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所见的杭州市廛，是中国都市的外貌。马致远笔下的元曲，是士大夫地主阶层在象牙塔中的安闲生活。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接受亡国奴的待遇，包括马可波罗所称道的杭州那些衣服华丽的男女人民。　　蒙古人在上世纪（十三）曾发挥出他们可惊的军事才能，缔造一个空前庞大帝国。但他们的政治才能却远为落后，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更为落后之故。蒙古人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中国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福音到天涯地角。蒙古人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一是满足征眼欲望。了解蒙古帝国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汉人所受迫害的沉重。　　蒙古人根本轻视汉人，所以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国民。在蒙古人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而中亚人（色国人·回回）则不然，他们在商业上的贡献，要超过汉人很多倍。蒙古人上自亲王公主，下至小民，都愿意把银币借给中亚人，以收取利息。一两纹银的利息，十年后能高达一千零二十四两，这是一种恐怖的剥削，当时称为“羊羔儿息”，只有中亚商人付得起。——方法很简单，必要时，中亚商人只要向地方政府报案，说他在途中被盗匪抢劫，地方政府就得如数赔偿。所以汉人自然要比中亚人低一等或低二等。第一任大汗铁木真即曾规定，杀蒙古人的偿命，杀中亚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大概折合二两银币），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毛驴的价钱就可以了。遇到征伐战争，差别待遇较平时更甚。像上世纪（十三）一二八六年，为了明年进攻安南王国，征用全国马匹，中亚人三匹马中只征两匹；而汉人的马，无论多少，全部征收。以后不断征马，每次如此，汉人的马就成为珍品。　　蒙古统治中国，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这蒙古人就是这二十家的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这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和财产，他更可以随心所欲。元政府有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　　“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当蒙古人不够分配，或中亚人贿赂够多时，则由中亚人担任。蒙古官员大多数是世袭的，每一个蒙古首长，如州长、县长，他所管辖的一州或一县，就是他的封建采邑，汉人则是他的农奴，他们对汉人没有政治责任，更没有法律责任。蒙古婴儿和幼童，往往很早地就继承了州长县长的位置，他的家人和侍奉他的奴仆，构成一个小型的宫廷。蒙古人都不会汉话，不识汉字，地方官员如此，中央官员也如此，蒙古大汗更很少会汉话和汉字。一百年间的政权，也只有两个汉人出任过宰相，一是上世纪（十三）帝国初创时的史天泽，一是本世纪（十四）帝国瓦解前夕的贺惟一，而贺惟一早已蒙古化，改名拓拔太平，忠于蒙古超过忠于中国。正因为这种缘故，蒙古大汗是以奴隶总管的身分，控制中国，所以对汉人毫无感情，对中国文化，自尊心也不允许接受。　　蒙古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在历史上也属空前。本世纪（十四）初一三○三年，第八任大汗铁木儿曾大力整顿官吏，一次就有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个贪官撤职。然而他不能坚持下去，他的后任大汗复行放任，以致每一个蒙古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而蒙古帝国特征之一是官员特别多，一块玉石的发掘或一张弓的制造，都会有若干官员管理，所有官员都靠贪污勒索维持高级享受。帝国的繁重赋税，也是促成贪污腐败的要素之一，他们最初是采取包商制，上世纪（十二）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曾打算把元帝国的赋税，以一百四十万两银币包给中国籍巨商刘廷玉，大臣耶律楚材极力反对，才算作罢。可是不久中亚维吾尔籍巨商奥都喇合蛮出价二百二十万两时，窝阔台怦然心动，终于包给了他。以后每一位大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财税上，他们不知道鼓励生产，只知道盲目而凶恶地剥削。本世纪（十四）三十年代全国各项赋税，平均额较上世纪（十三）七十年代，几乎增加一百倍，这都出在中国人身上。　　然而，仅只上述的这些压榨，痛苦还是轻微的。更大的迫害是赐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蒙古帝国暴政中最特殊的一项是吐蕃宗教国的僧侣，世人称他们“喇嘛”、“西僧”、“番僧”。这些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所谓活佛，却是汉人的灾难之一。大汗既然尊称“法王”为国师，无论这种尊崇是政治性的，或出于真诚的信仰，结果都是一样，即喇嘛在蒙古帝国所属的元帝国中，具有强大力量，虽然还未到干涉政治的程度，但对汉人逞暴，却绰绰有余。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帝国皇帝和大臣所有的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五十万户农民（约二百五十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对喇嘛教尤其狂热。本世纪（十四）一三○八年，海山下诏说：“凡殴打喇嘛的，砍断他的手。凡诡骂喇嘛的，割掉他的舌头。”幸而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极力反对，才收回成命，但喇嘛仍受到形势的鼓励。他们在街上很少买东西，只径行夺取。一个柴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长官（留守）李壁伸诉，李壁正在处理时，众喇嘛已手执木棍，呼啸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殴。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嘛。又一次，喇嘛跟一位王妃争路，竟把王妃拖下车辆，拳脚交集，大汗的反应仍是下令赦免喇嘛。对高阶层统治者还是如此，居于最下层的汉人，可以推断出所承受的蹂躏。　　汉人知道，苦难不仅来自暴政，而更是来自鞑子——鞑靼。鞑子，是汉人对蒙古人轻侮的称谓。除非铲除鞑子，解除颈子上亡国奴的枷锁，暴政不会停止。　　二　汉人激烈反抗　　蒙古暴君不久就跟辽帝国第二任皇帝耶律德光一样，发现中国人并不像他们想像中那么容易奴役。就在蒙古帝国鼎盛的上世纪（十三）八十年代，江南即爆发抗暴革命二百余起。蒙古用残酷的杀戮来镇压，但再多的流血都堵不住全民族愤怒的火山口，汉人的反抗，跟蒙古人的统治相终始。　　本世纪（十四）二十年代之后，随着蒙古帝国内部日增的腐烂，各地民变更不可遏止。四十年代时，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三百余起农民暴动。——这比六世纪北魏帝国领土的民变，超过十倍，可看出蒙古统治者比鲜卑统治者的残暴程度更要严重。遍地战乱一定引起灾荒，旱灾果然大规模发生，赤地千里，最惨重的是黄河下游，饥馑逼人发狂，互相袭击烹食。一三四四年，黄河又在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向东倾泻，六百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人民，全被淹没，直入黄海。河水泛滥所及，又增加数十万无处投奔的饥民，成为武装群众无尽的兵源。在千百个群众领袖中，以下页表中所列六个人物，给蒙古统治的伤害最大：　　　　上表显示出两个特征，第一、群众领袖都是平民出身，没有一个是士大夫。说明士大夫爱国的言论多于爱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第二、推翻蒙古统治的，只有民变而没有政变和兵变，说明在蒙古帝国里，政权、军权都在蒙古人手中。蒙古人认为仅此一点，汉人就无可奈何，料不到民变一旦发生力量，跟政变、兵变一样地具有摧毁性。　　正当汉民族革命排山倒海而起之际，蒙古帝国政府却在决策上犯了一项错误，即引使黄河恢复故道。工程由宰相脱脱亲自主持，一三五一年，征调民夫十七万人，用五个月工夫，把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堵塞，使黄河仍向东北流入渤海。这本是一件建设性的伟大工程，但它选错了时间，尤其是用错了方法；在人心沸腾的年岁中，把十七万满怀怨恨的劳工，从他们的家乡强逼征调，集中在一起。完工之后，又没有妥善安置，而任他们向四方流散。刘福通早就命他的教徒，刻一个一只眼的石人，背上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埋在黄河故道黄陵岗（河南兰考东北）附近。当民夫在施工中把这个石人掘出来的时候，人心大为震动。工程完毕后，除了少部分还乡外，大多数都集结在刘福通的红巾之下，成为主力。红巾，跟二世纪的黄巾一样，是刘福通抗暴力量所使用的一种标帜。　　就在同年（一三五一），群众领袖之一的徐寿辉称帝，建立天完帝，占领长江中游，派军进入江南，扫荡蒙古势力。刘福通于一三五五年，迎立白莲教故教主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称帝，建立韩宋帝国，占领淮河流域和黄河以南地区，整个中原进入掌握。　　白莲教是佛教中的一个神秘支派，以反抗暴政为重要宗旨，就是韩山童开创的。韩山童曾宣称：“白莲花开，弥勒佛降世。”设立白莲会，吸收信徒。　　——关于汉人的抗暴革命，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据说，刘福通最初在颖州（安徽阜阳）发动民众暴动时，因蒙古“甲主”监视严密，汉人既不能聚会宣告，又不能派人逐家传递消息，无法约定同一时刻举事。于是刘福通请“甲主”准许向家人分送像月亮一样的圆形甜饼，称为月饼，以便汉人为大汗祈福。“甲主”允许了，而月饼中夹有中国字写的字条：“八月十五日杀鞑子。”汉人准备妥当，当晚夜半，所有“甲主”和他的家族，都死在汉人棍棒之下。　　——金帝国和蒙古帝国崩溃时，凡在中国的女真人和蒙古人，几乎全部被汉人屠杀，连怀中的婴儿都被摔到石阶上，脑浆迸裂，作母亲的还没有哀号出声音，已死于乱刀之下，凶惨不忍卒睹。然而这是可以理解的，汉人所负的是民族深仇。女真和蒙古统治阶层的残忍屠杀，举世皆知，对被称为“蛮子国”的汉人，更加轻蔑。像兴化（福建莆田）不过一个小城，上世纪（十三）蒙古兵团攻陷它，全城男女被屠之后，就血流有声。侵略者必须付出代价，即令本身没有付出，后裔也要付出。这种付出使人对佛教的因果报应，发生联想，会禁不住悚然叹息。　　韩宋帝国宰相刘福通是反抗蒙古统治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毫无私心地用他新兴的武装力量，打击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蒙古帝国。一三五八年，他于攻陷开封（河南开封）作为首都后，即向蒙古发动总攻，分三路进兵。东路由大将毛贵率领，攻山东省；西路由大将白不信率领，攻陕西省；北路由大将关先生率领，攻上都开平（内蒙古正蓝旗）。东路兵团于扫荡了山东省蒙古人的势力后，直指大都（北京），挺进到距大都只五十公里的柳林村蒙古第十八任大汗脱欢帖木儿，一个标准的亡国型君主，手足失措，准备放弃大都，向北逃亡。但宰相拓拔太平（即汉人贺惟一）坚持固守。毛贵攻击不顺利，孤军不能久留，仍退回山东。西路兵团深入关中（陕西省中部）后，战败溃散。只北路兵团势如破竹，穿过山西，摧毁蒙古所有抵抗，攻陷开平。开平距作为首都的大都只二百八十公里，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南下攻大都，先行把蒙古大汗擒获。北路兵团没有这样做，却向东推进，攻陷辽阳（辽宁辽阳），进入高丽王国（朝鲜半岛），高丽向北路兵团投降。可是，这批所向无敌的革命部队，经过长途远征，军纪已全部败坏，引起高丽人民极大的痛恨。高丽有计划地出动大批美女，跟战士们交往缠绵，男子们则乘机把他们的战马和武器藏匿。一切妥当后，发动反击，包括关先生在内，大部分被杀。只剩下万余人辗转脱险，逃回中国，又被盛怒等待他们的蒙古人，一网打尽。　　韩宋帝国三路出征，把自己的力量完全消耗。但蒙古帝国的墙基，却被掘空，只需要最后轻轻一推。　　三　明王朝兴起　　对蒙古帝国最后一推的是朱元璋和他所建立的明帝国。　　朱元璋是韩宋帝国的将领之一，他生于一个极度贫苦的家庭，父母双双死于瘟疫，他以一个孤儿，投入他故乡钟离（壕州·安徽凤阳）皇觉寺当小和尚，供大和尚当役使。然而遍地混战又把庙院毁掉，他只好铤而走险，去当“盗匪”，投奔变民领袖郭子兴。郭子兴欣赏他的才干，把好友的女儿马氏嫁给他，用他作自己的卫士，以后又任命他当军官，逐渐擢升到重要地位。韩宋帝国建立后，郭子兴这支武装力量即行归附。郭子兴不久逝世，韩宋政府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当司令官（都元帅），朱元璋当副司令官（副都元帅），渡长江南征。朱元璋这时野心勃勃，决定排除他的思主之子。在进攻集庆（江苏南京）时，朱元璋的好友陈野先叛变，把郭天叙杀掉。然后朱元璋再把陈野先杀掉。韩宋政府无法作深入地追究，只好任命朱元璋接任司令官兼江南省省长（江南行省平章事）。朱元璋攻陷集庆（江苏南京）后，改名应天，即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当时全国都在对蒙古人苦斗，只朱元璋不然，他的作战目标不是蒙古，而是中国人的其他抗暴力量。当韩宋帝国三路出兵向蒙古总攻的时候，朱元璋却在南方扩张——表面上看起来是韩宋帝国扩张。　　就在同时，立国十年的变民政权天完帝国内乱。一三六○年，宰相陈友谅政变，把皇帝徐寿辉杀掉。陈友谅上台，改称陈汉帝国，建都武昌（湖北武汉）。驻扎在成都（四川成都）的天完大将明玉珍得到消息，宣布独立，于一三六二年，迁驻重庆（四川重庆），建立明夏帝国。至于早期起兵的李二，早已战死。而张士诚和方国珍，在接受蒙古元政府的官爵后，表面上臣服蒙古，实际上仍保持自己独立王国的割据局面。　　经过三十一年的改朝换代混战，胜利最后属于朱元璋。　　一三六三年，朱元璋跟陈友谅在波阳湖决战，陈友谅的运气太坏，当战斗正酣时，他从船舱中偶尔探头出来，竟被流箭射死。儿子陈理年幼，不能统率他的部队，明年（一三六四），投降朱元璋。陈汉帝国立国五年而亡。　　一三六六年，韩宋帝国受到张士诚的攻击，宰相刘福通战死，皇帝韩林儿出奔滁州（安徽滁州）。朱元璋请求迁都到他所控制下的应天（江苏南京），并派军队前往奉迎。一切仪式都十分隆重，充分显示一个将领对皇家的忠贞。然而，到了瓜步镇（江苏六合），登上长江的龙舟之后，奉迎的军队却把韩林儿推入长江溺死。韩宋帝国立国十二年而亡，它像蜡烛一样，毁灭了自己而照亮别人。朱元璋夺取了宝座后，于一三六八年即位，建立明王朝。——这是一个长命政权，长达二百九十四年。　　一三六七年，朱元璋兵团攻入平江（江苏苏州），张士诚被擒，送往应天，自缢而死。朱元璋另一兵团攻入浙江，方国珍投降。　　一三六八年，距刘福通集结黄河劳工，反抗蒙古暴政已十七年，朱元璋才正式面对蒙古帝国。不过这时的蒙古，已不是十七年前的蒙古了，墙基已空。朱元璋兵团在大将徐达率领下北伐，进抵通州（北京通县），距大都（北京）二十公里。蒙古大汗脱欢帖木儿再度手足失措，拒绝任何固守决战的建议，带着妻子儿女和亲信大臣，向他祖先铁木真、忽必烈所来自的北方沙漠逃走。徐达比毛贵幸运，他轻而易举地克复大都（北京）。　　一三七一年，朱元璋兵团攻入四川，明夏帝国立国十年而亡。　　一三八一年，蒙古在中国版图上最后一块领土云南，被朱元璋兵团夺取，镇守云南的亲王把匝刺瓦尔密，在逃亡途中自杀。蒙古人至此全部被逐出中国，蒙古帝国自上世纪（十三）一二六四年，迁都大都（北京），到一三八一年云南陷落，统治中国共一百一十八年，作了一百一十八年汉人的奴隶总管。　　　　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接替元帝国的疆域，只漠北地区不包括在内，那里是蒙古帝国本土。明政府把全国划为下列的十五个行政区域：　　　　本世纪（十四）内，明王朝首都设在应天（江苏南京）。下世纪（十五）一四二一年，迁都蒙古帝国故都大都改名的北平。即将应天改作南京，而将北平改名顺天，作为北京。从本世纪（十四）开始，中国地名变化较少，大多数保留到二十世纪。所以我们的夹注工作，也可大为减少。古地名是研究历史最大的烦恼之一，使人有一种悬空行走，无法足踏实地的感觉。本世纪（十四）之后，历史舞台因地名熟习的缘故，似距离我们更近。　　四　朱元璋的大屠杀　　明政府统一中国，汉人自然地升起一种愿望，认为蒙古统治的黑暗时代已经过去，汉民族自己建立的政府，应该跟历史上若干伟大的王朝一样，至少在开创初期，呈现一片蓬勃祥和的欣欣向荣气氛。　　这种愿望并不奢侈，然而，中国人的命运太坏，他们所遇到的政治领袖，不是刘邦，不是李世民，而是朱元璋，现实走上一条更黑暗的道路。朱元璋不久就发动有计划地合法屠杀，完全采用七世纪来俊臣的冤狱手段，但残酷的程度，却使来俊臣所作的，看起来好像儿戏。　　最重要的两次行动，一是胡惟庸冤狱，一是蓝玉冤狱。　　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极有才干。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干部不能并存。一三八○年，“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准备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参考来俊臣的《罗织经》，就可了解，当权人物决心除去某人时，自会“有人”告发他谋反）。朱元璋把胡惟庸磔死，屠灭三族。　　过了漫长的十年，到了一三九○年，朱元璋的兽性再度发作，宣称，他又发现已死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于是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七十七岁的宰相（太师）李善长，都包括在内，共处决二万余人。朱元璋还编撰一本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昭告全国。　　三年后，一三九三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屠杀。“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立即逮捕下狱。然后发表蓝玉的供词，蓝玉在供词中承认准备发动兵变。于是蓝玉被磔死，灭族。根据口供牵引，被灭族的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二个伯爵。若干人早已死亡，但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所以死者的子孙仍要抵罪。朱元璋又编撰一本书，名《逆臣录》，昭告全国。　　朱元璋两次大屠杀的对氛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效命，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无到朱元璋的毒手。然而，这两次大屠杀不过只是整批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杀，像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因他孙儿牵涉到胡惟庸案中，乃贬窜而死。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如芒刺在背，终于把他毒死，反而宣称是胡惟庸毒死的，故意向宰相之一的汪广洋询问是否知道。汪广洋不明了朱元璋的用心，回答说不知道。朱元璋大怒，立即把江广洋贬窜，等他走到中途，再下令把他绞死。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赐死。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被鞭死。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教武士摔死阶下。在所有共患难的老友之中，只有三个人保全生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早早的就病死。徐达事实上死于处决，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督着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逝世。所以事实上只有汤和一个人活的最久而且善终。他逝世后，他的家族暗暗庆祝。　　本世纪（十四）最后三十年，中国成为恐怖世界。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来，合家才有笑容。首都应天（江苏南京）如此，全国各地皆然。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录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根据统计，中央政府副部长以下和南直隶（江苏省及安徽省）一省大小官员，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决作苦工的，每年都有数万人。而严厉的追缴赃款制度，更使大逮捕向四方蔓延，全国中等以上人家，几全部破产。　　严惩贪污使人歌颂，但问题在于诉讼法，即被指控贪污的官员，是不是真的贪污。在酷吏酷刑之下，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坦承不讳，更何况仅杀一身的贪污。不过真正的恐怖并非死刑，而是追赃。死刑一死即了，追赃则遗祸无穷。死囚的财产不足以赔偿赃款时，在拷打中只好供出曾寄存某家若干，于是某家即被摧毁。如果仍不能够足额，那一家在拷打下也只好再供出曾转存到另一家若干。辗转牵引，干里外素不相识之人，都会成为窝主，家破人亡。　　五　人权的蹂躏　　朱元璋无止境的屠杀，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后来皇太子又很早死去。为了保持政权，不得不如此。但仅此现象不一定非产生无止境的屠杀不可，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作为反应。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情形相同，但刘邦只对少数的将领惩处。七世纪南周王朝开国皇帝武(上明下空)的处境更为严重，也只个别打击。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普通人，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出最大灾害。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害扩大，无法加以控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　　——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作弄，选择或拥护朱元璋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不幸。　　然而，仅只屠杀，带给中国人的痛苦，仍是暂时的。朱元璋对中国人最严重的伤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本世纪（十四），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于此。　　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的无与伦比的罪恶。我们分下列三项，叙述这罪恶的内容。　　一　人权的蹂躏　　二　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三　文化酱缸的加深　　朱元璋跟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刘邦毕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终保持英雄们所有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和当过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意结中，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我们曾一再提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颤栗的“诏狱”与“廷杖”。　　我们先用下页表，说明明政府中刑事诉讼机构的地位和互相关系：　　　　刑部负责法律的制定和颁布，管辖全国各地司法机构，有权提审它认为不恰当的案件。都察院负责对不法事件纠察检举，并派遣官员（御史）分赴各地，担任“巡抚”官职，接受人民对官吏的控诉，它也可以审理，也可以判决。大理寺类似国家最高法院，负责对前二机构的审判，作最后裁定。它们被认为“三法司”，是政府正规的司法系统。三法司当然地是在皇帝绝对控制之下，但朱元璋认为它们仍有理性成分，于是另行设立他直接指挥的“锦衣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即首都治安司令部。锦衣卫内设“镇抚司”，即军法处。锦衣卫逮捕罪犯，拷打出口供后，即交镇抚司判刑处决。如臂使指，快捷了当，没有任何顾忌。胡惟庸、蓝玉等五万人的两大冤狱，就是锦衣卫完成的使命。　　然而，朱元璋的后裔认为锦衣卫的理性仍未能完全泯灭，于是，下世纪（十五）时，再创立“东厂”，又创立“西厂”。下下世纪（十六）时，更创立“内厂”，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本已布满全国的秘密警察，遂互相交错，密如蛛网，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争吵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朵。宦官主持诏狱最大的方便，是他可以随时向皇帝直接提出报告，皇帝可以随时向宦官发布命令。宦官具有雷霆般威力，无人可以抗拒。所以罪犯如果落到三法司之手，还有活命的希望或不受苦刑的希望，一旦被“厂”、“卫”逮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　　对人权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对罪犯拷掠（打问）。它是逼取口供的工具和追赃的工具，也是刑罚的一种。一个人如果被处罚廷仗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即是死刑，而且是极端痛苦羞辱的死刑。在延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对高级官员（部长副部长以上）执行廷杖时，一定有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政府官员则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裤，手执木棍。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判决书）后，“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狱吏扑上来，扌卒伏倒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脱。这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摧残人权的图画，朱元璋用它对付中国人民。　　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不死时，也要割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别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甚至血肉横飞，但受伤较轻，痛苦也较轻。如果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　　英国于一百年前的上世纪（十三），即颁布《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过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出现诏狱和廷杖。　　六　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明政府建立之初，仿效韩宋帝国，中央政府设立下表所列的三个机构，作为中枢。由中书省首长，担任宰相，作为皇帝的助理。中书省内设立六部，负责全国行政。　　　　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诬陷宰相胡惟庸谋反后，即下令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摆升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已经够专制的政府，此后进入更绝对的专制。朱元璋另外成立一个秘书机构，称为“内阁”，所委派的秘书，称为“大学士”。大学士冠有某殿某阁字样，以资分别（殿阁都是宫廷中的建筑物）。大学士的职位很低，只正五品，比各部首长（尚书·正二品）要低三级，等于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员。　　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此消失。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手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朱元璋对此一措施沾沾自喜，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永远保持明政权于不坠。所以他下令说：“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即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　　然而，问题就发生在皇帝身上，朱元璋来自民间，政权又由他创立，对繁琐的政务，还可以勉强应付。但他的后裔却是一群花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恶少，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面对着千万种变化莫测的帝国事务，必然手足失措。本世纪（十四）末年，朱元璋平均每日要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内阁，命那些大学士在每一个奏章或案件上，签注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应如何反应的建议，甚至皇帝颁发命令的草稿，都一并拟好呈上。——当时术语称为“票拟”和“条旨”。皇帝即根据这些签注，加以批示。于是，不久之后，大权遂渐渐滑入大学士之手。大学士成为没有宰相名义的宰相，内阁也成为没有中书省名义的中书省。　　内阁大学士有数人之多，并不是每一位大学士都可签注意见，必须资格最高，深得皇帝信任的人（往往是华盖殿大学士，华盖殿后来改为中极殿），此人即世人所称的“首相”——首席宰相。但大学士毕竟不同于正式宰相，正式宰相可以单独推行政令，大学士便无此权。他只能依靠“票拟”一一签注意见，来窃弄皇帝的权力，只有黑市地位，没有法定地位。　　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学士跟皇帝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对皇帝如何裁决，是不是依照他签注的意见裁决，甚至会不会作相反的裁决，大学士都不知道，他们也很少有向皇帝当面陈述解释的机会。事实上，到了后来，皇帝深居宫中，不出来露面，大学士遂数月数年，或数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他只有依靠这种脆弱的“票拟”，维持权力。而此票拟，却要仰仗宦官转达，并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补充说明。皇帝所颁发的命令，也由宦官传递，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宦官的权力遂日形膨胀。而皇帝和大学士之间，往往互不认识。皇帝对大学士的印象，全来自宦官的报告。于是，政府大权又从大学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我们可用下表显示明政府在下世纪（十五）中叶后所呈现的组织形态。必须对此形态了解，才能对明王朝了解。　　　　宦官，在蒙古帝国时，改称“太监”。太监本是宦官中的一种官职，后来演变为凡宦官都称太监。明政府的宦官组织，共有四十个机构（十二监、四司、八局、十六杂房）。司礼太监仅只是四十个机构中十二监之一的“司礼监”的首长，但却是一个最高职位，可称之为宦官之王。原因很简单，他负责伺候皇帝，并担任皇帝和内阁间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权力魔杖。大学士签注的意见，必须司礼太监先看过，才能到达皇帝面前。皇帝批示时，司礼大监有机会随时参加意见。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礼太监的关键。置。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十五岁即位，正是贪玩的年龄，司礼太监刘瑾，每乘他专心游戏时，请他批阅奏章，朱厚照就大怒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用你干什么？”刘瑾正是要小家伙说这句话，然后他的批示即获得法律根据。于是司礼太监成为皇帝助手，大学士反而降为司礼太监的秘书，司礼太监命他如何签注意见，他只有照办。到了以后，连大学士都由宦官推荐，绝对专制的弊端，全部出现。　　英国于一百年前，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更加肥壮，这是明王朝加给中国人的不幸。　　七　大黑暗时代　　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本世纪（十四）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　　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　　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讽刺自己的秃头，因而恼羞成怒。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因而我们想到仓颌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现在举出例子说明：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作过小偷的往事。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无处斩。这一批人都是地方学校教师，只不过代地方官员撰写奏章，竟招来杀身之祸。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　　科举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进士一科，并分为三个阶段完成。县级考试（县试）录取，称为秀才，即初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省级考试（乡试），录取后称为举人，即中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由教育部（礼部）主持的中央级考试（会试），录取后再参加由皇帝主持（实际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试（殿试），录取后称为进士，即高级知识分子。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样，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大学士）或部长级高级官员。　　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至为了然。它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别颁布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遵守。下世纪（十五）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规定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种文章的体裁，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的，恰恰包括八股——一股即两个或四个完整的句子，这形式是严格的，不能改变，改变便不是八股了。但八股主要的特征却在精神方面，即内容方面。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股文中没有“我”字），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的禁止独立思考，只要能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人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如果被主考的试官欣赏录取，便可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至于怎么才能恰当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后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五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奥秘，和最大学问。　　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专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时，则落第而归，下次考试再来。知识分子不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五经》、《四书》都不接触。年轻人偶尔翻阅《五经》、《四书》，或偶尔翻阅历史古籍，如司马迁的《史记》之类，不但自己会懊悔浪费宝贵的光阴，即家长和教师，也必大大的震惊。如果有人竟然对文学艺术，如科学工程有兴趣，那更骇人听闻，会被他的亲友所不齿。知识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酱缸之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　　明王朝统治阶层曾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为标准。——犹如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评价，完全以钱为标准一样。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耻辱，还建立一系列的奴才哲学，宣称皇帝即是父亲（君父），所以“君要巨死，臣不敢不死”，仅只廷杖，算不了什么。于是霎时间耻辱化为荣耀，本来应该愤怒的心情，因已找到奇异的理论基础的缘故，反而大悦。人性尊严被严重歪曲，这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欧洲历史正开快车，本世纪（十四）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挣脱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国人却被糟蹋到这种地步，真是一个巨大悲剧。　　八　靖难之役　　本世纪（十四）最后第二年（一三九八），暴君朱元璋逝世。二十二岁的孙儿朱允炆位。　　明王朝面临它的瓶颈。　　朱元璋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长子即皇太子（朱允炆的父亲），早死；另一幼子也早死。其他二十四个儿子，全都分封到各重要地区。这些亲王每人都拥有一万五千人左右的警备部队，称为“护卫”。在北方边疆地带，共封有九个亲王。地方军事调动，都要先报请亲王核准，所以亲王又类似军区的太上司令官。朱元璋的目的是，用边疆诸亲王抵抗退出塞外的蒙古人，用内地诸亲王镇压人民对暴政的反抗。　　这种现象仿佛纪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七国之乱和纪元后三世纪晋王朝八王之乱发生前的形势，但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明王朝的亲王只有一万五千人的军权，对地方没有行政权和财政权。不过这已使少年皇帝朱允炆不安。朱允炆最亲信的大臣黄子澄、齐泰、方孝孺，一致主张迅速削藩。　　削藩，在任何时代都是正当的，一个正常的国家内不允许同时存在很多独立王国。可是有两件事朱允炆失于考虑，第一，当时请亲王并没有割据一方反抗中央的企图和迹象。诸亲王除了王府一万五千人警备部队外，对地方军队并不能直接掌握，还构不上独立王国的威胁。第二，黄子澄一批庸才，根本不懂政治，不是处理这种带有爆炸性事件的良好人选。　　朱允炆登极的当年（一三九八），刚把祖父朱元璋埋葬，就派遣军队奇袭开封（河南开封），把分封在开封的周王朱(木肃)逮捕，废为平民，贬谪到云南。这种像对付叛逆一样的发兵奇袭和废贬的严厉处分，使所有亲王大为震恐。明年（一三九九），“有人”告发分封在云南（云南昆明）的氓王朱(木便)有犯法的行为，朱允炆下令废朱(木便)为平民。不久，又“有人”告发分封在荆州（湖北江陵）的湘王朱柏也有不法的行为，朱柏得到消息，全家自焚而死。接着又“有人”告发分封在青州（山东青州）的齐王朱囗，朱允议下令废朱囗为平民。于是又“有人”告发分封在大同（山西大同）的代工朱桂，朱允炆下令把朱桂囚禁高墙。　　亲王们在地方上种种暴行，都是事实。但朱允炆这种一连串暴风雨般的措施，暴露了他的目的并不是惩治不法，而且也超过了削藩的范围，分明是要消灭他的叔父一代。　　就在代王朱桂被囚高墙后，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分封在北平（北京）的燕王朱棣叛变，率军南下，宣称皇帝被好恶的高级官员包围蒙蔽，已不能依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使职权，对这批奸恶分子，必须肃清。这是有名的“靖难之役”，即安靖内部灾难的军事行动。朱允炆对朱棣这种激烈反应，并不认为太出意外。七国之乱终被削平的史迹，给朱允炆很大鼓励，他下令讨伐。　　当本世纪（十四）结束时，靖难军和中央军在黄河以北，进行猛烈战斗，互有胜负，没有人敢预测它的演变。　　九　东西方世界　　一三○五年（蒙古帝国大汗海山，下令凡殴打喇嘛僧侣者断手的前三年），法国人克勒门五世，当选教皇，白罗马迁到亚威农，历时七十三年，世称“巴比仑之四”。　　一三二一年（蒙古十一任大汗硕德人刺即位的次年），意大利诗人但丁逝世。　　一三三三年（蒙古十八任大汗脱欢铁木儿即位），日本后醍醐天皇讨伐镰仓幕府，皇军攻陷镰仓，镰仓幕府终，共历时一百四十八年。　　一三三四年（脱欢铁木儿即位的次年），日本皇军元帅足利尊，逐后醍醐天皇，另行拥立光明天皇，史称“北朝”。后醍醐天皇奔吉野，史称“南朝”。足利尊称征夷大将军，于平安（京都）设幕府，世称室町幕府（室町，足利尊宅名）。　　一三三七年（天完帝国建国前十四年），法王胖力六世宣布收回英王爱德华三世在法国分封的土地，爱德华三世也宣布自己是法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法遂向英宣战，战争延续一百一十七年，史称英法百年战争。　　一三四七年（黄河掘出一只眼石人前四年），黑死病自亚洲随着商业路线，传入欧洲，三年内，英法人口死三分之一，百年战争为之停顿三年。　　一三六○年（韩宋帝国建国第六年），英法百年战争第一次战役终，历时二十四年。英王放弃继承法国王位，法割若干土地与英。　　一三六九年（明王朝建立第二年），（一）英法百年战争再起，法军进攻英国在法国的领土，英军节节失利。（二）蒙古帝国所属察合台汗国大将帖木儿，夺取汗位，建都撒马尔罕（乌孜别克撒马尔罕），史称帖木儿帝国。　　一三九二年（蓝玉案大屠杀前一年），（一）日本南朝并入北朝，南北朝时代终，历时五十九年。（二）高丽王国政变，国王王瑶让位给他的大将李成桂，高丽王国亡。明年（一三九三），李成桂改国号为朝鲜（王瑶忽然想起来向中国索取鸭绿江北岸，在四世纪末，那是被高句丽王国占领的一片土地。动员全国军队，分道并进。当军队发现是进攻中国时，大为惊恐。大将李成桂遂把王瑶逐下宝座。李成桂即位后，向中国上奏章谢罪，请求册封，中国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此事使我们回忆八世纪八十年代，回纥汗国所发生的同样政变，也由反对进攻中国而起）。　　一三九五年（蓝玉案大屠杀后二年），英法百年战争第二次战役终，历时十九年。英国把在法国的封地，大部分割给法国。但英王娶法王的女儿当皇后。　　　第二十八章　第十五世纪　　----------------------　　明王朝在血流成河中通过瓶颈，这是它的好运气。　　仅只比明王朝晚一年，在中亚兴起的帖木儿帝国，正决心恢复蒙古帝国东方的故有版图。一四○四年，靖难之后结束第二年，帖木儿大汗从他的首都撒马尔罕；出发东征，进攻中国。不料在中途逝世，军事行动中止。如果帖木儿不适时的死，根据已知的资料推断，明王朝以当时残破的力量，势将无力抵抗。一个新的异族统治，可能再现。　　明政府不久迁都北京，一度力图振作，北征蒙古，南收交趾，更向印度洋发展。然而，这种并不算好的好景也不过三十年。四十年代后，中国第三次宦官时代来临。　　本世纪末叶，伟大的哥伦布船长发现新大陆。文艺复兴运动进入高潮，欧洲正以无比蓬勃的精神，投向海洋。而中国却奄奄一息，暗无天日。　　一　朱棣的大屠杀　　靖难军跟中央军的战争，历时四年。最后，皇帝朱允炆失败。他本占有各方面的优势，甚至拥有最好的将领，但他缺少周亚夫那样杰出的统帅。黄子澄极力推蔗李景隆，当总司令李景隆一败再败时，黄子澄又为他掩饰，希望他能扭转局势，李景隆反而溃不成军。黄子澄仍不主张处罚他，只撤职了事，无法挽救的颓势就这样造成。　　一四○二年，靖难军渡过长江，挺进到应天（江苏南京）城下，撤职居家的李景隆，率领他的家丁叛变，开城门迎接。朱允炆得到噩耗，纵火焚宫自杀。　　——不过民间坚信朱允炆并没有死，据说，朱允炆在危急时打开祖父朱元璋留下的秘密铁匣，里面有一把剃刀、一份度牒（和尚证明文件）、一件袈娑（和尚衣服）和碎银币若干（逃亡时零用）。于是剃发为僧，从宫后水门逃出，浪迹江湖三十余年。到四十年代一四四○年，当时的皇帝是朱棣的重孙第六任皇帝朱祁镇，恩怨已消。朱允炆才表明身份，回到宫中。终其天年。　　朱允炆既死，朱棣继位。他可以说因祸得福，如果不是削藩，他不过仍是亲王。但他对力主削藩的黄子澄一批人，并不因此而予宽恕。他效法老爹朱元璋的手段，展开合法的屠杀。在这次屠杀中，刑事诉讼法中的“瓜蔓抄”，发挥强大的威力。那就是，逮捕行动像瓜藤须蔓一样，向四面八方伸展，凡是能攀得到的，就攀住不放，辗转牵引，除非当权人物主动停止，否则能把天下人都网罗俱尽。　　黄子澄当时担任祭祀部长（太常卿），处斩，全族被杀。齐泰，前任国防部长（兵部尚书），处斩，兄弟全体被杀。方孝孺，教育研究官（文学博士），朱棣对他特别厌恶，屠杀十族，连朋友学生都包括在内，八百七十三人死亡。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卓敬，处斩，灭三族。现任国防部长铁铉，磔死。教育部长（礼部尚书），陈迪，磔死，六个儿子被杀，亲属一百八十余人，廷杖后贬窜蛮荒。总监察官（御史大夫）景清，磔死，用瓜蔓抄法，逮捕所可能逮捕的他的家属和亲戚朋友，以及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使他故乡一连数个村庄的村民，全数处决，房舍一空。监察部副部长（左副教御史）练子宁，磔死，家族一百五十一人处决，数百人贬窜蛮荒。最高法院秘书长（大理丞）邹瑾，自杀，家族四百四十八人处决。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少卿）胡闰，绞死，家族二百一十七人处决。　　靖难的合法屠杀，大约死一万四千余人，比起朱元璋自然大有逊色。不过有一项要特别提出的，即罪犯的妻子和女儿，除了斩首外，大都发配给家奴或奴隶，或发配给妓院卖淫，百般侮辱。生下的孩子，世世在妓院当龟奴。　　——“瓜蔓抄”和妻女发配，不起于朱棣，而起于朱元璋，但在朱棣手中建立成为一种血腥制度。朱元璋就是用“瓜蔓抄”的刑事诉讼法，把仅只两个所谓的罪犯，牵引出五万余人的同党。至于眷属沦为娼妓，以朱元璋的性格，他绝不会放弃凌辱他人的机会。　　二　中国第一位海上英雄——郑和　　靖难的屠杀结束后，一项空前的海上事业开始。　　中国一直是陆权国家，海岸线虽长，却不重要，原因之一是陆上有够多的空间可以发展。七世纪以降，唐、宋王朝才有繁盛的海上交通。蒙古帝国时，亚洲合为一家，海上交通更形发达。但上世纪（十四）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强烈地排除外来事物，遂使海上交通停顿。他下令说：“一片木板都不准出海。”　　闭关持续三十年，但对暗中进行的贸易，无法禁绝。到本世纪（十五）初，朱棣索性解禁，并派遣一个庞大的远洋武装船团，向印度洋出发。于是中国蓦然间出现一批海上英雄，四十年间，把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全部置于控制之下，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海上霸权。　　　　这批海上英雄的首领郑和，云南人，本来姓马，后来入宫当宦官，朱棣因他与自己的母亲马皇后同姓，命他改姓，他送改姓为郑——可能是他母亲的姓。郑和父亲是一位曾经到过麦加（在阿拉伯半岛中心）朝过圣的虔诚伊斯兰教徒，但郑和后来改信佛教。本世纪（十五）初叶，朱棣靖难之役成功后，疑心朱允炆果如民间传说的并没有死，可能逃到海外，图谋反击，他必须调查。同时自命不凡的君主都有一种炫耀狂，使朱棣也觉得有必要把中国国威向海外展示。于是，他命令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武装船团，出发西洋。　　——“西洋”的意义今昔不同，十五世纪的西洋，指南中国海及印度洋。十九世纪的西洋，指大西洋，而改称印度洋为小西洋。　　郑和一连出航七次，都由浏河（江苏太仓浏河镇）出发。每次所到主要诸国，列表于下：　　　　郑和率领的武装船团，第一次出动军舰六十二艘，战士二万七千余人。第二次出动军舰四十八艘，战士三万余人。每舰平均容纳四百余人，旗舰和若干主力舰，长一百二十米，宽四十米，可载一千余人。如此巨大工程，没有精密的造船技术和精密的航海技术，无法负担（就在本世纪（十五）初，欧洲执造船牛耳的威尼斯王国，对巨舰下水之前，往往因不胜负荷而破裂，仍感到是最难克服的困难）。郑和一连七次出发西洋，就凭此无敌舰队，纵横印度洋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抵抗。新兴的帖木儿帝国，也只是陆权国家，武力还没有扩张到海上。其他都是小国，至少跟庞然大物的中国比起来，它们都是小国。　　郑和最初的航程，仅限于亚洲。第四次起，他延伸到非洲海岸，今索马里及肯尼亚之地。假如继续发展下去，航线再行向南，可能会绕过好望角。郑和七次出海，虽没有搜索到朱允炆，但他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成就，却十分可惊。中国武装船团，航行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好像泛舟于中国的内湖。它带给诸国的冲击，可由推测而知。尤其使诸国震动的，是“三擒番王”之举。　　第一次发生于第一次下西洋时，就在苏门答腊岛（今印尼最西境），完全由中国移民建立的旧港王国，国王陈祖义向他祖国的舰队司令郑和诈降，然后像高丽王国对付关先生一样，向郑和突击。但他的运气不佳，被击败擒获，送回中国处斩。第二次发生于第二次下西洋时，在锡兰山王国（锡兰岛），国王亚烈苦柰儿把郑和诱到首都副罗里城，然后倾全国之力攻击停泊在港口的中国船团。郑和身旁只有两千人，他发现情况有异后，即用此两千人乘首都空虚，突袭王宫，生擒亚烈苦奈儿。锡兰山军队半途闻警，急折回相救。被中国军队前后夹攻，大败。亚烈苦柰儿被送到中国，但中国没有杀他，反而又送他回锡兰山。从此锡兰山成为中国最忠实的盟邦，每届国王即位，跟朝鲜、安南一样，一定请中国册封。第三次发生于第三次下西洋时，苏门答腊王国正逢内乱，前王的儿子苏干刺起兵夺取王位，但他缺乏政治头脑，不知道联络中国求助，反而向中国船因袭击，企图取得财宝。结果被俘，送到中国处斩。　　郑和下西洋，跟纪元前二世纪张骞通西域一样，都是为中国凿开一个过去很少人知道的混沌而广大的天地。他们对国家贡献和东西文化交流，有伟大的功绩。不过，张骞处在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而郑和却处在一个暮气日增的时代，所以结局完全不同。　　一四二四年，朱棣逝世，他的儿子朱高炽继位，朱高炽左右那批儒家的理学大亨，把下西洋当作老爹的暴政之一，下令停止，甚至把一些重要档案都加以销毁，以防后来再有英雄人物效法。六年后，三十年代一四三○年，因朝贡的国家减少，当时的皇帝朱瞻基（朱高炽的儿子），命郑和作第七次出航，也是最后一次出航。中国社会的停滞性质已经形成，任何开展和进取的思想行为，都被排斥。不久中国又恢复闭关，虽然没有回到“一片木板都不准出海”，但海外贸易，完全成为被动，印度洋上，留下权力真空。　　——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于一四三三年返国。六十九年后（一五○二），葡萄牙王国舰队司令达伽玛绕过好望角，攻陷印度半岛南部的加里库特城（即中国所称的古里，今卡利卡特市），征服锡兰山王国，自称印度总督。假如中国能保持郑和的成果，东方和西方两大文明，势将提前在海上接触，其影响必深而且远。　　不过，政府方面有组织的航海事业虽然中止，民间并没有中止。反而由于郑和一连七次强大的海上武力展示，使民间的海上活动加强。尤其沿海一带居民，广州、泉州、潮州、漳州、以及客家人，大批地私自闯关，涌向海外，迁移到南中国海各国，使原来已有中国人的地方更为繁盛，而一些荒野也由中国人开垦，成为良田，他们正是今日东南亚各国华人的滥觞。　　三　交趾省的设立与永久脱离　　与郑和下西洋同时发生的，还有交趾（越南北部）的得而复失。　　以大罗城（古交趾城，越南河内）作为首都的交趾王国，十二世纪时，中国改封它的国王李日(火尊)为安南国王，遂改称安南王国。后来李氏王朝男嗣断绝，女儿继位，生子陈日煊，遂转为陈氏王朝，除对中国自称王国外，对内和对其他国家，都称大越帝国。上世纪（十四）末，驸马黎季囗当权。本世纪（十五）初，黎季囗把岳父家陈姓王族，全部屠杀。宣称自己是中国儒家圣人系统虞舜帝姚重华后裔胡公满的子孙，于是改名胡一元，命他的儿子胡苍当皇帝，自己当太上皇，遂建立大虞帝国。上奏章给中国皇帝说，陈氏王族已经绝嗣，胡苍是公主之子，请求准予代理国王。中国政府想不到其中如此曲折，就册封胡苍当安南国王。　　可是，陈氏三族的一位漏网之鱼陈天平王子，却逃到老挝玉国（寮国），老挝是中国藩属之一，把陈天平送到中国。恰巧胡一元的使节也到首都应天（江苏南京），他们本都是陈氏王朝的故臣，见了陈天平，惊愕下拜，这证实他王子的身份，并无错误。中国政府向胡一元责问，胡一元上奏章谢罪，请求准予迎接陈天平返国复位。　　本世纪（十五）一四○五年，中国派大将黄中率军五千人，护送陈天平回国。次年（一四○六），进入安南国境后，沿途欢迎人员，都十分恭顺，黄中的戒备因之大为松懈。当走到芹站（富良江北岸）时，山路险峻，树林茂盛，又逢大雨，忽然间伏兵四起，护送军团错愕之间，伏兵已把陈天平杀死，向南撤退。在陈天平身旁担任护卫的中国若干高级官员，也都丧生。黄中急集中兵力反击时，桥已被砍断，伏兵在南岸叩拜说：“我们不敢拒抗天朝，但陈天平不过市井小人，不是王子，不得不把他除掉。小国贫乏，不能招待天朝大军，请回，我们国王自会请罪。”　　这种戏侮性的流血手段，使中国没有回转余地。四个月后，远征军在名将张辅率领下，进入安南，大破胡一元的象阵。明年（一四O七），胡一元父子被擒。　　胡一元父子送到中国后，在监狱里囚禁了一些时候，即被释放，发遣到广西为民。广西虽跟安南王国相邻，但胡一元已没有影响能力。　　胡姓王朝覆灭，陈姓王朝又没有近亲。而安南王国故地从纪元前二世纪时起，就是中国疆土。于是，中国宣布撤销安南王国，改称交趾省，管辖十五个府，四十一个州，二百一十个县。这个从十世纪脱离中国而独立的国土，经四百余年的隔绝，再回归祖国。　　可是，不幸的是，祖国的明政府带给新交趾省的，却是腐败的统治。第一是地方官员，大多数来自邻近的广西、广东、云南三省区，只不过略识文字，他们冒险深入蛮荒，目的只有一个：发财。第二是宦官，监军太监马骐，是事实上安南军区的太上司令官和交趾省的太上省长，他对人民施展不堪负荷的勒索，仅孔雀尾一项，每年即要一万只，数目不足时，就对交趾人逮捕拷打，极尽残酷。　　交趾人无处申诉，官逼民反的形势完成，于是叛变纷起，遍地战斗。其中最有力的一支是清化府俄乐县警察局长（巡检）黎利。黎利最初集结兵力时，交趾省两位副省长（参政）冯贵、侯保，动员军队征讨，本来可能扑灭，但马骐不愿看到他们胜利，而把精锐部队留着自卫，只拨给他们数百名老弱残兵，结果二人战死，黎利的势力途不能控制。一四二六年，安南兵团司令官（安南总兵官）王通，在交州府应平县宁桥遇伏，死二万余人。明年（一四二七），中国援军司令官柳升在倒马坡（越南同登），也遇伏，柳升战死，七万余战士全部被杀。王通惶恐失措，还没有等到呈报中央批准，就向黎利求和，允许退出交趾。黎利接受这个提议，双方筑坛盟誓。　　黎利也知道王通只是私自求和，所以又向明政府发动政治攻势，用陈(上日下高)的名义，上奏章给中国皇帝，自称是陈姓王朝的近亲，请求册封。中国刚受到严重挫败，又听到三通私自求和消息，又觉得中国本是为维护陈氏王朝正统而战，于是顺水推舟，册封陈(上日下高)当安南国王，撤销交趾省。这个新省回到中国只二十一年，到此再度脱离，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可是，等到中国官员和武装部队撤退之后，黎利上奏章说陈(上日下高)已死，请求改封他自己。中国明知道他在耍花样，但已无力再发动战争，只好册封黎利当安南国王。　　不过黎利并无意与中国对抗，他在被封之后，对中国继续执行传统的事奉大国政策，邦交更为敦睦。　　——马骐以激变番邦罪，处斩抄家，然而已无补于大局。历史沉痛的证实，贪污对中国的伤害太大了，无数民变兵变，辱国失地，政权覆灭，以及大屠杀大流血，几乎全都起因于官员贪污，和由贪污而引发的暴虐。　　四　北方边患　　中国的外患总是来自北方，明王朝不能例外。　　蒙古统治阶层入据中国一个世纪，并没有吸收太多的中国文化。他们进入中国时是什么样子，在被逐出中国，回到蒙古本土时，几乎仍是什么样子。事实上蒙古帝国政府在撤出大都（北京）后，帝国即行瓦解。它所属的五个子国，窝阔台汗国早已被察合台汗国并吞（一三○八），元帝国亡于中国（一三八一），吐蕃宗教国自然脱幅（一三八一），察合台汗国（一三六九）与伊尔汗国（一三八六），先后于帖木儿汗国。只剩下一个一向疏淡，而又远在六千公里之外的钦察汗国，到了本世纪（十五）八十年代，也被俄国消灭（一四八○）。帝国的瓦解，中央政府组织，也跟着瓦解。不知道什么缘故，它没有回到它所来自的故都和林（蒙古哈尔和林），大汗反而跟一个部落酋长一样，逐水草而居，在沙漠上飘忽不定。总而言之，一切都恢复到十三世纪铁木真崛起前那种游牧生活方式，部落林立，互相战争。二百年帝国的伟大光荣，全成为历史陈迹。　　蒙古十八任大汗脱欢铁木儿于逃出大都（北京）后，即行逝世，他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之后，自二十任大汗起、二十一任大汗、二十二任大汗（其实只是酋长），无不死于谋杀。本世纪（十五）○○年代一四○三年，二十三任大汗坤铁木儿又被他的部下鬼力赤刺死，蒙古更混乱不堪。　　鬼力赤以后蒙古地区政治情况的发展，我们用下表示意：　　　　上表包括本世纪（十五）之后，三个世纪间蒙古地区和中国有关的主要政治领袖人物的关系位置。　　蒙古地区上有很多民族和很多部落，除了蒙古民族本身诸部落外，主要的还有突厥民族的两个部落：一是鞑靼部落，一是瓦拉部落。鞑靼部落即十三世纪的塔塔尔部落，跟蒙古诸部落是世仇，几乎被屠杀绝种。因为他们的牧地夹在蒙古跟中国之间的缘故，中国遂把蒙古人也称为鞑靼，对蒙古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　　但鬼力赤却是鞑靼血统，他夺取政权后，使中国更振振有词地把蒙古当作鞑靼。可是鞑靼人无法作蒙古人的主人，鬼力赤不久就被蒙古一位强有力的酋长阿鲁台杀掉；。另立本雅失里继位大汗。就在同时，一直屈服在蒙古统治之下的瓦拉部落，已经强大，在阿尔泰山（蒙古与新疆分界）一带游牧。现在乘着蒙古本土内乱，向东移动。有时跟蒙古诸部落合作，拥立一个傀儡可汗；有时跟蒙古诸部落对抗，互相攻杀。有时跟中国通商亲善，有时又向中国袭击劫掠。　　由于蒙古支离破碎，对中国的威胁，也相对减轻。缺少一个强大的政府支持，使他们不能有通盘计划和通盘行动。野心勃勃的一些酋长不过只贪图抢夺财物女子，并没有政治上的远大抱负。比过去匈奴、突厥、契丹、女真，所发出的沉重压力，现在的北方敌人，只能算作一些小小扰乱。　　然而明政府仍为此倾全国之力，重新兴筑万里长城和疏氵睿南北运河。前者防止北方蛮族再度南下，后者加强江南军粮运输。万里长城自十世纪燕云十六州割给辽帝国后，便丧失作用。四百年来，几乎全部倒塌。明王朝建立，又恢复十世纪前中国与北方蛮族对抗的局势，兴筑长城，自属必要。于是从东方山海关，直筑到河西走廊嘉峪关。山海关至黄河一段，在本世纪（十五）初期完成。黄河至嘉峪关一段，于下世纪（十六）完成。这个长达二千三百余公里的全部新建工程，比起纪元前三世纪秦王朝所修筑的只数百公里的连接工程，巨大难苦，达百倍以上。明政府又沿着长城，设立九个边疆军区，称为九边：　　　　南北运河是蒙古帝国的工程（七世纪时杨广开的那些运河，九世纪后都湮没了），但会通河（山东省境内之南北运河）与清江浦（黄河与淮河合流处，江苏淮阴），已全部淤塞。本世纪（十五）初，重加挖凿。第三任皇帝朱棣又于一四二一年，把首都自南京迁到北京，这是一个进取性的措施。　　朱棣是中国亲自深入漠北地区攻击北方蛮族的皇帝之一，曾经五次亲征。第一次一四一○年，亲征本雅失里与阿鲁台，到达成吉思可汗铁木真即位的干难河（鄂嫩河），本雅失里与阿鲁台大败，本雅失里溃不成军后，投奔瓦拉部落。瓦拉王马哈木最初表示尊奉他，后来当自己的势力迅速向东挺进时，他不再接受蒙古的统治，就把本雅失里杀掉。于是瓦拉代替蒙古，跟中国为邻。第二次一四一四年，朱棣亲征瓦拉，到达土拉河（蒙古乌兰巴托南），马哈木大败。第三次一四二二年，亲征阿鲁台，到达阔深海（内蒙古东北部呼伦湖），不见敌踪。第四次一四二三年，再亲征阿鲁台，到达上庄堡（河北万全北），又不见敌踪。第五次一四二四年，再亲征阿鲁台，到达答兰纳木儿河（蒙古最东部哈拉哈河上游），派兵搜索，仍不见敌踪。回军途中，至榆木川（内蒙古正蓝旗北），朱棣病死。　　朱棣虽是一位较有作为的皇帝，但不是一个优秀的统帅人才，五次亲征，都不能捕捉到对方主力，予以决定性打击。除了第一次亲征有收获外，其他四次亲征，大军未发，四方皆知，敌人早已坚壁清野。然而，朱棣死后不久，中国进入第三次宦官时代，当权人物，相继竞赛昏暴，对北方蛮族，便只有挨打的份，再无力还击。　　五　中国第三次宦官时代　　明王朝自靖难之役后，国内安定三十余年。此三十余年位于本世纪（十五）初期，是中国人民在明王朝统治三百年中，唯一的比较幸福的日子。郑和下西洋，交趾省（越南北部）设立和朱棣五次亲征，以及长城运河的建设工程，也都在这三十余年中完成。宦官的灾难虽然已经萌芽，像交趾监军马骐竟逼使交趾脱离祖国，即是一个恶兆。可是马骐终于受到惩罚，社会还有一线光明。而三十年代之后，宦官时代降临，连这一线光明也都消失，而终于完全黑暗。　　这是中国第三次宦官时代，距第一次宦官时代（二世纪）一三百年，距第二次宦官时代（九世纪）六百年。我们姑且说，第三次宦官时代始于本世纪（十五）三十年代一四三五年王振当权，终于下下世纪（十七）六十年代一六六一年明王朝覆亡，历时二百二十七年。　　——注意一个现象，宦官时代的结束，一定是王朝的覆亡。　　肯定时代的起迄时间，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但为了对社会形态有一个了解，必须如此，才可以有明确的印象。事实上二百余年间，宦官并不每年都在作怪。像下世纪（十六）第十二任皇帝朱厚囗在位的四十六年中，宦官就没有甚么地位。　　我们把宦官时代的主要当权的宦官人物，列出一表：　　　　上表可以看出，明王朝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有他亲信并掌握权柄的宦官。没有特别亲信宦官的皇帝，如朱厚囗，则有特别亲信的贪官。　　当三十年代朱祁镇即位时（一四三五），年方九岁，还是一个顽童。由司礼太监王振带着他游戏，他对这个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称为“王先生”。最初，朱祁镇的祖母张太后经常派人到内阁，查问政事，发现王振有假传圣旨的情形。大怒之下，亲自主持内阁会议，要杀王振，一批乡愿大臣代他求情，才算幸免。但张太后不久逝世，王振的威风日增，没有人能控制他，不但成为太上宰相，而且成为太上皇帝。第三次宦官时代，遂由王振揭幕。　　首先受害的是皇家教师（侍讲）刘球，刘球上奏章劝朱祁镇亲政，王振认为讥讽自己，即把刘球逮入锦衣卫诏狱，乱刀砍死，尸体支解，掷到荒郊。另一位受害人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京师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有一天，王振前往视察，李时勉对他并没有表示特别的恭敬，王振就指控李时勉盗用国家树木，把他在大学门前带枷示众三天，大学生数千人哭号奔走，都不能解救，最后还是辗转求到朱祁镇的母亲何太后，何太后向朱祁镇询问，朱祁镇惊愕说：“一定是王振干的事。”才下令释放。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少卿）薛(王宣)在大庭广众中没有先向王振行礼。王振即逮捕薛(王宣)，下锦衣卫诏狱，以贪污受贿罪名，判处死刑。处斩前夕，王振一位老仆人在厨房流泪，王振问他为甚么时，老仆人说：“我跟薛(王宣)是同乡，深知他的为人。”并举出若干事证，王振才把薛(王宣)开释，但仍被贬谪至边疆铁岭（辽宁铁岭）。然而锦衣卫一位名王永的兵士，却没有这种好运。王永看不惯王振为非作歹，写匿名传单，加以指摘，被捕磔死。　　权力所在，谄媚必然集中。工程部副部长（工部侍郎）王佑没有胡须，王振问他甚么原因，王信说：“老爷没有，儿子辈安敢有。”　　——注意王佑这件事，这是第三次宦官时代特征之一，政府高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公然无耻地争向宦官卖身投靠，是第一第二次宦官时代所没有的现象。　　六　土木之变与夺门之变　　一四四九年，王振力排众议，要第六任皇帝朱祁镇亲征瓦拉。　　瓦拉部落向东推进途中，于十年代，曾被朱棣在士拉河（蒙古乌兰巴托南）击败，但它东进不止。不久就把蒙古诸部落，先后驱逐到更寒冷荒凉的东北地区，占领原来属于蒙古诸部落的广大塞北，跟中国接壤。　　瓦拉可汗也先最初对中国谨慎从事，不断派人进贡土产，并效法匈奴、回纥，向中国求婚。翻译官马云贪图也先的贿赂和炫耀自己的权威，答复说：“皇帝已经允许。”也先大喜。一四四九年，贡马千匹，作为聘礼。中国政府这才大吃一惊，告诉他并没有这回事。也先认为中国戏弄他，遂向中国发动攻击，沿边城堡，相继陷落。　　于是，王振主张亲征。他把战争看成儿戏，认为权力的魔杖可以抵挡一切。诏书颁下后的第二天，朱祁镇即行出发，因仓促间没有准备，半途上军士已有人饿死，到了大同（山西大同）后，王振还要北进，可是派出去的几个兵团，先后溃败，军心大乱。镇守大同的宦官也提出警告，不但不可再北进，连大同都危在旦夕，王振不得已，始下令回京。走到距居庸关（北京昌平）四十公里的土木堡时，瓦拉追兵已至。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邝野请急速入关，但运送王振所搜刮的金银财宝的车队，还没有赶到，他坚持等候。邝野坚持迅速撤退，王振诡骂说：“军国大事，你懂甚么？”把邝野逐出营帐。既而瓦拉骑兵合围，大呼：“投降免死。”王振这时才发现他的权力魔杖失灵，禁卫军官樊忠悲愤交加，用铁锤把王振击杀。但仍挡不住全军覆没，樊忠战死，朱祁镇被瓦拉生擒。　　土木堡消息传到北京，明政府大乱。有人主张把沿边军队全部撤回保卫首都，有人主张迁都南京。高级官员的眷属和富商，纷纷逃走。幸而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是一个英明亲王（明王朝二十任皇帝中，唯一杰出的君主），他采取断然措施，自己坐上宝座，用以堵塞瓦拉的勒索。又任命于谦当国防部长（兵部尚书），积极整顿已腐烂透了的武装部队，刷新政治，全国转呈新兴气象。　　一件利器握在力量不足的人手中，不但不能发挥威力，反而是一个负担。也先把朱祁镇活捉，高兴了一阵之后，简直不知道如何运用和如何处置才好。不过挟持着他沿边攻击，勒索一点财物。但后来直抵北京城下，被于谦击败，就改变主意，于土木之役的明年（一四五一），跟中国和解，接受巨额赎金，把朱祁镇释放。　　也先接着把蒙古大汗脱脱不花杀掉，而且称蒙古大汗，沉湎在从中国得来的女色和美酒之中。一四五四年，被部将阿拉刺死。蒙古诸部落乘机反攻，瓦拉部落崩溃，向西星散逃走，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直到二百年后的十七世纪，才以分裂的“四卫拉特”局面，再跟中国接触，而终于被中国征服。　　朱祁镇在瓦拉手中时，曾向前往探望他的明政府使节教育部副部长（礼部侍郎）李实，痛哭流涕说：“也先有意送我回去，请你转告政府，我回去后，只求作一个平民，便心满意足。”李实问他为什么那样宠信王振，朱祁镇说：“王振没有死时，从没有人指摘他不对，如今人人都把罪过推到我头上。”然而，这只是赌徒失败后乞求同情的话，他内心的想法并不如此。朱祁镇被赎回之后，对他弟弟朱祁钰没有马上把宝座还给他，大大不满。他积极地谋求复辟，一些野心家也准备把赌注下在他身上。　　从这个观点，研究十二世纪宋王朝南迁后的局势，可以发现，赵构拒绝他哥哥赵桓回国，有充分的理由。没有人能保证赵桓回国后不像朱祁镇一样，发动政变。这是专制政体的另一个死结，无法解开。　　一四五七年，朱祁钰病危，没有儿子，举朝感到将发生继承问题。宦官曹吉祥和监察部副部长（副都御史）徐有贞，集结私人部队和家丁，拥立朱祁镇。于黎明时分，夺取宫门，升殿复位。等到早朝，全体文武官员才发现坐在金銮殿上的已不是弟弟朱祁钰，而是故主朱祁镇。朱祁钰在病榻上听到消息，一惊而逝。　　朱祁镇在这场戏剧化的政变中，担任使人失笑的急吼吼角色，因为他即令坐着不动，朱祁钰死后，既没有儿子，帝位仍会转到他。大概他自己也发现这种情况，为了表示他的夺位有其必要，所以指控于谦和宰相（大学士）王文，阴谋迎立外藩——迎立远在襄阳（湖北襄樊）的朱厚囗亲王的儿子入承大统，把于谦、王文二人途下诏狱。可是逮捕之后，专用来召唤亲王人京的金牌，立即被发现仍在皇太后宫中，证明根本没有此事。而自土木之变后，于谦独力支持危局，成为全国所敬仰的民族英雄，所以很多人申诉营救。但徐有贞跟于谦有私人恩怨，他提醒朱祁镇说：“不杀于谦，我们所作的事便名不正，言不顺。”最高审判法庭（三法司）只好加上“意图”二字，定二人的罪名为“意图迎立藩王”，判决死刑。王文仍据理分辩，于谦叹息说：“这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法庭问题，千言万语，又有何用。”二人同被处斩，家产抄没。　　——这是自十二世纪岳飞死后，第二位名将死于冤狱，相距三百年。于谦行刑之日，北京天气骤变阴霾，街巷到处听到哭泣。民间传说，于谦是岳飞转生，再来世上，为国家抵抗北方蛮族。　　朱祁镇并没有在他所受的灾难中，接受任何教训，他的智力商数不允许他如此。他复位后竟然仍思念王振，特地雕刻一个王振木像，招魂安葬。　　——朱祁镇对王振这种反应，除了显示朱祁镇冥顽不灵的性格外，实在找不出其他解释。　　七　断头政治　　宦官好像是明王朝皇帝的灵魂，明王朝皇帝不能没有宦官，犹如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　　朱祁镇逝世后，儿子朱见深继位，信任宦官汪直。还特地创立“西厂”，命汪直主持。诏狱系统除了锦衣卫、东厂之外，又多了一个西厂。秘密警察布满每一个角落，朱见深躲在深宫之中，靠着这一批耳目爪牙，统治他所统治下的帝国。宰相商辂向朱见深指出，这种作法，并不能帮助安定秩序，反而会激起反抗，动摇国家基础。朱见深大怒说：“一个小小宦官，怎么会危害国家？”　　——朱见深的话使人回忆九世纪时唐王朝皇帝李纯的话：“宦官不过是家奴。”他们对问题的反应，如出一辙。　　反对宦官的固然有人，但谄媚宦官的摇尾系统，也正式建立，王佑不过口头上说说，而监察部委员（御史）王亿，却上奏章给皇帝，颂扬江直所主持的西厂，对治安有极大的贡献，他说：“汪直所作所为，不仅可以为今日法，并且可以为万世法。”当奏章传出时，若干人要唾王亿的脸，但他立即被擢升为湖广省（湖南·湖北）高等法院副院长（按察副使）。　　从此，道德水准较低的人，官位越高。而官位越高的人，道德水准也越低。具有道德勇气的人，加速度地被排斥于政府之外，或被诬陷在诏狱之中。　　朱见深的儿子朱祐樘，是头脑比较清楚的一位皇帝，而以不任用宦官闻名于世。但当宦官之一的李广死后，朱祐樘查看他家中账簿时，见有“某官送黄米几百石”、“某官送白米几百石”的记载，困惑说：“李广能吃多少米？”左右告诉他，黄米指黄金，白米指白银，全是贿款。　　王佑、王亿之类的无耻之徒，在宰相阶层中，也开始出现。宰相万安完全靠进献春药秘方，被擢升为首相（华盖殿大学士）。朱见深死后，朱祐樘在一个小箱子里，找到这些秘方，每张秘方上都署名“臣万安进”，以便皇帝在淫乐中思念他的忠心。朱祐樘责备他说：“这是宰相应该做的事吗？”教万安辞职，但万安婉转哀求，不肯提出辞呈。以致朱祐樘不得不下令把他免官。另一位宰相（大学士）刘吉，是宦官汪直的摇尾系统中最得意的一员，贪污狼藉，屡被弹劾，但每被弹劾一次，他却一定升官一次，世人称他为“刘棉花”，意思是越弹越起。一直到汪直下台，他才跟着下台。　　中央政府腐败，促使地方政府加倍腐败，因为地方政府官员必须更加贪污才能有充分的财物行贿，以保持自己的职位和再图升迁。而明王朝另有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介于官员与平民之间，即退休的官员和没有官职的秀才、举人、进士，以及在职官员的家属亲戚，他们被称为“乡绅”，在社会上构成一个新型的恶霸集团，跟地方政府官员结合，欺压平民，尤其欺压佃农。佃农贫苦已极，常因无力缴纳粮租，而被乡绅缚送到县政府打问——打问，是官员对平民的廷杖，官员只要看到乡绅的名片，即行动刑。　　贪官和乡绅，像两条毒蛇缠在人民身上，任何合法的手段，都不能摆脱。于是，抗暴革命遂跟明王朝同在。本世纪（十五）若干重要民变，我们用下表列出，它们都是大规模的流血抗暴，使中央政府为之震动：　　　　唐赛儿是佛教的女传教士，她失败后，像被地球吞没了似的无影无踪。明政府疑心她逃到庙庵里伪装尼姑，就把山东、北直隶（河北省）两省所有的尼姑，数万人之多，全部逮捕，送到北京审讯。在酷刑下，她们的遭遇使人颤抖，但唐赛儿不能查获。邓茂七是一个佃农，在那个时代，佃农必须把粮租送到乡绅（乡绅和地主是一体的）家里，乡绅总百般挑剔虐待。邓茂七联络各地佃农，声明没有义务送粮上门，要乡绅自己下乡收取。乡绅立即通知政府，政府官员立即派兵镇压，邓茂七遂武装反抗。恰巧福建省省长（左布政使）宋彰，跟唐王朝末年的“债师”一样，是一个同样性质的“债官”。他用借贷来的巨款贿赂宦官王振，才得到这个肥沃的高位，到任之后，急于偿清债务，用最凶暴的手段，无所不为。人民不堪忍受，尤溪县矿工蒋福成首先发难，领导工人暴动。邓茂七跟蒋福成结合，声势浩大，最后当然失败，但也给贪污官员一个血的回报。不过终局最悲惨的还是李胡子一役，郧阳（湖北郧县）一带，荒山相连，农民自从上世纪（十四）便在山中屯垦，聚集九十余万人，有的已传了三代。李胡子领导据隆抗暴时，大多数农民都没有参加。可是，等到李胡子失败，剿匪司令官（都御史）项忠却下令作斩草除根式的大屠杀，九十余万人，全部死于刀下，妇女儿童尸体，填满山谷。项忠还树立石碑，歌颂自己功德，世人沉痛地称它为“坠泪碑”。　　人民的反抗如此强烈，中央政府的腐败反而更甚。本世纪（十五）六十年代是一个可纪念的时代，明王朝开始出现一种自从人类有政治以来，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断头政治。中国历代王朝的皇帝，无论如何昏聩凶暴，总是经常地（甚至每天）都要出席金銮殿上举行的清晨会报，跟群臣见面，讨论国政。必要时还出席小型的在别殿举行的高阶层会报，听取并裁决大臣的意见，术语称为“早朝”或“视朝”。然而，自本世纪（十五）一四六○年起，第九任皇帝朱见深继承他冥顽不灵老爹朱祁镇的宝座后，他比老爹更冥顽不灵，索性不再露面。　　朱见深在位二十四年，始终藏在深宫，大臣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大臣。一四八七年，朱见深逝世，儿子第十任皇帝朱祐樘继位，龟缩如故。直到本世纪（十五）最后第三年，即一四九七年，朱祐樘才在文华殿跟几位宰相见一面，由宦官向各人泡上一杯茶，只谈了几句家常话，就教他们退出。这是三十八年来皇帝第一次召集内阁，也是大臣第一次看到皇帝的嘴脸，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　　明政府象一个断了头的巨人，在悬崖绝壁上，蠕蠕而行。　　八　东西方世界　　一四一五年（交趾省官员解缙死于冤狱），英法百年战争第三次战役起，法国勃艮地公爵跟英王亨利五世联合，进攻法王查理六世。　　一四二○年（明王朝迁都北京前一年），英法百年战争第三次战役终，历时六年。法国割诺曼底给英国，并同意英王继承法国王位。　　一四二二年（朱棣第三次北征蒙古），法王查理六世逝世。英王亨利六世宣布即法王王位，法国人拒绝，拥立查理六世的儿子查理七世，与英作战。英法百年战争第四次战役起。　　一四二九年（交趾省脱离中国独立后第二年），法军屡败，仅争奥尔良一城，英国围攻。法国十七岁少女贞德自田间起义，号召勤王，士气大振，解奥尔良之围。贞德引查理七世到教堂，正式加冕为法王。　　一四三○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勃艮地公爵擒贞德，送与英军，法王查理七世拒绝出钱赎回。明年（一四三一），英军于卢昂组教士法庭，将贞德焚死（我们发现，无论中国和外国，帝王们最容易忘恩负义）。　　一四五三年（土木堡之役后第四年），（一）英法百年战争第四次战役终，历时三十二年。全战争也终，历时一百一十七年。英国大败，丧失在法国全部领地。（二）土耳其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君士坦丁堡，历时五十三日，城破，东罗马帝国亡，立国二千二百零六年。　　一四五五年（也先可汗被刺的明年），英国民怨沸腾，约克世家起兵，佩白玫瑰为标帜，反对国王亨利六世。亨利六世属兰加斯德世家，佩红攻瑰为标帜，发兵拒战。史学家称“玫瑰战争”。　　一四八五年（春药宰相万安被免职前二年），玫瑰战争终，历时三十一年。兰加斯德世家外孙亨利都铎当英国国王，娶约克世家女儿当皇后，两世家和解，称都择王朝。　　一四八六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结束后五十三年），葡萄牙船长狄亚士，发现南非洲好望角。　　一四九二年（第三次宦官时代，棉花宰相刘吉当权），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一四九四年（明王朝皇帝不出见政府官员已三十五年），天主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颁划界令，沿北美洲东海岸纵划一线，西归西班牙（包括北美洲与南美洲大部），东归葡萄牙（包括南美洲巴西，跟非洲全部）。　　　　第二十九章　第十六世纪　　----------------------　　本世纪起，东方跟西方发展的方向，分道扬镳。　　欧洲的光辉日增：诸如；　　——文艺复兴运动进入高峰。　　——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逐渐形成。　　葡萄牙商人远来中国，从浑噩的明政府手中取得澳门，作为殖民地。　　——路德焚毁天主教教皇谕旨，向沉重而错误的传统权威反抗，欧洲人的灵性复苏。　　———麦哲伦航海环绕地球一周，证明地球确是球体。　　——西班牙人开始涌入新大陆，大量殖民，占领古巴、墨西哥、秘鲁。又在亚洲占领菲律宾群岛。　　——哥白尼发现地球不是宇宙中心，太阳才是。　　——伽利略在比萨斜塔试验物体落下速度，发现落体定律，后来又发现摆动定律，在此定律下，钟表出现。　　但中国人仍被酱在大黑暗时代，仍继续把精神和生命，浪费在无聊的（如大礼议）和可哀的（如三年之丧）的争执上。全国二片八股文的吟哦声，诏狱的廷杖声，和抗暴的呐喊声。　　中国开始遥远地落在欧洲之后。　　一　朱厚照与刘瑾　　本世纪（十六）一五○五年，明王朝第十任皇帝朱祐樘逝世，把十五岁的儿子朱厚照托孤给两位宰相谢迁和刘健。　　然而朱厚照是一个对女人和游荡有兴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性。从小就跟他一起的玩伴宦官刘瑾，犹如他冥顽不灵的曾祖父朱祁镇的玩伴王振一样，事实上刘瑾一直崇拜老前辈王振的风范。　　刘瑾有一个核心集团，被称为“八虎”，仅只这个名词就使人不寒而栗。不过八虎最初并没有干预政治的念头，他们只是引导朱厚照日夜不休地沉湎于声色犬马。于是谢迁、刘健跟各部部长（尚书），联合要求朱厚照排除八虎。宰相兼托孤大臣的威望，使八虎大为恐惧，他们只要求保留性命，愿意被放逐到南京，永不回到皇帝身旁。但谢迁、刘健根据“君子小人不并立”、“除恶务尽”的格言，坚持必须全体处斩。八虎环跪在朱厚照面前，哀哀哭求，当然加上一番足使一个大孩子跳起来的挑拨刺激，于是朱厚照果然发现谢迁、刘健的阴谋原是使皇帝陷于孤立。第二天早朝，文武百官以为皇帝一定会下令把八虎砍头时，皇帝却下令把谢迁、刘健撤差。　　政府大权立即落到刘瑾手上，他用皇帝名义公布《奸党》名单，包括谢迁、刘健和儒家阳明学派的创立人王守仁；中央政府全体官员跪在金水桥南，恭听此项谕旨。刘瑾对朱厚照的控制力量，从下列事件上可以看出，一天早朝时，殿阶上忽然发现一封信，朱厚照捡起来看，原来是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控诉状。朱厚照就在状上批示：“你所说贤能的人，我偏不用。你所说不贤能的人，我偏要用。”但刘瑾仍大发雷霆，命部长以下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在奉天门（宫门之一）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们从早晨跪到天黑，国防部科长（兵部主事）何钅弋、进士陆伸，跟北京地方法院法官（顺天府推官）周臣焦渴过度，倒下来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囚进锦衣卫诏狱。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状来自宦官内部，跟政府官员无关，才把他们释放。　　上述的两件事显示出刘瑾已威不可当，自然而然地，他的摇尾系统迅速成立。宰相焦芳、刘宇，内政部长（吏部尚书）张彩，国防部长（兵部尚书）曹元几乎跟刘瑾的家奴没有分别。政府大小措施，都在刘瑾私宅决定，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下列的两项：　　一　设立“内厂”和创立罚米输边制度刘瑾为了加强对政府的控制，特别成立一个新的特务机构——内厂。诏狱系统除了锦衣卫、镇抚司、东厂、西厂外，又多了一个内厂。五个血腥的杀人机构并立，凡跟宦官拒绝合作的官员和人民，一律宣称他们贪污有据，照例地延杖拷打。同时刘瑾还发明了另外两种刑罚。即戴重枷和罚米输边。巨枷的重量达七十五公斤，一个人如果被判决戴枷示众三日，他就死定了。罚米输边，从数百石到数千石，由“罪犯”家属直接运到九边要塞，作为军粮。它只是一种从刑，主刑往往是延杖或贬窜，如退休的前任国防部长刘大夏，被贬到军营作苦工，附带罚米二千石。一个人一旦得到这种处分，就等于破产，但破了产也不能免除输边。如果没有地方借贷，他跟他的家人就会死于追赃的拷掠。　　二　建立镇守太监定期调任制度我们回忆上世纪（十五）交趾省（越南北部）的丧失，对肇事的宦官马骐，一定还有印象，他的官衔是监军太监。这种制度有它的历史性，可以上溯到八世纪。但上世纪（十五）与监军太监同时并设的，还有一种镇守太监，却是明王朝的发明，到了本世纪（十六），已成为一种“祖宗制度”（祖制），而祖宗制度的特点是：永不可以变更。即由皇帝派出亲信宦官，到各省和各重要城市，长期驻留。这是政治性的，还有一种专业性的，如织造太监、税务太监、矿务太监。他们既在事实上和名义上都是皇帝的代表，那就跟一个土匪一样，所到之处，贪污勒索，甚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政府方面的唯一对策是：“养饿虎不如养饱虎”，使他们大贪特贪之后，胃口变小，所以要求皇帝不去调动他们。但刘瑾当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旧人调回，而放出他的同党，这批饿虎迫使全国民怨沸腾。　　刘瑾于一五一○年被杀，死于八虎的内哄、八虎之一的宦官张永，向朱厚照密告刘瑾谋反，朱厚照激动起来，刘瑾就活不成了。刘瑾当权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年，但整个明政府的结构，几乎被他拆散。　　刘瑾死后，另一位宦官钱宁和边防军的一位军官江彬，接替刘瑾的位置，当人们盼望国刘瑾之死而有所转变之时，朱厚照在二人引导下，到南中国游荡，奸淫烧杀，比强盗还要凶暴。　　——注意一个使人惊奇的现象，明王朝的皇帝，都好像跟明王朝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竞争着对它百般摧折，似乎不把它毁灭，誓不甘心。　　二　大礼议事件　　一五二一年，朱厚照结束他烂污的一生，没有儿子，由他的堂弟朱厚囗继位。因为朱厚囗是以亲王的身分入承大统，于是发生著名的“大礼议”事件。朱厚囗在皇位世系上的关系位置，我了用下表说明：　　　　大礼议事件是十一世纪宋王朝濮议事件的翻版，不过濮议时代，儒家中的理学学派还没有兴起，而本世纪（十六）理学正在兴隆，所以也特别热闹和特别有趣。　　濮议事件中的现任皇帝赵曙，是死皇帝赵受益的侄儿，自幼就被赵受益抱到宫里，当作儿子抚养。大礼议事件的现任皇帝朱厚囗则只是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两个人从没有见过面。依人伦常理判断，濮议事件所发生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再发生，但它竟然发生。儒家系统的理学家，根据古老的纪元前五世纪使鲁国国君被接住叩头的儒书规定，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朱厚囗虽无法作朱厚照的儿子，却必须作朱祐樘的儿子，然后大宗才算不绝。一切奇异的办法，都由此奇异的论断而生。那就是说，朱厚囗应称伯父朱祐樘为父亲，应称伯母朱祐樘的妻子为母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改称自己的母亲为叔母。　　当此议论最初提出时，刚刚即位，年才十五岁的朱厚囗，便直觉地感觉到不对劲。他说：“父母怎么可以如此颠倒？”朱厚囗的父亲早死，他是一个独子，当他的寡母蒋氏从亲王封地安陆（湖北钟祥）前往北京，走到通州（北京通县），听到这个消息时，即拒绝前进，因为她不但当不了皇太后，而且还失去了儿子，她气愤说：“这是什么话，怎么把我的儿子当成别人的儿子？”　　这一次跟濮议事件最大的不同是，政府全体官员的见解完全一致，宰相杨延和跟教育部长（礼部尚书）毛澄，合著了一篇《崇祀兴献工典礼》，自称是万世不易的经典，向文武百官宣布：“大家的行动都要以此作为根据，敢有异议的，就是奸邪。”——那就是说，凡是反对他的意见的人，一律纳入小人系统，这就是传统的古老法术。想不到一位新考取进士，在教育部（礼部）实习的年轻人张璁，他向副部长（侍郎）王瓒说。朱厚囗是继承堂兄的帝位，不是继承伯父的帝位。是入继帝统，不是入继大宗。朱祐樘有他自己的儿子，如果一定要大宗不绝的话，不应该为朱祐樘立后，而应该为朱厚照立后，所以朱厚囗不应改变称呼。王瓒认为他的理由充分，略微向大家透露。杨廷和立即气冲斗牛，唆使监察部门的官员，寻找王瓒的毛病，提出弹劾。王瓒不敢再开口，但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张璁，索性直接向皇帝上奏章申明他的主张。杨延和大怒，把张璁贬到南京，警告他说：“你要听话，不要唱反调。”恰巧宫中发生火灾，杨延和庄严地指出，这正是天老爷对违反礼教之徒的一种惩罚，必须朱厚囗称父亲为叔父，称母亲为叔母，天老爷才会龙心大悦。朱厚囗母子自问不能抗拒天老爷，只好照办。　　但朱厚囗母子的屈服是短暂的，在火灾的震撼平息后不久，就旧事重提。朱厚囗坚持要恢复正常称呼，杨延和用辞职作为要挟，朱厚囗毫不挽留，立即批准，而把张璁召回北京。这是一个大的转变，全体高级官员在内政部长（吏部尚书）乔宇领导下，杯葛张璁，并阴谋用酷刑把张璁处死，他们的方法是来俊臣的《罗织经》上的一套，纷纷上奏章攻击张璁，司法部长（刑部尚书）赵鉴下令给他的部属，只要有一份奏章交下来查办，就逮捕张璁，不加询问，立即用廷杖拷死。朱厚囗对这个恶毒计划有所风闻，所以不但不把奏章交下查办，反而擢升张璁当翰林学士，后来更索性擢升他当宰相。　　二十年代一五二四年，朱厚囗即位的第四年，正式下令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卫道之士大为震动，一个个中风狂走，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尤其激烈，他大声疾呼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注意“国家养士”这句话，中国历史上以明王朝对人民（包括所谓“士”）摧辱得最为残酷，却竟然出现与事实恰恰相反的“养士”论调，说明奴性不但使人恬不知耻，更能使人颠倒是非。　　杨慎的奴性狂热得到了响应，另一位大臣王元正也哀号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于是包括各部部长（尚书）在内的全体高级官员数百人，一齐集合在左顺门（宫门之一）外，匐伏跪下，大喊朱元璋和朱祐樘的帝王称号。王元正的表演更为出众，他像一个委屈万状的无赖一样，用拳头擂着宫门，拉起连老天爷都听得见的喉咙，放声大哭。大家发现如果不跟着他也如此大哭，就有被指控为离经叛道的危险，于是一片哭声，使金銮殿上的瓦片都摇晃起来。他们宣称所以如此，是痛心千古伦常和国家命脉，都已濒于毁灭前夕。虽然有宦官奉朱厚囗的命令前来劝解，但他们誓言在朱厚囗不改称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之前，哭声绝不停止。　　朱厚囗下令逮捕哭声最大的官员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诏狱。第二天再补行逮捕九十余人，全部廷杖，其中十六位官员没有福气承受这种养士的待遇，竟死在杖下。杨慎、王元正幸而不死，于延杖后贬窜到蛮荒边区。　　三　断头政治的恶化　　朱厚囗在父母的称呼上，因父子至情，闪电似的爆出一线灵性。大礼议过去之后，闪电熄灭，不久他就恢复了他祖先传统下来的冥顽不灵。　　朱厚囗在宦官群的引导下，信奉了道教，而且十分热切。但他并没有把道教福音传播全世界的情操，他只有一颗私心，相信如果他利用皇帝的权力，召请天下法术高超的道士，建筑华丽的祭坛，用美好的中国古文颂词，向天老爷——玉皇大帝谄媚哀求的话，一定能感动那位世界上最高的神抵，保佑他逢凶化吉，长生不死。于是，建醮（筑坛祭神）和《青词》（用红笔把拍玉皇大帝马屁的颂词，写在青颜色的符篆纸上，在祭坛上焚化，玉皇大帝就可以看到），遂成为政治上的两件大事。　　道士段朝用曾向朱厚囗建议，如果能不跟外人接触，静心修炼，就可得到炼金的法术和得到纪元前三世纪赢政大帝所得不到的长生不死之药。朱厚囗乐不可支，一五四O年，他宣布要皇太子代理皇帝（监国），而自己准备退居到一个隐蔽的地方（静宅）十二年，十二年后即可修炼成功，然后以神仙之体，再出来执政。交通部长（太仆寺卿）杨最，上谏章抨击这种修炼之术，说它完全是谎话，不可相信。朱厚囗大怒（因为戳破了他的白日梦），把杨最逮入镇抚司诏狱，用廷杖拷死。朱厚囗经过这次扫兴，不再提起太子代理皇帝的事。但从这一年起，他就不再出席早朝，不跟任何官员接触。明政府又回到断头政治的混沌之境。　　朱厚囗自一五四○年到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间，总共跟群臣只见过四次面，平均七年出席早朝一次。平常完全靠“票拟”（宰相签注意见）和“朱批”（皇帝红笔批示），跟政府保持不绝如缕地联系。朱厚囗把全副精力用到追求“长生”上，对骨肉亲属的感情，非常淡薄。对政府官员的感情，更是冷酷。大礼议事件使他疑心所有大臣联合起来跟他作对，于是，在断头政治期间——正是本世纪（十六）中叶，他只信任他认为无党无派，孤立于群臣之外的宰相严嵩。　　严嵩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大政客兼大贪官之一，他完全靠精密的谄媚和撰写歌颂玉皇大帝的《青词》，而被擢升到宰相的高位，他谨慎小心地伺候着政治老板，外貌上对任何人都和蔼可亲，只有在排除他的政敌时才露出毒牙。最奇异的是他有一个绝顶聪明的独生子严世蕃，朱厚囗写给内阁的，或直接写给严嵩的谕旨，字迹潦草而辞意含糊，没有人能看得懂。严世蕃却能一目了然，代他父亲所作的回答，无一不适应朱厚囗的心理状态。这使得朱厚囗一天都不能离开他的宰相严嵩，严嵩也一天都不能离开他的儿子严世蕃。　　严嵩的唯一工作不是处理国家大事，而是研究朱厚囗的性格脾气，他对朱厚囗大脑上每一根神经都了如指掌。朱厚囗自以为十分英明，严嵩在朱厚囗面前便处处表示自己窝囊。朱厚囗死不认错，严嵩在任何情形下都避免暴露朱厚囗的过失。朱厚囗反复无常，严嵩就永不提任何建设性的建议。朱厚囗猜忌大臣结党营私，严嵩对任何陷于危难的朋友都拒绝援救。朱厚囗残忍好杀，严嵩正好利用它来肃清异己。君臣之间没有一点道德性质或政治见解的契合，只有无微不至的揣摩和欺骗。朱厚囗用官位玩弄严嵩，严嵩用上述的方法玩弄朱厚囗。　　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情形，严嵩每逢巨大的贪污案件败露，人赃俱获，受到监察部门官员纠举弹劾，面临杀头坐牢的危机时，他就去长跪在宫门口，或长跪在朱厚囗面前，痛哭流涕，承认自己罪不可赦，唯求大皇帝开恩，但他所以被那些具有别种心肠的官员围攻，却都是因为他太忠心耿耿的缘故。朱厚囗最欣赏他这种婢膝奴颜的“投案”，所以每次都不予追究。这就是严嵩看穿了朱厚囗的肺腑后的大胆适应，他知道朱厚囗认为贪污算不了什么，不过恬不知耻而已，而那么多人不断围攻，正足以证明严嵩只对皇帝一个人忠贞，这恰是朱厚囗所要求的。严嵩对朱厚囗的了解，超过朱厚囗对自己的了解。所以严嵩从不说一句使朱厚囗不愉快的话，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说，这正是一个成功政客最基本的素养。　　严嵩当权二十年，一五六二年，终于被朱厚囗勒令退休。并不是他的法宝有什么不灵光，而是严世蕃对他的工作日久生厌，每天荒于酒色，不再把皇帝的谕旨放在心上。严嵩年老，无法控制儿子，只好自己提笔应付，遂大大地失去朱厚囗的欢心。　　严嵩虽去，但纯政客类型的政治形态，从此在中国政坛上生根，成为以后数百年间最丑陋的政治现象之一。　　四　全国沸腾的抗暴民变　　在这种断头政治和这种纵容贪污的社会条件之下，上世纪（十五）遍地爆发的抗暴民变，进入本世纪（十六）后，更如火如茶，全国人民每年至少都要有一次以上大规模的暴动。有些被明政府迅速扑灭，有些则战斗数年或数十年。如汤麻九集团，占据孝丰（浙江安吉）一带一万余平方公里，达二十余年。徐九龄集团，占据建昌（江西永修）一带二万余平方公里，达三十余年。陈阔口集团，占据下历（江西定南）、和平（广东和平）一带二万余平方公里，达四十余年。这种长期的跟明政府对抗，组成国内之国的现象，是大黑暗时代中政治腐败、宦官当权和断头政治特有产物之一。　　我们再把其他重大的人民抗暴行动，列为下表摘要的加以说明：　　　　刘六集团发生在河北心脏地区，跟首都北京只有一百二十公里，他们分成数个支队，在华北大平原上进行游击战，大肆杀戮贪污官员和被称为“乡绅”的大地主。他们在初起事时，一度想向政府投降，曾透过宦官张忠向皇帝请求赦免，张忠要白银二万两的贿赂，才肯保证下大赦令，而更大的宦官刘瑾的家人，又另外索取一万两，刘六集团无力缴纳，虽经更加努力劫掠，仍不能凑足。一五一一年，剿匪总司令（右都御史提督军务统京营兵）马中锡，派人招降，态度十分诚恳，刘六深为感动，决心归附，但他的弟弟刘七说：“现在宦官当道，马中锡自保都不容易，他怎么有力量实践他的承诺？”刘七的判断十分正确，马中锡不久就被宦官逮捕，死在锦衣卫诏狱。　　朱寘钅番是一位亲王，他本身并没有受到迫害，但他不忍看到人民所受的迫害。事变发生那一年，刘瑾派他的摇尾系统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寺少卿）周东，到宁夏地区测量耕田，征取马匹及追缴人民历年所欠的地租。连年旱灾，人民早都成为赤贫，但周东仍然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法庭之上，每天拷打，后来更牵涉到军中屯日战士和低级军官，军民的愤怒一时爆发，拥戴朱寘钅番当领袖，发动军民联合的抗暴行动，包括周东在内的贪官酷吏群，全被砍头。　　朱宸濠也是一位亲王，他的叛变目的跟朱寘钅番不同，只不过想当皇帝而已。但他的叛变行为，却是贪污的产品。他利用巨额的贿赂收买宦官钱宁和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陆完。朱宸濠的父亲因为作恶多端，中央政府曾把他的亲王府的守卫撤销。在钱宁、陆完的建议下，朱宸濠获准恢复，他就用这支警卫军作他的基本武力，向中央发动第二次靖难之役，结果因阳明学派创始人王守仁抄他的后路而迅速失败。　　最奇异最悲惨的是杨金英集团。她们都是美丽的妙龄少女，充当第十二任皇帝朱厚囗的宫人，乘朱厚囗熟睡的时候，把绳索套到朱厚囗的脖子上、企图把他勒死。可是她们太紧张了，竟打了一个活结，以致把朱厚囗勒昏之后，误以为已经死了，就急忙逃走，却不知道绳索一松，朱厚囗竟悠悠苏醒。杨金英集团在意料中地被残酷地处决——磔死。宫廷的事，肮脏恐怖而秘密、没有人知道她们为什么要杀朱厚囗。但我们可以判断，无疑地由于仇恨，一种深入骨髓的仇恨，迫使她们用谋杀的手段，以图跟她们的仇敌同归于尽。杨金英事件是中国宫廷第二次透露出来宫女对暴君的激烈反抗（第一次是四世纪九十年代，张贵人谋杀晋帝国皇帝司马曜），也显示明王朝宫廷的黑暗，更甚于其他王朝。　　(口孛)拜当过宁夏军区的高级指挥官，早已退休。宁夏军区司令官（宁夏巡抚）党馨，是一位标准的小官僚。严冬已深，而军中冬天的衣服装备和冬季的粮饷，仍扣留不发。战士们向将领请愿，将领们向党馨请愿，并且婉转地向党馨建议，假如不能现在马上发，那么，把从前积欠的粮饷先发也可。党馨严词拒绝，他的理由是：“这种动不动就向上级请愿的作风，不可以鼓励。”有人暗示他，这样做可能激起兵变。党馨冷笑说：“难道他们不怕全家砍头吗？”战士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冻饿至死，一是叛变。他们选择叛变，拥护(口孛)拜起兵。当党馨发现竟然有不怕全家砍头的勇士时，他慌了手脚，逃到水洞里发抖，但仍被搜出杀掉。　　抗暴行动最后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抗暴不止。　　五　倭寇　　当全国抗暴蜂起之际，东南地区发生倭寇的灾难。　　倭寇，即日本海盗。　　倭寇对中国的伤害，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上上世纪（十四）末叶到上世纪（十五）三十年代，是日本海盗对中国沿海侵犯，第二阶段，从本世纪（十六）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恰是明王朝第十二任皇帝朱厚囗在位期间），则是中国明政府官员贪污和政治黑暗召来的外侮。　　十四世纪末叶，浙江省反抗蒙古人统治的革命领袖方国珍的势力，虽然被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并吞，但他的若干部属，跟日本的海上亡命之徒勾结，在沿海劫掠不息。朱元璋简单的头脑无法处理广阔的海洋上的事务，于是他下令“一片木板都不准出海”，禁止中国渔民们捕鱼，而且把沿海渔民和船户，统统编入军籍，改做战士。这种作法只能伤害民生，不能根绝海盗。适逢十四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南北朝结束，南朝被并，一些不肯向北朝屈服的巨僚，向中国发展，也加入了海盗行列，声势就更浩大。　　上世纪（十五）初，明王朝第三任皇帝朱棣改变闭关政策，一面准许日本跟中国作正规的贸易，一面加封日本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请他加强海禁。足利义满虽然拒绝日本国王的封号，但对正规贸易感到满意，所以对骚扰中国的海盗，严厉剿捕，沿海社会秩序遂渐渐恢复正常。　　日本这时已十分中国化了，处处模仿中国，但中国对日本却一直像瞎子一样茫然不知。甚至到了十八世纪，还不知道日本有一位万世一系的天皇，而总是把他的征夷大将军（幕府）或最高执政宫（关白）当作国王。　　中国沿海保持八十余年的平静，然后进入第二阶段。　　一五二三年，日本两个商船队，一队由宗设率领，一队由瑞佐率领，先后到达当时中国东方最大的港口宁波（浙江宁波）。宗设先到，瑞佐后到。依照中国规定，商船到达后，由市舶司（海外贸易管理处·海关·招待所混合机构）检查报税，并设宴款待。先到的先检查，坐上座；后到的后检查，坐于次位。瑞佐后到，当然后检查和坐于宗设之下。可是，明政府是一个无微不至的贪污集团，瑞佐的一个翻译人员宋素卿，把重贿送给市舶司的主任（市舶太监）赖恩（市舶司首长是一个贪污的最好位置，所以由皇帝直接派宦官担任，合法的收入呈献皇帝，非法的收入下宦官腰包），于是，赖恩就先检查瑞佐的货物，并在宴会时请瑞佐高高上座。宗设气得暴跳如雷，要殴打瑞佐。赖恩袒护瑞佐，更暗中帮助他准备军械。宗设无处申诉，就攻击瑞佐所住的旅社，瑞佐抵抗不住，向城外逃走。宗设追击，沿途烧杀，夺船出海回国。　　明政府的反应不是检讨错误，而是认为一切罪过都由于贸易，就把市舶司撤销，一些高级官员坚持这样作才能发扬中国的国威。　　问题是，政府主持的贸易机构虽然撤销，但贸易不会停止，只不过由政府转到了民间。日本商船队到达后，改由当地的富商出面招待，作为代理店。最初双方合作得十分融洽，久而久之，中国富商积欠日本商船队的货款日多，最多的达一万余两，少的也有数千两。日本人不断讨债，那些富商使出种种推拖手段，等到实在推不下拖不下时，就索性逃得无影无踪，明政府对这种骗局根本不管。日本商船队吃了哑巴亏后，只好转而委托有声望绝不致逃掉的“乡绅”，想不到乡绅的手段更为毒辣，积欠的更多。日本商船队不得已，就停泊在沿海岛屿坐索。乡绅们大为烦恼，最后想出了砸锅补锅妙计，他们警告地方官员说：“倭寇为患，不是突发的，有它的历史性，现在又横行海上了。听说他们杀人掠财，无所不为，如果不早日扑灭，恐怕有严重的后果。”政府官员跟乡绅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果然出动军队，要把讨债的日本商船队当海盗进剿。乡绅却适时地向日本商船队透露军队出动的消息，教他们逃走。日本商船队十分感激他们的照顾，欠债就更多起来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诈欺花样，日本商船队被愚弄了二十余年。最后，到了一五四六年，日本商船队的忍耐达到饱和，就占领了若干岛屿，誓言得不到债款，决不回国，中国如果用武力对付他们，他们就用武力对抗。　　乡绅们发现法宝已不灵光，只好请明政府的军队真的向日本商船队攻击，日本商船队早已准备妥当，从本国带来的武装部队，即登陆应战。并把那些进剿的明政府军队击溃，索债军跟在溃兵屁股后，一波一波地攻城掠地。于是战斗蔓延三省：浙江、福建、南直隶（江苏省）。日本正当的贸易商人，遂被迫变成“倭寇”，他们因对明政府官员和奸商痛恨入骨，就把全部愤怒加到所遇见的无辜的中国人身上，所到之处，备极残酷。　　这场灾祸历时十九年之久，到了一五六四年，以抗倭而成名的将领戚继光，才把已失去索债初意，全成为海盗的日本最后一支突击部队，在仙游（福建仙游）消灭，倭寇才告平息。中国为那些贪官奸商所付出的代价是数十万人死亡和广袤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富庶地区全部残破。——仅杭州一城，日本所杀的中国人的血，就汇流成河。　　六　北方外患及和解　　中国东南地区倭寇的灾难正严重时，北方的外患又起。　　瓦拉部落于上世纪（十五）也先可汗被刺身死后，向西方撤退。蒙古诸部落又回到塞北故地，经过无数次流血火拼，到了上世纪（十五）七十年代，一位年仅七岁，名叫巴图蒙和的孩子，蒙古帝国第二十任大汗脱古思帖木儿的六世孙，被各部落拥立，号称达延汗——我们猜想这可能是“大元汗”——大元帝国可汗的谐音。这位达延汗年事渐长，发挥出他的才能，再度把蒙古统一。在完成统一工作的过程中，他专心对内，中国边境得以保持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平静。这个中兴的蒙古帝国，恢复到十三世纪成吉思汗铁木真攻击金帝国前的初期版图。　　但是，巴图蒙和到底不是铁木真，他没有力量并吞中国。而他的组织才能也只限于他在世之日。本世纪（十六）四十年代，巴图蒙和逝世，帝国立即瓦解，分裂为下列四部：　　　　对中国伤害最大的是鄂尔多斯部酋长吉囊和土默特部酋长俺答，俺答尤其强悍好战。他们都是达延汗巴图蒙和的后裔，在巴图蒙和在世的末年，便开始向中国侵袭。四十年代后，更变本加厉，经常攻破长城，深入太原（山西太原）、平凉（甘肃平凉），烧杀掳掠，如入无人之境，明政府的边防军无力抵抗——这是可以理解的，腐败的政府不会有能作战的军队。　　一五四六年，陕西三边总督曾铣（三边指长城三要塞：固原、宁夏、延绥）计划把鄂尔多斯逐出河套，把国防线从长城向北推移五百公里，以黄河为界。他向皇帝朱厚囗建议训练精兵六万人，再加上使用当时最新式火枪的现代化装备的部队二千人，每年春夏之交，携带五十天的粮秣，水陆两道同时出发，向河套扫荡，焚烧牧草和蒙古人积存的粮食。每年如此，三年之后，敌人被饥饿所迫，只有退出河套，然后就在阴山跟黄河之间，修筑新的防线，可以一劳永逸，并且使土默特部有后顾之忧，不敢东进。　　朱厚囗被这个雄壮的建议大大地感动，立即交给国防部作进一步的研究，当国防部弄不清皇帝的意向，不敢表示意见时，朱厚囗大发雷霆，下谕旨说：“敌人盘据河套，为中国边患已久，连年破关入侵，使我日夜不安，而边疆将领中从没有一个人为我分忧。曾铣收复河套的计划，规模壮伟，国防部为什么迟疑不决，拿不出主意？”下令先发给曾铣白银二十万两调度使用。曾铣深庆他遇到盖世英主，积极准备。　　但是，没有人对疯狗能预测它什么时候会忽然发作咬人，对拥有绝对权力的暴君亦然。事情突然变化，首席宰相（中极殿大学士）夏吉，全力赞助曾铣。而次席宰相（建极殿大学士）严嵩，则正积极排除夏言，河套战略正供给他攻击夏吉的工具。我们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和用什么理由，只知道严嵩和宦官勾结，在宫廷中秘密下手，终于使朱厚囗作一百八十度改变。一五四八年，当国防部把实施攻击的详细作业拟妥，而且刚刚呈请批准时，朱厚囗忽然下了一道谕旨说：“驱逐河套的敌人，出兵是不是有名？粮秣是不是够用？胜利是不是有把握？曾铣一个人不可惜，而人民受到荼毒，谁负责任？”这是一种当权人物翻脸时特有的口吻——中国人称之为“官腔”，官腔一出，已不是理性可以解决的了，全体官员大为惊愕，严嵩立即公开反对擅开边衅。于是，曾铣、夏言全被处斩。　　土默特部酋长俺答，不因朱厚囗的昏聩而心肠软化，明年（一五四九），俺答直抵大同、永宁（北京延庆）一带，大掠而去。又明年（一五五○），攻陷古北口（北京密云东北），破长城而入，包围北京。这是上世纪（十五）也先可汗围城后，北京再次被围，两次相距恰恰一百年。朱厚囗惊恐过度，把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丁汝夔杀掉泄愤。但他不承认杀错了曾铣，反而坚称这正是曾铣妄图开边，激起敌人的报复。　　北京好容易解围，俺答杀够了中国人，抢够了中国人的财产之后，满载而归。但北中国全部暴露在这个蒙古部落的铁蹄之下，万里长城在腐败的边防军手中，已不发生作用。俺答几乎每年都要攻破长城，南下大大地劫掠一次。边防军将领们无可奈何，唯有把逃难的一些难民，提来杀掉，当作杀敌报功——其中有多少使人伤心落泪的事迹。然而，俺答年纪渐老，而且他和他的部落人民，都信奉了从西藏传过来的喇嘛教。开始厌倦战斗。七十年代时，又发生了一件桃色事件。遂使他们永无休止的侵略，蓦然结束。　　桃色事件的男主角就是俺答，女主角是俺答的外孙女三娘子。三娘子美丽绝伦，身为外祖父的老混蛋俺答却把她纳为姬妾。三娘子的未婚夫不答应，跟俺答理论，俺答没有办法，只好把孙儿把汉那古的未婚妻，改嫁给三娘子的未婚夫。现在轮到把汉那吉恼火了，他说：“这算什么话，外祖父娶外孙女，祖父把孙儿媳妇送给别人。”就率领他的家人，逃到中国。边将们痛恨俺答，一致要求杀掉把汉那吉，幸而大同总督王崇古有政治头脑，坚持予以保护，又请中央政府委派把汉那吉一个中级军官（指挥使）的职位。　　俺答的原配妻子恐怕她的孙儿被中国杀掉，日夜不停地向俺答哭闹咒骂，这个老混蛋在头脑清醒时还是有理性的，他既懊悔又惭愧，于是率领十万人的强大兵团，越过边界二直指大同，准备在发现中国杀了他的孙儿后，即发动攻击。王崇古知道他的用意，派人前去谈判和解，保证他的孙儿还结结实实地活着。俺答不肯相信，差遣他的亲信到大同窥探，看见把汉那吉穿着中国军官的制服，正在那儿骑马取乐。俺答惊喜说：“中国竟没有杀我孙儿，我从此也不再攻打中国。”　　中国北方的外患，就这样戏剧性的停止。　　俺答死后，三娘子掌握大权。她不但美丽，而且极有才干和见识，她发现跟中国和解，接受中国的封号所得到的赏赐，要比劫掠得到的还要多，所以她始终臣服中国，作为中国的屏藩。本世纪（十六）最后三十年，以及下世纪（十七）初叶，三娘子在世期间，两国边界保持一段长期的和平。　　七　张居正的改革与惨败　　跟俺答和解的前四年（一五六六），朱厚囗逝世，他在位四十六年，带给中国半个世纪的痛苦。他的死使中国人照例松一口气，由他的儿子朱载垕继任。朱载垕在位七年，于一五七二年逝世，由他的十岁儿子朱诩钧继任。　　当朱载垕刚死，朱诩钧还没有登极时，首席宰相高拱跟次席宰相张居正，争斗激烈。张居正跟宦官巨头——司礼太监冯保勾结，利用主少国疑，千载难逢的机会，由冯保设下网罗，向朱翊钧的母亲李太后告密说：“高拱在朝堂上向群臣扬言：十岁的孩子，怎么能担起皇帝的重任？”高拱即令是一个白痴，也不敢公开讲这种杀身灭族的话，但在官场倾轧中，问题不在他讲不讲，只要有人坚持他讲就够了，李太后颜色大变，立即把高拱免职，擢升张居正为首席宰相。　　张居正使用的显然是一种不尊严的手段，但不能责备他，明王朝三百年间，所有高级官员都必须有宦官的支持。只有少数人敢跟宦官对抗，但不是死于诏狱，便是死于穷困。　　张居正是明王朝所有宰相中，唯一的敢负责任而又有远大眼光和政治魄力的一位，不以自己的荣华富贵为满足，他雄心勃勃，企图对政府的腐败作一改革。但他没有公孙鞅当时的背景和王安石所具有的道德声望，更没有触及到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制度不合理的核心，他不过像一个只锯箭杆的外科医生一样，只对外在的已废弛了的纪律，加以整饬。　　主要的措施在于加强行政效率，下级官员必须对中央命令彻底执行，不能敷衍了事。张居正屡次调查户口、测量耕田、整理赋税，使负担过多的穷人减少负担，使逃税的“乡绅”纳税。又大举裁减不必要的官员，缩小若干机关的编制。最有成绩的是，张居正任用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任用抗倭名将戚继光守御北方边疆。　　当戚继光调任蓟辽兵团司令官（蓟辽总兵）时，准许他率领一手训练的击败倭寇的浙江部队。到任后的某一天，举行阅兵，忽然大雨倾盆，边防军竟一哄而散，只有浙江部队因没有得到解散命令，仍在大雨中屹立不动，边防军大吃一惊，从此他们才知道什么是军纪军令。这件事说明边防军的腐败（现在我们可以了解万里长城所以抵挡不住俺答的原因了）和张居正所以进行改革的必要。　　然而，我们一再提醒，儒家思想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是反对任何改革的。尤其是本世纪（十六），正是大黑暗时代，对改革的反对当然更加强烈。张居正所作的这种外科医生的手术，严格地说还谈不到改革（更谈不到高一级的变法了），只不过稍为认真办事而已。但他所遭到的反对，却同样可怕。一是丧失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如被裁减的人员，被增加田赋的“乡绅”和一部分不能作威作福的宦官。另一是习惯性的反对，儒书上“利不十，不变法”，已成为阻止改革的借口。不幸的是，张居正又因为父亲亡故的守丧问题，触犯了儒家的礼教。　　张居正的父亲于一五七七年逝世，依照儒家礼教的规定，作儿子的必须辞去官职，回到故乡守丧三年。只有皇帝才有权下令征召守丧中的儿子继续供职。皇帝朱翊钧倒是下令征召张居正的，但仍然引起政府若干官员的喧哗，一种是卫道之士，他们认为纵然有皇帝的征召，但儒家正统思想不能违犯，不守父母三年之丧，跟禽兽没有两样。另一种是锐进之士，希望张居正马上退出政治舞台，即令是短期的也好，以便自己擢升。这场争执虽没有大礼议事件那么死伤狼藉，但也热闹了一阵。使张居正的仇人布满天下。　　张居正当权十一年，在一五八二年病死。朱翊钧已二十岁，蛇蝎性格随着他年龄的成长而大量显露，他恨透了在他幼年时对他生活管教过严的宦官冯保和在他幼年时对他读书要求过严的张居正。　　朱诩钧十岁时，就经常拷打身边的宦官和宫女，把这些可怜无助的人拷打到死。冯保向李太后报告，李太后就责骂朱翊钧，有时候还揍他。有一次李太后暗示他如果不停止凶暴，可能有被罢黜的后果。至于张居正，他兼任皇家教师，往往在朱翊钧早睡正甜时，强迫他起床读书。在他读错字时，又声色俱厉地纠正他。　　朱翊钧在张居正死后亲政，立即向他们采取报复行动，任命冯保的死敌张减当司礼太监，把冯保放逐到故都南京。接着宣布张居正的罪状，下令抄没他的家产。张居正是荆州（湖北江陵）人。地方官员在谄媚奉承宰相之家十余年后，为了表示对新当权派的忠贞和对“罪犯”的深恶痛绝，还没有得到正式命令，一听到风声，就派兵把张居正家团团围住，门户加锁，禁止出入。等中央查抄大员张诚到达时，已有十余人活活饿死。　　张居正的失败是注定的，当时的社会背景绝不允许他成功。他失败后，十年的改革成果，逐渐化为乌有。一切恢复原状，黄河照旧泛滥，戚继光被逐，边防军腐败如故，守旧的士大夫、乡绅、宦官，一个个额手称庆。　　八　第一次保卫朝鲜　　张居正死后不久，日本大举侵略朝鲜王国，中国第一次武装援助朝鲜。　　朝鲜王国和安南王国，是中国南北两个最忠实的藩属，他们除了有一位国王和使用一种跟中国大同小异的文字外，事实上可以说是中国的一省。中国是他们的保护者和宗主国，但从不过问他们的内政。　　日本帝国在本世纪（十六）有一位巨人崛起，他就是平民出身的大将丰臣秀吉。他统一了全国，担任国家最高执政官（关白），天皇便成为一个虚名。丰臣秀吉在国内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后，日本三岛已不能容纳他的野心，他决定征服朝鲜。　　朝鲜得到日本即将入侵的情报，对于文化落后的蕞尔小国，竟敢动高度文化大国的脑筋，感到不能置信。为慎重起见，一五九O年，特地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调查日本入侵的可能性。代表团于翌年（一五九一）返国，提出两份内容恰恰相反的报告，团长黄允吉认为日本一定会有军事行动，副团长金诚一则认为冷战有可能，热战绝不可能。朝鲜国王李(日公)问二人对丰臣秀吉的印象，黄九吉说：“光采焕发，具有胆略。”金诚一说：“双眼像老鼠一样，毫无威严。”　　——判断，是人类最高智慧的表现。判断如果错误，就必须付出判断错误的代价，小焉者是个人的失败，大焉者是国家受到伤害，甚至灭亡。对同一现象，竟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事实上有时候还产生两种以上完全不同的判断），跟当事人的智慧见解，生活体验，以及心理背景，有密切关系。　　朝鲜政府经过研究之后，决定采信副团长金诚一的判断。那时朝鲜的李王朝跟中国的明王朝是一丘之貉，同样的腐败浑噩，他们不愿意受到攻击，所以不相信会受到攻击。　　第二年卜五九二），丰臣秀吉统率海陆军十五万人，渡过对马海峡，在朝鲜半岛的釜山城登陆。朝鲜不堪一击，日军长驱直入，抵达首都王京（汉城）。王京陷落，国王李(日公)逃到北方的开京（开城）。开京又陷落，又逃到更北方的平壤。平壤又陷落，李(日公)于是逃到跟中国一水之隔，鸭绿江畔的义州。日本兵团自四月在釜山发动攻击，到六月夺取平壤，只不过三个月时间，朝鲜全国八省（道），全部失守，只剩下义州一个孤城。李(日公)向中国告急，他认为复国无望，请求举族内迁。　　中国这时正逢宁夏军区(口孛)拜兵变，兵力集中在西疆，一时不能调遣。国防部长（兵部尚书）石星就派遣精通日本语文的沈惟敬，作为中国使节，前往日本占领下的平壤，了解情况。沈惟敬到平壤后，日本大将小西行长表示：“日本无意跟中国为敌，我们愿跟中国共同瓜分朝鲜，以大同江为界。中国如果同意的话，日本就撤出平壤，退到大同江以南。”沈惟敬回报，中国拒绝，认为必须维持朝鲜领土的完整与主权的独立。这一年九月，(口孛)拜事件平息，中国大将李如松率援朝军出发。　　李如松于十二月渡过鸭绿江，跟国王李(日公)会合。明年（一五九三）正月，开始进攻，张居正整顿后的武装部队，仍有残存的优良纪律和战斗力，日军大败。援朝军追击三百余公里，克复平壤。再追击一百五十余公里，克复开京（开城）。日军节节失利后，在王京（汉城）北十五公里碧蹄馆，布置埋伏，由间谍向李如松报告说：“日本人已放弃王京，向南逃窜。”李如松这时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十分骄傲。他轻骑急追，在碧蹄馆陷入重围，战马跌倒，他的头部受伤，虽然援军仍将日军击退，但损失惨重，锐气已消。　　然而，日本也无力反攻，而且鉴于平壤之败，不敢固守后勤交通线有随时被切断危险的孤城，不久真的放弃王京（汉城），撤退到朝鲜半岛南端最初登陆地的釜山。车臣秀吉返回日本，留下小西行长：等候命令。这时除了釜山一城外，朝鲜全国光复。如果换了有些大国，可能会趁此良机，把朝鲜一口并吞。然而中国却命国王李(日公)不必内迁，还都王京（汉城），李(日公)像中了马票一样的大喜过望。　　日本退守釜山后，中国援朝军在外围布防。国防部长石星主张谈判解决，国王李(日公)也向中国要求如此。这件艰难的工作由沈惟敬担任，最后中国允诺加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并允许日本贸易，日本则允诺撤出釜山。一五九六年，中国派遣使节团前往丰臣秀吉所在地大阪（当时日本首都仍在京都），举行册封典礼，朝鲜也派一个代表团陪同观礼。然而，日本的谈判不过是一个骗局，丰臣秀吉需要时间重新集结兵力。我们一眼就可看出，他不能接受日本国王的封号（好像连精通日本语文的沈惟敬，也不知道日本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皇）。于是等到中、朝两国代表团抵达大皈之后，丰臣秀吉指摘两国代表团的代表，官位太低，礼物也太薄，不但瞧不起日本，也瞧不起中国。一方面要求中国惩罚朝鲜，一方面在釜山发动第二次攻势。　　丰臣秀吉的背信，影响两个人的生命，一是国防部长石星，一是和平使节沈惟敬，这两位从事和解的人物，被勃然震怒的明政府皇帝朱翊钧下狱处决。然后命杨镐、邢玠两位大将，分别围堵。杨镐是著名的债帅人物，他在釜山北方被日本的凌厉攻势击败，死伤惨重，只身逃脱。幸而邢玠终于挡住了日本陆军，并用海军骚扰日本的海上补给线，日军的处境不久就岌岌可危。　　一五九八年，即本世纪（十六）最后第二年，丰臣秀吉在大阪逝世，遗令退军，留在釜山的日军才行撤退。其实即令丰臣秀吉不死，日军因粮道不绝如缕，也会撤退。但丰臣秀臣之死，使他们撤退有名，保持了颜面。　　——七世纪时，日本出兵朝鲜半岛，还可以说是援助百济王国对抗新罗王国。本世纪（十六）这一次，则连一个借口都没有，而是赤裸裸最原始性的对外侵略。假如不是中国干预，朝鲜早已灭亡。日本似乎总是气咻咻的，稍微有一点力量，就企图奴役他的邻国，不管这邻国对他多么友善。　　这是日本第一次侵略朝鲜，也是中国第一次保卫朝鲜，自一五九二年到二五九八年，历时七年。日军撤退后，中国援朝军也跟着撤退。这是历史上国与国之间，最标准的无私援助，中国战士的鲜血，洒遍朝鲜半岛，而一无所求。　　九　阳明学派　　当援朝战役结束时，本世纪（十六）也告结束。　　让我们暂时抛下使人昏眩的政治军事，走到另两个宁静的领域，一是学术思想领域，一是文学创作领域。学术思想领域中，本世纪（十六）兴起一种新的思潮，即阳明学派。文学创作领域中，则进入了小说时代，连续出现三部伟大的小说。　　我们先叙述阳明学派。　　自从纪元前二世纪起，中国的正统思想是儒家学派的崇古思想。纪元后十一世纪，儒家思想中的理学一派，成为儒家思想的正统。大黑暗时代正是理学兴盛的时代，理学最大的流弊是嘴上说的和笔下写的，都是仁义道德，而行为上不能实践，以致满坑满谷的仁义道德，都成了专门外销给别人的出口货，阳明学派针对这种流弊而生。　　阳明学派的创始人王守仁，是一个多方面发展的人物，他的一生遭遇比理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朱熹，要复杂曲折得多，社会地位和事业成就，也比朱熹为高。王守仁当过小官，下过诏狱，受到最屈辱的廷杖。但也当过大官，统过大军，擒过叛王，扑灭过民变，最后被皇帝封为怕爵。　　王守仁于本世纪（十六）初，当南京国防部的科长（南京兵部主事），因为竭力拯救被宦官诬陷的朋友，触怒了大宦官刘瑾，被逮下锦衣卫诏狱，打四十廷杖，然后贬窜到距首都航空距离一千七百公里外的龙场驿（贵州修文），担任驿站站长（驿丞）。龙场在当时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人迹罕至，王守仁的前途一片沮丧和绝望。但就在那里，使他过去一直感到困扰的，理学家们何以言行不符的丑陋现象，豁然开朗地得到了解决方法。王守仁曾筑室阳明洞，研讨学问，人称阳明先生。他的学说被称为阳明学说，包括下列两个主题：　　一致良知　　二知行合一　　致，即实行。良知，即心理上的自觉。王守仁的要求是，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实行这个道理，就是知行合一。仅仅自命为知道了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了，人性的败坏的主要原因在此，真正的知识离不开实践。　　自从十二世纪朱熹利用白鹿洞书院讲学，以传播理学思想，讲学即成为高级知识分子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讲学跟学校不同，讲学是公元前五世纪孔丘式的（在西方，柏拉图也是采取这种方法，因而被称为柏拉图式的），纯以教师个人为主，没有肄业年限，也不限定授课的场所。这种讲学的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可以避免对自己的理论建立严谨的课程，教师只是随时随地的，想到那里，讲到那里。学生们固然可以追随教师数十年，但也可以只交谈几句话，即恍然大悟，满载而去。王守仁即用这种儒家学派的传统方法，传播他的学说。当一五一九年，朱宸濠亲王在南昌（江西南昌）叛变时，王守仁正担任江西省南部军区司令官（南赣巡抚），他率领大军，迅雷不及掩耳地进攻南昌，把朱宸濠擒获。即令在如此军事倥偬之际，他仍然讲学不辍，从各地投奔他的学生，跟他的卫士一样，他走到哪里，学生们跟到哪里。　　阳明学派对理学学派是一个正面的打击，至少儒家阵营中已并行有两支主流。但使理学家痛恨的是，阳明学派显然在指责理学家都是假仁假义、只说不做的骗子。尤其当理学家发现这种指责大部分竟然都是真实时，更恼羞成怒，把王守仁形容为仅次于赢政大帝的第二号魔鬼。两派人物不久就排挤斗争，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互相用恶言咒骂。　　可是阳明学派思想比理学学派更近一步的接近佛教神秘主义的禅机，阳明学派的“良知”，不是靠科学方法获得，而是跟得道的高僧一样，完全靠领悟获得。佛教中观音菩萨可以用一句话点破凡夫俗子的悟性，使他成为神仙，阳明学派更注意这个契机。而领悟是独占的，不能公开验正。于是，到了后来——王守仁逝世一百余年的下世纪（十七）中叶时，阳明学派遂走入空疏的幻境，一些堕落的阳明学家跟酒肉和尚一样，认为贪赃枉法，照样可以使自己成为圣人，引起理学家的反击，遂转衰落。　　十　三部小说　　其次，我们叙述三部小说。　　中国文学的发展，像一列车厢分明的火车，从纪元前五世纪的《诗经》，发展到纪元前四世纪的《楚辞》，再发展到纪元前二世纪的汉赋，然后发展到八世纪的唐诗，十一世纪的宋词，十三世纪的元曲。到了本世纪（十六），则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小说时代，有三部代表中国文学高度成就的长篇小说，先后出现。　　三部小说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人说他是浙江杭州人，有人说他是山西太原人。有人说他是十四世纪人，有人说他是上世纪（十五）跟本世纪（十六）之间的人。我们不知道正确答案，只知道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小说家。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文学，描写第三世纪三国时代——曹魏帝国、蜀汉帝国、东吴帝国，对抗的经过和最后终于统一的故事。这些多采多姿的故事，早就在民间流传。第十世纪后，曾出现讲述这些故事的稿本，那时还没有“小说”这个名词，只称为“评话”。到了本世纪（十六），罗贯中用他的才华把它们加以整理组织，遂成为一部有文学价值的巨著。在这部小说中，蜀汉帝国的宰相诸葛亮，被塑造成一个会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道教巫师。大将关羽，因他对义兄刘备私人的效忠精神，被称为忠义人物的典型，死后且被世人尊为神抵。另一位大将张飞，以直爽鲁莽、粗犷闻名于世。中国古典戏剧中有太多的主题，取材于这部小说。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身世跟罗贯中一样，历史上没有确实的记载，据说曾当过钱塘（浙江杭州）仓库的管理员。我们姑且猜测他生在罗贯中之后，因为他写的《水浒传》，用的是流畅而成功的白话文（《三国演义》还是用文言文，虽然是很通俗的文言文），这是他大胆的革命创举。　　十二世纪初叶，宋王朝酒肉皇帝赵佶在位时，曾经有三十六个骑士人物，以山东省梁山泊为根据地。梁山泊是山东省梁山县梁山之下的洼地湖，古代钜里泽的遗址附近。十二世纪时，黄河溃决，遂成为一片汪洋。这三十六个行侠仗义的骑士人物，纵横华北大平原，专杀人民所最痛恨的贪污官员和土豪恶霸，抢劫富家的财物，救济贫民。这种行为被广大的群众歌颂为“替天行道”。骑士们生龙活虎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已达数百年之久。但直到施耐庵手中，才被组织成为一部文学价值和社会史价值同样高的巨著，而三十六个骑士，也增加三倍，成为一百零八位梁山泊好汉。　　全书精神是一种“官退民反”的痛苦呐喊，施耐庵用无懈可击的布局和深刻的分析，把每一个骑士，由守法畏官的善良小民，到被逼上梁山泊，成为官员心目中的万恶匪徒。他们转变的过程，都有细腻的描绘。每一个角色所遭受的迫害都不一样，但不甘心死于迫害，挺而走险的结局却是一样。我们可举出书中第一个出现的主角之一的林冲作为说明：林冲是宋王朝政府禁卫军的一位中级军官（八十万禁军教头），宰相的儿子看上了林冲美丽的妻子，在调戏强奸失败后，宰相即拿出传统的“诬以谋反”的冤狱手段，把林冲逮捕判刑，贬窜到边荒地区做一名看守草料的士兵。但他的妻子拒绝改嫁，仍盼望遇到大赦，丈夫得以回家团聚。宰相为了断绝她的盼望，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于是当地负责的军区司令官，派了两个爪牙，乘着大雪之夜，到草料场中纵火。这是一个毒计，如果把林冲烧死，固然达到目的。即令不能烧死，林冲焚毁了军用物资，也逃不了军事法庭死刑的处决。林冲在大火中死里逃生，正要去司令部报告时，却听见两个爪牙在兴高采烈地谈论这个阴谋。林冲把他们杀掉，然后发现自己“有国难奔，有家难投”，唯一的一条路是，到梁山泊当强盗。　　——《水浒传》跟《三国演义》，同是中国人最欢迎的文学作品，但《水浒传》却受到儒家系统的厌恶，因它暴露了中国不断民变的内幕，太富于反抗精神。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他是三位作者中唯一敢确定籍贯和时代的一位。他是南直隶（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淮安市）人，生于本世纪（十六）第一年（一五○○），死于一五八三年，活了八十四岁高龄。　　《西游记》也是民间流传下来的故事，由吴承恩把它综合成为一部巨著，描写七世纪唐王朝高僧玄类前往印度寻求佛教经典的故事（唐僧取经）。玄奘在西行路上，收了三个妖怪作为他的门徒。即猴精孙悟空、猪精猪八戒、水怪沙和尚，还有一匹由白龙变化而成的白马。孙悟空神通广大，能力高强而心肠善良。猪八戒具有人类所有的弱点：自私懒惰、贪吃贪财、投机取巧、喜欢说谗言和挑拨是非。沙和尚则是平凡的乡愿，既没有特殊长处，也没有特殊的短处。他们组成了一个奇异的武装旅行团，从中国到印度，沿途共遇到八十一次灾难，每次都因为玄奘或猪八戒的错误而发生，每次也都靠孙悟空锲而不舍的忠心和努力，拯救出险。　　《西游记》曾引起很多学者研究它的涵义，有人说是宣扬佛教，有人说是宣扬佛道儒三教合一，有人说是描写人物的善恶两面，有人说是讽刺明政府的黑暗，有人说它只是吴承恩的游戏之笔。我们感觉到应注意两点，第一，《西游记》中人物，除了玄奘一人外，其他全属虚构。八十一次灾难，每一难有每一难的特色和情趣，从开始到结束，都不相同，这是一种丰富的想像力。第二，《西游记》是一部幽默作品。书中人物连篇累牍的对话和动作，都使人作会心的微笑。而想像力和幽默感，正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无论他是理学派或阳明学派，所最缺少的东西。　　这三部小说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历时数百年，直到二十世纪都被爱好不衰。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熟悉书上的每一个人物和书上发生的每一个故事。对这些人物和故事，无不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我们认为说下面的话并不过分：要想了解中国，在这三部小说中可找到宝贵的答案。三部小说在此后所发挥的力量和对中国人的影响，超过儒家系统的《四书》、《五经》百倍。　　十一　东西方世界　　一五○八年（刘瑾大发威风，命中央政府高级官员跪奉天门），西班牙征服古巴。　　一五一七年（亲王朱宸濠叛变前二年），（一）葡萄牙商人到广州，欧洲跟中国海上的直接贸易，从此开始。（二）威丁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焚毁教皇李奥十世纪出售赎罪卷的谕旨，宗教革命爆发。　　一五一九年（亲王朱宸濠叛变，酒肉皇帝朱厚照下诏亲征，乘机游荡江南），（一）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资助船长麦哲伦作第一次环球航行。（二）西班牙征服墨西哥。　　一五二○年（朱厚照在江南广索民间妇女，随从的宦官和士兵军官，更为横暴），麦哲伦船队穿过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　　一五二一年（朱厚照病死，堂弟朱厚囗即位，大礼议事件起），麦哲伦到菲律宾群岛，被当地居民所杀。　　一五二八年（王守仁讨伐广西民变），蒙古酋长巴卑尔（帖木儿可汗五世孙）进攻印度，陷德里城，建莫卧儿帝国。　　一五四二年（首席宰相夏言与次席宰相严嵩，斗争正烈），西班牙征服菲律宾群岛。　　一五四三年（宫女杨金英集团谋杀朱厚囗失败），波兰学人哥白尼逝世，所著《天体运行论》发表，揭示地球非宇宙中心，太阳乃宇宙中心。　　一五四七年（朱厚囗诬杀夏言前一年），莫斯科公国大公伊凡四世（恐怖伊凡），改称沙皇，俄罗斯帝国出现。　　一五五四年（倭寇正扰东南一带），英国女王玛丽（血腥玛丽）迫害新教徒。　　一五七二年（朱诩钧即位，张居正当权），法国皇太后喀德琳下令屠杀新教徒，史学家称“圣巴托罗缨惨案”。　　一五八八年（张居正死后第六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英国失败，自此西班牙没落，英国取而代之。　　一五九八年（保卫朝鲜战役结束），日本最高执政官（关白）车臣秀吉逝世，托孤于部将德川家康、毛利辉元。　　　　第三十章　第十七世纪　　----------------------　　本世纪，欧洲各国无论在领土、思想、学术各方面，都继续不断地扩张和进步，诸如：　　——荷兰征服东印度群岛（印尼）、中国台湾、澎湖。　　——英国、荷兰分别殖民北美洲，英国又把荷兰人驱逐。　　——英国爆发革命，国会法庭判处国王查理一世死刑。　　——英国国会通过《权利法案》，严禁非法逮捕。民主政治确立。　　——英国征服印度。　　——牛顿发明微积分，发现地心吸力。　　——伽利略发现太阳大、地球小，地球绕太阳而行。　　中国在大黑暗时代中，停滞如故，但本世纪可分为两个阶段。四十年代前，政治更为黑暗，可以说是中国有历史以来最黑暗的时代，饥饿愤怒的群众终于把明政府和朱姓皇族推翻。代之而起的，即四十年代后，是乘虚而入的满洲人爱新觉罗皇族组成的清政府，汉民族第二次沦为亡国奴。不过，爱新觉罗皇族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皇族，至少他们治理国家的能力，要比朱姓皇族高明。到了本世纪八十年代，在大黑暗的浓雾中，竟奇迹般地为中国带来了为时一百年之久的第三个黄金时代。　　一　断头政治的极致　　欧洲日益加强它的掠夺，从旧大陆掠夺到新大陆，从欧洲掠夺到亚洲。黄种人、棕种人、红种人、黑种人，被侵入的白种人无情地奴役和屠杀。全世界都听到亚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的呼喊，也都听到欧洲人磨刀霍霍。只有中国人没有听到，中国的明王朝政府，正闭着眼睛，一日千里地向着使它粉身碎骨的断崖奔驰。　　张居正所辅佐的第十四任皇帝朱诩钧完全继承他祖先朱元璋和祖父朱厚囗的劣根性，而且更加愚暴。据说他又染有从海外初传入中国的鸦片烟瘾，所以他更多了一个吸毒者的特质。张居正于上世纪（十六〕逝世，像撒了堤防一样，使朱诩钧的凶顽性格，汹涌而出。张居正是一五八二年死的，朱诩钧可能当年就染上了嗜好，因为就在这一年，他就开始不跟大臣见面。最初，隔几天还出现一次，后来隔几十天出现一次，久之隔几个月出现一次。而到了上世纪（十六）一五八九年的元旦，那是天经地义地必须跟群臣见面的重要大典，朱诩钧却下令取消。而且从那一天之后，朱诩钧就像被皇宫吞没了似的，不再出现。二十六年后的本世纪（十七）一六一五年，才勉强到金銮殿上作一次亮相。　　那一次亮相，也不简单。如果不是发生了使人心震动的“梃击案事件”，连这一次亮相也不会有。那一年，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手里拿着一根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庆宫，被警卫发现逮捕。政府官员们对该案的看法，分为两派，互相攻击。一派认为张差精神不正常，只是一件偶发的刑事案件。另一派认为它涉及到夺嫡的阴谋——朱翊钧最宠爱的郑贵妃生有一个儿子朱常询，她企图使自己的儿子继承帝位，所以收买张差行凶。朱诩钧和朱常洛都不愿涉及到郑贵妃，为了向乱糟糟的官员们保证绝不更换太子，朱诩钧才在龟缩了二十六年之后，走出他的寝宫，到相距咫尺的宝座上，亲自解释。　　这一次朝会情形，像一场有趣的卡通电影。朱诩钧出现时，从没有见过面的宰相方从哲和吴道南，率领文武百官恭候御驾，一齐下跪。朱翊钧屁股坐定，就拉着太子的手向大家宣布：“这孩子非常孝顺，我怎会有更换他的意思？”又教三个皇孙也出来说：“孙儿辈都已成长，不应该再有闲话。”太子朱常洛跟着说：“你们看，我们父子如此亲爱，群臣们却议论纷纷，造谣生事。你们目无君主，使我也成了不孝的儿子。”朱翊钧问大家：“你们听见太子的话吗，还有什么意见吗？”方从哲除了叩头外，不敢说一句话。吴道南则更不敢说话，两位宰相如此，其他臣僚，自没有一个人发言。监察部委员（御史）刘光复，大概想打破这个沉默的僵局，开口启奏。可是，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朱诩钧就大喝一声：“拿下。”几个宦官立即扑上去，把刘光复抓住痛打，然后摔下台阶，在鲜血淋漓的惨号声中，被锦衣卫的卫士绑到监狱。对这个突变，方从哲还可以支持，吴道南自从做官以来，从没有瞻仰过皇帝的长相，在过度的惊吓下，他栽倒在地，屎尿一齐排泄出来。朱翊钧缩回他的深宫后，众人把吴道南扶出，他已吓成一个木偶，两耳变聋，双目全盲，经过几天之后，听觉视觉才渐渐恢复。　　这是隔绝了二十六年之后唯一的一次朝会，没有一句话说到国家大事，君臣们印象最深的只是皇帝展示威风的大喝一声“拿下”。从此又是五年不再出现，五年后，朱诩钧就死翘翘了。　　——人的感情反应，有时候竟会恰恰相反。朱祁镇、朱厚照之类的活宝，把皇宫当作不快乐的地方，总是到外面游荡。而朱厚囗、朱诩钧之类瘪三，又把皇宫当作最快乐的地方，连片刻都不肯离开。对于后者，我们真不了解，在那个范围有限（不过三四十个院子）的皇宫中，每天所见的都是同一的面孔和同一的景色，怎么能自我关闭三十年，而不感到单调烦闷。　　断头政治已够骇人听闻，而朱诩钧的断头政治，尤其彻底。他的祖先们虽然关闭深宫，国家事务，还利用“票拟”“朱批”，仍在松懈地推动。朱诩钧三十年的断头政治，连“票拟”“朱批”都几乎全部停止。官员们的奏章呈上去后，往往如肉包子打狗，永无消息。　　明王朝的宰相不能单独行使职权，他的权力来自他自己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二者缺一，宰相便等于没有能源的机器，毫无作用。朱翊钧时代的断头政治使二者全缺，全国行政进陷于长期的停顿。到了一六一○年，中央政府的6个部，只有司法部（刑部）有部长，其他五个部，全没有部长。六部之外的监察部（都察院）部长嘟御史），已缺十年以上。锦衣卫没有一个法官，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之久还没有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囚犯的家属聚集在长安门（宫门之一）外，跪在地下，遥向深宫中他们认为是神圣天子的朱诩钧哭号哀求，行路的人都跟着他们痛哭，但朱诩钧没有任何反应。宰相们一再上奏章请求委派法官或指定其他官员办理，同样没有反应，全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也缺少一半以上，不但请求任用官员的奏章，朱诩钧视若无睹，对官员们辞职的辞呈，也视若无睹。宰相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他不辞而去，朱诩钧也不追问。一六一九年，辽东军区总指挥（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新兴起的巨敌后金汗国，在萨尔浒（辽宁抚顺东）大败，死四万五千余人，开原（辽宁开原）铁岭（辽宁铁岭）相继陷落，距沈阳只六十公里，北京震动。全体大臣跪在文华门（宫门之一）外，苦苦哀求皇帝批发军事奏章，增派援军，急发军饷——前线战士正在冰天雪地和饥饿中杀敌，可是朱诩钧毫不理会。大家又转到思善门（宫门之一）外跪求，朱诩钧同样毫不理会。　　世界上再找不出这种政治形态，宫门紧闭，人们无法进去，奏章投进去如同投进死人的坟墓，得不到任何轻微的回音。人民的哭号，官员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变兵变，遍地的诟詈声和反抗暴政的革命，朱诩钧都无动于衷。　　明政府现在已成了一个断头的僵尸。　　二　矿监·税监　　但朱翊钧这个吸毒犯的无动于衷，并不是绝对的。他对有些他认为重要的少数奏章，仍然会处理，如上世纪（十六）保卫朝鲜战役，奏章便很少发生投入坟墓的现象。事实上，三十年中，除了上述“拿下”一次之外，朱翊钧也偶尔跟宰相接触过，如本世纪（十七）初，朱诩钧曾因病危，单独接见过当时的宰相沈一贯。　　然而，朱诩钧对另外一些人的请求，他的反应却像跳蚤一样的敏锐。那就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矿监和税监们的奏章，上午送进皇宫，朱诩钧的“朱批”谕旨，下午就发了出来。其敏捷迅速的程度，使宰相们自顾形惭。　　由宦官管理开矿和负责征收赋税，是大黑暗时代的暴政之一，依照儒家正统的政治哲学，凡是祖先创立的制度，后世子孙绝不可以更改，而“矿监”和“税监”，正是祖先创下来的制度之一。所谓矿产，主要的是金矿、银矿和朱砂矿，某一个地方一旦发现矿苗，皇帝就指派一个宦官前去主持，官衔是“某地某矿提督太监”。所谓税收，政府本有财政部（户部）主持，财政部也本有它的税务机构。但皇帝却另外设立一个征税系统，由他指派的宦官负责，称为“某地某税提督太监”。简称为矿监和税监。　　在二十世纪，开矿是一件受人欢迎的生产性建设，但在大黑暗时代，却是谋杀的手段。宦官在最初派遣时，固然只有一个人，不过依当时官场的传统习惯，他至少拥有一百余人的随从。在随从中，他遴选十几个负实际责任的矿务官员，此十几个矿务官员，各又有一百余人的随从（这正是《红楼梦》所形容的“奴才还有奴才”的现象），每家以五口计算，一个矿监至少有五千人寄生在他身上，这种非生产的人事开支，就是最富有的金矿都无法负担，而且还不把贪污的数目计算在内。矿监系统自有他们的特殊办法，这办法就是一律转嫁到当地居民身上，那只要随意指认某一个富家地下有矿苗，就可以了。一旦被认为地下有矿苗，那家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开矿，唯一避免拆除的方法是贿赂。开矿时挖掘不到或矿藏不多，附近的富家随时都可被指控“盗矿”，富家破产后，盗矿的罪名就延伸到穷人头上，他们被投入监狱，苦刑拷打，直到全家尽死，或缴出全部“盗矿”的赔款。一个矿场即令枯竭，也不能关闭，因为关闭后五千余人的生路便告断绝，所以全部开支，包括呈献给皇帝的数目，都由当地人民承担。　　税监跟矿监相同，而更普遍，像天津的店铺税，东海沿岸的盐税，浙江、广东、福建等省的海外贸易税，成都的茶税、盐税，重庆的木税，长江的船税，荆州（湖北江陵）的店税，宝低（天津宝坛）的鱼税、苇草税。普通税吏本已是烂污人物，但比起税监系统，他们简直纯洁得如同婴儿。税监系统只要用手向某商店一指，说他漏税，这个商店纵然破产都不能清偿。　　除了矿监、税监，还有采办太监和织造太监。前者如采办木材，采办香料，采办宫花珠宝；后者如烧制瓷器，纺制锦绣绸缎。他们对人民的伤害，不亚于矿监税监。用采木作为说明，在采购中心的四川省，便有一个沉痛的谚语：“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形容采伐一根供皇帝建筑宫殿的巨木，一千人中要死五百余人，才能砍倒和运出丛山。四川人民一听到采木的宦官驾到，无不惊恐。　　宦官系统因有皇帝支持的坚强背景，他们的凶暴更甚于官员和乡绅，甚至骑到官员和乡绅的头上，平民就更不堪活命了。最闻名于世的湖广（湖北省及湖南省）税监陈奉，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征税，还公开地抢劫行旅，殴打维持治安的官员。他手下的税吏在武昌（湖北武汉）经常假借着缉查私货的名义，闯入民宅，奸淫妇女，勒索财物，稍为不满意，就逮捕到税监所主持的税务公署，用酷刑追缴漏税。一六○一年，即本世纪（十七）第二年，武昌就因税吏强奸一位妇女的案件，激起大规模暴动，二十余万人攻击税务公署，陈奉逃到亲王府躲避，密令他的骑兵卫队三百余人（一个宦官竟有如此庞大的卫队），向抗暴群众冲杀，当场数十人死于非命。群众更为愤怒，生擒了陈泰最亲信的助手六人，投入长江。云南税监杨荣，比陈奉还要厉害，群众起来攻杀他的随从，杨荣就一口气逮捕了数千人，全都用酷刑拷死，又逮捕被认为拒绝合作的一位中级军官（指挥使）樊高明，拷打后戴枷示众。一六○六年，民变与兵变结合，突击杨荣，把他杀掉。　　罪恶的根源事实上不是宦官而是皇帝，杨荣事件后，就发生一件肉麻当有趣的反应。酒肉皇帝朱翊钧并不追问群众暴动的原因，而只对群众胆敢犯上作乱，大为震怒。为了加强这种震怒的效果，朱翊钧拒绝吃饭，宣称：“杨荣算不了什么，我痛心的是，那些凶手把国家法律的尊严置于何地？”　　朱翊钧贪财而残忍，他在宫中除了吸毒外，便是喝酒，每喝酒一定酩酊大醉，左右侍候他的宫女和小宦官，一不顺眼，朱诩钧就喝令扑杀（我们应牢记他“拿下”的威风）。截至上世纪（十六）一五九二年统计，死在他皮鞭下的已达一千人。我们无法得到准确数字，“一千人”是当时大臣公开写在奏章上的。那一年朱诩钧已在位二十一年，平均每星期都要有一个哀哀无告的宫女和小宦官，被他杀害。只有一种情形才能使他回嗔作喜，和颜悦色，那就是向他奉献开矿和征税所得的金银财宝。矿监、税监们不得不倾全力去搜刮，他们知道，如果奉献太少，触怒了那位高高在上的吸毒犯，自己难逃一死。　　一六○二年，朱诩钧染病沉重，再邪恶的人，到了临死，都会天良发现。朱诩钧对深夜被召人深宫诀别的宰相沈一贯说：“开矿收税的事，大家都反对，我因为宫殿没有筑成，所以采取权宜措施。现在可以停止了，江南的织造和江西的瓷器，也一齐停止，宦官一律撤回。”又亲笔写了一张谕旨交给沈一贯。可是，到了明天，在全国都盼望那个暴君死亡的欢乐愿望中，朱诩钧却竟然痊愈。他清醒后第一件事就是对撤销矿税宦官的事懊悔不迭，一连派出二十位宦官，到宰相所在地的内阁索回谕旨，沈一贯最初还鼓起胆量拒绝，以致平常不把宰相放在眼里的那些宦官，恐惧万状，向沈一贯叩头流血。沈一贯不敢再坚持，只好缴回。然而司礼监田义（一位有血性的宦官），向朱诩钧劝阻说：“谕旨已经颁发，恐怕无法收回。”朱诩钧怒不可遏，亲自挥刀，要杀田义。撤销矿监、税监之事，就此告吹。　　事情已十分明白，明政府跟全体中国人民，已不能共存。凤阳军区司令官（风阳巡抚）李三才在请求朱诩钧停止矿税宦官的奏章上（这奏章照例地如石沉大海），有一段说话：“杀人父母，使人成为孤儿；杀人丈夫，使人成为寡妇；破人家庭，掘人坟墓（在二十世纪前，中国人一直强烈崇拜祖先）；纵然对方是仇人敌人，我们都于心不忍，陛下怎么忍心对一向被你称为赤子的臣民如此？”　　问题是，朱诩钧硬是忍心如此。　　在那个时代，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产。朱翊钧还要搜刮这些财宝干什么？这是一个谜。这谜于一六一四年揭晓。郑贵妃所生，被怀疑阴谋夺嫡的儿子朱常洵，封到洛阳（河南洛阳）当亲王，除了国库负担一个可怕的数目外，老爹老娘把从“矿”、“税”所得到的血腥钱，全部交给这个宝贝，希望任他怎么花都花不完。二十七年后（一六四一），民变领袖李自成攻陷洛阳，这位宝贝儿子跪在李自成面前叩头乞命，仍被剁成肉酱，跟鹿肉拌在一起，被愤怒的群众吃掉，那些财富又回到民间。　　三　后金汗国崛起东北　　一六一六年，即朱诩钧展示威风，“拿下”事件的明年。位于北京东北七百公里的赫图阿拉城（辽宁新宾），女真部落一位酋长努尔哈赤，自称可汗，建立后金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