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味沧桑》 作者：郝树声　　这是一部怪书。　　说它怪，怪就怪在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不同。它依托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和21世纪初三个时段，分上、中、下三卷，着力表现的是当代城乡生活沧桑巨变的历史。凡是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读起来会深有感触。没有经历过的年轻人耳熟能详，但概念模糊，读过以后，将会受到震撼，为我们的时代而骄傲，为我们过去的苦难而惋伤，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憧憬，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发奋。　　本书将给你讲述一个社会发展的大故事。大故事里面套小故事，小故事集合成了一个大故事。　　伟人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自从农业作为主导产业进入人类社会后，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这几千年来，阶级矛盾和斗争此起彼伏，帝王将相、志士仁人层出不穷，但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多大的变更。经济发展迟缓，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老百姓的日子是慢腾腾地过来的。如果经历战乱和饥荒，贫穷和落后就常常与他们相伴相守了。到了和平时期，即使统治者采取了开明的政策，能够让他们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但芸芸众生，依然不过是处于无休止的劳作状态，土里刨食，床上困觉，养育后代，繁衍生息。　　近三百年来，科学技术深入人们的生产、生活领域。工业的快速发展，给经济发展安上了强大的助推器。特别是近百年来，微电子学的发展，PC机的普及应用，推动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人类知识的积累，在20世纪以前，仅仅属于那些毕生献身于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们上下求索的道路曲折漫长。进入20世纪以后，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所有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应当认为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到了20世纪50年代，人类知识的总和翻了一番。当今，知识总和的翻番，连十年也用不了。据科学家们预测，到了2020年以后，人类知识的翻番，只需要七十三天，文盲的定义都要重新修订。微观上的生物克隆技术、纳米技术，宏观上的能源技术、太空技术，等等，都会因为智力革命而产生巨大的能量，推进人类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伟人毛泽东有诗云：“人间正道是沧桑。”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有了比较，才能鉴别。　　这部小说的上卷，主要讲传统问题。作者以山村马寨为背景，写了20世纪60年代一个山乡的人们的生存状态。从衣食住行、耕作方式、恋爱婚姻、交通通信、知识追求、精神生活、宗教信仰、人性裸露等诸方面，体现出农业社会的时代特征。　　这部小说的中卷，主要讲“三农”问题。作者以山村马寨为基点，放大到一个乡镇，写了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生活。在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不再缺吃少穿，一切向钱看。科学技术渗透到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农民在改革大潮中，面对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大转折，同样有着不息的追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对于农民来说，依然是一道关坎，他们在沉重的负担下挣扎。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引发了生活、精神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这部小说的下卷，主要讲发展问题。作者更进一步拉开了时空框架，描写当前城乡人们的新生活。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但它是把双刃剑，其副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网络、手机和汽车，加速进入人们的生活，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摧毁了传统的获取知识的方式和道德观念。人和自然不能和谐相处，环境的恶化给生存带来威胁。从山乡里走出来的新一代人，分化出不同层次：有的成为官员，有的成为大款，更多的成为打工一族。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生存状态趋于多元化，反映出当代人的追求和迷茫。　　三卷书可以独立成章，但三者之间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其间从宏观到微观，时空交错，人物变换，风起云涌，世态炎凉，互相比较中显现出沧桑巨变。是为立意。　　这部书的格调是昂扬向上的，但并不浮夸，不粉饰太平。你可以当做史料来读，也可以当做小说品味。只要你熟悉农村和当代生活，书中的人物原型俯拾皆是。书中涉及到的某些事物描写，如果你不太明白的话，可以跳过去，一点也不会影响本书的宏旨，或许同样可以引发你的共鸣和思考。　　郝树声　　2006年5月8日　　在拙著《镇委书记》、《侧身官场》和《怪味沧桑》同时出版面世前，作者就像当年爱因斯坦试图将引力场、电磁场等统一在一个场内一样，也试图在三部书中找出某种联系，将三者定义为一个类别。但是，《镇委书记》写的是一个基层干部的历练作为，《侧身官场》写的是一群县级文秘人员的苦辣酸甜，而《怪味沧桑》写的则是当代四十多年时间里，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给部分农村人带来的生存忧患。从表面上看，这三部书的内容虽然不相及，却都是作者的自身经历和生活感悟，表现的是人生的坎坷和世事的变迁。　　作者是学理科出身，并没有系统地经过文学创作方面知识的学习与训练，在写作手法上也并不完全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这一定让内行人感到不在套路，觉得这三部书有点“怪”。其实，说这三部书“怪”，并不是因为作者怪、作品怪，或者其中描写的人物怪、事件怪。因为这三部书反映的是当代人经历的社会真实、人生真实和生活真实，书中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内容并不怪，怪就怪在写作手法上。所以，河南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李永臻先生曾经称之为“另类”，“怪”字的含义也就体现在其中了。　　生活像一个万花筒，随便摇一摇，就会变幻出各种图像。全世界有几十亿人，在这个小小寰球上，或爱或恨，或泣或歌，或息或作，或善或恶，每时每刻不知发生了多少故事。人生是漫长的，从达官贵人到凡夫俗子，无论怎么回顾和展望，人人都有自己的苦乐年华；人生又是极其短暂的，从伟人英烈到小虫豸，无不在历史的天空里瞬间划过，形成的是一阵又一阵的流星雨。所以作者又常常怀疑，自己感悟的生活到底有没有代表意义。　　就小说创作而言，生活就像一头大象，作家们其实是一群既傻得可爱又聪明伶俐的瞎子，他们都在摸这头大象，并通过自己的感知和思考，对生活进行认知和梳理。当他们摸到大象的肚皮时，就说大象如同门板；当他们摸到大象的一条腿时，就说大象像根柱子。我自己更说不清楚，所摸到的生活，到底是大象的哪个部位，也许是大象的尾巴，或者是拴大象用的绳子。当然，无论我们摸到大象的哪个部位，都会产生一些异于旁人的感悟。生活本身是一回事，而感悟与表述则是另一回事儿了。作家通过艰辛的劳作，表述出来了才是作品。作品出炉了，等于向世人惊呼一声：“瞧，原来大象就是这么一种怪东西！”　　我这三部作品一起推向市场了，不过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作品洪流中几滴水珠。如同人生不可捉摸一样，难以预测它们到底有何影响，以及在文坛上有没有地位和贡献。作者并不打算虚假地宣称献给亲人和友人们，毫无疑问，他们自然会为作者的成果欣慰、自豪并祝贺。作者真正献给的是读者，作品就是写给他们看的。作者相信有自己的读者群体，但也不假装谦虚地请教读者，请他们指出作品的什么谬误和不足，因为作者并没有打算根据大家的评判去重新修订什么。如果碰到了执著的读者，他能从这些作品中，读出知识、哲理和趣味来，并且研究发掘出一些有益社会进步、有益人生求索的东西，那这位朋友肯定是作者的知音，这三部作品就是献给他的。　　作者的这份孤傲、自信和淡泊，可能是自己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夜郎自大；既非追星一族，又不特别崇拜名人的性情所致。所以，作者不劳已经声名显赫的大作家们的大驾，拉大旗，作虎皮，请他们点评导引，而是自拉自唱，自己为自己作总序。　　河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方亚平和崔晓旭等同志，为三部书的出版倾注了心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郝树声　　2006年7月12日第2节 失踪　　上卷 山风　　失踪　　故事应该从九十七岁高龄的七太爷突然失踪说起。　　这七太爷，是我们山乡马寨的一个姓杜的高寿老人，对于本书的一个主要人物杜小宝来说，七太爷实际上是他的“七太太爷”。　　县里的民俗学家们考证过，在我们这一带山乡，对长辈的称呼是很有讲究的。一条“命根子”往下延续，并且分裂成树状结构，就有了不同辈分。直接下传的是 “祖”，与“祖”同代的人称“宗”，祖与宗虽然都是亲的，但亲的程度不一样。如你爷爷的父亲是曾祖，你应该称他为“太爷”，而爷爷的爷爷是高祖，你就应该在太爷的前边再加上一个“太”字，就成为“太太爷”了。加上一个“太”字就又长了一辈，这不是“和”的关系，而是“积”的关系，就好像代数学里“太”字上又平方了一样。说句笑话，在我们这里，你要是结巴舌，叫“太爷”时不小心，“太……太……太……爷”地结巴下去，就可能一下子不知道能给对方长多少辈。好在上了五辈的家族很不多见，所以，在“太”字平方的基础上，基本上没有加上立方或者n次方的。照这么说来，“七太爷”应该是杜小宝父亲的正确叫法，可这个小宝也跟着父亲和大多数乡亲一样叫“七太爷”，而且还常常把那个“七”字省去。反正上下五辈关系太复杂，让一个小孩子家叫起来确实困难，就没有人认真地纠正过他。　　我们马寨的“能人”元叔就专门论证过，辈分太高了，就失去了论辈分的实际意义，你想，祖祖辈辈的人都把上苍称呼为“老天爷”，没有人说这是乱了辈分的。等杜小宝长大后，听着孩子们也像他当年一样大讲“雷锋叔叔”的故事，忽然想起元叔的话，才突然醒悟，“七太爷”、“老天爷”和“雷锋叔叔”都不过是一种符号式的称呼，元叔当年的分析虽然浅显却很有道理。　　七太爷的突然失踪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秋冬之交的一天。　　这一天其实稀松平常。那个时候，实行的是人民公社体制，公社下面是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是生产小队，所有制的形式是公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基础的这个“队”指的是生产小队。我们马寨是一个大村子，成立了一个生产大队，下边设了八个生产小队。生产队是一种慢慢腾腾的社会机器，农活是常年干不完的。八队的“狼”叔经常“咬槽”说，当干部的都是他妈的想事虫，天天给你找活干，天天让你没饭吃，都是干部领一群社员熬时间，磨洋工，混工分。　　这一天已经是青霜白露的天气，八队的社员照样起个大早，到地里干活。这天早上，全队社员都去了西岭沟一块大一点的棉花地，女人们不停地哈着冻得通红的手，采摘最后一茬半开不开的棉花。男人们用结满老膙的手，奋力地薅棉花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大家说着笑着，打着闹着，用这种原始的方式腾茬子，清理成白地，可以播种小麦。都到了九点多了，太阳升得好高，社员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队长贵亭叔才让放工。大家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地里回来吃早饭。　　小宝奶奶的拿手饭不过是蒸红薯、熬玉米糁和青辣椒调萝卜丝。这年月，家家户户都吃这样的饭食。当全家每个人都手捧着一大碗饭，在院子里吸吸溜溜地吃着、喝着的时候，小宝奶奶发现七太爷还没有回来，小宝爷爷就叫小宝去牛屋里喊七太爷回来吃饭。　　小宝很不情愿地撅着嘴，一蹦一跳地跑到村西头的生产队里的牛屋院，没有到院子里就大喊：“太爷，太爷，快回家吃饭哩。”要在往常，七太爷一定眉开眼笑地从牛屋里走出来，颤巍巍地揽一下小宝，然后一老一少牵着手，迎着柔和慈祥的阳光，踏着山村坎坷不平的道路，回家里吃饭。这个情景，如果让北京的民俗学家或者画家们看到了，一定会抒发出不少感慨，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天伦之乐，或者挥毫泼墨，画一幅恬静优美的山乡风俗画。可是今天，等小宝推开了七太爷住的屋子，几犋耕牛打着响喷嚏，咕嘟咕嘟地倒沫（反刍），却没有看到七太爷的影子。小宝虽然没有见到七太爷，只要跑到了这个屋里，就算已经完成了任务，回去给爷爷交了差。奶奶嘟囔着：“这老东西，还是这么不着调儿，到现在不回来吃饭，也不知死到哪里去了？”爷爷喝了奶奶一声：“哈，胡说些啥？给他留下点饭就行了。”　　就这样，一家人都没有在意，吃罢早饭，听到队长贵亭叔敲了破牛车轱辘，这个吊在椿树上的简易的上工钟，都抄起农具，懒洋洋地上工去了，谁也没有继续追究七太爷究竟去了哪里。　　中午，仍然没有见到七太爷回家吃饭，一家人就有些心慌。爷爷和爹爹都去了牛屋院，在七太爷睡觉的草池子里，乱蓬蓬的麦草上，一条破棉絮被褥还在，这老头只穿了一身衣服，带上他的红宝书包和烟袋走了。究竟去了哪里，小宝父亲问其他几个牛把，谁也说不清楚，爷爷就说：“哈，别管他，跑得饿了就回来了。”　　虽然这事儿在马寨村里没有引起多大轰动和震动，但七太爷确实是突然失踪了。　　常言说，孝子贤孙，隔代最亲；过了三代，谁也不爱。这个道理我们马寨人最有切身体会。这体会的来源就出在七太爷身上。　　七太爷今年已经九十七岁了，不挑吃，不挑穿，腰板挺直，牙口也整齐，连眼睛也不怎么花，身体非常健壮。他属于“五保户”，可以单独过日子，但他自己没有起锅灶，五保的待遇全部给了杜小宝家。因为姓杜的就他们这几户人家，长杜小宝四辈的七太爷其实已经出了“五服”，他能够成为杜家一口人，完全是因为他是个孤寡老人，无依无靠，又不能由外姓人供养，才流落到小宝家的。到了这把年纪，在生产队里干活不记工分，生产队给他的最大五保待遇，就是只给他分一份定补的口粮。他因为身体好，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所以农活并没有少干，也没有任何报酬。除了杜家要管他吃饭以外，他在全生产队的人心中，完全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老人，没有一个人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况。在杜家，虽然他是杜小宝爷爷的爷爷，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敬重，也是一个多余的人，待遇比一个牲口好不了多少。　　多少人私下议论起这个老人，都感慨地说，人啊，其实不需要活那么大岁数，老到一定程度，就人嫌狗不待见了。一家子，有三代人就足够了，没有了亲儿子，孙子再孝顺，也没有多深的亲情。更何况小宝的爷爷根本不是七太爷的亲孙子呢。第3节 辫子和剃头匠　　七太爷是清朝过来的人，经历了三个朝代。他生于清代的标志，就是至今还保留着那一条小猪尾巴一样的小辫子。人们究其原因，他老人家至今留着这条辫子，并没有什么特殊理由，因为一个大字不识一斗三升的庄稼汉子，当然与当年在北京闹“复辟”的小丑“辫子爷”张勋没有任何瓜葛，留辫子也不是出于对清朝有什么依恋，只不过是因为生活的习惯，才始终舍不得剪下它。　　从这条辫子上，可以看到历史的缩影，能够完整地保留到今天，确属不易。按说，告别了末代皇朝以后，辫子的存在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闹“三民主义革命”的前期，最激烈的革命行动就是强迫男人剪辫子、女人放小脚，首先革除头和脚的“命”。这样说，并不是笑话，贬低革命的重大意义，而是历史真实。不在那个时代，你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剪辫子、放小脚”的艰巨性。现代人如果有人留条辫子，那要么是艺术家，要么就是疯子，没有男人愿意留头发梳辫子的。可在当时，剪掉辫子却是伤风败俗、辱没祖宗的事情。割掉谁的辫子，这个人就好像从此没法做人了一样，谁也不肯把这条给男人惹出了许多麻烦的辫子主动剪下来。为了制服这种顽症，革命党喊出的口号十分吓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剪刀之下，没有长辫。举国上下疯了一样，“男剃头、女天足” 的运动轰轰烈烈，扎扎实实。可也奇怪，那一阵子席卷全国的浪潮，竟然没有波及到我们马寨这个深山沟里，当然也没有波及到七太爷的脑袋上。当所有的男人都顺应历史潮流，纷纷剪掉辫子之后，七太爷这条辫子依然完好地保留着，成为一条漏网的鱼。早年串乡的剃头匠们都劝过他，让他剪掉这条世上罕见的辫子，他说什么也不肯。　　更厉害的是，到了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队的几个造反派曾经想在他的头上做一点文章，觉得几辈子人都没有割下来的辫子，到了他们手里，割下来肯定是一种“破四旧立四新”的壮举，就准备采取革命行动，当他们有人已经抓着老人的胳膊，有人已经按下了老人的头，有人挥舞起了剪刀，七太爷痛苦得杀猪一样地嚎叫着，眼看保不住这条辫子时，却被村里的几个老年人赶来喝住了。在马寨说话最有权威的刘大爷，掂着长杆烟袋不由分说地敲那些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的头，气呼呼地骂他们说：“七太爷是咱村里的老人瑞，你们要是剪了他的辫子，就是要了七太爷的老命！当心你们不得好死！”一席话，把几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镇住了，他们怏怏不快地议论了一番，也突然觉得在一个九十多岁的“太岁”头上动土，还不如去揪斗“破鞋女人”孙二孬的妈，意义实在不大。于是，这条辫子的生命力如同他的主人一样顽强，又一次虎口脱险。　　七太爷的辫子是清朝历史的活见证，你现在可以在电视连续剧中见到清朝人的辫子，但那些都是假的，七太爷的辫子才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只不过到底年纪不饶人，七太爷头上的头发由稠密变稀疏了，由黑色变成花白，后来全部变白了，小辫子就由油黑的小孩胳膊粗细，变成了现在的白色小猪尾巴，细得可怜。但是，七太爷这条辫子的存在，仍然不失为我们山沟里的另一道风景。本地人早已见怪不怪了，只是外乡人，一看到这里有一个留有辫子的老男人，就一惊一乍的，仿佛看到了前清的遗老遗少，或者是天外来客。通过他们，还有那些走乡村串山沟的货郎的嘴，远远近近地传了出去，经常有人好奇地来看七太爷的辫子，那神情与考古专家们的神情差不了多少。　　七太爷失踪后的当天，在这一带各村轮流剃头理发的宋师傅，又轮到了我们这个生产队。宋师傅的到来，是按照人的头发、胡须生长的规律计时的，平均二十多天来这里一次。热天就在一棵大槐树下，下雨天或者冷天，就在生产队的牛屋里，用“顶上”的功夫，干“头等”的事业。　　我们这里流传一句歇后语，形容害单相思的人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真的很形象。宋师傅的挑子一头是一个凳子，一头是一个破铁皮桶做成的小灶，上面有一个尖底儿的铁锅，用来烧热水。只要宋师傅拢着了火，这生意就开张了。用宋师傅自己的话说，他的工作是“先烧火，后开饭，掂着刀子圆圈儿转”。他四十岁时才娶一个寡妇，那寡妇起初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就是用这句话把那寡妇唬住，叫那寡妇一时不理解他干的啥活儿。当这个寡妇弄明白他是一个剃头匠后，笑得前仰后合，发现这个人挺幽默，一下子爱上了他，义无反顾地撇下极力反对她改嫁的儿子、女儿，嫁给了一个人们都认为是“下九流” 的剃头匠。　　宋师傅是个剃头的老把式，有一手绝活儿。他干活时，先把别人已经用过的快要变凉的水，倒进烧水的盆子里一部分，然后再用一个小葫芦锯成的小瓢，舀起一些烧热的水，注进洗头的盆子里，试试温度正好，就开始用这点反复使用过的混浊的温水，给下一个来剃头的男人洗头、洗嘴巴，烫软了人们的毛发，才好进行下面的程序。　　看他干活，是一种享受，所有动作，都有套路，特别是在洗头时，会弄出清脆的“呱唧呱唧” 的响声，有点像吃红薯、豌豆面吃多了的人放屁的声音，又不全像。被洗的人自然舒服，周围的人听起来也十分悦耳。洗完后就要动刀子，他首先在一块鐾刀布上 “噌噌”地打磨几下（鐾刀布，或作庇刀布，又称荡刀布，一种用生土布做成的长条形带子，用来保养剃头刀的刀刃），把剃头刀子整得锋利无比，就开始剃头、刮胡子。在他的手中，耍刀子成为一种艺术，干到兴奋的时候，他能在一片惊呼声中，把剃头刀子抛两尺高，看都不看，接着后翻一下刀刃又刮下去，“刷刷”的一阵响动，来人就由“愣头青”变成了“青头愣”。你要是初次看到，准吓得不敢睁眼。他这活儿做得又快又好，尤其是用锋利的刀子掏人的鼻毛，一点也不会伤了鼻子，手艺非常娴熟。　　这种程式化的动作当然不在话下，他还会给来剃头的人按摩、“捏老晕儿”。现在在大城市里，洗头洗脚城林立，而且全是漂亮的小姐，可在那时，别说小姐，就是宋师傅这样的大男人按摩的待遇，一般人也享受不到，只有马寨大队干部和极个别有名望的人才有这种福分。按摩大家都懂得，没有什么好说的，“捏老晕儿”真是一种绝活。一个相当疲劳、昏昏欲睡的人，到了宋师傅剃头的凳子上坐下来，宋师傅用双手捏紧他脖颈上某一处动脉血管，不一会儿，这人正在笑嘻嘻的，突然就扯起了呼噜。宋师傅再用手掌猛地击打一下这人的额头，这人就立即醒来，一身的疲劳一扫而光。但是，宋师傅由于不善于使用理发推剪，渐渐地，年轻人不再用他了，跑老远找好的师傅理发，这让宋师傅既伤心，又生气。　　在宋师傅到来的这两天里，生产队长贵亭叔，破例允许部分社员晚一些下地干活。但有一条标准，就是你这个人留下来，必须是一头乱发，上工去必须是一头青皮。通过这种安排，能让宋师傅闲不住，很快把全生产队壮年劳力的脑袋打扫一遍。宋师傅忙了两天以后，算算还缺一个人，就问小宝爷爷：“大叔，怎么不见七太爷呢？我还得给他清边哩。”　　小宝爷爷很生气地说：“不知这老头跑到哪里去了，别等他了，该干啥干啥吧！”第4节 马寨公社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七太爷突然失踪了，确实没有在村里引起多大的轰动和震动，人们照样有条不紊，各干其事。趁他失踪的这几天里，我们把其他事情絮叨絮叨。　　山乡马寨，处在豫西南伏牛山的腹地里。这是一个相对古老的村寨，建村时不知起于哪个朝代。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处于浅山区与深山区的交界处，在兵荒马乱时，外边的人跑反，可以跑进来避难，深山里的“镗匠”（土匪），也可以前来打家劫舍。所以，在很远的年代，人们为了防范“镗匠”的袭扰，寨子里的头领们，就组织老百姓打了一圈寨墙，还挖有一圈护村的壕沟，叫做寨壕。现在这些壕沟快淤平了，成了母猪们领着一群猪娃“打泥”的地方。土寨墙也已经成了断垣残壁，有一段仍然是寨子里的制高点，“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就是寨子里的上初中的学生回村后，站在寨墙上面的最高处，通过用铁皮卷成的土广播喊出去的。　　在山区人口居住普遍分散的情况下，马寨倒是一个不多见的大村子。寨子坐落在群山环抱的一大片开阔地里，所有建筑基本上全是草房，居住有将近两千口人，由于人口相对集中，就成了当地行政、文化的集散地。新中国建立之初，这里成立过小乡，人民公社化以后，又成了一个小小的人民公社所在地。在县里的区域规划图上，注明这里是马寨公社。公社院，也就是公社干部办公的地方，占的是老财主孙乃器的祖宅。孙乃器在解放时被镇压了，他唯一的儿子孙丙豪跟着老蒋去了台湾。孙乃器的祖宅是山里少见的瓦房，门口还有一对石狮子。这对石狮子让小宝他们这些小伙伴，经常在上面骑过来骑过去，烂裤裆、脏屁股和小鸡鸡儿，把石狮子的腰部，磨得发黑发亮。公社的干部并不多，也就是曹书记、胡社长、张武装部长、范治安专干、小李通信员等几个人。　　马寨公社下属的第一个生产大队，就是我们马寨大队。大队的干部，大都是刘姓的人，“宛平城里管朝廷”，“近水楼台先得月”，每一茬公社干部们都与他们混得很熟。特别是支书刘庆典，经常和书记、社长在一起，喝县城里酿制的散装红薯干酒，喝醉了以后，就没有了上下之别，互相称兄道弟。因此，马寨的大队干部，与方圆几十里的其他一些生产大队的干部比起来，要有头脸得多。　　处在公社所在地的马寨村，乱姓同居，但人口较多的有两大姓，为主的是刘氏，其次是孙姓。历史上，两大家族不断地争斗，恩恩怨怨，世代情仇，了犹未了，不了了之，有时也殃及到其他小姓氏。解放前，孙姓几个头面人物，有地、有钱、有枪，所以占上风。解放以后，姓孙的这几家财主，划成了地主成分，一下子跌入了劣势地位，出了一群“地富反坏”分子，再也没有能力与刘家争锋，刘家就出了一群大小队干部。马寨村年轻一茬人中的“能人”元叔，虽然长得好，有思想，可就是因为姓孙，母亲戴着的那顶四类分子帽子，压得元叔抬不起头来，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娶上媳妇。　　那时节，公社通知各大队干部开会，都是“四类分子”的活儿，孙家的几个戴着分子帽子的人，就是公社里通知会议的专干。轮到元叔的母亲通知会议时，是由元叔代劳的，也就是在他往最远处的车辙沟大队送信的过程中，与我们马寨最漂亮的女青年刘凤姑好上了，这是后话。　　凡是行政中心，经济就会相对发达一些，文化生活也会相应丰富一些。在公社院外，设有代购代销点，老百姓都称为“双代点”，也称为“合作社”。据说成立之初的启动资金，是让群众按人头摊派的，属于股份性质的经济实体。可是，不管这“合作社”是否赢利，群众谁也没有见到过一分红利。一位伟人曾经论断过，计划经济也有市场，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这个合作社，“合作社”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存在的商品经济。就这么一处又收又购的商品交换处，里边的商品也是很贫乏的，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有“洋火”、“洋油”、“洋碱”，连铁钉也叫做“洋钉”，铁桶也叫做“洋桶”，还有必须用按人口分配的布票，才能购买的“洋布”，只有食盐才没有被称作“洋盐”。再加上新型的农机具，叫做“洋犁子”、“洋耙”，这些都冠有“洋”字的物资，是外边世界工业文明对传统的农业文明，带来的最有力的冲击。其实在群众的心目中，这些商品，不一定都是“舶来品”，之所以都叫做“洋”物品，主要是为了区别土生土长的“打火镰子”　　与“火煤儿”、点灯用的植物油、洗衣用的“皂角板子”，以及农家妇女纺织成的土棉布，才冠以“洋”字的。这些日用品，不是平均分配的物资，放在柜台内，没有人民币是不可能买走的。特别是火柴、煤油和肥皂，这些生活的必需品，在当时十分短缺。物以稀为贵，谁掌握了这些物资，谁就最有权力。有时，没有头脸的人，根本就不会卖给你，营业员说：“没有。”你就干瞪眼没有办法。就是有头脸的人，要搞上一点，也需要找营业员“开后门”，供销合作社的营业员，由于能够控制这些紧缺物资的分配，手中有权，成了人人羡慕的职业。当时姑娘嫁人，优先选择的有三种人，其中营业员被放在突出地位，其次才是当兵的和司机。　　有了商品，就要用钱去买。“双代点”的交换形式还比较原始，群众常说“鸡蛋换盐，两不找钱”，说的就是简单的交易。在当年，群众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产品，获得钞票的途径，不过是卖鸡蛋，养一头猪，卖从山上刨来的草药，以及一年两次生产队里的分配。余粮户可以分到钱，缺粮户往往还要向集体交钱。养鸡与养猪，是最直接的收入来源，养鸡就是为了换日用品，养猪是为了娶媳妇。不然，有儿有女的人家，只好指望用嫁女儿的彩礼钱，再用来娶媳妇了。第5节 电影与广播　　每过上两三个月，县城里的电影队，就会到马寨公社来放一场电影，我们那里群众叫做“玩电影”。玩电影的场地，通常设在六队的麦场里，那是全大队最开阔的一个麦场，能够容纳最多的群众。这个场地尽管最大，到了放电影时仍然不够大，四乡八堡的群众，早就听说要玩电影，不到天黑就来了，往往银幕后边也站满了人。看到结束时，才点上麻秆火，照着道路、照着溪流中当做桥梁的大石头，摸十几里山路回家。　　在玩电影的时候，银幕是用三根楠竹搭起来的，平时不用，就由六队的保管员保管起来。因为怕发电机的响声影响放映效果，发电机就放置在场房屋的后边。由于那个场房是北屋，发电机放在屋后背风，真是个好地方。特别是到了冬天，管发电机的放映员，处在背风处少受罪，可以裹一个军大衣，坐在旁边一边烤火，一边烧红薯吃。放电影的两个人都不傻，一到马寨放电影，争着去管发电机。这让小宝等几个小朋友，无论如何都想不通，为什么不在前边放电影，却争着管发电机？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前边放电影才最好，边放边看，多过瘾！因为他们那时的理想，就是将来当一个放电影的，这样，就可以天天看电影了。只有孙二孬不想当放电影的，他说，自己将来娶一个老婆，让她放电影。别的小朋友问他为什么这么想，他诡秘地一笑说：“只有这样，我才能天天日那些放电影的。”后来，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们知道，孙二孬这么恨放电影的，原因是有一次，放电影的老齐在他家吃派饭后，磨蹭着不走，他妈让他出去玩，他玩了一会儿回家，撞见老齐光着身子，正在他妈也光着的身子上努力，就一下子恨死了放电影的人。　　山里比不得城市里的电影院，图像、音响都很差劲儿。有一次风太大，正顶着银幕吹，人物都变了形，扛肚子凹腰的，上面的大闺女也不好看了。更可笑的是，音箱没有办法固定在竹竿上，放在了离银幕北边十来丈远的土堆上，看电影的群众长了见识，他们原来以为银幕上的人说话时，口形和声音是统一的，声音像是从那块白布上发出来的一样。这次才知道，他们听到的，并不是从演员嘴里发出的声音，而是从另外一个地方钻出来的。　　那时候，群众能够看到的电影片子主要是《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地雷战》、《地道战》、《牧童投军》等几部影片，为数不多的译制片，都是来自前苏联的，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一部片子看了多遍以后，剧情和剧词人们都会背了，演员们还没有张嘴，人们就学着京腔替他们说了出来。小孩子们主要是记住了挥舞军刀的日本鬼子“大太君”，双手握着一根竹棍，张牙舞爪地叫着“八格牙鲁”和“杀个鸡鸡——”大一点的孩子，则学会了上边更精彩的地方。刘家老十三刘臭蛋，论辈分他应该叫孙二孬表叔，他却从来没有称呼过他，还多次拍着孙二孬的肩膀，学着《南征北战》上一句台词：“我说同志啊，以后别再叫我老大爷了，别看我年纪大了，我还是个民兵啊！”　　可惜在那时候，电影里没有恋爱镜头，要不然，山里伤风败俗的事情就会更多一些。有人说，元叔和凤姑好，是元叔替他妈送信办成的；有人说，其实不是在送信时办成的，而是两个人在看电影时，挤挤扛扛、摸摸索索搞上的。反正这事情只有他们两个人才最清楚。我只是在这里猜想，当元叔拥抱着凤姑的时候，肯定也多么想如同《列宁在十月》里的瓦西里那样，拍着哭哭啼啼的凤姑的脊背安慰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可他连这点可怜的幽默也不敢有，这句台词必定哽咽在喉头里说不出来。　　公社院里有电话，那条专用的电线，就从杜小宝家门前扯了过去。电话线有两个功能，平时通电话，早上、中午和晚上，还通一两个小时的广播。公社里的墙上，就安了一个广播匣子，是一个木制的一尺见方的方形盒子，油漆成红色，中间挖了一个圆孔，蒙着一块黄布。刚安上时，周边群众都很稀罕地来听广播。小宝他们一群孩子猜想，广播匣子里边说话的、唱戏的，一定是些从电线里传过来的小人人儿，使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四方匣子，怎么可能容纳下那么多人？这些人不说话、不唱戏时，也不知在里边吃的什么，干的什么。　　公社院里的小广播，挂上一年多以后，就开始出毛病。有时正在大声广播着，突然声音变得极小了。县里邮电局的领导，派来技术人员修理，通过检查线路，没有发现问题。后来找到了原因，原来，在这一条从上边传来的电话线上，进到马寨村里的那一段，吊上了好几个小小的扬声器。这是寨子里几个大孩子干的，他们从县城亲戚那里，搞来了这种小玩意儿，爬到通向公社的主电线杆上，扯下一根铜线，接在小扬声器上，再用一根线头接地，到了广播时间，就可以收听广播了。有兴趣的话，还可以监听公社领导与上级的通话。这种小小的扬声器，是一个黑色的小圆盒子，依靠套在一个磁舌上的线圈振动，带动盒盖上的金属发音膜出声。声音并不大，但功率大、耗电量太大，一接到主线上，就把通向公社的广播电流耗散了许多，所以公社院里的广播匣子，肯定不会太响了。　　发现了这种现象以后，邮电局的人住在公社院，白天打牌，夜里出来检查线路。偷袭了几回，没收了好几个这样的小喇叭，并且张贴通告，如果再发现有人私接小喇叭，以破坏“三大革命”论处。从此，几个大一点的年轻人，就不敢再私接小喇叭了。漏网的小扬声器，竟然流落到杜小宝手里一个，他不仅学会了偷偷地接在公社的电线上听广播，而且把里边的线圈拆下来，重新缠绕，把里边的磁铁去掉再安上，反复试验，试图弄明白其中会发出声音的奥秘，让他失望的是，除了感到接到了通向公社院的主线路上时，只要来了信号，把小扬声器的线头含在嘴里发麻以外，其他什么道理也没有弄明白。第6节 劁猪娃　　七太爷失踪的第三天上午，劁（qiāo）猪的张麻子，背着他的标志来了马寨。劁猪的师傅在我们这里，不知为什么叫做“择猪的”。他们的标志是，走乡串户时，必定背一根龙头拐杖一样的木棍儿，龙嘴的两边，飘着两绺儿龙须。龙须是用白色或黑色的马尾(yǐ)做成的。山里人都知道，这龙须用什么颜色的马尾，很有讲究，用白色的，说明这个劁猪师傅是“门里出身”，家传的传家手艺；用黑色的则是说明，他的手艺是从外姓老师那里学来的。在人们的心目中，很相信的是家传的手艺人，实在等不及了，才用黑胡子“择猪师傅”。因为，家传的手艺没有保留，劁得净，出血少，伤口愈合快，劁过的猪受损不会太大，容易养大，长膘快。其实，这种猪的“外科绝育”手术是很简单的，两种出身的师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据说，在这一门行业里，有这种规矩，是从中华医祖华佗的家人那里传下来的。当年，华佗被曹操迫害，为了怕自己一生积累的经验落入贼人手中，临终前秘密嘱咐家人，要把自己记载的东西统统烧掉。烧到最后时，他的家人偷偷地藏起了一页，这一页的内容正是劁猪的技术，这门让他的子子孙孙吃喝受用的手艺儿，自此传了下来。沿用至今的手杖上龙须的区别，劁猪师傅代代自觉遵守，自己挂不了白胡并不要紧，传给自己儿子，这白胡就可以挂上了。由于这门手艺儿的技术含量实在不大，从古到今，没有多少更新之处，所以从来没有发现，该用黑色马尾的人而冒充“门里出身”，用白色马尾的。　　张麻子来到杜家，受到了杜家老少的欢迎。他们家的老母猪生的一窝猪娃儿，已经满月，卖剩下的两只猪娃儿，准备自家饲养。这两只小猪正好该劁了，所以即使张麻子不来也要请他。　　张麻子来到猪圈前，母猪正在猪圈里，躲着要吃奶的两只小猪，在猪圈里的椿树上蹭痒。杜小宝的爹爹跳进猪圈里，去抓两只小猪，母猪“咴咴”地蹿过去，要保护它的宝贝娃娃。杜小宝的爷爷拿着一根棍子打老母猪，让小宝的爹爹一把一个抓了出来。一只是小“狼猪”（公猪），一只小母猪。劁猪的价格是当时约定俗成的，劁一只狼猪一毛钱，劁后的公猪娃叫“牙猪”；劁一只母猪两毛钱，劁后的母猪娃叫“槽屯儿”。不论是“牙猪”或者“槽屯儿”，已经失去了性别的含义，但人们仍然认真地加以区别，这些复杂的称谓，很可能与当地历史上留下来的土匪黑话有关。　　张麻子手狠、手快、手准，当小宝爹爹揪着一只小猪的耳朵交给他时，他不管小猪怎样要命地“吱吱”叫，一只脚踩着猪头，非常麻利，三下两下就把小猪给劁了。当然劁母猪不如劁公猪快，公猪的睾丸裸露在尾巴下边，一刀下去，把两只布满红血丝的白色椭圆球挤出来，伤口也不缝，顺手在墙上抓一把老墙土，抹一下就算消炎了。母猪的卵巢在腰部，张麻子就得在小母猪的腰部，找到准确部位，一刀下去，割出一条寸把长的口子，食指伸进这个口子，一抠一抠地朝小猪肚子里掏，把小母猪的“子肠子”掏出来，割掉后，再把伤口用棉线缝起来。脚一松，小猪娃立刻惊叫着跑回了猪圈，没有再用老墙土消炎。老母猪赶紧用肚皮把两只小猪保护起来，仍然惊叫着，两眼瞪着一群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两只小猪劁完以后，张麻子一边洗手，一边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小宝爷爷说：“杜大叔，昨天我在大宋庄，碰见七太爷了，我问他，到这儿干啥？他说要到西乡赵集看稀奇去。还交代我，要是到了你家，说一声，不要惦记，过几天就回来了。”　　小宝的爷爷说：“哈，这老头准是犯癔症了，赵集有啥稀奇好看？”一圈人都想不起来赵集有啥稀奇，但总算是有了真信儿，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劁猪这门手艺儿是从祖上传下来的，骟牛马就不知是从哪里传下来的。不过，这些大牲口，都是只针对雄性去势，雌性的反而要对它们的生育能力加以保护。雄性去势工作，饲养员就能完成，也不用动刀子，就是用细皮绳，把牲口的睾丸系住，使劲绞断就行了。经过去势处理的大牲口，体格健壮，性情温驯，没有了传宗接代的功能，纯粹变成了使役的牲畜。　　孙二孬、刘臭蛋他们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带着杜小宝看过小宝爹、发旺哥们骟牛。一头接近成年的小公牛，可怜巴巴地被吊在高处，四条腿紧紧地拴在四根木桩上。几个牛把，用牛皮绳子，缠在小公牛的睾丸上端精索处，用一根“小杆杖”绞这根皮绳。小公牛疼痛难忍，又挣扎不得，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值得让人把它们先天赋予的功能给销毁，只是两眼向天“哞哞”叫。　　这种近乎残忍的去势手术，让饲养员们有说不出的兴奋和骄傲。骟后的公牛，睾丸要肿好几天，疼得不吃草，不倒沫，这要是被发达国家的动物保护组织知道了，不游行示威才怪。现在，所有黄牛，基本上很少使役了，都是一道菜，没有必要去势了。然而，不管猪、牛、羊，变性，都应该认为是痛苦的事情，为了人类的生存，它们不得不付出去势的代价。第7节 小宝一家　　张麻子带来了七太爷的消息，大家就不太着急了。其实急也没用，就让这个老头随便跑去吧。少他一个人不要紧，反正日子还得照常过下去。　　小宝的爹是个牛把，使唤的是两头骟过的公牛，个子大、力气大，能扛大活儿，是我们八队排头号的一犋耕牛。使唤这犋牛的牛把又叫“大把”，种庄稼的水平似乎比别人高一些，工分也高出一两分。小宝的爹很为自己的大把地位而自豪，在赶牛的鞭子上，下了不少工夫，生产队买回的用三根细竹竿卷成的扎鞭杆，他总是优先地挑来挑去，找出最长的、最富有弹性的用，还经常在牛皮鞭头上绑一根红布条，甩起来“啪啪”的山响。　　七太爷在家时，晚上喂牛用不上小宝的爹，都由七太爷代替了。七太爷出走后，小宝的爹就得住在牛屋里伺候牲口。他不睡七太爷的那个草池子，自己又搭了个地铺。到了白天，不是赶着牛车拉庄稼、拉粪，就是把犁耙放在拖车上，赶着牲口，到收了秋的铁茬子地里，第一个“开墒”。然后再和别的牛把一道，弓着腰使劲按着犁子，在有点干硬的耕地里卷垡子。全部犁完后，他又率先站在装有二十几根钉齿的耙上，又是顺耙，又是斜耙，把土地抚弄得平整，松软。地整得好不好，有一条检验标准，就是小宝的爹，用他的扎鞭最粗的那一头测量，如果松松地插了进去，拔出来时有股吸劲儿，就算整好了。整好的地，就可以播种了，一般再由一个年轻女人帮耧，一个老庄稼把势耩地，把小麦种子播撒在地里，期待着明年有一个好收成。　　小宝的爷爷，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席匠。他也是一个山里少有的能人，手很巧，会编筐窝篓，尤其擅长用高粱秆，又叫秫秆破成的篾子，编织席子和生产队囤粮用的“茓子”（又叫踅子，一种窄而长的粗席，可以围起来囤粮食）。　　现在正是秋天，刚刚砍下来的高粱秆，就是冬天编席用的上好材料。生产队里把高粱秆留下一部分集体用，大部分分给各户社员。小宝的爷爷只要从地里回到家里，就忙活着把分到手的高粱秆，用砍刀剁去须根，用一只破镰刀卷成圆筒状的工具，一根一根地刮去外皮，晾晒捆扎。　　到了冬天农闲时，小宝的爷爷把高粱秆破成柈子，用水浸泡滋润一段时间，拖到打麦场里，用石磙碾压蓬松后，在硬地上揳上一根铁耙齿，耙齿旁贴放着一块砖头，再拿一把一头包有破布的薄钐刀片。他用这种简易的设备，耙齿挡着刀片，刀片垫在砖上，把喷湿滋润好的秫秆柈子，夹在刀片和砖头中间，一条一条地刨去内瓤，刮成秫秆篾子，就可以用来编出各种篾席。当然，编席的材料还不只高粱秆，苇子是更上等的原料，只是我们这里不多见这种东西，只好用高粱秆代替。即使是用这些普通的来源广泛的秫秆篾子，小宝的爷爷也舍不得浪费，邻居家需要几领篾席，送来的秫秆，他能够准确地估算出，多少捆能够编一领席子，从不多要他们的秫秆。刮好的篾子不论长短，都能用上，一场活下来，基本上没有剩余篾子。即使有了节余，他也把这些碎篾子编成防雨防晒的凉帽，算是奉送。　　小宝的爷爷在编席时，用的工具也非常简单，只有一把钐刀和一把铁制的鞘刀。这种鞘刀，弯成一个钝角，一端圆圆的当手柄，一端扁扁的打有槽沟，用来签插篾子。鞘刀的另一种用途是拍打席边，可以把窝翻到席子背面的篾子签，插在席子纹路后，“啪啪”地拍打弯曲处，把席边抚弄平整。　　小宝的爷爷因为有了这等出色的手艺，生产队里还专门种了一些红秆高粱，做成的篾子是红色的，可以配着白色的篾子，编织成带“红双喜”和花朵图案的花席，为年轻人结婚时做床帷用，增添了不少喜庆。他的这个专长，使他在这一带山村受到尊重。到了冬天农闲时，有不少人家请他去编席，管饭不说，还要给一点钱作为酬劳。寨子里有四五个年轻人，跟着他学手艺，只是因为他的脾气太坏，不善言谈，教的徒弟如果没有悟性，是学不到真本事的。有两个徒弟，只是学会了编织夏天戴的凉帽，不要说编葛纹席（一种用特殊的挑篾方式，编出的席更加致密，可以用来晒面用），连一般的席都不会编，就以为自己出了师，让小宝的爷爷说起来，很瞧不起他们。　　小宝爹爹在父亲的熏陶下，也会编席、编凉帽，但有了小宝爷爷，就显不着他了。他的拿手功夫是泥水匠和织箔、织苫子。　　织箔用的原料也是没有去外皮的秫秆，用一根架起的直木杆，做架子，吊上十几个卷着麻经子的砖头，或者长条形石块，相互翻卷，把一根根独立的秫秆，编织成一定长度的单片子，我们那里把这种东西叫做“箔”，主要用于铺床，也用于站玉米棒、站红薯干，与“茓子”一样，当盛放农产品的工具。当然，“箔”的用途还很广泛，如搭成木架子，上面摊上一领“箔”，在箔上晾晒棉花、薯干，通风透气，防止霉变。再如，新盖成几间草房，也往往用“箔”把间道分隔起来，涂上泥巴阴干后，就是板壁。第8节 小宝一家　　织苫子的材料是麦秸。群众割麦时，专门找一种长秆品种的小麦，捆成小捆儿。在打麦时，不用石磙碾压，直接摔打掉子粒，再捆起来备用。到了阴雨天气，把木门板摘下来，架在两条长凳上，两端用麻绳摽着，搭成架子，用与织箔同样的方法，织成麦草苫子。　　在我们马寨，家家户户用的木床，一般只有五根木牚儿，上边先铺几层箔，再铺苫子，苫子上边，铺的是小宝爷爷编的篾席。所以，他们爷儿俩的产品都很实用。床铺上的这些用品很优秀，但他们的棉被就不多了，往往只有一条破棉被，冬天里没有褥子铺，睡在冰凉的席上，叫做“抹光席”，很冷很受罪。　　这种床铺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睡上去响动太大。你想，新婚夫妇睡在上边，床边上有一个小孩“压床”，这压床的小孩不要紧，一会儿工夫就会睡得很死，但两人只要一折腾，就会把他弄醒。再说，外边还有听房的，任何响声，都可能成为第二天的笑料。同时，都是房子不多的人家，一屋子家人，相互之间的响动都能听见，一动就“咯吱咯吱”响，这小两口怎么能够尽兴？　　他们这个家，因为有了七太爷，就算是“五世同堂”了。其实，七太爷只是小宝爷爷的近门爷爷。有关七太爷的事情，以后还有交代，这里不再多说。　　小宝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小弟弟，加上七太爷，他们一家九口人。要不是当木匠的叔叔，前年分家搬了出去，这在我们山里一带，是比较大的一个家庭。　　人多了，就吃得多，小宝的奶奶就得经常磨面。生产队里有一百多号人，只有两头小毛驴，由一个饲养员喂养着，各户的人口不等，磨面的需求就不一样，小宝家人口多，就得多磨几回。所以，磨面不能排班次，只能“挂号”，只要事先给饲养毛驴的赵大爷打招呼，他就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磨面。这一过程，当地人叫 “问磨”。生产队里的牲口，待遇也是不一样的，牛吃的草料，是生产队专门留下来的。对毛驴，吃的草生产队还供应；料，却是自己转圈子挣出来的。　　小宝奶奶到了磨面这一天，就要起大早，把淘干净的粮食，拿去在石磨上研磨。这种做石磨用的石头，发暗红色，纹理细腻，有一定的硬度，只有襄县的一个山上才出产，由石匠们锻造后，就成了家家户户制面粉的专用工具。用上一段时间，就有石匠专门来重新打磨一次，以保证石磨牙齿的锐利。　　小宝奶奶磨面，很心疼粮食，磨一次面，浑身上下弄了一身白，头是包着的，眉毛变成了白色。她就把一身面屑扫一扫，哪怕是一小把，也要收集起来给鸡子拌食。不仅这样，在磨面时，粗细粮上磨的先后顺序，小宝奶奶也很有讲究。开始磨面的第一茬，磨的总是小麦这种细粮，磨得非常认真仔细，临了还要用杂粮“透一透底儿”，把小麦有限的面粉，刮个罄尽才肯罢休。最后留给毛驴的麸皮，就没有什么内容了。饲养毛驴的赵大爷，总骂小宝奶奶是“老尖刀”，让辛苦的毛驴，白白曳磨不吃麸子！小宝奶奶也要同他相骂一番，说留下来的东西，他不用来喂毛驴，都是自己偷吃了！不然，为什么你这么胖，毛驴这么瘦？　　小宝奶奶的家务活儿主要是磨面、做饭，小宝妈妈的家务活儿主要是纺织，她娘家当年给她陪嫁的是一台纺棉花的车子，进了杜家门后，她和小宝奶奶共同使用一台织布机。婆媳二人一年四季没有休闲过，她们趁生产队干活的空闲时间，主要是“安布”，给大人、小孩做衣服。　　在织布之前，必须轧花、弹花和纺线。到了秋天，生产队给每个社员分了几斤子棉，小宝爹爹和爷爷，首先到队里的轧花车上，用脚蹬的办法，通过这种铸铁做成的轧花机器，把棉子脱去。然后，再到大队的弹花柜上，用手摇的办法，通过这种木制的、内部装有满身尖齿的圆辊子弹花柜，把轧好的皮棉，撕扯上两三遍儿，去掉“破子”，弹出来的棉花非常蓬松，体积顿时膨胀了好几倍。　　小宝的妈妈和奶奶，把弹好的棉花，用一根秫秆莛子，熟练地扯下一小片，裹在莛子上，在一块光光的木板上来回搓，搓成长度相等、粗细均匀的空心“花捻儿”，备好了纺线的材料。从此以后，婆媳二人几乎每天很少睡觉，两台纺车的嗡嗡声，成了这个家庭具有生气与活力的象征，仿佛从来没有停止过转动。她们婆媳二人就那么纺呀纺的，织呀织的，比男人们要辛苦得多。然而，她们做成的土布衣服并不耐穿，一家人的屁股上都打有补丁。奶奶终日抱怨，这一家老少不知怎么啦，不光是嘴里长牙，连屁股上也都长了牙。小宝的小妹妹小春，就摸着自己的屁股，反复揉搓后说： “奶奶，我的屁股上没有长牙！”奶奶哭笑不得，还得夸她说：“好，好，你是个好孩子，你的屁股上没有长牙！”　　　七太爷走了四五天了，还没有回来，大家表面上不着急，嘴里也并不多念叨，其实心里还是挺牵挂的。第9节 石器（一）　　正在看这部怪书的朋友们，你可能有点着急。你这个作家算是奇了怪了，很多作家写小说，都是通过事件来描写人物的，而这部书却是通过穿插人物来写事件的，有点不在套路。你要是这么想，我得感谢你。你真是高法眼，把我的意图看透了。我其实就是想通过我们那里传统的民风、民俗，体现某些农业社会的历史真实。多少人讨论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当代，这些很民族的东西，有些由于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很快就要失传了，我能把它记载和表述出来，多少带有一点抢救的性质。这种愚蠢的念头，有点像生物学家们一样，为濒危或者正在灭绝的物种唱挽歌。　　后来，在唐都市成为大款的孙二孬对杜小宝说：“日他妈，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叫人紧追慢赶也跟不上趟儿。我回到老家去，好多东西都见不到了。小宝，你在政界混，认识的能人多，我出钱，你找人，赶紧把它们写下来。要不然，咱们的后代，不要说根本不知道咱们是怎么混出来的，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需要从娘肚子里爬出来了。”杜小宝觉得，想不到这个经常为了生意，陪客人出入高级宾馆，玩高档手机、玩进口小汽车、玩自动麻将、玩漂亮小姐，把都市里令人眼花缭乱的玩法，玩了个遍的主儿，竟然和自己一样，有一股深沉的怀旧情结。　　是啊，这个世界就像装上了哪吒太子的风火轮子，变化实在太快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了，科学技术随之发展了。英国的瓦特在1769年，发明了蒸汽机，成为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的标志。珍妮纺纱机的产品，用机动远洋货轮运载着，伴着洋枪、洋炮，轰开了整个世界。从那以后，全世界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消失了，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打破了。特别是近百年，微电子学和光学的发展，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带动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科学家们还预测，人们还要进入生物时代、纳米时代、太空时代。科学技术转变成生产力，产业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地前进。经济形式也由农业经济转变成工业经济，现在又成了知识经济。人的头脑也快速进化，小小年纪的学生，也都能够操电脑写玄幻小说了。这样看来，我写的这个东西就显得很笨，很拙劣，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最不经济的知识。　　打住，打住。还回到马寨。还回到七太爷失踪的那个年代。　　“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我们马寨在这个年代，基本上还处于石器和铁器并存的时代。　　前面已经说了石磨，其实还有石磙、石碾、石臼，家用的物品，磨刀用的磨石不说，捣蒜汁、捣辣椒泥用的也是石头擂臼。　　石磙是用来打场的，一到麦天，我们八队的几盘石磙一个月也闲不下来，第一遍先把子粒碾下来，就得十几天。一场新割下来的小麦，堆得半人高，被太阳烘晒以后，牛把们就套上牲口，拉着石磙，奋勇地冲了上去。碾轧一遍后，体积降下来很多，劳力们把场翻上一遍。再经过太阳暴晒，牛把们再次套上石磙碾压。在这个过程中，石磙后边还要加上一条穿孔的月牙形比较粗糙的石板，称作“捞石”，通过它在麦草上拖过去，对麦穗产生揉搓的作用。　　牛把们的工作任务完成以后，青壮年劳力们把麦草擞去，留下麦糠、麦子，顺着风向，拢成一嶙，把粮食扬出来。嶙好后，在有一定强度的风中，有人扬场，有人在下边用扫帚“打劣”，把“麦余子”（没有碾透的麦穗）扫在一边，新鲜的粮食就干净起来。　　打麦的第二遍比较简单，主要是用石磙把已经脱过子粒的麦草重新碾轧一遍。这样做，可以把麦草打软，给大牲畜做饲料。同时，也是一次复收，把里边尚存的小麦继续收打起来。这一遍碾后的麦草上垛后，整个麦收才算完结。　　正因为如此之慢，麦收天气突出一个“抢”字。八队生产队长贵亭叔，只要到了焦麦炸豆的时候，几乎睡不了几个囫囵觉，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怕就怕天下雨。不过群众并不慌，反正都是集体的事情，天塌砸的是大家。　　到了麦天，大约是在阳历五月底、六月初的天气，本来天长夜短，贵亭叔只要听到“吃杯儿茶”的叫声，大约是凌晨四点钟左右，就开始敲钟，把生产队里男女老少叫起来，人人抄着一把在头天晚上已经磨得锋利的镰刀下地了。为了调动大家割麦的积极性，按割下来的遭数记工分，手快的人可以比手慢的人多出一倍以上的活儿。特别是妇女们，割麦速度比男劳力们快，“拱起垄子”来，只听“刷刷”的一片声响。因为壮劳力还要装车、还要到场里干活儿，割麦真正的主力军就是妇女们，她们把麦子割了下来，就算完成了任务。　　下边的农活儿，是牛把们用牛车拉麦。一挂大车跟一个壮劳力装车。装车是一桩有技巧的活儿，所有装上去的麦子，麦穗都是朝里边排放，把麦茬朝外边。装满车的麦子，重心必须落在车轴上。不然，太靠前了，压牛的脖子，叫做“辕沉”；太靠后了，能够把牛脖子吊起来，叫做“辕轻”。（“辕轻”和“辕沉”的辕字，被我的乡亲们把音读转味了，说成“檐”字的读音，你也可以用“檐”字的读音念“辕”字，更能体现出我们那里土话的韵味儿。）装车时，牛把和一个壮劳力把一铺铺的麦子，一杈杈地从地上挑起来，往车上从头至尾排放，上边用一个妇女踩车。三个人协同作战，把车子装得四棱四正，再用一挂长绳煞着，无论走多么坏的土路，也不会翻车。拉到场里后，壮劳力们拿着桑杈，把麦子抖乱，打成铺儿，一杈杈叉起来，堆成大垛。生产队里的小麦全部割下来，垛成垛后，贵亭叔悬着的心才能够放下来。因为有句老话说，“麦上垛，谷上场，豌豆扛在脊梁上”。除了豌豆这种作物必须及时收打以外，其余的粮食只要垛在场里，等等再打也不迟。　　再说一说石磨的故事。　　我们八队仅有两盘石磨。有一盘石磨，还是生产队长老婆贵亭婶的陪嫁物。贵亭婶的娘家，住在河南省襄县那个产磨石的石山下。娶她来的时候，贵亭叔的堂兄、堂嫂和堂弟，套了一辆戴着红花的牛车，跑了四个对时（四天四夜），不仅把贵亭婶拉了回来，也拉回了一盘石磨。那时候，我们马寨刚刚解放不久，老百姓分了地，过单干日子。谁家有了一盘石磨，好处很多，邻居来磨面以后，余下的麸皮，可以养猪、喂牛，春荒时，人也可以吃。一头毛驴蒙上眼睛，在磨道里整天转，麸皮却轮不到它享用。捣蛋的毛驴就会在曳磨时，冷不防地把嘴伸向磨盘，馕上一嘴。对这种贪吃的毛驴，就要用一根木棍儿，把它的嘴巴与磨盘间撑开，免得它偷嘴吃。　　磨面的屋子叫“磨坊”，石磨的周围叫“磨道”，在磨道里负重奋进的是毛驴。有人形容全能的人说是“会曳磨就会拉碾”，其实不然。比如拉油碾的活儿太重，瘦小的毛驴干不动，往往用马或骡子干。马与驴可以交配，生出来的竟是无性有力的骡子。马、毛驴和骡子，这三种可以用作动力使役的牲口，都是单蹄牲口，它们不同于牛、猪、羊，属于偶蹄动物。它们被人们蒙上眼睛，在磨道或者碾道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行走，蹄子容易磨坏。磨坏了，可以由钉掌的匠人，在它们的蹄子上钉上铁掌。钉有铁掌的毛驴，转起圈子来，蹄子敲打着路面，会发出“嘚嘚”的响声，和着磨盘呼呼噜噜的声音，女人罗面时“哐嘡哐嘡”的声音，以及女人和毛驴不时打出的喷嚏声，构成了四个声部的交响乐章。　　浑身冒汗的毛驴，可能自以为走了十万八千里，其实只在一处打转转儿。长此以往，磨道被毛驴走出了一圈儿沟槽。我们那里的乡亲们，很有丰富的想像力，他们生动地形容喜欢整人的大小队干部，说他们挑人的毛病，就像“在磨道里找驴蹄”一样容易，找你的事儿就有事儿。这要是被宋朝的奸相秦桧知道了，肯定不至于用“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岳飞，用那么不负责任的口气，来搪塞世人了。　　石磨就这么天天呼噜呼噜地转，磨面的娘儿们，不停地罗了又罗，把粮食子粒加工成面粉，再变成食品。石磨终有磨钝的时候，锻磨的石匠就有了营生。他们背着锤子和錾(ｚàｎ)子，专门找有石磨的人家蹭活干。背着锤子和錾子，是锻磨匠的招牌，我们马寨人过去经常说那些不懂装懂的人，用的一句歇后语，“你不要背驴 下山——强充锻磨哩”，就是从锻磨匠的招牌这里借来的。　　常来马寨的石匠崔大头，是瓦房店人，手艺好，脾气却古怪，到了主儿家，招待得好，活就做得精细，锻过的磨锋利耐用。招待得不好，他就耍个小心眼儿，让你摸门当窗户。贵亭婶不知道这家伙有这个毛病，就让崔大头扎扎实实地耍弄过一回。　　有一天，这个崔大头正在锻磨，听见贵亭叔和贵亭婶小声嘀咕。贵亭婶问：“中午叫崔石匠吃啥？”贵亭叔说：“咱不是还有糖糕吗？”贵亭婶说：“就那几块糖糕，他舅大老远来了，还不够吃。”贵亭叔说：“那就烙点饼子吧。”崔大头听了，心里很不高兴，做的活儿有意让石磨的中间少打一点，周边剔得多了一点。　　下午试试新锻过的磨时，这盘磨摇摇晃晃，侧侧歪歪。贵亭叔和贵亭婶说：“崔师傅，这一次锻得有点膛高吧？”崔大头说：“不要紧，糖糕叫他舅吃吧。”贵亭叔两口子闹了个大红脸，立刻知道得罪了这个石匠，连忙赔不是，承诺好好招待他，崔大头才把磨重新锻了一遍。事后，贵亭婶一提起崔大头，不说什么原因，只骂他是个“缺德鬼”。　　大石磨只有生产队里才有，一部分农户还有一种小石磨，叫做“花磨”。有的地方叫“晃磨”，可能更形象一些。这种小“花磨”，口径一般一尺左右，下扇固定，上扇边上揳进去一个木耳朵，木耳朵上有一个圆孔。使用的时候，用一只木拐子，木拐子的一头插入木耳朵内。一个人手持木拐的木柄，往怀里时猛拉，向外送时猛推，一拉一送，靠惯性让磨扇不停转动。拐这种花磨，用的是巧劲儿，推拐的人，身子有节律地耸动，很好看。　　小宝家就有一盘花磨，主要做两种食品，一种叫“懒豆腐”。做“懒豆腐”时，先把黄豆浸泡成又大又白的湿豆，和清水一起放入花磨上扇的孔中，一个人添，一个人拐，配合默契，磨出豆浆来，与萝卜叶子或者其他菜叶子掺和在一起煮，加上食盐就是一顿饭了。　　吃这种饭，可以节约粮食，在那个年代，人们想出了许多粗粮细做、节约主食的好办法，这就是其中的一种。还有一种只有我们那一带才有的“粉浆面条”。做这种“粉浆面条”，也要用小花磨，是把浸泡好的豌豆，加上花椒叶子拐出来的。拐成的浆经过过滤、沉淀，下面澄出的是豌豆淀粉（又叫豌豆芡），上边留下少量淀粉的浆水，放在锅里烧开再下面条，就是所谓的“粉浆面条”，与用其他方式做成的浆面条，味道是不一样的。这种汤面条非常好喝，能够吃两碗饭的人，可以加倍地吃上几碗。所以做“粉浆面条”，就不是为了节约，而是带有节约性质的改善生活。隔上一段时间，小宝奶奶说：“拐一顿浆面条膨膨肚儿。”一家人就非常高兴，能够吃上一顿上等的好饭。第10节 石器（二）　　再说一种石器，这种石器叫石碾。　　八队社员刘八爷的父亲，解放前开香坊，就是专门做香客们对各路神仙敬拜时，用的香火的作坊。任何一种产业的兴起，都有与之相适应的需求配套。刘八爷家的香坊，在我们马寨一带，能够一枝独秀，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特定的历史渊源和相应的市场需求。　　在我们马寨的东边群山中，有一个山头，长得很像一座老式瓦房，巍巍峨峨，峻峭挺拔。背阴的一面，形如斧劈刀削，自上而下，几十丈深，不可攀越。朝阳的一面，景色优美，山上巨石奇诡，泉水丁冬。有土壤的地方，长了几万株百年以上的苍松翠柏，四季常青。从山脚到山顶，盛产山楂、酸枣，还有苍术、丹参、柴胡等多种中草药，生长繁茂。数不清的山花，烂漫怒放，俯拾皆是，点缀得山间道路生机盎然，植被远远好于其他山头。小宝他们就读的马寨小学，一到了春季，老师们组织学生旅游，就要带上干粮，爬这一座山头。这是孩子们的盛大节日，一路上，唧唧喳喳、奔跑跳跃的孩子们，兴奋异常，欢快无比，吃着干粮，喝着泉水，登石爬树，无视老师们不断的怒喝。到了山顶，站在山巅，孩子们就会突然肃静，用一双双好奇的眼睛，饱览祖国壮美的山河，体验出生命的珍贵，不知不觉间萌生出远大的志向。　　老一辈人传说，这座山顶上曾经多次出现过佛光，很有些灵气。又传说张三丰在上面修炼过数载，老百姓就因此给这座山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祖师顶。祖师顶上边盖了一座祖师庙，用泥巴塑了祖师爷，还有财神、送子娘娘等几个生产生活离不开的神仙。有几个道士，常年住在上边修炼，摆设道场，抽签打卦，收集香客们的捐赠俸赐。附近有一些虔诚的妇女，时不时地也到山上，陪着这几个道士修炼。住上一段时日，面色红润，神清气爽。每逢初一、十五，附近的信男善女们，都要去上香。所以，这里的香火曾经有过鼎盛时期。上边的香火鼎盛了，刘八爷父亲的香房自然生意很旺。　　做香的原料，主要是用榆树皮当做黏合剂，再用沉香木粉、柏树木粉、辛夷、香附子、苍术等当做香味剂，火硝当做助燃剂。把这些东西分别研磨成面，按一定比例把各种料混合，拌成一定湿度，反复碾轧，这种混合物就黏结起来。通过简单机械挤压成条状，再用手工擀成香棍棍儿。用刀截成一定长短，晾干扎把。磨香粉用的是大石碾，一匹骡子整天在碾盘的碾道里转悠。这种碾的碾盘是石头，碾磙当然也是石头。不同的是，这种碾盘和碾磙都不光滑，必须锻造出深深的纹路，起到砸、搓、碾、轧的作用。如此反复磨皱，才把做香的原料磨成粉剂，再用硝水混合碾轧成油泥一样的香坯。　　解放后，不时兴迷信了，好逸恶劳的道士们没了踪迹。刘八爷家的香坊没了市场，石碾也失去了碾香料的作用。通过石匠的重新改锻，变成了普通的石碾，邻居们用来轧红薯干、碾苞谷。后来，马寨三队开了油坊，刘八爷二十块钱把石碾卖给了三队。三队请来的做油师傅，把这盘石碾改造成了碾芝麻子的油碾。　　油碾、炒锅和打油床，是开油坊必用的设备。　　油匠们先是在大铁锅里把芝麻子炒熟。炒芝麻子是个技术活儿，火不能太旺，锅内必须用油铲不停地翻动，芝麻子炒得以发黄偏黑为最好，这种状态出油率最高。这些炒熟的芝麻子，放在油碾上磙轧。刚开始时，芝麻子是松散的，不多久，就变成了近似油泥的片片儿。这些油片片儿，还要放在蒸锅里蒸上一个时辰。蒸好了以后，油匠们再用麻绳，把油泥包成磨盘大的厚厚的圆饼，一层层地叠放着，竖着排在打油的油床里。这些圆盘的两端，用厚厚的硬木板夹着，一端是固定的，一端是用特制的四个楔孔板顶着。打油时，这四个楔孔，有规律地轮流塞进去四个不同厚度的楔子，一个打紧了，其余三个再换更厚一点的继续打。　　打油是一个很重的力气活儿。油匠们一站在油床边上开始打油，就几乎一丝不挂，甚至裸体干活儿。他们挥动十几斤重的大锤，朝着镶有钢箍的楔子击打，边打边更换楔子。开始的一段时间，击打楔子的力度不用太大，更换楔子的频率却很快，随着油盘的渐进，形势越来越紧张了，换楔子的频度就低了，大锤的劲道就要升上去。油匠们喊着号子：“杀咿咿呀……得咿咿呀……”一锤比一锤狠地轮流击打四个楔子。金黄色的香油，就从麻绳的缝中渗了出来，形成了淙淙的油流，顺着凹槽流向了油缸。这种油就是所谓的“大槽油”，与全靠热碱水烫浸的小磨油有所区别。　　油坊里弥散着喷香的油味儿，所有器械上都浸润了食油。油匠们在蒸汽腾腾的油坊内干活儿，就是不吃油，只闻这油气，也能上膘。一槽油打下来，光光的身子上，全是油汗。换衣服时，就得用黄豆秆灰，在身上抹上一遍，跳进热水缸里洗才能洗净。　　打油后的下脚料是油饼，干干的圆圆的好像薄磨扇。三队里留下一些作为种瓜的肥料，其余的分给群众。用这种原始的方式打油，到底不可能把油全部浸取，掰开油饼，还有不少的芝麻子粒，吃起来有点碜，但是很香。三队的孩子们，上学时往往带上一小块，与其他队的同学分享。伙伴们很羡慕他们有这么多美味的零食。其实，这些美食，差不多都是孩子们偷偷地拿出来，眼热别的小朋友们。因为他们的父母，对这些分到的少量油饼很珍惜，砸碎了，与蔬菜一同熬煮，与“懒豆腐”一样，可以当饭吃。小宝妈有一次哄嫉妒的小宝说：“傻孩子，别眼热他们，三队的人一年要吃下一个石磙！”　　三队的油坊，一天只能打出百十斤油，竟然满足了方圆二十来里的供应。因为那时，群众家里分得的芝麻少得可怜，只有到了临近春节时，才有许多群众，兜着芝麻，掂着油罐，二斤半换一斤香油，过上一个好年。　　国家由于连年偿还解放初期欠下前苏联的债务，对农副产品的征收一直卡得很紧，土地的产出率又比较低，人民的生活没有多大好转。吃穿住用，一直得不到大的改善。特别是过了天灾人祸的1960年，人们对食品有着痴迷的神往，为了在生产队里分到一点牛肉，孙二孬的爹爹把一条命都搭了进去。第11节 割牛舌头　　孙二孬的爹爹叫孙满仓，是我们第八生产队的一个牛把。平时少言寡语，是一个再实诚不过的老好人，谁也没有料到，他当年会做出那么惊天动地的大案。　　他们老孙家，解放前出了几个土财主，其余更多的庄户是穷人。据说，孙满仓的祖上也有几十亩地，日子很好。到了孙满仓的爷爷手里，这个人好吃懒做，又染上了吸大烟的毛病，很快把祖上留下来的家业吸光了。老百姓说那些吸大烟的败家子：“呼儿呼儿，南北屋，咝儿咝儿，东西抻儿（土地），大闺女，小媳妇儿，全进了我的烟葫芦。”孙满仓的爷爷最后吸成皮包骨头，两腿一伸，见了阎王爷。临解放时，孙满仓家是铁杆的贫农成分。　　孙满仓的爹爹，给他起的“满仓”这个名字，是图个吉利，试图把败落的家业重新振兴。可是，他们孙家再也没有“满仓”过。　　到了解放以后，孙满仓将近四十岁，还没有娶上媳妇。幸好他远门子堂兄孙乃器被镇压了，撇下一个三十多岁的小老婆胡荣花，经人撮合，改嫁给了孙满仓。孙满仓被划为贫农成分，成为革命的依靠对象，胡荣花跟着他就很沾光。　　那时候，农会划定成分时，一度想把胡荣花定为地主出身，要给她戴一顶“坏分子”帽子。有点懦弱又少言寡语的孙满仓，竟然发了一次威风，背了一口铡草用的铡刀，说谁给胡荣花戴“分子”帽子，老子就和他拼命。他在农会主席刘大爷门前，蹲守了两天两夜，吓得刘家一家老小不敢出门儿。刘大爷想，兔子急了也咬人，就出来安慰孙满仓：“满仓，又不是我要给你老婆戴帽子，事出有因嘛。你别着急，我们再研究一下。”　　于是，刘大爷召集来农会的几个干部开会。大家分析到，按说这个胡荣花也是苦出身，是恶霸地主孙乃器花三十块大洋，从要饭的叫花子手里买来的，没有享过几天福，于是，农会的干部们就决定不再给她扣地主分子帽子了。从此，刘大爷的儿子刘庆典恨死了孙满仓，地主的小老婆胡荣花却爱死了孙满仓。　　胡荣花这女人，肤色较黑，脸长得却很俊俏。眼儿媚，乳房高，腰部细，屁股翘，说话嗲，走路飘，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风骚味儿。她有一个小毛病，就是经常害偏头疼，两边鬓角轮换着贴小膏药。她的小膏药，不是摊在白布上，而是摊在红布上。鲜红的膏药片儿，贴在鬓角上，不但让人不觉得丑，反而增加了几分妩媚。在许多光棍汉眼中，胡荣花差不多就是七仙女下凡。她虽然爱孙满仓，但这种爱更多的是感激成分。她在和孙满仓共同睡觉的第一个晚上，就觉得孙满仓没多大用处。两个人都急了几身大汗，也没有能够把那个小虫虫儿，抿进小洞洞儿。她心里只怪自己的命不好，先是嫁个糟老头子，让孙乃器的指头受用；又嫁了个外强中干的庄稼汉，连指头受用也不会。即使这样，她仍然待孙满仓很亲，给人说话，总是“俺的仓”怎么怎么的，亲昵无比。　　时间久了，胡荣花到底挨不过正常的生理需求，就不断闹出点风流韵事儿，在地里、麦场里与一些野汉子苟合。尝到甜头后，一发不可收拾。孙满仓本事不济，偶尔动兴与胡荣花交配，都以失败告终。只有在这个时候，胡荣花非常厌烦他，推开他，给一个脊背，独自呜呜抽泣。　　孙满仓心里有愧，对胡荣花与其他男人亲热，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里常常安慰自己说，为人不可妄贪，有人做饭，有人心疼就行了。反正胡荣花是自己名正言顺的老婆，两腿间的那玩意儿又不是米面缸，挖点少点。心里逐渐麻木以后，干脆来个眼不见，心不烦，除了吃饭，就一直住在牛屋里，任凭胡荣花与野男人纵情折腾。　　过了几年，胡荣花生了不知谁是亲生父亲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老大两岁时得破伤风死了，只留下了一个孙二孬和一个孙丫丫。胡荣花的“破鞋女人”称呼就在乡亲们中间流传起来。　　寨子里的男人们就是奇怪，胡荣花的名声越臭，就越有人想沾她，弄得寨子里的女人，看见胡荣花就“呸”她，还严加防范自己的男人。许多男人吃不到胡荣花的 “豆腐”，只好在梦中和胡荣花胡搞一气。倒是胡荣花生了两个小子之后，奶子变得下垂，皮肤开始松弛，黑色变成烟青色，想她的人才少了。只剩下几个光棍汉还是她的老相好，经常掂一捆菜或者几斤面粉，悄悄地去和胡荣花亲热一回。　　这胡荣花很有长处，她一段时间只和一个男人来往，对其他人并不兜揽。没有好处她也不干，有了好处，尽量用在男人和儿女们身上，可她自己毕竟在孙乃器家中过好日子习惯了，有些好吃懒做的小毛病。久而久之，戴了一头绿帽子的孙满仓，儿女双全，尝到了物质上的甜头，小日子过得比别人稍微滋润一些，完全没有了廉耻和嫉妒，对子女和老婆疼爱有加。　　可是生活毕竟太糟糕了。这一年过罢春节，到了三四月份，正是春荒时期，我们寨子里的好多人家，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基本上依靠挖野菜度日。他们家里的日子虽然好过一些，也没有了不明来历的肉吃。胡荣花和孩子们嘴馋，吃饭时没有少念叨过年的好日子。“一定要想方设法弄点肉吃，让老婆孩子解解馋”，这个念头，像虫子一样咬着孙满仓的心，让他昼思夜想，看见任何动物，都想把它们变成肉拿回家里。　　这一天早上，孙满仓的脸色煞白，跑到生产队长贵亭叔的家里，对贵亭叔说：“贵亭哥，我的那头牤牛不吃草，不倒沫，也不知得了啥病！”　　那时候，伟人毛泽东有句农村干部和群众挂在口边的名言：“牛是农民的宝贝。”也真的是这样，农业机械化是遥遥无期的事情，牛全部用来使役，是农民最得力的生产帮手。一个生产队里，十几头牛是所有农户的宝贝。贵亭叔一听就急了一身汗，赶紧跑去一看，这头已经十来岁的老犍子，眼里流着泪，卧在牛铺里一动不动，贵亭叔怎么轰也不站起来。贵亭叔和几个牛把掰开牛嘴一看，这头牛的舌头不见了，含了一嘴血水。贵亭叔说：“这一定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叫会计立即向大队支书刘庆典报告。　　接到报告后，刘庆典马上带着治保主任张群柱来了，简略地问了一下情况，立即组织民兵挨家挨户搜查。不到小晌午，有几个民兵在孙满仓家锅底洞的灰堆里，找到了那半截用破布包着的牛舌头。至此事情真相大白，谁也想不到，少言寡语、老实巴交、根红苗正的贫农社员孙满仓，竟然是谋害生产队耕牛的凶手！刘庆典一声断喝：“把孙满仓给我捆起来！”立即有民兵把孙满仓五花大绑，送到了公社院。　　我们八队的社员，还有其他队的社员，都拥到了公社院。大家都很痛恨孙满仓，认为他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公社书记、社长，立即给县公安局打电话报案，县公安局指示，马上派人前去押解这个罪犯归案。　　在等待县公安局来人时，刘庆典让民兵把孙满仓吊在公社院的椿树上，脚尖挨不着地，直勾勾地吊了一个时辰。开始，孙满仓脸上的青筋蹦了好粗，瘦肋巴上往下流汗，大裤腰子都浸湿了，“娘啊大啊”地号叫，央求领导们把他放下来。孙二孬跑去，见到爹爹这么惨，搬来了两块砖，垫在他爹的脚下。刘庆典看到了，一脚把这两块砖给踢飞了。后来，孙满仓不再叫了，脸颜色变得青白，大眼朝天望着断了气。有民兵去把刘庆典叫来，刘庆典让人把孙满仓放了下来，还踢了踢他说：“日你妈！装死！装死也不行！”等孙二孬把胡荣花喊到场，胡荣花趴在孙满仓尸体上放声大哭，哭着哭着差点昏死过去。　　公安局的人到了以后，问了几份笔录，就空手回去交差了。那头牛当然被宰杀了，八队的群众每家都分到了一块肉。但是，除了小孩子们兴高采烈以外，大人们没有一个吃出滋味来的。　　到了“拔钉子”运动来了后，这件事儿才有人写了告发刘庆典的小字报。支书刘庆典为此被抓到县拘留所里，坐了四个月的劳改。回来后，刘庆典又官复原职，因为上级批示，“拔钉子”运动犯了扩大化的毛病。刘庆典虽然一扫从劳改队回来时头发、胡子很长，又黑又瘦的形象，但整个人深沉得多了，对孙家也比以往宽厚了许多，只是见了孙二孬仇恨的眼光，心里总是打寒战。第12节 游街　　孙满仓死了，生产队里分给牛肉时，贵亭叔让保管员刘庆河多给了胡荣花家一倍，并且亲自送去，交给了孙二孬。胡荣花哭着从床上爬起来，把这些牛肉煮熟，用竹篮子盛着，带着孙二孬、抱着孙丫丫到孙满仓坟上，在肉上插了一双筷子，祭奠这个为牛肉而献身的死鬼，再一次哭得死去活来。孙二孬仿佛一下子懂事了，和妈妈一起跪在坟前，哭足哭够，说啥也不让妈妈把这点肉带回家里，三口人就把牛肉埋在了孙满仓的坟前。离开孙满仓的坟没有多远，孙二孬回头一看，见到两只黄狗在扒那块肉，就疯了一般的奔了过去，拿着石头狠狠地砸这两只黄狗，然后搬来了许多块石头，在孙满仓的坟前又埋了一个这块肉的坟头。　　对于孙满仓的死，上级和大队干部定性为畏罪自杀，虽然胡荣花成了犯罪分子的家属，支书刘庆典他们倒是没有再难为她。　　孙满仓走后，胡荣花心如死灰，万念俱灰，十几天躲在家里，除了给两个孩子做一点饭以外，自己不吃不喝，以泪洗面，瘦得不像人形。过了十多天，胡荣花开始出门以后，脸上晴朗了一些，几个不知深浅的邻居兄弟，试探着给她开玩笑说：“嫂子，快去给满仓哥的坟头扇干，你再锉一榫儿吧（改嫁给本家兄弟）。”胡荣花的脸一寒，扭头就走，到了没有人处，又放声哭起孙满仓那个死鬼来。她想到，自己的命咋这么苦，一个男人炮敲了，一个男人揪死了，连个男人都守不住。虽然说不清两个孩子到底是谁的种子，她心里只认定就是孙满仓的。两个孩子又年幼，自己再苦再难也要把他们拉扯大。为了不让孩子们当“带犊儿”（又叫“拖油瓶儿”），受后爹的气，发誓至死不改嫁。　　有好长的一段日子，无论相好们怎么敲门，她不但不开，还咬牙切齿地骂他们，仿佛立志要给孙满仓守节。由于没有了外来的接济，胡荣花一家三口人的日子越过越差。　　大约过了半年左右，胡荣花再一次敞开了爱的胸怀。与以往不同的是，她不再是隔一个时期固定一个对象，而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条件是相好必须不能空手，凡是不带东西的人，坐上一坐，说说闲话可以，要想上床是根本不可能的，许再大的口愿也不可能让她把裤带解开。也有人“硬上弦”，强拉硬拽的，胡荣花如同愤怒的母狮子，又抓又咬，又哭又骂，让他不能得逞。因此，二孬和丫丫的生活水平要比同龄的孩子们高一大截子，丫丫还把她妈挣来的糖块分给小伙伴们吃。有一次，贵亭叔的孙女刘小芬，拿着一块糖回家给贵亭婶吃。贵亭婶知道了这块糖的来历以后，勃然变色，往粪坑里扔了这块糖，还动手打了自己最疼爱的小孙女。丫丫再一次给小芬糖时，小芬说啥也不要，并且说：“俺奶奶说了，你的糖脏，谁吃了谁的肚子里生虫子！”　　常言道：“寡妇门前是非多。”几年来，寡妇胡荣花的门前门后，发生了不少是非。终于，这些在寨子里经常传得沸沸扬扬的绯闻，演变成了闹剧和悲剧。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个时期，主要是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大队小学里的教师们到了夜里，就被分配到各生产队读报，教唱歌，教背语录。“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大人小孩都会唱得滚瓜烂熟。其中唱得最多的，是一首“不忘阶级苦”的歌，旋律比较优美，寨子里、地里到处飘荡着这首歌如泣如诉的旋律：　　天上布满星，　　月牙儿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申……　　唱“忆苦歌”的同时，大队里还组织召开了忆苦思甜大会。说是忆苦思甜，其实无甜可思，主要还是忆苦。大会之前，支书刘庆典专门让支委们挑了几个苦大仇深、能说会道的人在会上讲演。　　刘八爷口才好，就被大队干部荣幸地选中了。会上，他上台绘声绘色地讲了过去受地主老财剥削和压迫的苦难，讲到伤心处，哭得十分哽咽。在一片哀伤的气氛中，台下的男人们个个阴着脸儿，妇女们哭成一片。　　当讲到他大伯被拉壮丁的惨痛经历时，刘八爷说：“……我伯一看，队伍上几个大兵来抓他，撒腿就跑，后边几个国民党的龟孙子就撵，我伯跑呀跑，跑到了三队下粉条的院子里，后边的枪声炸豆一样地响了起来。我伯知道这里不能躲藏，又翻上了院外的半截墙，刚刚爬了上去，‘砰’一枪，打着了我伯的后腿呀……”　　男人群里不知谁小声问：“老八，老八，咋没有打着你伯的前腿呀？”一群人哄地笑了起来，气得支书刘庆典拿起一只鞋敲桌子，厉声责骂群众：“笑 啥笑？你们到底有没有阶级立场？谁再笑给我揪上来！”一群人伸伸舌头，谁也不敢再笑了。　　另一个忆苦对象是周老九，周老九是大队小剧团里唱丑角的，平时说话很惹人发笑，这一次却不搞笑。但他讲的苦处，让人越听越不是味道，竟然诉苦诉起了 1960年饿死人的事情，这可是新社会发生的惨剧。诉这种苦，与刘大爷当政时的政绩分不开，显然有点反动。正讲得带劲儿，支书刘庆典赶紧截住了他的话头，让他下去。周老九小踮脚跑到刘庆典跟前，谦虚地问：“支书，请你批评，我哪点讲得不好？”刘庆典不耐烦地说：“下去，下去！”周老九下去的时候，做了个鬼脸，男人们再一次哄笑起来。　　各个生产队还组织群众吃了忆苦饭。我们八队队长贵亭叔安排妇女们，到野地里挖了一些叫“刺角芽儿”的野菜。这种野菜吃着有点扎嘴，荒年没有东西吃时，可以用来救命。据说，这东西煞血，现在在大酒店里，当做降血压的补品。当时，我们八队在牛屋院支了一口大锅，加了一些黄豆瓣儿，熬了两大盆少油没盐的菜汤，又蒸了一些玉米面拌些谷糠做成的窝窝头，用的糠不多，吃起来虽然粗糙一些，也比多数群众在家里吃的红薯面窝窝头还要好吃。食堂解散以后，全生产队的人，许多年没有在一起聚餐了，大家聚在一块儿吃的忆苦饭里，好像加入了兴奋剂，男人领着女人，女人带着小孩，你一大碗，我一大碗，不管吃完吃不完，全部采取了抢的手段，还把主攻方向放在主食上，一大箩筐玉米糠窝窝头很快就被抢光了。　　忆苦活动很有成效，群众的阶级觉悟全面提高，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全大队掀起了大做好人好事的活动。白天，生产队干活根本用不着再敲钟了，人人争先恐后，一个比一个积极，以前一天干完的农活儿，现在不到一晌就能完成。到了夜里，更是做无名英雄的好时机，街道不知谁打扫了，白天干干净净的，道路上的坑坑洼洼也有人垫平整了。地里如果有当天牛把们拉去的农家土肥，夜里准有人偷偷地撒开了；如果有当天砍下来的庄稼秆儿，夜里也一定有人把这些秸秆儿挪到了地边上，方便牛把第二天拉粪、犁地。凡是夜里干的活儿，没有人承认，当然生产队里也不用记工分，都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　　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就没有人再做好人好事了。大队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开始揪斗“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最初是把一些戴有地主分子帽子的人拉出来，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后来，就乱了套，只要有一点劣迹的人，都可以突然被红卫兵拉出去揪斗。　　在大做好人好事的日子里，有几个光棍汉做了好人好事以后，偷偷地去和胡荣花苟合。一般说来，胡荣花好像给他们排了班次，没有碰帮的。　　这一天，不知怎么啦，已经有人和胡荣花睡下，又去了一个人。这个人用约好的暗号小声敲门，胡荣花一直不开，也不答话。这个人淫心大动，急得抓耳挠腮，越是听不到里边动静越是着急，锲而不舍地敲门，后来改成拍打。时间长了，胡荣花的门哗啦开了，从里边蹿出一条汉子，拉着这个后到的人就往死里狠揍，两个人拉拉扯扯，在胡荣花门前冒着水泡的粪坑里，打成了一团。开始时，两个人都不吭声，只闷声不响地互相击打。胡荣花嫌脏，也没有上前给他们拉架。后来，也不知谁把谁打得痛苦地出了声，这架就打成了明的。正好又有做好人好事的人回来，就趁机多做了一次好人好事，把他们拉开了。两个像泥猴一样的臭人，对劝架的人都说自己是前来捉奸的。人民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没有人肯给他们评理，大家各自回去休息，一夜无话。　　到了第二天，人们把这场发生在我们寨子里的中国人的相扑运动，当成笑料说了出去，很快传到了大队部。支书刘庆典和其他几个领导，以及红卫兵司令刘继先觉得这么胡闹，尤其发生在革命深入进行的时期，很不像话，就决定煞一煞这股伤风败俗、干扰革命运动大方向的歪风邪气。于是，红卫兵组织就首先拿胡荣花开刀，把她拉出去游街示众。人们敲锣打鼓，前后簇拥，让胡荣花戴了一顶写着“破鞋女人”的高帽子，胸前挂了一串子破鞋，脖子里拴了一条麻绳，让一个孩子牵着，在寨子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游了一遍。　　当天晚上，早已没有廉耻心的胡荣花，却忍受不了这番污辱。她在外边被牵着游街时，一直高昂着头，目光直达天边。回到家里，也没有掉一滴眼泪。唱着小曲儿，先将孩子们哄睡了以后，烧了一盆热水，把浑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抹了一身相好们送给她的防止蚊叮虫咬的花露水，换上了多年没有穿过的与孙满仓结婚时的新衣服，嘴里念叨着：“满仓啊满仓，我要找你去了！”站在小凳子上，把那条牵过她的麻绳搭在梁头上，拴着了脖子，两脚一蹬，把小凳子踢翻，“咯咯”地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就断了气……第13节 红薯　　胡荣花被贵亭叔他们从梁头上卸下来时，衣着整洁，舌头也没有像其他吊死的人那样伸在外边，灰白的脸色清秀安详。多年以后，人们还说，真是奇怪，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好看的“吊死鬼”。　　尸体停放在院里她的那两个相好打过架的粪坑前面，用一条新的花格子土布盖着。寨子里的男女老少差不多全来了，看着凄凄惨惨的两个孤儿，挤得水泄不通的人无不动容。妇女们对这个“大众情人”、她们眼中的“瘟神”，早已丝毫没有了往日的嫉恨，人人掬满了同情的眼泪。只有那些斗过她的红卫兵躲得远远的，仿佛做了一件亏心事儿。　　贵亭叔组织了八队的劳力们，七手八脚地把胡荣花与孙满仓合葬在了一起。然后，两个孩子的安置，成了一个让人头疼的大事儿。元叔的母亲让元叔去给队里的领导们说一说，情愿领养这两个孤儿。贵亭叔说，只要有人出面，就是一种善举，让元叔一家领养，也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谁知给孙二孬一说，他说什么也不肯去元叔家。他说，自己已经十二岁了，完全可以照顾妹妹，一定要自己过日子，不给别人添麻烦。其实，这小子有一个不肯说出去的小心眼儿，就是嫌元叔家是地主成分。看他的态度这么坚决，队里的干部只得作罢，不再考虑他们的安置问题。虽然如此，孙二孬还是对元叔一家心存感激。多年以后，他从外地回来，总是要到父母和元叔母亲的坟上烧纸，还出钱治疗元婶的大病，对元叔在大学读书的孩子提供经济上的资助。　　刘八爷在忆苦会上所说的六队下粉条的院子，寨子里的人都知道。在寨子的西南角，有一处大院子，既是六队的牛屋院，又是六队干部的队部。院子很大，历年来，到了季节，都要在这里下粉条。下粉条的主要原料是红薯。　　那年月，我们这里秋季的农作物主要是红薯。因为红薯的产量高，一亩地可以刨上一万多斤，作为肚皮的填充料最为合适。第一场霜冻来临时，红薯叶子一夜变成了黑色，红薯停止生长，就到了刨红薯的季节。红薯是不能直接交公粮的，必须分给各家各户处理。家家户户都打有储存红薯的红薯窖，就是在家里或者一块空地上，向下挖一个两三尺深的直筒，然后再向下留两条腿，分别向两边开肚，掏出可供储存几千斤红薯的空间来，把刚刚刨下来的新鲜红薯轻轻地排放在里边，平时吃多少就捞出来多少。那几年，由于饿怕了，群众种红薯的积极性很高，有了它，一冬一春人人可以吃饱饭。大家说：“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　　分红薯时，社员们把眼睛瞪得很大，一直紧盯着保管员的那杆秤，因为分到手的红薯，品质有好坏之分。一块地里的红薯，也不太一样，涝洼里的红薯，肯定不好吃，还有那些筋筋渣渣的小红薯，大家也不喜欢要。有一年，队里刚下来的两个省会的知识青年，因为分红薯，闹了一个大笑话。原来，生产队里为了照顾这些从城里来的洋学生，专门挑了一些大一点的红薯分给他们。他们拿回去后，不知道破开蒸煮，烧火蒸了很久，还没有把红薯蒸熟，就去找贵亭叔闹，说给他们分的是“老红薯”，不好弄熟，坑了他们。贵亭叔听了，哭笑不得，也让别的群众乐得前仰后合，成了多年的笑谈。　　在那些年里，不仅群众喜欢种红薯，上级领导也很重视红薯种植。他们号召并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推广了许多新品种和新种植技术。新品种最多的是“山农一号”，这种红薯产量高，皮色深红，内瓤较面，甜度也不低。还有一种红瓤红薯，我们叫做“里外红”，水分较多一点，也挺好吃。当然，红薯的口感好坏，还与土壤有关，沙壤地里的红薯，比黑油地里的红薯好吃得多。而且刚刨下来的红薯，还没有充分糖化，性子暴，不好吃。晒上一晒，干皮一点，外瓤软、内瓤面，香甜可口。做法上也有差别，烧烤的比蒸的好吃，蒸的又比煮熟的好吃。红薯这东西，吃多了伤胃，吃红薯的这一代人中，许多人都犯有“沥心”的毛病。吃了红薯，就从胃里往外泛酸水。现在，人们把红薯当成了稀罕物，我们县有一任县委书记，说过一句大实话，道出了怕吃红薯的心理。当宾馆老总请他品尝鲜美的红薯时，书记风趣地说：“算了，我就是不想吃红薯，才出来当干部哩。”　　红薯的种植技术比较简单。在我们那里，一般是到了春天，生产队里把留下来的红薯种，排在筛得很细的牛粪池子里。牛粪这种东西既有养分，又升温快，很适宜红薯芽子生长。一天浇上两遍水，十几天就催生出一池子茂密的红薯芽子。红薯芽子长到五六寸高时，拔下来，就可以栽到早已挑好垄沟的地里，这叫做“春红薯”。待这些春红薯拖了一尺多长的秧子后，挑一些秧子剪下来，又截成小段段儿，仍然可以扦插在地里，叫做“晚红薯”。多少年来，人们一直这样种植红薯。　　后来，上级从山东搬来一种新的种植模式，是把一些小红薯直接埋在地里，叫做“下蛋红薯”。这种种法，在母红薯下边直接接了许多小红薯，产量确实可以翻番。群众怜惜红薯种子，觉得这种方式太浪费，舍不得这么种。上边就提出响亮的号召：“种好麦稻蛋，埋葬帝修反！”把种植“下蛋红薯”提升到了政治高度。但是，无论上级怎么提倡，我们那里的老百姓就是墨守成规，要不是上边强压硬逼，恐怕一亩下蛋红薯也没有人肯种。　　然而，交公粮是有任务的，国家征购的不只是粮食，红薯干也可以折合成粮食交售。每当刨了红薯以后，群众留够装红薯窖的，剩下的就地切成红薯干。切红薯干的工具是一块木板，一头刻出一个槽，钉上一片钐刀，只要拿着红薯在上边用力推，就可以擦出红薯片来，当然要小心伤了手掌。后来，有了一种手摇的、铁圆盘上装有三片刀片的切红薯片机，工作效率比木板切片工具高不了多少。红薯切成片以后，撒在地里，摆成一片白花花的，如果有风，有太阳，两三天就可以晒干了。就怕遇上阴雨天气，这些半干的薯片就会发生霉变，这是最令人懊恼的事情。要知道，红薯干也是人们最需要的粮食啊。队里要逐户收一部分上缴，自己家里也要留下一些作为口粮。　　红薯秧子其实也是一种财富。红薯叶子可以拌面蒸蒸吃，干了的秧子可以用来喂羊、喂牛，家家户户都把红薯秧子储存起来，挂在没有树叶子的树杈子上，各家门前的树上，都挂有大团大团的红薯秧子，群众用这种简易的方式，把红薯秧子储存起来，当做冬季的牲口饲料。一天夜里，下了一场雪，黑团团的红薯秧子上边，蒙上很厚的一层白雪。小宝奶奶帮助小宝爹在树下拽一些红薯秧子喂羊，上边“扑扑”地落了小宝爹一脖子雪，小宝奶奶一边帮小宝爹扑打着雪，一边嘟囔着说：“唉，要是六○年有这些红薯秧吃，也不至于饿死那么多人哪！”　　小宝奶奶的叹息说的是一个真理。吃，无论到任何时候，永远是人类及所有动物的第一需要。现在的人，讲究的是阳光、空气和水，把食物似乎给当做小数点后边不需要精确的数字，给忽略不计了。可生在杜小宝以前多少时代的人，对食品顶礼膜拜，长大以后的杜小宝，想起这些就揪心地疼。他记得，七太爷在喝饭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把碗再刮一刮吃掉；奶奶也在有时候，煮的饭少了，自己只吃一碗，吃完后在碗里舔一舔，舔得干干净净的。奶奶不仅舔碗，就连吃红薯时，也从来不剥皮，他们家的那条瘦狗在奶奶吃饭时，就不到奶奶的跟前，只跟着小孩子们拾红薯皮吃。　　1958年全民过大集体生活，吃食堂饭的时候，家家户户不允许再做饭吃。刚当上大队民兵营长的刘庆典血气方刚，带着一群纠察队员挨家挨户搜查，谁家要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还动烟火，就把这家的主人弄到大队里“炒铁蛋”。“炒铁蛋”是当时人们发明的一种斗争人的方式，让被斗的人站在中间，一群人围着前后左右地推搡。到了杜小宝家时，小宝三岁的小妹妹小朗，正在吃一块玉米饼子，听到人声，“刺溜”一下钻进了里屋。在搜查的过程中，简直吓坏了小宝的妈妈，小宝妹妹小朗一直贴着墙根站着，瞪着一双黑黝黝的小眼睛，跟着这群如狼似虎的人转。纠察队员们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一窝蜂地转向了另一家，全家人才松了一口气。小宝妈妈把小朗拉了出来，小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从胳肢窝里把那块小小的饼子交给妈妈，说啥也不吃了。第14节 美食　　六队的粉坊，是一年一度到刨了红薯以后才开张的。具体的做法是，队里留足了群众的口粮，把多余的、刨伤了的、个子大的红薯全部拉到了粉坊院子里。开始打粉前，劳力们抬着红薯到河里，把盛满红薯的筐子放在水里，用破笤帚把子，使劲地捣，捣去泥土，也捣去了一部分红皮。又抬回粉坊院子里，用石碾或者石臼破碎，对上水，放在吊单里反复冲吊，好像吊豆腐一样，流下来的红薯汁液，经过沉淀，就澄出了粉芡。这些粉芡用吊单包起来，成了四五十斤重的粉蛋。　　做粉条时，最累人的活儿是和粉面，一群壮劳力围着一个大缸反复捶揉，把粉面和成很筋的粉面浆，挖出一团就可以下粉了。　　在一口开水大锅处，粉匠站在锅台上，拿一只下面钻有指头粗细几个圆孔的大瓢，在上边不停地捶打瓢把子，银丝一般的粉条就顺势流在了大锅里。站得高一点，下出的粉条就细一些。一边另有人把煮熟的粉条捞出来，用一根竹竿挑着，找地方晾晒。每打一瓢，就完成一扇粉条。　　下粉条一般是在下午进行，因为下好的粉条可以通过夜里冻成一块儿，第二天，敲打一下，把掬出来的冰敲掉，粉条就更加容易晾干。　　近水楼台先得月，下粉条的人可以先吃到新鲜的粉条。在锅里剩下的碎粉条，他们捞出来，用清水漂一漂，加上蒜汁、辣椒糊就可以食用。每个人都可以吃得饱饱的。　　用红薯粉芡做成的粉条发黑，人们发明了一种办法，在做粉条前，先把粉蛋用“龙黄”（硫磺）熏蒸一下，这样做出来的粉条发白透亮，很好看。其实这样做，降低了粉条的质量，吃起来还有一种怪味，要是现在，食品卫生部门肯定不允许这么做。但在当时，这种做法却很普遍。六队的粉坊是他们的副业，正如六队里群众说的，“货卖一张皮”，白粉条确实比黑粉条好销售一些。　　我们那里还有一种食品叫热豆腐。每当到了年下，“二十五，磨豆腐”，一盘水磨几家轮流磨。流下来的浆就用吊单吊出豆汁来，放在锅里煮沸。煮豆汁的时候，豆汁上有一层沫，可以用油渣子和黄豆秆灰掺在一起，熬成“煞沫油”，泼在豆汁上边，豆沫就去掉了。熬开的豆汁，起在培有热灰的瓦缸里，一边用一个长柄勺子向上提豆汁，一边把按照比例调和的石膏水朝沸头浇上去，再少搅几下。这个过程很有技巧，因为搅的时间不可太短，太短了豆腐太嫩，不容易出浆，太长了，豆腐变老，出不了多少。焖上一会儿，用筷子扎上去直竖竖地不倒了，就可以起出来压成豆腐。　　在做豆腐这一段时间内，小孩子们一直在等待，可以有三个机会解馋，先是洗刷烧豆腐汁的锅时，锅上边没有烧糊的豆皮很好吃，可奶奶不让小宝和弟弟、妹妹们吃，说是吃这种东西“糊脑子”，影响智力发育。再就是喝豆腐脑儿，压豆腐之前，每人盛上一碗，喝个痛快。当把豆腐压上了一定时候，揭开压单，这新鲜豆腐仍然很热，切上几块，用滚刀的方式垛在碗里，加上辣椒糊就成了美味的食品，吃得满头大汗，痛快淋漓。如今，我们那一带，还专门有一些卖热豆腐的，就是这么简单地操作，简单地食用，大家都喜欢吃。　　你一定又会说，怎么尽是描述这些琐琐碎碎的吃食，什么意思嘛？我得告诉你，“民以食为天”，“饱汉不知饿汉饥”。挨过饿的人，最知道饥饿是多么折磨人的滋味。在缺少吃喝的年月里，有了吃的，是多么高级的享受啊！现在的人们，已经淡化了对食品的需求，年轻人看病号，送的是鲜花。在他们眼里，食品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没有一点浪漫的情调。而许多上点年纪的人，仍然送方便面、水果和鸡蛋等食品。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依然保留着人们对食物的重视。过去人们见面的问候语“吃了没有？”比起外国人的“Hello”（您好）要实际得多。在我们那个地方，更为奇特，晚上人们见了面，相互的第一句问话是：“喝汤没有？”这说明，在我们那里，祖祖辈辈、家家户户到了晚上，有喝汤的习惯，为了节约粮食，是只喝汤面条，不吃馒头的。杜小宝他们家乡的所有人，到了外地工作的前几年，往往对生在外地的朋友、同事或邻居，晚上见面的问候话，仍然习惯地问：“喝汤没有？”常常弄得别人莫名其妙，自己才马上意识到，这句俗语其实并不通俗。第15节 山恋　　在七太爷失踪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们马寨静夜不静，出了一件大事儿。　　这一天晚上，几个基干民兵巡逻时，路过八队的麦场，用手电筒一照，发现了“敌情”，逮着了元叔和凤姑。他们两个半光着身子，躺在麦秸堆里做爱，凤姑发出痛快的呻吟声，引起了人们的警觉，被一伙人抓了个现行。元叔和凤姑又冷又怕，哆哆嗦嗦地被民兵们推推搡搡地抓到了大队部，治保主任张群柱草草地审问了一番，因为凤姑是支书刘庆典的堂妹子，又是一个脸皮特别薄的女孩子，就先把她给放了，留下元叔反省写检查。　　这个晚上，凤姑她妈哭着要上吊，寻死觅活，把凤姑她爹吓得要死，凤姑的两个弟弟急得要死，凤姑她妈才没有死成。凤姑捂着被她爹扇得红肿的脸，只是躲在自己的闺房里痛哭。后来，凤姑她妈折腾够了，没有气力了，不再哭闹了。凤姑却喝下了打棉花的农药“乐果”，等家里人发现时，她已经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一家人赶忙喊来堂兄弟们，用草篓子抬上凤姑，就往十几里外高楼街的区卫生院跑，卫生院的医生们见惯不惊，紧急抢救，又是洗胃，又是灌肠，幸亏喝得不多，命总算是保了下来，把她妈又心疼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十来天出了院，漂亮的凤姑，已经不是往日梨花带雨的俏模样，而是成了一只病鸭子。　　实际上，元叔和凤姑已经好上几年了，队里早有传闻，可是谁也没有拿着真实凭据。再加上凤姑她爹妈，在队里说话办事太占地方，惹大家讨厌，有了风声，也没有人讲给他们，他们一直蒙在鼓里。现在知道自己的黄花闺女让人占领了，咋能不着急？　　元叔和凤姑好上的故事，还得从前年元叔替他妈往车辙沟大队送信说起。　　元叔是个绝顶聪明的年轻人，四方脸，尖下颏，眉心里有一个红痣，有人说主大贵，有人说他命犯桃花，一生贫寒。到底主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反正因为是地主出身，长这么大了，从来没有遂过心愿。上学时，他的学习出奇地好，要是在现在，考个“一本大学”上没有一点问题。就是因为地主成分，迫使他早早地下学务农。他这个人，心灵手巧，在寨子里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得住他。小宝爷爷的那点看家本事，让他看了几次，就非常精通了，但他从不给人编席、编凉帽。买了几件木匠家伙，做出的木工活，比学了三年才出师的小宝的叔叔强好几倍。他去七队的铁匠炉上打镰刀，让铁匠们按他的要求淬火，那镰刀锋利无比，凤姑割麦用的镰刀，就是他亲自特制的。他用莛子做出来的宫廷楼阁，非常精妙，要是现在，是价值很高的工艺品。　　凤姑也是我们山寨里少见的好姑娘，人尖子，长得秀美，脸上的红霞夜里睡觉也不会消退。寨子里的小伙子没有一个见到她后，不垂涎她、在梦中想她的。小时候上学学习也很有成色，上到小学五年级时，眼看要出落成一个美女，她妈听说有几个半大小子在半路上调戏她，说啥也不让她再上学了。她哭闹了几场，也没有让她妈动心，只得在家里主攻针头线脑。她不仅长得漂亮，心眼儿也聪慧，手也灵巧，纺花织布，样样精通。纳得一手好鞋底子，做出的方口鞋，哪个姑娘也比不了。长成大姑娘后，在她妈的调教下，十分勤快，一天到晚闲不住，把她妈全都替下来了。嘴赖的发旺哥，有一次在路上碰见她，死盯着她的俏脸和饱满的胸部出神，凤姑被他盯得害羞，懊恼地说：“瞧你那个死样子！”发旺哥才回过神来，回到牛屋里，恨恨地对其他牛把说，凤姑这闺女将来一定要让“狗日了”！　　生产队里干活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热闹。年轻人到了一块儿，有无穷的乐趣。凤姑的情愫萌动以后，头一个瞄准的就是元叔。有一次，二人在棉花地里打农药，她红着脸，塞给了元叔一双自己精心纳制的花鞋垫。元叔想也没有敢想，外国的那个“爱神”丘比特的神箭，穿越时空，跑到了我们中国，射进了他干涸的胸膛。他想到，这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拒绝这个值得拿生命去爱护的女孩的爱情，就想办法去躲凤姑热辣辣的眼神，却又忍不住去和这眼神进行太空对接。作为回报，他给凤姑精心编织了一顶花凉帽，用的材料是发青的白茅莛子，里边的帽卷儿是他跑了几十里找来的粗一点儿的青竹竿，破成细细的小丝，编成的新颖帽卷儿，很精致，很好看，缺点是经常挂乱了凤姑的两条辫子上端的秀发。　　有一天，元叔去车辙沟大队替他妈送信，回来时下起了雨，走到一座山神庙前，他进去避一下雨，谁知凤姑就在这里等他，还给他带来了一顶挡雨用的大凉帽。见了面，凤姑说：“元哥，我有点冷，你抱抱我。”元叔就一下子把凤姑拥在了怀里，两人在热吻中久久不能分开。　　后来，他们只要有了机会，就偷偷地幽会，爱得死去活来。凤姑把自己的第一次交给他了以后，深情地说：“元哥，我就是你的人了，你一定要娶我。”元叔哭了，他对凤姑说：“你爹和你妈肯定不会让你嫁给我，我连一点办法也没有。”凤姑说：“不行我俩就跑，跑到没有人烟的地方，好好地和你过一辈子！”元叔说： “你傻呀，这年月跑到哪里还不被抓回来？”凤姑就没有了办法，她让元叔想办法，元叔说：“我们还得在这个山沟里才能过日子，就看你有多大决心了。”凤姑咬着牙说：“要是老人们不同意我们的婚事，我就死给他们看！”元叔说：“你不能死，你死了，我也不活了！”两个人苦思冥想，到底想不出来什么妙法，就这么经常偷偷摸摸地在一块儿黏着，直到了出事的这天晚上。第16节 出嫁　　这天晚上，元叔写完检查后，也被放了回去。他听说自己心爱的人喝了农药，痛不欲生，恨不能一步跑到医院去看凤姑，被他妈拦着了。他妈说：“孩子，认命吧，咱是地主出身，人家根本不可能嫁给咱，长痛不如短痛，千万不能去。你要是去了，是给凤姑添灾，她两个弟弟不把你的腿打断才怪！”元叔就在家里捶自己的脑袋，闷着头睡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终于想通了，到底没有敢再去见凤姑一眼。　　凤姑从医院回到家里，等于捡到了第二条性命。她妈不再骂她，而是好言好语地劝慰她。她对她妈说，除了元叔，至死不嫁任何人。她妈就又恼了，说想死容易，想嫁给地主羔子万难。你要是真想嫁给他，先把你娘我杀了再说！然后不再到凤姑身边，只安排两个男孩子轮流值班，对凤姑严加看管，另抓紧托人给凤姑找婆家。　　凤姑的二姑远嫁给了县城里一个工人，凤姑她妈捎口信儿让她回来了一趟。二姑在家时，就很娇惯凤姑，凤姑就对二姑哭诉了自己的遭遇。二姑一边安慰她，一边心里打着算盘。可巧二姑有个邻居家的孩子在部队当兵，托她找个媳妇，这一家人很好，虽说住在县城，也比较穷，不嫌弃农村姑娘，再说凤姑的人品没有人相不中的，这门亲事竟然闪电般地促成了。那个城里的小伙子，正好回来探家，亲自到我们寨子凤姑的家里看了一次，备有五百块钱的重彩礼，另提来了许多山里没有见到过的礼物。其中给凤姑两个弟弟，每人一双塑料凉鞋，黑明黑明的，虽然穿着有点硌脚，也让两个小舅子喜不自禁，比他妈还高兴。凤姑的身体健康已经恢复，虽然没有好颜色看，这小伙子依然被凤姑的美貌打动，恨不能立刻成亲。对着凤姑的父母一口一个爹妈地叫，说明自己不久就要回部队，能不能同意他们抓紧把婚事办了？这正中凤姑爹妈的下怀，他们何尝不想把凤姑及早打发出去？所以，凤姑她妈稍稍拿捏了一番，就爽快地答应了，订下了好日子。　　凤姑的二姑和侄女睡在一起，把骨头缝儿里的话都劝到了，凤姑就是死活不嫁。后来，二姑气恼地说：“你也不算是对不起你元哥，嫁不给他，就你这破身子，还没有人稀罕哩。咱们女人家，啥都不要信，也要信命。我脸皮也厚了，是个过来人，实在不瞒你，我在家时也有一个相好，还不是让你奶奶给我生生地断了？嫁到城里以后，现在我和你姑父过得多好。孩子，你迷着一窍，你想想，你要是和你元哥生个孩子，出了娘肚子，就是地主的狗崽子，还不是跟着你们遭一辈子罪！”　　二姑的这句话，真的打动了凤姑这个梦中人，她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来月经了，总想呕吐，她心里暗暗地想，要不是喝农药的原因，就一定是其他原因。又转念一想，城里离这里那么遥远，自己见不到元哥了，元哥就会慢慢淡化对她的思念。于是趴在二姑的怀里痛哭了一场。二姑心里说，这闺女终于认了。　　凤姑出嫁的这一天，一大早鞭炮放得很响，硝烟透过几处院子，钻进了元叔的鼻孔里。元叔的脑袋里一片空白，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他妈妈守候着他，喃喃地念叨着：孩子，千万不要难过，日子还得慢慢地过下去。　　日子真的慢慢地过下来了。凤姑到了婆家，丈夫对她十分恩爱，况且这个人相貌端正，有点像元叔的样子，又在部队里干了几年，谈吐和见识甚至超过了元叔。结婚后，凤姑开始对城市生活有点不习惯，后来觉得比山里笨重的农活儿不知强了多少倍，对元哥的思念日渐减少。　　到了凤姑出嫁后的七个月头上，她生下了一个白胖小子，每当看到自己可爱的小宝宝时，才在心里说，这就是元哥的种子，也就是第二个元叔。她把对元叔的浓烈爱情，化作了对这个孩子的似水柔情，借此消除压在心底里的深深的愧疚。这家人从来没有嫌弃过她，对于这个孩子，他们也没有任何怀疑，只认定是早产了，七成八不成嘛。后来，凤姑的丈夫成了军官，可以带家属了，凤姑就随军走了，两口子都混得不错。到了部队，凤姑的丈夫又让凤姑学了一些文化，她虽然心里总藏着元叔，却从来没有给他通过一封信。　　元叔与凤姑断了以后的十几年里，元叔的母亲张罗着为他说了几门亲事，都没有成功，不是人家相不中他的家庭出身，就是元叔嫌人家憨傻痴呆，摇头不同意。最后找的是一个聪明的哑巴，模样还说得过去，尤其是两只眼睛会“扑闪扑闪”地说话。元叔几乎要答应了，这哑巴却突然得了脑膜炎死了。他对妈妈说：“别费心了，我就是一个和尚命！”　　元叔的妈妈当然不死心，又过了几年，眼看元叔到了三十四五岁，邻村有一家从四川领回来一个二十啷当岁的女人，原打算和自己四十多岁的儿子成亲，可这个女人虽然嫩绰儿，却脾气暴躁，又踢又咬，半个多月也没有降服，于是，狠狠心要把她转卖给旁人。元叔母亲听说后，亲自到了那家人家，答应出两千元的高价，给儿子买了回来。　　这个四川女人到了元叔家，见到元叔，很温顺，元叔也看她有一点凤姑当年的影子，冰冷的心热了，二人当天就住在一起。开始时，他们和衣躺在床上，元叔没有动她一指头，只用两人半通不通的话语说了一夜话，从一般的闲话，发展到说情话，天明时分，竟然成了一对恩爱夫妻。第17节 换亲　　趁着七太爷还没有回来，我再把嘴赖的发旺哥的事情说一说。　　发旺哥的嘴确实又骚又臭，三十大几岁的人了，整天没个正经，不仅在牛屋院和牛把们在一起时，说出去的话儿骚腾腾的，而且不论场合，一张嘴总是不离男男女女肚脐以下三寸地方毛茸茸的家私。生产队里的妇女们，正经一点的见到他，都要躲得远远的，但大多数妇女喜欢听他胡说八道。后来，整天在一起干活儿，躲都躲不出他的脏话，未婚姑娘可爱的处女耳朵，也被他污染得不像样子。他到了哪里，都能给哪里带来一片笑骂声。有人分析，导致发旺哥嘴赖的原因，来源于他对女人的迷恋和对自己婚事的无奈。如他对亲戚关系，就有一种透彻的理解和独特的说法。寨子里要是有人说，谁谁走亲戚去啦，他就会带着鄙夷的神情，戏谑地说：“啥亲戚？亲戚都是日出来的！”既入木三分，又臭不可闻。　　大喜源于大悲，他的嘴赖，就是在他成亲以后逐步形成的。他垂涎凤姑，是因为他没有娶到好媳妇。发旺哥有幸娶到了媳妇，不幸的是这老婆太丑。他老婆是个豁子嘴，凹斗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这么一个丑媳妇，也是用他妹妹通过换亲换来的。　　发旺哥的家，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翻身，日子一直过得比别人差劲。他爹从小患有支气管哮喘的毛病，一跌进冬天，就卧床不起，一天到晚披着一条破被子，弓着腰，趴在床上，头顶着篾席，“咳咳”地咳嗽。　　为了治疗这折磨人的咳嗽，这老汉一生都泡在药罐子里。但家里穷，吃不起药，父母、老婆给他打听了数以百计的偏方、背方。他吃过油炸的壁虎，吃过苦涩的杏仁儿，甚至喝过“洋油”，偏方用尽，也不见好转。长到壮年时，居然成了一条精明的汉子。　　由于家里穷，扛长工的收入不够吃喝，还要靠拾柴火、卖柴火来帮补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住在山里，柴火是大量的可以开发利用的资源，大山深处，不愁拾不到柴火。一入秋，发旺哥他爹就上山拾柴，割下来许多山荆条、青蒿一类的柴草，稍微晒一晒，半干半湿就挑回家里垛起来，这种柴火叫“压青儿”。用这种办法压出来的柴火捆板正，不掉叶子，不容易掉秤。到了冬天，他爹几乎每天挑一担柴，到十几里外的现在的区政府所在地高楼街去卖。一挑柴火卖不了多少钱，他爹连顿饱饭都不敢吃，换来的钱全部用于购买粮食，养家 口。　　去高楼街的路上，要经过一条大沙河。到了冬天，这条沙河上一般由临近村子里的群众，扎下木桩，搭成两三根木棍并列的圆木桥，过这种桥时必须小心翼翼，不然很容易掉进河里。就是这样的桥，牢固程度也很差，搞不好，十天半月就损坏了。发旺哥他爹遇到这种情况，只有赤着脚沿冰凌过河。因为冰凌薄时，还要涉水，虽然河面不宽，一般人也难以忍受这种刺骨的寒冷。久而久之，这种吃一挑卖一挑的生活，让他爹另外落下了伤力腰，寒气腿，三十多岁就成了驼背。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在了发旺哥他妈又瘦又小的肩上。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可想而知。　　发旺哥小时候头上长过疥疮，落下了一头明疤瘌，特别是鬓角上的那一块疤，像个月牙儿，又明又亮，戴帽子也遮掩不住。他小时候，一群孩子在一起玩耍，伙伴们喜欢摘他的帽子，并且嘲笑他：“秃子秃，盖瓦屋，屋子漏，吃小秃的肉。”一到这时候，玩得正高兴的他，立刻恼怒异常，要和别的小孩拼命，吓得小孩们再也不敢说他的缺点。寨子里的大人们说，这小孩子长大不容易娶妻，有一句俗语说：“疤瘌鬓，没人问。”　　小秃头的发旺哥，脸长得端庄，脑子聪明，说话口齿伶俐。但他除了秃头外，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从小不辨东西南北。当牛把的要赶车，让他出趟远门送东西，如果没有人领路，他就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俺们八队里的社员都知道他有这个怪癖，贵亭叔从来不给他单独放差。也有例外的时候，一般是在交公粮时，才给他单独派差，让他去熟得不能再熟的高楼街。区粮站的几个老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有不辨方向的特点，一见到他，故意问他咋过来的，他就会对人家说，我顺着风走，碰到了一条黄狗，经过一棵大树时，一扎鞭把一窝老鸹惊飞了。说得让人摸不着头脑。　　奇人自有怪才，但发旺哥不是奇人。有的人虽然笨，却有一种偏才。发旺哥虽不奇，不太笨，也有偏才，他对音乐就特别有悟性，十来岁就跟着栾二哥练就一手好“四弦”，长大后，成了寨子里“越调”剧团里的头把弦子。　　在剧团里，乐队这一摊称作后棚。后棚的任务是打铜器、拉弦子，侍候唱戏的。长成大小伙子后，发旺哥同所有年轻人一样，对漂亮的女孩子充满热爱。就是因为那个让人恨的秃头和疤瘌鬓，剧团里的几个小妮儿们没有一个喜欢他，没有人肯给他多说话，逗他开心，让他心灵愉悦的。只有唱李铁梅的春妮，轮到上场前，才会甜甜地叫他一声“发旺哥”，他的心里立刻麻酥酥的，浑身骨头都痒了起来，侍候起春妮来，非常起劲儿，弦子拉得如诉如泣，捧得春妮的唱腔宛如夜莺鸣叫，闪亮出彩。他经常愤愤地想，那几个傻妮子有什么了不起？还是人家春妮才对自己真有意思。可是，他除了常常看着春妮的红红的脸蛋儿和鼓鼓的胸脯儿发呆外，捞不到任何好处。　　发旺哥兄妹二人，他长自己妹妹八九岁。到了娶亲年龄时，二老不断地为他张罗着说老婆，没有一个女孩及其家人相中他和他的家庭。他越是娶不到老婆，越是对女人着迷。　　成熟了的男人，有着不可遏制的性冲动，发旺哥晚上做梦，差不多都是男欢女爱方面的事。有时，这梦还冲着自己的母亲和妹妹胡来。眼看要过三十岁生日，这娶媳妇的好事，只能在梦中不断重现。　　有一次，他在大白天，躲在屋里放手铳，被他母亲一头撞见了，娘儿俩的脸一个比一个红得透。他妈对他爹说：“旺的婚事不能再耽搁了，我看他总是用眼剜他妹妹，弄不好时间长了要出事儿。”他爹说：“有啥办法？就是这么个光棍命！”他妈说：“办法总会有的，我去找剧团团长二哥说说，看他有没有门道。”　　发旺哥他妈说的剧团团长“二哥”，姓栾，是全寨子大人小孩的“官二哥”，你别误解，“官”字在这里，不是领导的意思，是“公共”的意思。这个人很有特点，可以单独成书，后边再做交代。栾二哥年轻时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寨子里许多人在生活琐事方面，没有办法时，总喜欢向他讨教，经过他的点拨，往往能够取得意外的效果。　　这一天，发旺哥他妈找到栾二哥，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二哥撮着牙花子，想了半天才说：“发旺是我这剧团的台柱子，干活不错，到了这把年纪，是该说个媳妇了。这几年我也没有少留意，可是他的条件不算好，要给他挑个媳妇确实不容易。不过，眼下有个办法，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发旺哥他妈着急地说：“只要能够给发旺娶个媳妇，用啥办法都行！”二哥试探着说：“在咱这山里，有娃娃亲，童养媳，还有换亲的转亲的，你们要是愿意，你们闺女也快二十岁了，不行就说个换亲的头儿？”一句话说醒了发旺哥他妈，回去和发旺哥他爹说后，就给二哥回了话，托二哥给物色一个合适的人家。　　换亲和转亲，都是在各家的男孩子不容易找到媳妇时，用本家的女儿进行交换结成的亲家。这对于女人来说，是一种极不公平的交易。不公平也得办，若要建立起这种两点或者三角的姻亲关系，需要反复切磋。换亲的只要两家对等，说成功的几率较大，相对容易一些；转亲的则要有三家相互关联和制约，撮合起来，比较困难。　　大约过了半年光景，二哥经过多方打听、撮合，终于在大常庄找到了一户合适的人家。这一家条件和发旺哥家极其相似，也是很穷，也是一男一女，哥哥常有二十七八岁了，比发旺哥大，妹子常桂二十一二岁，比发旺哥小。当然也是男未婚，女未嫁。只是兄妹俩长得都不出众，尤其妹妹更加拿不出门儿。就连这样的条件也不容易找，在栾二哥保媒下，两家老人经过反复撮合，就定了下来。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发旺哥由于看不中常桂的样子，不同意与他们换亲，他爹没有好气地骂他说：“日你妈，没有尿一泡尿照照自己的脸！好对好，赖对赖，弯刀对着瓢切菜，只要你妹妹不说啥，你还有啥好挑的！”发旺哥顿时没有了脾气，心里说，我的样子是不怎么样，也是你们粗制滥造的，你们不作自我批评，反倒骂我。但他忍了忍没有说出来。再想一想，二老毕竟是为自己操心，还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妹子搭了进去，自己还有啥可说的？只好点头应承下来。可他妹妹寻死觅活地说啥也不干，发旺哥他妈只好守着女儿哭，一口气哭了三天三夜，终于把妹妹刘发英的心眼儿硬是哭软了。双方定下了好日子，都没有花多少钱，两个妹妹分别嫁给了两个哥哥。　　新婚的那一夜，发旺哥确实嫌自己的老婆长得太丑，怎么也找不到感觉，在灯下看着这个娘儿们，越看越糟心。老婆的头低着，并没有嫌他是个小秃头，扭扭捏捏地催他赶快睡觉。吹灯后，发旺哥心里尽是春妮们的模样，忽然动念，乘势而上，不料丑女人照样也有一番旖旎风光，发旺哥感到那个软嫩的豁嘴唇，比他想象中的女人要柔美得多，他终于尝到了女人的滋味。　　第二天，发旺哥眉开眼笑，走路就像踩着了鼓点，化解了半生的惆怅。经过这一夜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他说话变得粗俗起来，嘴赖得没有说的，甚至有了自己的小女儿，也顺嘴胡说：“好女儿，现在叫爹爹抱，长大了也不知让谁抱哩。”让他妈狠狠地骂他死不正经。　　当然，发旺哥娶了老婆以后，生活有规律了，衣服干净了，常桂对他及老人非常贴心，脏活重活全包了，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发旺哥还很有口福，他媳妇常桂的乳房很大，乳汁很多，每生一个孩子，常桂就偷偷地让发旺哥有奶吃。奇怪的是，常桂以及他俩生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不怎么喜欢吃白面，更加好了发旺哥，家里的细粮差不多都让他享用了，他的生活远远优越于同龄人，越发把他的嘴巴培养得比别人说话难听。更为奇特的是，这个常桂和他生的孩子都很漂亮，两个女儿，大的叫刘玉芹，小的叫刘玉娜，长得就像从画上拓下来的一样，尤其是刘玉娜，白净得如同瓷娃娃。邻居说，老天爷不知怎么弄的，竟让一个秃子和一个豁子生的娃子如此漂亮，彻底改变了他家的门风。　　换亲后，两对夫妻很不好称呼。没有姐夫，只有妹夫、嫂子和弟妹，互相称呼，肯定翻转不过来。你不要为此费心，其实解决的办法十分简单，就是“亲戚旮撂（曲弯的意思），各称各叫”。好在任何称呼都不是整天挂在嘴边上的，两对夫妻春节期间相互走动，拜望岳父、岳母，都是在大年初二的这一天，往往走在路上也碰不到一块儿，没有多少尴尬局面出现。　　发旺哥的妹妹刘发英成家后，头一次见丈夫，脸拉得比她男人的驴脸还长，死活不和他同睡。可是到了晚上，又没有地方可去，只得和衣躺在新崭崭的床上。常有想到，你再不高兴，毕竟是自己明媒正娶的老婆，难道怕你不成？于是，使用了超越常规的手段，哪管哭哭啼啼的刘发英死活，下死劲儿按着她，把衣服都扯烂了，硬是把一个黄花闺女变成了媳妇。到了这个时候，痛不欲生的刘发英才彻底就范。她从此恨透了父母，基本上不回娘家，开始的几年，见了发旺哥更是如同仇人，待理不理的，自从他们各自有了孩子后，这种局面才有所缓解。第18节 旋车轴　　小宝奶奶说七太爷“不着调儿”，是有原因的。这个老头很怪，一生中有过多次突然出走一阵子的惊人之举。本来，在我们这个大山里，人们的活动半径很小，好多人一生中，都没有走出大山过。一个仅仅进过县城的人，回到家里，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全寨子内的新闻人物。七太爷的心性浮躁，每隔几年不出去转转，就好像透不过气来。他这种突然跑出去的壮举，用带有哲学意味的语言来解释，大约是属于“静极思动”，与“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道理一样。　　七太爷因为年纪太大，在我们马寨多多少少算得上一个人物。一个人活了三个朝代下来，竟然没有去见阎王爷，那肯定是个“人精”了。其实他的智力并不高，自小除了淘气，没有多大本事。　　七太爷小时候上的学是私塾，读了一年，连“三字经”都没有“包本”。这一年中，每当放学回家，姐姐们问他学了些什么。他回答得很带有幽默成分：姐，你们放心，我学的东西别人给我记着哩。因为不会背书，老师没少用竹劈子打他的手心。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打过他一指头，他实在受不了，从此，对读书越发缺乏兴趣。一捧起书本来，就不住地打呵欠，把老师气得直摇头，文绉绉地骂他：“竖子不足为训，竖子不足为训！”他并不知道“竖子”是个啥东西，白胡子老师的酸腐味，更让他厌烦得不得了，说啥也不去上学了。父母本来就娇纵他，奈何他不得，装腔作势地要打他，他说，你们要打我，我就跑！一家人立刻吓得变颜失色，只得由着他的性子胡来。从此，他成了一个放牛娃儿，整天和一群小伙伴们，在山上翻筋斗、打群架，爬树上掏鸟窝、下河里摸小鱼、扒螃蟹，偶尔勤快一次，顶多是拾一些柴火，还要闹着大人给买糖果吃，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长成了大人。　　在这次失踪的近几年里，七太爷的记忆力迅速减退，经常掂着烟袋找烟袋，拉罢了屎忘记了擦屁股，称呼比他小得多的人“哥”或者“叔”、“爷”，明明没有吃饭却说自己已经吃过了，吃过了饭又问为什么没有给他做饭吃。性情更是“老变小”，竟然像个顽童一样，颠三倒四。孝顺的小宝妈常常被他弄得哭笑不得，哄着他，责怪他，如同对待小宝兄妹们一样，就连偶尔家里有了糖果或者花生，也要给他留上一份。　　在七太爷一生的突然出走中，弄得影响大一点的，好像都与车辆有关。最早的一次出走是关于牛车，这件事情，应当完整地对大家说说。　　七太爷生于19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秋天，他与杜小宝爷爷的爷爷是一母同胞。因为当时在我们这一带，姓杜的只他们一家，称他为老七，并非是堂兄弟们的排行，而是他们兄弟姊妹们男女混排，他是老七。他的父母，生下了五女二男，大的是男孩子，就是杜小宝爷爷的爷爷，比他大了将近三十岁。“头生稀罕老生娇，挨打受气正当腰”，他是最小的一个，所以，一家人把他宠上了天。现在，我们山里还有一种风俗，就是怕最稀罕的孩子养不大，在小时候剃头时，脑门上留一个“木梳背儿”，脑后瓜留一点头发，束成一个小辫子，说是“鳖尾（yi）儿”，表示娇宠的意思。可以想来，七太爷生在清朝末年，本来就是留辫子的，他小时候的辫子恐怕也有“鳖尾儿”的味道。　　在他五岁时的一天，一家人都知道他到大街上玩耍去了，谁也没有在意他去了哪里。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他妈妈没有见他回来，就让他三姐出去找他，三姐跑遍了整个寨子也没有见到他的踪影，气急败坏地回家说他不见了，全家立刻着了慌，四路发兵找他。附近的几个庄子找遍了，问遍了大人小孩，怎么也找不到他。又在几条深水河沟里，都用竹竿扎了扎，河里泛起一阵阵臭泥泡儿，就是不见他浮上来。他大哥还带人到山里的几个小山洞里，旮旮旯旯找了个遍。总之，凡是能够想到的地方，全都没有找到。　　到了全家老少感到绝望的时候，他大姐夫从十里外的大王庄，跑了一头大汗，专程来告诉他们一家，说他去了大姐家。并且说，既然去了，就让他在那里玩几天吧，一家人才放下心来。令人惊奇的是，一个五岁大的孩子，竟然跑了十几里路，还要翻山过河，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道路的。　　他去他大姐家，其实并不是因为太想大姐了，而是为了看他大姐的邻居老乔木匠旋车轴。这车轴指的是牛车的车轴。因为过去的交通工具就是牛车，车架子与现在的城市里搬运工人用的平板车（又叫架子车）相仿，只不过要大得多，做工复杂一些。同时，不像平板车那样有两只把，而是在车身中央向前伸出一根长梁，叫做“车辕挑”，顶端横着一种叫做“牛抬辕”的装置，“牛抬辕”套在 “车辕挑”的头上，用两条铁链子呈等腰三角形钉在“车辕挑”上，那个所谓的“车辕挑”是两条链子和“牛抬辕”的中线。作为等腰三角形底边的“牛抬辕”，主体是一条比底边长得多的，两端圆圆的光光的木杠子，可以分别放在两头牛的脖子上，再套上绳索（牛套），就可以拉着前进了。那个时候，没有轴承，没有胶皮轱辘，牛车的轱辘是用生铁铸成的，车轱辘中间的圆孔，与木制的车轴直接摩擦转动。牛把们要经常给镶有生铁锭子的木车轴上擦香油，减小摩擦系数。车轴头由于经常受到香油的浸润，发出深红的颜色。擦好油后，牛把们再把车轮装上去，两头铆着，再给铁轮毂上绑一只破鞋底子，就算是保养了车子。　　牛车身上，最珍贵的是车轴，车轴一般是用老枣木旋成的。旋车轴是一件技术性极强的手艺，一般的木匠掌握不了它。大王庄的乔木匠祖传有旋车轴的技术，他的家就是旋车轴的作坊。人老几辈子，远远近近的牛车，车架子是本地木匠自己打的，铁轱辘是从铸生铁的作坊买的，但使用的车轴都是出自于乔家。一次，七太爷坐着牛车走大姐家，跟着他爹到乔家去看过一次，就对这旋车轴的工艺着了迷。回到家里，一心二心还要去看乔木匠旋车轴，因此出现了他有生以来突然失踪的第一幕。　　乔家的院子里堆放了数十根碗口粗细、六七尺长的枣木棒子，可以看出这种生意很好。老一辈的乔木匠，把辫子盘在脖子里，一边逗着这个胖乎乎的小孩玩，一边忙碌着干活。他先用大锛将枣木棒子去皮，刨成直通通的圆木，然后吊线，找出中轴线来，在圆木两端点上黑印儿，按照车轮轮毂的长短，用小米锯锯出一圈细沟，开始用旋刀旋了起来，直到椎体车轴的粗细与轮孔一致，再把旋好的轮轴上打上若干个键槽，镶进去生铁锭子，用这种方法，可以增加车轴的耐磨度。这好像是一种简单的操作，只要手熟就行了，其实不然，真正的好车轴两端并不是在一条轴线上，而是有一定的弧度，这个弧度才是旋车轴的精巧所在。有了这个弧度，装上生铁车轮，走起来“咯咯当当”的响，非常动听，非常轻便，又十分耐用。　　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乔木匠把差不多旋好的车轴，两端中心黑印上扎上两只光光的铁锭子，架在两只水平的木架子上，反复旋转，校验着整体的平衡性，然后蹲在两端，仔细地查看枣木的年轮，从中选出合适的位置，确定那个神妙的弧度，再打下墨线来，认真修理已经成坯的车轴，进行深加工处理。就是这么“滴溜溜”的旋转的过程，让七太爷着迷。口甜的七太爷说：“表伯，我也跟着你学旋车轴吧。”乔木匠笑笑说：“小鸡巴孩子，学什么旋车轴！”但还是很喜欢这个小孩子，当时没有料到，七太爷长大后，虽然没有跟着他学会旋车轴，竟成了他的女婿。第19节 汽车　　七太爷的第二次大型失踪，是在20世纪的40年代。　　七太奶乔山菊比七太爷小了将近二十岁。七太爷年轻的时候，父母已经下世，没有人能够约束他。他渐渐地成了个远近闻名的混世魔王，没有女人肯下嫁与他，小四十岁了，还是一条光棍汉。姐姐们没少为他的婚事操心，但总是功不成、名不就。谁知他即将到了不惑之年，命运的桃花突然盛开。在他又一次去大姐家串亲时，仍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上次是为了看旋车轴，这次竟是去约会乔木匠的小闺女，那个不到二十岁的风姿绰约的乔山菊。叫当时好多人想不通的是，这个黄花闺女乔山菊不知在何时何地，竟然看中了比她大近乎一倍的大男人，趁父母没有注意，偷偷地溜了出来，跟他私奔了一些时日。待两家人千辛万苦地找到他们以后，七太奶决绝地说，要死可以，不死了非七太爷不嫁，把老乔木匠两口子气得要死。气归气，生米已经煮熟，到了这步田地，只得依从了她。　　七太爷把七太奶乔山菊娶到家里的那一天，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良辰吉日。七太奶也是一个被父母娇纵惯了的人，出嫁的时候，彩礼和陪送无所谓，对婆家人唯一的要求是坚决不坐牛车，要坐花轿。我们山里人娶媳妇，从来没有人坐过花轿，都是坐扎有花席篷子的牛车。七太爷的大哥少不得到平原地区，花大价钱雇了一顶花轿，满足了新娘子这么一个古怪的要求。一个旋车轴出身人家的女孩子，竟然说什么也不坐牛车，不知基于何种思考，可能是为了遮掩私奔的丑事儿，借机张扬一下。无论如何，在当时也算是一件奇闻。　　出嫁的这一天，七太奶乔山菊哭哭啼啼又轰轰烈烈地坐上花轿，让人们沿着山路抬了一二十里地，沿山摸岭，上坡下沟，涉水过坎，“大闺女”乔山菊被颠得是否浑身散架，可想而知。但她非常满足，满足的表现就是打拜过天地、拜过高堂、夫妻对拜这些传统程式完成以后，和七太爷恩恩爱爱、相濡以沫地过了几十年平淡的日子。　　转眼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个时候，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小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因为他们的目的主要是攻城略地，抢夺资源和财宝，所以对我们这一带山沟就不怎么感兴趣。山本大佐的麾下，从来没有到我们马寨来过。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很少有见过日本鬼子的，只有当时已经四十岁出头的七太奶乔山菊遭遇过一次。　　据七太奶乔山菊说，她从大王庄娘家回来时，到一个低沟里小便，刚提上裤子起来，就看见一小队日本鬼子过来，他们身穿着土黄色的狗皮子，背着带有刺刀的大枪。这群野兽看见七太奶乔山菊后，非常兴奋，大叫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花姑娘的干活！”　迈着正步开始追她，把七太奶乔山菊吓得花容失色，腿脚酸软，在前边一溜小跑，回头看看，这群鬼子队伍不乱，仍然迈着正步，不紧不慢地追她。小脚的七太奶乔山菊的相对速度，还比鬼子们快了一些，她跑呀跑，跑到了一个苇子坑里，急忙躲在了苇子丛中，吓得上牙打下牙，瑟瑟发抖，心想这一劫恐怕难以躲过。谁知这群鬼子在外边“哗啦哗啦”地拉了一阵子枪栓，领头的鬼子叫着说：“花姑娘的哪里去了？”围着这个十来亩地大的苇子坑折腾了半天，可能怕中埋伏，没有下来搜索，又迈着正步走了。这群鬼子走了以后，七太奶乔山菊吓得屙了一裤兜子稀屎，一直到太阳下山后，才惊魂未定地从苇子丛中爬出来，跌跌撞撞地回了家里。　　然而，寨子里的其他人，却没有这种“幸运”，抗战八年中，根本没有见到过日本鬼子。真正使人感到战争气氛的是，平原地区跑反的人来了不少，寨子里人口骤然增加了许多，繁殖速度加快，人口爆满，与外界的交往随之增加，寨子里因此繁荣过一阵子，传进来不少外边世界的信息。　　七太爷把七太奶娶过来已经三四十年了，乔山菊的名字早已不复存在，大一点的人说她是“老七家的”，小一辈人说她是“老七婆”，孙子辈以下的人称她为“七太奶”，死后的灵牌上写的是“杜乔氏”。　　七太奶年轻的时候，曾小产过一次，把婴儿们的“住房”弄破了，从此两口子一直没有生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恩爱。小宝爷爷的爷爷只生了小宝爷爷的父亲一个孩子，并且比七太爷的年龄还大，当然没有办法过继给七太爷当儿子。他们领养过一个孤儿，这孩子长到十几岁时，得急病没有治好，死了。七太爷和七太奶经常叹息自己是“绝户头命”，两口子就这么一直过着不咸不淡的日子。　　这几十年中，小脚的七太奶对七太爷的疼爱，主要表现在锲而不舍地为他梳辫子上。七太奶常说，她愿意嫁到杜家，就是喜欢七太爷头上那条小孩胳膊一样粗的大辫子。由此可以想见，七太爷至死都不愿意剪掉自己的小猪尾巴辫子，很可能与他和七太奶始终不渝的爱情有关。　　七太奶爱七太爷的辫子，七太爷爱七太奶的小脚。据长辈们回忆，七太奶年轻时候，长得不丑不俊，却有一双小得只有三寸的小脚，号称“三寸金莲”，让寨子里所有的妇女非常眼热。　　那年月，女人只要脚小，就有异乎寻常的姿色。人们说：“脸是长就哩，脚是现做哩。”女人以脚小为荣，脚大就是脸丑。山里的女人往往脚大，见了如此美妙的小脚，马上自愧弗如。人们又说：“脚大有治法，裤腿往下扎，坐下盘脚盘儿，走路趋趋啦。”大脚的女人，可以用这些办法，掩饰自己的短处。　　七太奶很以自己的脚小而骄傲。只有日本鬼子追她的那一次，她才痛恨过一阵子自己的脚小。要不是日本鬼子太笨，就是因为这双小脚，差点让七太奶惨遭蹂躏。　　七太奶的美容方式，就是用几尺长的黑色裹脚布子缠脚。过去人们形容文人写的文章不好，说这文章“像老太太的缠脚布，又臭又长”，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七太奶每天早上起来的功课，就是先把两只小脚打发一遍，才梳头洗脸。到了晚年，跑不动了，不能干活了，眼睛也失明了，缠脚的积极性显著降低，反而每天用一小瓦盆温水泡脚，一点一点地从脚上向下掐膙子。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抗战胜利后的马寨，举行了一次庆祝活动。这个庆祝活动，就是起了一次庙会。寨子里的长老们写了一场大戏，热热闹闹地唱了三天。在这三天里，油馍锅、包子棚的生意十分兴隆。大人小孩兴高采烈，抗日战争仿佛成了遥远的过去。　　庆祝期间，还从外地来了一个玩“洋片”的。那是一个油漆成紫红色的木架子，中间的隔板是空的，玩“洋片”的人，从一端顺着凹槽插入一个个镶有胶片的木框，胶片上一幅幅图画就从这个空腔里过上一遍。隔板上面挖有十来个圆孔，圆孔上镶有放大镜，透过放大镜，可以看到很美的图画。给玩“洋片”的人一个铜板，就可以伸着头，趴在圆孔上看里边放大了的奇景。一边看，一边听玩“洋片”的人有韵味地唱道：　　快来瞧，快来看哪，　　这是北京的金銮殿啊。　　金銮殿，里边空啊，　　乾隆爷在此坐龙庭啊……　　每一句唱词有一幅图像，一组图像成为一个篇章结构。“洋片”有好几组片子，用一个铜板只能看其中一种。这本来是哄小孩子们的勾当，好多小孩子缠着大人掏腰包，有滋有味地听玩“洋片”的人，边推拉“洋片”边唱戏词儿。　　七太爷的小孩脾气犯了，不去看戏，却迷上了看“洋片”，一口气花了十几个铜板，把十几套“洋片”看了一遍。其中最让他感兴趣的是外国的“老爷汽车”，那些洋玩意儿，他从来没有听人说过。他问玩“洋片”的人，到哪里可以看到汽车。玩“洋片”的人告诉他，现在山外边的柳林铺修了马路，到了那里只要等上半天，就可以看到汽车。七太爷一听这话，还没有等庙会完结，也没有给七太奶说一声，就迷迷瞪瞪地走出了大山，去柳林铺看汽车。　　一去四五天，把七太奶急得要死的时候，七太爷才回到了家中，逢人便骄傲地说，他见到了汽车。寨子里的人感到很稀奇，围着他问汽车是什么样子。他比画着说：“我看到的汽车跟洋片里边的不一样，这种汽车像一个几千斤大的王八，长着四个胶皮轱辘子，鳖盖上背着一个大气包，前边的老鳖头‘哼哼唧唧’地咳嗽，屁股后边有一根洋铁管子，不停地放着一种白色的屁。跑起来，骑着毛驴也追不上！”第20节 马寨小学　　七太奶活到七十三岁那一年死了，正应了一句俗语：“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　　据小宝的爷爷说，在七太奶临终的那一刻，她老人家已经失明了几年的眼睛，虽然萎缩得有点小了，这一天却睁得特别大，特别明亮，死死地盯着七太爷看，还一遍一遍地对七太爷说：“老七，我终于又看到你了！”说完，眼睛又像火花儿那样跳了几下，就溘然长逝了。七太爷痛不欲生，拿了一把菜刀要抹脖子，决心要跟着老伴一同赶赴阴曹，被比他还大几岁的侄媳妇，也就是杜小宝爷爷的母亲厉声地怪了一顿，才没有做出傻事儿。　　在杜小宝的这个太祖母的指挥下，杜小宝的两个姑奶和杜小宝奶奶，一道为七太奶净了面，穿上“送老衣”，收拾得清清爽爽。入殓的时候，七太爷一生中唯一一次把自己的辫子割了下来，当做七太奶的陪葬品，放进了湿桐木做成的薄皮棺材里。送葬时，这个老人全然不顾我们那里的风俗习惯，若是丈夫死了妻子披麻戴孝哭送到茔地，而妻子先走丈夫只送到大门以外的规矩，一直跟在年长的侄儿身后，陪着侄儿“摔老盆”，扛“纸幡”，撒纸钱，看着老伴下葬，然后对着那个平坦的新坟头（埋坟的头一天，是不隆起的），一口气磕了五十三个响头。回到家里，成了孤家寡人，一百天以内，再也没有刮头发清边，也没有剃过胡子。过了百天，才自己用已经生疏了的双手，盘起了有点蓬松的短辫子。　　七太爷的这一次突然失踪，据劁猪的张麻子捎信儿说，是去西乡赵集看稀奇去了，究竟是看什么稀奇，暂且不表，咱们再说一些别的事情。　　这一年，杜小宝不到十一周岁，在马寨小学读六年级。他们这个班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大的十六七岁，最小的就是杜小宝。　　杜小宝的年龄小，个子也又瘦又小，冬天穿着光筒袄，冻出了两条青龙鼻涕，一会儿向上吸溜一下，两柱子鼻涕立刻进了鼻腔。有时忘了吸溜，黏稠的鼻涕顺着鼻下的黑边白沟淌了下来，别人嘲笑他：“嗨，青龙过江了！”他才急忙甩起胳膊，用袖子抹一下，这两只袖子整天明光光的，结了厚厚的一层鼻涕渣子。七太爷也说过他：“小宝，你千万不敢把鼻涕擤了，没有了鼻涕，你奶奶就不认得你了！”就这样，时间长了，小宝的棉袄前怀也是打铁磨明的，棉布扣子被鼻涕浸染得像小铁豆儿、小铁鼻儿。奶奶说他：“俺家的小宝哇，棉袄上可以擦着洋火。”当然，眼下的火柴不可能擦着，但最早出现的火柴就能在粗糙的表面上擦着，小宝奶奶说的就是那种火柴。　　杜小宝年龄虽然最小，鼻涕虽然多，但学习却是班里最好的，就因为这一点，大孩子们从来不欺负他。而且，跟他同为一个班的孙二孬、刘家老十三刘臭蛋，这几个大孩子年龄大，个子高，有了蛮力，放学回家的路上，常常把他背起来，用他练习扛“桩子”（粮食口袋）。　　马寨小学设在寨子外两里多路的一座寺庙里，叫做“声顶寺”。山里人不懂得这里与祖师顶不一样，有佛教、道教的区别，两处都去烧香。又因为声顶寺离老百姓较近一些，所以拜佛的香火比祖师顶拜祖师爷的香火还要兴盛，房舍也因此盖得较多。现在不时兴迷信了，所有泥塑木雕的神胎和老和尚们早已没了踪影，用作学校，等于废物利用。过去的大雄宝殿被分隔起来，是学校老师们办公、住宿的地方，侧殿的各个香房，改造成了教室。本村的孩子在这里从小学一年级读起，一直读到小学毕业。其他大队的孩子，因为离这里比较远，只好在他们自己的村子里上“复式班”，一直上到五年级再转学到这里就读。为此，学校专门给他们盖了两间草房子，供他们垒灶台，让他们用半干的柴草，烟熏火燎地带着两眼泪花子做饭吃。所以，马寨小学是这一带的中心小学。　　中心小学就是不一样，设施当然齐全一些。杜小宝长大以后，对母校印象最深的是：学校里有一台“留声机”。那是一个一尺见方、半尺多厚的木匣子，打开盖子后，在上面镶有蓝绒布面的圆盘上放一个黑色的唱片，用一个拐把子，插在机盒侧边的一个小孔里，摇上一阵子，上满了发条，一拨开关，唱片就悠悠地转动起来，老师们把拳头大小、装有尖尖唱针的机头，轻轻地放在唱片的边缘上，唱针与唱片上的沟槽摩擦震动，通过唱头后边的圆筒，传到音箱，放大了声音，优美动听的乐曲，就悠扬地放了出来。当时，杜小宝他们一到老师们开“留声机”的时候，就挤过去，猜想里边有多少个小人儿，在那个木匣子的肚子里唱歌，听得如痴如醉，要不是老师关了机器，就会忘了回家吃饭。　　不管再穷，吃的再差，穿的再烂，并不影响孩子们的童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们除了下到河里摸鱼洗澡外，总要玩一些开心的游戏。其中一种叫“撂破鞋”。玩法是，用四只鞋子四个人轮流往天上撂，落在地上后，一同检查鞋子的正反面。四只全正面的是 “清官”，若全部扣着，就是“糊涂官”，两反两正的是“衙役”，三个反一个正的叫“死妮子”。可巧的是，撂不了几下，就一定会出现各种角色。当官的指挥两个“衙役”，用破鞋底子打“死妮子”的屁股，有时是真打，有时可以是象征性的。甚至打屁股时，还允许加盖一到几层破鞋底，不直接打在皮肉上。当清官的，自然不搞逼供信，一般命令只打五下。当上了糊涂官，权力就比清官大，可以任意打，主要看自己高兴与否。所以当上清官固然高兴，当上糊涂官更高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同学们不再用“清官”、“衙役”等称呼，改作“好司令”、“坏司令”、“红卫兵”和“坏分子”，这种儿童游戏“角色”称谓的变迁，也可以看成为时代的缩影。　　他们班里三十八个学生中，只有六个女学生。到了五六年级，男女的分界明显起来。这几个女生，开始喜欢打扮起来，穿的衣服是花格子土布，显得非常俏丽。小辫子上经常用红布条扎着的马玉花，是最大的一个，个子比别的女生高，有点早熟，胸脯鼓鼓的。因为她的声音好，老师就让她当了领歌委员。每到上课前，她一句“学习雷锋——预备唱”，大家就跟着号叫起来。马玉花是两三个大一点男孩子的仰慕对象，刘臭蛋就经常望着马玉花的脑后瓜出神。这家伙经常给人家女孩子出谜语，让她们猜，有一次说是“没胳膊没腿，头上长个小嘴儿”，几个女孩子虽然不懂，也知道他说的是赖皮话，把他报告给了陈聪老师，陈聪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好好地熊了他一顿。　　他们的班主任陈聪，三十一二岁，长得挺帅气，教他们的算术和语文两门课，讲得非常好。在孩子们的眼中，他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肚子里装的不应当有粪便，而应当装的全部是知识。他知道天上的银河，其实不是河流，而是星系，牛郎和织女是两个恒星，离我们地球太遥远了，而且，它们两个也相距遥远，有十几亿光年，也就是说，光每秒钟走三十万公里，也要走上十几亿年，根本不可能在七月七用地上的喜鹊搭成桥，让它们在一夜之间，渡过银河相会。他说水是氢气和氧气燃烧后形成的，这让班里的学生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因为尿上一泡，就可以浇灭正在着得很旺的牛屎火。只有杜小宝一个人坚信陈聪老师说的是真的。他知道前苏联老大哥的人造卫星上了天，加加林成了民族英雄。而且腐朽没落的美帝国主义也向天上放了卫星，叫做“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并且上到了月球上，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坐在登月舱中，奥尔博林双脚踏上了灰堆一样的月球土地。由于月亮上面没有空气和水分，没有空气就没有风，灰尘扬不起来；没有水分和空气，上边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注：这一细节，作者有意把它提前了一些，请别见怪。）他知道美国、前苏联都有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十分强大，用一个人能够扛得动的原子弹，可以把祖师顶夷为平地。每当他说起这些来，学生们就会一片惊呼，觉得他们的老师太伟大了。他还会拉一手好“二胡”，把“天上布满星”和“社会主义好”拉得就像人唱的一样，让学生们听得入迷。　　就是这么一个好老师，令人遗憾的是，竟然是一个摘帽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揪斗人的时候，马寨大队里的红卫兵们，曾经组织过一场批斗他的群众会，那个素来与他不睦的教唱歌的丁老师，跳上主席台，愤怒地揭发过他的若干反动言论，其中就有他宣扬美国科技先进的一些话，说他是羡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向党进攻，向祖国的花朵放毒。说到激愤处，丁老师说，陈聪老师改不了狗吃屎，反动的立场是一贯的。他举例说，陈聪老师早在1956年反右倾的时候，小师范还没有毕业，就开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疯狂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他打着向党提意见的旗号，写过一首“枣核诗”，内容是：　　饿　　粮 少　　吃 不 饱　　不 敢 大 吵　　束 束 腰　　算 了　　唉　　这首歪诗，明显是在攻击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丁老师讲得两嘴黏沫，把陈老师批斗得满头大汗，站在台子上，腰勾得像一只醉虾。　　后来，丁老师又发现了陈聪老师自己用一个二极管、一个可变电容器、一根磁棒绕成的线圈、一根天线和几节干电池做成的简易收音机，就说他用这种装置偷听敌台广播，里通外国，是典型的阶级异己分子。然后逐级向上报告，县里和区里的教育主管部门非常重视，夺到领导权的县教育局的革命造反组织头头一声令下，把他开除出了教师队伍。这件事对杜小宝和他的同学们震动很大，谁也不会相信，可亲可敬的陈聪老师会是阶级敌人。　　在陈聪老师卷起铺盖离开学校的那一天，一群孩子哭哭啼啼地送走了他们最好的老师。陪着学生们送陈老师的，还有大队文艺宣传队里那个唱“李铁梅”的春妮，她没有哭，用一只她亲手织的网兜，提着陈聪老师的洗脸盆子，跟在陈聪老师的身后，形影不离，而且越送越远，再也没有回来。从那一天起，我们大队的文艺宣传队里，失去了一根台柱子。这个身架齐整、脸庞端庄，带点黑红色的漂亮姑娘，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在苦涩人生中扑腾的陈老师。第21节 土布　　在小宝他们放学回家的路上，要路过大队的染坊。他们几个小伙伴们在路上玩足了，玩够了，还要到染坊里吊着的布条间相互追逐。这个染坊不属于哪个生产队，是大队组织的社队企业，也是支书刘庆典他们几个大队干部的小金库，大队会计就兼着染坊的会计。　　染坊的院子里，矗立着几个杉篙搭起的高高的木架子。看过张艺谋的电影《菊豆》的人肯定知道，这种高高的木架子，是用来晾晒染好的棉布用的。只不过我们这里的染坊染出的都是清一色的老蓝布，没有他那种花花绿绿的大肆张扬。　　那个时候，国家每年发给每口人七尺布票，又叫“布证”，妇女们生了婴儿，还有五尺布票的奖励补贴。用这些布票到双代点扯“洋布”，根本不够穿，况且还要花一定的钞票。只有娶媳妇或者定亲的人家，才肯咬紧牙关，舍得消费布证、花钱，所以家家户户都要纺花织布。纺花织布是做女人的基本功，一个女孩子，从小就得练起。不会纺花织布的女人是笨女人、懒女人，是被其他女人瞧不起的。　　那个时候，闺女出嫁的最好陪送，除了棉被、新衣、脸盆这些生活用品外，生产用品就是纺花车和织布机及其附属设备，用这些制造丝丝线线的东西，紧紧地缠绕着妇女们的一生。　　织布这种活儿，在我们那里叫“安布”。安好的土白布，比机制的“洋布”布幅较窄。为了测量长度，用一种叫做“白布尺”的尺子，这种尺子比正常的尺子要长得多，是裁尺的一尺八，有国际标准米尺的半米以上。从织布机上卸下来的一匹布，用这种尺子丈量大约只有十三四尺。　　你要是知道这种布的生产过程，你就会深刻地体会到一针一线确实来之不易。织出来的每一寸白布，都是女人们汗水的结晶。要经历纺线、浆线、拐线，再摇到一种四条腿的“摞子”上。　　安布前，妇女们首先要在一块打扫干净的空地上走经线，十几只“摞子”并排放置，每一个“摞子”抽出一根线头，透过上面用“秫秆莛子”弯成的圆弧，形成一束线，一个妇女牵着这束线，在地面两端相隔两丈来远，分别揳有四五根小木桩的场地里来回走动，盘在木桩上。有一根主桩，上面的线还要打上墨儿，作为记号。一场下来，走经线的女人差不多要走几十里路，小脚的妇女累得要死，脚脖肿胀。线盘完后，要在竹篾做成的“箸(zhù)子”上把一根根线头，一个挨一个地插入箸篾，叫作“创箸”，“创”好后，还要“盘绞”，又叫“掏缯（zēng）”或“掏头儿”，即把线头再一次透过两盘用粗棉线做成、打过黄蜡的绞儿，上下鼻儿勾连的每一个缯扣儿，才能正式把经线盘缠绕在“圣花”上，装进织布机。这还不能正式织布，还要再加上一个刷线的过程，即用一种竹劈子绑成的刷把子，顺着经线，从头到尾刷上一遍，搞得顺畅了，才重新“创箸”、“掏缯”，一端拴在“圣花”上，一端拴在卷布轴上，开始织布。　　织布的时候，妇女们脚踩着下面的两个踏板，一上一下地通过两盘绞儿（缯），把线阴阳错开，形成缝隙，两只手替换着向前推动箸床，在张开的缝隙中反复掷动装有纬线的木梭子，每掷一次，箸床向后磕一下。到了生涩的地方，还要往经线上打黄蜡，使之光滑，顺溜一些。妇女们坐在她们神圣的工作台上，四肢有节律地不停运动，想着无穷的心事，忘我地劳作着，就这么一丝丝地织出了棉布。由于半数以上的农户都有这种织布机，一到了田地收工后和夜间，全寨子里响着一片“啪嗒啪嗒”织布的声音，给安静的山村生活带来勃勃生机。　　漂亮的春妮就是在织布过程中，痛苦地想着支书刘庆典的嘴脸，想着丁老师令人讨厌的奸臣相儿，想着陈聪老师的睿智和幽默以及苦难的遭遇，想着父母很可能把她嫁给一个满嘴臭烟味儿的庄稼汉子，才毅然决然地投入比她大了十多岁的陈聪老师怀抱里的。后来，陈聪老师复职，教了高中的重点毕业班，桃李遍天下，他们的一双儿女都考上了硕士研究生。人们通过回想才知道，春妮当年与右派分子私奔，是多么明智的选择。　　织出来的白布，只能做衬衫用，做裤子或者冬装，就要染色。最早的染色方式是在地里种一种叫“靛青”的植物，用这种植物叶秆熬成的黑水，放入白布反复煮，就上了颜色，放入凉水中激一下，还要用臭青泥涂抹浸泡，以增加颜色的牢固程度。　　后来，大队办起了染坊，染坊里买来了成桶的染色剂，过去的土办法，人们就不再使用了。染坊里用大锅煮颜色，大皮缸装颜料水，生白布首先用碱水浸泡去污，然后放在皮缸里反复漂染，就给白布着上了深蓝的颜色。“染坊里倒不出白布”这句话，与莲藕的“出淤泥而不染”，两个“染”字的概念虽然有所不同，说出的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顺便一提的是，寨子里的妇女们向染坊送白布的时候，都在每一匹白布上系上半斤棉线，这是染布的搭头，不计费用的。经过染色的棉线可以用来安花布，小姑娘马玉花她们身上穿的土花布，就是她们妈妈用这种方法染线，然后安布织成的。　　用土布做衣服时，首先用面水把布浆一浆。浆后晒半干时，在捶布石上捶一捶。捶布时，要反复捶，把布捶得瓷明瓷明，做出来的衣服才板正，立架，好看。并且这种处理方式，让男人们穿了一水以后，容易把脑油和其他脏物洗涤干净。　　我们那里，有一句俗语说：“男要俏，一身皂；女要俏，一身孝。”反映了一种古老的审美观，意思是指，男人们穿上一身老蓝土布很精神，而女人们还是穿一身不用染的生白布，反而增加了几分俏丽。　　大队干部们的家属，因为她们的男人克扣有布票，身上穿的洋布要比普通群众多一些。令寨子里男男女女们眼热的是，公社干部们身上穿的都是洋布呢子，没有人穿土布的。特别到了后来的一个时期，公社领导们又穿上了一种日本尿素袋子改装的裤子，这是一种新型的化学织物，叫做尼龙，走路时一抖一抖的，很轻盈。虽然经过染色，到了近处，上边“日本某某株式会社”的字迹依然可辨。百姓们半是羡慕，半是嫉恨地说他们：“公社大干部，穿条尼龙裤，前面是日本，后边是尿素，穿的怪烧，也是粪包，看着怪拽，不值两块！”这当然又是顺便一提的闲话。第22节 戏剧　　叫杜小宝他们这些学生到底搞不明白的是，丁老师为什么要那么与陈聪老师过不去，直到他们长大后，才多少明白了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大队里有一个剧团，后来叫做文艺宣传队，团长是栾二哥。栾二哥还有一些新鲜事儿，以后再说。这个剧团一直唱的是越调戏，也就是许昌申凤梅唱的那种戏。　　越调是我们豫南地区的一个剧种，它唱腔粗犷、高亢、奔放，但有点粗鄙，调门儿较少，这是因为乡村里的剧团缺少唱腔设计，远远没有申凤梅那种艺术家革故鼎新，创造出来的许多变化。在我们老百姓心中和嘴里唱出来的越调戏，其中的某些味道与陕西秦腔有点相似之处，可以扯开喉咙喊叫，不管何等音色的腔口，都可以吼叫几声。同时，历史剧目的剧词一般成串，所以唱腔和唱词都易于掌握，大人小孩都能够来上几段。比如“诸葛亮吊孝”、“收姜维”、“李天保娶亲”等几个耳熟能详的唱段，几乎人人都会唱上几句。要是在山谷里或者在高粱地里，唱上一段，心情非常舒畅。到了夜半更深之时，一个人在外走路，唱着这样的路戏，还能够起到吓唬贼人和野牲口，给自己壮胆的作用。　　男女主角在戏台子上号叫时，捧腔的主要是中型坠子弦子和四弦。　　主乐器中型坠子弦子比大调曲子坠子弦子的琴杆略短一些，琴柄是用梨木做成，琴线是丝线，弓子用细竹弯成，绷紧了一束黑色的马尾，琴筒是镶有蟒皮的六角或八角檀木筒，自制的弦子，琴筒往往用粗竹筒替代，马尾、琴线和琴筒的接触处，用火燎的办法滴上一片松香，凝固后拉动起来，松香变成白末，渗透在马尾中间，增大弓子和琴弦之间的摩擦。琴杆的上端龙头部分镂空，安有两根轴，弦线上头插入轴中，上码子就在龙头的下檐上，这样一来，一粗一细的两根弦线就很长，把位灵活，拉起来左手上下翻飞，右手前后左右拉动、摆动，发出的声音强度高，音色明亮，与越调的唱腔很配套。　　四弦就是嘴赖的发旺哥会拉的那一种弦子。这种弦子，可有可无，但有了四弦，比较轰场，整个后棚就一定热闹得多。顾名思义，四弦有四根弦，两细两粗，弦弓子马尾分成三股，穿在四根弦中间，向外向内拉动，可以摩擦三根弦同时发音。这四根弦分别定有相差五度的两个音调，拉起来两个弦发出主音，另一根弦发出高音或低音，产生和弦的效果，很符合声学理论。当然，定音不准时，不能形成和弦，反而刺耳难听。另一个缺点是，腰码与筒码间的距离太短，一把定位，音阶不多，不是熟手，很难拉出多少复杂的音调来。西洋乐器比我们祖传的宝贝要讲究得多，人家的小提琴也用四根弦，却用了“G、D、E、A”四个音阶定弦，扩展了音阶，也能一齐拉两根弦，产生特别和弦，虽然复杂一些，流出的音乐就比我们的四弦丰富得多。　　我们那里的群众常说：“粗越调，细二黄，论听还是梆子腔。”这说明我们河南的剧种不少，听得多了，就有所比较。二黄戏相当于京剧，是由鄂北传入的，与正宗京剧稍有差别，声音尖细一些。梆子腔就是我们河南的主要剧种豫剧，唱腔有“二八板”、“慢板”、“流水板”等，还能变化出快慢之分，变化多了，唱腔更加婉转，越来越精细，就在全国发生了影响。此外，还有大调曲子、二夹弦、宛梆等剧种，地方戏曲比较丰富。　　少说闲话，还是回到我们大队的剧团。自从将马寨小学作为排练场以后，陈聪老师和丁老师替代了栾二哥，成了剧团的编导和唱腔设计主创人员。栾二哥自愧弗如，主动让贤，只担当了专职“团长”的角色。他最熟悉的古装戏，成了“四旧”，当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和现实舞台，改排的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等几部革命样板戏。　　经陈聪老师和丁老师建议，越调戏改成了梆子戏。丁老师负责教练唱腔，陈聪老师负责搞音乐设计。开始，演员们很不习惯，唱着唱着，就跑了调，没有多久，竟然不会唱越调戏了。发旺哥的四弦也因此而下岗，发旺哥心理很不平衡。因为他对乐理比较通达，夜里又有他豁嘴老婆替他喂牛，他在家里闲得发慌，所以不甘心下野，太阳一落山，就往学校里跑，一心泡在文艺宣传队里，团长栾二哥就派他掌鼓板。　　掌鼓板也是一项重大任务，发旺哥愉快地承担下来。没有多久，对乐理有着天生的偏才的发旺哥成了行家。打起闹台来（大戏开场前召唤人的预热性质的锣鼓），指挥起大锣、小锣、铜镲，“急急风加胡擂炮”，花样翻新，怪招迭出。伺候唱腔时，敲起边鼓，打起木板，比原来的那一个老打家，鼓点和板眼打得更加精确一些，俨然成了乐队的总指挥。　　事情就出在马寨小学成了排练场以后。一群男男女女在一起滚大堆儿，容易日久生情，闹出点风流韵事儿来。　　陈聪老师是摘帽右派，说是摘帽，其实那无形的帽子无处不在。所以三十多岁了，不敢谈恋爱，至今没有结婚。丁老师比他小十来岁，从师范学校学“小三门” （体育、音乐、美术）毕业，与女同学谈过恋爱，却没有谈出结果。两个未婚的有学问的大男人，当然成为了我们剧团里女孩子们心中的白马王子。陈聪老师的性格比较忧郁，年龄偏大，大多数女孩子不兜揽他，只有春妮对他有那么一点意思。丁老师身在福中不知福，几个女孩子为他争风吃醋，他却在心中暗暗地爱上了春妮。男人与女人的心就是如此复杂，这对于杜小宝及其同学们来说，小小年纪，不要说混沌未开，不知道这些细节，就是知道了，也不会理解成年人这么复杂的心理。　　春妮虽然没有拔过集体的羊毛为陈聪老师编织毛衣，却不断地给他送上了“秋天的菠菜”。陈聪老师对于春妮表现出来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向他施展的爱慕之意，不是没有觉察，只是不敢往深处去想，竭力遏制自己不往爱情上发展。两个人就这么进入了心理的胶着状态，谁也没有把自己的心事直接向对方说出来。　　一天夜里，喝得醉醺醺的支书刘庆典来到学校，嘴里向外冒着一股子酒气、烟气和坏红薯干子气，对着栾二哥、两位老师和演员们胡说八道一通后，叫上春妮，说到外边去和她说件事儿。　　春妮很不情愿地跟了他出去，刚刚走出学校大门儿，到了一个无人处，刘庆典先是说了帮助春妮入党的事情，后是扯了一些闲话，没有说上几句，就对春妮动手动脚起来，他揽腰抱着春妮，往春妮的脸上热烘烘喷吐气息。春妮气恼地推拒着这个发情的公兽，不敢大声说，只小声地嘟囔着：“支书，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刘庆典说：“咋不能这样？多少女人想跟我好，我还不稀罕哩！”春妮一看说不服他，又正色叫道：“庆典，我是你姑哩，你咋能这样？”刘庆典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说：“你是哪老 的姑，跟我好了，有你的好处！”　　刘庆典说的其实不假，论辈分他应该称春妮为姑，因为春妮是他四奶的亲女儿。可春妮是她妈改嫁带来的，刘庆典和春妮二人根本没有血亲关系。好色的刘支书看着这个丫头长大，出落成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两家同出一个大门，经常在眼前晃动，让他心动不已，平时没有少撩拨她，但碍于四奶，又从来没有敢真正下手。春妮也知道他不正经，寨子里能勾上手的女人快搞遍了，见了漂亮女人走不动路，可对她不会怎么样，因为自己毕竟是他的姑姑，对他平时的戏谑没有放在心上。这一天他喝了酒，越发想搞上春妮这丫头，乘着酒劲儿，来到学校，就演出了眼前的一幕逼奸戏。　　春妮出门以后，陈聪老师越想越觉得不太对头，就放下二胡，好像出门方便，走出了大门。远远看去，一团黑影正闹得不可开交，就大声地咳嗽了一声。刘庆典一惊，急忙松开了手，春妮乘机脱身，跑了回来，刘庆典悻悻地走了。春妮一下子扑到陈聪老师的怀里，双手死死地抱着陈聪老师， “嘤嘤”地哭了起来，陈聪老师揽着气得发抖的春妮，半天没有话说。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丁老师知道春妮被支书叫走了，也想到没有好事儿，但不敢出去。一见陈聪老师也出去了，就在后边跟了上来，看见春妮正抱着陈聪老师，心中醋意顿生，也大声地咳嗽了一声，春妮不但没有理他，反而更加抱紧了陈聪老师。丁老师像刘支书一样悻悻地走了回去。　　这一夜，陈聪老师和丁老师都是心乱如麻。陈聪老师想的是怎样对待春妮突然爆发出来的爱情，拿什么来奉献自己的一片心意；丁老师想的是这个陈聪老师真是可恶，平时不露声色，真是“咬人的狗不叫”，硬是夺走了属于自己的爱人，看老子不往死地里整你！第23节 二哥　　现在我向你说一说栾二哥的故事。　　我们寨子里就他一个人姓栾，栾二哥是我们寨子里一个极为活跃的人物。栾二哥生性活泼，是个出了名的“活宝”。他最爱逗人玩，无论干什么，一开始都是一本正经的，最后变成荒唐，即便是捉弄人也是如此。杜小宝八九岁时，上山墙上掏麻雀，不料手指头被蝎子蜇了一下，胳肢窝里马上起了一个“筋疙瘩”，痛得小宝直打滚，嗷嗷大哭，可巧家里又没有一个大人。正在这时，二哥赶到了，他一边拍打着小宝身上的土，一边问小宝咋啦。小宝说：“蝎子蜇着了。”他见小宝哭得轻了，就问：“疼不疼？”小宝说：“可疼。”二哥挤着眼说：“那赶紧上树，一到树上就不疼了。”　　小宝信以为真，连忙爬到了门前的那棵小柿树上，可还是疼。小宝问二哥，为啥还这么疼？二哥说：“总是不疼啦，要是真疼，你咋还上树咧？”弄得小宝哭笑不得，摘几个大柿子冷不防地向他头上砸去，他却一个个都接到手中，做着鬼脸，像小孩子一样开心，笑得直不起腰来。等小宝从树上下来，一边骂着“歪二哥、孬二哥”，一边扑向他，用小拳头打他，他仍然笑嘻嘻的，一把拽着小宝的小胳膊，用嘴对着伤处，使劲地吮吸了一阵子，从他常挎着的口袋片连成的包包里，找出一瓶像人尿一样臊的水水，用指头蘸了点往上一抹，也怪灵验，马上不多疼了。他还说：“小宝儿，咋样，二哥的药比你上树强吧？”　　二哥这个人总是不爱在家，一生中漂泊流浪。在我们那一带，到处留下了他的踪迹。　　二哥没有孩子，有一年他从逃荒的人手里用一箩头红薯干换了一个儿子。他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运来”，他天天领着运来，在庄上转来转去，碰到了不知道的人，就先介绍一下：　　“就是我一箩头红薯干结的瓜儿，我总算有个孩子了，这日子过着就比光和我那不生长的老婆两个人有劲多了。”　　有人打趣他：“二哥，你这个孩子还真像你哩。”　　他便高兴得合不上嘴，两眼合成一条缝：“这倒也不假，上辈子我肯定是个骡子，成天让人骑，才修了这么一个儿子。”　　从此以后，他也不知道怎样来娇惯这个孩子，真是含在口中怕化了。运来把他的四弦弄断两根弦，他也不生气，乐呵呵地再接起来；尿在了锅里，他也挺高兴，连声夸孩子的尿是败火茶；不论干啥事都叫儿子插手，连吸烟也喊：　　“运来，运来，快快过来，爹吸一袋，来吸一袋，学会了艺不压身。”　　也有人打趣他说：“二哥，你又多了一个小兄弟。”这可不行，栾二哥确实爱给人当“二哥”，对于孩子却说什么也不干了。　　谁知好景不长，第二年这运来得了个“急惊风”，虽然求神拜药，占卜问卦，总算把命给扒出来了，却从此落了一个傻子，分不清东西南北。为此，二哥真难过了好长一阵子，头整天耷拉着，无精打采的，像个蔫黄瓜。很多人都替他惋惜，抱怨这老天不长眼，黄鼠狼专咬病鸡子。有一天，二哥突然想通了，对他老婆说：　　“日他妈，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生成是小舅子命，一辈子当不了姐夫。唉，算了。”打那以后，又拉起了四弦，高兴地乱跑。自然，对那个运气并未转好的栾运来，再也没有先前那个疼热了。　　1948年，刘邓大军打过黄河，他从北乡跑回来，逢人便高兴地嚷：　　“这下可好了，咱们穷人要翻身了！老财咱再也不用怕了！”恨得当时寨子里的大地主孙乃器要抓他，他一听说，一下子又窜了个没下落。不过，他一跑，寨子里的几个光棍汉儿，免不了有人要去给他老婆做伴。所以，二哥尽管不在家，他老婆没有闲着，倒也不感到有什么寂寞。小运来也不懂得这种事，自然由着他娘。后来，也不知谁传了个“毛毛信儿”，说二哥死在外头了，马上就有几个老光棍想娶她。可二嫂跟谁也不干，一是再嫁一家“怕对不住二哥，孩子也没人心疼”，二是一个人过惯了。实际上是，虽然没有男人，却等于有了更多的男人，有那么多男人帮衬，何必只找一个男人管着不自在？况且，还要得罪那么多的老相好？这是题外话。　　其实，二哥并没有死，一年多一点儿，我们马寨开始土改，二哥就一身光鲜地背着个四弦回来了。他老婆嘟噜嘴，着实把他埋怨了一顿，过了一夜，两个人就又非常亲热。从此，那几个光棍汉儿傍不上了边，心里想，还不如他不回来，同时盼望着他早点走，走得远远的。　　那阵子，我们这里的人不知道那么多新鲜名词，不知道啥叫个“流氓无产者”，这是后来一个公社秘书给栾二哥定的性质。反正大家都知道他这一家很穷，不好做农活，日子过得很“懈”，所以分土地时也按贫农一样对待，分了好几亩地，并且定了个贫农成分。农会干部劝他不要再往外跑了，让他在家老老实实地种几亩地， “几亩薄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嘛”。二哥满口答应：“中！中！”可真去种地，他就下不了那牛一般的气力了，瞪着眼看地荒成了“牛毛毡”。还是他老婆中用，不费多大气力，找来几个相好，就给他的地整得很好，他也挺乐意，直夸他媳妇能干。第二年可就不行了，原来那几个帮助他种地的人，看到把地种好后，他反而不出去跑了，未免失望，算是给他白干了。二哥一看这势头不对，就马上出去窜了一阵子，回来果然又有了好收成。第三年，人们开始组织互助组、高级社，二哥从来不给人搭伙儿，还风凉地说：“要说互助嘛，我这几年是没少沾互助的光，搭不搭伙儿都没关系，反正到时候就有人来互助。”谁知道，解放后日子上升，那几个老光棍十有八九成了家，没有人再愿意出这冤枉力了，这一年，他的地真的撂了荒。他老婆这次发火了，要与他离婚，他连着做了几夜工作也没有做下来，干脆又撒了丫子。　　二哥与七太爷不一样，七太爷偶尔犯病似的，突然失踪一次，长久安稳。可二哥经常在外边跑，很少能在家里久留。其实，他这一次并没有跑多远。只跑到山外二十几里路的集镇上，碰上了当时的区公所主任老马也在那里办事，他俩是老相识，不骂不开腔，一见面就打上了哈哈：　　“日你姐二哥，又往哪跑？你呀，总是三条腿的兔子——爬不牢稳。解放后好几年了，你也得为国家出点力呀。”　　要在以前，二哥准又开腔骂老马，可这次他却叹口气，心事重重地对马主任说：　　“老马兄弟，说良心话，我并不是好跑。如今有了地，过上了痛快日子，谁不想在家守着老婆伺候几亩坷垃？可我这个人哪，生性闲散惯了，满心想种地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你那嫂子为这也断不了给我闹别扭，没办法，我只好出来跑跑。”　　马主任说：“二哥，算你有鳖命儿，你的四弦拉得不错，正好咱县要扩建越剧团，我给你推荐一下，你去报个名考考试试。”　　二哥一听，心里很受用，马上答应。回到乡里，马主任给他开了张介绍信，就打发他去了县城。　　就这样，二哥到了县剧团，一考试还可以。只是他看不懂谱子，不会念“刀、来、米、发”，一开腔哼个调门就是：“深黄深、深黄深一字深黄……”节拍倒是怪准，团长说：“老同志你先回家，等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二哥回到家，二嫂子也不知道他在哪里鬼混了一些日子，仍然是一脸不高兴地骂声不绝。二哥也不还嘴，只是莫测高深地笑，倒把女人给蒙了个“五里雾中”，寨子里的人也纷纷传言，说这次二哥要“出征了”，二嫂子听说后可就慌了神，吓得不敢吵、不敢闹，对二哥也恭敬起来，二哥只是光笑不说话。　　约有十几天的光景，区政府的干部刘楞娃，拿着个“帖子”——这是二嫂后来给人这么说的——把二哥给“提”走了，二嫂子把一身洗得很干净的补丁衣服给二哥穿上，二哥一下子就神气起来了。　　谁知道好景不长，两年后，县剧团往下裁人，开始准备留他，可他一听这个信儿，就死缠活缠着领导要回家。剧团就发给他一些安家费，他卷起铺盖美滋滋地回了家。寨子里不免有人替他惋惜，也免不了有人“叨吃”他两句，他却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光那些会就给人开腻了。咱生成是挠粪堆鸡子——上不了高门台，还不如在家里窝着骨头舒坦哩。”倒是二嫂子真正理解他，见他“衣锦还乡”，有点欢天喜地的样子，也许是过一天老一天，越老越收心，越老感情越浓，真是不愿意二哥在外边跑了。第24节 赛戏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二哥这次回来要成为老实巴交的农民了吧？那你可就走眼了。二哥一生闯荡，自然练就了一身功夫。那时候，山寨里没有电视、VCD这一类的小玩意儿，逢年过节就靠四乡八堡“玩故事”热闹热闹。在我们这一带，方圆几十里一些大庄子上，都有一些热心肠的人，好组织一些人在节日里搞一些闹闹龙灯、玩玩旱船、踩踩高跷、叠叠罗汉、打打霸王鞭之类的玩意儿，老百姓称这为“故事”。一到这场合，二哥俨然成了主角。老辈子人都知道，“开国大典啦，抗美援朝啦，三面红旗啦”，这一带闹得红火，都是因为有二哥这一分子哩。　　在我们这一带还有一条，就是“乱爨班子戏”多，一种说法是 “乱弹班子”，总之是一伙人临时凑起来唱戏的通称。庄稼人一等到麦上垛、谷上场、豆叶黄之前，红薯刨完之后，只要农活有些闲暇，就有热心肠的人自动出来，凑成一个戏班子，排些个《收姜维》、《打金枝》、《游龟山》等折子戏，各个村子都轮着演他一遍。戏迷们对啥戏都是百看不厌的，提心吊胆地给古人担忧，平常就用“戏串子”对年轻人进行教育，那是现成的活词，说着顺口，想着省心，讲着有力，听着自然；在看戏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样都是在看戏，但角度迥异，有人看戏主要是为了看“角儿”，看生角儿，看老旦，当然主要是为了看那唱得最好、长得最好的；有的人喜欢听后棚（乐队），不信，你到台子底下看看，有的人就是眯缝着眼听唱腔，听拉弦子，眉眼不睁的样子哪里是在看戏？也有的人专门好看丑角、听笑话，特别是哪台戏上有个好“踩场的”（正剧开演之前的“捎出儿”），一上来，有一个丑角，出来哇里哇啦地胡说一通，什么“东西大路南北走，出门碰上人咬狗，拿起狗来砸砖头，又叫砖头咬着手……”啦，什么“大年初一立罢秋，割了大麦耩豌豆，敬德搂着老包睡，一个黑头对黑头……”啦，等等，反正大体都是一些狼拉狗啃的东西，总是台上唱着，底下笑着。我揣摩，侯宝林大师的“关公战秦琼”的相声段子，弄不好是从这里受启发编出来的。　　还有一条，说出来也是个公开的秘密。一到唱戏这几天，老人们都比较开明，也许是自己年轻时经验过，同时也好看戏，就放孩子们一马，因而年轻人就能够獐狍野鹿地疯几天。到唱戏的时候，方圆十几里的大闺女、棒小伙儿就互相观光，爱慕，很有点少数民族对情歌的那个味道，可见普天下是一个理儿，只不过都不挑明罢了。一进台子场，尤其是夜场戏，那肯定是小伙子们好挤，专朝那闺女场上逼，“轰”的一下子，一窝姑娘们就被挤散开了，有的脸蛋子挤得通红，有的小辫子被挤散了，有的姑娘趁机往小伙子们身上靠，让小伙子们摸摸也是有的，一到这时候，就一片笑声、骂声。还有一些早就眉来眼去的后生男女，一定会趁机会溜了出去，亲热去了。　　最好看、最热闹的是“对戏”，又称“赛戏”。一个镇子上，连搭两个戏台子，“写头”们（联系戏班子的、相当于大会秘书处的人），把收集起来的“起会款”放在一起，最后奖给唱得最好的戏班子。赛败的就只管几顿饭了事。这种比赛，也是一种竞争，戏班子唱赢不仅可以得到实惠，而且可以一炮走红，所以办家、赛家、看家都很用心，卖力。戏班子一到这时候，到处搬“大把势”（好唱家），前台后棚，所有人员，都忙得不亦乐乎。　　你想，有这种民风民俗，二哥能会没有用武之地？栾二哥在各种剧团里都干过，各个剧种都滚瓜烂熟。自打二哥从县里回来，一身本事，不愁没有事干，他一头扎进了我们大队的戏班子里。他在县剧团干过，艺术细胞增加了不少。如果我们大队不用他，自然有其他大队的剧团抢了去。二哥很受宠，唱一季子戏，能够分到不少钱或者粮食。当然二哥也不是谁请都去，哪台戏请的唱家好，他就上哪台戏上去，鸟往旺处飞嘛。　　一年冬天，高级社社长刘大爷亲自出马，不放二哥出外，要他教好寨子里的戏班子，争取在赛戏中赢戏。二哥没了瓢敲，只好猫在家里干。刘大爷特别嘱咐他：　　“二哥，你是闯过大笼子的，今年到了三月十五，咱马寨要请‘长脖的’戏对戏，只准赢，不能输，事不大你看着办吧。”　　“哎哟，我的妈呀，你这不是往死里逼我吗？你砍我一百瓦刀也不一定中哩。”二哥一听就着了急。　　刘大爷说：“中字头上有个窟窿——那算中透气啦。若不中，我可饶不了你！当心你的核桃瓢！”刘大爷与二哥是老交情，平时对二哥也不赖，就这样算拍板了，二哥犟也犟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