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给“汗国”的定义是：元首和中央政府迁移不定，也就是没有固定首都的国家。中国史书上，称为“行国”，对元首和中央政府临时的所在地，称为“王庭”。　　匈奴汗国在冒顿统治下，向四面扩张，东到辽东半岛，西到西域（新疆），南部收回被中国秦王朝夺去的河套地区。面积比中国当时的版图还大。然后宣称他们是中国夏王朝的后裔，所以中国也有他们的一份，借以向中国发动侵略。这是北方民族锲而不舍地向中国侵略的开始。　　自从匈奴汗国崛起，中国以后两千年间的外患，就差不多固定的来自北方。跟日尔曼蛮族锲而不舍侵略罗马帝国一样，南方的富庶对那些寒冷荒凉地带的游牧民族，是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不能忍受这种侵略，于本世纪（前二）的第一年（前二○○），乘着刚刚击败项羽、统一中国的余威，亲自率领大军向匈奴进攻。两个新兴的力量遇在一起，而中国军队大败，刘邦在白登（山西大同东）被团团围住，几乎被俘，后来还是用一种不名誉的方法，才突围逃出。　　就在此时，一位政治家娄敬向刘邦建议和亲政策，主张把中国公主嫁给单于，他说：“中国正十分疲惫，不能跟匈奴汗国作战。冒顿单于是一个弑父凶手，除了武力，什么都不认识。唯一降服他的办法是把中国公主嫁给他，嫁妆一定要丰富，他既然用不着抢掠就可得到这么多金银财宝，而又成为中国的女婿，女婿自不能跟岳父作对。将来公主生的儿子，继任单于，于是中国的外甥外孙，中国是他的舅父外祖父，外甥外孙更不能跟舅父外祖父作对。”刘邦大喜，立刻下令他的独生女儿鲁元公主离婚远嫁，虽然被刘邦的妻子吕雉哭闹不休的阻挠，不能成行，但刘邦仍选了一位皇族的女儿（可惜，我们不知道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和亲的少女的名字，跟她和亲后的下落），封为公主，送到匈奴汗国，当然少不了足使匈奴动心的嫁妆。　　——和亲政策自此成为中国对付野蛮民族的重大法宝，除了纪元十世纪和十四世纪宋、明两个王朝之外，都不断使用这个法宝。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凡使用和亲政策的时代，都是中国强大的时代。凡拒绝和亲政策的时代，都是中国衰弱的时代。这应该是自卑心理在作怪。　　刘邦于纪元前一九五年逝世，儿子刘盈继位，刘盈的母亲吕雉以皇太后之尊，掌握大权。吕雉是一个杰出的女政治家，然而冒顿单于既没有把中国看到眼里，更不用说什么皇太后了。纪元前一九二年，冒顿单于写了一封戏弄性的信给吕雉说：“听说你死了男人，而我也恰巧死了女人，我可以收你当小老婆，从此匈奴和中国，成为一家。”吕雉虽然气的吐血，也无可奈何，只好回答说：“我已年老，不能侍奉你，愿意用年轻的公主代替。”这是匈奴汗国强大的顶峰。　　二　道家思想的实践——黄老政治　　匈奴汗国对中国肆无忌惮地凌辱，是看准了中国没有力量反抗。中国所以没有力量反抗，在于人口稀少，而且民穷财尽。　　刘邦、项羽间的战争时间虽短，杀戮却非常惨重。刘邦于本世纪（前二）第一年，即纪元前二○○年，从白登逃到曲逆（河北顺平）时，赞扬曲逆城市的伟大说：“雄壮啊，我到过很多地方，只有洛阳和这里最为繁华。”曲逆那时不过五千户（秦王朝时三万户），每户平均五口，不过二万五千人。曲逆距主战场中原，有一千公里之遥，尚且如此，主战场中原的悲惨程度，可以想象。所以当时政治上最大的需要是使人口增加和生产增加。刘邦白登失败后，不能反击，吕雉被冒顿戏弄，仍要乞怜，就在于中国没有足够的兵源与财源。道家学派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对人民不加干涉。好像树苗，不必每天往上拔它，那不但不会帮助它成长，反而会致它死命。只要不管它，它会自然茁壮。这个学说被宰相曹参服膺，并付诸实施。　　刘盈继位后，宰相萧何逝世，曹参接替他的官位。曹参把道家学派清静无为的学说，用到复杂的政治现实上。他一切都依照着萧何所订的规章行事，不作任何改进，凡向他建议改进的人，他就请那人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不能开口才罢。曹参这种态度引起刘盈的责备，他就问刘盈：“你的才能，比你父亲如何？”刘盈说：“不如。”曹参再问：“我的才能，比萧何如何？”刘盈说：“似乎也不如。”曹参说：“这就对了，他们两位定下的法令规章，我们这些不如他们的人，岂可自求表现，随意变更。”刘盈只好支持他的作法。　　刘盈逝世后，他的儿子刘恭继位，因为跟祖母吕雉冲突，被祖母毒死，由刘盈的另外一个儿子刘弘继位。纪元前一八○年，吕雉逝世，发生政变，大将周勃把吕雉的家族和党羽，全部斩杀。废掉刘弘，在刘邦的众多儿子中，选择了二十三岁的亲王刘恒继位。历史证明这次选择是明智的，对西汉王朝而言，更是幸运的。刘恒虽然很年轻，但为人诚恳谦逊，没有花花大少脾气。他的妻子窦皇后信奉道家学说，她命她的儿子刘启和其他王子，都要读《老子》、《庄子》请书。　　刘恒受妻子的影响，也成为热心的道家学派的拥护者，他从李耳思想中，接受到三项教训；“第一，仁慈；第二，勤俭；第三，别人没有做过的事，不要去做。”刘恒的性格加上政治信仰，使他确实做到了这三点。在他在位期间，废掉了割鼻断足的酷刑，对贵族尤其特别安抚，八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赏赐，并经常免除全国田赋。刘恒有时候甚至穿着草鞋上殿，他最心爱的姬妾慎夫人穿的衣服，不用流行的拖地样式，因为拖地样式所费布料较多。有一次他想盖一个宫殿，预算要二千两黄金，他说：“这是十个中等人家的财产。”竟不建造。他的儿子刘启即位后，在老母窦太后主持国政下，继续追求维持现状的安定。这就是有名的“黄老政治”，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历时四十年之久。　　黄老政治推行的结果，人口大量增加，社会财富也随着大量增加。各郡县仓库，都告盈满。中央直辖仓库，存粮太多，以致发生腐烂。存钱也太多，一直不曾动用，连串钱的绳索（中国古钱当中有一个方孔，用以贯穿绳索），都被虫蛀断。跟本世纪（前二）○○年代和一十年代对照，史学家称赞此四十年黄老政治的成绩为“文景之治”（刘恒号称文帝，刘启号称景帝）。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发动一连串御侮和开拓战争，大部分军费都依靠这些年累积下来的丰富储藏。　　不过黄老政治最大的缺点是使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尤其到了后来，人口渐繁，耕地渐少时，贵族和富农在政府不干涉的保护政策下，大量兼并自耕农，造成一个庞大的地主阶层。富人的田地一望无际，穷人却连立一个锥子的地方都没有。　　三　七国之乱　　黄老政治之际，发生七国之乱。　　西汉王朝行政区域的划分，采取“郡”、“国”并存制度。当时人们的看法，认为周王朝亡于分封，而秦王朝亡于不分封——如果封国林立，到处有皇族据点，陈胜、吴广星星之火，便不会燎原。西汉王朝则采取折衷办法，一方面仍保留秦王朝的郡县制度，一方面也恢复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我们用下表说明——王爵封国统辖数县或十数县，地位高于郡，侯爵封国只统辖一县或数乡，与县相等。　　　　刘邦当了皇帝后，原则上皇族子弟封王，非皇族的功臣封侯。刘邦对封侯不太注意，但因“封王”拥有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军队，所以十分重视。他特地杀了一匹白马，厚着脸皮命大臣向天老爷盟誓：“不姓刘而当王的，天下人共同攻击他。”但刘邦死后不久，封国和中央政府之间，就开始了离心现象。战国时代苏秦、张仪的遗风仍在，知识分子和聪明才智之士，在中央政府不能施展抱负，往往投奔封国。封国既有实力，又有理论指导，欲望遂一天天提高，离心力逐日增加。　　这种现象被很多人发现，其中之一就是刘启的宰相晁错。晁错极力主张把封国的面积缩小，把封王的权力减少。刘启赞成这种做法，但那些已经够大的封王，当然不愿意接受。所以在雷厉风行削小了三个封国之后，前一五四年，东方的七个封国，送联合叛变。这七个封国是：　　　　七国封王跟皇帝的关系，用下表说明：　　　　从表上可看出，除刘濞、刘戊之外，其他五个封王，都是皇族近亲。这至少显示一点，政权的安危，与分封与否无关，封国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制造问题。　　当七国联合叛变时，半壁河山，全都陷入叛军掌握。刘启大为震恐，他想不到他的对手如此强大，懊悔自己孟浪。七国提出的两个口号，一是杀掉晁错；一是退还削去的土地。刘启全部接受，那个忠心为国的晁错在上朝途中，在街头被武士摔下腰斩，而且屠灭三族。　　七国联军并不因中央政府的屈服而停止行动，刘濞坦白地说：“我自己要当皇帝。”他的军队已迫近洛阳，但他只信任他的儿子，而不相信他手下几位有谋略的将领：田禄伯、桓将军、周丘。中央政府方面，刘启却明智地选出周亚夫当大将。短兵相接的战场上，胜负决定于统帅，只两个月工夫，周亚夫切断吴楚联军粮道，吴楚联军饥疲撤退，周亚夫衔尾追击，吴楚联军大败。吴楚联军是叛军主力，吴楚联军既败，吴楚二国即灭，其他各封王或自杀或被杀，来势汹涌的七国之乱，转瞬平息。　　七国之乱是一个重大转换点，如果七国胜利，中国势必回到战国时代的割据局面，互相并吞，战争不休。七国失败，使西汉王朝顺利的通过瓶颈，统一形势更加坚固。刘启乘机收回各封国的行政权和军权，在封国掌握大权的不再是“封王”，而是“国相”（封国的宰相），国相由中央政府派遣。中央政府遂成为真正的大一统政府，有能力作更多的贡献。　　四　儒家思想定于一尊　　儒家学派自从孔丘于纪元前五世纪建立，三百年来，受到很多轻视和打击，但门徒们并不放弃他们的努力，而且借着聚集学生讲学的方法，使他们的学说，继续传播。陈胜、吴广引起全国性混乱时，除了参加战争的军人，天下最忙碌的，莫过于儒家学派人士了。孔丘七世孙孔鲋就抱着儒书，四处投奔那些叛军首领。他们受到的待遇也很可怜，刘邦就是第一个厌恶儒家学派的人，他见了儒家学者——儒生，就把他们的帽子抓下来，当众往里面撒尿。但儒家学者仍苦守着不去，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处境的尴尬和内心的痛苦。因为别的首领还不如刘邦，刘邦总算还收留他们。　　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他的那些大臣将军都是当初一块当流氓的黑社会朋友，在皇宫里，就像过去在刘邦家里一样，大吃大喝，喝醉了放声高歌，还拔出刀剑砍柱子助兴。不但一团糟乱，而且潜伏着可能被野心家利用的危险。刘邦知道应该改正，但他不知道如何改正。儒家学派的机会来了，这正是他们的专长。博士之一的叔孙通就请求由他制定朝见皇帝的仪式——简称“朝仪”。刘邦对儒家学派的复杂繁琐，深有戒心，所以他吩咐说；“你可以尝试，但要简单，在我能办得到的范围内去做。”叔孙通特地到儒家学派发源地故鲁国首府曲阜，请了三十余位专家，连同自己的门徒一百余人，共同拟订规章，并加以演习。一个月后，再集合大臣将军们演习。到了本世纪（前二）第一年（前二○○），长乐宫落成，群臣朝贺，正式启用“朝仪”。大臣将军们在宫廷官员引导之下，顺序入殿（宫，指整个建筑；殿，指宫中某一部分建筑），分为两班，在两厢坐下（那时候的坐，是坐在跪着的自己的双腿上，一直到纪元后九世纪以后，中国才流行椅子凳子）。禁卫军官则在大臣将军们身后站定，然后听见一连串官员，从远到近的传报：“皇帝驾到。”刘邦坐着特制的用人拉的“辇车”，像舞台上的镜头一样，适时的缓缓出现。宫廷官员引导大臣将军们按照官职大小的顺序，一一念出他们早已背诵滚瓜烂熟的祝贺言词。这时，宫殿上沉静肃穆，人人震恐。接着，宴会开始，大臣将军们都向前伏着身子，仰头上望，任何人都不许可挺直脊梁，端端正正的向前平视——必须爬到地下，再仰颈抬眉上看。这是一个使人起鸡皮疙瘩，自我囗丧的猥琐姿势，但儒家却正用它来表示君王的尊贵和臣下的卑贱。宴会进行中，再顺序的向当了皇帝的老流氓刘邦敬酒祝寿，连续九次。最后，宫廷官员大声宣布：“宴会礼成。”监察官（御史）出现，把动作不合规定的大臣将军，一一赶出殿外，指控犯了“失仪”之罪，提出弹劾，要求处罚。这种情形往往只罚钱了事，但皇帝老爷也可借此良机，予以免职或砍头。于是一场宴会下来，没有一个人敢再喧哗吵闹。刘邦大喜说：“天老爷，我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立即擢升叔孙通当九卿之一的“奉常”（祭把部长），赏黄金五百斤，门徒们也都一一升官。久处在穷困而又绝望环境中的那些门徒，禁不住大声歌颂他们的老师：“叔孙通真是圣人。”　　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便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这种儒家最得意的杰作“朝仪”，隔开一段距离。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面坐立，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不再在中国出现，帝王政体遂走进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巷。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　　儒家学派虽然在技术上博得皇帝的欢心，但因为正逢黄老政治时代，所以只能保持官位，不能对政治发生影响。另一位博士辕固生就比叔孙通倒霉，他稍为对李耳、庄周表示不满，窦太后就教他赤手空拳到兽栏里打野猪，幸亏当时皇帝刘启暗中给了他一把刀子，才算没有送掉老命。后来，宰相赵绾也曾经计划排斥其他学派，窦太后把他逮捕下狱，赵绾自杀。但窦太后逝世（前一三五年）后，黄老政治无形中终止，儒家学派的好运气来了。　　刘启的儿子刘彻于纪元前一四一年即位，在宰相卫绾的建议下，于次年（纪元前一四○年）举办一次全国人才总选拔，为国家选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国家管理人才，由皇帝亲自考试。刘彻那一年十七岁，正是一个只欢喜游荡的大孩子，这考试当然由卫绾代表作主。卫绾是儒家学者，儒家学派人士遂天经地义地被认为是唯一的国家管理人才。一位专门研究《五经》之一《春秋》的博士董仲舒，在他的万言试卷中，攻击其他学派全是左道旁门，邪说妖言。他建议：“凡是不在《五经》之内的著作，以及非孔丘所传授的书籍，应一律禁绝，不准流传。”卫绾把他列为第一名，亦即皇帝把他列为第一名。　　董仲舒的意见，既然经过皇帝采纳，那么便成了国家的政策。于是，一个重大的巨变，在不声不响中发生。　　第一，祭祀部（太常，即奉常）之内，所设的“博士”官职，原来由各学派人士分别担任。此后只有儒家学派才能充当，而且限制范围，只能研究《五经》。其他学派人士，全被驱逐，儒家遂独霸学术中枢，定于一尊。其他学派的著作既被政府长期的视为“邪说”、“妖言”，禁止阅读研究，遂逐渐从知识分子脑海中消失。诸子百家只剩下一家，一家中只剩下《五经》。儒家思想遂成为皇帝钦定，中国唯一的正统思想。　　第二，儒家学派在祭祀部（太常）之下，创办国立大学（太学），由博士担任教师，传授《五经》和孔丘的思想。学生由国家供给费用，只要被认可研究毕业，即被任命担任地方政府的官员。不但是平民进入政府的唯一途径，因而增加知识分子对儒家学派的向心力，而且久而久之，儒家学派布满了各级政府，成为一种排他性极强的儒家系统。　　第三，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复古——至低也要维持现状，最重要的手段是礼教，尤以丧礼占首要地位。那种连纪元前四世纪孟轲时代都行不通的三年之丧，此后却逐渐推行。一个中国人，他一生中要有六年的时间，不允许作任何事情，只能每天悲悼他的父母。除了这个最严重的一环，其他跟着而来的礼教，更多如牛毛，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一生都为此紧张。有些项目，像“避讳”之类，简直使人不堪负荷。　　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代之而起的是儒家思想时代，比道家思想时代——黄老政治，更多出五十倍的时间，直到纪元后二十世纪，因受到崭新的西洋思潮的冲击，才告衰退。所以，在以后的叙述中，我们必须随时注意到，中国历史是在儒家思想——复古和保持现状的实践之下。　　五　对匈奴汗国的反击　　黄老政治带给当时中国空前的繁荣，虽然黄老政治终止，但繁荣仍在。仅以马匹而言，○○年代时，宰相只能坐牛车，皇帝当然有马车，但想要四匹颜色相同的马，都找不到。可是五十年代时，中央政府仅养在首都长安的马，就有四十万匹。民间大街小巷，处处是马，而且竞争着只骑雄马。对不可一世的匈奴汗国，反击的时候已到。　　中匈两国之间，由于和亲的缘故，边境久久没有大的冲突。当中国反击行动于六十年代开始时，采用的是诱敌先发的策略。前一三三年，大将（将屯将军）王恢统军三十余万，埋伏马邑（山西朔州）左右山谷之中。马邑豪民聂壹，跟匈奴一向有商业上密切的往来，他把两个死囚的人头悬挂在马邑城门上，告诉匈奴间谍说，他已把马邑首长杀死，请匈奴乘虚进击。军臣单于信以为真，亲自率领十万骑兵，从武州塞（山西左云）入境，直指马邑。行军一百余公里，距马邑尚有不到一百公里时，只见牛羊遍野，不见牧人，感觉到有点异样。于是攻陷附近一个塞亭（降望台），俘虏了一位雁门郡（山西右玉）的官员，要杀他时，那官员泄露了全部机密，军臣单于大惊说：“是天老爷把你赐给我们。”把那官员封为天王，急令撤退。中国毫无所获。　　这一场阴谋奇计，虽然落了空，但中匈两国五十年之久的和睦邦交，从此破裂。匈奴汗国又恢复从前那种大规模的侵略行动。可是，形势已不是从前，中国的反应十分严厉，立即发动一连串不停止的攻击。　　　　马邑之谋四年后（前一二九年），大将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分别出上谷（河北怀来）、代郡（河北蔚县）、云中（内蒙古托克托）、雁门（山西右玉）四路进击。明年（前一二八），卫青与另一大将李息分别出雁门、代郡进击。又明年（前一二七），卫青、李息再出云中向西迂回进击，这一次开始有大的收获，匈奴大败，中国再度把匈奴驱出河套，就在河套沙漠与黄河之间，兴筑朔方城（内蒙古杭锦旗北）。三年后（前一二四），卫青率六位将领，分别出高阙（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东南）、右北平（内蒙古宁城西南）、朔方（内蒙古杭锦旗北），三路进击，深入匈奴汗国三百公里，俘虏小王十余人，男女一万五千人，牛羊数近一百万头。　　明年（前一二三），卫青再率六将领出定襄（内蒙古和林格尔）进击。这一次中国吃了败仗，大将苏建所率领的三千人骑兵团，全部覆没。另一大将赵信于兵败后投降匈奴，因赵信深知中国内情，匈奴汗国像宝贝一样看待他，特地为他兴筑了一个赵信城。两年后（前一二一），中国二十三岁的大将霍去病出陇西（甘肃临挑）进击，越过焉支山（甘肃山丹东南胭脂山）五百公里，斩匈奴名王以下八千九百余人，俘获匈奴休屠王祭天时用的金人。同年，霍去病再出陇西作第二次进击，越过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深入一千余公里，杀虏三万零二百人。霍去病一年中两次空前胜利，横穿河西走廊，如入无人之境。而河西走廊正是匈奴汗国浑邪王的防地，伊稚斜单于大怒，迫究失败的责任。浑邪王恐怕被杀，就带着他的部落和他的土地，向中国投降。这对匈奴汗国是一个重大打击，他们衷歌：“亡我祁连山，使我牲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焉支山所产的红色染料，可作为妇女的化妆品，中国“胭脂”一词，即由此来。　　中匈战争这样延续了十五年之久，进入八十年代，才算有一场决定性战役。　　匈奴汗国也知道昔日光荣已经过去，所以采纳降将赵信的建议，认为中国军队不能深入沙漠，就把国境线后撤，单于远走瀚海沙漠群以北。中国当然不会罢手，纪元前一一九年，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向匈奴总攻。卫青兵团深入匈奴汗国五百公里，伊稚斜单于仓促迎战，大败，向北突围逃走。卫青追击到寅颜山（蒙古哈尔和林西南）赵信城，不见敌踪（就在这一战，名将李广在沙漠中迷失道路，自杀）。霍去病兵团深入沙漠一千余公里，杀虏七万余人，而匈奴汗国当冒顿单于最盛时，控弦战士不过三十万人。霍去病追击到狼居胥山（蒙古肯特山），不见敌踪。　　这是对匈奴汗国最重要的一战，从此瀚海沙漠群以南再没有王庭，匈奴汗国对中国已不像过去那样，构成生存上的威胁。前一一五年及稍后时间，中国更在浑邪王故地河西走廊，设立四郡：酒泉郡（甘肃酒泉）、武威郡（甘肃武威）、张掖郡（甘肃张掖）。敦煌郡（甘肃敦煌）。这块土地从此成为中国的领土，直到今天。　　六　张骞通西域　　当中国准备反击匈奴汗国的时候，想起了匈奴汗国的一个仇敌——月氏王国。这王国本来立国在河西走廊，首都设在张掖（甘肃张掖），是一个大国。但在本世纪（前二）三十年代，被匈奴汗国击溃，国王的头骨被老上单于（冒顿单于的儿子）当作尿壶。全国向西逃亡，一直逃到中亚威海以南、阿富汗以北地区定居，定都蓝市城（阿富汗瓦齐拉巴德市）。　　中国盼望跟月氏王国结盟，对匈奴东西夹攻。以中国人的想法，月氏王国对匈奴有杀父灭国的深仇大恨，一旦听到有报仇复国的机会，一定非常感激。中央政府征求使臣，成固（陕西城固）人张骞应征，跟他有同样勇气的还有一百余人。　　月氏王国距中国首都长安，直线三千余公里，那时中国西界只到金城（甘肃兰州），过此便是匈奴汗国的版图和势力范围。而祁连山南麓，又有杀人掠货的羌民族部落。更西则是西域，风言风语的传说，西域全是无边无涯的沙漠和沙碛，暴风时起，天翻地覆，光天化日之下，处处鬼哭神号。又有寸草不生的咸水（罗布泊），举目荒凉，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往往走一个月不见人烟。也没有正式道路，行旅只有沿着前人死在途中的枯骨，摸索前进，那是一个恐怖而陌生的地方。　　纪元前一三八年，张骞跟他的使节团从首都长安出发，向他们毫无所知的，充满险恶死亡的西北蛮荒深入。他们一开始就遇到恶运，进入河西走廊后不久，就被匈奴汗国捉住，当发现他们是前往月氏王国时，军臣单于火就更大了：“这是什么话，月氏王国在我之西，中国怎敢越过匈奴，跟他们来往。如果我派使节去南越王国（广东广州），中国准许通过吗？”下令禁止离境，但尊敬他们是英雄人物，所以每人介绍了一位匈奴小姐作为妻子。这样转眼十年，到了七十年代第一年（前一二九），张骞跟他的伙伴，不忘使命，抛弃妻子，向西逃走。终于逃到大宛王国（乌孜别克卡散赛城），大宛把人送到康居王国（哈萨克突厥斯坦），康居再把人送到月氏王国。然而，月氏王国现在十分富裕，比在河西走廊故地要舒适多了。现任国王是死王的孙儿，对祖父的感情又隔了一层，所以，没有人想到报仇复国的事。张骞在月氏王国住了年余，失望而归。在归途中，第二次被匈奴巡逻兵捉住，又禁止离境。纪元前一二六年，他再度抛弃妻子，从匈奴逃走，他的妻儿听到消息，狂奔来随，可是追兵已至，张骞只抢到一个儿子，妻子跟另外一个幼子，被追兵隔断，永远诀别。张骞出使时一百余人，十二年后，回到长安，只剩下两个人——张骞和他的堂邑（江苏六合）籍忠实仆人甘父。　　张骞这次出使，虽没有达成原来盼望的政治目的，但他为中国人发现了一片比当时中国还要广大的新的世界。他的贡献，只有以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可以相比。张骞在月氏王国游说时，曾到过大夏王国（阿富汗东北部），发现有蜀郡（四川成都）出产的布匹和邛崃山（四川荥经）出产的竹子。大夏人告诉他：“从身毒王国（印度）买来。”张骞推测，商品可以通过身毒王国，那么，人马当然也可以。也就是说，不必再冒被匈奴捕捉扣留的危险，改从蜀郡出发，到达西域，当更为安全。这设计得到皇帝刘彻的支持，遂引起中国对“西南夷”的开拓。　　纪元前一二一年，匈奴汗国浑邪王投降，河西走廊成为中国领土，于是中国跟西域直接接触。张骞再提出跟乌孙王国（吉尔吉斯伊什提克）结盟的建议。乌孙王国原在河西走廊西部，跟月氏王国为邻，后来被月氏驱逐，西迁到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南，是一个横跨伊犁河的大国。张骞认为，乌孙比月氏更能威胁匈奴，得到乌孙王国的友谊，就等于砍断了匈奴汗国的右臂。纪元前一一六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平安到达乌孙王国。邀请乌孙迁回故地，可是乌孙王国的反应非常冷淡，第一，它不知道中国的大小强弱，不能凭使节团的一面之词，作这么大的决定。第二，它同时恐惧匈奴汗国的报复。张骞停了年余，又失望而归。不过他作了两件事情，一是他把他的部属分别派赴康居王国、月氏王国、大夏王国、安息王国（伊朗）、身毒王国（印度）、于阗王国（新疆和田），宣扬中国的声威。一是他动身回国时，邀请乌孙王国派遣使节与他同行，到中国访问。　　张骞回国后的明年（前一一四）逝世，但他派赴各国的使节，伴同各国的使节团和商团，陆续抵达长安。从此交往频繁，中国与西域诸国关系，日增密切。尤其是乌孙王国，当它的使节发现中国竟然是如此的庞然大物而又富强无比时，不禁肃然起敬。虽然仍不愿东迁，而且那时中国已在河西走廊设立了四个郡，也不再希望他们东迁。但它决定向中国臣服。匈奴汗国当然不高兴，扬言要采取军事行动。乌孙王昆莫紧张起来，向中国求婚，希望用中国的婚姻关系阻吓匈奴的侵略。纪元前一○五年，一位美丽的中国公主刘细君嫁给乌孙国王昆莫（后来改嫁昆莫的孙儿岑娶）。匈奴汗国听到消息，急急忙忙也送了一位美丽的匈奴公主给乌孙王国，打算抵消中国公主的影响力，但匈奴汗国在西域的声势，已开始受到挑战。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使节都具有张骞那种超人的智慧和见识。出使大宛王国的使节向皇帝刘彻报告说，大宛王国贰师城（乌孜别克哈马特城）有一种世界上最好的马，名“汗血马”，流出来的汗像血一样，每天能跑五百公里。刘彻当即派使节携带二十万两黄金，作为价款。又用黄金铸成一个金马，作为礼物，向大宛王国购买。大宛王毋寡认为汗血马是他们的国宝，不肯出售。中国使节仗着国家强大，就在毋寡面前，把金马击碎，破口大骂，掉头而去。大宛王毋寡大为愤怒，命它东境郁成城（乌孜别克乌兹根城）的镇守大将郁成王，截住中国使节团，全部杀掉。　　中国远征军在大将李广利率领下出发，明年（前一○三），远征军抵达郁成城，却被郁成王击败。大宛王国全国欢腾，庆祝强敌溃退，但他们庆祝的太早。又明年（前一○二），正是本世纪最后第二年，中国远征军获得增援，围攻大宛首都贵山城（乌兹别克卡散赛城）。贵山城的外廓陷落，大臣们知道不能支持，只好把毋寡杀掉求和，交出所有汗血马，任凭远征军选择。屠杀中国使节团的郁成王，逃到康居王国，被引渡军前处决。　　这是一场不荣誉的战争，中国伤亡十万人左右，目的只不过为了三千余匹汗血马。汗血马来到中国后即没有下文，一定早已绝种。而以后也再没有听说过西域有这种宝马，可能这种马被过度夸张，不过是普通的马。也可能大宛王国鉴于汗血马是灾祸之源，为了避免类似这种伤害，而把它们杀光，像传说中的大象在危急时，自动把象牙折断一样。　　七　中国疆土的再扩张　　除了北方和西方，中国向南、向东北、向西南，同时都在扩张。　　中国南方，于上世纪（前三）八十年代，曾被秦王朝收入版图，设立四郡：闽中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九十年代，秦王朝覆亡。它们又脱离中国，分别建立下列三个独立王国：　　一、东海王国首都东匝（浙江温州），原闽中郡北境。　　二、闽越王国首都东冶（福建福州），原闽中郡南境。即故“闽中地”。　　三、南越王国首都番禹（广东广州），原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即故“陆梁地”。　　本世纪（前二）纪元前一三八年，闽越王国攻击北方的东海王国，东海王国向中国求救，中国赴援，闽越兵团撤退。东海国王骆望恐怕中国军队走了之后闽越卷上重来，就举国归降。全国人口大约四万余人，西汉政府把他们迁置到淮河以南地区定居，东海王国消失。　　三年后（前一三五），好战的闽越王国转过头来又攻击南方的南越王国，南越王国向中国求救。中国远征军分别由西路北路，向闽越夹攻。闽越国王骆郢的弟弟骆余善看出情形不对，即把骆郢杀掉，向中国乞和。中国途命骆余善和另一位王族骆丑，同时当王，共同治理国家。　　南越国王赵婴齐于本世纪（前二）纪元前一一三年逝世，儿子赵兴的母亲囗太后是中华人，西汉政府于是乘此机会，派遣使节安国少季到南越，诱说赵兴取消独立，归附中国。樱太后怀念祖国，怂恿她的儿子接受。可是南越王国立国已百年之久，开国国王赵伦，于上世纪（前三）九十年代陈胜、吴广起兵时，正担任秦王朝南海郡（广东广州）民兵司令（都尉），立即断绝大庆岭山道，阻止战争南延，自己称王，建立自己的南越王国。迄今已历四代，政府大臣和人民，都不愿再被中国兼并。所以，囗太后母子陷于孤立。明年（前一一二），宰相吕嘉发动政变，攻杀囗大后和国王赵兴，另立赵婴齐本国妻子所生儿子赵建德继位。又明年（前一一一），中国远征军攻陷首都番禺（广东广州），生擒吕嘉和赵建德，南越王国灭亡。中国将它的故土，分为下列十郡：　　一　南海郡（广东广州）　　二　苍梧郡（广西梧州）　　三　交趾郡（越南河内）　　四　合浦郡（广西合浦）　　五　郁林郡（广西桂平）　　六　九真郡（越南清化）　　七　日南郡（越南东河）　　八　珠崖郡（海南琼山）　　九　儋耳郡（海南儋州）　　中国攻击南越王国时，闽越国王骆余善表示愿派军队八千人助战，可是却只口头宣传，并不加入战斗。南越破灭后，任何稍有头脑的人，至少都会避免跟中国冲突。骆余善却往相反的方向走，他像魔鬼附体一样，立刻自称皇帝，宣布跟中国皇帝居于平等地位。更糟糕的是，他还出兵袭击中国撤退北返的远征军。明年（纪元前一一○年），中国远征军掉转头来，向闽越王国进攻，骆余善被另一个国王骆丑的继任人骆居股逮捕杀掉，向中国投降，中国把他们迁到淮河以南地区，跟东海王国的遗民一齐定居，闽越王国灭亡。　　南方秦王朝开拓的故疆，至此全部恢复。　　在东北，中国跟朝鲜王国接壤。朝鲜半岛当时诸国并立，朝鲜王国最大，居于北部。半岛南部则有辰国——一个由各部落联盟的松懈国家。　　纪元前一○九年，中国派遣使节涉何到朝鲜王国，游说朝鲜国王卫右渠取消独立，归附中国。卫右渠拒绝，但仍很礼貌的派人送涉何北返。想不到涉何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回国途中，走到两国交界的清川江，竟把好心肠的护送人员刺死，然后向皇帝刘彻报告说他杀的是朝鲜大将。刘彻嘉勉他的冒险精神，命他担任辽东郡（辽宁辽阳）民兵司令（都尉）。卫右渠大怒，派兵击杀涉何。　　涉何的荒唐和卫右渠的不能忍辱负重，使中朝两国战争爆发。明年，纪元前一○八年，中国远征军强渡清川江，攻陷首都王险城（朝鲜平壤），卫右渠被他的部下所杀，朝鲜王国（卫氏朝鲜）遂亡。中国将它的故地，分为下列四郡：　　一　乐浪郡（朝鲜平壤）　　二　临屯郡（朝鲜江陵）　　三　玄菟郡（朝鲜安边，后迁辽宁新宾，再迁辽宁沈阳）　　四　真番郡（朝鲜汉城）　　这是朝鲜半岛北部第一次归入中国版图，历时四百余年，纪元后四世纪初，才被新兴的高句丽王国夺去。　　在西南，中国边界只到巴郡（四川重庆）和蜀郡（四川成都），越过此线，便是“西南夷”——万山丛中，散布着数不清的野蛮部落。史学家为了方便起见，对这些部落，称之为“国”，对它们的酋长，称之为“王”，其中以下列八个强大的国，比较重要：　　　　中国向西南扩张，完全基于军事理由。最早，纪元前一三五年，援助南越王国对抗闽越王国时，远征军一位将领唐蒙，在南越王国发现蜀郡（四川成都）的“枸杞酱”，当地人说是商人从洋河江运来的（洋河江，今贵州红水河上游，向东南注入西江）。唐蒙推测从蜀郡到洋河江，一定有路可通，假如顺着枸杞商道，出奇兵从背后攻击南越王国，真是神兵天降。西汉政府于是命唐蒙当开道大臣，唐蒙从窄关（四川合江）出发，先到夜郎国，再向东进，又到且兰国，终于发现通洋河江之路。　　在夜郎国，夜郎王根本不知道有中国这么回事，他问唐蒙：“中国跟夜郎比，谁大？”　　唐蒙回去后，即由巴郡、蜀郡，分别发遣民工，开山凿道，使能通过大军。不过沿途尽是穷山恶水，在那个没有炸药的时代，纯靠双手和简单的铁器，面对重重山峦，至为艰苦，不断地死伤和粮食转运困难，几乎激起民变，但工程终于完成。纪元前一一一年，中国对南越王国攻击时，即利用这条新开的山道，调发西南夷各国军队出征。只有且兰王拒绝接受命令，并且截杀中国使臣和键为郡郡长。结果远征军回头讨伐，且兰王被杀，国亡。　　张骞由蜀郡（四川成都）西通身毒王国（印度），再由身毒通西域的构想，使政府采取行动。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因为是蜀郡人的缘故，有很大的贡献，在他的游说下，窄都国、冉囗国都先后归附。邛崃国在中国远征军压力下，也跟着归附。只有遥远的滇国拒绝，这个坚强的部落酋长滇王，提出夜郎王同样的问题：“中国和滇国比，谁大？”纪元前一○九年，中国远征军抵达滇国，滇王投降。　　西南夷至此全部归入中国版图，政府分别在这些小国所在，设立郡县。如上表所示，共有七郡。只益州郡不久即行脱离，当中国继续派遣使节再往探测身毒王国道路时，滇王拘留他们不放。不过那时中国已得到河西走廊，不再需要远涉身毒王国了。　　八　汉赋　　在本世纪（前二）结束时，我们且转到文学领域。　　纪元前六世纪的《诗经》和纪元前四世纪的《楚辞》，是中国文学——尤其是“诗”的两大源头，到本世纪（前二）发展而成为另一种形式：“赋”。因为它特别盛行于西汉王朝，所以也称之为“汉赋”。　　《诗经》所包括的，全是短句短诗，每句不过三个字或四五个字，每首不过十几句，简单朴实。《楚辞》则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是一种长篇史诗。“赋”在形式上是《楚辞》式的，只去掉所有的特殊方言。在内容上则是《诗经》式的，只再扩大内涵。一篇标准的“赋”，大约有三四百句，每句字数没有限制，虽不严格的押韵，但它确实有韵。这种体裁，比《诗经》、《楚辞》，更能活泼的表达感想和议论。　　我们不必举出实例，因为这种古老的文学作品，非经详细注解，已无法读得懂，如加上注解，所占篇幅就太多了。　　在“赋”的写作上，最有成就的作家，就是西南夷开拓中建立功勋的司马相如。皇帝刘彻是一个喜爱文学的人，有一天，他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惋惜说：“我自恨不能跟作者生在同一个时代。”一位也是蜀郡（四川成都）人的宦官在一旁说：“他是我的同乡，我听说他有很多这种作品。”刘彻大喜，立刻征召他到长安。——这种结合跟赢政和韩非的结合，完全相同，不同的是那位宦官不必害怕司马相如夺他的位置。　　刘彻的征召恰是时候，因为司马相如在家乡正不得意。司马相如很穷，偶尔有一次，参加临邛（四川邛崃）富豪卓王孙的宴会。卓王孙的新寡女儿卓文君，是一位喜爱文学和音乐的女子，在宴会上，司马相如弹琴，故意弹出《凤求凰》曲子，卓文君从窗缝中窥探，看到他仪容潇洒，不由的爱上了他。结果，跟他私奔。　　这在当时是一件丑闻，卓王孙气的发昏，跟女儿断绝父女关系。司马相如饥寒交迫，便索性在他岳父门前，开设一家酒铺，司马相如短裤赤膊，招待客人。而由卓文君亲自为客人烫酒。这对于讲身份的富豪来说奖一个天大的侮辱，卓王孙脸上无光，闭门不出。后来兄弟们—再劝解，才算分一点财产给女儿。　　正在此时，刘彻征召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比韩非幸运，没有受到入狱毒死的待遇，刘彻给了他一个中级官职。又命政府供应他纸笔（这些都是当时的贵重物品）。以后，又被擢升为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派到蜀郡（四川成都）处理西南夷诸国归附事宜。因为他是钦差大臣，蜀郡郡长（太守）以下，远出郊外迎接，沿途各县县长亲自当前导，蜀郡人士深感这是全郡的光荣。卓王孙和临邛的其他富豪也都到蜀郡欢迎，而且深恨自己把女儿嫁给司马相如太晚（这使我们想起纪元前四世纪的苏秦）。　　司马相如的遭遇是传奇的，传奇的枢纽在于“赋”，可说明“赋”的份量。“赋”一直支配中国文坛，到纪元后六世纪，才被淘汰。　　为了对这个演变有一完整印象，我们姑且把中国“诗”的主流，用下表显示：　　　　九　东西方世界　　纪元前一六八年（吕雉死后十二年），希腊各城邦，除斯巴达外，共组亚该亚同盟。马其顿王百尔修为盟主，攻击斯巴达，强迫它加入同盟，共抗罗马共和国。罗马遂击马其顿，马其顿大败投降，被掳去男女十五万人，悉卖为奴。　　纪元前一四九年（七国之乱后五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爆发。罗马深恐迦太基共和国复兴，借口迦太基违反停战条约，出兵进攻，命迦太基交出全部军械，并以贵族子弟三百人当作人质，迦太基全部接受。但罗马忽然懊悔条件太轻，又加上拆除城墙，不准在市区添建房屋，不准沿海居住等等条款。罗马立意要激怒迎太基，迦太基果然被激怒，妇女儿童都参加作战，保卫祖国。　　纪元前一四六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前六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迦太基城陷，国亡。罗马纵火屠城，迦太基抵抗到最后一人，全部被杀。老弱幸存者，全被卖为奴隶（迦太基共和国的结局凄惨而悲壮，使我们不愉快的证明“哀兵必胜”这句话不是绝对的，它只是格言，不是定律，而历史上偏偏有太多的格言）。　　第十三章　纪元前第一世纪　　----------------------　　本世纪，中国继续从事与匈奴汗国的战争。好战的北方邻国，永远是中国的祸根，这个祸根如果不彻底排除，中国便永远追求不到和平。所以，中国向北进击，只是避免沦亡的求生自卫。匈奴汗国在中国不断进击下，终于由分裂走向瓦解。　　在国内，统治中国的西汉王朝的皇族，即刘邦的后裔，享受太久的富贵，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陷于腐败和堕落，政权遂转到皇帝母亲或皇帝妻子的家族之手，形成一种特殊的“外戚政治”，为西汉王朝敲起丧钟。　　一　中匈两国的和与战　　匈奴汗国有足够的强大，中国在上世纪（前二）获得的胜利，包括夺取了它最富庶的河西走廊，也只能使它受创，不能使它屈服。而受创的匈奴汗国，仍是劲敌。　　上世纪（前二）最末一年（前一○一），且囗侯单于即位，表示愿与中国和解，把过去所拘留的中国使节，一齐遣回长安。本世纪（前一）第一年（前一○○），中匈恢复邦交，中国派遣正使苏武、副使张胜赴匈奴汗国报聘。莫名其妙的怪事就发生在这位丑恶的副使张胜身上，张胜跟早先投降匈奴汗国的一些汉人，密谋乘且囗侯单于外出打猎时，杀掉匈奴的智囊卫律，然后劫持单于的母亲，逃回中国，这种卑鄙计划，竟出自高级外交官员，使人心惊。事情败露后，经过一场流血杀戮，爱国心切的张胜露出投机的原形，投降匈奴。而毫不知情的苏武却拒绝投降，匈奴把他放逐到冰天雪地的北海（贝加尔湖）。两国刚刚恢复的邦交，被一个小政客破坏，重新以兵戎相见。　　苏武被放逐贝加尔湖，靠牧羊维生，二十年之久，始终拒绝投降，匈奴汗国宣称他早已死亡。一十年代最后一年（前八一），中匈复交，中国派到匈奴汗国的使节听到苏武仍然活着的消息，就告诉匈奴说：中国皇帝曾射下一只雁，雁足上系着苏武求救的信件。匈奴吃了一惊，才把他释放。苏武出使时只四十余岁，回国时已六十余岁，妻子早已改嫁，家人也早星散。他的故事，两千年来，中国有无数小说、戏剧和歌曲，歌颂他忠于国家坚忍不屈的伟大精神。　　苏武被囚的明年（前九九），中国大军分两路向匈奴汗国进攻，一路是大将李广利，出兵酒泉（甘肃酒泉），深入西域，到达天山，被匈奴击败。另一路大将李陵的遭遇，更为恶劣。李陵率领五千步兵，出兵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向北深入沙漠，行军三十余日，挺进到浚稽山（蒙古戈壁阿尔泰山），跟匈奴且囗侯单于的三万人相遇，李陵迎战，杀数千人。且囗侯单于召集援军，约八万余骑，李陵只得撤退。但最强悍的步兵，摆不脱骑兵的追击。匈奴兵团分为两翼，左右展开，把李陵兵团夹在当中。李陵且战且走，数日之后，退到一个不知名的山谷，规定士兵受伤三次以上的才准坐车，受伤两次以上的改为驾车，受伤一次的继续战斗，又杀匈奴三千余人。再走四五日，到达一片苇草茂盛的畜牧地带，匈奴兵团顺风纵火，李陵却先行纵火自救。再南行，到达山丘区域，且囗侯单于命他的儿子攻击，李陵兵团在树林中设下埋伏，又杀匈奴三四千人。且囗侯单于以元首之尊，亲自指挥十六倍于敌人的精兵，追击十余日，不能取胜，简直愤怒得发狂，攻击更加猛烈。李陵在沙漠中再南行四五日，又杀匈奴两千余人。且囗侯单于已经发现李陵是一支孤军，更紧追不舍。两翼越过李陵，在李陵前方合围，遮断退路，箭如雨下，呼喊投降。李陵继续战斗，一日之内，射出五十万箭，箭遂用尽。就抛弃车辆辎重，全体徒步前进，还有三千余人，进入囗汗山（蒙古谱颜博格多山），匈奴兵团堵住谷口。入夜，李陵徘徊阵垒之间，叹息说：“再给我们每人十枝箭，就能支持到边界。”然而，他没有箭。夜半，李陵下令击鼓突围，鼓已破裂，不能发声。李陵命向四面八方冲出，一以分散敌人注意，一以希望有人能逃回中国向政府报信。他与另一位将军韩延年上马，率亲军十余人，越岭南走。匈奴兵团潮水般追击，李陵身上除短兵器外，没有他物，不能阻挡敌人缩小包围圈。终于，韩延年中箭而死，李陵被俘。　　两年后（前九七），大将李广利、韩说、公孙敖，分别出朔方（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内蒙古包头）、雁门（山西右玉），三路再向匈奴汗国进攻。匈奴早得到消息，向漠北撤退，三路大军都无收获。七年后（前九○），李广利再出五原，而皇帝刘彻却在首都长安，以诅咒的罪名把李广利的妻子逮捕下狱。李广利正在乘胜追击，听到消息，立即抛弃大军，只身向匈奴投降。这是刘彻的残忍性格逼出来的国际笑柄，并且使反击匈奴的军事行动，再度受到挫折。　　本世纪（前一）初期，中国站在失利的一边，但并没有大战，李陵以五十步兵对抗匈奴八万骑兵，只是一场苦斗而已。匈奴汗国竭力避免与中国决战，希望积小胜为大胜，使中国疲惫。这种情形，维持四十年，直到本世纪（前一）中叶。　　二　司马迁·路温舒　　李陵被俘，使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受到酷刑。　　司马迁，夏阳（陕西韩城）人，他的史学名著《史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最有价值的史书。　　在幼年的时候，司马迁跟随父亲游历了很多地方，东南到过会稽（江苏苏州）；南方到过沉江湘江（皆在今湖南）；东方到过鲁县（山东曲阜）；西南到过巴郡（四川重庆）、蜀郡（四川成都）、益州郡（云南晋宁）。可以说他足迹走遍半个以上已知的世界，这对他开阔的心胸和写作的技巧，有很大帮助。父亲逝世后，他继任父亲的官职——天文台长（太史），随即着手撰写《史记》——中国第一部传记式的通史。　　然而，当这部巨著写到一半时，李陵被俘，皇帝刘彻大怒，在专制帝王眼中，只有自己的命值钱，别人的命都不值钱，所以，他认为李陵应该自杀。大臣们谄媚刘彻，也一致认为李陵应该自杀。刘彻问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的灾难于是来临，他回答的恰恰是刘彻所不愿意听的话，他说：　　“李陵对士兵非常爱护，平时常以杀敌报国为最大志愿。如今不幸战败，而一些没有冒一点危险的大人先生，却在一旁议论纷纷，挑剔他的过错，使人痛心。李陵以不满五千人的步兵，深入沙漠与八万骑兵对抗，转斗数百里，箭尽力竭，但仍冒白刃反攻，部下毫无离心，自古名将，不过如此。他身虽被俘，却曾力挫强敌，也足以名垂天下。而且我更相信，李陵忍辱投降，绝非出自本心，他一定另有计谋，报效祖国。”　　纪元前八一年，刘彻已死，在匈奴羁留二十年的苏武被释回国时，写信给李陵，劝他一同回国。李陵复信说：“我当时所以不死，只是打算效法前辈英雄，有所作为。可是，大志未成，全族被刘彻屠戮，老母都不能幸免。仰天捶胸，眼泪流尽，继之泣血。”忍辱负重的人不可能被狂热分子体谅。沉痛的心情，也不可能被浮滑之徒了解。所以李陵、司马迁不得不成为悲剧人物。　　刘彻既决心屠戮李陵全族，对司马迁赞扬李陵的话，当然使他大为光火，就把司马迁囚入诏狱。法官会审的结果，确定司马迁犯了包庇叛徒的伪证之罪，判处死刑。司马迁的家人为他好不容易借贷到一笔赎金，才减为次一等的腐刑——将生殖器割除。　　腐刑固然痛苦，但尤其羞辱，司马迁几次都要自杀，但他终于在残忍的命运下活下去，为的是要完成他的《史记》巨著，他的苦心使我们感谢。　　《史记》上自纪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姬轩辕，直到本世纪（前一）他受腐刑之后。用二百余人的传记，表达二千六百年间的人事变化和社会变动。再用若干表格和专题报导，作为补充。以简练的中国古文写出五十二万字巨书，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而且这种体裁，从此被史学家奉为圭臬，中国所谓“正史”，两千年来都跳不出司马迁所创立下的范畴。　　司马迁所遭遇的酷刑，不是孤立事件或偶发事件。它普遍的存在，而且已长久存在。中国司法制度，很早就分为两个系统，一庭——军法系统。　　诏狱法庭的特征是，犯法与犯罪无关。法官的唯一任务是运用法律条文编撰一件符合上级头目旨意的判决书。司马迁不过一个中级官员而已，即令最高级官员，只要陷进诏狱系统，都不能自保。像削平七国之乱，拯救西汉王朝的救星，后来担任宰相的周亚夫，他的儿子曾购买一些纸糊的刀枪之类的葬器，预备老爹死后焚化。有人告发周亚夫私藏武器叛乱，立刻就被投进诏狱。周亚夫向法官解释那些只是死人的用具，法官何尝不知道那是死人的用具，但他们的任务不是追寻真相，而是执行命令，只好回答说：“你虽然没有在地上叛乱，但很明显的，你将在地下叛乱。”周亚夫只有死亡。另一位农林部长（大农令）颜异，当皇帝刘彻发行一种专门向封国诈财勒索用的“鹿皮币”时，颜异仅只向外翻了一下嘴唇，也立刻被投进诏狱，法官判他犯了“腹诽”大罪——虽然没有在言词上反政府，但却很明显的在肚子里反政府。颜异也只有死亡。　　诏狱法庭不限于直接冒犯了皇帝，一件谋反案发生后，无论这件谋反案是真的，或是出于诏狱系统——诬陷的，往往千千万万人牵连进去，包括各色人等。像亲王刘安谋反案，死于诏狱的就有数万人。刘彻亲信江充揭发的巫蛊案，死于诏狱的也有数万人。法官对失宠了的亲王、宰相、部长，当敢如此残虐的任意戏弄，低级官员和平民所受到的待遇，我们可用常识判断。以上世纪（前二）九十年代为例，十年中每年诏狱系统逮捕的囚犯，都有十余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一。亦即平均一百人中，就有一个人因谋反罪而身系囹圄，这个数目使人毛骨悚然。　　这是中国文明的一项耻辱，对此现象，路温舒首先提出呼吁，要求政府尊重人性，保障人权。　　路温舒，巨鹿（河北平乡）人，跟司马迁相反，无论在当时或在后世，都默默无闻，他只不过是司法部（廷尉）一名低级的总务官（廷尉史），但也正因为身在司法部任职，所以比普通人了解的更为深刻。纪元前六七年，司马迁受腐刑已三十二年，他给当时的皇帝刘病已上了一份奏章，暴露司法的黑暗，他说：　　“司法裁判，是国家大事，处死的人不能复生，砍断的手足不能复续。《书经》上说：‘与其杀一个无罪的人，宁可放掉一个有罪的人。’可是，今天的司法裁判，却恰恰相反。法官们上下勾结，刻薄的人，被称赞为廉明。残忍的人，被称赞为公正。主持正义、昭雪冤狱的人，却有被认为不忠贞的后患。所以，法官审讯案件，非致人于重刑不可，他对囚犯并没有私人恩怨，只是用别人的自由和生命，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已。他必须把别人陷入重刑，他才可以获得安全。”　　路温舒又说：　　“于是，死因所流的血，盈满街市。其他处刑的囚犯，更比肩相连。遇到行刑日子，每次都杀万人以上，诚感可哀。”　　路温舒指出造成冤狱的原因在于口供主义，他说：　　“人之常情，安乐时愿意活下去，痛苦时则求早死。苦刑拷打之下，要什么口供就会有什么口供。囚犯不能忍受酷刑的痛苦，只好照着问案人员的暗示，捏造自己的罪状。问案人员利用这种心理，故意把囚犯的口供引导到犯罪的陷阱。罪状既定，唯恐怕还有挑剔之处，就用种种方法，把口供修改增删，使它天衣无缝，每字每句都恰恰嵌入法律条文之中。锻炼完成之后，写成公文书，即令上帝看到，也会觉得这个囚犯死有余辜。因为陷害他的都是法律专家，显示出的罪状是太明显了。”　　路温舒建议改革。皇帝刘病已的瓜是，下一道诏书，命全国法官办理案件时要宽大公平。仅靠行政命令当然不能改受悠久传统，因为冤狱与酷刑，是无限权力政治制度下的产物，此种制度存在一日，冤狱与酷刑存在一日。像司马迁、周亚夫、颜异。事实上任何法官都救不了他们。但路温舒的奏章，使我们发现中华人权所受的蹂躏，自古就没有有效的保护。这份奏章，是中国最早争取人权的呼声，虽然很温和，很微弱，而且又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三　中国疆土的继续扩张　　西域（新疆）各国自从张骞之后，便处于中华帝国与匈奴汗国两大超级强权的夹缝之间，左右为难。　　匈奴汗国在西域早就建立势力，设有西域总督（撞仆都尉）。匈奴使节到西域，一切费用，都由所在王国供应。而中国使节的一饮一食，却要用钱购买，这已够中国不舒服了，再加上各国在匈奴的压力下，往往截杀中国使节，遂使中国终于发动一连串膺惩性的战争。　　第一个跟中国发生冲突的是楼兰王国。　　楼兰王国首都位于今新疆若羌；而东北重镇楼兰城，则位于罗布泊西数公里处，现在已全部陷于沙漠之中。我们在介绍中国沙漠时，曾谈到沙漠南移，并举楼兰为例。至迟在本世纪（前一），楼兰王国以及且末王国（新疆且末），(女若)羌王国（新疆若羌东南一百七十公里）、精绝王国（新疆民丰北一百一十公里），距沙漠都有一段距离，还是富庶的花花世界。可是二十世纪的现在，都成了断瓦残垣，寸草不生的沙碛废墟（注意现在地图上标示的，今鄯善不是古楼兰，今若羌也不是古(女若)羌）。　　楼兰王国是西域最东的国家，跟中国最西的敦煌郡接壤。西域的南部被塔克拉玛干沙漠及白龙堆沙漠再分割为南北两部，楼兰城正是分道的港口，中国出使各国的使节，由楼兰城分赴沙漠南北。由沙漠南北各国返回的使节，则在楼兰城会合。冲突的时间是上世纪（前二）九十年代，比大宛王国汗血马战役要早三年。楼兰王国和车师王国（新疆吐鲁番），在匈奴汗国指使下，派出联合巡逻部队，专门截杀中国使节，以切断中国跟西域的交通线。中国的反应十分激烈。纪元前一○八年，大将赵破奴率骑兵七百人，奇袭楼兰，把楼兰王击斩。　　——正因为击斩楼兰王太容易，西汉政府把大宛王国看走了眼，认为跟楼兰王国一样脆弱，才有三年后的汗血马战役。　　进入本世纪（前一），中国在西域经营已有相当成绩。轮台（新疆轮台）一带的肥沃土地上，就有屯垦区。这时候，楼兰王国新王安归跟匈奴汗国结亲，再度截杀中国使节。龟兹王国（新疆库车）进攻中国屯垦区轮台，击斩屯垦司令（校尉将军）赖丹。　　纪元前七七年，中国使节傅介子进入西域，先到楼兰王国，把国王安归杀掉，改它的国名为鄯善王国。另立一位新王，由中国政府送一位宫女作新王的王后。　　六年后（前七一），中国与乌孙王国（吉尔吉斯伊什提克城）联合出兵，夹攻匈奴汗国，企图使匈奴汗国在两面作战的苦境中崩溃。中国方面，由田广明等五位大将，分别由西河（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云中（内蒙古托克托）、五原（内蒙古包头）、张掖（甘肃张掖）、酒泉（甘肃酒泉）五路出兵。乌孙王国方面，由中国使节常惠担任参谋长，向东进军。匈奴汗国得到消息，立刻作大规模紧急撤退。以致中国声势浩大的五路大军，深入沙漠一千余公里，仍捕捉不到敌人主力。但乌孙兵团却大获全胜，俘虏匈奴亲王以下四万余人。匈奴汗国从此更加衰弱，张骞断匈奴右臂的西进政策，现在显出功效。他敏锐的眼光能远瞻到六十年之后，则不仅是伟大的探险家，而且变是伟大的政治家。　　这次战役之后，常惠紧接着调发各国军队五万余人，进攻龟兹王国，声讨它攻杀轮台中国屯垦司令赖丹的罪行。但六年前当时的国王已经去世，现任国王谢罪说：“这不是我父亲的意思，而是我父亲大臣姑翼的意思。”常惠说：“那么，交出姑翼。”龟兹王国交出姑翼，就在城下处斩。于是中国声威，震慑西域。屯垦区恢复，并迅速推展，由轮台而渠犁王国（新疆库尔勒），而伊循城（新疆若羌东）。屯垦戍卒跟当地女子结婚，西域各国开始有中国血统的国民。　　　　——注意常惠的用兵，他进攻龟兹王国，用的不是中国军队，而是西域各国联军，这是最成功的外交手段。当十八世纪，欧洲英法等国殖民最盛时，遇到战乱，主要兵源乃靠本国。　　面积广袤的车师王国（新疆吉木萨尔）位于天山以北，是中国前往乌孙王国的要道之一。车师国王乌贵娶了匈奴汗国的公主，所以跟匈奴结盟，继续遮杀中国使节。纪元前六七年，中国在渠犁王国的屯垦司令郑吉率领屯垦兵团一千五百人，再调发各国军队，集结一万余人，攻击车师。乌贵不能抵抗，但投降又恐惧匈奴汗国报复。两难之下，他索性放弃王位，向西投奔乌孙王国。中国就把车师国民东迁到交河城（新疆吐鲁番），而在车师故地（新疆吉木萨尔）屯垦。匈奴汗国对这个侵入到天山以北的屯垦区大为惊恐，不断派兵骚扰。三年后（前六四），中国认为在天山以北不可能保持据点，把屯垦区撤销，退回天山以南，与渠犁王国的屯垦区合并。　　——但交河城仍然存在，称车师前王国，故地（新疆吉木萨尔）则称车师后王国。　　在西域冲国公主占重要地位。第一位公主刘细君于上世纪（前二）九十年，嫁给乌孙王岑娶。刘细君逝世后，中国再把另一位公卞刘解忧嫁给继任的乌孙王翁归靡，生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嫁给龟兹王绛宾，绛宾深以当中国的外孙女婿为荣。纪元前六五年，夫妇曾一同到长安朝见中国皇帝。远在西域西陲的莎车王国（新疆莎车），国王死后，没有子女，为了倚仗中国国威，就迎立刘解忧最小的儿子万年当国王。想不到万年是一个不成才的小流氓，使国人大大地失望。故王的弟弟就把万年杀掉，自己继位。但中国外孙不是随便可以加害的，就在龟兹王夫妇入朝的当年，中国使节冯奉世调发各国军队，进攻莎车，莎车城陷，新王被斩。　　中国公主还有一位侍婢冯囗，嫁给乌孙王国大将，她是历史上最美丽而且最成功的女政治家之一，经常代表公主和中国政府，出使西域各国，调解纠纷，各国对她有崇高的尊敬。　　纪元前六○年，中国政府任命郑吉担任首位西域总督（都护），他把总督府（都护府）设在乌垒王国（新疆轮台东北），中国在西域势力，更为增强。　　四　匈奴汗国的分裂　　人的恶运有连锁性，国家也是如此。匈奴汗国在西方被乌孙王国击败，在东方也被新兴的乌桓部落（内蒙古西辽河上游）击败，国势日形萎缩。　　国势萎缩一定引起国人的苦闷和政权的不稳定，又加上此时在位的握衍胸提单于暴虐好杀，更促使危机加重。纪元前五八年，东方将领们拥立一位亲王即位，号称呼韩邪单于。握衍胸提单于出兵讨伐，战败被杀。但西方将领们也拥立另一位亲王即位，号称屠耆单于。两个单于，互相攻击。明年（前五七），另外又崛起了三个单于，干是五单于并立，全国大乱。经过一番为敌报仇式的自相残杀，最后，只剩下呼韩邪单于。可是他的一位族兄却又在东方自立，号称郅支单于。纪元前五四年，郅支单于向西进攻，进入王庭（当时匈奴的王庭设在蒙古哈尔和林），呼韩邪单于节节向南败退。从这一年起，匈奴分裂为南北两个汗国。两国汗国为了争取外援，争着向中国奉承乞怜和争着派遣太子到中国充当人质。　　呼韩邪单于不久就无法支持郅支单于的攻势，纪元前五一年，他率领南匈奴汗国全部人民牲畜，向中国投降。这是一件爆炸性的大事，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觐时，中国皇帝刘病已在皇宫中大摆酒筵欢迎他。呼韩邪单于要求迁居河套，刘病已同意，并派大将韩昌率领骑兵一万六千人，沿着黄河驻防保护。这一次朝觐对西域各国是一个晴天霹雳般的震撼，他们认为绝不可抗拒的庞大的匈奴汗国，竟被中国征服。　　呼韩邪单于自此不断朝觐，最后一次朝觐是纪元前三三年。当时皇帝刘爽（刘病已的儿子）把一位宫女王昭君赏赐给他。刘爽并不认识王昭君，等到辞行时才发现她竟是一位绝色美人，使他那数万名后宫的小姐们都黯然失色，他大大地跳了起来，下令把宫廷画家毛延寿杀掉，因为毛延寿没有把她的美貌画出来。关于王昭君的故事，中国流传最久也最广，被写成很多诗歌戏剧，家喻户晓。　　呼韩邪单于在中国全力援助下，力量渐大，不断反攻。现在轮到郅支单于不能支持了。于是向西移动，侵入西域北境，灭掉坚昆王国（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和丁零部落（贝加尔湖畔）。他向中国要求送还充当人质的太子，中国政府慷慨答应，派使节谷吉一直把太子护送到他的临时首都坚昆王城。可是，万万想不到，郅支单于不但毫无感谢之情，反而记起中国援助他的对手呼韩邪单于的怨恨，竟把谷吉杀掉。郅支单于杀了谷吉之后，才发现杀掉中国使节的严重性，他放弃坚昆，继续向西迁移。就在这时候，康居王国（哈萨克突厥斯坦）屡屡被乌孙王国击败，想借匈奴的力量保卫自己，两国遂结成同盟。”　　纪元前四四年，郅支单于率领他的部下，到达康居。康居王把女儿嫁给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也把女儿嫁给康居王。即行出兵攻击乌孙，乌孙王国不能抵御，西界边陲，几乎全部残破。　　但康居王国和北匈奴汗国间的蜜月很快结束，郅支单于以康居王国的保护人自居，而且性情粗暴，把康居王的女儿也杀掉，又把康居贵族当作奴隶一样驱使迫害。又兴筑城垒，向西域各国发出通知，要他们进贡。康居王国深悔引狼入室，但已无法挽救。　　纪元前三六年，距郅支单于杀中国使节八年，中国西域总督府副指挥官（副校尉）陈汤调发各国军队，连同屯垦兵团，共四万余人，分两路向郅支单于夹攻，南路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穿过大宛王国；北路则穿过乌孙王国，在郅支城（哈萨克江布尔）下合围。郅支城陷落，联军斩下郅支单于的头，传送航空距离三千三百公里的中国首都长安。陈汤在他给政府的报告中，陈述所以发兵的理由。他说：“凡侵犯中国的，逃的再远，也要诛杀。”北匈奴汗国灭亡。　　呼韩邪单于成为匈奴汗国唯一政权，不久即向中国请求离开河套，回到北方他自己的故土。　　五　外戚政治　　中国势力在西域成长的时候，统治中国的西汉王朝的外戚政治，也在成长。　　西汉政府可以说很多时候，都由皇帝跟外戚共同执政。开始时皇帝当然占优势，但若干年代下来，皇帝生活腐化和寿命短促，外戚遂占优势。等到外戚的优胜成为绝对力量时，皇帝只有交出权力。　　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他的妻子吕雉，虽跟他一样，只是一个不识几个字的乡下女人，但却是一个不平凡的女野心家，帮助她丈夫创立事业。当刘邦在外作战时，她在后方留守，不惜发动最大的冤狱，以巩固政权。刘邦死后，她以皇太后之尊，在接着第二任、第三任、第四任皇帝在位期间，独揽大权，把刘邦那个非姓刘不能封王的白马之盟废除，而把她的兄弟侄儿，大批封王。她死之后，刘姓皇族反攻，百姓戚族全部被杀。可是刘姓皇族可以杀尽百姓戚族，却不能杀尽所有威族，这是那个时代无法解开的结。我们且将这个结，即西汉政府历任皇帝任用外戚的情形，列出一表：　　　　皇帝能力强的时候，外戚是一种助力；皇帝能力弱的时候，外戚就自然成为政权的接班人。吕姓外戚即是很明显的例证，假使他们中间有一个不是脓包，刘姓皇帝反击失败，西汉王朝的政权一定结束。所以在大的教训之后，一连两任皇帝，对外戚都保持相当距离。第七任皇帝刘彻，虽大量任用外戚，但他能够控制局势。而且还在防范工作上采取残忍手段。他死的前一年（纪元前八八年），最心爱的小儿子刘弗陵，只有九岁，他想立他当太子，于是先行把年轻美丽的母亲钩弋夫人杀掉，他解释说：“我死之后，她当了皇太后，一定为非作歹，重用她的家人。为了避免吕雉故事重演，不得不如此。”　　然而，西汉政府的基本构成形态，所面临的不是特定的某一人某一姓的外戚问题，而是普遍性的外戚问题。吕姓戚族的屠灭和钩弋夫人的被杀，都无法阻挡政权滑入外戚之手。第十任皇帝刘病已出身平民（他的祖父是刘彻的太子，被杀，后裔废为平民）。刘病已当了皇帝后，不但有一种自卑感。而且有一种孤立感，他跟前任皇帝的外戚霍光站在一起时，就感觉到如芒刺在背。而在任用他自己的外戚掌握政权后，才感到安全。霍姓戚族终被屠杀，史姓戚族和许姓戚族接着兴起。　　这种情形，演变到本世纪（前一）末期，遂形成一种现象：旧皇帝逝世时，他的外戚即退出政府；新皇帝即位，他的外戚即进入政府，好像近代民主国家选举后的政党转移情形一样。举一个例子就可明了，十二任皇帝刘骛逝世后，没有儿子，由弟弟的儿子刘欣继位。因为不是父子相袭，所以各有各的外戚，刘骛的母亲皇太后王政君，即下令王姓戚族全部免职，让出官位给刘欣的外戚——祖母傅、生母丁。　　本世纪（前一）最后一年（前一），刘欣病死，也没有儿子，由他叔父的儿子，年方九岁的刘箕子继位。王政君恢复皇太后的权力，立即征召她的侄儿王莽担任大司马（宰相级），将傅姓成族和丁姓戚族全部杀掉或赶走，同时不惜采用流血手段，阻挡九岁刘箕子的外戚———母亲卫氏的家族，前来首都。　　外戚政治发展到这个阶段，西汉王朝命运已经注定要结束。　　六　东西方世界　　纪元前九七年（司马迁所著《史记》，截止于本年），日本崇神天皇将象征皇权的神器（祭祀用具），安置于大和地方，日本人遂自称大和民族。　　纪元前八五年（钩弋夫人被杀后三年），罗马共和国执政官美立阿斯，改革内政，取消穷人四分之三的欠债。剥夺远征小亚细亚大将萨拉公民权，屠杀他的同僚。　　纪元前八三年（苏武回国前二年），萨拉由小亚细亚回军，攻陷罗马城。每日公布他的政敌名单，宣布不受法律保护，屠杀五千余人。　　纪元前七九年（苏武回国后二年），意大利半岛维苏威火山爆发，庞培城沦没（当时是一件震人心腑的大惨剧，可是人们终于将此城和被活葬的人民忘记。两千年后的十九世纪，此城才被掘出重现，火山灰保护每一尸体，使两千年前人们逃难时的恐怖情景，如在眼前）。　　纪元前七三年（中国使节傅介子击斩楼兰王后四年），罗马共和国奴隶斗士斯巴达卡斯等七十余人，从加菩阿角斗场逃出，各地奴隶纷往投奔，计划渡地中海脱离罗马。罗马大将格拉苏讨伐，战争持续三年，史学家称“奴隶战争”。　　纪元前七一年（中国与乌孙王国夹攻匈奴），罗马共和国奴隶战争结束，奴隶军溃败，斯巴达卡斯跟他的部属六千余人，全部钉死十字架，自罗马城到阿匹安道上，悬尸数十公里。　　纪元前六二年（中国在西域设总督前二年），罗马共和国“前三雄时代”开始，执政官庞培、格拉苏、恺撒，三人结盟，轮流主持国政。　　纪元前五七年（匈奴汗国五单于并立），日本派遣使节到中国朝贡，中国政府颁发金印，印文“汉委奴国”。　　纪元前五五年（郅支单于攻呼韩邪单于人王庭前一年），罗马大将偻撒攻入英格兰，说出名语：“我来，我见，我征服。”　　纪元前五三年（南北匈奴向中国争宠，送太子为人质），罗马大将格拉苏，远征亚洲安息王国，在卡里会战，罗马军团大败，死二万余人，被俘为奴的一万余人。格拉苏被擒，安息人因他贪财如命，就把黄金熔汁，灌入他的口中而死。　　纪元前四九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首次入朝中国后二年），罗马“前三雄时代”结束。执政官庞培嫉妒恺撒的成功，与元老院联合，下令免除恺撒高卢（法国）总督。恺撒送回军，攻陷罗马城，庞培逃亡。元老院推选恺撒为执政官。　　纪元前四四年（北匈奴汗国郅支单于杀中国使节谷吉），恺撒被其挚友布鲁特斯、加西阿斯，在元老院中刺死。恺撒部将安东尼发动民变，迎接恺撤养子屋大维到罗马城。　　纪元前四三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率众离河套，回归故地），屋大维、安东尼、雷比达斯，同被推选为执政官，史学家称“后三雄时代”。　　纪元前三九年（中国远征军击斩郅支单于前三年），安东尼进攻埃及，被托勒密王国二十七岁女王克丽奥佩特拉所迷，流连忘返。　　纪元前三一年（中国美女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后二年），安东尼与屋大维决裂，安东尼兵败自杀。克丽奥佩特拉打算再用她的美色迷惑屋大维，但不久就发现屋大维准备把她骗到罗马游街示众，遂自杀。从纪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出来的托勒密王国，到此灭亡。　　纪元前三○年（关中大雨四十余日，长安大乱），罗马元老院上屋大维尊号“奥古斯都”（伟大），虽名义上不是皇帝，但既为终身元首，又世代相传，固与皇帝无异。罗马共和国选成为罗马帝国。　　纪元前四年（皇太后王政君征召王莽当大司马前三年），耶稣诞生。　　第十四章　第一世纪　　----------------------　　○○年代○一～○九　　一十年代一○—一九　　二十年代二○～二九　　三十年代三○～三九　　四十年代四○～四九　　五十年代五○～五九　　六十年代六○～六九　　七十年代七○～七九　　八十年代八○～八九　　九十年代九○～九九　　从本世纪起，历史进入纪元之后，这对研究和阅读历史的人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习惯于从少到多计算数字，而纪元前的时间，却必须倒着来数。如纪元后“三年到七年”，纪元前就必须说成“前七年到前三年”。进入纪元后，时间观念，才恢复正常。至于年代，更容易计算，我们特地列出上表，以加强印象。不过，在本世纪（一）中，只包括九十九年，与其他世纪不同。我们认为对年代采取这种划分方式，比较更能迅速显示时间的关系位置。　　统治中华帝国的西汉王朝于本世纪○○年代灭亡，外戚王莽建立新王朝——这个“新”字不是形容词，而是这个王朝的专用名词。但新王朝是一个短命政权，代之而起的是刘姓皇族的一员刘玄建立的玄汉王朝，而这个汉王朝也只有三年寿命（比项羽的西楚王国还少二年）。　　最后，刘姓皇族更疏远的一员——刘秀，实际上他是一个平民，建立东汉王朝，中国再呈现大一统的雄姿。　　一　新王朝与新社会政策　　西汉王朝第十四任皇帝刘箕子，九岁时当皇帝，十四岁时，被他岳父兼大司马（宰相级）的王莽毒死。接着是最后一任皇帝刘婴，只有两岁。当刘婴五岁时，即本世纪（一）○○年代九年，王莽的布置已经成熟，发动宫廷政变，由这一位尚不识字的五岁顽童刘婴，颁下用深奥古文写成的诏书，把皇帝宝座禅让给王莽。历时二百一十五年的西汉王朝，到此结束。王莽命名他的政权为新王朝。　　中国历史有一个现象，每一次政权转移，都要发生一次改朝换代型的大混战，野心家或英雄们各自握有武力，互相争夺吞噬，最后剩下的那一个，即成为儒家学派所称颂为“得国最正”的圣君，在血海中建立他的政权。王莽打破这种惯例，他跟战国时代齐国的田和一样，用和平的方法接收政权，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权臣夺取宝座的程式，以后很多王朝建立，都照本宣科。西汉王朝在平静中消失，新王朝在平静中诞生，两大王朝交接之际，没有流血。　　王莽是儒家学派的巨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与刘邦不同，刘邦之类只是为了当帝当王，满足私欲。王莽则有他的政治抱负，他要获得更大权力，使他能够把儒家学说在政治上一一实践，缔造一个理想的快乐世界。他认为古代社会中，人人平等，可是到了后来，互相争夺，遂发生不平等现象。富人有很多土地，穷人则一无所有。男子沦为奴隶，女子沦为婢女。幸而仍保持自由，父子夫妇，终年辛苦耕种，却不能吃饱。为了改善这种不公平和铲除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罪恶，王莽的新政府成立后，即实施一连串下列的新社会政策：　　一　土地国有：私人不准买卖，恢复一千二百年以前已废除了的古代井田制度。八口以下的家庭，耕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过了的土地，一律没收，或由地主直接分给他的邻居或家属。　　二　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农夫（佃农），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一百亩为原则，不满一百亩的，由政府补足。　　三　冻结奴隶制度：虽没有马上废止，但禁止所有奴隶婢女继续买卖，以限制奴隶的范围和数目不再扩大，使它最后自然消灭。　　四　强迫劳动：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他劳役，在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　　五　实行专卖制度：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从前任何富豪，都可制造银钱，新政府收回这种授权）。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　　六　建立贷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但为了经营农商事业而贷款，则政府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本息。　　七　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买。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　　八　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从前都自由经营，现在新政府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　　从这些措施，我们可发现王莽所从事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全面社会改革，十九世纪才兴起的社会主义，早在一世纪时的中国，就有了构想和实践。　　二　二十一年改朝换代混战　　王莽的社会改革是伟大的措施，但他彻底失败，他的生命和他的王朝也跟着一齐丧失。我们可为他归纳出下列五项使他失败的原因：　　第一　王莽是忠实的儒家学派之徒，而儒家学派的基本精神是崇古。所以王莽的眼光不是向前看，却是向后看。他对他诊断出来的社会病态的治疗，认为只要吃下古老儒书上所用的那些古药，就可痊愈。像土地重新分配，固然很好，可是王莽坚持恢复井田，却根本做不到。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仅这一点，就注定他必然跌倒。　　第二　那个时代还没有推动这么庞大改革的技术能力，像贷款利息和所得税，都是“纯利”的十分之一，这涉及到复杂的成本会计，当时恐怕很少有人可以胜任。同时，即令有此人才，王莽更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干部集团去执行。但他仰仗的却只是行政命令，把所有责任都加到行政官员身上，而行政官员大多数又都腐败无耻（注意。这是中国传统的严重病态，直到二十世纪，才获得改善）。于是善政的蓝图反而变成暴政的行为，民变因之燎原般爆发。　　第三　王莽没有办法控制丧失既得利益者的反击。土地国有使地主怨恨，禁止奴隶买卖使奴隶主和奴隶贩子怨恨，强迫劳动使贵族和一些地痞流氓寄生虫怨恨，禁止铸钱使富豪怨恨。这些怨恨容易掩盖因改革而受益者的欢呼和感谢。一遇机会，就向改革反击。　　第四　王莽机械的迷信制度万能，他认为“制度确立之后，天下自然太平”。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改革制度上，更糟的是他用儒家学派所特有的繁文缛节，不惮其烦的改官名、改地名，凡是“现代”的全都取消，一律恢复“古代”原名。改的太多，以致没有人能够记得住。这种改革应该是不必要的，但王莽懔遵儒家“正名”学说，却特别认真，而也就在这些小事件上，按下大失败连锁反应的电钮。西汉政府对西南夷诸部落酋长，大都用王爵羁縻，这不过是不费一文的虚名，王莽却改封他们侯爵。句町王拒不接受（句町国，云南广南），首先起兵叛变。王莽又把西汉政府颁发给匈奴汗国单于的金印（匈奴单于玺），改为“新匈奴单于章”。皇帝的印称“玺”，“章”只是普通人的印，乌珠留若囗单于气冲牛斗，遂跟中国断绝关系。南北两边大规模讨伐战事，征兵征粮，引起骚动与饥馑，骚动与饥馑引起遍地陈胜、吴广式的暴动。　　第五　王莽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经济思想家，但不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永不会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聪明，王莽却恰恰认为自己如此，因之他不能容纳与他意见相异的建议，而固执的坚持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见解。所以他对句町国和匈奴汗国的反抗，采取迎头痛击政策。对因饥饿而抢掠的变民，采取高压政策，遂使形势更加恶化。　　本来已经被王莽避免了的改朝换代的大混战，在他上台之后，仍然出现。这一长期的流血，自纪元一七年吕母——吕家老太太起兵开始，到纪元三七年短命的割据政权——汉帝卢芳逃入匈奴，东汉王朝再度统一中国为止，前后继续二十一年。　　我们选择前十年起兵叛变的一些重要的野心家和英雄人物，列为下表：　　　　上表所列，仅是前十年崛起的人物。后十年中继续崛起的，还有被称为“铜马贼”、“五校贼’等数个变民集团，每个集团都集结兵力达十万百万人之多。全国处处是变民集团建立起来的营垒和政权，像王歆占据下邦（陕西渭南），蒋震占据霸陵（陕西西安东）。刘永死后，他的儿子刘纤继位梁王。魄嚣死后，他的儿子隗纯继位称王。　　中国国土上，一片混战。　　三　东汉王朝建立　　中国历代民变，性质上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官逼民反的抗暴群众，像吕母、邓奉。吕母的儿子被海曲县长诬陷，死于冤狱，她就散去家产，结交壮士，攻杀海曲县长，然后乘船入海，成为“海盗”。邓奉本是刘秀的部将，但当他请假回乡，发现刘秀的军队奸淫烧杀的罪恶暴行时，他号召人民反抗。第二类是饥饿的群众，像绿林兵王匡，政府不能照顾他们，他们只好自己照顾自己。他们逃亡到比较容易活下去的地方，集结起来抢劫富人的粮食财物。饥馑在中国历史上占重要地位，它是大动乱大革命的原动力。第三类是自卫性的联合，县城和村落，为避免刘秀军队之类的奸淫烧杀，往往联合起来，武装自卫，当力量够大的时候，或对抗政府的政令，如魄嚣；或作为与政府合作的资本，如窦融。第四类是既得利益者的反击，像刘望、刘永、刘玄，本来是西汉王朝刘姓皇族，因新政府的兴起而降为平民，他们连做梦都在盼望摧毁现状，恢复过去的权势。第五类是野心家，大野心家如公孙述、刘秀，想当皇帝。小野心家如力子都、爱曾，只求在一方面称霸过瘾。　　只有政治家才会正确的处理民变问题，王莽不会。他迷信警察和军队的力量，认为只靠监狱和屠杀，就可以根绝叛乱。结果是民变更多更烈。纪元二三年，以刘玄为首的变民集团，攻陷固若金汤的常安（新王朝把长安改称常安）。王莽被杀，新王朝覆亡，政权只维持了十五年。一场本可以歌颂的社会改革，化成一个悲剧，在流血中收场。　　王莽死后，全国各地震慑于刘玄的皇帝血统和击杀王莽的威望，一致拥戴他当中国皇帝。这是一件千年难逢的奇迹，紊乱一团糟的庞大帝国，霎时间恢复秩序。可惜刘玄所建的汉政府，由一群无知无识的人物组成。三个月之前他们还在荒野中大喝小叫，三个月之后忽然成为国家领导人，他们还没有被训练出领导能力。于是，各地民变再度蜂起。这一个奇迹政权，从纪元后二三年到二五年，勉强支持三年。号称“赤眉”的变民领袖刘盆子（他们把眉毛涂成红色，以区别敌我），攻陷长安，刘玄被杀。　　混战结果，变民首领之一的刘秀取得最后胜利。纪元后二五年，他自称皇帝；用武力把其他变民集团，一一消灭，再度使中国归于一统，建都洛阳（河南洛阳）。他称他建立的王朝仍为汉王朝，跟刘玄一样，表示是覆亡的西汉王朝的中兴。但因为他建都洛阳，史学家却称它为东汉王朝，并追称刘邦建立的王朝为西汉王朝。　　二十一年大混战于纪元三七年结束，但给中国带来的伤害，却不易恢复。我们将几个重要地区战前战后人口减少情形，列表作一比较，即可看出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　　　　这些减少的人口，大多数都是饿死、病死，或被屠杀。其余则不外战死或逃亡。改朝换代型混战，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循环性的浩劫。我们对千千万万死难的亡魂，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儿童和无助的妇女，怀有深切悲痛。　　四　匈奴汗国的再分裂　　匈奴汗国跟新王朝反目，引起王莽的军事行动。纪元后十年，王莽动员三十万大军，派遣十二员大将，分兵十二路，同时并出。可是还没有集结完成，匈奴汗国就大规模向中国沿边攻击，作摧毁性的破坏。于是王莽继续向后方征兵征粮，转运千里，战土老弱，或死或逃，田地荒芜，饥馑四起，官吏乘机暴虐，民变不可遏止。　　新王朝覆亡之际，应该是匈奴汗国复兴的良机。可是天灾人祸使他们不但不能掌握这个良机，反而更形微弱。四十年代中，匈奴汗国一连几年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东方新兴的强敌乌桓部落又不断侵袭，匈奴势力范围萎缩至蒙古哈尔和林及以南地区，大批人畜死亡，国力大衰。更糟的是，到纪元四八年，南部八个大部落另行推举一位亲王当单于，也称呼韩邪二世单于。这位呼韩邪二世单于同样地归降中国，请求保护。于是匈奴汗国再度分裂为二，南匈奴汗国臣服中国，北匈奴汗国继续与中国对抗。　　到了五十年代，北匈奴汗国进攻南匈奴汗国，南匈奴不能抵抗，向中国求救。中国政府采取三项措施：一、把呼韩邪二世单于所属的八部人口牲畜，全部迁入长城，使他们在西河美稷（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带屯垦。二、中国特设匈奴协防司令（护匈奴中郎将），与单于共同处理匈奴内政外交事务。三、另设北疆边防司令（度辽将军），屯兵曼柏（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一则防止南北两匈奴复合，一则防止北匈奴向南匈奴攻击。北匈奴汗国当然不肯甘心，不断南下突袭，使中国北方沿边郡县，白天都得紧闭城门。　　本世纪（一）六十年代之后，中国国力恢复，开始对北匈奴反攻。七三年，大将窦固出酒泉（甘肃酒泉）西进，直到天山，占领北匈奴汗国最肥沃的耕地之一伊吾卢（新疆哈密），留兵屯垦。另一位大将耿秉出张掖（甘肃张掖）北进，深入三百公里，直到三木楼山（蒙古工则克山），北匈奴坚壁清野，向后撤退，没有受到重大创伤。八五年，北匈奴汗国的七十三个小部落投奔南匈奴汗国。八七年，位于乌桓部落北方新茁壮起来的鲜卑部落（内蒙古西辽河上游），也向北匈奴侵略，北匈奴在迎战中大败，优留单于被杀，内部混乱，又有五十八个部落共二十八万人，进入长城，归顺南匈奴汗国。　　中国乘北匈奴内外交困，及时的与南匈奴组织中甸联军，给予最沉重的一击。八九年，中国大将窦宪出朔方（内蒙古磴口），北疆边防司令（度辽将军）邓鸿出五原（内蒙古包头），南匈奴休兰尸逐侯囗单于出满夷谷（内蒙古固阳北），在涿邪山（蒙古戈壁阿尔泰山）会师，向北挺进，深入瀚海沙漠群一千五百公里，到稽落山（蒙古古尔班察汗山），终于捕捉到北匈奴主力。北匈奴主力在中国强大攻击下崩溃，北匈奴单于（历史上未记下他的名字）向西逃走，亲王以下一万三千人被杀，八十一个部落共二十余万人投降。窦宪就在燕然山（蒙古杭爱山）上，竖立石碑，纪念这次空前的胜利。　　两年后（九一年），窦宪再派遣大将耿夔、任尚，出居延塞（内蒙额济纳旗），企图一举把北匈奴汗国消灭。耿夔统军急进，在金微山（蒙古阿尔泰山）下，把北匈奴单于包围，北匈奴再度崩溃。皇太后亲王以下五千余人，全部被俘。只北单于在混战中突围，向西逃走。　　——这一次战役，对中国固然重要，但对西方世界更为重要。北匈奴汗国残余部落，在漠北不能立足，只得向西流亡。三百年之后四世纪时，终于侵入黑海北岸，引起推骨牌式的民族大迁移。原住在黑海北岸的西哥德部落，向西侵入多瑙河上游。原住在多瑙河上游的汪达尔部落，向西侵入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对这些排山倒海而来的野蛮民族，无法抵御，而终于沦亡。　　北匈奴汗国西迁后，只剩下南匈奴汗国，永远成为中国的臣属。　　——匈奴汗国（也就是南匈奴汗国），在形式上仍继续存在一百余年，不过在中国历史上不再重要。二一六年时，它最后一位元首呼厨泉单于从当时的王庭平阳（山西临汾）去邺城（河北临漳）拜会当时中国的宰相曹操，曹操把他留下。下令将匈奴汗国分为五部，每部各设立一个都督，直属中国中央政府，单于名位撤销。这个煊赫一时，立国约四百三十年的庞大国度，终告灭亡。　　五　班超再通西域　　中国因为陷于改朝换代大混战，无力西顾。西域（新疆）遂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远离中国而去。莎车王国（新疆莎车）雄心勃勃，想乘此机会，用武力统一西域，不断向其他国家攻击。四五年，车师后国（新疆吉木萨尔）、鄯善（新疆若羌）、焉耆（新疆焉耆）等十八个王国，联合派遣王子到洛阳作为人质，请求中国派遣总督（都护）。可是中国在大混战之后，人口锐减，国力不足，而北方的匈奴汗国仍然雄峙，东汉政府不得不拒绝他们的请求，送请王子回国。各国听到消息，十分恐慌，向敦煌郡长（太守）建议；“中国不派遣总督，我们不能勉强。但是请许可王子们暂时在敦煌居住，表示中国并没有遗弃我们，总督随时可到，希望能阻吓莎车的侵略。”可是，到了明年（四六），王子们耐不住敦煌的寂寞，纷纷逃回本国。莎车王国这才发现中国不会派遣总督，大为高兴，侵略更加激烈，大败鄯善兵团，并击斩龟兹国王。鄯善王国再请求中国派遣总督，并警告说：“中国如不派遣总督，我们无法抵抗莎车，只有请求匈奴汗国保护。”东汉政府回答说：“中国实在没有力量相助，请贵国自行决定国策。”各国只好向匈奴臣服。　　如此，经过了二十八年。　　本世纪（一）七三年，中国对北匈奴开始攻击，大将窦固深入天山，在伊吾卢（新疆哈密）重设屯垦区，并派遣他的一位部将班超出使西域（新疆）。北匈奴的势力此时已根深蒂固，班超首先抵达鄯善王国，鄯善最初表示非常欢迎，可是不久即行冷淡，这现象使班超警觉到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的部属责备他：“不必神经过敏，难道一个国家一辈子都没有别的工作，而只陪伴中国使节？”班超说：“不然，智慧高的人能在危机未发生时，即观察到危机，何况危机已经发生。我判断一定是匈奴使节到达，鄯善王正在仿惶不定，不知道应该追随中国？或是继续追随匈奴？”于是诈问招待人员：“匈奴使节来了几天？住在何处？”招待人员吃惊说：“来了三天，住地距此十五公里。”班超召集他的全体部属——总共只三十六人，研究对策。大家说：“我们在危急关头，生死都听你安排。”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只有一条路，我们乘夜攻击匈奴使节，把他们全部消灭，使鄯善王国得罪匈奴，必须依靠中国。”于是当晚奇袭匈奴帐幕，匈奴使节团一百三十余人，全都葬身火窟。鄯善王果然震骇，愿送王子作为人质，臣服中国。这时于阗王国（新疆和田）已代替莎车王国称霸，北匈奴汗国派有使节驻在那里。班超到达后，于阗王的接待并不热烈，而他的巫师跟匈奴使节勾结，表演天神附体说：“不可跟中国友好，中国使节有一匹黄马，把它杀掉祭我。”于阗命他的宰相向班超讨马，班超欣然应允，但要求巫师亲自把马牵走。巫师果然来了，班超把他斩首，又把宰相捆绑起来，打了数百鞭。于阗王大为惶恐，即杀掉北匈奴汗国使节，向中国归降。龟兹王国（新疆库车）跟北匈奴汗国最为亲密，依仗匈奴力量，攻杀疏勒王国（新疆喀什）的国王，另立龟兹籍大将兜题当国王。班超派他的部将田虑出使疏勒，兜题当然拒绝中国的友谊。于是田虑出奇制胜，把兜题劫持囚禁。班超也赶到疏勒，另立故王的侄儿榆勒当王。西域南道诸国，全部归顺。　　　　明年（七四），中国大将窦固进攻车师，前王国（交河城·新疆吐鲁番）跟后王国（务涂谷·新疆吉木萨尔），先后投降。这时中国才正式派遣陈睦担任西域总督（都护），驻扎乌垒王国（新疆轮台东北）故总督府所在地。北匈奴汗国对中国一连串的成功，十分愤怒，明年（七五），它大举反攻，两次进击位于车师的中国屯垦区，都没有获得决定性胜利。但它的同盟焉耆王国（新疆焉耆）、尉犁王国（新疆博湖）和龟兹王国，却突袭总督府，把陈睦杀掉，中国驻在车师王国的屯垦兵团，不得不全部撤退。这时中国新皇帝刘囗即位，对西域的惨重挫败，感到沮丧，就改变政策。明年（七六），下令放弃西域（新疆），撤销总督，召还所有中国使节和所有协防军队。　　驻在遥远的疏勒王国的班超，也在召还之列。他临走时，疏勒全国恐慌，大将黎囗说：“中国遗弃我们而去，我们必再沦为龟兹的奴隶。”竟行自杀。班超勉强走到于阗王国，国王以下痛哭失声，抱住马腿不放：“我们依靠中国，跟婴儿依靠父母一样，使节绝不可走。”于是班超决定抗命留下，再返疏勒王国。可是仅只数天工夫，疏勒边境已有两个城市投降龟兹。班超急行攻击，杀六百余人，才把两城收回。中国东汉政府允许班超留下，并于不久后把他擢升为西域（新疆）总督。　　在班超领导下，各国陆续归眼。九四年，他征调各国军队，向北道发动总攻，生擒焉耆王和尉犁王，带到陈睦驻扎的乌垒王国总督府故地死难之处，斩首致祭。距陈睦之死，整整二十年。——另一位凶手龟兹王，很幸运的早已病死。　　最后，纪元后九七年，班超派遣他的一位部将甘英出使罗马帝国（大秦）。甘英是个懦夫，他向西进发，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即行折回。他说他曾经抵达一个大海边上，船夫告诉他：“遇到顺风，三个月可到。遇到逆风，可能要航行两年。旅客至少需要带三年粮食。而且茫茫大海之中，最使人思念故乡，很多人中途死亡。”　　——有人说甘英所到的地方是波斯湾，但波斯湾即令有再大的顺风，三个月也到不了罗马。所以该地方可能是巴勒斯坦，果真如此，那就证明首英的报告不可靠。他到巴勒斯坦之时，正是基督教使徒圣保罗向罗马出发之时。巴勒斯坦和罗马之间，交通频繁。甘英不应该躲在旅馆里只听船夫一面之词，连码头都不去一下。否则码头上的繁荣忙碌，会证明往返便利。班超显然选错了人，如果是班超本人，或另一位部将田虑，说不定当时世界上东西两大帝国，从此直接接触。文化的交流，用不着再等漫长的一千七百年之后的十八世纪。　　六　羌战　　当中国把匈奴汗国终于征服，又在西域（新疆）恢复主权的时候，散居中国西部边界内外的羌民族各部落，于本世纪（一）中叶之后，却跟东汉政府之间，爆发战争。　　羌民族与汉民族是两个血统和两种文化的民族。羌民族以游牧为主，跟匈奴民族非常接近，跟务农的汉民族在生活方式上格格不入。但羌民族比匈奴民族落后，分为千百以上的大小部落，散布在黄河上游和渭水上游。从来不知道互相团结，只知道互相仇杀，所以始终不能集结像匈奴那样”大的力量，更谈不到建立国家组织。　　纪元前二世纪八十年代时，中国向西南夷开拓疆土，在白马国（甘肃西和）设立武都郡。又在匈奴汗国河西走廊故地上设立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于是产生两种情况：一、中国势力像一把利刃一样插在匈奴汗国和羌民族之间，把他们隔开，使羌民族无法得到匈奴的援助。二、汉民族在政治军事保护之下，积极向西移殖，把羌民族逐出故地。除少数部落外，大多数部落先后西迁，迁到青海湖以西或以南地区。　　纪元前一世纪初叶，羌民族中最大的部落之一先零部落从青海湖向东向北发展，进入中国边界，越过惶水。到三十年代，曾对中国作过大规模的突击，幸好当时的大将赵充国坚决反对高压，改用怀柔政策，在边界地带实行屯垦，战争才告平息。百余年以来，羌汉两民族相安无事。然而，与日俱增的官员们的贪暴，汉民族与羌民族纠纷中，官员因接受贿赂的缘故，总是对汉民族偏袒。羌民族愤怒的发现，除非把地方政府官员杀尽，他们将永不能平安。于是，抗暴行动不可避免。　　本世纪（一）五十年代，第一次抗暴爆发，接连着一次又一次，一片血腥。重要战斗事件，有如下表：　　　　羌民族对地方政府的攻击，是对暴政的一种武装反抗，这必须用实例来说明事实的内容，才能了解。七七年，安夷县（青海平安）一位低级官员，强夺一位漂亮的羌族女子，她的丈夫无处申诉，就杀掉那官员，携带妻子，出塞逃命。安夷县长大怒，他认为芜人大违法乱纪了，率领军队前往追捕，结果激起先民族各部落组织联合兵团抵抗。八七年，西羌总督（护羌校尉）张肝已接受迷吾部落的投降，大设筵席招待他们，却在酒中下毒，屠杀八百余人。这种官员的残酷行动，促起更大的反击。在经过不断的互相杀戮之后，双方终于发展成为一种不可理喻的仇恨。九二年，当时的西羌总督聂尚进行和解，允许烧当部落还居大小榆谷。酋长的老祖母亲自入塞向聂尚道谢，聂尚也亲自送她返回，在塞外设宴告别，十分隆重又派遣翻译官田汜等五人；护送她回部落。想不到烧当酋长竟把田汜等五人逮捕，剥皮裂尸之后，接着即攻击金城（甘肃永靖西北）。　　不过，在本世纪（一），这些都限于小的冲突。每次战斗，羌民族方面不过数千人，东汉政府方面不过两万人。　　七　东西方世界　　九年（新王朝建立，下令土地国有，禁止奴隶买卖），罗马帝国大将未拉斯率军二万人，渡莱茵河北进。日耳曼部落酋长阿明留斯迎战，未拉斯大败，仅二百人生还。从此罗马北境以莱茵河为界，不能再扩张。　　三○年（东汉王朝建立第六年），耶稣钉死十字架。　　五四年（南匈奴汗国迁居西河美稷后四年），罗马皇帝革老丢被养子尼罗的母亲毒死，尼罗继位。　　五七年（东汉王朝第一任皇帝刘秀逝世），日本派遣使臣到中国，中日两国交通自此开始。　　六八年（班超通西域前五年），罗马大将贾尔柏自西班牙国军，攻陷罗马城，皇帝尼罗自杀，在位十五年（尼罗因焚烧罗马城和用诬陷的手段屠杀无辜的基督徒，而遗臭千古）。　　第十五章　第二世纪　　----------------------　　中国历史一向是环绕着一个圆圈盘旋：一、旧王朝统治阶级腐败灭亡。二、军阀或变民集团乘机夺取政权，发生混战，杀人如麻。三、混战的最后胜利者建立新的王朝，组织新的政府，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四、经过一段安定或繁荣的时间。五、又回到第一：统治阶级腐败灭亡。——如此这般，像走马灯一样，循环不已。　　本世纪的中国，正走上第一第二阶段。首先是外戚政治重现，接着招来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最后，东汉政府在一次农民大暴动后瓦解，大一统也瓦解，遍地战火。　　一　西域的丧失　　西域（新疆）重返中国版图，是英雄豪杰们千辛万苦换取来的。本世纪（二）第三年（一○二），总督（都护）班超退休，返回洛阳。东汉政府派遣一位看起来十分聪明的将领任尚接替，任尚向班超请益说：“我初次担当这么大的责任，深感难以负荷。您在塞外三十年，请赐指教。”班超回答说：“塞外的中国官员，差不多在国内都犯过错误，才出塞立功求赎，并不都是小心谨慎、孝子贤孙型那种人。至于外国人士，更各有各的企图。很难使他们顺眼，却很容易激起他们的反抗。你的性情，十分严正。俗话说：‘太清澈的水没有大鱼，太严格的要求失去团结。’我的意思是，凡事应该求其简单，对小过错多加宽恕，分层负责，你只总揽大纲，不挑剔小节。”　　班超跟张骞一样，不仅是成功的冒险家，更是成功的政治家。但智慧低一级数的人，永远不能领悟高一级数人的见解，犹如一头牛永远不能领悟交响乐。班超走后，任尚讥讽说：“我以为班超有什么了不起源来是个平凡人物。”　　只四年时间，任尚就激起西域（新疆）所有国家的叛变。任尚的总督府继班超之后，设在疏勒王国（新疆喀什）。一○六年，各国联合向疏勒进攻，任尚不能阻挡，急向国内求救。东汉政府把他召回，另行派遣一位将领段禧继任总督。但混乱的局势已不可收拾，段禧转战到龟兹王国（新疆库车），不能再进。龟兹王是支持段禧的，但龟兹人民叛离他们的国王，与温宿王国（新疆乌什）、姑墨王国（新疆阿克苏）组织联军，攻击段禧和龟兹王。段禧把他们击败，不过整个西域只剩下龟兹一座孤城，前瞻十分黯淡。勉强支持到明年（一○七），东汉政府只得再撤销西域总督，撤回所有残留的屯垦区。　　一一九年，敦煌（甘肃敦煌）太守曹宗试探着派遣部将索班再进入伊吾卢（新疆哈密）屯垦，鄯善王国（新疆若羌）和车师前王国（新疆吐鲁番），重又归附中国。不久，尚未向西移尽的北匈奴残余部落（新疆阿尔泰山南麓）跟车师后王国（新疆吉木萨尔）联合，攻陷伊吾卢，杀死索班。鄯善王国向中国求救，中国政府正困于日益严重的芜战，不能出兵。只派遣了班超的儿子班勇担任西域（新疆）参谋长（西域长史），进驻敦煌，遥作声援。北匈奴的残余部落和车师后王国乘这个机会，企图进攻已成为中国本土的河西走廊。身为英雄之子的班勇，忍无可忍，率领六千人反击，生擒车师后王国国王，带到索班死难处斩首，把头传送到一千九百里外的首都洛阳，悬挂示众。然后征调各国军队，进攻北匈奴的残余部落，北匈奴大败，向北逃走，从此再没有出现。　　然而，中国也没有再派总督，只继续派参谋长代理。班勇的后任，没有一个是适当的人选。这是统治阶级长期腐败后必然的现象，根已经溃烂，便很难长出好的果实。最后一任参谋长王敬，他大概很羡慕他的前辈们的威风。纪元一五二年，他击斩于阗（新疆和田）国王。于阗人民反攻，把王敬杀掉。这时，中国正陷于内争，不能再派出使节，西域（新疆）遂再一次的跟中国脱离。但经济文化的交往，在已经建立了数百年的基础上，并没有中止。　　二　羌战的扩大与惨烈　　羌民族对东汉政府的抗暴行动，进入本世纪（二）后，东汉政府除了继续采取高压政策外，想不出别的解决办法——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使政治清明，这自然办不到。于是羌战从小的冲突，逐渐扩大为大规模的战争。而且向中国本部心脏地区蔓延，直抵首都洛阳近郊。　　我们将扩大后的重要羌战，摘要列为下表：　　　　由上表可看出羌战的扩大情形，不但向东方中国本部推进一千余公里，而且每次战役，死亡人数都达数万之多，可推测参加战斗的兵力，当数倍或数十倍于此。羌民族已由消极的挣脱贪官，反抗暴政，进而发展到对汉民族全体仇视。不过，虽然如此，那个时代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观念，本质上仍是单纯的官逼民反。因为政府官员贪残凶暴的对象，一视同仁，并不分什么羌民族汉民族。如一一五年，先零部落攻入益州（四川），东汉政府的大将尹就率军围剿，对汉民族同样奸淫烧杀，以致民间有两句可哀的口号：“强盗来了还可活，尹就来了定杀我。”尹就只不过一次小小的军事行动，根本没有发生战斗，给人民的伤害已如此惨烈，其他较大战役下的人民遭遇，使我们不忍想象。战争所到的地方，手无寸铁的善良农民或牧人和他们的家禽，同遭屠杀。整个西部中国，千里一片荒凉，白骨遍野，看不到煮饭的炊烟。幸而残存的人民，无论是羌是汉，饥饿使他们堕入吃人惨境。宰相邓囗甚至主张放弃纪元前二世纪死人千万，从匈奴汗国手中夺到的凉州（河西走廊），可看出当时官员的颟顸和情势的严重。　　连绵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巨大民变，因羌民族人口太少，惨重的伤亡使他们无以为继，有些部落几乎灭绝。到了一六九年，终于在东汉政府高压手段下屈服。高压政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付出的代价太大，包括撬开了东汉王朝覆亡的墓门。　　三　外戚政治的重演　　羌战扩大声中，外戚政治再度在东汉中央政府形成。　　外戚政治于纪元前一世纪，曾导使西汉王朝灭亡。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宣称西汉王朝的中兴，但他却没有能力采取有效行动以防止外戚政治的复活，反而走来走去，仍然走到外戚政治的断桥上。　　东汉王朝执政人物可分别为三种：外戚、士大夫、宦官。外戚是古老力量，士大夫和宦官是新兴力量。这三种人物互相斗争，构成东汉王朝全部宫廷政治史。”我们用下表说明他们在斗争中的关系位置（皇帝下加上者，表示他并非前任皇帝的儿子，因前任皇帝没有儿子或其他缘故，由旁支坐上宝座。）　　　　东汉王朝皇族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皇帝的年龄都很小。除了开国皇帝刘秀跟他的儿子刘庄外，其他皇帝，屁股坐上宝座时，最大的只不过十八岁，最小的还抱在怀里喂奶，这个现象使外戚政治的重演，不能避免。皇帝既然幼小，当母亲的皇太后自然成为权力中心。儒家学派意识形态和多妻的宫廷制度下，皇后很少跟别的男人接触，仓促间掌握全国最高的权力，必须面临着她十分陌生的政治行动，作最后决定，她的能力和心理状态，都无法适应。犹如赤身露体忽然被抛到街上一样，她恐慌而孤单，唯一可靠人物不是朝中大臣，因为她根本不认识他们，而是她平日可以常常见到的家属，她没有选择，只有这些人她才相信能够帮助她解决问题。　　从上世纪（一）末叶，年仅十岁的第四任皇帝刘肇即位时，他的嫡母窦太后就依靠她的兄长窦宪。进入本世纪（二），一连串的娃娃皇帝出现，更加强这种趋向。第五任皇帝刘隆登极时只三个月，他的嫡母邓太后依靠她的兄长邓囗。第六任皇帝刘枯登极时只十三岁，他的伯母邓太后继续依靠她的兄长邓囗。每一外戚，都是如此在政府中冒出来。　　皇帝幼小是外戚政治的唯一基础，所以外戚自己也尽力排斥年纪较长的继承人，以造成非实行外戚政治不可的形势。继承人如果已经成年，皇太后就无法掌握他，外戚就会失去魔杖，所以没有一个外戚不坚持拥立幼儿。第六任皇帝刘祐死后，他的妻子阎皇后升为皇太后，她跟她的兄长阎显决定摒除刘祐的亲生儿子刘保，而立刘祐的堂弟刘懿。这是一桩骇人听闻的反常措施，皇位不传亲子而传堂弟。但一看年龄便可恍然大悟。刘保那年已十一岁，而刘懿才八个月，掌握八个月的婴儿当然比掌握十一岁的少年，时间要久的多。　　外戚中当权时间最长，声势最煊赫的，一是以邓太后和她的兄长邓囗为首的邓姓戚族；一是以梁太后和她兄长梁商为首的梁姓戚族。邓姓戚族当权三十年，封侯爵的二十九人，当宰相的二人，当大元帅的十三人，当部长级高级官员（中二千石）的十四人；将领二十二人，州长（刺史）郡长（太守）四十八人，中下级官员不计其数。梁姓戚族声势也很大，当权也三十年，封侯爵的七人，当皇后的二人，当嫔妃的二人，当大元帅的二人，妻子女儿被封为“郡君”（女性王爵）、“县君”（女性侯爵）的七人，娶公主的三人，将领五十七人。两大戚族的朋友、部属，和趋炎附势的苍蝇政客，共同组织一个当权集团，迄立在政府之中，盘根错节，不可动摇。　　可是，外戚们大多数不知道珍惜权力，而只知道滥用权力。只知道贪污暴虐，一味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梁姓戚族比邓姓戚族更堕落，尤以梁冀这个恶棍集凶恶愚顽之大成。这当然引起外戚集团以外新兴阶层士大夫们的抨击，不过士大夫显然居于劣势，因为魔杖握在外戚手中。失败的士大夫最好的下场是被免职，但大多数都被砍头或自杀。最传奇的是杜根，他要求邓太后把政权归还皇帝，邓太后下令把他装到布袋里，就在金銮殿上当场扑杀。想不到杜根跟纪元前三世纪的范睢一样，有最好的运气，在被拖到荒野丢弃时，悠悠苏醒。但他仍假装死亡，僵卧在那里三天，眼中都生出虫蛆，然后才逃到深山中一家酒店当伙计，十五年之后，邓姓戚族失败，才敢出面。　　不但士大夫在斗争中会失败，纵令皇帝自己，如果他想收回本应属于自己的大权，他也同样面临危机。第十任皇帝刘缵，他九岁时，受不了梁冀的傲慢态度，说了一句“跋扈将军”（跋扈，蛮横之意，大概是二世纪时流行的口语，否则一个孩子不会脱口而出），梁冀立刻就把他毒死。　　政权、军权全部控制在手，外戚似乎立于永远不败之地。　　四　土大夫及门第的形成　　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某一方面类似印度的刹帝利，某一方面类似欧洲中古世纪的僧侣教士。事实上，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在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后的漫长时代中，当然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之为“读书人”，当然读的是儒书。在当时环境，他们以作官为唯一的职业，所以更精确地说，土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可能担任官员的人物。　　纪元前十二世纪的周王朝中，“士”是武官，“大夫”是文官。纪元前一世纪，西汉王朝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液，仿效战国时代“招贤”办法，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上世纪（一）时，东汉王朝再仿效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人数，愈是增加，而终于凝聚成为一种力量。　　在这种情形下，“推荐”成为知识分子达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荐的标准，除了儒书学识外，还在于道德行为。在强烈的竞争下，必须有突破性的声誉，才能引起有推荐权的人的注意。至于如何才能有突破性的声誉，那需要出奇制胜。所以每个知识分子，都兢兢业业，追求突破记录的至善。这使一、二世纪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特殊之处，为后世所罕见。　　我们可把它归纳为下列五类：　　一　长时期为父母服丧　孔丘和孟轲坚决主张的三年之丧，自纪元前二世纪儒家学派独霸政权之后，即用政府力量推行。上世纪（一）初叶，新王朝更硬性规定，中级以上政府官员，必须服三年之丧。这个已经被遗忘了的古老僵尸，遂在强大的政治力量下复活。但是，当大家都服三年之丧时，三年之丧便没有什么稀奇了。于是有人加倍的服六年之丧；有人幼年时老爹就翘了辫子，已经服了三年之丧，等长大成人想当官时，硬要再服第二次三年之丧。更有人索性服二十年之丧。跟服丧相连的，有人简直哭出血来，有人还真的拒绝吃饭，骨瘦如柴。　　二　辞让财产和辞让官爵　财产和官爵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目标，儒家知识分子追求的尤其猛烈，所以在这上面也最容易作出了惊人之举。如分家析产时，弟兄们都坚持要最少的一份。父亲留下来的爵位，本应是嫡子继承的，嫡子却逃入深山，而把它让给其他庶子兄弟。更有若干知名度很高的知识分子，对政府征召他们做官的命令，拒不接受。这种人被美称为“征君”——被皇帝征召而拒绝征召的君子，表示他们情操清高，有异于流俗。　　三　尚侠尚义　儒家学派把人类所有行为性质，一分为二，一是义的行为，一是利的行为。士大夫的行为，当然应该只考虑“义”，不考虑“利”。这方面最多的表现是，宁愿牺牲自己，而去为朋友报仇。有些人甚至甘冒被杀的危险，去为被处死刑的朋友收尸，或为已死的朋友送葬千里。　　四　廉洁　官员的贪污残暴，是古中国社会最普遍的蛀害和罪恶。两世纪中，士大夫在这上作尖锐的矫正，他们互相勉励，以不取非份之财为最大光荣。即令是不违法之财，也不收取，有人曾把朋友送给亡父的奠仪退回，但对于救急解困，却毫不吝啬。　　五　对恩主绝对效忠　政府高级官员的僚属，大多数由高级官员自行聘任。一个知识分子一旦被聘任，即踏上光明灿烂的仕途。像宰相所聘任的僚属（三府椽），有的只几个月便出任州长（刺史），不数年就擢升为中央级部长。这是知识分子前途最重要的一个契机，在被推荐为“茂才”、“孝廉”后，还必须再突破被聘任这一关，否则仍只是在野之身，飞黄腾达不起来。士大夫对于聘任他的恩主，跟日本武士、欧洲骑士对他们的恩主情形一样，不但要为恩主冒险犯难，还要为恩主牺牲性命。至于为恩主服三年之丧，更平淡无奇。　　上述五类行为，并不是每一个士大夫都做得到，但他们都竞争着或真或假的去做，并且往往做的有声有色。当然有它的流弊，最普通的是有些人把道德行为当作欺诈手段。像服二十年之丧的赵宣，按儒家规定，在服丧期间绝不许跟妻子同寝，可是他在二十年之中，却生了五个孩子。又像以廉洁出名的范丹，去探望害病的姐姐，姐姐留他吃饭，他竟然坚持要付饭钱。但即令这种流弊，对社会也没有什么大的害处。　　士大夫不久就自觉必须维护自己百般经营才得到的既得利益，于是，推荐和聘任的范围，遂逐渐缩小。最初选择对象时，还注重声誉，一个与各方面都没有关系的平民，只要有被称赞的道德行为，就有被推荐被聘任的可能性。后来情形发生变化，必须是士大夫家庭的一员（子弟），这个可能性才存在。一种坚强的门第观念，因之产生。社会的纵剖面呈现无数直线行业，木匠的儿子继续当木匠；农夫的儿子继续当农夫；士大夫的儿子继续当士大夫，也就是说，做官的儿子继续做官，这就是门第。一个士大夫的门第，以其家族中做官人数的多寡和官位的大小，作为高低的标准。像杨震，四代中出了三个宰相（四世三公）。像袁绍，四代中出了五个宰相（四世五公）。这种门第，受到社会普遍的羡慕和崇敬。　　——注意“门第”这件事，它强固的维持士大夫阶层干不坠，直到二十世纪初期，都在中国历史上发生普遍的影响。　　本世纪（二）中叶后，政治虽然腐败，但设立在首都洛阳的国立大学（太学）学生（太学生），却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训练下一代的士大夫，所以积极支持国立大学的扩充。五十年代时，大学生已多到三万余人。这些准士大夫们——未来的官员，跟政府中已成为士大夫的现任官员们，交往密切。除了谈论儒家学派的《五经》外，不可避免的还会谈论到现实政治。好像新闻记者或政治评论家，他们对人物的赞扬或抨击，形成一种有影响力的舆论。　　跟外戚、宦官相比，士大夫有外戚、宦官所没有的高一层次的情操和抱负。外戚靠女人取得权力，宦官靠谄媚取得权力，而士大夫自称靠道德学问取得权力，所以士大夫在本质上就对外戚、宦官轻视，再加上外戚、宦官也确实做出太多的罪恶，士大夫遂注定的要跟外戚、宦官，发生冲突。　　五　宦官制度　　宦官，是中国文化体系中最可耻的产物之一。　　宦官发生于农业社会多妻制度。纪元前十二世纪时，农业而多妻的周部落，从西方渭水流域向东发展，灭掉商王朝。遂把这一兽性的残酷制度，带入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延续了三千年，直到二十世纪，随着帝王制度的消灭才消灭。　　一个男人拥有数目庞大的妻子群之后，为了防止她们向别的男人红杏出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们像囚犯一样，关闭在戒备森严的庭院（皇宫）之中，与世界隔绝。问题是皇宫工作并不能全部都由女人担任，像到市场采购之类，便是一桩困扰。如果仍由女人担任，她们势必仍要跟男人接触。如果由男人担任，他们也势必深入皇宫。这一些对作丈夫的而言，都使他不能安心。于是周部落姬姓酋长们想出一种残忍的办法，那就是，把男人的生殖器阉割，以供差遣，称之为宦官（宦人·寺人），成为多妻制度下女人和男人间最理想的媒介，几乎每一个贵族家庭都有需要，而皇宫中需要的数量当然更多。若干皇帝的姬妾，有时达四万余人，以平均一个人服侍十个人计算，可以推测到，至少保持有四千个宦官名额。　　——宦官非常普遍，任何有钱人家，都可以购买。一直到十世纪，宋王朝政府下令禁止民间蓄养阉奴，宦官才为皇帝所专有。　　世界上很少有男人高兴阉割自己，所以宦官的来源只有两种，一是金钱诱惑，一是强迫。即令是金钱诱惑，因为宫廷不接受成年宦官，孩子们又怎么懂得为钱舍身？而收买孩子父母，对孩子来说，仍是强迫。但再穷苦的父母都不会忍心孩子被阉割，所谓收买，也不过表面上伪装。所以事实上只有一个来源，即来自哀哀无告的贫苦人家。这是中国人历时最久的一种悲惨遭遇。诗人顾况曾有一首《孩子》的诗，描写宦官的诞生：　　孩子啊，你生在穷乡　　官员挺住你，把你残伤　　为了进贡给皇帝，为了获得满屋金银　　为了要下狠心，把孩子戴上刑具，当作猪羊　　上天啊，你慈悲何在，使孩子遭此毒手　　神明啊，你公正何在，使官员享福受赏　　爸爸送别孩子：　　“儿啊，我后悔生下你　　当你初生时　　人们都劝我不要抚养　　我不忍心　　果然你遭到此悲苦下场……”　　孩子告别爸爸：　　“心已粉碎，流下血泪两行　　爸爸啊，从此远隔天壤　　直到死于黄泉　　再见不到爹娘……”　　——顾况是八世纪时诗人，我们把这首诗提前在本世纪（二）介绍，以帮助我们对宦官的了解。尤其当我们年幼的孩子在身旁蹦蹦跳跳的时候，想到只不过因我们贫穷，政府官员就把孩子捉去阉割，我们会失声痛哭。　　孩子们被阉割后，即被送入宫廷，永远与父母家乡隔离。跟宫女的命运一样，同是投进狼群的羔羊，无依无靠，无亲无友，随时会被杀死、虐死。折磨死。但宦官比宫女更悲惨，宫女于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或许还有被释放出宫的希望，宦官则永远不能，而是终身奴隶。中国宫廷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宫廷之一，其中有它特有的行为标准和运转法则。孩子们必须含垢忍辱，用谄媚和机警，以及不可缺少的好运，才能保卫自己。最幸运的，入宫后被大宦官收为养子，在养父培植下，逐渐接近皇帝。皇帝是权力魔杖，触及——最好是能掌握权力魔杖，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然而大多数孩子都在魔窟中悲惨死去，犹如无期徒刑的囚犯在监狱中悲惨死去一样。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得到下列数项结论：一、宦官是自卑的，因为他们没有生育能力。二、宦官没有高深知识，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受高深教育。三、宦官多少都怀着对常人的仇恨和报复心理，因为他们曾因贫苦而被阉割。四、宦官缺少远见和伟大的抱负，因为宫廷生活极度狭窄和现实。五、宦官缺少节操，因为宫廷轻视节操，有节操的人在宫廷中不能生存。　　所以，当宦官一旦掌握大权之后，我们就不能希望他们比外戚和士大夫更高明，那超过他们的能力。　　六　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　　皇帝跟外戚斗争，必须获得外力支持。没有外力支持的皇帝，脆弱的程度跟普通人没有分别。东汉政府第十任皇帝刘缵被外戚毒死，就是一个说明。皇帝想得到外力支持，有两种方法，一是跟士大夫结合，一是跟宦官结合。但跟士大夫结合可能很少，因为皇帝与他们平常太过疏远，而且也不知道谁是攀附外戚的走狗。唯一的一条路只有依靠宦官，别无其他选择。　　最先向外戚发动攻击的是上世纪（一）第四任皇帝刘肇。他与宦官郑众结合，逼迫外戚窦宪自杀。接着是本世纪（二）第六任皇帝刘枯，跟宦官李闰、江京结合，逼迫继窦宪而起的外戚邓囗自杀。第七任皇帝刘懿逝世时，宦官孙程、王康、王国，发动宫廷政变，迎立第六任皇帝刘祐的儿子刘保登极。　　——这是一个使人感慨的单调场景，第一批新贵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全被拖到刑场，像杀猪一样地杀掉。第二批新贵也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也全被拖到刑场，像杀猪一样的也都杀掉。以后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我们相信外戚中也有非常聪明的才智之士，如窦宪、邓囗，不可能毫无警觉。但权力的迷惑太大，使他们自以为可以控制局势。　　五十年代后，情势更趋严重。外戚梁冀当权，十一任皇帝刘志，继被毒死的十任皇帝刘缵之后，对梁冀侧目而视。刘志跟五个宦官密谋采取行动，他知道面临最大危险，生命和前途完全握在与谋的宦官之手。在密谋大计时，刘志曾把一位名单超的宦官，咬臂出血，作为盟誓。他跟宦官已摆脱了君臣名分，成为黑社会的弟兄。所以在杀掉梁冀并把梁姓戚族全体屠杀了之后，刘志把参与密谋的五个宦官，一齐封为一等侯爵（县侯），又封另外八个宦官为二等侯爵（乡侯）。　　从此，宦官以正式政府官员身份出现，仗着眼刘志咬臂之盟，他们的家族和亲友，也纷纷出任地方政府首长。这些新贵的出身跟宦官相同，行为也相同，几乎除了贪污和弄权外，什么都不知道，比外戚当权所表现的，还要恶劣。这使本来专门抨击外戚的士大夫阶层，受到更重大的伤害，他们愤怒地转回头来跟外戚联合，把目标指向宦官。并且不像过去那样，仅只在皇帝面前告状而已。士大夫外戚联合阵线，利用所能利用的政府权力，对宦官采取流血对抗。宦官自然予以同等强烈的反应，中国遂开始了第一次宦官时代。从一五九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一八九年宦官全体被杀，共三十一年。我们把这三十一年中双方的重要斗争，列出一表：　　　　宦官跟士大夫间的斗争，血腥而惨烈。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表所列宦官罪恶的资料，全都是士大夫的一面之词，而凡一面之词，都不一定可信。即令可信，宦官的确罪恶很重，但仍没有士大夫的罪恶一半重，因为士大夫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而又一向自称以“仁政”、“道德”为最高的政治理想。经士大夫宣传，我们所知的，宦官的滥杀只有三件，一六○年杀赵岐全家，一六六年射杀民女，一七九年杀人悬尸。士大夫却残忍得多，一六○年，连宦官的宾客都杀。一六六年，连宦官的朋友也都杀，更杀宦官的母亲。而且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颁布后再杀，而且以对宦官苦刑拷打为荣——否则的话不会自己洋洋得意记录下来。像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阳球，他在审讯王甫、王苗宦官父子时，亲自指挥拷打，王萌向他哀求：“我们到这种地步，自知非死不可。但求你垂念先后同事之情（王萌也当过京畿总卫戍司令），怜恤我父亲年老，教他少受痛苦。”阳球说：“你们父子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妄攀同僚交情，有什么用？”王萌气愤地说：“你从当小官的时候，出入我家，像奴隶一样侍奉我们父子。今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上天不会容你。”这一下揭了阳球的疮疤，他羞怒交集，用泥土塞住王萌的口，父子二人被活生生地拷打到死。注意阳球，他娶的是宦官家的女儿，靠着拍宦官的马屁而逐步升迁，但他本质仍是士大夫。这里有一个易起误会的现象，必须澄清。可能有人说士大夫只对宦官才如此凶暴，其实士大夫对平民也是一样。像前所举的那位守丧二十年，生了五个孩子的赵宣，他并没有犯法，但宰相陈蕃却把他杀掉。北海（山东昌乐）国相（封国行政首长）孔融，他竟把一个他认为在父亲墓前哭声不悲的人处斩。　　士大夫跟宦官斗争中，宦官获胜的机会较多，因为魔杖就在他们身旁。十二任皇帝刘宏比他的前任刘志更依靠宦官，他曾指着两名恶名昭彰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不过宦官力量的基础并不稳固，它全部寄托在皇帝的喜怒上，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像阳球杀王甫父子，只要上奏章弹劾一下，皇帝答应审讯，就可达到目的。由此可看出宦官的权力，实在不足以使人惊慌失措。士大夫阶层如果稍为讲究一下方法，矫正宦官政治的弊端，比矫正外戚政治的弊端，要容易得多。可是士大夫领袖人物李膺、张俭、范滂之辈，使用的却是一种不由分说的反宦官的狂热，以致引起一六六年宦官对知识分子的大迫害和为期十八年之久的党锢（褫夺公权并禁离故乡），促使整个局势糜烂。　　双方最后一次决斗发生于一八九年，士大夫领袖之一的禁卫军官袁绍跟外戚领袖大将军何进结合，密谋铲除宦官，何进的妹妹何太后坚不同意。于是，天下最愚蠢的阴谋诡计发生了，袁绍建议：密令驻屯在河东（山西夏县）的大将董卓，统军向洛阳进逼，扬言要肃清君侧——讨伐宦官，用以胁迫何太后。另一位禁卫军官曹操反对，他说：“对付宦官，一个法官就行了。却如此转弯抹角，诱导叛变，恐怕能发不能收，天下从此大乱。”他的明智见解阻挡不住浆糊脑筋，蠢谋开始执行。宦官得到消息。把何进诱进皇宫砍头。袁绍遂率领禁卫军纵火焚烧宫门，攻入皇宫，对宦官作绝种性的屠杀，无论老幼，无论平常行为如何，同死刀下，有些倒霉的年纪较长的洛阳市民，因为没有留胡须的缘故，被误会是宦官，也遭到灾祸。当袁绍攻入皇宫时，宦官张让挟持着新即位的十三任皇帝刘辩，突围向北逃走，逃到黄河南岸小平津渡口，洛阳追兵赶到，张让投黄河自尽。　　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到此结束。宦官彻底失败，但士大夫的胜利却是悲惨的，董卓的刀子已架到他们的脖子上。　　——据说只有一位宦官，对中国文化有重大贡献，本世纪（二）○○年代，宦官蔡伦发明纸张。从前写字著书，需要用刀刻到竹片上，或写到绸缎布帛上。竹片太重，绸缎太贵。蔡伦改用树皮做原料，制成纸张后，于一○五年奏报给皇帝刘肇，这是中国最早的纸张。到本世纪（二）末叶，造纸术有长足进步，已有精致的“左伯纸”出现。　　七　佛教·道教·黄巾　　现在，我们叙述第一次宦官时代中所爆发的黄巾民变。它是中国最大的农民暴动之一，跟当时开始鼎盛的两大宗教相结合，反抗暴政。　　这两大宗教，一是佛教，一是道教。　　佛教据说于上世纪（一）六十年代传入中国（我们不妨推测，纪元前二世纪张窍通西域时，可能就带了进来），东汉王朝第二任皇帝刘庄曾梦见一个金人。有学问的大臣就告诉他，金人是西域（新疆）的一个被称为“佛”的神祗。刘庄随即派遣官员蔡忄音去西域求佛，那时还没有人知道西域的佛是由天竺（印度）传入。蔡忄音于六五年出发，两年后（六七）返国，随同他来的有两位外国籍的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和白马驮着的佛教经典。刘庄特地在首都洛阳东郊。建造一座白马寺，招待这两位高憎并安置经典。不过事实上，白马到中国的六十年代时，佛教在中国已经大大地流行，亲王刘英——刘庄的弟弟就以信奉佛教，举国皆知。　　道教是纯中国宗教，没有人知道它确实的诞生日子。道教跟道家学派有密切关系，老庄哲学的玄虚无为，很容易把人引入一种飘渺幻境。道家学派中有一部分人士转变为“阴阳家”，介乎学派与宗教之间。这种以炼丹炼金，求长生不死药的高级巫师，被称为“方士”，深受历代帝王的欢迎。以后方士中又有一部分转变为念咒画符的人物，道教遂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方士中一位大亨张道陵集神秘之大成，在四川鹄鸣山修炼。他用符咒为人治病祈祷，称“太平道”。追随他的门徒，都要奉献五斗米，所以也称“五斗米道”。张道陵死后，儿子张衡继承。张衡死后，儿子张鲁继承。张鲁时已到本世纪（二）末叶，各地混战，政府因他拥有群众力量，委派他当汉中（陕西汉中）郡长（太守）。　　——但要到三百年后五世纪时，名道士寇谦之出世，才确定“道教”名称，并确定尊奉李耳为教主、《道德经》为经典、张道陵为先知。我们要特别注意，“道教”跟“道家”不同，犹如“狗”跟“热狗”不同一样。　　羌战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年一六九年被压平，东汉政府胜利的代价之一是；没有被战争直接波及的中原地区，因军需孔亟，在苛捐杂税和官员贪暴，以及地主剥削重重迫害之下，引起大规模的逃亡和民变。逃亡和民变又引起因劳力缺乏而产生的水灾旱灾蝗灾。水灾蝗灾又引起农村破产，到处发生人吃人的可怕饥馑。政府中宦官跟士大夫正斗争的如火如荼，没有人关心那些在死亡中挣扎的农民。农民为了生存，遂逐渐集结在一个标帜“黄巾”之下，希望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黄巾标帜下农民运动领袖张角以他的家乡巨鹿（河北宁晋）为根据地，供符咒传教，一方面称太平道，一方面又称弥勒佛再世，成为佛道二教的混血儿。传教十余年，门徒有数十万人。张角分全国为三十六“方”，每方一万人，用四句话作政治号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甲子年是一八四年，一八四年遂成为贫苦农民的盼望。各地公共场所，城墙上，城门上都出现“甲子”字样，人心振奋。　　甲子前一年（一八三）年终，张角的门徒马元义潜入首都洛阳，联络宦官作为内应，准备明年日期到时，夺取首都。可是如此庞大的组织中不可避免的会有内奸或变节分子，另一位门徒唐周，像基督教的犹大一样，向东汉政府告密。就在一八四年一月，马元义被捕，被最残忍的车裂酷刑处死。根据口供的牵引，辗转杀了一千多人，并通缉张角。张角仓促间下令起兵，一夜之间，百万以上的农民，掀起暴动。他们用黄巾裹头，以分别敌友。　　一八四年距羌战平息，仅十五年。东汉政府用以讨伐羌部落的军队，恰好用以讨伐黄巾。那些凉州（河西走廊）部队在血腥中成长，强悍善战，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们，无法与他们对抗，尤其是张角又恰好病死，失去领导中心。于是这一历史性的农民暴动，只支持了十一个月，就被分别击溃。然而，这个世界却再也不能恢复以前的原状了。凉州部队开始轻视中央政府，大将之一的董卓，当中央征召他到洛阳担任宫廷供应部长（少府）时，他不愿放弃军权，拒绝接受。偏偏又遇到两个浆糊脑筋何进与袁绍，利用他来胁迫何太后。　　八十年代最后一年一八九年，当洛阳追兵在黄河南岸小平津从宦官手中救出皇帝刘辩时，董卓率领大军，适时的赶到，刘辩就在凉州兵团护驾下，返回首都洛阳。　　八　三十一年改朝换代混战　　董卓到了洛阳后，他的凉州兵团马上把洛阳控制。中央政府原来那些分属于袁绍、曹操的禁卫军，在凉州兵团面前，噤若寒蝉。袁绍、曹操知道已无能为力，先后逃走。董卓忽然高兴地发现，他控制首都就等于控制皇帝，控制皇帝就等于控制全国。他本来只是一个地方部队的将领，现在成了全国主宰。太快的形势变化，使他把政治看的太过于简单。认为现在什么都有了，只缺少威望，而建立最大威望的最大妙法，莫过于把旧皇帝废掉，另立一个新皇帝。于是，他强迫刘辩退位，另立刘辩九岁的弟弟刘协上台。明年（一九○），更把刘辩和他的母亲何太后杀掉。　　董卓没有想到，蛮干不但不能建立威望，反而引起强烈反感，等于把攻击自己的刀柄授给敌人。果然，正苦于没有借口的敌人有了借口，各地反对董卓的武力，在东方集结，推举门第最高的袁绍当盟主，讨伐董卓。董卓对洛阳是陌生的，他的根据地在关中（陕西中部），于是下令把首都迁到长安，距他进入洛阳只六个月。皇帝和人民，一齐踉跄上道。为了彻底执行，董卓纵火焚烧洛阳，自纪元前十二世纪姬旦在洛阳筑城以来，经营了一千四百年的当时世界最伟大最繁华的都市，化成一片焦土，一百公里以内，不见炊烟。居民仓促中向西搬移，既没有计划，又没有准备，像押送囚犯一样，凉州兵团夹驰道旁，奔腾鞭策，马蹄的践踏和饥饿疾病，使死亡相继，洛阳长安相距直线五百公里，沿途堆满尸体。　　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偏偏坐在非有政治头脑不可的座位上，不啻坐在毒蛇的牙齿上。董卓的暴发户日子只有三年五个月。一九二年，当东方战争胶着时，宰相级官员王允唆动董卓最亲信的部将吕布叛变，把董卓刺死，屠灭董卓三族。——关于吕布干掉董卓的经过，民间流传的是一个爱情故事，故事说，王允有一位美貌绝伦的女儿貂蝉。他先让吕布跟她恋爱，等吕布入迷之后，王允却把貂蝉送给董卓，向吕布宣称是董卓抢了去的，激起吕布的杀机。　　王允只是一个谋略家，不是一个有见识的政治家。那时皇帝的威信仍在，董卓死了之后，中央政府下令大赦，社会似乎又有恢复正常的可能性。董卓手下大将牛辅，驻防陕县（河南三门峡），不接受命令，击败前往接收他军权的政府部队。可是，不久他就死于军营中的一次夜惊。他属下的三个中级军官李囗、郭汜、樊稠，决心投降，但他们曾经在大赦令之后继续反抗政府，所以要求政府再下一次大赦令。王允坚决拒绝，他说：“刚刚大赦过，不到一个月，怎么可以再赦？”三个军官当然不愿亲自把头塞到刀口底下，只有叛变到底。他们向首都进军，攻陷长安。霎时间，王允成了叛徒，就在长安城下，执行死刑。三个叛徒则成了国家正式高级官员，昂然地下令镇压叛徒。　　——政治，有时很严肃很残酷，有时也很滑稽很幽默，好像一场精彩的卡通，使人忍俊不住。　　三个不成材的瘪三人物，分别担任宰相元帅，共执朝政。合作了三年，到一九五年，李囗、郭汇把樊稠杀掉，接着李囗、郭汜也反目成仇。李健劫持皇帝刘协，郭汜劫持文武大臣，就在长安城中对垒攻杀，五个月中，死伤数万人。长安成了恐怖与饥饿的鬼城。后来由另一位大将张济从中调解，两个小军阀才同意释放刘协和群臣，让他们东返洛阳。　　刘协与群臣离开长安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壮的人向外逃散，老弱互相杀害煮食。二三年之内，关中很少看见行人。长安紧接着洛阳，成为第二个遭到浩劫的都市。　　刘协和群臣刚逃出长安，两个小军阀才发现自己愚不可及地放掉了护身符，二人马上又化敌为友，联合率军追赶。刘协像被缉捕的盗贼一样，拼命地逃。明年（一九六），才算逃到洛阳。洛阳早成一堆瓦砾，没有房屋住，也没有东西吃，高级官员们亲自到野外拣柴挖菜，有些就在断瓦残垣间饿死。有些怀中有珠宝的，就被士兵抢劫后杀死灭口。御前会议也只能在废墟上举行，好像一个三流的破烂剧团，士兵们围着观看，脸上露着看闹剧时的惊奇和嘻笑。　　这时，中央政府的权威荡然无存，全国被大小军阀割据，无处不在混战。东汉王朝划全国为十三个州，除兖州（山东西部）之外，混战遍及十二个州。最主要的军阀，有下列人物：　　　　这些军阀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并非变民领袖，而全体都是政府官员，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首长或握有军权的将领。他们表面上对皇帝十分尊敬，即令任用小小官员，也要上奏章请求批准，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当刘协逃回洛阳，正狼狈不堪时，没有一个军阀运送一粒粮食或一文金钱。袁绍一度考虑过迎接刘协到他的地盘，但他又想到那等于平空弄一个管辖自己的主人坐在自己头上，只有傻子才干。唯一的英雄人物是曹操，刘协逃回洛阳的次月，曹操就率领他的兖州兵团抵达洛阳。洛阳太过于残破，无法居住，于是迁都到他的根据地许县（河南许昌）。　　等到曹操开始用皇帝名义向全国发号施令，包括下诏责备袁绍拥兵割据的时候，袁绍那浆糊脑筋才恍然觉悟到皇帝的妙用。他既失去这个机会，唯一的办法是硬着嘴巴宣称曹操劫持皇帝。袁绍用对付董卓的办法对付曹操，他发动勤王军事行动。刘协迁都许县后四年，即下世纪（三）第一年（二○○），袁绍跟曹操在官渡（河南中牟东北古鸿沟渡口）决战，从袁绍建议利用董卓逼何太后和拒绝迎接皇帝两件事上，可看出他的智力商数要差一截。决战结束，他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而大败。　　九　东西方世界　　一○七年（班超回国后五年），日本倭奴国王师升，派遣使臣到中国，进贡生口一百六十人。　　一五九年（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开始），贵霜王国迦尼色迹王，邀请佛教高僧五百余人，集会囗宾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西塔克西拉），统一教义，审定经文。　　一九二年（吕布刺杀董卓），罗马帝国皇帝康摩达，凶暴荒淫，被元老院下毒后绞死。罗马城禁卫军，及不列颠、叙利亚、多瑙河等地驻军，各拥立一帝，互相攻战。自奥古斯都大帝屋大维（前三○）以来的统一和平，共历二百二十二年，到此结束。　　一九三年（官渡战役前七年），罗马多瑙河驻军所立皇帝塞弗拉斯，削平群雄，进入罗马城。大举屠杀富民，把他们的财产赏赐给自己部下（从此，屠杀劫财，成为罗马帝国皇帝发财的传统方法之一）。　　第十六章　第三世纪　　----------------------　　东汉王朝终于完结。　　本世纪二十年代后，中国分裂为三个国家：曹魏帝国、蜀汉帝国、东吴帝国。被称为“三国时代”，自二二○年至二八○年，凡六十一年。三国时代以及三十年混战期间，产生了中国戏剧将近十分之一的故事材料，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时代。一部著名的历史小说——罗贯中著的《三国演义》，它发行的数量远超过司马迁的《史记》，更把这个时代的大小事件，传播的连儿童们都知道。我们要想了解这个时代，与其阅读正式史籍，不如去看那部小说。不过要特别小心的是，在作者笔下，曹操被歪曲为奸恶人物，诸葛亮被歪曲为会呼风唤雨，能够占卜算卦的巫师。　　三国时代于本世纪初开始，而于本世纪末叶结束，新兴的晋王朝重新把中国统一。　　一　赤壁战役　　以曹操为宰相的东汉政府的统一中国行动，遭遇到激烈的反抗。军阀们当然不愿中央政府恢复权力，他们很满意割据的现状。　　曹操击败了袁绍后，把黄河以北诸州收置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二○八年，再攻击以襄阳（湖北襄樊）为根据地的刘表。恰巧刘表逝世，他的儿子刘琮投降。投靠刘表的一支流亡军队的首领刘备，当时正驻扎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的城镇），仓促南撤，到夏口（湖北武汉）跟刘表的另一个儿子刘琦会合。中央政府部队尾追南下，打算一举荡平刘备和盘据在江东（鄱阳湖以东地区）的孙权——孙策已死，由他的弟弟孙权继承。这时候，双方的兵力；极端悬殊，政府有二十万人（对外宣称有八十万），孙权充分动员也不过四万人，刘备、刘琦联军只不过可怜兮兮的一万人。刘备和孙权结盟，共同抵抗政府的攻势。刘备进驻樊口（湖北鄂州西北樊口镇），孙权坐镇柴桑（江西九江），派他的大将周瑜率领他所能投入战场的三万人，逆流迎战。政府二十万大军从江陵（湖北江陵）顺流而下，双方在赤壁（湖北蒲圻西北）会战，政府军大败。这一战役最大的影响是确定了分裂之局，中央政府再没有能力集结这么大的兵力。　　　　——政府军统帅曹操以绝对优势而失利，我们检讨它的原因：一、军中正流行传染病，使他的士卒一半以上丧失战斗力。二、曹操自以为天下已定的骄傲和由骄傲而产生的严重疏忽。三、运气太坏，那时正是二○八年的严冬，一向都刮西风，偏偏在会战时忽然刮起东风，使周瑜兵团得以顺风火攻，把曹操的战舰焚毁（民间传说是，全靠刘备的智囊诸葛亮筑台祭天，上天特地“借”给他这一场本不应该有的东风）。　　远在成都的军阀刘璋，因为受到北方五斗米教教主兼汉中（陕西汉中）郡长（太守）张鲁的威胁，异想天开的想出一个主意，邀请在赤壁战役中获胜的主角之一的刘备，为他抵挡张鲁。这是刘备做梦都梦不到的好运，他在大混战前期，始终弄不到一个根据地，像流寇一样，四方投奔，正是穷途末路，竟有人把可以得到广大土地的良机送上大门，使他迫不及待的满口答应。二一一年，他率领军队进入益州（四川及云南）。在跟张鲁作过象征性的若干次战斗之后，明年（二一二），他随意的找到一个借口，跟刘璋决裂，二一四年，他攻陷成都（四川成都），刘境投降。　　二二○年，曹操逝世，他的儿子曹丕立即夺取政权，把皇帝刘协赶下宝座，一百九十六年的东汉王朝灭亡。曹丕称他的帝国为魏帝国，把首都从许县迁回已经在安定中逐渐复原的洛阳。当消息于明年（二二一）传到成都时，刘备一向以刘姓皇族的后裔自居，于是他宣称继承刘协的帝位，建立蜀汉帝国。又明年（二二二），孙权在武昌（湖北鄂州；稍后迁往建业·江苏南京）也宣布建立吴帝国。　　三十一年改朝换代大混战，自上世纪（二）一九○年袁绍在东方起兵讨伐董卓，到本世纪（三）二二○年，随着东汉王朝的覆亡，而告结束。　　二　三国时代　　三国虽然各自独立，但消灭对方，追求统一的观念和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他们都希望由自己统一中国，但谁都没有这种力量。　　曹魏帝国开国皇帝曹丕跟他的父亲曹操一样，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但他缺少他父亲的政治军事才能，只能维持父亲遗留下来的局面，不能再开创新局。他曾数次进攻东吴帝国，但他无法渡过长江，以致使他竟讲出既没有知识，又没有出息的话：“大老爷开辟长江，就是为了要分割南北。”他死了后，儿子曹睿继位，这个瓶颈人物，比他父亲还不如，好像他的帝国已经统一了世界，而且固若金汤，他每天所关心的只是建筑宫殿。他死了后，侄儿曹芳在一场政变中，政权落到大将司马懿之手。司马懿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当政，曹魏帝国遂走到末路。　　　　蜀汉帝国开国皇帝刘备，因他最亲信的大将关羽被东吴帝国杀掉，以及荆州（湖北及湖南）被东吴帝国占领，于是向东吴帝国宣战。但在犭虎亭（湖北枝江西北犭虎亭镇）会战中，被东吴帝国新起的年轻将领陆逊击败，一气而死，他的儿子刘禅继位。刘禅乳名“阿斗”，是一个老实人，任用诸葛亮当宰相，把国家整个交给他。蜀汉帝国是三国中最小最弱的一国，它的南方四郡——越囗郡（四川西昌）、永昌郡（云南保山）、益州郡（云南晋宁）、洋河郡（贵州福泉），占蜀汉帝国面积的一半，于刘备逝世后，所有蛮族联合叛变，归降东吴帝国。诸葛亮首先讨伐四郡，他抛弃高压，完全采取心战，把蛮族领袖孟获生擒了六次，而六次都放他回去再战。当第七次又把他俘虏，又要作第七次释放时，孟获深受感动，发出重誓：“从今世世，永不背叛中国。”他果然遵守他的誓言，在诸葛亮进攻曹魏帝国时，四郡不但安定如常，还贡献大量人力和财物。　　诸葛亮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形下，对曹魏帝国先后发动了五次进攻。可是五次军事行动中，却有四次失败。第一次二二七年出发，于明年（二二八）在街亭（甘肃庄浪）会战中大溃。　　——就在这次战役中，大将魏延曾经建议：由子午谷（秦岭峡谷之一）奇袭长安。可是这种冒险的军事行动，超出了诸葛亮谨慎稳健的性格，他不会不知道军事行动有时是必须冒险的，但他不敢尝试。之后曹魏帝国有了戒备，也就永远失去这个机会。　　第二次仍是二二八年，诸葛亮在街亭失败后，集结兵力，进攻陈仓（陕西宝鸡），不能攻克，而粮食已尽，只好撤退。第三次二二九年，唯一的一次，把曹魏帝国所属武都（甘肃成县）、阴平（甘肃文县）两郡人民，全部迁入蜀汉帝国屯垦，这对人口稀少的蜀汉国力，是一大帮助。第四次二三一年，进攻上邦（甘肃天水），而粮食又尽，败还。诸葛亮最大的困难是万山丛中，粮运不继，所以他决定改用屯垦政策。于是在第五次二三四年攻击时，进到眉阝县（陕西眉县），沿渭水南岸，开垦耕种，作长期打算。然而就在眉阝县近郊五丈原，诸葛亮逝世。这对人才缺乏的蜀汉帝国是一个致命的损失，他的军事职务由大将姜维接充，但宦官黄皓在刘禅身旁掌握大权，姜维的能力又远逊诸葛亮，维持残局已很吃力，不能再有超过诸葛亮的发展，蜀汉帝国也走到末路。　　东吴帝国开国皇帝孙权，当权时间最长，死的那一年（二五二）已七十一岁，距他接替哥哥孙策的位置，有五十二年之久。五十二年是一个漫长的日子，使他由英明而转入昏庸，所以东吴帝国内部一直乱的像一堆麦秸。经过多次政变，最后一任皇帝孙皓，又是一位标准型的亡国之君。他最快乐的事是活剥人的面皮，而用铁刷刷人的脸。他的一位大臣中风，不能言语，他认为他是假装的，用火放到头上烧他，一直把病人烧死。他曾经在冬天出游，愤怒的护驾士兵大声喧嚷：“敌人一来，我们就叛变。”他跟刘禅是一个对比，刘禅太无能，孙皓则太有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