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明王朝第一响丧钟，二十八年后，他们攻陷北京。　　女真民族于十二世纪时，曾建立金帝国，征服了中国一半以上的土地，还活捉了中国当时宋王朝的两个皇帝。金帝国灭亡时，进入中国境内的女真人，大部分被歼灭。只有遗留在故土上的若干部落，仍然存在，他们分为下列的三部，其中以建州女真最为强大：　　一　野人女真　住黑龙江下游一带　　二　海西女真　住东北平原一带　　三　建州女真　住图们江一带　　上上世纪（十五）初，明政府特地加封建州女真的酋长李满住为建州卫司令官（都指挥使），作为藩属。所谓“卫”，即军事屯垦区。司令部所在的建州，即俄国海参崴稍北的双城子。不久，野人女真南侵，建州女真受到压迫，沿着图们江逆江而上，向西南迁移。明政府就先后把他们分割为三个卫，总称“建州三卫”。我们用下表说明：　　　　上世纪（十六）七十年代，建州右卫司令官（都指挥使）王杲最为强悍，屡次沿边劫掠。中国边防军军官裴承祖到他的辖区寻找逃犯，王杲竟把裴承祖剖开肚子惨杀。中国边防军把王杲击斩，但他的儿子阿台继续跟明政府对抗。到了上世纪（十六）一五八三年，辽东兵团司令官（辽东总兵）李成梁，再发动一次攻击，由建州卫所属的两位酋长尼堪外兰（苏克素护河部落）、觉昌安（觉罗部落）分别担任向导，包围建州右卫所在的古勒城（辽宁抚顺古楼村）。觉昌安奉命到城中劝说投降一被阿台拘留囚禁。城陷落时，觉昌安的儿子塔克世首先冲进去抢救父亲，觉昌安却在大火中烧死，塔克世也在混乱中被明政府军误杀。　　这是一件缺乏积极证据，但并不是没有迹象可寻的陷害谋杀疑案。父子二人深入虎口，觉昌安适时的被烧死，塔克世也适时的被自己方面的军队，即明政府的军队所误杀。当时就传说纷纷，认为是尼堪外兰和李成梁的阴谋，目的在铲除日后潜在的敌人。　　　　阿台的覆灭和党昌安父子之死，使建州三卫的政治组织瓦解，部落星散，各自为政，这正是中国明政府所企求的。然而，塔克世的二十八岁的儿子努尔哈赤，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物，他跟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开国大汗铁木真的遭遇，几乎完全相同。努尔哈赤自幼丧母，不堪继母的虐待，离家流浪到当时中国东北重镇抚顺（辽宁抚顺）。因祖父和父亲跟明政府都有密切关系的缘故，他有机会出入辽东兵团司令部（在辽宁辽阳）跟李成梁的私宅，对明政府的贪污无能和军队的腐败，有深刻的印象。又因广泛地跟异民族的汉人来往，使他的胸襟和智慧，日益开阔，他追求高等知识过程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他身上产生极大的影响，使他不久就成为一个受部落爱戴的军事统帅和政治领袖。　　努尔哈赤从他父亲那里，只继承了十三副盔甲和叛变逃亡后剩下的数十名部众。他收拾残局，忍辱负重，捕杀背叛中国的同族女真人，以表示对明政府的忠心耿耿。再加上他祖父、父亲同时为中国牺牲，努尔哈赤遂被明政府正式任命为建州卫代理司令官（都督企事），努尔哈赤即利用这个官衔所赋予的影响力，壮大自己。　　三年后（上世纪一五八六年），他击斩尼堪外兰。　　二十五年后，到了本世纪（十七）一六一六年，羽毛丰满。努尔哈赤正式称可汗，建立后金汗国，以继承覆亡于十三世纪的他祖先们的金帝国的大业。一六一八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祭告天地，宣布他脱离明政府，和跟明政府对抗的理由。七大恨中的第一大恨就是明政府杀了他的祖父和父亲，其他六大恨不过一些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小事。　　发表七大恨的次年（一六一九），中国辽东军区总指挥（辽东经略）杨镐，这位在保卫朝鲜战役中全军覆没的债帅，动员精锐边防军九万人，包括从南方出击的朝鲜兵团一万人，分四路讨伐后金汗国，准备一举把这个初起的叛乱集团摧毁。努尔哈赤集结六万人抵抗，在萨尔浒（辽宁抚顺东）鏖战六天，杨镐大败，四万五千人阵亡，朝鲜兵团投降后金，而后金汗国只死了二千余人。努尔哈赤乘胜进攻，一连攻陷开原、铁岭。这是明政府最早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主动出击，从此只有挨打和逃跑的份。　　两年后（一六二一），后金汗国攻陷抚顺、辽阳、沈阳。明政府任命熊廷弼担任辽东军区总指挥（辽东经略），而另任命王化贞担任辽东军区司令官（辽东巡抚），这是大黑暗时代最流行的双线领导制度，目的在互相牵制，防止叛变。总指挥和司令官的权力和责任，很难划分，熊廷弼是继于谦之后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他对领悟力较弱的蠢庸之辈，感到不能忍受，所以他的人缘不好，高高在上的那些官僚政客，尤其厌恶他，他的官位虽然理论上比王化贞稍高，但王化贞有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作他强硬的靠山，所以熊廷弼指挥不了他，熊廷弼只有四千人的部队，驻防山海关（河北秦皇岛东北）。王化贞则拥有重兵六万，驻在山海关之北二百四十公里的广宁（辽宁北宁）。王化贞跟十一世纪的范仲淹一样，善于对内宣传，他宣称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他的大军立刻就可以把努尔哈赤一举荡平。熊廷弼深知道边防军腐败已极，没有战斗力量，坚持主张采取守势，不可轻率挑战。但王化贞壮烈的言词，和用克扣军饷行使贿赂，收到预期的效果，北京大多数重要官员都支持王化贞，一致抨击熊廷弼懦弱无能和刚愎自用。问题是，努尔哈赤并不支持王化贞。第二年（一六二二），当王化贞兴高采烈地招降纳叛，准备出击时，后金兵团先发制人，用闪电战术突击广宁（辽宁北宁），王化贞六万人覆没，只身逃走。　　这次战役跟熊廷弼无关，但宦官巨头魏忠贤认为跟他有关就跟他有关了。熊廷弼被逮捕下狱，三年后（一六二五）斩首。熊廷弼死时，王化贞虽然也在监狱里，但他仍然活着，在大量贿赂下，高级官员继续支持他，并且有数万被雇佣的职业群众，在北京街头示威，为卓越的王化贞将军呼冤。　　王化贞的失败，使明政府在东北的土地，即辽东军区，丧失了百分之九十九，山海关外，只剩下锦州（辽宁锦州）、松山（辽宁锦州南松土堡）、宁远（辽宁兴城）三个孤城。宁远在山海关东北一百一十公里，由年轻有为的将领袁崇焕防守。　　努尔哈赤于击败王化贞后，即把首都从赫图阿拉城（辽宁新宾）迁到刚从明政府手中夺取的辽阳（辽宁辽阳）。三年后（一六二五）再迁都沈阳（辽宁沈阳），步步进逼明帝国。明年（一六二六），努尔哈赤亲统十一万没有战败过的精锐兵团，围攻宁远，企图把山海关外的明政府的势力，全部肃清。结果遭到失败，努尔哈赤被守军使用的葡萄牙巨炮击中，重伤而死。　　四　清帝国以战迫和　　努尔哈赤的逝世对后金汗国没有重大影响，这是新兴政治力量的一种重要考验。他的继承人皇太极于老爹死后的次年（一六二七），对宁远发动第二次攻击，被袁崇焕第二次击退。皇太极在回军途中顺便进攻锦州，又被守军击退。明政府宣传这次战役是“锦宁大捷”。　　皇太极同他老爹一样的干练，他综合分析宁远城外失利的结果，得到一个结论。认为明政府虽然困于国内如火如荼的民变，日趋衰弱，但边疆上的重点实力仍不能忽视。他希望跟明政府和解。只要明政府承认他的汗国存在，他愿意结束战争。　　于是。皇太极采取行动，一是用武力征服南方的朝鲜王国和西方的蒙古察哈尔部，以切断明政府的左右两翼。一是绕过宁远（辽宁兴城）和山海关，从另外的道路，攻入中国本土，对明政府施以压力。这两者他都做得非常成功，朝鲜国防军溃败，在亡国和屈服之间，选择屈服。蒙古察哈尔部领袖林丹汗被击败后，向西逃亡，死于青海湖附近，他的儿子投降。后金汗国遂跟中国以长城为界，开始发动一连五次以战迫和的入塞攻击，完全采取蒙古帝国初期对付金帝国的挖心手段。我们把这五次攻破长城，深入中国心脏地带的战役，列为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腐败的明王朝政府手中的万国长城，已成为脆弱的篱笆，丧失了它所应具有的防御北方蛮族的功能。后金汗国在稍后也拥有葡萄牙巨炮，只要高兴，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轰出一个缺口，长驱直入。　　最重要的一次入塞是第一次，由皇太极亲自率领，直抵北京城下，给骄傲自大的明政府带来最大的震恐。袁崇焕这时已擢升为辽东军区总司令（辽东督师），他得到消息，立刻统率五千骑兵向北京驰援，日夜不停的奔驰四百公里，到达北京时，人与马都疲惫不堪，但仍在广渠门（北京城门之一）外，击退后金兵团的攻势。可是北京那些勇于内斗的官员们并不感谢他，反而认为他应负不能阻挡敌人攻破长城的责任。而被攻陷的喜峰口（河北迁西北），却是属于另一个军区——蓟州军区。皇太极对这个屡次阻挠后金军事行动兼杀父之仇的袁崇焕，尤其恨入骨髓。一个小说上虚构的反间谍故事，移上真实的政治舞台。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运用“周瑜计赚蒋干”的方法，实施他的阴谋。　　这个阴谋中扮演蒋干角色的是两个被俘虏的明王朝宦官，他们在睡梦中隐约听到看守他们的后金卫士如下的耳语对话。一个问：“今天怎么忽然停战？”一个答：“我看见可汗骑马走向敌人阵地，有两个人迎上来相见，密谈了很久。大概袁崇焕有什么秘密信息，事情很快就会解决。”两个宦官不久就自以为很幸运的逃出牢笼，回到北京，向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检告发。不但朱由检大大的震怒，几乎所有的官员都额手称庆叛徒的奸谋败露，使北京得免陷落。袁崇焕被捕，在舆论沸腾中，受到磔刑处死。　　过了十六年，后金汗国（那时已改称清帝国）攻占北京，公布这场公案的内幕，用以炫耀自己的聪明，嘲笑明王朝官员愚蠢如猪。　　袁崇焕冤狱，为后金汗国铲除了一个最大的劲敌，但皇太极仍继续追求和解。他发现汉民族对“金”这个国名，和“女真”这个族名，有一种无法泯灭的憎恨感情，阻碍两国接近。而“可汗”也只是部落总酋长的称谓。于是，就在一六三六年，第一次入塞撤退后，采取一项重大而激烈的改变：取消“金汗国”，改称“清帝国”；取消“女真”，改称“满洲”；取消“可汗”，改称“皇帝”。并且进一步取消自己原来的中国姓氏“佟”，改姓女真姓氏“爱新觉罗””，彻底泯灭“建州女真”和“建州卫”臣属过中国的那一段历史。杜撰满洲人的起源，宣称是三位仙女中的一位仙女的后裔。　　为什么改称满洲？历史学家有很多解释，我们认为可能为了纪念建州卫的创立人，他们伟大的英雄祖先李满住。“满洲”“满住”，声音相似。这不是没有前例的，四世纪大分裂时代吐谷浑汗国，就是用他们祖先慕容吐谷浑的名字，作为部落和汗国的名字。自此次改称之后，清帝国对“金”、“女真”、”可汗”，无论在文件上或书籍上，全部一笔勾销，好像地球上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当然他们无法没有遗漏，所以我们才知道。　　不过，和解仍不能达成。明政府要求清政府去掉皇帝的尊号，改称国王，作为像朝鲜一样的藩属。清政府则要求两国的地位平等，而且还要把长城以北的三个据点割让。双方事实上都无法接受对方的条件。明政府更有一个心理上的困难，那就是清政府那一撮人在理论上显然是一群叛徒，要是公开承认它的合法而又尊严的地位，有违儒家的“汉贼不并立”的正统思想。而且自从十二世纪秦桧诬杀名将岳飞，跟金帝国和解，因而招致唾弃以来，中国人对于和解有一种罪恶的印象，认为凡是主张作战的都是民族英雄，凡是主张和解的都是投降屈服的卖国贼——即秦桧系统的认贼作父的汉奸，连皇帝都不敢公然触犯这些禁忌。一六三八年，明王朝已残破不堪，清军作第四次入塞时，河南军区司令官（河南四川军务总理）卢象升，率军增援北京。朱由检问他的意见，希望听到主和的建议，但卢象升正色说：“我主战。”朱由检只好默不作声。卢象升是一个主战派的典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事实上他就在这一战役阵亡。但他的政治见解——明明战不胜而偏要战，却严重的伤害了他所效忠的国家和政府。　　皇太极终于把明王朝的锦州、松山先后夺取，并且在松山生擒了明军总司令（蓟辽总督）洪承畴。山海关外，只剩下宁远（辽宁兴城）一个据点。朱由检命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陈新甲加速跟清政府接触，经过无数次往返，已进入可行的阶段。可是陈新甲粗心大意，竟把这种极机密的文件，随便放到桌子上，被他的助手当作可以公开的普通文件，刊入政府公报（邸抄），于是，立即引起空前庞大的政治风暴，全体官员誓言跟通敌卖国的汉奸不共戴天。朱由检不敢承认这是他的主意，而且也痛恨陈新甲不能保密，陈新甲遂被处斩，和谈也跟着停止。　　依当时的情况，和解是使明王朝得救的唯一机会。如果能像十一世纪宋帝国跟辽帝国那样和解成功，明王朝即可减轻人民的赋税，再把抗清的部队投入内战战场，它可能不致覆亡，至少可能使覆亡后延。　　现在，和解的主持人被杀，皇太极由失望而愤怒。他再作第五次入塞，明政府已无丝毫力量阻挡。　　五　朱由校与魏忠贤　　自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到一六四四年他的孙儿攻进北京，二十八年间，明政府不但不能发愤振作。反而更加速溃烂。　　第十四任皇帝朱诩钧的断头政治，继续如故，但他总算在萨尔浒战役的次年（一六二○）逝世。他死后，三十四岁的儿子朱常洛即位，在位只三十天，一病而死，十六岁的儿子朱由校继位。　　在朱诩钧死时，宰相们利用遗诏方式，下令取消矿监、税监等等宦官系统机构，全国人民再一次松一口气。然而，这口气又是松的太早，朱祁镇跟王振、朱厚照跟刘瑾的政治形态，第三次出现，这一次由十六岁的第十六任皇帝朱由校跟他孩童时带他的玩伴宦官魏忠贤担任主角。　　朱诩钧在位的末年，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出现了被称为“东林党”的团体。这件事要追溯到上世纪（十六）九十年代，内政部长（吏部尚书）陈有年被迫辞职，他的部下文官司司长（文选郎中）顾宪成上奏章请求皇帝挽留，朱诩钧索性连顾宪成也一并免职。顾宪成回到他的故乡无锡（江苏无锡），在东林书院讲学。讲学时，经常批评现实政治，他们虽不敢攻击皇帝，但敢攻击宰相。具有同一观点和同一利害的人群，遂结合成一个阵营，互相呼应。他们在没有权力时，固然反对当权份子，但他们中间一旦有人当了权，也同样排斥他们所不满意的人，这种排斥，往往不是以是非为标准，而是以同党不同党为标准。不久，被他们所排斥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也结成一个阵营，跟他们对抗。东林党和反东林党，壁垒分明。　　魏忠贤是在跟他的政敌，另一位宦官王安斗争中，取得胜利，夺到大权的。因为东林党支持王安的缘故、魏忠贤早就存心报复。而反东林人士为了打击东林，遂跟魏忠贤结合，东林人士就称他们这个新结合的团体为阉党。阉，一种割掉畜牲生殖器的手术。这个称呼包含极端的轻蔑，但却十分恰当，因为他们的领袖魏忠贤确是被阉割过的人物。　　魏忠贤的阉党比王振、刘瑾的摇尾系统，要庞大百倍，最后几乎包括大多数宰相和大多数政府官员。特别有权势的核心组织，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五虎是核心的核心，全属智囊人物，以国防部长（兵部尚书）崔呈秀为首，教育部氏（礼部尚书）田吉为次。五彪是第二圈的核心，全属镇压反对派的打手，以首都治安司令官（锦衣卫都督）田尔耕为首，军法处长（锦衣卫指挥掌北镇抚司事）许显纯为次。至于地位崇高的宰相顾秉谦、魏广征之辈，不过是外围份子，还跨不进核心。其他的“狗”“孩儿”“孙”之类，更等而下之。顾名思义，就可窥知他们的成员是什么东西。魏忠贤手中有两份阉党提供的名单，一份是“奸党邪人”，指东林党以及反对阉党的人物，一份是“为国正人”，全属阉党和摇尾系统。前者供魏忠贤打击，后者供魏忠贤擢升。　　魏忠贤采用的仍是传统的冤狱手段，即合法的屠杀。最先开刀的便是籍隶东林党的名将熊廷弼，并借熊廷弼把反对派一网打尽。不过所异于过去的是，魏忠贤所扣下的帽子不是“谋反”）而是“贪污”。魏忠贤宣称那些为熊廷弼呼冤的官员，全都接受了熊廷弼的重贿。于是，包括监察部长（左都御史）杨涟，评议部主任委员（都给事中）魏大中，大批被指为东林党的中央地方官员，都被逮入诏狱（就是五彪之一许显纯所主持的军法处——北镇抚司）。在酷刑之下，他们只好承认受贿。他们所以承认，一则是受不了拷打，一则也希望承认了之后，能由诏狱移送到政府的正式司法系统（三法司），得以获得申诉的机会。但他们承认后，阉党并不移送，而就在诏狱中追赃，每三天拷打一次，他们缴不出天文数字的赃款，结果仍惨死在拷打之下。　　——当杨涟的尸体被家属领出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有一个压死他时用的土囊，耳朵里还有一根横穿脑部的巨大铁钉。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到生蛆之后，才被拖出来。事实上凡是捕入诏狱的人，不承认罪名也不能摆脱死亡，而且死得更惨。即令移送政府司法机关，结局也是一样，司法部长（刑部尚书）薛贞的话可作为说明，薛贞是魏忠贤的“十狗”之一，正力求晋升高一级的“五彪”阶层。他训示扬州（江苏扬州）行政长官（知府）刘铎说：“生在这个时代，应该为自己的前途（功名）着想。别人的生死，跟我什么相干？”　　阉党一面血腥镇压，一面发动一项歌功颂德的专案作业，命各地官员为魏忠贤建立祠堂。祠堂本是拜祭死人的场所，但摇尾系流却在魏忠贤还活着的时候，在祠堂中树立魏忠贤的塑像，供人当神仙般的焚香跪拜，祈求降福。　　发明这种新型摇尾形式的，是高级官员之一的浙江军区司令官（浙江巡抚）潘汝祯，于一六二六年出奇制胜，第一个建立魏忠贤的生祠，魏忠贤对这个无耻之徒大为欣赏。各地遂纷纷跟进，俨然成为一种一窝蜂的效忠运动。当欧洲人疯狂地向亚洲、美洲侵略，后金汗国疯狂地向明王朝进攻，中国各地民变风狂地涌起之时，明政府全体官员，却向一个宦官，疯狂地谄媚　　不过，魏忠贤不像第二次宦官时代唐王朝的宦官，他始终没有取得军权，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致命伤。就在发动建立生祠运动的次年（一六二七），他的权力魔杖朱由校突然逝世，朱由校没有儿子，由他十九岁的弟弟朱由检继承帝位，魏忠贤跟着从高峰跌下来。　　魏忠贤当权仅仅七年，但已经足够把明王朝的根基全部挖空。　　六　天崩地裂的农民大暴动　　朱由检坐上宝座后，对人人切齿的阉党加以清算，魏忠贤和他圈圈里的人物，先后自杀或被杀，生祠也被拆掉。但朱由检虽有力量铲除阉党，却没有力量应付迎面而来的两项威胁。一项是新兴的像巨魔一样的后金汗国，我们前面所叙述的五次入塞挖心战术，就是在朱由检即位后的第三年（一六二九）开始的。另一项是民变更加严重，武装群众像野火一样，燎原并起，他们粉碎一切旧有的社会秩序，向四方蔓延。　　朱由检坐上宝座的当年（一六二七年），整个北中国发生可怕的蝗灾和旱灾。普通情况是，水灾的面积比较小，而旱灾一旦形成，即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旱灾必然引起蝗灾。灾难于是扩张到旱灾以外地区，使千里之外的青青麦禾，数天之内，被吃个精光。我们在下面引用一段评议部委员（给事中）马懋才给朱由检上的奏章，代作说明：　　我是陕西省安塞县人，地方官员的报告中，常说“父亲遗弃儿子，丈夫出卖妻子，或挖掘草根吞食，或挖掘白石充饥。然而所形容的距事实仍远。我的家乡延安府，自去年到今年，一年没有落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乡民争着采食山中的蓬草，虽然勉强也算作谷物，实际上跟糠皮一样，味道苦涩，吃了仅能免死。到了十月，蓬草食尽，只有剥树皮来吃，所有树皮中唯榆树皮最为上等，但仍要混杂其他树皮同吃，也不过稍稍延缓死亡。到了年终，树皮又被吃完，只有挖掘山中的石块来吃，石块冷硬，其味腥涩。只一点点，即可吃饱。但数天之后，因不能消化，就腹部发胀，无法大便，下堕而死。一些不甘愿吃石块而死的乡民，只好集结起来当强盗。另一些稍有积蓄的家庭，被抢劫一空，也变成饥饿的群众。他们知道当强盗是犯法的，非死不可，但他们与其坐着等死，宁愿当强盗犯法被处死，即令当鬼，也愿当一个饱死鬼。最可怜的是，在安塞城西一带地方，每天必有一两个婴儿或幼童被遗弃在那里，哀号呼唤爸爸妈妈。在力竭肚饿时，就拣吃地上的粪便。到明天，全都饿死。更可怕的，幼年人或独行人，一出城外，便告失踪。以后见城外的贫民用人的骨头当木柴烧，烹煮人肉，才知道失踪的人，都被饥民吃掉。可是吃人肉的人也不能维持残生，他们用不到几天，就头部肿胀，浑身燥热而死。　　（奏章中所称的“石块”、“白石”，就是乡民们所称的“观音石”、“观音土”，产于黄河中游两岸地区，用水煮沸，可溶化为浆糊状态，吃下去可以压制暂时的饥饿。但不久就在胃肠中凝固，还原为石块，使人堕胀而死。）　　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隐约的听到那些被遗弃在荒郊的孩子们呼唤爸爸妈妈的哭声，也依稀的看到那些小身躯蹲下来拣吃粪便的背影。一个政府把人民陷入如此悲惨之境，实在是不能原谅的罪恶。善良的中国人痛苦地向上苍呼喊：“天老爷，耳又聋，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天老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夭，你塌了吧。”一些有头脑的饥民为了活下去，他们拒绝吃观音石，集结起来，向官员和乡绅强行夺取食物。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从陕西省到河南省一，从武昌（湖北武汉）到成都，全国沸腾。武装群众的领袖中，以张献忠和高迎样最为著名，他们正是马懋才所说的陕西省安塞县附近的饥民。张献忠是安塞县西北一百三十公里延安卫柳树涧（陕西走边东）人，号称八大王。高迎祥是安塞县东北一百三十公里米脂县人，号称闯王。高迎祥在后金汗国改称清帝国的那一年（一六三六），被明政府军生擒，送到北京，以叛乱罪用酷刑磔死。他的外甥李自成被推举继任闯王。　　　　李自成从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个传奇人物。他本是一个安份守己的贫苦农夫，曾向姓艾的乡绅借过钱，限期到时，在大旱成了上述那种情况下，他无力偿还，艾家通知米脂县政府把李自成逮捕，拷打后戴上重枷，押到市场上，在毒烈的太阳下示众。艾家更教他的仆人们在一旁监视，不准李自成的家人给他送饭，艾家的意思是要李自成在刑具下活活饿死或晒死，用以威吓其他那些欠债的穷人。看守李自成的狱卒于心不忍，把李自成移到有树荫的地方，给他一点饮食，艾家仆人们咆哮着上前阻止，李自成悲愤地说：“我就是被太阳晒死，也没有关系。”踉跄地仍爬回到烈日之下，拒绝吃狱卒们的东西。围观的群众不胜愤怒，在呐喊声中拥上去，把重枷打碎，一齐逃到城外一带的树林中，商议如何善后。一直到这时候，他们仍没有跟政府对抗的意思。但县政府已出动军队围剿，群众知道一旦被捕后的结果是什么，于是拿着树枝木棍，从树林中一拥而出，为首的军官大吃一惊，从马背上跌下来，竟跌死了，军队溃散，弓箭刀枪，全被群众据获。他们有了杀人武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在当天夜间，进攻米脂县城，很顺利地把县城占领，附近饥民们闻风而至，立即集结一千余人，进军富裕的地区。他们在战争中成长茁壮，又因为怀着过度的悲痛和愤怒，所以每攻陷一个地方，对官员和乡绅所作的报复，也非常残酷（我们不能想像那个艾姓乡绅跟他仆人们的命运）。　　明政府认为这种到处觅食的武装饥民是流寇，流寇的头目都是一些本性凶恶狡狯、人人得而诛之的叛乱匪徒。明政府用两种传统的老方法对付他们，一是讨伐，一是招降。　　讨伐是军事行动，但腐败的明政府军队所到之处，大肆奸淫烧杀，比饥民们仅加之于官员和乡绅身上无情的报复更甚。一六三四年，评议部主任委员（给事中）吴甘来的弹劾案，可代作说明，他在给皇帝朱由检的奏章上说；“山西军区总司令（山西总兵）张应昌兵团所杀的，一半以上是逃难的乡民，用他们的人头冒功领赏。中原（河南省）人民对曹变蚊所属军队的恐惧，远过于流寇。陛下想使人活下去而不能，军官们却一点不动心的把他们屠杀。”就在上世纪（十六），民间就有一首歌谣：“盗贼（饥民）好像梳子，军官好橡蓖子，士兵好像剃刀。”　　招降是政治解决的手段，但饥民投降之后，即令幸而不被指控为“诈降”而加屠杀，也会终于被迫再叛。一六三八年，张献忠曾向明政府投降，被安置在谷城（湖北谷城）一带。第二年（一六三九），忽然呼啸着拔营而去。临走时，在城墙上公布使他们不堪负荷的勒索贿赂的官员们的名单和已经勒索到手的款数，在名单后他们声明说：“不向我们要钱的，只有兵备（中级军官）王瑞(木冉)一人。”张献忠如果不早日脱身，一旦财货被勒索罄尽，而官员们却不相信已经罄尽时，他的结局可以预卜。　　朱由检也曾用严刑峻法制裁贪官污吏，但明政府已失去肃清贪污的能力，因为贪污的根恰恰就是朱由检。任何高级官员，文官包括宰相，武官包括总司令，都必须靠宦官支持，才能保持他的性命、地位和有希望擢升，而宦官的支持是非钱不行的，那些债官债帅当权之后，要想他不贪污，绝不可能。朱由检杀的贪污官员越多，贪污反而更炽，官员们互相警惕的不是停止贪污，而是不被发觉。　　饥饿的武装群众也开始转变。一六四○年，李自成得到两位知识分子（举人）李岩和牛金星的合作。李岩所以背叛明政府，是一个另一类型的官逼民反的故事。他是河南杞县人，一位高级官员的儿子，家庭富有，属于乡绅阶层，但在遍地饥谨的时候，他拿出粮食作救济工作，饥民们感激他，互相传扬说：“李公子救了我们的命。’当时有一位江湖上卖艺走绳索的美丽女郎，名红娘子，因没有人再看她表演的缘故，她的生路断绝，就也加入饥民的行列，成为一支武装力量的首领。她在一次攻击杞县的战役中，把李岩掳去，强迫他跟她结婚。李岩不甘心做流寇，婚后不久就逃了回来。但明政府却把他逮捕下狱，通匪的证据既然如此确实，所以任何解释都没有用，他被判处死刑。在行刑的前夕，红娘子攻破县城，把丈夫救出，李岩只好死心塌地叛乱到底，劝红娘子投奔李自成，他跟另外也是举人出身的牛金星，共同成为李自成的智囊。　　他们所以选择李自成，跟纪元前三世纪，张良、韩信所以选择刘邦一样。不是每一个群众首领都有政治头脑的。像张献忠，他只能成为真正的流寇。李自成在李岩、牛金星的辅助下，停止报复性的屠杀，发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号召。四年后（一六四四），李自成攻陷陕西西安，就在那个唐王朝的故都，正式组织政府，建立顺帝国，并立即北伐。　　七　朱由检的下场　　明王朝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检并不是不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犹如小学生没有写出博士论文的能力一样。他精力充沛，沾沾自喜于自己明智的措施，发脾气的时候不可理喻，而且几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发脾气。他对自己的错误永远有动听的掩饰，绝不寻求更正，却喜欢他的部下歌颂他英明。　　朱由检深知宦官的弊害，所以当权后立即把阉党排除。但他不久就发现只有宦官最最忠贞，于是一切恢复原状，而且更变本加厉，大量的派出“监视宦官”到各军区、各兵团司令部、各重要城市，去监视主管首长有没有叛变的行为和是不是尽忠职守，完全是八世纪唐王朝和他刚刚撤销的监军制度的复活。最有趣的是，在从前，所有的军事指挥官无一不反对宦官，而现在几乎一致的热烈欢迎。因为从前那些军事指挥官还希望能建立功勋，所以讨厌宦官在一旁动则掣肘，朋政府末年的一些军事指挥官已没有报国的情操，他们发现只要满足监视宦官的私欲，自己反而可以从事更大胆的罪恶行为，任何人控告军事指挥官杀人越货、贪赃枉法都没有用，监视宦官会证明绝无此事，皇帝只相信监视宦官的话。　　朱由检最勇敢的一件事是杀人，在发脾气时，像一头挣脱了锁链的疯狗，人性和理性全失。一个城市沦陷，就把守城的将领杀掉，一个地方沦陷，就把守地的首长杀掉。陕西省华亭县（甘肃华亭）县长徐兆麟，到任只七天，照样依法处斩。朱由检对饥饿的武装群众恨入骨髓，坚决地指控只是一撮奸邪份子煽动起来的，有人向他提及饥懂和官员乡绅贪暴，他就发怒，发怒的原因是他无法解决，所以他不愿听到、不过他倒是确信小动作可以帮助他，确信仅只虚心假意的表演一下就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所以他不断地宣布“避殿”、“减膳”、“撤乐”，不断地声言流寇也是他最亲爱的赤子，不断地下令政府官员自我检讨（修省）。有一次还把宰相们请到金銮宝殿上，向他们作揖行礼，说：“谢谢各位先生，帮助我治理国家。”然而不久就大发雷霆，把被他谢谢的“各位先生”杀掉。朱由检的急躁性格，使他迫不及待地追求奇迹，并且认为重刑是促使他部下创造奇迹的动力。但有才干的部下又使他如芒刺在背，他只能用宦官型的恭谨无能之辈，在这种人之前，他才心情愉快。朱由检尝叹息他无缘得到岳飞那样的将领，其实，恰恰相反，他已得到了一位岳飞，那就是袁崇焕，结果却用冤狱酷刑对待他。　　一六四四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顺帝国政权后，即出发北伐，穿过山西省，直抵首都北京城下，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连最著名的九边之一的军事重镇大同（山西大同），都望风投降。最使人奇怪的是，各地主张投降最力的，却是那些被认为最忠贞的监视宦官。李自成于同年三月十七日到达北京，明政府用以保卫首都、但却五个月不发给薪饷的十万人的防卫部队（京管），霎时叛变。在宣府（河北宣化）投降的监视宦官杜勋，告诉城上的宦官同僚说：“我们的富贵，另有地方，不要太死心眼。”次日（十八）夜晚，监视城防的宦官巨头曹化淳大开城门，迎接顺兵团进城。像铁铸一样坚固的北京城，没有经过战斗，就告陷落。　　朱由检听到消息，乘天还未明，企图逃走。他抛下妻子儿女，手提着一支当时最新式的武器三眼枪，率领十数个还接受命令的宦官，宦官们都手执利斧（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每人发一支三眼枪。也不明白朱由检何以众叛亲离到如此程度，身旁连一个追随的将领都没有）。朱由检跑到东华门时，守门的宦官用乱箭阻止他逃走。朱由检再跑到齐化门，齐化门的守将是朱由检最亲信的朱纯臣公爵，朱由检找到朱纯臣的住宅，朱纯臣听说皇帝驾到，这在平时是稀世的荣耀，他会狂奔出来跪在门口迎接，可是现在他下令不准开门。朱由检再奔向安定门，安定门的守军已全部溃散，没有人在那里，城门封闭的很坚固，朱由检手下宦官们的利斧也无法把它劈开。这时已到了十九日的拂晓，大火四起，顺兵团搜索前进的声音渐渐逼近，逃既逃不掉，朱由检只好重返皇宫，在一座名为煤山的人工山之上，自缢而死。他在自缢之前；留下一份下列的遗书：　　逆贼直逼首都，固是由于我的品德不足，上天才降下惩罚，但也是群臣误我。我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请去掉我的帽子衣服，把头发披到我脸上。任凭逆贼割裂我的尸体，不要杀伤人民一人。　　这份遗书可能是后人伪造的，但也可能是真的，因为它充分显示朱由检用小动作掩人耳目的伎俩。他把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到别人身上，自己责备自己品德不足，并不是真心的承认错误，而只是用以烘托群臣的罪恶。问题是，群臣中没有一个人出于民选或老天爷派下来的，全部由朱由检任用，中国那时有六千余万人口，不知道他为什么专挑选一些“误他”的人当他的政府官员。朱由检要求“逆贼”不要伤害人民，他也知道“这贼”不会听他的，这种廉价的文章，不过企图留下他非常慈悲的印象。那些在安塞县荒郊哭泣爸爸妈妈和蹲在地上吃粪土的孩子，以及被明政府军屠杀的难民饥民，恐怕不会同意朱由检有此悲天悯人的胸襟。　　李自成坐上朱由检坐的宝座，把顺政府由西安迁到北京。明政府的那些烂污官员，包括拒绝朱由检进门的朱纯臣公爵和另一位吴襄伯爵，他们一窝蜂投降，跪在李自成面前，歌颂他的功德，并争先恐后贡献扫荡明政府残余势力的计策。不过顺政府的反应大出他们的意外，新王朝的官员们把旧王朝的官员，当然包括二人在内，全部投入监狱，苦刑拷打，追缴他们在明政府时代贪污所得的赃款。　　八　清军入关　　顺政府当时虽占领了北京，但事实上他们只控制了华北的一部分，明政府一支最强劲的边防军，由蓟辽兵团司令官（蓟辽总兵）吴三桂——吴襄的儿子，率领着从他的防地宁远（辽宁兴城），正向北京驰援，先头部队已到达距北京一百五十公里的丰润（河北丰润）。　　顺政府这时正陷于狂欢的追赃行动中，不能冷静下来考虑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同时，他们从拷掠第一个贪官起，就重蹈九世纪时变民领袖黄巢所犯过的错误，那些饥民出身的新官僚在使人眼花缭乱的珠宝金银之前，几乎是一霎时就把最初起事的精神，丧失殆尽；在宦官和宫女包围的皇宫中，李自成无法跟往常一样的同他的高级干部生活在一起。　　吴三桂得到李自成即位的消息，决定投降。他父亲吴襄正好也派遣仆人到军前劝他入朝。但经过下列一段对话后，吴三桂的态度立刻转变。他问他父亲的情形，仆人说：“已被逮捕。”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释放。”又问他的财产，仆人说：“已经没收。”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发还。”又问他美丽的爱妾陈圆圆，仆人说：“已被宰相刘宗敏抢去了。”吴三桂火冒三丈，下令他的军队为死去的皇帝朱由检穿上白色丧服，誓言为朱由检报仇，在答覆他父亲的信上，慷慨激昂说：“父亲既不能当忠臣，儿子自不能当孝子。”他知道不能两面作战，于是，转过脸来，向昨天还是敌人的清帝国投降，请求清帝国派遣军队入关（山海关），联合剿匪。　　——不久，诗人吴梅村写了一首史诗，名《圆圆曲》，描述这件事，其中有两句：“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家家传诵。吴三桂那时还在云南昆明，既不能用诬以谋反冤狱的手段于万里之外杀吴梅村，只好送黄金一千两给他，请求把两句删掉或予以修正，吴梅村拒绝接受。　　清帝国一六四二年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入塞大掠。到次年（一六四三）初夏，才满载而去。就在当年（一六四三）秋天，第二任皇帝皇太极逝世。皇太极是暴卒的，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出于谋杀。当十七年前（一六二六）努尔哈赤死时，为了争夺宝座，曾引起一场风暴，次子代善以下都被排除（长子早死），而由第八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之死，使风暴再起，他的长子豪格以下都被排除，而由六岁的第九子福临继位。这种反常的继承，说明争夺的激烈。皇太极的亲军曾包围皇室会议，提出警告说，如果不立福临当皇帝，他们就得跟皇太极同死。以致亲王们纷纷逃席，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遂顺利地达到当摄政王的目的（他的目的最后当然仍是金銮殿，但他入关后就死了）。亲王硕托跟另一位亲王之子阿达礼，企图发动政变罢黜多尔衮，被多尔衮先发制人杀掉，但内战随时可以爆发，清帝国正进入危险的瓶颈时代。　　而就在这个时候，福临即位后第八个月，吴三桂求援的文书到达，清政府才知道中国发生巨变，宁远城（辽宁兴城）已空，数十年可望不可即的山海关，现在大开关门欢迎他们莅临。命运之神像母亲照顾婴儿一样照顾这批鞑靼，霎时间满天云雾消散，一个新的、使人兴奋的奋斗目标出现面前，内争平息，多尔衮亲王下令入关。　　李自成亲自统军攻击吴三桂，在山海关下会战，正鏖战到难解难分的时候，清帝国的满洲兵团从侧翼发动突袭，顺兵团蓦然间受到穿着奇异服装、发着奇异号令的生力军的攻击，不禁大声喊叫：“鞑靼兵参战了。”这是一个晴天霹雳，被旧王朝腐败病菌迅速侵蚀的顺兵团，承受不住这个打击，战斗力霎时崩溃，战士四散逃奔。李自成不能阻止溃退的浪潮，跟四世纪时苻坚在泥水上不能阻止前秦兵团溃退的浪潮一样。一泻千里的颓势，使李自成不得不放弃北京，向西安继续撤退。但在吴三桂的追兵下，西安也无法立足，就再放弃西安，向东南逃亡，行军到通城（湖北通城），李自成独自率领二十余骑兵通过九宫山（湖北通山东南）时，被村民误杀，部众溃散。　　清帝国的满洲兵团顺利地进入北京，他们宣称是被请来帮助驱逐“流寇”的。现在，“流寇”已被驱逐，应该把房子归还原主人了。可是这位正义凛然的大侠客，不但不把房子归还，反而把自己的家搬过来，坚持说他们就是主人。多尔衮把清政府从沈阳迁到北京，一面督促吴三桂兵团继续南下，一面派他的满洲兵团和投降过去的一些汉奸兵团，向长江流域进攻，消灭明王朝的残余力量。　　明王朝的残余力量努力反抗，一连串三个皇帝出现在江南，企图阻止鞑靼前进。可惜烂苹果堆里不可能挑出好苹果来，他们全是十足的酒肉皇帝，所以不能成功。　　第一位是朱由崧，洛阳被杀的亲王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的首都设在南京，他当了皇帝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征集宫女，第二道命令就是命各地方官员进贡春药秘方。被贬窜的阉党巨头之一的阮大钺，被召回政府任职，跟实力派宰相马土英结合成一条阵线。当初阉党被排除时，称为“逆案”，现在二人用“顺案”作为反击，凡从顺政府辖区逃出来的人，轻易的都被扣上“通匪有据”的帽子，大肆杀戮。这个乌烟瘴气的小朝廷只维持了十三个月，北京陷落后的明年（一六四五），清军攻破南京，把朱由崧捉住，送到北京砍头。　　第二位是皇族血统较为疏远的朱聿键王，南京陷落后，他辗转逃至福建福州，受到福建兵团司令官（福建总兵）郑芝龙的拥戴，继承朱由崧的帝位。可是郑艺龙只是把朱聿键当作筹码，并不打算效忠明王朝。他同蜂涌南下的清军秘密联络，把北境要塞仙霞关（浙江江山南）的守卫撤除，满洲兵团大摇大摆开进来。朱聿键在逃走途中被俘，押回福州处斩。　　第三位是朱由崧的堂兄朱由榔亲王，福州陷落后，他在肇庆（广东肇庆）即位，随后就跟张献忠之类的流寇一样，被清军追逐，在西南地区诸省，不停地狼狈逃亡，对清政府统治全中国的安定局面，已不能发生影响。他就在这种被忽视的状态下，支持了十六年。六十年代一六六一年，朱由榔在中国已无立足之地，只好逃入缅甸王国，搭建草屋，在边界蛮荒地区，跟土人杂居。但缅甸无法抗拒清政府的压力，便把朱由榔交给坐镇云南昆明的吴三桂，吴三桂把他绞死。这个使人作呕的明王朝，建立二百九十四年，到此灭亡。　　——跟明王朝同时结束的，还有漫长的第三次宦官时代。朱由榔十六年颠沛流离的小朝廷中，宦官当权的传统没有改变。最后一位宦官巨头是司礼太监马吉翔，他在破草屋里的金銮殿上，对忠心耿耿、追随正统政府流亡的官员，仍不断地呵责叫骂和施用廷杖酷刑，好像仍在北京一样。朱由榔被擒送回中国之前，缅甸政府把马吉翔诱出杀掉。　　——站在当时的民族感情上，由汉人组成的明王朝的覆亡，使人悲痛。但站在中国历史的高峰回顾鸟瞰，我们庆幸它的覆亡。明王朝本世纪（十七）的疆域已萎缩到三百余万平方公里，而且仍继续不断萎缩，内政的改革根本无望，只有越变越坏。如果拖下去，拖到十九世纪，跟东侵的西洋列强相遇，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会被瓜分，中华民族会成为另一个丧失国土的犹太民族，而且因为没有犹太人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作为向心力的缘故，将永远不能复国。至少，注意一点，二十世纪清王朝一再割地之后（总共割掉了、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中国仍有一千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比明王朝要大三倍，使中国具有翻身的凭借。这当然是二十世纪的今天一切都事过境迁后的观点，不是当时面对着异民族铁蹄入侵时的观点，两者时间相距三百五十年。　　九　汉民族的反抗与三藩战役　　满洲人从没有想到会把明王朝消灭，更没有想到会成为天朝中国的主人，突然间被吴三桂邀请入关，已大大地出他们意料之外，而迁都北京后，向南方进军，好像暴风吹散一堆落叶，所向无敌。满洲民族于是大为惊奇，惊奇他们自己的满洲兵团竟是如此的英勇，也惊奇汉民族竟是如此糟透了的懦弱。　　事实上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但它是有原因的，明王朝的军队腐败已极，汉民族疲惫已极。统治阶层的变化已不能刺激强烈地反应，在人民眼睛中，满洲兵团，汉奸兵团，明政府的正规军和游击队，以及所谓流寇，都是一丘之貉。更加上对明政府和对朱姓皇帝的厌恶，除了少数士大夫乡绅之外，没有几个人肯认真的为它牺牲。　　于是清政府毫无忌惮，就在一六四五年，攻陷南京之后，颁布剃发令。　　剃发，在另一个角度说，也叫辫发。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北方的一些蛮族，都是辫发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五世纪大分裂时代，南朝的汉民族诟詈北朝的鲜卑民族是“索虏”。索，绳索，形容他们的辫子像绳索一样垂在背后（这诟詈比较温和多了，二十世纪初叶，汉人讥嘲满洲人的辫子是猪尾巴），这种专属于男子的发型，十分丑陋，先把头顶四周的头发剃光（剃发），只留下头顶当中的一撮，使它成长，然后结成辫子（辫发），垂到背后。在稍为有点文化水准的人看来，如此装束，实在难以入目。汉民族男子对头发传统的处理方法是束发，既不剃边，也不下垂，而只是盘在头顶上。　　金帝国在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就曾下过剃发令，凡拒绝一律处死，但只限于政府官员。现在清政府则普及全体汉人，严厉地执行，并喊出狰狞的口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是一项尖锐的挑战，一下子触发起疲惫不堪的汉人的民族情愫，原来对砍头都驯服的像一群羔羊，忽然间只因为要剃掉他头上一部分头发而怒吼如虎。我们引叙当时绍兴（浙江绍兴）一位西洋的传教士马丁尼在他的《鞑靼战争记》一书中的目睹记载，代为说明：　　鞑靼军发现没有任何抵抗，顺利地占领绍兴。浙江省南部各县，也很容易的予以征服。鞑靼这时候下令，强迫新近归降的汉人剃发，于是所有汉人，无论士兵和市民，都愤怒起来，手执武器，向鞑靼反抗。他们对国家和皇帝都没有这种热爱，而为了保护自己的头发，却舍生命去抵抗强大的敌人，鞑靼终于被击退到钱塘江以北。　　最具有代表性的激烈反抗，发生在扬州（江苏扬州）和嘉定（上海嘉定），这两个孤城的殊死战斗，招来满洲人残酷的报复，他们在扬州屠杀十天，死八十万人，在嘉定屠杀三次，死二十万人。　　——这笔血债，于二百年后十九世纪末期，汉民族向满洲人讨还时，称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可是被要求偿还这笔血债的凶手的后裔们，早已忘掉他们祖先这段兽行。　　因为没有统一的领导，最后的胜利仍归于满洲人，汉人终于跟满洲人一样，背后垂下辫子——这辫子垂了二百余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才跟清政府被同时剪除。不过汉民族的战斗力使满洲人变为恐慌，那时明王朝最末一个皇帝朱由榔仍在西南流浪，云贵高原一带山岳起伏，消息跟外界隔绝，清政府不愿再遇到扬州、嘉定那种场面，它希望跟逃亡中的明政府议和，互不侵犯。但大汉奸吴三桂反对，他主张斩草除根，并自愿当异民族主子的先锋，清政府迟疑了很久才接受他的建议，朱由榔遂死于吴三桂之手。　　——回溯十二世纪的往事，金帝国以雷霆万钧之力南侵，却只能推进到淮河为止。而它的后裔清帝国，却迅速地把全部中国并吞，主要的原因是，金帝国在开始时便缺少得力的汉奸和汉奸兵团的帮助，以致完颜兀术虽然渡过长江，仍是一支盲目的孤军。而清帝国入关时，已豢养了不少强有力的汉奸和汉奸兵团，吴三桂更是摇着尾巴送上门的狗。很多重大战役，往往不是满洲人攻击汉人，而是汉奸攻击汉人。　　清政府旗帜下最著名的三大汉奸，都被封为藩王，并划给他们广大的地盘。当时称为“三藩”：　　　　清政府有一项最进步的措施，是皇帝的儿子不一定加封亲王。加封亲王后也不能取得采邑土地，也没有政治性的王府组织。而这三个非皇族的汉奸藩王，却各据一方，成为半独立的局面，显然不是正常状态。连三大汉奸都感觉到，削藩不可避免。　　削藩是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必须采取的手段，但中国历史显示的现象是，每一次削藩，都要引起一次激烈地反抗。一六七三年，尚可喜因为不能忍受他儿子尚之信的横暴，向清政府请求退休，推荐尚之信继承他的王爵并接替他镇守广州。当时的皇帝是福临的儿子玄烨大帝，他允许尚可喜退休，也允许尚之信继承王爵，但不允许尚之信接替老爹镇守广州，他说：“地方官职，没有世袭的规定。”吴三桂、耿精忠（第一任藩王耿仲明的孙儿），听到消息，发现气氛有点异样，于是他们也请求同时退休，目的在试探清政府的态度，希望（并相信）中央会慰留他们。清政府对这件事十分重视，有过激烈的争论，了解一旦真的撤藩，三个大汉奸一定叛变。二十岁的玄烨大帝坚持撤藩，下令接受他们的请求。三藩果然叛变，刚刚安定下来的中国，再陷于混战。　　三藩推举吴三桂当领袖，当时正在剃发令之后，汉人的民族感情沉重而蓬勃，全国各地人民纷纷割掉辫子响应。清军节节后退，后退到黄河一带，仍不断遭到沮丧的失败。可是，有两个重大的因素使形势不久即行倒转，一是吴三桂的汉奸招牌太过于响亮，不能发出明确的政治号召和建立坚强的领导中心，他既引导满洲鞑靼入关，又杀掉朱由榔全家，使他不能利用明王朝的惯性影响力。他只有自己当皇帝，但在这个紧要关头，新兴的政权无法马上产生向心作用。二是吴三桂老了，有老年人最容易发生的过度小心保守的心理状态，不敢采取冒险行动。他要求绝对的安全，但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安全的革命和叛变。　　另一个因素是，吴三桂的对手是玄烨大帝，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年轻气壮，有刘邦豁达大度的胸襟和李世民知人善任的智慧。　　混战九年，一六八三年，三藩全部被扑灭。耿精忠、尚可喜以及吴三桂之孙吴世(王番)（吴三桂已病死）全族处决。　　从一六八二年饥民暴动，到一六八二年三藩结束，改朝换代的战争历时55年，中国又归统一，而且立即出现了一百余年的第三个黄金时代。　　十　中国第三个黄金时代　　第三个黄金时代，始于本世纪（十七）八十年代，终于下世纪（十八）七十年代，距七世纪第二次黄金时代，恰恰一千年，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候。　　但大黑暗并没有过去，那沉重的污染不会这么容易一下子消失。只不过被满洲人强劲活泼的新的生命力，暂时驱逐到一旁，犹如一个淫雨季节中，忽然出现几日晴天一样。　　满洲人仿效明王朝的模式，建立了一个绝对专制的极权体制，整个中央政府，不过是皇帝发号施令的传达室。全体官员，不过是皇帝私人的秘书和传命兵。中央各部，每部设两个部长（尚书），一满一汉。常务副部长（左侍郎）二人，政务副部长（右侍郎）二人。也是一满一汉。六个部名义上虽各有职责，事实上每个部都握有直接给皇帝上奏的权力，谁也管不了谁，所以各部等于有十二个部长，也等于有十二个皇帝的秘书，一切都由皇帝裁决。而各部的任务，也只限于办理皇帝交办的事情，不能像十一世纪宋王朝之前那些王朝的中枢机构一样，可以主动地对地方政府颁发命令。清政府的体制跟明政府的体制至少有一点完全相同，那就是有权对地方政府颁发命令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高高地坐在宝塔尖上的皇帝。最特别的是，清政府的皇帝不仅是中国元首，也是满洲民族的最高奴隶总管。全体满洲人包括最高级的官员宰相在内，都是皇帝的奴隶——这是满洲民族最特殊的社会结构，奴隶们在主子面前，唯一的天职是俯首帖耳。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固然容易败坏。但是历史上极少出现的英明君主，忽然接连着出现时，政府的功能却可充分发挥。　　中国传统的宫廷制度，在清政府手中获得重大改革，嫔妃宦官以及宫廷费用，都大量减少。清王朝皇族来自辽东（辽宁省）简单朴实的社会，带到宫廷中的是一种比较简单朴实的婚姻形态。皇帝除了皇后一人外，嫔妃不过十人左右，虽然仍是多妻制度，但比起从前那种三宫六院七十二御妻和数万名宫女的阵营，是一个可惊的进步，我们试就下列若干项目。加以比较：　　　　注意宫女宦官的人数，九千人和一百三十四人，十万人和五百人。再注意宫廷的每天开支，一万两和三十五两，这是太大的悬殊（明王朝如此浪费的挥霍下，我们回溯朱由检经常表演的“减膳”、“撤乐”、“避殿”小动作，会感觉到他实在是聪明得太过度了）。明王朝的宦官组织，有四十二个机构。福临入关后，曾一度沉迷于这种奢侈的享受，仅把四十二个机构改组为十三个机构，称为“十三衙门”，宦官的权力几乎跟明王朝时代同样膨胀，于是不久就发生宦官巨头司礼大监吴良辅跟汉人宰相刘正宗称兄道弟，买官卖爵的现象，使那时仍具有新兴活泼气质的满洲贵族，大为震骇。一六六一年，福临逝世，他的母亲博尔济吉特太后，跟辅政的大臣们合作，把吴良辅处斩，刘正宗免职，撤销十三衙门，另设立一个内务府，专管宦官和皇宫事务，由满洲贵族担任内务府大臣，宦官数目大量缩减，不再使他们居于领导地位。　　这一些改革，产生两种后果：　　其一，宦官时代从此成为陈迹，无力再现。下下世纪（十九）末期，虽有一、二宦官如安得海、李莲英之辈，很有势力，但性质上是个别的，不能结成一个集团。　　其二，清王朝寿命二百九十六年，共有十二个皇帝，十二个皇帝中，将近三分之二的皇帝都很能干，了解并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三分之一也都属中等的才智，像明王朝那样一连串草包恶棍型的君主，清王朝一个也没有。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包括周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唐王朝在内，出现过这么多具有很强能力，而又肯辛勤工作的帝王。　　对当时的汉民族而言，满洲人征服中国，是中国第二次亡国。但满洲人在文化上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民族，连文字都没有，满洲文字是努尔哈赤时才创造出来的，并不能普遍。因为对满洲人来说，满洲字和汉字，都是新文字，而汉字拥有海洋一样的文化背境，满洲字则只限于日常口语。结果满洲人迅速的汉化，像掉到海里的人非喝下海水不可一样，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建州卫时期，满洲人即已流行汉语。入关之后和汉人更广泛地接触，汉语就更普及。玄烨大帝精通汉文，跟一个汉民族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更精通儒家系统的各种经典。他以后的每个皇帝都是如此。他的孙儿弘历仅中国诗就写了五万余首，以数量而言，在全世界恐怕都要占第一位（可惜他的诗是一种帝王体的打油诗，不堪入目），所以，事实上没有多久，满洲人就以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自居，这跟蒙古帝国的统治阶级深拒闭固的情形，恰恰相反。　　不过，民族的界线仍划分的十分森严。本世纪（十七）时，汉民族人口已达八千余万，满洲民族人口只三百余万，满洲人以绝对少数统治绝对多数，以一个落后的部落统治一个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国，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戒惧。它严厉地禁止满汉通婚，并尽可能排除汉人担任高级军官。在行政管理上，它不能不用汉人，但在满洲人的眼睛里，汉人只是乞丐，由满洲人赏碗饭吃而已，连他们的奴隶都不如，也不赋给汉人权力。就在本世纪（十七），汉人宰相见了满人宰相，汉人部长见了满人部长，都要下跪。会议的时候，满人宰相部长昂然上座，汉人宰相部长跪在他们的旁边，满洲人不开恩叫他们起来，汉人不敢起来。有时候满洲人谈得高兴，忘记开恩，年老的汉大臣跪得太久，甚至仆倒在地。满洲人的想法是，用强大的压力，培养汉人对满人的顺服奴性，直到永远。　　满洲民族所承受的中华文化，跟五世纪北魏帝国鲜卑民族所承受的中华文化，完全相同，主要的是儒家系统的文化，而清王朝承受的更为狭隘，只是儒家系统中的理学的部分。所以，虽然王朝政权和统治者改变，而构成大黑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基础不变，科举八股和酷刑诏狱不变，祖先崇拜和服丧三年不变，反对任何改革的情结不变。也就是，酱缸不变。举一个例子作为说明，监察部委员（御史）谢济世注解四书之一的《大学》时，采用另一古书《礼记》原文，而没有采用理学大亨朱熹的见解，第五任皇帝胤礻真就勃然大怒，判决谢济世死刑。后来好不容易免死，但仍罚做苦工。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都被酱死。　　第三个黄金时代，带给中国的不是第一个黄金时代那种澎湃的学术思潮，也不是第二个黄金时代那种英雄们气吞山河的气概，而仅仅是一百年的和平与秩序。这本是人民最低的要求和政府最低的功能，但它在中国已绝迹了很久。但比起明王朝和更早的蒙古帝国统治时代，这一百余年间的中国人民，好像活在天堂。　　第三个黄金时代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广袤的疆土。东西汉两个王朝和唐王朝都曾为中国增加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行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超过从明王朝承袭下来的中国领土的四倍。　　十一　东方疆土的开拓——台湾　　清政府向外开拓的第一个目标是台湾岛。　　台湾岛距福建省海岸，最狭处只一百五十公里。自古以来由中国的少数民族高山族居住管理，和中原王朝没有多少政治联系。　　本世纪（十七）初叶，台湾海峡两岸发生变化；一是海盗郑芝龙向明政府投降，明政府任命他当福建省海军司令官（福建水师提督），海上商旅开始获得安全保障。一是比台湾岛大不了多少的荷兰王国，从欧洲向东发展，于一六一九年，登陆爪哇，征服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于一六二七年，登陆台湾，把岛上的马来人、中华人、日本人，全置于统治下。　　我们回溯明王朝第十九任皇帝朱聿键被杀的往事，那时郑芝龙已晋升为侯爵，统率陆海两军，掌握重兵，当他决定出卖朱聿键，向清军投降时，他的儿子郑成功，极力反对。郑芝龙当然不会改变主意，于是郑成功就率领一支孤军，以福建厦门为根据地，尊奉遥远的在西南云贵高原流亡的第二十任皇帝朱由榔，跟清政府对抗。一六五八年，郑成功大举北伐，由长江口深入，包围南京。可是结果失败，退回厦门。那时清政府入关不久，还没有力量反击，而只采坚壁清野的战略，从南京到广州二千公里的沿海地带所有居民，全部内迁二十公里。郑成功经过北伐的大创伤之后，已不能作第二次北伐。坚壁清野复使他的军队面对着饥饿和孤立。他这才想到台湾，如果能据有台湾，粮源和兵源都可解决。　　一六六一年，郑成功进攻台湾，荷兰所建筑的两大巨城之一的赤嵌城（台湾台南）陷落。另一孤城热兰遮（台南西安平城）被围九个月，荷兰军队弹尽援绝，向郑成功投降，郑成功把他们全部遣送到爪哇。　　——荷兰占领台湾岛三十八年。向郑成功投降的荷兰总督揆一，已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但他回国后，仍以失陷台湾的罪名，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从一六六一年起，台湾成为中国明政府辖下的领土，而就在这一年，朱由榔被缅甸人解送给吴三桂处死。帝王政治制度的传统形式，一定要继续立一个皇帝，才是正常现象。但郑成功的态度十分暖味，迁到台湾的虽然也有其他朱姓亲王，郑成功却没有物色一个继承帝位。郑成功的封爵是延平郡王，他就以延平郡王的王府，作为最高行政机构。在法理上，这是畸形的，犹如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而只由一个总司令部代理中央政府。　　郑成功于占领台湾的次年（一六六二）年逝世，他的儿子郑经继承王位，曾向清政府提出和解，要求清政府承认台湾是一独立王国，允许台湾像朝鲜、安南（越南）、琉球一样，不剃发也不改换服装，只向清政府称臣进贡，永远作为中国的藩属，清政府表示同意。但郑经不自量力的又要求保留海峡对岸福建省的厦门，作为贸易的据点，清政府大起反感，谈判破裂。在三藩战役时，郑经跟三藩之一的耿精忠结盟，曾派遣军队到福建省和广东省参战。三藩失败后，郑经在大陆上的根据地，全部丧失，这时他终于承认力量微弱，开始想到自保，但机会已经过去，清政府决心用武力把他消灭。　　一六八三年，清政府福建海军司令官（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领三百艘战舰，从福州出发，先攻陷台湾海峡中的澎湖列岛，接着进攻台湾。郑氏政权在台湾已二十三年，二十三年中有很多变化。当初的战斗精神和复国雄心早已消失，将领们和战士们，都在岛上成家立业，习惯于和平安定。所以，清军没有遇到抵抗，便在鹿耳门（台湾台南西安平港）登陆，最后一位延平郡王郑克(土爽)（郑经的儿子）投降。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台湾岛，正式跟中国合并，跟西南方一干公里外面积略小的海南岛，像两只巨拳一样，保卫着中国的海疆。　　——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发生，宰相李光地（著名的儒家系统理学巨头之一），向玄烨大帝建议，郑氏政权既已消灭，台湾是蛮荒烟瘴之地，不适合人类居住，应该仍赐给红毛（荷兰）。天老爷保佑玄烨大帝拒绝采纳他的意见。　　十二　东北疆土的开拓——《尼布楚条约》　　在台湾海峡发生变化的同时，东北严寒地带的黑龙江流域情势，也发生变化。　　中国东北的领土，自纪元前四世纪战国时代以来，始终伸缩在七万平方公里左右，从前称为“辽东”，即现在的辽东半岛——包括沈阳和辽阳两个大城。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连这一块土地都不能保持。纪元后四世纪以来，也只有唐王朝保持了一百余年。蒙古的元帝国版图包括大部分东北地区，当蒙古人被逐出中国时，长城以北仍是他们的国土。明政府曾恢复唐王朝的辽东（辽宁省）旧疆，勉强维持了二百余年，一度把势力伸展到外兴安岭、黑龙江口和库页岛，但最后仍全部丧失给后金汗国。　　后金汗国原来只局限于狭小的辽东半岛，它的北方和东方，仍住着很多比满洲人更为落后的部落。这些部落一则不甘愿承认满洲人的优越地位，一则他们也正在向南迁移，双方遂不断发生战争。但每一次战争的结果，满洲人都得到胜利，而终于把他们完全征服。其中有4个主要的部落，如同下表：　　　　满洲人蓦然间被请进山海关时，他们在东北所征服的土地已达三百万平方公里。满洲人作为中国的主人后，这片广漠的土地，就成了他们嫁妆的一部分。　　比满洲人向北拓展稍早，俄罗斯帝国远在欧洲的斯拉夫人，已越过乌拉尔山脉向东扩张，西伯利亚荒原上人数稀少的原始游牧部落，不是那些俄国人的对手。从本世纪（十七）初叶到六十年代，俄国人在荒原上建立起来一系列的殖民城市，最主要的有下列诸城：　　一六○四年　牧木斯克（明王朝皇帝朱诩钧在位）　　一六一九年　叶尼塞斯克（萨尔浒战役之年）　　一六三二年　雅库次克（后金第二次入塞前一年）　　一六三八年　鄂霍次克（后金第四次入塞之年》　　一六五八年　尼布楚（郑成功北伐图南京前一年）　　一六六六年　塞楞金斯克（三藩战役前七年）　　雅库次克显然是俄国向东向南侵略的主要据点之一，它距黑龙江约一千二百公里。俄国的冒险家、流氓、杀人凶手、亡命之徒，当然也有抱着为国家开疆拓土高贵目的的英雄志士，从本世纪（十七）四十年代起，不断向温暖的东南方和南方发展，窥探井勘查当时刚刚被后金汗国征服不久的黑龙江流域。后金汗国于一六四二年吞并了呼尔喀、达瑚尔部落，明年（一六四三），俄国第一批探险队从雅库次克出发，相差不过一年，但这一年已够确定中国在法理上对于黑龙江南北两岸广大地区的主权。　　俄国人出动的次数和乘隙深入后金汗国——中国国境的情形，我们借下表说明：　　俄国人的运气不好，不仅是脚步迟了一年，而且它遇到的不是明政府奄奄一息腐烂透了的弱小中国，而是清政府正走上坡，朝气蓬勃的强大中国。俄国第一批和第二批行动队不过穿过中国东北的荒原地带，没有被清政府发觉，但是第三批行动队在施代巴诺夫领导下，在精吉里河口建筑城堡，兴高采烈地打算长期占领时，正式跟中国的力量接触。中国宁古塔（黑龙江宁安）军区参谋长（宁古塔章京）沙尔呼这，率领四十五艘军舰，逆黑龙江而上，给他代巴诺夫迎头痛占，施代巴诺夫全军覆没，他自己也于稍后被杀。俄国的侵略当然不会因这小挫折而停止，第四批在外蒙古之北建筑尼市楚城，但被中国逐走。但俄国人不久就又回来，中国人未加过问。第五批在黑龙江北岸，建筑雅克萨城要塞和卫星城堡，这批凶恶的俄国民徒把当地土著索伦人当作奴隶，奸淫妇女，并抢劫他们的辛苦猎取的貂皮。索伦人报告中国官吊，但当时清政府正困于三藩的战争，没有力量北顾。　　　　俄国人作威作福二十年，三藩战争结束，台湾也跟着收复。玄烨大帝对雅克萨城采取行动，一六八五年，中国边防军司令（都统）彭春，率大军包围雅克萨城，用一百五十门野战炮和四十门攻城炮，日夜轰击。四天后，守将图尔布青投降，中国允许他率领残余部队，向尼布楚撤退。——当俄国人再回到尼布楚时，中国没有再把他们驱逐，是一个大失策。等到俄军撤退后，中国纵火焚毁雅克萨城，也跟着撤退。　　图尔布青在撤往尼布楚途中，遇见由尼布楚开向雅克萨的增援部队，携带着重武器，告诉他驻屯尼布楚的俄国大军随时可以接应。这使图尔布青懊悔不迭，他立刻同援军重返故地，于雅克萨城被中国焚毁后第十七日，再重筑新的雅克萨要塞。　　中国接受这个挑战，明年（一六八六），宁古塔军区副司令（副都统）萨布素，再围雅克萨城。除用巨炮轰击外，并且使用从台湾调来参战的藤牌兵团攀城。图尔布青战死，守军只剩下一百余人，陷落就在旦夕。就在这时候，中国军队奉到停止攻击的命令。因为中俄两国外交人员正在北京接触，俄国要求先行停火，玄烨大帝允许。　　一六八九年，中国代表团团长钦差大臣索额图，俄国全权公使陆军上将费要多罗，在尼布楚谈判，双方都戒备森严，双方的态度也都非常强硬，而中国代表更甚。索额图有两次在大怒下拍桌子而去，要下令担任警卫的边防军攻城，俄国代表终于采取妥协态度，遂签订下列的《尼布楚条约》：　　一、外兴安岭之南属中国，之北属俄国。　　二、额尔古纳河之东属中国，之西属俄国。　　这是一个重要的条约，使中、俄得到和解，为中、俄两国带来一百七十年的和平，跟十一世纪中国与辽帝国澶州和解带来一百一十四年的和平同样重要。俄国对遥远的东方固然力不从心，而中国如果长期从事于东北荒凉寒冷地区的战争，也将精疲力尽。　　中国习惯于把所有的外国都当作藩属，因为事实是这样。《尼布楚条约》是中国第一次以平等地位跟外国签订的条约，但获得的利益却十分巨大。当时中国的力量，事实上只能到黑龙江北岸，还伸展不到外兴安岭和鄂霍次克海。俄国向南侵略，是由冰雪荒原，进入流奶与蛮之地，永不会自动停止。而中国不然，汉人那时仍以辽东半岛为主要范围，有耕种不完的肥沃土壤，满洲人则争先恐后入关去当中国的主人，没有人傻到从流奶与蜜之地，投身到冰雪荒原。这可从对雅克萨城的处理上看得出来，中国人把它焚毁而退，俄国人却把它当作宝贝，建了又建。所以，《尼布楚条约》对俄国是一种阻堵，对中国是一种保卫。　　十三　塞北疆土的开拓——内蒙古　　蒙古只有一个，本没有内外。因为跟中国合并的时间有先后，遂被分割。先跟中国合并的南半部称内蒙古，后跟中国合并的北半部称外蒙古。　　蒙古人于十四世纪被中国明政府逐出长城后，一直不停地内战。虽然达延汗于十六世纪一度予以统一，但他的后裔又分为四部，那就是：察哈尔部、鄂尔多斯部、土默特部、喀尔略部。不过这只是指达延汗的血亲后裔，另外还有两个相当大的部落，跟这四个部落同时并存的，一是住在东北北部嫩江流域的科尔沁部，一是住在东北西部西辽河流域的喀喇沁部。这六大部落中，喀尔喀部的人口最多，察哈尔部的力量最强。　　本世纪（十七）初叶，察哈尔部的林丹汗，雄心勃勃地想效法他的祖先达延汗，创立蒙古再统一的伟大事业。一六一九年，他致函刚成立不久的后金汗国可汗努尔哈赤，信上开头就说：“统兵四十万蒙古国可汗，问候水畔三万人大金国可汗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看了大感沮丧。但林丹汗的才干跟他的雄心不能配合，他对内完全采取高压政策，以致引起反感。二十年代时，嫩江流域的科尔沁部，首先脱离林丹汗的统治，于一六二四年跟后金汗国结盟。明年（一六二五）林丹汗向科尔沁部进攻，努尔哈赤亲自统率精兵赴救。林丹汗不敢作战，自行撤退。这一次虎头蛇尾的军事行动，促使科尔沁部感激后金汗国不止，作更彻底的归附。　　三年后（一六二八），西辽河流域的喀喇沁部，不堪压迫，也叛高林丹汗，投降后金。四年后（一六三二），后金汗国第二任可汗皇太极，跟投降过去的蒙古部落，组织西征联军，对察哈尔部发动总攻，林丹汗大败，向西逃亡。土默特部和鄂尔多斯部，先后向后金投降。林丹汗逃到距青海湖尚有十天行程的大草原上病死，他的残部在青海一带仍支持三年。到一六三五年，终于也向后金屈服。　　满洲人把上述的这些被征服的蒙古部落和土地——塞北全境，称为内蒙古。把漠北还没有合并的喀尔喀部称为外蒙古。后来满洲人入主中国，这种称谓和区分，一直保留下来。　　清政府对蒙古人跟汉人不同，有下列的两大特点：　　其一取消蒙古固有的部落制度，改为盟旗制度，限制迁移，以便予控制。盟旗的行政系统，如下表显示：　　　　盟旗制度完全仿效满洲人的八旗制度，满族八旗：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镶旗是：黄白蓝三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这是努尔哈赤创立的图腾结构，所以满洲人没有地的籍贯，只有旗的籍贯，是一种全民皆兵的新户籍制度，全体满洲人是一个大奴隶集团，被划分为八份，人民受到层层节制，不能离旗独立。自入关后，原意渐失，演变成为一种单纯的军事制度。但同类型的蒙占盟旗制度，却一直保存到二十世纪，仍然存在。盟旗制度的特点就是八旗制度的特点，蒙古人被纳入组织后，局限在一块狭小的地区，不能选择居住地和牧场。旗跟旗之间也不能有横的来往，连流动于各盟旗间的小贩，都严厉禁止，目的当然是防止他们暗通消息，集结叛变。“逐水草而居”的时代从此消失，即今遇到荒旱，非清政府批准，不能移动。　　其二　对蒙古人实行愚民政策，阻止他们接受汉民族文化。清政府统治蒙古，有两个秘密武器，一是利用喇嘛教，使蒙古人沉湎在宗教里面，不知不觉中丧失战斗精神，这方面的效果是可惊的。另一是把公主大批的嫁给蒙古酋长——他们本来称可汗，投降满洲人之后，被改封为藩王或公爵，合称为“王公”。满洲人的皇姑、皇妹、皇女之流，大多数都嫁给蒙古王公，从没有一个嫁给汉人的。清政府的政策是，用科举控制汉人，用婚姻控制蒙古人，结果证明完全成功。公主的儿子自幼随着母亲在外祖父或舅父的皇宫中游戏，长大后自然有一种向心力。纪元前二世纪大政治家娄敬，向当时的皇帝刘邦建议的和亲政策可收的效果，现在完全应验。本世纪（十七）九十年代，玄烨大帝在多伦诺尔（内蒙古多伦）用盛大的宴席招待蒙古高阶层时，发现很多蒙古王公都是他的外甥或外孙，又几乎都是在北京皇宫里长大的，不禁大为得意。但清政府虽赐给这些王公们财富和荣耀，巩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尊严，却对他们仍深谋远虑地细心防范，不准他们跟汉人来往，不准学习汉文，不准保管汉文图书，不准请汉人担任教师，不准子弟进入汉人学校，不准看汉人的戏剧。目的使蒙古人永远愚昧无知。从此，面积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自本世纪（十七）起，也作了满洲人嫁妆的一部分，带到中国，永远成为中国的领土。　　十四　漠北疆土的开拓——外蒙古　　比内蒙古还要庞大的外蒙古，在喀尔喀部统治之下，仍独立于瀚海沙漠群之北。已迁到北京的清政府无意向北发展，他们对拥有内蒙古广大的领土和西伯利亚外兴安岭以南广大的领土，已心满意足。可是一个意外的事件，却使外蒙古自动地请求跟中国合并。这个事件起因于以伊犁（新疆伊宁）为首都的准噶尔汗国，于《尼布楚条约》签订的前一年（一六八八），向外蒙古喀尔喀部发动攻击。　　喀尔喀是蒙古请部落中，人口最少，但占地却最广的一个部落，又分为下列三个汗部：　　一　车臣汗部（外蒙古东部，牙帐设今温都尔汗）　　二　土谢图汗部（外蒙古中部，牙帐设今哈尔和林）　　三　札萨克图汗部（外蒙古西部，牙帐设今贝格尔）　　所谓喀尔喀部，只是一个部落的总名称，不是一个具体的行政组织，更没有一个共同领袖。事实上三个汗部独立并存，各有各的可汗，互相间不停地打斗。　　准噶尔汗国是四卫拉特之一准噶尔部建立的国家，参考上上世纪（十五）第四节附表及第六节，我们会记起当时声势煊赫，生擒过中国酒肉皇帝朱祁镇的瓦拉部落。瓦拉自从也先可汗死后，失去领导中心，这个突厥民族的部落分裂为三部：土尔扈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稍后被辉特部取而代之，他们向西迁移到现在的新疆北部。而另一支蒙古人的和硕特部，也侵入到新疆北部，跟他们混合。于是，遂被笼统的称为四卫拉特。卫拉特，即瓦拉的转音。　　本世纪（十七）二十年代，和硕特部在固始汗率领下，侵入现在的青海省，建立一个庞大的和硕特汗国。土尔扈特部也移向中亚，深入欧洲。新疆北部的故土上，只剩下准噶尔部跟辉特部。我们用下表列出这四个卫拉特可汗的世系：　　　　本世纪（十七）六十年代，准噶尔汗国——也就是准噶尔部的第二任可汗僧格，被他的两位哥哥谋杀，由僧格的儿子索诺木阿拉布坦继位。僧格的弟弟噶尔丹正在西藏当喇嘛，喇嘛教领袖达赖送他回国安定内部。噶尔丹回国后，把两位哥哥以及侄儿索诺木阿拉布坦一齐杀掉，自己当上可汗。他不久就并吞了回部（新疆南境），又并吞了青海的和硕特汗国，使他的国土扩张到二八十万平方公里。　　噶尔丹可汗雄才大略，他的下一个猎物是外蒙古。　　外蒙古的喀尔喀部不能团结如故。一六八四年，土谢图汗攻杀了礼萨克图汗，把札萨克图汗美丽的姬妾和大批部众抢了去。中国清政府派藩属事务部部长（理藩院尚书）阿拉尼会同西藏喇嘛教领袖达赖的使节席勒图，在伯勒齐尔城（甘肃安西），召开和解会议。和解会议并不能使他们和解，反而发生了一件礼仪上的重大纠纷。蒙古地区喇嘛教主教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他是土谢图汗国的弟弟，在和解会议上，曾经跟达赖的使节席勒图以平等的身份，同席而坐。噶尔丹可汗得到报告，认为抓住了借口，于是他义愤填膺地宣称，库伦活佛犯了不敬达赖的滔天大罪，必须予以重惩。　　和解会议后的次年（一六八八），噶尔丹可汗自前进基地科布多（蒙古科布多）出发，向外蒙古攻击。喀尔喀的三个汗部大败，溃不成军，不得不停止内斗，紧急会商救亡措施。他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归附俄国，一是归附中国。这是一项重大的决定，这决定势将引起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历史反应。库伦活佛坚持归附中国，他说：“俄国不信佛教，穿的衣服也奇形怪状。中国一片和平景象，又信佛教，穿的衣服看起来好像神仙。而且中国繁华富庶，有用不完的财宝，绸缎锦绣更多，依靠他们，生活一定愉快。”除了这些理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就是他跟玄烨大帝间的私人友谊最笃。三部可汗一致接受他的意见。　　玄烨大帝一面命三部撤退到内蒙古，发给临时急赈救济。一面向噶尔丹可汗呼吁放弃使用武力，退出外蒙古。噶尔丹答应放弃武力，但必须中国先行交出罪犯库伦活佛，以及土谢图汗。这是中国无法接受的，噶尔丹遂继续东进，横穿外蒙古高原，抵达二千五百公里外的克鲁伦河下游。明年（一六九○），大军更深入内蒙古，直抵距北京只有三百五十公里的乌兰布通（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南）。噶尔丹可汗企图用压力使中国屈服，他犯了横挑强邻的错误。　　玄烨大帝亲自统军出长城攻击，皇子胤礻是担任先锋，到达乌兰布通，发现准噶尔兵团的主力——驼城。驼城是弓箭战争时代的产物，把骆驼的四脚绑住，卧倒在地，加上木箱和用水湿透了的毛毯，即成为可以阻止骑兵冲突的坚强堡垒。但如果用来对抗新武器大炮，就太落伍了。胤礻是用炽烈的炮火轰击，骆驼大半死掉，驼城崩溃，噶尔丹可汗乘夜向西撤退。　　可是噶尔丹已无法摆脱恶运，他的侄儿即索诺木阿拉布坦的弟弟策妄阿拉布坦，在汗国的首都伊犁（新疆伊宁）宣布即位，下令通缉弑君篡位的叛逆噶尔丹。噶尔丹撤退到科布多城后，不能再西进。他向俄国求援，愿作俄国收复雅克萨城的先锋。俄国因跟中国刚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所以对噶尔丹的提议，不作回答。　　噶尔丹不是容易屈服的人物，他驻屯科布多整补训练，五年后的九十年代一六九五年，作最后的冲刺，跟遥远东方三千公里外，嫩江河畔的内蒙古科尔沁部，秘密结盟，向喀尔喀部（外蒙古）发动夹击。他希望用闪电战术一举消灭喀尔喀部，重新控制内蒙古，建立他的新汗国。当噶尔丹再度进攻，东进二干余公里，抵达克鲁伦河时，中国三路迎击的大军早已进入攻击的位置。次年（一六九六），玄烨大帝亲自北上一干公里，到克鲁伦河畔的车臣汗牙帐（蒙古温都尔汗），指挥作战。噶尔丹望见了中国皇帝的黄龙大旗，才发现被科尔沁部出卖，中了中国的诱敌之计，他急令撤退，用最迅速的方法脱离中国东路和中路两个兵团，日夜奔驰二百五十公里，到了库伦（乌兰巴托）东南三十五公里的昭莫多，正在庆幸终于脱险之际，却不知道恰恰进入中国西路兵团司令官（抚远将军）费杨古的口袋阵地。噶尔丹大败，他的妻子阿奴皇后跟她的丈夫一样的勇敢善战，她身穿钢盔铜甲，率领精兵突围，死于巨炮的轰击之下。　　噶尔丹虽全军覆没，仍拒绝投降。他退守科布多，但已不能再组织一支战斗部队。明年，却本世纪（十七）最后第三年（一六九七），他服毒自杀。喀尔喀三汗部仍回外蒙古故地，不过形势已经不同，外蒙古和噶尔丹辖下的科布多、乌梁海两地区，面积共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自此纳入中国版图。　　十五　东西方世界　　一六○○年（明政府平定贵州杨应龙民变），（一）英国设立东印度公司，积极向东方侵略。是年，远征军攻陷孟买，莫卧儿帝国无法抵抗。（二）日本毛利辉元攻德川家康，失败。前期武家时代结束。德川家康在江户（东京）设幕府，号令全国。江户时代及后期武家时代开始。　　一六一五年（明王朝第十四任皇帝朱诩钧召见群臣，大喝“拿下”），日本江户幕府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攻陷大阪，丰臣秀赖与母亲同时自杀。　　一六一六年（后金汗国建立），英国作家莎士比亚，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于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同一天逝世。　　一六一八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出兵攻明王朝），波希米亚王国拥立腓特烈五世当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独尔夫，下令讨伐，欧洲三十年战争起。　　一六二八年（陕西大旱，饥民张献忠、李自成聚众起事），英国国会向国王查理一世提《权利请愿书》，要求非经国会同意，不得拘捕人民。查理一世被迫签字。　　一六二九年（后金第一次人塞。袁崇焕被诬陷下狱。高迎祥被推为闯王），查理一世下令解散国会，独裁专制如故。　　一六三五年（后金汗国最后一年，明年即改称清帝国），日本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光，下《锁国令》驱逐所有外国人，也禁止日本人出国，只准少数中国和荷兰商船，可到长崎。此后二百一十九年间，史学家称为锁国时期。　　一六四○年（中国全国大旱大蝗，人与人相食），英国军队因索欠饷叛变，国王查理一世无奈，再召集国会筹款。　　一六四一年（清军攻陷锦州），英国国会向查理一世提出《大抗议书》，指责他种种的不法行为。　　一六四二年（清军第五次入塞），英国革命爆发。　　一六四六年（明王朝第十九任皇帝朱幸键兵败被擒，斩于福州），英王查理一世兵败被擒。　　一六四九年（清政府正追击明政府的残军，一连攻陷南昌、湘潭），英国国会法庭判决查理一世死刑，斩于断头台。宣布成立共和国，选举克林威尔担任执政。　　一六五八年（郑成功北伐，围攻南京失败），克林威尔逝世。　　一六六○年（明王朝灭亡前一年），英国迎立故三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当国王。　　一六八五年（中国攻陷雅克萨城），英王查理二世逝世，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继位，藐视国会，宣称国王有权干涉国会制定的法律。　　一六八八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前一年），英国发生不流血革命，新教徒秘密迎接查理二世的女儿玛丽、女婿奥伦治公爵，从荷兰人主英国。詹姆士二世逃亡法国。　　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签订），英国国会通过《权利法案》，英国专制政治从本年起，完全消灭，这是英国对世界又一伟大的贡献。　　　第三十一章　第十八世纪　　----------------------　　十八世纪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整个人类的生命，像一场无尽头的接力竟赛。十六世纪以前的亿万年漫长时间中，人类一直在缓缓步行。但自十七世纪起，欧洲的脚步加快。进入本世纪，欧洲开始跑步，科学上和意识形态上，同时都有非常重大的突破，把人类带进一个新的世界，作为未来的更猛烈发展的基础。诸如：　　——约翰开发明飞梭（这是一个起步）。　　——哈格理夫斯发明纺纱机，一人工作，可抵八人。　　——瓦特发明蒸气机（人类开始脱离手工业时代，进入机器时代人　　——孟德斯鸠创立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学说。卢梭创立《天赋人权学说》（这又是一个起步，奠定了民权的和人权的尊严。正是中国政治思想中所缺乏的东西）。　　——美国脱离英国独立，选举总统，实行三权分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帝王而由人民选举元首的国家。　　——法国爆发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卢梭学说的实践，民主思想开始传播，不可遏止）。　　而中国对这些却全部茫然不知，更没有引起丝毫震动。在清政府继续开疆拓土下，四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入版图。不过，到了八十年代，黄金时代结束，被驱逐到一旁的大黑暗，重新合拢，中国又恢复不幸。　　一　喇嘛教与西藏　　在外蒙古喀尔喀部跟准噶尔汗国的冲突事件上，我们可以看到喇嘛教的影响力量。　　喇嘛是西藏语。喇，意思是“上”。嘛，意思是“人”。喇嘛，就是“上人”，就是高僧。我们回溯十三世纪蒙古帝国跟吐蕃宗教国的关系，可发现吐蕃的没落，全是被佛教这个奇异的支派所促成。十四世纪时，蒙古政权被逐出长城，吐蕃跟蒙古的联系也告断绝。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吐蕃的名字消灭，而被称为乌斯藏。到了上世纪（十七），又不知道什么原因，乌斯藏的名字也消灭，而改称为土伯特。　　跟喀尔喀分为三部一样，土伯特则分为四区：　　一、藏（后藏，今西藏西部）　　二、卫（前藏，今西藏中部）　　三、喀木（也简称康，今西藏东部及四川省最西部）　　四、青海（青海湖及柴达木盆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改称青海省）。　　喇嘛教主八思巴，于十三世纪时，被蒙古帝国加封为蒙古国师。在八思巴领导下，僧侣们都穿红色袈裟，并娶妻生子，因之称为红教。政治权力加上靡烂生活，使红教日趋腐败。十四世纪五十年代，一位改革家在青海西宁城附近一个藏民部落中降生，名宗喀巴，他是喇嘛教的马丁路德。十四岁时就当红教僧侣，二十岁时就大胆地提出改革方案。他改穿黄色袈裟，禁止娶妻，以便全心全意宣扬佛法，因之被称为黄教。改革在极端和平中进行，没有经过欧洲式宗教改革那种血流成河的屠杀场面。红教终于衰落，黄教一天比一天兴旺。　　宗喀巴是一位最有想像力的大师，他为喇嘛教创立一个别开生面的权力继承制度。他有两位门徒，一名达赖，一名班禅。宗喀巴宣称这两位门徒都是佛陀投胎，永不死亡，肉体虽然毁坏，但灵魂却立即再转生世界，永远不灭。达赖、班排在肉体毁坏（死亡）时，事先就预言他的灵魂要到某一个方向或某一个地方，以化身重生。逝世之后，先由高级巫师（拉穆吹忠）四个人，诵经作法，热闹一阵，然后分别出发去寻觅他身——灵童。找到之后，迎回拉萨，经过一段时间的宗教教育，等灵童年龄稍长，再举行坐床大典，成为喇嘛教的正式教主。坐床，就是坐在一张只有教主才可以坐的神秘宝床上，等于皇帝的登极大典，当然隆重非凡。　　宗喀巴大师于十五世纪一四一九年逝世，达赖以大门徒身份，继承为喇嘛教教主，班禅以第二门徒身份充当副教主。从此之后，就实行化身（呼必勒罕）统治。十六世纪时，那位使明政府招架不住的蒙古俺答可汗，曾恭迎达赖三世到青海讲道，蒙古人从那时候起，开始接受黄教。　　上世纪（十七），四卫拉特之一的蒙古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从天山北路侵入青海（青海省）与喀木（西藏东部及四川省西部）。这时候，达赖、班禅同住在前藏的首府拉萨城，而仍信奉红教的土王之一的藏巴汗，居住在后藏的首府日喀则城，跟黄教对抗。达赖宗教政府的最高执政官（第巴）桑结，向固始汗请求援助。固始汗接受这个邀请，出兵把藏巴汗杀掉，把原属于藏巴汗的后藏土地，奉献给教主。于是达赖仍住拉萨，而班禅则迁到藏巴汗所住的日喀则。固始汗大功告成之后，返回青海，留一个儿子率领蒙古军队，驻防拉萨。　　一六八二年，达赖五世逝世，最高执政官桑结秘不发丧，仍用达赖的名义，为自己向中国请求封号，清政府不知道内情，就加封桑结为土伯特国王。桑结跟当时准噶尔汗国的噶尔丹可汗，秘密结盟。噶尔丹对库伦（蒙古乌兰巴托）活佛的指责和对外蒙古的攻击，都是桑结出的主意。直到一六九七年，噶尔丹自杀，中国才知道一直是桑结从中捣鬼，向桑结责问达赖何在，并暗示要派遣军队去勘察达赖的生死。桑结国王才恐慌起来，急急忙忙找了一位名札阳嘉穆磋的十五岁灵童（这时候达赖五世已死了十五年，所以这个达赖六世必须十五岁，表示他已转生十五年），宣称他就是化身，举行坐床大典。桑结向清政府报告说，他秘不发丧的目的只不过为了安定民心。清政府知道他在胡说八道，但没有追究。　　西藏的政治形态是：三巨头并立。土伯特国王桑结主持行政，喇嘛教主达赖六世主持宗教，和硕特汗国王子拉藏汗（固始汗的曾孙）主持军事。　　二　西南疆土的开拓——西藏　　西藏三头马车制有严重的基本冲突，进入本世纪（十八），冲突表面化。　　拉藏汗对桑结国王事先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就确定谁是达赖化身，大不满意，他说他将抵制到底。桑结认为你这个蒙古酋长竟敢干涉我们西藏内政，简直莫名其妙，决定把拉藏汗毒死。拉藏汗得到消息，先下手为强，一七○五年，发动突击，把桑结杀悼，把达赖六世囚禁。中国和准噶尔汗国分别向拉藏汗要求迎接达赖六世，玄烨大帝深恐拉藏汗不买中国的账，忧虑地说：“他们盲目地崇拜达赖，如果被准噶尔汗国迎接了去，可能发生很大影响。”但拉藏汗显然愿取得中国的友谊，他把达赖六世送往中国，不幸达赖六世却在途中病故。　　拉藏汗另行寻觅达赖化身，在博克达山（新疆吐鲁番北博格多山）找到一个名伊西嘉穆磋的孩子，说他就是灵童，举行了坐床大典，请中国加封。可是拉藏汗的政治手腕太差，他没有跟那些高级巫师搞好，其中一个在喀木（西藏东部及四川省西部）里塘（四川理塘）地方，找到了一个名格尔桑嘉穆磋的孩子，宣称他才是真正的灵童。青海和硕特汗国那些蒙古王公（酋长），支持这个新灵童。拉藏汗派军队去捉拿格尔桑嘉穆磋，老爹早抱着孩子逃到青海去了，他向中国申诉，也请求加封。于是出现真假达赖的争执，互相指责对方是假，而自称是真。　　准噶尔可汗策妄阿拉布坦跟拉藏汗有亲上加亲的婚姻关系。策妄阿拉布坦是拉藏汗的姐夫，而策妄阿拉布坦的女儿又嫁给拉藏汗的儿子丹衷，小夫妇一直住在伊犁（新疆伊宁）策妄阿拉布坦的王宫。　　然而，国家的利益超过一切，策妄阿拉布坦渴望征服西藏，拉藏汗拒绝把达赖六世送给他，使他对自己的阴谋诡计，更不受良心责备。一七一六年，策妄阿拉布坦组织一支八千人的远征军，命他的大将大策零率领，奇袭拉藏汗。这是世界上最勇敢、最困难和时间最长的一次闪电突击。从伊犁到拉萨，航空距离一千九百公里，要越过六千米的天山——比阿尔卑斯山还高二千米，绕过五百公里纵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还要攀登七千米的昆仑山，才能爬上世界屋顶的西藏境内，然后又要在一千二百公里不见人烟的冰天雪谷中秘密行军。　　大策零这支远征军自一七一六年十月出发，白天潜伏，夜间前进，十个月后，于次年（一七一七）七月，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西藏首都拉萨。拉萨附近人烟稠密，既不能杀绝，又无法躲避，大策零对那些惊愕的藏民说，他们是送丹衷夫妇回国省亲的卫队。拉藏汗老了，中国方面一再警告他防备准噶尔汗国的突击，拉藏汗认为这是最幼稚的挑拨离间的手法。现在准噶尔远征军从天而降，攻陷拉藏汗所住的布达拉宫，把拉藏汗杀掉。为了斩草除根，策妄阿拉布坦下令把女婿丹衷也杀掉。西藏于是并入准噶尔汗国版图，策妄阿拉布坦完成了他父亲、叔父、祖父们的伟大心愿。　　　　策妄阿拉布坦在战略上获得成功，但在政略上他犯了错误，他没有估计到中国对这件事的关切和反应，中国在接到拉萨陷落的报告后，决定用武力干涉。次年（一七一八），清政府正式承认逃到青海的格尔桑嘉穆磋为达赖七世，派遣军队送回西藏。但进入西藏后，在喀刺乌苏河（怒江上游），被大策零击败。　　中国当然不会罢休，两年后（一七二○），清政府派出第二次远征军，分三路进攻。驻在外蒙古科布多和巴里坤（新疆巴里坤）的两个兵团，直接攻击天山北路准噶尔汗国本土，使它不能向西藏增援。东路军总司令（定西将军）噶尔弼则由打箭炉（四川康定）西进，北路军总司令（平逆将军）延信，由西宁（青海西宁）穿过唐古拉山（今青海与西藏分界）南下。大策零战败，不得不放弃占领了四年的别人的国土，由原道向国内撤退，但他们已没有来时候旺盛的士气，沿途死伤相继，生还到伊犁（新疆伊宁）的不到一半。　　中国远征军进入拉萨，撤销一切国王和一切可汗的称号，又撤销土伯特国号，改称西藏。任命故拉藏汗的一位僚属康济乃，当前藏最高执政官（固山贝子·噶布伦），另一位僚属颇罗乃，当后藏最高执政官（台吉·噶布伦）。把喀木（四川省西部及西藏东部）巴塘（四川巴塘）以东，划给四川省。　　面积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包括藏、卫、康，并入清政府中央版图。　　三　中西部疆土的开拓——青海　　西藏并入中国后，青海起而反抗中央。青海本是土伯特王国四个地区之一，但它在上世纪（十七）初叶，就被蒙古人的和硕特部侵入，所以在青海广大的高原上，蒙古民族跟西藏民族同样的多。不过他们都是信奉同一喇嘛的虔诚教徒，因此蒙藏之间的感情，十分融洽。　　和硕特汗国最伟大的领袖固始汗，进入青海后，很快的就征服了全部土伯特王国。固始汗的后裔分为两支，一支在前藏，一支在青海。在前藏的一支，因拉藏汗被杀而结束。在青海的一支，由他的儿子鄂齐图汗继承，于上世纪（十七）被突厥族的噶尔丹可汗击败并吞。噶尔丹败亡后，青海脱离准噶尔汗国的控制，成为无政府状态，各个部落独立为政，乱糟糟的群龙无首。中国政府遵找到固始汗的另一个儿子札什巴图，封他为藩王，作青海各部落的领袖，以对抗西方准噶尔汗国的压力。　　札什巴图逝世后，王位由他的儿子罗卜藏丹津继承。本世纪（十八）二十年代中国进攻西藏时，罗卜藏丹津也率领他的蒙古兵团从征。这一次远行，使他看到和硕特汗国昔日的光荣，激起他万丈豪情，决心恢复祖父固始汗轰轰烈烈的霸业。于是他转而把朋友中国当作仇敌，而把仇敌准噶尔汗国当作朋友。　　西藏并入中国后的第三年（一七二三），罗卜藏丹津号召青海的蒙古人各部落酋长，取消中国清政府所封的“王爵”、“公爵”的称号，脱离中国的宗主关系。大多数蒙古部落和喇嘛教的重要寺院，都起而响应。清政府派驻在西宁城负责处理边疆事务的副部长（侍郎）常寿，被罗卜藏丹津诱到大营中囚禁，集结兵力二十余万人，进攻西宁。虽然没有把西宁攻下，但中国通往西藏的道路却被切断，沿边震动。　　罗卜藏丹津实在没有跟中国决裂的必要，事实上青海始终是独立的。中国除了把“可汗”“酋长”称谓改为“王”、“公”外，从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准噶尔汗国并不比中国好，它曾征服过青海，消灭过和硕特汗国，把蒙古人和西藏人置于统治之下。至少它不可能帮助罗卜藏丹津夺取西藏，它如果有这种力量，它自己会夺取。罗卜藏丹津没有考虑到这些，也许考虑到了而认为并不如此。　　中国的反应强烈而迅速，清政府任命年羹尧当总司令（抚远大将军），岳钟琪当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襄赞军务，奋威将军）。次年（一七二四）二月，岳钟琪率五千人的骑兵，发动突袭。从西宁城向西急行军十二比于第十三日的黎明，在荒原上捕捉到罗卜藏丹津的主力。罗卜藏丹津的部队从梦中惊醒，但战马都没有备鞍，无法迎战，霎时间全军崩溃，四散逃命，罗卜藏丹津急换上女人的衣服溜掉，投奔准噶尔汗国。　　岳钟琪穷追不舍，每天奔驰一百五十公里，两天后，追到一个称为桑骆海（青海省西南角）的地方，只见红柳蔽天，渺无人迹，才带着他的俘虏，包括罗卜藏丹津的母亲在内，凯旋而回。岳钟琪自出发到大获全胜，只用了十五天时间，就把面积约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青海土地，完全征服，纳入清政府中央版图。这是中国战史上最有名的一役，跟大策零突袭西藏之役媲美。　　四　准噶尔的覆亡与种族屠灭　　我们可以察觉到一个现象，无论在外蒙古、西藏、青海，清政府处处都遇到准噶尔汗国的强大力量。准噶尔汗国迫不及待地向外侵略，心情急躁而手段激烈，但他们恰恰遇到第三个黄金时代的中国。所以每一次都引起中国激烈的回报，不断从他们口中夺出已吞下咽喉的大片领土。　　准噶尔汗国一连串大有作为的君主，对这种挫败，有无限的愤怒，遂使清、准边界地带的冲突，没有宁日。清政府显然没有力量摧毁他们，所以只是一味盼望和平共存，相安无事。在征服青海之后，就向准噶尔汗国建议重新划定边界。为了表示诚意，清政府特地把驻屯在哈密（新疆哈密）和科布多（蒙古科布多）的两个兵团撤回。但策妄阿拉布坦可汗对和解没有兴趣，他仍希望至少取得西藏，谈判没有成功。一七二七年，策妄阿拉布坦逝世，儿子策零嗣位，他比他父亲更有才干和雄心，当清政府要求把和硕特汗国流亡可汗罗卜藏丹津交出来时，策零拒绝，并且用一种在清皇帝看来十分不礼貌的语句，通知皇帝胤礻真（玄烨大帝的儿子）说，他父亲策妄阿拉布坦已经升天成佛，他自己的责任是使喇嘛教弘扬于世界，世界人类都因他而获得安宁。这些话使他显得比胤礻真还要伟大，胤礻真大为光火。　　一七二九年，胤礻真组成远征军，任命傅尔丹当总司令（靖边大将军），岳钟琪当副总司令（宁远大将军）。一七三○年，傅尔丹兴筑科布多城堡，作为永久性的军事基地。第二年（一七三一），他得到非常生动的情报说，准噶尔汗国发生内乱。罗卜藏丹津率领他的残余部下打算投奔中国，被策零可汗发觉，发生战斗。傅尔丹大喜，即发动攻击。可是，他的前锋四千人挺进到科布多西方二百公里和通淖尔时，忽然胡笳四起，伏兵杀出，傅尔丹亲率主力前往救援，于是连主力也陷进重围。结果全军覆没，仅傅尔丹跟他的少数侍卫，狼狈逃回。岳钟琪在乌鲁木齐迅速发动进攻，已不能发生牵制的作用。策零可汗命他的得力将领大策零、小策零，乘胜向东推进，深入外蒙古腹地，幸而被外蒙古土谢图汗部所属的三音诺颜部（牙帐在今蒙古海尔汗杜兰城）酋长策凌郡王击灭（策零、策凌、大策零、小策零，使人混淆不清，大概那时候漠北部落很流行这种发音的名字）。清政府立即把策凌郡王擢升为亲王，命他的三音诺颜部脱离土谢图汗部，成为独立的一汗部。本来只有三个汗部的外蒙古，到现在分成了四个汗部，而喀尔喀部的总名词也被外蒙古取而代之。明年（一七三二），策零可汗再度攻入外蒙古，策凌亲王率三万蒙古兵团迎战，策零可汗大败，策凌亲王追击到光显寺（额尔德尼召，即哈尔和林——蒙古帝国的古都和林）附近，切断准噶尔兵团的退路，血战两天，准噶尔兵团崩溃，一半战死，一半被挤到水里淹死，策零可汗只跟少数卫士突出重围。　　中国远征军和通淖尔之败，由于胤礻真对岳钟琪以十五天的时间征服青海的印象太深刻了，认为准噶尔汗国也是那样脆弱。而他任用的满族人总司令傅尔丹，却是一个庸才，对敌人毫无所知，所以才陷入极其幼稚的诱敌之计，虽然有光显寺的大捷，也只能稳定情势，不能恢复战力。但对准噶尔汗国而言，光显寺战役却是一个意外沉重的创伤，从此再没有力量进攻。这时候策零可汗提议和解了，胤礻真也放弃强硬立场，表示接受。一七三四年，胤礻真派部长级官员（尚书）傅鼐前往准噶尔汗国首都伊犁（新疆伊宁），跟准噶尔划定疆界，以阿尔泰山为界碑，互相通商，清政府并允许准噶尔可汗可以随时前往西藏朝拜达赖（煎茶）。　　这是清、准间唯一的一次和解，维持二十五年。　　在不能消灭对方的情形下，长期战争会使自己血枯力竭而死，和解是明智的。但和解建立在双方同等强大的基础上，一旦一方过度衰弱，尤其没有第三者的力量平衡时，和解就会化为乌有。准噶尔汗国在和解后不久，便发生内乱。一七四五年，策零可汗逝世。嫡子那木札尔继位，他是准噶尔汗国第一位暴君，一七五○年，当他要杀他的庶兄达札尔时，达札尔反而把他杀掉，自己坐上宝座。可是达札尔更糟，一七五四年，他又被贵族大策零（奇袭西藏的那位名将）的孙儿达瓦齐杀掉，由达瓦齐继位可汗。不过达瓦齐还不如达札尔，他刚掌握大权就翻脸要杀帮助他取得大权的好友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是四卫拉特之一的辉特部（蒙古西北角）的酋长，他遂逃到中国。　　清皇帝弘历（胤礻真的儿子）亲自接见阿睦尔撒纳，用蒙古话交谈，封他为王爵，又送给他骏马之类的名贵礼物，又请他参加在热河原野（河北省最北部）举行的狩猎，用盛大的场面欢迎他。大臣们对弘历如此优待一个流亡政客，大大的不以为然，但不久就发现其中原因，简单的很，清跟准噶尔汗国冲突八十余年，而清对准噶尔汗国内部，无论政治情势和地理环境，都不了解，所以始终束手无策，如今平空得到向导，当然喜出望外。　　阿睦尔撒纳投降的明年（一七五五），清政府叛盟，两路大军同时向准噶尔汗国进攻。北路军总司令（定北将军）班第、副总司令（定边左将军）阿睦尔撒纳，由外蒙古乌里雅苏台出发；西路军总司令（定西将军）永常、副总司令（定边右将军）萨拉尔，由巴里坤（新疆巴里坤）出发。准噶尔汗国经过十余年的自相残杀，人心早已离散，加上阿睦尔撒纳号召他们不要抵抗，所以准噶尔军队纷纷放下武器，人民夹道欢迎。中国两路大军没有经过战斗，就轻易地占领了首都伊犁（新疆伊宁），达瓦齐跟逃亡了三十一年之久的罗卜藏丹津，一同被俘。　　一直到这时候，中国并没有并吞准噶尔汗国的意思，只是想分而治之，使它的力量削弱，不再侵略中国。所以清政府下令恢复上世纪（十七）四卫拉特的原状，使他们仍保持四个独立的部落，互不统属，个别的作为中国的外藩，像外蒙古合并前的喀尔喀分为三个独立的部一样。于是皇帝弘历一口气加封了四部的四个可汗，并邀请这批新贵到遥远的东方热河（河北承德），由弘历接见，参加盛大的宴会。　　对阿睦尔撒纳，清政府加封他为双亲王，以酬庸他的贡献。但阿睦尔撒纳有他更大的野心，他引导中国军队颠覆他祖国的目的，只在借。杀人，借中国的。杀他的政敌。他并不希望祖国分裂，所以他坚持仍维持汗国的体制，而由他当可汗。他这种想法跟中国的基本政策恰恰相反，清政府当然不能接受。阿睦尔撒纳在大失所望后，决心叛离中国，他了解中国在这次远征中所以迅速成功，有赖于他政治号召的力量，他估计这力量足可以把中国驱逐出境。于是，在占领伊犁（新疆伊宁）的明年（一七五六），阿睦尔撒纳宣布独立，那些刚接受清政府加封的四部可汗，也加入这个新兴汗国的行列。中国远征军果然一败再败，准噶尔汗国的土地几乎全部光复。这使皇帝弘历大失面子，认为准噶尔人是不能用仁义感化的野蛮民族，必须严厉惩罚。　　第二年（一七五七），弘历重新组成远征军，北路蒙古兵团由蒙古人成衮札布当总司令（定边左副将军）；西路满洲兵团由满族人兆惠当总司令（定边右副将军），发动夹攻，恰恰这时候可怕的恶运抓了准噶尔，天花忽然流行，准噶尔战士相继死亡，军队自行瓦解。当中国远征军进逼伊犁（新疆伊宁）时，阿睦尔撒纳束手无策，只好逃到哈萨克王国，再逃到俄国，他也染上了天花，一病而死。在中国坚决的要求下，俄国把他的尸体运到外蒙古的恰克图城（蒙古阿勒坦布拉格），交还中国。　　准噶尔汗国虽然覆亡，阿睦尔撒纳虽然死掉，未死于天花的准噶尔人用游击战作誓死不屈的抵抗，使兆惠疲于奔命。这更增加弘历的愤怒，他下令兆惠执行他的灭种政策。准噶尔人从此在他们的故土上消失，只剩下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和横亘在中、俄两国边界上的准噶尔门（新疆博乐东北阿拉山口）要塞，供后人垂泪凭吊。　　——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为了尊严的理由，宁可玉破，不为瓦全，他们所作的壮烈牺牲，应受万世的崇敬。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应有智慧和勇气接受屈辱，瓦全还有复兴之日，玉碎便永无希望了。准噶尔人的遭遇，使我们惊悸。　　阿睦尔撒纳是拉藏汗的孙儿，丹衷的遗腹子，母亲是策妄阿拉布坦可汗的女儿。策妄阿拉布坦袭杀拉藏汗后，又斩草除根把丹衷杀掉，而把怀有身孕的女儿另嫁给辉特部的一位酋长。民间传说，当遗腹子阿睦尔撒纳呱呱降生时，满身鲜血，大家深信他为复仇而来，他果然达到目的。　　五　西北疆土的开拓——新疆　　准噶尔汗国灭亡的疆域，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天山北路准噶尔盆地，一是天山南路塔里木盆地。清政府把天山北路称为“准部”，天山南部称为“回部”。　　征服了天山北路的准部，并不等于控制故准噶尔汗国全国领土。天山南路的回部是上世纪（十七）被噶尔丹可汗吞并的，现在侵略者失败，回部不愿再接受外人的统治。　　回部范围即塔里木盆地的范围，当中是那块庞大无比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沙漠西端，罗列着十数个繁荣的城市，盆地上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集中在这十数个城市之中。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古西域故地，纪元前二世纪张骞，纪元后一世纪的班超，就在这里威震列国。七世纪时，唐王朝的军队再度进入，把它归并中国，但八世纪时却被吐蕃王国夺去。直到本世纪（十八），整整一千年之久，跟中国隔绝。一千年里面，这个区域发生过无数我们不知道的事件和无数传说不一的兴亡存废的变化。所以，当中国远征军征服准噶尔汗国，越过天山南下时，所面对的已不是当年古色古香的西域，而是奇异而陌生的回部风光。　　回溯九世纪时，回纥汗国瓦解，部众星散。其中一部分进入西州（新疆吐鲁番），称为西州回纥。他们后来由西州再向西南迁移，到达航空距离一千一百公里处的疏勒王国（新疆喀什），征服了它，改名为喀什噶尔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回纥人抛弃了原有的佛教信仰，改信从西方阿拉伯传来的伊斯兰教。人们因为伊斯兰教为回纥人所信奉，所以倒果为因的把伊斯兰教称为回教。到了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时代，又不知道什么缘故，回纥被改称为维吾尔，因他们信奉回教的缘故，人们又倒转过来称他们为回回、回民、回族，称他们所居的地区，即天山南路为“回部”。维吾尔人跟准噶尔人一样，同属于突厥民族，在蒙古帝国四大阶级中，属于第二等（色目）阶级，比汉人的地位要高。　　同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在回部兴起一位伊斯兰教教主，称为和卓木，地位跟喇嘛教的达赖，天主教的教皇相似，只不过和卓木是可以结婚的，所以教主的宝座是父子相传。准噶尔汗国策零可汗，曾于本世纪（十八）二十年代，把第二十五代的和卓木阿哈玛特，连同他的两个儿子布拉呢敦、霍集占，即著名的大小和卓木，诱到伊犁（新疆伊宁），当做人质。阿哈玛特不久逝世，两个儿子被囚禁如初。关于和卓木的世系，我们列如下表：　　　　一七五五年，中国远征军进入伊犁，把大和卓木送回他的故都叶尔羌（新疆莎车），但仍留下小和卓木帮助处理天山北路维吾尔人的事务。明年（一七五六），阿睦尔撒纳叛变，小和卓木也乘机逃回叶尔羌。又明年（一七五七），阿睦尔撒纳失败。中国远征军派遣使节到叶尔羌，要求接受中国的统治。大和卓木同意，但小和卓木反对，他说：“我们如果听从了中国，弟兄之中，势必有一个被送到北京当人质。从父亲那一代起，我们像奴隶一样，受人摆布，应该是停止的时候了。而且中国新占领敌国的土地，游击战激烈，人心惶惶，不可能对我们派出大军。即令派出大军，我们固守天山险要，他们粮道辽远，补给困难，绝不能持久。”在座的各城城主（伯克），都赞成小和卓木的意见。于是，他们宣布建立巴图尔汗国，跟中国对抗。　　然而小和卓木的判断完全错误，判断错误就要付出判断错误的代价。中国远征军强行越过天山南下，山麓一些重要城市的城主不能抵御，纷纷投降。第二年（一七五八），满洲兵团司令（定边将军）兆惠率领他的精锐四千余人进攻叶尔羌，在距城一公里的黑水（叶尔羌河），渡河一半时，桥梁中断，被分为两截，陷于包围。可是，和卓木兵团既没有攻击用的重武器巨炮，又没有斗志。僵持了三个月，中国援军到达，把兆惠救回阿克苏城。第三年（一七五九），兆惠作第二次进攻，攻陷叶尔羌，大小和卓木向中亚的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城）逃亡。经过葱岭巴达克山部落（阿富汗东北部）时，被巴达克山部落酋长杀掉，把人头献给尾追不舍的中国追兵。巴图尔汗国只有四年寿命，就告覆亡。　　现在，准噶尔汗国全部领土，面积约一百九十万平方公里，由清政府改称为新疆，即新开辟的疆土——事实上是新收复的疆土之意，并入中国版图。　　六　清政府的民族政策　　新疆合并后，中国的领土膨胀停止，但已是一个拥有一千三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庞大的超级强国。在世界历史上，面积仅小于蒙古帝国，但比蒙古帝国属下的元帝国，要大两倍。两个世纪以来领土膨胀情形，用下表说明：　　　　从表上可以看出清政府对中国的贡献是如何巨大和重要。他们为中国开拓的疆土，较他们上世纪（十七）四十年代从明政府继承下来的领土，要大四倍，我们再用下表列出统计数字：　　　　清政府并不是为汉人开疆拓土，他们纯是为满族人开拓，不过后来不得不传递到汉人之手。而且他们入关之后，坚持自己也是中国人——满族裔的中国人，跟汉裔的中国人，完全相同，所以他们理直气壮的以中国主人自居，东抢西霸，广置田宅。对其他的各民族，站在满族人的立场，厘定他们的民族政策。　　对满族人清政府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坚决地保持满洲故土（东北）作为满族人独占地区，不准汉人出关（山海关）移垦，准备万一演出被驱逐的结局时，满族人可以跟当年的蒙古人一样，能够退回老巢。二是每一个满族男孩诞生，立刻就有一份战士的薪饷，目的在使满族人全民皆兵，专心从事战斗训练，不为外事分心。因为满族人太少，本世纪（十八）不过四百余万，而汉人已有二万八千四百余万，满族人认为必须这样，才能胜任对汉人和其他民族的控制。　　——结果是，一、东北地广人稀，田地大部分荒芜，在东北的满族人遂私下欢迎贫苦的汉人出关为他们耕种，在严密的禁令下，汉人仍不断增加。二、满族人不需要有任何努力就有一份薪饷，使他们的生活堕落，他们的时间并没有用在战斗训练上，反而用在声色犬马上，成为满族人腐烂的根源。　　对汉人清政府完全效法明政府的手段，继续用科举作为武器，使中华民族中所有知识分子比从前更严重的酱在独占性的儒家系统和僵硬的八股文之中。同时对汉人传统的中华民族本位主义，予以打击，强迫中华民族接受多元观念，承认满族人并非夷狄，同样也是中国人，而且是中国的主人。　　对蒙古人清政府利用他们的战斗力，而根绝他们的智慧和知识，也就是彻底的愚民政策。除了阻止蒙古人接受教育和阻挠蒙古人汉化外，还诱使蒙古统治阶层“王”、“公”之流生活靡烂，跟人民形成尖锐的对立，使他们不能追求更高的理想，而且也根本不知道有更高的理想。　　对西藏人清政府尊重他们信奉的喇嘛教，而禁止他们从事政治活动。事实上西藏人在喇嘛教的“泥沼”中，也没有余力去过问政治。清政府用隆重的礼节对待达赖和班禅，鼓励西藏人出家当喇嘛，赋给喇嘛精神上的尊荣和物质上的利益，喇嘛是不准结婚的，在清政府的鼓舞下，本已日渐减少的西藏人，更加速减少。喇嘛教如果继续不变的话，西藏人会走入自然灭种的结局。　　对维吾尔人清政府看他们比蒙古人西藏人，要低一级，连谋略性的优待都没有，反而有相当难堪的迫害。满族官员虐待蒙古人、西藏人的事件不多，而虐待维吾尔人，以致激起民变的事件，却层出不穷。而且把新疆看成东北第二，作为满族人发展的专用土地，阻止汉人前往移民，早已移民过去的一些汉人，本来跟维吾尔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清政府下令汉人必须单独居住，不准跟维吾尔杂居。于是每一个城市都分裂为二，汉人集中汉城，维吾尔人集中回城，绝对不许通婚，平时也不准有友谊上的交往，呈现一种人为的畸形社会形态，目的只是为了防止维吾尔人跟汉人结合。　　这种情形，在行政区域划分和地方政府的组织上，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国本土被划分为十八个省，简称为“本部十八省”，以汉人为主，仍维持明王朝遗留下来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省长称“巡抚”，两省或三省（有时候也有一省）设立一个大军区，大军区司令官称“总督”——也可以称为太上省长。这些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当然全由满族人担任。直到下世纪（十九）中期之后，满族人无力控制全局，才不得不情愿任用汉人。　　东北是满族人辫子王朝的发祥地，设立了三个“将军”，一个驻盛京（辽宁沈阳），称盛京将军；一个驻吉林（今吉林省吉林市），称吉林将军；一个驻齐齐哈尔，称黑龙江将军。他们办公的官署，称将军衙门。但他们的辖区却没有名目，既不称省，也不称特别区。人们迫于需要，只好称它为省，而把全部满族故土，称为东三省，但事实上并没有省，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由清政府改称为省。满族人的政治思想仍十分简陋，只有部落（八旗）观念，还没有行政地区观念。将军事实上是总督兼省长，主要任务是维持治安和防止汉人移民。　　内蒙古，则设立三个官阶比“将军”次一级的“都统”，只管军事。一个驻承德，称热河都统。一个驻张家口，称察哈尔都统；一个驻绥远城（内蒙呼和浩特），称绥远都统。主要任务在镇压蒙古人叛变和防止汉人移民。内蒙古人民则自己有自己的盟长（地区首长）、旗长（县长），享有比汉人稍高的自治权力。　　青海，设西宁将军。西宁城在行政上属于中国本部十八省之一的甘肃省，但驻在西宁城的满族人将军，却是青海地区的首长，地位跟东三省的将军一样。他统治下的有汉人、蒙古人、藏人，情况比内蒙古复杂。　　外蒙古和西藏，在每一个地区的首府，设一个“办事大臣”，驻外蒙古库伦（乌兰巴托）的称库伦办事大臣，驻西藏拉萨的称西藏办事大臣：他们在性质上类似总督，但来办对外国的交涉。在外蒙古境内，与库伦办事大臣并置的，又有乌里雅苏台将军，职掌跟设于东北、青海的将军相同。外蒙古人民和西藏人民享受的是更高度的自治，他们不直接隶属于办事大臣，而仍然直接隶属于他们原来的首长，独立王国的形式继续存在，办事大臣只不过是清王朝皇帝的代表。　　新疆，在它的首府伊犁（新疆伊宁·准噶尔汗国的故都），设伊犁将军，跟东北、青海各将军性质相同。另外在喀什噶尔（新疆喀什），设一个参赞大臣，负责天山南路维吾尔人和汉人间的事务。　　七　朝鲜·琉球·安南　　跟疆土开拓同时进展的，是藩属关系的加强。藩属，用现代话来说，就是被保护国。　　疆土的开拓是征服其他土地使成为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藩属则仍是独立国家，但向中国称臣进贡，承认中国皇帝也是他们的皇帝，表示对中国尊敬服从，中国则允许他们跟中国贸易。中国不干涉他们的内政，但有权处罚和奖励他们的国王，因为他们的国王必须经过中国的加封之后，才算合法。藩属国王也以被中国加封为一种光荣和保障，他用此向怀有敌意的邻邦显示，他已获得一个庞然大物当他的靠山。　　——藩属国的元首只能称国王或可汗，不能称皇帝。一旦称皇帝，就等于脱离藩属地位，跟中国平等。在中国看来，世界上只有一个皇帝，如果有两位皇帝同时出现，就等于天上有两个太阳，非拼个死活不可。所以有些藩属，虽然已称皇帝，但为了取得中国的保护，对中国仍谦卑的只称国王。像以东京（越南河内）为首都的大越帝国皇帝，他对中国只称中国所封的安南国王。　　朝鲜王国是中国最古老的藩属之一，世界上再没有两个国家能像中国跟朝鲜这么长期的密切融洽。中国为保护朝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过去的事我们已叙述过，到了下世纪（十九），中国又为他作出第二次更大的流血牺牲。　　另一个同样古老的藩属琉球王国，在十四世纪时，原是三个小国。十五世纪初叶，被其中之一最强大的国王尚巴志所统一，遂即派遣使节，远涉大海，向中国进贡，请求中国保护。它的首都名中山城，因之中国就封尚巴志为中山王。不过日本人的势力，因地理上更接近的缘故，不久也深入琉球各岛。每逢中国使节到琉球时，国王总是下令，命日本人先行躲避起来，在天朝大臣停留在国内期间，禁止人民说日本话，并涂去街市上的日文广告。南　　第三个古老的藩属，是前面曾提到的对外称大越帝国的安王国。安南第一任国王黎利，于十五世纪脱离中国独立，效法中国对首都称“京”的习惯，把交趾城（河内）改称东京，建立大越帝国，但仍尊奉中国为宗主国。黎氏王朝的政权后来落到大臣郑氏家族之手。郑氏所属的将领之一的阮氏家族，起而反抗郑氏上欺国王下压群臣的作风，在南方的顺化城，宣布独立，另行建立一个广南王国，跟北方的郑氏家族专权的大越帝国对峙，国土从当中分割为二。　　本世纪（十八）七十年代，另一个阮姓家族崛起，称为西山党，他们的领袖阮文岳，于一七七三年攻陷顺化，把旧王杀掉，而自称是广南国王。旧王的弟弟阮福映逃了出来，他就是越南历史上有名的嘉隆王。他逃到暹罗（泰国），又逃到富国岛，日夜图谋夺回政权。　　西山党既征服了广南王国，新王阮文岳派他的弟弟阮光平北伐。本世纪（十八）八十年代，阮光平攻陷东京（河内），废掉皇帝黎维祁，自己坐上金銮殿。黎维祁逃到北京，向宗主国求救。中国决定出兵，一七八八年，中国远征军总司令（两广总督）孙士毅，率领大军护送黎维祁回国，击溃阮光平的抵抗，进入东京（河内），黎维祁复位。于是孙士毅洋洋得意，认为他的神机妙算超人一等，不再采取戒备措施。次年（一七八九）元旦，正当他大摆酒席，庆祝新年时，阮光平发动突击，远征军溃败，数千人被杀，黎维祁和孙士毅狼狈逃回中国。　　但阮光平深知横挑强邻的结果是什么，他预防中国采取长期的报复手段，就派遣使节到北京匍匐请罪。恰好中国当时的皇帝弘历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物，对阮光平的恭顺态度，大为欢喜。明年（一七九○），弘历八十岁生日，阮光平又亲自到北京恭祝寿诞，弘历就把黎维祁抛到脑后，而封阮光平当安南国王。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西山党的好景不常。逃亡中的嘉隆王阮福映，靠外交手段，得到侵入东方的法国强大军力援助，于本世纪（十八）九十年代反攻，一连攻陷顺化和东京（河内），阮姓政权的西山党瓦解，阮福映统一全国。下世纪（十九）一八○二年，阮福映向中国报告复国经过，请求加封。凡是政治都是现实的，中国又把阮光平抛到脑后。一八○四年，加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即大越与广南的合称。从此安南改称越南。　　八　缅甸·尼泊尔·暹罗　　缅甸是中国南方的紧邻，但因万山重叠，两国的交往很晚。本世纪（十八）五十年代，缅甸国王雍籍牙在给中国皇帝的报告上说，第一世纪九十年代时，他的祖先雍田，曾被中国当时东汉政府第四任皇帝刘肇封为缅甸国王（当时称为挥国），还赐给一颗金印。不过中国史学家对此不敢肯定，因为史籍上查不出这个记载，除非真有金印作证。　　缅甸跟中国发生关系，似乎开始于十三世纪，位于云南的大理帝国消灭，云南地区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而并于它子国之一的元帝国，缅甸才跟中国接壤。上世纪（十七）六十年代，缅甸把请求政治庇护的中国明政府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榔，交给清政府。这件事情发生后，中、缅两国的邦交，并没有加强，甚至并没有继续。因为缅甸不断的内乱，中国也正全力在北方开疆拓土。　　经过九十年的疏远，本世纪（十八）五十年代，缅甸名王雍籍牙在位，跟中国恢复邦交。他逝世后，儿子孟驳继位，进攻东邻的暹罗王国（泰国），把暹罗并入版图。　　缅甸势力膨胀，使它不断干涉中、缅两国之间属于中国的一些部落，这些部落向中国清政府乞援，清政府已十分不高兴。但按下战争电钮的人物，却是清政府的一位赃官云南总督吴达善，他向请求归附的桂家部落（据说他们是跟随朱由榔流亡到缅甸的群臣们的后裔）酋长宫里雁，索取重贿，其中一件是珍珠马鞍，宫里雁无力奉献，吴达善就把他逮捕入狱害死。宫里雁的缅甸籍妻子囊古为丈夫报仇，向缅甸国王孟驳游说，缅甸遂在这位奇女子引导下，向中国沿边发动不断的攻击劫掠。　　中国政府改派明瑞出任云南总督，于一七六七年，率军攻入缅甸，企图夺取它的首都瓦城（曼德勒）。可是进入缅甸境后，在一个名叫象孔的地方，陷入缅军的埋伏，全军覆没。中国政府再派第二次远征军，由傅恒当总司令（经略），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年（一七六九），再度深入。可是热带森林地区所特有的瘴气——空气污染和虐疾，无法克服，将领和战士们相继染病死亡，军心恐惧，在中途停顿，不敢前进。恰恰这时候，缅甸政府得到消息说，暹罗王国故土上的中国侨民郑昭，集结了武装部队，正攻击缅甸的占领军。缅甸不愿两面作战，就向中国请求和解，承认作中国的藩属。远在北京的弘历皇帝，正在进退维谷，也乐得就此结束。但缅甸的态度十分强硬，当中国远征军代表跟缅甸军司令眇旺模谈判，中国要求缅甸归还所侵占的木邦（缅甸腊戍以北一带）等三个部落的土地时渺旺模左顾右盼，没有听完就掉头而去，远征军代表只好瞪着眼睛回来。　　缅甸当时的目的只求停战，并不是真心的低头，所以当中国退军之后，两国敌对如故。一直到了十八年后，一个曾经当过和尚，跟前任王室没有关系的国王孟云即位，他为了取得大国的支持，于一七八八年主动向中国进贡。中国政府于一七九○年，加封盖云为缅甸国王，才正式确定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　　跟缅甸同样情形的，还有尼泊尔王国。　　缅甸开始向中国进贡的那一年，也正是中国护送大越皇帝黎维祁返回东京（河内）复位的那一年——一一七八八。就在这一年，遥远的喜玛拉雅山南麓的小国尼泊尔，突然向比它大一百倍的庞大的中国进攻。尼泊尔王国为什么如此，传说不一，可信的一个传说是，后藏喇嘛教领袖班禅的一个部属丹津班珠丹，因为受到不公平的酷刑（脸上被刺字），逃到尼泊尔。这时正当班禅积欠尼泊尔太多的贸易借款，一直不肯偿还。尼泊尔早已愤怒，得到丹津班珠丹作向导，遂采取强硬手段。清政府一面派四川兵团入藏应战，一面派藩属事务部副部长（理藩院侍郎）巴忠，代表皇帝，担任监军。不知道什么原因，巴忠竟做出一件使人连做梦都梦不到的荒唐怪事，他是由青海那条大道直接到拉萨的，不等四川兵团抵达，就先行跟尼泊尔代表谈判，承诺每年付给尼泊尔一万五千两赠款，换得尼泊尔撤军。但巴忠却向皇帝弘历报告说，尼泊尔已被他巧妙的辩才和义正词严的立场所折服，自动退出中国国境。对于每年一万五千两的赠款，只字不提，而只秘密通知达赖，请达赖按时送去。谁知道达赖一口拒绝，尼泊尔当然不肯甘心。一七九一年，再度进攻，攻陷日喀则，班禅逃到拉萨。尼泊尔军队把班禅宫中所有的珍宝和日喀则民间的财物，抢劫一空。　　巴忠听见尼泊尔索取赠款的消息，就跳井自杀。我们无法了解，天下竟有这种浑人，他怎么会想到他可以对如此重大的国际交涉，能够一手掩盖。　　中国远征军于次年（一七九二）抵达西藏，尼泊尔军队败走。远征军尾追，越过喜玛拉雅山聂拉木山口，进入尼泊尔国境。尼泊尔军再败走，远征军队进攻它的首都阳布（加德满都），旦夕可下。司令官（大将军）福康安，这位被誉为皇帝弘历手下第一名将，对自己的用兵如神，大为满意，他自比为《三国演义》上的诸葛亮，手拿羽毛扇（这是诸葛亮的标帜），坐在四人抬的轿子上（效法诸葛亮的四轮车），一副戏台上人物的模样，从容指挥作战。尼泊尔乘他正自命不凡，疏于戒备之际，发动猛烈反攻，远征军大败，死伤惨重，福康安狼狈逃命，几乎成了第二个带汁诸葛亮。　　然而，当福康安好容易脱离追兵，稳定局势，恐惧尼泊尔下一个攻势时，尼泊尔却派遣使节到军前请求和解，愿作中国的藩属，定期进贡。福康安喜从天降，迫不及待的立即接受尼泊尔的请求，撤军回国。事后才知道，并不是尼泊尔突然发作了神经病，而是另有原因，它曾向邻近的驻在印度东部加尔各答的英国军队求救，英国那时还不愿跟中国结怨，以免妨碍通商，而尼泊尔政府的另一个敌人披楞部落，正在南方国境发动攻击。尼泊尔政府不愿受到前后夹击，而尤其恐惧中国的远征军会源源而来，没有个完。　　——尼泊尔当了中国的保护国之后，就发现了好处，成为中国最后丧失的藩属，直到二十世纪初叶，还向中国进贡不辍。　　不和中国土地相接的藩属，除了琉球王国外，还有暹罗王国。现代暹罗——二十世纪时改称泰国，它的开国国王郑昭，是中国广东省澄海县人，驱逐缅甸占领军后，他立即派遣使节到北京，请求中国加封。可是当使节还在中途时，发生政变。郑昭被他最亲信的暹罗籍的部将却克里所杀。却克里显然恐惧中国对郑昭之死发生反应，于是改名郑华，坚称是郑昭的儿子。于一七八六年，再派遣使节前往北京，陈述他继承王位的合法性。中国不知道内情，当然加封他为暹罗国王。　　暹罗和琉球都是没有经过不愉快的战争场面而归附的藩属，暹罗跟中国的密切关系，远超过缅甸和尼泊尔。举一个例子可作说明，当本世纪（十八）最后一年（一七九九），中国太上皇弘历逝世时，正在北京进贡朝见的两位使节，一位是朝鲜使节，另一位就是暹罗使节，他们适时的代表他们的国王，为皇帝服丧。　　——却克里对中国虽坚称是郑昭的儿子，但对他的臣民因无法隐瞒真相的缘故，而自称为拉玛一世，并解释说，他并没有叛变，乃是另外一个将领叛变，由他敉平。　　九　藩属外的进贡国　　中国跟藩属间的关系，可以分为若干等级。　　最密切的一级自然是朝鲜。中国为了朝鲜的利益和维护朝鲜的独立的跟领上的完整，所付出的牺牲是可惊的。但中国对朝鲜毫无所求，战争一结束，军队即行撤退。　　越南也包括在这一级之中，中国在下世纪（十九）也为援越而对法国作战。不过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意识形态方面，自上世纪（十七）明王朝灭亡，朝鲜和越南同时认为满族人不过夷狄之辈，中国在中国故土已经消灭，满族人所篡夺的只是中国的躯壳，只能算是假中国。中国的灵魂，即真中国，已转移到朝鲜和越南的国土——朝鲜人坚持他们是正统的中国，越南人也坚持他们是正统的中国。那就是说，中国已变成了夷狄，朝鲜、越南才是中国。两国对满族人的清王朝，在武力上虽然不能不低头，但从心眼里却十分地瞧它不起。这种心理持续约一百余年，直到本世纪（十八）结束时，才逐渐把清王朝跟中国合而为一。　　次一级的是琉球、暹罗。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印象，认为他们是那么遥远和那么恭顺。中国皇帝怜恤它们的遥远，而喜悦它们的恭顺，所以对于两国几乎是有求必应，最得实惠的还是他们的那些使节，赏赐他们也特别丰富，每次从中国回去，都满载而归。　　第三级是缅甸、尼泊尔。这两个国家有时候跟中国靠得很近，有时候又比较疏远。中国对他们当然也不肯付出像对朝鲜、越南那样的热烈感情，只求这两个邻国不再在边界制造麻烦，就很高兴了。　　除了上述的六个藩属国外，中国还拥有数不清的贸易性质的进贡国。“进贡”的意义，在藩属国来看是定期地向宗主国的一种呈献，在中国来看是一种荣誉——这跟欧洲那种勒索或剥削性的进贡，完全不同。藩属国最大的要件之一，就是定期的向宗主国进贡。但仅只进贡，并不一定是藩属，中国是当时亚洲唯一的庞然大物，矗立在万邦之中，四周相邻的一些小国家小部落，面积人口都处于绝对的劣势，文化物产也都显然落后，免不了对中国巴结奉承，向中国政府呈献该国的一些特产，诸如珠宝奇珍、奇异的动物植物，以及美女株儒，表示他们的崇拜和友谊，希望用以钓出更大的利益。中国从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起，就习惯于这种奉承，认为是一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为了表示天朝大国的气度，对进贡国的那些使节团，一向有完善的照顾。我们回溯八世纪时，那些到了中国就不肯离开的使节，累积下来竟达四千余名之多，以致宰相李泌不得不下令驱逐，就可了解他们所受的待遇优渥到什么程度。有些品格恶劣的使节，甚至还利用这种优待，进入中国国境后，就像强盗一样，沿途横暴，为非作歹。中国政府总念及他们来自遥远的蛮夷之邦，缺少教养，倍加原谅。所以外国进贡的使节，有时候竟成为交通要道上的一大祸害。在进贡了之后，中国政府一定用丰富的赏赐作为回报，价值往往超过贡物的数倍。朝鲜就不断地对中国赏赐的绸缎过多而发出抱怨，因为它促使朝鲜的纺织业破产，严重地打击他们的农村经济。除了丰富的赏赐，使节团在进贡的同时，必然顺便（事实上却是主要的）携带大批货物，乘机做一次大买卖。所以若干国家不惜采取战争的压力，以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　　在这种情形下，向中国进贡的非藩属国和大小部落，多不胜数，而以第七第八第九，三个世纪为最多，当时唐政府对所有进贡的国家或部落，一律封他们的国王或可汗为某州都督。这种州，称为羁縻州，唐政府既不一定知道州在什么地方，被封为都督的那些国王可汗，对中国文字也不认识，只不过仅是中国史学家在纸上记下的一笔而已。本世纪（十八）时，这种情形依旧，如哈萨克王国、布鲁特汗国（塔吉克）、布哈尔汗国（乌孜别克布哈拉）、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阿富汗王国、不丹王国、哲盂雄王国（锡金）、巴克达山汗国（阿富汗东北部）、柬埔寨王国，都是进贡国家。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他们进贡的性质，位于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市东北，有一个小小的坎巨提王国，它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它的价值相当于一个人两星期的伙食费用），并不送到北京（那太远了），而由新疆地方政府代表接受，回报他们的是绸缎、银币，和茶叶。假使世界上有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那就莫过于向中国进贡了。这并不是中国呆如木瓜，而是一种荣誉心和类似父母或长兄、长姊，那种天下共主责任感的综合反应，即永不愿使依靠中国的友邦失望。　　——外国人不会了解这种恢宏的心胸。下世纪（十九），中国为朝鲜、为越南而跟新兴的帝国主义者作战，以致受到严重的挫折，割地赔偿。外国人便嘲笑中国人莫名其妙，竟为了一个宗主国的虚名，而接受实质的灾难。但这正是中国文化中反抗强权、扶危济困的主要精神。　　十　华侨　　除了疆土的开拓，和藩属国进贡的增多，中国人也大量向海外移民。　　中国人移殖朝鲜，以及经过朝鲜进入日本，早在纪元前就开始了。但大规模移向东南亚——包括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可能迟至第七世纪才开始。到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时，才迅速增加。然而，中国人向外发展，不但不能像欧洲人那样，受到政府的支持保护，恰恰相反的，反而受到严厉的禁止。儒家思想是保守而尊祖的，对于为了追求财富而抛弃祖先坟墓，离开父母之国，远赴蛮夷番邦的人，十分痛恨。因而称他们是海贼奸民，用法律和监狱取缔他们，在这种情形下，华侨在海外遂成为被遗弃的可怜孤儿。可是中国沿海一带，人口稠密而土地贫瘠，东南亚却地广人稀，而且属于热带气候，谋生比较容易。沿海人民遂用逃避或贿赂的方法，躲过官员们的干涉，大批向海外涌出，这些贫苦无依的亡命之徒，以做小生意开始，不久就在蛮荒的各地，建立家园，跟上著人民，相处得十分亲密。　　十六世纪之后，欧洲人向东侵略。西班牙最先占领菲律宾（一五四二）。十七世纪时，荷兰继又占领爪哇（一六一九）。这批帝国主义者以主人自居，对中国人采取压迫政策。华侨不能忍受时，起而反抗，因为没有国家力量作后盾的缘故——不但不作后盾，明、清王朝政府，还希望外国人早一点把中国逃到那里的海贼奸民铲除。所以华侨每一次反抗，都受到惨重地打击。像西班牙，曾在菲律宾对中国人作过三次充满了原始兽性的大屠杀，每次都使用灭绝种族的手段：　　一、十七世纪一六○三年（明王朝酒肉皇帝朱翊钧在位，正行断头政治），菲律宾华侨二万余人，被西班牙屠杀。　　二、十七世纪一六三九年（清军攻明王朝，第五次入塞），菲律宾自第一次屠杀后，三十余年间，中华移民陆续增加到三万二千人。西班牙又作第二次屠杀，死二万余人，仅一万余人得以幸存，但被列为贱民阶级，每人要缴纳负担不起的六元的人头税，而且必须改信他们所信奉的天主教（信教一项难不任甲国人，甲国人的宗教观念淡薄，信什么教什么神都不在乎，这一点使西班牙人大惑不解）。　　三、十七世纪一六六二年（明王朝灭亡的次年），郑成功占领台湾，驱逐荷兰人，胜利消息使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中国人大为振奋。于是引起西班牙第三次大屠杀，中国人武装自卫，至死不屈，但无法抵抗西班牙正规军的炮火攻击。结果全体中国人，包括所有的妇女和儿童，被西班牙人屠杀罄尽。　　帝国主义者的心肠都是凶恶的，西班牙如此，荷兰也不例外。本世纪（十八）一七四○年，在爪哇首府巴达维亚（雅加达）屠杀中国侨民，使河水都变成血水，史学家称为“红河惨案”。　　中国人虽然受到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可怕的迫害，但向东南亚（包括三次灭种大屠杀的菲律宾和红河盈血的爪哇）的移民不断，这是中国人弹性精神的发挥。到了本世纪（十八）末期，散布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侨，估计有二百余万人，而且建立了很多城邦式的独立王国，最著名的诸如：　　一、广东省人罗芳伯，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西端坤甸，建立芳伯共和国，自任总统（大统制），继任元首由当地的中国移民选举。　　——下世纪（十九），亡于荷兰。　　二、广东省人吴元盛，在婆罗洲北部建立戴燕王国，自任国王，王位世袭，立国百余年。　　——下世纪（十九），亡于荷兰。　　三、广东省潮州人张杰绪，在安波那岛（纳土纳岛）建立没有特定名号的王国，自任国王。　　——下世纪（十九）张杰绪逝世，内部发生纷争，王国瓦解。　　四、福建省人吴阳，在马来半岛建立另一个没有特定名称的王国。　　——下世纪（十九）被向东扩张的英国消灭。　　这只是几个英雄人物，而屹立到二十世纪今天的暹罗王国的开国国王郑昭，还不包括在内。　　华侨的历史是一篇血泪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移民，受到过像中国移民所受到的那种永无终止的可怕灾难。就像被父母遗弃而又走进蛇窟的孤儿一样，除了自己保护自己外，没有人保护他们。当中国国力最强大时，如本世纪（十八）初叶，对他们不但毫无帮助，反而巴不得他们在海外死尽灭绝。到了下世纪（十九），国势衰弱，又逢欧洲帝国主义的武力汹涌而至，东南亚华侨的处境，就更艰难。所有中国移民的据点，都被白种人现代化的武器抹去，中国人被当作猪仔一样，被贩卖到更遥远的地球的那一边的美国去做苦工——美国铁路至少一半以上都洒着中华人的汗和泪。东南亚成为白种人的天下，贫苦的中华人常出卖自己一段时间对年或十五年）给白种人当奴隶，期满之后，再用自己卖身的代价，经营小本生意，他们所受的压迫剥削，并不比运往美国的同胞好。一位对东南亚相当熟习的英国作家，曾感叹说：“做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真是一种苦刑。”这句话说明华侨的悲惨遭遇，但也显示中国人倔强的一面。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秘密武器，这秘密武器是：高度的含垢忍辱，高度的勤劳吃苦和高度的警觉。使他们在万难之中崛起，而且壮大，竟掌握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大权，大大地出乎那些手执屠刀的帝国主义国家意料之外。　　十一　文字狱　　清政府为中国开疆拓土是它光荣的一面，但它也有不光荣的一面，那就是它所发动的先后持续一百余年之久的文字狱措施。　　中国每一个王朝几乎都有文字狱，这是极权政治的特色之一，不过都是一些偶发事件。直到十四世纪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才把文字狱作为一种合法的谋杀手段，这手段到了清政府手中，更进一步地作为一种镇压汉人反抗的血腥工具。　　产生文字狱的心理背境，十分简单。当权者内心有潜在的罪恶感和自卑感时，自顾形惭之余，对别人的一言一语，都会硬拉到自己头上，恼羞成怒，采取强烈的报复。尤如一个秃子一听别人提到电灯泡就七窍生烟一样，朱元璋因为自己曾当过小偷，就总以为知识分子都要揭他的疮疤，满族人总以为汉人会借着文字来转弯抹角的表示对他们的轻视。　　所以，每一个文字狱，都是当权者神经衰弱、做贼心虚的一种反应。　　我们将清王朝最著名的一些文字狱，列为下表，以代表冗长的叙述：　　　　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了解文字狱的本质，即有权人物对文字所加的奇异曲解。像贾士芬的咒语“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不过是巫师们一贯的“口中念念有词”的勾当，竟然成为谋反的证据，可以当作文字狱的典型说明。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这是一句古老的成语，但弘历却酸溜溜地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竟想用政治手段制造自己的文学地位，可谓异想天开。　　文字狱的审判是中国历史性司法黑暗——人权毫无保障的再一次的大暴露。每个案件发生时，皇帝先交给高级官员组成的专案小组研究如何处理，向皇帝提出所谓的“公论”——当时的术语称“九卿公议”。专案小组所提出的“公论”，当然千篇一律的认为那倒楣的被告罪大恶极，坚决的要求用酷刑“凌迟”处死，家属全部砍头。皇帝立即表示他的宽大恩典，特别加恩，免去凌迟，改处绞刑（或改处斩首），全族（或全家）男女老幼，改为发配到黑龙江（黑龙江黑河）或宁古塔（黑龙江宁安）给穷披甲人为奴。　　这种审判像一幕漫画家笔下的卡通，包括皇帝在内，不过一群小丑。没有人敢提出较轻处罚的建议，更不要说为当事人呼冤了，而且即令对当事人一句有利的话都不敢说，否则不但救不了被告，反而使自己也陷了进去。王锡侯案，江西省长（巡抚）海成，仅建议草去他“举人”的身份，弘历就勃然大怒，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谕旨说：“海成请仅革去王锡侯的举人，所谓人臣尊君敬上的心安在？乱臣贼子，人人得而杀之的大义又安在？海成真是天良丧尽，辜负我命他当官的大恩。”海成还是幸运的，没有被砍头。徐述夔案的江苏省民政厅长（藩司）陶易，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曾经拒绝受理对徐述夔的检举，结果判处死刑。　　文字狱的奇异谋杀，产生下列几项影响：　　一　汉人知识分子本已拘限于儒家学派狭小的范围，现在在这狭小的范围中，史学、文学，以及对儒家学派经典的评论阐扬，都受到不可测的咒语禁制。知识分子只好走两条路，其中一条路是更加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努力做官。八股文的特征是在纸面上写尽仁义道德，在纸面上坚持人生以仁义道德为根本，而仁义道德又以帝王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于是全国士大夫——现任官、退休官，和以当官为唯一盼望、但尚未当上官的读书人，全体用帝王所喜悦的方式，阿谀帝王。　　二　另一条路是使知识分子专心一意从事考据工作。所谓考据，就是用这本古书去考证那本古书，用这本古书上的字去考证那本古书上的字，把平生精力钻在古书的旧纸堆里，成为一个工匠，不需要想像力，也不需要理解力，只要钻得年代稍久，就可以自称或被称为学者。这种学术，自然不会触怒任何人。　　三　人民对现实政治和政府前途，更漠不关心。因为不关心，所以就没有爱心——也可以说因为没有爱心，所以就不关心，不关心和没有爱心就不担忧它的覆亡，既不担忧它的覆亡，就不会作任何批评。人们所听到看到的，全是歌功颂德。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民对政治和政府冷漠的重要原因，文字狱使政府跟人民间的距离，更加扩大。　　四　大黑暗再度来临。　　本世纪（十八）的西方，被赞扬为理性的世纪，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以及人性的尊严和人权的保障，都有突破性的进展。而中国人却酱在反理性的恐怖之中，连作诗的想像力，都被酱死。　　十二　大黑暗的反扑　　事实上，起自十四世纪的大黑暗，并没有衰退，它只是被清政府万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第三个黄金时代主要的是指对外的开疆拓土，它对国内的贡献，仅只限于维持了社会的秩序。第三个黄金时代像一个暂时天朗气清的台风眼一样，满族人以入关初期那种旺盛的活力，一鼓作气地为中国扩张出广大的空间。但在内政上，他们没有可以跟他们军事力量相称的政治能力，以致把明政府的罪恶传统，大多数都接受下来。所以大黑暗的凶潮毒雾，仍在台风眼四周滚动澎湃。任何政权都是一个有机体，清政府的青春期一过，大黑暗四面八方反扑面至，只刹那间，中国社会又陷于明王朝时代那种伸手不见五指之境，文字狱是促成大黑暗迅速反扑的主要原因之一，因它促使官员们丧失了理性、道德和法律观念。发现保持官位的方法，只在于俯首帖耳，不在于明辨是非。　　大黑暗重临的按电钮人物，就是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最癫狂的弘历，这个在位六十年之久的皇帝，在后半段时间，开始对政治厌倦，但并不是对权力厌倦，他沉湎在“下江南”的游荡生活中，这种生活是对大黑暗发出的邀请书。　　玄烨大帝曾到过江南六次，每次都很俭朴，目的在察看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弘历到江南也有六次，誓言他的目的也是如此。问题在于，他的目的恰恰不是如此，他跟杨广、完颜亮一样，同染着大头症，六次下江南不过发泄他的自炫欲。六次下江南的时间和目的地，列于下表：　　第一次一七五一年到杭州、海宁　　第二次一七五七年到杭州　　第三次一七六二年到杭州、海宁　　第四次一七六五年到海宁、杭州　　第五次一七八○年到杭州、海宁　　第六次一七八四年到杭州、海宁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因下江南而闻名于世的酒肉皇帝，那就是七世纪的杨广；十六世纪的朱厚照，跟本世纪（十八）的弘历。弘历下江南所组成的南巡集团，声势之大，不亚于他的两位前辈，每次都有万人之多，像一群初登岸的饥饿海盗一样，所到之处，几乎都要洗劫一空。江苏省教育厅长（学政）尹会一，曾上奏章劝阻，奏章上说：“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光火说：“民间疾苦，你指出什么地方疾苦？怨声载道，你指出什么人载道？”皇家教师（侍读学士）纪晓岚，是儒家学派巨子，他因主编《四库全书》而被人尊重，曾趁便透露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弘历大怒说：“我看你文学上还有一点根基，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一样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事？”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政府的清廉和行政效率，完全消失。　　弘历最得意的是宣称他有下列十大武功，因而自称“十全老人”。　　一　一七四九年　平大小金川　　二　一七五五年　平准部　　三　一七五七年　再平准部　　四　一七五九年　平回部　　五　一七六九年　平缅甸　　六　一七七六年　再平大小金川　　七　一七八八年　平台湾　　八　一七八九年　平越南　　九　一七九一年　平尼泊尔　　十　一七九二年　再平尼泊尔　　认真的研究结果，弘历的武功只不过一个——征服准噶尔汗国，但他却把一个分为三个——平准部、再平准部、平回部。一百九十万平方公里疆土的开辟，仅此就可在历史上占不可磨灭的一页，弘历的大头症却使他非凑足十项不可，结果反而使他的丑态毕露。大金（四川金川）、小金川（四川小金）是藏民族部落间的纷争，清政府加以干涉；台湾是汉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对内镇压。平缅甸是一场败仗；平越南也是一场败仗；平尼泊尔是一场丢丑的陋剧和另一场败仗。无论如何，我们都看不出什么武功和大武功，但我们却可看出死伤狼藉，以及军事和政治的腐败。　　然而，最严重的是弘历所犯的最后一个错误，从70年代起，他把大权交给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族花花公子和珅，擢升和珅当宰相（大学士·军机大臣）兼北京治安总司令（九门提督）。　　和珅十六世纪明政府的宰相严嵩，先后辉映，具有同一类型的特殊机缘和做官技巧，用谄媚和恭谨的外貌，把自以为聪明绝顶的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珅上台后不久，就建立起全国性的贪污系统，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的贿赂，就要被无情的排除，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种政治形势。所用的贿赂全部来自贪污——工程上的中饱（像克扣治理黄河的费用）和司法上的冤狱。有些总督和省长（巡抚）因贪污太狠而被告到弘历那里，弘历也大大地震怒，不断地使用死刑。但烈火不除去，只赖一两杯冷水加到滚沸的锅子里，根本无济于事。一切都恢复到十六世纪明王朝末期的原状，诛杀越严厉，贪污越严重，他们唯恐被检举和被检举后不能掩饰，必须使用更多的贿赂，去寻求保护。文官如此，武官更为恶劣，他们无法利用工程和冤狱，于是就克扣战士的粮饷和利用军事行动直接向人民抢劫，当人民阻止他们抢劫时，他们就指人民是盗匪，横加屠杀。　　和珅像一个无底的洞，全国官员们的贿赂巨款，瀑布般地倾注到里面。　　本世纪最后一年（一七九九年），弘历逝世。冰山倒了，和珅也跟着倒下去。新任皇帝(禺页)琰——弘历的儿子，立即把和珅逮捕处死，清算他的财产时，总数有九亿两，这还不包括他家人们贪污的庞大数字。那时国库全年的总收入，才八千万两，和珅当权二十年，贪污的数目等于十二年的全国总收入，使人惊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本世纪（十八）一七一五年逝世时，全部财产仅二千万法元（法郎），已招全国的唾骂，以当时的币值，一两折合三点七五法元计算；这位欧洲雄主的财产，不过中国一个贪官财产的一百七十分之一。而十六世纪的贪官严嵩，只贪了二百万两，不过和珅的四百五十分之一。　　弘历跟和珅两个满洲肥佬，密切合作，倾所有的力量，把清王朝的根基凿空，把大黑暗招回。　　十三　官逼民反（上）　　本世纪（十八）五十年代弘历第二次下江南之后，大批农民即破产流离，水灾旱灾，以及因贪污而富有的士大夫和地主们的兼并，引起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我们从当时诗人郑板桥的一首《逃荒行》，可看出在所谓“十全老人”弘历领导下的社会悲惨画面：　　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臂。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弃婴，怜拾正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这位卖尽儿女、日暮途穷的农民，当他临风泪尽而仍不能活下去时，他可能跟他拣到的孩子一齐饿死，但也可能变成另一种人，跟其他同一命运的农民结合在一起抗暴。从本世纪（十八）六十年代开始，各地即不断发生农民暴动的事件。七十年代后，又增加了和珅的能源，全国民变，遂更风起云涌。我们选择十多个重要的民变领袖，列如下表：　　　　白莲教流行在北方，天地会流行在南方，都是一种宗教性的秘密组织。因为经常聚会的缘故，对官员的贪污暴虐和政治上的迫害，容易把愤怒化成集体的反抗行动。　　七十年代，白莲教领袖之一的刘松，在河南鹿邑县起兵抗暴失败，被杀。他的门徒之一刘之协逃亡。十八年后九十年代，刘之协忽然在河南扶沟县出现，但立刻就又失踪。弘历又惊又怒，命令严厉搜捕。这时和珅当权已久，贪污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正常风气，搜捕逃犯正是弘历赐给官员们的发财良机，千千万万大小官员就乘此良机，高喊捉拿白莲教，而对人民作有计划的敲诈勒索，被称中国心脏地区的各省，如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北、四川、甘肃，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在冤狱手段下，几乎全部破产。至于无产可破的贫苦家庭，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是被捕入狱，在酷刑下自动承认自己是白莲教匪徒，被绑赴刑场处死；一是像诗人所叙述的那位农民一样，抛弃家园，流离他乡，或终于饿死，或侥幸没有饿死；另一是愤怒而起，武装抗暴。聂杰人、王三槐，以及远在台湾的天地会领袖之一的林爽文，都是首先发难人物。　　在这些变民领袖中，王三槐事件，可使我们对民变性质加强认识。一七九八年，四川总督勒保向王三槐招降，发誓保证他的安全。王三槐相信勒保的誓言，可是勒保却把王三槐逮捕，宣称是在剿匪战役中生擒的。皇帝(禺页)琰命将王三槐送到北京，亲自审问他为什么要叛变，王三槐回答四个字。“官逼民反。”(禺页)琰教他举例说明，王三槐就把官员们贪污暴虐的情形，一一说出。(禺页)琰大为震动，追问说：“四川全省，难道没有一个不贪污的官员？”王三槐回答说：“只有一个，就是刘青天。”指的是四川南充县长刘清。我们可以想到这些被称为盗匪的朴实农民内心所怀的痛苦。他们只求官员不贪污或少贪一点污就心满意足，但这种最低的愿望，竟无法实现，这是大黑暗时代最明显的一个特征。(禺页琰)虽然对官员的贪污大为震动，但形势已经造成，他已无力改革，对于被人民称为“青天”的刘清，也不能保护，刘清在稍稍擢升后，被贪官群排挤革职——排挤的理由光明正大，但真正的理由则是当众人都害麻风时，不允许某一个人健康。王三槐仍被酷刑磔死，以警告全国人民，无论官员如何贪污残酷，只能接受，不能反抗，反抗就是叛乱，罪不可道。　　然而，杀了王三槐不过使变民少了一个领袖，王三槐的部众由他的助手冷天禄率领，继续跟清政府战斗。其他的革命群众因勒保的背信，使他们的反抗行动更为坚强。　　和白莲教、天地会同时并发的，还有苗民族的抗暴。　　苗民族在纪元前二十七世纪，被汉民族领袖姬轩辕击败后，辗转退到贵州、湖南两省广大的山区，而跟外界隔绝。他们没有文字，文化程度远落在汉人之后。上世纪（十七）二十年代，清政府下令取消苗民族部落酋长（土官）世袭制度（土司），改由政府派遣的官员（流官）治理。苗人纯朴诚恳，把官员当作神明。　　于是苗人区域遂成为贪污官员的乐园，汉民族的败类奸商和地主，跟满族官员勾结，用诈欺或威迫的手段，侵占苗人的土地。而且更进一步掳掠苗人的儿童和妇女，贩卖到远处当奴隶或妓女，反正法律永远是站在有权势这一边的，苗人有无限的悲恸和痛苦，无处申诉。本世纪（十八）一七三五年，曾因驻防军队抢夺苗人妇女贩卖，激起一场广大的暴动，被清政府用武力镇压下去。一七九五年，同样的暴行激起同样的暴动，上表所列的石柳邓不过是最先发难的领袖之一，他不久就战死，但是事实上全体苗人都参加叛变，他们的口号是：驱逐汉人，索回被骗和被霸占去的土地。　　清政府跟对白莲教、天地会一样，采取高压手段。不过清政府的军队，包括满洲兵团、蒙古兵团，跟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兵团，都已腐烂不堪。当六十年代对乌什（新疆乌什）事变用兵时，高级将领每顿饭不过费用银币半两，只有一斤鲜肉和几样咸肉（盐酪）。而到了八十年代，对白莲教、苗人用兵时，即令在荒山穷谷，每顿饭无不山珍海味，需要银币二百余两（注意当时的购买力：五口人家的生活，一年的费用不过四十两，高级将领一顿饭的费用，够二十五个人吃一年）。时间相隔只三十年，风气已败坏到如此不可收拾之境。　　这种军队，跟上世纪（十七）明政府的军队一样，只能作为制造革命的工具。所以当本世纪（十八）结束时，中国又处处混战。　　十四　最伟大的一部小说——红楼梦　　让我们再一次从砍杀声中，回到文学世界。　　中国在十六世纪一口气产生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使中国文学迈进了小说时代。诗虽然照常发展，甚至远播到海外，像日本、朝鲜、越南、琉球各国的知识分子，差不多对中国诗都有很深的造诣。它们派到中国的使节，几乎每一位都是诗人，这可以从他们跟中国皇帝和跟中国官员们的互相酬答的作品上，获得证明。但诗在当时仍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所专用。而小说自从三部巨著突破性的诞生后，它的领域跟外太空一样的广阔，供文学家骋驰。　　十六世纪的三部小说，只是数百年大众化白话文尝试的一个总结，经过二百年的辛苦耕耘，到了本世纪（十八）六十年代，出现奇葩，一部辉煌的一百余万字的巨著《红楼梦》问世。　　《红楼梦》共一百二十章（回），包括角色二百余人。叙述男主角贾宝玉跟女主角林黛玉、薛宝钗间的三角爱情故事，后来贾宝玉跟薛宝钗结婚，林黛玉在他结婚之夕病死。接着贾家破产，富贵荣华和那些绝顶聪明美丽的女郎，或死或散。贾宝玉无法忍受这种打击，也无法抹去他对林黛玉的怀念，于是离家远去，失踪在茫茫大地上，据说是到一个人迹所不能到的所在，削发为僧。没有几个人能把全书一口气读完，感情丰富的读者在读到林黛玉死时，便伤心掩卷。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是满洲贵族，祖父、父亲、叔父，连续担任江宁（江苏南京）皇家纺织厂厂长（江宁织造）四十四年之久。纺织厂是直属皇宫的最大的生产机构之一，负责宫廷绸缎的供应。所以曹家拥有可观的由贪污得来的财富，玄烨大帝厂次南游时，有五次都住在曹家，由曹家负责招待（接驾）。这是一种光荣，同时也显示曹宅具有豪华的建筑和设备，才能容纳和供应皇帝出巡时所带的千万人组成的蝗虫集团。曹雪芹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　　曹家大概在曹雪芹二十岁左右时，辞掉（或被免除）纺织厂的职务，迁到北京定居，不久因为贪污案发而破产，曹雪芹开始贫穷潦倒。他没有谋生能力，终于衣食无着，这对一个从富贵中长大的人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巨变。于是他开始写作，以他过去的生活作为蓝图，写下《红楼梦》一书。他于四十七岁的本世纪（十八）一七六四年除夕逝世，据说他逝世时《红楼梦》只写了八十章，最后的四十章由另一位作家高鹗代他续完。我们不敢肯定这种说法，因为世界上很难在同一时间和同一空间，会出现两个从气质见识到生活背景，从文学修养到心理状态，都完全相同的伟大小说家。曹雪芹逝世时，环境是凄凉的，而且他绝没有想到，他为他的国家留下无价之宝。　　我们用下列三项说明《红楼梦》的崇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