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起源导读蔡英文（东海大学历史系及政治研究所副教授）汉纳．鄂兰（Hannah Arendt, l906-1975）于1949年写成，于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的名称为《我们当前的负担》（The Burden of Our Time），在1958年的修订版，鄂兰增加了一篇类似结论的文章，题名为“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分析极权主义政制跟过去的专制政体本质上的差异，书名也改成现在的名称。《极权主义的起源》是鄂兰生前出版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一如其它所有的论著，如《伊赫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论革命》（On Revolution）与《人间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这本着作所建立的极权主义理论，及其历史根源的解释与叙述，激发学院的历史与政治学学者的严厉评论。尽管如此，鄂兰的论述构成理解西方现代之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现象的一重要的解释观点。鄂尔的这本论著结合了历史的解释、叙述与概念之形构（即：建立极权主义之理论）。在了解《极权主义的起源》，我们必须以这两个层面为方向。依鄂兰的解释，极权主义是史无前例的新的统治形态，过去任何专制独裁制，无论如何残暴，都没有如极权主义一般，把人区分成“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而以“集中营”或“劳改营”为场所，进行集体的改造与屠杀；过去的专制政权仅止于迫害反对此政体的“政治敌人”，但极权主义毫无留情地歼灭服从它的“顺民”；过去没有一个政体公然取消人的道德信条，如“你不应杀人”与“你不能做伪证”，而把杀人与说谎转变成公民应该服从的法律命令；过去没有一个政权的领导者如此狂妄地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而得以从事人性的改造，跟这相对，过去也没有一政权的领导者那么谦卑自称是执行“历史或种族必然法则”的工具。这样崭新的政权，鄂兰进一步解释，乃是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ideology）的统治支配，这套“意识形态”，在极权主义者的运用下，表示一套讲求前提与推论必须首尾一贯的演绎逻辑，这套逻辑以不讲自明的“种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为前提，而对人类整体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做全盘的解释，同时认定人类整体的历史意义在于一终极目的，意即“无阶级社会”或“纯粹人种”，的实现。极权主义者运用这一套“意识形态”塑造或者改造生活世界的“事实”或“现实”，在讲求首尾一贯之一致性之逻辑推论，此“意识形态”拒绝实质之经验与事实的否证，其结果把它支配的世界砌造成一封闭的“虚构世界”；同时，为了确实实现这套“意识形态”所揭示的历史之究竟意义或目标，极权主义者自认是这一人类伟大的目标的执行者，但他们也知道这个目标并非一蹴可即，而是为“百年大计”，执行此目标的任何阶段也都不会是绝对完美的，因此，“意识形态”的法则，不论是历史的或者是种族的法则，必然是动态的，在此动态的运动法则的支配下，极权主义者名正言顺地摧毁一切阻挠此运动的既成制度与宪政的结构，扫除人间世界的任何法律与道德伦理的界线；偏执于绝对之历史目的之达成，极权主义者不断在他们发动的所谓运动的历史过程，寻找与肃清偏离或颠覆此运动法则与过程的“危险分子”。据此，在鄂兰的解释，极权主义的本质乃是抹平人间世界的所有界线，以及把人之多元性压缩成单调如一的集体同一性，俾能释放非人性的自然或历史之势力。这套“意识形态”显现在极权主义者身上的性格，一力而是表现“凡事皆可为”的虚无作风，一种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的狂妄；另一方面则是自认为执行历史或自然之动态法则的工具，一切作为因此不是自发性的，或是自律性的，而是法则支配下的傀儡，这造成极权主义者全然丧失“政治责任”的理念与承担。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8年版的《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一文，鄂兰从理论反省的层次，表述极权主义的本质，但整部著作的重点在于解释极权主义如何可能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形成：极权主义的以逻辑演绎与历史目的论为宗旨的“意识形态”如何可能塑造社会之力量，得以蛊惑人的心思，愿意放弃一己之私奉献于它不断造成的运动？作为一位犹太人，鄂兰特别关注：基于甚么历史条件，犹太人成为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决意整体铲除的对象？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解释构成《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复杂、精微，且不时闪现高度之历史想象的叙述整体。就历史叙述体的构成，鄂兰在此书的第一部分，“反犹主义”，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历史形成，解释犹太人——这没有建立一政治共同体而飘泊无根的民族——如何取得金融掮客的地位，成为欧洲金融界的显赫人物；但是作为一无国籍民，犹太人无法培养政治意识与参与政冶事务的能力，造成犹太人政治冷感与被动反应政治现实的习性（这是鄂兰解释犹太人现代命运的基本论点，也是激起她同胞之严厉批判的观点）。生活于非他们所属的国度里，犹太人不是成为政治社会的边际人物，就是戮力跻身上层社会的暴发户。在西方现代早期的发展，由于国际间金融借贷的需求，这无国籍的犹太人，因这性格，可以替各国政府穿梭引线，解决金融之问题，是为各国政府所需要的“有用之物”，同时，在讲求人权与法治的现代民族国家里，犹太人可以获得社会政治地位的保护，但犹太人所置身的安全处境只是暂时性的。到了 19 世纪，西方的现代政冶社会产生了无可化解的危机，犹太人丧失了他先前享有的安全稳固的地位。鄂兰把犹太人的命运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及其危机相互关联，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第二部分，鄂兰探讨西方现代性的进展中，“潜伏的暗潮”如何导致人本主义与启蒙之文明的崩溃，以及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她的论述不像学院之历史家探讨如“法国大革命之历史起源”的方法，她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特殊历史处境，去寻求纳粹之极权主义的根源，而是把它视之为可以表露西方现代性之阴暗底层的“巨大事件”，基于这样的解释立场，鄂兰也把斯大林的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由于它奠基于马克思式的意识形态，解释为西方自启蒙以来的现代性之产物，依此，我们可以说：鄂兰探讨极权主义的历史起源，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现代性之困境的反省与批判。关于极权主义的起源，鄂兰思考的问题是：到底是甚么势力蕴藏于西方现代文明之社会，而导致极权主义可以把人性转变成动物族类的属性？鄂兰以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体系的运作为起点，说明资本主义如何把人固定的、满足其生存之必需的“私产”（property）转化成不断投资和再投资之无限流动的“资产”（wealth），这种转化也是孕育“资本主义意识”的过程，为扩张资产之原故而进行无休止的资产之扩张，以及以征服全地球为目的，构成了此意识的本质。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一方面动摇了有一定疆域与宪政法治之一定结构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使国家逐步丧失在它治理的疆域里保障公民权与超越人种族群之上的功能作用；另一方面，执行资本主义扩张的所谓“帝国主义”在亚非的殖民经验中，孕育出“种族主义”，藉此合理化他们对殖民地的征服，同时，“种族主义”让他们确立以人之生物属性为本的政治共同体理念，而侵蚀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公民权。除此之外，这些“帝国主义者”在执行资本主义的扩张原则时，所扮演的若不是以行政命令取代法治的官僚，就是隐匿身份的秘密特工，他们作为的取向即是破坏既定的法律或道德原则，这种帝国主义殖民经验塑造出另一种态度与理念：否定或隐藏自己的认同身份，以及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服务历史与生物之必然性的潜藏的势力，此种心态与理念（包括殖民地的“种族主义”）成为 20 世纪中叶极权主义运动的动力资源。在解释与论述从资本主义之扩张和帝国主义心态之形塑转向极权主义运动与支配的历程，引人兴趣的说明主题是 20 世纪的群众社会与极权主义之支配两者的关联，鄂兰的论述表现了她对人之道德心理的洞识。依鄂兰的分析，资本主义的“资产积累”的生产方式与不断扩张的原则造就了西方现代社会一大群“孤单”、自觉“多余无用”，以及跟生活世界疏离的“群众”，拚命地追求物欲之满足，充满物欲之激情，罔顾公共事务，但是生活之支离与意义的丧失，使他们成为绝望之存有，他们既无法彼此结合成政治的团体，共同参与政治之事务，更甚者，他们隔绝了其它人，也隔绝了使他们生活有意义的共同世界，在这种“隔绝”（isolation）与“孤单”（loneliness），意即：丧失生活之共同世界）的存在处境，他们不但丧失了现实感，也丧失了合理健全地判断经验的能力，他们极易被任何势力所鼓动。从群众出来的激进分子（所谓的“暴民”）在 19 世纪中叶跟“帝国主义者”串联，在无法治的“蛮荒世界”从事各种巨大的罪行，而被动的“群众”则受各种运动的“意识形态”所蛊惑，帝国主义的“暴民”在亚非地区的罪行，以及“群众”在欧洲大陆热衷信服各种“意识形态”，这样的经验间接地造成孕育极权主义的温床，最后，极权主义的封闭的逻辑推论系统与自称能解答人类历史之究竟意义的“意识形态”，终究能在这共同世界丧失与个人“单原子化”（atomization）的现代处境吸引“群众”，他们服膺这套“意识形态”至少让他们认为身属某一声势浩大的“部落团体”，不论是自称“人种之主宰”或者自称“历史必然性之领导”的“部落团体”，而能感受到生活的一点点尊严。犹太人的命运随着这样的历史的转变逐步被推向深渊。护卫他们之政治社会地位的“民族国家”，其宪政法治结构受帝国主义扩张而动摇，以及它所保障之人权与法律之平等抵挡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及随之而起的民族或种族歧视之压力，在这种处境下，犹太人具有的文化特殊性及他们在现代历史中跟“民族国家”的紧密关系，遂变成种族之歧视与仇恨的显著目标。扼要地说明《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论述主题，提供读者简略的纲领，希望有助于读者阅读这部被视为西方现代经典名著。最后，让我们思考的问题是：鄂兰在这部著作中处理1890年代西方现代的困境与极权主义的本质与历史根源，对我们能提示甚么反省之资源？细读这部论著，不难发现：鄂兰透过历史的解释与叙述，说明西方现代之“民族国家”（它的契约论式的个人主义基础、它对人权之保障与形式之平等的承诺……等被视之为西方现代性之成就）本身具有的脆弱性格，如上所说，“民族国家”的宪政法治结构经不起经济的无限扩张，更甚者，它抵挡不了各种以血缘关系、语言文化、区域认同为基础组合成的“族群”所揭示之“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的攻击，最后，代表启蒙理念、法治伦理与宽容原则的西方现代性是否如我们想象的如此根基稳固？同时，西方现代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与科技所承诺的繁荣富庶，是否证明祇是梦想？如果说西方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构成我们的传统，鄂兰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深刻反省是值得我们去阅读与理解的。初版序它既不归结于过去，也不归结于未来。它只是走过，一切都存于现在。——卡尔．雅斯培（Karl Jaspers）一个世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其间一系列局部战争和革命从未间断过，其后被征服者未得到任何和平条约，胜利者也未得到休养生息，却以预料剩下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告终。这一等待的时刻就像丧失了所有的希望之后的平静。我们不再期望最终能恢复那种旧世界秩序及其一切旧传统，也不再期望五大洲的人们重新统一团结；他们被扔进由战争和革命的暴力产生的混乱之中，而这一切的日益衰微仍被忽略了。我们看到同一种现象在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和全然相异的环境里发展——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飘流无根的心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未来感到无法预料，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依赖各种政治力量，我们无法相信它们会遵从常识和自我利益的法则——如果根据本世纪以前的标准来判断，这些是疯狂的政治力量生命。人类似乎分裂成两种类型，一种人相信人无所不能（他们认为，只要懂得如何组织群众，那么一切都将是可能的），而另一种人则认为，他们生命中的主要经验是无力感。在历史眼光和政治思考的层次上，流行着一种含糊不清的共识，即一切文明的本质结构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尽管文明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比其它地方保持得更好，但是它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引导本世纪的可能前途，或对其中可怕的事件作出适当反应。绝望的希望和绝望的恐惧往往比起平稳的判断和审慎的洞悉，更接近上述事件的中心。比起那些鲁莽地一头钻进乐观主义的人来，那些全然相信世界将不可避免地毁灭的人会更善于忘却我们时代的各种中心事件。本书的写作背景就是针对这两种鲁莽的乐观和轻率的绝望态度。我认为，进步（Progress）和毁灭（Doom）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都是迷信的见解，而不是信念的结果。我相信应该有可能发现一种隐形机制——我们的政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全部传统因素根据这种机制都溶入一种积淀，使一切都显得失去具体价值，而人类却无法靠理能力来辨认它，也不能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屈从于唯一的解体过程，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因为它不仅假设了“历史必然性”的虚假辉煌，而且也使除它以外的一切都开始显得无生命、无血色、无意义，而且不真实。有一种信念认为，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事物必定都是人可以理解的，这会导致以平庸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理解（comprehension）并不意味着否定暴乱，援引先例来演绎史无前例的事实，或者用模拟和概括来解释现象，以致令人不再感到现实的冲击和经历的震动。相反，理解意味着有意识地检视和承负起本世纪压给我们的重担——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压下卑躬屈膝。简言之，理解意味着无论面对何种现实，总要坦然地、专心地面对它、抵抗它。在此意义上，就必然可能面对和理解一种暴乱的事实，即犹太人问题。它是一种很小的（而且在世界政治中很不重要的）现象，但是反犹主义却成为先是纳粹运动，接着是世界大战，最后建立死亡集中营的触发原因。还有，原因与结果之间如此奇特地不相称，引发了帝国主义时代，其经济困境在几十年时间里导致了全世界政治状况的深刻转变。还有，极权主义运动玩世不恭地发誓遵奉“现实主义”，而它们却明显地蔑视现实的本质，这两者之间构成了奇怪的矛盾。还有，现代人实际的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足以使他向自身存在其中的宇宙挑战，但是现代人无能居住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世界，并理解其意义，权力与无能之间的不相称令人沮丧。极权主义企图征服和统治全世界，这是一条在一切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它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统治，它都开始摧毁人的本质。然而若想躲避本世纪的各种毁灭性的力量，又几乎是徒劳无功。问题是，我们的时代是好坏交织的奇怪时代，即使没有帝国主义的“为扩张而扩张”，世界也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即使没有资产阶级“为权力而夺权”的政治手段，也永远不可能发现人类力量的界限；即使没有极权主义运动对世界的虚构，在其中无比明确地驱除我们时代种种重大疑惑，我们也可能在毫未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时就已被赶到了世界末日。假如在极权主义的最后阶段真的出现了绝对的恶（说它绝对，是因为从人类可理解的动机来看无法再恶化了），那么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懂得“恶”的真正的、彻底的本质是什么，这也是真的。反犹主义（不仅仅是仇视犹太人），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征服），极权主义（不仅仅是专政）——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更野蛮，这说明人类尊严需要一种新的保障。这种保障只有在一种新的政治原则，在一种新的世界法律中才能找到。这一次，它的有效性应该包括整个人类，而它的权力应该受到严格限制，在新界定的地域统一体中扎根，并且受到控制。我们不再能接受过去好的部分，简单地称之为我们的传统遗产，只抛弃过去坏的部分，简单地认为它是一种已死的重负，会被时间埋葬在遗忘中。西方历史的潜流终于浮上了水面，取代传统的尊严。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现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想逃避严酷的现在、怀旧地躲进对仍然原封不动的过去，或者在遗忘中预先奔进一个更好的未来的一切努力终将徒劳。汉纳．鄂兰1950年夏第一部序言反犹主义（Antisemitism）是一种世俗的十九世纪意识形态。它的名称一一虽然不是它的争论之处一一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还不为人知晓。它同宗教方面由于两种不同的教义互相敌对而煽动起来的仇恨犹太人（jew-hatred）明显地不是一回事；甚至连反犹主义是否仇视犹太人获得理论根据和感情缘由，也还是个问题，从罗马帝国期到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犹太人连续不断地遭到迫害、驱逐和屠杀，有一种观点认为，反犹主义只不过是中世纪普遍迷信的一种世俗翻版，这种观点常常掩饰着一种谬论，它无异于（尽管它的有害程度比不上）一种相应的反犹主义的说法说是有一个秘密的犹太社会，自古以来一直统治着、或者有野心去统治世界。从历史上看、中世纪晚期到近代，犹太人事物的间断比古罗马到中世纪之间的断裂更显着，也比从中世纪早期到灾难性的地一次十字军东征之的鸿沟（这常被认为是犹太人历史上走向散居[Diaspora]最重要的转折点）更明显。因为中世纪晚期到近代的间断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从十五世纪一直到十六世纪末，期间犹太教与异教之间的关系（Jewish-Gentile relations）降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点，犹太人“对外部世界条件与时间的漠不关心”却达到最高点，而犹太教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封闭的一种思想体系。”就在此时，犹太人在无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开始思考“犹太民族和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不在于教义和信仰，而在于内在天性”，犹太人同异教徒之间古老的二分法，“与其说是教义争执，不如说是种族根源。”这种对犹太人异种特征的评价只是到了教晚的启蒙时期（Age of Eenlightenment）才在非犹太人中盛行，并且明显地是产生反犹主义的必要条件，重要的是必须指出，它首先产生于犹太人的自我解释，当时欧洲基督教世界分裂成许多种族群体，它们在政治上各自进入近代国家的体系。反犹主义的历史同仇视犹太人的历史一样，是在犹太人散居的条件下犹太人同异教徒之间关系的长期缠结之重要部分。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人们对这段历史实际上不感兴趣，这种兴趣的产生是在反犹主义兴起时，及狂怒地反对解放和同化犹太民族之时——这明显地是建立可信的历史纪录的最坏基底。自从那时起，犹太的和非犹太的历史著作都一样荒谬地——尽管大多数出于各种相反的理由一一将源自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敌对因素孤立起来，强调一系列灾难、驱逐、屠杀切断了犹太历史，正如他们强调欧洲历史被各种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冲突、战争、饥馑飞瘟疫切断了一样。无须补充说，正是是犹太历史著作以强烈的理论偏见来追述基督教历史上仇视犹太历人的记录，而又是反犹分于在追踪和古代犹太权威在知识上并非大不同的记录。当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经常性的暴力冲突的犹太传统公诸于世界时，“一般犹太公众不仅愤怒，而且真正感到了震惊，”犹太传统的代言人如此成功地使他们自己和每一个人都相信一个非事实，犹太人的隔离状态完全出于异教徒的仇视和缺乏启蒙。现在主要是由一些犹太历史学家在坚持这样的观点：犹太教一向高于其它宗教，因为它相信人类平等和宽容。这种自信的理论，以及相信犹太人一向是被动在基督教迫害下受难，事实上延长了关于上帝选民的古老神话，并且使这种神话现代化，这势必结束在一种新的、往往是非常复杂的隔离情况。注定要支撑古老的“犹太-异教”的两分法。这似乎是为了那些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试图润色和窜改政治事实与历史记录的人所积聚的反讽之一。因为如果犹太人在任何一点上同他们的非犹太人邻居一致拥护他们新近宣称的平等的话，那么正是在宗教上命中注定互相敌视的过去历史，是和其最高层次的文化成就，及在未受教育的大众层次上无限的狂热和野蛮的迷信，同样丰富。然而，这种犹太历史书写中令人不快的刻板印象也还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坚实基础上，而不是基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欧洲犹太民族过时的政治与社会需要。犹太文化史远比当时假设的情况复杂，在不同的历史情况和地理环境中，灾难的原因也各不相同。事实上他们在非犹太的环境里的差异也比在犹太群体里更大。迄今为止在犹太历史著作中仍流行的错误概念，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犹太神庙被摧毁以后，他们就不会再拥有自己的领土和国家：他们总是依靠非犹太当局的保护才得以存身，尽管“直至十三世纪，犹太人在法国和德国”允许采取一些自我保护的手段，有权携带武器。这并不意味着犹太人一向被剥夺了权力，但在事实上，在任何一次暴力的争斗中，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犹太人不仅脆弱无能，而且孤立无援，所以很自然，在几个世纪里，在完全疏离的情形下起而争取政治平等之前，一切突发的暴力在他们的体验中只是一种重复。再者，在犹太传统中，灾难被理解为殉道(martyrology)，在纪元第一世纪就有此历史基础，当时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曾反抗过罗马帝国的威力；在中世纪，是否选择以免遭迫害，这是犹太人依然面临的问题，即使暴力的原因不是宗教，而是政治和经济。这些事实整体助长了一种幻觉，从此以后使犹太和非犹太历史学家们痛苦不堪。历史书写“到目前为止还在论述基督徒从犹太人的分离，而不是相反”于是便抹杀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事实——犹太人脱离异教世界，尤其是脱离基督教环境，主要同犹太历史有关，而不是相反。这里有一种明显的原因：人们作为一个一致的整体。其生存取决于自愿的隔离状态，而不是像目前假设的那样，取决于基督教和非犹太人的敌视。只有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在获得解放和到处同化之后，反犹太主义才在民族的保存中发挥作用，因为只有在此时此刻，犹太人才渴望被非犹太社会接纳。当十九世纪全欧洲受过教育的阶级中普遍流行反犹太情绪时，除了很少的例外，反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总体上一直是疯狂者的特权，而具体上则处于疯狂边缘。甚至连犹太主义辩护中一些含义不明的论点，尽管从未使人信服除了那些原就已相信的人，但其中那些气势恢宏的博学例子和研究文献，和犹太教的敌人所提供的历史研究下相上下。战争结束以后，我为写此书而收集材料，查阅跨越十几年的文献资料和精采的手稿竟然不见有一篇全面论述这一主题的文章够得上历史学术研究的基本标准。自那以后，情况也无甚改观。近来犹太历史研究此以往多了，但要想全面地、真实地论述犹太历史，这一点就更值得探索了。二十世纪的政治发展将犹太人驱赶到了各种事件的风暴中心；犹太人问题和反犹主义在世界政治中相对上并不是一种重要现象，却首先成了纳粹运动兴起和建立第三帝国(Third Reich)组织结构的触发因素——第三帝国的每一个公民都必须证明他不是一个犹太人——随后触发了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暴行，最后又造成了西方文明中亘古未有的种族灭绝。对我而言，这一切不仅只感到悲哀及提出谴责，更应该有一种全面的理解。所以，我这本书就是尝试去了解那些乍看之下就只是令人愤怒的事情。当然，理解并下意味着不能从已有的结论中大胆地推论出前所未有的结论，或者用类此和概括的方法解释如今不再被体验的现实的冲击和令人震惊的经验等等现象。反而是要有意识地检视和承担历史事件赋与我们的重任一一既下否定它们的存在，也不卑顺于其沉重性质，似乎事实上发生过的一切都只是历史的必然。总之，理解意味着不先入为主、认真地面对并抗衡现实一一不管它可能是什么，或曾经是什么。要作全面理解，对十九世纪欧洲犹太历史和反犹主义发展的情况的某种熟悉程度是必不可少的，虽说当然还是不够的。下面各章论述十九世纪历史中实际上属于"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各种因素。反犹主义的全面历史也有待于写出，但这不属于本书的范围。只要还存在这一块空白，就完全有理由(即使只从学术研究的目的出发)发表下列各章，作为一部更全面的历史著作中的独立部分，虽说我原先只想将它当作极权主义先期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再者，反犹主义的历史落入非犹太的狂想者和犹太辩护者的手上，却被著名的历史学家们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其真相"已作了必要修正”，也成为表现在后来的极权主义现象中的几近所有成分：它们很少受到智识者和舆论的注意，因为它们属于欧洲历史中的一股潜流，既未公开，亦未受到启蒙了的人们的关注，它们已经能够集合成一种完全使人预料不到的毒素。由于只有最后集中爆发的灾难才使这些潜流浮现并受到大众关注，于是出现了一种倾向，将极权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其成分和起源一一似乎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racism)或帝国主义(imperialism)等等每一种发生形态都可以说成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种谬误会导致在寻找历史真理时误入歧途，在作政治判断时得出有害结论。极权主义政治远非单纯的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或帝国主义或共产主义，它使用或妄用自己的各种意识和政治成分，直至实际现实(factual reality)的基础完全消失为止一一而意识形态是从这些基础上产生力量和宣传价值，例如阶级斗争的现实，或者犹太人同他们的邻居之间的利益冲突。低估纯粹种族主义在美国南部各州政府的角色将会是一种严重错误，不过，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美国的很大一块地区一百多年来一向在极权主义统治之下，这将会是更严重的谬误。十九世纪反犹主义运动真正直接的结果不是纳粹主义(Nazism)，相反倒是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至少根据它的西方意识形态形式来看，它是一种反意识形态(counterideology)，是对反犹主义的"回答",这并非说犹太民族的自我意识是反犹主义制造出来的；即使只是粗略地了解犹大历史，知道自从犹太人被驱逐出巴比伦以后， 他们的中心问题一直是如何在全面分散的困境下争取生存，也就应该打破这样一种最近的迷思一一这是自从沙特以"存在主义"观点解说这些由别人来看待和下定义的犹太人之浚，在知识界颇为流行的迷思。对先期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反犹主义之间的区别及联系的最佳描述或许就是那个关于"锡安长老们的草案"(Protocoles of the Elders of Zion)的荒谬可笑的故事。纳粹利用用这一伪说作为征服全世界的教科书，这当然不是反犹主义历史的组成部分，但是只有这一段历史才能解释为何这个不可能发生的故事却好象颇有道理，被反犹太宣传一开始就利用。另一方面，它不能解释为何极权主义要想统治全世界，却要用一个秘密会社(seeret society)的成员和方法来实行，这竟能成为一种吸引人的政治目标。这种从政治（并非宣传)方面有更多关系的作用，其根源一般是在帝国主义中，特定而言则是在欧洲大陆所产生的爆发形式，即所谓的"泛-运动、(pan-movements)。本书所述的时空与主题都很有限，所分析的中欧与西欧犹太历史的时间跨度也只从宫廷犹太人到德雷富斯事件(Dreyfus Affair)， 因为后者同反犹主义的产生有关，并且受反犹主义的影响。反犹主义运动十分牢固地根植于“犹太-异教”关系中特有的各种现实，即犹太人一方面在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另一方面在非犹太社会里所扮演的角色。最初的反犹主义出现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而八十年代则标志着利益冲突和明显的经验的有限实际基础已被超越，一条道路打开了，它一直通向“最后解决方案”(thefinal Sulution)才告终。从那时起，在帝国主义时代，紧接着是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政府时期，这就不再可能使犹太人间题或反犹主义意识形态孤立于事实上几乎完全与犹太现代历史现实无关的问题之外。而这不仅仅是、也不主要是因为这些事情在世界事务中有很重要的作用，而是因为反犹主义本身现在被用于其它的目的，虽然这最终使犹太人成为其主要牺牲品，但是这些目的却将关于犹太和和反犹太的一切具体问题都抛开了。读者将在本书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见到二十世纪反犹主义分别在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中的表现形式汉娜·鄂兰1967年7月第二部序言一个历史时期的开始是很少能有精确日期的，而同时代的观察家也极少有机会目睹它的确切终结，但是对帝国主义时期而言却做到了这两点，帝国主义产生于殖民主义(Colonialism)，是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由民族国家(nation-state)制度同经济与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而引起的，到了1884年左右，开始其为扩张而扩张的政治，这种新形式的权力政治与边界战争的民族征服不同，更不同于罗马帝国建立的方式。在印度宣告独立“陛下的帝国”灭亡成了既定事实之后，——这是丘吉尔曾经拒绝主导的——它的终结也就不可避免了，英国自愿结束在殖民地的统治，这也是二十世纪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此以后，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够拥有海外殖民权。唯一的例外是葡萄牙，当欧洲其它殖民霸权国都不得不放弃殖民地时，它有奇怪的能力去继续战斗，这也许应归因于它的民族落后性而不是萨拉扎尔(Salazar)的专制统治：不光出于一代人经历的两次屠杀性大战后的虚弱与疲惫，也出于已开发的诸民族国家的道德顾忌和政治理解力，使他们反对使用极端手段，而是使用有可能击破印度的非暴力力抵抗运动的“行政屠杀”(administrative massacres)(卡西尔[A．Carthil1]语)；而反对继续实行对“臣属种族的统治”(government of subject races)(克洛默[Cromer]勋爵语)，是因为非常恐惧会造成使君主国自食其果的影响。当法国——幸好当时戴高高乐的权威尚未受损——最终敢于放弃阿尔及利亚这块“属于法国一部分”的领地时，历史趋势就永远不可能回头了。如果反对纳粹德国的热战之后不紧随着出现苏联和美国的冷战,那么不管历史的希望有什么优点，人们在回顾时，会将最近二十多年的时间看作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在互相竞争，抢夺欧洲国家以前统治过的同一些地区。人们会以同样的观点看待苏联与美国之间十分勉强的新缓和，其实是出现了中国这个潜在的第三个世界超级大国的结果，而不是在斯大林死后苏联非极权主义化健康而自然的结果。假如历史的发展能证实上述尝试性的假设，那就意味着从历史角度来看，在一个非常大的范围上，我们将回到开始时的起点，即回到帝国主义时代，走上曾经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突的道路。经常有人说，英国是在心不在焉的情况下取得“大英帝国”的，这是自动潮流的结果，完全出于可能性和尝试性，而不是刻意建立的政策结果。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通向地狱之路很可能在无意间铺成，就像俗话所说无意中走上天堂之路一样。而在今天，客观事实可能会造成回到帝国主义政策的趋向确实十分强烈，令人相信至少在半真半假的宣言中，美国和苏联双方空洞保证的善意——美国对不可能发生腐败与无能状态的“承诺”，苏联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假革命言论——都经不起检验。落后地区民族建设的过程缺乏民族独立的一切先决条件，加上猖狂而毫无结果的沙文主义成正此，造成巨大的权力真空，致使超级大国对之争夺愈演愈烈，随着核武器的发展，暴力手段直接对峙作为最后“解决”一切冲突的途径，似乎必定失效。在这些广袤的地区，不仅是未开发的小国中间的冲突——例如越南的内战或中东的民族冲突——即刻吸引了超级大国潜在的或事实上的干涉，而且它们的冲突，至少是冲突发生的时间，很值得怀疑是受到操纵的，或由操纵者的利益引起的，而和该地区的冲突与利益本来毫无关系。帝国主义时代强权政治最主重的特点，是地区性、有限的、因而也是可预料的民族利益的目标转为无限地追求强权，漫遍全世界并使之变成荒原，在民族和领土方面无特定目标失却可预测的方向。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这种倒退也很明显，根据著名的多米诺理论(domino-theory)，美国的外交政策认为，在一个国家里发动战争是为了其它国家的内在统一，即使这些国家并非邻国，这明显地只是旧的“伟大游戏”(Great Game)的新翻版，其规则容许甚至导控将所有的国家当作踏脚石，或者当作棋盘上的兵卒，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为了富国之间争夺对第三个国家的统治权，这反过来又成了强权扩张和积聚财富的无休无止的过程中的踏脚石。这种连锁反应正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内在本质，它最恰当地表现为人类中的特务形象，对此，正如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小说《基姆》(Kim)中说的：“直到每一个人都死去，伟大游戏才结束，在这之前则不会。”然而他的预言不会实现，唯一的理由是有宪法对民族国家的约束，今天我们唯一希望它在将来也不会实现，就是根据美国的共和宪法的约束，外加核武器时代的技术约束。这并非否定帝国主义政策及方法会在条件和环境极大地变化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卷土重来。发动海外扩张的祸首从英国和西欧转到美洲，而发动地缘上紧密相连地区的扩张不再起始于中欧和西欧，而必定是苏联无疑。帝国主义政策比起其它单一因素来，更是引起欧洲衰弱的原因，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预言，两个巨人分别从东边和西边威胁欧洲，它们是昔日欧洲强权的继承人，终将会变成事实。谁也不会以“白种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和“扩大部落意识”(enlarged tribal consciousness)来统一种族起源类似之人民这两种理由，再为扩张辩护；相反，我们听到的是对附属国的“责任”、强权的责任及支持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扩张”(expansion)这个词从我们的政治词汇中消失了，现在用“延伸”（extension)或者关键性的“过分延伸”(overexte)来涵盖非常相同的含义。政治上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发展初期最重要的动作一一国外私人投资一一如今被政府直接提供的军事外援和经济外援所取代。(仅在1966年，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和对外信贷达四十六亿美元，外加从1956年到1965年这十年中每年的军事援助十三亿美元，而私人资本的外流在1965年是三十六亿九千万美元在1966年是三十九亿一千万美元。)这意味着所谓金元帝国主义(dollar imperialism)，尤其是政治上危害最小的二次大战前的美国式帝国主义无疑已成过去。私人投资一一“成千家美国公司在上百个国家从事的活勤”和“集中在外国经济中最现代的，最有有战略意义的．发展最迅速的部分”——制造了许多政治问题。即使它们末受国家力量的保护。但是对外援助即使出于纯粹的人道主义原因，它的性质仍是政冶的，因为它的动机不是追求利润。几十亿美元花费在政治和经济的荒原上，那里的腐败和无能使这些援助在未能开始做一些有效事情之前便消失，这些钱不再是原本可以在国内有效投资和利用的”过剩“资本，而是富国的富有者有能力损失的，纯粹膨涨疯增的多余资金．换言之，利润动机对于帝国主义政策的重要性在过去经常被高估，而现在却完全消失了。只有非常富有和非常强大的国家才能承受帝国主义会造成的巨大损失。要自信地分析和确定这些晚近的趋势，也许为时过早。并且也超过了我的思考范围，甚至在目前是明显，却也令人不愉快的是，某些是乎无法控制的过程之力量正要摧毁在新国家内建立宪法的一切希望，并破坏旧国家内的共和体制。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但是直到最近才揭发出来的秘密机构成为“隐形政府”（invisible government)，影响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以及文化、教育、经济等各个部门，这种过于不祥的预兆令人无法默然置之。毋庸置疑，艾伦.杜勒斯（Allan W．Dulles）先生指出说，美国的情报机构自1947年以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个国家都更有效地对政府具有影响力，同样也没有理由去相信。自从他在1958年说了这番话之后。这种影响力会减弱了。常常有人指出”隐形政府”对“有形政府”机构构成了致命危险；也许人们不大知道帝国主义政治、[隐形政府”统治。特务这二者之间传统的密切关系。如果信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国内创建一个特务系统是直接针对苏联特务网对美国民族生存的威胁，这就错了。战争将美国推到世界上最强国家的地位，正是这个世畀强国，而不是民族生存问题，才受到由莫斯科指挥的共产主义革命力量的挑战。无论美国上升为世界霸权的原因何在。外文政策的刻意追求或任何统治全球的主张。却不在原因之列。美国最近仍在走向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方向。它的政府形式与任何其它国家的的政府形式不大相符。这一点或许也是实情。西方国家同世界其余国家之间的巨大鸿沟。不只而且主要不在于财富，而在于教育、技术、以及总体能力的差距。分裂了自从真正的世界政治开始以来的国际关系。这道鸿沟在最近几十年传播系统迅猛发展终使地球上距离缩短的压力下，并未趋向弭平，反而不断增扩，现在快到了真正令人惊觉的地步，“未开发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是已开发国家的两倍。”仅此因素足使它们有必要向有剩余食品、剩余技术和政治知识的国家求援。也正是这一因素使一切援助失败。很明显，人口越多，每人得到的平均援助越少。而事实真相是，在二十年大规模援助计划之后。一切从开始起就末能自助的国家——例如日本——就更穷了，而且比以往更加处于经济、政政治上不稳定状态，这种情势对于帝国主义来说是一些机会，使它们在恐惧中改变看法，认识到一条简单的道理：数目众多绝不可等闲视之。南非少数白人实行君主式的统治，人数少到以一比十，如今恐怕是最安全的情况了、是客观情势将一切外国援助转化为外国控制的工具，并将一切需要这种援助以挽回其日见减少的生存机会的国家推向一种选择：要么接受某种形式的“对臣属种族的统治”，要么迅速沦入无政府的衰亡。本书只论述严格定义的欧洲殖民帝国主义，它的终结以英国放弃对印度的统治为标志。它道出了民族国家的解体，包含了后来产生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政府的几乎全部必要成份。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没有世界政冶，而若没有世界政治，极权主义宣布要统治全世界就毫无意义可言。在这段时间里，民族国家制度既无力制定新规则，处理巳转变为全球事务的外交事务，也无力对世界实行罗马帝国统治式的和平。它在政治上的狭隘性和目光短浅必定走向极权主义的灾难，它那前所未有的恐怖掩盖着可怕事件。以及更可怕的精神状态。学术界的研究几乎毫无例外地集中在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而不顾他们的为害较轻的先驱们。帝国主义的统治，除了用来当作名称之外，似乎呈半遗忘状态，因此，为什么这是很可悲的，主要理由是近年来它和许多当代事件的关系已变得非常明显。于是，关于美国对越南不宣而战的论争从两方面进行，或者将它类此成慕尼黑事件，或者从三十年代借用例证，当时的极权主义统治确实非常明显，非常突出地具有危险性，但是今天政策的威胁在言论和行动中更是明显，同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行动和言辞辩解惊人地相似，一个边缘地区的微小利益成为一颗小小的星火，便会引发起一场全世界的战火。强调这个半被遗忘的时期和各种当代事件之间不愉快的联系，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已不可挽回地进入帝国主义政策的新时期，也不是说在一切情况下帝国主义都必然结束于极权主义的灾难。无论我们能从以往历史中学得多少，都不能使我们预知未来。汉娜·鄂兰1967年7月第三部序言《极权主义的起源》最初的手稿完成于1949年秋天，这是在希特勒德国失败之后四年多，在离斯大林去世还有不到四年的时候，本书初版于1951年。回顾往事，我从1945年开始写这本书，这几年是乎是几十年来的动荡、混乱、恐怖之后第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在那几十年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革命，极权主义运动的兴起，破坏议会政府，紧接着是各种各样的新暴政，法西斯主义（Fascist）和半法西斯主义（Semi-Fascist），一党专政与军事独裁，最后是表面上牢固地建立在群众支持基础上的极权主义政府；1929年的俄国，现在常常将这一年称为“第二次革命”，以及1933年的德国。随着纳粹德国的失败，故事的一部分就结束了。看来这是第一次能在适当的时刻用历史学家的回顾眼光和政治学家的分析热情来看待当代各种事件的时候了。这也是第一次有机会尝试叙述和理解已经发生但尚未经过无言的愤怒和无能的恐怖之中了。（我在这个版本中保留了初版序言，意在显示那些岁月里的心绪。）无论如何，在这时刻有可能提出和思考一些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不得不努力度过自己的成年人生活：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发生？是怎么发生的？德国的战败，留下了了一个废墟中的国家，一个感到自己坠入历史上“零点”的民族。原封未动的文件堆如山，还有希特勒在十二年里努力维持的“千年帝国”(Tausendjāhriges Reich)的各方面数不消的文件资料。对这些一直未被出版和研究。“丰富得无从选择”的资料首次作粗略选编，连同1946年“纽伦堡审判主要战犯”，开始出现在十二卷《纳粹阴谋与侵略》(Nazi Conshiacy and Aggression)中。当我这本书的第二版(平装本)于1958年出版时，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可以见到更多的文件和数据了。当时我掌握的材料足以引起兴趣，但是对我原先著作中的分析和论述几乎没作实质上的修改。比较可行的是在注脚中补充和更换引文，因此就扩大了文本。但是这些还都只属于技术上的修改。 1949年，纽伦堡审判文件只有部分以英文译本披露，1933年至1945年之间德国出版的大量书籍、小册子、杂志还无法借阅。另外，在一系列补充中，我叙述了斯大林去世后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他的继任者的危机。以及赫鲁晓夫(Nikita hrushchev)在第二十次国代会上的报告——还包括最近出版物中关于斯大林政府的新消息。所以，我修改了第三部和第二部的最后一章，而第一部《反犹主义》和第二部《帝国主义》的前四章保留不动。再有一些严格地属于理论性质的洞见，与我对极权控制诸因素的分析密切有关，这些在写完初稿时还不曾有过，当时的结尾是很不像结论的“结语”。这一次出版本用《意识形态与恐怖》来取代这些“结语”，但因它们仍然有效，所以就转并到其余各章中去。我在第二版中增加了一篇“跋”，简短地论述了苏联的制度引进卫星国以及匈牙利革命。这一段论述很晚才写就，与全书主调不同，因为它论述当代事件，而在许多细节上已经过时，所以我将这一部分去掉，与第二版相比，这一次版本仅此一点点实质性的改变。很明显。战争的结束并未促成苏联极权主义统治的结束，相反的，东欧的布尔什维克化(Bolschevization)接踵而至，极权政府蔓延。和平只提供了一个具有意义的转折点，从而得以根据前后两个极权主义体制来分析它们机构上和方法上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具决定作用的不是战争结束，而是八年以后斯大林去世。回顾往事，他的死亡似乎不单是引起了继承者危机和暂时的“解冻”。直到一个新领袖宣布继位，而是一种正式的、虽然从来明确宣称过的非极权主义化(detotalitarization)过程。因此，从事件的角度看，现在也没有必要更新这一部份内容：就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探索中的时期而言，它的未有剧烈的变化值得本书作广泛的修改和补充。德国希特勒用战争来发展本来就是完全极权的政府，相比之下，苏联在战争时期暂时中止了全面控制。根据我的写作目的，从1929年到l945年。随后是1945年到1953年，这两段时间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们对这两段时间的悯况所知甚微，而它们的性质和1958年、甚至l949年完全一样。以前没有发生过、或者说将来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能像纳粹德国的例子一样，为我们提供同样明确的结局，或留下令人恐怖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唯一重要的的补充是《斯摩棱斯克档案》(Smolensk Archive)的内容(由默尔．费恩索德［Merle Fainsod］于1958年出版)，它显示出以前对这段时间俄国历史的全部研究在缺乏最基本的资料和统计材料方面达到了何种严重程度。这批档案(由德国情报机构在斯摩棱斯克共产党总部发现，后来由美国占领军在德国缴获)包含二十万页文件，从1917年到1938年实际上都未曾启封，但是提供的情报数量之少令人吃惊。即使从1929年到1937年“关于大整肃的材料丰富得难以处理”，但是并不包含受害者的数字，或任何重要的统计资料。凡有数字之处，其相互矛盾性质使人失望。各种组织机构各有一套数字。唯一所知而且明确无疑的是，许多人即使未被处决定，也由政府下令管制。同样，这批档案也不包含各种权威机构之间关系、“党、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或者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情报，而且只字不提通讯和指挥的渠道。总之，我们丝毫不知苏联政府组织结构的情形。不像对纳粹德国的情形那样一清二楚。换言之，人们一向知道苏联的官方出版物是为宣传目的服务的，因此完全不可靠，现在看来，它的可靠资料和统计材料也许从来就不存在。更严重的问题是，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是否能忽视在中国曾经发生和仍在发生的情况。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我们所知的比苏联三十年代的情况更不可靠，部分原因是这个国家在革命成功之后又成功地将自身与外国孤立起来，部分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高层的叛变者还未求助于我们——当然，这本身的意义也已足够了。十七年来，我们对之所知甚微，无疑指出非常相关的差异：在最初相当规模的流血之后，专政统治第一年里受害者的数目大致估计是一千五百万人，占1949年人口的百分之三，比斯大林的“第二次革命”导致的人口损失少得多。当反对派组织消失之后，在中国的恐怖没有增加，不再屠杀无辜，没有“客观的敌人”，没有公开审判，只有大量的公开告白和“自我批评”，而没有公开的罪行。毛泽东在1957年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百花齐放”的误译标题而异常出名，当然他并不呼吁自由，但是承认了阶级之间、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共产党专政下人民和政府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对付反对派的方法是“思想整顿”，一种精心设计的过程经常地训练和重铸人的大脑，全国人民似乎或多或少都须服从。我们从来不知这一切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行，谁能逃避它一一也就是说。谁执行重铸(remolding)——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洗脑”的结果究竟如何，它是否持久地、并且在事实上造成了人的个性变化、人们如果相信中国领导人当时的宣言，那么它所造成的是很大范围的虚伪，成为“反革命的温床”。假如说这是一种恐怖(它本身其实就是恐怖)，那么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恐怖，无论它的结果如何，它毕竟不会使人口大量减少。它明确地承认国家利益，允许国家和平地发展，利用从前统治阶级的后代们的能力，并维持学术的和职业的标准。总之，毛泽东“思想”明显地并不遵从斯大林(或希特勒)的路线，毛泽东不是一个本能的屠夫，他的民族主义情感明显地和一切从前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造反起义一样，其强烈程度足以使全面统治(total domination）受到限制。这一切似乎不符合本书写到的某些恐惧(见本书：444页)。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取得胜利之后立即将目标对准“组织上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野心全球化”(见本书547页)，也就是说，它的极权主义迹象从一开始起就表现了出来。随着中苏冲突的发展，这些迹象表现得更明显，尽管冲突本身可以说是民族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中国人坚持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谴责苏联的非极权主义化是试图偏向“修正主义”，这已有足够的预兆，更有甚者，伴随发生的是一种完全无情的，因而也更加难以成功的国际政策，它的目标是派代表渗透进一切革命运动，在北京的领导下复兴第三国际。对这一切发展迹象，目前还很难判断，部分原因是我们知道的情况还不够，部分原因是一切事物还处于流动状态中。由于目前情势的不确定，我们又加上自己所设置的障碍，我们从冷战时期继承而来的官方“反意识形态”、反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全球性的野心，引导我们虚构自己的故事，因此拒绝了从原则上区分在现实中面对的各种共产主义一党专政(one-party dictatorship)，以及它可能在中国发展成的真正极权主义政府——尽管后者的形式不同——的差别。当然，这并非说共产主义中国与共产主义苏联不同，亦非说斯大林的苏联与希特勒的德国不同。酗酒和无能，这是对苏联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情况的典型的描述，而且至今仍在流行，而这种描述却不能用来描述纳粹德国的情况，那种在德国集中营和死亡营里无法表述的残暴，看来大多并不见诸于苏联的集中营，后者的囚犯并非死于酷刑，而是死于被遗弃。苏联的统治从一开始起就显出腐败，这在纳粹统治的最后几年也曾出现过，但在革命之后的中国则完全未出现。这一类的区别很多：这些区别很有意义，它们构成了不同国家的民族历史的组成部份，但是并不直接构成为政府的形式，西班牙、法国、英国、普鲁士的绝对君主统治(absolute monarchy)无疑是另一种很不同的事物：这种统治仍以同样的形式在各处出现，我在本书中论述的关键问题是，极权主义政府同专政与暴政不一样，它们之间的区别绝不是可以安全地留给“理论家们”讨论的的学术问题，因为全面统治是唯一一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共存其中的政府形式。因此，我们很有理由严格地使用“极权主义”这个词。在过去十五年里，纯粹同关于极权主义政府新的事实知识来源之匮乏和不确定相比，我们发现研究各种新的专政形式——无论其极权与否——的论文大量增多了。当然尤其在对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研究方面确实如此。现在有许多著作就这一主题作了集中探索和研究，因此我也相应地增补了旧有的参考书目。(第2版平装本中未附书目。)只有一类文献，即前纳粹将军和公务人员们在战争结束后发表的大量回忆录，除了少数例外，其余的我都放弃了。(可以理解，这一类辩解式的回忆录并不忠实可靠，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但是这类回忆录对于发生的事实，以及作者本人在事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缺乏理解，这确实令人吃惊，除了他们的心理使人感兴趣之外，其它全无意义。)我还在第一部和第二部的阅读书目中增加了一些新的重要项目。最后，为了方便起见，参考文献目录像本书内容一样，分成了三个部分。二就引用史实而言，虽然本书构思和成书较早，却不见得会构成缺陷，关于纳粹类型和布尔什维克类型的极权主义两方面的材料亦然。当代人过早地尝试写极权主义“历史”论着，这的确奇怪，根据学术原则，“历史”研究因为缺少翔实的资料来源，和情绪上过于投入而失败。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的希特勒传和鲍里斯.苏伐莱恩(Boris Souvarine)的斯大林传都在三十年代写作和出版，却比艾伦.布劳克(Allan Bullock)和艾萨克.多伊切(Issac Deutscher)分别着写的标准传记在某些方面更精确，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方面更中肯。这里也许有很多原因，但是其中一条无疑是简单的事实：两者的文献资料能够证实和补足出自众所周知著名的极权主义之叛逃者和目击者的叙述。说得果断些，我们无需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也已知道了斯大林的罪行，或者说，这个据说“刚愎多疑”的人曾经决心信任希特勒，至以后面一条，没有什么比这种信任更能证明斯大林的并非病态：他总有借口怀疑他想清除或准备消灭的一切人，也包括党和政府最高层内的每一个人；他很自然地相信希特勒，因为他不希望希特勒生病。关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令人震惊的坦率承认其实也是掩盖多于揭露——他和他的听众们都完全地卷入过真实事件的全部过程——不幸的是，在许多人看来(当然也包括对官方资料来源有职业兴趣的学者们)，他们缩小了斯大林政权的巨大罪行，其中没有包括对几百名甚至几千名著名政治人物和文学家的诬陷和谋杀，这些人尚可在死后得到“昭雪”，但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几百万被处决的人根本没有从事过“反革命”活动，连斯大林也无法怀疑这一点。赫鲁晓夫正是用掩盖某些罪行的方法来掩盖这个政权整体上的罪恶性，也正是出于反对目前苏联统治者——他们都在斯大林治下受过训练并得到提拔——的欺瞒与虚伪，年轻一代的苏联知识分子现在起而进行几乎是公开的反抗活动。他们知道关于“大整肃以及对各民族人员的驱逐和灭绝”等等必须知道的真相。再说，赫鲁晓夫在解释罪行时勉强承认斯大林病态的多疑性格，却掩盖了极权主义恐怖的最典型方面，即，极权统治者要等到一切有组织的反对派都被扑灭、他不再需要害怕时才放手。苏联发生的事情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开始他的大规模整肃运动的时间不是1928年，当时他相信“我们内部有敌人”，事实上他确定有理由感到害怕——他知道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将他比作成吉思汗，布哈林相信斯大林的政策“会使国家陷入饥馑、毁灭和警察统治”，而事实的确如此——整肃运动开始于1934年，当时原先的反对派全都“承认了他们的错误”，而斯大林自己在第十七次党代会(据他自称是“胜利者的大会”)上宣布说：“在这次大会上……看来无需再证明什么，无需同谁作斗争。”对于苏联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来说，苏共二十大的轰动性质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重要性都是无疑的：但其重要性是政治方面的，后斯大林时期来自官方的少量消息揭示了先前发生的事情，但这并没有说明真相。就我们所知的斯大林时代情况而言，我在前面提及的费恩索德所发表的斯摩棱斯克档案至今依然是重要的出版物，在尚无其它内容广泛的数据出版以前，可惜这第一批随意编选的资料之后，没有更多资料出版。根据费恩索德的书来判断，我们可以从二十年代中期斯大林的夺取权力活动学到的还很多：我们现在明白了共党的地位多么不稳定，不仅因为一种公开反对的情绪在全国弥漫，而且因为腐败与酗酒之风气：而公开的反犹主义又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争取自由的要求：从1928年开始的集体化和反富农(dekulakization)事实上破坏了国家经济计划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及本来已开始出现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妥协；整个农民阶级团结起来激烈地抵制国家政策，他们认定“与其加入集体农庄，还不如不要出生”，并且拒绝被划分成富农、中农和贫农以反对斗争富农——“有人比富农还坏，只计划着如何盘剥人”；而在城市里，情况也不见得好多少，工人们拒绝和党控制的工会合作，并且称管理人员为“养尊处优的恶鬼”、“伪善的斜眼者”等等。费恩索德正确地指出，这些文件不仅清楚地显示了“群众的普遍不满”，而且缺乏任何“充分组织的反对派”来反对整个体制。但是他未能看到一点，这据我看来同样有依据可证明的是，对于斯大林掌权并将一党专政转化为全面统治，当时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即奉行由列宁发起的新经济政策。再者，斯大林的措施，加上他在1928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他在党内几乎完全取得了控制权，这证明了从阶级转变为群众以及随之清除一切小团体，这些都是极权统治的必要条件。从1929年开始，斯大林对苏联的统治无可争议，斯摩棱斯克档案能够证实我们先前从较不十分可靠的资料中获知的一切，尤其是其中的一些缺漏，例如在统计资料方面。这缺漏只证明了斯大林政府一贯的无情统治，全部事实都说明苏联官方材料的虚假：农作物的收成、犯罪率，与后来的阴谋作伪明显不同的所谓“反革命活动”的事实真相——都不能当作事实来看待。这一类的全部数据资料并非由莫斯科向全国各地广泛搜集，而是首先通过《真理报》(Pravda)和《消息报》(Izvestia)公布发表让地方知道，或者通过莫斯科的其它官方机构，使苏联境内每一个地区接到官方虚构的统计数字，就像摊派给它们五年计划的虚构指标一样，这的确完全符合极权主义蔑视事实和现实的本质。我想简单列举几个更能吸引入的要点，对这些内容，以前只能作假设，现在可以文件为证。我们一向只是怀疑，但是现在知道，这个政府绝不是“独一的”(monolithic)，而是“依层迭的、复制的、平行的功能，有意识地构筑而成”，这种奇特的杂乱结构赖以凝聚的是我们从纳粹德国发现的同一“领袖原则”(Fǔhrer principle)，即所谓的“个人崇拜”(personality calt)。这个政府的具体执行部门不是党，而是警察，它的“行动并不通过党的渠道来规定”；被政府成百万地消灭的无辜者，用布尔什维克的语言来说是“客观上的敌人”，完全知道他们是“无罪的罪人”；正是这种新的敌人——他们不同于较早的真正敌人，例如谋杀政府官员者、纵火犯、匪徒等等一一作出了和我们熟知的纳粹恐怖下受害者行为类型完全相似的“绝对被动”的反应。毫无疑问，在大整肃期间这股“互相谴责的洪流”对极权统治者强化权力十分有利，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福利更是灾难，但是我们现在才知道斯大林如何推动了这一“可怕的连环谴责运动”，他在1936年7月29日正式宣布：“在目前条件下，一个布尔什维克最重要的特质应该是，有能力识别出党的敌人，不管他伪装得多么巧妙。”正如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事实上意味着发出“你们必须杀人”的命令，要纳粹的菁英们服从一样，斯大林的声言可以说是：”你们必须作伪证，”以此作为布尔什维克全体成员的行为准则。人们仍然可能怀疑目前理论中的大量真实性。这些理论认为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的恐怖是实行工业化和发展经济必需的“代价甚高的苦难”，但所有的怀疑在初看真实事态和某一具体领域的事件进程时，这些都被搁置一边了。恐怖并未导出这一类结论。文献准确记录的反富农运动、农业集体化和大整肃的后果不是进步或迅速工业化，而是饥馑和食物生产的混乱条件，以及人口减少。这些后果构成一种长期危机，不利于发展农业，妨碍了人口增长，导致西伯利亚后方国土开发与殖民的失败。再者，正如斯摩棱斯克档案详细披露的，斯大林的统治方法摧毁了十月革命以后国家发展所需的任何一种能力和技术。这一切都确实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极大代价”，不仅造成苦难。而且也给一部分往往并非只是“政治文盲”的人造成了进入党和政府官僚机构的职业机会。事实上，极权主义统治付出的代价是如此之高，以致于德国和苏联都迄今尚未偿清。三我在上文提到斯大林死后的非极权主义化过程。在1958年，我还不能肯定“解冻”是只是暂时宽松的局面，是否一种由于接班人危机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极权主义控制那样松懈的情况。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无法知道这种过程是否命定不可逆转的，但是可以肯定，它绝不是临时措施和权宜之计。因为无论人们如何看待1953年以后苏联令人迷惑的曲折的政策路线，庞大的警察帝国消失了，大多数集中营撤销了，不再有针对“客观的敌人”的整肃运动，新的“集体领导”成员之间的冲突现在消解于降级和逐出莫斯科，而不是实施公开审判、告白或谋杀，这些都是不可否定的事实。无疑地，斯大林死后的岁月里新统治者使用的方法仍然紧追随列宁死后由斯大林制定的方式：又一次出现了被认为“集体领导导”(斯大林于1925年创造了这一概念)的三头马车式执政。经过四年时间的密谋和角逐权力，再现了斯大林的1929年政变。即赫鲁晓夫于1957年掌权。从手法上来看，赫鲁晓夫的政变和他那已死的并受他谴责的主子十分相像。他在争夺党内继承权时也需要外力支持。因此他利用了朱可夫(Georgi Zhukov)元帅和军方力量，这一点恰似三十年前斯大林在继位斗争中利用了他同秘密警察的关系一样。正如在斯大林的例子中一样，政变以后。最高权力仍在党内，而不在警察部门，所以在赫鲁晓夫政变中，“到了1957年底，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力地位”：正如斯大林从不犹豫整肃他属下的警察部门的干部，消灭他们的首脑一样，赫鲁晓夫也随即在党内采取行动，将朱可夫驱逐出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和党中央委员会，而朱可夫是在政变之后以及凭他在军队中的最高指挥权而被选人这两个机构的。可以肯定，当赫鲁晓夫向朱可夫请求支持时，军队地位上升。超过了作家，在苏联已成为既定事实。这是打破警察帝国之后自然产生的结果之一，警察部门曾统治苏联的大多数工业、矿业、地产业，改由管理者集团继承，后者突然发现他们解决最严重的经济竞争对手。军队地位的自然上升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它现在独霸暴力机器，用以解决党内冲突。赫鲁晓夫的精明在于他比他的同僚们早一步洞察并掌握这些结果。但是无论他的动机如何，在权力游戏中。重点从警察转移到军队的结果影响重大。确实，许多暴政的特点标志是秘密警察地位上升压倒军队机构。这并非极权主义的独有现象：然而在极权主义政府的情况下。警察的优势不仅符合镇压国内群众的需要，而且也符合统治全世界的意识形态主张。很明显，凡是将整个世界视为它们的未来领土者，都会加强对内的暴力机构，都会不用军队、而用警察来作为对被征服地的统治手段。因此，纳粹使用了党卫军（SS)(它其实是一支警察力量)来统治甚至去征服外国领土，它的最终目的是使军队与警察融合，置于党卫军的管辖之下。另外，这种变化的意义在于权力制衡，这已表现在用武力镇压匈牙利革命时。革命遭到血腥镇压，本身是一种可怕的严重后果，镇压不是由武装警察、而是由正规军队来完成，其结果完全不是典型的斯大林式的解决方式。虽然军事行动之后是处死一批领导人，将几千人投入监狱，但是并未将人民全面驱逐出境：事实上也并无企图要减少这个国家的人口。而且，既然这是一场军事行动，不是一次警察行动，那么苏联可以向战败国输送足够的援助，以防普遍饥饿，并且防止随后可能出现的经济完全崩溃。斯大林倘若遇到同样情况，他肯定也只是这样做。当然，从术语的严格定义上说，不能再称苏联为极权主义国家，最明显的迹象是过去十年中各种艺术令人惊讶地得到迅速的和丰富的恢复。可以肯定，要替斯大林恢复名誉，并且钳制学生、作家、艺术家中间一波又一波地产生对言论和思想自由的要求，这两点如果不以全面重建恐怖秩序和警察统治，就不会成功，或者说不可能成功。苏联人民无疑被剥夺了一切形式的政治自由，不光是结社的自由，而且是思想、观点和公开表达的自由。看来似乎什么都没变，但在事实上一切都变了。斯大林去世之时，没有作家和艺术家：如今有一种文学是以手稿流传，画家在画室里实验各种现代化绘画，即使不公开展出，也已名声在外。此言并非要缩小暴政检查制度与艺术自由之间的差异，只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即地下文学和无文学之间的差异是一与零相比的差异。还有，反对派知识分子会受到审讯(尽管不是公开的)，他们可以在法庭上陈述意见，并且取得外界支持，无需彻底坦白以求恕罪，这一事实显示出，我们在此讨论的已不再是极权统治。1966年2月，作家西尼耶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和达尼埃尔((Yuli M．Danie1)受审判，原由是在国外出版了在苏联境内不能发表的作品，他们分别被判处七年和五年苦役，根据立宪政府的法律标准，这当然属于肆无忌惮的行为：但是他们的法庭陈述却传遍了全世界，不会被人遗忘。他们并未在极权主义统治者为反对派设置的洞里湮灭消失。赫鲁晓夫本人试图扭转非极权主义化进程的最具野心的尝试归于彻底失败，这件事鲜为人知，但是更有说服力，他在1957年倡导一种新的“反对社会寄生虫的法律”，这可能引起政府重新实施大规模流放政策，重建大规模的苦役集中营，以及对于全面统治最重要的一着——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性谴责运动：因为“寄生虫”会是由人民自己在群众大会上选出的。但是，这条“法律”遭到苏联司法界的抵制，并在它递交通过之前便遭弃置。换言之，苏联人民从极权主义统治的噩梦中走出而进入一党专政多方面的苦难、危险和非正义：而这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根本不能保证一个遵从宪法的政府，“即使在承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苏联的一切权力最终也是非法的，”因此这个国家能在一天之间，不发生重大反抗的情况下，再度成为极权主义国家，同样地，这个在一切新的政府形式中最可怕的政府一一我将要分析它的历史渊源因素一一在斯大林死后的苏联不折不扣地走向它的终结，正如极权主义在希特勒死后的德国寿终正寝一样。本书论述极权主义的起源及其种种因素，而它在德国和苏联产生的后果，只是在有助于我们思考先前发生的情形时才会讨论到。所以，与本书范围有关的只是战后斯大林统治的时代，而不是他死后的时代。在那八年间，自从1945年到l953年，和自从三十年代以来的一贯情形，并无冲突，亦未增加新的因素。胜利以后发生的一切事件，在战争期间的暂时宽松之后，苏联以及引进极权主义统治的卫星国。为了重新确定全面统治而采取的措施，都符合我们已知的游戏规则。各卫星国的布尔什维克化都从统一阵线的策略和假议会制度开始，迅速发展成公开建立一党专政，他们消灭了原先被容忍的其它政党领袖与党员，然后发展到最后阶段，被莫斯科有理或无理地怀疑的当地共产党领袖也遭到粗暴诬陷，在党内最腐败、最无耻的统治之下被迫受到公审、酷刑和处决。这些无耻之徒原先并非共产党人，而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莫斯科似乎急于重现从十月革命到极权主义专政的一切阶段。难以言述的恐怖故事一再重演，在一个卫星国里发生的事情几乎同时也在从波罗的海直到亚得里亚海的所有其它卫星国里发生。在卫星国以外的地区则不同。波罗的海国家直接同苏联联合，它们的情况比其它卫星国还糟：五十多万人被从三个小国家里驱逐出境，而“大批俄国居民涌入”开始威胁到当地居民，使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变成了少数民族。另一方面，自从柏林围墙突兀出现之后，东德才慢慢地并入卫星国群，在这之前，它一直只被当作被占领地，只有一个傀儡政府。在这本书里。苏联的情势发展(尤其是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神秘地死去和发生“列宁格勒事件”的1948年以后)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这是自从大整肃以来斯大林第一次大批处死高级和最高级官员，我们知道这是精心策划的又一次全国性整肃的开端。这次整肃以“医生的阴谋”为触媒，但不牵涉到斯大林的死亡。一批医生(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被指控为“阴谋消灭苏联的一些主要领导人”。1948年至1953年1月(既“医生的阴谋”被“发现”时)之间苏联所发生的一切，都带有引人注目的预兆迹象，与三十年代大整肃的准备阶段十分相似：日丹诺夫之死与列宁格勒整肃，吻合1934年基洛夫(Sergei Kirov)同样神秘的死亡，以及随即发生一种有预谋地整肃“留在党内的一切前反对派”运动。再者，对医生们的荒唐指控，说他们将会谋害身居全国主要领导职位的人，这必然会使一些人内心充满恐惧的预感，这些人深知斯大林指控一名假想之敌的方法，他所指控别人的正是自己打算犯的罪行。(最著名的例子是他指控图哈恰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i]和德国密谋勾结，而斯大林自己此刻正谋划与纳粹结盟。)很明显，在1952年，斯大林的身旁的同志比三十年代时聪明多了，他们悟出了他的话的真正含义，而关于阴谋的指控肯定在政府的所有高官中间引起了普遍恐慌。这一恐慌也许最能说明斯大林的死因、围绕着斯大林之死的神秘情景、以及出现继承危机的最初几个月里党内的阴谋和勾心斗角。尽管我们对内幕所知甚少，但足以证明我原先的看法。即例如大整肃这种“破坏性操作”不是孤立事件，它并非这个政权在非常情况下的过火行为，而是一种恐怖制度，它会定期发生一一当然，除非这种政权本身的性质改变。斯大林在晚年策画的这后一次整肃中最富于戏剧性的新成份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转变，即提出了犹太人世界阴谋的问题。多年来，这一变化的基础早已埋伏在各卫星国的一系列审判事件中一一匈牙利的拉吉克审判案(Rajk trial)，罗马尼亚的安娜.鲍克事件(Ana Pauker affair)，捷克斯洛伐克1952年的斯朗斯基审判案(Slansky tria1)。在这些有预谋的审判案中，挑选来做牺牲品的党内高级官员都由于“犹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而被指控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罪：这一指控渐渐地变成了和臭名昭彰的非犹太复国主义机构有牵连(尤指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目的在于指控一切犹太人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一切犹太复国主义团体都是“美帝国主义走狗”。说犹太复国主义是种"罪行"。这当然朝毫无新意，但是随着整肃运动的进展，开始集中到了苏联犹太人身上，发生了另一种重大变化：犹太人现在被指控的罪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而是“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从这种标语中衍生的指控类型比以往更接近于纳粹关于锡安长老们的犹太世界密谋的说法。它如今令人惊愕地清楚显示出这种纳粹意识形态对于斯大林的深刻影响——这迹象在希特勒与斯大林谛结条约之后就很明显了——可以肯定，部分原因是这在苏联及其所有的卫星国里有明显的宜传价值，反犹情绪到处弥漫，反犹宣传比比皆是，另一部分原因是，这一类虚构的世界阴谋为极权主义寻求世界性统治提供了更合适的意识形态基础，远胜于反对华尔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种公开无耻地采用全世界皆知的最着名的纳粹标记，是斯大林赠给他的已故同伙和极权统治竞争对手的最后恭维，他很遗憾没能和那个人达成永久的协议。斯大林像希特勒一样，在恐怖事业未竟的中途便死去了。当这一切发生时，本书所要叙述的事情，以及它要努力理解的各种事件．至少都暂时有了结尾。汉娜·鄂兰1966年6月第一章 蹂躏常识的反犹主义许多人至今仍以为，纳粹意识形态集中于反犹主义，纳粹政策一贯坚持以迫害并最终消灭犹太人为目标，其实这仅仅出于偶然。只有最后大灾难的恐怖，甚至只有当幸存者无家可归(homelessness)并且失去了根基(uprootedness)，才使“犹太人问题”在我们的每日政府生活中显得重要起来。纳粹所宣称的主要发现——犹太人民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以及他们的主要兴趣——迫害全世界的犹太人——一直被舆论认作赢得群众的借口或有趣的蛊惑手段。忽略纳粹自己所说的话，导致以上认识偏差。在当代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个方面比这一事实更令人愤慨、更带有神秘性质，亦即，本世纪悬而未决的全部重大政治问题中，这个似乎无足轻重的犹太人问题居然有此暧昧的荣耀，能启动整部地狱机器。这种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脱节扰乱了我们的常识，更不用说历史学家关于平衡与和谐的观念了。与反犹主义事件本身相比，一切解释似乎都是仓促的胡编乱造，只是为了掩盖问题，严重威胁着我们的衡态感受与明智愿望。这些仓促的解释之一，是将反犹主义等同于猖狂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以及仇外情绪的爆发。然而，事实上现代反犹主义是在传统的民族主义义衰朽时生长起来的，并且恰恰在欧洲的民族国家制度及其权力失衡被摧毁时达到了顶峰。人们早已注意到，纳粹并非单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民族主义宣传针对“同行者”，而不是他们信任的成员；相反，他们绝不允许后者无视政政治上一贯的超国家观点。纳粹的“民族主义”和近来苏联的民族主义宣传一样，是多方面的，都是用来培植群众的偏见。纳粹一向真正蔑视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地方主义，他们一再重复说，他们的“运动”像布尔什维克布运动一样，是国际范围的，这一运动对他们来说比对任何国家都重要，其它国家的民族主义只局限于一块具体的领土。不光是纳粹。还有五十年的反犹主义历史，都明显证实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一批最初的反犹主义政党也是在国际上最早联合的组织，从一开始起，它们就召集了国际会议，关注国际的——至少是在欧洲范围内的协调行动。类似民族国家纷纷衰落和反犹主义的生长这样的总体趋势，单独用一条理由或一种原因很难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在大多数这一类例子中，历史学家面对一种复杂的历史情景，他简直可以任意孤立——但这意味着迷失方向——出一种因素作为“时代精神”。但是有几条有益的一般规则。其中对于我们目的最有用的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旧政权与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第二卷第一章里论述的伟大发现，既然法国革命爆发时群众对贵族阶级的狂暴仇恨的动机——这种仇恨启发了伯克（Edmund Burke）。他说革命与其说关注国王的体制，不如说关注“绅士的状况”。托克维尔认为，法国人民比以前更仇视即将失去权力的贵族，恰恰因为贵族迅速地丧失真正的权力并不伴随着大量丧失财富的事实。只要贵族还拥有无边的司法权力。他们就不仅被人容忍，而且还受人尊敬，当贵族失去特权，尤其是丧失剥削和压迫的特权时，人们觉得他们是寄生虫，在统治国家方面不起任何作用。换言之，剥削和压迫都不是他们引起怨恨的主要原因；而没有可见的政治作用却拥有财富才是最不可容忍的，因为谁也不理解无功为何受禄。当犹太人同样地丧失了他们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除了财产之外一无所有时，反犹主义就达到了顶峰。希特勒执掌政权时，德国银行早已几乎全是犹太人（judenrein）了（在银行业，犹太人控制了主要的地位已有一百多年），德国的犹太人在经过社会地位和数量上的逐步增长之后迅速衰落；统计学家们预言，它将在几十年之内消失。当然。统计数字并不一定指向真正的历史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对一个统计学家而言，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和灭绝，似乎无情地加速一个过程的进行，一个无论如何会到来的过程。在西欧各国，情况几乎也都一样。法国的德雷富斯事件的突发并非在第二帝国治下——当时法国犹太人正处于繁荣的顶峰，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事发生在第三帝国时期，当时犹太人尽管拥有一切，但是从重要的地位上消失了（虽然并未从政治场景中消失）。奥地利的反犹主义之演成暴力，并非在梅特涅（Clemens Metternich)和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统治时期。而是在战后的奥地利共和国，当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 monarchy)垮台后,其它群体都很明显地并不像犹太人那样失去影响和声望。迫害无权的或失权的群体也许是一幅令人不愉快的景氛，但是这不仅仅产生于人类的卑劣行为。认识到权力应有的作用和广泛用途的理性本能。一方面使人服从和容忍真正的权力，另一方面使人仇视那些无权却有钱的人。即使剥削和压迫都仍能使社会运转，并能建立某种秩序，唯有那种无权但是有钱，或者高高在上而提不出政策的人，才使人感到是寄生的，无用的，反叛的。因为上述情形割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联系。非剥削的财富甚至缺乏那种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联系；高高在上而没有政策甚至也不意味着剥削者对被剥削者最小的关心。西欧与中欧犹太人总体的衰落只构成了一种氛围，发生后来的各种事件。衰落本身很少能解释这些事件，正如贵族权力的丧失不能解释法国大革命。意识到这类通则，有一点很重要，即可以驳斥那些常识的说法，它使我们误信暴力仇恨或突发的反抗必定产生于巨大的权力和巨大的虐待，而随后来产生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只是对他们的重要性和权力的反动。由于问题只诉诸境遇较好的人，所以有另一个更严重的常识性谬误：因为犹太人是一个毫无权力的群体，它遇上了时代中普遍和难以解决的冲突。背负罪责，最后被当作一切罪恶背后的黑手。在许多自由派分子的心目中，对这种说法的最出色描述——也是最出色的反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传的一个笑话：一个反犹主义者声称，是犹太人引起了战争；有人回答说，是的，犹太人和骑自行车者引起战争。有人问：为什么是骑自行车者?另一个人反问：为什么是犹太人?关于犹太人总是代罪羔羊(scapegoat)的说法，意味着其它任何人也都可能成为代罪羔羊。这种看法坚持认为受害者是完全无辜的，说他无辜，暗指他不仅未曾作恶，而且根本未曾做过与面临的问题有关联的任何事悄。事实上，纯粹独断形式的代罪羔羊一说从未见诸文字。但是，每当坚持此说者苦心孤诣地试图解释为何代罪羔羊的形象如此适恰，他们总会指出，他们已抛弃此等说法，转向通常的历史研究——在这种研究中，所发现的只是历史由许多群体创造，而出于某种原因才单列出某一个群体。所谓代罪羔羊，必然不会再是那种无辜受害者，整个世界都将其一切罪愆归咎于他并通过他而意欲逃避惩罚：它变成群体中的一个群体，而所有的群体都和这个世界的事务有关。不只仅因为它成为世界之不义和残酷的牺牲者，就不再要共同负责。直到最近。代罪羔羊论的内在破绽足以证明它是一种逃避主义(escapism)的说法是应该被抛弃的。但是恐怖(terror)作为政府的主要武器的趋向上升，又使它比以往更能令人置信。现代专制政体同过去一切暴政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恐怖不再用作一种手段来压迫和威胁对手，而是作为一种工具。用以统治十分恭顺的民众。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恐怖是事先没有任何挑动便实施打击，它的受害者即使从压迫者的眼中似乎也是无辜的。这就是在纳粹德国发生的情况。全部恐怖都对准了犹太人，即针对和他们的具体行为无关的的共同性格。苏俄的情况更混乱，但不幸事实却很明显。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制度不像纳粹，它在理论上从不承认可以对无辜的人民实施恐怖，尽管根据某些实践来看，这种说法好象很虚伪，但是这毕竟有区别。另一方面，俄国的实践在某种范围内比德国更“先进”：任意实施的恐怖甚至不局限于种族差异，当一些旧阶级类别早已被遗弃之后，遂使俄国的任何人都可能突然变成警察恐怖下的受害者。我们在此不讨论恐怖统治的最终结果——任何人，甚至是恐怖的实施者，也难逃恐惧之心；本书只讨论选择受害者时的任意性，在这一点上，关键在于他们在客观上是无辜的，无论有没有做，他们都可能被选中当作受害者。初看起来，这一点好象是对旧有的代罪羔羊的说法迟来的证实，而且事实上现代恐怖的受害者确实显示出代罪羔羊的一切特征：他在客观比绝对是无辜的，因为无论他有无行为，都与他的命运无关。因此，这就诱使我们回到一种自动解除受害者责任的解释：这足以说明一种现象，即正是被恐怖机器抓攫的个人完全无辜，以及他们绝对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才有力地打动了我们的心绪。然而，恐怖只是在它的最后一刻才发展成纯粹的政府形式。为了建立一个极权政权，恐怖必定表现为执行某种具体意识形态的一种工具；而这种意识形态必须赢得许多人的坚持，那怕这批人只占少数，才能使恐怖得到固定。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犹太人在成为现代恐怖的主要受害者之前，就已是纳粹意识形态的中心。而一种必须说服和动员民众的意识形态无法任意选择受害者。换言之，如果一种公然的伪说，例如“锡安长老们的草案”，被许多人信以为真，它可以变成一场政治运动的内容，那么历史学家的任务就不再是揭露那种伪说。当然，这并非要制造一些解释，用以抹煞事件中的主要政治和历史事实；伪说为人们所相信。这个事实比(从历史角度来看是次要的)它是一种伪说的情形更重要。因此，代罪羔羊的说法仍是主要的企图之一，旨在回避反犹主义的严重性，以及犹太人被驱赶到事件的风暴中心这一事实的意义。同样流传甚广的还有关于“永恒的反犹主义”(eternal antisemitism)的对立信条，据此，仇视犹太人只不过是对历史仅赋予或多或少之机会的正常的、自然的反应。突发事件无需特别解释，因为它们是一个永恒问题的自然结果。这一信条之为专业的反犹分子所信奉是当然的；它为一切恐怖提供了最好的不在场证明。假如人类不停地屠杀犹太人已有两干多年历史是事实的话，那么屠杀犹太人就成了一种正常的、甚至是符合人性的职业，仇视犹太人也就无需争执地被合理化了。这种解释还有一个更令人吃惊的方面，即永恒的反犹主义，许多并无偏见的历史学家，甚至更多的犹太人都接受了此说。这一奇特的巧合使理论变得危险与混乱。在两种情况下，它具有一致的逃避主义的基础；正如反犹主义者明显希望逃避他们行为的责任一样，受攻击而处于防守地位的犹太人更可理解地不希望在任何情况下讨论他们那一部分的责任。然而，在犹太人，更多地是基督徒，其正式辩解的逃避倾向都基于更重要的、较不理性的各种动机的基础之上。现代反犹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伴随着和交织着犹太人的同化(Jewish assimilation)问题，以及犹太教旧有宗教价值与精神价值的世俗化和消失。实际发生的情形是，大部分犹太人同时受到来自外部物质消灭和来自内部精神解体的威胁。在此情形下，关注自己生存的犹太人会以一种奇怪的、绝望的错误解释，附会一种安慰式的观念，认为反犹主义毕竟可能成为一种使犹太人保持结合的手段，因此，永恒的反犹主义的假设更能暗含对犹太人生存的永恒保证。这种迷信是在世俗化地拙劣摹仿内在于犹太人是上帝选民的信念和救世主愿望的永恒观念，而事实又强化了这种迷信，即许多个世纪以来，犹太人经历了基督教的敌视，这确实是使犹太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能维持的有力因子。犹太人将现代反基督教的反犹主义误解为旧日宗教上的仇视犹太人——而由于他们被同化，更使这一切在无知状态下同基督教在宗教和文化方面擦肩而过。面对基督教衰弱的明显着征兆，他们因此会天真无知地想象，这是一种中世纪(所谓“黑暗时代”)的复兴。无论他们对以往历史的无知还是误解，都部分地造成了他们对眼前事实上前所未有的危险作出致命的低估。但是同样必须记住，缺乏政治能力和判断是由犹太历史本身的性质引起的，一个未曾有过政府，未曾有过国家，也未曾有过一种正式语言之民族的历史。犹太历史提供了一个民族的独特的景观：独特，因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开始于十分明确的历史观念，并且有意识地决定要在尘世达到一项目标明确的计划，后来却在并未放弃这种观念的情况下，两千年来避开了一切政治行动。结果使犹太民族的政治历史比其它民族更加依赖于无法预见的偶然因素，因此犹太人踌躇于不同的角色之间，对任何事情都不负责任。从最终使犹太人濒临种族灭绝的边缘的灾难来看，关于永恒的反犹主义的话题比以住更具危险性。今天，它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要更轻易地赦免仇视犹太人的罪恶。反犹主义远非那种使犹太民族获得生存的神秘保证，而是清楚地揭示成为种族灭绝的威胁。然而这种反犹主义的解释就像代罪羔羊论一样，并基于类似的原因，并未遭到现实的驳斥。毕竟它以不同的论点、并且同样顽固地强调了那种完全的、非人道的无辜，惊人地指出现代恐怖的受害者的特征，因此好象得到了事件的证实。它甚至比代罪羔羊论更有利，它或多或少地回答了那个令人不愉快的问题：在所有的人中间，为什么独独是犹太人遭到灭顶之灾?——仅此问题的回答便是：永恒的敌视。非常明显，唯一两种尝试解释反犹主义运动的政治意义的说法，否定犹太人的一切责任，并且拒绝以特定的历史出发来讨论问题。根据这种对人类行为意义的根本否定，这些说法很像那种用任意的恐怖手段取消了人类活动的可能性的现代政府形式及实践。犹太人在种族灭绝的集中营里惨遭杀害，这多少符合这些对犹太人为何遭仇视的解释：无论他们做或未做什么事，无论他们是恶还是善，情况都将如此。再者，刽子手们只听从命令，并且为他们冷酷无情的效率感到骄傲，也完全像是“无辜”的工具，由永恒的反犹主义信条支配他们去执行非人道的，非个人化的事件过程。这一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共同点本身并不显示历史真理，尽管它们显示了这种观点的“时代”性质，解释了它们为何在大众似乎如此合理。历史学家的关心只是出于它们本身是其历史的一部分，并出现在其追寻史实过程中。他和同时代人一样受到这些共同点的说服力的影响。对研究现代史的历史学家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小心处理那些宣称解释总体历史潮流普遍被接受的观点，因为上一个世纪产生了大量的意识形态，似乎都是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但无非都在竭力逃避史学家的责任。古代的柏拉图在同诡辩学派(Sophist)的论争中发现，他们的“普遍手法是用论辩来迷惑思维”(《斐德若篇》（Phaedrus）261)，与真理无关，但是旨在产生一些本性上不断变化的观点，而它们只有“在一致时，并且在维持一致时”才有效。(《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172)。他还发现在世间真理的不确定性，因为“信念来自意见(opinion)，而非来自真理”(《斐德若篇》260)。古代与现代的诡辩论者之间的最主要区别是，古代人满足于牺牲真理而取得辩论的短暂胜利，而现代人则以牺牲现实去换取长久的胜利。换言之，一个摧毁人类思想的尊严，而另一个则摧毁人类行动的尊严。旧时的哲学家关心如何控制逻辑。现时的历史学家关心的是控制事实。由于历史本身被摧毁了，它的可理解性——其基础是由人设定、因而被人理解——也处于危险之中，事实不再构成过往和当今世界的组成部分，并被误用来证明这种或那种意见。可以肯定，如果抛弃意见，传统也不再毫无疑问地被接受，那么，无法言喻的事实迷宫将很少能有导游者。然而，我们的时代充满了大动荡，它们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人类历史结构。这种历史撰写中的困惑无关大局。它们的直接结果是揭示我们至今尚未察觉的历史组成部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场危机(它也许是西方历史上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最深刻的危机)中被摧毁的只是表面，尽管许多事物被揭示出来只是表面，而仅在几十年前还被我们认为是不可摧毁的本质。同时发生的欧洲民族国家的衰落和反犹主义运动的发展，以民族形式组成国家的欧洲之崩溃和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之间的巧合，而其前置作业是反犹主义在和一切与之竞争的主义争夺公众舆论主导权的斗争中大获全胜，这被看作反犹主义根源的严重微兆。应该在民族国家发展的较普遍的框架中来观察现代反犹主义，同时应该从犹太历史的某些方面，尤其是上几个世纪里犹太人所起的作用方面去寻找它的根源。在解体的最后阶段，如果反犹主义口号被证明是激励和组织大量民众以实现帝国主义扩张、摧毁旧的政府形式的最有效手段，那么先前历史上犹太人与国家的关系必然包含着某些社会群体和犹太人之间日益增长的仇恨的基本线索。我将在下一章里说明这种发展的状况。更进一步说，如果现代社会的暴民——即各个阶级中失去地位者(déclassés)——逐步增多，而产生出领袖，他们并末被犹太人是否重要到应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焦点上来考虑的问题所困扰，而是反复在犹太人身上看到“历史的关键”和一切罪恶的中心原因，那么犹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先前历史必然包含暴民同犹太人之间关系的基本迹象。我将在第三章里论述犹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第四章评述德雷富斯事件，这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演出之前的彩排。由于它提供了一种奇特的观察机会，在一个短暂的历史时刻，使我们看到本来隐匿的反犹主义潜在力量在十九世纪的政治范围以及它那相对平衡的精神状态中，成为一种主要的政治武器，所以第四章详细地评述这个案件。当然，下面三章只分析先期因素，它们直到民族国家沦衰、帝国主义发展到登上政治舞台时，才完全表现出来。第二章 犹太入、民族国家与反犹主义的产生（一） 暧昧的解放和犹太国家银行家民族国家在十九世纪发展到顶峰期时，允诺它的犹太居民享有平等权利。更深刻、更古老、更致命的矛盾隐藏在抽象的，明显的矛盾背后，犹太人从政府那里接受公民地位，这些政府在世纪演变过程中使民族性（nationality)成为公民的先决条件，使全体居民的同构型成为政体的显着特点。跟随着l792年法国敕令，迟疑地开始了一系列解放敕令，并伴随着民族国家对待犹太居民的瞹昧态度。封建秩序的崩溃使新的、革命性的平等观念得以兴起。这种平等使“民族中的民族”不再被容忍。对犹太人的限制和享有的特权必须和其它具体权利和自由一起被废止。但是，这种平等的发展大多取决于一种独立的国家机器的发展，它或者是启蒙的专制政治，或者是一切阶级和政党之上的立宪政府，在出色的独立状态下发挥功能，实行统治，并且代表民族的整体利益。所以，从十七世纪后期起，在国家威望和经济与商业利益的新扩张两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需要，而欧洲居民中没有一个群体打算增加国家的威望或积极参与国家商业的发展。因此很自然地。犹太人由于世世代代充作放债人的经验，以及他们同欧洲贵族阶级的联系——时常寻求贵族阶级的地方庇护。并为贵族阶级处理金融事务——而会应邀帮助发展商业：很明显，正是出于新的国家商业的利益需要，才允许犹太人享有某些特权。并将他们当作另一个群体对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国家都无法将他们看作与其余人民是完全同化的，这些人拒绝信任国家，不愿意进入国有商业，而是循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日常商业活动。因此，十九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制度所允准的犹太人的解放具有双重来源，也具有一种无时不在的瞹昧含义。一方面，由于新政体的政治与法律结构只有在政治与法律平等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起见，不得不尽可能迅速、彻底地消除旧秩序下的不平等状态。另一方面，由于犹太人具体特权逐渐扩展的明显结果——这些特权最初只允准给个人，后来通过他们而允准给富裕的犹太人小团体；只有当这种有限团体已无法再靠本身去处理国有商业不断增长的需要时，特权最终才扩展到全体西欧和中欧的犹太入。于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国家里，解放意味着平等和特权，意味着摧毁旧的犹太群体自治和有意识地使犹太人保留为社会中的一个隔离群体，意味着取消特别限制和特别权利并将这类权利扩展到一个正在成长的、由个人组成的群体。新政体的前提曾经是各族人民享受平等条件，而这种平等真正实行时，至少是做到剥夺旧统治阶级的统治特权、并剥夺旧压迫阶级的受保护特权，与此过程同时：阶级社会(class society)产生，它像旧政体一样有效地从经济上、社会上分离各民族。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党人理解的平等条件只有在美国才成为现实，而在欧洲大陆，它即被纯粹形式上的法律之前的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所取代。一个以法律之前的平等为基础的政体，和一个以阶级制度的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之间的基本矛盾，阻碍了共和政体的功能的发展，也阻碍了新的政治层级的诞生。作为社会条件难以平等的事实，欧洲大陆的阶级成员资格是落实于个人的，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几乎都以出身为准，这种社会条件无法超越的不平等，却仍能和政治平等共同存在。只有像德国这样政治落后的国家才保留了一些封建残余。贵族阶级的成员从总体上正在将自身转变为一个阶级，他们拥有特权政治地位，因此可以作为一个群体和国家之间保留某种特殊的关系。但是这些也都是残余。发展完备的阶级制度意味着，一概使个人地位由他在自己阶级内的成员属性与他和另一人的关系来界定，而不是根据他在国家中或在国家机器中的地位来确定。这条通则的唯一例外是犹太人。他们自己并不构成一个阶级，他们于所在的国家内也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作为一个团体，他们不是工人，不是中产阶级，不是地主，也不是农民。他们的财产似乎使他们构成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并不与中产阶级共担资本主义发展之责任；他们很少代表工业企业，在他们处于欧洲历史的最后几个阶段时，如果他们大批地成为雇主的话，那么他们只雇用白领职员，而不雇用工人。换言之，尽管他们的地位由于他们是犹太人而确定，也不是透过他们和另一个阶级的关系而定。他们受国家的特殊保护(无论以公开特权的旧形式，还是其它团体不需要的，针对社会敌视而时时必须加强的特别解放敕命)以及他们为政府所作的特殊服务，妨碍他们加入阶级制度和自身建立成为阶级。因此，当他们被接纳进入社会时，他们成为一个界限明确的贵族阶级或资产阶级，在一个阶级中自我保存的团体。毫无疑问，民族国家有意将犹太人当作一个特殊团体保持下来，并且防止他们与阶级社会同化，同样地，犹太人也有意通过自我保持而达到族群生存。假如没有这种巧合，政府的企图很可能会落空：国家需要一切公民平等，社会需要每一个个人进入阶级以达到合作，这是强有力的倾向。这两者都明显地包含着要犹太人完全同化，但只有通过政府的干涉和自愿的合作两者结合才能奏效。官方的犹太民族政策毕竟不总是一贯的，不像我们在只考虑最后结果时那样认为它是不变的。犹太人一贯忽视他们从事正常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机会，的确令人惊讶。然而没有政府的兴趣和实践，犹太人几乎不可能保持他们的团体认同。和其它群体相比，犹太人本身和他们的地位是由政体(body politics)确定的。但是既然这一政体并无另外的社会实在，那么从社会角度来看，他们是悬空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平等现象与阶级制度下的不平等截然不同；这仍然主要是他们同国家的关系的结果，因此在社会上，身为犹太人，既意味着他在政府的特别保护之下有过多的特权，也意味着缺少某些权利和机会——防止他们同化而不让他们获得——而变成丧失特权者。欧洲民族国家和欧洲犹太民族同时兴衰的架构轮廓在下列各阶段中可略见端倪：㈠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民族国家在绝对君主制的监护下发展缓慢。个别的犹大人在各处从极其卑微的地位上升，进入有时荣耀的、但经常是具有影响力的宫廷犹太人地位，他们从财力上支持国家事务，替他们的君主管理金融业务。这一发展情况影响了仍在封建秩序下生活的群众。但是对犹太人总体而言影响甚微。㈡法国革命之后，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状况发生突变，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出现了，它们的商业活动需要相当大量的资本和信贷，远远超过了以往宫廷犹大人被要求置放在君王控制下的数目。只有当西欧和中欧犹大人中更富有的阶层将财富集中起来，交给某些著名的犹太银行家用于上述目的，才足以满足政府的新需要。这一时期的允准特权授与了较大的富裕阶级(在此之前只有宫廷犹太人才需要有此种授与)，使他们在十八世纪内成功地占掳了比较重要的城市金融中心。成热的民族国家全都颁布了最终解放敕令，只有几个国家是例外，那里的犹太人人数和当地普遍落后状况使他们无法组成一个独立的团体，因此也无法发挥经济功能，从财政上支持政府。㈢既然政府和犹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基于总体上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冷漠和具体上对国家财政的不关心，这一个时期到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崛起时就结束了，扩张形式的资本主义商业若无国家积极的政治援助和介入，便无法再扩张。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破坏了民族国家的基础，将商业集团的竞争精神引入了欧洲国际礼让的惯例。在这一发展的最初几十年内。犹太人在具有帝国主义头脑的的商人面前失去了他们在国家商业中的专有地位：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失去了重要性，尽管一些个别的犹太人仍然以财政顾问和欧洲国家之间的中间人的身份保持着影响力。然而和十九世纪的国家银行家相比，这些犹太人甚至不很需要犹太社群，他们不像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宫廷犹太人，因此，他们常常完全脱离犹太社群。犹太社群不再是一种经济上的组织，虽然一些身居要职的犹太人在异教世界的眼中仍然是犹太民族总体上的代表，但是在这表相背后几乎没有物质的实在性。㈣西方犹太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十年里就和民族国家一起解体了，战后欧洲的迅速衰落使犹太人发现他们早已被剥夺了先前的权力，分化成了一群富裕的个人。在帝国主义时代，犹太人的财富变得不具意义；对于一个缺乏各国之间的权力平衡感和内在团结的欧洲而言，这种非国家的、内在欧洲的犹太成分，变成了普遁仇恨的对象，因为他们的财富已经无用，他们也成了蔑视的对象，因为他们没有权力。第一个需要正常收入和财政保证的统治形式是君主专制(absolute monarchy)政府，民族国家在此政制下成形。封建君主也需要钱，甚至也需要借贷，但只出于特定目的和当时行动的需要：即使在十六世纪，当富格尔家族(Fuggers)将自己的贷款交给国家掌握时，他们也未想过建立一种专门的国家信贷。专制君主起初提出财政需求时，部分通过战争和掠夺的旧方法，部分通过垄断税收的新方法。这破坏了贵族阶级的权力。捣毁了财富。却无法缓和人们越来越严重的敌对情节。长期以来，专制君主们在社会上寻找一个阶级作为可靠的依赖，一如封建君主们依赖贵族阶级。自从十五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存在着行会和君主之间的不断斗争，君主想将行会并入国家体系。这些实验中最有意思的莫过于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的兴起，以及专制国家尝试绝对垄断全国工商业。所造成的灾难，新兴资产阶级一致抵制而引起的破产，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了。在解放敕令颁布之前，欧洲的每一个君主和每一个王室都已有一名宫廷犹太人替他们掌管金融事务。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这些宫廷犹太人总是一些单个的个人，他们在欧洲国家之间建立联系网，掌握欧洲国家之间的信贷，但是不组成一个国际金融体。当犹太人作为个人以及最初的犹太富人小社团比在十九世纪任何时候都有力量，这些时代的特点是大家能坦率地讨论犹太人的特权地位和权利，而政府当局也小心翼翼地证实他们为国家服务的重要性。他们提供的服务和允准的特权之间的关联无疑是清楚的。享有特权的犹太人接受贵族的称号，这在法国、巴伐利亚、奥地利和普鲁士几乎都是事实，所以从外表上来看，他们不只是富人。罗斯希尔德家族向奥地利政府申请贵族封号的艰难情形(他们于1817年申请成功)表明这一整个时期结束了。十八世纪末期，各个国家里没有一个等级或阶级愿意或能够成为新的统治阶级，表明自己认同政府，就像贵族阶级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那样。君主专制未能在社会上找到一个替身，导致民族国家的充分发展，它宣称高于一切阶级，完全独立于社会及其利益之外，是民族整体的唯一真正代表。这在另一方面导致民族的政体赖以建立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分裂日益加深。如果不是为了上述原因，就不需要——或者说甚至没有可能——在平等条件下将犹太人引进欧洲历史。当国家想和社会上的一个主要阶级结盟的一切尝试全都失败后，它就选择建立自身成为一个庞大的商业财团。这当然只是出于管理国家的目的，但是金融与其它方面的利益，以及花费的巨大代价，使人不得不承认从十八世纪以来国有事业(state business)特殊领域的存在。国有事业独立发展的起因是和当时各种强大的金融力量的冲突，以及和资产阶级的冲突——资产阶级正在从事私人投资，避开国家的介入，拒绝积极地从金融方面参与可能“没有生产力”的企业。因此，犹太人是居民中唯一愿意用财政支助国家开办事业、并将他们的命运系结于它的发展的一部分人。他们因有自己的贷款和国际金融连系，处于有利位置，能帮助民族国家跻身于当时最大的企业和雇主的行列。很大的特权——犹太人生存条件的决定性变化——是要他们完成这些服务的必要代价，同时，也是对他们巨大冒险的报酬。最大的特权是平等。普鲁上的腓特烈钦定“金钱犹太人”(Mǔnzjuden)或奥地利皇帝册封宫廷犹太人，通过“一般特权”和“专有权利”获得的地位，正是半个世纪以后，普鲁士的所有犹太人解放和平等权利之名所得到的地位：在十八世纪末。柏林犹太人达到了财富的顶峰，他们设法防止了东部省份犹太人的涌入，因为他们不愿意和贫穷的同族兄弟们共享平等，不承认他们和自己是平等的：在法国国民会议(French National Assembly)期间，博尔多(Bordeaux)和亚威侬(Avignon)的犹太人极力抗议法国政府赋予东部各省犹太人平等权，很明显，至少犹太人不是以平等权利。而是以特权和具体自由来思考。因此毫不奇怪，享受特权的犹太人和政府的商业有密切联系，并且意识到其地位的性质和条件，他们不愿看到一切犹太人都得到自由这份礼物——这是他们贡献服务的代价，他们自己是如此计算的，所以不应该是一切人都可以享受的权利。直到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又崛起，有产阶级才开始改变他们原先对国有商业无利可图的估计。帝国主义的扩张随着暴力工具的不断完善和国家对暴力机器的绝对控制，使国家具备一种有利可图的商业地位。当然，这就意味着犹太人慢慢地、但是自动地失去了他们排他性的独特地位。但是，犹太人的丰厚财富以及他们从卑微地位上升到具有政治意义的地位，如果在发展中的民族国家仍然局限于商业功能，就会更早地结束。十九世纪中期，一些国家已有足够的信心摆脱对犹太人向政府信贷的财政支持的依赖。再者，国民们渐渐意识到，他们的个人命运越来越紧系于国家命运，这使他们随时准备向政府提供更多的信贷。平等本身的象徽是能获得政府的各种债券，而公债最终被认为是最保险的资本投资形式，因为国家能够发动民族战争，它是事实上能够保护公民财产的唯一机构。从十九世纪中期起．犹太人犹能够保持其显着地位，仅仅是因为他们还有另一种重要的关键角色，这种角色和他们参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土和政府，他们一向只是欧洲国际间的成分((inter-European element)；民族国家必然保留这种国际地位，因为犹太人的金融服务必须依靠它。但是，即使当他们的经济作用耗尽了，犹太人的欧洲国际间地位在民族冲突与战争中对于民族来说仍然十分重要。当民族国家对犹太人的服务的需要程度慢慢地、合乎逻辑地从欧洲历史的总体环境中发展时，犹太人的政治和经济重要性不断上升。这对于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邻居来说都是既突然，又出于意料之外。在中世纪后半期，犹太贷款人失去了先前的一切重要性，在十六世纪初期，犹太人已经被逐出城市和贸易中心，只能在乡村间活动，因此对他们的统一保护从高层当局改变为由地方小贵族提供不甚安全的地位。在十七世纪里出现了转折点，三十年战争期间，正因为犹太人分散在各处，这些地位低下、作用不大的小贷款人可以保证向远方地区军阀的雇佣军队提供必要的军需供应，并可借助小贩们的力量从各省购买粮草。由于这些战争仍然是半封建性质的，或多或少只是和君主的私人事务有关，不牵涉其它阶级的利益，也得不到人民的援助，犹太人从中获得的地位就非常有限，而且几乎看不出来。但是由于此时每一个封建王室都需要一个宫廷犹太人之类的角色，所以宫廷犹太人的人数就增加了。只要这些宫廷犹太人替作为贵族的封建小领土服务，并不有志于代表任何中央权威，他们就只是社会上一个群体的仆人。他们管理的财产、出借的金钱、供应的物资。都只能看作是主人的私有财产。所以这些活动都不会将他们牵连进政治事件中去。无论犹太人被仇恨或受宠幸，他们都不会变成重要的政治问题。但是，当封建领土的作用产生了变化，当他地位上升至君主或国王，他手下的宫廷犹太人作用也随之改变。犹太人作为一疏离分子。对他们所处环境的这种变化不甚感兴趣，总是最后一个意识到自己地位已提高的人。就他们而言，他们继续管理私人商业，他们的忠诚仍然属于私人问题，和一切政治考虑无关。忠诚意味着诚实，它并不意指在冲突中站在哪一边，或为了政治理由保持真实。向军队提供物资，提供食物和衣服，借钱给领主雇用军队，这些都只意味着对商业伙伴的利益兴趣。犹太人和贵族的这种关系是犹太团体和另一个社会阶层保持关系的唯一一种。这种关系在十九世纪初消失以后，再也未被其它关系取代过。它的唯一残余对犹太人而言是对贵族头衔的嗜好(尤其是在奥地利与法国)，对于非犹太人来说，一种自由派反犹主义(1iberal antisemitism)的观点将犹太人与贵族阶级凑在一起，说他们以某种金融联盟的方式反对正在上升的资产阶级。这种说法在普鲁士和法国很流行，只要犹太人还未获得总体上的解放，总显得有某些道理。宫廷犹太人的特权的确很像贵族拥有的权利和自由，事实上，犹太人也很害怕失去特权，因此也会用同样的论点来反对和贵族阶级成员一样，平等。这一似乎有理的说法在十八世纪更为人所接受，当时大多数享有特权的犹太人都获得了小贵族的头衔，在十九世纪初，和犹太社群失去连系的犹太富人便寻求新的社会地位，并开始模仿贵族阶级。但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结果，首先因为贵族很明显已在没落，而相反的，犹太人的地位则不断上升。其次是因为贵族本身(尤其在普鲁士)恰恰变成了第一个产生反犹主义思想的阶级。犹太人在战争中曾经是君王们的军需供应者和仆人，但是他们本身并不想、也没有介入冲突。当这些冲突扩大成为民族之间的战争时，他们仍然保持国际分子的身份，他们的重要性和有用性恰恰基于不束缚于任何民族原因。犹太人不再是银行家和战争军需商(由犹太人金融支持的最后一次战争是1866年的普奥战争，勃莱赫罗埃德（Gerson Bleichroeder)在俾斯麦拒绝普鲁士国会的贷款后出资帮助了他)，他们成了和平条约的金融顾问与助手，并且以一种组织下严密的、无规定的方式成了消息提供人。最后两次不用犹太人帮助而签署的和平条约是维也纳会议和大陆霸权们与法国的条约。勃莱赫罗埃德在1871年德法和平谈判中的作用比他对战争的帮助有意义得多，在七十年代末期，他还提供了更重要的服务，通过他同罗斯希尔德家族的联系，他为俾斯麦提供了一条通向英国首相本杰明．狄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的间接消息渠道。凡尔赛和约是犹太人扮演重要顾问角色的最后一次。沃尔特．拉德诺(Walter Rathenau)是以国际犹太人关系网而在民族舞台上出名的最后一名犹太人，他是魏玛共和国的命舛运蹇的外交大臣。正如他的同侪们在他死后所说的，他贡献出了自己在国际金融界的声望，到处支持在国际舞台上没没无闻的犹太人进入新的共和国担任部长职务，为此付出了一生。反犹主义的政府显然不会在战争与和平事业上起用犹太人。但是在国际舞台上清除犹太人比起反犹主义来更具有普遍的、深刻的意义。正因为犹太人曾被当作非国家成分来使用，他们在战争与和平中显示价值，只要是每一个人在战争中都试图有意识地保持和平的可能性，只要每一个人的目标都是妥协中的和平和权宜之策的重建。一旦“胜利即死亡”成为决定性政策，战争事实上以彻底消灭敌人为目标，犹太人就不可能再产生作用了。这种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驱使着毁灭他们的共同生存，尽管在政治舞台上消失、甚至灭绝一个特殊的群体生活并不必然导致他们实质上的毁灭。但是、不断重复出现一种说法：只要允许犹太人加入纳粹运动，他们就会像德国公民一样轻易地成为纳粹分子，正如他们在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种族立法之前曾经加入意大利法西斯党，这只有一半是真的。只有在牵涉到个别犹太人的心理时，这才会是事实，当然，它和周围环境的心理氛围差别不会太大。但从历史意义上说，这很明白是错的。即使没有反犹主义，纳粹主义对欧洲犹太人的生存也是致命打击；赞同纳粹主义意味着自杀，不必然是针对犹太血统的个人，而是对于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而言。除了第一个矛盾，即平等与特权(或说是以特权的形式、出于特权的目的允准的平等)的矛盾，决定了欧洲犹太民族在前几个世纪里的命运，还有第二个矛盾：犹太人是唯一一个非国家的欧洲民族，欧洲民族国家制度的突然垮台使他们比别的民族受到威胁更大。这一情形初看起来很矛盾。欧洲民族的代表们，无论是从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到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之流的雅各宾党人，还是从梅特涅到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这样的中欧反动政府的代表，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认真地关注欧洲的“权力平衡”。当然，他们试图将这种平衡转为对各自国家的利益，但是他们从未梦想过控制欧洲大陆，或完全消灭他们的邻居。为了在这种变动不定的平衡中取得利益，犹太人被利用，甚至成了欧洲各国共同利益的一种象征。因此，犹太人遭到大灾难，之后是欧洲各民族灾难性的失败，这就不是偶然的了。消灭犹太人这一着很容易使欧洲权力平衡解体，同时也很难使人理解消灭犹太人比异常残酷的民族主义或“旧有偏见”在不恰当的时候复活涉及更多的问题。当灾难发生时，犹太人的命运被看作一种“特例”，它的历史是根据例外的规律，因此，它的命运和一般情况无关。欧洲团结的破产立即反映在全欧洲犹太人团结的破裂。当德国开始屠杀德国犹太人时，其它欧洲国家的犹太人发现，德国犹太人是例外，和他们的命运不一样。同样地，德国犹太群体的崩溃之前，自己就先分裂成了无数小派别，每一个派别都相信并希望它的基本人权会受到特权的保护——应有特权，因为他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士兵，是参战士兵的子女，父亲在战场上作战牺牲的荣耀子女。看来似乎一切犹太血统的个人遭到绝灭都起始于犹太民族的冷酷的毁灭和自我分解，似乎犹太民族的生存都系结于其它民族以及其仇恨。犹大历史还有一个最动人的方面，即犹太人的积极进入欧洲历史的起因是，他们在众多发展的或已存的民族国家的世界中是一种欧洲国际间的、非国家的成份。他们的这种作用比他们作为国家银行家的作用更长久、更重大，这是犹太人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新的现代型创造力的物质原因之一。他们的垮台与一种制度和一种政体的败亡——无论这政体是否有其它方面的缺陷，总需要并且容忍一种纯粹欧洲的成份——相伴随，这并非有失历史公正。我们不应该忘记犹太人在欧洲的一贯辉煌的生存，哪怕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犹太历史无疑有许多不光彩的方面。少数意识到“犹太问题”这一方面的欧洲学者，对犹太人也不会有特殊的同情，只毫无偏见地评估整个欧洲情势。其中有法国十八世纪唯一的哲学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他对犹太人并无敌意，认为犹太人是不同国籍的欧洲人之间有用的联结；还有威廉．冯.洪堡德(Wilhelm von Humboldt)，他通过法国革命而目睹了犹太人的解放，他说当犹太人变为法国人时，就会失去他们的普遍性地位；最后还有弗里德利希．尼采，他出于对俾斯麦的日耳曼帝国的厌恶，而杜撰“好欧洲人”(good European)-词，这使他有可能正确地评估犹太人在欧洲历史上有意义的作用，也使他免于落入廉价的爱犹主义(philosemitism)和自视优越的“进步”态度的陷阱。尽管这种评估在描述表面现象时十分正确，但它忽略了体现犹太人奇特的政治历史中的最严重的吊诡。在欧洲各民族中，犹太民族是唯一一个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而且恰恰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一向很期望、并且适适合于任何国家和政府结盟，无论这些政府和国家可能代表什么。另一方面，犹太人没有政治传统和政治经历，他们很少意识到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张力，对于其新角色所面临的明显的冒险性和权力可能性也很少有所意识。他们提供的少数政治知识和传统实践，首先始于罗马帝国，那时他们受罗马士兵的保护，后来在中世纪，他们寻求并接受遥远的君主和教会当局的保护，以抵御人民和地方统治者的伤害。他们从这些经历中多少得出了结论，即当局，尤其是高层统治当局，对他们是有利的，而低层官吏，尤其是普通人，对他们是危险的。这种偏见虽表达了一种确定的历史事实，但不再符合新的情况，此一偏见深深地植根于大多数犹太人的共同心理中，就像对犹太人的偏见为异教徒普遍接受一样。犹太人和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历史上有大量例子可资说明，犹太银行家的效忠对象如何迅速地从一个政府转变到另一个政府，即使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后亦是如此。1848年，法国的罗斯希尔德家族几乎在不到二十四小时里，就从路易.菲利浦(Louis Philippe)政府转向为新的、短命的法兰西共和国服务，后来又转向拿破仑三世。同样的过程重复发生在第二帝国垮台之后和第三共和国建立之时，尽管转向速度稍微缓慢一些。在德国1918年革命之后，这种突然的轻易转变象征地一方面发生在那些战争堡垒的金融政策上，另一方面表现在沃尔特.拉德诺不断变换的政治野心上。在这一类行为中牵涉的问题多于简单的资产阶级模式所涉及的问题，资产阶级的方式一向假定，只有成功了的才是真正的成功。如果犹太人是普通意义的资产阶级(bourgeois)，那么他们可能正确地估计了其新角色权力可能性，扮演起那种秘密世界力量的虚构角色，能制造或破坏政府，而反犹主义者正是千方百计这样指责他们的。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犹太人对政治权力既无所知，又无兴趣，最多只会出于自卫的微弱目的而施加温和的压力。这种缺乏雄心的表现使犹太银行家和商人们被同化了的下一辈甚感不满。他们有一些人像狄斯累利一样，梦想能有一个他们可以从属的秘密犹太社会，但是这个秘密社会从未存在过，另外一些人像沃尔特．拉德诺一样，他们比较了解情况，也反对发表一些半反犹主义的激烈言论，反对既无权力又无社会地位的富有犹太商人。非犹太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从来就不能理解这种天真行为。另一方面，犹太人的代表们和作家们对这种脱离权力的情形也习以为常，因此他们从不谈论权力。最多只在遇到对他们有荒谬怀疑时才表达一下惊愕。十九世纪的许多政治家在回亿录中，都肯定地说战争不会发生，因为伦敦、巴黎、维也纳的罗斯希尔德不要战争。即使像J．霍布森(J．A．Hobson)这样清醒而可靠的历史学家，在1905年时也只能这样说：“是否有人认真地假设，如果罗斯希尔德家族及其商业网络抵制的话，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够承担一场较大的战争，或签署一笔巨额政府贷款?”这种错误判断非常有趣，它天真地设想每一个人都一样，正如梅特涅真诚地相信“罗斯希尔德家族在法国政府中的作用比在任何外国政府中都重要，”或者他在1848年奥地利革命前不久，信心十足地对维也纳罗斯希尔德家族预言：“假如我失败了，你们会跟着我一起失败。”事实真相是，罗斯希尔德家族没有任何政治概念，就像其它犹太银行家不知要在法国有何作为，更不用说有什么明确的目的，足以暗示发动一场战争了。相反，他们像其它犹太同伴一样，绝不和任何一个具体的政府结盟，而是和许多政府结盟，和权威结盟。如果他们在这时或那时显示出明显地倾向于君主专制政府、反对共和政体，那只是因为他们正确地怀疑共和政体在很大程度上以人民的意志为基础，而对于人民的意志，他们是本能地不信任的。犹大人对国家信任到何种程度，他们对欧洲的实际情况无知到何等地步，这从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岁月中可以看出，当时他们早已对未来感到恐惧，终于在政治上一试身手。他们在几个非犹太人士的帮助下建立了中产阶级政党，名为“国家党”(Staatspartei)，这个名称本身充满了矛盾。他们天真地相信，他们的“党”在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中应该代表他们，应该成为国家本身，但是他们从来不明白政党和国家的全部关系。假如有人认真花费心思来思考这个由受人尊敬的、令人敬畏的绅士组成的党，他只会得出一个结论，不计代价表现出的忠诚只不过是一面表相，背后各种邪恶力量阴谋接管国家。如同犹太人完全忽略了国家与社会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关系一样，他们也不会明白是客观情势迫使他们进入了冲突的中心。所以他们不懂如何评价反犹主义，或者说，分辨不出社会歧视变成政治争端的时刻。一百多年来，反犹主义慢慢地发展到几乎欧洲所有国家的所有社会阶层，直到它最后作为一个问题突然出现，而对此几乎达到了一个统一的观点。这个过程发展的规律很简单：每一个和国家发生冲突的社会阶级都变成反犹主义者，因为看来代表国家的唯一社会团体是犹太人。而唯一证明不受反犹主义宣传影响的阶级是工人，他们投身于阶级斗争，对历史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从不直接和国家发生冲突，只和另一个社会阶级发生冲突，即资产阶级，而犹太人当然不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在其中从来不构成一个有意义的组成部分。十八世纪末在某些国家里对犹太人的政治解放。以及在中欧和西欧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首先导致了他们对国家的态度上一种决定性的转变，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罗斯希尔德家族的堀起为象征。宫廷犹太人最早变成了有实力的国家银行家，当这些犹太人不再满足于通过他们和其它国家的宫廷犹太人的国际关系而服务于某一特定的君王或政府，而决心自身建立国际网络，同心协力地同时服务于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政府时，他们的新政策就成形了。这一史无前例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希尔德家族对犹太人真正解放的危险的一种反应，真正解放以及伴随而来的平等会威胁到犹太民族，会在各个国家里被国家化(nationalized)。而摧毁犹太银行家的地位基础的他们在欧洲各国之间的优越条件。罗斯希尔德家族的创始人老梅厄．阿姆切尔．罗斯希尔德(Meyer Amschel Rothsehild)必定认识到，犹太人在欧洲各国之间的地位不再安全了，因此他最好在自己家族中尝试实现这一独特的国际地位。他确定分派五个儿子去五个欧洲金融首都——法兰克福、巴黎、伦敦、那不勒斯、维也纳——作为他面对令人尴尬的犹太人解放的一条灵活的出路。罗斯希尔德家族成了黑森选帝侯（Kurfǔrst of Hessen)的金融仆从这一引入注目的职业，是当时最杰出的贷款人之一，他教会他们如何从业，并向他们提供了许多客户。他们的最有利条件是住在法兰克福，它是从不驱逐犹太人的唯一大城市，在十九世纪初，犹太人占了城中居民人口将近百分之十。罗斯希尔德家族一开始便是宫廷犹太人的，不受君主或自由市的统辖，而是直接受远在维也纳的皇帝的管辖。因此，他们综合了中世纪犹太人和当时犹太人地位的一切优点，比其它宫廷犹太人更少地依赖贵族或地方当局。在此以后，家族的金融活动、他们聚积的大量财富、以及从十九世纪初起这个家族象征性的名望，都已广为人知。在拿破仑战争的最后几年里，他们进入了大企业的舞台，从1811年到1816年，英国对欧洲大陆列强的经济援助几乎有一半经由他们之手。拿破仑战败之后，欧洲大陆到处需要设立大量政府公债，以重新组织国家机器，因此出现了罗斯希尔德家族仿照英国银行而建立的金融结构，由此在管理国家公债方面几乎获得了独占权。这一情形持续了三代人，在此期间，他们在金融界成功地击败了一切犹太和非犹太的竞争对手。正如卡帕菲格(Jean Capefigue)所说，“罗斯希尔德家族成了神圣同盟的财政大臣。”罗斯希尔德家族国际地位的确立及窜升，超过了其它一切犹太银行家，这就改变了犹太人国家企业的结构。当个别犹太人精明地利用独特的机会。在一个人的生命时间里频繁地上升到巨富的峰巅，又跌入贫困的深渊时；这样的个人机运几乎不触及作为整体的犹太民族的命运，除非这些犹太人有时充当遥远社群的保护者和请愿者：无论富裕的贷款人有多少，也无论宫廷犹太人个人有多大影响力，其实也并无明确界定的犹太群体发展的迹象，不能集体地享受具体特权和提供具体的服务；在这些情况下，无计划、无组织的偶然发展一去不复返了。恰恰是罗斯希尔德家族垄断了政府公债的发放，使它有可能而且有必要从总体上抽调犹太人的资本，将犹太人财富的大部分转入国家商业的渠道，因此为中欧和西欧犹太人的新国际凝聚力提供了天然的基础。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各国犹太人之间未经组织的网络，至此由一家公司将分散的机会有系统地集中起来，以所有重要的欧洲资本形式出现，经常和各个部分的犹太人接触，完全掌握一切相关的信息和一切能组织起来的机会。犹太人旧有的宗教和精神传统的联系，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慢慢地松弛，这是犹太民族的存在首次受到了威胁，但是罗斯希尔德家族在犹太世界中的独有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那种旧联系。对于外界来说，这个家族也成了犹太国际主义在一个以民族国家和由民族构成的世界中活动现实的象征。的确，一个家族有五个不同国家的国藉，到处闻名，至少与三个不同的政府(法国、奥地利、英国)紧密合作，它们的经常冲突却从不动摇国家银行家的利益联结，还有什么样的奇异概念能比这更好地证明一个犹太世界政府(Jewish world government)的存在吗?现实本身比一切宣传都有效地创造出一种更有利于政治目的的象征。根据普遍的看法，犹太人和其它民族相比，更是依靠血缘和家族的纽带来保持紧密的联系，这种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一个家族的现实引起的，它实质上代表了犹太民族整体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口其结果必然是，当为了一个在和犹太人问题毫无关系的原因，种族问题被提到政治舞台的前台来时，犹太人最能适合于那些以血缘纽带和家族特点来界定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和说法。然而，另一种并不很偶然的事实证明了这种犹太人的形象。为了保持犹太民族，家族所产生的作用远比除贵族以外的任何西方政治和社会团体更大。家族纽带是一种最强有力、最顽固的因素，犹太人靠它来抵制被同化和分解。正如没落的欧洲贵族加强他们的联姻和宗法一样，西方的犹太人在几个世纪内精神和宗教解体时也更强调家族意识。他们没有旧日的弥赛亚救世的期朌，也没有传统的宗亲的坚实基础，因此过于敏感地意识到，他们的生存是在异族的、往往是敌视的环境中取得的。他们开始将家族内部圈子看作一种最后的堡垒，并且在行动上将自己团体内的成员看作一个大家庭内的成员。换言之，犹太人由血缘纽带紧密地联结成如同一个家族，而反犹主义对此的描述在某些方面和犹太人的自我描绘如出一辙。这一情形在十九世纪反犹主义的最初兴起和继续发展中是一种重要因素。哪一个民族团体会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时刻里转向反犹主义，取决于当时的总体环境使他们随时准备以暴力和他们的政府对抗。但是论点和形象惊人的相似性，一再自发地被复制，和他们所歪曲的事实有着密切联系。我们发现，犹太人总是代表了一种国际贸易组织，一个世界性的家族以及他们在到处都一致的利益，一种王冠背后的秘密力量，它将所有的有形可见的政府都降为一种表面之物，被后台操纵的傀儡。由于他们和国家权力来源的密切关系，犹太人就无一例外地被指认为权力，并且由于他们游离于社会之上，集合在家族圈子内，所以总被人怀疑是在毁灭一切社会结构。㈡早期反犹主义有一条明显常却被人遗忘的规律：只有当反犹情绪能同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吻合，或者当犹太人群体利益公开和社会上一个主要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它才和政治有关。我们从中欧和西欧国家所知的现代反犹主义，其起因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而复杂的阶级条件导致了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对犹太人的普遍暴力仇恨。由于政府无力解决土地问题，无法通过解放农民而使民族国家获得最低限度的平等，因此封建贵族不仅成功地维护了它的政治统治，而且也成功地防止了中产阶级的正常兴起。这些国家里的犹太人——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在其它每一个方面都很虚弱——似乎符合中产阶级的某些功能要求，因为他们大多是店主和商人，是作为一个团体而处于大地主和无财产阶级之间。然而，小产业主既能在封建经济，也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犹太人在到处都不能或不愿随工业资本主义路线发展，所以他们的活动结果仅仅是一个分散的、效率较差的消费组织，而无足够的生产系统。犹太人的地位对于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一种阻碍，因为他们外表看来好象只有他们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期待，事实上却无能完成。由于他们的出现，使人感到犹太人的利益和那些可能正常地从中产生中产阶级的人口部分相冲突。另一方面，政府试图在不消灭贵族和大地主的前提下，半心半意地扶持一个中产阶级。他们唯一认真的尝试就是从经济上清除犹太人，这部分地是由于大众舆论的要求，部分地是因为犹太人仍是封建旧秩序的一部分。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处于贵族和农民之间，而现今他们在生产方面不履行任何功能就构成了中产阶级，实际上却成了一种阻碍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因素。然而，这些东欧的情况虽然构成了犹太人问题的本质，在本书的脉络上并不重要。他们的政治意义只限于在落后国家内，其对犹太人的仇恨却无所不在，致使他们的政治意义就作为达到具体目的武器而言几乎无用。1807年普鲁士败于拿破仑之手，这就立即煽动起了最初的反犹主义，“改革派”改变了政治结构，使贵族丧失了特权，中产阶级赢得了发展的自由。这场改革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将普鲁士在启蒙时代以后专制政治的半封建结构改变成多少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它的最后阶段就是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尽管当时柏林的大多数银行家是犹太人，但是普鲁士的改革并不需要他们给予任何可观的经济支助。普鲁土改革家们对犹太人公开表示同情，鼓吹解放犹太人，这是使一切公民获得新平等、取消特权、提倡自由贸易的结果。他们并无兴趣出于特定目的而将犹太人作为犹太民族保存下来。关于在平等条件下“犹太人可能不再存在”的争论，他们的回答总是：“任其自然。政府只问他们是否成为好公民，他们是否存在与政府有何相干?”再者，解放犹太人一事相对地并不触犯别人，因为普鲁士刚刚失去拥有大量贫穷犹太人口的东部几个省。1812年的解放法令只涉及富裕的和对社会有用的犹太群体，他们早已享有特权，享有大部分民权，在普遍取消特权之后，他们反而在民权地位上遭受严重损失。对于这些群体来说，解放意味着只是一般地从法律上确定现状罢了。但是，普鲁土改革者对犹太人的同情不止是他们的普遍政治企图的逻辑结果。大约十年后，反犹主义兴起之际，威廉．冯．洪堡德宣称：“我只是爱全体的犹太人；而在个别情况下我宁可避开他们，”当然他是站在公开反对流行习惯的立场上，当时的社会普遍地喜欢个别犹太人，而从整体上歧视犹太民族。洪堡德是一位真正的民主人士，他希望解放一个受压迫的民族，而不是将各种特权赐予个人。这一观点也符合旧普鲁士政府官员们的传统，在十八世纪，他们一贯坚持改善犹太人的条件和教育，他们的观点也时有所闻。他们支持犹太人，并非仅仅出于经济或国家利益的原因，而是很自然地同情一个身处国家领域之内、却站在社会体之外的唯一社会群体，尽管它是由各种完全不同的原因造成的，一名文官所受的教育是他应该忠诚于国家，不受政府更迭的影响，并切断其阶级连带，这是旧普鲁士国家的杰出成就之一。这些官员在十八世纪的普鲁士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群体，事实上也是改革派的前驱；在整个十九世纪，他们仍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尽管在维也纳会议之后，他们对贵族的影响力已大部分失去。通过改革派的态度，尤其是通过1812年的解放敕令，国家对犹太人的特殊兴趣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明显地表现出来。原先坦率承认犹太人有用(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在听说也们可能集体改变信仰的时候喊叫说：“我希望他们别做这种魔鬼勾当!”)的态度不见了。解放是根据原则宣布的，而根据当时的时代心理，任何指涉特殊犹太人服务的想法都是亵渎。导致解放犹太人的特殊条件虽然是每一个关心此事者都知道的，此刻却被掩盖起来。似乎这是一桩巨大而可怕的秘密。另一方面，解放敕令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最后的和最辉煌的成就，它将一个封建国家改变成一个民族国家，使这个社会从此不会再有特权存在。贵族阶级自然作出痛苦的反应，这个阶级受到最惨的打击，于是突然出人意纠地爆发了反犹主义。它的意见表达得最清晰的代言人、保守思想最著名的奠基人之一路德维希．冯．德．马尔威兹(Ludwig von der Marwitz)向政府递交了一份长篇请愿书，他在其中说，现代犹太人会成为唯一享受特殊利益的群体，并说到“旧日的令人敬畏的普鲁士君主政治转变为一个新型的犹太国家”。这一政治上的攻诘伴随着一种社会的抵制力量，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柏林社会的面目。因为贵族曾经最早和犹太人建立友好的社会关系，并在世纪交替之际使那些犹太女主人的沙龙大大扬名，在短时间内就聚集成混合的小社会。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这样不带偏见是犹太贷款人努力作出服务贡献的结果，他们几百年来被排除在一切大商业活动之外借钱给那些倾向于改变自身生活状况的人，从这种经济上并非生产性的、没有意义的、但是在社会上却是重要的贷款行业中找到了自己的唯一机会。无论如何，值得注意是，当君主专制政体及其更多的金融可能性使私人贷款业和小宫廷犹太个人成为历史，那种社会关系却留存了下来。一个贵族自然会因为不愿在紧急情况下失去一种有价值的援助，由此使他想娶一位犹太富人之女为妻，而不是去仇限犹太民族。贵族阶级中爆发反犹主义也不是犹太人和贵族之间密切接触的结果。相反，他们都直觉地反对中产阶级的新价值观，这种态度产生于相同的根源。在犹太人的家庭里和在贵族家庭里一样，个人首先被看作家庭的一个成员；他的责任首先由家族确定，家族高于个人生活和个人重要性。犹太人和贵族都既是无国家(a-national)的，又是欧洲国际的(inter-European)，各自了解另一方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忠于民族是次要的，忠于家族才是第一位的，而家族又往往分散住在欧洲各地。他们都有一种共同观念，认为目前与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联系都不重要。反犹主义的自由派学者都指出了这一奇特的相同原则，他们得出结论说，或许只有首先摆脱犹太人，才能摆脱贵族，这不是因为两者的经济联系。而是因为两者都妨碍“内在人格”(innate personality)的真正发展，即自尊的意识形态，自由派的中产阶级正是以此来反对关于出生、家庭、世袭等等旧观念。这些有利于犹太人的因素，使贵族阶级长期以来的反犹主义政治论争更具意义。在贵族阶级公开地反对平等式民族国家的情形下，经济纽带与社会亲和性都显得无足轻重。在社会上，对国家的抨击会将犹太人与政府等同；中产阶级除了事实上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从改革中获得较多的真正收益之外，在政治方面很难责难他们那种旧有的轻蔑冷淡态度。维也纳会议之后。在神圣同盟之下，多年来的和平反应期间，普鲁士贵族赢回了它对国家事务的大部分影响力，暂时地变得比它在十八世纪时更显赫，贵族的反犹主义就立刻变为没有政治意义的温和的歧视。同时。在浪漫主义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保守主义发展到顶点，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之一，在德国对犹太人采取了一种颇具特点和独创性的相应态度。从那时起。具有保守观点的民族国家在它们需要的和不需要的犹太人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线。以“国家的根本特征是基督教”为借口，(这与开明君主是多么不同!)而公开地歧视正在成长的犹太知识阶层，却又不损害银行家和企业家的事业。这种歧视——不让犹太人进入高等学校的大门，将犹太人排除在文官队伍之外——有双重好处，指明民族国家重视特殊服务甚于一般平等。其次防止或至少延迟产生一个新的犹太入团体，因为它明显地于国家无用，甚至可能溶入社会。到了八十年代，当俾斯麦针对斯多克尔(Adolf Stoecker)的反犹主义宣传而保护犹太人时，他遇到了很大麻烦。他明确地表示他只反对攻击有钱的犹太人，“有钱的犹太人……他们的利益系结于我们国家机构的长治久安”，而他的朋友、普鲁士银行家勃莱赫箩埃德对一般地攻击犹太人并无意见(也许他根本不关心)，只对攻击富裕的犹太人不满。一方面是政府官员们反对犹太人享有平等(尤其是职业上的平等)，或抱怨犹太人在舆论界影响太大，另一方面又“真诚地希望他们在各方面顺利”，这种看来暧昧的态度比改革派起初时的热情更适合国家利益。毕竟，维也纳会议将贫穷的犹太民众居住了几个世纪的那些省份归还给了普鲁士，除了少数知识分子以外，谁也不会梦想法国革命和人权宣言会考虑给他们与那些富裕同胞相等的地位。富裕的犹太人最不愿意宣布平等，因为他们从中得到的只是损失。他们和每一个人一样清楚地懂得，“每一条解放犹太人的法律或政治措施，都必然导致他们在政府中和社会上地位的衰落。”而且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们的权力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在犹太社群中的地位和名声。所以他们很难采取别的政策，而是“热中于使自己有更大的影响力，使犹太同胞们继续处于民族孤立状态，假说这种隔绝状态是他们宗教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其它人会更加依赖他们。掌权者就可以无一例外地将他们当作“我们的人”而加以利用。”这样的结果是。在二十世纪，当解放对犹太民众第一次成为事实，享有特权的犹太人就消失了。于是，利益的恰当和诣建立在有权的犹太人同国家之间。犹太富人想要取得对犹太同胞的控制权，并且和非犹太社会隔离；国家可以将对犹太富人的仁慈政策和从法律上歧视犹太知识阶层并进一步实施社会隔离结合起来，在关于国家的基督教本质这一保守理论中即表现如此。当贵族阶级的反犹主义依然没有政治结果，并在神圣同盟年代迅速消退时，自由派分子和激进知识分子们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立即发起和领导了一场新运动。自由派反对梅特涅对欧洲大陆的警察统治，剧烈地攻击普鲁士反动政府，迅速引起了反犹主义的爆发，各种反犹主义的小册子如洪水泛滥。和贵族马尔威兹十年前的情形相比，正因为他们很少坦陈直言，所以他们攻击犹太人，而不是攻击政府。他们主要关心平等机会，最憎恶恢复一切贵族特权，因为贵族特权阻碍他们介入公共事务，所以他们提出区分个别犹太人（既所谓“我们的同党”)和犹太人群体，从那时起，这种区分就成了左派反犹主义的标记。虽然他们不完全懂得政府在强制独立于社会时，为何以及如何将犹太人作为一个分离的群体保持和保护起来，但是他们很明白，其中有某些政治关系，犹太人问题远不止是一个个别犹太人和人类宽容的问题。他们杜撰了民族主义的新名词“国中之国”、“民族中之民族”等等，前一个说法明显地是错误的，因为犹太人没有自己的政治野心，只是唯一一个无条件地忠于国家的社会群体。后一个说法只对了一半，因为犹太人作为一个社会体而不是政治体，事实上并无在一个民族之中自成独立的团体。在普鲁士——尽管不是在奥地利和法国——这种激进的反犹主义和早先贵族的反犹主义一样，几乎是短命而无结果的。激进分子越来越被经济上正提升的中产阶级所吸收，大约二十年以后，中产阶级遍布整个德国，他们在议会里大喊大叫要解放犹太人，实现政治平等。由此建立起一种理论上(甚至在写作上)的传统，其影响可见诸年轻的马克思一些反犹太的着名论文。马克思常常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反犹主义。卡尔.马克思这位犹太人可能和那些反犹的激进分子一样写作，但这只是证明了这种反犹太的论证和成熟后的反犹主义很少有相同之处。马克思作为个别的犹太人，不会为这些针对“犹太人”的论调感到窘迫，不像尼采对他攻击德国的论调那样受窘。的确，马克思在晚年绝不在书面或口头表达对犹太问题的意见：但是这很难归因于任何一种思想上的根本改变。他唯一关心的是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内部的一种现象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问题。在此中，犹太人的角色关系还不如劳动的买方和卖方，他完全忽略政治问题，这自然妨碍他进一步检视国家结构以及犹太人的角色。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劳工运动的强烈影响是德国革命运动极少显示反犹情绪迹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当时的各种社会斗争中，犹太人的确无足轻重。现代反犹主义运动在各地的起始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在德国，它又一次出入意料地发生在贵族中间，1871年以后的普鲁士君主专制转变为完全的民族国家，再次引起贵族和国家站在对立面。德意志帝国的真正缔造者俾斯麦，自从担任首相以后就一直和犹太人保持密切关系：此时，他被谴责为依赖犹太人和接受犹太人的贿赂。他尝试在政府中清除封建残余，并且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是不可避免地造成和贵族阶级的冲突：他们在攻击俾斯麦时，说他不是无辜的受害者就是接受了勃莱赫罗埃德的好处。事实上他们的关系正相反：勃莱赫罗埃德无疑地受到俾斯麦的高度信任，并从俾斯麦手里领取丰厚津贴。封建贵族虽然仍有足够力量影响公众舆论，但是它要像在八十年代开始的那样发起一场真正的反犹主义运动，本身既无力量、又无重要地位。他们的代言人，宫廷教士斯多克尔，自己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下层家庭，作为保守利益的代表，和他的前驱者——浪漫主义知识分子——相比才逊一筹，那些人在五十多年前就奠定了保守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则。再者，他之发现反犹主义宣传的有用性，并非通过实践或理论思考，而是出于偶然，他在一位非凡的煽动天才的帮助下，发现填补空白这一着极其有用。但是他不仅没能理解自己的突然成功，作为宫廷教士、作为皇家和政府的雇员，他几乎无法恰当地利用它们。他的热情听众们无一例外地是中产阶级下层的小店主、小商人、工匠和旧式手艺人。而这些人的反犹情绪——当然不是绝对——还未被和国家的冲突煽动起来。㈢第一个反犹主义政党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在德国、奥地利和法国作为严重的政治因素而同时兴起的反犹主义，是由一系列金融丑闻和骗局开始的，起始是现成资本过量产生。法国的大多数议员和无数政府官员很快地深陷于欺骗和贿赂的勾当，使第三共和国在成立之后最初几十年间失去的声望再也无法恢复。奥地利和德国的贵族都是最容易妥协的人。在这三个国家里，犹太人只充当中间人，从无一个犹太家族从巴拿马事件（Panama Affair)和虚设公司骗局(Gründungsschwinde])中获得永久的财富。然而，除了贵族、政府官员和犹太人之外的另一群人却严重地卷入了这些异想天开的投资活动，其可望获得的利润变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这一群人的主要成分是中产阶级下层，他们由此突然转同反犹主义。他们所受的深重伤害甚于其它任何一个群体：他们用毕生的小小积蓄来冒险，换来永久的破产。他们之易受欺骗有其重要原因。资本主义在国内的扩张会越来越多地清除小的有产者，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快速地扩张其所拥有的少数，否则就可能失去一切。他们渐渐意识到，如果不能成功地向上爬，成为资产阶级，就会沦为无产阶级。几十年的总体繁荣相当明显地迟缓下来(尽管发展趋向并未改变)，致使他们的惊慌心理早已形成。在这段时间里，中产阶级下层的焦虑恰恰印证了马克思对他们将会迅速解体的预言。中产阶级下层，或谓小资产阶级，系手工业和小商业行会的后裔，几百年来依靠一种禁止竞争的封闭制度的保护才防止冒险生涯，他们最后只指望国家的保护了。他们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曼彻斯特制度(Manchester System)，它将他们推向艰难的竞争社会，并剥夺了他们原先从社会当局获得的一切具体保护和特权。因此，他们最早提出“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主张，期望在紧急情况下得到庇护，而且使他们保有世代承袭的职业。既然自由贸易时代的显着特点使犹太人走向各行各业，那么毫无疑问，即使事实上并无多大进展，人们也会认为犹太人是“将曼彻斯特制度推向极端应用”的代表了。从某些偶尔将抨击资产阶级和抨击犹太人结合起来的保守派作家的文章中，我们首先看到了这种衍生的不满情绪，当那些期待政府援助或指望奇迹的人必须接受了银行家们迟疑的帮助时，这种不满情绪更是受到了刺激。在小店主们看来，银行家剥削他们，就像大工厂剥削工人一样。但是当欧洲工人从自身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导出发，懂得资本家有一种双重作用，既剥削他们，又给予他们从事生产的机会时，小店主们却发现无人教导他们懂得自己的社会命运和经济命运。他的命运要比工人的命运更恶劣，根据他的经验，银行家是寄生虫和掠夺者，但是他不得不和银行家合伙，即使这个银行家不同于制造商，与他的商业毫不相干。因此不难理解，与通过长期生产过程而获得利润的人相比较而言，一个直接将他的钱用来产生更多的钱的人更容易遭人痛恨。由于当时人只要有办法——当然不会是小商人——绝不会向银行家贷款，所以银行家似乎是并无工作和生产能力的剥削者，是制造痛苦和不幸的人。这批银行家中间有许多是犹太人，更重要的是，出于历史原因、银行家的形象总是带有犹太人特色。因此，中产阶级下层的左派运动与整个反对银行资本的宣传多多少少变成了反犹主义的性质，这一发展趋势在工业化的德国并无重大意义，但是在法国，以及在程度稍轻些的奥地利，却关系重大。一时之间，犹太人似乎第一次在并无国家介入的情况下而和另一个阶级产生了冲突。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政府的功能是由超越各个竞争阶级的统治地位所界定，这样的冲突即使很危险，也可能是一条使犹太人地位正常化的道路。然而，除了这一社会经济因素之外，很快又加上后来证明是更预兆不祥的因素。犹太人作为银行家的地位并下依靠对在困扰中的小人物的贷款，而主要依靠发放政府贷款。小额贷款业务留给小同行去做，后者藉此准备走向和他们的同胞一样富裕、一样荣耀前途无量的事业。中产阶级下层针对犹太人的那种社会不满情绪转变为一种高度爆炸性的政治因素。因为这些遭人切齿痛恨的犹太人被认为是中产阶级下层人士通向政权道路上的障碍。他们在其它方面和政府的关系不也是众所周知的吗?另一方面，社会与经济仇恨又以即将丧失的暴力行动强化了政治争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有一次说过，他那个时代的反犹主义运动是由贵族充当主角的，而伴唱则是小资产阶级暴民们的咆哮。不仅在德国是如此。奥地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 Socialism)和法国的反德雷富斯派(Anti-Dreyfusards)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贵族阶级在垂死挣扎中企图聚合教会的保守力量——奥地利和法国的天主教会，德国的新教——其借口是用基督教的武器来同自由主义作斗争。暴民(mob)只是他们用以增强自己地位的手段，使他们的声音听上去更宏亮。很明显，他们既不可能、也不想组织暴民。而且一旦达到目的，便会将之驱散。不过他们发现，反犹主义的口号在发动更多阶层的民众时高度地有效。宫廷教士斯多克尔的追随者们在德国并未组织起最初的反犹主义政党，一俟出现反犹主义的口号，激进的反犹主义分子们立即脱离斯多克尔的柏林运动，去从事全面反对政府的斗争，并建立了政党。它们的代表在德国国会内和最主要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一起在主要的内政问题上投票。他们很快地摆脱了和一些旧的政治力量妥协的最初同盟；第一个反犹的国会议员波凯尔(Otto Boeckel)因黑森农民的支持而当选，他为了其选民而投票反对“容克贵族(Junkers)和犹太人”。亦即反对拥有过多土地的贵族和贷款给农民的犹太人。虽然这些早期的反犹主义政党规模都很小，它们迅即和一切政党分离。它们从一开始起就宣称，它们不是和其它政党一样的政党，而是“在一切政党之上”(above all parties)的政党。在有阶级和政党的民族国家里，只有国家和政府宣称过超越一切政党和阶级，代表全民族利益。政党是获得承认的团体，其议员代表其选民的利益。即使他们争夺权力，也被明确地理解为这是为了政府能在各种冲突的刊益和它们的代表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反犹主义政党宣布“在一切政党之上”，清楚地表明它们旨在成为全民族的代表，擭得一切权力，拥有国家机器，以自己来取代国家。另一方面，既然它们仍然组织为政党，那也就很清楚，作为一个政党，它们谋求国家政权。以使它们的投票人事实上控制整个民族。当任何一个团体都不再单独掌握全部政权时，民族国家的政体就开始形成。因此政府执掌实际政治统治，不再依赖社会和经济因素。左派革命运动为社会条件的激进变革而战斗，从不直接触及最高政治权威。它们只向资产阶级力量及其对国家的影响挑战，因此总是随时在外交事务方面顺从政府的领导．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假定是统一民族的利益。但是，反犹主义团体的无数计划从一开始起主要重点便是外交事务：它们的革命动力直接针对政府，而不是针对一个社会阶级，事实上它们以党派组织为手段，目的在于摧毁民族国家的政治格局。宣称一个政党超越其它一切政党，其中的重要含义远甚于反犹主义。如果这只是一个如何摆脱犹太人的问题，那么弗里希(Theodor Fritsch)的建议就会很快见效。在早期的一个反犹主义大会上，弗里希并非提议创建一个新的党派，而是主张广泛宣传反犹主义，直至最后，使一切现有政党都敌视犹太人。但是事实上，无人理睬弗里希的建议，因为在当时，反犹主义早已成为一种工具，不仅用来清除犹太人，也用来清除民族国家的政体。反犹主义政党的宣言与帝国主义的初期阶段相符合，并在大不列颠——英国并不加入反犹潮流——及欧洲大陆反犹情绪高涨的泛欧运动中的某些倾向中找确切对应的内容，这并非偶然，只有在德国，这些新倾向才直接产生于反犹主义本身，而且反犹主义政党比纯粹帝国主义团体——例如泛德联盟（Alldeutscher Verband；Pan-German League)等等——的形成更早并且维持较久，而后者也都声称自身是超越一般政党团体的。事实上，同样在组成政党并不积极反犹——它们避开反犹政党的虚妄的部分，所以一开始时是乎拥有最终获胜的最好机会——的政党，到未了不是销声匿迹，便是被反犹运动击败，这种情形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反犹分子们相信，他们谋求取得的全面统治，只不过是犹太人事实上已经达到的，这给他们的国内计划带来好处。这样的条件使人为了赢得政治权力而必须进入社会斗争的舞台。他们可以假装和犹太人作斗争，就像工人和资产阶级斗争一样。这样做的好处是，犹太人被认为是玫府背后的秘密力量，用攻击犹太人的方式，他们可以公开攻击国家本身，而帝国主义社团组织只是以温和的方式反对犹太人，却难于和当时的重要社会斗争发生联系。新的反犹主义政党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待点是，它们立即着手建立欧洲所有反犹团体的超民族(supernational)组织，向流行的民族主义主张公开表示反对和蔑视。它们以倡导超民族组织的方式，清楚地表明它们的目标不仅在于对本民族的政治统治，而且早巳计划好下一步建立“高于一切民族”(above all nations)的全欧政府。这第二种变革性的因素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现状；这一点常常被人忽略，因为反犹分子们部分地出于传统习惯，部分地出抄他们有意撒谎，在宣传时总是使用反动政党的术语。犹太人生存的奇特条件和这种组织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超越民族之上的团体组织中比在创建一个政党之上的政党中更引入注目。在国家化的欧洲里，犹太人很明显地是唯一的欧洲国际性成分。所以唯一合乎逻辑的是，他们的敌人必须根据同样的原则组织起来，才能和一切民族政治命运的秘密操纵者斗争。当这种点作为一种宣传肯定可以令人信服时，超民族反犹主义的成功取决于范围更广的考虑。在十九世纪末，尤其是普法战争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欧洲的民族组织已经陈旧不堪，因为它再也不足以应对新的经济挑战。这种感觉使国际社会主义组织获得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并且反过来因后者而强化。在群众的信念中，广泛认为全欧洲都有相同的利益。而国际社会主义组织依然很消极，对一切外交政策问题不感兴趣(也许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也们的国际主义将受到检验)，反犹分子们从外交政策问题开始，甚至还许诺以国际问题为基础来解决国内问题。如果较少地看重意识形态的表面价值，较多地观察各个政党的实际计划，就能发现社会主义者们比较关心国内问题，比反犹分子们更能适应民族国家的需要。当然，这并非说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信念不真诚。相反，他们的信念更强烈，而且更早于发现冲破民族国家强域的阶级利益。但是，对阶级斗争绝对重要性的觉察导致他们忽视一种传统，即法国革命给工人政党的遗产，仅凭这种遗产可能使他们擭得一种清楚明白的政治理论。社会主义者含蓄地保留了“民族中的民族”的原始概念，一切民族都属于人类大家族，但是他们从未发现一种方法，用以将这种观念转变成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里有用的概念。结果，他们的国际主义仍然只是一种每一个人共有的个人信念，而他们正常地不关心国家主权却转变为一种十分不正常、不现实的对外交政策的漠然。既然左派政党在原则上不反对民族国家，而只反对国家主权；再者，既然它们自己无法言喻的希望是建立联邦结构，最终根据平等条件统合一切民族，并多少以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由和独立为条件，那么它们就能够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运作，甚至在民族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衰落时，作为全体民众中唯一一个不陷于扩张主义幻想，不打算摧毁其它民族的团体而出现。反犹分子的超民族主义(supranationalism)从完全相反的观点出发走向国际组织问题。他们的目标是达到一种统制一切的超结构，以摧毁一切土生土长的民族结构之类。即使当他们准备摧毁自己民族的政体时，也会沉溺于极度民族主义的言论(hypernationalistic talk)，因为部落民族主义“(triibal nationalism)赤操裸地渴望征服，是强行冲破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狭隘谨慎界限的主要力量之一。沙文主义宣传愈有效，就愈容易说服舆论关于超民族结构的必要性。超民族结构要用普遍权力垄断和暴力。犹太民族欧洲国际间的特别条件无疑可以为社会主义的联盟(socialist federalism)主张服务，也至少可以为超民族主义者的有害阴谋服务。但是社会主义者如此关注阶级斗争，如此忽视自己的传统观念的政治结果，因此，只有当他们面对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膨胀的反犹主义这个严重的竞争者时，他们才意识到犹太人的存在是一种政治因素。这时，他们不仅还未准备将犹太人问题归入自己的理论，而且事实上根本害怕触及这个问题。就像在其它国际问题上一样，他们将这块阵地让给了超民族主义者，使他们在当时似乎成了唯一能解答各种世界性问题的人。在世纪交替之际，七十年代的骗局依然在生效，而一个繁荣和普通福利的时代使八十年代那些早熟的激动终归匿迹，德国的情形尤其如此。谁也无法预见，这个结局只是暂时的，而一切未解决的政治同题与一切无法平息的政治仇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都只会引起暴力倍增。德国的反犹主义政党在取得最初的成功之后，又变得微不足道：它们的领袖在激起公众舆论的短暂骚动之后，便从历史的后门消失了，消失在妄想的混乱和救世骗局的黑暗之中。(四)左派反犹主义在我们经历的时代里，若无反犹主义的可怕后果，我们可能还不会注意到它在德国的发展。十九世纪的反犹主义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可将法国当作最佳研究对象，在将近十年时间里，反犹主义控制了法国的政治舞台。在奥地利，反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在和其它比较受人尊重的意识形态竞争孰能为舆论接受时，达到了最清晰的形式。在奥地利，犹太人对国家的巨大贡献。别处无可比拟。奥地利的各民族仅由哈布斯堡家族的双重君主国(Dual Monarchy)才维系一起，那里的犹太族国家银行家和欧洲其它国家的同类相比，在君主专制垮台后却能留存下来。正如它在十八世纪初的早期发展一样，塞缪尔．奥本海默(Samuel Oppenheimer）的信贷和哈布斯堡家族的信贷一样，因此“奥地利信贷最终成了一家信贷机构——罗斯希尔德银行——的信贷”。虽然这个多瑙河边的君主专制国家并无同源人民——进化到民族国家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但是它也无法避免使受启蒙的专制国家转变为立宪君主国家和产生近代文官制度。这意味着它必须采用某种民族国家的体制。原因之一是近代阶级体系是沿着民族路线成长的，所以某些民族开始等同于某些阶级。至少等同于某些职业。日耳曼人变成统治民族，就好比资产阶级在民族国家里变成统治阶级。匈牙利土地贵族所产生的作用比其它国家的贵族所产生的作用更深刻，但是本质上是类似的。国家机器本身极力和社会之间保持同样的绝对距离，超越一切民族之上实施统治，就像民族国家统治各个阶级一样。犹太人的结果是，犹太民族不能和其它民族融合，它自己不能成为一个民族，正如它在民族国家内未能和其它阶级融合，或者自己变成一个阶级。就像犹太人因为和国家的关系特殊，他们在民族国家内与社会中一切阶级不同，他们在奥地利由于和哈布斯堡专制君主的特殊关系而与其它一切民族不同。而且正如在其它地方一样，每一个开始和国家发生公开冲突的阶级都转向反犹主义，在奥地利，每一个从事全面扩展的民族斗争，而且也和专制统治发生公开冲突的民族，都以攻击犹太人作为战斗的开始。但是，在奥地利发生的这些冲突与在德国和法国发生的冲突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在奥地利，冲突不仅更尖锐。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每一个民族，亦即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都反对国家，所以比西欧和中欧的任何其它地方都更能使民众积极参与反犹主义活动。这些冲突中比较突出的是日耳曼民族的国家敌意不断上升，在帝国建立之后，上升趋势加速，并在1873年的金融崩溃后发现反犹主义口号的有用性。当时的实际社会情势在德国是一样的，但是为了争取中产阶级选票的社会宣传立即致力于更激烈地抨击国家，而且公开声称不忠于国家。肖纳勒(Georg Von Schǒnerer)领导下的德国自由党(German Liberal Part)起初是下层中产阶级政党，同贵族毫无关联，也不受贵族约束，持左翼观点。它从未获得真正的群众基础，但是在八十年代，它在各所大学里取得显着成功，以公开的反犹主义为基础组织了严密的学生团体。肖纳勒的反犹主义起初几乎全力对准罗斯希尔德家族，这使他获得了劳工运动的同情，将他看作是真正激进的误入歧途者。他的有利之处主要是可以根据看得见的事实来作反犹宣传；作为奥地利国会议员，他曾为奥地利铁路国有化而奋斗，因为奥地利的大部分铁路掌握在罗斯希尔德家族手中，并获得从1836年至1886年的政府许可状。肖纳勒成功地征集了四万人签名，反对这份许可状日期继续延长，由此引起了大众对犹太人问题的兴趣。当政府在明显地不利于国家和民众的条件下试图延长这份许可状时，罗斯希尔德家族同专制君主的经济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就变得非常明显了。肖纳勒在这件事情上的鼓动变成了奥地利反犹运动的明确开端。这场运动与德国的斯多克尔的反犹鼓动相比，是由一个无疑很真诚的人发取和领导的，因此一直用反犹主义作为宣传武器，但是发展迅速，成为一种泛德意识形态，比德国的其它反犹主义更深刻地影响了纳粹主义。肖纳勒发起的运动虽然长期获胜，但是有一段时间败于另一个反犹政党，即吕格尔(Karl Lueger)领导的基督社会党(Christian-Socials)。当肖纳勒抨击天主教及其对奥地利政治的巨大影响。其程度就像他抨击犹太人一样时，基督社会党是一个天主教党派，它从成立之初起就尝试和一些反动保守势力结盟；这在德国和法国已证明是有用的。由于他们作出了较多的社会让步，所以比在德国和法国更成功。他们和社会民主党在专制君主垮台后仍然生存下来，并且在战后的奥地利成了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团体。但是。早在奥地利共和国建立以前，在九十年代，当吕格尔靠反犹运动当上维也纳市长时，基督社会党早就采取了典型的暧昧态度来反对民族国家中的犹太人——敌视犹太知识分子，恶劣对待犹太商业阶级。经过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争夺权力的艰难血腥斗争之后，当奥地利回归日耳曼民族，建立民族国家时，他们接管了国家机器，这完全不是偶然的。他们变成唯一能产生这种作用的政党，即使在旧的专制制度下，也能靠他们的民族主义来赢得人心。既然哈布斯堡家族是一个日耳曼家族，并能使他们的日耳曼臣民得到某种优势，所以基督社会党从来不抨击君主专制。他们的作用是争取日耳曼民族的大多数去支持一个实际上不得人心的政府。他们的反犹主义仍然没有什么结果：吕格尔统治维也纳的几十年是犹太人实际上的黄金时代。为了赢得选票，不管他们的宣传偶尔会多过分，他们从来就不能与肖纳勒及那些泛日耳曼主义者一齐宣称，“将反犹主义看作我们民族思想的主流，看作真正流行信念的最本质的表现，因而也看作本世纪最主要的民族成就。”尽管他们像法国的反犹运动一样，大多受到宗教界的影响，但是他们在抨击犹太人时必然更多限制，因为他们并未抨击专制君主，不像法国反犹分子抨击第三共和国那样。这两个奥地利反犹政党的成功与失败表明社会冲突和时代的长远问题并无太多的联系。和动员一切反政府力量相比，获得下层中产阶级的选票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的确，肖纳勒运动的骨干分子都在那些说德语的省份，那里根本没有犹太人，从不存在和犹太人竞争或仇视犹太银行家的事。泛日耳曼主义运动及其剧烈反犹活动在各个城市中心消退后，仍然能在这些省份存在，仅仅出于一个事实，即这些省份从未达到过战前时代使都市民众能和政府妥协的普遍繁荣程度。完全缺乏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及其政府的忠诚(泛日耳曼主义者代之以对俾斯麦的帝国的公开忠诚)，以及因此产生的观念——民族性(nationhood)即独立于国家与领土——导致肖纳勒的团体产生货真价实的帝国主义思想。其中的发展线索是从暂时微弱到最终强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泛日耳曼政党在德意志“泛德联盟”)从不越过普通沙文主义的界线，仍然十分狐疑、不愿伸手援助奥地利的日耳曼主义者兄弟们的原因。奥地利的这场运动目标不仅在于作为一个政党崛起掌权，也不仅在于拥有国家机器。它想在中欧彻底重新组织秩序，使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同德国的日耳曼人联合，并得到后者力量的增援，变为一个统治民族，使这个地区的其它民族都处于一种同样的半奴役状态，就像奥地利的各个斯拉夫民族一样。由于这一点同帝国主义密切相近，以及它使民族性的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我们暂缓讨论奥地利的泛日耳曼主义运动。至少在它的结果方面，它不再是十九世纪的一场纯粹预备性的运动，它超过了其它各种口号的反犹主义，完全属于二十世纪的事件进程。法国反犹主义的情形恰恰相反。德雷富斯事件使十九世纪反犹主义的其它一切因素在纯粹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都公开化了：它是从民族国家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反犹主义的集中表现。然而，它的暴力形式预示了未来的发展态势，因此这一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们好比是在举行一场大型舞台彩排，准备在三十多年后演出。它汇集了一切公开的、潜藏的政治或社会原因，将犹太人问题带到十九世纪的主要地位：另一方面，问题过早地成熟爆发。致使犹太人问题处在典型的十九世纪意识形态框架之内，尽管它历经各届法国政府和各种政治危机而存在，但是不能十分适应于二十世纪的政治条件。在1940年战败之后，法国反犹主义在维希政府的统治下获得了最好的机会，然而德国的纳粹作家们从来不忘记指出，它的性质明确无疑是过时的，而且对于一些主要目的来说根本无用。它对纳粹主义的形成毫无影响，而在那场最终的大灾难中，也仅仅自成意义，并非一种积极的历史因素。这些整体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法国的反犹政党虽然在国内甚为暴烈，但是不具备超民族主义的期望。它们毕竟从属于欧洲最老的、最充分发展的民族国家。法国反犹分子中间无人试图认真组织“政党之上的政党”，或作为一个政党攫取国家政权而目的只在于政党利益。少数人曾试图发动政变，这须依靠反犹分子和军队高级将领连手，但却是难以做到的。而且图谋明显。1898年，有十九人通过反犹运动被选为国会议员，这已是他们的事业高峰，不仅比后再未达到过，而且还从此迅速地走向下坡路。只一方面，作为其它一切政治议题的催化剂，这的确是反犹主义的最初成功例子。这可归因于第三共和国缺乏权威，遂使这批人稍微得到多数便能进入国会。在群众的眼里，国家随同专制君主的消失而失去了名望，抨击国家不再是一种亵渎行为。法国较早突发的暴力，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和德国两个共和国兴奋鼓动的状况有极类似的面貌。纳粹专政常常被所谓“国家崇拜”(state-worship)牵扯在一起，甚至连历史学家们也盲目地信以为真，事实上纳粹是趁了国家崇拜完全崩溃之机，这种崇拜原出于崇拜靠上帝恩典稳坐王位的君主，而这在一个共和国里是很少发生的事。在法国，早在中欧诸国受这种普遍权威失落影响之前五十年，对国家的崇拜早已遭受到许多次贬损。在法国同时攻击犹太人和政府，要比在中欧诸国为了攻击政府而先攻击犹太人要容易得多。再者，法国反犹主义比欧洲各国反犹主义历史更长，因为法国之解放犹太人早在十八世纪末业已实施。为法国革命做准备的启蒙时代的代表人物理所当然地排斥犹太人；他们认为犹太人是中世纪的封建余孽，贵族阶级的金融代理人，因而仇视他们。法国犹太人的朋友只有一批保守派作家，他们谴责反犹态度是“十八世纪钟爱的论题之一”。自由派和激进派的作家几乎形成了一种传统，告诫应将犹太人看作仍然生活在家长制形式的政府中，不承认其它国家的野蛮人。在法国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法国宗教界和法国贵族也加入了反犹阵营，尽管只是出于别的物质方面的理由。他们指责说，革命政府命令教会出卖财产，以支付“政府欠犹太人和商人们的债款”。这些陈旧的论调在法国教会和国家之间从不休止的斗争而继续生效，支持了普逼的暴力和痛苦，而在十九世纪末由其它各种更现代的力量触发。主要由于宗教界强烈支持反犹主义，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在德雷富斯事件上最后决定采取反对反犹主义宣传的立场。然而直到此时，十九世纪法国的左派运动还一直公开表示厌恶犹太人。他们只是追随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传统，那是法国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来源，并且认为反犹态度是反教权(anticlericalism)的组成部分。左派的这些情绪起初由于一个事实而得到强化，即阿尔萨斯省的犹太人继续以借钱给农民为生，这种作法早已促成拿破仑制订1808年法令。等到阿尔萨斯省的情况发生变化以后，左派反犹主义在罗斯希尔德家族的金融政策中找到了新的力量来源，这一金融政策在波旁王朝的财源中占了大部分，同路易.菲利浦国王保持密切关系，在拿破仑三世治下又臻繁荣。反犹主义态度的这些明显的、相当表面的刺激背后，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原因，它对于法国特殊的激进主义的整个结构是很关键的，而且几乎成功地使整个法国左派运动转向反封犹太人。在法国的经济中，银行家比在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里强大得多，法国的工业发展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期间一段短暂的上升期之后。远远落后于其它民族，以致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主义倾向继续产生着相当大的影响。德国和奥地利的下层中产阶级只是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才变成反犹的阶级，当时他们早已绝望，致使他们会被反动政治以及新的暴民政策利用。法国的下层中产阶级早在五十年前就反犹，他们在工人阶级协助下，发动1848年革命，取得了短暂的胜利。在四十年代，当图森纳尔(Alphones Toussenel)发表了《犹太人，时代之王》（Les Juifs， Rois de l'Epoque）这本在众多反对罗斯希尔德家族的小册子中最重要的一本，受到整个左翼出版界——当时革命的下层中产阶级的喉舌——的热诚欢迎。图森纳尔所表达的他们的情绪，虽然不很明确，也不很成熟，但是和青年马克思的情绪并无多大区别。而图森纳尔对罗斯希尔德家族的抨击和十五年前波尔纳(Ludwig Boerne)的《巴黎书简》(Briefe aus Paris：1830—1833）相比，论点差不多。只是少了一点天才，多了一点精心斟酌。这些犹太人也都错把犹太银行家当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中心人物，这个错误在至今的法国仍然对市级以及市级以下政府官僚们产生着某种影响。但是，这种由犹太银行家和绝望的客户之间经挤冲突酝酿出来的普遍反犹情绪的爆发，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因素，和出于经济的或社会的原因而发生的类似爆发相比，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拿破仑三世统治法兰西帝国的二十年是法国犹太人的繁荣安全年代，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二十年的德国和奥地利一样。法国唯一的一种反犹主义带有一种普逼的仇外情绪，事实上依然很强，而且比一般反犹主义，也比反宗教的知识分子嘲讽态度持续时间更长。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外国犹太人变成了一切外国人的范型。在所有的西欧和中欧国家里，都对当地犹太人和从东方“侵入”当地的犹太人作了区分。德国和奥地利对待波兰和俄国犹太人的方式，与法国对待罗马尼亚和德国犹太人的方式完全一样，正如德国的波森(Posen)犹太人、奥地利的盖利西亚(Galicia)犹太人和法国的阿尔萨斯犹太人受到同样势利的嘲笑一样。但是只有在法国，这种区别才在国内显得十分重要。这也许归因于一个事实。即罗斯希尔德家族从德国移民到法国，比起在其它国家来，更容易成为反犹主义攻击的大目标，所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犹太人很自然地被怀疑为同情民族的敌人。民族主义的反犹主义和各种现代反犹派别相比显得无害，在法国绝不会控制反动分子和沙文主义者的独占力量。在这一点上，作家让．纪尧铎(lean Giraudoux）(达拉第[Edou Daladier]战内阁宣传部长)完全同意当贝维希政府的立场，无论如何竭力取悦德国人，也无法打破这种定型的赚恶犹太人的局限。失败的结局十分明显，因为法国产生了一位杰出的反犹分子，他懂得那种新的反犹武器的全部内容及其可能性。根据法国的国情特点，此人本应成为著名小说家，在法国一般的反犹主义从来不曾落入和欧洲其它国家一样的社会名声和知识界名声一片狼藉的地步。路易.费迪南德.塞利纳((Louis Ferdinand Céline)有一篇简单的论文，独到，而且包含比较理性的法国反犹土义所缺乏的意识形态想象，他宜称说，犹太人阻碍了欧洲进化为一个政治实体，引起了自公元843年以来的一切欧洲战争，还用挑起相互敌视的方法阴谋败坏法国和德国。塞利纳对历史作出如此奇异的解释，在慕尼黑条约期间写了《死亡教育》(Ecole des Cadavres），并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内出版。先前同一主题的一本小册子《大屠杀。小伎俩》(Bagatelle pour un Massacre）（1938）虽然对欧洲历史并无新解释，但方法已属十分现代的：它避免限制性区分当地犹太人和外国犹太人、好人和坏人，也不会耗在提出各种法律角度的意见(这是法国反犹主义的具体特点)。而是开门见山地要求屠杀所有的犹太人。法国主要的学者都十分赞赏塞利纳的第一本书，他们一半为它攻击犹太人而高兴，一半相信它只是一本令人感兴趣的文学想象之作。法国本土的法西斯主义者出于完全同样的原因，并不认真将塞利纳这本书当作一回事。尽管事实上纳粹分子们一向知道他是法国唯一真正的反犹分子。法国政治家天生的良好感觉和他们根深带固的尊严感阻止他们接受骗局和空想。结果，即使德国人心里明白，也不得不继续使用迈利奥特(jacques Doriot)这样不够格的支持者(此人追随墨索里尼和贝当，是一个老牌法国沙文主义者，不懂现代问题)，徒然试图说服法国人相信，灭绝犹太人将能救治太阳底下的一切事情。在法国官方、甚至非官方都准备和纳粹德国合作时，这一情势的发展的方式清楚地表明，(十九世纪反犹主义对于二十世纪的各种政治目的来说是多么无效，即使在某个国家里它发展到最充分的地带、在大众舆论方面一直未消退，即使像爱多亚德．德鲁芒(Edouard Drumont)这样能干的十九世纪新闻记者，甚至像乔治.伯尔那诺(Georges Bernanos）这样伟大的当代作家，他们投注于一种大多由空想和欺骗构筑的事业，也毫无关系。出于各种原因，法国从未发展出一个完全的帝国主义政党，这成了一种决定因素。正如许多法国殖民政治家所以指出的，只有法德联盟才能使法国在瓜分世界时同英国竞争，并且成功地参与争夺非洲。然而法国无论如何从未受诱惑加入这种竞争。只有喧闹地赚恶和敌视大不列颠。法国曾经是、并且仍是——尽管重要性下降了——大陆上的优秀民族(nationpar excellence)，甚至连它那些虚弱的帝国主义企图通常也由于新的民族独立运动的诞生而告结束。再者，既然其反犹主义主要产生于法国与德国之间纯粹民族性的冲突，犹太人议题就几乎自动地不在帝国主义政策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只有阿尔及利亚的情况例外。它的居民中当地犹太入和阿拉伯人混杂，这就会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德国的入侵简单粗暴地摧毁了法国的民族国家，在德国占领和法国战败的基础上可笑地建立的德法联盟。也许可以证明这个优秀民族从辉煌的历史带到我们当今时代的自身力量何其渺小：这并没有改变它根本的政治结构。㈤安全的黄金时代从反犹主义运动衰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其间只有二十年时间。这段时间足以被称为“安全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Security)，因为只有在其中生活过的少数人才能感觉到一种明显过时的政治结构的内在弱点，尽管各种预言都说它寿终正寝就在眼前，它却以虚假的光辉继续产生作用。而且顽冥不化。俄国不合时宜的君主暴政，同样还有奥地利腐败的官僚体制、德国愚蠢的军国主义、法国危机不断中不怎么认真的共和国，明显地以同样的稳固性并存——它们仍然都处于不列颠帝国全球霸权的阴影之下——都设法维持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几个政府之中没有一个能得人心，全都面对着国内日益增长的反对力量：然而也没有一个国家似乎存在一种认真的政治意志去彻底改变政治环境。欧洲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阶层都太忙于经济扩张，谁也不认真对待政治问题。因为无人关心，所以一切都能维持。或者用契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一针见血的话来说，“一切事物都靠否定它的存在而继续存在。”工业与经济能力的巨幅增长造成纯粹政治因素逐步弱化、同时在国际权力游戏中，各种经济力量占了主导地位。人们总认为权力等同于经济能力，之后又发现经济与工业能力只是现代权力的先决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力量能左右政府，因为政府和普通商人一样相信经济，商人们使政府相信，国家的暴力手段必须无一例外地用于保护商业利益和国家财富。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沃尔特．拉德诺所说的关于“三百个互相认识的人将全世界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确有几分真理。这种奇特的情势一直持续到1914年，但是由于战争的事实，使大众对经济扩张之神佑性质失去了信心。与欧洲其它各民族相比，犹太人更易受"安全的黄金时代"表象的欺骗。反犹主义似乎成了以往的历史：政府愈是失去权力和威望，就愈是否注意犹太人。每当国家扮演了更狭隘、更空虚的代表角色时，政治表现就成了一种素质参差的戏剧表演，直到最后，奥地利的剧院却变成了民族生活的中心，它的社会意义无疑超过了国会。政治世界的戏剧性质如此明显，致使剧场能以现实世界的面目出现。大商业对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多，国家对犹太人之服务的需求越来越低。这威胁到犹太银行家的生存，迫使犹太人的职业发生了某些转变。犹太银行家族衰落的最初迹象是他们在犹太社群中丧失名望和权力。他们不再能有力地集中并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犹太人的总体财富。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离开了国家金融业，转向独立商业。从向军队和政府运送粮食和服装中产生了犹太人食品和谷物贸易业，不久之后，他们在各国的服装行业中迅速取得了显着地位：乡间小镇的典当业和杂货业发展成城市中的百货业。这并非意味着犹太人和政府的关系中止了，而是个人的介入减少了，因此这一时期结束时，我们所看到的情景几乎与开始时一样：处于重要金融界地位的少数犹太人和犹太中产阶级广大阶层很少有、或几乎没有联系。比独立的犹太商业阶级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在职业结构方面的另一种变动。中欧与西欧犹太人在经济财富方面达到了饱和点。这也许是显示他们事实上是“为钱而要钱”或“为权而要钱”的时候了。为了前一个目的，他们会扩展商业，传给后辈：为了后一个目的，他们会更坚决地投身于国家商业，以大商业和大工业的影响力来和政府抗争。但是这两方面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做。相反，富商的子孙，或者说银行家的子孙，都背弃了父辈的职业，寻求自由职业或前几代人未能进入的纯粹知识事业。民族国家曾经十分害怕的事，即犹太知识分子的诞生，此时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出现。犹太富人的儿子们涌入文化职业，这一现象在德国和奥地利十分明显，大部分文化机构——报纸、出版业、音乐、戏剧——变成了犹太人的事业。犹太人传统对知识职业的偏爱和推崇，其结果造成和传统的决裂及西欧和中欧犹太人的知识同化和民族化。从政治角度来看，这表明犹太人从国家保护下解放了出来，增长了与周围居民共同命运的意识。在相当程度上松懈了使犹太人成为欧洲国际间成分的纽带。从社会角度来看，犹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是第一批需要被非犹太社会接纳的人。他们的父辈不关心与异教社会的交往，视社会歧视为小事一椿，但对于儿辈知识分子们来说，却是天大的问题。这个群体为了寻找进入社会的途径，被迫接受以前一些个别犹太人的社会行为模式，这些犹太人在十九世纪曾被社会承认是歧视统治中的例外。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了一种能打开一切大门的力量，“辉煌的名声力量”(radiant Powel of Fame)(斯蒂方．茨威格[Stefan Zweig]语)，百年来对天才的崇拜使之变得不可抗拒。犹太人追求名声和当时的一般崇拜名望之间的区别，是犹太人对名声感兴趣并非为了自己。生活在名誉的氛围中要比成名更重要：因此他们成了出名事物的评论者、批评者、收藏者和组织者。这种“辉煌的力量”是一种社会性很强的力量，没有社会地位的人藉此可有一个地位。换言之，犹太知识分子努力地(并在某种范围内成功地)变成一种有力的纽带，使著名的个人同名流社会联结起来，达到一种国际社会性质的、超越民族界域的精神成就。政治因素的整体弱化，二十年内引起的一种新情势，现实与表象、政治现实与戏剧表演很容易互相模仿，使他们变为一个朦胧的国际社会的代表，而民族偏见在这个国际社会里看来不再有效。很吊诡的，这个国际社会似乎是唯一的既承认民族化、又承认它的犹太成员同化的社会：一个奥地刊犹太人在法国比在奥地利更容易作为一名奥地利人而被接纳。这一代人的虚假世界公民身份，一旦提及他们的犹太血统，他们便宣布自己的虚构国籍，已类似那种护照，是允许持有者有权侨居任何一个国家，除了颁发这本护照的国家之外。从其本质来说，只有当犹太人能够证明他们在表象世界里的活动能使他们感到满意和快乐，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事实上需要的既不是金钱、也不是权力时，这些情况才能使犹太人获得名声。当严肃的政治家和宣传家对犹太人间题感到自从解放他们以来最不会引起麻烦时，当反犹主义几乎完全从公开的政治舞台上消失时，犹太人变成了社会的象征，也变成了一切不被社会接纳的人的仇恨目标。反犹主义一旦失去了它在十九世纪曾经影响其发展的特殊条件，出现由谎言和欺骗来随心所欲地编织真假参半和荒唐迷信的奇怪混合，出现在1914年以后的欧洲，是充满一切挫折和憎恶成份的意识形态。既然犹太人问题从它的社会角度转变为一种社会动荡的触媒，直到最后，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围绕着可能屠杀犹太人的问题，才在意识形态上重新结聚，所以我们有必要勾勒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社会解放犹太人这一段社会历史的某些主要踪迹。第三章 犹太人与社会犹太人在政治上的无知，使他们能适应其特殊角色、扎根于国家的商业圈、对人民有偏见和对权威趋炎附势，能对反犹主义的政治危险视而不见，对一切形式的社会歧视则过于敏感。当政治争端和纯粹反感同时发生时，很难看清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然而，问题在于它们恰恰产生于解放犹太人中的对立面向；由于犹太人是一个隔绝的群体而产生政治上的反犹主义，而社会歧视则产生于犹太人与其它一切民族群体之间日益增长的平等。条件之平等虽说无疑是正义的基本要求，然而是现代人类最大的、最难确认的冒险之一。条件愈平等，人际事实存在的差异就愈难得到解释；而因此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就更不平等。当平等不再是因为无所不能的上帝和在不可避免的共同命运，亦即死神的缘故，这种纠缠复杂的结果就明白显示出来。每当平等本身变成一种世俗的事实，没有一种衡量或解释的尺度，那么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可能被承认为一种简单的政治组织操作原则，在这之中，在其它方面不享平等的人可以有平等权利；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机会中，平等会被错误理解为每一个个人的天性，如果他同别人一样，他就是“正常的”，如果他同别人偶然不一样，他就是“不正常的”。平等从政治概念到社会概念的这种逆转，在社会几乎不给特殊群体和个人留出空间时尤其危险，因为在这种时候，它们之间的区别特别触目。现代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这种挑战的特殊危险，在于人在首次在没有区别的环境与条件的保护下而与人竞争。正是这种新的平等观念使现代化种族关系变得十分艰难，因为我们要解决的是一种天然差异，而又不可能用可以想象的条件变化来使这种差异略为消弱。这是因为，平等要求我承认每一个个人都和我一样平等，出于各自的理由，团体之间不愿意承认对方有这种基本的平等，所以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才采取了如此可怕的残酷形式。因此，犹太人的条件越平等，他们之间的差异越令人吃惊。这种新的意识导致社会嫌恶犹太人，但同时又被他们的奇特之处所吸引：这种双重反应决定了西方犹太民族的社会历史。然而，歧视和吸引在政治方面都不会产生结果。它们既不会产生反犹政治运动，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保护犹太人不受敌人侵害。但是，它们毒化了社会环境，颠倒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一切社会交往关系，并对犹太人的行为造成了特定的影响。犹太人风格是由特别的歧视和特别的受惠这两者构成的。社会对犹太人的反感，加上各种形式的歧视，在欧洲诸国并不造成很大的政治伤害，因为真正的社会平等与经济平等从未达到过。从一切表象上，新阶级发展成一个团体，其成员是生而从属这团体的。无疑只有在这种框架内，社会才能迫使犹太人自己建立一个特殊集团。如果是在美国，天经地义的平等条件会使情形完全相反；如果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无论属于哪个阶层——都坚信他凭能力和幸运就可以成为一个成功者，也会使情形大不相同。在这种社会里，歧视成了唯一的区别手段，一种普遍法则，各种群体据此发现自身被排挤在民权、政治、经济的平等范围之外。当歧视不光涉及犹太人问题时。就会变成一场政治运动的结晶点，这种政治运动想用暴力、暴民统治(mob rule)和纯粹粗俗的种族观念来解决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天然困难和冲突。美利坚共和国的居民结构和历史是世界上最不均等的，它敢于在此基础上实行平等，这是它最有希望而又最危险的吊诡之一。在美国，社会的反犹主义总有一天会变成一场政治运动的非常危险的爆发点。然而在欧洲，它对于政治上反犹主义的兴起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㈠在贱民与新贵之间民族国家从社会和政治两方面所依托在社会和国家之间不稳定的平衡，引起了一条奇特的规律，决定犹太人被接纳进社会这一问题。在犹太人真正生活在欧洲各民族中间——并非相邻而居——的一百五十年间。他们一向必须为取得社会地位的荣耀而付出政治苦难的代价，为取得政治上的成功而遭受社会的侵扰。同化，其意义即被非犹太社会接受，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必须明显地区别于犹太群众，即使他们仍受同样政治条件的限制和羞辱，或在完成解放和造成社会隔离之后，他们的政治地位已受到反犹运动的挑战。社会在面对犹太人应享有政治、经济和法律平等时，表现出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打算承认他们的社会平等权利，只接受他们中的一些例外人物。那些犹太人听到这种奇怪的恭维，说他们是例外，是特殊犹太人，他们心里十分明白，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意即他们是犹太人，但假定上不像犹太人——向他们打开了社会的大门。如果他们希望得到这种相互关系，那么，他们就会尝试“成为一个犹太人。但又不做犹求人”事实上，表面上的吊诡有一种坚实的事实基础。非犹太社会所要求的是新进入者必须“受过教育”，而且尽管他的行为不像一个“普通犹太人”，但是，他毕竟是个犹太人，他必须同“普通”犹太人两样，做出非同一般的事情。一切关于解放的鼓吹同时又主张同化，亦即根据社会要求来作出调整，并被社会接受，这种情况或者是解放犹太人的先决条件，或者是一种自然的结果。换言之，每当那些人以实际行动尝试改善犹太人的条件时，都试图从犹太人的角度来思考犹太人间题，并且立即只从社会方面来考虑问题。犹太民族历史上最不幸的事实之一是，只有它的敌人——而且几乎从来没有一个朋友——才理解犹太人间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解放的卫护者倾向于将解放犹太人当作“教育”问题提出，这个观念原先既用于犹太人，也用于非犹太人。两者中的先进分子理所当然地包括受过特殊教育的、宽容的、有文化的人。当然，特别宽宏大量的、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非犹太人才会烦扰例外地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当然，受过教育的人们要求废除偏见，这根快地变成了一椿一厢情愿的事情，直到最后，只有犹太人被促使教育自己。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犹太人被劝告接受足够的教育，以使行为表现为不同于普通犹太人，但是另一方面，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因为他们作为外人的请求(foreign，exotic appeal)，他们才被接受。这种情况在十八世纪的根源是新人文主义，它公开要求“人类的新人种”(new specimens of humanit)(赫尔德[J．G．Herder]语)，与他们的交往可以看作是和各种人建立可能的亲密交往的范例。对于门德尔森(Moses Mendelssohn)时代经过启蒙运动的柏林来说，犹太人可以作为“一切人都是人类”的活证据。对于这一代人，与门德尔森或马库斯.赫尔兹(Markus Herz)的友谊是人的尊严的不断更新显示。由于犹太人是一个受蔑视、受压迫的民族，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更纯粹、更有典范意义的人类范型。正是赫尔德这位公开替犹太人说话的朋友第一次使用了后来被误用和误引的说法：“被驱逐到我们地区来的亚洲陌生人”。他和一些人文主义者都欢迎这些“人类的新人种”，十八世纪“寻逼大地”为的是寻找他们，却就在老邻居中找到了。他们热切地强调人类的团结，想指出犹太人的祖先比实际上更属异种、外方人，以使显示人道作为普遍原则可以更有效。十八世纪末的几十年里，法国的犹太人早巳得到解放，而德国的犹太人对此还几乎不抱希望，普鲁士受过启蒙的知识分子使“全世界犹太人注视着柏林的犹大社群”。(而不是巴黎的犹太人!)这大多归因于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智者拿坦》（Nathan the Wise)一书的成功。或者说是对它的误释，它认为，“人类的新人种”因其成为人类之典范，所以应是一些更集中的个人。米哈波(Honoré Q．R.de Mirabeau)受此思想的强烈影响，常引用门德尔森作为例子。赫尔德希望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应该更加不受偏见左右，因为“犹太人不受某些政治判断的影响，而我们却很难或者不可能抛弃这种政治判断。”他反对当时允许“向新的商业利益让步”的习惯，建议以教育作为将犹太人从犹太教、从“不合时代、不合宪法的陈旧自傲的民族偏见、习惯等等”解放出来的真正道路，以使犹太人变“纯粹人性化”，服务于“科学和人类整体文化的发展”。几乎与此同时，歌德在关于一本诗集的评论中写道，作者——一个波兰犹太人——“至多只达到一个基督教的纯文学学生的水平”，并且埋怨说，凡是他期待看到一些真正的新东西的地方，本应该有一种超过肤浅的陈词滥调的力量，却只发现普通的庸才。人们不难估计这种对新近西方化的、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寄予过分良善愿望的灾难性后果，以及它对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和心理状态的冲击。他们不仅面对道德堕落的要求，要他们成为自己民族中的例外，承认“他们与别人之间的明显差别”，并请求政府将这种“分离……也合法化”；他们甚至被期望成为例外的人种。而既然这一切(不是海涅所说的转变)构成进入欧洲社会文化的真正“入场券”，那么这些犹太人和以后几代犹太人除了竭力尝试讨好任何一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在进入社会的最初几十年里，当同化还不是必须追随的传统，而只是少数有特殊天赋的个人的事情时，确实进行得很顺利。法国最先承认犹太人的公民资格，成为犹太人政治上的光荣之地，这时的普鲁士正在走向一个辉煌的社会。受过启蒙运动洗礼的柏林是门德尔森结交当时许多名人的地方，柏林只是一个开端。他和非犹太社会的关系大多只是欧洲历史上各个时期犹太教和基督教学者的那种关系。其中包含的新成份却令人惊奇，亦即门德尔森的朋友们利用这些关系来达到非个人的、意识形态的、甚至是政治上的目的。他自己明确地否认一切此类不可告人的动机，再三表明他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完全感到满意，似乎他预见到自己例外的社会地位和自由与某种事实有关，亦即他仍然属于“(普鲁士国王)领土上最低层的居民”。这种对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漠然，使门德尔森与同时代有识和开明人士之间的纯洁关系得以保持；这种漠然后来也被带进了犹太妇女沙龙，她们聚集在一起，形成柏林有始以来最出色的社会团体。直到1806年普鲁士战败后，在德国广大地区引进了拿破仑立法，使解放犹太人的问题提上公开讨论的议程，才使这种漠然变为彻底的害怕。“解放”即解放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同时也包括“落后的”犹太人，他们的平等会消除那明确的分界线，他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正是立基于这种区分之上。当解放法令最终通过时，大多数同化了的犹太人转入基督教，他们明显地发现解放之前作为犹太人情况尚可容忍和无甚危险，解放之后情形就不同了。上述沙龙中最有代表性、而且是她们在德国组织的真正混合型的团体是拉合尔．伐恩哈根(Rahel Varnhagen)的沙龙。她富有创造性的、健康的、非传统的智能。她既有对人的兴趣，又有真正激情的天性，这使她成为这批犹太妇女中最优秀、最有意思的人物。拉合尔“顶楼”(Garret)上不铺张但很著名的晚会聚集了“开明的”贵族、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演员——亦即一切像犹太人一样不属于上流社会的人。因此拉合尔沙龙根据其本意，建立在社会的边缘，而且不带陈规陋习和歧视偏见。值得注意的是，犹太人与社会同化紧随着歌德在他的《威廉.麦斯特》（Wilhelm Meister)中关于改育的箴言，这部小说后来成了中产阶级教育的典范。在小说中，年轻的市民受到贵族和演员的教育，以便他学会如何显示和表现他的个性，于是从地位很低的市民之子上升到贵族阶层。对于中产阶级和犹太人——亦即事实上处于贵族上流社会之外的人——来说一切取决于“人格”（personality)和表现人格的能力。如道如何扮演一个人的实际角色。这似乎是最重要的事情。在德国，犹太人问题被认为是一个教育问题。这一奇特的事实与其较早形成有密切联系，而造成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中产阶级教育方面的市侩习气，也造成犹太人涌入自由职业。早期柏林沙龙的魅力在于除了个性、独特人格、才智和表现之外。其他一切实际上无关紧要。唯有人的独特优点才构成无边的人际沟通能力和无限制的亲和能力，这是身阶、金钱、成功或文坛名声都不能取代的。真正优秀人士的短暂相遇，霍亨索伦(Hohenzollern)亲王路易．费迪南德(Louis Ferdinard)与银行家亚伯拉罕.门德尔森(Abraham Mendelssohn)，或政论、外交家弗里德里希.根茨（Friedrich Gentz)与当时的激烈现代浪漫派作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1)——这些人都是拉合尔“顶楼”沙龙的著名访客——到1806年就结束了，根据拉合尔的说法，这个独特的聚会场所“解散，就像一条满载最高生命享受的船沉没了”。浪漫派知识分子和贵族一起走向反犹主义，尽管这完全不意味着这两个群体会放弃它们所有的犹太朋友，但是天真与辉煌却一去不复返了。德国犹太人社会历史的真正转折点不是发生在普鲁士战败那一年，而是两年以后，在1808年，政府颁布了国内法，给予犹太人以完全的公民权——尽管不是政治权利。根据1807年的和平条约，普鲁士失去了它的一些东部省份和它的犹太人口的大多数：而留在其领土内的犹太人都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受保护”的，亦即他们早就以个人特权的形式享有公民权。国内法中所说的解放只是使这些特权合法化，并在时间上比1812年的一般解放法令更久；拿破仑战败以后，普鲁士收回了波兹南(Posen)及其犹太民众，实际上废止了1812年法令，这就意味着连贫穷的犹太人都享受政治权利，却使国内法保持原样。就犹太人的地位得到实际改进而言，尽管在政治上几乎毫无意义，但是最后的解放法令与失去由大部分普鲁士犹太人居住的东部省份却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后果。1807年以前，普鲁士受保护的犹太人在犹太人口总数中只占有百分之二十。颁布解放法令时，他们占了大多数，而“外国犹太人”(foreign Jews)只占百分之十。此时与富裕的、受过教育的、地位突出的 “特例的犹太人”(exception Jews)相对的贫困、落后的犹太人已不复存在。这种背景对于社会成功和和心理上的自我尊重，是重要的比较基础，却不再像拿破仑时代以前那样。1816年收回波兰省份时，过去“受保护的犹太人”(此时登记为持犹太信仰的普鲁士公民)仍占百分之六十左右。从社会角度而言，这意味着其余普鲁士犹太人失去了本地背景，本来他们是藉这种背景而被认为是特例的。此时他们自己构成了这样一种背景，但是以一种契约的方式，个人藉此必须以双倍的约束才能出人头地。“特例的犹太人”仍然只是犹太人，并非例外于一个受蔑视的民族，而是作为这个民族的代表。同样糟糕的是政府干预造成的社会影响；不仅是各阶级和政府对抗，因此引起公开敌视犹太人，而且社会的一切阶层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他们认识的犹太人并不是群体成员中特例的个人，受到国家的例外待遇。而这正是“特例的犹太人”一向所害怕的。柏林社会使犹太人沙龙迅速发展，至1808年，这些聚会已被官僚贵族和上层中产阶级家族取代。人们从当时的无数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与贵族开始将对那些他们几乎不熟悉的东欧犹太人的蔑视转向他们十分熟悉的、受过教育的柏林犹太人身上。后者再也无法获致从自认为特例的犹太人的集体意识中产生的自尊；因此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证明，虽然他是一名犹太人，然而他又不是犹太人。这也不再足以使自己和“落后的同胞”无名的群众区别开来；作为有幸成为一个特例的个人，他必须从“犹太人”中显突出来，而因此也就脱离了民族整体。社会歧视(并非政治上的反犹主义)发现了“犹太人”(the Jew)的鬼影。将个别犹太人和“犹太人整体、到处存在而又到处不在的犹太人”作出区别的第一个作家，是一个不出名的政论家，他于1802年写了一篇文章，辛辣地讽刺犹太社会，以及它渴望接受教育、着魔似地冀求一般社会的接纳。犹太人被描述成一个是市侩(philistine)和暴发户社会的“根本”。这篇相当卑琐的文章不仅在拉合尔的沙龙中一些十分著名的成员中兴高采烈地传阅，而且间接地启发了一位浪漫派大诗人克莱孟斯.冯.布伦塔诺(C1emens Von Brentano)写了一篇充满机智的论文，其中又一次将“菲利斯丁”(市侩)与犹太人混为一谈。有些事物随着早先田园牧歌式的混居社会而一起消失，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再复返。任何社会团体都不再以自由思想和胸怀来接纳犹太人。即使与犹太人友好相处，也是因为对自己的大胆和“邪恶”感到兴奋，或者因为反对将同住的公民看作贱民。但是，凡是犹太人不再成为政治上和公民权利上的外黜者的地方，犹太人确实被当作社会上的贱民。值得牢记的是，作为一种群体而同化的现象只存在于犹太知识分子中间。第一个受过教育的犹太知识分子莫西斯．门德尔森(Moses Mendelssohn)也是第一个从低下的社会地位被接纳进入非犹太社会的人，这并非偶然。宫廷犹太人和他们的后继者——西方犹太银行家和商人——从未被社会接纳，而他们也不想离开范围非常狭窄的隐形的犹太聚居区。起初他们像一切未变坏的暴发户一样，为自己出身的苦难与贫困的不幸背景感到自豪；后来，当他们在各方面受到攻击，他们就对于群众的贫困甚至落后有既定的利益，因为它变成了一个争论的问题，变成了他们自己安全的表征。他们渐渐地带着许多疑虑，被迫离开了犹太法律的严格要求——他们从未全部脱离宗教传统——犹太法律仍然要求犹太群众严守正统。犹太共体自治的瓦解，使他们更加热切地想保护犹太社群，对抗当局，同时又在国家的协助下统治它们，因此有一种说法，指出贫穷的犹太人“双重地依赖”“政府和他们的富有的同胞”，这完全反映出当时的现实。犹太著名人物(the jewish notables)(十九世纪时人们如此称呼他们)统治着犹太社群，但是在社会上、甚至在地理上，他们不属于犹太社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尽可能像远离异教社会一样，远离犹太社会。既然有了出色的个人事业，又经主子允准各种特权，他们构成了一种特例的社群，但是社会机会十分有限。他们很自然地受宫廷社会蔑视，缺乏和非犹太中产阶级的商业联系，他们的社会接触远离社会法则，就像他们经济上的崛起是独立于同时代的经济条件之外一样。这种孤立和独立常常使他们具有一种权力感和自豪感，十八世纪初流传的一则故事对此作了描述：“某位犹太人……，当一位高贵而又有教养的医生温和地责备他说，犹太人当中尽管没有君主，在政府里也没有位置，但是太傲慢了……这位犹太人傲慢地回答说：我们不是君主，但是我们统治君主。”这种骄傲是阶级傲慢的反面，它渐渐地在特权犹太人中间产生。他们像专制君主一样统治自己的民族，认为自己是“族中长者”(primi inter pares)。像“全犹太民族的特权教士”(priviledged Rabbi of all Jewry)或“圣地之王”（Prince of the Holv Land)这类称呼，比他们的主人可能赐给的任何名号都更使他们自豪。直到十八世纪中，他们都会同意荷兰犹太人说的：“而且我们从不臣属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他们都不会完全理解一位“受过教育的基督徒”的回答：“但是这只意味着少数人的幸福。被看作一个‘集体’的人却到处惶悚，不能自治，屈从于外族统治，无权力，无尊严，在全世界到处流浪，在各处都是异乡人。”只有当国家银行家在各国建立了商业联系时，才产生阶级傲慢；主要家族之间的联姻继之而起。在真正的国际阶层制度中爬升，这在当时的犹太社会中还不显著。由于这是在旧的封建等级迅速地消失在新阶级中间时发生的。所以在非犹太的旁观者眼中更加辉煌。有人错误地得出结论说，犹太人是中世纪的遗物，而未看到这种新的等级是最近才诞生的。它到十九世纪才完成，数目上还不到一百个家族。但是，既然这些家族引入注目了，犹太人就在整体上被看成了一个等级。所以，尽管宫廷犹太人在政治史和导致反犹主义两点上产生了重大作用，社会历史仍然很容易忽视他们，除非是因为他们与犹太知识分子有共同的心理迹象和行为模式，毕竟这些知识分子通常都是商人的儿子。那些著名的犹太人想控制犹太民族，因此不希望脱离它。而犹太知识分子的特点是他们想离开自己的民族，被社会接纳；他们都有一种共同感觉，即他们是犹太人中的特例，这同他们对环境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特例的犹太人”中的富人自认是在犹太民族的共同命运之外，而政府认为他们特别有用；“受过教育”的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一种特殊的犹太人，也是人类中的特冽而得到社会承认。无论是否极端地发生变化，同化对于犹太人的生存绝不是一种真正的威胁。无论他们受欢迎或被拒绝，都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并且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第一代受过教育的犹太人仍然真诚地想丢弃犹太人的身份，波尔纳曾十分尖刻地写道：“因为我是犹太人，所以有些人污辱我，有些人称赞我，有些人原谅我，但是都因为想到我是犹太人。”他们经受十八世纪思想的熏陶，渴望有一个既无基督徒又无犹太人的国家；他们献身于科学和艺术，却发现各国政府给一个犹太银行家以特权和荣誉，却让犹太知识分子挨饿，因此心理受到极大伤害。在十九世纪初，改宗的原因是害怕与犹太群众混同，后来却为每日的面包而必须改宗。这种丢弃个性才能获得报酬的情形迫使整整一代犹太人苦涩地和政府与社会对抗。“人类的新人种”如果是名副其实的话，都变成了反叛者，既然当时一些最反动的政府都得到犹太银行家的金融支持，于是他们对自己民族的正统代表反对尤烈。若非根据富裕犹太人和犹太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冲突，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和波尔纳的反犹批判。然而这种冲突只在德国才充分存在，但并未逃过本世纪的反犹运动。在奥地利，十九世纪末之前谈不上有什么犹太知识分子，它在世纪末才直接感受到反犹主义压力的整体冲击。这些犹太人像他们的富裕同胞一样，宁可将自己托付给哈布斯堡王朝的保护，而且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民主党执政，他们才成为社会主义者。这条规律之外最有意义的例子之一是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他是海涅、波尔纳、马克思的思想传统中最后一名代表。克劳斯一方面谴责犹太商人，另一方面谴责有组织地崇拜名人的犹太新闻界，他的批判比前驱者们更严厉，因为他更为孤立地生活在一个从来末发生过犹太革命的国家。在法国，解放法令经历了政府与权力的一切更迭，为数甚少的犹太知识分子们既非一个新阶级的先驱，在知识生活中也不特别重要。文化本身，以及作为一种计划的的教育，在法国都不像在德国那样构成犹太人的行为模式。在德国犹太人的历史上有一个短暂时期，犹太人同化问题显得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在其它国家却从无类似情形，使一个民族中的先进分子不仅接纳犹太人，甚至还奇怪地愿意与他们合作。这种态度在德国并未完全消失。这种迹象最终很容易被辨识，这显示出和犹太人的关系从未被认为理所当然。它充其量是一种计划，但是至少也是一种新奇的、令人兴奋的经验。俾斯麦的名言“德国公马配犹太母马”只不过是一种流行观点的最粗鄙的表达。很自然，这种社会情势虽然从第一批受过教育的犹太人中间造就了反叛者，但长期以来会产生一种顺民，不会有效的反叛传统。要顺从一个歧视“普通”犹太人的社会(同时在这个社会里，受过教育的犹太人一般比同样条件的非犹太人更容易被时髦的社交界接纳)，那么必须清晰地使自己有别于“一般犹太人”，正如清楚地指明他们是犹太人一样；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能就在邻居中间消失。为了使他们自己也不完全理解的模棱两可状态合理化，他们可能装扮成“在街上是男人，在家里是犹太人。”这在事实上积淀成一种在街上与其它人不同的感觉，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在家里又与别的犹太人不同，因为他们不像“普通犹太人”。同化了的犹太人的行为模式，由于不断地致力于使自身和其它人区别开来，创造了一种到处都能被辨识出来的犹太类型。犹太人不是被国籍或宗教信仰所界定，而是被转化为一种社会群体，它的成员共同具有某种心理属性和反应，其总体可假设为一种“犹太性格”(Jewishness)。换言之，犹太人变成了一种心理特些，犹太人问题对于每一个犹太人个人来说则变成了涉及私人的问题。新型的犹本人在他通过差异化和区别来顺从社会的悲剧性努力中，与他们害怕的“一般犹太人”毫无共同之处，也不同于“先知的后代和在大地上永远主张正义的人”，每当一位犹太新闻记者受到攻击时，犹太辩护士们就用这些话来回答。犹太辩护士们的一些特质是贱民的特权和生存于社会边缘的犹太反叛者拥有的特质——人道、和善、摆脱偏见、对不义之事敏感。麻烦的是，这些都与先知们无关，更糟糕的是，这些犹太人通常既不属于犹太社会，也不属于非犹太社会的时髦圈子。在被同化的犹太人历史上，他们只扮演了不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一般犹太人”照专门仇视犹太者的描述，显示出想成为暴发户必须具备的特性——非人性、贪婪、专横、奴颜卑膝、拼命向前的意志。问题在于这些特性仍与民族性格无关，再说，这些犹太商业阶级类型几乎没有与非犹太社会同化的倾向，在犹太社会史上只有很小的作用。只要存在恶名昭彰的人与阶级，暴发户及贱民性格就会由每一代人在犹太社会和其余各处单调地重复出现。但是，就十九世纪欧洲社会里犹太社会史的形成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产生决定作用的是每一代犹太人中的每一个人，在有时必须决定他究竟是继续做一个贱民而完全站在社会之外，还是变成一名暴发户，不是掩盖自己的血缘，而是以自己的血缘秘密，揭露其民族的秘密。”在这种败坏道德条件下顺从于社会，后一条道路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些秘密并不存在，他必须假装有这些秘密。自从拉合尔．伐恩哈根独特地在官方社会之外建立一种社会生活的尝试失败之后，贱民与暴发户的道路同样都是极端孤独的，而顺应社会的道路又时常令人后悔。所谓普通犹太人的心理情结便是在一种暧昧矛盾的情况基础下，发展为一种很现代的敏感性。犹太人同时感到，贱民后悔未成为暴发户，而暴发户背叛民族的这种坏心，以平等权利去换取个人特权。有一点很明确：若想避免其社会存在中的一切模棱性质，就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要么附属于一个特权过多的上层阶级，要么从属于毫无特权的群众，在西欧和中欧，这种隶属只能通过知识上人为的团结而达成。普通犹太人的社会命运是由他们永远缺乏决定造成的。社会当然不会强迫他们作决定，因为正是情势与性格的摸棱两可使社会和犹太人的关系引人注目，大多数同化了的犹太人因此生活在恩宠与不幸前景难明之中，而且明确地知道，成功与失败都纠结于他们是犹太人这一事实。对他们而言，犹太人问题永远地失去了一切政治意义；但是它给他们的私人生活带来阴影，专横地笼罩着他们一切个人决定。“在街上是男人，在家里是犹太人”这句格言从痛苦的角度来理解；“当犹太人试图用内在经验和私人情感的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时，政治问题被歪曲到皈依问题；私人生活被毒化到非人性的地步——例如在通婚问题上——具有公开意义而未解决的问题使本应由感情的无法言喻的法则、而不是由深思熟虑的政策来统治的私人生存背上沉重的负担。想要不像“一般犹太人”然而又仍是犹太人，实属不易；假装不像犹太人，但要以足够的明证来显示自己是犹太人，又谈何容易。既非暴发户又非“具有意识的贱民”(conscious pariah) (伯纳德．拉查尔[Bernard Lazare]语)的普通犹太人只能强调一种空洞的差异感，而这在其一切可能的心理方面和从内在疏离感到社会异化各方面又需进一步作解释。只要世界还算和平，这种态度就不会导致坏结果，甚至会变成世世代代的生活态度(modus vivendi)。集中关注人为地复杂化的内心生活，可以有助于犹太人对社会的不合理要求作出反应，可以表示新奇和激动，可以建立某种自我表现和表达的密切关系，这种态度原先只属于那些被社会半拒斥半艳羡的演员和艺术家。同化了的犹太人为自己的犹太血统而半自豪半羞愧，明显地属于这一范类。资产阶级社会从它的革命传统和记忆的废墟中发展起来的过程，为经济饱和安逸和对政治问题普遍地漠不关心，添上一道疲顿、黑色阴影。犹太人变成了人们希望借用来消磨一点时间的人。人们越是觉得他们不是平等的同类，就越是感到有吸引力和乐趣。资产阶级社会在个人身上寻找娱乐和它的激情兴趣，觉得只要与常规不同，就是真正的人，它发现每一件事物的引人之处在于神秘的邪恶和秘密的凶残。正是这种狂热的选择使社会向犹太人敞开了大门；因为在这个社会的范围内，犹太人性格在被歪曲到一种心理特性之后，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变成一种恶行(vice)。启蒙运动之真正的宽容精神和对人的一切事物的好奇心转变为病态地渴求异态的、反常的、不同的事物所取代。社会的几种类型一种接一种地代表了异态的、反常的、不同的事物，而其中没有一种和政治问题有任何联系。因此，在这个没落的社会里，只有犹太人的角色能够树立起一种超越社会事务狭隘范围的形象。我们在追踪那些引导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特例的犹太人”在世纪末的法国进入福伯格.圣吉曼(Faubourg St．Germain)的沙龙的奇怪方式之前，须先回忆那个由“特例的犹太人”的精心自欺所产生的唯一伟大人物。看来每一种普通的念头都至少使一个人能有一次机会达到通常所称的历史的伟大意义。这个“特例的犹太人”中的伟大人物就是本杰明．狄斯累利。㈡权势奇才本杰明.狄斯累利生活中的主要兴趣是作为比康斯菲尔德(Beaconsfield)勋爵的事业生涯，此人的出名原因有二：第一是他的神佑天分，现代人通俗地称之为好运气，在其它各个时代则称为获得幸运女神青睐；第二，除非说成是与幸运女神的关系密切令人惊羡，否则便无法解释，他极其无忧无虑的天真头脑和想象力，使人简直无法说此人是位野心家，尽管他除了野心之外从来不认真思考任何事情。他清楚地懂得，感到自己失去社会地位会是多么愚蠢，而“用穿着不同服装，梳理奇异发式、言语措词风格奇特”来表明他是一个犹太人，这对于他自己和别人会是多么兴奋，对于实现他的野心是多么有用。他比其它犹太知识分子都更热情地、无耻地关心如何进入社会的最上层；犹太知识分子中间唯有他一人发现了如何保持好运气的秘密，创造贱民阶级的天然奇迹，他从一开始起就懂得，为了“不断向上爬”，就绝不应该低头。他玩弄政治游戏就像演员在剧院演戏一样，角色扮演得如此出色，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了。他的一生事业传记读起来就像童话一样，他在其中扮演的是王子——将浪漫故事中的蓝色花朵(即英国帝国的欢乐)献给他的公主(即英国女王)。英国的殖民主义事业造就一处日不落的仙境，它的都市是神秘的亚洲德里，是王子想和他的公主避离多雾的、缺乏诗意的伦敦而要去的地方。这听起来好象很愚蠢、很幼稚；但是比康斯菲尔德公爵夫人写给丈夫的信中说：“你知道你是为了钱而和我结婚的，而我也知道，如果你再结一次婚，你就会为爱情而结婚，”在违反一切常规的幸福面前，人会沉默。这一个人开始时将灵魂出卖给魔鬼，但是魔鬼不要他的灵魂，而诸神却给了他这块土地上的全部幸福。狄斯累利生于一个完全同化了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开明绅士，他使儿子受洗，因为他想让儿子拥有普通俗人的机会。他和犹太社会很少联系，而且不懂犹太宗教和风俗。从一开始起，犹太只是一个血缘事实，他可以对它任意修饰，用实际知识来清除障碍。结果，他看待这一事实的方式就像一个异教徒一样。他比其它犹太人更清楚地懂得，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可以像残疾人一样获得许多机会。他不同于他那单纯而谦恭的父亲。他想要变成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高于一切同时代人的人”，他开始训练自己“棕黑色的眼睛”，直至“有力的前额——当然不是基督徒的前额——与众不同。”他清楚地知道，一切事情都取决于“他与单纯俗人之间的分野”，取决于强调他那幸运的“奇特性”(strangeness)。这一切都显示出对社会及其规律的独特理解。有意思的是，正是狄斯累利所说的“在众人之中是罪(Crime)在少数人之中只不过是恶(vice)”——或许可以说是对十九世纪发生的社会逐渐渐堕落到暴民和黑社会道德深渊的每一种原则的最深刻见解。既然他知道这条规律，那么他也知道，犹太人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比在社交圈子里有更好的机会，即使社交圈子是排外性的，会歧视他们；这些由少数人组成的圈子和群众一样，认为犹太特性即罪，这种“罪”随时可能转变为引入注目的“恶”。狄斯累利所展示的异族情调、陌生事物、神秘现象、巫术魔法，及来自神秘源头的权力，都准确地对准了社会中的这一特性。他对社会游戏的鉴别能力使他选择了保守党(The Conservative Party)，在议会中赢得了一个席位，得到了首相职位，最后还有重要的收获——社会的长久钦佩和一位女王的友情。他的成功原因之一是真诚地投入政治游戏。他给不怀偏见的同时代人留下的印象是他的行为奇怪地混合着“绝对真诚和绝对坦率”。这只有靠真正的天真才能达到，这部分是因为他生自一个排除犹太民族一切具体影响的环境。然而狄斯累利的良知也归因于他生为一个英国人。英国不知有犹太群众，也没有贫困的犹太人，在犹太人于中世纪遭驱逐之后的几百年里，一直接纳着他们：十八世纪从葡萄牙到英国定居的犹太人都是富人和受过教育者，直到十九世纪末，俄国造成了现代犹太人外移的计划，贫困的犹太人才进入伦敦，随之产生了犹太群众与他们的富裕同胞之间的差别。在狄斯累利的时代，欧洲大陆式的犹太人问题尚不存在，因为只有受国家欢迎的犹太人才住在英国。换言之，英国“特例的犹太人”并不像在欧洲大陆的犹太兄弟们那样意识到自己的例外地位。当狄斯累利嘲笑“人的天然平等问题是有害的现代教条”时，他是在有意追随柏克的“偏好英国人的权利(rights of Englishman)而非人权(Rights of Man)”，但忽略了实际情势，即少数人的特权已取代所有人的权利。他对犹太民族中的实际状况如此无知。过于相信“犹太人种对现代社群的影响”，以致坦率地要求犹太人“接受北欧与西欧种族给予的一切荣誉和恩惠，这在文明和高街的国家里，应该是那些受到公众赞赏和增进他们好感的人的命运。”由于英国犹太人的政治影响是围绕着罗斯希尔德家族在英国的分支而产生的，他为罗斯希尔德家族协助击败了拿破仑而感到非常自豪，但是并不明白自己为何不能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公开阐说自己的政治观点。作为一名受遇洗的犹太人，他当然不会是任何犹太社群的正式代言人。但是他的确是在他的世纪里，他那种犹太入之中，唯一一个努力尽自己的所知来从政治上代表犹太人的人。狄斯累利从未否定过“(他的)基本事实是，他是一个犹太人，”以他对犹太人的无知，他所发现的一切犹太事物都能得到他的赞美。一切新近同化的犹太人的特点就是对这些事物产生一种无知与自豪感混杂的感情，狄斯累利和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他对犹太人的历史和现状所知更少，因此凡是别人在恐惧和傲慢支配下犹豫支吾的话，他都敢公开说出来。狄斯累利靠一个正常人的政治灵感来衡量犹太民族的各种可能性，这种能力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他几乎自动地制造了一整套关于犹太人的影响和犹太人组织的理论。我们通常在更可恶的反犹主义形式的理论中才会发现这些论点。首先，他确实认为自己是“上帝特选种族中的特选人”(the chosen man of the chosen race)，他自己的事业生涯就是明证：-个既无名声又无财富的犹太人，只靠几名犹太银行家的帮助，就取得了英国天下第一人的地位；从议会里的普通议员上升到首相，在那些长期以来“认为他是骗子，将他当贱民看待”的人中赢得了真正的名声。政治上的成功从未使他满足。被伦敦社会承认要比征服下议院更困难、也更重要；被选为格列利翁（Grillion)聚餐会俱乐部成员，这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一个精选的小团，它惯常造就两党政治家中地位上升的明星，但凡遭到社会反对的人都被严格地排除在外”——比当女王陛下的大臣更重要。女王的真诚友谊更是这些甜蜜的胜利之中令人兴奋的、出人意外的高峰。因为如果说英国的君主政体是在一个严格控制的立宪民族国家里丧失它的大部分政冶特权的话，那么它赢回和保持的是在英国社会里无可争议的优先权。在评估狄斯累利的巨大胜利程度时，应该记住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勋爵——狄斯累利在保守党内的著名同僚一一在1850年前后仍能发起特别严厉的攻击，指出他只是“说出了每一个人在私下里议论、而在公开场合不便说出的关于狄斯累利的话。”狄斯累利的最大胜利是，人们最终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只说使他高兴的奉承话。正是唯利是图和鼓吹特权的政策，才使狄斯累利获得生来是一个犹太人的真正独一无二的名誉的上升。狄斯累利的幸运部分在于：他总是适应时代，而使无数位写他传记的作者对他的理解比对其它大多数伟大人物的理解更全面。他是野心的生动化身，显示出一个世纪里发展起来的强力激情似乎不应消失或改变。卡莱尔（Thomas Carlyle)根据十九世纪关于英雄的理想来诠释整个世界历史，当他拒绝从狄斯累利手里接受称号时，他明显地错了。按照卡莱尔的标准，该时代无人可称为英雄。除了狄斯累利；按照卡莱尔的概念，一切具体的成就都称不上伟大；所有的人都不能确切地符合十九世纪晚期关于尘世天才的要求，只有狄斯累利这个骗子认真扮演角色，表演出“伟大人物”的伟大部分，带着真正的天真，令人无法抗拒地展现异想天开的花样，八面玲珑的取悦能力。政治家们却爱上这个骗子，他将沉闷的事务变成东方色彩的梦想；当整个社会从狄斯累利的精明手腕中感受到邪恶魔法的气派时，这位“权势奇才”(potent wizard)实际上已赢得了那个时代的人心。狄斯累利要使自己有别于其它人的野心，渴望进入贵族社会，这是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的典型思想。他加入保守党，追随那种永远“以辉格党（Whigs)为敌人，以激进派为盟友”的政策之原因，既非政治理由，也非经济动机，而是实现其社会野心的动力。中产阶级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里都不曾以足够的自尊使其知识阶级与其社会地位协调，因此贵族阶级得以在已失去一切政治意义的时候，能继续决定一个社会位阶。痛苦的德国小市民发现他的“内在人格”(innate personality)在和世袭特权的骄傲绝望地挣扎，其起因是贵族的没落和针对资产阶级的金钱而保护贵族头衔的必要性。模糊的血统论与严格控制婚姻在欧洲贵族历史上还只是相当新近的现象。狄斯累利比德国小市民们更清楚地知道，应该以什么去迎合贵族阶级的需要。资产阶级为达到社会地位而作的一切尝试，都不能表现出贵族式的骄傲，因为资产阶级依赖的是个人，缺乏阶级自负的最重要因素，亦即贵族特权是凭出身而不是凭个人的努力和功绩来获得。“内在人格”无法否认它的发展需要个人经受教育和作出特殊努力。当狄斯累利“召唤起一种种族自豪以对抗阶级的自豪”时，他知道，犹太人的地位无论怎么说，总是取决于出身，而不是依靠成就。狄斯累利甚至走得更远。他知道随着时间一年一年过去，贵族阶级不能不看到大批富裕的中产阶级人士出钱买贵族头衔，同时会认真地怀疑它自己的价值。所以他用相当陈旧但流行的想象去挫折他们，毫无畏惧地描述英国人如何“产生于一个暴发的和混血的种族，而他自己则出身于欧洲最纯的血统，”“英国贵族的生活规范是阿拉伯法律和叙利亚风俗，”“犹太女人是天上的王后”或“犹太民族之花现在仍在上帝的右手掌中。”而当他最后写道“事实上现在英国已经没有一个贵族阶级。因为动物性的人的最高优点乃是一种贵族本性，”他实际上触及了现代贵族种族(aristocratic race)理论的弱点，这在后来成为资产阶级与暴发户的种族观之起点。犹太民族的犹太教(Judaism)只在同化了的犹太人中间退化为一种与出生有关的简单事实。起初它只指一种具体的宗教，一个具体的民族，共有的具体记忆和具体的希望，即使在特权犹太人中也是如此，至少指的是共享具体的经济利益。犹太知识分子的世俗化的和同化改变了自我意识和自我诠释，使旧有的记亿和希望荡然无存，只剩下属于一个上帝特选民族(chosen people)的意识。狄斯累利尽管不是唯一的不信上帝有特选和遗弃、但相信自己是被特选的“特例的犹太人”，但是唯有他才从关于历史使命的空洞概念中想出了一条成熟的种族理论。他随时都会断言说，犹太原则“代表了人类本性中一切精神方面，”“历史变迁找到了它们的主要答案——一切问题都是种族问题”，这是“历史的关键”，无关“语言和宗教”。当然“只有一种事物造就了种族，那便是血缘”，只有一个贵族阶级，那就是“天性贵族”(aristocracy of nature)，它由一个“第一流组织的非混合血缘的种族”构成。我们无须强调这种理论和更现代的种族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而狄斯累利的理论发明又一次证明这些意识形态很能用于抗拒社会自卑感。假如种族理论最终是用于有害而直接的政治目的，那么，这些理论的说服力大多在于，它让任何一个人感到自己是一个贵族，他在出生时就已被选定，依靠的是“种族”资格的力量。这些新的特选民不属于菁英，精选的少数——这毕竟是贵族引为豪的地方——而是必须和人数日益增多的民众共享特选(choseness)的资格，这种情况从本质上不会损害种族理论，因为不属于特选种族的人在数量上也以同样比例在增长。然而，狄斯累利的种族理论像同化了的犹太人的具体世俗化一样，是他对社会规律的特殊深刻观察的结果。一般世俗化过程不光使犹太知识分子卷入，它在十九世纪早已失去了启蒙运动的革命性魅力和对独立的、自我信赖的人性的信心，因此依然无法防止先前真正的宗教信仰转变为一种迷信。犹太知识分子也受到那些试图将民族宗教改变为宗教派别的犹太改革者的影响。为此，他们不得不改变犹太教中的两种基本成分——期待救世主的希望(Messianic hope)和关于上以色列人是上帝选民的信念，而且他们还从犹太教祈祷书中删去了犹太复国的幻想，以及关于在世界末日犹太民族与其它民族之间结束种族隔离状态的虔诚预言。若无期待救世主的希望，关于上帝选民的观念就意味着永久的隔离；若无关于选民的信念，即指定一个具体的民族担负起拯救世界的责任，那么，期待救世主的希望就会在一般的博爱思想与普济主义中烟消云散，这变成典型的犹太人的政治热情。犹太世俗化中的最重大因素是上帝选民的概念和期待救世主的希望之间的分离，而在犹太宗教中，这两者是上帝拯救人类计划的两个方面。从期待救世主的希望中产生一种走向政治问题最后解决的倾向，目标无非是建立一个尘世乐园。从关于上帝选民的信仰中产生奇异的迷思，连不信特选说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也都相信，犹太人天生比别的种族更聪明、更好、更健康、更适于生存，是历史的动力和社会的中坚。犹太知识分子热情地梦想尘世乐园，确信能够摆脱一切民族鞯绊和偏见，但在事实上比父辈们更远离了政治现实，上一代人祈求救世主降临，使犹太人能重返巴勒斯坦。而在另一方面，没有任何热忱期待的同化主义者们说服了自己，认为自己是人类中坚，比起父辈来，他们以尘世想象有效地使自己和国家分离，比父辈因法律的藩篱而隔开更为有效，一般坚信，法律将犹太人和异教徒分开后，会在救世主降临时遭毁灭。“特例犹太人”过于“开明”而不相信上帝，并且以在各处的特殊地位为基础，迷信自己，“特例犹太人”的想象实际上扯断了犹太人与人类其它民族之间虔诚希望的有力纽带。因此，世俗化最终导致的吊诡对现代犹太人心理具有决定性作用。由此使犹太人的同化——消除民族意识，将民族宗教转变为一个忏悔教派，以同样模棱两可的手法和心理诡言去应付国家与社会模棱两可的要求——产生出一种非常真实的犹太沙文主义，这里所指的沙文主义是一种扭曲的民族主义，用契斯特顿的话来说，“个人将自己当作崇拜对象；个人成了自己的理想，甚至成了自己的偶像。”从此以后，旧的宗教观念中的特选民不再是犹太教的本质；它变成了犹太特性的本质。这种吊诡最生动有力地体现在狄斯累利身上。他是一个英国的帝国主义者，犹太人中的沙文主义者；但是，人们不难谅解一个只玩弄想象的沙文主义者，因为毕竟“英国是他想象中的以色列”；也不难原谅他的英国帝国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和一心坚决地为扩张而扩张的态度大不一样，因为他毕竟“从来不是一个完全的英国人，而且对此颇感自豪。”这一切奇怪的矛盾清楚地表明这位权势奇才从不认真地看待自己，一向扮演某个角色。去赢得社会、赢得名声，增加独特的魅力，这使他的言辞中注入了一种暴发户式的热情和白日梦的成分，使他完全不同于他那些帝国主义政策的追随者。他很幸运型地。能在曼彻斯特体制和商人们都还未有帝国之梦，甚至还在尖锐激烈地反对“殖民主义冒险”时，有其梦想和行动。他迷信血缘和种族——其中混杂着他那种旧式的浪漫主义民间传说，以为黄金与血缘之间可以有一种强有力的超民族联系——却不怀疑到非洲、亚洲和欧洲本土上会有可能的屠杀。开始时他以一个并无多少天赋的作家身份出现，后来却一直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由机遇使之成为国会议员、党内领袖、首相，及英国女王的朋友。早在狄斯累利还是一名单纯的作家，还未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时，他就有了关于犹太人的政治角色的观念。所以，他在这方面的一些思想不是实际经验的结果，而是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坚定不栘地固守而成的。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爱尔罗依》(Alroy)(1833)中。他写到过一个建立犹太帝国的计划，由犹太人作为一个严格隔离的阶级来统治。小说显示了当时关于犹太人可能掌权的流行幻想，以及年轻的作者对他那个时代实际权力状况的无知。过了十一年，在国会里的政治经验以及和著名人物的交往。教狄斯祟利懂得“无论犹太人以往的目标是什么，在他那个时代，他们的目标大多不与任何形式的民族政治发生关系。”在小说《康宁斯比》(Coningsby)中，他放弃了关于犹太帝国的梦想，但是展示了一种异想天开的计划，说犹太人的金钱主宰着各个王朝的浮沉，在外交上统制一切。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未放弃第二种想法，即上帝特选种族的特选民具有秘密的和神秘的影响，这一想法取代了他早先关于建立一个公开的神秘统治阶级的梦想。这成了他的政治哲学的中心。他歆羡犹太银行家，因为他们向政府放债，赚取佣金，他以一种外人的不理解目光来看待整个事情。以为对权力毫无野心的人可以日复一日地操作这种权力可能性。他无法了解的是，一个犹太银行家会比他的非犹太同行对政治兴趣更少；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犹太人的财富是犹太政治的唯一手段。关于犹太银行家们在商业事务中功能良好的组织及其国际情报信息交流，他了解得越多，就越相信他在对付一个秘密社会，它在人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已将全世界的命运抓在手中。众所周知，关于犹太秘密社会中共有一个阴谋(Jewish conspiracy)的说法，对反犹主义宣传无疑是最有用的材料，甚至还有流传全欧洲的传统迷信说法：犹太人用魔法杀人，投毒下井。最有意思的是，狄斯累利出于完全相反的目的，并在谁也不会认真想到秘密社会的时候，却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清楚地表明此类编造的谎言在何种程度上起因于社会动机和怨慰，而能够比起码的事实更振振有辞地解释各种事件与政治经济活动。在狄斯累利的眼中，就像在他之后的许多不如他出名的暴发户们的眼中一样，全部政治游戏都是在秘密社会之间玩弄的。不光是犹太人，其它每一个团体也都一样，它们的影响不是从政治角度产生的，它们也不和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对立，凡属此类者，都被狄斯累利看作是幕后力量。 1863年，他认为自己目击了“秘密社会和欧洲百万富翁们之间的一场斗争；罗斯希尔德家族至今仍是赢家。”，而“秘密社会宣称服从人的天性和取消财产”；直至1870年，他仍然很认真地谈论“隐而不见的”力量，而且真诚地相信“秘密社会及其国际能力、罗马教会及其主张和方法、科学与信仰之间的永恒冲突”，有效地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狄斯累利那份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使他和犹太人中一切这样的“秘密”力量建立了联系。“最初的耶稣会会士(Jesuits)是犹太人；引起西欧警觉的那场神秘的俄罗斯外交是由犹太人组织和以犹太人主导的；一场强有力的革命，此刻正在德国酝酿，将在事实上成为第二次和更伟大的改革……完全是在犹太人的主持下开展的，”“在每一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团体)的领导人中都有犹太人。上帝的信徒与无神论者合作；最善于积聚财产的人与共产党人结成同盟，上帝特选的种族与欧洲的下层社会携手！而这一切都因为他们希望摧毁那么不知感恩的基督教，它的名称、它的暴政都使他们无法继续容忍。”在狄斯累利的想象中，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犹太人的世界。在此幻想中，甚至可以预见最坦率的希特勒的宣传技巧，宣称犹太资本家与犹太社会主义者之间秘密联盟。不可否认，整个计划尽管都是想象和幻想，却有它自己的逻辑。如果谁像狄斯累利一样，假设犹太百万富翁是犹太政治的缔造者，如果当真以为犹太人几百年来受侮辱(这确有其事，但是犹太辩护士们的宣传刻意夸张则更显愚蠢)，如果见到犹太百万富翁之子成为工人运动领袖(这情形很常见)，而又根据经验知道犹太家庭纽带是如何紧密，那么狄斯累利所谓犹太人对基督教各民族的精心报复的说法就不会太牵强。当然，事实上犹太百万富翁的儿子倾向于左翼运动，恰恰是因为他们的银行家父亲从未和工人发生过公开的冲突。因此，银行家们完全缺乏任何一个普通资产阶级家庭的儿子理所当然地具有的那种阶级意识，而在另一方面，恰恰出于完全相同的原因，工人们并不怀有其它每一个阶级确实对犹太人显示出来的或隐或显的反犹情绪。明显地，大多数国家里的左翼运动为民族同化提供了唯一真正的可能性。狄斯累利坚持喜欢用秘密社会的说法来解释政治，所根据的经验后来使许多欧洲一般知识分子信服。他的基本经验是，要在英国社会占有一个地位，比在国会里赢得一个席位还困难得多。他那个时代的英国社会纷呈时髦的俱乐部，它们是没有政党之分的。这些俱乐部虽然对于形成政治菁英是十分重要的，却避开了公共控制。外人必然觉得它们十分神秘。说它们秘密，是因为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加入。只有当其它阶级的成员要求加入，或者被拒绝，或者经过无数次意想不到的、明显不合情理的困难之后才被接纳时，才变得很神秘。任何政治荣誉都不能代替与特权者密切连系能获得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狄斯累利的野心即使在晚年遇到过几次严重的挫折，也并未导致他政治上的失败，因为他仍然是“伦敦社会最威风的人物”，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狄斯累利天真地确信秘密社会的至高无上重要性，他是进入那些新的会社阶层的先驱者，他生于社会的范围之外，从来不能恰当地理解其规则。他们发现，自己身处在社会与政治的界线经常混淆的环境中，尽管表面看来情况很混乱，获胜的总是狭隘的阶级利益。局外人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只有目标明确而又有意识地建立的一种制度，才能获得如此显着的结果。事实上，社会游戏从整体上只需要一种坚定的政治意志，以便将一种介于有意与无意之间的利益游戏和实质上毫无目标的运作转变为某种特定的政策。在法国的德雷富斯事件期间、在德国的希特勒掌权之前十年间所发生的情形大致如此。然而，狄斯累利不仅是英国社会的局外人，也是犹太社会的局外人。他几乎不懂得他所佩服至深的那些犹太银行家的心理，如果他了解到这些“特例的犹太人”尽管被排斥在资产阶级社会之外(他们从未真正考虑进入这个社会），却共同遵奉一种政治原则，认为政治活动的中心是保护财产和利润，那么他一定会对他们感到失望。狄斯累利所看到的、并且印象很深刻的只是一个没有外在政治组织的团体，它的成员仍然由似乎无限的家族和商业纽带联接着。每当他必须和他们交往，并且发现一切都得到“证实”的时候，他的想象力就活跃起来——例如当亨利.奥本海(Henry Oppenhelm)提供的消息——他知道埃及的土耳其总督急于出售苏伊士运河的股份——使英国政府取得运河的股份，而这场买卖又通过列奥纳尔.罗斯希尔德(Lionel Rothschild)贷款四百万英镑来完成。总而言之，狄斯累利的种族信念与关于秘密社会的理论都产生于一种想解释某种看来很神秘的事物的愿望，但实际上是一种幻想。他无法从“特例犹太人”的想象中看清政治现实；但是他能够而且确实做到了将幻想变成群众的恐惧，使沉闷的社会从一个十分危险的童话中得到了娱乐。以一种种族狂热者的坚持，狄斯累利不屑那些“现代新型的民族感情原则”。他仇视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政治平等，并且害怕犹太人在这种条件下的生存。他幻想种族可以从社会和政治角度逃避平等化。由于他对当时贵族的了解远远超过他一向对犹太民族的了解，所以毫不奇怪，他只根据贵族阶级的等级概念来铸造种族概念。这些关于社会上无特权者的概念无疑可能是太过分了，但是，假如这些概念不遇到真正的政治需要，可用来适应各种政治目的——例如在争夺非洲的过程中一一那么在欧洲政治中就会显得毫无意义。资产阶级社会愿意相信这些概念，这就使狄斯累利成为十九世纪唯一一个获得了真正名声的犹太人。而说到底，使他获得天大好运的倾向最终竟引起他那个民族的巨大灾难，这并不是他的过错。㈢在恶与罪之间巴黎曾被准确地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之都”(沃尔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语)。充满希望的十九世纪是从法国革命开始的，一百多年来，经历了反对使公民堕落为资产者的毫无希望的斗争，在德雷富斯事件中降到了最低点，引起紧接着十四年的病态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可以由具有雅各宾党人气质的克莱孟梭(Georges Clemencean)——法国最后一位大革命之子——领导而获胜，但是“优秀民族”的辉煌世纪毕竟走到了尽头，而巴黎失去了政治意义和社会魅力，只留给了各国的前卫知识分子。就在狄斯累利死后，始于争夺非洲和竞争欧洲的帝国主义控制权的二十世纪，法国只扮演了一个很小的角色。因此，部分由于其它国家的经济扩张，部分由于内部分裂，所造成的衰落其形式和规律可以说是民族国家固有的。在某种程度上，法国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发生的一切，三十年或四十年后在欧洲所有的民族国家里都发生了。除了年代差异之外，魏玛共和国和奥地利共和国的历史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史十分相似，德国和奥地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某些政治与社会格局几乎在有意识地参照法国世纪末的方式。十九世纪的反犹主义在法国达到了顶峰，它的失败是因为仍是国家内部问题，而未触及当时当地尚未存在的帝国主义潮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德国和奥地利这一类反犹主义的主要特征重新出现，而它对各自境内的犹太民族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却几乎相同，尽管不那么嚣张和极端，并且较多地受到其它各种影响的干扰。但是，选择福伯格．圣-吉曼的沙龙作为犹太人在非犹太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的例子，主要原因是这个社团规模之大使其它社团无法望其项背，而且它有忠实的活动记录。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本人有一半犹太血统，急于证实自己是犹太人，他着手追忆“逝水年华”，实际上写出的作品，正如一位钦佩他的批评家所说的，是一部自我辩护之作(apologia pro Vita sua)。这位二十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一生全是在社会中度过的；一切事件在他看来都是社会的反映，却又通过个人重新思考，因此，反映和再思构成就了普鲁斯特的世界中的具体现实。贯穿《追忆逝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中的个人及其再思，都是属于社会的，即使当他隐退到不问世事的孤独状态(普鲁斯特本人最后也因决定写这部巨著而最终匿迹)时也是如此。在孤独中，他的内在生命不断地将尘世间发生的一切转化为内心体验，使之变成镜子，折射出真理的可能外貌。内心体验的沉思者与社会的旁观者相像，两者都不直接和生活沟通，而只观察反射中的现实。普鲁斯特生于社会边缘，尽管是局外人，但仍属于它无疑，他将内心体验扩大到包含一切方面，使它们向一切社会成员显现并通过一切社会成员反映出来。的确，当社会使自身完全从群众的关注中得到解脱，当政治本身变成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时，对这一时期的见证莫过于此了。资产阶级价值观对市民的责任意识的胜利，意味着使政治问题分解为使人眼花缭乱的、令人感兴趣的对社会的反应。必须补充的是，普鲁斯特本人就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与社会的两种最时髦的“恶”都有关，他这个“犹太教非犹太化最伟大的见证人”(dejudaized Judaism)和“为西方犹太教所作的有史以来最负面的比较”有牵连：将犹太人之“恶”与同性恋之“恶”作比较，两者在它们的反映和个人再思中变得的确非常相像。狄斯累利发现恶只不过是罪在社会中的相应反映。人类的邪恶如果被社会接受，就会从一种有意行为变成一种固有的心理特质，人对此无法选择或拒绝，它是从外部强加于他并且加以控制，就像药物控制着有毒瘾的人一样。在将罪同化或改变成恶时，社会否认一切责任，建立起一个宿命的世界，使人在其中无法挣脱羁绊。时髦的社交圈子通常将背离规范视为一种罪的道德主义式判断，认作是狭隘的和市侩气的，这种理解如果显示出自卑的心理，至少也表现出对人类尊严的极大尊重。如果罪被理解为一种宿命，那么每一个人最终都可能会有一种特定的天数。“惩罚是罪人应得的，”但如果(用普鲁斯特的话来说)“法官假定并且倾向于宽恕同性恋中的谋杀和因种族命运而发生的犹太人的叛国，”那么罪人就逃脱了应得的惩罚。能躲在监施的宽容背后，对于杀人和叛国是一椿很诱人的事情。因为它能立即转变为一种决定，不仅消除了一切事实上的罪犯，而且也消除了“根据种族出身”注定要犯某些罪的人。此类变化发生于法律与政治机器未脱离社会之时，以使社会标准能够渗透进社会，变为政治的和法律的准则。这种表面上将罪与恶等同起来的包容，假如允许它确立自己的法规，就必然会比无论多么严厉的法律都更残酷、更无人性，因为法律尊重并承认人对自己的行为所应负的独立责任。但是，正如普鲁斯特所描述的，福伯格．圣-吉曼正处于这种发展过程的早期阶段。它接受同性恋者，因为它为众人以为恶的事物所吸引。普鲁斯特描写到德．夏勒斯先生(Monsieur de Charlus)如何原先由于他的个人魅力和显赫的家庭背景而被宽恕，因而“尽管他有恶”，后来仍然爬到社会顶峯。他不再需要过一种双重生活，不必躲避那些面目可疑的熟人，反而有勇气带领他们到社交场合去。他过去避免的聊天话题——爱情，美人，嫉护——是为了避嫌，避免别人怀疑他不正常，但此刻却受到热烈欢迎，“本着经验、奇趣、隐秘的名义，他夸张地细述他所发现的一切。”犹太人遇到的情况非常相似。特例的个人，即变成贵族的犹太人，在第二帝国的社会中不仅受到宽容，而且受到欢迎，然而此刻犹太人本身已越来越出名了。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都不会因偏见而再生歧视。他们并不怀疑同性恋“有罪”，或犹太人是“叛徒”：他们仅仅对罪与叛逆改变了态度。当然，新的眼界带来的麻烦，并他们不再为性倒错感到可怕，而是不再为犯罪感到可怕。他们丝毫不怀疑传统的判断。十九世纪最深藏的弊病，可怕的无聊和普遍的厌倦，像脓肿一样喷发。社会称之为弃儿和贱民的人，无论他们过去如何，至少未传染到厌郁的心情(ennui)，而且(如果根据普鲁斯特的判断)他们是世纪末的社会里仅有的仍能产生热情的人。普鲁斯特只须用“人类的爱情能力”为线索，便引导我们穿过了由社会关系和野心构成的迷宫，在小说中呈现为德．夏勒斯先生对莫莱(Morel)的倒错情欲，犹太人斯旺(Swann)对他追求的爱人的忠诚被蹂躏，作者本人对艾伯蒂娜(Albertina)的疯狂妒忌，而艾伯蒂娜在小说中是邪恶的化身。普鲁斯特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局外人和新来者，即“淫奢之城”(Sodome et Ghomorre)的居民，不仅更富于人性，而且也更正常。福伯格.圣-吉曼突然发现犹太人和性倒错者的吸引入之处，暴民们则高喊“杀死犹太人”，两者之间的区别是，那些沙龙尚未和罪有公开牵连。这意味着，一方面，他们还不想积极参与杀人。另一方面，仍然公开表示厌憎犹太人和害怕性倒错。这反而导致一种很典型的暧昧情形，即新成员不能公开其身分，然而也不能掩盖自己的观点。这种情景引起了暴露与掩盖、半公开与谎言歪曲、过分谦卑与过分骄横之类的复杂游戏，这一切都只起因于犹太人(或同性恋者)打开了非公开沙龙的大门，同时又使自己的地位极不安全。在这种暧昧的情形下，犹太人个人的犹太属性即刻成了一种人身缺陷，一种神秘的个人特权，两者都从“种族命运”(racial predestination)继承而来。普鲁斯特用很长的篇幅描写了社会如何常常监视着陌生者、怪异者、危险者，最后却使高尚优雅同凶恶怪异混为一谈，并且随时准备认可实在的或幻想的凶恶怪异事物，例如“本地演员演出”奇异陌生的“俄国或日本戏剧”；性倒错者“斑斓衣着、大腹便便、衣钮紧扣的形象，使人联想起一盒散发出怪异水果味的奇特可疑人物，一动品尝念头便会扰人心绪”；“天才人物”可能造成“超自然的感觉”，周围的社会“像围着一张旋转桌子，探询永恒世界的秘密”。在这种巫术的气氛中，一个犹太男子或一个土耳其女人可能会“像通过某种手段而真实地召唤来的人”一样出现。很明显，那些“特例的犹太人”不可能扮演这种奇异邪恶的角色，将近一百年来，他们作为“外国暴发户”被接纳、被宽容，“谁也不指望因为和他们的友谊而感到自豪。”当然，那人不出名的小人物们适应性较强，在被同化的第一阶段，他们既不认同犹太社群，又不是犹太社群的代表，因为认同著名的团体会严重地限制社会的想象和期望。那些像斯旺一类的人具有无法言述的社会嗅觉和一般的趣味，所以被接纳；而受到更热诚欢迎的是那些像布洛赫一样的人，属于“不出名的家族，必须支承无数压力，不仅是基督教的压力，还有高于他自己的犹太人各个社会等级的压力，其中每一层都以蔑视来压垮下一个等级层次。”社会愿意接受完全的外人，和它视为真正可恶的人，缩短几代人往上爬的时间，使新来者必须“将自己从一个犹太家族提高到另一个犹太家族来打开自己的道路。”在巴拿马事件期间，这种情形发生在法国天真的犹太人在一些德国犹太冒险家具创造性且肆无忌惮的行为面前退缩之后，并非是偶然的；例外的个人无论有无贵族头衔，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急于寻找反犹主义和君主主义沙龙社会，藉以梦想往昔第二帝国的好时光，却发现自己和那些一向被沙龙社会排斥在外的犹太人属于同一个种类。如果犹太特质的特例性是社会接纳犹太人的理由，那么，社会宁可选择那些明显属于“一支坚固的队伍，内部完全一致，和那些观望他们列队走过的人完全不一样”的人，那些人和他们的暴发户兄弟们不一样，尚未“达到相同的同化阶段”。尽管本杰明．狄斯累利是由于特殊而被社会接纳的犹太人之一，他那种世俗化的自我表现作为“上帝特选民族中的特选者”，预示并勾勒出一种轮廓，犹太人的自我诠释都照此进行。如果这种狂热与粗鲁本身不是奇怪地与社会对犹太人的期待相同的话，犹太人就永远不可能扮演其模糊的角色。当然，他们并非有意识地采纳狄斯累利的信念，或者有目的地编造世纪初他们的普鲁士先辈胆怯而反常的自我解释；他们大多欣喜地遗忘全部犹太历史。但是，只要犹太人在暧昧的社会状态与西欧、中欧国家的控制下接受教育、世俗化、同化，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种族渊源所意味着的、犹太著名人物们以特权和统治的形式感觉到的政治责任的尺度。犹太种族渊源失去了宗教和政治含义，都变成一种心理特质，被变成一种“犹太性格”，从此可以在善或恶的范畴内考量。假如说“犹太性格”不能扭转为一种有意思的恶(而不以偏见将它看成罪的)，那么也可以说，只有那些认为它是内在的善的犹太人才可能使它逆转。被同化的犹太人也被责骂为疏离犹太教，同化引起的最终灾难常被认为是一种既可怕又无意义的受难，因为它失去了旧日的殉难价值。这种论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就原有的信仰方式和生活方式而言，“疏离”在东欧各国同样明显。但是出于另一种原因，一般认为西欧犹太人被“非犹太化”了的想法是误导的。普鲁斯特在作品中描写的情形同明显过分地使人感兴趣的犹太教正统说法相反，他指出，犹太人的出生事实从未像在同化了的犹太人中间一样，在私人生活和日常存在中有那样重大的作用。犹太改革家们将一种民族宗教改变为一种宗教派别，并将宗教理解为个人的事情；犹太革命家以世界公民自居，以使自己摆脱犹太民族；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即“在街上是男人，在家里是犹太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成功地将民族特性转变为私人的事情。结果，他们的私人生活、他们的决定和感情，都变成了他们的“犹太特性”的中心。犹太出身越是失去它的宗教、民族和社会经济的意义，犹太特性就越纠缠；犹太人纠缠于此，就像人纠缠于身体缺陷或优点一样，沉溺于其中彷佛人沉溺于一种邪恶。普鲁斯特说的“内在气质”(inner disposition)不是别的，正是这种个人的、私人的内心纠结，它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来证实，在这个社会里，成功和失败都取决于犹太出身这一事实。普鲁斯特误认它是“种族命运”，因为他所见到的和描写的仅仅是它的社会面向和个人的再思考。的确，从他作为旁观者的记录来看，犹太集团的行为显示出与性倒错者的行为类型同样的纠结。两者都感觉到要么是高超，要么是卑劣，但在任何情况下都自豪其与众不同；两者都感到这种与众不同是天生的事实；两者都经常证明，并非他们所为(what they did)，而是他们所是(what they were)才是正当的；还有，两者都摇摆于或辩护态度或突然挑战性地宣称他们是菁英。他们的社会位置由本性而永久固定，两者都不能从一个集团转移到另一个集团。社会的其它成员也有归属之需要——“问题不像哈姆雷特那样，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而是归属或不归属”——但是程度不同。社会分化成集团，不再让外人(犹太人或性倒错者)作为个人进入小团体，但是由于他们受接纳的具体情况，因此总像是体现了那种集团性质(clannishness)。每一个社会都要求它的成员有一定数量的行动，有显示和代表的能力，并且按照他们的实际面目行事。当社会分化成集团时，这些要求不再由个人提出，而是由集团的成员提出。因此，行为不是由个人的能力控制，而由无声的要求控制，恰如一名演员的表演必须配合其它一切角色。福伯格．圣-吉曼的沙龙就是一些集团的聚合，每一个集团都代表了一种极端的行为类型。性倒错者的作用是显示他们的反常，犹太人的作用是代表邪恶巫术(“召魂术”)，艺术家的作用是表现另一种形式的超自然和超人类的接触，贵族的作用是显示他们不像普通的(“资产阶级的”)人们。正如普鲁斯特观察到的那样，上述一些集团除了它们的集团性之外，“除了在总灾难的日子大多数人围观牺牲者，就像犹太人围观德雷富斯一样之外”，这些新来者都避免与他们的同类交往。这里的原因在于，一切区别的标识只由集团的整体决定，所以犹太人或性倒错者感到他们会失去在犹太人或性倒错者的世界里的明显性格，在那种世界里，作为犹太人或表现同性恋是最自然不过、最平淡无奇，也是世界上最普通的事情。然而，同样真实的是，他们也需要对立的集团，让他可以觉得与众不同；羡慕贵族的非贵族需要形成集团，就像羡慕犹太人或性倒错者的人也需要形成集团。这些集团本身虽无一致性，而且其它集团的成员一旦不再聚集在它们周围时，它们便会解体，它们的成员使用一种神秘的符号语言，似乎他们需要有某种奇怪的事物，以便用来互相识别。普鲁斯特写到了这种符号的重要性，尤其对于新来者更为重要。但是，当性倒错者这些符号语言大师，至少保有一种真正的秘密时，犹太人使用这种语言只是为了创造他们预定的神秘气氛。他们的符号神秘而且奇特地意指某种世人共知的事物：某某亲王家里沙龙的角落坐着另一位犹太人，他不便公开地承认自己的身分，然而。要不是这种无意义的特性，他就永远不可能爬到那个角落。值得注意的是，十九世纪末新的混合社会像柏林的第一个犹太沙龙一样。仍然以贵族为中心。此刻的贵族社会一如以往，唯独失去的是它对文化的热心和对“人类的新人种”的好奇，但是它仍像过去一样嘲讽资产阶级社会。它对政治平等以及失去第三共和国建立时被肯定的政治地位和特权的响应是急于求得社会的划分。在第二帝国期间短暂人为的地位上升之后，法国贵族仅靠社会集团性来维持自身，并且不怎么积极地为儿子们保留在军队里的较高地位。他们嘲笑攻击中产阶级标准的用心强过其政治野心，这无疑是一切个人和所有尚在属于不被社会接受的阶级的群体想进入社会时的最强烈动机之一。曾使普鲁士贵族在社会上接纳演员和犹太人时的动机，同样在最终导致法国的性倒错者获得社会光荣。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并未获得社会自尊，尽管此时他们已在财富和力量两方面崛起。民族国家内没有政治阶层，而平等权利的胜利造成“社会在外表上更民主的同时，内部的秘密阶层化更加严重。”既然阶层原则(principle of hierarchy)也体现在福伯格.圣-吉曼的成员广泛的社交圈子，那么法国的每一个社团“或多或少地复制它的特点，或多或少地模仿福伯格.圣-吉曼的社团，它有时假装很不屑……，无论其成员地位如何或持何种政治观点。”贵族社会仅仅在外表上成为过时的事物：实际上它用强加“时髦的社交生活秘诀和言语方式”来渗透整个社会(而且不仅仅在法国人中间)。当普鲁斯特感到需要为此辩护，并重新考虑在贵族圈子内度过自己的一生时，他对社会所作的分析大致如此。关于犹太人在这个世纪末的社会里的角色，要点在于，正是德雷富斯事件的反犹主义才为犹太人打开了通向社会的大门，而正是这一事件的结束，或者说是由于发现了德雷富斯无罪，才结束了他们的社会荣耀。换言之，无论犹太人如何思考自身或思考德雷富斯事件，只有当社会认为他们属于一个叛徒种族时。他们才能扮演社会为他们指定的角色。当这类叛徒最终被发现只不过是一场诬害的愚蠢的受害者，社会最后认定了犹太人无罪时，整个社会对犹太人的兴趣就像政治上的反犹主义一样迅速地消失了。犹太人重新被看成普通凡人，落到毫无意义的地步，而假设中犹太人自身的罪恶只不过暂时地使他们出了一回风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与奥地利犹太人在更加严酷的环境里所享受的实质上是同一种社会荣耀。其假设的罪行在当时就是：他们在战争问题上有罪，是那种没有哪一个人的哪一桩行为必须为之负责的罪，这件罪行不容置辩，以致暴民们仍然可以认为犹太特性即罪孽，社会仍可继续为其犹太人感到欢欣鼓舞和兴趣盎然，直到最后。如果说“代罪羔羊论”确有任何心理真实性的话，那势必是这个社会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之结果；因为当反犹主义的立法逼迫社会驱逐犹太人时，那些“犹太迷”(philosemites)们感到似乎他们必须清洗自身隐秘的邪恶，洗去身上的污名，消除神秘的邪恶爱好。这种心理无疑很难解释为何“羡慕”犹太人的人最后变成杀害犹太人的凶手，尽管真正的刽子手在所谓受过教育的阶级中的人数比例令人吃惊，但是值得怀疑的是，他们在主宰“死亡工厂”的人中是否举足轻重。但是这一点恰恰可以解释那些社会阶层令人无法置信的背叛行为，他们曾经是犹太人最亲密的朋友，犹太朋友们曾经最使他们感到高兴和受到吸引。对犹太人而言，将所谓犹太教的“罪”转化为所谓犹太人的“恶”，这种流行观点实际上极其危险。犹太人可以脱离犹太教逃到改宗的路，但是身为犹太人这一点是无法逃避的。再者，一椿罪行面临的不过是惩罚，而一种恶只能面临灭绝。在社会生活的范围内，社会对于犹太出身和犹太人的角色所作的解释直接关联到反犹主义手段可能达到的彻底灾难。纳粹的反犹主义的根源便在这种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虽然种族观念具有其它一些更直接的政治目的和作用，但是它从最有害的方面应用于犹太问题时，其成功大多归因于真正地构成舆论赞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信念。犹太人命中注定走向历史事件的风暴中心，决定性的力量无疑地是政治力量；但是社会对反犹主义的反应以及个人对犹太问题的心理反应，却同时对犹太血统的每一个个人的残暴与有组织、有计划的侵害有关，在德雷富斯事件中的反犹主义早已显示出这种特点。若认为反犹主义的历史本身只是一场纯粹的政治运动，就无法理解这种由激情驱使的追杀“一般犹太人”，“无处不在而又无处可见的犹太人”。各种社会因素未被政治历史或经济历史所解释潜藏在事件的表面之下，历史学家从未观察到，只有诗人或小说家才以更深刻的激情力量将它们记录下来(诗人和小说家是被社会驱逐到绝望的孤独中的人)，这些社会因素改变了政治上反犹主义可能会独自采取的路线，这可能会导致反犹立法，甚至大规模驱逐，但不至于从总体上采取灭绝手段。自从德雷富斯事件发生，以及它对法国犹太人权利的政治威胁产生了一种使犹太人享受歧义荣耀的社会情势之后，欧洲反犹主义显示出一种由各种难以相互融合的政治动机和社会因素组成的混合状态。社会总是以明显地偏向犹太人的态度首先对一场强大的反犹主义运动作出反应，因此德雷富斯的话在危险的时刻尤显真实：“此刻没有别的种族问题……更能像犹太人问题一样使欧洲兴高采烈、兴趣盎然、振奋人心和显得高贵。”社会上的“犹太迷”们总是最后使政治反犹主义带上神秘的疯狂色彩，舍此反犹主义则不能变成组织群众的最佳口号。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无阶级地位者(déclassé)到未了都随时准备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暴民组织；他们的宣传及其吸引人之处在于：假定一个社会显示出它愿意将以恶的形式表现的罪结合进它的结构，此时就一定很容易用公开接纳罪犯和公开犯罪的方式来澄清自己。第四章 德雷富斯事件(一)案件事实事情发生在法国，时间是1894年底。阿尔弗雷德.德雷富斯(Alfred Dreyfus)是法国军队总参谋部的一名犹太军官，他被指控为德国间谍。法庭一致判决将他终身流放魔鬼岛。审判是秘密进行的。在据说大量的起诉档案中，只出示了一件所谓的“清单”。其实这是一封信，说是德雷富斯的手迹，此信写给德国大使馆武官斯瓦兹柯本(Max yon Schwartzkoppen)1895年7月，皮卡特(Georges Picquart)上校出任参谋总部情报局长。1896年5月，他告诉总参谋长布瓦斯德弗雷(Charles le Mouton de Boisdeffre)说，他本人相信德雷富斯无罪，犯罪的是另一名军官沃尔桑-埃斯特拉齐(Ferdinand Walsin-Esterhazy)少校。六个月后，皮卡特调任突尼斯的一个危险防地。与此同时，伯纳德.拉查尔代表德雷富斯的兄弟们出版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第一本小册子《一个司法错误：德雷富斯事件真相》(Une Erreur judiciaire；la vérité Sur l'affaire Dreyfus)。1897年6月，皮卡特将审判细节与德雷富斯无罪的真情通知参议院副议长修雷尔一凯斯纳(Auguste Scheurer-Kestner)。1897年11月，克列孟梭开始为重审此案而奋斗。四个星期之后，佐拉(Emile Zola)加入了为德雷富斯辩护的一派。他的《我控诉》(J'Accuse)一文于1898年1月发表在克列孟梭掌握的报纸上。与此同时，皮卡特被捕。佐拉以诽谤军队罪而遭审讯，并受到普通法庭和上诉法院的判决。1898年8月，埃斯特拉齐由于侵吞钱财而很不光彩地退役。他立即去告诉一名英国新闻记者说，那份“清单”的作者是他，而不是德雷富斯，那封信是他根据他的上司、前任反情报局局长桑代尔(Jean-Conrad Sandherr)上校的命令、模仿德雷富斯的笔迹而写的。几天以后，同一机构中的另一名成员昂利(Joseph Henry)上校坦白说，德雷富斯秘密档案里的另外几份文件也是伪造的，随即他就自杀了。于是，上诉法院下令调查德雷富斯案件。1899年6月，上诉法院取消了1894年对德雷富斯的原判。8月，在赫内(Rennes)重新开庭审理此案。判决改为监禁十年，理由是“情况缓和了”。一个星期后，共和国总统宣布赦免德雷富斯。 1900年4月，世界博览会在巴黎开幕。 5月，当博览会成功在望时，下议院以压倒多数投票反对进一步重审德雷富斯案件。同年12月，与事件相关的一切审判与诉讼数据文件悉数销毁。1903年，德雷富斯要求再次重审。直到1906年，克列孟梭当上总理之后，申诉才被受理。1906年7月，上诉法院撤消了在赫内的判决，宣布对德雷富斯的一切指控无效。然而上诉法院无赦免的权力，它必须下令重审。在军事法庭审理之前的重审完全有可能不顾对德雷富斯有利的大量证据而导致一次新的定罪。因此，根据法律，绝不可能宣判德雷富斯无罪，而此案未真正解决。法国民众从未承认对于被指控者的昭雪，原先被激起的情绪也未完全平息，直到1908年，即总统赦免令发布后九年、德雷富斯罪名洗清后二年，在克列孟梭的坚持之下，埃米尔.佐拉的遗体迁葬至庞蒂昂(Pantheon)时，阿尔弗雷德．德雷富斯在街上受到公开袭击。巴黎的一家法院为袭击他的人开脱，并且指出这件事起因于对为德雷富斯昭雪的决定“持有异议”。更奇怪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未能使人忘却这一事件。1924年，“法兰西行动”(The Action Franqaise)组织下令重新出版《德雷富斯事件摘要》(Précis de L’Affaire Dreyfus)自此以后，它就成了反德雷富斯派(Anti-Dreyfusads)的标准参考手册。1931年，在戏剧(德雷富斯事件》首次上演(此剧本作者是雷费希和威廉．赫索格[Rehfisch and Wilhelm Herzog)，笔名雷纳．凯斯纳[René Kestner])时，仍然迷漫着九十年代的气氛，大厅里的争吵，剧场正厅前座有人扔恶臭炸弹，“法兰西行动”组织的突击队布满四周，恐吓演员、观众和旁观者。拉伐尔(Pierre Laval)政府所做的一切也无非是三十年前法国政府所做的；它乐于承认无法保证哪一场演出不受骚扰，因此为反德雷富斯派取得新胜利提供了方便。戏被迫停演。当德雷富斯于1935年去世时。一般新闻界甚至不敢触及这件事，只有左派报纸旧调重调阐说德雷富斯无罪，右翼报纸仍说他有罪。直至如今，德雷富斯事件在法国政治中仍是一块试金石，尽管程度不如从前。在谴责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时，著名的地方报纸《北方之声》(Voix du Nord)(在里叶[Lille]出版)将贝当案件与德雷富斯案件相提并论，坚持认为“国家在德雷富斯案件发生之后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因为法庭判绝不能解决政治冲突，不能“给法国所有的人带来思想和心灵和平”。德雷富斯事件在较大的政治范围内属于二十世纪，而德雷富斯案件，即对犹太人阿尔弗雷德.德雷富斯上尉的历次审判，却十分典型地属于十九世纪，那时人们热心遵循法律程序，因为每一案例都须经得起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成就——法律的完整与不可分割性——的考验。这一时代的特点是，司法错误会引起政治激动，无休无止的审判和重审，更不用说决斗和互殴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信条仍然深深地扎根于文明世界的良知中，以致一次司法错误便会引起从莫斯科到纽约的公众愤怒。除了在法国。谁也不会“现代”到将事情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法国伤害了一个犹太军官，能够引起全世界一致的剧烈反应。而下一代人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反应则差得多了。甚至连沙皇俄国都指责法国太野蛮，而在德国，皇帝的亲近人士也公开表示愤慨，此情形只有三十年代的激进派报纸才可相媲美。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好象出自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小说一样；一方面，具有阶级意识的将军们拼命掩护自己集团中的成员，另一方面。他们的对手皮卡特以冶静透彻的眼光和略带讥讽的诚实态度来对抗他们。在他们之外，站着一群无法描述其面貌的国会议员，每一个人都悚惧于邻人可能知道他的内心，共和国总统这位巴黎妓院臭名昭著的保护人和专事视察的行政首脑，只为了社交接触才活着。还有德雷富斯本人，实际上是一名暴发户，他不断地向同僚吹嘘家中有多少财富可供他在女人身上开销；他的兄弟们为了使他获得释放，起初伤感地表示愿意付出全部家产，后来却减少到十五万法郎，他们一直拿下定主意，究竟是牺牲全部财产，还是只收买总参谋部；律师德曼吉(Edgar Démange)确实相信德雷富斯是无辜的。但是他的辩护词只围绕着有疑点的问题，唯恐自己受到攻击，或伤及他的利益。最后还有那位冒险家埃斯特拉齐，他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完全厌倦于这个资产阶级世界，想从英雄行为或无赖行径中寻求解脱。这位前驻外国军团中的少尉在同僚中间以大胆和厚颜无耻而出名。他以充当向犹太军官挑衅的决斗者副手，和诈骗犹太人的钱财为生。当然，为了获得犹太主教士的一封介绍信，他宁愿替他效劳。即使在他最终垮台时，他仍然保持着巴尔扎克小说中描述的那种传统。既不叛国，也不幻想有十万名普鲁士枪骑兵在闹宴上喝醉酒后狂野地冲进巴黎，而是侵吞了一位亲戚的一笔小小的现金。将自己送上毁灭之路。还有，我们亦不知如何评价佐拉，他充满道德热忱，略带空虚的哀怜，戏剧性的宣言，在他逃去伦敦的前夕。是他听到德雷富斯的声音在乞求他作出这种牺牲么?这一切都典型地属于十九世纪，本身很难延续到两次世界大战。民众对埃斯特拉齐怀有旧时代的热情。就像他们仇恨佐拉一样，早已消失在汪洋大海。但是那种激烈地反对贵族和教士的的情绪曾激发了饶勒斯(Jean Jaurès)的热情，并保障了德雷斯最后获释。正如卡古拉德事件(Cagoulard affair)显示的那样。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在阴谋策划一场政变时，不再忌惮民众的愤怒。法国自从教会与国家分离之后，虽然不再用宗教来思考问题，却也失去了大部分反宗教情绪。正如天主教会也从自身失去了政治灵感一样。贝当尝试将法兰西共和国改为天主教国家，但是民众极度冷漠，而下层教士们也敌视其宗教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因而使他的计划受阻。德雷富斯事件的政治意义之所以能延续，是因为其中有两种因素在二十世纪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一是对犹太人的仇恨：第二是对共和国本身、对议会、对国家机器的怀疑。公众的大部分当然会想到后一点。无论正确与否，都是受到了犹太人和银行力量的影响。直到我们当今时代，“反德雷富斯派”这个词仍可用于识别一切反共和主义、反民主、反犹主义的名称。几年前，它仍包含众多意义，例如“法兰西行动”组织的专制主义，道利奥特的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德亚特(Marcel Déat)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但是，第三共和国的垮台不是因为这匙人数很少的法西斯主义团体的缘故。相反。虽然有些吊诡，但在第三共和国垮台时，反倒是这些法西斯主义团体影响甚微之时。使法国没落的事实是它并没有真正的“德雷富斯派”，无人相信在共和国里还能维护和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和正义。最后，共和国像熟透的水果一样落进了旧日反德溜富斯派集团(这个集团历来构成共和国军队的核心)的口袋。此时法国很少有敌人，但也几乎没有朋友。贝当集团也不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产物，这一点在它盲目坚持四十年前的旧政治方案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德国精明地通过边界线破坏了法国的整个经济时，法国维希政府的领导人还在修补过去巴黑(Maurice Barrès)主张的“自治省”(autonomous Provinces)，弄得法国更加残破不堪。他们比任何傀儡政府都更积极迅速地引进了反犹主义立法，并且一向吹嘘无需从德国进口反犹主义，他们统治犹太人的法律要点与德意志帝国的法律不同。他们鼓动天主教教士反对犹太人，这只证明了教士们不仅失去了政治影响力，而且事实上也不是反犹分子。相反，正是维希政府想再次拉进政权机构的这些主教们，对屠杀犹太人一事表示了最强烈的抗议。不是德雷富斯案件及其审判，而是整个德雷富斯事件向二十世纪提供了一线光明。正如伯尔那诺于1931年所指出的；“德雷富斯事件已经属于那个悲剧时代，这个时代当然不会因上一次世界大战而告结束。这个事件揭示了相同的非人性特点，在肆无忌惮的激情和仇恨的火焰折腾之中，留下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心灵和铁石心肠。”当然，这一事件的真正后果并非是在法国才见到，然而，法国为何在纳粹入侵时如此轻易地成了牺牲品，其中的原因不难找到。希特勒的宣传语言是法国人熟悉已久而且绝不会轻易忘记的。“法兰西行动”组织的“西泽主义”(Caesarism)和巴黑与莫哈(Charles Maurras)的虚无民族主义(nihilistic nationalism)从未以它们的本来形式成功过，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都是负面的。它们缺乏社会远见，也不会用大众化的语言阐述他们在嘲弄理智时产生的那些精神上变幻不定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