位潘菲洛夫战士之首。要知道，克洛奇科夫作为连政治指导员，与其说指挥的是排，不如说指挥的是连。如果我们承认，在杜博谢克进行防御的是连（就像实际情况一样），那么，读到这篇社论的读者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个连里的红军战士们人数这么少。由此，读者会得出一个结论，即苏军伤亡十分惨重。出于宣传目的，这一结论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这篇报告中，有关德国坦克手为了"活捉并杀害"幸存潘菲洛夫近卫军战士，而从坦克里跑出来的荒唐情节给取消了。与1942年的那篇社论不同，这次克里维茨基认为有可能得知"英雄们临终前的思想活动"，同时援引了幸存战士伊万·纳塔罗夫的话：　　"战场上，被击毁的已经是第14辆坦克了……就在这一刹那，黄昏的薄雾中又出现了敌人的第二坦克梯队。其中，还有几辆重型坦克（1941年时，德国法西斯武装力量中根本没有这种坦克；重型"虎"式坦克首次参加战斗是1942年底的事情。--作者按）……你有点搞错了，亲爱的政治指导员季耶夫！你曾说过，这些坦克每一个兄弟分一辆还不够分。现在是每个战士两辆还要多啊（幸存的人数。--作者按）！祖国，亲爱的母亲！请给自己的孩子们一些新的力量，让他们在这一紧急关头临危不惧！"　　克洛奇科夫眼睛红肿，看了看战士们。　　"朋友们，有30辆坦克，"他对战士们说，"我们大家有可能都得牺牲。俄罗斯虽然地域辽阔，我们却毫无退却的地方。莫斯科就在我们身后。"　　一辆辆坦克在接近堑壕。受了伤的邦达连科俯身向着克洛奇科夫，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拥抱着他说："让我们告别吧，季耶夫！"于是，所有在堑壕里的战士们都互相拥抱吻别，他们举起了枪，也准备好了手榴弹……　　战斗持续了30分钟，勇士们已经没有弹药了。他们陆续没了子弹。邦达连科在敌人坦克的履带下牺牲了，临死还用手抓住敌人坦克的装甲（有趣的是，怎么可能在履带下面还能够得着坦克的装甲？--作者按）。库热贝格诺夫两手交叉在胸前，迎着敌人的机枪走了上去，随即壮烈牺牲。大约有10辆坦克被击毁并燃烧着（被击毁和消灭的坦克数量是24辆，几乎是平均一人一辆。--作者按）。克洛奇科夫紧紧抱住最后一捆手榴弹，向着刚刚将邦达连科压在下面的重型坦克冲了过去。　　他刚来得及炸毁坦克的履带，就被子弹射中，应声倒地。　　克洛奇科夫也牺牲了。不，他还在呼吸。就在满身是血、奄奄一息的他的旁边，躺着受伤的纳塔罗夫。敌人的坦克轰鸣着从他们身边驶过。克洛奇科夫用微弱的声音对自己的同伴说："兄弟，我不行了……人民会记得我们的……如果你活着回去，要告诉我们的……"　　------------一个军人的职责------------　　他还没有说完，就不动了。克洛奇科夫就这样死了，他的生命献给了疆场上最壮丽的事业。　　这一切都是纳塔罗夫临终前叙述的。此前，人们在野战医院里找到了他。那天夜里，他爬进了树林，由于失血过多而虚弱无力。他艰难地爬了好几天，直到遇见我们的侦察小组。纳塔罗夫死了，他是28位潘菲洛夫英雄战士中最后牺牲的一位。他向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转达了他们的遗愿。当我们还不知道发生在杜博谢克会让站的故事整个过程时，人民已经懂得了这个遗愿的意义。我们已经知道，当无情的死神降临的那一刻，克洛奇科夫想说的话是什么。人民继承了牺牲英雄们的遗志，并用英雄们的名义告诫自己："我们为祖国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请不要为我们的牺牲而流泪。咬紧牙关，坚强一些！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什么而牺牲的，我们完成了一个军人的职责，切断了敌人的去路，我们与法西斯进行着战斗，并时刻牢记着：誓死也要争取胜利。你们就像我们一样，别无选择。虽然我们牺牲了，但是，我们取得了胜利。"　　这是古老的神话情节：垂危的英雄还来得及对人们讲述自己同志们的丰功伟绩。即使在明显不合逻辑的情况下，克里维茨基也并没有止步。在他的报道中，他迫使纳塔罗夫在森林里爬了几昼夜，后来才因失血过多而牺牲。尼古拉·吉洪诺夫在自己的长诗《28名近卫军战士》中对这种荒谬情节进行了修正。他让不幸的纳塔罗夫在仅仅几个小时后就牺牲了，而垂危的英雄对于潘菲洛夫近卫军战士丰功伟绩的讲述，已经是处于半昏迷状态了：　　纳塔罗夫躺着，他并没有睡着，　　可是却梦见那美妙绝伦的一切。　　好像他正躺在暴风雪中，　　并且在暴风雪里，　　一会儿是政治指导员在对他讲话，　　一会儿又听见朋友丹尼尔的声音。　　……　　并且，就像往常一样，只有在梦中，　　他才听见了统帅的声音：　　"伊万·纳塔罗夫，我的勇士！　　现在你躺在这儿，身体渐渐变得冰冷，　　但是，你曾经那样骁勇善战，那样奋不顾身　　你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近卫军战士！……"　　我们的伊万幸福地流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