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此论述的主要是德雷富斯事件的政治面，而不是案件的法律面。其中明显地勾勒的是一系列二十世纪的典型迹象。它们在本世界最初几十年里模糊难辨，最后大白于天下，显现出它们属于现代社会历史的主流。经过三十年轻度的纯粹社会形式的反犹主义种族歧视，很难还记得“犹太人该死”的呼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上上下下到处引起回声，而这个国家曾经一度将国内政策集中在反犹主义的问题上。三十年来，关于一个世界性密谋的旧传说只不过是小报的花边文章和廉价小说的题材，整个世界不会轻易想到不久以前有一个国家绞尽脑汁，试图决定究竟由“秘密的罗马”还是“秘密的犹太”来主宰世界政治，那时“锡安长老们的草案”还不为世人所知。同样地，在精神上自我仇恨的那种剧烈的虚无主义哲学，在世界暂时和平时会黯然失色，它本身并无突出的罪行可合理化那种夸张了的残暴和狂妄。朱尔斯．盖亨(Jules Guérins)还必须等将近四十年时间，建立类军事的冲锋队的时机才成熟。十九世纪经济的产物——失去社会地位的人必须在人数上大增，才能在政变之前成为强有力的少数派，但这在法国始终只是一场奇特的阴谋，只有在德国才会毫不费力地变成现实。纳粹主义的序曲曾在整个欧洲的政治舞台上演奏过。所以德雷富斯案件远远不止是一桩希奇古怪的、处置不当的“罪行”，或者一群用假胡子和墨镜化装起来的参谋部军官在夜晚的巴黎街上愚蠢地制造伪证的事情。事件中的英雄不是德雷富斯，而是克列孟梭，事件并非从逮捕一名犹太参谋军官才开始，它从巴拿马丑闻时就已经开场了。㈡第三共和与法国犹太人德．勒赛帕斯(Ferdinand de Lesseps)曾建造了苏伊士运河，他领导的巴拿马公司在1880至1888年间却进展甚慢。但是，法国国内在这段时间却成功地得到了1,335，538，454法郎的私人贷款。从法国中产阶级在金融问题上的审慎态度来考虑，这一成功的意义更加重大。巴拿马公司的成功奥秘在于，它的几笔公共贷款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国会的支持。建造运河一般被认为是公共的和国家的事务，而不是一椿私人事业。所以当公司破产时，真正受打击的是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直到几年之后才又明白，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五十万中产阶级法国人的破产。新闻界和国会调查委员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公司早已在几年前破产。德．勒赛帕斯一直希望出现奇迹，梦想新的基金会推动这一事业。为了获得对新贷款的批准，他贿赂了新闻界、半数的议员、以及政府的全部高级官员。但是，此举必须雇用中间人，而中间人又要求过高的佣金。因此，这件事原先鼓舞了公众对事业的信心，亦即，国会支持贷款，最后却证实是一家不太可靠的私人企业从事一场大骗局。受贿的国会议员或公司董事会成员中都没有犹太人。但是，雅克．雷纳克(Jacques Reinach)和考纳利斯．赫兹(Cornélius Herz)争抢向内阁成员发赏金的荣誉，前者在资产阶级政党中属右翼，后者属激进派(小资产阶级的反宗教党派)。雷那克在八十年代是秘密的政府财政顾问，因此处理财政部同巴拿马公司的关系。而赫兹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充任雷纳克和国会内激进派之间的联络人，因为雷纳克本人同他们之间没有沟通渠道；另一方面，这一职位使他能够深刻观察到腐败现象，因此能经常勒索他的上司，并且越陷越深。这中间自然有许多犹太小商人替雷纳克和赫兹两人效劳。他们的名字当然已被人遗忘。公司的情况越不确定，佣金率自然就越高，直到最后，公司本身收到的钱就很少了。在公司垮台前夕，赫兹从一次国会内交易中就获得不下六十万法郎的预支。然而，过早支付这种预付款，使贷款难以进行，股东们口袋里就损失了六十万法郎。这场丑恶骗局使雷纳克走上绝路。不堪赫兹勒索之扰，他终于自杀了。但是，他在自杀前不久采取了一个步骤，其结果本来也同法国犹太人无甚关系。他向反犹主义日报《自由论坛》(Libre Parole)的埃多亚德，德鲁芒(Edouard Drumont)递交了一份受贿议员名单，即所谓“支款人”，唯一的附加条件是报纸在向外界披露时必须隐去他本人的名字。《自由论坛》发行量达三十万份。它小心谨慎而又手法巧妙地利用了雷纳克奉赠的这次最佳良机。有罪之人的名单一小批一小批地分期刊登，致使几百名政治家每天早晨如坐针毡。整个反犹主义新闻界和反犹主义运动就随着德鲁芒这张报纸的发迹而最终成为一股危险的力量，出现在第三共和国。用德鲁芒的话来说，巴拿马丑闻使隐藏的事物显形了，它揭发了两件事。第一，它揭发出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变成了商人。第二，它显示出私人企业（此案中的公司）与国家机器之间的中间人几乎全是犹太人。最令人惊奇的是，所有这些同国家机器有密切合作关系的犹太人全是新来者。直到第三共和国建立之时，国家金融管理一直由罗斯希尔德家族有效地控制着。他们的竞争对手贝莱尔兄弟(Péreires Brothers)建立了信贷流通公司，试图夺走部分权力，最后达成了妥协。1882年，罗斯希尔德集团仍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天主教联合总会(Catholic Union Génerale)破产，后者的真正目标是败坏犹太银行家们的事业。1871年和平条约会议结束后，法国方面的财政后事由罗斯希尔德处理，德国方面由勃莱赫罗埃德处理，勃莱赫罗埃德原先是罗斯希尔德家族的代理人。罗斯希尔德家族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政策：他们公开支持君主专制主义者，反对共和国。崭新之处并非它的君主专制主义倾向，而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一个重要的犹太金融力量公开反对现任政府。在此之前，罗斯希尔德家族一直是去适应任何一种执政的政治系体。因此，共和政体看来对他们是一种无用的政府形式。几个世纪来，犹太人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地位都归因于一个事实，即他们是一个封闭的群体，他们直接为国家服务，并因特殊贡献而直接受国家保护。他们同政府机构的直接密切系，只有在国家依然和人民保持距离，而统治阶级又对管理漠不关心时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家的观点来看，正因为犹太人实际上并不属于社会，所以他们是社会上最可靠的因素。议会制度允许自由派资产阶级取得对国家机器的控制权。但是犹太人从来就不属于资产阶级的这个派别，因此他们用一种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它。既然国家政权现在有可能通过议会达到金融扩张，在程度上超过以往各个专制独裁或立宪政府的最具野心的梦想，那么它就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犹太人了。于是一些主要的犹太家族在金融政治舞台上渐渐失势，他们越来越多地投入反犹主义的贵族沙龙，他们梦想在那里用金钱支持反动派别，以恢复旧日的好时光。但是与此同时，其它犹太人的圈子，即新的犹太财阀，越来越多地参与第三共和的商业活动。罗斯希尔德家族几乎忘记，一旦他们从对于一个政权的积极兴趣上退却，为此他们付出丧失权力的代价，不仅立即失去对内合成员们的影响力，也失去对犹太人的影响力。犹太移民是首先看到机会的人。他们很清楚地懂得，共和国不是一个民族联合起义的逻辑结果。从对两万余名巴黎公社社员的屠杀、在军事失败和经济崩溃之后，实际上产生的政权的统治能力从一开始起就大有疑问。如此一来，三年之后这个濒临毁灭的社会就大声疾呼要一个独裁者。当它有了一个独裁者”——总统麦克马洪(E.P.M．de MacMahon)将军(他唯一的名声是在色当战役中战败)时，他个人立即变为旧派议员，并于几年后(1789年)被解职。但是社会中的各式人等，机会主义者、激进分子、联盟主义者、极右分子，都已决定要他们的代理人执行何种政策、使用何种方法。正确的政策是保障既得利益，正确的方法是腐化。1881年以后，用莱昂．塞Léon Say)的话来说，唯一规则是诈骗。应该看到，法国的这段历史时期里，每一个政党内都有犹太人，就像过去每一个王室都有它的宫廷犹太人一样。但是二者差异很大。犹太资本对国家的投资帮助了犹太人在欧洲经济中发挥有益的作用。若无他们的帮助，十八世纪民族国家的发展及其独立的文官制度就不可能存在。西方犹太人之获得解放毕竟归功于那批宫廷犹太人。雷纳克和他的同伙们的幕后活动也并不能使他们长久富裕。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使商业与政治之间的秘密丑闻掩藏得更深。这些腐败体上的寄生虫向一个彻底腐败的社会提供了一种特别危险的不在场证明。既然他们是犹太人，那么当公众愤怒时，就可能使他们成为代罪羔羊。在此之后，一切事情仍可继续照旧。反犹分子们可以直接指责犹太人为腐败社会里的寄生虫，以“证明”犹太人无论在何处都是一群白蚁，破坏健康的机体。国家政体的腐败其实不用犹太人推波助澜：在一个非犹太人所属的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社会的商业政策，以及商人的自由竞争理想，导致政党政治中国家的分裂；统治阶级不再有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更不用说国家的整体利益了。反犹主义者自称爱国者，诱发了一种新的民族情绪，完全美化本民族人民，谴责其它一切民族。犹太人之能成为隔离于社会之外的群体，唯一条件是他们有一个大致同质的、稳定的国家机器可资利用，而且这个国家机器乐于保护他们。国家机器抅衰败引起长期以来依赖它的犹太人封闭阶层结构的解体。最初的迹象出现在新归化的法国犹太人主导的事务中，他们使当地出生的同胞失去了控制权，此情形就同德国在通货膨胀时期所发生的一样。新来者填平了商业世界与国家之间的鸿沟。另一种过程更具灾难性，它与上一种情形同时发生，而且来自上面。国家解体为多个部分，它在打破犹太人的封闭社会时，并未将他们逼进一种真空，让犹太人得以在国家和社会之外生长。如果那样，犹太人就太富，而当金钱明显地是获得力量的必需条件之一时，他们就显得太强有力了。他们根据自己的政治知识，或更经常地根据自己的各种社会联系。宁可倾向于被社会各“界”(social sets)吸收。但是这并不导致他们的消失。相反，他们同国家机器之间维持着某些关系，尽管在关键形式上不同，仍能继续控制国家的商业。因此，虽然他们以反对第三共和而出名，但是仍然由罗斯希尔德家族承担俄国贷款事务，而阿瑟．梅厄(Arthur Meyer)虽受洗礼。而且宣誓效忠专制君主政体，仍然成为主管巴拿马公司事务的人之一。这意味着法国犹太人中的新来者继当地犹太入之后，构成了私人商业和政府机构之间的联络网。但是，如果说犹太人先前就组成了关系紧密的坚强团体，对国家明显有用处的话，那么此刻他们则是分裂为一些集团，互相敌对，然而又都从属于一个目的，帮助社会盘剥国家。㈢军队与教士反对共和从第二帝国时期留下来的军队，似乎同上述一切因素无关，也似乎同一切腐败现象无关。共和政府从来不敢去控制它，即使在布朗热危机（Boulanger crisis）中它公开表现出对专制政治的同情和参与了阴谋。军官阶级一如既往地由旧贵族世家的后代组成，他们的祖先作为移民在革命战争期间曾同他们的祖国作战过。这些军官受到教土的强烈影响，这些教士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一直支持反动势力，反对共和政府。或许教士对出身抵微的军官也有同样强烈的影响，这些军官希望得到教士的帮助以获得提升，因为教会一向是认为才智同出身门第无关。社会与议会的集团的变换和流动性很大，要进入这些集团不困难，所需效忠对象变化无常，军队与此相反。军队具有严格的排外性，其特点是等级制度(Caste system)。使军官们集合在一起，组成反对共和、反对一切民主影响的原因，既不是军旅生活涯的职业荣耀，也不是军队的集体精神，而是等级制度的纽带。军队拒绝国家对它的民主化要求，只服从它的内政权威，其结果十分明显。这使军队成为国家之外的一个整体，创造出一种军事武装力量，它的忠诚可以改变方向，谁也无法预料。这种受制于等级制度的力量倘若只是自己存在，既不拥护也不反对任何人，那只会出现在几近滑稽的政变故事里，自己并不愿意加入。最后，即使其着称的专制君主制，也只不过是一种借口，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随时准备保护自己的特权，“而不顾甚至不借反对共和体制。”在德雷富斯事件期间的新闻记者和后来的历史学家们百般努力想解释军事权力和内政权力之间的冲突，说是“商人与士兵”之间的对抗。我们知道这种直接的反犹主义解释是多么错误。参谋总部的情报部门人员本身都很精通商业。难道不是他们公开地出卖伪造的档案，将它们卖给外国的武官(像皮货商人漫不经心地出卖皮张一样)，然后又变成出卖荣誉和名声的共和国总统或者总统的女婿吗?事实上，德国大使馆武官斯瓦兹柯本急于发现更多的法国军事秘密，他的热心反而造成了法国反间谍机构这些先生们的窘迫，毕竟他们能出卖的只有他们制造的情报。天主教政治家在执行其欧洲政策时把了大错，想象他们可以利用法国军方，只因为它反对共和政体。教会实际上为此错误而付出了代价，失去了它对法国全部的政治影响力。当情报部门最终变成一个普通骗子工厂(知道内情的埃斯特拉齐如此形容第二局[Deuxième Bureau])时。在法国(包括军方）谁也不像教会那样认真地对此妥协。将临十九世纪末时，天主教教士一直在寻求恢复它过去的政治力量，而在这一方面，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其世俗权威在人民中间已经衰退。同样的例子还有西班牙(腐朽的封建贵族造成了国家的经济与文化衰亡)和奥匈帝国(民族冲突每日每时威胁着可能使国家分裂)。法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民族似乎在利益冲突的泥沼中迅速沉陷。被第三共和弃置在政治真空中的军队乐于接受天主教教士的引导，它至少为军队提供了对平民的领导，舍此就使军队失去它的“存在理由，以保卫体现在平民社会中的原则”——这是克列孟梭的原话。由于人们在共和与民主中目睹一切秩序、安全、政治意志的失落，因此使天主教教会广泛获得好感。很多人认为宗教的等级制度是避免混乱的唯一途径。这一点的确比任何宗教复兴的主张更能使人尊重教士。事实上。教会的坚定支持者们在那段时期倡导所谓的“理智的”天主教(“Cerebral”Catholicism)，即“无信仰的天主教徒”(Catholic without faith)，能控制整个君主专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运动。这些“天主教徒”不相信自己的其它尘世基础，疾呼要给予一切威权机构更多权力，这的确实是首先由德鲁芒确定、然后又由莫哈认可的一条路线。天主教的大多数教士深深地卷进了政治操作。遵循一条以调停为原则的政策。在这一方面，正如由德雷富斯事件所清楚地揭示的，他们取得了显着成功。因此，当维克多．巴希(Victor Basch)决定负责重审此案时，他在赫内的住所受到了冲击，领头者系三名教士，一个有名的人物，多明我会神父昂利．迪东(Henri Didon)号召阿居爱尔学院(Collège D'Arcueil)的学生们“拔剑出鞘，摆出威风，砍人首级，大开杀戒”。同样地，还有三百名小教士的见解。他们为显示自己的不朽，以“纪念昂利”(Henry Memorial）为名，捐款设立基金，接济昂利夫人。(昂利上校之遗孀。昴利在狱中自杀。)《自由论坛》报刊载了捐助人名单。当然，这件事是当时法兰西民族上层阶级惊人的腐败所留下的永恒纪念碑。在德雷富斯危机期间，对天主教会的政治路线产生影响的，不是常规教士，不是普通宗教教团，当然也不是它的宗教精神。就欧洲而论，天主教会在法国、奥地利、西班牙的反动政策，以及它对维也纳、巴黎、阿尔及尔的反犹倾向的支持，很可能是耶稣会影响的直接结果。在天主教教士中，反犹主义派的言论和著作一向最突出地表现在耶稣会成员身上。这主要由他们的法规所致，根据法规，每一个新人会者必须证明上四代祖宗中没有犹太血统。自从十九世纪初以来，天主教会的国际政策方向就掌握在耶稣会手中。我们已经分析过国家机器的解体如何为罗斯希尔德提供了进入反犹主义贵族社会的机会。福伯格．圣-吉曼时髦的社交圈不仅向几个获得贵族头衔的犹太人敞开大门，而且受过洗礼的谄媚者——反犹主义的犹太人——以及彻底皈依基督教者也都随波逐流地加入。奇怪的是，阿尔萨斯的犹太人(像德雷富斯家族一样，在阿尔萨斯被割让之后迁往巴黎)在这种社会地位爬升中尤为突出。他们以努力使自己脱离犹太移民环境的方式，夸张地表现出爱国主义。德雷富斯家族属于法国犹太人，他们采用自己的反犹主义方式来谋求同化。转向法国贵族的立场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种后果：犹太人促使儿子们像他们新结交的朋友一样去追逐同样较高的军人职业。正是在这一点上，引发了最初的磨擦。相对说来，犹太人进入高等社会还是此较太平的。上层阶级虽然梦想恢复专制统治，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也不想制造麻烦。但是，当犹太人开始在军队里寻找平等机会时，就面对面地碰上了耶稣会士们的蓄意反对，他们不准备容忍那种不受特殊教规影响的军官存在。再者，犹太人反对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而这种制度的精神早已由传统与使命所强化，并且进一步由毫不妥协地敌视第三共和和市政制度的态度加强，但是沙龙里的轻松气氛使犹太人忘记了军队里的现实。一位近代史专家形容犹太人同耶稣会教士的斗争是一场“旗鼓相当的战斗”，其中“高级耶稣会教士与犹太财阀在法国中部面对面虎视眈眈，像两条无形的战线。”这种描述很真实，因为犹太人发现耶稣会教士是最顽固的敌人，而后者也迅即理解反犹主义可以是一种多么强有力的武器。这是在泛欧洲范围首次尝试建立反犹主义的“主要政治概念”，也是希特勒之前唯一的一次。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假设这只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手”之间的斗争，那么这种描述就明显地不真实。犹太人谋求的权力程度不会高于其它任何一个集团——共和国正是分裂为这些集团——所追求的。当时他们所期待的一切，无非是以足够的影响力来谋求社会利益和商业利益。他们并不渴望分享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力。渴望政治权力的唯一有组织的群体就是耶稣会。对德雷富斯的审判由一系列偶发事件开始，这些事件显示了犹太人如何坚决地、精力充沛地尝试在军队里取得一个位置，也显示即使在当时，对他们的敌视有多么普遍。为数甚少的犹太军官常常屈服于粗鲁的污辱，他们总是被迫决斗，而异教的同伴们不愿当他们的决斗助手。在这种情况下，声名狼藉的埃斯特拉齐可谓是第一个例外。逮捕和判决德雷富斯究竟只是一个司法错误，偶然发生，点燃起一场政治火灾，还是参谋总部精心策划伪造文件，以最后达到给一个犹太人定下叛国者罪名的目的，这一点始终不甚了了。有一点事实可以证明后一种假设，即德雷富斯是第一个在参谋总部谋到职位的犹太人，在当时情况下，这不仅引起反感，而且引起愤怒和惊愕。在任何情况，反犹的仇恨即使在陪审团答复判决之前就会发泄出来。按照常规，一件间谍案在审判过程中时，一切情况都不准透露，但是这次却相反，参谋总部的军官们兴高采烈地向《自由论坛》报提供案件细节和被告姓名。很显然，他们唯恐犹太人对政府的影响力会导致政府对审案施加压力，使整个事情陷入僵局。有一些花言巧语的表演反而证明了他们的这种恐惧；法国犹太人的某些圈子在当时很认真地关注着犹太军官们的危险境况。还必须记住，当时公众对巴拿马丑闻还记忆犹新，随着罗斯希尔德向俄国贷款，对犹太人的不信任感正在与日俱增。国防部长梅尔西埃(Auguste Mercier)不仅在每当审判有了新的进展时大受资产阶级报界的喝采，而且连饶勒斯的报纸——社会主义者的喉舌——也祝贺他“顶住了腐败的政治家和金融界高层的强大压力。”最富有特点的赞美词出自《自由论坛》的由衷评论：“饶勒斯，说得好!”两年后，当伯纳德．拉查尔发表了他的第一本论误审的小册子，饶勒斯的报纸小心翼翼地不去讨论其内容，而是指责这位社会主义派的作者，说他钦佩罗斯希尔德，可能还接受他的津贴。同样地，直到1897年，为争取德雷富斯一案重审的斗争早已开始，饶勒斯眼里却只看到两个资产阶级集团的冲突，或者机会主义者与教士们的冲突。还有，甚至已到了赫内法庭重审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威廉．李伯克内希特(wilhelm Liebknecht)仍还认为德雷富斯有罪，因为他无法想象一个上层阶级分子会成为一场误判的受害者。激进的社会主义派别的报纸所持的怀疑态度，虽然带有强烈的反犹主义感情色彩，由于德雷富斯家族在试图保证重新开庭一事上的古怪手段而加深。为了营救一个无辜的人，却使用了通常为营救一个有罪之人而采用的方法。他们对公开宣传怕得要死，全然依靠走后门的操作。他们一面乱花金钱，一面对待拉查尔——对他们最有价值的帮助者，此案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就好象他是他们雇请的代表似地。克列孟梭、佐拉、皮卡特、拉博里(Fernand Labori)——这些都是德雷富斯派的活跃人物——最后只有放弃努力而保住自己的良好名声，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公开声称不再介入这一事件的具体方面。德雷富斯能够或应该获救的唯一基础是：一个腐败的国会的阴谋，一个不可救药地倾圮的社会，教士们的权力欲，必须公正地同雅各宾派的严格观念——民族以人权为基础——作比较。共和主义的共体生活观点宣称 (按照克列孟梭的说法，你若侵犯了一个人的权利，便是侵犯了众人的权利。依靠国会或依靠社会，会在战斗开始之前就失败。因为第一，犹太人的资源力量并不比富裕的天主教资产阶级优越；第二，上层社会的一切阶层，从福伯格．圣-吉曼一类的教士和贵族之家，到反教会的激进小资产阶级，都只愿意看到将犹太人正式清除出政治实体。他们以这种方式来考虑问题，也凭此来洗清自己身上可能沾有的疑点。在他们看来，犹太人失去社会接触和商业接触，这是他们应该付出的代价。同样地，正如饶勒斯的话所表明的，这一事件被国会看作是重整的黄金机会，或者是重新获得永不腐败的名誉。最后一点是至少在纵容“犹太人该死”或“法兰西属于法兰西人”等口号时，发现一种几乎像魔术般的公式，使群众同政府和社会的现状达成和解。(四）人民与暴民如果说，信以为宣传可以达到一切目的，只要振振有辞或狡诈地说话，便可以同一个人谈论任何事情，这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普遍错误，那么，在那段时间里，社会上普遍地认为“民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而领袖的任务，如克列孟梭嘲讽地说的那样，则是机警地追随那种声音，这也必错无疑。这两种观点的相同的根本错误是视暴民(mob)为全体人民(people）。暴民首先是这样一种群体，代表了各个阶级的多余人物。这一点容易使人错将暴民看作民众，而民众也是包含了社会各个阶层。在一切伟大的革命中，民众为寻找真正的代表而战斗，暴民却总是叫喊要寻找“强人”、“伟大领袖”。因为暴民憎恨将他们排斥在外的社会，以及他们并未占领代表席位的国会。所以近代暴民领袖们利用公民投票(Plebiscite)来取得辉煌成果，公民投票是依靠暴民的政治家的旧观念。反德雷富斯派中比较聪明的领袖之一德洛莱德(Paul Déroulède)叫嚣要“通过公民投票建立共和国”。上流社会和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在一系列丑闻和大规模骗局中造就了法国暴民。此刻他们以父母对待子女的那种温柔情感，对暴民怀着一种既喜爱又害怕的复杂感情。社会至少可以对它的孩子口头上表示保护。当暴民们用行动捣毁犹太人的商店，在街上袭击他们时，上流社会的语言使人听起来似乎将一种实在的、充满激情的暴力行为说成儿童的无害游戏，在这一方面，当代文件中最重要的是《纪念昂利》，它提出了各种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犹太人应该被撕成碎片，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玛尔斯亚斯(Marsyas)一样；雷纳克应该被生烹；犹太人都应该被油炸，或用针慢慢刺死；他们应该被“割礼一直割到头颈”。一群军官很不耐烦地说，要试制一种新枪，对付国内十万名犹太人。为此捐款的人中有一千多名军官，其中包括四名现役将军，还有国防部长梅尔西埃。令人吃惊的是名单上有为数较多的知识分子，甚至也有犹太人。上层阶级深知，暴民是同他们互为一体的。甚至还有一名犹太历史学家，虽然他亲眼所见使他预感到，一旦暴民们统治了街道，犹太人就不会安全，但他仍然在私下里钦佩地称赞说是“伟大的集体运动”。这只能表明，大多数犹太人在社会中扎根有多深，而这个社会正要消灭他们。在德雷富斯事件上，如果伯尔那诺将反犹主义描述为一种主要的政治概念，那么就暴民这一点而言，他无疑是正确的。这在先前的柏林和维也纳已经试验过了，艾尔沃特(Hermann Ahlwardt)和斯多克尔，肖纳勒和路埃格尔，但是论功效，明显地都比不上在法国。在暴民们眼睛里，一切被他们嫌恶的事物中，无疑犹太人是可以教训一下的目标。如果他们仇恨社会，他们可以针对社会容忍犹太人的方式；如果他们仇恨政府，他们可以针对保护犹太人的方式，或者故意视犹太人与政府为合一的。虽说假设犹太人是暴民们唯一猎取的目标是错误的，但犹太人必然是首当其冲地成为受害者。暴民们被排除在社会之外，政治上没有自己的代表，就必然转向议会外的行动。再者，他们总是倾向于在那些运动及其影响中寻找政治生活的真正力量，它潜而不显，隐藏在场面的背后。母庸置疑，犹太人在十九世纪落入这个范畴，就像共济会(Freemasonry)(尤其在拉丁国家)和耶稣会一样。当然，这些群体中的任何一个都并不真正构成一个秘密社会，用异常巨大的阴谋来控制世界。但在事实上，它们的影响力无论如何公开化，都未能纳入正式的政治范围，其运作方式只能是游说、聚会，以及告白，自从法国革命以来，这三个群体俱有可疑的名声，在欧洲暴民眼中都是世界政治的轴心。在德雷富斯事件的危机期间，它们各自都能利用这一流行观念，回斥其它两方阴谋控制世界的指责。“秘密犹太”的说法无疑是某些耶稣会会士的发明，他们选定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Zionist Congress)(1897召开)看作犹太人世界性阴谋的核心。同样地，“秘密罗马国”是针对反基督教会的共济会成员，或许也是对某些犹太人不加区别的诬蔑之辞。暴民的反复无常是天下闻名的，德雷富斯的反对者们终于悲哀地认识到这一点。到1899年时，风向变了，以克列孟梭为首的一小群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带着复杂的感情突然明白，有一部分暴民是他们这一边的盟友。在某些人眼中，剧烈争论的双方现在好象“两帮旗鼓相当的暴发户竞相争取得到暴民的承认”，而雅各宾派克列孟梭的声音却成功地使一部分法国人回到了他们最伟大的传统道路。因此使大学者埃米尔．杜克劳(Emile Duclaux)可以这样写道：“在全体人民面前表演的这出戏剧，又被报界煽动到热点，使整个民族最后都加入了，我们从中看到，恍如古代悲剧中的歌队和反歌队在互相叫嚣。全世界是一个剧场，而法国则是舞台中心。”军队由耶稣会引导，并由暴民协助，进入了充满胜利信心的阶殴。政界准备反击，但是未能奏效。反犹主义的报纸公布巴拿马丑闻中受贿官员的名单，雷纳克交出的那份名单使人们缄默了。一切都使胜利显得不费吹灰之力。第三共和国的整个社会与政治家们，各种丑闻和各种事件，制造出了一个新的阶级，即“失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他们不可能同自己制造的这个阶级作战；相反，他们采用了暴民的语言和观点。耶稣会通过军队，压倒了腐败的政界力量，于是铺平了通向一场不流血政变的道路。既然当时只有德雷富斯家族用古怪的方式试图营救他们的亲人出魔鬼岛，既然当时只有犹太人关心他们在反犹的沙龙，以及更反犹的军队中的地位，那么一切事情当然都对准了这个方向。犹太人显然不会攻击军队或社会。犹太人的唯一愿望不就是想继续被社会接受、却在军队内遭到磨难吗?在军队或平民的圈子里，谁也不需要因此而有一个不眠之夜。当秘密泄漏时，参谋总部情报部门里坐着一名高级军官，他尽管有着良好的天主教背景，在军队里前途无量，对犹太人也有“适当”程度的嫌恶，但还未信奉“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的原则，所以就显得不协调。这样的一个人，完全脱离社会宗派，没有职业野心，他就是皮卡特，他那种单纯、平静、政治上不谋私利的精神，不久就让参谋总部受够了。皮卡特不是英雄，当然也不是烈士。他只是普通类型的公民，对公共事务也只有一般兴趣，他在危险时刻(虽然并没早一点)挺身而出，就像执行他的公务一样保卫他的国家。但是，当拖延迟疑良久之后，克列孟梭最后认定德雷富斯无罪，相信共和国正于危险中时，这件事的目标就变得严肃了。斗争刚开始时，只有几个著名作家和学者为一个抽象目标而挺身，例如佐拉、阿那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杜克劳、历史学家加百列尔．莫诺德(Gabrie Monod)、师范学校图书馆长卢西安.赫尔(Lucien Herr)。这里还须加上当时不出名的一群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后来以《半月刊》(Cahiers de la quinzaine)而名载史册。不过克列孟梭的盟友也只有这些了。没有一个政治团体、也没有一名著名政治家准备与他并肩作战。克列孟梭的道路之伟大意义在于他的斗争不是针对一次具体的司法错误，而是基于正义、自由、人权道德等“抽象”观念。总之，它的基础是那些以往构成雅各宾派爱国主义的中心概念，那些曾被污脏不堪的事物所攻击的概念。随着时间消逝，面对威胁和失望，克列孟梭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真理，并将真理化为各种具体要求，而更“具体的”民族主义者则衰退。像巴黑之类的追随这曾经比评德雷富斯的支持者迷失在“一堆形而上概念”中，现在也开始明白，抽象的“老虎”比起那些劣等商人的有限智能或宿命论知识分子的贫乏传统，事实上更接近政治现实。关于讲求实际的民族主义者的具体道路引向何方，有一个很有价值的故事对此作了描述：在法国战败之后，查理．莫哈在一次和一位女星占家坐飞机飞往南方途中，听女星占家对他解说近期发生事件的政治含义，并劝他同纳粹合作，他感到了一种堕落的“恐怖和愉快”。在逮捕德雷富斯之后、克列孟梭发起运动之前的三年里，反犹主义无疑取得了地盘，反犹主义报纸的发行量也能同几家主要的报纸匹敌了，但是街头仍然沉寂着。直到克列孟梭在《黎明报》(L'Aurore)上发表文章、左拉发表了《我控诉》、赫内上诉法庭开始了沉闷的继续审讯和重审时，暴民们才喧闹着加入了行动。德雷富斯派(他们是少数派)的每一次出击之后，街上必有一次程度不同的骚动。暴民是由参谋总部组织起来的，这一点很明显。审讯情形从军方直通向《自由论坛》报，通过编辑们的文章或个人介入的形式直接地或间接地发动学生、君主专制主义者、冒险家、甚至歹徒，将他们推向街头。只要佐拉说一句话，马上有石块砸破他的窗户。只要修雷尔-凯斯纳给部长一写信，他就会立即在街上遭人痛殴，而报纸上却粗俗地攻击他的私生活。所有人都认为佐拉如果遭到起诉，而又被宣判无罪，那么他休想活着离开法庭。“犹太人该死”的呼声响彻全国。在里昂、赫内、南特(Nantes)、图尔(Tours)、博尔多、克列蒙-费朗特(Clermont-Ferrant)、马赛——事实上到处如此——都爆发了反犹的骚乱，无一不是出于同样的根源。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到处并发群众的愤怒。在盖亨的领导下，暴民中间夹杂了军人。反犹的突击队出现在街头，使每一个同情德雷富斯的集会都毫无例外地以流血告终。而警察都公然与暴民同谋。反德雷富斯派中最现代的人物或许当推朱尔斯．盖亨。他在经商破产后，以密探为职业开始了他的警察生涯，此人具有天生的纪律和组织才干，这是地下社会不可缺少的标志。由此他在后来得以转入政治渠道，成为“反犹主义同盟”(Ligue Antisémite)的发起人和首脑。上流社会在他身上发现了第一位犯罪英雄。资产阶级社会奉承盖亨，清楚地表明了在道德和伦理准则方面，它背离了它自身关于善的标准。在这个“同盟”背后有两名贵族——奥尔良公爵(Duke of Orléans) 莫雷侯爵(Marquis de Morès)。后者在美国丧失了财产，于是以组织巴黎的屠夫成立一个杀人大队而出名。这些现代运动倾向的活动中最显突的一次是对所谓夏勃洛尔要塞(Fort Chabrol)滑稽式的包围。正是在这里，这第一座“褐色宫殿”里，当警方最终决定逮捕反犹主义同盟的领袖时，同盟的菁英们在此聚会。房子的结构从建筑角度来看是十全十美的。”窗户都有铁制护窗板保护。从地下室到顶楼天花板装有一个电铃系统。宽大的前门总是上锁并拴紧，里面距离五英尺左右有一个高大的铸铁格栅。大门和格栅之间，右边是一扇小门，也是铁板制的，门后的信道上布置着从屠夫中精选的卫兵。日夜把守。”挑唆起阿尔及利亚计划的麦克斯．雷吉斯(Max Régis)是名列现代史的另一个人物。正是这位年轻的雷吉斯曾经号召兴高采烈的巴黎暴民“用犹太人的血浇灌自由之树”。雷吉斯代表的那一部分运动期望用合法的议会手段来取得政权。根据这个计划，他自己当选为阿尔及尔市长，并利用他的地位放纵屠杀，造成数名犹太人被杀，犹太妇女被强奸，犹太人的商店遭洗劫。也正是由于他的提携。最著名的法国反犹分子、颇有文化修养的德鲁芒坐上了议会的交椅。这一切情况中显出新意的并非暴民的活动；因为暴民的例子先前已多得不可胜数。在当时显出新意并且令人惊奇的事情——尽管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是暴民的组织化，以及其领袖所享有的英雄崇拜。巴黑、莫哈、多代特(Léon Daudet)等人无疑共同构成一种青年知识分子菁英，暴民变成了他们听采纳的“具体的”民族主义的直接代表。这些人藐视民众，自己也只是最近才从没落颓废的唯美主义崇拜中脱离出来，他们从暴民身上看到一种刚强的原始“力量”的生动表现。他们用理论证明暴民就是民众，将暴民的领袖说成是民族英雄。正是他们的悲观哲学以及他们对毁灭的欣喜，首先显示了欧洲知识分子濒临崩溃的迹象。连克列孟梭也未能摆脱将暴民等同于民众的诱惑。特别容易使他产生错误的原因是工党一贯对“抽象”正义(justice)问题的含糊态度。没有任何政党，包括社会主义者，会要将正义本身变成一个问题，“不管如何，支持正义是文明人之间唯一牢不可破的纽带。”社会主义者代表工人的利益，机会主义者代表自由资产阶级，联合主义者(Coalitionist)代表天主教上层阶级，激进派代表反教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一大优点是以一个内部统一团结之阶级的名义发言。他们同资产阶级政党不一样，他们所代表的不是一个内部分裂成无数集团和派系的社会。他们从本质上首先关心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无须为人类团结的更高责任烦恼，也不知道自治生活的真正意义。他们的典型态度表现在朱尔斯．盖斯德(Jules Guesde)——在法国社会主义党派中与饶勒斯地位相等的人物——的话里：“法律和荣誉只是空话。”民族主义者的思想特征是虚无主义，但是它并未主宰反德雷富斯分子的头脑。相反，大部分社会主义者和许多支持德雷富斯的人——例如盖斯德——说的却是同样语言。假如天主教刊物(十字架)(La Croix)评论说“德雷富斯无罪还是有罪已不再是个问题，问题只在于谁胜利了，是军队的朋友还是军队的敌人，”那么，德雷富斯派同样也可以修改这句话来表达意见。不仅暴民，而且连相当一部分法国民众也都宣称。他们根本不关心是否应该根据法律将某一群人逐出全体居民的范围。一俟暴民开始了反对德雷富斯派的恐怖行动，他们发现面前打开了一条道路。正如克列孟梭所证实的，巴黎的工人们几乎不关心整个事件。如果资产阶级内部互相争吵，他们认为这也不会影响自己的利益。克列孟梭写道：“他们根据民众的公开要求，向全世界宣布“民主”的失败。主权民族通过民众显示自身的正义是至高无上的。不可否认，恶与民众共谋……民众不是上帝。任何人都能预见到这个新的神总有一天会垮台。一个集体暴君，遍布大地，它像帝王宝座上的一个单个的暴君一样，令人不能接受。”克列孟梭最终使饶勒斯相信，侵犯一个人的权利也就是侵犯了所有人的权利。但是他在这方面成功，仅仅是因为作恶者恰巧是自法国革命以来民众的宿敌，即贵族阶级和教士阶级。这是在反对富人和教士，不是为了共和国，不是为了工人们最终带上街头的正义和自由。的确，饶勒斯的演讲和克列孟梭的文章令人回忆起对于人权的旧日革命激情。的确，这种激情的强烈程度足以推动民众投入斗争，但是他们首先应该相信，与斗争命运攸关的不仅是正义和共和国的荣誉，而且还有他们的阶级“利益”。以前，法国社会主义者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认为卷入资产阶级的内部争吵或担忧拯救共和国等等都是一种错误。佐拉，这位最热爱民众的人，最先使工人脱离这种冷漠心态。但是，在他那篇著名的控告共和国的文章里，他也是最先背离了精确描述政治事实的原则，顺从了暴民的激情，提出那个吓唬人的“秘密罗马国”的话题。这件事情克列孟梭是很勉强地提起的，而饶勒斯却很热心。佐拉的真正成绩从他的小册子里很难看出，这就是他坚定无畏的勇气，用一生和著作使民众走向“接近偶像崇拜（idolatry)”的地步，他挺身而出，挑战、战斗，最后征服群众，但他像克列孟梭一样，一直很难把群众中的民众和暴民区分开来。“人生来就是要反抗最强大的君主，拒绝向他们低头，但是很少有人生来为了反抗多数人，在误入歧途的群众面前挺身而出，赤手空拳面对疯狂举动，要他说‘是’时他敢于说‘不’。这个人就是佐拉!”《我控诉》刚刚发表时，巴黎的社会主义者们正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纠正德雷富斯案的判决。但是只过了五天，三十二名社会会主义者政府官员出面声明，“阶级敌人”德雷富斯的命运同他们无关。这项声明背后有巴黎社会主义组织的大批成员支持。尽管这支队伍在整个案件过程中始终观点分裂，但这个党派仍有足够的德雷富斯派成员。阻止了反犹主义联盟控制街头。有一次社会主义者的会议甚至称反犹主义是“一种新形式的反动”。然而在几个月后，当国会举行选择时，饶勒斯落选了，未几，战争部长卡凡涅克(Jean-Baptiste Cavaignac)在内阁发表谈话，攻击德雷富斯，声称军队是不可缺少的力量，议员们投票表决将他的谈话在巴黎公开张贴，只有两票反对。同年十月，巴黎发生大罢工，德国驻法大使孟斯特(Münster)准确而自信地向柏林报告说，“至于广大民众，他们根本不是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工人罢工只是为了提高工资，只有这件事才能使他们斗争到底。至于德雷富斯案件，他们从未在脑子里想过。”那么，德雷富斯的支持者是谁?那热心倾向佐拉的《我控诉》、虔诚地跟从克列孟梭撰写的社论的三十万法国人是些什么人?是谁最后成功地使法国的每一个阶级、每一个家庭在德雷富斯事件上分裂成对立的两派?答案是：他们既不是一个党派，也不是一个同质团体。应该承认，他们吸收了社会的下层阶级，而不是上层阶级，他们之中比较多的是医生，而不是律师和政府官员。但是，他们是各种不同的人的混合体。例如佐拉和贝圭(Charles Péquy)，饶勒斯和皮卡特，这些人紧接着就会分道扬镳。 “他们来自毫无共同点的各个党派和宗教团体，甚至还互相冲突。……这些人互不相识。他们争斗过，有时还会再争斗。可别误以为这些人都是法国民主的“菁英人物”。”假如克列孟梭当时有足够的自信认为只有追随他的人才是真正的法国民众，那么他后来的事业就不会落入宿命的骄傲。他在德雷富斯事件上的经历使他对民众产生了绝望，使他蔑视人类，最后他相信唯有他才能拯救共和国。他不能再屈耸向暴民的古怪行为喝采。因此，一旦他将暴民等同于民众，他确实使自己失去了立足之地，迫使自己走上那条使他后来更为突显的冷酷和超然的道路。法国民众的每一个家庭都明显地发生了分歧。最典型的是表现在工党的不同阶层的政治态度中。其余的党派，以及国会中的不同集团，在重审案件风波之初就顽固地反对德雷富斯。但是这一切只意味着资产阶级政党不再代表选民的真正观点，社会主义者同样也不统一，却赢得了几乎所有各部分的民众。每一个地方都存在一个少数派，响应克列孟梭关于正义的呼吁，这些各不同质的少数派组成了德雷富斯的支持者。他们同军队及其支持与共谋的腐败的共和国斗争，这是从1897年底到1900年世界博览会开幕之间法国国内政策的支配因素。它也给国家的外交政策带来了有利的影响。无论如何，这场斗争的最终结果至少是取得了部分胜利，这场斗争完全是在国会之外进行的。在那个所谓的代表大会里，足足有六百名代表，都在不同形式上带有劳工或资产阶级色彩，在1898年时，竟然只有两名议员支持德雷富斯，而其中之一的饶勒斯未能重新当选。围绕着德雷富斯事件引起的不安，不仅表现在暴民的行为必定沿着国会外的路线，而且全体少数派成员为议会制度、民主、共和国而战斗时，同样不得不被限制在内阁之外从事战斗。两者之间的唯一区别是，一个利用了街头，一个利用了报纸和法庭。换言之，在德雷富斯危机期间，整个法国的政治生活脱离了国会。即使国会几次投票支持军队、反对重审案件，也无法改变这个结论。值得记住的是，巴黎世界博览会开幕后不久，当国会的观点开始转变时，国防部长格里菲(G．A．A．Galliffet)才能够忠实地宣布这种现象根本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的情绪。另一方面，投票反对重审也不能看作是认可耶稣会和某些激烈的反犹分子试图在军队的协助下发起政变的政策。而应该说，这归因于对任何一种改变现状企图的抵制。事实上，内阁也同样会以压倒性的多数抵制军方一教士专政。那些国会议员懂得以政治为职业生涯与利益所在，自然急于维持现状，因为现状维系着他们的“志业”与利益。再者，德雷富斯案件揭示出民众同样要求他们的代表照顾他们的特殊利益，而不是政治家的作用。在竞选宣传中，提及这个案件显然是不明智的。如果仅仅是因为反犹主义，那么德雷富斯派当然就毫无指望了。从事实来看，在竞选期间，他们早已从工人阶级中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然而，连支持德雷富斯的人也不愿将这个政治问题拖进竞选活动。的确，饶勒斯正是坚持将它当作自己的竞选纲领，所以失去了议员位子。如果说，克列孟梭和德雷富斯派成功地争取了各个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一起要求重审案件，那么天主教徒们的行为则是一种阻力；天主教徒之间没有意见分歧。耶稣会在操纵贵族阶级和参谋总部时所做的事情，圣母会在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中也做了，它的舆论喉舌《十字架》在法国所有的天主教杂志中发行量最大。这两个教派都围绕犹太人间题鼓噪反对共和国。它们都表白自己是军队和国家的维护者，反对“国际犹太人”的阴谋。但是，更触目的是，法国天主教徒们的态度事实上还远远不及全世界的天主教报纸，它们团结一致反对德雷富斯。“所有这些报纸都在上级的指挥下不断地往前走。”随着案件的进展，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法国反对犹太人的活动遵循着一条国际路线。《天主教世界》(Civiltà Cattolica)宣称，应该从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一切国家中驱逐犹太人。天主教政治家们最早明白，今后的权力政治必定以殖民主义野心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因此，他们最早将反犹主义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宣称说犹太人都是英国特务，由此将对抗他们的作为认作是和“恐英病”(Anglophobia)对抗。 在德雷富斯案件中，犹太人是中心人物，因此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政治活动机会。如果英国从法国手里抢去埃及一事应该责怪犹太人的话，那么，英美联盟运动当然起因于“罗斯希尔德帝国主义”。天主教的政治活动并不限于在法国，一旦那桩特殊事件降下帷幕，这一点就完全清楚了。1899年底，德雷富斯已被赦免，法国公众舆论也转向了，因为害怕这件事会造成对世界博览会的联合抵制，这时，要想阻止反犹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只需同教皇利奥八世(Pope Leo XlII)会面一次就可以了。即使在美国，非天主教徒中支持德雷富斯者都特别热心，1897年以后，在天主教报纸上也可以发觉反犹主义情绪明显上升，然而在同利奥八世会面之后，这种情绪在一夜之间平息下来。天主教利用反犹主义作为工具的“伟大策略”流产了。㈤ 犹太人与德雷富斯派德雷富斯上尉不幸的案件向世界表明，在每一个犹太贵族和百万富翁身上，仍然留有旧时代贱民的某种印记。他们没有国家，人权对于他们并不存在，社会乐于将他们排除在它能给予的各种特权之外。但是，得到了解放的犹太人自己比别人更觉得难于把握住这一事实。伯纳德．拉查尔写道：“拒斥和那些生于外国的同胞团结一致，这对于他们犹嫌不够；他们斥责其所有的恶行，那却是他们自己的怯懦造成的。他们不满足于仅仅比当地法国人更富于侵略性：他们就像各地解放了的犹太人一样，凭自己意欲割断了一切团结的纽带。事实上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形：在法国，有三十来个人准备保护一个受难的同胞，却有上千人同这个国家里最狂热的爱国者一起监视着魔鬼岛上的受难者。”正因为他们在居住的土地上发挥的政治作用太小，所以在十九世纪的进程中，他们才会盲目崇拜法律上的平等。毫无疑问，这是他们获得永久安全的保证。当德雷富斯事件的发生警告他们，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就更深入地走向同化，使犹太民族分化解体，而就更加深政治智能的贫匮。他们迅速地与社会同化，在这个社会里，一切政治热情都消融在沉重的社会势利、大生意、以及未知的利润机会之下。他们希望摆脱受人厌恶的局面，于是转而形成一种反对自己同胞中的穷人和未同化移民的倾向。他们使用异教社会对付他们的手法，同样痛苦地使自己脱离所谓的“东方犹太人”(Ostjuden)。政治上的反犹主义。一如表现在俄国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计划，犹太人解散而从中世纪逃生，但这并不是现代政治的真实。他们不懂，德雷富斯事件中，不仅仅是社会地位的问题，因为这一事件所带来的远远超出社会反犹主义。法国犹太人中为何很少有人全心全意地支持德雷富斯，上面所说的就是原因。犹太人，包括这个被指控的人的家族，害怕引起一场政治战。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佐拉的顾问拉博里在赫内法庭重审之前被拒绝辩护资格。而德雷富斯的第二名律师德曼吉则不得不将其答辩建立在有疑点的争端之上。大家期待在一大堆恭维话下抑制住来自军队或军官们的可能攻击。他们认为，通向宣判无罪的最平坦道路是假装整个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可能只是一个司法错误，受害者是犹太人这一点纯属偶然。结果在第二次审判中，德雷富斯拒绝面对真实问题，在重审时只是请求宽厚处理，也就是服罪了。犹太人未能看清，这里牵涉到的问题是一场有组织地针对着他们的政治斗争。因此他们拒绝了那些准备在政治斗争基础上同他们合作去迎接挑战的人。在克列孟梭的事情上，可以看到他们的态度简直是有眼无珠。克列孟梭为国家基础的正义而斗争，当然也支持犹太人的平等权利的回复。但是，在一个一方面是阶级斗争、另一方面是疯狂侵略的时代，如果不同时考虑到，这其实是被压迫者必须同压迫者作斗争，那么，政治就变成抽象的了。克列孟梭是近代犹太人所知的为数不多的真正朋友之一，因为他认识到、并向全世界宣布，犹太人是欧洲被压迫民族之一。反犹主义者倾向于将犹太人看作暴发户，或暴发的贱民；因此他会害怕每一个犹太小商贩都会成为一个罗斯希尔德，每一个犹太穷光蛋都会成为暴发户。但是克列孟梭从为正义而斗争的无限激情出发，仍然将罗斯希尔德家族看作被践踏的民族的成员。他为法国的民族灾难感到痛苦，这使他的视野和心灵转向对一切人的同情，甚至包括那些“作为民族领袖，却领导他们走向惨败的不幸者”，那怯弱畏缩的人(他们由于无知、虚弱、恐惧，十分迷恋和钦服强者，因此将自己排除在积极斗争的参加者队伍之外)，还有那些只有当战斗胜利时才“飞跑着去支持胜利者”的人。㈥赦免及其意义“德雷富斯”这出戏剧直到它的最后一幕时才显出是一场喜剧。唯有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出人意料地扭转了局面，它使分裂的国家团结起来。使国会同意重审此案，最后使整个民族中不同的成员——从极右派到社会主义者一一相互妥协。克列孟梭的每日评论、佐拉的怜悯、民众对教士和贵族的仇恨，都未能改变国会的感情向有利于德雷富斯的方面转化，最后却由于害怕各国抵制博览会而告成功。同是这一个国会，一年前还在一致反对案件重审，此刻却以三分之二赞成票通过了对反德雷富斯的政府的谴责。 1899年7月，沃尔德克-罗梭(René Waldeck．Rousseau)内阁掌权利，卢贝特(Loubet)总统赦免了德雷富斯，撤销了整个案子。博览会得以在最明亮的商业天空之下开幕，普遍友好的气氛出现；甚至连社会主义者也可以得到政府职位；欧洲第一次有一位社会主义者当了部长，米勒宏(Alexandre Millerand)成了商业部长。国会变成了德雷富斯的支持者!这就是结局。当然，对于克列孟梭来说，这是一场失败。在苦涩地收场时，他谴责那种暧昧的赦免(pardon)，以及更暧昧的特赦。佐拉写道：“这一切，只不过是在一句充满臭气的赦免命中将高尚的人同恶棍捏成一团。一切东西都被扔进了一口大锅。”克列孟梭依然像在一开始那样完全孤独。社会主义者们，首先是饶勒斯。对赦免和特赦表示欢迎。这不是保证他们在政府中取得了一席之地吗?不是更广泛地代表了他们的特殊利益吗?几个月后，在1900年5月，当世界博览会的成功有了保证之后，最终露出了真相。这一切妥协战术是牺牲了德雷富斯派。关于进一步重审的提案被以四百二十五票对六十票否决了，甚至连克列孟梭自己当政的1906年政府也不能改变这一状况；它不敢将重审托付给一个普通法庭。通过上诉法院而(不合法律手续的)宣判无罪，这是一种折衷之计。然而，克列孟梭的失败也不意味着教会和军队的胜利。教会与国家分离以及禁止教区学校，结束了天主教在法国的政治影响。同样，将情报部门划归国防部，亦即归属非军方当局，这就剥夺了军队对内阁和议院的威慑性影响力，也剥夺了它出于自己的利益而行使警察权力的借口。1909年，德鲁芒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候选人。他的反犹主义立场曾经受到天主教会的赞扬，也受到民众的肯定。但是，此时这位“自傅斯台尔(Fustel)以来最大的历史学家”(拉美特利[Jules Lemaitre]语)不得已而听从马塞尔．普烈佛斯特(Marcel Prévost)(色情小汉《半处女》[Demi-Vierges]的作者)，这位新的“不朽者”接受了耶稣会神父杜拉克(Du Lac)的祝贺。甚至连耶稣会也停息了它同第三共和国的争吵。德雷富斯案件的结束标志着教会反犹主义的收场。第三共和国采取了折衷方法，不经过正常审理而使被告洗刷罪名，同时限制了天主教组织的活动。伯纳德．拉查尔要求使双方都得到平等权利，而国家允许犹太人享有各种例外权利，却威胁着天主教良知的自由。真正处于冲突状态的双方都被推到了法律之外，结果使犹太人问题和政治上的天主教主张都因此在实际政治舞台上被排斥在外。使十九世纪的各种潜在力量载入史册的唯一事件就此结束了。唯一看得见的结果是它导致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产生——这是犹太人对反犹主义所能作出的唯一政治回答，犹太复国主义是他们认真地从敌射角度采取的唯一的意识形态，这使他们处于各种世界性事件的中心。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部 帝国主义 蔡英文译)—————————————————————————————————————现代名著译丛（4） 郭博文．高承恕主编帝国主义Hannah A rendt著. 蔡英文译—————————————————————————————————————目录译序作者原序第一章 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甲 扩张与民族主义乙 权力与资产阶级丙 暴民与资本家的结合第二章 种族主义之前的种族思想甲 贵族的“种族”对抗平民的“国家”乙 种族结合取代国家扩张丙 开启历史大门的新钥丁 “英国人的权利”与人权之间的对立第三章 种族与官僚政制甲 黑暗大陆的虚幻世界乙 黄金与种族丙 帝国主义的特征第四章 欧洲大陆的帝国主义——“泛-主义”运动甲 部族式的民族主义乙 罔顾法律的传承丙 政党与运动第五章 “民族国家”体制的式微与人权的终结甲 “少数民族构成的国家”与无国籍的人民乙 人权的复杂性格参考书目索引附录：认知心与道德心——为W．H．奥登而撰译后言（蔡英文）“假若能力足够，我愿吞并所有的星辰。”——塞西尔．罗德斯译序“帝国主义”(Imperialism)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是西方近代史上新起的政治现象；对于国内的读者而言，这两个名词并不陌生，我们在报章杂志上，每每可以看到它们的出现；从我国历史的发展来看，我们受“帝国主义”与“极权主义”的祸害也最烈，但对这两种政治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历史条件和所造成的影响，我们是否有一深刻、完备的了解呢？现在，借着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的这本着作，想必能给我们一些启示。提起汉娜.鄂兰的名字，国内的读者或许颇为陌生；现就其生平作一简略的介绍，以帮助读者了解她的思想。一九○六年十月十四日，汉娜.鄂兰生于德国汉诺威城(Hahover)，早年受教于马堡、佛莱堡与海德堡大学，是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与雅斯培的学生，一九二八年获得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一九三三年，德国纳粹党当权，她随即逃往巴黎，在此地，参与社会工作，并与一位哲学教授布鲁契尔(Henrich Bluecher)结成夫妻；一九四一年纳粹德国占领巴黎后，又逃往美国，定居于纽约，先后担任“犹太入国际关系议会”的主席(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烁金丛书(Shorking Press)的主编(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以及“犹太文化重建会”的执行委员(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一年出版“极权主义探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书，奠定她在思想界的地位，尔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研究会”(th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逝世于纽约寓所。这本“帝国主义”是“极权主义探源”的第二部份，其余两个部份分别是“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与“极权主义” ；但鄂兰探索的重点是凝集于“极权主义”的问题上，更重要的是，鄂兰希望透过这个探索，反省当前西方的政治问题。她在“极权主义探源”的屝页，引雅斯培的一段话：“Weder dem Vergangonen anheimfallen noch dem Zukünftigen．Es kommtdarauf an，ganz gegenwārtig zu sein”“既不是倾心意于过去，也不是倾心意向未来，而是关心当前的时刻”；从这段话中，我们可理解作者不是作一种学究式的历史研究，也不企图像先知一般预测未来。她只希望经过历史的反省’了解当前西方的政治现象；以她对极权主义的体认作一种清澈的反省与了解。她的研究重点是对人性作一种投注的关涉，而不是表现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极权主义探源”是汉娜.鄂兰第一部重要的政治思想着作，也是她最有名、最受人赞扬与批评的经典著作。这部书不是很容易为人了解的，除了行文冗长、艰涩之外，最主要的因素在于：她的政治思想基设与前题在这部书里并没有阐释得很清楚，在后来的著作中才清楚地加以诠释：如“人的处境”(The Human Condition一九五八年出版)清楚地解析政治与人之自由，以及行动能力之可能性的问题；在“论革命” (On Revolution一九六三年出版)一书中，解释“精心设计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耶路撒冷的伊赫曼”(Eichmann in Jerusalem)则探索自由与极权势力之间的关系，也澄清了在缺乏政治传统的情况下，实践自由的可能性；在“论暴力”(On Viotence 一九六九年出版)一书中，则批评“暴力的必然性”、“枪杆子下出政权”的观点，也分析了权力与权威的本质问题。因此，在阅读“极权主义采源”一书时，发现许多政治思想前题未能解释清楚，甚至对许多政治问题的探索，未获一决定性的观点；那么，我们可以了解到汉娜．鄂兰的思想是一种整体性的拓展，也就是说，她所揭示的思想主题并不是在这一本着作中拓展完成的。也由于鄂兰的思想有这种特质，译者有必要在这里把她的政治思想主体作一概括性的分析。每一位思想家的思想皆有其原创性的洞识，当然也有其偏陂、未能圆融之处；汉娜．鄂兰自不例外。细心阅读这本“帝国主义”以及“极权主义”部份，不难觉察到鄂兰所注目的地方是：传统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与十九世纪所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 society)之间的冲突，“市民德性”(civil virture）与“私人利益之追求”的冲突。也不难感觉到鄂兰对西方传统的“民族国家”体制所发出的乡愁式的怀想。在这里，我们可以碰触到鄂兰政治思想的核心，那就是“私人领域”(private realm)与“公众领域” (public realm) 之间的对立观点。在“人的处境”一书中，鄂兰透过复杂的论证来解析“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这两个范畴。所谓的“公众领域”既是政治的生活，是一种不合个人利益的追求，而倾自己之心智于“公众的荣耀与荣誉的活动”，它包含了人众之间沟通的德行与言辞，政治生活的价值也在于这种人及其同伴面对着“一共同的世界”(a commnon world)所表现出来的德行与言辞；人唯有透过这种活动才能挣脱一狭窄的存在模式，臻于“尘世之不朽”(worldy immortotity)的境界；而这个“狭窄的存在模式”就是鄂兰所谓的“私人领域”的范畴，它意指人劳力(Habor)与制造 (production)的活动，人的此种活动只关切生物本能的需求，譬如满足口腹之欲，以及建造住屋以防范自然力量的侵害，缘此，它只关注个人的利益与个人的安全感，而切断人与人之间共同交涉的关联性，使人受生物的自然律所束缚；由于它只关心生物需求的满足，因此强化了以物质为主的自我利益的导向。在鄂兰的观念中，真实的政治行动才是自由的行动，此行动是由自由自在的个人在公众的领域里表现出来的；这个自由自在的个人与其它的个体相互交涉、相互沟通，而能立德、立言、立功；透过这种沟通、交涉，光明正大地表现他自己的意愿。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活动。根源于这种观念，鄂兰在“帝国主义”(既“极权主义探源”的第二部份)一书中，批评“阿拉伯的劳伦斯”、克蓝玛、罗德斯……这些帝国主义者的心智，以及黑格尔与马克斯的政治学理。劳伦斯、克蓝玛、罗德斯这三位帝国主义的代表者皆认为个人的存在无足轻重，个人唯有替那些个体更巨大的运动服务，个人的存在才有意义，因之罗德斯才说出“扩张，为扩张而扩张，才是一切”，劳伦斯与克蓝玛才远渡重洋，替英国的帝国主义官僚政体服务，他们甘愿替这个比自己更巨大，无任何终极目标，周转不息的运动(如经济利益的扩张，为权力缘故而扩张权力、历史的巨大运动，历史决定的命运……等等)担任一隐匿的“间谍”角色，他们不愿意在公众的领域里表露自己，他们“不是为英国，也不是为印度，或者其它值得、不值得的动机原因，而接受这种奇异的任务；帝国主义的种种观念，譬如：为扩张自身，为权力自身之缘故而扩张，可能很适合他们的要求，但他们不会特别地、确实地关切这些概念，也不可能建构出这些概念。他们不明原因地踏入这条途径，而鞠躬尽瘁于此；他们不会询问最终极的问题。运动这场游戏的无终止的性质，以及扮演一隐匿的角色才能强烈地吸引其心智；在他们的眼里，此种隐匿性才是生命之神秘性的象征”(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帝国主义者的性格”)。这种意识形态，在鄂兰的观念中，是带动整个帝国主义(不论是“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或者是“欧陆的泛-主义”运动)的力量之一；而此种意识形态则是资本社会的畸形产物之一。“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对立，是鄂兰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而这个观点也牵涉了她所揭示的自由理念，正如上述，鄂兰认为除开任何政治的生活以外，就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一位崇尚自由主义的人会认为从政治生活解放，而自由地c沉潜于个人私有的存在(既鄂兰所谓的“私人领域”)，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但对鄂兰而言，真正的自由是“公众的自由”(public freedom)， 也就是说自由地参与政治活动的高贵生活中，才是真正的自由。缘此，人的活动只要是倾注于“私人领域”的，不论是个人利益的追求、宗教的沉思与救赎、超升的体认、哲学的思辨，甚至是艺术的创作，都不是发挥人潜在创造力的最高贵的行动；人唯有在“公众领域”里，也就是说，在政治生活的领域中，才能发挥他最高贵的行动能力。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鄂兰是以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景观作为人底政治活动的典范。在古希腊罗马时代里，市民于公众的领域之中，以平等的身份彼此面对着；在这个公共的场合中，他们充满光辉地展露其行为与言辞。公众剧场的演员的动机在于勇敢地走入为争取艺术桂寇的竞争行列中，他们希望能被同代的人以羡慕的眼光注视其才华，俾能永垂史册。政治生活的价值既立于此；个人最高贵的潜能也唯有从政治的活动中才得以发挥。相形比较之下，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则使人成为“生物必然法则”的奴隶，使人一心一意关注于个人利益的追求；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人把大部份的精力用之于“私人领域”的范畴中，为了满足他那毫无价值的物欲享受，而“默默无闻”地虚度一生。依鄂兰的见解，这就是近代西方危机之一，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下，人已失去了最贵重的善事，即政治活动的高贵生活；人已无法从参与公众事物中得到公众的快乐与公众的自由。于此种处境中，即使在科学、哲学、艺术……等文化的层面上，有原创性的创造力也不足以补偿这个贵重物品的丧失。对于近代西方人的处境，鄂兰是抱着一种悲观的心境，因为古希腊罗马人在政治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高贵的行为与欢愉的心情，西方人已永不复得了。鄂兰对于人在政治层面上的活动给子一种绝对的价值观点，难怪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在“政治的宗教——反省汉娜.鄂兰的思想”(The Religion of politics：Reflection on the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一文中，把这种观点列于宗教的范畴里。以史华慈的批评观点来看，鄂兰是把人的政治活动视之为人存在的“唯一”价值，同时，人唯有在能参与“政治活动”的情况下，哲学的思辨、艺术、文学的创作、科学的发现才能闪烁其活泼的生命力。很显然，鄂兰此种见识是有其偏陂之处。人在政治的活动中确实能表现高贵的情操、智能、智能，譬如，为人的自由与正义而奔走于议会、公众场所的政治家，以及为求得人的福祉而奔走于社会的改革家。他们真的是在“公众的领域”里表现出高贵的行为、情操；但若认为人唯有在“公众的领域”里才能够如此，则这种观点是偏陂不全的。我们也可能在人的政治的活动里发现人腐朽、败德的行径，如统御他人的权力欲的追逐与表现、贪污、欺诈……等等；鄂兰并不是没有见识到人在政治活动表现出来的消极性格，但她把这种消极的性格归诸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所带来的败坏的结果。然而，若是认为古希腊罗马人在政治活动中确实表现出人的高贵的行为与自由，那么鄂兰是否曾考察到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社会结构是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希腊的城邦之所以有灿烂辉煌的政治表现，是因为有这些奴隶的劳动，而使得城邦的市民能超脱“生物必然性”的束缚，而能尽其心智于“公众的领域”里；由此看来，所谓自由参与于公众领域的活动是有其条件的。更进一步来看，古希腊的政治活动若是那么自由与高贵，那么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尤里匹底斯……等这些哲学家与文学家为何如此不满足于雅典人的政治生活呢？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纯粹是根源于一种“反动的思绪”，但鄂兰，或许太尊重这些哲学家，而没有解释他们从政治活动中撤离的种种因素。他们是否看出“公众的领域”也是人的个人兴趣、利益的容身之处？是否也看出雅典的市民不但追求“鹤立鸡群”的荣耀；也求追属于个人的权力呢？是否亲身的感觉到唯有从“公众的领域”中退却才能够获得鄂兰心目中所谓的自由呢？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肯定的，那么我们是否也以看看西塞罗时代罗马政治场合中腐朽、败德的种种行径？鄂兰只坚持她心目中的、“公众领域”的形式，而没有斟酌这个形式中所蕴含的内容。简略地解释了鄂兰的主要的观念，透过这个观念则可以了解她在“帝园主义”以及随后的“极权主义”所提出的许多论断的假设。在“帝国主义”一书中，鄂兰所提出的一重要的论点既是西力传统的“民族国家”体制的崩溃。而导致“民族国家”体制崩溃的最主要因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发展及其掌握了统治的势力。在整本书中(甚至在“极权主义”一书)，鄂兰一直重复着一项观点：“帝国主义”、“极权主义”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民族国家”体制、社会阶级以及真正的民族主义的解体。从一八八四年以降，西方政治的故事肇始于“资产阶级日益敌视国家的制度与权力”。在这里，我们会询问道：“何谓“民族国家”的体制？”资产阶级的兴起为何会导致民族国家体制的崩溃？民族国家的体制是什么？“民族国家是统治着一个阶级划分的社会，也超然独立于这个社会之上”，“同种同族的人民主动拥戴其政府，是民族国家得以建立起来的基础”。“民族国家的基层是奠立于人民真诚的共同赞助之上，而此种基层无法毫无限制地扩展” (见本书第一章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同时，依鄂兰的观点来看，在民族国家的体制里，有可能产生如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公众领域”，在此体制里，人可以品尝到公众自由的滋味，也可以培养出政治美德。甚至在一个划分为各种社会阶级，规模较大的民族国家中，国家政府也能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所有的阶级，而能够结合它们成一个可见的政治结构；也因为民族国家体制的基础是建立在“同种同族的人民”之上，所以可以形成一结构性质的政治共同体。由这项定义来看，民族国家的体制的政治代表很清楚的了解民族国家扩张时所遭遇到的限制。在“资产阶级社会”之前，西方民族国家体制的政治家都以“确定的国家疆域”这个概念来看待自己的国家。然而，一八八四年之后，西方历史的整个情势就全然改观了。工业革命的产生造成西欧各国资本过剩，以及渴求工业原料的现象，迫使西欧各国往外扩张，首先是经济上的对外扩张，继之而来的是，随着金钱的输出而国家权力的向外扩展：扩张是一切政治的终极、永恒之目标，这是帝国主义政治的核心观念；它既不是瞬间即逝的掳掠，也不意蕴着长期同化被征服的民族；因此，在政治思想与行动的历史舞台上，它是一则崭新的观念。 (见本书第五页)依鄂兰的观点来看，扩张的概念是适合于人底经济活动的领域(既是鄂兰所揭示的“私人的领域”) ：在经济活动的畛域里，扩张是一项贴切的概念，因为工业成长即是一种周转不息的运作赏髋。扩张意指不断生产可运用、可消费的物品，生产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就宛如人为了他置身的存在世界而不停地生产、建设、繁殖与改进一样。(见本书第五页)然而，在资产阶级的操纵下，这种属于“私人领域”的概念竞被引导进入政治活动的领域里；依照鄂兰的观点，这是和传统的“民族国家”体制之理念相违背的。政治结构不同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无法毫不受限制地扩展，因为，它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无可限量的人类生产力上。就民族昕缔造的政府与政制组织的形式而论，民族国家是最不适合于无限制的成长；因为民族国家的基层是奠立于人民真诚的共同赞助之上，而此种基层无法毫无限制地扩展。(见本书第七页)由于这两种概念在本质上的矛盾冲突，致使西欧近代历史的舞台巳产生许多畸形的物品，其中最显着的就是极权主义。就鄂兰这部书——“极权主义探源”——来看，讨论的重点既是“极权主义”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因此，解释的定向是指向极权主义，而帝国主义的产生及其形成只不过是替极权主义铺路的途径之一罢了。帝国主义的向外扩张是资产阶级一手所导演成的，由于这个原因，鄂兰很详细地分析资产阶级的性格。资产阶级会产生“扩张”的概念，最主要的因素在于他们面临着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经济上的困境，譬如：国内销售市场的饱和状态、物质原料的匮乏、资本的过剩、以及过剩的人力。资产阶级如果只是采取“资本外流”的政策来解决这些困境的话，那么，帝国主义是不会形成的。然而，海外的投资事业是一项极冒险的活动，资产阶级发现：唯有藉助政府的政治权力，才有可能把冒险的程度减低至最少量。在资产阶级的鼓动下，西欧各国唯有朝向以扩张为鹄的的”世界政策”迈进。随着帝国主义的产生(“帝国主义理应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第一个阶段，它不是资本主义后期发展出来的产物”)而形成的事物既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the idealogy of racialism)。这种意识形态贯穿“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与“欧陆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是什么呢？鄂兰如此界定：(意识形态)是一种奠基于单一议论上的体系，它有足够的魅力吸引与说服大多数人；同时也有足够的广阔度容纳当代一般生活的各种体验与处境……它声称自身掌握着“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能解答所有的宇宙谜题，或者认定自己是一项知识，能透视隐匿着的、统驭自然与人类的宇宙法则。 (见本书第五十二页)如此， “种族的意识形态”透过帝国主义者的宣扬，走进了实际政治活动的舞台上，就在这个时候，欧洲各民族就得预备去实现一种崭新的国家政治体制——极权主义。从一开始，种族的各种理论就处心积虑地企图跨越所有国家的界限而否定“国家政治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遂有“白种人的负担”、“超越国家政府、超越所有政党之上的政党”的言论出现；传统的民族国家体制在这些畸形言论的冲击下，唯有走向崩溃的道路，最后终于产生希特勒与斯大林所领导的“极权政治”。扼要地解释了鄂兰的政治思想的主要观念，以及她在“帝国主义”一书中所揭示的几项重要的分析观点，主要目的在于帮助读者了解这本书的论证。鄂兰的思想看起来是简易明了的，但她的论证相当复杂、繁琐，希望读者有耐心去读完它。在翻译过程中，感谢载爵兄的鼓励，感谢康乐兄从美国寄来史华慈讨论鄂兰思想的论文，也感谢淑贞在课余的时间帮我润饰与抄写文稿，没有他们的帮忙，这本书是无法与读者见面的。蔡英文于民国六十八年六月四夜作者原序历史上大概没有一个时代像帝国主义时代一样，能够使当代的学者、观察家、研究者那么幸运地看出它确定的目标，而且准确厘清它开始的日期。十九世纪末叶，殖民主义与“民族国家体制”跟经济和工业发展无法协调的情况产生了帝国主义，约于一八八四年左右，它便开始推动为扩张而扩张的政治事务；同时，我们也发现：这种崭新的权力政治活动跟边界战争中的国家征服举动大不相同，也跟典型的罗马式的“帝国缔造”截然不同。在“陛下您的大帝国” (这个大帝国是丘吉尔不愿意统辖的)破产后，帝国主义的最后目标，随着印度独立宣言，看起来，似乎是完成了。不列颠自愿取销殖民地的统治权依旧是二十世纪历史大事件之一，同时，自从这件事件发生后，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强有力掌有海外的殖民地。唯一例外的是葡萄牙这个国家，令人觉得怪异的，它竟然有能耐持续其它所有欧洲国家的殖民权力放弃的固执力量。究其原因，与其说是萨拉沙尔(salazar)的独裁专制，不如说是这个国家的落后所致；帝国主义因一个世代连续发生的两次大屠杀的战争而衰微或气势罄尽。更进一步推究，道德的顾虑与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更反对帝国主义的极端原则——“行政谋杀”的运作(凯特奚尔语)，这原则很可能破坏印度非暴力的不抵抗反叛，同时，也因为忧虑反击的力量会影响到行殖民政策的国家，而反对继继执行“治理被征服种族” (克蓝玛爵士语)的政策。法国由于戴高乐拥有完整的权威，而宣布放弃它一向自认应属于自己一个行省的阿尔及利亚时，帝国主义的大势遂一去不复返。反对纳粹德国的热战如果不引发苏维埃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冷战，那么，不论这股希望的功过是非是甚么，任何人在反省时，都会认为：大战后的这二十余年只是时间上的延续，在其间，地表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均运用手段谋取欧洲国家曾统治过的疆域。他也以同样的理路认为：苏联与美国之间新的不容易化解的低荡状态(détente)源自于一个具强大潜能的第三势力——中国——的出现，而不会认为这是苏联在斯大林死后反极权主义化所带来的健全、自然的结果。如果以后的发展证实这种假设性的解释观点正确的话，那么，用历史的概念来说，这意味着我们会置身于一巨大的框架上，再度回复到起点，换句话说，回复到帝国主义的时期里，以及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势力冲突的途径上。常听人说不列颠是在一种漫不经心的状况下唾手得来一个大帝国，这样的丰硕果实像是一种自动自发的潮流所带来的结果，好象不列颠一开始就必然蹈入一可能实行的想望的途径上去，而不是刻意筹划经营的政策所带来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通往地狱的途径便是人不经意的、渴求福祉的意图共同铺设成的。今天，客观的事实摆在眼前，再度回复到帝国主义时期的政策太明显了，致使人们相信一个似是而非的言论，空泛地认定美苏两国良善的意图：美国是“介入”一既腐败又无能的贫瘠的现状，而苏联的伪革命份子则大谈民族解放战争。在缺乏民族独立先决条件的落后地区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正好跟猖狂、固执、呆板的文化沙文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成强烈的对比，而且势力相当，这带来一种权力空虚的状态(意指无法共同承担世界的政冶事务——译注) ；列强为这权力空虚的状态作势力的竞争会愈演愈激烈，但随着核子武器的发展，列强以暴力工具(意指武力——译注)作为“解决”所有冲突的手段，而正面交战的机会可能消失。在政治落后的地区，未开发的小国家彼此间不但常起冲突(如越南的内战，或中东地区民族的冲突)，也会随既引来列强潜在的或实际上的干涉，然而，列强之间的冲突，或者冲突实际爆发之际，随既有人怀疑任何冲突皆直接来自于利益与战略，或者怀疑任何冲突均受利益与战略所左右，而这样的利益与战略跟动荡不安的地区的冲突与利益毫不相干。帝国主义时期的权力政治的最明显特色在于：从这种有界限、区域性的，因此而可预料到的民族国家利益的目标转变成一种毫无界限的、为权力而权力的追逐(意指：政治事务不再有具体的目标，而只为权力之故而追逐权力，帝国主义的诸种行为最可以代表这样的政治活动——译注)，这种权力的追逐遂能不带有任何确定的民族与地区所给予的目标，且无可预料的方向，徘徊与蹉跎岁月放整个地球上。这种政治上的颓惰行径也明显地表现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譬如众人皆知的“骨牌理论](domino-theory)，依照这种理论，美国的外交政策为了他国(既使并非它的邻国)的完整、尊严，而深觉有必要从事一场战争，像这样的理论根本是那古老的“大游戏” (意指帝国主义的活动——译注)的翻版，这场“大游戏”的规则允许，甚至激励为富裕与统治一个“第三者的国家” (a third country)之故，而视整个民族为踏脚石(或以现代的名词来说，既为典押品)，但反过来，这个踏脚石又变成权力扩张和蓄积过程中的另一个踏脚石。如此的连锁反应蕴含于帝国主义的权力政治活动当中，而在人间世中最具体的表现则彰显于那些特工人物身上，关于这一种实况，吉卜林在“基姆”一文中说得最透彻明白：“当所有的人都死亡时，这场大游戏才结束，而不是在所有人死亡之前，这场游戏就结束”(意指这场游戏唯有在全人类灭亡时才会停止——译注)。吉卜林这种预言之所以没有实现的唯一理由是民族国家宪政制度上的约束、限制，而现在，唯一的希望在于美利坚合众国宪政制度上的约束与核子时代科技上的制约得以防止这预言成真。但这样的说法并无意否认现今环境与条件的巨大改变会让帝国主义的政策与方法再度重演。海外扩张的主动力从英格兰与西欧向西移动，转移到美国；在一封闭的领土内持续的领士扩张不再起自中欧与东欧，而是在俄国。帝国主义的政策(不同于其它任何因素)曾经使得整个欧洲疲惫衰微，史家与政治家曾预言：位于西欧与东欧旁的两大巨人将成为欧洲势力的继承者，这种预言，看起来似乎成真。现在，西方人再也无法自圆其说那“白人负担”的扩张运动，也无法合理化那用来结合相同血缘民族的“扩大的部族意识”；相反的，现在耳闻的却是：“介入”保护国与权力的责任，以及跟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团结一致。“扩张”这个名词已经从我们现在政治的用语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延伸”(extension)，或者较有批判意味的“过度延伸”(overextension)，但新旧名词的意义是相同的。在政治上更重要的是：国外的私人投资事业原来为帝国主义发展的原动力，现在因政府军事与经济的帮助而更繁盛(一九六六年，美国政府动用四十六亿美元于经济援助与海外投资，加上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间每年花费的十三亿美元的经费；而一九六五年私人资本的投资额是三十六亿九千万美元，一九六六年则是三十九亿一千万美元)。这种现象的意义在于：所谓金元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政治上具危险性质的帝国主义翻版而来的)的时期，的确已经是明日黄花了。私人投资事业——“数千个挂有U．S．(美国)招牌的公司在数百个国家里的活动”，而且“集中于最近代化、最具战略性，最快速成长的海外经济上”——带来了许多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并非国家力量防范得了的；而且外国的援助既使发自人道主义立场，本质上，因为并非受追求利益的动机所策动，因此，还是政治上的意义较明显。几十亿的美元花费在政治与经济上的荒芜之地(指落后国家——译注)，在这些地方，巨额的资金未能有效利用之前，却因为腐化与无能而消失，这样的资金已经不再是那些无法有效投资于国内(指那些行经济援助的国家——译注)的“剩余”资本，而是极端富裕所带来的过度成长的畸形怪物，只有富裕强国，只有“富者”能抵御得住“赤贫者”的国家才经得起这种损失。换言之，利益动机曾经是帝国主义政策的重心，在过去，确实是超乎一切，但现在已经全然消失；只有最富强的国家才可以经得起参与帝国主义活动的巨大损失。在时间上，在衡量的范围之内，那么有信心地去分析与确定这些当前的趋势或许还太早。现在，我们看得比较清楚的似乎是那难以驾御、势力相当强大、足以摧毁新成立国家宪政发展、动摇旧有国家共和体制的过程。例子太多，不胜枚举；但有一种现象的征兆是那么的不祥，使我们不得沉默、轻易放过它，即是：由秘密特工操纵的“隐密政府”(invisible．government)正逐渐渗透到国内的事务、文化、教育和经济生活的层面上；现在，这种现象愈来意明显。因之，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艾伦．杜勒斯(Allan W．Dulles)的证言，他说：从一九四七年开始，我们国家的情报人员“比起任何国家的政府情报人员，享有更多、更大的影响政府的权力”。但同时也没有理由相信：一九五八年杜勒斯发表这个证言后。这种影响力日愈削减。许多人也指出这个“隐密的政府”对“可见的政府”的制度具致命的危险；但较不为人所知的或许是：帝国主义的政策与“隐密政府”和秘密特工的统治之间具有传统的、密切的关联。有人相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所以建立起秘密特工的组织网络，最主要因素在于苏联间谍网威胁美国的生存，但这种见解是错误的。战争促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这种世界强国的地位(而不是国家的生存)才受到以莫斯科为导向的共产主义革命势力的挑战。促成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因素不论是甚么，总不会是美国刻意规划出一套引导世界的外交政策，也不会是美国企图统治整个世界。同样的，这个国家最近虽然有蹈入帝国主义权力政治的倾向，但并不会刻意规划出一套引导世界的外交政策，也不会企图统治全球，这个国家的政府形式比其它任何国家更不适合帝国主义的权力政治。西方国家与其它国家之间的隔阂(不仅仅重要地显现于财富，也显现于教育水准、工艺科技与一般的能力上)自从真正的世界政治活动开始以来，曾经瘫痪了国际间的关系。这种隔阂最近在急速进展的交通系统与因此而缩短地表上距离的压迫下，并没有消除，反而恒定地增加，至今则显现令人惊异的比率。“落后国家人口的成长率竞双倍于较进步的国家”，单单这一种因素就足以使落后国家靠拢那些能给予他们剩余食粮、科技与政治知识援助的国家，但也是这项因素使所有的援助归于无效。显然，人口愈多，每人能接受的帮助就愈少。实行大规模的援助计划二十年之后，那些曾经无法自助的国家就会愈来愈贫穷，在政治上与经济上，也会愈呈现出动荡不定的现象。就帝国主义的机会而言，这种处境会愈来愈有利，原因很简单，既是：众多数目并非小问题(Sheer numbers have never mattered less)；而南非的白种人的统治(在这个地方暴君政体的数目超过十)大概从未比今天的情况更安稳。这种客观的形势可以把所有的外国援助转变成外人统治的工具，同时，使得需要这种帮助的国家在接受“被征服种族的统治政府”形式，或者急速沉沦于无政府状态的式微之前，都减少外在生存的机会。严格说起来，这本书主要是处理欧洲的殖民帝国主义，据我们了解，这种帝国主义在不列颠宣布结束印度的统治权时，就结束了。这本书也述说欧洲民族国家解体而蕴含后来促使极权主义运动与政府兴起的必要元素的整个故事。帝国主义时期来临之前，并没有“世界政治”(world polities)这回事，没有它，极权主义征服、统治全球的声言就毫无意义可言。在帝国主义时期里，民族国家体制显然没有能力规划出一套新的治理规范，来处理那已经变成全球事务的外交事务，或者迫使世界其它各地处于“罗马和平”(a Pax Romana)的状态。帝国主义的政治偏狭与短视因极权主义的大灾难而结束，而极权主义造成空前的恐怖掩盖了前一个时期(指帝国主义时期——译注)显现出来的不祥事件与甚至是更令人觉得震骇的心态(mentality)。学者的研究只把焦点摆在希特勒的德国与斯大林的俄国，而不关注那些较无严重伤害性质的先驱者。帝国主义，除了要攻讦它时才会提起，其他时间几乎为人所遗忘，而这项事实之所以引入悲叹，最主要的因素在于：最近几年，帝国主义跟当代的重要事件愈来愈有关联，因此，美国对北越不宣而战的事激起双方面的争论，这场争论，双方面都引三十年代极权主义统治的影像出现且渐趋明显时的例子，或者以慕尼黑事件作为对照。然而，今日政治上的言行的威胁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政治的行动与言辞的自圆其说极为相似。我们也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始于某一个小地区的星星之火，而后逐渐蔓延造成一场波及全世界的大火。这本书强调当代世界的处境跟这一段几乎被我们遗忘的时期之间的关联，看出这一种关联或许令人觉得难过，但这并不意味逝者已矣，也不意指我们正进入一崭新的帝国主义政策时期，或者在任何环境下，这样的帝国主义必然由极权主义造成的大灾难给予结束。不论我们从过去能学习到多少，对过去的认识并无法使我们预知未来。汉娜．鄂兰一九六七年六月第一章 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从一八八四年到一九一四年这三十年期间，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分野，也是帝国主义的时代；一八八四年，欧洲结束了对非洲殖民地的争执，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泛主义运动”(pan-movement)(如“泛日耳曼主义”运动、“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等，详见本书第四章——译注)。而一九一四年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在这三十年之间，欧洲是处于静寂的滞留状态，亚非两洲则有刺激性的发展。总而观之，这段时期有某些基本景观太相似于二十世纪所产生的极权政体之现象；因此，我们可以很合理地认为这三十年正是酝酿了那即将到来的大灾难。此外，它那滞留的状态，使我们更确定它依旧是十九世纪的一部份；在这里，我们实在无法避免以某些人士的聪慧眼光来观照这段看来似乎接近但却遥远的过去，这些睿智之士了解故事进展的终结，也认识到它割裂了欧洲历史绵延的潮流，犹如我们在二千年以前就了解一样。同时，也必须承认：对于这段时期，我们是怀着一股乡愁式的情感，仍然称它为“充满着安全的黄金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里，甚至是恐怖的现象与事物均显现出一种温和的外貌，而且这个时代的人也能以一种礼仪来控制它们；鸟瞰这个时代的景观，会令人联想起活跃健康的气象。总而言之，不论我们与这段过去的时间是如何接近，对于本世纪见识过集中营生活与集体处死的人而言，这段时期所弥漫的气息以及西方历史的其它任何时代，均与现在的情境截然有别。在帝国主义蓬勃滋长的时期，发生于欧洲的主要历史事件既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直到现在，它是首次在历史上能不渴求任何政治统治权而能掌握经济优势的阶级。资产阶级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之内与民族国家并行发展。所谓民族国家，既是驾乎阶级社会之上而统治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由是言之，甚至资产阶级建立自己成为一个统治阶级时，它也把政治的决策权拱手让给国家；唯有在民族国家无法适合资本主义往前拓展经济的架构时，国家与社会之间潜伏的纷争，才转变成公开的权力斗争。在帝国主义时期里，国家与资产阶级都没有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国家体制全然反抗帝国主义者贪求不厌、冷酷残暴，以及狂妄的行径；同时，资产阶级却一心一意想利用国家及其暴力的工具，来达成经济上的目标；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此两种情况均没有十全十美地成功。有一段时期，这两种情况有一极大的改变，是在甚么时期呢？就在德国的资产阶级把一切事物，投向希特勒的纳粹党作为赌注时，同时德国的资产阶级亦企图利用“暴民”(the mob)来掌握政治统御权时，一切情形皆敢观了。资产阶级成功地摧毁了民族国家，但所赢得的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暴民证明了自己确实有能力以自己的立场来处理政务，也能肃清资产阶级，能摧毁跟资产阶级并行的其它所有的阶级与制度。甲 扩张与民族主义“扩张既是一切”，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bodes)如是说，但他却堕入绝望的深渊，因为，每天夜晚，当他抬头遥望苍穹时，只见“这些星辰……这广大无涯的世界，均非我们的能力所能并吞的；假若能力足够，我愿并吞所有的星辰”；他已觉触到运转着这个帝国主义的新时代的原理(在不到二十年之间，英国的殖民地增至四百五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以及六千六百万的居民；法国取得了三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与二千六百万的人口；德国赢得了一个拥有百万平方英里之上地，与一千三百万人口的新帝国；比利时则因其国君而能获得九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与八百五十万的人口。)在智能光芒的照耀之下，罗德斯已洞识这项运动禀赋着疯狂的天性，也违反了人的限制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但洞见与悲切并没有政变他的政策；他也不需要这使他超乎一般野心商人的智能——他有明显的自大狂倾向。“一个国家想玩弄世界性的政治就如一个人有自大狂一样”，尤金.李希特(Eugon Richter，德国进步党的领袖)在这段时期里说了这句话。他在“众议院”顽强反对俾斯麦的提议——支持私人公司建立贸易与航海基地；这显示出李希特比俾斯麦更不了解一个国家当时的经济需求。看来，那些反对或轻忽帝国主义的政治领袖，如德国的李希特、英国的葛莱斯敦(Gladstone)、法国的克莱孟梭(Clemenceau)，是无法觉触到实相，无法了解到贸易与经济的活动已经迫使各个国家牵涉于世界政治的政策当中，民族国家的原则已被视为偏狭无知，同时，为正义公理而战也消失于历史舞台上了。当时，任何政治家一旦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张，他唯一的报酬是迷惑与持续的困惑。因此，一八七一年俾斯麦拒绝法国企图以非洲的产业来交换亚尔萨斯卑洛林两省；二十年后，却以乌干达、尚西巴、维都三个地方向英国换取了海姑兰岛 (Heligo-land——北海中的小岛)。犹如一位德国的帝国主义者对俾斯麦所说的：两个王权同沐浴于一只浴缸，并非不合情合理的。因此，在八十年代时，法国的帝国主义党派希望能派遣一支远征军驻扎埃及，俾能抗衡大英帝国，这项恳求，遭到克莱孟梭的坚决否定；可是，三十年后，为了英法同盟，却心甘情愿地把摩苏尔油田拱手让给大英帝国，因此，驻扎于埃及的克蓝玛(Cromer)公然指责葛莱斯敦是一个“无法担当起大英帝国命运的人”。以既成的国家疆域为思考重心的政治家，对于帝国主义均抱着怀疑的态度，此种态度是合理的。他们宣称帝国主义是一项“海外的冒险事业”，一个政治家若企图干涉此项冒险事业以外的事务，则应该受到抨击。他们本能地觉触(并非真知灼见)到此种崭新的扩张运动(譬如谢莱登[Hubbe-schleiden]所称谓的“在赚钱的行业里，爱国热忱同时得到最完美的表达方式”，又如罗德斯所说的“国旗是一面对商业贸易极有帮助的旗子”)只会摧毁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征服，以及缔造帝国，是一件具有十足理由的不名誉之事，这两种行动唯有藉助于政府的力量，才可能完成。而政府——如同古罗马共和国——是奠基于法律之上；因此，随征服而来的，往往是压迫榨取，征服者强使相同的法律施行于被征服者的身上，借着此种强迫行为，企图统治与融合不同的民族。同文同种的人民主动地拥戴其政府，是民族国家建立的盘石(le plébiscite de tous les jours)，一个民族国家若缺乏此种主动拥戴的结合原理，那么，被征服的民族，必定走向强迫同化、强迫认同，而不是走向巩固结合与正义公理的道路，也就是说，政府必然退化成一个最暴虐的专制政体。罗伯斯比(Robespierre)很早就体认到此种情况，他如此说道：就算殖民者的态度是真诚的，它的致命伤依然是——自由。“扩张”是一切政治的终极、永恒之目标，这是帝国主义政策的核心观念；它既不是瞬间即逝的掳掠，也不意蕴着长期同化被征服的民族；因此，在政治思想与行动的历史舞台上，它是一则崭新的观念。它那种新颖的、原创性的观念之所以令人产生惊异的感觉，是因为在政治中，创新的概念是很稀少的，故令人惊异。要之，其原因纯然在于这项观念毕竟不是政治学理可资言诠的，它的理路寻自于商业上的冒险。在冒险之中，“扩张”意指永无止境地拓展工业生产，这也显示出十九世纪经济贸易的特色。在经济活动的畛域里，扩张是一项贴切的概念，因为工业成长既是一种周转不息的运作实体(a working reality)。扩张意指不断生产可运用，可消费的物品；生产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就宛如人为了他置身的存在世界，而不停地生产、建设、繁殖与改进一样。生产活动与经济成长也有缓慢下来的时刻，致使它们减缓的原因，大部分源自于政治行为，而非经济活动本身；这主要是因为生产，以及生产品的消费，完全依赖于由不同的政治体制所组成的不同民族。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中的统治阶级开始反抗经济扩张遭受到国家的限制，帝国主义便应运而生。资产阶级为了经济的必然性，转而投靠政治；资产阶级不愿意放弃资本主义的系统，他们也瞭解：此项系统的根本原理既是不停的经济成长。在渴望政治权力与不愿放弃资本主义系统的情况下，它就把这项原理强行于国家的政治之上，而且宣称——扩张既是国家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资产阶级运用“为扩张而扩张”这项宣传口号来说服国家政府，而冀望它能迈向世界政治的途径，此项企图部份被实现。资产阶级所提倡的此种新政策，使得众国家政府一开始进行扩张运动时，既陷入于共步同调与相互竞争的局势。从此一项事实之中，似乎可以察觉它本质上有限制与均衡的特性。在刚开始的阶段里，帝国主义可被如此描述：它是“相互竞争的帝国”之间的斗争。因此，就与“古代、中古时代的帝国观念”截然有别，在古代的帝国观念当中，“只有各个小城邦在盟主国统领下的相互结合，此种联邦政体……遍布于被承认的世界中”。然而，这样相互竞争仅仅是古代的残余物之一，它也可说是一种让步，让权给依旧流行的国家原理，依照这项原理，各个国家为了争取优越的地位而一争长短，人类也就居处于由这些相互较量的国家所组成的大家庭之中。或者，它也对一项自由信仰让步，此信仰为：在一个国家消灭其它所有的国家之前，彼此的竞争就会自动地安置自身于一种早被安排妥当、稳固的均势局面中。可是，这种令人愉快的均衡局势，无论如何，很难是神秘的经济法则之必然结果。相反地它却全然依赖政治组织，甚至，更依赖警察制度，这使得相互竞争能免除武装暴力的使用。武装的商业团体——“帝国”——之间的竞争，为何在一个国家胜利而其它所有国家皆覆亡时才可能终止，实令人难解。一言以蔽之，“竞争”不仅是政治的原理，也是扩张的原理。而且“竞争”为了控制与限制，也急切地需求政治权力。政治结构不同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无法毫不受限制地扩展，因为，它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无可限量的人类生产力上，就民族所缔造的政府与政制组织的形式而论，民族国家是最不适合于无限制的成长；因为，民族国家的基层奠立于人民真诚的共同赞助之上(既所谓的共识)，而此种基层无法毫无限制地扩展；由是言之，一个国家征服了另外的一个国家，并企图联合它时，往往很难赢取被征服的人民的赞助，纵然能够，也困难重重。没有一个民族在征服其它民族之后还能问心无愧，因为征服者自己也知道，征服意谓着将他们自以为优越的法律强行加于野蛮民族身上。无论如何，任何一个国家均认识到它的法律是根源于国家特有的实质，此种国家特有的实质一旦离开它的人民与疆界，则就不再是正确无讹的。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以一幅征服者的姿态展现的地方，就会激励被征服民族的民族意识，以及掌握自主权的渴望，此种情况将会摧挫缔造帝国的企图。由此观之，法国吞并了阿尔及利亚(Algeria)，而把它曾作自己的一个行省；但是，法国却无法强使自己的法律行于当地阿拉伯人民的身上；它不得不尊重回教民族的法律，同时也得承认阿拉伯人民的“个别地位”，如此，就产生一个有名无实的法国疆域的荒谬混杂体。在法统上，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部份，与塞纳-马恩省河流域的一行政区(the Departement de la Seine)一般，但事实上，其居民却不是法国人。早期英国的“帝国缔造者”相信藉征服手段来达到永久统治，然而却连把其近邻——爱尔兰——纳入大英帝国或大不列颠国协这一广大的结构中也办不到。当爱尔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承认其自治领地位，也被承认为有资格成为大不列颠国协的一份子时，此种挫败就相当真实了——爱尔兰这个最古老的英属地、最新的自治领，竟扬言放弃其自治颌地位(于一九三七年)，并断绝与大英帝国的所有联系(于拒绝参战的情况下)。英国所尊奉的法则——以征服来建立永久治理，“无法摧毁”爱尔兰(柴斯特东语)，反而唤起了爱尔兰民族的抗拒精神，然而，却未激烈地激起英国本身的“昏睡的帝国主义天才”英格兰联合王国的四个民族结构，不可能在短期间同化与结合被征服的民族；大不列颠国协从不是一个“各种民族的国协”而仅仅是英格兰联合王国的子嗣，是一个遍布全球的单一民族国家。散布与殖民经营并不是扩展，而只是移植政治结构；其结果是：被联结的政体(既殖民地)，因为有着共同的历史传统，以及共同遵守的律法，依旧与它的故国紧密结合。爱尔兰是一极佳的例子，它证明了英格兰联合王国企图建立的一个由不同民族谐和生活在一起的帝国结构，是多么脆弱不稳固。我们也由此可了解，英国的特长并不是模仿古罗马缔结帝国的艺术，而是追随古希腊经营殖民地的模式。英国的殖民者在世界四大洲建立了由攫夺得来的新疆域，然而，这些新疆域并没有使英国扩展成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英国依旧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大不列颠国协的联邦结构是把国家政府的力量散布于全世界，此种建构方式令人心生钦羡之情。可是，此种联邦结构是否能有弹性地均衡下列两种情况，依旧是有待考察与了解的：一则是任何民族在缔造帝国时，本身遭遇到的固有困难；另一则是永久允许非不列颠的民族成为国协的“散布于世界各角落的伙伴”。印度虽已取得自治领的地位，但此种地位，在大战时却被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加以排斥。因此，所谓的自治领，被认为仅是一种暂时性的解决方案而已。国家的政治体制以及征服行动的政治策略，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自拿破仑的美梦幻灭时就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自此而后，征服者的权限便开始受到诅咒，同时，在边界纷争之中，征服的行为所扮演的角色也微不足道了，这不是来自于人道立场的考虑，而是出自于历史经验。拿破仑企图在法国国旗之下统一整个欧洲，但他失败了，这种挫败正显示出：由一个国家所发动的征服行动，若不是唤醒被征服民族的国家意识，起而顽强地反抗征服者；就是造成一种专制暴虐的统治。暴君的任何行动不需要人民的赞同，因此，暴虐的行动可能会很成功地统治其它别种的民族，纵然如此，专制政体若要保持其权力，则唯有彻底摧毁民族国家的体制。近代的法国力图结合民权与帝权，也戮力去建立一具有古罗马意味的大帝国，这是与英国以及欧洲其它国家不同之所在。至少，法国独自努力地企图把国家的政治体制拓展成帝国的政治结构，也相信：“法兰西的国家正……撒播法兰西文明的福祉”；法国正力图以一种特别的态度，将海外的殖民地纳入国家的体制!之中，结成一体。耍凭借什么态度呢？既是：把被征服的民族当成“……既是弟兄，……也是臣民——在法兰西文明的博爱精神照耀之下，是弟兄；在法国之光芒的诫律底下，是臣民，是法国领导权的追随者”。当有色人种的代表在法国的议会中取得一席之位，而且阿尔及利亚变成为法国的一个行省时，此种企图部份被实现。此种大胆的作为所带来的特殊结果，乃是为了国家的缘故而特别凶残地剥削海外殖民地。可是不论一切理论如问说，法兰西帝国确实是被高估的，因为它可以捍卫一个国家，同时，它的殖民地也被认为是一“军人之土”，因它可以产生一支土著军队来保卫法国的居民，对抗国家的敌人。朋加莱(Poincaré)于一九二三年说了一句有名的话：“法国不是一个拥有四千万人口的国家，而是拥有一亿人口的国家”，这句话仅仅指出： “发现了可以用大量生产方法来生产制造枪炮之原料的经济形态”。一九一八年，克莱盂梭在和平会议中，坚持“假若法国将来受德国攻击，那么法国就有不受限制的权利来征调黑人的部队，协助防御法国在欧洲的领土。”，虽然军事参谋部实践了这项计划；然而，诚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克莱孟梭并没有解除德国对法国的侵犯；相反地，他却结予这正招人怀疑的法兰西帝国一个致命的打击。与这种盲目绝望的民族主义相比较，英国的帝国主义者所下的承诺——托管制度——看起来似乎更像民族自决的保护者；这似乎轻忽了一桩事实——他们一开始就因“间接统治”而误用了托管制度。所谓“间接统治”，就是允许殖民地总督“不是直接，而是循经土著部落与地方上的权威的媒介”，来统治这个民族。英国力图逃避国家在缔造帝国时所禀承的言行不一的危险；英国企图缔造一个大帝国，在这个庞大的帝国里，凡是有关文化、宗教与法律，都听任被征服民族的自行处置，也一再限制英国的法律与文化散播于其上。然而，此种作风却无法防止殖民地的民族意识蓬勃地发展，也无法消弭那宣扬自主权与独立权的扰嚷鼎沸之声——纵然可以多多少少延缓这种过程的拓展。同时，这种作风也仅仅会强化新起一代的帝国主义者的一种根本意识——此意识并非瞬间既逝，而是根深柢固的；是什么意识呢？即是：某一类人更优秀的意识，“高尚教养”轻蔑“卑微出身”的意识。因这种意识，更激扬起被征服民族为自由而战的热情，也使它们藐视英国的统治所带来的实际利益。任职于殖民地的英国总督，对于当地的土著民族总是抱着高高在上的态度，尽管有些人“把土著民族当作一民族而真正尊重，甚至喜爱他们，但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些土著民族能够不需要白人监督治理自己”，因此，“土著”便只得相信自己是被蔑视。帝国主义并非建立帝国，扩张也不是征服。英国的征服者，这些“印度法律的破坏者”(柏克语)与统治印度民族的行政官、英国金钱的输出者，绝少有相似之处。这些行政官与金钱的输出者，如果从颁布法令的身份转而为法律的制定者，那么他们可能成为帝国的缔造者。然而，关键在于：不列颠国家对此并不关心，也几乎不支持他们。政府官员紧跟着有帝国主义心态的商人身后来到殖民地，他们希望“非洲由非洲的人民来治理”，他们之中绝少有人，如尼柯逊所谓的：拥有“童呆性的理想”，企图帮助非洲的人民，使他们成为“更美好的非洲人”——不论这意谓着什么；在任何情况下，英国的政府官员都“不愿应用本国的管理与政治采统来治理这些落后地区的人民”，更不愿意把不列颠散布于世界各角落的殖民地与不列颠国家紧密相结合。在真正的帝国结构里，祖国(意指被统领的殖民地国家——译注)的政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归纳于帝国之中；与此相背反的帝国主义，其特色是：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殖民地的行政管理，两者仍旧是相分隔的，纵然允许国家的政制插手控制。这种彼此分隔的原动力是自大与尊敬两相混合的杂混体。任职于海外殖民地的总督一旦面对“落后地区的民族”或者“低教养的人民”，就不由自主兴起一股新的狂妄自大的感觉，而且也发现：这种感觉与国内传统典型的政治家的感觉是相关联的。国内传统典型的政治家一致觉察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权利把自己的法律强加于外地民族的身上。然而，如同事物的本质，狂妄自大自然而然就转变成为统治妁工具。另一方面，尊敬的心意却依然潜伏于消极的状态之中，既然无法构想出一套使人民能和谐生活的新途径，所以只能在一定的限制范围之内，以命令 (decrees，命令与法律之间是有区分的，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一译注)来牵制那冷酷无情的帝国主义者。对国家政治体制与政治家的牵制帝国主义，我们是抱着赞赏的态度；但是我们对于殖民地的人民也应当尽一种义务，那就是，使这些被西方统治的人民，不论如何，均能从被统治中得到利益。事实如何呢？从事殖民地事业的人从来就没有停止去防御“毫无经验的大多数人”——国家——的干涉，国家的此种干涉既是力图以“模仿的导向”(亦既：依照国内普遍运行的公理，正义与自由原则的治理方向)来压制“经验丰富的少数人”——帝国主义的殖民总督。上面已说过，民族国家是比其它任何政治体制，更需要以疆域与征服的限制底观点来加以界定；同时，我们也觉照到为扩张而扩张的运动却在民族国家之中蓬勃滋长。由是观之，此历史现象是一范俐，足以说明原因与结果之间那种看起来似乎是不相称的景观，这种景观已成为近代史的一种显明标记；近代历史的术语，其广泛的混淆不清均源自于此种不相称。由于和古代帝国相比较，由于把征服误认为扩张，由于忽略了国协与帝国之间的相异处(在帝国主义发生之前，西方的历史家将这种不同称为产业与拓垦地、殖民地与托管地、殖民主义与帝国之间的相异；换言之，既忽略了(英国)移民与(英国)金钱的输出之间的不同，历史家力图罔顾一项扰人的事实，是什么事实呢？既是：发生于近代史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看起来虽似一个个小鼹鼠丘，却已堆聚成一座座巍峩大山。少数的资本家为了新起的投资或然率，为了因应“富豪”的获利动机，以及“贫无立维之地的人”的投机本能，遂遍及全球去策动他们的掠夺事业；当代的历史家目睹此种景观，就把帝国主义包围着一层古罗马帝国与亚历山大帝国古旧但富丽堂皇的外衣，这富丽堂皇的色彩，使得随后发生的事件更让人可以容忍。原因与结果之间的不成比率，在一项有名的，而不幸成真的评论中，毫无隐蔽地揭露出来。是什么评论呢？那就是：不列颠帝国在心不在焉的情况下被建立起来。为铲除希特勒竞需发动世界大战，更能清楚地表达此种因果之间不相称的比率；这场战争的确是命人羞愧的，因为它是一场闹剧。在德雷佛事件(Dfeyfus Afrair)发生时——一个国家的美好元素，被用来从事一项起始是卑鄙而以闹剧终场的斗争——与此相似的事物已明显表露。帝国主义唯一崇伟处在于：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而遭受的挫败。此种冷漠的反抗，其悲剧性不在于新帝国主义的商人可影响腐蚀许多的国家代表；而在于一项比腐蚀更败坏的事实，既是：那些不受帝国主义商人影响的国家代表却相信帝国主义是引导世界政治的唯一途径。由于所有国家急迫需要航海驿站与物质资源，遂坚信缔造同盟与扩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但这些国家全然不了解：单纯为贸易之故而设立的贸易与航海驿站的古老基架，是不同于扩张的新政策。它们一致相信罗德斯的一句话： “醒醒吧!一桩事实摆在眼前：除非你们能扩展世界的贸易，否则无以为生”，“你们贸易的范围在于整个世界，你们生命活动的舞台，不在英格兰，而在于整个世界”；因此，它们“必须处理扩张的问题，以及保有整个世界”；在盲味的情况下，它们不但成为帝国主义政策的共犯，而且它们也应当因“帝国主义”而被抨击，被批判。举一个例子来说，克莱孟梭，他极度担忧法国民族的未来，遂投靠“帝国主义者”，冀望殖民地的人力可以护卫法国公民免受侵犯的威胁。在拥有殖民地产业的所有西欧国家里，议会与自由出版事业是代表一个国家的良心，不论是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或者是荷兰，此种国家良心虽然时时发生作用，但都受到殖民地行政官员的埋怨与阻挠。在英国，为了区分受议会控制的伦敦帝国政府与殖民地行政官员两者间相异之处，此种阻挠的影响力遂被称之为“帝国的因素”；借着这样的名称礼赞帝国主义尚存有正义公理的残余物，而事实上正义公理却是帝国主义一心一意想抹煞的。在政治上，“帝国因素”表达于一项概念之中，即是：土著民族不但需要保护，也需要循就此方式而由英国人的“帝国的议会”来代表它们。在这里，英国缔造帝国的经验与法国的相当接近，纵然英法两国从来没有给予殖民地人民任何确实的代表权。毕竟，这两个国家希望整个国家成为其征服人民的信托机构，而且，试图利用各种方法尽力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这倒是真的。“帝国因素”(毋宁说是“国家因素”)的代表与殖民地行政官员之间的冲突，宛如一条线，贯穿整个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历史。一八九六年，克蓝玛执政埃及时，对薛利斯柏利爵士(Lord Salisbury)如此祈祷道：“解救我!使我脱离英国行政区”，这段“祈祷文”一再重复着，直到一九二○年代激进的帝国主义党派因受到丧失印度的威胁，而公开指责它所代表的国家与一切事物的时候为止。“在英格兰舆论之前公正地裁决印度政府的存在”，这句话往往激怒了帝国主义者；因为这使得他们无法进行“行政屠杀”(administrativc massacrcs)的手段，这种激烈的手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经常用来平定各殖民地，而且也确实可能阻挠印度的独立。在德国，同样的敌对状态也产生于国家代表与非洲殖民官员之间。一八九七年，卡尔．彼德(Carl Peters)因为残酷对待殖民地的土著人民，而被撤除服务于德属南非的职位，并被召返国。吉莫勒总督(Governor Zimmerer)也是如此。一九○五年，殖民地区的部落酋长首次在德国议会中苦诉他们的不满，其结果，每当殖民总督要将他们下狱时，德国政府就加以干涉。同样情况也发生于法国殖民统治。受巴黎政府派任的殖民总督，若非受制于来自殖民地的压力(如阿尔及利亚的情况)，便是拒绝改善处理土著民族的方式；这些土著人民宣称自己是受“(他们)政府脆弱的民主原则”所鼓动。在任何地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官员时常感觉到：控制一个国家或民族是一种不堪忍受的负担，同时对他们的统治也构成威胁。总而言之，帝国主义者的观点全然是正确的。比起那些既抗议政府的命令与独断官僚政体，又冀望永远保留着海外产业而俾能祟耀国家的人，帝国主义是更能了解近代治理殖民地民族的条件，他们也比民族主义者更能了解国家体制是没有能力缔造一个帝国的。他们更清楚的理解到一个国家及其征服民族，两者发展的步调，如果循其本然法则而进，其结果便是激励被征服民族的民族意识，以及征服者的挫败。因此，法国经常力图结合(被征服)民族的愿望与帝国的缔造，英国则于一八八○年代明白地宜称自已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既使受本国人民的民主政制所约束。两者比较，英国所运用的方法是较成功的。乙 权力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确实想望的，既是无需任何政治体制的基础而能扩张政治权力。一种颇奇异的经济危机——资本的过度生产，“剩余”金钱的出现，储金的过剩使资本家在其国内无法发现富有生产性的投资事业——这些因素激发帝国主义者的扩张行动。权力的投资无法替金钱的投资铺路，相反的，权力的向外扩张却温驯地追随着金钱输出的途径，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究其原因，主要是：无法控制对海外的投资，这胁迫着社会的广大阶层转变成集体的赌徒，威胁着整体的资本经济，使资本经济体制从生产系统转变成投机采统，而且转成为以佣金的利益来取代生产的利益。在帝国主义时期前三十年之间，即是一八七○年代，我们可以看到证券市场中的赌徒，以及金融市场的丑闻和诈欺急速地增加。帝国主义时期以前发展的先驱为犹太籍的金融家，他们在资本主义系统以外的区域经营营利事业，赚取大量金钱，也因为国际性的债务担保，他们遂成为成长中的民族国家的炙手可热的人物。然而，这个犹太团体曾经深恐遭到绝灭的恶运，最主要的因素在于：民族国家的政府为了能拥有更健全的财政收入，而建立了税收制度。到现在，任何一个国家国内的市场，不可能再使资本的投资获得极高昂的利润，在此种情况下，这些几百年来一直以佣金获利的犹太团体，自然而然受到引诱想将剩余资金投到国外求利。看起来，犹太籍的国际金融家，确实适合于此种国际性的商业贸易。更深一层来看，国家政府本身需要海外投资，唯有如比，才能对政府有所助益。因此，政府宁愿依赖那些有名气的犹太籍金融家，而不愿意依靠国际金融的新手，许多新手是投机份子。金融企业者替“剩余”财富开启一条资本外流的孔道。以前，在国家生产这个狭窄的架构里，人们均咒诅“剩余”财富是一种浪费，现在，既然已开启了这一孔道，很明显的，海外的股东就不必顾虑扩展利润所带来的风险。然而，这些赚取佣金的金融业者，在对抗此风险时，即使受到国家慷慨的帮助，也未有足够的力量来消弭风险；唯有国家的整体物质力量才有能力如此。随金钱外流而来的是政府权力的对外扩张，这种情况一旦明显化，一般的金融业者，以及特殊的犹太籍金融业者，他们的地位无形中就被削弱了。每一国家的国内资产阶级逐渐接管帝国主义式的商业事务与企业。从罗德斯一生的生涯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此种情景；他是一位移民南非的英国人，在没有几年的时间里，就取代所有有权势的金融业者。德国约布莱克罗德(Bleichroeder．)于一八八五年时，仍是一位营建公司的股东；当十四年后德国开始建造巴格达铁路时，他与赫斯契男爵(Baron Hirsch)同时被排斥了，其地位为西门斯与国家银行等帝国商业的巨子所取代。国家政府有时候不愿意把真实权力托付给犹太人，而犹太人不甚愿意从事政治意味太浓的商业，这真是极好的巧合。因此，尽管犹太团体拥有巨大的财富，在以赌博营利与赚取佣金的起始阶段结束之后，并没有为权力而斗争的现象发生。各国的政府都以疑虑的态度注视着形将产生的潮流，这股潮流将会把商业贸易转变成政治问题，也会把少数小团体的经济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结合为一。然而，看起来，能改变权力对外扩张的唯一途径似乎是：有计划地牺牲一大部份国家的财富。同时，也唯有透过国家的暴力才能使海外投资的运动合理化，那曾经由剩余资本所造成的狂乱的投机事业——它曾鼓动大家以储金做赌注——也溶入了国家的经济体系之内。国家为什么会扩张它的权力呢？为什么要超越国家的经济体制所能负担的亏损呢？或者是获得比一个国家所躯梦想的营利策略所赚取的更多的利润呢？警察与军队是国家的暴力工具，在国家的结构里，两者与其他的政制并存着，也被这些政制所支配。因此，随权力往外扩张所得来的第一项成果，既是警察与军队从国家体制中被分离出去。在未开化与衰弱的国家里，他们的身份被抬举了，达成为国家的代表。在没有工业，没有政治组织的落后地区里，暴力的行使比任何西方国家更随便、更自由；而且也任凭“资本主义的法则”去创造事实。犹如人会繁殖更多的人，金钱也会繁殖更多的金钱，这是资产阶级的欲望，然而，金钱如果需要透过生产投资这条漫长途径，那么这股欲望仍然是一种难实现的梦想；金钱并不会繁殖金钱，而是人创造事物与金钱。现在，经济法则已经不再阻控既得利益阶级的贪欲，这是令人愉快的圆满成就。其秘密之所在既是：藉着权力，便可以罔顾任何经济法则与伦理道德，而使得金钱繁殖更多的金钱。外流的金钱一旦可以刺激权力的对外扩张，那么，草拟资金外流的计划者，便可圆满实现其计划篮图。唯有权力的无限制扩张，才可能无限制的囤积资本。海外投资，以及肇始于权宜之计的资本外流一旦受到往外扩张权力的保证，就变成所有经济体系的恒定特征。扩张既是目的，而不是暂时性的手段，这是帝国主义者所抱持的扩张概念。而权力的扩张一旦成为民族国家最显明、最重要的恒定功能，这项扩张的概念就彰显于政治思想之中。由国家雇来运用暴力的行政长官，在国内，就形成一新的阶级，虽然他们活动的范围是远离租国，但对国内的政治体制却发挥极重要的影响力。他们仅仅是行使暴力的官员，因此就只能藉着权力政治的观点来思考事物。他们——宛如一个阶级——受日常经验的支持，而宣称权力是政治结构的本质。这类帝国主义的政治哲学，其新的特征，并不在于它抬举了暴力的地位，也不是发现到权力是基本的政治实相之一。暴力往往是政治行动的“最后手段”(Ultima ratio)，而权力则经常是统治与治理的外在表现。但是在以前，暴力与权力并不是政治体制的主要目标，也不是任何确定政策的终极怨的。放纵权力仅能造就更巨大的权力。为权力(不是为法律)之故而操纵暴力，则会转变成一种深具破坏性的原理，这项原理会不停运作，直到不再有任何事物可成为暴力行使的对象为止。此种逆转之趋势是所有权力政治的遗传因子，任何人一旦把权力置放于一种无目的、无目标，而仅是持续不断的过程的架构中加以了解，它就能彰显出意义来。同时，权力也可能被认为是所有政治行为的一部永不停息的、自我运转的机器，这正与那极富传奇色彩的金钱繁殖金钱的永不止息的囤积相对应。不受限制的扩张可以完成资本永无终止囤积的愿望，也可以实现权力无限制的蓄积。这种扩张的概念，不可能是崭新政治缓制的基础；直到帝国主义时期，此概念意指以权力征服一切。事实上，它的必然结果即是摧毁所有的社群(communities)，不论是被征服民族的，或者是自己国内的。每一种政治结构，不论新旧，皆会使自己发展出一种特异的力量，阻挠任何转化与扩张；由是观之，政治体制一旦被视为不断成长权力的趋势之一部份，就成为暂时的障碍。过去，在温和的帝国主义的时期里，权力恒定滋长的行政官，甚至不想合并征服得来的疆域，而仅仅保存着既存的落后的政治群体，把它们“视为已逝世之生命的遗迹；现在，这些行政官的后继者则不再那么温和了。他们具有极权的倾向，一心一意力图分解与摧毁所有政治的均衡结构，不论是自己国家的，或其它民族的。纯粹用暴力往外扩张往往使一些奴仆侍从变成主人，但没有给子他们任何主人的特权——既是创造新事物的可能性。专断力的凝聚以及暴力的大量蓄积，使得国内公务员的行动枢纽频临毁灭的绝境，直到最后，极权的扩张就变成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毁灭力量。权力一旦离开了它应当服侍的政治团体，则会变成政治行动的本质以及政治思想的核心；而此种情况终于被经济因素缔造出来。但是“政治内涵只是权力，而扩张只是政治的目标”此项概念如果无法完美地响应那支配着政治、经济的阶级所隐藏的欲望与信念，那么，它所导出的结果，很难得到普遍的赞同，而且，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解体，也很难获得绝对的认可。资产阶级长期受民族国家的排斥，而置身于政府之外，缺乏对任何公众事务的兴趣，如今，在政治行动上，帝国主义解放了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应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政治统御的第一个阶段，而不是资本主义后期发展的产物。任何人均了解：“有产阶级”(the owing classes)并不积极地冀望政治统治权，他们对于任何形态的国家均感满意，只要这个国家能保护其财产的权利便可；就他们而言，国家通常是一种有良好组织的警察力量。此种不甚正确的温和中庸之道，产生一很奇怪的结果：即是整个资产阶级与政治体制相离；他们在尚未成为共和或专制政体的公民之前，所关切的只是私人事务；此种自私的关切以及努力赚取财富遂发展成为行动的模式。从许多谚语之中，可发觉此种行为模式的表现，譬如： “成功就是一切”，“强权既是公理”，“公理即是权宜之计”……，这些谚语都足从竞争的社会里体验得来的。在帝国主义时代里，从事政治事务的商人，往往被称为政客；同时，任何一位政治家，只有以成功商人的语言，以及“欧陆的观念”来谈论政治事务时，才能引入注目；由此观之，这些个人私生活的实践与策略，逐渐转变成引导公众事务的原理与法则，此价值重估的过程始自十九世纪的末期，而至今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其意义在于：资产阶级的信念开始应用于外交事务，而且逐渐扩充到国内的政治事务。政治体制往往是护卫自身及其人民；与此相违背的、国家真正关切的事物却很难令人理解：罔顾一切的卤莾性格本来是私人生活的特色，现在，此罔顾一切的卤莽性格，却提升为一种公众认定的政治原则。当代崇尚权力的信仰，正符合一位伟大思想家的哲学，他在其哲学思想中，试图从“私人利益”中导出“公众利益”，而且，针对私人利益之观点，构思与规划出一个“共和国”(a Commonwealth)，这个共和国的基架与目标则是权力的蓄积。这位思想家既是霍布斯(Hobbes)。的确，既使霍布斯的思想原理长久以来不受资产阶级的承认，但也唯有透过这位伟大哲学家的思想，资产阶级才可能有权利且合宜正当地提出它的观念。在[利维坦”(Leviathans)这部巨着中，霍布撕提出一项政治理论，依照这项理论，国家的基础不是“制定法律”——不论是神之法律、自然法、或者是社会契约法则，也不是以公众事务的观点来判断个人的利益是合理或错误；国家的基础毋宁是：个人的利益；因此，“私人利益也同样属于公众的范畴”。霍布斯思想的逻辑几乎可以预示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他给予我们一张几乎完美的图像，这图像的主题并不是“人”，而是“资产阶级的人”。虽经过三百年的光阴，他那细密的分析，并没有因时间的运转而失效或被别人超越。他如此说道：“理性……即是“算计”(Reckoning)”；“自由的主体、自由的意志……是毫无意义的字眼；也就是说：不合理”。人的“存有”(being)是没有理性可言的，也没有追寻真理的能力，更没有自由意志——亦既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人根本上只是社会的一种功能，依照他的“价值，……他的价格，也就是说，他有多少用处就付他多少代价”来衡量。而社会则不停地抹煞或重估这项价格，“旁人的评价”则完全依赖于供求律。依霍布斯的观点来看，权力既是日渐增强的控制，此种控制允许个人去制定价值，而且厘定供求之间的关系，而循此途径就能增益其利益。从一绝对少数的观点来看，个人会认为他的利益是处于隔绝状态的；而后，他将了解：唯有借着某种“多数”，他才可能追求与成就其利益。由是观之，如果人是受个人利益所支配，那么，权力欲必然是人最根本的激情。它支配着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其它所有野心，如追求财富、知识与荣誉，则都源自于权力欲。霍布斯指出：人天生具有追求权力的能力，在权力斗争之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人的平等是建立在一桩事实之上，既是：人天生就有足够的权力，彼此残杀；人的弱点可以用狡智来弥补。人因为有潜在的谋杀能力而相互平等；此种平等却将所有人置之于不安全感的状态，在不安全感的压迫下，人遂需求一个国家。人感觉自己受同伴的威胁而急迫追求安全感，这就是国家存在的理由。霍布斯所描绘的人的图像具有残酷的外貌，但全然不是现实主义的悲观论调，近代学者便因此而颂赞他。人如果正像霍布斯所描绘的，那么，他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任何政治体制。诚然，霍布斯没有很成功地把人的此种本质与政治群体确定地绾连起来。就霍布斯的观点来看，假若这个国家被打败，其子民不必有任何忠贞的心意；同时，他如果碰巧是一位囚犯，则可以不为叛逆而负责。生活于“共和国”之外的人(譬如：奴隶)，对于他的国人没有更进一步的义务，而且允许他尽量杀戮其它人；相反的，“人若要为保护别人(不论此人有罪无罪)而抗拒共和国的锋镝，那他就没有自由(既受到束缚)”，这句话意指：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并没有责任存在。使人彼此相结合的是共同的利益，它可能是“某些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罪恶，对于此种罪恶，人只有期待死亡来解除”；在这种以利相结的情况下，人才有权利“去抵抗共和国的锋镝”，也才会“共同享受欢乐，彼此护卫与协助……因为，他只是在护卫自己的生命”。任何形式群体的成员资格，就霍布斯的观点而言，只是一种短暂的、有限度的事务；根本上，从来不会改变个人独有的、私密的性格(任何个人“绝对没有欢乐可言”，相反的，有太多的悲伤源生于共同的生活之中)或者创造出人与其同伴之问绾连的系带。看起来，霍布斯所描绘的人的图像挫败了他的一项目标，那就是为共和国提供一项巩固的基础。然而，他却提供态度上的前后一贯的模式，透过它，每一个真实的团体，很可能轻易地被解体。由此观之，霍布斯的共和国，其概念均蕴台着它被解体的可能，其本质烙印着动荡不定的性格——“在战争(不论是国内或国外)之中，敌人终于取得最后胜利，……而后，共和国逐分崩离析；此时，人有权利可以任意保护他自己”，这种动荡不定是最引人注目的，也是霍布斯一再重复的首要目镖，此动荡不定性将会确保最大可能的安全与均衡。认为霍布斯所描绘的人图像，只是企图表现出哲学的真理或心理学上的实在论，这种观点十分不公平，也误解了他，同时也损伤了他作为一位哲学家的尊严。事实上，霍布斯对哲学的真理与心理学的实在论均不感兴趣，他所关怀的仅仅是政治结构本身。他依照“利稚坦”的需要来描绘入的特征；由于论证的需要与信念的催促，他以现实主义对人的洞察作为起点——依照此洞察，“人永不止息的渴求权力”——透过它而提出政治的纲领；同时，也从这种洞察之中，规划出一种最适合于渴求权力的政治体制。然而，确实的过程(使他的概念表达出意义的过程，使他得以超脱那认“为人既是邪恶”的老生常谈底观念)是与此相背的。十七世纪出现了一崭新形态的资产阶级社会，而此种崭新的政治体制是为这个社会的利益而设置的，这幅人的图像既是那适合此社会的人的素描。共和国是奠基于权力的委托之上，而不是以公理作基础。它需求一种杀戮的专制权，也提供一种有条件的护卫来抵挡遭受杀戳的厄运。法律可以提供安全感，而法律却源自于国家的权力垄断(法律并不是依照人判断善恶的准则而制定的)。法律一旦直接来自于绝对权力，那么，生活于法律之下的个人，依照他们的眼光来看，法律即是一种绝对的必然性。——斟酌国家的法律，也就是说，一旦考虑国家权力所垄断的社会，则没有对错的问题可言，仅有的，只是绝对的服从与盲昧地顺服资产阶级社会。公共生活对人们是必要的，一个人一旦被剥除了政治权利，他就会特别关切私人生活与个人命运。一个人若隔离了所有牵涉市政的公众事务，他就丧失了在社会中的合法地位以及与其它同伴的关联性。现在，他只能与其它人相比较，借着此种比较来判断他私人的生活；而他与其它同伴在社会的关系，就以竞争的形式显现出来。公众事务一旦在必然性之下受国家的支配，那么“机运”就操纵着竞争者的社会与公众生涯。在一个由个人所组成的社会里，自然赋予所有人同等的追求权力的能力，个人也同样受国家的保护而来防范他人；由是言之，只有机运可以决定何人可以成功。依据资产阶级的标准来看，遭受恶运的人及失败的人，皆会自动地被摒除于竞争之门外，因为，竞争是社会的生活。好运与荣誉相关，而恶运却令人觉得羞耻。个人可以分享国家的政治权利，因此，他可以把社会责任委托于国家：他可以要求国家解除贫困者的负担；也可以要求国家保护他，免受罪犯的侵袭。贫民与罪犯之问的区分就从此消失，因为他们已被摒除于社会之外。失败者被剥夺了古代文明所赋子他们的美德；遭受恶运击溃的人，再也不能诉诸基督教的悲悯。失败者、遭受恶运击溃的人和罪犯都被摒除于社会之外，然而霍布斯希望解放他们。他认为国家若没有照顾他们，他们便没有对社会与国家尽义务的必要。他们可以任随其欲望的奔驰，也可以随意运用他们禀承的杀人能力，如此，就恢复了天生的自然平等(natural qualitity)，此种自然平等，只有在权衡轻重下，才可以被社会所抹煞。资产阶级的伦理哲学，其逻辑演绎出来的结果即是：把社会中的贱民，组织成一个谋杀者的群体，霍布斯已预知此种情况，并将之合理化。权力在根本上只是达成目的的一项手段；一个群体，其基础若奠基于权力之上，那么秩序与均衡的要求必定会导致它崩溃；这样的一个群体所建立起来的安全体系，宛若立之于沙尘之上，岌岌可危。唯有不停地需求更巨大的权力，它才可能维持现状；唯有不断扩展其权威，也唯有透过蓄积权力的过程，它才可能维持一安定的局势。霍布斯所建立的共和国，是一种摇摆不定的结构，必须经常从外汲取新的养料，方得以维系生存；否则，旦夕之间，它必会解体成为个人利益的无目标、无知觉的混乱局面；个人对己身利益的关切，本来就是无目标、无知觉酌，但霍布斯的共和国却源自于此。在自然状态国家的理论中，霍布斯具体表现权力蓄积的必然性，以及整体对抗整体“永不止息的战争状态”，在此必然性与战争状况中，任何国家与国家之间对立的局面，犹如个体末受共和国权威支配之前的情景一样。战争不断出现的可能性保证了共和国得以永存的希望，也因为这种可能性才可以使一个国家牺牲另一个国家来增加自身的权力。霍布斯一方面替人的安全感请愿，一方面却缔造出一个动荡不安的共和国．这显然是矛盾的；但是，若仅仅取它的表面价值来断定，则是错误的。在这里，霍布斯再度剖析人追求安全感的本能，他很清楚地了解：“利维坦”一书中所呈现的人，唯有臣服于“威震整体”的权力，以及那无所不在、充满威吓恐惧的权力才得以生存，但这并不是具有安全详和之感的人天生固有的情感。霍布斯的思想起点毋宁是：他已透视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体制所渴求的政治需要，在这个崭新的体制里，其根本的信念即是——财富囤积的永不止息的过程将会根除个人的安全感。当霍布斯建议对政治体制作一根本的改革时，他是从社会与经济的行为模式之中，演绎出必然的结论。他仅仅规划出一个能切合新阶级的利益与需要的崭新政治体制。他确实的成就在于描绘出一幅人的图像，这种人物，若想适应既将来到的资产阶级社会，则应当如此变形，如此行动。霍布斯坚持：权力是万事万物，不论是人或神的源生动力。(甚至，上帝对人的统治权，是源自于“不可抵御的权力欲，……而不是因为创造了人所致”)。他的这桩信仰，是来自于一项无可否认的前题，既是：永不止息的财富囤积必需奠基于那永无止息的权力蓄积之上。一个群体若以权力作基础，那么，它就承继一种动荡不安的性格；与此相关的哲学理念，既是一种流转不息的历史过程，为了适合权力不停地成长，这种历史过程必需勇猛地刺激、驱迫个人、民族，以至于全人类。无止境的资本囤积的过程，必须需求一种“不阻碍权力滋长”的政治结构，俾能借着不断成长更巨大的权力，而保护日益累积滋生的财富。如果承认这种新社会阶级的动力，则霍布斯这段话——“人若无法攫取更多的权力与手段，他就无法确信当前使他生活得更美好的权力与手段。”——便说得对极了。这项结论是谐和一致，没有任何冲突。三百年来，没有任何王权可以把“这些沉思得来的真理，转变成实践上的功能”，也没有任何资产阶级能有政治的意识及经济上的成熟见解．得以敞开胸怀去接纳霍布斯的权力哲学。虽然此乃昭明的事实，但丝毫无疑于霍布斯的真知灼见。为了保护无止境的资本囤积而需要无止境的权力蓄积的过程，决定了十九世纪末叶所产生的“进步学理”的意识形态，也预示了帝国主义的兴起。使“进步”成为不可遏止的趋势，其因素不在于一种天真浪漫的幻想——认为财富可以无止境地成长；而在于了解到：唯有权力的蓄积，才可能确实保证经济法则的稳定性。十八世纪的“进步”理念，犹如法国大革命前所了解的，是倾向于“对过去的批判”，这意指操纵现在，控制未来；于是，“进步”在人的解放中臻于高潮。然而，这项理念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无止境的进步毫不相关，资产阶级的社会不但不要求自由，以及人的自主性，反而要求人与一切事物均献身于那假设的超个人之上的历史法则。“我们所称的进步是一场狂飙，……逼迫“历史的神祇”住将来飞翔，当废墟堆砌得高耸入云时，他只好折回来”。以乔哀思的话语来说，唯有马克斯的无阶级的梦想，才可能使人从历史的梦魇中苏醒过来。马克斯的这种梦想透露出乌托邦的色彩，这是十八世纪的概念所显现的最后遗痕。闪耀在苍穹的星辰，骚扰了崇尚帝国主义的商人，因为他们委实无法吞并这广大无垠的星辰，他们很清楚地了解为权力自身而组织权力，将会繁殖更巨大的权力。资本的滋长臻于国家的界限时，资产阶级同时也了解：唯有靠“扩张就是一切”的意识形态，以及跟这种意识相对应的权力蓄积才可能使这已疲倦不堪的动能根源，再度运转，然而，假若这永恒运转的原理一旦被发现，“进步学理”的乐观论调便开始动摇。这并不意指已经没有人相信进步的必然性，而是人们开始感受到罗德斯的震憾、忧惧：人的处境，以及人居住的这个地球本身确实会严重地阻挠一种永不能停止与均衡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旦达到其界限，随后而来的，是一连串毁灭性的大灾祸。在帝国主义时代里，权力哲学变成了“秀异份子”的哲学，这些“秀异份子”很快地就发现与承认：对权力的渴求，只会透过毁灭的途径而被消灭。这就是形成他们那虚无主义(法国在十九世纪最明显，而德国则在二十世纪)的最根本原因，这种虚无主义抹煞了进步学理的迷信，但却代之以同样粗粗的“劫数”迷信。那些相信乐观的进步论的人们以极浓烈的情感宣称：经济法则有不容抵御的必然性。现在，这些虚无主义者亦以同样的热情宣称：毁灭是不可避免的。霍布斯，这位崇拜“成功”的伟大思想家，其哲学思想经过了三百年的时间，才引入注目。其引人注目的部份原因是法国大革命及其对人的概念——人是法律的创造者与国家公民(Citoyen)——几乎阻止了资产阶级去完成“历史是一必然过程”的概念。另一部份是由于霍布斯提出“共和国”的革命性的应用，它毫不畏惧的割裂西方的传统。霍布斯十分清楚地指出近代资产阶级的种种元素。每一个人与每一种思想，如果无法服从与承认这一永不停息的蓄积权力的机器，并为达成其终极目标而奉献，便是愚蠢的。霍布斯判定：“古希腊罗马”的著作是“充满偏见的”；基督教“古代伦理哲学家在书中所说至善……”的教诲，以及“违反良心就是罪孽”，“法律是公正与不公正的准则”……诸如此类的学理，也都是“充满偏见的”。霍布斯的政治思想，即是想替“暴君政体”(Tyranny)作一理论上的自圆其说。在西方历史中，“暴君政体”不时发生，但是，却没有一种哲学的理论基础使它受到世人的尊敬；我们若了解此种情况，对于霍布斯那不信任整个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态度，就不致于感到震惊了。他的“利维坦” (利维坦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怪兽，能吞噬一切事物，霍布斯以此指涉国家一译注)几乎是暴君政体的政府，他很骄傲地承认：“暴君的意义，即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容忍那受人憎恨的暴君，就如同容忍那受一般人憎恨的共和国，……”。霍布斯是一位哲学家，因此，他已看出这新兴的资产阶级烙印着一个新阶级所禀赋的反传统的性格，而比新兴阶级必须经过三百年的时间，才得以发展圆满。他在“利维坦”一书中所关切的，不是虚掷光阴地思考崭新的政治原理，也不是不合时宜地探索那治理人类的根本原理；它毋宁是细密地“论衡一切结果”——随着一个新兴的、以财富为动力的观念与生产财富的新策略为生存之道的社会阶级，所造成的结果。资本的滋长与蓄积产生了资产阶级，也改变了财产与财富的概念。这种新的社会阶级不再是囤积与掠夺所造成的结果，而是囤积与掠夺的开端；财富变成不断地掠夺更多财富的利器。把资产阶级归类入有产阶级虽是正确的，但这只是表面上的意义。属于这个阶级里的任何人皆认为：生活便是一种不停地变成更富有的过程；而且也认定金钱是神圣不可浸犯的，不论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能只把它当敞一种消费的商品。财富本身是用来消费与利用的，因此会不断地消失。最根本与最安全的拥有财富的方法既是毁灭它，因为只有我们毁掉的东西才能永远安全的属于我们。产业的拥有者并不一定是消费者；人不断地扩展其产业，最后他会发现一项非寻常的界限与一桩极不幸的事实，那就是，人注定要死亡。为什么财富、产业，永远无法成为永恒的政治原则呢？死亡是最主要的因素。一个社会体系若奠基砖财富与产业之上，那么它进展的目标不是别的，便是摧毁所有的财富、产业。人有限的生命，对于财富、产业是一种严重的挑战，就如同另一种事实一样，那就是：社会的基础，以及我们的居住地(地球)的界限对于做为政治基础的“扩张”而言，是一严重的挑战。由于计划不停地蓄积超越人所需要与消费的财富，简言之，既超越人生活的界线，私人产业遂脱离私人生活的范围，而被视为一种公众事务。私人利益，其本质是暂时性的，是受限于人类生命的自然时距，现在，它可以脱离这些本质，而进入公众事务的畛域里，从这领域之内，它可以摄取无限量的时间长度，作为不停蓄积的资本。看起来，这好似建立起一个与蚂蚁、蜜蜂相类似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共和国的利益与私人的利益混然不分；由于倾向于私人利益，故可以促成公众的利益。”毕竞，人并非蚂蚁与蜜蜂，因此，整个事件纯粹是一种幻象。公众事务被视为私人利益的总和，好似只要透过添加增益的过程，就可以创造出崭新的质性(a new quality)，这是一种虚幻的看法。在政治学理中的自由主义概念(于帝国主义时代之前，资产阶级的政治概念)，譬如：利益上的无限制竞争终会导向一种均衡的局势；追寻“开明的私人利益”是一种政治上的美德；事件的连续进行过程禀赋着无止境的进步……等等，诸如此类的概念，都有一共通之处：它们只是综合了私人利益与个人行为的模式，而以历史学、经济学或政治学的法则表现出来。在自由主义的概念中，表达了资产阶级对于公众事务的不信任与敌对的态度；这项概念，也暂时地协调了西方文化的古老原则与新兴阶级所信仰的一桩原则——即是将财富与产业视为动力的、自行运转的原则。古老的原则现在已经无足轻重了，财富的自动成长取代了政治行动。霍布斯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家，这是千真万确的，虽然并没有被充份承认。他了解：财富的攫夺是一项永无止境的过程，必须借着掌握政治权力的手段才可以保护它的存在，同时，蓄积滋长的过程必定会迫使所有既存的疆域界线往外开放。他也预先看到：一个社会一旦踏入永无止息的攫夺途径之上，则必须建立一个能适应那永无止境的滋长权力并且动力十足的政治组织。由于犀锐的想象力，霍布斯能描绘出一崭新形态的人的心理特征，此种崭新形态的人能适应上述的社会，及其暴君式的政治体制。他预先看出：对于此崭新形态的人而言，权力的崇拜是必须的；这种人可以美其名为“渴求权力的动物”，既使社会迫使他舍弃其天生本性，放弃其美德与恶德，而使他成为一个可怜兮兮的、温驯的，没有能力起而抗拒专制政体的懦夫，甚至，他的好友不幸成为那不可理喻的“存在理由” (raison d'état) 的无辜牺牲品时，他也不会产生任何激动、愤怒的清绪。“共和国”的基础若奠基于蓄积权力与控制它所有成员之上，那么，它必须设法使每一个人无法掌握任何权力，而使他成为这部机器的小零件，同时任意冠以一种“崇高”的思想来慰藉人民。它会告诉民众：这部机器必须遵循其法则而并吞全球，因为它是依照这个途径的理念而建造出来的。这个共和国具有毁灭性的终极目标，这已经由一种哲学的阐释表达出来。此哲学思想将人的平等解释为人“拥有同样相互杀戮的能力”；一个国家与其它所有国家是“生活于永不止息的战争局势之下”，其共同生活的范围，“也局限于战场之中，它们的边境驻扎了无以数计的军队，炮口也彼此朝向对方”。此时，不再有引导行为的法则，所有的法则仅仅“指导国家如何去攫夺利益”，那结构脆弱的国家将会逐渐被并吞，最后，有一场“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决定胜利或死亡”的战争。由于“胜利或者死亡”的睹注，“利维坦”一书中的人可以克服各个国家、民族彼此之间的政治界限，也可以在其专制的政治体制下吞并整个地球。然而，最后一场战争来到时，每个人都得置身于其中，这个地球上将无安宁之日。这部蓄积滋长权力的机器，如果停止扩张，将会分崩离析；它必须不断地吞噬更多的原料，俾能滋养那永无止境的进展。假若最后一场胜利也无法使共和国持续不断地“吞并星辰”，那么，为了重新运转那永无止境滋长权力的过程，它只能摧毁自身了。丙 暴民与资本家的结合一八八○年代，由于非洲殖民地的争夺战，帝国主义进入了政治活动的舞台。这个时候，商人不断地鼓动着帝国主义，而拥有权力的政府却猛然反击，令人惊异的是，大部份的知识阶级竟然张开双臂欢迎它的到来。对知识阶级而言，帝国主义好象是上帝遣送至人间，用来治疗一切罪恶，消弭所有斗争的万灵药；而帝国主义并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正值政治与社会结构受到新的社会、政治力量威胁时，帝国主义赋予它们新的生命，使之得以重新生存下去；如果在此时刻此环境下没有帝国主义的干扰，它们就不必藉助两次世界大战才消失于历史舞台上。事实上，帝国主义带走了所有的纷扰，而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此种虚幻的安全感弥漫整个欧陆，除了少数心智敏锐之士外，它几乎蒙蔽了所有的西方人。法国的裴珪(Charles Peguy)，以及英国的柴斯特东很清楚地瞭解：他们是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而它最空洞的伪装既是稳定与安乐，一直到所有事物开始崩溃时，那早已过时的政治制度仍然稳稳屹立，而它顽强无忧的寿命，显然曾经欺骗了那些感到脚下大地震动的人们。解开这个谜的显然是帝国主义。为甚么欧洲的国家会让这项罪恶(帝国主义)一直散播开来，直到每一件不论是好是坏的事物均被摧毁为止？这个重大问题的解答是：各国政府都了解其国家正在暗中逐渐崩溃，其政治体制正从内部逐渐毁坏，它们都只是在苟延残喘。一开始时，扩张仅仅是替过剩的资本寻找出路，也为资本的输出提供矫正之道。在以分配不当作为基础的体系下，资本主义制造出大量财富，而导致“储金过剩”，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的生产与消费能力之内，被指责为浪费的资本囤积。这种金钱确实是过剩多余，虽然是那正成长中的阶级所拥有，但没有人需要它。在帝国主义进展的三十年当中，随“储金过剩”而来的，是种种的危机与不景气，这种光景给资本家极深刻的印象，致使他们认为：以前，他们的生产体系完全依赖供求律，然从今开始，生产体系必须源自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领域”。只要资本主义的体系不控制所有社会阶级与整体的生产力，那么，供求之间的关系就只限于一个国家之内才能发挥功能。然而，资本主义一旦遍布于整体的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并且所有的社会阶级都走进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轨道时，资本家就必须决定：到底要眼睁铮看着整个供求律体系崩溃，或是发现新市场——即是侵入一个尚未受资本主义支配而能提供“非资本主义式的供求律”的国家。约在一八六○与七○年代，帝国主义刚起步时所产生的不景气情况，其意义是：资产阶级由于不景气所逼迫，而首次触及到掠夺劫盗的原罪。始自一个世纪以前，西方的社会就便得“最初的囤积资本”(马克斯语)成为可能，也策动更进一步的滋长蓄积；并且为了妨止蓄积滋长的运转机器不致于顷刻间解体，就必须一再重复此种掠夺劫盗的原罪。这种不景气的危险情况，会使得生产崩溃而招致大灾难，这不仅威胁着资产阶级，也威胁着整个国家。面临此种险境，资本主义者遂了解到他们的生产体系，其形式与法则“一开始就为整个世界筹划而需要不断地向外扩张”。国内市场的饱和、物质原料的缺乏，以及逐渐滋长的经济危机，面临这些因素，资本家的第一个反应是资本的外流。刚开始，过剩财富的拥有者尝试经营海外的投资事业，但他们并不冀望扩展及政治上的控制，但结果产生了无以数计、恣意放纵的赌徒，以及证券市场上的投机分子；当海外投资事业比国内投资事业更蓬勃发展时，这种景观愈令人感到忧虑。储金过剩所带来的投资事业，替少量金额、规模较小的工作伙伴打开了生产道路。国内的产业，为了与高利润的海外投资相匹敌，遂采用欺骗的方法，俾能吸取日益增多的民众，使他们为了冀望剎那间获取巨额利润，而从窗口抛掷金钱。然而，大量利润的保证却造成巨额款项的损失，法国在巴拿马的丑闻、德国与奥国的虚设公司骗局，都是典型的例子。拥有少数资本的人们，其损失如此快速，如此巨大，使得那些拥有巨额剩余资本的资本家发现：自己竟踽踽独行于商业的战场上。多余的资本假若无法把整个社会转变成一个赌徒的社会，则它们又再度是多余的， (不能用于正常的生产过程)，而所有资本家以外的阶级在经过这场骚乱后，只好贫困而痛苦的再度回到正常的生产。金钱的输出，以及海外的投资，并不一定是帝国主义，也不尽然导致扩张的政治策略。只要那些拥有多余资金的人对于“把巨额财富投资于海外”感到满意(即使此种倾向“抗拒了传统的民族主义”)，他们便会超离国家的政治体制——反正他们也只是这体制下的寄生虫。在甚么情况下，他们才会改变此种倾向呢？只有当他们要求政府来保护他们的投资事业时(经过第一阶段的欺诈之后，他们了解政治权力是一项利器，可以抗御赌博的风险)，他们才重新纳入国家的畛域里。显然，他们是尾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既定传统，认为政治体制只是一种用来保护个人财产的工具而已；因此对政府作此种恳求。这个拥有财富产业的新兴阶级与工业革命碰巧结合为一时，才产生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者与鼓励生产的人们。现代的社会，根本上是一种生产者的社群，而新兴阶级若能在现代社会中完成此项功能，则它所带来财富的滋长也是整个国家的重要功能之一。剩余资本的拥有者是历史上首次只期望获得经济利益，而没有真正完成社会功能的阶级；它所扮演的是一个剥削生产者的角色。其结果是：警察力量无法替它抵御民众愤恨的情绪。扩张不但疏散了多余资本；更重要的是它保护了多余资本的拥有者，并抵御多余资本与社会寄生虫所带来的威胁，它使资本阶级能逃脱因分配不当所导致的祸果。财富不再是国家生产结构中的重要因素时，或者财富与整个群体的生产理想相互冲突时，扩张能及时赋子一种鲜活的生命力。在产生多余财富之前，资本主义形式生产中就已有了一种副产品，那就是：随着各种工业的成长，而从生产社会中所源生出来的“人”之剩余物品与废物(指多余之人，superfluous man，这是本书中一重要的讨论主题一译注)。就一个由多余财富拥有者组成的社群而言，那些怠惰、虚挪时光的人是多余的。十九世纪的人们皆认为：这种人的存在对社会是一种威胁，于是，这些人向外迁徙，繁殖了加拿大、澳洲与美国的人口。由此观之，在帝国主义时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桩崭新的事实，既是：两种剩余力量——多余的资本与多余的劳动力量——相互结合，它们皆抛置国家于脑后。扩张的概念、政府力量的对外扩张，以及国家并吞财富投资与工作疆域，这些概念与行为，看起来，好似是能改善财富与人口日益剧增的唯一方法。同时，帝国主义及其无限制的扩张概念，似乎制造绵延不绝的罪恶。各余的财富与多余的人力首次结合之后，国家体制自身竟然成为多余的，这是多么荒谬!始自十九世纪初叶，由于南非洲通往印度的海上航道已确定，南非洲遂成为英国的海外产业。及至苏伊士运河开凿通行，减低了从埃及到好望角的旧有贸易驿站的重要性，同时，欧洲各国在印度的产业与利益消失后，不列颠与欧洲各国必然尽可能从非洲撤退。令人感到荒谬，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南非洲由一种象征的环境地位发展成“帝国主义的文化温床”，而这种发展竟然是南非洲丧失所有的价值时，才霎那间闪耀出迷人的光芒：一八七○年代发现了钻石矿，八○年代则发现了金矿。为了获取利益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欲望又再度被鼓动起来，而共同趋向同一的目标：采矿者、冒险者，以及大城市中的地痞流氓，都带着工业国家所产生的巨额资金，朝向“黑暗大陆”移民。那些由于资本的巨额囤积所产生的暴民，都跟随着其生产者住采矿的航海道上前进。然而，在南非这个地方，甚么也没有发现，只有发现投资的新可能性。唯一能支配来自世界各角落的多余人的，是那些拥有多余财富的人。他们共同建立了一个寄生虫的天堂，其血液都是黄金。多余资金与多余的人导致的帝国主义，现在借着生产那最多余的、最不真实的利润，开始经营那令人惊愕的生涯。扩张这一种万灵药，如果能替那些多余的势力——此势力是任何国家体制所无法融合的——提供冒险性的解决方案，那么，是否能强烈地诱惑非帝国主义者，这依旧是令人怀疑的。但议会所有的党派竟然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共同策谋帝国主义的计划，这是有案可稽的事实。就此层面来看，英国工党的历史，几乎是一连串替罗德斯早年的预言作证的过程。罗德斯曾如此预言：“工人都发觉到，虽然美国很欢迎他们，而且彼此有兄弟般的情谊，但是却拒绝输入他们制做的货品。工人也发现俄罗斯、法国与德国亦是同样的情况。他们由是了解：如果稍不留意，则在这整个世界上都将没有他们能做生意的地方。如此，工人不得不变成帝国主义的支持者，而自由主义的党派也尾随于其后”。在德国，自由主义者(不是保守党派)确实鼓动了那有名的海军政策，而众人也皆明白这项政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主义党派则摇摆于主动支持帝国主义者的海军政策(一九○六年之后，它一再投票赞成德国海军之建立)，与完全忽视所有的外交问题之间。偶尔他们会反对Lumpenproletariat(缺乏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以帝国主义肴馔中掉落下来的面包屑贿赂工人阶级，然而这并无法导致众人深刻地了解帝国主义计划对于政党成员所散发出来的魅力。在马克斯主义的概念中，暴民与资本的相结合的崭新现象是史无前例的，也与阶级斗争的理论相冲突。因此，他们几乎都忽略了帝国主义者的危险企图，那即是：把人类划分成主人种族与奴隶种族，高贵教养的绅士与低俗的贱民，有色人种与白人，此种划分只冀望能以暴民作为基础，而结合国家民族。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国际间团结力量的崩溃，竟然没有骚扰那些社会主义者，他们依旧安心自满的抱持着对无产阶级的信仰。现在，帝国主义对海外已不再遵守其经济法则，这些法则已经因“帝国因素”与“种族因素”而被牺牲了。在这个时候，只有少数拥有巨额财富的绅士，依旧相信那利润不容剥夺的特权；只有社会主义者仍然探索帝国主义的经济法则。令人奇怪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势力竟然那么微弱；尊奉自由的政治家，有许多是言行不一致且没有履行其承诺的，这种情况，时常被归诸于投机主义，以及受贿赂，然而，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譬如，葛莱斯敦领导自由党时，曾经许下一个诺言：一旦当选首相，便自埃及撤军；但是他食言了；此种行为我们不能归罪于投机主义。这些政治家半是自觉的(但几乎从不明确表达出来)与民众共享一项信念，那既是：国家体制中有许多分裂的阶级，同时，阶级斗争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显着特征，因此，国家的统一往往濒临险境。在此情况下，扩张一旦能替整个国家提供一共同的利益，就是一种救国的途径。基于这个原因，帝国主义遂被允许为一种“依赖爱国热忱的寄生虫”。此种希望部分是源自于那古老的、不正确的“治疗”方法——以海外冒险来矫治国内的冲突。国内事务与海外冒险事业，两者毕竟是泾渭分明的。冒险既使能在短期间消弭此种冲突，但绝无法永远消弭它们，因为冒险的本质是受到时空限制。在一开始，帝国主义者的扩张冒险，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永久的解决途径，因为一般人皆认为扩张冒险是永无止境的。但就更深一层来看，帝国主义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冒险——原因何在？因为它并非依赖民族主义的宣传口号，而是奠基于稳固的经济利益之上。在一个利益不一致的社会里，人一致认为公众利益既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在这样的社会中，扩张遂很可能被视为国家整体的利益。有产有势的阶级已经使每一个人皆相信：经济利益与拥有权是健全国家体制的基础；甚至，非帝国主义的政治家看到共同利益出现于地平线时，也轻易地就被说服。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是两相冲突的，为甚么民族主义却有发展成帝国主义的趋势呢？原因是：任何一个不适合帝国主义发展的民族国家，愈是冀望并吞殖民地民族(这是与它本身的政治体制相冲突的)，则会愈激烈地压迫殖民地人民。在理论上，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是相互隔离的；在实际上，部族的民族主义(trilbal nationalism)与绝对的种族主义可以连接此种隔阂。从一开始，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均宣称：“他们是超越政党利益之上”，而只为国家利益说话，这是真实的吗？我想，只有在拥有少数或根本没有海外殖民产业的中欧与东欧国家里，这才可能是真实的。暴民与资本家的结合，发生于每一个国家中，他们憎恨(且猛烈的攻击)国家体制以及所有党派。在欧洲各国里，尊奉帝国主义的政客对于国内问题均抱着藐视与轻忽的态度，尤其是英国。如樱草会 (Primrose League，1883年成立的保守党团体)这类“超越政党之上的政党”所散布的影响力只是次要的，帝国主义才是最主要的影响力，由于帝国主义的影响，使得两党政治退化成为国会前席制(front Bench)。此种国会前席的体制，导致议会中“反对力量的衰微”，也导致“内阁反对众议院”力量的滋长。当然，此种政制的转变完全是一些政策所带来的结果，它们宣称自己是为国家整体说话，因而能消弭党派相互之间的倾轧与特殊利益的冲突。这种美丽的言语，能吸引与蒙蔽一些依旧抱持政治理想主义的人们。“结合统一”的呼唤与战争的呼唤是相似的，此种呼唤，往往导致人们走入战场；然而，没有人发觉结合统一蕴含着绵延不绝的战争因素。比起其它任何党派，政府官员更主动地参与那烙印着帝国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活动；他们也把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互混淆。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依赖文官的甄选制度，它是一种永久不变的公务员体制，这些公务员不论阶级，不论政府的改变，全心全意替国家服务。他们的职业尊严，以及自尊，尤其在英国与德国，是导源于此种替国家服务的精神。一个国家的基本主张应是独立于任何政党之上，这些公务员则是唯一能支持国家此种主张的团体。民族国家自身权威是依赖其文官任职的经济独立与政治中立，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此情况愈是明显。然而，民族国家体制的崩溃肇始于恒定不变的行政制度的腐蚀与一种普遍流行的信念的散播，这项信念即是：文官职务的薪资不再是由国家支配，而是由有产阶级来支配。在十九世纪末叶时，有产阶级已成为一掌有统御实力的阶级，因此，任何一位国家的雇员，如果再相信自己是替国家服务，那么就显得荒唐可笑了；阶级的分裂使他们置身于社会体制之外，也迫使他们形成自己的派系。在殖民地里，文官当然能躲避国家体制的分崩离析；在海外统治着异族，使他们更能假装自己是一位替国家服务的英雄，并自认为“由于他们的服务，助长不列颠民族的荣耀”，这是在国内服务所无法达成的。殖民地不再单纯是“为上层阶级往外疏散而设的巨大系统”，犹如詹姆士．弥尔所描述的；现在，他们已成为不列颠民族主义的中流砥柱，他们发觉管理海外殖民地与治理异族才是服务英国、实现英国利益的唯一途径。任职海外的文官也相信：“处理那些被征服的种族的体制，才能真正表现出一个国家特别的天份。”英国、德国或法团的公民远离其祖国，才能真正成为一位英格兰人，法兰西人，或德意志人。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与经济利益或社会忠贞心意纠缠不清，致使他们感觉到唯有在海外才能更贴切属于自己的阶级。扩张给予民族主义一种鲜活的生命力，也因此被视为国家体制的一种工具。新殖民团体与帝国主义者的联盟，感觉到自己“远离党派斗争”，并且加强了“自己是国家利益”代表的信念。这也显示出帝国主义之前，各个国家极度绝望的情况。这段期间，面对着人的生产能力日益强大的各实况，可以看出各国的政治制度脆弱不堪，社会体制已经不合时宜，甚至自保的方法也毫无成效、令人绝望。最后证明了尝试补救的途径比原有的罪恶更糟——它不能治疗任何病症。在每一种言行一致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发生根源里，均可发现资本与暴民的结合。某些国家，如英国，富有者与赤贫者的结合，依旧局限于海外产业。一般人所称的英国的伪善，实导源于英国政治家的见识，他们严格区分了殖民法与国内政策，也因此成功地避免了帝国主义对祖国的反击力量。在其它国家里，特别是德国与奥国，此种结合竟以“泛主义运动”(Pan-movemeents)的形式，而严重地影响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在法国则比较轻微，因为它标举着所谓的“殖民政策”。这些“运动”的目标，既是把整个国家帝国主义化(而不仅仅只是此目标的“额外”部份)，以此种途径来绾连国内与海外政策，也为了掠夺领土与剥削海外民族，而组织整个国家的力量。由于资本家的组织而导致暴民的兴起，这种现象早被许多人察觉到，而十九世纪所有伟大的历史家都忧心忡忡，小心谨慎地注意它的成长。从布克哈特到史宾格勒绵延不绝的历史悲观论，都导源于此种忧虑。但是，这些历史家的心思被此种现象盘据住，悲切不堪，遂无法了解暴民与那日益增长的劳工阶级并不是相同的，当然也不是与整体民众相同的，暴民是包含着所有阶级排泄出来的弃物、垃圾。如此的组合使暴民及其代表，看起来，似乎已消弭了阶级的差异性，也使人有一种错觉，以为他们是置身于阶级分裂之外的民众，即代表着民族自身(即纳粹党所称volksgemeinschaft)，而使人同顾了它那扭曲与讽刺图像的面貌。历史的悲观论者甚了解这一崭新的社会阶层是禀赋着不负责的性格，他们也真确的预言到民主政体将会转变成暴君政体，而它的暴君是从暴民中掘起，也依赖暴民的支持。然而，他们所不了解的是，暴民不但是废弃物、垃圾，也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副产品，而因此与资产阶级形影不离。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对于下层劳工日渐滋长倾慕之情愫，使得高阶层社会逐渐撤离所有的道德问题，同时对它的子嗣培养出一种无政府式的犬懦主义之嗜好，这种情况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初叶，从德雷佛事件中可以看出，在法国，高阶层的社会已经与下层劳工紧密地相结合，如此，在反德雷佛事件的人群中，我们很难将其中任何一位“英雄”确定地摆置于两种范畴之中。巴尔札克的小说已经清楚表现出这种父辈与子嗣的结合与亲密的血缘情感。也预示所有经验、政治或社会的观点，从他的小说，甚至可以回想到霍布斯在三百年前所描绘的西方人的特质。的确，在帝国主义发生前那一段危机与不景气的时期里，资产阶级已了解：高阶层社会必然会接受霍布斯的“现实主义”的道德准则。但现在，高阶层社会则接受暴民及其领导者所宣布的道德革命。“资本囤积”与“原罪”必须添加上额外的罪恶，来使得体制不停运转，这项事实，使资产阶级比哲学家与下层劳工更强烈的要求摧毁西方的历史传统。最后则导致了资产阶级揭开其伪善的假面具，而公开承认它与暴民之问的关系，也明白恳求暴民护卫它的财产利益。在德国，此种情况确实已经发生。在英格兰与荷兰，资产阶级的发展则默默无息地往前进行着，而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也享受了安全感与免于恐惧的自由达一世纪之久。在法国，法国大革命阻碍了资产阶级的崛起，干扰了资产阶级享受特权的利益。而德国直到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才真正发展完成；它的崛起，也正是劳工阶级运动的开始，所以，德国的劳工阶级与资产的历史，是同样长久的。当资产阶级在自己国家之内愈感到不安全，则愈积极地想卸下伪善的负担。比起德国，法国的资产阶级更早与下层的劳工亲密地相结合；此种亲密的结合性，最后，在这两个国家里，其力量变得同样强靱。法国，由于革命的传统以及工业化的匮乏，所以只产生少量的暴民，其资产阶级只好求援于国外的暴民，终至与希特勒的德国相结合(详见第四章一译注)。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不论其长期演化的本质是甚么，暴民政治的原则一旦遇上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极权主义的运动，则必显现出它与资产阶级亲密相结合的关系，但这要看资产阶级是否卸下伪善的面具，以及因接受基督教传统而不腐化而定。使暴民的虚无主义态度吸引资产阶级的是一种原则上的关系，此关系不是产生暴民的根源所能表达的。换言之，因果之间的不相称表现了帝国主义产生的特色，这种不相称自有其缘由。过度囤积所产生的多余资本需要暴民的帮助来从事安全而有厚利的投资，此种情况在运行中产生了一股力量，这力量既使被贵族传统与“受祝福的伪善”（这是拉罗契福康[La Rochefoucauld]所称的“恶德对美德的恭维”）所隐藏，它依旧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基层结构。同时，一种毫无原则可言的权力政治要等到适当的时机成熟时，才可以被尽情玩弄，这个适当的时机既是：群众拥有实际力量，能够摆脱所有的原则，而且，他们数目庞大，致使国家与社会束手无策，无法照顾他们。暴民受到帝国主义的政客的利用，以及被种族教条所鼓动，这项事实常使人误解，好似帝国主义方有能力来处理当代这些内政、社会与经济的问题。的确，种族理论不仅鼓动了暴民，而且，在极权主义的形式里．它表现出一种组织，透过此种组织，人性经由权力与资本囤积的过程，而自我毁灭。霍布斯的哲学中，并没有包含现代的任何种族理论，但是，霍布斯所提出的政治思想却酝酿了所有的种族学理。霍布斯昕提出的政治思想的特质既是：在原则上，排斥人性观念，而这观念是国际法唯一的正规依据。在他的思想中，有一桩假设，认为外交政治必须置之于人类契约法的领域之外。然而，所有的外交政治必然会牵涉“整体对抗整体”的绵延不绝的战争，这是“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的法则。当前自然主义的意识形态均认为：国家即是一个种族，各个国家受自然的操纵而彼此分离，国与国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可言，国家都没有意识到人类的亲密结合，而只有自求生存的本能，此种本能与动物并无两样；关于这种意识形态，霍布斯提供了最佳的理论基础。假若人性的观念——最具包容力的象征，既是：人类均来自同一根源，而无色泽、种族之分——已经不再具有正确性，那么只有一项观念可以令人信服的了，那就是：棕色、黄色，或黑色的人种是同样来自于人猿，但白种人除外；同时，所有的种族都被自然所命定，必须彼此斗争，直到他们从地球表面消失为上。我们是被困在霍布斯所称的“权力蓄积的无止境过程”里，假若这句话被证明为真，那么暴民必然采取那可以把国家转变成种族的形式。因为，处于不断囤积的社会里，置身于权力蓄积与扩张过程之中的人，彼此之间巳丧失所有的关联，如此，除了将国家转变成种族的形式(把国家转变成种族形式的理念，作者名称之为“部族主义”，见下一章——译注)外，已经没有任何其它的结合系带。种族主义确实把西方世界，甚至人的整体文明带进一个悲惨黑暗的境地里。俄国人一旦变成“斯拉夫人”，法国人一旦自认为是土著部队(force noire)的统治者，英国人一旦变成“白种人”，就如德国人已被可怕的符咒变成阿利安族人，那么，这种转变正意味着西方人的灭亡。无论任何饱学之士说些甚么，种族(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并不是人性的开端，而是结束；也不是民族的根源，而是它的衰微；更不是人的自然生长，而是非自然的死亡。第二章 种族主义之前的种族思想如果“种族思想”(race-thinkLing)是德国的产物——正如同有时候人所认为的——那么，在纳粹开始计划征服全世界之前，“德国思想”(不论它是什么)就已经在世界各地的精神畛域里取得桂冠的荣耀。在一九三○年代中，“希特勒主义”(Hiltlerism）能在欧洲各国发挥它那强烈的魅力，其原因在于：种族主义虽只是德国国家的教条，却已成为各地舆论的共同趋势。一九三九年，德国的坦克开始迈向摧毁的行程时，纳粹的政治作战机器早已经运转了。在政治作战的战场里，种族主义比起受雇用的特务与“第五纵队”更具有强大的威力。在各国首都几近十多年的经验，使纳粹党徒更坚定的相信：种族政策是他们最有力的“宣传”。此种政策从来没有因权宜之计而被取消，或者被改变方向。种族主义既不是一崭新的，也非一秘密的武器，然而，在此之前，这项主义没有像这样贯彻始终的被运用过。从历史观点来看，“种族思想”的根柢深深地埋在十八世纪的沃土里，在十九世纪期间，竟然同时于西方各国开花结果。始自十九世纪初叶，种族主义已经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确实融合、复苏所有形式的种族议论。过去，这些种族议论从没有创造出、或者退化成一种世界观(Weltanschauung)或“意识形态”式的种族主义。十九世纪中叶，种族议论仍然受政治理性的准则所批判。托克维尔在一封写给葛必诺的信笺中曾批驳葛必诺的学理，认为“这些学理可能是错误，而且必然是恶毒的”。但是，到十九世纪末叶，“种族思想”竟然被认为是尊贵、重要的，好似它是西方世界精神上首要的成就与贡献。直到“非洲争夺战”这一命定的时刻来到时，“种族思想”依然是许多自由议论中的一种。这些议论，在自由主义的思想架构底下，为了争取公众舆论的认可，而彼此攻击、批驳。其中，唯有少数的舆论成为圆熟的“意识形态”。何谓“意识形态”？既是：一种奠基于“单一议论”(a single opinion)上的体系，它有足够的魅力吸引与说服大多数人；同时也有足够的广阔度容纳当代一般生活的各种体验与处境，并引导众人。“意识形态”的特质在于：它声称自身掌握着“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能解答所有的宇宙谜题，或者认定自己是一项知识，能透视隐匿着的、统驭自然与人类的宇宙法则；纵观那为了赢取公众信任而生成的倾扎斗争，可看出只有两种“意识形态”得以击溃竞争者而生存下来，而掌握驾御的势力：一种是以阶级的经济斗争来解释历史；另一种则是种族自然权利的历史解释观点。这两种意识形态诉诸广大的群众，其力量是那么的强靱，因之能获得国家的支持，成为官方的教条。“种族思想”与“阶级思想”已经拓展成一种强制性的思想，因此，自由的公众舆论竟然迎合他们，知识份子与广大的群众，也罔顾那些可以批驳此两项观点的历史与现代处境的事实。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这些“意识形态”具有巨大无比的说服力量，并非偶然。说服力必然诉诸于经验或欲望，并迎合急迫的政治需求。“意识形态”能取得公众的信赖，并非来自于科学事实，犹如达尔文主义者要求我们相信的；也不是来自于论断文明兴衰的历史法则，犹如历史家所努力探求与相信的。每一种圆熟的“意识形态”被铸造，被传承，也被证明是一种政治武器，但绝不是一种理论学说。以种族主义的情况来说，“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即刻与政治生活相接触，很可能会改变其具根源性的政治意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一再束缚着科学家，致使他们离开实验室，不再关切那探索得来的研究结果，只是急迫地企图宣布解释生命与世界的崭新观点。由是言之，“意识形态”的科学层次只是次要的，它们仅仅冀望科学层次能为它们提出无懈可击的论证。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现在已没有任何一种科学可以镶嵌于种族思想尚未渗透的范畴系统里，因之，一些历史家——尤其那些企望以科学作为“种族思想”产生之根源的历史家——误解了一种因果关系；他们认为：语言学与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是造成种族思想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他们这种观点正倒果为因。事实上，“强权出公理”这一教条经过几个世纪(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时间已征服自然科学，并产生“适者生存”的“法则”。譬如，第麦斯特与谢林所提出有关野蛮部族的理论，认为它们是早期民族衰亡后的残余物，假若此种理论适合十九世纪的政治策略与进步学理，那么，我们将不会听到有关“原始人”的理论，科学家也不会浪费时间去探索人猿与人之间的“失去的环节”。然而，造成这种情形该责怪的并非如此的“科学”，而是那些受到“意识形态”污染的科学家。种族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武器，是明显不过的事实，以致许多学者宁可避免讨论这个老套，而一桩历时已久的误解，依旧得以流传，那即是：认为种族理论是一种夸张的民族主义。有一些学者，特别在法国，发现种族主义是另外一种不同(于民族主义)的现象，它可能摧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然而，这种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往往也被忽略了。有些人目睹“种族思想”与“阶级思想”为说服争取人群而彼此竞争，遂认为“种族思想”表现了一个国家的思想时尚，“阶级思想”则表现了国际间的潮流；也相信“种族思想”在心智上已为国际间的战争铺了路，而“阶级思想”则开启了内战的大门。这类观点，是有其正确性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奇异地混合了传统的国家冲突与新兴起的、帝国主义式的斗争。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在所有的国家之中，传统的国家冲突比帝国主义所宣称的目标，更能吸引群众。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五纵队”以及各地的通敌卖国者，可以证明种族理论是锐利的武器，可以鼓动每一个国家的内部斗争，可以用来筹划各种内战。“种族思想”一旦走入实际政治活动的舞台，欧洲各民族就得预备去实现一种崭新的国家政治体制。从一开始，种族理论就处心积虑地跨越所有国家的界限(不论以地理、语言、传统或其他准则做为界定)，而否定“国家政治的存在”(national-politicalcxistene)。比起“阶级思想”，“种族思想”更是一抹永不褪逝的阴影，一直伴随着西欧国家的进展；它必须等到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武嚣，足以摧毁这些国家之后，才会消逝。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种族主义比其它所有的意识形态，更可能表现出一种错误的爱国热忱。唯有尊崇种族主义的人，才会自始至终否定那民族国家所据以缔造的伟大原则，什么原则呢？既是：由“人类”这项观念所出发的，视所有民族一律平等与亲密结合的原理。甲 贵族的“种族”对抗平民的“国家”对于异族、陌生、甚至最野蛮民族日益滋长的兴趣，十足表现出十八世纪法国的特色。正当这个时代，法国兴起一股仰慕与模仿中国画的热潮，一本当时最有名气的著作，被冠上“波斯人书翰” (Lettres Persanes，孟德斯鸠的一本着作——译注)的名称，而且有关旅游的报导是当时全社会最爱读之物。未经育化的民族的质朴、野蛮，是不同于悠久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老练世故与轻佻矫饰，十九世纪，由于旅游机会增加，欧洲能大量的把异地的风土民情带进国内，传播给一般民众；但是，早在这个世纪之前，法国社会已经开始尝试去了解外地的国家与文化，徙精神上把握住它们的内涵。对于“人类崭新种族” (赫德语)的狂热，灌满了法国大革命时代那些英雄们的胸怀，他们在法国三色旗帜底下解放了各种颜色的民族。博爱的信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对异地国家所怀抱的热情；这桩信息是受一股欲望所鼓荡出来的，那即是：热切希望从每一崭新的、令人惊异的“人类种族”中，证明拉布鲁耶里(La Bruyere)的说法：“理性是到处存在的”(La raison est de tous les climats)。然而，就是这个国家创建的时代，就在这个热爱人性的国家，我们必须从中探索出酝酿那毁灭国家、残害人性的种族主义的酵素。毫无疑问的，首先提出各个不同民族共存的学理，也是首先构思确定“阶级思想”的思想家，既是布列恩维利耶尔(Comte de Boulainvilliers)——一位法国的贵族、十八世纪初叶的作家，身后才出版作品的思想家。他把法国的历史解释成两个民族混合的过程，既是具有日耳曼族血缘的人，征服了原居于法兰西的“高卢”居民，攫夺了土地，并将法律加诸于高卢民族身上，以巩固自身成为一统治阶级。“贵族身份”的优越权利，是奠基于“征服者即是公理”之上，也是以“服从的必然性往往源自于强者”作为基础。这位思想家，毕其一生努力探索种种论证来反对Tiers Etat(第三阶级——指别于惯侣、贵族的另一阶级，大致是指中产阶级一译注) 日益成长的政治权力，也反对第三阶级代言人(由文学家与法学家形成的新团体)的言论，他更反对君主专制的政体，因为法国君主不再想望代表贵族阶级，或成为贵族阶层的元首，而是野心勃勃冀望能代表国家整体；从这些君主身上，新兴的阶级发现一位最强有力的保护者。所以，为了重新唤起贵族的优越感，他建议贵族同伙否定法国民族的同一根源性，同时决裂国家的统一，并且宣称一种原初的、永恒的区分类别。比起那些后起的护卫贵族阶层的思想家，他更是大胆地否定任何与土地的绾连；他认为“高卢人”居于法兰西领土的时间较为长久， “法兰克人”(Francs)则是外地人，也是野蛮的入侵者。“征服者永远是对的”是其学理的唯一基础，他毫无困难地肯定“法兰地……确实是法国民族的摇篮”，帝国主义的种族理论便承继了他的概念理则。在帝国主义的种族理论拓展前的一百年，他以具有现代意义的、个人的语汇——“臣民”(不是君主的臣民)——论衡法兰西的土著居民，称这些居民的利益全来自于征服民族，但由于出生即拥有的权利，这被征服的民族才有资格称为“法国人”。布列恩维利耶尔深受十七世纪强权学理的影响，同时，也是史宾诺莎的一位近代的忠实门徒，他翻译了史宾诺莎的“伦理学”，也分析了他的“论宗教政治”一书。他接受、并应用史宾诺莎的政治观点，承认强权可以成为征服者，征服者的作为可视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判断依据，来衡论人与国家的自然素质以及人之特权。从这里，我们可以探察出“强权出公理”这桩教条后来由自然主义加以变形的痕迹。这项观点可以连结一桩事实，既是：布列恩维利耶尔是其时代的一位杰出的自由思想家，同时，他攻击基督教会，绝不是单纯出自于反僧侣的动机而已。布列恩维利耶尔的理论，无论如何，仅仅是处理民族的问题，而不是种族的问题。这项理论把优越民族的权利奠基于历史行动与征服之上，而不是以外在环境的事实作为基础——虽然历史行动往往影响着征服民族的自然素质。为了抗衡由绝对君主政体与Tiers Etate(第三阶级)相结合下产生的崭新的国家观念，布氐将法国分裂成两个不同的民族。正当国家的观念必须有所创新，必须根本改革时——尽管此观念尚未与民主政治有任何关联，犹如法国大革命所显现出来的——布列恩维利耶尔却提出反国家的学说。他不晓得内战的真正意义，却在他的国家里鼓荡出一连串的内战。这段期间，法国有许多贵族不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代表，却认定自己是别具地位的统治阶级，对于有着“相同社会与处境”的异地民族，他们反而觉得比自己的同胞更有亲密的认同感。法国这种反国家、反民族的趋势，确实发挥了极深远的影响力，在十九世纪时，那崭新的种族学理终于完全吸收了这种趋势的特质。法国大举命的爆发，迫使无以数计的法国贵族窜逃至国外，恳求德国与英国的庇护。然而，不必等到这场革命爆发，布列恩维利耶尔的观念已经演变成一种有效用的政治武器，同时，他对法国贵族阶层的影响力更是强劲，从杜布耶-南柯(Comte Dubuat-Nancay)的著作中，可感觉出这种力量。这位贵族要求法国的贵族及其欧陆的同伴们，有更亲密的结合关系。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这些法国封建政体的代言人感觉岌岌可危，因而冀望“能创造出国际性的、具有原始民族根源的贵族阶层”，看来，唯有德意志的贵族才能符合此项要求，因为法国民族的根源似乎与德意志的民族根源相同。法国境内那些较卑微的阶级，尽管不再是奴隶，也并非生而自由的，他们是由那些生而自由的贵族“解效”之下才得以自由。数年之后，法国的流亡贵族尝试缔造一国际性的贵族阶层，这纯粹为了阻挡革命的发生。在他们眼中，鼓动革命的人都属于具有奴隶性格的民族。在实贱的层面上，这项企图虽然遭受种种危难的折磨；譬如：伏尔弥(Valmy)这位流亡贵族就与维礼耶尔(Charles Francois Dominique de Villiers)一样，在一八○○年代以“高卢族的罗曼人”(Gallo-Romains)来反对日耳曼民族；或者犹如亚尔特(William Alter)，于三○年代梦想建立一结合所有日耳曼族的联邦；但是，他们却不承认这项企图的失败。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是叛逆者，因此认定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异地民族之间的战争”——犹如吉佐后来所强调的。由于布列恩维利耶尔所处的时代较少动乱，也比较平静，因此，他所提出来的“贵族权利”的学说，只是奠基于“征服者权利”之上，尚没有直接诋毁其它被征服民族所具有的本质；相反的，盂德劳席尔(Comte de Montlosier)——在法国亡命者群中，他的人格令人觉得可疑——则公开蔑视“这兴起于奴隶阶级的新民族……这所有时代所有种族的混合物体。”。时代显然是改变了；贵族不是属于非征服的民族，因此也必须有所改变。他们断然摒弃了古旧的观念，那曾经被布列恩维利耶尔与孟德斯鸠认为可亲的观念：“唯有征服始能决定人的命运，幸运之神永远降临于强大的军队”。席尔耶(Abbé Siéyès)出版了他那有名的宣传小册子，对Tiers Etat(第三阶级)强有力地宣称：“所有保留着荒谬的虚矫气息、认定自己是源自于征服民族并承继着特权的家族，必须被遣送回法兰柯尼亚(Franconia)森林”；就在这个时候，伏尔弥那有名的“贵族意识形态”开始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早期，法国贵族在与资产阶级斗争时，竟然发觉他们是属于另一个民族，源于不同的血缘；也觉得他们与法国的泥土隔离，而与一种国际性的阶层有更亲密的结合感。就在这个时刻，法国所有的种族理论均支持“日耳曼民族论宗”(Germanism)或者提出“北欧民族优越论”来反对自己国家的民众；这是一桩多么怪异的现象。鼓动法国大革命的人们如果在心智上认同了古罗马人，那么，其原因不在于他们以自己贵族性格中所具有的“日耳曼血统”来包容“拉丁血统”的第三阶级，而在于他们自认为是古罗马共和国的精神继承者。此种历史性的宣言不同于贵族的部族认同(既是把贵族阶层视为一特异的部族)，或许，这是防止“拉丁民族论宗”(Latinism)演变成为理论的原因之一。令人困惑的是：法国人竟然比德国人，或英国人更早坚持着“日耳曼民族优越论”的固定观念。一八○六年，普鲁士战败后所产生的德国种族意识激烈地反对法国，但并不因为德国种族意识的滋长就改变了法国的“种族意识”。在一九四○年代里，狄尔礼(Augustin Thiery)依旧抱持着“种族即是阶级”的观念，同时也区分“日耳曼种的贵族”与“塞尔特(celtic)种的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同雷姆塞(Corete de Remusat)这位贵族也宣称欧洲的贵族阶层是渊源于日耳曼民族。最后，在葛必诺的手中，法国贵族的此种议论转变成一种圆熟的历史学理，宣称已寻究出文明衰微的秘密法则，也被历史抬举臻至科学的领域，使它同享学术的尊严。由于葛必诺的拓展， “种族思想”终于完成它最初的阶段，而继续往第二阶段迈进，但其影响力必须等到二十世纪才发挥出来。乙 种族结合取代国家扩张在拿破仑打败那老式的普鲁士军队之前，德国的“种族思想”尚未拓展开来。它的兴起不是由于贵族阶层及其代言人之力，而毋宁是由于普鲁士的爱国志士及政治的浪漫主义。在法国，“种族思想”发展成内战，成为分离国家统一的利器。然而，德国的情形正好相反；统一国家、抵御外侮，才是德国“种族思想”兴起的最主要因素。“种族思想”的倡导者绝不会跨越国界，取得外国的联盟；相反的，他们一心一意想唤醒其民族，使之觉悟到其共同的根源。这当然摒弃了贵族阶级及其有名的大同主义(cosmopolitism)——毕竟，普鲁士的贵族阶级是比欧洲其他各国的贵族，更少有大同思想的色彩；因此，德国的贵族阶级已摒弃那奠基于孤芳自赏的阶级之上的“种族思想”。长久以来，统一德国的希望，就一再遭受挫折，而德国的“种族思想”也与这种遭挫折的统一希望相伴随。在“种族思想”刚兴起的阶段里，国家民族的情感也正普遍弥漫开来，致使我们很难辨认“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两者之间的不同。那不具有破坏性的国家民族情愫，往往借着今日我们所了解的种族主义的语汇来表达自身；因此，有些历史学家时常把德国的种族主义视之为德国民族主义的特殊语言，并且混淆了德国“纳粹主义”(Nazism)与 “民族主义”，由于这种混淆的误解，致使他们低估了希特勒的宣传技俩所禀赋的魅力。直至一八七○年，德国的统一具体实现，德国的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发展圆熟之后，德国民族主义的特殊情况才为之改变。然而，德国“种族思想”旧有的特性，尚有许多不因为这种改变而消失。始自腓特烈二世，普鲁士贵族均感觉到他们的利益与绝对专制政体的立场，紧密相关联；他们冀望能被国人认为是国家整体的合法代表。普鲁士改革时期(特别是从一八○八年至一八二二年这短短的几年之间)，资产阶级正蓬勃生长，企图取代政府；然而普鲁士贵族对于此种现象，并不忧虑惧怕，他们甚至也无惧于王室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利害攸关。直到一八○九年为止，普鲁士君主依旧是一国之内的大地主，不论改革者提出如何剧烈的改革方案，他仍然稳居全国的首位。在这种情况之下，“种族思想”只能在贵族阶层之外的畛域里发展，也因此遂成为民族主义者的锐利武器。这些民族主义者冀望统一所有日耳曼语系的民族，也坚信所有民族均出自于同一根源的“种族思想”，他们否定普鲁士贵族具有独一的统治权；由这种意义观之，他们是自由主义的信奉者。此种同一根源之说，一旦以平常的语言界定，那么我们便难说它是一种“种族思想”。自一八一四年以后，德国的民族主义者才以“血缘关系”，“家族联系”、“部族结合”，以及“清纯根源”来名状此种“同一根源”的学理。这些定义名词竟然同时出现于葛瑞斯(Josef Goerres)、及民族主义的自由学派者如杨翰(F.L.Jahn)、亚恩特(Ernst Moritz Arndt)的著作中，这种情况证明了鼓动德国人民的民族情愫是注定失败的。由于激励人民的民族情愫遭受挫折，由于缺乏共同的历史记忆，也由于德国人民对于将来的共同命运漠然不关心，自然主义遂散发其魅力。它诉诸于部族本能，好似它可以取代那将会成为法国民族的荣耀权力的整体世界。有些人希望以民族统一的“意识形态”来取代政治上的国籍，他们遂创造出历史有机理论：认为“每一个种族是彼此分隔的，但自成一圆满的整体”。而那挫败的民族主义，使得亚恩特宣称：德国——显然它最后发展成一有机结合体——很幸运地能成为一纯净、血缘清澈的“纯正民族”。以有机的自然主义来定义“民族”这项名词——亦既“有机论自然主义”的“民族”定义——是德国的“意识形态”及其“历史主义”的特色。德国的“意识形态”与“历史主义”毕竟不是一确定的种族主义，因为；尊奉此意识形态与历史主义的人，以“种族”语汇论述事物时，依旧持着真正民族主义的核心基础——所有民族一律平等。杨翰在比较民族的律法与动物的法则时，坚信：民族繁复多样，也唯有繁复多样，人类才可能被了解。亚恩特后来极度同情波兰与意大利人的国家解放运动，而如此宣称：“那些企图统治与征服异类民族的人，应该受诅咒。”德国民族的情感如果不是源自于国家的统一发展，而只是一种反抗异族统治所得来的成果，那么，民族的学理仅只具有消极的性格。种族主义注定会在其民族的四周砌造一道墙垣，同时，它的作用足以取代任何疆界，也无法以地理形势与历史传统加以界定。在法国贵族阶层早期揭示的“种族思想”形式里， “种族思想”是做为内部挑拨离间的工具，也是造成内战的武器。法国贵族失去政治上的重要地位时，这件武器的锋芒曾一度被销锉；如果第三共和的政敌不再加以磨砺，则它将变得钝而无用。与此相反，德国的种族学理，则不仅是内部民族统一的武器，也是国与国之间交战的锐利武器。透视德国民族统一的成就，则可理解历史的有机学理；假若近代的帝国主义策划者，不愿意复苏这种学理，那么它将毫无意义，但他们为了用民族主义的尊严来遮掩他们那丑恶的脸孔，以及诉诸民众，而复苏它。然而，就德国种族主义的根源而论，这种情况并不为真，德国的种族主义纵使远离政治景象，却会更强烈地含摄后来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的浪漫主义会被指控为“种族思想”的滥觞，也常常被指控是任何不负责任的议论的滥觞，如穆勒(Adam Mueller)与士雷盖尔的议论十足表现出当代思想中玩世不恭的性格。在此类思想里，每一议论皆摇摆不定，皆随意、短暂地依附于任何立场；任何真实事物、历史事实与政治观念，皆无法解脱那含摄一切，也摧毁一切的疯狂行径。由于此种疯狂，文人往往可以替那些崭新的、具有蛊惑魅力的议论，找到新的、前所未有的自圆其说的可能性，犹如诺瓦利斯(Novalis)所说的：“这个世界必须浪漫化”，也冀望“能把崇尚的意义赋予平庸，把神秘的形像加诸平淡无奇，也能把未知的尊严烙印于陈腔滥调”。这些被浪漫化的事物，其中之一即是“民族”；稍微注意，就可以了解：这项事物可以被转变成国家、家族、贵族、或者其它。在早些时侯，这些知识分子碰巧认识到这些事物，稍后，当他们逐渐老成而了解生活粮食的重要性时，也刚好被一些支付生活粮食的资助者要求宣扬它们。由是言之，十九世纪的欧洲到处充满了自由竞争的议论，其中任何一种议论，在它发展的德国模式里，如果没有邂逅浪漫主义，我们就不可能研究此议论的发展。这些近代的知识分子所开拓的，不是任何的单一议论，而是近代德国学者普遍的心智状态。德国的学者都明白表示：如果有一现实的立场——甚至浪漫主义也无法提供综观的立场——是得失攸关的，那么他们不愿服从其它意识形态。由于此种特殊的行为，浪漫主义可以替它所宣扬的“个性”的无限制偶像化，找到种种最佳借口，同时，这种“个性”的偶像化，其独断性格，竟然成为印证天才的准则；能适合所谓“个人创造”——亦既任意驰骋其“观念”的游戏——的任何事物，并成为生命观与世界观的核心。浪漫主义的个性崇拜禀承着“犬儒主义”(cynicism)的性格而来，这种性格形成知识分子的某些近代态度(modern attitudes)。墨索里尼——浪漫主义的最后继承者——正是这类态度的最佳代表。他曾如此描述自己：“(我是)贵族论者与民主主义者，革命者与反动(保守)份子，无产阶级与反无产阶级者，反战份子与战争无上论者。”浪漫主义那冷凛的“个人主义”正意指“任何人皆可以为自己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 ；墨索里尼的新体认只是将此种观点“尽所有可能的精力将它实现”。由于这种继承得来的“相对理论”(relativism)，致使人们往往忽略了浪漫主义对于“种族思想”的直接影响力。在混乱无主的游戏中，游戏的规则随时可以给予任何人一种个人化、独断的意见；而且在这场游戏中，任何可理解的议论皆可化约成公式，付梓出版。然而，比混乱无主的游戏更具混乱特色的，是浪漫主义的一桩基本信仰：个性是自身唯一的目标。在德国，贵族与新兴的中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表现于政治舞台上，在这样的国家里，“个性崇拜”遂发展成社会解放的工具。长久以来，尽管商人日益富有，德国的统治阶级仍然表示出藐视商业的态度，而日渐显贵的统治阶级也不层与商人为伍。因此，德国的资产阶级，若想发展出一条可自尊自重的途径，实非易事。德国古典文学中的教育性小说“威廉.麦斯特”(Wilhelm Meister歌德写的小说，主角名字既为威廉．麦撕特)，书中这位中产阶级的英雄是由贵族与演员所教育成长的，因为他出身的资产阶级社会丝毫没有“个性”可言，也很易显地表示出他置身于无希望的处境中。德国的知识分子是属于中产阶级，他们虽然没有鼓荡出为其阶级奋斗的战斗气息，但是，却积极地为社会地位而奋斗——一场激烈、狂暴、相当成功的战争；甚至那些护卫着贵族的作家们，一旦发现这种斗争是因社会地位而鼓荡起来的，也会感觉自身利益濒临险境，这些知识扮子为了抗卫贵族所宣称的“生而禀承的权利与素质”，遂创造出一则新概念——内蕴的个性、人格，此项概念，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赢得热烈的喝采。犹如贵族所承继的头衔，平民“内蕴的个陆、人格”也是天生赋予的。自然主义的有机拓展概念曾经弥补了德意志在形成一个国家时，所缺乏的共同历史记忆的缺憾。由是观之，当政治实相(political reatity)被摒弃于社会领域之外时，自然本身会为它提供一项头衔。很快的，自由主义的作家开始鼓吹“真正的贵族”来对抗公爵等可被别人给予或取消的虚饰头衔。在运用“真正的贵族”这项名称时，他们强调天赋的特权，宛如“力量或天才”一般，无法从人的行为中追溯其根源。此项崭新的社会概念，很快地就被肯定了。社会上“反犹太主义者”同时也铸造了“反犹太族”的政治武器。在这种主义弥漫的时期里，犹太人因缺乏“内蕴的个性”，而本身禀赋着圆通机智、智性的创造动力与经商才能，致使他们与一般商人格格不入。也就在这个时期，德国的资产阶级狂热地冀望能提升其阶级尊严，而与贵族那狂妄嚣张的阶级意识相抗衡，但是，它们却不争取政治上的领导权。从一开始，德国的资产阶级使不轻视较卑微的阶级，它们只是藐视其它的民族。从布兰铁诺((Siemens Brentano)的一本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理解资产阶级此种心态的意义。他这本著作是替“德国基督教协会”(“Die Christlich-Deutsche Tischgesellschaft”成立于一八○八年)撰写的，这个协会的会员都是憎恨拿破仑且具有极端民族主义的人。在此著作中，布兰铁诺以老练世故与机敏的态度，指出“内在固有的个性”与“市侩”(Philistine)之间的差异；他认为天才才禀赋“内蕴的个性”，而法国人与犹太人则是市侩。由是观之，德国的资产阶级是企图将贵族所藐视的“典型”资产阶级的性格归属于其它民族的资产阶级——最先是法兰西人，其次是英格兰，最常见的则是犹太人。然而，德国资产阶级认定其“内蕴的个性”是一种天赋禀异，这不正是德国贵族那自以为是的行径吗？透过这样的方式，贵族的权衡标准推波助澜了“种族思想的兴起，然而德国的贵族对于此种思想的形成，几乎没有贡献任何力量。在这段时期里，德国的贵族，除了马维兹(Ludwig von der Marwitz)之外，并没有发展出一套有关其阶级的政治理论。而马维兹在他的政治理论中，尚没有运用种族主义的词汇。依照他的观点：各个国家因其语言不同而各自相异——是一种精神上，而非外在物理上的相异。尽管他反对法国大革命，但在目睹这场革命演变成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倾轧时，他亦犹如罗伯斯比，如此说道：“任何一个国家一且企图扩张其疆界，则将成为欧洲共和国家的叛徒”。在这段时期里，唯有穆勒才坚持血缘的清纯方是判断贵族的准则；也唯有赫勒(Haller)才离事而言理，他坚信：权力是用来统御那些被剥夺权力的人，这宛如自然律，强者永远统治弱者。贵族一旦习知他那独占的权力不仅仅是合法的，也符合自然律，当然皆热烈鼓掌，表示赞同。由于贵族以血缘的清纯做为准则，在十九世纪期间，他们比以前更小心谨慎地避免“mesalliances”(和身份低于己者结婚)，这是资产阶级的定义所造成的结果。国籍的基础在于共同的种族根源，这种信念在一八一四年之后，既由德国的民族主义者所宣扬。从思想史的观点来看，浪漫主义者所强谓的“内蕴的个性”与“天生禀赋的贵族性格”，也为德国的“种族思想”铺了路，“内蕴的个性”酝酿出历史的有机学理及其自然法则；“天生禀赋的贵族性格”则在十九世纪末叶，鼓荡出畸型的“超人”学说，抱持这种学说的人，皆以为“超人”命定要统治世界。这种思想趋势一旦并行发展，它们便成为使人暂时逃避政治实相的手段。它们如果融合成一体，则会使种族主义变成一种圆熟的“意识形态”。此种形态首先发生于法国．而不是形成于德国；是由一位才智秀异但落魄失意的贵族所完成，而不是在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手中推展成功的，这位贵族既是葛必诺。丙 开启历史大门的新钥一八五三年，葛必诺出版了“论种族的不平等”((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不出十五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竞成为历史上种族理论的典型著作。这部共有四大册的著作’开头这样写道：“在所有历史现象之中，文明的崩溃最引人注目，也最暧昧难以理解”，这句话明明白白地表露出作者对于那崭新的，属于近代潮流流露出来的兴味。在其着作的字里行间里，彰显出一种新的悲观心境与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它能镕铸先前的诸多成因与彼此争斗的议论。从那不复记忆的光阴里，人类冀望尽可能地理解过去的文化、巳崩溃的帝国、以及灰飞湮灭的民族；然而，葛必诺以前，并没有人构想出一种单一的理论来透视所有文明的兴衰。“衰微学说”往往与“种族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狄斯累利这位早期崇尚种族思想的英格兰首相，对于文化衰微的现象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并非巧合。黑格尔这位哲学家，把他一生大部份的时间贯注于拓展历史中的辩证法，然而，他却没有像葛必诺一样关怀文化的兴衰与解释国家、民族灭亡的法则。这项工作，直到葛必诺时才得以完成。葛必诺并没有受到“达尔文学说”与“进化理论”的影响，但这位历史家却自吹自擂地认为他已经把历史学带入科学的领域里，也已经透视所有历史过程的自然法则。他认为“藉由精确的科学”，使可以将人类精神上的所有表现以及文化现象，化约成“双眼可见、双耳可听、双手可触摸”的事物。在充满着乐观气息的十九世纪里，“文明衰微”的理论萠蘗滋长。综观此种理论，令人感到诧异的是：作者仅仅关切文明的衰微，至于文明的兴起竞引不起他的兴趣。葛必诺在撰写这本“论种族的不平等”时，并没有想到要藉由他的理论，来作为实际政治的武器，因此，他能理直气壮地推演出其“衰微”学理所禀承的邪恶结论。他的学理与史宾格勒的正好相反。史宾格勒仅仅预测西方文明的没落，而葛必诺却以“科学”的精确度预言了人(或者，以他的语汇来说，既是“人种”)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在写完这部重写人类历史的著作之后，他下了一个结论：“人类统御这个地球的时间，大约可以持续一万二千年到一万四千年。就这段时间，我们可将之分成两种阶段：一是已过去的，曾经是年轻力壮的阶段；另一则是正处于开端，逐渐将人类带往衰老路径的阶段”。葛必诺比尼采早三十年探索“衰败”的问题。然而，两人的观点毕竟有所相异；尼采真正体认了欧洲的“衰败”。尼采生长于“颓废派”运动的时代里，这个时代，也正是法国的波特莱尔、英国的史云朋、德国的华格纳表现文学、思想，音乐的时代。就在这项“颓废派”运动臻乎颠峯状态时，尼采撰写了他伟大的作品。葛必诺并没有认知当代厌世潮流所表现出来繁杂多变化的景观，因之，我们必须承认他是布列恩维利耶尔的最后承继者，也必须承认他是一位被放逐窜逃于国外的贵族。他没有错综复杂的心理情绪，仅仅忧虑着贵族阶层的命运。他很天真地全然接受(但只是表面的接受)十八世纪流行有关于法国民族起源的学理：资产阶级的血缘来自于“高卢罗曼”语系(指从拉丁语系分化出来的语言，如意大利文、法语等等——译注)，是属于奴隶阶层的，而贵族却出自于日耳曼民族；基于同样理由，他也坚信贵族具有国际性格。他那更接近于近代层面的理论，可以由一项事实观照出来：葛必诺可能是一个骗子(他那法国贵族的头街使人发生怀疑)，他一直夸张与强调一套陈旧古老的学理，直到这些学理令人觉得荒唐可笑；他竟然宣称自己与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的海盗一样，同是峨丁(Odin)的子嗣：“我也是上帝的族类”。尽管如此，在一个弥漫着“进步学理的意识形态”(Progress-idealogy)的时代里，他预言着悲愁的未来，预言着人类已置身于缓慢的自然灾祸里，正逐渐死亡。在这个时代，资产阶级出身的路易．菲利(Louis Philippe)称王，而葛必诺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撰写他的著作。显然，贵族已经不再惧怕第三阶级获胜，事实摆在眼前，他们只能发牢骚，怨天尤人。这股遭受挫折的怨气，葛必诺将之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这股怨气，有时相当接近于“颓废派”诗人所表达出来的绝望之情，十五年后，这些“颓废派”的诗人更悲切地吟咏出人世间一切事物的脆弱、不可信；哀悼着昨日的纯净、雪白。单就葛必诺而论，他自称是北欧神族后裔是很偶然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建立起此种与神同族的说法，那么，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时，就不再有任何事物能阻挡那些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如法国的德雷佛斯，德国的托马斯．曼)，一本正经的宣称自己是峨丁的子嗣。恐怖与荒谬在没入那“人性不可理喻的混杂”(the humanly incornprehensible mixture此种不可理喻的混杂是本世纪的表征)之前，荒谬早就失去抑制自己的力量。由于十九世纪末叶那异常的悲观心态，及鲜活跃动的绝望，致使葛必诺得到晚来的声名；但这并不表示他既是那“死亡之舞与贸易相结合”(康拉德语)之世的先驱。葛必诺既不是一个相信商业万能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个歌咏死亡的诗人，他是落瑰失意的贵族与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两者奇异的混合，他仅仅在偶然的情况下创造出一“种族主义”。他了解自己不但得接受一项古老的学理——法国是混杂了两种民族；同时，在世局变迁的情况下，他也得复苏一顼古老的思想、行动——最优秀的人必须站在社会的顶端，就在如此自我了解的时刻里，葛必诺提出了“种族主义”。由于不幸与他的导师(指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译注)的处境回异，他必须试图去解释为什么贵族——最优秀的人——竟然无法获得以前尊贵的地位，而使他逐渐坚信：贵族的式微正是法国没落的主要原因，甚至也是西方文明没落以及整个人类步向绝境的最主要因素。因此，他提供出一项创见：文明的衰微起源于种族的衰微，而种族之所以导向绝灭，主要因素在于血统的混杂；此正意含着在每一种血缘的混杂之中，低劣的种族；往往能获得优胜的地位。此项创见，博得后来的作家与传记家的赞佩。这种论证在二十世纪初叶，几乎成为一种时尚，但在葛必诺所处的时代里，却不合乎当代人的“进步学理”；这些当代人不久之后，就取得一项固定的观念——“适者生存”。在此时，那逐渐崭露头角的资产阶级，并不希望获得开启历史大门的新钥。也不希望了解“衰微必然性”的论证，他们禀赋着自由的乐观主义，只冀望能阅读“强权理论”的崭新版本。在此种情况下，葛必诺纵使提出美国黑奴问题，以黑奴与白人之争做为思想体系的基础，也无法吸引广大的读者；他必须静待十五年的时光，才能赢得那些资产阶级的“秀异份子”(é1ite)的赞同，他也必须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歌咏死亡的哲学”鼓荡起波祷汹涌的浪潮时，他的著作才能成为知识圈的畅销书。在政治的领域中，葛必诺欲寻求的是创建一崭新的、“秀异份子”来取代贵族阶层。他建议以“尊贵的种族”来取代政治上的王公贵族，这个“尊贵的种族”即是阿利安族。在民主政体普遍流行的时代里，葛必诺忧虑这个“尊贵的种族”会被非阿利安的阶级所吞噬。葛必诺综摄德国浪漫主义“内蕴的个性”。认定阿利安族是一种自然的贵族，注定要统御所有其它的阶层。倘若种族与种族的混杂是决定个体的重要因素(葛必诺从不假设“纯”血统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可以推诿说：不论一个人目前的社会地位如何，他都可能在体能上(指品貌、肉体、环境等一译注)发展得更优越，而每一位杰出的人则替属于“梅罗维加王朝”的后裔，是“君王的子嗣”。由于种族的特优，一种崭新的“秀异阶级”得以被建立起来，它们宣称自己拥有封建贵族的特权，此种宣称使得这些新的“秀异份子”感觉自己宛如贵族一般；它们也因此得到一项结论：一个人假若有了良好的教养”，具有“纯净的血统”，就可以从其气质、心绪中自然流露出来。然而，由贵族已逐渐没落这桩政治事件中，这位伯爵(指葛必诺)的议论推演出两种相矛盾的结论——种族的衰微没落，以及崭新的自然贵族阶层。但是他却没有亲眼目睹其教诲(此教诲当然禀赋着此两种矛盾冲突的性格)的实现；这个崭新的贵族阶层正努力去摧毁人类，正逐渐导致人类“不可避免”的衰微没落。葛必诺追随着其前辈们(指被放逐的法国贵族)，与他们同样了解到自己所标榜的“种族秀异份子”，不仅仅是抗御民主政体的堡垒，同时，也是抵抗那些“迦南地怪诞”爱国狂热的据点。由于法国碰巧为一最典型的民族国家(Patrie Par excellence)，也由于法国政府(不论是王国、帝国或者共和国)依旧建立在人生而平等这项信念上，更由于法国是当时黑人能享有公民权的唯一国家，致使葛必诺藐视法国人民而热忱拥戴英国政府；法国于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失败后，他则开始对德国表示出热忱的爱戴。葛必诺此种尊严扫地的面目不是瞬间造就成的，他的投机主义(Opportunism)也不是巧合；对于那些惯常服膺各种不同的独断意见的人而言，“成功即是一切”这桩古老的谚语是支配他们行动的力量。那些“意识形态者”自以为掌有开启现实大门的钥匙，他往往强迫自己改变与扭曲有关独特情况(singl cases)的意见，以使之符合最近的事件与场合，他们决不容许与自己的神祇？——“现实”相冲突。一个人的信念假若必须经过辩诘才能成立，那么，要求人能信赖他们，是荒唐可笑的。在此必须理解的是：当纳粹党巩固自身成为一“种族秀异”阶层时，它既藐视所有的民族(当然也包括德国民族)(见第四章第三节——译注)。(看来，法国的种族主义是最言行一致的了，因为它从未沾染爱国热忱的弱点。甚至在战争期间，此种态度也没有任何改变。的确，“阿利安族”不再纯粹指日耳曼人，而毋宁是指盎格鲁撒克逊人、瑞典人与诺曼人。在法国，国家、爱国热忱、律法，依旧被认为是“偏见，仅有虚幻与名义上的价值”)。泰恩甚至坚信：“日耳曼民族有俊秀的天赋”；雷南可能是第一位以“人种划分”的观点把闪族与阿利安族对比的学者，虽然他认为文明是一强大力量，足以泯灭区域的原创性与种族间的差异。自一八七○年之后，法国作家往往虚浮地谈论种族主义，仅管他们并不信奉此种主义；这形成当时法国思想界的特殊气息。究其原因，不外是反国家，以及尊崇日耳曼民族的心绪、行动与思想所致。葛必诺主义那贯彻始终的反国家倾向，替法国的民主政体和第三共和的敌人准备了国界以外的盟友(不论是虚幻的，或是真实的)。种族与“秀异份子”两种概念的混合物，替国际间的知识分子添置了一种崭新的、令人兴奋的心理上的玩偶，让他们得以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尽情嬉戏。葛必诺的“君王之子”（fils des rois)与十九世纪末叶浪漫主义所标榜的英雄、圣者、天才、超人，有极密切的关系；这些都具有日耳曼浪漫主义的根源是难以隐藏的。同时，葛必诺宣扬的“种族混杂”的观念，也刺激了浪漫主义理论所禀赋的轻佻虚浮、毫无责任感的性格，同时此种“种族混杂”的观念显示出：在人深远的自我里可以寻出过去历史事件的理路。这意指：人的自我变成历史的战场，内在体验可以被赋予历史意义。“自从阅读《论种族的不平等》以来，时时刻刻总有某些事物扰动我内在一泉源，我感觉到自己的灵魂正展开一场残酷的斗争，黑种人、黄种人、闪族人与阿利安入之间的斗争”。这段话深具意义!足以表达出近代知识分子的心智状态，这些知识分子是道道地地的浪漫主义的承继者，不论他们抓到何种理论，总是显示出一种政治上天真的倾向，也显示出他们是盲味于政治实体的无知者，可以被任何的“意识形态”所支配。丁． “英因人的权利”与人权之间的对立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发动一连串的战争，于其间，德国“种族思想”的种籽开始散播，而英国的种族思想，也开始显出端倪。我们可追溯至柏克(Edward Burks)，这位思想家曾激烈地宜称：“法国革命是这个人世间所发生的最令人惊悸的(危机)”。众所皆知的，柏克的思想不仅影响着英国，也影响了德国的政治思想。我们必须特别强调的事实是：英国的“种族思想”相似于德国，而与法国的截然不同。英德两国的“种族思想”是相似的，其根由在于一项事实——这两个国家都曾经击败三色旗。因此，两者都有一共同的倾向，那就是反抗法国人所揭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视它为一种外来的侵犯；也唯有此种抗御的行径，这两个国家才能感觉出与法国有所相异。长久以来，英国的社会是奠基于“社会不平等”的理念之上，在人权思潮澎湃激荡时，英国的保守份子对之难免稍感不安。依据十九世纪托利党所坚持的意见来看，不平等本来就是英国民族的特性，狄斯累利宣称：“在英国，“英国人的权利”比人的权利略胜一筹”，史迪芬爵士(sir James stephen)亦称：“法国竟然会因这些事物(指“自由、平等、博爱)一译注)而兴奋异常；在历史上，大概没有比这个更鄙陋的事了”。为甚么直到十九世纪末叶，他们才有能力循经国家的结构而发展出“种族思想”？上述的既是原因之一。相反的，在法国，相同的舆论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反国家民族的面貌。柏克激烈反对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抽象原理”，其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宪政，自始至终地宣称与肯定我们的自由，它宛如一项限制继承的遗产，由我们的祖宗传承下来，也必须经由我们传之于后代；犹如一宗财产，是特别属于这个王国的人民，而不包括任何更普遍的地区，或任何先验的范畴”。始自法国大革命，此种传承(inheritance)的概念应用于自由的本质，成为意识形态的基础，使英国的民族主义得以接纳那“种族情感”的轻抚。经由这位中产阶级作家的笔墨，种族情感精简地被表达出来，也彰显出一项意义，那既是：它能直接了当地接受封建制度的自由概念，这种自由概念．既是随土地拥有权而来的权益的总合。柏克并没有侵犯英国特权阶级的权利，为了总摄整体英国民族，他将这些特权的原理加以扩充、巩固，使之适用所有英国人民，且使其成为任何民族中的贵族原理。由此观点，柏克遂藐视那些宣称博爱即是人权的人们，柏克认为：所谓“人之权利”，只适合宣称为“英国人的权利”。在英国，民族主义的进展并没有严重地侵犯到古老封建的阶级，这可能是由于英国的士绅阶级之作风。始自十七世纪，英国的士绅阶级日益嘭胀，人员日益增多，开始吸收高阶层的资产阶级，因此，既使是平民，也能跻身于公卿贵族之列。贵族的阶级优越感随着这个过程而消逝，但，也培养出对国家的责任感。但正因如此，比起其它地方，英国的封建概念与心态就更能影响较卑微阶级的政治观念。“传承的概念”几乎原原本本地被接受过来，应用于整个英国“种族”。民间普遍吸收贵族原则的结果，是“传承的理论”及其现代的孪生子——“优生学”——遂构成英国“种族思想”的主体。欧洲人冀望以“人性”的概念来总摄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从这项希望萌蘗开始，他们便发现自己与其它民族之间，在外在物理方面确实有极大的不同，这项发现一直困惑与刺激着他们。种族的“繁复分歧”(the diversity)是十八世纪的热门问题，在“繁复分歧”中，人本质与理性之间的认同合一才能得到确切的表达，然而，当面临一桩严密的信念——既是由“人都是亚当与夏娃的子嗣”所发展成的基督教的统一信条，以及人皆平等的信念——时，有关于“繁复分歧”的论证，就显得捉襟见肘。但是，抱持这项信念的人，一且面临另外一些部族——这些部族从没有贴切地表达人的理性、人的情感、文化行为或普遍的习俗，他们所发展出来的制度，是相当粗糙疏陋的——时，是否还能坚持这项信念？这是欧洲与美洲历史舞台上发生的一项崭新问题。这项新问题的产生，究其原因，是由于欧洲人对于非洲部族(尤其是不列颠的殖民地)有更深刻的认知。由于此项认知，欧洲又恢复了古老的社会组织(指奴隶制度)，此种社会组织有人认为曾经一度为基督教所消灭。但是，在十九世纪以前，即使是奴隶制度(奠基于种族之上)也没有使那些拥有奴隶的人们发展出“种族意识”。在十八世纪期间，美国的奴隶拥有者认为奴隶制度只是一项暂时性的制度，冀望能慢慢消除它。他们大多数也许赞同杰佛逊的一句话：“一想起上帝是公正无私的，我便浑身颤栗”。在法国，黑人部族的问题，以及如何去教育融合它们，两者是相随并生的。法国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戴蒲丰以欧洲民族作基础，比较各地种族的差异，而加以归类；经由这种严格的并列排比，他教导大家：各种族都是平等的。十八世纪，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来描述，是这样的时代：“相信种族的繁复分歧，也坚信人种的一统性”的时代。在德国，赫德拒绝将“种族”这个“鄙劣的名词”应用来指称人；甚至克莱姆(Gustav Klemm)，这位首次运用不同种族分类法的人类文化史家，仍尚十分尊重“人类的观念”(the idea of mankind)，把这项观念当作他研究的总架构。然而，在美国与英国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一旦废除奴隶制度，人民得花费心思解决种族共处的问题；除了南非(一八八○年代“非洲掠夺战”发生后，它才开始影响西方的种族主义)之外，这些国家在实际政治上处理种族问题，然而，废除奴隶制度并没有替既存的困境发现解决的途径，相反的，却使古已有之的闹争更形尖锐化。这种情况在英国特别明显，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任何一种崭新的政治烦向，足以取代“英国人的权利”这个论调，而宣示人的权利。一八三四年，英国政府废除了海外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内战爆发，这两件事发生前的论辩，使人发觉公众舆论是相当混淆不清的，它正是一块沃土，各种不同的自然主义教条在三十年代时，得以在这块沃土上争相鸣放。在这些自然主义的教条里，最早出现的是“人类多种祖先说”(polygenism)。抱持这种学说的人批判圣经，认为它是藉宗教之名行诈欺之实的一部著作。他们认为各种“种族”之间并没有任何关联性。以前，人们皆认为“自然法则”(natural Law)能结合所有人、所有民族，但在这群人手中，此项观念被摧毁无遗，这是他们最主要的成就。“人类多种祖先说”虽然没有强调宿命的种族优越感，但它坚信所有民族彼此之间是不可能了解与沟通的，民族彼此之间注定要互相隔离。“人类多种祖先说”不但声称“东方毕竟是东方，西方永远是西方，永远无法彼此了解与沟通”，它也阻止殖民地区白人与土著的通婚，鼓吹对混血儿的歧视。依照“人类多种祖先说”的观点，混血儿不得称之为“人”(human being)，因为他们不属于任何单一的种族，只是一个怪物，其每一个细胞都是“内战的战区”。“人类多种祖先说”一直影响着英国的种族思想，直到十九世纪，才有另一种学说抨击它。这种学说以“传承原理”作为出发点，更添加了十九世纪的一项政治原理——进步学理。但它推演出来的结论却与“传承原理”背道而驰，而更令人信服。它认为：人不但彼此相互关联，也与兽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低劣种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人脱离兽类是渐进的，人兽之分甚微。“生活斗争”领御着所有的生物，此既“达尔文学说”。“达尔文学说”是循经那古旧的“强权出公理”之说而产生的。以前，贵族往往以傲漫的征服者的态度运用“达尔文学说”。现在，它被转译成民众怨恨不满苦涩的言语，这些民众熟悉生活是一场暗无天日的生存斗争，想稳当可靠的生活，就必须奋斗，为成就暴发户而奋斗。“达尔文学说”获得如此令人目眩的成功，究其原因，在于它奠基于“传承原理”，替种族与阶级统御提供一项锐利的武翠。它既维护种族歧视，却又抨击种族歧视。就政治的观点来看，“达尔文学说”是抱持中立的立场，它一方面酝酿各种“和平反战学说”、“大同思想”，另一方面镂刻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锐利形式。一八七○年与一八八○年代的英国，“达尔文主义”被反殖民政策的“功利主义者”所操纵，第一位哲学家即是那论析“进化”的史宾塞。他将社会学视为生物学的一部份，相信“自然淘汰”(natural selection)；有益于人类的进化，能导致永久的和平。就政治学上的辩论而言，达尔文学说提供了两项重要的概念：㈠生存竞争的概念？他很乐观地强调“适者生存”的自主性与必然性；㈡人从动物演北而来的可能性是无限量的，此种无限量的可能性，是优生“科学”的开端。“适者生存”必然性的学理，一旦应用于人的实际活动上，社会尖端阶层必然是最适于“生存”者．然而，此种学理，正如同“征服者学说”的命运一样，当英国的统治阶层在海外殖民地的统制权摇晃不定时，一旦有人提出质疑——今日最适于生存者，明日是否依旧如此？——此项学理便会遭到灭亡的厄运。尽管如此，“达尔文学说”的另一部份——人从动物演化的系谱学——被存留下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适者生存说”面临着一桩难题：它无法确定、也无法预测那一种人可以成为最适合生存的；也无法替任何国家提供一项武器，使之成为一个最适合生存的国家。然而，尊崇“优生学”的人却自认为可以克服此种难题。一八二○年代，德国的学者强调：“优生学”应用的结果可以抗衡史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从“自然必然性”(a natoral necessity)中可以改变“自然淘汰”，因为这种“自然的必然性”暗中铸造一件“人为的”、使人运用自如的外在物理工具(指可睹、可触及的工具一译注)。所以，“优生学”禀承着残酷的性格，赫克尔很早就评论道：悲悯的残杀可以节省“家庭与国家无谓的开销，这个观点正是这种残酷性格最佳的写照。在德国，“达尔文学说”的门徒们一致决定远离采究科学的领域，不再探索人兽之间的关联与区别；他们变得实际，将人转变成达尔文心目中的禽兽。德国“纳粹主义”者企图以极权的政策将人转变成兽。在此之前，有许多学者冀望站在遗传学的基础上，将人演化成神。因此，不仅仅是史宾塞，就是连所有早期进化论者及达尔文学说的拥护者，皆一致坚信：“人未来可以像天使一般纯净；人确实根源于人猿也相信有选择的遗传，能产生“天赋禀异的天才”，由此，人们再度相信贵族是自然的产物，是纯净血缘与自然淘汰的结果，而不是政治的产物。一些落魄失意、祟尚自由的知识分子梦想：藕着非政治的手段使崭新的“秀异份子”取代旧有的统治阶层，在这个梦想的激荡下，他们创造出许多“观念”，其中之一是：将整体的国家民族，转变成“自然贵族”(a natural aristocracy)的国家，于此贵族群中，一些被挑选的典范注定会成为天才与超人。十九世纪末叶，西方作家往往以生物学与动物学的语汇来处理政治问题，视之为理所当然。同时，动物学家也一再撰写“以生物学观点来看我们的外交政策”诸如此类的著作，好似他们已替政治家发现一种坚实稳固的引导指标。他们都依照民族的利益，拓展出一套新的方法，来统御与控制“适者生存”。进化论揭示的这些教条，其最危险的层面即是将“传承的概念”与个人成就、个人性格(这对于十九世纪的中产阶级的自尊是顶重要的)结合在一起。中产阶级希望科学家能为其证明伟人(不是贵族）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代表，从伟人的身上，“种族的天才”才能被人格化，狄斯累列这位政治家认为：伟人是“种族的人格化，是这个种族的典范”，当科学家证明了狄斯累利的此种观点时，他们同时也提出一理想以逃避政治责任。进化论一旦宣示：“英国人是超人，英国历史是这位超人的演化史”，那么，此“天才”的发展使有了合乎逻辑的鹄的。英德两国的“种族思想”都来自于中产阶级的作家，而非源自贵族。这些中产阶级的作家，冀望所有阶层均能分享到贵族准绳的利益，而此种渴望是受到纯正的民族情感所鼓动。就此方面而论，卡莱尔“天才与英雄”的观念，正是一位“社会改革者”的武器，他不是“英格兰帝国主义之父”，若称他的观念是帝国主义的滥觞——这是一般人所认同的——则不合情理。由卡莱尔的“英雄崇拜”在英德两国引起热烈的反应，可以看出：“英雄崇拜”的理念与浪漫主义的“个性崇拜”均种因于同一根源。两者均肯定与荣耀个人内蕴的伟大性格，也坚持个性内蕴的伟大性格是独立于社会环境之外。从十九世纪中叶以至于帝国主义确实发生的年代(既十九世纪末叶)，那些推动殖民运动的人都受到卡莱尔极深的影响，卡莱尔自己在“论黑人问题”这篇论文里，也关怀如何帮助西印度人产生“英雄”；然而，并不能因此指控他们是“种族主义”的代言人。另一位作家戴克(Charles Dilke)的“更伟大的不列颠”(Greater Britain，出版于一八六九年)，也往往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滥觞。他是一位激进份子，在此著作里，他荣耀了英国的殖民者，将他们视为不列颠民族的一部份，藉这个观点，来反驳那些把他们及其土地仅视为殖民地而藐视他们的人。此外，席列(J．R.Seeley)的“英格兰的扩张” (出版于一八八三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竟然卖到了八万本。在这本着作中，他尊敬印度人，视他们为一异地民族，区分了印度人与“野蛮人”。佛朗德(Froude)．对波尔人(Boers，第一个明确服膺偏狭的“种族主义”哲学的白种民族)的赞美似乎是不足取的，但甚至连他也反对给予南非太多权利，因为“南非的自治意指：由欧洲殖民来治理土著，而这种统治方式并不是自治。”英国的民族主义与德国的情况几乎一样，也是受到中产阶级的刺激、酝酿而产生的；英国的中产阶级也没有完全从贵族阶层中解放自身，因此，培育了“种族思想”的根苗。然而，英伦三岛与德国也不一样：德国以往并不统一，因此必须创造一堵意识型态的墙来补偿历史或地理上的分裂，英国具有自然的疆界与四周围的世界完全隔离，然而英格兰民族必须创造出一个“统一理论”，使得远离祖国数千里、生活于海外殖民地的民众有向心力。唯一能结合他们的绾连系带，既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血缘、共同的语言。但从美利坚合众国的隔阂情景来看，这些绾连系带显然无法保证英格兰的统治权；不仅美利坚合众国是如此，其它殖民地也显出同样光景。这些殖民地尽管没有藉着暴力手段，却都显示出同一趋势，那既是：发展出一套与祖国不同的政治制度。为了解救上述的不列颠国民，戴克(显然受卡莱尔深刻的影响)宣示所谓的“撒克逊王国”(saxondom)这个名词能赢取美利坚台众国国民的向背(戴克这本书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讨论美利坚合众国)。戴克是一位激烈份子，他不合时宜地紧靠于共和国这旁，在他的论调里，“独立战争”宛如不是两国之间的战争，只是英国在十八世纪的一个内战。此时的英国，有一桩令人惊奇的事实，即是：英国的社会敢革者与激进份子皆是民族主义的赞助者。此项事实发生的重要因素在于：他们冀望能继续拥有殖民地，因为他们认为唯有殖民地才能替较卑微的阶级找到出路；此外，他们也希望保持那更激烈的英国激进份子的后裔在祖国的影响力，佛郎德很明显地表达出这个动机，他希望“保持殖民地的存在，他认为唯有在殖民地才能再造出较纯朴的社会状态，较尊贵的生活方式，这是工业化的英格兰所无法实现的。”这个动机对于席列的“英格兰的扩张”一书也具有确定的影响，他如此说道：“当我们惯于把整个帝国放在心目中，称它为整个英格兰，我们不难发现美利坚合众国也在其内”。不论日后政治学家如何运用戴克所创“撒克逊王国”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在其著作中具有一真实的意义，它意指一个民族已经不再维系于一个狭小的岛国。“长期旅行途中，有一种观念一直盘旋于胸怀，它是我的同伴与向导，也是开启新领域的秘密的大门之钥，……那既是：我们华丽壮伟的种族，已经围绕了整个地球，将来势必散布于全世界” (序文)。就戴克的观点而论，共同的根源、传承，以及“种族的华丽壮伟”，与其称为外在事实、“历史之钥”，毋宁说是当前世界最迫切需要的引导指标，是一望无垠的空间里唯一值得信赖的绾连系带。英国的殖民者已散播于全球各地，因此，民族主义的一个最危险的概念既“民族的使命”的观念在英国特别强靱。在民众激荡着民族情感的国家里，“民族使命”这沿袭甚久的观念虽然未受到“种族”思想的污染，但最后它仍不免与“种族思想”发展出浓厚的亲和力。从日后的经验观之，前所引述的英国民族主义者的言论，可以被认为微不足道不足为患。法国的孔德所提出的观念，比他们的言论更具有伤害力量。孔德坚信：唯有在法国的领导之下，人性才得以再生与统一。这些英国民族主义者没有放弃“人类”这项观念，尽管他们认为英国是人性的引导者；同时，他们不得不强调民族主义这项概念，因为它禀承着销镕民族与土地的绾连系带的特性，而销镕民族与土地的绾连正是“使命”这项观念的意涵。由此，我们可以了解此种销镕，对于英国的政治活动，不是一种宣传式的意识形态，而是一项既定的事实，面对这项事实，英国的政治家们不得不细加斟酌。英国的民族主义者与以后的种族主义者最大的不同，在于英国的民族主义者对于较卑微的民族，没有怀着严重的种族歧视的心意，此乃因他们所谈论的国家，如加拿大与澳洲，是地广人稀、没有严重人口问题的地域。英国第一个强调种族优越观并认为这是历史与政治重要决定因素的政治家，对于英国的殖民地人民与殖民地，并没有浓厚的兴趣，这绝非偶然。这个人曾说：“我们无法负载殖民地的重担”，然而，他却冀望将不列颠帝国的力量扩展至亚洲地区，他在人口与文化问题最严重的殖民地上有力地强化了大英帝国的力量，他就是狄斯累利，一个使英国女王成为印度女皇的政治家，在英国史上，他是首次将印度视为帝国基石的政治家，他替不列颠帝国统御印度立下基石，但却冀望能切除英国民族与欧陆国家的绾连系带。印度这块殖民地．曾被冷酷无情的征服者所统治——柏克称他们为“印度的法律破坏者”。在此种情况下的印度，现在接受一种心思慎密的管理蓝图做为管理的准则，而企图建立起一个恒久稳固的政府。这项管理实验真是险境丛生，它根本罔顾柏克的警告——“印度的法律破坏者”可能会转变成“不列颠的法律制定者”。他们坚持自由、平等这两项伟大动听的名称“仅仅指涉微末的事物”，就他们而言，“在英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比缔造印度，更能使人心生骄傲之情”。狄斯累利所引导的政策，主旨是在海外建立起一个排他的、独一无二的阶层，这个阶层的主要功能，只是统御，而不是殖民，为了实现狄斯累利生前所无法目睹的成就，“种族主义”显然是一件不可或缺的工具。这项政策也显示了那具有胁迫性的变迁既是：将一个民族从国家内的人民身份转变成“第一流组织、无其它血缘融合”的种族，并自认为“自然的贵族阶层”(the aristocracy of nature)——正如狄斯累利上面所说。直到现在，我们所论述的，乃是一种议论的发展经过，经历了我们这个时代恐怖的体认之后，我们在这种发展过程中至今所目睹的只是“种族主义”的曙光而已。尽管在所有国家里，“种族主义”接纳了“种族思想”的所有元素，虽然我们关心一种“内蕴逻辑”(immanent logic)的发展，可是具有“内蕴逻辑”特色的“观念史”并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种族思想”种困于为了替复杂、变化多端的政治斗争求得方便与胜利所架构的论证网络。在欧洲各国，种族主义不甘拥有任何统御政治的钥匙；它尖锐化、也开拓既存的斗争利益或既存的政治问题，但它并没有创造出崭新的斗争，或产生政治思想的新范畴。“种族思想”起源于经验与政治群圜(political constellations)，这些经验与政治群圜，至今依旧令人难以理解，甚至连那些“种族”的护卫者，如狄斯累利或葛必诺，也不曾熟悉它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两种人，一种是聪颖的、时常闪耀出敏锐概念的人，另一种是行径残酷、具有猛兽般的行动能力的人，在两者之间横隔着一道深渊，看来，委实没有任何知性上的解释足以横跨此道深渊，设若“非洲争夺战”以及帝国主义的新时代，不曾使西方人面临一新的、仓人颤栗的经验，那么，诉诸于种族的思考很可能会在一段时期，与十九世纪那些不负责任、轻佻的言论一样，消逝于历史舞台上。帝国主义完全是由种族主义所设计出来的，既使“种族思想”不适存在于这个文明世界里，唯有诉诸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才能替其行径找到借口与解释的观点。毕竟，“种族思想”是存在的，它是“种族主义”最有力的帮凶。任何言论均可夸张地宣称是一项传统，如是，此言论便可以隐藏新学理所具有的摧毁力量。这项崭新的学理，如果没有国家民族尊严的表征，或者缺乏传统力量的护持，那么在它摧毁欧洲民族国家的结合体之前，根本无法与所有西方过去的政治和道德准则共存。第三章种族与官僚政制帝国主义刚萌生的二、三十年间，西方人发现两种新策略来组织政治体制，以及统治海外民族。一种是把“种族”视为政治体制的一项原理，另一种是把官僚政制看做海外统御的原理。假若“种族”没有取代民族，那么，“非洲争夺战”以及狂热的海外投资，很可能停滞于漫无目标的淘金，既“死亡之舞与贸易相结合”(康拉德语) ；假若没有那替代政府的官僚政体，不列颠的印度殖民地则可能转手于那群卤莽的“印度的法律破坏者”(柏克语)，而无法改变整个的政治气候。这两种新策略是在非洲黑暗大陆铸造完成的。“种族”是在危急的情况下，对一种“人类”(指非洲人)所做的诠释，这种“人类”是任何欧洲人、或文明人所无法了解的，同时，这种“人类”的人性是如此震骇与羞辱移民者，使得这些来自欧洲的移民者甚至不愿认为自己也属于同样的人的族种。在充满着大量野蛮人的非洲大陆强调种族观念是波尔人(有荷兰血统的南非人——译注)对不可理解的非洲所产生的反应——充满野蛮人的大陆——而这个观念也可以解释那紧紧地抓住其心思的狂妄，它宛如“沉静苍弯中的一道闪光”照亮了他们，“去消灭所有的野兽”；此种回应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波尔人消灭了“赫滕佗部族”(Hottentot tribes)，卡尔．彼德(Carl Peters)在德属南非所发动的一场大屠杀，消灭爱好和平的刚果人民——从二千万至四千万的人口消减为八百万。这种疯狂行径造成的最恶劣的结果是：竟然很成功地将此种“扫荡”的手段变成正常的、值得尊重的外交政策。在一九○○年以前，没有一位文明国家的元首胆敢说出威廉二世在对德国海外远征军(指派遣到中国，参与攻击义和团的部队)所做的训词：“一千多年前匈奴民族在阿提拉(匈奴王)的领导下征服欧洲，赢得声誉，由于这项荣誉，使他们能长存于历史潮流中。现在，我们要效法一千多年前的匈奴民族，使德国之名得以传遍全球，也使得中国人不敢睨视德国人”。“种族”的概念(不论是欧洲本土生长酌意识形态，或是为那令人震骇的经验所做的急迫注释)总是吸取了西方文明中最败坏的因素；但“官僚制度”却是由西方知识肠子中最聪慧、心智最敏锐清晰的阶层所发现。比起东方的专制君主，官僚政体的主管更是在一种隐匿的敌意下藉文书报告与手喻而治理；这些官僚处在冷酷、漫无法纪的人群里，也抛弃了他所接受的军事训练的传统(因为已不再适用)；长久以来，近代骑士的童呆性的理想培育着这些官僚，这些理想教导他们诚实地生活于人世间，并且穿戴着闪烁发亮的盔甲去保护无助的原始民族，只要他们生活于这个受古老“三位一体——战争、贸易、劫盗”(歌德语)所统治的世界，他们便可达成这项任务——不论做得是好是坏。但在他们置身的世界里，处处都是海外投资政策的复杂游戏——这项政策要求对某民族的统治权倒不是为了搜刮此民族的财富，而是为了侵夺另一国的财产(既互争殖民地)，因此，完全违背了以骑士精神保护弱小民族的初衷。“官僚制度”是这种扩张游戏的宠大组织体制，在这样一种扩张游戏中，每一个领域均被认为是进一步干涉举动的踏脚石，而每一个民族则被视为更进一步征服的工具。从许多层面观之，“种族主义”与“官僚政制”终究互相关联，但两者的被发现与发展却各自独立。牵连于其中的人，不论他是以何者途径牵涉于其中，皆无法理解；唯有“种族主义”与“官僚政制”两相结合，才能发挥蓄积权力及其毁坏的力量。在埃及，克蓝玛爵士一反常态，由英国代理公使转变成一个帝国主义的官僚，在此种处境下，他梦想将统治与屠杀(正如四十年后，凯特男爵所称的“管理的屠杀”)结合在一起，此种梦想既是南非洲狂妄的种族思想，这种思想认定唯有透过有组织的屠杀，才能达到建立一个井然有序、合乎理性的群体(犹如纳粹党在集中营的所作所为)。甲 黑暗大陆的虚幻世界在十九书记末叶，欧洲前往海外植民的拓展活动产生两项杰出的成就：㈠在新近发现人口稀少的领土上，建立起新的居留地，居留地的法制与政制皆采取祖国(指殖民海外的国家一译注)的规范；㈡在外族异地，建立航海与商业贸易的驿站，这是众所皆知的；其主要功能在于：使得世界各地的产物在不甚和平的状况下仍能维持贸易。美洲与澳洲这两块大地没有自己本身的文化与历史，行之于其上的殖民活动，遂不可避免地落入欧洲人的手中。就亚洲而论，贸易航站是它的殖民特色，数百年来，欧洲人并没有企图征服、长期统治这块陆地的野心，也不希望消灭土著人口，而长期居留此地。这两种海外殖民事业，其拓展的过程是长远、稳定的，在历经四百多年的光阴后，居留地逐渐独立自主，同时，各国拥有的海外贸易驿站，也随着各国在欧洲情势的强弱，而有所变更。在拓展殖民地的历史过程中，欧洲人民唯一不曾触及的地方是“非洲黑暗大陆” (the Dark Continent of Africa)。众所皆知的，非洲北方众集的阿拉伯民族及其部落，自古以来就属于欧洲势力范围。这个畛域，由于人口太过稠密，引不起移民拓殖者的注意，也由于贫瘠，吸引不了开发者的汹涌而至。这个地方，长久以来受尽外人统御的侮辱，饱尝混乱、受人忽视的痛苦。说来奇怪，始自古埃及帝国的没落，以至迦太基帝国的崩溃，这个地方从没有真正的独立自主，也从未建立一个稳定、值得信赖的政府组织。的确，欧洲各国一再尝试横渡地中海，来统治阿拉伯民族的这块土地，也冀望使这些信仰回教的阿拉伯人民能改信基督教；但是，他们从没有计划以处理海外殖民地的态度来对待北非的领土，他们甚至时时想望能把这些领土与其自己的祖国合并连结；这种古老的传统直到最近，依旧是意大利与法国遵循的途径。然而，在一八八○年代，一切现况为之改观，英国为了保护苏伊士运河而踏足于埃及，尽管当时英国仅仅为保护苏伊士运河，并不企图征服与结合埃及，但这种古老的传统已遭到破坏了。此事的关键在于：英国(这个不是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对埃及并没有浓厚的兴趣，它只关心印度所可能供给的财富，才涉足于埃及的领土上。帝国主义把埃及从一个偶然为自身之故而征占有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为印度之故与进一步扩张的踏脚石而成立的军事站。南非洲的遭遇正好相反，自十七世纪，“好望角”(任何国家若要建立海上商业贸易驿站，好望角是最理想的地点)的价值全然依赖于印度——殖民地财富的重心；由是观之，印度贸易一旦衰微，好望角便随之没落。在十八世纪末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击败葡萄牙、荷兰与法国，赢得了印度贸易的控制权；当然，随后而来的便是连锁式的统领南非洲。设若英国的帝国主义只单纯地尾随旧有殖民贸易的途径(这条途径往往被误认为既是帝国主义)，那么，英格兰必然会因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一八六九年)，而丧失它在南非洲的统领地位。因为，今天南非洲虽然隶属于大英国协，但它通常有别于其它的自治颌地。若土壤肥沃、人口稀少是界定“居留地”这项名词的主要前题，而南非洲正缺少这两项前题。在十九世纪前期，英国曾努力想把五千名失业者移殖到南非洲，这项企图最后证明是失败的。整个十九世纪，不列颠群岛的移民潮不但始终避免移往南非洲，而在最近，南非洲的移民者竟然大批返回英格兰。英格兰那些极端拥护“撒克逊王国”的人士从没有承认南非洲——已成为“帝国主义的文化温床”(丹姆士语)——是大英国协的一自治领地；这些人满眼眶皆布满着建立亚洲大帝国的浪漫幻影，南非洲的影子当然是相当模糊的。从这里，我们正可以看出殖民企业与海外居留地的建立，对于前帝国主义有多深厚的影响。假若好望角的殖民地；只依旧停留于前帝国主义政策的架构中，那么，它实难变成炙手可热的地点，而会被西方人放弃。一八七○与一八八○年代，在非洲发现了黄金矿与钻石矿，假若这些矿藏不具有触发帝国主义的力量，它们便毫无意义可言；帝国主义者在看到人们一窝蜂涌到南非寻找地球上最多余无用的东西(黄金与钻石)之后，乃宣称已找到永久解决剩余资本的方法。在人类生产活动过程里，黄金很难取得重要的地位，它只是一种古老的象征，用来炫耀财富罢了，根本无法与铁矿、煤矿、石油、橡胶的重要性相比。它在工业生产中毫无用处可言，它跟那资助开发黄金矿的“剩余资金”与拼命从事开发黄金矿的“零余人”(剩余劳力者)，具有同样讽嘲的意味。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均虚幻地认为必须发现一永恒的“救世主”(意指帝国主义的扩张一译注)来解救个这颓废的社会、陈腐的政治组织，除了此种幻象，帝国主义者更增添一虚幻的观念，那就是使所有功能上的决定因素(functional determinants)表面看起来都是独立自主、恒定稳固的；一个社会一旦耍放弃所有的传统价值时，则必会在经济活动的世界里找寻一绝对价值以资递补。然而，这样的价值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任何事物皆因有一确定的界限，才得以发挥功能。由此观之，这项绝对价值纯粹是幻觉，但这种幻觉却刺激着黄金的生产。自古以来，便有一大堆冒险者、赌徒、罪犯置身正常的健康社会之外，从事淘金，构成另一种社会的商业层面；但南非洲的黄金热潮是一种新的转向，往南非洲的寻金者，并不一定是浪荡于文明社会之外的人，反之，是这个社会的副产品，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剩余物，甚至代表了一个不停产生剩余资本与剩余劳力的经济体制。剩余劳力，如四大洲的“波西米亚人(意指流浪汉一译注)”汹涌地冲向好望角，他们的行径依旧相似于以前的冒险者。他们都有这样的感觉：船舶送我到苏伊士东端的任何角落，在那儿，最美好的竟似最败坏的；在那儿，没有十条戒律，任何人均可为所欲为。他们与以前的冒险者相异之处，不在于他们是道德、或是非道德的，而毋宁是：他们决定加入此种“来自所有国家与种族”的群众中，而这项决定，并不一定是他们个人的意愿，此乃因他们的双足并没有踏出社会，但社会却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他们的企业活动也并没有超越文明所允许的界限，他们只是一批无社会功用可言的牺牲者。他们的抉择是消极的，一种决定背叛“劳工运动”(Workers’Movement)的抉择；然而基于这一项抉择，一些最好的剩余劳力，或是受到剩余价值威胁的人，共同组成反社会的群体，唯有透过这个群体，这群人才能发现一条返回充满友谊之情与有目标之世界的途径。此种情况并不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他们宛如一活动的表征，展现碰巧发生于其身上的处境；他们是活动的抽象物体，是那谬误生活体制的见证。总之，他们不是单一的个体，这与冒险者截然不同；他们只是接连不断的事件的影子，对于这些事件，他们是束手无策，仅能随波逐流。康拉德在“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这本小说中，塑造出一个角色——柯兹先生。他们就宛如这位柯兹(Mr．Kurtz)先生一般，是“彻底的虚幻”，“卤莽而缺乏刚毅，贪婪而缺少胆识，残酷而缺乏勇气”。他们无所信仰，“只信仰任何事物——任何事物”：他们被那具有固定社会价值的世界所摒弃，只能全靠自己，但除了一点小聪明外自己仍是一无能为，而由于这种小聪明，假若他们被允许重返家园，他们也会如柯兹先生一般地危险。在那空荡、虚幻的灵魂中，唯一能萌生茁长的事物便是蛊惑的天份，这种天份，可造就“无数偏激党派的领导者”。最具有此种天份、也是愤恨情绪的活生生的化身，是德国的卡尔.彼德(可能是柯兹先生的模式)，他公然承认自己“已厌烦于被认定是社会的贱民，现在立意要成为高高在上的主人”。然而，不论有无天份，他们均“乐于做任何事——从掷钱游戏到任意杀人”，对他们而言，同类只不过是“苍蝇而已”，因此，他们遂为这些同类订立(或许是很快地学习)一项仪态上的法典，此法典适用于未来谋杀者的典型，对这些谋杀者来说，世上只有一项不可宽宥的罪恶——那就是发脾气。在这群人当中也有真正的绅士，正如同康拉德所撰写的“胜利者”一书里的钟斯先生(Mr．Jones)般，由于厌倦烦闷，遂不惜代价企望能旅居于“艰难困苦、险境丛生的世界里”，或者，如同海斯特先生(Mr，Heyst)一样，放纵自己，而轻蔑人世间的一切事物，直到他“宛如一叶无所目标浮荡的树叶……无法依靠、抓住任何事物”地飘泊着。一个到处充满嬉笑怒骂的玩笑世界，不可避免地吸引了他们，唯有如此的世界，才能使他们以一种“极荒唐的玩笑”来“克服绝望”。在“无法无天的丛林沼泽”里，如是的绅士和浪荡的游子，彼此互通心意，他们发现彼此“虽然不相像，却是很好的搭挡，在不同的伪装下有着相同的灵魂”。在德雷佛事件中，我们已看透高等社会的行径，同时，也目睹狄斯累利所发现恶德与罪犯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这罪恶渊薮里，我们又看到两个本质上相同的故事，一个叙说高等社会如何爱上下层社会，另一个则是犯罪的情绪如何被优雅的冷静态度所提升，如何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力气”，以及这种“优雅举止”在他罪行四周制造的邪恶但优雅的气氛，罪行本身的残暴与实行罪行时的优雅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而这竟然成为浪荡子与绅士之间深刻沟通了解的桥梁。然而，欧洲必须经过三十年的光阴，才能完成这桩事(意指极权主义以优雅态度做出残暴罪行)，此因欧洲的社会伦理价值有延缓它发生的影响力，但此事终于如电器的短路一般，霎那间于殖民冒险的虚幻世界爆裂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