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也可能因为目睹新练精锐部队演习操练景象壮观而信心倍增，加上他觉得民气可用——民意不仅支持他本人和统一战线，也支持政府终于明显有了抗日的计划。此外，他可能也说服自己相信，国共停止内战已使中国有了抗日必须的团结和精神力量——不论是打一场有限战争，或是旷日持久的长期抗战，都没问题。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他和法肯豪森对当时中国军事力量的评估，有过度高估的情况。6月间，蒋派出一支半官方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中共边区考察，发表抗日演讲。蓝衣社也奉命集中力量惩罚亲日“汉奸”。共产党控制地区变成“特区政府”，名义上受南京中央管辖。中共开会时，蒋介石的照片也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照片并列。即使一般中共党员也晓得这只是做做表面文章。中共为示“守信”，停止新的没收土地做法，但早先占走的土地则不予归还；停止反国民党的宣传；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史诺观察到，这些改变“并未影响中共的基本理论、方案或自主地位”①。蒋氏对这一切全都心里有数。① Snow, Red Star, pp.473-475.1937年4月19日，蒋经国带着俄国妻子方良、16个月大的儿子孝文，回到上海。几个星期后，蒋经国踏进杭州一处招待所，恭迎父亲并跪地磕头。委员长指示儿子花几个月时间重拾中文作文、温习古籍和国父遗教。然后，他带蒋经国进入书房，拜见继母宋美龄①。每个人都正经八百、客气相待，完全不提父子多年来的不合；蒋也建议儿子把他在苏联滞留近13年的经验写下来。① 1995年9月27日，一群奉化亲友及研究人员集体接受访问。虽然蒋仍苦于西安事变所受的伤，他的政治地位却日益坚固。詹森大使向国务院报告说：中国人“不问其个人或政治倾向如何”，普遍认为蒋氏继续在位，“是救国大业最需”①。蒋本人尽管身体不适，却觉得“数日来，精神与身体皆觉较前舒适”②。① FRUS(1937), vol.3: The Far East, p.87.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10, 1937, box 39, folder 12.7月7日炎热的夜晚，明月当空。日本华北驻军（兵力仅约5000到7000人）约135人在距北平10英里的800年古桥卢沟桥附近演习。当晚十点半左右，中国二十九路军士兵对朝向卢沟桥逼近的日本武装队伍开火。日军反击。双方军营联络官通电话后，互相道歉，但是日本旅团长不想示弱，下令炮击中国部队，中方也立刻回敬颜色①。① Kimitrada I.Miwa, "Brief Not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Role in the Spread of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into Full-Scale War," paper pressented at the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p.318-320.蒋氏正在庐山主持军事会议，半夜接到电讯报告此一事件。他不敢确定究竟这是又一次的意外开火，还是有如9·18事件，是日军藉机挑衅。他指示二十九路军军长谈判，但“应固守勿退”①。 然后，他拍发电报给各省主席、各直辖市市长，以及驻军司令长官，下令实施戒严以及“全面动员准备”。最重要的是，他从最精锐的德式训练部队，派遣三个师跨过黄河部署到华北地区。这可是塘沽协定对中央军下的“禁区”，蒋晓得日本人不甘示弱，必定会有反弹。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p.1114-1115；《蒋总统秘录》，（台北：中央日报，1978），第十一册，p.12。卢沟桥开了第一枪之后不到数小时，毛泽东和朱德通电蒋委员长和共军所有单位，宣布红军将完全听命委员长领导，接受指挥。7月9日一大早，卢沟桥地区中、日双方指挥官协议停火，相互撤退。日本陆军最高本部训令驻华派遣军司令不要诉诸武力。可是，国内出现异声，要求非得教训狂傲的中国人不可。新任首相近卫亲王派三个师团驰赴事件地区①。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1119；Miwa, "Brief Notes," p.321.日军7月12日抵达天津时，蒋拍电报给国军二十九路军，声明：“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①他立刻呼吁国际联盟及九国公约的西方签署国家介入调停，但是蒋无疑料想得到美、英、法、意只会怯生生促请日本节制。为避免激恼日本，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甚至停止交运中国政府已购买的轰炸机。美国传教士推动禁运战略物资给日本，但国会拒绝采取行动②。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2, 1937, box 39, folder 13; Ma Chendu（马振犊），"Analysis of the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Troop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5.② Warren I.Cohen（孔华润），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18-120.詹森大使觉得中日双方剑拔弩张的原因不明，他只能向国务卿报告：“对于起因与后果，皆无法有可靠的评估。”①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Grew）则深怕引爆“反外情绪”，虽奉训令，却不愿传递华府婉转表示关切的讯息②。7月22日，卢沟桥地区日军指挥官定下期限，要求中方部队后撤；但中方奉蒋之命发动攻击。近卫内阁在全民热切支持下宣布，日本“现在被迫诉诸果断行动，惩罚中国军队的暴行，让南京政府恢复理智”③。日本政府内部“有人主张对华开战，也有人坚决反对开战”④。原因之一，像当时新任参谋长东条英机一样，多数日本人对皇军痛惩野蛮中国的能力极有自信，认为中国终将被迫接受扮演月球的角色，做起东方新兴帝国的卫星。① FRUS(1937), vol.3: The Far East, p.385. 四天之后，美国大使馆的评估认为，日本在7月7日并未故意挑衅，但日本军方立即决定利用它为借口，企图扩大日本在华北的影响力（p.434）。② 同上注，p.397。③ Marius B.Jansen, 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5), pp.394-395.④ 同上注，p.395。7月24日，蒋介石拍发电报给在溪口读史籍、练书法、写留学苏联回忆录的蒋经国，叮嘱他：“不必分心、于倭寇之扰华，以我必有以制之也。”所谓“有以制之”指的是德国顾问培训的部队，尤其是那些配备德制武器装备的部队①。同时，在庐山举行的一项谈话会宣布共产党为合法组织，但是蒋无法让出席人士同意“对日宣战”的议案。于是他在8月7日召开军事委员会，宣布全面抗战是国家政策②。蒋不顾党、政体制，凭一己之力强行通过对日抗战。过去八年，蒋始终相信他坚持暂时求和、争取时间建构兵力是在展现意志力和勇气。但现在’他决定坚持作战到底的政策。V① 蒋经国，《蒋经国先生全集》，（台北：行政院新闻局，1991）第二册，p.271。② 关于庐山，Miwa, "Brief Notes," p.323. 关于军事会议，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7, 1937, box 39, folder 14.到了7月底，已有16万名日军涌入河北省。二十九军军长不战就弃守北平。毛泽东命令共军跨山西，向河北挺进以支援系出军阀阎锡山的傅作义部队。然而，7月31日，毛泽东显露他避免与日本人严重冲突的意向，透过无线电告知共军将校，早先的命令纯为宣传之用。他说，事实上，共军部队应慢慢移动。他们可以“每天移动50里（25公里），每行军三天，休一天”①。① Michael M.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40-41.蒋立刻调遣受过精良训练、配备德国武器的87、88师布防在上海市郊①。他在上海求战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吸引众多敌军离开华北，吓阻日军向武汉前进，使苏联对华供应线畅通。蒋选择固守上海，并在败象已定的情况下坚不撤军，还有其他原因。首先，前文已述，他和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相信他们可以战胜，法肯豪森一再坚持“上海必须固守”②。他们俩都晓得，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有利日本机械化部队行动，但上海的街道和周遭地区满布水道，则有利于中国轻武装部队。① Zhang Baijia（章百家），"China's Experience in Seeking Foreign Military Aid and Cooperation for Resisting Japanese Aggression,"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p.13-14; Yang Tienshi（杨天石），"Chiang Kai-Shek and the Battles of Shanghai," pp.5-9.② Sutton, "German Advice," p.403.蒋氏一心一意坚守上海同时有心理及政治的因素。当败战已成定局，他不但没有控制损失，反而下令部队奋战到底，因为他要藉英勇牺牲和展现钢铁般的意志，号召全民团结。此外，他希望上海保卫战比华北作战，更加能影响签署1922年九国公约的西方国家；这些国家，除了德国之外，即将于11月初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会①。美国和欧洲国家在上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数千外侨住在毗邻接战地区的外国租界里。但是，鉴于蒋氏过去数星期、数月和西方政府的外交互动毫无建树，华府怯懦地表示中立。民主国家已为本身的经济萧条焦头烂额，其人民又有浓厚的孤立主义、甚至姑息主义倾向，蒋介石对此很清楚，他甚至不去期待欧美会有口头上的强势干预；他宁可在未来营造出同情的氛围②。① Ma Chendu（马振犊），"Analysis of the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Troop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13.② John W.Garver（高龙江），"Chiang Kai-shek's Quest for Soviet Entry into the Sino-Japanese Wa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2, no.2 (Summer 1987): 304.要相信蒋氏在上海牺牲精锐部队，主要是为了在上海的外国租界制造恐惧，且不计成败,藉此取得西方民主国家的某种实质支持,这个说法恐怕缺乏可信度。可是，西方著名作家们坚称，抗战开始，“从头到尾，蒋介石只有一个目的：摧毁共产党，等候外国援助以击败日本。”对外国介入抱持希望，正是他决定坚守上海的背后因素——结果这一役使他折损掉大部分的现代化作战部队①。① Barbara Tuchman（杜希曼），Sand against the Wind: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London: Macmillan, 1971), p.168.头几天激烈巷战期间，中方部队把业已驻扎在上海的日军陆战队逼到码头一带，困守阵地。可是，强大的日本海军舰艇炮火却挡住中国精锐部队的猛攻。接下来十天内，日本75000名援军在上海附近登陆。此时，蒋在上海地区部署71个师、总数50万至70万的大兵，包括了几乎全部的德式训练部队、最现代化的炮兵、新组建的空军，以及来自广东、广西的爱国军阀部队①。但是， 新近在上海附近登陆的日军师团骁勇善战，几天之内就把中国两个精锐师的兵力歼灭一半。在此一中国城市狭窄胡同里进行的巷战，双方皆伤亡惨重。两个日本师团几天下来，伤亡亦达4000人。上海街头、黄浦江上，一片血泊②。副参谋总长白崇喜和李宗仁在前线督战，力主撤退；但同样也常到前线附近的蒋氏却认为：“南口阵地已固，此心略安。以今日战况，敌或有退却可能也。”③① 比较高的数字来自Ma Chendu（马振犊），"Analysis," p.19；比较低的数字来自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New York: Longman, 1995), p.218.② Zhang Baijia（章百家），"China's Experience," pp.12-20.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7, 1937, box 39, folder 15.尽管顽固，蒋介石并不认为输了上海保卫战就会决定抗战的结果。他下令沿海各省所有的大学，立刻将全体师生撤退到内地省分①。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0, 1937；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p.1151,1159；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17 and 18, 1937, box 39, folder 15.当中央军遭歼灭之际，共军部队却按兵不动。不过，中共党内对应该采取什么策略也发生激辩。据张国焘说，他和周恩来等人支持“大家都赢”策略，主张中共应该和国民党真诚合作，期待能使国民党和其他非共团体走上更进步的道路，真正全力击败日本。然而，毛泽东主张“两败俱伤”策略，既要日本战败，最后也要国民党失败。据说，中共党内10月间某次会议，大多数赞成“大家都赢”策略，毛泽东口头上让步、放弃已说出口的“让蒋介石吃败战”的目标①。① Zhang Guotao（张国焘），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537-539. 毛泽东8月开会时描述中共的政策是，佯装与国民党合作、避免与日军实力作战，强化中共兵力。（pp.533-537）9月23日，中共发表公开声明，重申共军并入革命军，接受军事委员会调遣。蒋也公开宣布，中共此一声明代表“全体国人现在都了解只有一个方向、只有一个目标”。但是，他立刻接到报告，由红军改番号的第八路军，不遵守军事委员会下达的作战令。私底下，他对中共的“投机、取巧”，以及“此辈不顾信义之徒”极为生气①。纵使如此，由于需要苏联尽快增加大批援助，不久他就向斯大林要求派作战部队援华。蒋有更多理由避免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25, 1937, box 39, folder 16.斯大林这边，却得一方面不刺激日本，另一方面又得尽一切可能让中国政府可以抗战到底①。他不久就派出大批苏联供应车队经新疆前往中国各地，同时，苏联军机满载重型军事设备跋涉长途，运抵广州。苏联第一批飞机于10月中旬飞抵中国。接下来4个月，苏联有297架攻击机和轰炸机飞入中国的空军基地，其船只和卡车队送来290门加农炮、82辆坦克车、400辆汽车，以及大量武器和弹药。苏联贷款给中国支付军事援助总计三次，以1937年美元价值计，高达金额2.5亿美元②。① Zhang Baijia（章百家），"China's Experience," pp.18-20.② 同山注，p.23。中国实际动用了约1.73亿美元的援助款。依通货膨胀调整过的美元币值来算，1937年苏联承诺的2.5亿美元，约相当于2005年的33.4亿美元；相对于美国GDP的价值而言，约等于2005年的245亿美元。见http://measuringworth.com.蒋夫人所认养的中国空军，目前的表现也仅仅自曝它需要更多的训练与更多的现代飞机。上海保卫战开始时，空军的300架飞机，只有87架能飞，其他飞机有不少罩在帆布下①。空军的差劲有时还真令人不可置信。8月14日，蒋下令轰炸黄浦江上的日军“出云号”，炸弹却击中平民地区，炸死2000名中国百姓。中国境内的1500架日本军机一再扫射、轰炸国军防线，如入无人之境。白崇喜大叹：“不能制空、焉能作战！”②10月23日，这个弱点暴露无遗。蒋夫人当天在澳洲籍顾问端纳的陪同下，从南京赶往上海鼓舞前线官兵士气。日机低飞扫射夫人座车，车子翻覆，宋美龄昏迷过去。她断了 一根肋骨、伤了背，但是据端纳的说法，她坚持完成劳军任务③。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217.② Yang Tienshi（杨天石），"Chiang Kai-Shek and the Battles of Shanghai," pp.25-27.③ Earl Albert Selle, Donald of China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8), p.340.11月5日，1931年上海之役故事重演，日军三个师团在没有守军抵抗之下于杭州湾北岸（距离上海40英里）登陆。蒋把部队从该地区调走去支援城市防务，事后他承认这是他犯的最大错误，代价惨重。这些日军部队往北朝苏州河移动，大有1932年包围上海地区大量国军之势。11月8日，蒋终于下达撤退令①。蒋介石急电斯大林，请求派出苏联部队支援，斯大林的答覆是，苏联“固然乐见日本弱下去，但现在还不是苏联和日本开战的时机”②。① 根据中央军将领郭汝瑰的说法，如果早点筹划撤退，“数十万部队就不会丢了。”Yang Tienshi（杨天石），"Chiang Kai-Shek and the Battles of Shanghai," p.31. 但大部分伤亡折损在淞沪保卫战，不是在撤退中。② Zhang Baijia（章百家），"China's Experience," p.30.虽然中方部队兵员是日本入侵部队的至少5倍，法肯豪森对柏林报告时也盛赞他们的英勇，他们却抵挡不住日本现代化的杀人机器①。二个月之内，中国死伤士卒高达约18.7万人，其中有不少是蒋介石和他的德国顾问花了数年工夫训练、装备出来的精锐部队。中国透过黄埔军校及其他军校培养了30000名年轻军官，是军方未来希望之所系，却有一大部分都为国捐躯。上海沦陷，中国政府也失去它最重要的税收来源以及工业生产重镇。① Sutton, "German Advice," p.403.大约40万名中央军和其他残部从上海沿长江后撤。蒋已决定让日军为推进付出代价，但他晓得现在必定得长期抗战了。他把政府迁到重庆，军事总部则设在武汉。到了11月中旬，日军已进逼南京，蒋对是否固守首都，游移不定。国军大部分将领和法肯豪森都认为，坚守南京没有战略上的好处，只会平白牺牲①。① Dreyer, China at War, p.219.如果蒋在抗战此一早期阶段的主要目的是等待外援，他或许就会接受此一建议，保留下大量的人员与武器。然而到最后，蒋氏却认为由于南京是民国新首都，国父中山先生奉安所在，加上它有崭新的建筑、宽敞的街道，是未来中国的样板，政府不能不战而走。他认为，若是不战而走，必将永远被视为是懦夫的决定①。毫无疑问，他也认为英勇守卫南京，将在上海保卫战之后，再次加强中国人仇日情绪，使国人在未来艰巨抗战时更加英勇。胡适等人继续恳请蒋介石展开和谈。蒋对此却嘲笑道：“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所和议也。”②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0,26,27, 1937, box 39, folder 17.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0, 1937, box 39, folder 17.一日军开始炮轰南京城之际，蒋又拍发急电给斯大林，表明他衷心希望苏联能果敢派兵①。可是，斯大林12月5日的覆电合理地辩称，如果苏联助中国打日本，害怕布尔什维克犹胜纳粹的西方国家就会把日本当成受害人②。蒋读这封覆电时，炮火正打在附近。天空中，绘上中国空军记号的俄制飞机，由俄国飞行员驾驶，首次和日本交锋。① Yang Tienshi（杨天石），"Chiang Kai-Shek and the Battles of Shanghai," p.40. 引用了蒋介石总统档案里的《困勉记》，这是经过节选的蒋介石日记。（台北：国史馆）② Garver, "Chiang Kai-shek's Quest," p.309.南京守军在委员长的领导之下（蒋夫人也陪同在侧），奋战三个星期。蒋氏夫妇后来在12月7日飞离已经残破不堪的首都，前往庐山①。两天后，日军猛攻古城若干城门，中方虽勇敢作战，但已渐不支。两度背叛蒋委员长的前湖南军阀唐生智，自告奋勇担任守城司令官，拒绝向日本投降。但是，12月12日，手下三个师只剩两个师，防线也崩溃，他只好下达突围令。① Yang Tienshi（杨天石），"Chiang Kai-Shek and the Battles of Shanghai," pp.39-40.这下子局势大乱。有些部队为了抢船渡江，落水淹死；也有些部队争先恐后抢着从日军尚未占领的某一城门逃命，践踏致命。唐生智本人则在夜里搭上一艘烧煤的船艇逃亡，此时长江江面上军民争相利用各种工具载沉载浮地逃命，古城也笼罩在大火之中。70000万名士兵阵亡，中方伤亡率犹高过上海。但是，这还不是最惨的一幕。从1937年12月中旬进行到次年2月中旬的所谓“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万名中国人（也有人说高达30万人）遭到最惨无人道的方法杀害，活埋、开膛剖腹、斩首、尖竹穿杀婴童、强奸等等，不一而足①。如果说这场大屠杀的暴行旨在恫吓中国人，它的效果却适得其反。中国百姓同仇敌忾的精神全被激发起来，更加支持抗战到底。① Irish Chang（张纯如），The Rape of Naking (New York: Penguin, 1997), pp.81-105. 许多日本学者和其他历史学者认为张这本书太夸大，但只要有10％的伤亡，他的书名就有道理。南京沦陷之后，蒋介石发表一份文告（国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足可媲美21个月之后邱吉尔的告英国同胞书。蒋氏说：“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①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p.1199-1202。南京大屠杀消息传遍全国之后，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抢在日军推进之前展开大逃亡。全国各地冒出难民营，陷入大混乱，但靠着难民本身的勇气与智谋、沿路地方民众的协助、地方政府（有时军方也参与）的努力之下，绝大部分熬过难关。同时，数以千计的邮轮、渔船、牛车、推车载着从大学图书到大型机械工具的各种家当，也往广西、云南、四川等大后方疏散。蒋介石指派浙江绍兴出生、哈佛大学毕业的俞大维主持此一疏散行动。此外，数千箱原本已由北平运到南京的故宫古物，也经由船只运到长江三峡，再转到木筏，由岸边纤夫以粗绳拉着，穿过急流、溯江而上。虽然华府官方没有任何援助中国的作为，美国政府和民众却一面倒地同情中国及其领导人。透过摄影与新闻报导，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各城市的英勇保卫战。《时代》杂志发行人亨利·鲁斯（Henry Luce）的父亲曾在中国传教，他本人更是带头支持中国和蒋氏夫妇。《时代》杂志选出他俩为“年度风云夫妇”。封面照片中的蒋介石身穿粗制长袍、手持软帽，正气凛然；她则穿朴素的连身裙。《时代》以近乎谄媚的文字称颂中国的第一夫妇：在一位重要领袖及其优秀另一半的领导下，中国人的1937年不至于抬不起头来。过去像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很少使用“中国”这个字眼的千百万人口——如今也因为这对夫妇，慢慢有了国家意识……（蒋氏夫妇）不到一个世代就兴起成为旧中国实际与道德上的领袖，是历史的重要一页①。① Time(《时代》), January 3, 1938.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现在强调“战情严峻”，高级将领“主和、主战皆有”①。已经让中国人惨败并占领好大一片中国领土的日本，现在觉得可以和谈了。① Ma Chendu（马振犊），"Analysis," p.28.东京要求德国大使陶德曼（Oskay Trautman）担任调停人，蒋接受和谈之议，但其实志在缓兵之计。蒋担心日本会提出温和条件鼓动中国政府里的主和派；当他看到日方透过陶德曼提出的条件较预期来得严格，不禁大喜。可是，国防最高会议12月开会时，实际上大多数人支持和谈，更有人批评蒋对开启和谈“举棋不定”。可是蒋明白，如果与日本缔和，内部动乱会造成政府垮台。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汪精卫：“决不能屈服于敌人，与之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致我国家与民族永远受其束缚。”①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28, 1937, box 39, folder 18.1月2日，蒋介石回绝了东京的四项谈和原则。他告诉自己的外交部长说：“日方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之为愈。”①东京旋即宣称今后不再以蒋为交涉对象；意即，中国需要成立一个新政府。继满洲国之后的第一个中国傀儡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旋即诞生。它由北洋军阀时期的旧人物担纲大任，辖区包含大部分的华北。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2, 1938, box 39, folder 20.同时，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非正式的主和团体；日本方面也有一个小型主和派，其成员对日本陷入的泥淖相当惊慌。蒋氏批准和这个团体的两名密使头山满和萱野长知秘密交谈，这两人昔年支持孙中山，是孙的好友。中方代表遵奉蒋氏的指示，要求“日军完全撤退”，但也暗示如果日本同意全面撤出中国，委员长愿意下野①。这项秘密接触之后，东京秘密传话给汪精卫，他应该成立一个可以谈判和平方案的新政府。汪精卫相信抗战会输，于是着手计划另组一个政府②。①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pp.407-409。② Lloyd E.Eastman（易劳逸），"Ralations between Chiang Kai-shek and Wang Jingwei dur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 Republican China 14, no.2(1989): 5-7.蒋介石的军事总部此时已移驻长江中游的武汉，距南京约600英里，有铁路可直通北边的郑州。周恩来也重新在蒋底下任职，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的副手。尽管1937年下半年中方伤损惨重，蒋在短期内又募集约110万兵员，准备在长江中游和华北的山东迎战日军。可是，中方部队就火力、机动力、空中掩护和器材装备而言，都比以前弱。靠近山东省界的苏北徐州，是铁路四通八达的险要之地，现已战云密布。李宗仁、白崇喜率领的部队在淮河流域与南、北两路扑向徐州的日军作战。在白崇喜的规划下，日军两个师团在距徐州40英里的铁路支线台儿庄遭到伏击①。经过7天激战，日军伤亡惨重；据传约有15000至20000官兵阵亡。这则新闻虽然夸大，中国人民却极为振奋②。蒋氏再次展现趁胜追击的精神，认为继台儿庄大捷之后可展开另一波反攻，急调援军驰赴当地③。但是，李宗仁没再进攻，反倒“精心规划、执行战略撤退”④。① Gibson, "Chiang Kai-shek's Central Army," p.396.② Stephen MacKinnon（麦金农），"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of Attrition,"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p.22-27.③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The Memoirs of Li Congren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79), pp.361,366.④ Sutton, "Genman Advice," p.404.皇军坐火车，直扑西边200英里的郑州。蒋介石亲赴位于平汉铁路线上的这个战略要冲督师。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果夫建议军方炸毁黄河古堤，水俺广大平原，以阻日军直扑郑州、再沿铁路南下进犯武汉。法肯豪森早先也建议采取此一激烈措施①。数百年来，黄河淤积十分严重，逼得中国人把堤防越盖越高，有些地方河床已高出附近地面。若是溃堤，对人命、环境都将造成大灾难，但是蒋批准了。6月5日、7日，士兵奉命炸塌南岸河堤，大水往西南流向河南、安徽和江苏。① 同上注，p.402。洪水俺没数以千计平方公里的农田，漫向淮河、大运河，甚至进入长江。黄河入海口也因之南移数百英里。数千村庄被淹没或摧毁，数百万农村人口无家可归①。战后，国民政府官方估计高达80万人俺死——真正的数字可能更高②。当时，蒋发表声明谴责是日军轰炸造成溃堤。黄河决堤使得南、北战场隔离，往后6年日军无法跨入黄犯区以西地带——郑州直到1944年4月才沦陷。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些学者认为这对中国有重大的战略利益，但也有许多人看法不同。① Ma Chendu（马振犊），"Analysis," p.33; 沈嘉文（Shen Jia-wen，音译），《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经过》，《民国档案》2，no.4(1986): 134-136。② Dana Lary, China's Republic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20.蒋无疑是认为在中国文明存亡绝续脉络下，此一牺牲虽不得已，却有其必要。他私底下并无愧疚，在日记中完全没提到这件事。他没有时间表达人溺己溺的态度，但大战中又有哪些领导人会呢？黄河决堤果真迫使日军司令官畑俊六将军改变策略，只好沿长江向武汉推进①。蒋决定不再投入大量兵力防守武汉，而是在日军从长江南侧进击时进行一系列战斗。法肯豪森也附和白崇喜的主张，转向小单位机动作战，蒋原则上赞同此一新战术②。但是几乎全转向游击战，有可能使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城市和运输线；而如果蒋氏希望保住大片领土，凝聚人民的忠诚并等候外国援助，他就必须保留庞大的传统兵力。① MacKinnon（麦金农），"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p.28.② Sutton, "German Advice," p.409.蒋介石认为中国“抗倭作战”要得胜，最终必须倚赖“外交”。中国必须和日本帝国下一个明显的目标——苏联、美国和英国——结为盟国。邱吉尔和斯大林先后遭纳粹旋风袭击，他们当时就估计若要战胜亟需美国援助，结果也确实如此。毛泽东的部队依然没什么损伤，他也公开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争取的外援。”①当然，毛心目中想到的只是苏联，以及可能在日本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力量。事实上，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唯一可恃者是苏联，一如北伐时期以及中共做为叛党的那段岁月。5月间，蒋告诉斯大林，没有“你的帮助”，中国无法撑下去，中国仍在“生死关头”。他请求苏联赶快再交运65架飞机，表示中国只剩下10架轻型轰炸机。斯大林迅速答覆，他将送出所需之轰炸机，供“阁下伟大的抗战”使用②。① Mao Tse-tung（毛泽东），Selected Work, vol.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4), p.140.② “蒋介石手书斯大林函”，1939年8月26日，《民国档案》3，no.45(1996): 61-63。蒋明白，固然他远比过去更需要苏联援助，斯大林协助他抗日的利益也远比从前更大。在夏天和秋天，日本和苏联已在东北边境发生多起流血冲突，这些争端使斯大林增援中国更力。不久，苏联派到中国的军事人员，包括顾问、飞行员、技师等等，高达3665人①。斯大林助蒋还有一个新的强大动机，那就是英、法在慕尼黑姑息希特勒，同意德国可以兼并捷克斯洛伐克一大块领土。① 同上注，p.59。希特勒在日本施压下，终于推翻手下参谋本部的亲中立场，召回德国顾问团，停止一切武器销售给蒋介石。可是，有7位反纳粹的德国军官辞职，留在中国。有位不在正式顾问之列的德国前任情报官员斯坦纳斯（Walther Stennes），曾任褐衫队柏林领导人，于1931年起事反希特勒失败，逃出集中营后辗转来到中国——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他成为“顾问”，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卫队长，颇得宋美龄宠信。日后，他身分曝光，竟是苏联KGB特务①。① Jerrold Schecter and Leona Schecter, Sacrter Secret (Washington, D.C.: Brassey's 2002), pp.15-16.1938年夏天异常炎热，长江水位在此季节一向很高。日本巡弋舰得以沿江而上，短距离内炮轰中方阵地。日军有时候使用毒气瓦斯，逐一攻击中方据点，屠杀不少平民。日本人花了3个星期，才推进10英里。同时，数以千计的中国人依然千辛万苦把数千艘载货艇筏拉过三峡急流。到了9月底，日军终于越过黄犯区，从北边进犯武汉①。此时谣言又起，也不晓得是出自中共、还是蒋本人，传说委员长可能和日本缔结和约；斯大林急电蒋介石，宣称更多援助将要启程，包括足够60个师的装备，以及追加的500架战斗机②。① MacKinnon（麦金农），"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pp.29-35.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1299。毛泽东于公开场合颂扬“国民党光荣的未来”，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内部会议里，却强调大家别忘了共产党要夺权唯一的路子是武装斗争①。他重申：“枪桿子底下出政权。”会后，周恩来10月5日回到武汉，带了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给蒋，赞扬蒋“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和“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②。但是蒋晓得毛是在冷嘲热讽。这个不太需要去证实，因为4月间脱离共产党到武汉的张国焘，恐怕早已向蒋报告过毛泽东对抗战和统一战线其实别有居心——扩大中共军事力量和基地，以备和国民党最后对决③。① Jerome Chen（陈志让），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15.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1299。③ Chen（陈志让），Mao, p.235; Zhang Guotao（张国焘），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533-539.蒋依旧担心——不仅担心中共的口是心非，也担心中共党员高明的政治技巧和动力。他写下：“共党因其共产国际百年来之秘密活动，顾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为任何党派所不及。”①同时，蒋对国民党同志的批评益加严厉。他说“大部分”同志已变成争权夺利的“特殊阶级”。他叹息，这一切已使得“群众”与本党“为敌”②。① Chiang Diaries, November 18, 1938, box 40, folder 1.② Chiang Diaries, December 1938, box 40, folder 2.蒋氏1949年退到台湾之后，仍不时在日记中写下此一令他沮丧的比较。蒋痛恨中共“惨无人道”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手段，以及唯命是从地听从莫斯科的指挥；但是他也佩服中共士兵、干部的理想主义、精神和专注，这都是国民党同志欠缺的特质。反映出他对本党同志这份深刻的悲观，蒋在1938年数度向周恩来提起，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并为一个新政党——条件是毛、周出国。他甚至很严肃地提议，国共合并后，中共不需要正式解散，国民党可以加入共产国际。毛的回答是，建议共产党员循1920年代往例，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最后，双方都无法做出此一极其重大的妥协。数星期后，周恩来终于告诉蒋，这个主意行不通①。从这里又可以看出来，蒋不是坚持意识形 态、食古不化的人，也不是强烈的保守派。事实上’他是个左派儒家，只要共产国际不来指挥他如何 治理中国，他也可以接受反帝国主义的共产国际。① 关于蒋的提议，见金冲及，《抗日战争初期的国共关系问题》，《民国档案》1，no.11(1988): 76。金没有他的说法所本，但他的文章引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文献。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及国民党条件苛刻，见Alexander Dallin and F.I.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1934-1943, Letters from the Soviet Arch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18. 关于毛的提议，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46. 关于周的提议，Chiang Kai-shek（蒋介石），Soviet Russia in Chin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 1957), p.88.抗战开始了约一年半，中、日双方仍未正式宣战，武汉也仍在中方手里。但是，10月底，日军的增兵已达到警戒状态，力守武汉北侧的李宗仁被迫把部队撤退到山区。蒋下令摧毁城里一切堪用设施或工厂，守军和政府人员秩序井然地撤退。10月24日上午，蒋透过无线电话对高阶将领及文职部属下达撤退令。每个部属都说总司令不走，他们也不走。蒋回答说：“不，你们先走，我立刻就走。”①① Chen Lifu（陈立夫），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4), p.144.晚上10点，他和蒋夫人在武汉机场会合。灯火通明的机场，雪花穿过烟雾冉冉而下，炮弹亦落下撼动着大地。因无线电讯号出错，美国机师李奥那（Royal Lenoard）——原本是张学良的机师——驾驶的专机遭到延误，于是改派一名德国机师载蒋氏夫妇飞往衡阳，但他承认只会在夜间起飞而且不会降落，所以也只能作罢。后来，“中国航空公司”的一架民航机降落，蒋氏夫妇赶紧登机，机师穿过浓烟迅速起飞。李奥那的飞机几分钟后降落，就被几百人团团围住。听说蒋氏夫妇已经走了，他让当中40人挤进来，也在炮火轰隆、城市烈焰的火光中急忙起飞①。蒋氏夫妇在衡阳稍事逗留后，没有飞到陪都重庆，反而前往古城长沙。西元前221年建城的长沙，位于湖南米仓湘江河畔。蒋氏夫妇住了几天，又飞往广州前线。① Royal Leonard, I Flew for China (Garden City, N.J.: Doubleday, Doran, and Company, 1942), pp.206-209.在长沙湘雅医院服务的美国传教士医生葛林记载，当4万名难民、许多国民党将官、委员长陆续来到这个湖南省会，长沙是一片兵荒马乱：10月26日：医院后方的弹药库轰的一声就炸了，整个地方不见了——大约100人受伤，30人死亡。我们在医院拼命抢救伤患。挖掘的时间，跟救治的时间一样长。10月28日：据说从武汉撤退进城的伤患有2.1万人……10月29日：城里人迅速疏散，医生则坚守岗位……11月1日：人们预期长沙在两星期内会沦陷，政府提供我们五艘渔船，可把两百吨的医院物资撤到沅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