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土地私有制的社会里，农民的耕地在无止境地零碎化，农民本身在无止境地散漫化，要发动有组织意义的大规模起义几乎是不可能的。秦末陈胜刘邦、西汉末赤眉平林等起义军都是先在一个地方爆发，随后各地农民起来响应，形成一支多头的反抗力量。这种情况和小土地私有制正相适应。但是，东汉时期，农村中遍布着豪强的坞壁，它们都是有部曲的作战单位，有力量镇压刚发动的起义农民。就是那种较大规模的几十次地方性起义，也在朝廷军队联合豪强武装的压力下，等不到别处农民响应，都归于失败，东汉农民起义确是更困难了。　　不过，起义是不可抑阻的，失败使徬徨在死亡线上的广大农民获得一个教训，就是必须联络各地农民共同起义。实行这种联络工作的是钜鹿人张角和他的兄弟张宝、张梁。　　汉光武帝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大力提倡妖妄的谶纬之学，借以证明自己受天命，应该做皇帝。东汉妖术盛行，《后汉书》特立所谓《方术传》，除了郭玉、华佗等少数医生，其余都是著名的妖人。这种妖人妖术就是战国西汉传下来的方士和神仙术，不过到东汉时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战国西汉的方术，主要是用长生不死之药欺骗富贵人（包括皇帝）。骗术败露以后，方士被杀或逃遁，教训了后来的方士，富贵人受骗，也教训了后来的富贵人。东汉富贵人自汉光武帝以下，一般不求长生药，却求愚弄人民的妖术；反之方士也不再用长生药冒险求富贵，却用各种符合朝廷提倡的妖术来取得名利，用符水祝祷法骗人，就是各种妖术中的一种。朝廷对妖术采取不干涉态度，因为任何一种妖术，归根都是为了欺骗人民，有利于朝廷的统治。　　东汉后期，佛教逐渐流行，给某些妖人一种创立宗教的启示。妖人们把方士所有的神仙术与《老子》书中“谷神不死”、“玄牝之门”等等神秘的话结合起来，于是神仙术改称为道教，方士改称为道士，哲学家的老子也被改装为道教的教主。汉桓帝派亲信宦官到苦县祭老子，又在宫中立黄老浮屠祠。以方士神仙术为本质的道教，经汉桓帝承认，成为公开的宗教了。最早出现的道教，是汉顺帝时琅邪人宫崇到宫门献上他的老师于吉所得神书——《太平青领书》一百七十卷（《后汉书·襄楷传》）。这个于吉就是造神书的人，也可能是宫崇自己造书，托名于吉。他们敢于献书，书中当然是“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决不会有反抗统治阶级的言论。汉献帝时，琅邪道士于吉流寓吴郡城，烧香读道书，用符水为人治病。孙策部下诸将和宾客，有三分之二信奉于吉，望见他就跪拜。孙策看他妖妄惑众，影响很大，把他斩首示众。这个于吉是冒名的于吉（汉顺帝时于吉，到汉献帝时应有一百岁左右，诸将宾客替他说情，只说“医护将士”有功，不说他年老），他被杀的原因是想取得孙策的尊敬，不是反对孙策，诸将宾客救他，是希望得他的符水治病，不是对孙策有什么异心。毫无疑问，太平青领道一开始就是拥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宗教。太平青领道教派中有一派叫做五斗米道（即天师道）。汉献帝时张鲁的祖父张陵（即道教所称天师张道陵），在蜀郡山中造道书，创所谓五斗米道。张陵的徒党，有祭酒（主传授老子《道德经》）、鬼吏（主为病人祝祷）等名称。他们用法术给人治病，仅费三张纸，却照例要五斗米作报酬。张陵家拥有部曲，是个大地主。他的徒党自然也是些地主。毫无疑问，五斗米道也是拥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宗教。归根说来，道教的宗旨，无非是长生不死做神仙，这当然不是劳动人民的思想而是地主阶级无限贪欲的丑恶表现。　　张角的道教叫做太平道，大概也是太平青领道的一派。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手执九节杖画符诵咒，教病人叩头忏悔自己的罪过。给病人符水喝，好了算是信道，死了算是不信道。张角派遣弟子到各地方治病传教，十余年间，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信徒多至数十万。汉官吏认为“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没有禁阻太平道的活动。张角分信徒为三十六方（部），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设将帅统率各方。又收买一些宦官作内应，皇宫卫士多人也准备响应。张角预定甲子岁（公元一八四年，汉灵帝中平元年）三月五日（甲子日）京内外同时起义，事前发出动员起义军的口号，说，“苍天（汉）已死，黄天（张角自谓）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简称为“黄天泰平”。京师及州郡各官府门上都用白土写甲子二字。大方帅马元义往来京师，布置起义，准备调距离洛阳较远的荆扬二州信徒数万人，集中到邺城（起义中心地），作为起义军的主力，配合洛阳附近的各州郡起义军，一举攻下洛阳。不料张角的一个弟子反叛了，向汉灵帝告密。汉灵帝捕杀马元义，又杀卫士及京城内太平道信徒千余人，命令冀州官吏捕张角。这个离起义日期还差一个多月的突发事变，打乱了张角的部署。张角派人飞告各方，立即起义，向统冶者进攻。起义人都戴黄巾作标帜，因之被称为黄巾军。张角张宝张梁兄弟三人起兵后，烧官府，杀官吏，攻破地主坞壁，州郡长官，纷纷逃走。各地黄巾军象风暴那样起来响应，整个统治阶级震动了。　　不论是那一派道教，它的教义原来不曾含有反抗黑暗统治者的意图。但在封建社会里，它常被当作一种联络农民发动反抗行为的工具。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实行各种愚民政策，农民受了陷害，一般缺乏较高的文化，而濒临死亡的穷困生活，又迫使农民在无可奈何中从鬼神那里寻求一些空幻的希望。某些野心的道士，正好通过这种弱点来利用农民的战斗意志。事实上农民大规模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农民阶级普遍地要求推倒黑暗统治者，信奉道教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现象。因之，张角的太平道虽然起着发动黄巾军起义的作用，但不能说它是反抗黑暗统治的宗教；黄巾军虽然蒙着道教的灰尘，但它的本质依然是正义的农民战争。　　抹去黄巾军的那些道教灰尘，作为秦末以来农民故争的发展过程来看，它有若干进步的表现。（一）三十六方同日起义，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组织力量。（二）攻城市坞壁，表现出明确的斗争目标。（三）废除淫祀，表现出统一的精神。曹操曾在济南禁绝奸邪鬼神的祭祀，单是城阳景王庙就毁去六百余所。一九二年，青州黄巾军与曹操军大战，黄巾军给曹操檄文里说：从前你在济南毁坏神坛，和我们中黄太一的道相合，你似乎是个懂道的人。道教崇奉多神，不可能有毁坏神坛的主张。这里所称中黄太一显然是废斥诸神，独尊一神，与道教拜多神的教义不合。足见太平道为了发动农民，不得不接受农民的要求（敛钱祭祀鬼神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一个手段，农民感到痛苦，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反映出农民要求政治统一），添加一些主张，这就是其中偶然被史书保存的一条。　　黄巾军的基础，起初是大量穷苦农民和流民，后来加入了在坞壁里受尽苦难的徒附和奴隶，他们扶老携幼全家从军，队伍非常庞大（统治阶级诬称为“蚁贼”，但也说明黄巾军声势的浩大）。他们战斗精神虽然极高，作战的困难却是很多的。黄巾军仓猝起义以后，汉灵帝大赦党人，和缓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整个统治阶级都发动起来，以大豪强出身的皇甫嵩、儒生出身的卢植、小豪强出身的朱俊为首率领大批徒党（董卓、曹操、刘备、孙坚之类），一致向黄巾军进攻。经过几次大战，是年仲冬，张角兄弟终于被皇甫嵩等血腥统治者杀死，皇甫嵩一人就屠杀黄巾军二十余万人，每一郡屠杀至少数千人。统治阶级只许农民当牛马而死，不许为求生而反抗，这是它所认为的“真理”。维持这个“真理”的“真理”就是疯狂大屠杀。黄巾军起义在统治阶级“真理”的惨重打击下，基本上失败了。但是，青徐豫各州郡黄巾军仍继续战斗，青州黄巾军尤其壮盛，有战士三十万，合男女老幼共百余万人。因为黄巾军缺乏战胜的条件，最后都被曹操等人消灭。　　太平道以外，还有五斗米道。它的教主张鲁依靠益州割据者刘焉的势力，占领了汉中。张鲁自号师君，普通信徒叫做鬼卒，普通官员叫做祭酒（汉时通俗语对人尊称为祭酒），大官员叫做治头大祭酒。这些本是道教内部的称号，占领汉中后沿用不改。张鲁既然取得了统治权，必须在教义外添加（《三国志·注》称为“增饰”）一些新的办法。他在大路上设立义舍（行人住宿处），备有义米义肉，让行路人无偿取用。民有小过，罚修路一百步。人犯罪原谅三次，不改正才行刑。春夏禁止杀生物。又禁酿酒。祭酒管理民事，不用太守县令等名号。东汉后期，破产农民大批流亡，路上颠沛流离，痛苦是说不尽的。朝廷刑法残酷，富贵人家奢侈浪费，官吏贪暴，官即是豺虎强盗的别号，这些都是人民最憎恨的事物。张鲁添加的新办法，多少有合于人民的要求。张鲁在汉中将近三十年，汉中成为当时最平静的地区，关中士民逃来避难，前后达数万家。二一五年，曹操攻汉中，张鲁自动投降。曹操待以客礼，封为万户侯。此后五斗米道主要在统治阶级中流传，被看作道教的正统，张角太平道在民间秘密流传，农民起义的发动者经常用它或和它同类的教作联络的工具。　　黄巾军败后，河北农民纷纷起义，各部名号有黑山（山在河南浚县西北，首领张牛角）、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羝根（羝音低dī首领姓于，是个大胡子）、青牛角、张白骑（首领骑白马）、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洪、司隶、缘成、雷公（首领是个大嗓子）、浮云、飞燕（首领褚燕脚手轻快）、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睦固、苦蝤，以及少数族起义军四营、屠各、雁门、乌桓等等。大部有二三万人，小部有六七千，攻击州郡城和坞壁，声势浩大。飞燕（继张牛角作首领，改姓张）联络各部，众至百万，通称为黑山。后来黑山与袁绍大战数次，各部陆续被袁绍消灭，张燕降曹操。　　黄巾军黑山军都被统治阶级战败了，但黑暗的东汉朝廷也被它们推倒了。第七节 汉国（蜀汉）　　赤壁战后，三国分立的形势基本上确定了，但这并不是说三国已经成立。荆州在扬州上游，关系吴国的安危，孙权对荆州是势所必争的，否则便不能有吴国。刘备得不到益州，即使占有荆州，在魏吴双重压力下也很难成立汉国。刘备取得益州以后，荆州成为孙权用全力来攻，刘备不能用全力来守的局面。二一九年，孙权杀汉国荆州守将关羽，取得荆州，从此吴汉两国确实成立，开始了三国分立时期。　　从经济方面说来，三国分立也是东汉末年社会大破坏的自然产物。原来黄河流域是经济最发达的中心地区，因之它也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区。这个伟大强盛的中心地区首先带动了长江上下游地区（益荆扬）的经济逐步前进。西汉中期司马迁叙述江淮以南（荆扬）一般的经济情况说，楚越地方，地广人稀，有些地方还使用火耕水耨法。没有饥寒的人，也没有千金的富家。这就是说，江难以南经济落后，剥削者还不能积累起千金。到了东汉时期，大地主大豪强到处出现，说明经济已有发展，足以产生大的剥削者。东汉时期长江下游人口普遍地增加着，例如西汉会稽郡（治设吴县）有户二十二万，口一百○三万。东汉分为会稽（治设山阴县，旧越国）、吴两郡。会稽郡有户十二万，口四十八万，吴郡有户十六万，口七十万。又如西汉豫章郡有户六万，口三十五万，东汉增至户四十万，口一百六十六万。同样，长江上游人口也在增加。例如西汉蜀郡有户二十六万，口一百二十四万，东汉稍增至户三十万，口一百三十五万。又如西汉益州郡有户八万，口五十八万，东汉分为益州永昌两郡，益州郡仅有户二万，口十一万，永昌郡则增至户二十三万，口一百八十九万。这种缓慢而普遍的人口增加，也是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　　不过长江上下游的人力富力比起中心地区来相差是很大的，它只能作为依附者与中心地区相联系，从而得到自身发展的助力。所以当中心地区强盛的时候，长江上下游不可能在政治上脱离朝廷自立为国家，但当中心地区遭受大破坏，不能起带动作用的时候，那就要发生一时的分立，汉吴两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等到中心地区经济有相当的恢复，分立局面便不能继续而自然地归于统一。三国南北朝以后，长江上下游经济逐渐与黄河流域平衡甚至超过，两大流域的联系更加密切不可割裂了。虽然有时因某种原因也发生南北分立的现象，但优势总是在北方，因为经济条件以外，加上其他各种条件，黄河流域仍不失为全国的中心地区。　　刘焉刘璋父子割据益州二十七年，境内比较安静，对破坏不堪无力远攻的北方（曹操据有北方九州）说来，益州具备了一半的立国条件。另一半则是要有坚强的统治集团。刘璋集团内部分裂，刘璋请刘备入蜀援助自己。二一四年，刘备驱走刘璋，占领益州全部（包括汉中郡）。二二一年，刘备自称汉皇帝（汉昭烈帝，史家又称为先主）。同年，刘备亲率大军攻吴，企图夺取荆州。次年，被吴将陆逊击败，逃回白帝城（四川奉节县东北）。二二三年，刘备死，后主刘禅继位。汉后主是个昏暗的国君，统率刘备集团、治理汉国的主要首领是大政治家诸葛亮。　　魏汉间故争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集团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曹操集团与刘备集团有同等的权利来争夺这个统治权，问题不在谁应该统治而在谁有力量能统治，战争说明双方都没有统一全国的力量。曹操曹丕治魏革去了一些东汉的恶政，诸葛亮治汉也革去了一些东汉的恶政，事实说明魏汉比起东汉来，政治上都有一定的进步。古代史书有的扬魏抑汉，有的扬汉抑魏，大抵以谁应该统治即准是正统的观点作论据，其实三国分立（主要是魏汉分立）是中国遭受十九年大破坏以后逐渐恢复统一的一个准备阶段，三国的统治者在国内所进行的某些措施，客观上都起着有益的作用，所以它们的暂时存在都是合理的。　　诸葛亮隐居隆中（湖北襄阳城西），二○七年，第一 次与刘备论天下形势，便拟定如下的计划：占领荆益二州。安抚益州西部诸戎、南部夷越。整顿内政。外与孙权结好。等候北方有变故，荆州军攻南阳洛阳，主力益州军出秦川（陇西）一带，人心归附，天下可以渐定。诸葛亮是个谨慎的人（刘备集团的实力薄弱，也必须谨慎），他的一切行为都含有谨慎的内容。在曹操集团内部还没有稳定的情况下，荆州军威胁中原，主力益州军先取凉州，安抚戎、羌，扩大实力，再逐步进取关中和中原，这应是一个或可行通的计划。关羽镇守江陵，许昌以南拥汉反曹人往往起兵响应，关羽威震华夏，据说曹操曾议迁都避关羽。这也说明诸葛亮的计划不是不可行的。后来关羽被孙权杀死，荆州丧失，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二二七年，诸葛亮第一次攻魏时，魏文帝已死。魏国统治阶级早就不是拥汉派拥曹派的争斗而是曹操集团将被司马懿集团所代替。对中原士族说来，“兴复汉室”已经是一种过时的号召，不能有什么作用。诸葛亮隆中定策，本想再一次走汉光武帝的道路，可是客观形势的变化，这条或可行通的道路显然是必不可通了。给他留下的只有主观努力的一面。他在这一面的努力，确是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因之，他的攻魏计划虽是失败了，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国。　　诸葛亮攻魏计划仍是先取魏统治力较弱的凉州。这是他用兵的第一个目标，上自国政，下至个人生活都服从于这个目标而进行。下面举出几条重要的事例。　　和吴——二二三年，即刘备病死，诸葛亮开始执政的一年，遣使官至吴，劝孙权绝魏，专与汉和好。从此魏吴绝交，汉得专力对魏。　　和夷——刘备死后，益州郡豪强雍阎举兵反叛。某些夷族统治者（如夷王高定）也乘机变乱。雍闿割据益州郡，并企图夺取永昌郡。益州永昌两郡是汉国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决不能放弃，诸少数族人民与汉族有经济文化上联系，也不愿政治上脱离汉国。二二五年，诸葛亮率汉军南征。汉军还在路上，雍闿已被高定部兵士杀死。汉军击杀高定，汉将军李恢马忠又大破诸叛人。诸葛亮进军至南中（云南曲靖县），采用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耐心地与雍闿余部盂获作战。孟获七次战败七次被擒，诸葛亮第八次还要放他出去，允许他再战。盂获最后心服，道：诸葛公天威，南人不再反了。诸葛亮进军至滇池，分益州永昌两郡为建宁、云南、兴古、永昌四郡，用本地夷人和汉人做官吏。夷汉关系得到改善，汉国内部也得到稳定。　　明法——诸葛亮是标准的法家学说的实行者。他制定汉科（律），作为一国的法度。西晋陈寿《三国志》说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官吏不敢作恶），人怀自厉（人人向善），道不抬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又说诸葛亮“开诚心，布公道……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陈寿本是汉国人，他的父亲曾被诸葛亮判处凳（音坤kūn）刑，他这样称颂诸葛亮的法治，可信是真实的。　　治军——诸葛亮治军，特别着重在训练有纪律的军队。司马昭灭汉后，特令军事学家陈勰学习诸葛亮的兵法兵制，推行为晋朝的军事制度。汉是小国，不能动用过大的民力。诸葛亮主张减兵省将，精练能战，务使不大伤民力。他为补救国小兵少的缺陷，创造了一些新事物来加强战力，最著名的有：（一）八阵图。行军安静而坚重，驻军地方，所有营垒井灶厕所屏障都按法度兴造，不论行军或驻军，随时可战可守。诸葛亮以前，窦宪曾勒八阵击破北匈奴，大抵经诸葛亮推演改善以后，成为一种新创造。西晋马隆用八阵法收复凉州，北魏刁雍请采诸葛八阵法抵御柔然，李靖对唐太宗说，六花阵法原出八阵法。诸葛亮在古代军事学上是有贡献的，他发展了孙吴兵法，他的敌手司马懿称他是“天下奇才”，西晋李兴说，“推子（诸葛亮）八阵，不在孙吴”（孙吴所无），都是指的这个发展。（二）元戎。元戎是一种新式连弩。弩箭用铁制，长八寸，一次能发出十枝箭，威力比旧式连弩大得多。李兴说，“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就是说，战国以来最精良的武器弩，到诸葛亮又前进了一步。（三）木牛流马。木牛是一种人力独轮车，有一脚四足。所谓一脚就是一个车轮（“转者为牛足”，足字应作脚字）。所谓四足，就是车旁前后装四条木柱，行车停车时不容易倾倒。木牛能载一人一年的食粮，单行每天走几十里，群行走二十里，虽然很慢，推车人却不大劳苦。流马是改良的木牛，“前后四脚”，即人力四轮车。流马能载四石六斗食粮，比木牛多载，一天大概也只能走二十里。原来车用两轮，诸葛亮改为一轮和四轮，确是新的创意，用慢而稳的车来节省运军粮的民力，也符合他那种谨慎的性格。木牛流马都很缓慢，经民间改良，成为常用的某种独轮车和四轮车，群行一天也能走几十里。有人以为奇物失传了，深为惋惜，其实有用的奇物一般是不会失传的。（四）钢刀。蒲元为诸葛亮造刀三千口。竹筒内装铁珠，举刀祈筒，如断刍草。炼钢术进步，大概由于他的奖励。诸葛亮用这些事物来补救国小兵少的缺陷，但主要的治军法仍在于纪律严明和武艺熟练。　　正身——道德永远是阶级的道德。封建道德当然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当然是为巩固封建经济基础而存在的。它和封建政治、封建法律一样，都是封建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一个社会当它还没有发生新的经济基础以前，对原来存在着的上层建筑物，只能就它们本身作比较，判断它们那一个好些，那一个坏些。这就是说，如果某些封建统治者所行施的政治和法律，对劳动人民损害较少较轻的话，那种政治和法律就值得褒扬，因为比起乱政淫刑来，到底是好了一些或好得多。同样，如果某些封建统治者的行为体现出某种封建道德而其目的不是为了损害人民，其后果也不是直接为害的话，那个人就应该看作有道德的人，因为比起不如他的人来到底是好了一些或好得多。诸葛亮的行为在封建时代，道德标准是很高的，他以“鞠躬尽力，死而后己”（吴张伊《默记》所载《后出师表》中语。《后出师表》是别人假托，但这两句却是确评）的精神来效忠汉国，无异于屈原的效忠楚国。他集中权力在一身，但是汉后主并不感到他的威胁，朝臣们并不感到他的僭越，国内始终保持着和睦状态。孔于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诸葛亮正是身正的典型。他正身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虚心纳谏。诸葛亮奖励直言，说如果得直言而改正错误，好比“弃敝（破屐）而获珠玉”。董和曾不同意他某事的处理，反复争论多至十次。诸葛亮表扬董和，要求同僚们学他的殷勤忠诚。第一次出兵攻魏，因误用马谡，被魏击败。诸葛亮认为完全是自己的责任，“引咎责躬，布所失（所犯的错误）于天下”，要求同僚们“勤攻吾之缺”。他这样责自己严、责别人公平的做法，连被他处罚的人也都信服。（二）不增殖私产。诸葛亮上表汉后主说，臣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一家可以温饱。臣随身衣食，都是官府供给，决不别作经营，增长私产一寸。臣死以后，如查出有多余的财物，那就是对不起国家。刘备得益州时，赐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功臣每人金五百斤，银一千斤，钱五千万。他置这些田产，比一般地主应该说是最不贪的了。因为他不贪，所以为人所信服；因为他不贪，一般官吏也不敢公然贪污，这对人民是有益处的。　　诸葛亮死后，到处有人要求给他立庙，因限于礼制，不得允许。据说“百姓巷祭，戎夷野祀”来纪念他。二六三年，即亡国的一年，汉后主才允许给他在酒阳（陕西沔县，诸葛亮葬定军山，在沔县）立庙，禁止其他私祀。　　汉国在诸葛亮治理下，养成了一个军事力量，这是诸葛亮的全部希望所寄，因之在使用上非常谨慎，不敢试用某些冒险的计谋。二二七年，诸葛亮率大军屯酒阳，作攻魏准备。次年春，使赵云率偏军据箕谷（陕西褒城县境），扬言将攻郿（陕西郿县），自己率主力攻祁山（甘肃西和县西北）。汉军阵容整齐，号令严明，关中震动，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魏附汉。魏朝廷恐慌，魏明帝亲到长安镇守，遣大将军曹真率大军守郿，遣宿将张郃（曹操部下五良将之一）率步骑五万拒汉主力军。诸葛亮军事计划并不错误，战胜的可能是有的，但是被打败了。原因在用错了人。马谡善于谈论兵法，诸葛亮极其器重他，每次引见，总是从白昼谈论到深夜。刘备曾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不以为然。这次出兵，用马谡做先锋。马谡没有实际作战经验，违反诸葛亮的调度，指挥错乱，在街亭（甘肃秦安县境）打了大败仗。诸葛亮只好收兵回汉中。是年冬，出兵散关（陕西宝鸡县西南）围陈仓城（宝鸡县东北）， 粮尽退兵。二二九年，诸葛亮攻魏，取武都阴平两郡。二三一年，诸葛亮围祁山，击败司马懿军，粮尽退兵，杀追将张郃。二三四年，诸葛亮率大军驻五丈原（陕西郿县西），分兵屯田，准备久居。司马懿固守不战，相持百余日，诸葛亮病死，汉军退走。汉国弱小，能对魏国取攻势，显然是诸葛亮主观努力的效果。但所得不过两郡，这又说明客观方面不存在可胜的形势，单凭主观努力并不能取得胜利。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袆相继执政，对魏采取守势，魏军步骑十余万攻汉中不能取胜。二五三年以后，姜维几乎每年出兵攻魏，完全是浪费兵力，连守的力量也消失了。二六三年，魏司马昭灭汉。第八节 吴国　　吴是一个不稳定的国家。它的不稳定性从各方面表现出来。　　吴国刑罚残酷，赋（租税）调（兵役）繁重。连张昭、顾雍和陆逊等人都说太重，请求减轻一些。孙权给自己辩解，说：威小人必须用重刑，我这样做是不得已。又说：如果单守江东，现有的兵力确是够用了，赋调应该可以宽些。不过坐守江东，未免陋小，所以仍须预先调兵，以便临时应用。总起来说，百姓劳苦，我很知道，事出不得已，诸君不必多说。孙权的政治就是这样的一种暴政。人民被迫经常起兵反抗。例如鄱阳人彭绮攻破县城，有众数万人。彭绮失败后，彭旦又起兵。庐陵人李桓、罗厉等起兵，经四年战争才被压平。这些较大的反抗以外，还有更多的小反抗。孙权命令各郡县修城郭，起谯楼，掘深池大堑，以备“盗贼”，决不允许减轻赋调。直到他病重要死的时候，才下了一道“省谣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的命令。他临死时也许真的希望他的继承人缓和一下民怨，可是他的继承人比他剥削得更加凶暴。　　孙坚出身下层豪强。他虽然是吴郡富春（浙江富阳县）人，又自称是春秋时大军事家孙武的后裔，但在吴郡士族间并无地位。孙策依靠外来士族和孙坚旧部的力量草创吴国。二○○年孙权继承孙策时，孙权还是十五岁的童子，吴国形势很不稳定。他一方面得到外来士族的全力支持，一方面尽力争取以顾雍、陆逊为首的吴郡士族。他把孙策的女儿，一个嫁给顾雍的长子顾邵，一个嫁给陆逊。孙家与江东名族顾陆两家结成姻亲，吴政权才有了可靠的基础。外来士族都是流寓人，徒党不多，根基不固，所以孙权敢于信任他们。周瑜鲁肃吕蒙三人死后，孙权不得不依靠族大人多的土著士族，把很大的政权交给丞相顾雍，很大的兵权交给上大将军陆逊。他对文武官吏都存着戒心，因此用刑严峻，不少武将因畏罪投降魏国，他曾下令说，诸将犯重罪三次才议罪，这当然骗不得那些畏罪的人。他迫令带兵守边境的督军和将军交出妻子做保质，如有叛逃，便杀戮保质甚至灭三族。他又养一批人叫做校事、察战，监视文武官吏，发见一些事件，动辄加罪惨杀。太子孙登屡次劝谏，都不听纳，大臣们更畏罪不敢说话。陈寿说他性多嫌忌，坚决杀人，愈到晚年杀人愈凶。吴国统治集团就是这样互相猜疑的一个集团。　　任何一个政权，总要有军队作支柱。吴国军队起初是用来作战的，后来兵士变成从事生产的奴隶，后来又变成私人的生产奴隶，根本不成其为军队。二二○年，曹操死。二二三年，汉吴讲和。魏汉对吴国的军事威胁减轻了。二二六年，孙权开始屯田，令诸将增广田亩。他自己也说是受田耕种，把驾车的八头牛改作四耦耕牛，表示提倡。屯田兵以外，还有所谓作士，是一种作手工业的兵士。所有生产品全被孙权和诸将分占，养兵士的费用仍由农民来负担。孙权死后，州郡官和诸将令民卒和兵士替他们做买卖，长江上商船来来去去，屯田变得不重要，好多良田因而荒废。到吴国末年，一部分兵士被诸王分去，有权势的宦官也招募兵民做私属。兵士民卒不堪奴役的痛苦，纷纷应募，营里只剩下一些老弱兵。可以想见诸将对这些剩余兵士，自然要加紧剥削来补充被诸王宦官夺去的利益。　　既然吴国的兵士实际上是生产奴隶，这就可以说明下列诸事：孙权为什么说自己不愿坐守江东（事实是决心坐守江东），必须扩大兵役？因为增兵就是增加生产奴隶。孙权为什么要使卫温等率兵万人浮海求夷州直州？因为听说州上有数万家，掳来可以补充民力，从而扩大兵额。孙权为什么屡次进攻山越？因为他估计居住丹阳郡山地勇猛善战的越族有四万人可作兵士。后来越人被围困，出山投降，孙权分给诸葛格一万人，顾承（顾雍孙）八千人，其余分给诸将。孙权驱迫农民甚至掳掠人口来成立军队，这当然需要极其残酷的刑罚来维持这个军队。现在可以看到的一条刑罚是一个兵士偷了一百个钱，被牵到市上去斩头。以此为例，吴国军队里，大概除去斩头，很少还有其他较轻的刑罚。　　孙权的家庭很乱。宠妻间争做皇后，儿子间争做太子。家庭间的争斗影响到外廷，朝官们分成拥嫡拥庶两派。孙权终于废太子孙和，立孙亮为太子。拥嫡派陆逊、顾谭（顾雍孙）、张休（张昭子）等都遭受惩罚，两派怨恨更加深刻。孙权死后，孙亮继位，宗室孙琳废孙亮，立孙权第六子孙休。孙休死，孙和子孙皓立为吴皇帝。孙皓粗暴淫凶，大报旧怨，用剥面皮、凿眼睛、灭三族等淫刑杀人，大臣及宗族几乎被他杀尽。孙权的残虐政治到孙皓时达到最高点，吴国也就灭亡了。　　吴在三国中，内部最不稳定，可是立国时间反比魏、汉长。原因是（一）孙权统治吴国五十三年，熟悉统治集团里各部分势力的强弱，能适当地掌握它们。（二）以顾陆两大族为首的江东士族，为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单是顾陆朱张四大姓子弟做大小官吏数以千计），出力支持吴国。（三）八年以后，魏国主要兵力布置在关中一带，对付汉国。（四）二四九年以后，魏国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斗争加剧，在二六○年司马昭杀魏帝曹髦，曹氏集团完全失败以前，司马氏不能攻汉，也不能攻吴。　　吴在江东立国，政治是残暴的，但对东南地区的开发，却也有显著的成就。长江中下游吴比东汉时经济文化确是发展了。这首先由于东汉末年中原及江淮间大量流民逃入荆扬二州，他们带来了各地区较高的生产技术，使江东地区原来的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一些改进。钟离牧在永兴县（浙江萧山县西）垦田二十余亩种稻，一年得精米六十斛。当时稻田产量并不很低，所以增加人口的要求极为迫切，孙权攻伐山越，甚至把黟歙地方深山中的短人（少数民族）也搜罗出来，并经常派兵出境捕捉人口。这固然为了添兵，同时也是为了添民。吴亡国时有四个州，四十三个郡，三百一十三个县。郡县数比东汉大增，说明人口增加，土地开辟，需要设立这样多的郡县。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大城市。两汉时江东只有一个大城市——吴。二一一年，孙权自吴迁都袜陵。次年，作石头城，改名建业。二二○年，孙权迁都鄂，改名武昌。二二九年，使陆逊辅太子孙登留守武昌，孙权还都建业。建业和武昌不仅是军事重镇,商业上也是比吴高一级的城市，这两大城市的建立，标志着长江中下游有了进一步的开发。　　吴以水军立国，有船五千余艘。水军主力在长江，但航海规模也很大。二三○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载一万兵士的大舰队到远海求亶州、夷州（台湾），掳得夷州人数千。二三三年，遣将军贺达率兵一万浮海到辽东。二三九年，遣将军孙怡击辽东，掳得男女。二四二年，遣将军聂友率兵三万攻珠崖、儋耳（海南岛）。孙权是大规模航海的倡导者，几次出航，虽然主要目的在捕捉人口，但当时已有如此宏大的舰队，也足以令人气壮。　　二二六年，大秦商人秦论来交趾，转到武昌见孙权，问对远西诸国情形。是年，吴大将吕岱遣朱应、康泰出使海南。朱应、康泰所经历及传闻凡百数十国，大抵林邑、扶南等国与“西南大海洲上”（南洋群岛）诸国是朱应、康泰所经历，大秦、天竺等国则得自传闻。二四三年，扶南王范旃遣使来吴，带来乐人及地方特产，林邑、堂明等国王也遣使来吴聘问，从此开始了中国和海南诸国的正式往来。朱应著《扶南异物志》，康泰著《外国传》（两书唐以后亡佚），介绍海外地理知识，与甘英班勇介绍陆上西方诸国（《后汉书·西域传》所本）同是文化史上重大的贡献。　　孙权死后，吴国统治集团内部加速分裂，孙皓时吴国事实上不能再存在了。二八○年，晋武帝司马炎六路出兵攻吴国，两路向扬州，三路向荆州，一路是水军， 用汉国降兵乘大船浮江东下。吴军不战溃散，晋水军最先到建业，孙皓投降，吴亡。第九节 魏国　　曹操创立魏国，对东汉的黑暗统治和豪强大混斗说来，显示出社会开始有稳定的趋势。他废除两汉租赋制度（东汉后期，三十税一竞减到百分税一，等于免地主的田租），改为每亩纳田租四升，每户出绢两匹，绵二斤，不再额外多取。严禁豪强兼并，并禁止豪强逼迫下户贫弱代出租赋。特别是口赋钱、算赋钱的废除，减少了商贾压榨农民的机会，对农民是有益的。推行屯田制，招募无地或无牛畜的农民，在各级典农官统率下耕种官田。租税是按六四（用官牛官六客四）或五五（用私牛官客对分）分谷。屯田制度官与客（佃户）的关系，和一般地主与徒附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客得四成或五成，比徒附受地主额外榨取，到底是宽了一些；官得六成或五成用来养兵，比全部军粮要农民负担，到底也宽了一些。据西晋傅玄说，当时旱田每亩收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生产量过高，可能有夸大处，但曹操依靠屯田制收富强的实效，却是事实。屯田以外，曹操还督促荒田的开垦，按照各州郡户口数目比较垦田多少，作为赏罚地方官的标准。仲长统说“今者上广民稀，中地未垦”，大抵建安末年，上等地已经逐渐开垦出来。曹操某次行军，经过麦田。下令说：损坏田麦者处死。他自己的马跃入田中，教部属议罪。算是主帅不可自杀，割发置地上当作斩首。这虽然是一种权术，但也说明他对农业的重视。配合着这个重农方针，他提倡节俭，严禁厚葬和淫祀，实行法家政治，建立起国家的法纪。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保障农业生产的进行。大体说来，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朝着恢复的方向发展。　　曹操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但恶政的根源之一，他并不能改革，那就是士族在政治上所占有的垄断地位。曹操变通东汉举孝廉制，录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微贱人做官吏，企图冲淡士族的势力，事实上士族依然足以阻碍曹氏政权代替仅存空名的刘氏政权。曹操在氏族的阻力下，只好决心做“周文王”，让儿子曹丕来处理代汉问题。　　二二○年，曹操死。魏文帝（曹丕）行九品官人法，承认士族有做官特权，又按公卿以下官吏等级分给牛畜和客户，在经济上予以优待。这样，曹丕就获得士族的拥护，废汉帝名号，建立起魏朝，士族中的拥汉派无形中消失了。　　魏朝的政权是士族政权。魏文帝明令禁止宦官和外戚干政。东汉时期外戚、宦官、官僚（士族）三个集团的争斗，到魏才确实肯定了士族是最后胜利者。　　东周后期，土地所有制发生变化，原来适合于贵族领主统治的法律在晋郑等国开始有些改革。至东周末战国初，魏文侯承认土地自由买卖制。为适合这个新的经济基础，魏相李悝造《法经》六篇。商鞅依据《法经》造《秦律》。萧何依据《秦律》造《汉律》九篇。此后逐渐增加，有律六十篇，又有令三百余篇，决事比（例）九百零六卷。东汉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十余家各作解释，每家有数十万字。到魏明帝对，常用律例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余字，律例繁乱如此，人民一举手一动足都有遭遇被杀被罚的危险。魏明帝删节汉律令，制定《魏律》（治民）十八篇，《州郡令》（治地方官）四十五篇，《尚书官令》（治朝官）、《军中令》（治军）合一百八十余篇，比汉律令大为减省。又置律博士，专用郑玄学解释律令。魏改革了不少汉制，魏明帝定魏律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改革。　　魏文帝建都洛阳，在汉宫遗址上兴修宫殿。魏明帝大造宫殿苑囿，掠夺民间美女，淫侈无度，从此库藏空竭，百姓怨苦，曹氏政权进入衰落时期。二三九年，魏明帝死。二四九年，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政权全归司马懿掌握，魏国事实上灭亡了。　　司马懿出身高级士族，曹操死后，他是魏国唯一的谋略家。他起初轻视曹操，不愿做曹家官吏，自称得风瘫病，拒绝征召。曹操派刺客去察验，司马懿在刀下坚卧不动，好象真风瘫，得免刺死。后来曹操又逼迫他做官，他怕被杀，不得不出来就职。魏明帝时，司马懿率大军对抗诸葛亮，成为魏国最有声望的大臣。魏明帝临死，委托曹爽司马懿同辅幼主曹芳。曹爽远不是司马懿的对手，被司马懿杀死，曹氏政权转成司马氏政权。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用灭族的惨刑杀戮曹氏集团中人。二五四年，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为魏帝。二六○年，司马昭杀曹髦，立曹奂为魏帝。二六五年，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晋武帝用禅让方式灭魏，成立晋朝。晋朝的成立，说明以司马氏为首的士族最后推倒原来不是士族的曹氏朝廷，使士族制度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　　曹氏集团在曹操时有新兴气象，大乱后的黄河流域得以逐渐稳定下来，应是它的功绩。魏文帝时开始腐化，魏明帝时腐化加甚。这个继续腐化的趋势，必然要阻碍社会生产的恢复，也自然会延迟三国的统一。恰好司马氏集团继起，它不是不腐化，而是在夺取曹氏政权的过程中不敢过度腐化，这对社会是一件比较有益的事。东汉末年，生产大遭破坏，商业停滞，魏文帝甚至废铜钱改用谷帛作交换货物的媒介。二二七年，魏明帝复行五株钱，显示社会生产已有一定程度的进展。司马氏执政时期，魏国统治集团内部争斗极其残酷，曹氏集团大体被杀绝，但并不影响人力富力的逐渐滋长。魏国未年，中原地区经济已超过汉吴两国，加上汉吴统治集团衰落不堪，二六三年，司马昭灭汉，二六五年，晋武帝灭魏，二八○年，晋武帝灭吴。将近一百年的大乱和分立，到晋武帝时中国又得到统一。第十节 经学、哲学、科学、宗教　　一 经学　　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公羊》学以后，所有今文经学都阴阳五行化了。它们都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烦琐；一个是迷信。　　烦琐——今文经学家解说经文，支离蔓衍，一经的经说多或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所谓“章句（逐章逐句逐字讲经）小儒，破碎大道”，就是当时某些儒生对今文经学在章句方面的评论。这种章句不仅为某些儒生所厌恶，甚至某些最高的统治者也感到太繁难，需要删节。王莽曾令博士删五经章句，每经都是二十万字。一个名叫郭路的博士弟子，日夜用心思索，竟暴死在烛下。博士以浮辞烦多算作学问，要省简他们的浮辞好似要他们的性命，王莽大概因阻力太大，只好对博士让步。汉光武帝令儒臣议减省五经章句，没有议出结果来。他为皇太子选经师，钟兴被选教严氏《公羊春秋》，桓荣被选教欧阳氏《尚书》。钟兴删去重复的章句，桓荣删旧章句四十万字为二十三万字，两人都获得汉光武帝的重赏。从此有些儒生敢于删节章句，如桓郁删桓荣二十三万字为十二万字，伏恭删《齐诗》章句为二十万字，张霸删严氏《公羊春秋》章句为二十万字，张央删牟氏《尚书》章句四十五万余字为九万字。在标榜“笃守师法”的经师群里，这些删节了的新章句，并不影响删节以前的旧章句继续传授，更不影响其他经书的章句。归根说来，章句是牢不可破的，因为它和仕途结合在一起，只有到了九品官人法成立以后，它才自然地逐渐归于消灭。　　迷信——孔子不谈神怪，所以迷信成分在原始儒学里不占重要地位。自从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学附会经义，今文经学大大增加了迷信成分。不过，章句受经文的限制，即使多至一百万字，要快意地谈鬼神怪异到底不很便利；章句受师法的限制，要新立一说，到底也不很便利。于是今文经师们另造一个谈神怪立新说的孔子，集合一切古来相传的和自造的经说和妖妄言辞，都说是孔子所写的书。这些书称为纬书或秘经或谶纬。东汉时期称谶纬之学为内学，政治上地位比经书更高。　　董仲舒《春秋繁露》里载求雨止雨法，登坛祷告，极象一个巫师或道士。他是椎论灾异的大师，有一年，汉高帝庙遭火灾，董仲舒推论火灾的原因，草稿被人偷去送给汉武帝。汉武帝召集群儒察看。董仲舒的大弟子吕步舒不知是本师所作，说是大愚妄，董仲舒几乎被杀，吓得他后来不敢再谈灾异。皇帝需要有利于统治的妖妄言辞，但禁止议论朝政。儒生需要造妖妄言辞来提高自己所讲那一经的地位，但必须避免大愚妄的危险。最妥当的方法自然是托名孔子，董仲舒以后的经师都采用了这个方法。　　谶是谜语式的预言，源出巫师和方士。董仲舒用阴阳五行推论灾异，预知吉凶，虽然还不算是谶而已为儒主造谶开了先路。巫师方士造谶当然比不上用孔子名义的谶，因此西汉末年，造谶成为儒生的专业。纬是一种大杂拌。其中有（一）天文历数学。除去它的迷信部分，颇有一些可取的学说。（二）上古时代的神话和传说。这大概就是司马迁所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的那一部分。西汉儒生还看到这些古杂书，录入纬书中，多少保存了一些古杂书的残余。（三）地理知识。（四）解说文字。（五）叙述礼制。（六）推演经义。这些，不管它如何杂乱鄙陋，总还算是说经的一种。但纬书之所以被朝廷重视和利用，并不在于单纯说经的这一面，而是在于造作神话怪说，与谶混合在一起，随时添加迎合世务，借孔子名义肆无忌惮地传播妖言的那一面（郑玄说，孔子所欲改先王之法，阴书于纬，以备后世帝王采用）。章句连篇浮辞使人昏迷，王莽汉光武帝和某些经师还可以主张删节，对谶纬则竭力提倡和保护，不许对它攻击，足见它具有最黑暗的性质，比章句更适合统治者的需要。　　汉成帝时有所谓六经六纬。汉哀帝汉平帝时谶纬盛行。王莽大加提倡，惜以证明自己得天命该做皇帝。汉光武帝因谶纬有“刘秀”、“赤九”（汉高帝九世孙）等预言，崇信更甚。他崇信谶纬，无非是要人们崇信他是个真正受天命的皇帝。他用谶纬的说法来讲五经，甚至用人行政也依据谶纬来作决定。一个古文经学家桓谭极言谶纬妖妄，汉光武帝大怒，说“桓谭非圣无法”，要拿下去斩首。桓谭叩头流血，好半天才得免死。他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被贬出京，在路上病死了。东汉儒生如果反对谶纬至少是不得做大官；反之，做大官的多半是妖妄人或附和妖妄人的庸鄙人。东汉一朝思想上政治上愈来愈黑暗，与谶纬愈来愈盛行，趋势是一致的。　　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是东汉主要的上层建筑物，它给这样的一个社会基础服务，就是豪强对农民进行着残酷的掠夺，豪强集团相互间进行着剧烈的冲突，农民穷困流离，对统治阶级不满以至反抗继续在增进。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使东汉社会一开始就显得不安稳，到后期更呈现危急状态。这样的社会基础，无怪乎自汉光武帝以下的统治者，都迫切寻求天命鬼神的助力，希望从它那里获得一副麻醉剂，好让矛盾松弛下去。不过，谶纬并不是很有效的麻醉剂，它的效力远不及佛教那样大，而且它还有很大的副作用，因为预言可以随时新添加，愿意添加些什么话很方便。汉桓帝时，谶纬里出现汉朝气数完了，“黄家当兴”的预言，张角首先利用它发动黄巾军起义。后来曹丕引用大批谶纬证明自己就是“黄家”，刘备引用大批谶纬里“备”　　字证明刘备该做皇帝，孙权大造符瑞，证明自己也得天命。晋武帝以及南朝各朝用禅让方式灭旧朝廷，都有大批谶纬作证明。谶纬用以欺骗人民，结果却是黄巾起义；用以缓和内部争夺，结果却是新朝廷灭旧朝廷。统治阶级感到谶纬不是好的麻醉剂了。随着佛教的逐渐盛行，南朝宋孝武帝开始禁谶纬，梁武帝加重禁令，隋文帝时禁令更严厉，隋炀帝派遣使官，在全国范围内搜查有关谶纬的图书一概烧毁，私藏者处死刑，谶纬学算是基本上被禁绝。　　经学内部与今文经学对立的是古文经学。原始经学大体上有鲁学齐学两种学风。鲁学主合古（复古），齐学主合时。汉高帝令叔孙通定朝礼。叔孙通请鲁儒生们到京城去商议，有两个儒生不肯去，斥责叔孙通道：朝廷要积德一百年才能谈到兴礼乐，你现在就想做起来，是不合古的。我们不去。你走罢，不要来污辱我们。叔孙通笑道：你们真是鄙儒，不懂得时务。鲁两儒生和叔孙通正表现出两种学风的区别。它们继续演变，齐学成为今文经学，鲁学成为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派代表统治阶级一部分仕进心较淡，复古心较浓的士人。这里所谓仕进心较淡，并不是说他们不热心仕进，而是说他们在今文经学的压制下不得仕进。所谓复古心较浓，也不是说他们真想恢复孔子所说的一切，而是说他们只要求朝廷承认古文经学是真经学。他们因为主张复古，所以反对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在这一点上，古文经学确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它是复古主义者，和合时的今文经学一样，本质上都不是进步的。　　古文经学的一个特点是“通训诂”“举大义”，“不为（学）章句”。所谓“通人恶烦，羞学章句”，就是古文经学家轻视今文经学的一般态度。东汉主要古文经学家如桓谭、班固、王充、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人都博通群经，其中马融是标准的古文经学家。古文经学又一特点是反对谶纬。桓谭、尹敏、王充、张衡、荀爽、荀悦等人都斥责谶纬，说它不合经义，非圣人（孔子）所作，特别是王充，著书反谶纬，是东汉最大的思想家。今文经学是官学，不仅太学中有成万的学生，就是一个名师建精庐（私立学校）开门教授，学生也常有数百人或数千人，如蔡玄教授经学，门徒（亲受业的高第生称弟子，转相传授不直接受业的普通学生称门生，统称为门徒或诸生）常有千人，历年著录（学生名册）共有一万六千人。这种官立私立的学校以外，还有学童读书的书馆。王充八岁（公元三四年）进书馆，书馆里有小童百人以上。当时正是汉光武帝初年，上虞又只是会稽郡的属县，一个书馆里学童多至百人以上，中原地区的书馆，学童当然会更多。书馆教师可能全是今文经学者，他们对广大学童传播今文经学的影响（主要是谶纬），所以今文经学在士人群中也在学童群中有雄厚的根基。古文经学是私学，但名师门下也常有学生数百人或千人。他们人数远不及今文经学者那样多，学风上却有显著的不同趋向，这种趋向成为反对今文经学的力量。　　自王莽时刘歆与博士们发生冲突以后，整个东汉经师继续着古文今文的争斗。汉光武帝曾大会朝臣辩论是否可立古文经学博士。经多次辩论，汉光武帝要收揽古文经学派，决定立左氏《春秋》博士。今文博士们议论喧哗，公卿大臣群起反对，《左氏春秋》博士不久就被废除。汉明帝时，贾逵代表古文经学派，利用朝廷特重谶纬的空隙，上书说《左传》与谶纬相合，可立博士。贾逵依靠这种迎合的本领，终于得到汉章帝的允许，让《左传》、《谷梁》、《古文尚书》、《毛诗》四经公开传授，但不立博士，这就是朝廷不承认古文经学是士人求仕的正路。在古文经学派方面，取得朝廷这一些让步，也算是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今文经学章句烦多，说解乱杂，不仅“通人恶烦”，就是非“通人”也同样恶烦，当古文经学派力求上升的时候，今文经学感到自身有“省章句”“正经义”的必要。公元七九年，汉章帝亲到白虎观，大会群儒讲议五经同异，用皇帝名义制成定论，称为《白虎通义》（又有《白虎通德论》、《自虎通》等名）。　　它是全部今文经学的综合体，也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提要。全书条理明白，义旨简要，确是一部重要著述。　　不过，奉命编书的人不是今文博士而是古文学者的班固。今文博士一般只会记诵章句不会概括大义，只能专讲一经，不能兼通五经，要编通义就不得不求助于古文学者，《白虎通义》的编成，正显示今文经学的虚弱，它无可避免地将为古文经学所排斥。　　一个巨大的古文经学家许慎，用二十二年时间（一○○年至一二一年）著成了《说文解字》（简称《说文》）十四篇。许慎是贾逵的学生，博通经典和群书。他收集小篆、古文（战国时文字）、籀文（西周时文字，又称大篆）共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文（独体为文，如日月等）字（合体为字，如江河等），解说每一个文字的形体、声音、训诂（字义），极为简要，全部解说不过十三万三千余字。读古书和汉朝法律时所遇到的疑难，都可以从这部书里获得解答。这部巨著，集西周以来文字之大成，也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对不懂文字形义，依据隶书穿凿附会的今文经学说来，是一个严厉的驳斥。《说文解字》的编成，正显示古文经学有坚实的基础，有力量排斥今文经学。　　贾逵许慎等古文经学大师，都兼讲今文经学，都还不能建立起纯粹的古文经学。自从班固的学生马融遍注《孝经》、《论语》、《毛诗》、《周易》、《三礼》、《尚书》（《左传》因已有贾逵注，马融仅作《三传异同》），古文经学才到达完全成熟的境地。马融声望甚大，寿又很高（七九年至一六六年），门下生徒常有数百人或千余人，著名学生如马日（音密低mìdī）、卢植做大官，郑玄为经学大师。马融以后，古文经学事实上压倒了今文经学。代表今文经学的《公羊》家，东汉末年出了一个大博学者何休。他仿效古文经学的注解法著《春秋公羊解诂》，大异于博士章句，但也不能挽救今文经学的崩坏。　　何休与郑玄同时，郑玄是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何休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何休精研今文诸经，用十七年功夫作《春秋公羊解诂》。他废除章句之儒的俗学，仿左氏《春秋》五十凡例，为《公羊春秋》制定凡例。他在《文谥例》里说：“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此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此三科九旨也。”三科九旨以外，又有五始、七等、六辅、二类。依据这些凡例，《公羊春秋》才成为有条理的一种经学。董仲舒以后，何休是最大的《公羊》学者。　　马融的学生郑玄是东汉最大的博学家，他博通今文经学（包括谶纬），更博通古文经学。他遍注古文经，注中兼采今文说，他采用纬书说和怪说。他又注一部分纬书（大部分是他的弟子宋均所注），给谶纬找训诂的根据。他是古文经学大师，同时又是今文经学大师，但基本上是古文经学者。郑玄杂糅今古文的古文经学号称郑学，失败了的今文经学派转而拥护郑学，再加上郑玄寿高（一二七年至二○○年）、门徒多、著述富（一百余万字），郑学成为当时“天下所宗”的儒学。魏晋以后的经学主要就是郑学。　　经学上的派别争斗，如果当作一种隐微的折光来看，今文经学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有一部分人在政治上得势，古文经学反映别有一部分人企图在政治上得势，争斗的结果，由于得势部分的腐朽无能崩溃下去了，原来不得势的部分一方面与某些崩溃中的得势部分相混合，一方面取得了胜利成为得势者。在政治上，东汉至魏晋的士族正经历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在经学上，古文经学也经历着类似的过程。自从九品官人法确立以后，士人入仕，不必拘守今文经学，郑学在经学上也就确立了它的地位。　　郑学盛行以后，经学不再是今文古文的争斗，而是 转为古文经学内部马融学与郑玄学的争斗。代表马融纯粹古文经学派的王肃，也遍注群经，与郑学对立。王肃是司马昭的妻父，政治势力使王肃所注群经得立博士。郑学势力大，王肃为加强自己的论据，伪造《圣证论》、《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相当于今文经师的伪造谶纬），借孔子名义来驳斥郑学。郑玄学派（以魏帝曹髦为首）驳王申郑；王肃学派申王驳郑。郑王两派的拥护者都是统治阶级的得势部分，因之争斗的剧烈超过东汉时期的今古文争斗。二五六年，曹髦亲临太学，与博士们辩论经义，曹髦主张郑说，博士主张王说，曹髦不敢斥责博士，因为王学后面有司马氏势力。在士人群中，纯粹古文经学派人数到底没有郑学那样多，东晋时（晋武帝是王肃的外孙，西晋重王学），王学逐渐失势，胜利者依然还是郑学。　　在郑王两派争斗的时候，许多古文经学的阵地被两派以外的人夺去了。老庄学派的创始人何晏王弼首先夺取了两部重要经典。何晏综合各家注文，撰《论语集解》。王弼撰《周易注》，革去汉儒象数之学（卜筮之学），改用玄理说《易》。何晏王弼所注书盛行，推倒了马融郑玄王肃三家注。西晋初杜预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撰《释例》、《春秋长历》等书，推倒了贾逵王肃两家注。东晋梅赜（音责zé）献《伪古文尚书》，又献伪西汉孔安国《传》（传即注），推倒了马融郑玄王肃三家注。东晋郭璞注《尔雅》，范宁注《春秋谷梁传》，一半的经典被郑王两派以外的人占领了。郑王两派墨守家法，不求改善，旧注被质量较高的新注所代替，是完全合理的。　　两汉盛行的经学，到东汉末魏晋做了总结。就是东汉末年古文经学推倒两汉盛行的今文经学，不受家法束缚的魏晋古文经注又推倒汉魏有家法的经注。下表说明东汉魏晋人所作许多经注中最后存在的几种。　　汉人经注 魏晋人经注　　（一）《毛诗》——西汉毛亨传，郑玄笺（笺即注） （一）《周易》——魏王弼注。《系辞传》以下，晋韩康伯注。　　（二）《周礼》——郑玄注 （二）《尚书》——晋梅赜《伪孔传》　　（三）《仪礼》——郑玄注 （三）《左传》——晋杜预集解　　（四）《礼记》——郑玄注 （四）《谷梁传》——晋范宁注　　（五）《公羊传》——何休 （五）《论语》——魏何晏　　注 集解　　《尔雅》是训诂书，《孟子》（东汉未赵歧注）在汉魏不列于经典，《孝经》多有汉儒注解（唐玄宗作注，旧注都废弃），但并无学术价值。流传至今的重要经书，除《公羊传》是今文，余下九种全是古文（《谷梁传》近于古文），其中经注魏晋人占十分之五，而郑玄一人占十分之四。魏晋注经家的成就超过汉经师，郑玄一人的成就超过任何注经家。他们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就是广采众说，自出新意，不受家法的束缚。　　二 哲学　　孔子哲学的核心是“中立而不倚”的中庸思想。应用到鬼神（包括怪异）问题，也是中立不倚地不确信为有，不确信为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就是孔子对鬼神的态度。这里没有说实在在，也没有说实在不在，只是说好象在。因此儒家依所处时代的需要，可以引申为有神，或引申为无神。大抵在和有神论作尖锐斗争的时候，可以主张无神论，在朝廷需要神的时候，可以主张有神论。在平常的时候，它把鬼神看作如在而加以利用。《周易·观卦·象辞》里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淮南子·泛论训》给神道设教作了很好的解说。它说：世俗都知道，用刀相戏，祖宗就拉住他们的手臂；枕门限睡觉，鬼神要踏他们的头。实际上只是因为用刀相戏是危险的，枕门限睡觉会受风寒得病，说鬼神来干涉，无非是要人有所畏惧不那样做。一切所谓鬼神祥（迷信），性质不过如此。愚笨人硬说有鬼神，刚愎人硬说没有，只有通达人能懂得这个意义。这里所说通达人正是主张如在的孔子和一般儒学者。　　墨家确信有鬼神，儒家在反对墨家时，断定鬼神不存在，成为无神论者。战国时儒家董无心与墨家缠子进行了著名的辩论（《汉书·艺文志》儒家有《董子》一篇），董无心说，你们信鬼神，好比用脚跟去解绳结，归根不得成功。据说，缠子被驳倒了。道家本来主张无神论，杨朱反对墨家的兼爱尚贤有鬼非命（与儒家接近，所以盂子称“逃杨必归于儒”）。《庄子》有《徐无鬼篇》。此人以无鬼为名，当然也是墨家的反对者。在反墨家的有鬼论上，儒家与道家是一致的。　　西汉前期，政治上道家影响超过儒家。汉武帝提倡儒学以后，今文经学派在和道家争斗中，本身自阴阳五行发展到妖妄的谶纬之学，成为十足的有神论者。　　孔子确信有天命，但掌握这个命的天，是无知的自然还是有知的神，孔子并没有作出明白的答案。“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好象说天是无知的自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好象说夭是有知的神。孔子很少谈天道和天命，象子贡那样高级的弟子，还说“不可得而闻也”。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这大概就是孔子和儒家对天与命的传统态度。　　后来荀子作《天论》，才确定天是无知的自然物。事在人为，并无宿定的命运。董仲舒创今文经学，确定天有知，鬼神能降祸降福，那末，命运就不能是固定不变的了。今文经学派实际已与墨家《天志》、《有鬼》、《非命》（宿命）走着相同的道路，妖妄无稽比墨家更甚。　　谶纬妖化了孔子，古文经学派要恢复不谈神怪的孔子，必需反对谶纬。一般他说来，古文经学家反对谶纬是一致的，不过他们实际的作为却在以训诂反章句，对谶纬的攻击，局限于“非圣人所作”，缺少理论上的发挥。只有王充立足在理论上对谶纬进行了有力的攻击。他尽一生精力，著成巨书，根据实在的事理系统地全面地将所有“儒书”（主要是指谶纬）、“道家”（方士神仙术）的种种谬说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迷信行为（阴阳五行家各派别的法术），一概予以驳斥。古文经学派专力于训诂，头脑里似乎没有什么思想，统治东汉人头脑的基本上是今文经学的妖妄思想，王充跳出古文经学派的圈子，单身和朝廷支持下的妖妄思想作坚决斗争，这种豪杰气概，不仅在东汉是唯一的，就在整个封建时代里也是稀有的。王充之所以有此勇气，因为他的理论建立在唯物论上面，因为他的理论建立在劳动人民的智慧上面。民间谚语说“知星宿，衣不覆”。意思是懂算命，知吉凶，会穷得穿不上衣服。这是对迷信家多么深刻的讥笑，王充就是这种人民智慧的表达人。　　王充生于公元二七年（汉光武帝建武三年），死当在公元九六年（汉和帝永元八年）前后。早年曾到大学读书，并从大史学家班彪求学。他的家庭是“细族孤门”，再加上他好“谏争”，不合时宜，一生只做了几年州郡吏，其余年月都居家教授，专力著书，写成《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字。《自纪篇》说“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慾）不放（放纵），居贫苦而志不倦，淫（多）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实虚”。王充是这样一个反对流俗独立思考的人物。这个性格使他不求仕进，甘愿处贫苦，为考论真伪而生活。他对流俗的批判是严厉的，对广大人民则采取诚心训导的态度。《自纪篇》说“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明显）文……言无不可晓（懂），指（意）无不可睹”，又说“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一致），何为犹当隐蔽指意”。王充用当时接近口语的文体写《论衡》，目的在通过有书馆文化程度的人影响广大民众，使朝廷提倡的“世书俗说”失去欺骗的对象。从这一点说来，王充是反对东汉主要上层建筑物的革命家。　　王充“考论实虚”的方法是“引物事以验其言行”。就是说，实际存在的物体和行事是可靠的事物，凡不可捉摸和不可实现的物事都是虚妄的物事。从虚妄物事出发的言和行，必然也是虚妄的言行，检验它们的尺度就是实际存在的物事。王充使用这个方法确定天与地一样是“自然无为”的物。《自然篇》说，为什么知道天是自然无为的物？因为天没有口目（感官）。有口目才有嗜欲（意识），有嗜欲才有作为。既然天没有口目，那就不会有嗜欲，因而也不会有作为。为什么知道天没有口目？因为地没有口目。王充又确定人死无鬼。《论死篇》说，世人以为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按照物类来考验，可以断言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有什么证据呢？物可以作证。人是物，人以外的物也是物，人以外的物死了不为鬼，人死为什么独能为鬼？人之所以生，因为有精气，人死则精气消灭。精气之所以存，依靠血脉，人死则血脉枯竭。血脉枯竭因而精气消灭，精气消灭因而形体腐朽，形体腐朽因而成为土壤，从那里来的鬼呢！《订鬼篇》说，鬼不是人死精神变成的，它是人的一种幻想。发生幻想的原因是疾病。一切迷信妖妄的言行，主要根据不外乎有神论，即天有知有为，鬼有知能害人。王充根本推倒了这两个虚妄根据，从新解释了自然现象（如《谈天》、《说日》等篇）和社会现象（如《薄葬》、《卜筮》等篇）。在谶纬盛行的东汉时期，《论衡》是黑夜里发射出的人民智慧之光的明灯，统治阶级要人民昏迷，人民回答它的却是智慧的光芒。　　圣贤和经传是两个主要虚妄根据以外的一个重要根据。王充同样用“引物事以验其言行”的方法，作《问孔》、《刺孟》、《书虚》、《儒增》、《艺增》等篇。生在东汉的社会里，敢于质问孔孟，怀疑经典，实在是无比的勇士。他这种批判的精神，严重地打击了拘执师法、死守章句的今文经学派，同时也超越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古文经学派。所以，王充不是东汉古文经师，而是伟大的思想家。　　王充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由于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贫乏，引作论据的物事，认识往往不真实，因之有些论断难免错误。例如雷电击树破屋，俗说是天神取龙，《龙虚篇》辩明俗说的虚妄，但信书上的记载，仍认为龙和牛相似，可畜可食，叉和鱼相似，能乘雷电飞行。又如历学家说“日食是月掩日光”，《说日篇》认为大体上四十一二个月日食一次，一百八十天月食一次，日月都是自损。因为月食不是日掩月，所以日食也不是月掩日。历学家发现了日食的真实，王充却变真实为虚妄，在不知地是星球之一的时候，这种错误是难免的，但到底是一种错误。　　王充当然不可能发现阶级构成社会的真理。他看到社会普遍存在着讲不通的现象，例如“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行为）浊，不可保以必卑贱”。要说明这种现象，不得不“归之于天”。他认为天地好比是夫妇，大地无意识地生人。人受性同时受命。命是“吉凶之主”、“自然之道”，非人力所能变动。命可以预见，那就是“人禀贵命于天，必有吉验见于地”，“富贵之人，生而有表见于面”（骨相）。王充引许多物事来证明这些论断，结果不能和谶纬截然分开，依然带着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　　人的吉凶祸福是自然无为的天所命定的，一切求吉求福避凶避祸的法术都是虚妄无效的。这就是《论衡》的思想。王充从唯物思想方面发挥了原始儒学，但不曾超出原始儒学的范围。如果说，在西汉，董仲舒是孟子一派的最大儒者，那末，在东汉，王充是荀卿一派的最大儒者。　　东汉朝廷提倡今文经学，驱使士人在章句、谶纬、选举的道路上下功夫，但是，这并不是所有士人都愿意走的道路。古文经学讲训诂，冲击着烦琐的章句，王充《论衡》攻击宣扬迷信的谶纬，大学里名士议政，攻击拘守礼法、谋求选举的陋习。到了东汉末年，朝廷为士人设置的道路基本上被冲坏了。作为路基的儒学却依然保持着不变。由于魏定九品官人法，门第成为仕进的新道路，士人不再需要那种困人的儒学思想和繁缛的礼法，开始向旧路基冲击。以旷达放荡为特征的道家老庄之学——玄学，为了夺取儒学的统治地位，向儒学实行冲击。第一步是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用玄学讲《周易》。《周易》是儒家思想的本原，汉儒以象数讲《周易》，不管它讲得如何支离，总还不离卜遮之学（先知术）的传统性质，自从王弼何晏（何晏著《周易私记》、《周易讲说》，书佚）用老庄玄虚的道理讲《周易》，性质全变，根本冲坏了两汉儒学的思想本原。第二步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否认儒家的一切（主要是礼法）。公然宣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嵇康在《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里说，你说六经是太阳，不学是黑夜。照我看来，如果把礼堂看作坟堂屋，读经看作鬼话，六经看作秽物，仁义看作臭烂，一起把它们抛弃掉，那末，不学何尝是长夜，六经何尝是太阳。阮籍作《大人先生论》，斥礼法之士是破裤裆里的虱子。刘伶作《酒德颂》，笑礼法之士是些微小虫子。这种大胆的冲击，正是两汉尊儒的反动。自原始儒学引申出来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唯物思想的《论衡》都失势了（古文经学还保有不重要的地位），自老庄引申出来的玄学一跃而成为思想界的统治者。这说明统治阶级要求唯心思想的不断发展，今文经学那种低级的唯心思想应该让位给玄学那种较高级的唯心思想。　　三 科学　　东汉盛行迷信思想，和它作斗争的科学知识表现出光辉的成就。《嵇康集》有一篇《宅无吉凶摄生论》（不知作者为谁），说迷信的原因很透彻。它说，不懂得养蚕的人，出口动手都有禁忌。不得蚕丝愈甚，禁忌跟着愈多，还抱怨自己犯了禁忌。等到有人教他养蚕法，掌握桑叶和火候，寒暑燥湿都有规矩，那就百忌全失，获利十倍。这是因为先前不知所以然，因而禁忌烦多，后来知其所以然，因而方法正确。所以说禁忌生于不知，如果能知各种物事的性质象知蚕那样，禁忌自然失去它的立足地。这种正确的观点，是王充思想的继续，遭到玄学首领秘康的坚决反对是很自然的。这也就是说，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被提倡发扬的总是唯心思想，代表人民智慧的科学知识，总要受到各种形式的阻碍和反对。东汉时期迷信盛行，科学家独能探求真理，对抗迷信，他们的科学成就虽然不可能太大太多，他们这些成就对文化的贡献却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天文学——天是迷信的主要根源。天变灾异都被说成上天对皇帝（天子）示谴。朝廷口头上认些错或调动几个大官（三公），恶政就算有了交代，另一面则使人们相信天变灾异正是上天保佑朝廷，否则何必示谴。王充在《论衡》的《变虚》、《感虚》、《谈天》、《说日》、《自然》等许多篇里反复论证天与人事并无感应关系，他指出天的“自然无为”性，有很大的科学意义。纬书连篇妄言，但也偶有一些科学发现。《尚书·考灵耀》说“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复三万里，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春秋·感精符》说“日光沉淹，皆月所掩”（《论衡·说日篇》引儒者说，日食是月掩日，当即《感精符》一类的儒书）。《周髀算经》说天体有四游（二分二至是天体运动的四个极点），又说“日兆月”（月光生于日之所照），《考灵曜》创地游说，说日月地都在上下游动，从而推论出日在上，月在下，月掩日光成日蚀的说法，比地静说，日月自损说都前进了一步。汉安帝时，张衡做太史令，职掌天文。张衡用精铜制造浑天仪，用铜漏（古代计时刻器）水转动浑天仪，星宿出没与天象密合。东汉末年，刘洪造《乾象历》，有推日食月食的算法。这些天文学上的每个进步，都起着冲击迷信的作用，也就逐步证明“自然无为”说的正确。　　候风仪、地动仪——张衡生于公元七八年，死于一三九年。据《五行志》所记，自九二年以后，几乎连年地震，地震地区有时大至数十郡，有些地区发生地诉、地裂、地陷、山崩、水涌。此外还经常发生大风，某次拔树多至三万余株。迷信家议论纷纭，灾祸都成了谶纬学的有力证据。张衡研究这些自然现象，一三二年，作候风仪和地动仪。候风仪制法不见记载，可能是一种预测大风的仪器。《晋书。五行志》记魏时洛阳西城上有候风木飞鸟被雷震坏，或即张衡的候风仪。地动仪是用精铜制造，圆径八尺，形似酒搏，内部安置机关，按照八个方面，装八个龙头。那一个方向地动，同方向的龙就口吐铜丸。从此以后，史官记录地动所起方向。王充的著作，有益于科学思想；张衡的发明，推进了科学知识。《论衡》与地动仪是东汉两大创造，王充与张衡是东汉文化界的两个伟人。　　数学——汉儒用数理讲《周易》，纬书兼讲天文历数学，因之数学成为儒学的一部分。扬雄模仿《易经》作《太玄经》，实际是扬雄的数学著作。刘歆也是著名数学家。东汉儒者更研习数学，张衡著《算网论》，与《灵宪论》（张衡论浑天的原理）相配合。郑玄刘洪王粲等人都精通《九章算术》。魏时刘徽总结各家学理，注《九章算术》，数学成就比《周髀算经》前进一步。　　医学——《淮南子》说，神农尝百草的滋味，一天中七十次毒，医方从此兴起。大抵古来有神农尝百草的神话，因而民间历代积累起来的药物知识都托名神农。药物主要是草药（郑玄注《周礼》五药：草、木、虫、石、谷），所以称为《本草》或神农《本草经》。自汉武帝起，朝廷招集方士，其中有本草待诏若干人。楼护家世代做医师，楼护诵习医经本草方术书数十万字，汉成帝汉哀帝时，出入京师权贵人家很有声名。公元五年，王莽召集全国通方术本草的人到京师考校技能。《汉书·艺文志》不曾记录神农《本草经》，但西汉确有这一部名叫《本草》的药物书。书中多见东汉时地名，当是东汉医家有较多的补充和说明。　　东汉末年，屡起大疫。南阳士人张机深研医学，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北宋时所传《伤寒论》十卷，附方十卷，又有《金匮要略方论》三卷，当即《杂病论》）。他在《伤寒论序》里说：看当今医生，不肯探求医经（《素问》、《难经》等），推演新知，各承家传，始终守旧。问病状务在口舌敏捷，辨脉象按寸不按尺，按手不按足（足脉）。草率处方，难治大病。和这些医生相反，他是以极严肃的态度治病的，在他的著作里阴阳五行说基本上被排除了。后世医学者称张机为医圣，称《伤寒》《金匮》为医经，是有理由的，因为他脱离阴阳五行的束缚，推动医学向科学发展。　　《灵枢经》所传用针治病法，东汉时有显著的进步。广汉隐士涪翁著《针经诊脉法》，传弟子程高。程高传弟子郭玉。汉和帝时，郭玉做太医丞，治病多有效应，针法传授更广。郭玉喜为贫贱人治病，尽心竭力，应手见效。治贵人病却常不愈。汉和帝责问郭玉，郭玉答道，贵人威风太大，好自作主张，不听从医者的法度。骨节又柔弱，用了针不能再用药。有时用针难免要出些血，我心里恐怖，那里还顾得治病。　　谯县人华佗精针法，尤精外科手术。将动手术，先使病人饮麻沸散，失去知觉，刳割腹背后缝合创口，涂敷膏药，四五天便合口。华佗又教人作五禽之戏（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使身体轻便，血脉流通，可以预防疾病，延年不老。曹操患头风病，要华佗治疗断病根。华佗说只能缓治延岁月，不能断根。曹操发怒，杀华佗。华佗两个弟子，吴普擅长外科，樊阿擅长针术。关羽左臂中箭毒，医师刳肉刮骨，关羽言笑自如；司马师目上生瘤，让医师割去。这种局部割治，大概也用麻醉药。　　医学在战国是一个发展时期，到东汉又有新的发展，它的特点是阴阳五行的色彩比战国时医经大见轻减。　　四 宗教　　巫是一种原始宗教。随着华夏地区的扩大，巫教被史官文化排斥，逐渐失去它的宗教作用。孔子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看来就是在保持着巫师的楚国，巫师也只能和医师同列，而医师的社会地位在当时是不高的。汉族本身不曾在巫教基础上制造出一个普遍流行的宗教，许多外来宗教的陆续传入和佛教的一时盛行，也都不曾取得独尊的地位。一切宗教不能生出深根来，应归功于史官文化，因为它含有抵抗（虽然是不彻底的）宗教的因素。史官文化的主要凝合体是儒学（其次是道家学说）。儒学创始人孔子，教人专重人事。“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不谈鬼神和死后事，是孔子也是儒学对鬼神的基本态度，所以在儒学的思想体系里，鬼神不可能取得重要地位，更不可能取得主导地位。宗教得以兴盛的必要条件，首先是对鬼神（一神或多神）有绝对信仰，而儒学对鬼神则是怀疑，敬而远之，这就形成汉族历史上允许各宗教并存，既不完全信奉也不彻底排斥，从不发生所谓宗教战争的特殊现象。　　史官文化的发育地在黄河流域。黄河经常发生灾祸，人力不能完全控制它，因此迷信思想有了它的来源，但治水到底要依靠人力，鬼神并不真可靠，因此实际经验使人们体会到人力的作用大于鬼神。其他自然界灾祸也给人们同样的经验。例如前五二六年，郑国大旱，郑君使大夫屠击等祭桑山求雨。屠击等斩伐树木。子产说，祭山为的是增植山林，现在反把山林砍了，多大的罪过呵！削掉屠击等人的官和邑。科学的历史，就是逐渐废除这种胡想（迷信）的历史，或者是用新的比较不那样荒谬的胡想来代替它的历史。祭山求雨是一种胡想，增植山林却是科学性的实践，两者结合在一起，而重点则在后者，这就有逐渐废除胡想的可能。所以史官文化与以迷信为重点的宗教，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因而在史官文化的基础上不可能创立宗教。　　史官文化在哲学上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夏商相传的五行论；一种是周朝新创的阴阳论。五行首见于《尚书·洪范篇》，它认为水火木金土是构成万物的五种要素。五行各有属性，用眼睛来看，看出水性润湿向下，火性炎热向上，木性可曲可直，金性可以熔解，土性可以种植谷物。用鼻舌来试，试出水（海水最大）味咸，火味苦（焦气），木味酸（果实），金味辛，谷物味甘。这种原始的五行只是企图解释物的生成和作用，并没有包含神秘的意义，阴阳首见于《周易》。孔子阐明《易》理，认为最大的物是天地，它们的属性是阳和阴。天永恒在上，地永恒在下，天体运动，地体静止。天的运动是循环式的运动，地的静止不是独立的而是顺承上天也就是附属于天的静止。根据这样的世界观，抽象出阴阳两种属性，用来解释自然界的社会的各种现象。已见的现象用阴阳来解释，未见的现象（事物的变化）用卜虚（数理）来探求。因为数有阴阳（单数阳、双数阴），从数的阴阳可以先知事物变化的后果（吉凶），这就成为孔子宿命论的根据。卜筮的答案，有答对一半的机会，有答不对的一半，叫做“阴阳不测之谓神”。不测不等于说一定有鬼神在使人不测，也不等于说一定没有鬼神在使人不测，这就成为孔子的鬼神观。这种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阴阳论，只是比五行论抱着更大的企图，就是想用天地之道来解释万事万物（“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法象（法则形象）莫大于天地”）。本质上它们都属于机械论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它们是哲学不是宗教。　　战国时，邹衍结合五行与阴阳两种思想成为阴阳五行学。它不是简单地结合，而是发展为神秘的德和运。邹衍把德（五行的性）当作本体，运（阴阳变化）当作作用，以德运为出发点，推断自然和社会的命运。属于唯物论的原始五行论、阴阳论，经邹衍改造后，成为唯心论的阴阳五行学，即五德终始论。不过它仍是哲学的一种，还不算是宗教。　　宗教是剥削阶级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特别在秦汉统一以后，农民阶级的斗争力量比诸侯割据时代加强了。统治阶级更感到宗教的必需。董仲舒开始说神怪，并造求雨止雨仪式，颇有创宗教的趋势。王莽时阶级斗争激化，王莽提倡符命图谶，装神作怪，企图麻痹已经爆发了的农民起义。东汉皇帝更大力提倡迷信，鼓励今文学派神化孔子，期望变孔子为教主，变儒学为宗教。但是，以史官文化为基础的儒学，想改造成真正的宗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仅古文经学派坚决反对，就是今文经学在章句方面也不曾说孔子是神或先知者。“神怪之言，皆在谶记”，而谶记里也有一些对董仲舒不满的表示，说孔子预言“董仲舒乱我书”。所谓乱我书，就是指谶纬乱六经章句，可见笃守章句的今文家并不完全同意妖妄的谶纬。这样，儒学转化为宗教的期望断绝了。太平道教开始时被认为“以善道教化”，结果却被黄巾军用来发动起义。统治阶级需要宗教，但造不出适用的宗教，佛教正在这个时候获得了流传的好机会。　　秦时，天竺阿育王大弘佛法，派遣僧徒四出传教。西汉时西域某些国家已信奉佛教。汉武帝通西域后，中外交通顺利，不能设想没有一个僧徒东来，可是佛教传入，到西汉末才见记载。这是因为董仲舒以后，今文经学盛极一时，统治阶级对它有足够的信心，不需要那种看作异端的外来宗教。公元前二年（汉哀帝元寿元年），西域佛教国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当时西汉朝廷正在摇摇将坠，正在需要一种新的助力，博士弟子景卢从伊存受浮屠经，并不是偶然的。从此佛教得到合法地位，作为谶纬的辅助开始流传起来。这说明宗教以及一切神怪迷信的发生和发展，与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广大人民的穷困无告、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有不可分开的关系。它们生长在社会的黑暗面上，好比草木一定生长在土壤里那样。　　东汉魏晋佛教流传很快，而且继续在兴盛，虽然始终（包括南北朝）不能夺取儒学的传统地位，但对思想界影响确极巨大。从原始儒学改造出来的今文经学（谶纬）和魏晋老庄派玄学，原来都只是些原始的唯心论，自从南北朝佛教盛行以后，唯心论哲学得到极大的发展，也就是统治阶级所掌握的欺骗工具比专用儒学高超得大多了。　　佛教在统治阶级里流传的记载，最早见的是公元六五年——汉明帝水平八年。汉光武帝的儿子楚王刘英招聚方士桑门（沙门），祭神求福。汉明帝给刘英的诏书里褒奖他“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并提到伊蒲塞、桑门等名称。汉明帝将诏书宣示各王，可见朝廷提倡佛教，也可见永平八年以前佛教早已在流传。汉桓帝在官中立黄老浮屠祠，又派宦官到苦县祭老子。襄楷上汉桓帝书里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这个老子西行教化胡人的谣言，表示道教地位比佛教高，佛教徒高攀黄老，只好默认佛是老子的门徒。汉桓帝汉灵帝时，西域名僧安世高、支谶等人来洛阳，译出佛经多种，佛教影响因此前进一步，有可能企图脱离对黄老的依附。东汉末年，佛徒牟融作《理惑论》，说汉明帝梦见神人，飞行在殿前。次日问朝臣得知是佛。乃遣张骞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国写佛经（《四十二章经》），归来后在洛阳城西造佛寺（白马寺）。佛徒造朝廷求经的谣言，意在自高身价，对抗道士所造老子化胡那个谣言。此后道佛两教常用谣言作武器互比高下。　　佛教的形式和内容，都是未曾闻见过的新奇事物，“闳大不经”的邹衍，“谬悠荒唐”的庄周，“妖妄神怪”的谶纬，比起它来真是相差太远了。这正是统治阶级愿意接受的新工具。不过，佛教是外来宗教，它不可免地要受到旧工具的抵抗。道教经典《太平青领书》（《太平经》）采取佛教神话来装饰教主老子，采取某些佛教教义来编造道教教义，但对佛教下列四事：（一）不孝、弃其亲；（二）捐妻子、不好生、无后世；（三）食粪、饮小便（当是指僧徒用粪便治病）；（四）行乞；认为“道之大暇，病所由起，大可憎恶”，反覆予以驳斥，基本上道教是排斥佛教的。当佛教默认老子化胡的时候，还可以相容，一朝企图独立，道教便和佛教对立。《理惑论》说“世人学士多讥毁之（佛教）”，太学里没有人“修佛道以为贵，自损容（剃发）以为上”。儒学自有一套传统的礼教，当然要排斥佛教。《嵇康集》所载《宅无吉凶摄生论》一文里有一条说：“多食不消化，含黄丸（药名）病自然会好。有人求神问卜，也有人从乞胡（西域僧）求福。这种行为谁都看了好笑。”凡迷信由于无知，从知者说来，不论那一种迷信都是乞胡。嵇康逐条反驳这篇论文，独不为乞胡辩护，足见玄学大师嵇康也并不拥护佛教。佛教虽然遭受了这些阻碍，但丝毫也不影响它的直线上升，这是因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特别是当权派深切懂得佛教的巨大作用。以襄楷牟融等人为代表，调和佛道儒，使三派并存，一致为统治阶级服务。　　在人们的头脑里，一向充满着对自然的和社会的无数疑问。既有疑问，就必须求得解答。儒、墨、道三家都曾作了答案，却不曾得出能令统治和被统治两大阶级都满意的答案来。佛教的幻想力比儒、墨、道高超得多，迷人的方法也巧妙得多，因之一个外来宗教在史官文化居统治地位的区域内竟获得相当长时期的盛行。　　开始流行的佛教主要是小乘教。它的教义是（一）人（身体）死精神不死（神不灭）。神仙家（方士道士）长生不死，是一种容易败露的拙劣骗术，当然比不上佛教神不灭说那样“难得而测”。（二）因果报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从索解的疑问，儒家学说归之天与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与命是什么，还是一个疑问。佛教居然作出直截的回答，它把现世祸福，说成种因可以在前世，报应可以在来世，也可以在死后（“有道（善人），虽死，神归福堂（天堂）；为恶（恶人），虽死，神当其殃（地狱）”），一切疑问似乎都被它解决了，它的方法极巧妙，确能使人难得而测。（三）轮回。身体死了，精神不死，可以再生人世。在轮回时按过去所作的因得各种不同的果。这就是说，被剥削被压迫的人，都由于自己在前世作孽，所以现世受报，如果反抗剥削者压迫者，来世将受更重的恶报。（四）布施。子贡问孔子说，有一个人能够广泛地施舍给人民，救济他们（“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个人可以叫做仁人了么？孔子说，仁人可不行，这只有圣人或许能做到，尧舜怕还做不到哩！《淮南子·主术（君道）训》反对布施，它说，讲慈惠的人崇尚布施，这是让没有功劳的人受厚赏，谁还愿意守职勤力呢！这些话说明佛教传入以前，统治阶级是不懂得布施的。佛教说布施是为本人造功德，于是布施便盛行起来。例如东汉末佛教徒窄融（笮音责zé）霸占广陵等三郡赋税，凶暴放纵，任意杀人。他大起佛寺，造铜佛像，上涂黄金。佛堂周回住三千僧徒，诵读佛经。又用免谣役法诱境内外民人来寺听讲道，前后诱得五千余家。每开沸会，路旁设席长数十里，置酒饭任人饮食，用钱多至万万。窄融造佛寺，养僧徒，免徭役，舍酒饭，大行布施，似乎真是博施济众了，但是笮融本人不曾生产过一粒米一块砖，大布施的另一面，显然是极其残酷的剥削。自从有了所谓布施，劳动人民肩上又增加了一副重担。现存的或已毁的一切庄严精美的宗教物品，里面都装满着当时劳动人民的血和汗。　　上述四条中最根本的一条是神不灭论，很多人被它迷惑了。它曾迷惑着穷苦无告的劳动人民，使反抗黑暗统治的斗争精神受到损害；也曾迷惑着虔诚焚修的男女信徒，使追求不可证实的幻境而虚度一生。原来有些宗教当它创始的时候，往往含有反抗旧势力的进步成分，起着某些积极的作用。可是当它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及被各学派解释修改以后，发扬起来的不是那些进步成分而是更巧妙地引人入迷。所以宗教成为社会进化的巨大障碍，主要责任是在利用它宣扬它的统治阶级方面。　　佛教哲学的传入，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步骤说来（由朴素唯物论到唯心论，再由唯心论到唯物论）并不是无益的，西方文化，主要是印度文化，如文学、音韵、音乐、跳舞、建筑、雕塑、医学等伴随着同来，也是值得热烈欢迎的。因为在人们的交往中，除了言语与动作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而文学、音乐、跳舞等等都是从言语动作中提炼出来的最纯的精华，最高的典范。民族间文化交流，等于民族间大量优秀代表在相互交谈和学习。东汉时期西方文化开始东流，而且此后数百年间不断地大量东流，除去那些不是有益的宗教迷信，其余都有助于汉文化的逐步丰富起来。第十一节 史学、文学、艺术　　一 史学　　司马迁作通史体的《史记》，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此后，褚少孙、刘歆等多人补撰史事，积累了不少的西汉史材料。东汉初班彪作《史记后传》，有纪传共数十篇。班彪子班固，继承遗业，专心精研，前后凡二十余年，修成《汉书》纪、表、志、传一百篇。《汉书》前半部多取《史记》，后半部多本《后传》，班固用力处在于博采群书所长，加以精确的考核，首尾洽通，创立断代的新体。《汉书》叙事详备周密，在封建主义的正史体历史书中，《史记》、《汉书》是最成熟的两部巨著，后世用纪传体编写的正史，没有一部能超过它们。孔子左丘明以后，司马迁班固应是杰出的历史学者。他们都能摆脱旧传统，开创新体裁，在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周秦史书的基础上，推动史学向前大进一步。　　《汉书》的精华在十志。《史记》八书取法于儒经，十志又取法于八书。十志规模宏大，记事比八书丰富。《律历志》合并《史记》的《律》和《历》两书，《礼乐志》合并《史记》的《礼》和《乐》两书，《食货志》补充《史记》的《平准书》，《郊祀志》补充《史记》的《封禅书》，《天文志》补充《史记》的《天官书》，《沟洫志》补充《史记》的《河渠书》，此外又增立《史记》所无的《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十志比八书详备，显然可见。后世正史多有志书，大体依据十志有所增减。至唐杜佑作《通典》，南宋郑樵作《通志》二十略，宋元间马端临作《通考》，大大发展了志书体。历朝典章名物的重要部分，借志书得以保存，八书十志创始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东汉末，荀悦依《春秋》和《左传》的体裁，撰西汉一朝编年史——《汉纪》。这种体裁经北宋司马光扩充，成为通史体的《资治通鉴》。　　东汉会稽郡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典故，开方志的先例。此后历朝文士多作方志（如晋常据作《华阳国志》），沿至明清，成书更多，构成史书中很大的一部分。　　东汉和西汉一样，在史学上都有重大的创造。　　二 文学　　东汉文学比西汉发达。《后汉书》特立《文苑传》，因为文学大体上已与儒学分离，成为文士的一种专业。东汉文学作品主要是辞赋与五言诗。辞赋是西汉辞赋的末流，五言诗是西汉五言诗的发展。到了东汉末年和曹魏时，一部分赋别开新境，五言诗则达到古诗的最高峰。　　两汉盛行楚辞和古赋。《汉书·艺文志》的《屈原赋》类，有赋三百六十一篇，加上东汉人所作，篇数当更多。东汉王逸选两汉人所作（主要是西汉人，东汉仅王逸一人）与屈原宋玉所作合成一书，并作叙和注释，称为《楚辞章句》。王逸所选汉人楚辞，除了确有楚人风格的《招隐士篇》，其余都是模拟之作，但求形似，殊少创意。《远游篇》剽袭司马相如《大人赋》，而王逸指为屈原所作；《惜誓篇》剽袭贾谊《吊屈原赋》，而王逸取《惜誓》不取《吊屈原赋》，足见选篇并不精审。不过，王逸作章句是有功绩的。楚辞的音和义，在两汉是一种专门的学问，经王逸采集后得以流传，使后人读屈宋文有所依据。古赋到东汉时作者甚多，大抵模拟西汉人体制，陈陈相因，可有可无。比较有些特色的是大赋，加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和《南都赋》等，取材广博，按事类排比，在类书未出以前，这种大赋实际上起着类书的作用，因之文学价值虽不高，流传却很广。　　东汉末年，某些有创造性的作者厌弃陈腐已极的赋体，别创新体赋。这种新体赋以发抒情感，篇体较小，词旨清显，少用典故为特色。赵壹作《穷鸟赋》、《刺世疾邪赋》，一篇不过一二百字。稍后王粲作《登楼赋》，祢衡作《鹦鹉赋》，魏初曹植作《洛神赋》，情致深远，文境更高。自从有了新体赋，东汉模拟因袭的作风渐渐消除了，赋又成为重要的文学。魏晋人所作赋，不论它的体制大小，一般说来，都是清新可喜，在汉赋外别开新境界。　　赋体句法多用整句，影响到散体文，东汉时散体文渐变为骈体文。反过来又影响到赋的句法，整句渐变为俪句（对偶句）。班固《两都赋》有“周以龙兴，秦以虎视”等句，张衡《东京赋》有“声与风翔，泽从云游”等句，都是有意识地造成对偶句，借以增加词句的彩色。此后逐次增饰，到南朝时，对偶既极工整，音节又复谐和，古赋渐变为俳赋。由于声律的运用愈益熟习，到南朝末年，以庾信为代表，又变俳赋为律赋。所以东汉赋一般是西汉赋的末流，而某些新创却是后来赋体的开始。　　西汉民间流行的五言诗体还没有被上层士人所采用。到了东汉，著名文士开始作五言诗。应亨《赠四王冠诗》，班固《咏史诗》，傅毅《孤竹篇》（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文心雕龙》说是傅毅作）是文士所作最先见的诗篇。此后有张衡作《同声歌》、赵壹作《疾邪诗》、秦嘉作《留郡赠妇诗》、郦炎作《见志诗》。这些诗篇大抵质木无文，惟《孤竹篇》《同声歌》最为出色，情致与词采都达到高境，再发展便成建安五言诗。　　五言诗以外，还有张衡《四愁诗》，王逸《琴思楚歌》，用七言成句。七言诗也见于民间歌谣，不过文士用七言作诗，主要是受楚辞的影响。一句五言诗是两句四言诗的省约，一句七言诗是两句五言诗的省约。文句由繁趋简，含义由简趋繁，是诗的自然趋势。两汉至南北朝五言诗压倒四言诗，唐以后七言诗超越五言诗，唐宋长短句（词）冲破五言七言的拘束，元明曲冲破词的拘束，一个比一个得到较大的自由来描写个人的和社会的生活。这种主要文学的发展过程是和社会由简单发展到复杂，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过程大体上相适应的，而这种主要文学的首先创造者一定是处在社会下层的劳动群众。这里说到东汉五言诗开始由民间文学上升为上层文学，因而附带说一说主要文学的一般发展规律。　　民间五言诗在分化，上升的部分成为建安诸子所作的高级文学，保持原来形态的部分则有托名蔡琰的《悲愤诗》和无名氏的《为焦仲卿妻作》两篇大诗。　　蔡邕女蔡琰遭乱，没入南匈奴，生二子。曹操赎蔡琰归，嫁董祀为妻。《悲愤诗》叙述流离之苦，母子之情，激昂酸辛，笔力强劲。诗凡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两汉文士从没有人做过这样的长篇，也没有人表现过这样的笔力，说蔡琰做这首诗是很可疑的。蔡邕为董卓所尊重，蔡琰被南匈奴虏去，必在王允杀蔡邕以后。诗中说是被董卓驱虏入匈奴，显然与事实不合。如果说，诗是建安文士所拟作，建安诸子与蔡琰同时，叙事不能如此谬误。此诗的作者应在民间。因为蔡琰的遭遇，很自然地要引起人们的同情，民间作歌谣，口头流传，流传愈广，修补也愈多，最后定型为《悲愤诗》那种大篇。　　无名氏《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全诗一千七百八十五字，是诗中罕见的长篇。这首诗叙述建安年间，庐江郡府小吏焦仲卿娶妻刘兰芝，情爱极笃。焦仲卿母凶暴，刘兰芝被逐归母家。县令郡太守先后遣媒人向刘兰芝家为自己的儿子求婚，最后刘兰芝投水自杀，焦仲卿也自缢死。自魏文帝定九品中正法以后，门第的高下区分甚严，诗中说焦仲卿是“大家子”，县令太守求刘兰芝为子妇也不以为嫌，诗作于建安年间，似无可疑。诗的形成也和《悲愤诗》一样，不是某一个姓名失传的文士所作，而是由口头流传的民间歌谣逐渐修补积成大篇。　　诗中深刻地描写在封建礼教下年轻妇女所受到的各种压迫、首先是婆母的压迫。婆母是礼教的体现者，她的压迫是一种基本的不可反抗的压迫。从这里焦仲卿夫妇之爱与母子之爱间，刘兰芝与母家的父母兄弟间，都发生了矛盾。郡太守为子求婚，使得刘兰芝又受到阿母和阿兄不同程度的压迫。最后刘兰芝逼得无路可走，只好放弃一切希望，走自杀的道路。焦仲卿也只好走同样的道路。这个悲剧充分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忍性与礼教害人的普遍性，也充分反映了刘兰芝焦仲卿反抗（虽然是消极的反抗）礼教的坚决性与表现在道德上的庄严性。全诗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两句作结束，表示对刘兰芝焦仲卿和其他受压迫者的无限同情。这种同情只能从劳动群众那里得来，谁敢设想礼法之士圣贤之徒会给予受压迫者以同情呢！　　《离骚》以后，这首诗应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二次出现的伟大诗篇。　　西汉的文学和艺术，一般表现为寓巧于拙寓美于朴的作风。在经济发展、统治阶级肆意剥削纵情享乐的东汉时期，这种作风是不能满足精神生活的要求的。这就必须变革。但是，东汉又是保守势力极强固的时期，变革必然受到大的阻碍。要实行变革，非有特殊地位的人出而提倡不可，汉灵帝终于代表变革派担负起提倡的责任。汉灵帝在政治上是一个极昏暴的皇帝，在文学艺术上却是一个有力的变革者。他招集辞赋家、小说家、书法家、绘画家数十人，居鸿都门下，按才能高下受赏赐，保守派首领杨赐斥责这些人是“群小”，是“驩兜共工”，又一首领蔡邕斥责他们是小才，是俳优。因为汉灵帝想利用变革派来对抗太学名士，所以不顾保守派的反对，待变革派以不次之位，让他们做大官。这样，文学与艺术在变革派的影响下，开始出现了新的气象，也就是说，质胜于文的旧作风开始变为文质相称的新作风。　　这种新作风表现在文学上，就是两汉至南北朝文学史上最突出的“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建安文学。　　曹操凭借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逐次统一了黄河流域。东汉末年大丧乱以后，出现一个以邺都为中心的文学乐园，对全国著名文士的吸引力是很强的。曹操曹丕曹植都是大文学家，都能和文士们相处。曹操残暴，对待文士却能宽容。曹丕居太子尊位，旷荡不拘礼法，例如王粲葬时，曹丕率众文士送葬。曹丕对文士们说，仲宣（王粲字）爱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这可以想见曹丕和文士们日常相处的态度。曹植更不守礼法，饮酒无节，任性而行，是一个纯粹的文士。三曹提倡于上，饱经灾难心多哀思的文士们，忽得富裕的物质生活，安静的创作环境，各人的才能都无阻碍地发挥出来。建安文士，数以百计，其中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瑒（音羊yáng）各著文赋数十篇，声名最高，称为建安七子。这时候诗赋骈文都达到最高峰，特别是以曹植为首的五言诗达到最高峰的绝顶。《文心雕龙·明诗篇》评它的特征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正因为气（情意）、才（辞采）兼备，所以文质相称，不同于汉诗的质胜于文，也不同于晋以后诗的文胜于质。　　建安时文士们还有一种优良风气值得表扬，那就是文学批评的提倡。原来文士们聚在一处，自以为各有所长，彼此不相服。曹丕《典论·论文篇》和《与吴质书》评论当时作者，从众文士中选出七子，指出七子的长处和短处，极为惬当。想见曹丕在平时不仅善于和众文士相处，而且也善于引导他们不走歧路。曹丕指出孔融等人都不能持论，理不胜词，独徐干辞义典雅，著论成一家言。这是公平的评论。徐干著《中论》二十篇，其中《核辩篇》最为精辟。《核辩篇》说“故君子之于道也，在彼犹在己也。苟得其中则我心悦焉，何择于彼。苟失其中，则我心不悦焉，何取于此。故其论也，遇人之是则止矣。遇人之是而犹不止，苟言苟辩，则小人也，虽美说，何异乎鵙（鴃）之好鸣、铎之喧哗哉”。曹丕推崇徐干，称为彬彬君子，足以说明严正的议论在文士群中占上风。曹植诗文是愈文士的典范，但他并不因此而自满。他给杨修的信里说，“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尝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象曹植那样的大文豪，还欢迎别人“讥弹其文”，“应时改定”，并且也为别人润饰文章，毫不吝惜。这种健康爽朗的风气，与“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鄙陋习气完全相反，建安文学之所以美盛，提倡文学批评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颜氏家训·文章篇》说，“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廙（音异yì）也”。建安的优良作风，保持在南朝，这也是南朝文学发达的一个原因。　　代表建安文学的最大作者是曹操和曹植，大抵文学史上每当创作旺盛的时期，常常同时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一个是新作风的倡导者。曹操曹植正是这样的两个人物。　　曹操所作诗文，纯是两汉旧音，不过，因为他是拨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豪。特别是四言乐府诗，立意刚劲，造语质直，《三百篇》以后，只有曹操一人号称独步。不是他气力十分充沛，四言诗是不能做好的。说曹操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他的四言乐府诗应是一个重要的特征。锺嵘《诗品》列曹操为下品，是齐梁人陋见，并非公评。　　曹植文才富艳，思若有神，被曹丕逼迫，满怀忧愤，发为诗文，情采并茂。他的五言诗，不仅冠冕众作者，而且为魏晋南北朝文士开出新门径。　　古代韵文在发展过程中，前后曾受过两次大的外来影响，因而形成唐以前古体和自唐以后律体的两大分野。第一次外来（对北方文学说来）影响是楚声。第二次外来影响是梵声。　　《诗三百篇》中有南（《周南》、《召南》）与雅（《小雅》、《大雅》）两种声调，雅（正）声即华夏声，南声即采自江汉流域的楚声。屈原宋玉作楚辞，在文学上有根高的地位，为文士所模习。楚人刘邦建立汉朝，爱听楚声，楚声盛行全国。汉世相和清商等曲，都属于楚声系统。旧的雅声衰息，雅声化的楚声也就成为华夏正声。唐时楚汉旧声衰息，雅声化的梵声也就成为华夏正声。楚声梵声并不是本身不变而代替雅声，相反，它们是作为一个新因素被雅声吸收并消化，因而产生新的雅声来代替旧的雅声。雅声吸收梵声，开始于东汉末年的音韵学，然后运用入文学。最先运用的文学家就是曹植。　　东汉时，印度声明论（音韵学）随佛教传入汉地。胡僧学汉人语文，利用梵文字母注汉字音。汉儒接受这个启示，用两个汉字当作字母拼汉字音，因此发现反切法，东汉末儒者孙炎、刘熙、韦昭等人都用反切法注字音，比读若法前进了一步。　　反切法逐渐通行，声与韵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专学，韵学应时出现了。最早的韵书是魏李登的《声类》十卷，晋吕静的《韵集》五卷。两书分字声为宫商角徵羽五类，还只能“始判清浊，才分宫羽”，为后来韵书作先驱。南朝人声韵学的研究愈益深入，著作甚多，最著名的有周彦伦《四声切韵》，沈约《四声谱》。所谓四声，即分字声为平上去入四类。凡韵书都是以四声或五声为纲，以韵目为纬。隋陆法言等八人采集各家韵书和字书，斟酌古今南北的声音，定声为四，定韵为二百零六，有字凡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自从《切韵》书出，声韵有了定准，后世诸韵书无不依据《切韵》，只是作些小的变革。不论方音如何繁杂，但在韵文或半韵文（四六文）上，全国文人的声音完全一致。这对汉族语言（写在诗文上的语言）的统一起着稳定的作用，意义是巨大的。　　上述音韵学由粗疏到精密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文学上吸收并运用梵声的发展过程。孙炎在音韵学方面开始作反切，相当于曹植在文学方面开始用平仄。　　西方佛徒传播教义，应用声律以制赞呗，韵合弦管，令人乐听。据释慧皎《高僧传·经师论》所说，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始依梵声创作梵呗，为学者所宗。这种说法很可能出自僧徒附会，不过，曹植诗中也确有运用声律的形迹。如“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赠白马王彪诗》）；“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情诗》）等句，平仄调谐，俨然律句，不能概指为偶合。自然，这只是律诗最初的胚胎，距律诗的形成还很遥远，但既有胚胎，便会继续成长。陆机《文赋》主张“音声迭代”。就是说，一句中要平仄字相替代，不可全用平声字或仄声字。吴亡后，陆机陆云兄弟来洛阳。有一天，陆云与荀隐在张华家会见。张华说，你们都是大名士，不要说平常话。陆云拱手报姓名：“云间陆士龙”。荀隐答，“日下荀鸣鹤”。两句不仅对偶工整，平仄也完全合律，可见南北文士都在声律方面用功夫。宋范晔《自序》说“性别宫商（四声）识清浊（清音浊音）”；又说“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所谓根本，就是声律的确实掌握。齐梁时，声律的研究更深入，以沈约为代表，创四声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说。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里阐发声律的秘奥时说，“欲使宫羽（平仄）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范晔至死不肯告人的调声术，自沈约公布八病后，大为文士所遵用，梁陈时，律诗律赋大体上定型了。到唐朝，律诗律赋成为代表性的也是最盛行的文学。　　所谓雅声化的梵声成为华夏正声，实际意义就是有声律的文学代替了无声律的楚汉文学。　　文学史上古体与律体是两个大分野。自建安讫南朝是由古至律的转变时期。这个转变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声律的研究和运用。声律之所以被研究和运用，是由于受到梵专用的影响,也就是印度专用明论对中国文学的一个贡献。　　三 艺术　　汉族传统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的特性，一般地说，就是幻想性少，写实性多；浮华性少，朴厚性多；纤巧性少，闳伟性多；静止性少，飞动性多。这种文化特性东汉以前和以后，本质上无大变化。但东汉末年，经汉灵帝的提倡，文学和艺术在形式上开始发生了变革。这就是原来寓巧于拙，寓美于朴的作风，现在开始变为拙朴渐消，巧美渐增的作风。建安三国正是这个变革的成功时期。文学的成功已如上述，艺术的成功，下面举出书法和绘画两个重要部门。　　书法　　自甲骨文至小篆，文字与图画相接近。象形字描绘实物，指事字描绘虚象，会意字、形声字是象形字指事字的配合体。所谓“书者如也”，就是说每一字都象事物的形状（包括象声）。隶书离图画较远，楷书又较远，但书法与画法仍有相通处，因之书法在艺术上与绘画有同样的地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主，创制小篆体。古文籀文以及战国时六国异体文字一概被废弃，小篆成为全国划一的文字。小篆对古文籀文有省（省去繁复的形体）有改（改去奇怪的形态），在文字形体的改革上，显然有进步意义。不过，小篆仍属于古籀系统，字体圆形，书写不便。程邈摆脱小篆的拘束，创制隶书体，改圆形为方形，书写起来比小篆便利得多。这在当时是一种最进步的文字。王次仲（秦隐士）“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蔡琰说），创制八分书。八分书篆体多于隶体，是一种保守性的文字。又有隶草，是隶书的变体，书写比隶书更简易。两汉文字除汉元帝时，史游作章草，东汉末，张芝作今草（章草各字独立，今草前后字相连），刘德升作行书（草书兼真书），字体有些改革，其余沿用秦文字，并无新创。但有一点是特殊的，那就是两汉尤其是东汉，不少文士以“工书”著名，有些竟以写字为专业。经汉灵帝提倡后，书法在艺术上的地位更为显著。　　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蔡邕能画工书，八分尤为精工。一七六年（汉灵帝嘉平四年），蔡邕以八分体写《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五部经书，使刻工刻成石碑四十六块，立在大学讲堂前。这是有名的熹平石经。从经学方面说，它校正了五经文字，从艺术方面说，石经文字是两汉书法的总结。　　绘画　　两汉承春秋战国时期绘画的传统，以历史故事为主题，在宫室祠堂的壁上作壁画。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记壁画情形：最先是太古裸体怪形、质野无知的神话中人物。其次是黄帝尧舜，有衣裳冠冕。其次是夏商周三代兴亡。凡历史上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的事迹，国君的贤愚，政事的成败，都用来“恶以诫世，善以示后”，对观者进行政治、道德教育。主题以外，再用天地、万物、神怪、异事作辅助，配合成丹青鲜明、形状生动的大图画。鲁灵光殿壁画可以代表两汉一般的壁画，区别只在规模有大小，画法有高低，用历史故事诫世示后是一致的。　　坟墓中壁上也多有壁画。曾经发现的汉墓壁画，画中故事大抵是墓主生前的生活享受，例如宴会、娱乐、游行等事。据墓中壁画考察当时统治阶级的一般生活，比文字记载要具体些，所以它虽然只是片断的材料，但可以补史文的不足。　　漆器本是中国独有的艺术品，加上生动的彩画，更是精致无比。战国和两汉漆器，近年来出土渐多，很可珍贵，在绘画史上漆画与壁画应得到同样的重视。　　雕刻　　与写字绘画相辅而行的雕刻，也是一种重要的艺术。秦始皇巡行各地，令李斯写颂文，刻石纪功，开立碑碣的风气。东汉富贵人或名士墓前，往往立碑若干块，用以颂扬墓中人的功德。《蔡邕集》中碑文约有一半，其中胡广、陈寔各三碑，甚至袁满未死时才十五岁，胡根才七岁，蔡邕也为二人作碑文。《文心雕龙》说“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其浮滥可知，但刻石技术却愈益普遍而精工。好字因好刻得保存于久远，并由此发现摹拓术。班固学李斯书法，许慎学李斯，甚得其妙，蔡邕学李斯，工篆书，似东汉时已有李斯刻石的拓本（也可能 是李斯的其他手迹，不过，东汉有纸，用纸拓碑字也是可能的）。王羲之用蔡邕石经和张昶《西岳华山堂阙碑铭》的拓本学习书法，顾恺之工摹拓术，足见东晋时确有摹拓术并在改进中。又由此逐渐发现雕版印刷术。事实上石经拓本已经是五经刊本，只要变石刻为木刻，就成为雕版印刷术。　　陕西兴平县有霍去病家，家前有石胡人石马石牛等雕像。这种雕像形体虽较质朴，但与墓中霍去病的丰功伟业配合起来，却显得气象壮健，意义深长。东汉富贵人墓前多有石雕像，如四川雅安县高颐（二○九年死）墓前石狮，姿态生动，充分表现狮的猛悍性，比霍去病冢前石马，技术上是前进了一步。　　东汉盛行刻字，同样也盛行刻画。现存东汉刻石壁画，最著名的有山东嘉祥县的武梁祠和肥城县的孝堂山祠。两祠所画故事与鲁灵光殿大体相似。在技术上，武梁祠用阳刻，孝堂山祠用阴刻，雕刻法已经完备了。一九五四年山东沂南县发现大批汉墓中石刻，所画多是当时社会上层人的享乐生活。其中角牴戏一幅，有戏车上倒投，两人走索上相逢，轻身人爬长木杆，戏豹舞罴，大雀走动等妙伎，证明张衡《西京赋》所写并非虚构，而生动具体却优于《西京赋》的文字描写。汉墓中还有画像砖，近年来发现渐多，如在成都、德阳等地出土的画像砖，车马飞腾，屋宇齐整，与石画同是可珍的艺术品。　　河南辉县出土战国时泥塑的犬羊豕，是一种精致的艺术品。此后逐渐发展，陶制器物愈益繁杂。汉墓中陶制殉葬品有田园、庐舍、仓库、车马、井灶、家畜、鱼虫、用具和奴隶、伎乐等模型，这些殉葬品，表现出当时富贵人的生活状况，也表现出当时的社会关系。四川绵阳县汉墓里发现陶制水田模型一具，田上立几个人，各具神情，有的短褐折腰，有的衣冠昂然，一望而知谁是生产者，谁是剥削者。一具水田模型，实际是一幅封建社会的阶级压迫图。　　东汉书法绘画和雕刻所以发达的原因，与当时统治阶级中人好名成风，与生时奢侈死后厚葬的习俗是分不开的。各地方都有富贵人，他们生前死后，都要请文学家画家书家和雕刻家给他们表扬功德与夸耀富贵，有技艺的人也借此博得酬劳的财物。技艺愈高，得酬也愈多，因而各门出专家，各地有名家。蔡邕作袁满来胡根碑文，当然为取得润笔。孙敬家贫，刻苦学写字，后因善书而得富。可知东汉时艺术已成为文士的兼业或专业。名家既多，其中自然有变革派和保守派的区别，汉灵帝奖励变革派以后，写字绘画与文学一样，发生重大的新变。　　隶书比小篆八分有进步意义，但书写仍不够方便。建安时，锤繇变隶书为楷书（又称真书或正书），书写比隶书更方便。锤繇学曹喜的篆书，刘德升的行书，蔡邕的八分书，集东汉书法的精华，创楷书法。他所写魏文帝《受禅碑》，尤为精绝。唐张怀瓘（音灌guàn）《书断》称“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因为他首创秦汉所未有的楷书。汉族文字从此定型，历代沿用不再有较大的变革。楷书（包括其他辅助字体如行书草书等）到了今天人民文化发展的新时代，又成为文化的障碍，如果不用拼音文字代替它，它将愈益显出它的障碍作用，但不容否认它曾是代替隶书的一种进步字体。没有充分的准备、成熟的条件，拼音文字要代替它是有困难的，因为它是适合汉语特点的字体，拼音文字也必须同样适合汉语特点，才能取得通行的权利。当然，拼音文字要做到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　　吴孙权时，画家曹不兴开始画佛像，为南北朝以来宗教艺术开风气之先。宗教故事丰富了绘画的题材，西方画法也给汉画以补益，两汉相传的绘画从此大改观。宗教画逐渐盛行，雕刻也随着发达起来。它们为宗教服务，耗费社会财富比两汉不知高出多少倍，但从艺术本身来说，却是极大的进步。剔除它们的宗教毒素，采取它们在艺术上的成就，无疑是古代文化的一种珍贵遗产，有助于今天人民艺术的发展。曹不兴是这种宗教艺术的创始者，在艺术史上应有显著的地位。　　东汉文学艺术都不曾脱离西汉的旧作风。东汉末年，社会遭受极大破坏，建安三国的文学艺术却呈现出新气象。主要原因在于东汉经学所加于人们思想上的束缚，随着社会的破坏而减轻了，文学艺术也就有可能离开旧作风表现自己的创造力。佛教文化开始被吸收，成为新创造的一个重要来源，在艺术方面，佛教艺术特别显出它的重要性。简短的结论　　以汉光武帝为首，以南阳豪强为基干的豪强集团，推翻王莽的新朝，击败农民起义军，建立起豪强统治的东汉。南阳是一个商业中心城市，南阳豪强多兼营商业，因之东汉的统治，是地主式的剥削和商人式的剥削同时并行，这和西汉统治以重本抑末为名，地主式剥削比商人式剥削较占优势的情形多少有些不同处。　　作为中央集权体现者的朝廷，在东汉前期，对豪强还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汉和帝时，朝廷向豪强让步，废除盐铁官卖制，放任私家经营盐铁业。豪强势力更加强大了，转过来实行对朝廷的控制。　　在西汉，上层豪强与下层豪强一向进行着斗争。东汉前期，上层豪强以外戚为代表，独享政治权利。盐铁私营以后，下层豪强的财力也大有增加。他们要求分享政权，找到宦官做他们的代表。这样，外戚宦官两个集团，为争夺对朝廷的控制权而展开剧烈的斗争。这个斗争延续至东汉末年，以两败而告结束。　　出身无市籍的中小地主阶层、被征辟为官吏的士人，以大官僚为代表，形成一个官僚集团。这个集团通常依附外戚集团，缺乏独立活动的力量。但在外戚宦官两败以后，它成为上层豪强的代表者。魏文帝定九品官人法，承认官僚集团的权利，也就是保证下层豪强不得侵犯上层豪强的权利，从此确立了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制度。　　东汉农业已普遍使用牛耕，工商业也比西汉发达。一般说来，东汉生产力是提高了。统治阶级凭借这个经济力量，对境外，用武力扩张疆土，并吸引许多境外族来归附，强盛不亚于西汉；对境内，压迫农民小工商以及少数族，榨取更多的财物来满足淫侈生活，贪虐尤甚于西汉。　　上下层豪强和大官僚（上层豪强的一部分）大都据有坞壁，奴役贫苦农民当徒附，强迫精壮徒附当部曲。这些坞主壁帅，实际是大小地方割据者。他们兼并农民，也兼并附近的坞壁，这就使得东汉后期，社会呈现非常不安的状态。农民与地主，下层豪强与上层豪强，斗争愈来愈尖锐。自汉安帝时起，全国各地发生农民暴动，最后爆发了黄中军大起义。豪强间斗争，反映为外戚宦官的斗争，最后爆发了军阀大混战。　　豪强武装镇压了黄巾军，同时也冲破了中央集权的外壳，疯狂地进行大混战。向来是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户口骤减，十不存一。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破坏，也是东汉二百年豪强统治应有的后果。　　经过大混战，最后形成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三个割据势力成立魏汉吴三国。这对东汉末年大丧乱说来，是一个喘息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汉魏间战争，目的在争取统一，与混战的性质不同。三国内部，经济都多少有些进展。黄河流域进展较速，优势逐渐恢复，晋武帝时，全国又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完成了统一的事业。　　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反映在统治阶级的文化思想上也处处表现出显著的对立。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属于古文经学派的王充唯物论思想与属于今文经学派的谶纬唯心论思想，以及文学艺术上的变革派与保守派，都各有社会力量错综曲折地支持它们对立起来。到了建安三国时期，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玄学思想压倒了唯物论思想，文学艺术变革派也压倒了保守派，大体上各种对立都得到解决。　　解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佛教文化发生了明显的或不明显的影响，因而动摇了各种对立间的均势。　　不断地发展唯心论思想，以适应政治上需要，是统治阶级对上层建筑物的基本要求。今文经学到了东汉，在章句方面，在思想方面，都暴露出难以补救的弱点，统治者看来，它不再是一件适用的工具了。章句方面，让位给专讲训诂名物、本身毫无思想性的古文经学，是保持儒经的最好方法。思想方面，让位给宗尚老庄的玄学，老子与浮屠在东汉时已有当作同类的趋势，玄学与佛教相继而起，是压抑唯物论思想的最好方法。玄学代替今文经学的浅薄唯心论，后来佛教又代替规模狭小的老庄玄学。唯心论思想一步深入一步地发展着，和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一步深入一步地腐朽堕落是互相配合的。文学艺术变革派的得势，也因为接受了佛教的影响。　　东汉三国时期，佛教逐渐流传，虽然还没有取得重要地位，但必须重视这个新因素所发生的影响。第四章 短期统一与黄河流域又一次大破坏时期——西晋十六国——二六五年——四三九年第一节 西晋的政治概况　　魏国自曹操死后，汉国自诸葛亮死后，都失去进攻对方的力量。吴国一向划江自守，孙权死后，也进入衰落阶段。魏国的司马氏集团，在三国衰落阶段内，是统一趋势的代表者。虽然它是一个极其腐朽的集团，但也不容否认它在完成统一事业上所起的作用。　　二三八年，司马懿灭辽东割据者公孙渊，北部中国完全统一了。二四○年，司马懿采用邓艾的建议，掘宽漕渠，引黄河水入汴河。又在淮北淮南，大兴屯田。屯田兵五万人，轮番分出一万人守边，四万人经常种田。东南有战争，魏军乘船顺流而下，可直达江淮，沿路储粮充足，免运输的烦费。司马懿说，“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他在淮南北实行屯田积谷，作灭吴的准备。后来晋武帝在这个基础上，终于消灭了吴国。　　二六○年，司马昭杀魏帝曹髦，司马氏集团势力愈益巩固，同时汉吴两国愈益衰落，统一的时机成熟了。司马昭定计，汉国小力弱，出兵先取，取汉以后，再水陆并进取吴。二六三年，司马昭遣钟会率兵十余万进攻汉中，又遣邓艾率兵三万牵制驻在沓中（沓音踏tà甘肃临潭县西南）的姜维军。钟会攻入汉中，姜维引兵退守剑阁（四川剑阁县）拒钟会。邓艾自阴平（甘肃文县西北）凿山开路，击败汉守军，进入成都平原。汉后主到邓艾军前投降。汉国人口只有九十四万，士兵却多至十万二千人，官吏多至四万人。普通户大抵八人就得有一人当兵，实际是老弱妇女以外，几乎所有男子都被迫当兵。这样残酷的统治，当然为人民所厌弃。邓艾兵一到平原，百姓纷纷散走，官吏无法禁阻。汉国统治集团除了投降，再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司马昭用兵前后不过三个月，便灭汉国，因为他早看准了这个形势。　　司马昭原定灭汉三年后灭吴，可是他在二六五年死去了，当年，晋武帝废魏帝，建立晋朝。他需要先稳定内部，因之延迟了对吴国的进攻。　　二八○年，晋武帝发兵二十余万，分六路攻吴。其中王浑所统水军，自蜀出击，占领武昌城。建业失去上游屏障，更难自保。王浑所统陆军进攻历阳（安徽和县），大败吴兵。王濬水军自武昌顺流直下，逼近建业，吴水陆军溃散。吴主孙皓到王濬军前投降。吴国人口二百三十万，士兵却多至二十三万，官吏多至三万三千，吴兵役与汉是同样沉重的。晋用兵前后不过三个月，便灭吴国，因为孙氏统治早就为吴人民所厌弃。　　司马氏政权迅速地消灭汉吴两国，并且在短暂的太康年间，确也曾使社会呈现出一些繁荣的气象。这是因为它的某些政治措施多少是符合当时人民利益的，因而有可能完成国家的统一事业和有限度地恢复久遭破坏的社会生产力。　　一 罢州郡兵　　就在灭吴的一年，晋武帝令州郡官解除兵权。兵役是东汉末年以来农民最沉重的一种负担。晋武帝不听群臣谏阻，毅然下诏悉去州郡兵，使农民得免地方兵役，这个措施对恢复生产力有很重大的意义。　　二 废屯田制，立占田制及其附属的课田制　　魏国屯田，主要的一种是朝廷招募农户，在各级典农官统率下，垦种官田。自曹操开始屯田，收有成效，后来魏国逐渐扩大屯田区，荒地很多成为朝廷直接所有的官田。典农官都是武职。屯田农户受兵法部勒，有典农部民、屯田客、田兵、田卒等名称，实际是终身服兵役半农半兵的特殊农民。朝廷当进行战争的时候，不惜“加其复（免一般徭役）赏”，多招农户来加强屯田，但当战争缓和的时候，就要加强剥削来补偿免除了的一般徭役。屯田农户耕地有定额，朝廷为增加收入，使屯田官凭军事权力强迫田客在定额田外，多种田地若干亩。田客人力有限，耕种法势必粗简，谷物产量也势必低落。从曹操时到晋武帝泰始年间，屯田区旱田每亩收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的生产量低落到一亩只收数斛，同时，官六客四（用官牛）、官客对分（用私牛）的租税率却提高到官八客二或官七客三。屯田制到了魏末晋初，不仅被剥削者穷困不堪，无法再继续生产，就是剥削者也感到无法再进行压榨，反不如废屯田制，别行新制较为有利。司马昭灭汉的第二年，即罢屯田官，各级典农官改称郡守县令等文职。二六八年，晋武帝 又下诏改典农官为郡县官。屯田制逐步被废除，到了灭吴的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占田制和课田制，曹魏以来的屯田制基本上废除了。　　占田制和课田制实际是一种租税制度。朝廷规定每户每人应种田若干亩，并不是按户和口实际授予这个数额的田地，而是按规定的田数向每户每人征收规定的租税。不过，这种制度也有它的根据。司马昭改屯田官为郡县官，屯田农户也就成为普通农民，所耕官田也就成为私田。耕官田有定额，一般是五十亩，屯田制废除后，加收五十亩租税，作为官田变为私田的补偿。这就是占田制的根据。屯田官不顾人力，强迫屯田客加种田亩，这就是课田制的根据。为什么屯田制可以作为占田制课田制的根据呢？这是因为在朝廷督促农户开垦荒地、增加田数，不顾生产量低落的方针下，普通农户和屯田农户都在被迫扩大耕地，而屯田农户被迫更甚。占田制规定一户负担一百亩的租税。在朝廷方面，不管农户实际种田若干亩，按百亩收租税，自然是一种简便的方法。在农户方面，屯田农户得私田五十亩，普通农户得确定开垦地的占有权，一百亩租税的负担是可以接受的。课田制改按户加课新垦田为按丁加课，农户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占田制课田制开始行施时，额定田数比农户实有田数，相差不是过远，所以占田制课田制是租税制，同时也是农户土地占有制。　　三 赋税制　　在占田制基础上，规定赋税制。赋是户调，税是田租。　　户调——如丁男作户主，每户每年纳绢三匹，绵三斤。如户主是妇人或次丁男，绢绵减半。有些边郡纳三分之二，远郡纳三分之一。边地非汉族人，按住地远近，每户纳賓（赋）布一匹或一丈。　　田租——西晋田租每亩八升，朝廷按下列田亩数收税。户主占田七十亩，户主妻三十亩，一户共纳占田租一百亩（八斛）。一户内正丁男纳课田租五十亩，正丁女纳二十亩。次丁男纳课田租二十五亩，次丁女不课。边地非汉族人不课田，按住地远近，每户纳义米三斛或五斗。住地极远，纳米不便，改纳钱每人二十八文。　　两汉户赋用钱。曹操改为每户纳绢二匹绵二斤。晋户调比魏制加一匹绢一斤绵。曹操定户调在东汉末大乱时，晋初社会经济已经恢复了一些，按州郡远近有所增减，应是一种合理的制度。两汉有口赋钱算赋钱和三十税一的田租。曹操废两汉租赋制，户调以外，不取口赋算赋，田租改为每亩收租四升。晋斟酌汉魏旧制，改田租为每亩八升。并规定十六岁以上至六十岁的男女为正丁，十五岁以下至十三岁，六十一岁以上至六十五岁的男女为次丁，十二岁以下、六十六岁以上的男女为老小。除户主夫妇纳占田租，次丁女和老小不纳田租，其余正丁男女和次丁男都得纳课田租。所谓课田租，如果纳租者并无实田，那就等于纳口赋算赋。晋武帝时齐王司马攸说，现在土地有余，务农的人却嫌少，附业（种课田）多有虚假。晋惠帝时束晰（音析xī）说，占田课田，往往有名无实。这都说明占田制课田制，只是一种意在督促农户加辟耕地的赋税制。它比魏重，比汉轻，对当时农户说来，还不算是过重的负担。它的又一特征是立户赋税重，附业较轻，因之，西晋虽增收课田租，但一户所包容的人口，比汉魏仍有增长的趋势。在土地有余、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农户内人口增加，是有利于生产的。　　四 王公官员限田　　国王公侯得在京师有住宅一所。大国王在京师近郊，得有田十五顷，次国王十顷，小国王七顷。公侯所占近郊田当是依次递减。　　官员按官品高卑占田。第一品占田五十顷，每低一品，减田五顷，至第九品占田十顷。　　这种限田制的效力是可疑的，例如强弩将军庞宗就有田二百顷以上。大抵官品渐卑，限田制效力渐大，下级官员任意占田，比高级官员要困难些。既然官员中有些人占田受限制，也就意味着土地兼并多少受到些阻碍，这对农户算是起着有益的作用了。　　五 恢复户口　　东汉末大乱，人口遭受极严重的损耗。损耗的原因，主要是死亡，其次是流散逃匿和豪强霸占户口，胁迫贫弱户当私属。三国时期，人口不见显著的恢复，主要原因是豪强阻止私属上升为编户。晋在灭吴前后，对恢复户口曾有些措施，在这些措施下，太康年间户口达到东汉末以来最高的数字。　　司马懿灭辽东，令“中国人（中原人）欲还旧乡者，恣听之”，地方官吏和豪强不得阻止。后来司马昭灭汉，劝募蜀人内徙，应募者给食粮两年，免徭役二十年。晋武帝灭吴，优待内徙的吴人，将吏免徭役十年，百姓及百工免徭役二十年。这不一定是为了减损蜀吴户口来补内地户口，主要还在于招北方流亡户口归旧乡里。东汉末，士民避乱，或逃入深山大泽，或投奔边塞外落后族，晋用重赏招募流亡，是恢复户口的一种方法。晋武帝时，塞外不少落后族率众内附，很可能是中原流亡人起着劝说的作用。　　晋武帝定制，民间女子年十七，父母不让出嫁，由官府代择配偶。又发官奴婢屯田，奴婢配为夫妇，每一百人成立一屯。宫奴婢是罪人，其中许多是司马氏政敌的子女，官奴婢被允许成家，可见朝廷对人口增殖的重视。　　与限田制同时颁布的有荫佃客和荫衣食客（与奴相似的仆役）制。荫佃客制规定一品二品官不得过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品九品一户。荫衣食客制规定六品官以上得荫三人，七八品二人，九品及不入品的吏士一人。自九品官人法行施以来，士族严格地区分出各级门第，大体上按高中下三级固定了在政治上的地位。一二品官与三品官所荫佃客户数悬殊，六品官以上与七品以下所荫衣食客人数不同，这就是三级士族所享权利的差别。朝廷另给高级士族荫亲属的特权，以换取他们在限田客制上的让步。对中下级士族，朝廷是有控制力的。这样，原来被士族霸占的户口，在荫佃客制的限制下，至少有一部分农民，从私属变为编户。　　晋灭魏时，得户九十四万余，人口五百三十七万余（包括原来汉国的户口），灭吴时，又得户五十二万余，人口二百三十万余。三国合计，户不过一百四十六万余，人口不过七百六十七万余。可是就在灭吴的一年，晋统计全国户口，共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人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比三国总户口，户增一百万，人口增一借以上。晋灭魏至灭吴，前后仅十六年，户口的增加很快，显然是国家统一，统治力加强的结果。招集流亡，督促婚嫁，限制荫佃客等措施，对增加户口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大抵劳苦群众为减轻赋税与徭役，不免有些隐避，即使在社会安定的时期，朝廷所得户口数往往小于真实户口数，所以太康户口应是比较可信的数字。　　统一以后，不少塞外落后族要求内附，晋武帝为增加人口，允许他们居住塞内。《晋书》有下列内附诸部的记载：晋武帝即位后，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内附。散居在平阳、西河、太原等六郡。　　二八四年，匈奴胡太阿厚率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内附，居西河。　　二八五年，参离四千余落内附。　　二八六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匈奴十九种之一）等各率种落共十万余人内附，居雍州。　　二八七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率种落一万一千五百人内附。　　二八九年，奚柯男女十万人内附。　　晋容纳落后族居住塞内，游牧生活逐渐改变为农业生活，这对两方本来都是有益的。但由于晋官吏的残虐，使内徙诸部落受侵怨恨，本来有益的事也就不是有益而是有害了。　　六 改定律令　　两汉律令极为烦杂，魏时已加改革，但还不够简括。司马昭集羊祜、杜预等名儒重臣十四人，删改魏律，去其苛秽，存其清约，订定新律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余字。律与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字。又从令中划分出条例章程，称为故事，各归本官府执掌。二六八年，新律修成，晋武帝令抄录死罪条目，在亭、传（旅舍）悬挂，使人民知所趋避。从汉律令和说解七百七十三万字省约到十二万字，在法律编纂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人民生活上，多少减轻些动辄得罪轻重无准的威胁。　　上列六条都各有其部分的积极意义，也都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久经丧乱的广大劳动群众，这才有可能来恢复社会经济，补救战争的创伤。《晋书·食货志》说，太康年间，“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自东汉未大乱以来，这算是一个难得的光明时期。可是，黑暗又很快掩蔽了光明。黑暗势力的代表仍是这个以晋武帝为首的司马氏集团。　　黑暗势力也就是割据势力，具体表现在两个制度上。两个制度实际只是一个士族制度，即门阀制度。它是西晋十六国大乱的祸根，也是南北朝长期分裂的一种祸根。晋武帝时这个祸根完全成熟了。　　一 士族制度　　魏文帝行施九品官人法，取得了士族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司马氏要夺取曹氏政权，当然也必须从争取士族入手。司马懿当权，夏侯玄请减削中正官权力。司马懿不敢得罪高级士族，谢绝夏侯玄的建议。自司马懿至司马昭，用优厚的待遇收买士族，形成司马氏集团。依靠这个集团，残酷地屠杀拥曹氏的士族。到司马昭时，拥曹士族已经全部消灭。晋武帝建立晋朝，对待高级士族愈益宽容。例如刘友、山涛、司马睦、武咳四人各私占官稻田，被李惠告发。晋武帝说，山涛等三人私占官稻田，查明是刘友干的事，刘友侵剥百姓来欺骗朝士，应诛死以惩邪佞，山涛等可不问罪。晋武帝罚小官不罚大官，显然是宽容所谓朝士的高级士族。一个高级士族出身的胡威，曾谏晋武帝行政不要太宽。晋武帝说，我对中等官以下，一点也不假借。胡威说，我说的不是指中等官以下，我指的是象我等这一类人。整肃法令必须从我等这一类人开端。高级士族的利益，在于压迫中下级士族不得上升，晋武帝约束中等官以下，实际是为高级士族保障利益。他的约束力之所以有效，主要来自高级士族的支持，对高级士族当然不可能有所谓整肃的法令。　　高级士族政治上的权利，从九品官人法得到保障。　　州郡县设中正官，朝廷设吏部尚书。名义上中正官评定士人的品德，吏部尚书执掌选用人才的权柄。事实上中正官只依据士人的籍贯及祖、父官位，定门第的高低，吏部尚书依据门第高低作用否的标准。这种选举法称为门选，结果自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级士族做高级官的特权。高级士族的经济上权利，从荫亲属制得到保障。所谓荫亲属，就是高级官的同族人得在他的荫庇下，免向国家纳租税服徭役，也就是被荫者须向荫者纳租税服徭役。所荫亲属，多的可以到九族（上起高祖，下至玄孙），少的也还有三世。高级官以外，宗室（司马氏）、国宾（被废的魏帝）、先贤的后代、士人的子孙（名门世家）也得按门阀高低荫亲属。这些亲属各有田和佃客，而且亲属也未必真是亲属。荫亲属制实际是法律承认高级士族按门阀高低、势力大小，有权从国家总户口中割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私属，从国家总赋税中割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私赋税。高级士族以荫亲属为名，成为拥有土地臣民部曲类似周朝的贵族领主。区别只在贵族领主得建立采邑或国家，公开割据；荫亲属虽然可以作“百室合户，千丁共籍（户籍）”的大户主，但还不能取得割据的正式名号。　　数量不大的高级士族在魏代汉的时候，取得九品官人的特权，在晋代魏的时候，又取得荫亲属的特权。有了这两个特权，高级士族的势力愈益巩固，各种矛盾也因此而愈趋尖锐化。　　二 分封制度　　晋武帝亲自看到魏国禁锢诸王，帝室孤立，司马懿父子结合士族，夺取曹氏政权的事实，因此，他违反秦汉以来虚封王侯的惯例，恢复周朝的分封制度，大封皇族为国王，希望这些诸王屏藩帝室，对抗士族中的野心家。事实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诸王中很多就是野心家。　　二六五年，晋武帝封皇族二十七人为国王。起初国王留居京师，二七七年，遣各王就国。王国中有五个大国，六个次国，其余都是小国。大国有民户二万，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次国有民户一万，置上下二军，兵三千人。小国有民户五千或不满五千，置一军，兵一千五百人。王国内文武官员，国王得自己选用。这些国王各拥大批徒党，有机会就可以起兵作乱。　　晋武帝既分封同姓，当然也得分封异姓士族。司马昭所设五等爵号以外，仍保存汉魏以来乡侯、亭侯、关内侯、关中侯、关外侯等名号。高级士族一般都得到五等爵号，并实封土地，立国多至五百余国，这些五等国虽有封地和官属，郡公郡侯县侯还有军，但危害性比国王要小得多。这是因为异姓不象皇族那样容易攘夺政权，又公侯国比小王国还小，更重要的是高级士族的 真实势力都固着在本地方，所谓郡望邵姓（如琅琊郡王姓、太原郡王姓），就是在本郡或本县有势力的大族。他们分封到别郡别县，便缺乏凭借，无法建立新势力，因之受封的异姓公侯，实力不在封地上而是仍在本地方。　　受了五等爵的高级士族还必须有适当的官职。不受封的和中下级士族也必须有官职。当时朝廷为安置士族，大量设官，都督增至十个。州陆续增设到二十个，郡县增设更多，将军多至二十余，此外还有杂号将军。这种文武官职，只能给予高级士族或某些中级士族，大多数中下级士族，无法安置到有限的官职里来。朝廷允许国王和五等爵各自选用官属，就是安置中下级士族的一个方法。事实上这个方法远不能满足中下级士族的要求，士族中存在着大批失意士人，等待机会反对高级士族。　　晋武帝大封国王，以为已经造成了一个皇族势力。他又想造成一个代表士族的势力，和皇族势力互相制约，合力来拥戴帝室。士的严格含义是儒生。司马昭死，晋武帝不听群臣谏阻，坚持行三年丧礼，下诏说“朕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意思是说，我家本来是传礼的儒生人家，不能因为做了皇帝改变我的儒生本色。从来没有一个国君或皇帝行过三年之丧，他一定要这样做，无非是表示自己是纯粹的士族。他曾和宠妾胡贵嫔（父胡奋，征南将军）赌博，胡贵嫔不逊让。他发怒说，你原来是个将种。胡贵嫔说，北伐公孙，西拒诸葛（指司马懿），不是将种是什么？他听了很觉得惭愧。士族以积世文儒为贵，如果祖先曾做武将或其他杂业就不算纯粹。大抵自东汉末士族制度形成以来，士族在政治地位上有高低，而且也在门第世系上矜清浊。晋武帝自称诸生家，就是在政治地位以外，还要争取门第上的清望。司马师娶东汉名儒蔡邕的外孙女羊氏为妻，司马昭娶魏名儒王肃的长女王氏为妻，这都是司马氏通过婚姻来提高门第的一种表现。司马昭给晋武帝聘弘农郡华阴县杨氏女（杨艳）为妻，也是含有同样的意义。华阴杨氏（详见《后汉书·杨震传》），按门第来说，是无与伦比的纯粹士族。　　杨皇后生晋惠帝。晋惠帝一向是个白痴，当他做皇太子的时候，晋武帝屡次要废他，别立皇太子。杨皇后和大臣们提出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古训，阻止废立。杨皇后将死，要求晋武帝不得立妾为妻，正式聘娶她的从妹杨氏（杨芷）为皇后。晋武帝以诸生家自命，愿和华阴杨氏联姻，只好一一听从。杨花做皇后后，她的父亲杨骏超升为车骑将军，杨氏声势压倒一切。晋武帝有意造成杨氏势力，希望它作为士族的代表，与皇族势力合成输佐帝室的两翼。事实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杨氏力谋利用晋惠帝昏愚，恢复东汉皇太后临朝称制，外戚擅权的旧例，杨氏早被培养成了野心家。　　晋武帝满以为两翼造成了，临死时，诏汝南王司马亮（司马懿子）、杨骏同辅政。杨皇后杨骏别造诏书，令杨骏掌管全部政权。以杨氏攘夺政权为爆发点，接连爆发着无穷的祸乱。这种祸乱的根基，就是统治阶级主要是高级士族的极度腐朽性。第二节 极度腐朽的西晋统治集团　　西晋统治阶级的当权派，是高级士族里拥司马氏的一派，即司马氏集团。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相继用酷刑大量屠杀拥曹氏的士族，同时用厚利吸引一群人到自己方面来，造成司马氏集团。其中有贾充一类的功臣，有何曾一类的儒生，有王祥一类的官僚，有阮籍一类的名士。这些都是司马氏集团的主要组成部分，贾充一类人又是这个集团的骨干。封建统治阶级的所有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虚伪、奢侈、酗酒、荒淫、贪污、吝啬、颓废、放荡等等龌龊行为，司马氏集团表现得特别集中而充分。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道德观，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也有它的道德观，但在司马氏集团里，封建道德是被抛弃得很干净的。　　早在二六三年，司马昭命钟会邓艾卫瓘率兵灭汉。邓艾自以为功大，骄矜不受节制。钟会拥重兵，谋割据蜀地。钟会卫瓘诬告邓艾谋反，司马昭命钟会逮捕邓艾。钟会使卫瓘捕邓艾，想让邓艾杀卫瓘，自己再杀邓艾。卫瓘揣知钟会的用意，设计捕获邓艾。钟会密谋杀所部各军将官，与汉将姜维合力反司马昭。各军士兵哗变，杀钟会。卫瓘怕邓艾报复，杀邓艾。司马昭又把邓艾的几个儿子都杀死。司马氏集团刚取得灭汉的小功，阴谋、猜忌、反叛、残杀等丑恶行为，便一齐表现出来。　　司马昭用杀戮来控制他的集团，晋武帝改用所谓宽仁，实际是首领的控制力削弱了。二八○年，晋灭吴，大将王浑王浚争功，两人各有徒党，互相攻击，晋武帝不敢判定两人功劳的大小，也不敢惩罚王浑的蛮横。随着首领控制力的削弱，大乱的危机逐渐成熟。二九○年，晋武帝临死时，杨皇后杨骏合谋，藏匿晋武帝命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政的诏书，改诏书为杨骏一人辅政，大乱开始表面化。次年，晋惠帝妻贾皇后杀杨骏，逼死杨皇后，族灭杨氏并杀杨氏徒党数千人，接着，爆发了八王之乱。　　司马氏集团中人，相互间只有一种极阴恶的杀夺关系，就是见利必夺，以杀助夺，愈杀愈猛烈，一直杀到发动大混战。　　辅杀夺而行的是滥赏。用滥赏来纠集徒党，用徒党来进行杀夺，杀夺愈急愈多，赏赐愈滥愈厚，人人想望厚赏，也就人人想望常有祸乱，西晋统治集团就是这样一个以杀夺滥赏始，以杀夺滥赏终的黑暗集团。二六○年，魏帝曹髦攻司马昭，贾充杀曹髦。当时司马昭对曹髦还维持着君臣名义，贾充敢于杀死曹髦，算是为司马氏立了莫大的功劳，从此成为西晋统治集团中得信任最深，得赏赐最厚的一人。二六四年，司马昭自封为晋王。同时恢复四周五等爵号，大封徒党六百余人。这次大封赏，虽然是虚封，并未实授封地，但到了晋武帝称帝时，不得不实封，以换取徒党的拥戴。二九○年，杨骏夺得辅政权，凡未得爵号的二千石以上官员，都被封为关中侯。次年，贾皇后杀杨骏，用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司马亮为纠合徒党，封一千八十一人为侯。三○○年，赵王司马伦废贾后，谋篡帝位，封文武官数千人为侯。次年，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立为帝，大封徒党，连奴隶走卒也给爵号。浮滥的赏赐与猛烈的杀夺互相促进，一直促进到西晋统治的消灭。　　杀夺与滥赏，使得统治集团中人得失急骤，生死无常，心情上表现紧张与颓废，躁竞与虚无的相反现象，生活上苟且无耻，纵情享受，则是一致的。下面举一些事例，说明这个集团的极度腐朽。　　贪财——晋武帝曾问刘毅，你看我象汉朝那个皇帝。刘毅答，象汉朝的桓帝灵帝。晋武帝说，我平吴国，统一天下，你把我比作桓灵，不免过甚。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来，似乎比桓灵还不如。私门（有权势人）出卖官爵，是贪财的一种方法。士族自矜门第清高，对商贾极其贱视。法令规定市侩都得戴头巾，巾上写明姓名及所卖物品名，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商贾的社会地位很低，可是士族多兼做商贾，并不因为商是贱业而不屑为。例如大名士王戎有许多园田，亲自拿着筹码算账，昼夜忙得不得了。家有好李，怕买者得好种，钻破李核才到市上出卖。有势力人家，霸占水利造水难，替别人舂米取酬费，称为舂税。潘岳《闲居赋序》说他住在园里卖鲜鱼、蔬菜和羊酪，并收舂税，一家人生活舒适。经营商业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惠帝时，石崇做荆州刺史，劫夺外国使者和商客，积财物成巨富。家有水难三十余区，奴八百余人，还有大量的珍宝钱财和田宅。劫夺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律》，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钱赎罪。贪财即使犯了罪，不一定是死罪，赎死罪也不过黄金二斤，所以只要有钱财可得，任何一种方法他们都敢采用。晋惠帝时，鲁褒作《钱神论》，描述钱的作用，说“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取法）其方（坤），外则其圆（乾）……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宫门），入紫闼（宫内），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饯不解，令闻笑谈非钱不发。洛中朱衣（王公）当途（权贵）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钱财是实际欲望和自利的神，对钱财的极端爱好，正表现士族的极端多欲和利己。他们有了钱财，就有神保佑他们达到纵欲目的。　　荒淫——二七三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和普通士族家处女五千人入宫。灭吴后，选取吴宫女五千人。晋宫中有女一万人以上。晋武帝提倡荒淫，士族自然响应。　　奢侈——晋武帝是奢侈的提倡者。他的大臣和亲信人很多是著名的奢侈人。何曾每天膳食，值钱一万，还说没有可吃的东西。何曾的儿子何劭，每天膳费二万钱。任恺比何劭更奢侈。王济、王恺、羊琇又超过任恺，但还比不上石崇的豪富。王恺和石崇斗奢侈，晋武帝助王恺，仍不能取胜。一个皇帝助臣下斗奢侈，可以想见奢风的盛行。士族过着奢侈生活，人民自然要受残酷的剥削。傅咸上书说“侈汰之害，甚于天灾”，这句话是完全合于事实的。因为天灾还有一定的限度，奢侈则互相比赛，没有止境，吸尽了人民的血汗才算是止境。　　虚伪——士族起源于东汉的儒生，以守礼法为标榜。礼法的另一面就是十足的虚伪。例如何曾，号称孝子仁人。阮籍居母丧，不守礼法，何曾斥责阮籍违礼败俗，要求司马昭驱逐阮籍出中国。傅玄称何曾事亲尽孝，待人尽礼，是士人的典型。何曾死后，博士秦秀揭发他的丑行，说，何曾骄奢过度，声名狼藉，是悖谬丑恶的典型。傅玄秦秀都看到了一面，合起来正是礼法之士的全貌。王祥一类的官僚，也属于礼法之士，只是表现的形式比何曾一类人隐蔽些。　　放荡——何晏是极端纵欲卑劣的腐朽人，又是老庄虚无学说的主要倡导者和清谈家的创始人。他著《道论》（《无名论》）、《德论》（《无为论》），大意说，一切事物和名誉，原来都是虚无的，把一切实有看作虚无才合于道，因为“道者惟无所有者也”。照他的所谓道说来，任何事情可以从心所欲地去做，反正都是虚无，并非实在。这种纵欲主义的唯我论，代表着士族的共同思想，他的《道德论》也就一直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名论。士族中贾充、何曾、王祥、阮籍四类人，在纵欲主义上都是何晏的同道。区别在于前三类人是儒家学派，用礼法来掩饰纵欲。阮籍一类人是老庄学派，不拘礼法，任性放荡，用老庄来支持纵欲。　　司马昭当政时，清谈家的代表人物阮籍、稽康、刘伶、向秀、阮咸、山涛、王戎七人，提倡老庄虚无之学。结合成所谓竹林七贤。按照这七个人的思想趋向，可以分为三个类型的放荡。礼法之士拥戴司马氏，为阮籍、嵇康等人所嫉视，他们标榜道德来攻击礼法，实际上也算是对司马氏表示不满。阮籍作《大人先生传》，稽康作《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反对礼法之士都很猛烈。不过，阮籍专反对礼法之士，对儒道两家则采取调和态度。《通老论》里说《易经》的太极，《春秋经》的元，《道德经》的道，都是一个意义，即法自然而为化的道。嵇康不只是攻击礼法之士，而且还猛攻儒家的六经。他给山涛的信里，明白反对司马氏，因此被司马昭杀死。刘伶一生只作一篇《酒德颂》，表示他最憎恶的人，就是那些礼法之士。向秀在嵇康被杀以前，灌园锻铁，隐居不仕，不愿依附司马氏。这些人的放荡，包含一些反抗礼法的意义，在三个类型中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生沉湎在酒里，属于单纯纵欲的类型。他曾用大盆盛酒，有一群猪来饮酒，阮咸便和猪共饮。阮籍不允许儿子阮浑学自己的放荡，也不愿意阮家子弟学阮咸的放荡，因为在阮籍看来，自己是佯狂，不必学；阮咸是纵欲，不可学。山涛王戎都是司马氏集团的重要人物，热中名利，贪鄙无耻，口谈虚无，但并不反对礼法，并且还拥护礼法。山涛王戎以及稍后的王衍等人的思想，是士族腐朽性在文化方面的最高表现，是三个类型中最恶劣的一个类型。　　《文选·古诗十九首》中有《驱车上东门》一首。诗中有“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等句。这首诗是东汉人所作，表现出死不可免、不如生前享乐的消极悲观思想。晋人伪造《列子》，其中《杨朱》一篇，正是《驱车上东门》诗的充分发挥，也是清谈家思想的真实记录。《淮南子·泛论训》说“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杨朱不信鬼神，这一点是有识见的。但因死后无鬼神而把当前的生命看作唯一可贵的东西，则是腐朽没落的思想。战国时期，盛行杨朱的“为我”“贵己”学说。老子庄子思想与杨朱学说有相同处，庄子尤为显著。魏晋清谈家形式上老庄并重，实际是偏重庄子。当时杀夺的政治情况使虚无思想得到发展的条件，士族制度使放荡行为得到实行的保证，《杨朱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依据杨子学说的碎片扩大而成的。《杨朱篇》认为万物都逃不了死。有的人活十年死了，有的人活一百年也还是死。仁圣人要死，凶愚人也同样是死。活着是尧舜，死了剩一把腐骨；活着是桀纣，死了也无非是一把腐骨。归根都是一把腐骨，谁知道腐骨有好坏，所以人应当在活的时候寻快乐，无须顾死后。凡是情欲所需要的一切，尽量享受，一天、一月、一年、十年都好，一面享受着，一面等待死的到来。如果情欲受拘束，那末，即使活百年千年万年，有什么意义。张湛《注》说“任情极性，穷欢尽娱，虽近期促年，且得尽当生之乐也”；又说“惜名拘礼，内怀于矜惧忧苦以至死者，长年逻期，非所贵也”。《杨朱篇》宗旨，即清谈家的人生观，张湛说得很清楚。这种一半野兽一半天使的纵欲人的卑劣思想，如果说这是“唯物论”予以表扬，实在是迂论。　　士族在西晋统一的短时期里，达到了志满意得的境地，《杨朱篇》思想正是清谈家得意的表现，同时也是一般高级士族得意的表现。他们安而忘危，存而忘亡，肆无忌惮地纵欲作恶，终于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爆发比东汉末年更大得多的祸乱。东晋人干宝作《晋纪·总论》，其中一段叙述士族的罪恶行为，摘取大意如下：司马氏以杀夺手段建立晋朝，拥戴它的很少有正直忠实的人。当时风俗淫邪，是非颠倒。士人学的是老庄，谈的是虚无，做人以行同禽兽为通达，仕进以无耻苟得为才能，当官以照例署名为高尚。凡是放弃职事毫不用心的人，都享受盛名。谁要真心做事，就得遭受斥责，象灰尘那样被轻蔑。是非善恶都不在话下，群起而争的只是钱财。朝廷用人，看什么人该给什么官，不是看什么官该用什么人；求官的人，选择有利可图的官才做，无利就不做。大官身兼十几职，实际是一职也不管，重要事件，处理错了十之八九。势家子弟，越次超升，很快得做大官；普通士人努力奔竞，希望获得较高的品。成千成百的官，不曾有过一个让贤的官。士族妇女同样腐朽。她们使用婢仆，自己什么事都不做。有的任情淫乱，有的凶悍杀婢妾，没有人认为不应该。风俗政治败坏到这个地步，大乱是无可避免的了。　　晋武帝时，大乱已经酿成。二九○年，晋武帝死，杨骏、杨皇后夺政权，大乱就从宫廷内开始。二九一年，贾皇后杀杨骏，夺得政权。贾皇后使汝南王司马亮辅政，使楚王司马玮杀司马亮。贾皇后又杀司马玮。大乱从宫廷内伸展到宗室诸王间。三○○年，赵王司马化杀贾皇后。三○一年，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称皇帝，大乱扩大成诸王间大混战。齐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各起兵反司马伦。司马伦战败被杀。晋惠帝夏位，司马颙辅政。三○二年，司马颙与长沙王司马颙攻杀司马颙。三○三年，司马颙司马颖起兵反司马颙，进攻洛阳城，司马又守城大战，双方兵民死数万人。三○四年，东海王司马越杀司马义。司马颖据邺，号称皇太弟、丞相。司马颙据长安，号称太宰、大都督。司马越等奉晋惠帝出兵攻司马颖，司马颖击败司马越，俘获晋惠帝。司马越逃归东海国，司马颙令部将张方入据洛阳城。幽州都督王浚与并州都督东赢公司马腾起兵反司马颖。王浚勾结一部分鲜卑、乌桓人充骑兵，司马颖也求匈奴左贤王刘渊助战。刘渊发匈奴五部兵，据离石自立，建号大单于。诸王间大混战从此扩大成各族间的大混战。司马颖战败，奉晋惠帝逃到洛阳，被张方俘获送长安，司马颙独占朝政。三○五年，司马颙又使司马颖督诸军助战。司马越起兵反司马颙，司马颙战败。三○六年，司马越杀司马颖，毒死晋惠帝，立晋怀帝，又杀司马颙，自以为获得最后胜利。三○九年，司马越杀晋怀帝亲信人，使自己的亲信人守洛阳，监视晋怀帝。司马越带着王公朝臣离洛阳，说是要攻击刘渊的部将石勒。三一一年，司马越死。石勒消灭司马越全军，攻陷洛阳城。八王之乱是一幅群兽狂斗图，司马氏集团的全部残忍性腐朽性集中表现在这个狂斗中，由此引起三百年的战乱和分裂，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族与非汉族人民无不遭受灾难，司马氏集团的罪恶是无穷无尽的。第三节 西晋文化　　西晋士族，生活是优裕的，礼法的束缚是疏松的，全国统一以后，闻见也比三国分裂时扩大了。这些，使得一部分士族中人有条件去从事文化事业。西晋一朝虽极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却是巨大的。　　一 文学　　文学主要是五言诗在建安时期形成一个高峰以后，为老庄玄风所冲淡了。《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魏废帝曹芳年号）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就是魏国文学的一般情形。不过，其中如嵇康、阮籍所作诗篇，特别是阮籍的《咏怀诗》，实是特出的作品。《诗品》说它“言在耳目之内（通常语），情寄八荒之表（意旨深远）”，是确切的。《咏怀诗》很难求得它的真意所在，但如体会阮籍忧疑无告、处境险恶的心情来读这些诗篇，就似乎懂得他要说的是什么，而自然引起对他的同情。《咏怀诗》达到微（隐晦）而显的最高境界，按其风格，纯属魏诗，所以汉魏旧音到嵇阮而告结束，西晋则向形式方面发展。　　《文心雕龙》评西晋诗：“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这就是说，西晋诗人在用事、练句、对偶、音节方面追求形式上的美观，不再象建安时诗那样文质并茂。　　自建安以来，文学在西晋太康年间又一次出现高峰。当时诗人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其中陆机潘岳最为著名。陆机是吴国高级士族（陆抗子），吴亡后闭门勤学十一年，太康未来洛阳，与权贵贾谧亲善，参与二十四友之列。贾谧死后，又依附司马颖，为司马颖率大军攻司马颙，终于被谗为司马颖所杀。潘岳是中原文士的首领，贾谧二十四友，潘岳列第一。贾谧出门，潘岳望见便跪拜。司马伦杀贾谧，并杀潘岳。陆机潘岳热中仕进，性格卑污，正好是士族的代表人物。不过，所作诗篇，文辞华美，把卑污性格掩饰得不露形迹，《文选》所录如陆机《乐府诗》，潘岳《悼亡诗》，就诗而论，确是清新可诵，《诗品》列潘陆为上品，还是恰当的。　　西晋赋的成就比诗更大。左思《三都赋》（《蜀都》、《吴都》、《魏都》）尤为巨著。《三都赋·自序》称“其山川城邑，则稽（考）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豪杰）长者，莫非其旧。……　　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非）本匪实，览者奚信？”左思为了博采材料、核实事物，积十年之久才造成此赋，相信赋中除去文学上夸饰部分，所记事物大体是真实的。张华称《三都赋》“尽而有余，久而更新”，就是因为它是写实的作品。三国分裂数十年，从这篇叙述各方面的大赋里，推知三国时期经济恢复的状况，可以补史书记载之未备，不只是辞藻壮丽而已。左思专心学问，不参加内乱。他的《咏史诗》最后四句：“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表示他的性格优于一般士族中人。《三都赋》以外，陆机《文赋》也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章。《文赋》叙述作文的方法，精密周详，可谓曲尽其妙。相传陆机二十岁作《文赋》，想见当他年轻时，已经深刻地掌握了作文的秘奥。《诗品》说他“尚规矩”，就是说，陆机所作文篇都是按部就班，从深处难处得来，并不依恃才大而轻率从事。潘岳热中已极，在《闲居》、《秋兴》二赋中，却表现得极为清凉安闲。又《射雉》、《笙》二赋，描写物情，细致入微。单就文辞来说，潘岳赋确是风流调达，与陆机异曲同工，并为一代高手。　　挚虞撰《文章流别集》三十卷，具备各种文体，按文体论其优劣，是王逸《楚辞》以后规模更大的文章总集。书已亡快，残文中还保存一些他的论点，如论赋的四过说，“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立论大意在以事实情义为主，不尚浮丽虚伪。这些虽是传统常谈，但对当时文风却也算是一种批判。　　建安以来，骈体文盛行。陆机《文赋》提倡音节（声音迭代）、对偶（形影相偶），推动骈文又进一步的发展。夏侯湛仿《周诰》体裁，作《昆弟诰》一篇，和骈文对立。此后凡反对骈文，必模拟《周诰》，事实上两种文体都离口语极远，都不合实际应用。到了唐朝，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体，才在文学上夺得了一部分地位，因为古文比起骈文四六来，终究较接近于口语。骈文与散文的斗争，从西晋开始，夏侯湛《昆弟诰》是这个开始的标志。虽然它本身是复古主义的死语言，但它的趋向却是近乎正确的。　　东汉时立碑极滥，曹操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晋武帝下诏废禁，自后墓志铭代碑文而兴起。墓志叙述死者事迹，有些可补史证史，同是谀墓，多少比碑文有用一些。　　二 经学　　自西汉末今古文经学发生斗争，至东汉末，郑玄混合今古文，今文失去统治地位而告一结束。魏晋时期，王肃（纯古文）郑玄两学派发生斗争，以新注行世（王弼注《周易》、何晏注《论语》、杜预注《左传》），王肃学派失败而告一结束。西汉以来博士所传今文章句之学，和汉儒贾（逵）马（融）等人的古文经学，都在晋怀帝永嘉之乱中归于消灭。以前的两次结束正为全部消灭作了必要的准备。原始儒学（秦以前）变为两汉经学（今文古文两派），两汉经学变为魏晋经学，至此，经学本身也就无可再变，只等唐人替它作《正义》，保存汉魏各学派的一些残余。　　原始儒学含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宗教成分很稀薄，不能完全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两汉今文经学派（以董仲舒为首）力图变儒学为宗教，奉孔子为教主，造谶纬来神化孔子，遭古文经学派（以王充为首）的反对，终于无所成就。老子《道德经》本来也属于唯物论方面，魏晋士人把它解释为唯心论，结合庄子的诡辩论，创立玄学。玄学盛行，经学衰退到次等位置上去了。不过，玄学也不是宗教，而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的却是宗教，玄学必然要继经学而衰退。在经学玄学相继衰退中，佛教逐步兴盛起来，自魏晋起至隋唐止，经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逐渐被佛教夺去，玄学和道教也夺得一部分，经学仅能保持传统的崇高名义。　　古文经学只讲训诂名物，并无思想性，但唯物论倾向一般是存在着的。曹操禁内学（谶纬），晋武帝禁星气谶纬之学。这种禁令多少受古文经学的影响，当然，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原因。　　西汉景帝时，发现孔子宅墙壁中所藏《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九篇（注家分为三十四篇）多出十六篇（分成二十四篇）。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学生，但《史记》所录《尚书》诸篇，仅《殷本纪》载《汤诰》百余字，《周本纪》、《齐世家》载《泰誓》若干语，或是《孔壁尚书》遗文，其余不出《今文尚书》范围。十六篇大抵是些断篇残简，因之汉世不曾流传。魏晋时出现伪《古文尚书》，托名孔安国作传（注），并新添二十五篇。《孔传》和新篇或疑是王肃所造，或说是郑冲（与王肃同时人）所传。按王肃专造伪书（如《孔丛子》、《孔子家语》），郑冲是无耻官僚（晋太傅），为了求宠，很可能传授王肃的伪书。晋武帝置十九博士，其中有《古文尚书》孔氏，足见东晋梅赜只是献伪书，不是自造伪书。自梅赜献伪书，一直被认为真孔壁古文而流传下来，到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才完全证明它是伪书。　　两汉今文经师，一般是抱残守缺，穿凿附会的陋儒。古文经师比今文经师学问广博得多，但仍不能解脱传统的束缚。最显著的是《易》学，古文经师拘泥于象数卜箍，支离琐碎，可厌之处不比今文《易》学少些。王弼开始以玄理说《易》，推翻两汉今古文《易》学，标志着经学从两汉家法师法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思想活动比较自由一些了。魏晋经学以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一师之说为特征，就是思想比较自由一些的表现。　　三 史学　　二八一年（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战国时魏安冢王（一说魏襄王）墓冢，得竹书数十车。其中有魏国史书《纪年》十三篇，记夏朝以来至安釐王二十年事。《纪年》所记诸事与经传大略相同。重要不同处有下列几件事：夏朝历年比商朝多；夏王启杀益；商王太甲杀伊尹；商王文丁杀周君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一百年。不是穆王寿百岁；周厉王出奔，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不是周召二相共和。古事传闻有异，《纪年》与经传古史都可以备一说。《纪年》以外，还有《穆天子传》五篇，记周穆王游行四海事。其他诸书共数十篇。竹书文字用漆书写，称为蝌蚪文，与秦篆不同，简札又错乱无次序。晋武帝令卫恒整理竹书，改写为今文。卫恒死后，束晰完成整理工作，并作考证。《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得传于世，卫恒束晰是有功的。　　谯周以为司马迁《史记》采百家杂说，记周秦以上事，往往与正经不合，特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纠《史记》的谬误。这自然是腐儒的见解。司马彪据《竹书纪年》驳《古史考》，凡一百二十二条。司马彪所驳未必全对，但敢于驳正经，比谯周的墨守正经，在史学上应是一个进步。　　司马彪撰《续汉书》八十篇，其中八志叙述东汉制度，甚有条理，梁刘昭分八志为三十卷，并为作注，附宋范晔《后汉书》中。《后汉书》有志，才能和《史记》、《汉书》相配，因为正史没有志是很大的缺陷。　　陈寿本是蜀汉人，蜀汉亡后仕晋，撰魏蜀（汉）吴《三国志》六十五篇。《三国志》叙事核实，但不免过于简略。宋裴松之为作注和补，征引汉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数十种，引文首尾完具，并考订异同，足以补陈寿书的不足。《三国志》有了裴注，在正史类中，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最好的正史。　　至迟在西周初年已有地图。《尚书·洛诰》载周公经营洛邑，制洛邑图献给周成王。战国时制图术又有进步，《管子·地图篇》说地图要具备地形、距离、经济等条件。西晋朝廷所藏，只有汉朝舆图及括地诸杂图。这种地图都只有粗形，极不精审。二七一年，裴秀创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结束了以前制地图的原始状态。裴秀在《序文》里指出制图要有六体：（一）分率（计里画方，每方百里或五十里）；（二）准望（辨正方位）；（三）道里（某地至某地若干里）；（四）高下（高山平地，地势有高下）；（五）方邪（方谓道路如矩之钩，邪谓道路如弓之弦，远近不同）；（六）迂直（迂谓道路曲折，直谓道路径直，远近不同）。裴秀创造性的理论，改进了制图法，确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唐欧阳询《北堂书钞》及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都说裴秀又作《地形方丈图》。《禹贡地域图》是历代地理沿革图，《地形方丈图》则是西晋舆地图。《北堂书钞》说《方丈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以不下堂而知四方”。裴秀图虽失传，他的六体论却为制地图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四 博物　　西晋统一，影响到各个方面，士人博学也是其中之一。左思《三都赋》、张华《博物志》都是闻见甚广，取材宏富。不过《三都赋》限于文体，《博物志》多载怪异，总不及郭璞《尔雅注》的广博而切实。《尔雅》十九篇，是儒生多年积累而成的一部字典，自训诂以至鱼鸟兽畜，几乎包括当时所有的知识。郭璞作注，简括确切，不知道的就说“未详”，避免注家强不知以为知的陋习。后儒虽多所补正，终不能超出郭注的范围。郭璞又注《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楚辞注》亡扶）。在《山海经注》中发凡说“凡言怪者，皆谓貌状倔奇不常也”。晋元帝留妖人任谷在宫中，郭璞上书请驱逐任谷，说“臣闻为国以礼正，不闻以奇邪，所听惟人，故神降之吉”。郭璞学术属于古文经学派，但也兼今文谶纬之学。《晋书·郭璞传》把他描写成一个术士，是夸大了他的谶纬之学的一面。郭璞死于三二二年，年四十九岁。他在三○四年刘渊起兵时，向江南避乱，年约三十余岁。郭璞《尔雅·序》说，少年时学《尔雅》，钻研二九（十八）年，才作注文。据此以推，注《尔雅》当在西晋时期。　　五 哲学　　老子《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所谓自然，指包括日月星的天空而言，是比天地间（人所生存的世界）的自然更高更大的自然。　　在这个最高最大的自然里，日月星是有，太空是无，所以说，“有无相生”，“有生于无”，意谓有“无”才会有“有”，有“有”才会有“无”。有和无是对立的统一。这个统一体称之为自然，它的法则称之为道。先有自然后有道，这个道对人所生存的天他说来，是在天地之先的（“先天地生”）。因而老子道家学说属于唯物论范畴。魏晋玄学虽然自称学老子，但只强调“有生于无”，这样，道生于无，不生于自然，也就是道先于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学属于唯心论范畴，是变质的道家学说。王戎王衍是西晋玄学清谈家的首领。二人立论以无为本，整个士族在无的影响下过着腐朽的生活。裴頠（音伟Wěi）著《崇有论》，主张儒学礼法，反对虚无放荡，王衍等人群起攻击，《崇有论》不起任何作用，但有无之辩却反映了当时儒玄两家思想的斗争。显然，儒家思想处在绝对的劣势。　　郭象是著名清谈家，王衍称他“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绝”，想见他有很高的辩才。向秀曾注《庄子》，郭象据向秀注再加修订，成为《庄子注》的定本。《庄子》书得郭象注，对玄学说来是一个大发展。　　《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列子》八篇。魏晋之际清谈家从不谈及《列子》，足见《列子》实已亡扶。东晋张湛注《列子》书中《周穆王篇》，叙述周穆王西游事，与《穆天子传》完全符合。造书显然是在汲家发掘以后。东晋士族经过丧乱逃窜的苦难，放荡的行为多少有些改变，《杨朱篇》所表现的极度腐朽思想，显然是西晋士族思想的特产。西晋佛学开始发展，佛家说空无，清谈家说虚无，旨趣相投，玄学自然要吸收佛学。《列子》书往往与佛经相参，也是造于西晋的一证。或疑《列子》是张湛所自作，按张湛《列子序》详述得书来历，似非虚妄，注中疑《列子》书载列子以后事，似不需要诈伪到自造又故意自疑。《列子》八篇当是西晋人伪造，因张湛作注而流传。　　东汉和魏初，传佛教的都是胡僧，汉人拜佛无非是想求福禳灾，并不重视它的教义。魏晋间东来胡僧更众，洛阳佛寺多至十数，中国士族中也开始有人出家学佛，朱士行就是最早出家的一人（二六○年，魏甘露五年，出家，宗教活动则在西晋时）。朱士行到于阗国求梵书及胡本佛经，在外国二十余年，归国后译出《放光般若经》，宣扬大乘教义。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游学西域诸国，通三十六种语言，求得大量佛经，归国后专心译经，佛学大行于世。西晋时有不少汉胡人译经，但法护译经最多，声名最大，为西晋佛教的代表人物。僧徒不仅以空无宗旨与清谈家相呼应，而且还模仿清谈家放荡生活。东晋孙绰《道贤论》，以佛教七道人比竹林七贤，陶潜《群辅录》以沙门于法龙（即支孝龙）为八达之一，清谈家取佛学来扩充自己的玄学，胡僧依附玄学来推行自己的宗教，老庄与佛教结合起来了。　　胡僧在汉魏时守戒律而被轻视为乞胡，至晋时依附玄学而上升为贤达，佛教的流传因此前进了一步。　　当佛教开始盛行的时候，道佛二教的斗争也开始萌芽。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经》，捏造故事，侮辱佛教，到南朝发展成一个大论争，在北朝，甚至发生宗教冲突。　　玄学崇尚老庄，是战国道家学派的支流。它不是宗教，因为清谈家一般是无神论者，《杨朱篇》表现得很清楚，阮瞻并以主张无鬼而著名。它吸取一些佛教思想，并不是信奉佛教，因为佛教戒律与士族生活有很大的距离。道教托名老子为教主，实是战国阴阳五行学派和方士妖术的支流。它是思想贫乏的一种宗教，但与儒家学派却有若干联系。东晋和南北朝，表现儒佛道玄四家分离结合，斗争调和诸现象，在思想发展史上是战国诸子大争鸣以后的又一次大争鸣。如果说，战国是原始的唯物论思想还占优势的话，那末，魏晋南北朝却是唯心论思想取得绝对优势，并且为唐宋以来的唯心论建立赵牢固的基础。佛教的输入，对唯心论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裴頠作《崇有论》、王浮造《老子化胡经》正是这一次大争鸣的先声。　　儒佛道玄四家各在准备战斗，久被废弃的墨学也想乘机再起。隐士鲁胜注《墨辩》，又作刑名两篇，阐发《墨辩》的要旨。鲁胜其他著述都在丧乱中遗失，只有《墨辩注》得保存，可是墨学所讲的同异是非，不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因之不象鲁胜所希望的那样有人来兴微继绝。　　六 艺术　　书法至西晋成为最重要的艺术。晋武帝立书博士，设弟子员，教习书法，以钟（繇）、胡（昭）二人为标准。东汉末年刘德升首创行书体，钟胡得刘德升传授，都擅长行书。钟繇真书（楷书）尤独擅盛名。行书真书在各书体中是最合实用的书体，书博士规定以钟胡为法，符合书体进步的趋势。　　绘画在西晋也有新发展。佛教艺术传来，影响中国画法，曹不兴弟子卫协和另一画家张墨都以佛画著名。汉魏画法朴拙，卫协始在轮廓内加以细致的描写，张墨始注意所画人物的风范气韵，虽事出草创，未必尽善，但改旧创新的功绩是必须珍视的。　　晋武帝于二六六年造太庙，用铜作柱，铸成铜柱十二支。柱上满涂黄金，刻镂多种物象，并嵌缀明珠。作为艺术品来说，是规模巨大的作品。　　短促的西晋朝，在文化方面却有不少创造性的贡献。陆机《文赋》指出作骈体文的规律，夏侯湛《昆弟浩》首唱古体文来和骄体文对立，裴秀创地图六体，经师继承魏人改变两汉经学为魏晋经学，朝廷立书博士提倡行书真书，卫协张墨改汉魏旧画法，别立新法，都起着为南朝文化开辟新道路的作用。西晋文化发展于南朝，北朝未年以至隋唐统一，南朝文化回到北方，发展成为隋唐文化。所以西晋文化在文化发展过程上应有它的重要地位。第四节 十六国大乱　　晋武帝死后，早已酝酿成熟的祸乱首先从宫廷里发作起来，接着爆发了八王混战。黄河流域居民遭受祸乱特别沉重，战争以及因战争而引起和加重的天灾，迫得居民无法生存，盲目地向着认为可能谋生的地区流亡。与八王混战同时，出现大量的流民，说明西晋统治的社会基础崩溃了。史传所载大的流民群有如下列：　　二九六年，关西一带氐羌七万人起兵反晋，推氐帅齐万年为帝，驻梁山（山在陕西乾县）。晋发兵击齐万年。关西连年大饥，再加兵祸，略阳（甘肃秦安县东南）、天水（甘肃天水县西南）等六郡流民数万家十余万人经汉中入蜀求食，推巴族人李特为首领。　　河东（山西永济县东南）、乎阳、弘农（河南灵宝县南）、上党（山西潞城县西北）诸郡流民散在颖川（河南许昌）、襄城（河南襄城）、汝南、南阳、河南一带数万家，被本地豪强虐待，流民烧城邑，杀官吏，响应汉国刘渊的部将王弥。　　雍州流民多在南阳，三一○年，晋朝廷派兵迫令归还乡里。其时关西残破，流民都不愿意回去，流民中有武吏出身的玉如，聚众四五万人击败晋兵，自号大将军。　　关西流民入蜀，发生战争，巴蜀人数万家十余万人避乱流入荆湘二州。流民被当地豪强侵夺，聚众自卫。荆州刺史王澄杀流民八千余人。湘州刺史荀眺谋尽杀流民。流民被迫反抗，推杜弢为首领，攻据长沙。三一五年，被晋将陶侃击败，杜弢军溃散。　　三○六年，并州饥荒，又被刘渊攻掠，并州刺史司马腾率诸将及吏民万余人到冀州求食，号为乞活。乞活分成许多部，各有首领称将或称帅，专事掠夺，被称为“乞活贼。”其中如田湮（音因vTn）所部多至五万人。　　三○七年，苟晞（音希xī）为青州刺史，每天杀人，企图立威，州人称为屠伯。流民五六万人推魏植为首领，反抗苟晞。　　上述大群流民以外，《晋书·食货志》说“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卖人为奴婢），奔迸流移，不可胜数”，这就是说，盲目逃命的小流民群是数不清的。事实上流移并不能兔于死亡，特别是三一○年，整个黄河流域遭受大蝗灾，草茎树叶甚至牛马毛都被吃光，接着发生大瘟疫，在广大地区上，逃也无可逃了。饿死、疫死以及被杀死的人，“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不再似人间世界。这种形势，很可以爆发出大的农民起义，但除了李特率领的入蜀流民是农民起义，其余如杜强率领的巴蜀流民，还想“守善自卫”（杜弦《与晋南平太守应詹书》），不曾发展为联合当地农民积极向晋统治者进攻的起义军，至于北方流民大都加入八王和刘渊、石勒、王弥等人所发动的战乱中，丧失农民起义的独立性质，只能在野心家利用下，增加农民自身的灾祸。　　东汉末年大战乱以后，黄河流域人口剧减，北边和西北边诸州郡地旷人稀，急需补充人力，汉魏以来，汉族统治阶级对游牧族人的入境居住是宽容的，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则是极残酷的；入居诸族对游牧生活改进为农业定居生活，并吸收汉族文化是乐意的，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则是难以忍受的。入居诸族所受痛苦比汉族人民更为严重。到了晋惠帝时，严重到无以复加了。八王之乱起，汉族人民还来不及从流亡发展为起义的时候，入境诸族以匈奴族刘姓贵族为首，发动了反晋战争。这样，战争的性质成为各族统治阶级间的争夺战，各族人民被利用来加强他们的争夺战，结果是历史走的不是由农民战争取得统一的道路，而是长期分裂割据的道路。　　魏晋时期游牧族分布在国境内的情形大致如下：　　一 匈奴族　　公元前五二年（汉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率所部五千余落来降。公元五○年，东汉光武帝使单于入居西河郡美稷县（美稷西晋时改名左国城，山西离石县东北）。匈奴人为汉守边，分散在沿边各郡县，与汉人杂处，受汉官统治，并得免纳赋税的待遇。此后户口繁殖，二一六年，曹操分匈奴人为左右南北中五部。立呼韩邪子孙（魏时改姓刘）为部帅，使右贤玉去卑居平阳（山西临汾县），监护五部。晋武帝改部帅为都尉。左部所统约万余落居兹氏县（山西汾阳县），右部约六千余落居祁县（山西祁县），南部约三千余落居蒲于县（山西祁县），北部约四千余落居新兴县（山西忻县），中部约六千余落居大陵县（山西文水县）。刘姓所统匈奴人不下三万户。再加其他内附的匈奴部落，总数当有数十万人。　　入塞匈奴凡十九种，每种自有部落，不相混杂。其中屠各族最为豪贵，得统率诸种。刘姓是屠各种中最贵的一姓，还有呼衍、卜、兰、乔四贵姓为刘姓辅佐。虽然匈奴人与汉人杂处，从事农业，已经是晋的臣民，但刘姓为首的贵姓，仍拥有传统的声威，号召力很大，并有现成的五部组织，可以迅速变成军事组织。刘渊首先起兵反晋，是很自然的。　　匈奴人居塞内日久，接受汉文化也日深，匈奴人都改用汉姓，并采用汉语。刘渊师事上党儒生崔游，习《易》、《诗》、《书》三经，尤好《春秋左氏传》及孙、吴兵法，并博览《史记》、《汉书》、诸子书，文学武事，无不精通。刘渊的儿子刘聪，通经史诸子书，工草书隶书，尤善作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渊的侄于刘耀好读书，尤好读兵书。刘渊的从祖刘宣是名儒孙炎的学生。陈元达少年时孤贫，亲自种地，兼读诗书。卜珝（音许xǔ）好谈《易》，与郭噗为友。李景年家孤贫，为人牧羊，刻苦读书。乔智明居父母丧，哀毁过礼。这些都说明贵族出身的匈奴人文化已达到晋士族的水平，但社会地位却比晋中下级士族还低些，仕进的希望是没有的。一般匈奴人给晋地主家作田客，有些地主役使匈奴田客多至数千人。匈奴失意的贵族和被奴役的劳苦群众结合起来，成为一支反晋的主力军。　　二 羯族　　羯族人高鼻深目多须，是入塞匈奴十九种中羌渠种的后裔，散居在上党郡。石勒就是上党郡武乡县（山 西武乡县）羯人。羯人汉化较浅；不识文字，姓用汉姓，名仍用本族名，如石勒父姓周名易朱。羯人与汉人杂居，受汉族地主奴役。以石勒为例，可以类推羯人的一般生活，石勒家世代做部落小帅，算是一家小贵族。石勒十四岁跟本邑商人到洛阳贩卖货物。后来代父当小帅，在商人郭敬、地主宁驱家作田客，出力为主人耕种。晋惠帝未年，并州荒乱，石勒和本族人出外逃生，穷极无法又回来依靠宁驱。晋官吏想缚石勒去出卖，赖宁驱保护得兔。石勒出外求食，路上遇到郭敬，哭拜诉说自己饥寒没有生路，郭敬给他食物和衣服。石勒对郭敬说，现在羯人饥饿极了，可以诱骗他们去冀州（河北省南部）求食，到了那里，把他们出卖，你得身价钱，羯人得活命，双方都有益处。石勒想牺牲别人，自己分些利益，固然是阴险的想法，但也说明当时羯人实在穷苦到极点。郭敬很同意他的献计，不料并州刺史司马腾大规模地实行了这个计谋。司马腾派兵大捉诸胡人，两人一枷，押到冀州去出卖，石勒也被捉去，卖给在乎县（山东在平县）地主师欢家为耕奴，石勒时年二十余岁，善骑射，勇健而有谋略，师欢怕他鼓动家中诸耕奴反抗，把他释放了。石勒没有饿死，后来还获得释放，这种遭遇比一般羯人好些，但已是何等惨苦的遭遇。　　三 鲜卑族　　东胡鲜卑族世居辽东辽西塞外，东汉桓帝时，檀石槐建立起一个大国。檀石槐死后，部众离散。魏晋时，诸部大人中字文氏、慕容氏、拓跋氏相继兴起。字文部居辽东塞外，大人邱不勤曾娶魏文帝女为妻，魏时字文部最为强盛。慕容部兴起后，字文部和慕容部进行了多次的战争，终于被慕容部击败，部众五万余落归降慕容部。慕容部在字文部西，魏初，入居辽西郡。大人莫护跋从司马懿攻灭辽东割据者公孙氏，因功封率义王，开始建立国家。莫护跋的孙子慕容涉归迁居辽东。晋武帝给涉归子慕容廆（音委Wěi）鲜卑都督名号，迁居大棘城（辽宁义县西北），吸收大批晋士族和流民，经济文化部达到汉族的水平。拓跋部居并州塞外，完全是游牧部落，文化最落后，西晋未大乱，始进入并州。字文部言语与鲜卑语略异，剪发，留顶上一部，打成发辫与拓跋部相同，因此字文拓跋两部被称为索头或索虏。慕容部人皮肤洁白，晋士族多买慕容部妇女作婢妾。东晋明帝母荀氏是慕容部人，晋明帝须发黄色。慕容部被称为白虏或自贼。曹魏时邓艾收容鲜卑数万人，使居陇西（治襄武，甘肃陇西县西南）等郡，与汉人杂处，称为陇西鲜卑，大概因皮肤白色，又称为白部鲜卑。　　四 氏族　　氏是一向居住在中国西部的旧族。魏晋时，氏人散居扶风（治池阳，陕西径阳县西北）、始平（陕西兴平县东南）、京兆（陕西西安）等地，加速了汉文化的吸收，汉语成了通用的语言。酋长苻洪的孙子荷坚，八岁便请求从师，荷洪很喜欢，说：我十三岁才从师读书，大家还说我早慧速成，现在你八岁就知道求学，太好了！氏族酋长重视文化，后来荷坚统治黄河流域，对儒学佛学都予以提倡。　　五 羌族　　羌也是一向居住在中国西部的旧族。东汉以来，散居关中诸郡，与汉族人杂处，过着农业定居生活，人口逐渐增加。照江统《徙戎论》所说，关中人口百余万，氏羌和鲜卑等族约占半数，氏羌不象匈奴、鲜卑那样强悍，被汉族地主看作微弱人，肆意压迫。长期处于穷困无告的氏羌，对汉族地主恨入骨髓，但由于接触汉文化较久，起兵反晋后，所表现的破坏性比匈奴轻得多。　　匈奴、羯、慕容鲜卑、氏、羌都是居住在当时国境内的少数族，与汉族同是中国人。以江统《徙戎论》为代表的一些议论，承认晋统治者虐待他们，必然要引起他们的反抗，也承认军备空虚，平阳上党的匈奴骑兵三天内可以到达洛阳附近，可是，决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的一部分。这些议论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主张用兵威驱逐他们出国境。所谓徙戎，就是迫使少数族人民流离死亡。晋统治阶级不论主张徙戎与否，对少数族的极端歧视是一致的。因之少数族人民对晋统治阶级发生极端怨恨的心情，也是很自然的。晋统治阶级以所谓“非我族类”来掩饰残酷的阶级压迫，各少数族的豪酋也以所谓“非我族类”来欺骗本族人民，结果各族间的相互仇杀，代替了农民起义，黄河流域遭受比东汉末年更严重的大破坏。　　晋武帝为取得高级士族的拥护，允许中正官任意定品，禁止受屈的人申诉。那些没有势力的士族，称为寒门或后门，即使有才能，也要被评为下品，永无富贵的希望。这种失意士人对高级士族怀着极深的仇恨，寻找报怨的机会。中下级士族一部分投靠诸王，助诸王争夺权利。如孙秀助司马伦作乱，杀了潘岳石崇张华裴頠等人，并且还灭他们的三族，和这些人有亲友关系的官员也一概兔官斥逐。依附司马伦的士人都做了高官。八王混战，忽胜忽败，没有一个能确实掌握中央政权，高级士族虽然受到很大的杀伤，但朝廷大官终究还是在以王衍为首的高级士族手中，中下级士族只能杀人泄忿，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劣势。另一部分投靠少数族豪酋，其中有些是为避乱，多数是为帮助他们反晋。晋武帝太康未年，命刘渊为北部都尉。刘渊轻财好施，招纳党徒，“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所谓名儒、秀士，就是那些失意的士人，不仅井州的士人来投，连幽冀两州的士人也来了，他们对晋朝廷自然是怀有敌意的。晋惠帝初年，鲜卑拓跋部酋长倚伍（音拖tao）、椅卢击破塞外匈奴、乌桓诸部，声势颇大，代郡士人卫操、箕滔等出塞投拓跋部，助猗招纳晋人，建立国家。其余慕容廆、石勒等人建国，都得到晋中下级士族的帮助。高级士族正在高谈虚无，尽情纵欲，中下级士族却在借少数族豪酋之手，挥动屠刀，石勒的谋土张宾终于把以王衍为首的高级士族几乎全部杀尽。　　高级士族独占西晋朝政权，晋惠帝时，司马氏集团内部首先破裂，出现贾氏灭杨氏、八王混战的局面，统治机构解体了。黑暗的政治压迫，残酷的经济剥削，迫使大量农民四散流亡，社会的基石崩坏了。司马氏集团压迫少数族，少数族豪酋利用本族人的困苦无告，发动种族战争，压迫汉族人民，这当然得不到汉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因而只能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自己的短期国家。晋高级士族压迫中下级士族，这些失意士人怀着愤恨的心情和求取富贵的愿望投靠少数族豪酋，助长了豪酋们的破坏力量。西晋司马氏集团的腐朽和内乱，加上少数族豪酋与失意士人的报复和破坏，黄河流域长期陷入阴惨恐怖的绝境中，汉族人民固然受到无限的灾祸，少数族人民也同样做了本族豪酋的牺牲品。　　少数族人民推翻西晋统治的愿望是正义的，表现为行动却是野蛮性的。这种野蛮性表现的强弱，和少数族豪酋及汉族失意士人野心的大小成正比例，所以社会遭受大破坏，应该由西晋统治者和这些野心家负主要责任。　　下面按照破坏的不同程度，分黄河流域的混乱状态为三期。凉州的前凉，蜀地的成国，性质与其他割据者不同，另作说明。　　第一期 三○四年——三五二年　　在这一期里，黄河流域特别是中原地区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破坏者是刘渊的汉国（三○四年——三一八年），刘曜的前赵国（三一八年——三二九年），石勒的后赵国（三一九年——三五○年），冉闵的魏国（三五○年——三五二年）。　　汉——晋武帝时，刘渊为匈奴左部都尉。三○四年，刘渊起兵据左国城（山西离石县），自称汉王。刘渊首先建立以反晋为号召的汉国，一些势力孤弱，在黄河下游一带被晋兵击败的石勒、王弥等军都来降附。刘渊得到这些降军，声势渐盛，遣刘聪等十将据太行山，石勒等十将攻掠河北各州郡，刘曜、王弥等攻掠河南各州郡，三○年，自称皇帝，建都平阳（山西临汾县）。三○九年，晋八王中最后的一个东海王司马越，正在大杀晋怀帝的亲信大臣，斥逐保卫皇宫的武官，形成司马越与晋朝官间尖锐的对立。晋将军朱诞恨司马越，叛降刘渊，劝出兵攻洛阳。刘渊遣刘景、朱诞等往攻洛阳，在延津（河南延津县）击败晋兵，杀死晋民男女三万余人。刘景的官号是灭晋大将军，晋民憎恨晋朝廷，但并不愿意凶暴的匈奴人来灭它，沿途攻击刘景军，虽然被屠杀，却使刘渊畏惧不敢再让刘景进兵。就在这一年，刘渊两次大举进攻洛阳，都被晋守军击败。特别是第二次进攻，刘渊倾全国兵力，令第四子刘聪，同族人刘曜、刘景和晋人王弥等率精骑五万人为前军，呼延翼率步兵骑兵为后继，乘晋朝廷不备，突然袭击洛阳。晋将贾凤等率勇士千余人夜攻刘聪军，刘聪军溃散。呼延翼被部下杀死，兵士溃散还家乡。刘聪无法取胜，亲自到嵩岳山祈祷，令刘厉等留守大营。司马越令部将孙海等率精兵三千人出击，大败刘聪军，号称平晋将军的刘厉投水自杀。刘渊只好召还刘聪军。因为王弥是个汉族人，又出身晋高级士族，刘渊令王弥留在河南地区。王弥鼓动流民烧城邑杀晋官，响应自己，在保卫洛阳的乞活帅李恽等军追击下，也大败逃还平阳。刘渊两次进攻洛阳，都被晋军击败，按兵力说，刘渊军较强，可是刘渊的军队，很大的一部分是被迫作战的汉族人，当晋军认真进攻时，他们便溃散了。另方面，晋民为了反对刘渊的野蛮统治，宁愿支援晋朝廷。晋两次保卫洛阳，都用少数兵力战胜强敌，刘渊的谋士鲜于修之所说“晋气犹盛，大军不归必败”，就是指晋民气说的。司马越为首的一群文武官，根本不知道民气还可以利用，却专心互相怨恨仇杀，内部人心离散，不可收拾。随着愈益分裂，力量也就愈益削弱，三一一年，洛阳终于被刘曜攻陷。　　三一○年，刘渊死。不久，刘聪做了汉皇帝，令刘粲、王弥、刘曜率兵四万攻掠河南各州郡，使洛阳孤立。司马越被朝官们反对，率精兵四万出屯在项（河南项城县），令王衍率领贵官名士，随军同行，让乞活帅李挥等留守洛阳并监视晋怀帝。李挥纵兵士劫掠，洛阳大乱。三一一年，晋怀帝下诏，令苟晞攻司马越，双方又引起一次仇杀。司马越病死，众推王衍为首领。李恽等以奔丧为名，带着大批王公官吏逃出洛阳。王衍等护司马越柩回东海国（江苏东海县），正走到宁平城（河南鹿邑县西南），被石勒军包围。石勒军骑兵四面冲击，杀死王衍所率十余万人。王公大臣被俘求免死，王衍向石勒献媚，劝石勒做皇帝。这群无耻的懦夫，当夜全部被处死。石勒又击溃李浑军，杀死随军的晋宗室四十八个王和官吏们。刘聪令呼延晏率兵二万七千会合刘曜、王弥、石勒等军攻洛阳。呼延晏军先到，晋守军前后十二败，死三万余人。王弥刘曜两军来会，攻陷洛阳城，俘晋怀帝，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纵兵大掠，烧宫庙官府民房，东汉末董卓烧毁洛阳后，魏晋两朝经营将近百年的洛阳，又一次化为灰烬。　　关中自晋惠帝时起，屡遭战祸，人民流亡，土地荒芜。三一一年，刘耀攻陷长安。当时关中连年饥荒，尸骨遍地，生存的人不到百分之一二。三一二年，晋军击刘曜，刘曜掳走关中遗民八万余口，放弃长安。晋军在长安拥立晋愍帝。三一六年，刘曜攻陷长安，西晋残留下来的一些文武官，全被俘获，晋愍帝继晋怀帝做了降帝。他们都想投降求苟活，结果是受尽耻辱以后，在第二年都被杀死。　　汉国推翻了西晋朝，西晋统治集团基本上消灭了。他们是自食其恶果，被消灭毫不足惜，可是无数农民也同样食了他们所造的恶果。农民自东汉未遭受大战乱以来，厌恶战乱，希望在西晋的统一国家内获得休息，因此给西晋统治集团以最大的容忍，这个容忍却给自己带来了恶果。　　三一八年，刘聪死，刘粲继位。靳准杀刘粲，自称汉大王。刘曜自称皇帝，攻靳准，石勒攻汉国都平阳，掳去巴氏、羌人七万余落（户）。靳准死，石勒攻入平阳，靳明率平阳士女一万五千人投奔刘曜。石勒烧宫室，刘渊刘聪积贮掠获物的平阳城毁灭了。三一九年，刘曜建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前赵）。石勒自称赵王（后赵），建都襄国（河北邢台县）。石勒占地比刘曜多，兵力也较强盛，从此刘曜石勒二人的交战成为主要的战乱。　　西晋覆灭后，汉族与非汉族间的界限愈益显著，汉族认继承西晋朝的东晋是自己的朝廷，就是非汉族的豪酋也不敢否认南方朝廷是华夏正统。这种建立在南方的各朝，一直到隋统一，始终享有正统的威望，为居住北方的汉族所向往。当刘渊起兵反晋时，说得很明白。刘渊说，推翻混乱的晋朝并不困难，但汉族人未必肯同我一起干，必须取得民望，才能成大事。刘渊宣告匈奴刘氏是两汉刘氏的外甥，立汉国继承两汉，祭汉高祖以下三祖（汉高帝、汉光武帝、汉昭烈帝）、五宗（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汉明帝、汉章帝）为自己的祖宗，不祭匈奴单于。他这样做，自然是想减轻汉族人的反对，可是刘渊势力在关东地区（黄河下游）的活动，主要还是依靠晋士族的野心家王弥。刘渊当作根据地的并州南部，也受到刘琨的严重威胁。三○六年，并州刺史司马腾逃走，并州余户不满二万，刘垠继任为并州刺史，募得战士千余人，进据晋阳（并州州治，山西太原市），流亡的汉族人纷纷来归，连刘渊部下的非汉族人也有一万多落来归附。刘琨是晋朝的忠臣，又是腐朽的高级士族。他的声望招来了许多流亡人，他的腐朽统治，迫使来归的流亡人再逃走作流亡人。虽然如此，他在汉族人支持下，加上鲜卑拓跋部的武力援助，以晋阳为根据地（三一二年，自晋阳徙治阳曲），与刘渊刘聪对峙交战，牵制住汉国不少的兵力。这一事例说明汉族不愿受非汉族的统治，潜伏着强烈的反抗力量。刘渊刘聪占据并州一部分土地也并不稳固。刘琨昏淫无道，内部分裂，三一八年，阳曲被石勒攻陷，刘琨投奔占据幽州的鲜卑段部酋长段匹碑。段匹拥护晋朝，尊信刘琨。刘琨的儿子刘群阴谋夺幽州，段匹杀刘琨。刘琨被杀，引起汉族人和一些非汉族人的不满，段匹只好放弃幽州，投奔晋乐陵（治厌次，山东惠民县）太守邵续。这又说明汉族人对刘琨那种腐朽人也还是爱戴的，因为他始终坚持对汉国斗争。其他事例还不少。如三一七年，东晋元帝封鲜卑慕容廆官号，慕容厦不受，鲁昌劝慕容廆说，明公（指慕容廆）雄据一方，但还有许多鲜卑部不肯服从，因为明公的官号不是王命的缘故。高诩也劝慕容廆说，现在晋朝虽然衰微，但人心还是归附它。如果接受封爵，奉王命征伐诸部，名正言顺，谁敢反抗。慕容廆听从这些谋士的话，向东晋称臣，果然得到好处。三一八年，段叔军劝段匹杀刘琨，说，我们不过是些胡夷，汉族人受我们统治，只是因为怕我段部的武力，现在段部内部不和，如果有人奉刘琨起事，我段部就完了。三一八年，靳准杀刘粲后，对胡嵩说，从古没有胡人做中国皇帝的，现在请你带传国玺（汉国破洛阳时取得晋传国玺）回东晋。三一九年，慕容廆劝高瞻投降，说，晋朝丧乱，我要和诸君共除祸难，扶助帝室。你是中原大姓，定有同感，为什么把华夷的界限分得那样清楚，不肯和我合作呢！高瞻还是不投降，慕容廆也不敢杀他。这都说明北方汉族人民虽然亡了国，但并不顺从非汉族的统治者，他们的心是向往南方汉族朝廷的。了解了这一点，才能了解十六国、南北朝长期分裂后，终归全国统一的主要原因。　　刘曜知道反晋的号召已经失去意义，刘渊刘聪祭两汉三祖五宗也不能欺骗汉族人，灭靳准后，改国号为赵，改祭冒顿单于、刘渊为祖宗。石勒禁人说胡字，号胡人为国人，建立以羯人为首的胡人国。三二五年，刘曜石勒两军在洛阳大战，刘曜军驻金谷，夜中无故大惊，士卒溃散，刘曜退到渑池，夜中又惊溃，刘曜退回长安。石勒军击败刘曜部将刘岳军，俘氏羌三千余人，坑死士卒九千余人，又攻破占据并州（并州属石勒）投降刘曜的叛将王腾，坑死士卒七千余人。石勒得氏羌人不杀，可以想见被坑死的士卒多是汉族和匈奴族人。刘曜军两次惊溃，也可以推想多是汉族人。刘曜败后，想学石勒的方法，封爱子刘胤为大单于，立单于台，自最高官左右贤王以下，全用匈奴、羯、鲜卑、氏、羌的豪酋，建立起以匈奴人为首的胡人国。三二八年，刘曜石勒两军在洛阳大战，刘曜大败被擒，士卒死五万余人。三二九年，石勒灭刘曜前赵国，杀刘曜子刘熙刘胤及王公将校以下三千余人，坑死屠各种人五千余人，刘渊借以起兵的屠各种人几乎被石勒杀尽了。　　后赵——石勒是受尽苦难的羯族小帅和农民。因为他受尽苦难，养成了强烈的破坏性和报复性，也养成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他对晋高级士族仇恨极深，凡俘获二千石以上晋官，除去几个不贪污的人，其余全部杀死。他攻入城池，烧杀劫掠尽量破坏，俘获敌军，常坑死数千数万人。他不识文字，叫人读《左传》、《史记》、《汉书》，听了能懂得书中大意并且能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见解常常表现出他的才能。他不象刘渊那样有五部匈奴作凭借，他只是凭借自己的凶悍和机智从战争中逐渐壮大起来，一直到暂时统一中国的北部（东北的燕除外）。　　石勒在师欢家为奴，释免后，给人家当庸工，又彼乱军捉获。石勒设法逃走，因为没有生路可走，约集王阳等八骑为劫盗。后来又得呼延莫等十骑，号称十八骑。石勒以十八骑为骨干，招集山野亡命之徒，成立一支凶悍的军队。三○七年，从大盗汲桑等攻破娜城，杀晋新蔡王司马腾，烧邺城宫室，杀士族和居民万余人，掳掠妇女珍宝无数，东汉未曹操建都的名城，被石勒等人破坏得干净。司马越攻邺，汲桑石勒战败，石勒投降刘渊，成为刘渊部下的一个大将。　　三○八年，石勒攻掠冀州各郡县，有兵五六万人。三○九年，石勒攻陷冀州各郡县的壁垒百余个，兵增至十余万人。这时候，石勒开始有些政治性的措施。以失意士人张宾为谋主，又招集低级士族，别立一营，号称君子营。刘渊也招引失意士人，但用人主要是用匈奴贵族，石勒用人主要是用这些失意士人。他们痛恨西晋统治集团，自然要为石勒尽力。石勒的善战加上 张宾这群人的智谋，在当时成为一个无故的力量。　　三一一年，石勒消灭王衍所率司马越军，又杀死汉国大将王弥。王弥是石勒的劲敌，王弥军被吞并，阻止了汉国在黄河下游的活动。西晋遗留下的重镇还有幽州王浚、并州刘琨。三一四年，石勒杀王浚。三一八年，石勒攻走刘琨，西晋朝在北方的残余势力，全部被消灭。同年，石勒灭靳准，夺取平阳，对刘曜断绝君臣关系，说，称王称帝，凭我自己，何必要你刘曜来封。三一九年，石勒自称赵王。三二八年，石勒杀刘曜，灭赵国。三三○年，石勒称皇帝。后赵与东晋以淮水为界，初次形成南北对峙的形势。三三三年，石勒死。石勒自己评价说，我要是遇到汉高帝，该当做他的臣属，要是遇到汉光武，我和他并驱中原，不知谁胜谁败，我是在二刘之间的人物。曹操司马懿从孤儿寡妇手里取天下，不是大丈夫行事，我不能那样子。他有意学汉高帝，在政治措施上有些也效法西汉。他出身揭族，对汉族是压迫的，他出身穷苦农民，对农民的痛苦多少是知道的，因之汉族人民在石勒统治下，比在汉国要好一些。　　石勒在战争中，逐渐建立起政治制度。三一二年，从张宾计，建都襄国。三一三年，立太学，选士人为教师，选将佐的子弟三百人入大学读书。定租赋，令州郡官查实户口，每户出帛二匹，谷二斜。三一九年，石勒以所据河内（治怀县，河南沁阳县）等二十四郡为赵国，有民户二十九万。删简律令，选择重要条款，造《辛亥制度》共五千字。任用续咸为律学祭酒，管理狱讼。任用支雄、王阳（八骑中人）为门臣祭酒，专管胡人的狱讼。任用裴宪等为经学祭酒，任播等为史学祭酒。任张宾为大执法，总管朝政。遣使官巡行州郡，督促农桑生产。石勒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特别重视士族，三二○年，下令诸将帅，此后俘获士人，不得杀死，一定要送到襄国来。石虎出兵作战，获得做过西晋椽属小官吏以上的低级士族三百家，送到襄国，石勒设公族大夫专管这些士人。石勒修改魏晋以来九品官人法，令群臣及州郡官每年保荐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各一人，令张宾管理选举，品定这些被保荐的人，给他们官做。石勒所立学校，有大学一所，小学十余所。三二四年，亲到大小学考试诸学生，按经学程度的高低各给赏赐。三二○年，用经学考试秀才、至孝，作为评定九品的标准。三二九年，石勒巡行冀州诸郡，引见高年、孝弟、力田、文学之士，赏给谷帛。三三一年，令群臣保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考试及格，分三等给官职。三三三年，就是石勒死的一年，还令各郡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各一人，学生一百五十人。石勒提倡经学，重视士族，在他的政治措施里最为突出。他利用低级士族与高级间的矛盾，大量杀死高级士族，借以取得低级士族的拥护。他奖励清廉，严刑惩罚贪污的官吏，惜以缓和汉族农民的反抗。这一点，石勒比起西晋和东晋的腐朽统治来，显得有些新气象。　　石勒当作工具来使用的不仅是经学，而且还提倡佛教。天竺僧佛图澄于三一○年到洛阳，自称已四百余岁，能听铃声知吉凶，想在洛阳建立佛寺。这时候浴阳快要陷落，连昏愚的司马越也知道不吉，逃出城去，佛图澄还想立寺，这叫做能预知吉凶么！刘曜攻破洛阳，佛图澄潜伏荒野中观看风势。大将郭黑略（十八骑之一）奉佛教，三一一年，佛图澄投奔郭黑略。郭黑略使佛图澄见石勒。佛图澄对石勒玩了一套魔术，石勒觉得可以用来欺骗将士，鼓励斗志，表示尊信。因此，石勒军中不论汉族人和非汉族人，都来奉事。佛图澄又给将士们治病，信徒愈众。石勒屡次试验佛图澄的法术，大概得到郭黑略等信徒的预先密报，佛图澄都显示出确能先知，石勒真正信服了。三一二年，石勒大兴佛事，建立寺庙，把儿子们送到佛寺里抚养，石勒亲自拜佛发愿，求佛保佑儿子们。石勒死后，儿子都被石虎杀死，佛图澄得到石虎更大的尊敬。　　石勒提倡经学和佛教，但并不能消除汉族与非汉族间的矛盾。石勒严禁人说胡字，有一天，一个醉人骑马突入石勒宫门。石勒大怒，召管门官斥责说，刚才跑马入门的是什么人，为什么放他走。管门官害怕，忘了忌讳，答道，刚才有个醉胡跑马进来，阻止他不了。俗话说：和胡人难说话。我一个小官怎能阻止他。石勒笑道，胡人正是难和他说话。管门官免罪，也不追究那个犯门禁的醉胡。石勒任用樊坦做地方官。樊坦进见，衣冠破烂。石勒惊问，你为什么穷到这样。樊坦忘了禁令，答说，羯贼无道，把我的财物都抢光了。石勒笑说，羯贼如此劫掠，我替他们赔偿。樊坦想起禁令，连连叩头求饶。石勒说，我禁的是普通人，你们老书生除外。石勒立门禁，胡人犯禁得免罪；禁止胡人欺压士族，胡人劫掠士族得免罪。胡人仗势横行，可以想见普通汉族人受欺压的严重。后赵称羯族人为国人，称汉族人为汉人。后赵的文武官，除了石氏一家人，其余多是汉人。作为统治族的国人有权欺压汉人，所以石勒虽然收罗士族，但还不能和士族真正结合在一起。　　石虎是石勒的侄子，石勒死，石虎夺取了后赵国政权。石虎性同野兽，比石勒残暴得多。三三五年，石虎迁都邺，大造宫室，昼夜荒淫，穷奢极侈，人民的脂膏被石虎剥削得干净，饿死了十之六七。石虎似乎也感到危险，一方面亲自执掌军事和刑法，一方面加强对高级士族和佛教的依靠。三三六年，下令恢复西晋九品官人旧制，有权势的人家，儿童多得好官，没有权势，即使有才德也被摈斥。这样，士族又出现了高级低级问的矛盾，石虎得到高级士族的支持，却招致低级士族的怨恨。石虎尊奉佛图澄，人民为逃避赋役，投奔佛寺，削发出家。东汉和曹魏只许胡僧在都邑立寺庙，汉人一概不得建寺出家。西晋时偶有汉人出家，为数极少。　　三三八年，石虎下令，准许汉人不论贫富和社会地位，都可以出家为僧。士族有免徭役兵役作官吏的权利，僧徒不得作官吏但可以免徭役、兵役和租税，贫民被暴政驱迫，纷纷出家，寺庙主成为出家贫民的剥削者和统治者，在与世俗君主的关系上，成为对贫民的瓜分者和争夺者。贫民出家得享受士族权利的一半，因此宁愿给寺庙主充当奴役。从此佛教盛行，在荫庇民户的豪族大姓坞主壁帅一类封建主以外，又新添了一类性质相同的寺庙主。石虎失去这些贫民，自然要加紧对在家贫民的敲剥。汉族人民受尽石虎暴政和国人欺压的痛苦，与后赵统治者间的矛盾达到了最高点。　　三四九年，石虎死。次年，石虎养子汉族人冉闵灭后赵，下令道，和我同心的人留在城（邺）内，不同心的人任便出城。周围百里内汉族人全数入城，羯人纷纷出城。冉闵杀了石氏一家人，知道羯人是不同心的，下令杀羯人，不论男女老少，无人得免，一天内就杀死数万人。前后共杀二十余万人。有些人仅仅因为鼻子高些胡须多些，也被当作羯人杀死。冉闵的行动是野蛮的，但石勒石虎利用国人欺压汉人，这次大惨杀的酿成也是势所难免的。自刘渊起兵以来，汉族人与非汉族人进行斗争，总是匈奴人羯人占优势，冉闵这一野蛮行动，爆发了将近五十年中汉族人对匈奴人羯人的积忿，也引起了无以复加的大破坏，汉族和非汉族人民在这个大破坏中不知损失了多少生命。　　魏——后赵大官四十八人推冉闵称帝，国号魏。冉闵惨杀非汉族人，当然要引起猛烈的反抗。石虎庶子石抵据襄国称帝，非汉族人的州郡官和武将们都响应石祇。冉闵遣使人告东晋朝廷说，胡人作乱中原，现在诛灭了，请派兵来共同讨伐，扫清残余。东晋朝廷正在防止桓温篡夺，不许恒温出兵经略中原。冉闵率孤军和石祇大战。三五一年，石祇联合鲜卑慕容隽（前燕）、羌姚戈仲（后秦）夹击冉闵，冉闵大败，文武官及士卒死亡十余万人。冉闵所属徐州、豫州、兖州及洛阳守将降晋，东晋势力又回到北方。当时冉闵军与羌胡军互攻，没有一个月的停战，历来迁徒到冀州的汉人和氏羌胡蛮人，不下数百万，苦于战祸，各还本乡，路上互相杀掠，饥疫死亡，能到达本乡的不过十中二三，平原上只有尸骸，看不见耕者，生产几乎完全停止。冉闵尽力作战，杀石祇。三五二年，冉闵攻破襄国。慕容隽夺取幽州，进军至冀州，冉闵率精骑出击，十战十胜，后来陷入鲜卑大军重围中，冉闵战败被擒。　　慕容隽杀冉闵，灭魏国，适逢大旱和蝗灾，慕容隽害怕，祭冉闵，》諡为武悼天王。冉闵逞勇残杀，立国三年，死人无数，失败是必然的。但是，他的野蛮行动反映着汉族对羯族匈奴族野蛮统治的反抗情绪，所以他的被杀，获得汉族人的同情。慕容隽致祭赠諡，正是害怕汉族人给予冉闵的同情心。冉闵恃勇出击慕容隽时，不少人预料必败，大臣刘茂等人说，我主这次出去，一定不能回来了，我们岂可坐等敌人来戮辱，刘茂等人都自杀。邺都被攻破，大臣王简等人也都自杀。秦汉魏晋从来没有亡国后自杀的大臣，因亡国而自杀，是从冉闵的魏国开始的，这也说明汉族与非汉族间斗争的极端尖锐。　　第二期 三五二年——三八三年　　在这一期里，中原地区相继为前燕前秦两国占据。两国看到匈奴人揭人的覆没，对汉族人的压迫不敢再那样露骨，战争也减少了，疲惫已极的汉族农民得到短期的休息，比起第一期来，黄河流域多少安静了一些。　　前燕——鲜卑慕容部酋长慕容魔受晋官爵，算是晋的藩属国。西晋末年，中国大乱，士族和各州郡流民逃到辽河流域避难，前后数万家。慕容廆用士族裴巍等人为辅佐，建立起完全汉化的鲜卑国，三三三年，慕容廆死，子慕容铣继位。三三七年，慕容皝自称燕王，名义上仍尊奉东晋朝。三四二年，慕容皝屡次战胜，扩大占领地，迁都龙城（辽宁朝阳县），成为东北方强大的国家。流民户数已近十万户，比土著多十余倍，比慕容部鲜卑人自然更多。流民中十有三四得不到耕地，三四五年，慕容皝规定贫家借官牛耕官地，产物官收八分，耕者得二分；用私牛耕官地，官收七分，耕者得三分。经封裕切谏，改行魏晋旧制（官私六四分、对半分），燕国政治在当时是较好的。三四八年，慕容皝死，子慕容隽继位。三四九年，慕容隽起兵攻后赵，夺得幽州，迁都蓟（今天津市蓟县）。三五二年，杀冉闵。三五三年，慕容隽自称皇帝。东晋使臣来见，慕容隽对晋使臣说，你回去告诉你的皇帝，我为中国人所推戴，已经做皇帝了。三五七年，慕容隽迁都邺，攻取河南州郡，并准备进攻东晋，下令检查户口，每户留一丁，其余都充当兵士，想凑成一百五十万人的大军。三五九年，州郡征发的兵士到邺集中，城中大乱，不是白天，路上不敢行人。这种大违民心的乌合军队，如果攻晋，必然溃散。慕容隽恰在这时候死去，他的野心未能实现。三六○年，慕容继位，贵族争权内乱，前燕已经到了灭亡的边沿。　　三六九年，东晋桓温率步骑五万人攻燕。燕兵屡败，晋军威大振，进到枋头（河南浚县西南）。慕容想逃回龙城，可是桓温并不是灭燕的人物。早在三四七年，桓温攻灭成汉，朝廷得蜀地，桓温得声名，双方开始相猜忌。当时东晋已极哀微，桓温在高级士族中才干和威望都很高，手握重兵，坐镇荆州，一心想推翻东晋朝自做皇帝。东晋朝廷用声名很大才干毫无的清谈家殷浩来对抗桓温，惟恐桓温立功，坚决阻止他北伐。石虎死后，桓温要求出兵，朝廷不许，却派一个无能的诸裒率兵三万从东路北上，进驻彭城（江苏铜山县）。汉族人扶着老人，背着婴孩，成群来归附。东晋军三千人被后赵军击败，朝廷便召还褚裒。河北汉族人二十万口，渡河来归，东晋军已退，大遭后赵军的杀害。东晋朝廷不让桓温从西路并进，褚哀小败即召回，都是因为怕桓温得势。三五一年，冉闵战败，冉闵所属徐豫兖洛阳守将降晋，这时候派大军东西并进是有利的，桓温屡次要求出兵，朝廷屡次不许，却让殷浩从东路出兵。三五三年，殷浩被降将羌族酋长姚襄袭击，大败逃回。殷浩败后，桓温声势更大，取得扬州牧官号。扬州荆州是东晋的东西两门，两门都被桓温掌握，东晋也到了灭亡的边沿。三六八年，朝廷给桓温特殊的待遇，位在诸侯王之上。按照惯例，第二步就是行禅让礼。桓温出兵伐燕，东晋朝廷不放松一切促使他失败的机会，借以阻止禅让；桓温深怕兵力耗损过多，又怕灭燕后朝廷派出许多州郡官，增强实力，妨碍禅让的实行。因此，拒绝郄超乘燕慌乱直攻邺城的建议，进军缓慢，希望不耗兵力，稳取全胜。桓温抱着不战而胜的作战方针，被燕军看破了。燕将慕容宙说，晋军不敢攻坚冲阵，却勇于追击败兵，可以设饵钓取它。慕容宙出二百骑兵挑战，不待交锋便逃退，晋军出追，陷入伏中，死了很多士兵。桓温虽然兵到枋头，心里却想着东晋建都的建康，眼看灭燕不是那么容易，粮道又被燕军截断，就下令退兵，路上被燕伏军前后夹击，桓温军大败，死三万余人。又被前秦救燕军邀击，桓温军死一万人。桓温收散兵退到山阳（江苏淮安县），把失败的罪过推到运粮官豫州刺史袁真身上，袁真受诬，投降慕容。桓温想不战而得全胜，结果是不战而得全败，灭燕机会就在东晋朝廷和桓温的互斗中消失了。　　当桓温北伐时，慕容遣使向前秦苻坚求援。谋士王猛与苻坚密议，定计出兵救燕，俟桓温退去，乘机灭燕。慕容垂阻止慕容逃走，率兵击败桓温，是前燕唯一的支柱，以慕容评为首的贵族们忌慕容垂声名太大，阴谋杀死他。慕容垂被迫投奔前秦，前燕势力愈益削弱。三七○年，王猛率秦兵攻燕。慕容评率燕兵三十万人屯潞州（山西潞城县北），抵拒秦兵。王猛在阵上誓师，说：我王猛受国家厚恩，出将入相。今天同诸位深入敌境，大家都不要怕死，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共立大功，报答国家。上朝廷领明主的厚赏，回家里讨父母的喜欢，不是很好么！将士们听了誓言，踊跃大呼，奋勇进攻。燕兵大溃败，慕容评单骑逃回邮。王猛替氏族苻坚打鲜卑人慕容，还能说出一套鼓动军心的话来，桓温北伐，名义正大，却说不出一句民伐罪的话，他的失败真是可耻的失败。王猛乘胜追击，攻破邺城，俘获慕容，前燕国亡。苻坚灭前燕国，得郡一百五十七，县一千五百七十九，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六百六十九，人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这些数字都不免夸大，但有一点是可以想见的，这就是非汉族人相继建立国家，边境外非汉族人大量迁入境内，给长期混战中消耗的人口作了一些补充。　　前秦——氏族酋长苻洪拥众十余万，降附石虎。　　 苻洪死，子苻健据关中，三五二年，称帝，国号秦，都长安。三五四年，殷浩因北伐失败，被桓温逼迫免官。桓温率步骑四万人攻秦。桓温虽然免除了殷浩的对抗，但并不能免除东晋朝廷的猜忌，率孤军深入秦地，希望提高威名，倒不一定想灭秦国。桓温军分几路前进，汉族人男女夹路欢迎，行军很顺利。苻健太子苻苌率主力军五万人来拒，桓温督将士力战，苻苌军大败。苻健率老弱兵六千人守长安，发全部精兵三万人作游军，牵制桓温军。这时候秦国快灭亡了，可是桓温到了灞水上（西安市东），就停止前进。关中郡县争先来归附，老年人看到桓温军，流泪说，想不到今天又看见官军。王猛来见桓温。桓温问，我到关中，地方上豪杰还没有人来看我，是什么缘故？王猛说，你不怕走几千里深入敌境，现在长安近在眼前，却不渡灞水去进攻，大家看不透你的心，所以不敢来见。桓温被王猛打中了不可告人的心事，答不出话来。苻健从石虎手里夺得长安，看到民心思晋，不肯归附，特派使人到东晋朝廷请封官爵。民众以为苻健归附晋朝，秦雍两州汉族人和非汉族人都接受苻健的统治。苻健骗得了民众，便自称皇帝，从此民心又失去了。桓温入关，民众到处欢迎，实际是欢迎象征汉族政权的晋朝，桓温如果灭苻健，按照灭成汉的经验，东晋朝廷派个大官来，坐镇关中，桓温是不能抗拒的。这样，桓温得到的是威名，朝廷得到的却是实力。朝廷东有扬州西有关中两个重镇，桓温拥有荆州重镇，和朝廷势力对比，从一比一变为一比二，自然对自己不利，因此到了长安附近，就犹豫不进（三六九年伐燕，同样到枋头不进）。桓温原想等待麦熟，就地筹军粮，不料苻健把麦全部割掉，实行清野法，军中乏食，只好带领关中三千户和匈奴呼延毒所部一万人出潼关回荆州。三五五年，苻健死。三五七年，苻坚杀苻健子苻生，自立为秦帝。苻坚在皇帝群中是个优秀的皇帝，他最亲信的辅佐王猛，在将相群中也是第一流的将相。王猛出身贫家，幼年时卖畚为业。后来读书，尤其喜欢读兵书，桓温入关，王猛披着破旧短衣去见他，一面捉虱子，一面高谈天下大事。桓温说，江东没有人比得上你的才干。桓温退兵时，要王猛同行，王猛不肯。王猛知道，回到高级士族专权的东晋朝，自己不可能有前途，与其帮着桓温来篡晋，还不如留在关中看机会。不久，王猛成为苻坚的亲信人。苻坚统治下的秦国，镇压豪强，休息民力，出现汉魏以来少见的清明政治，这是和王猛的政治才干分不开的。苻坚灭燕，使王猛整理关东六州。王猛选拔清廉人作郡县官，废除慕容时恶政。迁燕王公百官及鲜卑四万余户到长安，又迁关东豪强及诸杂夷十五万户到关中。燕贵族大臣强占民户作荫户至少在二十万户以上，鲜卑族人居统治地位，自然要压迫别族人，豪强及匈奴羯等杂夷也是压迫者和扰乱者，苻坚把这些人迁到长安和关中，对中原居民是一种善政。三七五年，王猛病重将死，苻坚问后事。王猛说，东晋虽然远在江南，但正统所在，民心归附，我死以后，千万不要打算攻晋。鲜卑（慕容氏）和羌（姚氏）是秦的仇敌，必须逐渐消灭它们，国家才能安全。王猛说完话死了，苻坚大哭，可是并未接受王猛的最后忠告。　　三七三年，苻坚攻取东晋的蜀地，三七六年，苻坚攻灭前凉国，占有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的广大地区，决心想消灭东晋。三七八年，苻坚使子苻丕与慕容等率步骑七万攻晋襄阳，又使慕容垂姚苌率兵五万，石越率骑兵一万，苟池等率兵四万，分三路会攻襄阳。慕容慕容垂是鲜卑，姚苌是羌，正是王猛所说秦国的仇敌，苻坚却用这些人作将帅来攻王猛所说不可攻的东晋。东晋守将朱序固守襄阳，秦兵十余万攻城不下。苻坚大怒，限苻丕明春攻下襄阳，否则自杀，不许生归。苻丕督兵力攻，被朱序屡次击败，只好后退。朱序以为秦兵已退，不再设备，部将李伯护贪重赏，投降苻丕作内应。三七九年，苻丕攻破襄阳，朱序被俘。苻坚另一路攻晋军人数也在十万以上，攻晋淮南诸城，进至三阿（江苏高邮县西北）。东晋朝廷大恐慌，发兵守长江。晋将军谢石谢玄率水陆军攻秦军，秦军大败退走。这两路战事，西路勉强得胜，东路大败，都证明王猛晋不可攻的预见。　　三八○年，苻坚分出关中氐族十五万户，使苻姓人和亲戚各领若干户散驻关外各州镇，企图借氐族来镇压各州镇民众的反抗。关中氐族的力量削弱了，原在关中的羌族和迁入关中的鲜卑及杂夷却成为大族。侍臣赵整作歌讽谏，说“远徙种人（氐）留鲜卑，一旦缓急（有紧急事）语阿谁”！苻坚听了付之一笑。三八二年，苻坚大会群臣，议大举攻晋。苻坚说，我做皇帝将近三十年，四方大体上已经统一，只有东南一角还存在着东晋。计算我的士兵，可有九十七万，我想亲自带着去灭晋，你们看行不行？文武官除了朱彤一个佞臣首先发言附和，其余都说不行。议论了好久，没有人赞同苻坚的意见。苻坚生气，让群臣退去，留下季弟苻融商议。苻融力谏伐晋的危险，主要理由是“民有畏敌之心”，所谓畏敌，就是不愿意和晋作战，并且说，凡是说晋不可伐的人都是忠臣。苻坚更生气，说，你也这样，叫我指望谁。太子苻宏、幼子苻诜、爱妾张夫人，都谏苻坚不可伐晋。最后苻融把不愿意说的话也说出来。苻融说，我们的国家本来是戎狄国，虽然强大不算是正统；东晋虽微弱，却是中华正统，天意一定不会灭绝它。苻坚一概不听。慕容垂、姚苌私下劝苻坚伐晋，请他“圣心独断”。苻坚大喜，认为可以和他们共定天下。在伐晋这件大事上，苻坚是完全孤立的，赞成苻坚的正是希望苻坚失败秦国崩溃的两个敌人。苻坚只见胜，不见败，只见外，不见内，把招致失败崩溃的一切都布置好了，才大举出发去攻晋。　　三八三年，苻坚下令大举出兵。平民每十丁出一兵，富家二十岁以下的从军子弟，都给羽林郎官号，富家子弟来从军的有三万余骑。苻坚令苻融率慕容垂等带领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令姚苌督率蜀兵顺流而下，苻坚自己带领步兵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军队首尾长一千里。东晋将军谢石、谢玄、谢琰、桓伊等率兵八万拒秦军。苻坚使朱序来说谢石等投降。朱序密告谢石说，秦兵百万，势不可当，现在趁它还没有到齐，迅速出击，打破它的前锋，大军就会溃散。谢石等从朱序的计谋，遣刘牢之率精兵五千攻洛涧（安徽怀远县境），秦兵大溃败，抢渡淮水，士卒淹死一万五千人。谢石督水陆军进击。秦军守淝水，谢玄使人告苻融，请秦军向后略退，让晋军渡水决战。苻坚苻融想在晋军半渡时予以袭击，下令退却。秦兵后退不可阻止，晋军渡水猛追，苻融马倒被杀。朱序在秦军阵后大呼，秦兵败了！秦兵败了！秦兵大奔溃散，路上听到风声鹤唳，以为追兵来了，昼夜不敢停息，死亡大半。苻坚收拾溃兵，到洛旧时只有十几万人。苻坚带着这些残兵败将回长安。　　淝水大战是十六国时期最大的一次战争，也是决定南北朝对立局面的一次战争。东晋自桓温死后，谢安执朝政，内部比较统一，晋军人数少得多，可是上下一心，敢于作战。秦军将帅自苻融以下，都缺乏灭晋的信心，兵士多是汉族人，根本不愿意灭晋。苻融下令小退，兵士乘机大退，朱序假说战败，兵士信为真败，这都说明违反民心的战争虽然兵多，却更容易溃败。　　第三期 三八三年——四三九年　　淝水溃败后，苻坚的前秦国再分裂成燕秦凉三部分，许多小国，互相攻夺。三八六年，鲜卑拓跋部建立魏国，逐渐消灭割据者，终于统一了中国北部。　　在前燕旧境内的诸燕国　　后燕——三八四年，慕容垂自称燕帝，都中山（河北定县）。慕容垂死，子慕容宝继位。三九七年，魏军攻破中山，慕容宝丧失中原，徙都龙城。四○九年，高句丽人高云杀燕帝慕容熙，后燕国亡。　　南燕——四○○年，慕容德据滑台（河南滑县）自称燕帝。慕容德死，慕容超继位。四一○年，东晋刘裕北伐，杀慕容超，南燕亡。　　北燕——四○九年，汉人冯跋杀高云，据龙城，自称燕天王。冯跋死，弟冯弘立。四三六年，魏灭北燕。　　在前秦旧境内的诸秦国和夏国　　前秦残部——三八六年，苻坚的族孙苻登得氏族人的拥护，据陇东（甘肃平凉县）称秦帝。苻登与姚苌混战多年，三九四年，苻登战败，被姚兴杀死，氏族的国家被羌族最后消灭了。　　后秦——姚苌是羌烧当族人。三八四年，姚苌得羌族人的拥护，据北地（陕西富平县）自称秦王。三八五年，姚苌杀苻坚，取长安，自称秦帝。姚苌死，子姚兴立。姚兴是苻坚以后有作为的皇帝，他下令境内，凡平民因荒乱自卖为奴婢的人，一概释免为良人。简省法令，谨慎断狱，奖励清廉的官吏，严惩贪污。在长安设律学（法律学校），召集各郡县没有任专职的吏员来律学学习法律，选拔成绩优良的学生回到郡县做狱讼官。郡县有疑狱，可送上廷尉（最高狱讼官）请审判，有时姚兴也亲自审疑狱。这些，都是对人民有利的措施。姚兴得儒生姜龛等人，大兴儒学，长安有儒生一万几千人。又得名僧鸠摩罗什，大译经论，佛教盛行。长安有和尚五千余人，各州郡信佛人家，十中多至八九。佛教在后赵石虎时得到发展，姚兴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外来宗教通过十六国的大战乱，从此在中国各族人的灾难生活里建立了广泛的基础。姚兴的政治是比较清明的，因之在武功方面也有一些成就。当他即位的一年，便灭苻登的前秦。四○○年，击败西秦，西秦降服。四○三年，灭后凉。在姚兴统治的二十余年中，后秦成为西方的强国。四一六年，姚兴死，于姚泓继位。四一七年，东晋刘裕攻灭后秦。刘裕率主力军自彭城西进，一路偏师由沈田子率领，自武关（陕西商南县）西进，后秦守州郡的文武官望风归降，尤其是沿路居民给晋军很有力的援助。例如晋王镇恶军攻下洛阳，进取潼关，魏发大军十万救后秦，守黄河北岸，阻击晋军运粮船。王镇恶军乏食，当地居民输送义米，王镇恶军得继续前进。沈田子兵仅千余人，击败姚泓自率的主力军。王镇恶军又击败姚泓残兵数万人，攻入长安。这次战争，刘裕优越的指挥，自然是取胜的重要原因，但民心附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西秦——三八五年，陇西鲜卑酋长乞伏国仁聚集鲜卑部落十余万人，据陇西，自称大单于。三八八年，乞伏国仁死，弟乞伏乾归继位。四○○年，乞伏乾归战败，投降后秦作附属国。四○九年，乞伏乾归自称秦王，都苑川（甘肃靖远县西南）。乞伏乾归死，子乞伏炽磐继位。四一四年，灭南凉。四二八年，乞伏炽磐死，子乞伏暮末继位。西秦几个国王都是十分好战的人，连年与羌人、匈奴人、吐谷浑（青海游牧人，酋长是鲜卑慕容部贵族）人混战，西北地区化为炽烈的战场。四三一年，乞伏暮末战败，为夏所灭。　　夏——赫连勃勃是匈奴族酋长，初为姚兴部属，四○七年，自称大夏天王。赫连勃勃是一个极端残暴的人，他把人民看作草芥，任意虐杀，对他的臣下，也随手惨杀。他搜罗一些汉族士人来助虐，因之战斗常获胜利，成为强国。四一三年，赫连勃勃发民众十余万户筑统万城（陕西横山县西）作为国都。城基厚三十步，高六丈余。筑城的土都经过蒸熟，筑成后用铁锥刺土，刺进一寸，便杀筑者，残忍刻暴民不堪命。城中宫墙厚三丈余，也用蒸熟土筑成，坚硬可以磨刀斧。宫中楼台高大，殿阁弘伟，装饰土木，极其侈丽。赫连勃勃杀民工和匠人至少有数千人。文士胡义周作《统万城铭》，歌颂赫连勃勃的功德，说是“庶民子来，不日而成”。胡义周一类士人的心，和赫连勃勃同样是一颗兽心，人民遭受无限的灾祸，在他们看来，却是应该歌颂的功德。　　刘裕灭后秦，算是立了大功，留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自己赶忙回建康去夺东晋的帝位，关中的得失对刘裕是无足重轻的。赫连勃勃和他的军师王买德看中了这一点，四一八年，率大军进攻长安。刘裕留下的将帅互相残杀，沈田子杀王镇恶，王修杀沈田子，刘义真杀王修。这些将帅杀完以后，刘义真纵将士大抢掠，载着夺得的财物妇女，逃向潼关。车子太多了，一天只走十里路。赫连勃勃军追击，刘义真军全部覆没，刘义真逃归江南。赫连勃勃杀死刘义真军无数，积人头成大堆，称为髑髅台。长安居民以及刘裕军兵卒的损害和死亡是严重的，但是，刘裕只要自己做成了皇帝，别人的损害和死亡，根本都是些度外之事，不负丝毫的责任。　　赫连勃勃取得长安，自称皇帝。四二五年，赫连勃勃死，子赫连昌继位。四二六年，魏攻夏，入统万，取长安。四二七年，魏取统万。赫连昌逃到上邦城（甘肃天水县西南）。四二八年，魏俘获赫连昌。赫连定据平凉，击败魏军。赫连定与魏连年战争。四三一年，赫连定灭西秦，掳秦民十余万口，想逃到河西去，渡河时被魏属国吐谷浑击灭。　　在前凉旧境内的诸凉国　　后凉——三七六年，苻坚灭前凉。苻坚要开拓西域，三八三年，令大将氏族人吕光率步兵七万骑兵五千往攻西域诸国，三八四年，吕光击败龟兹国兵和诸国救兵数十万人，西域三十余国都来归附。吕光用骆驼二万余头带着西方的珍宝、文物和天竺名僧鸠摩罗什东归。三八六年，占领凉州，都姑臧（甘肃武威县），建立后凉国。吕光死后，诸子互相杀夺。四○三年，姚兴灭后凉，得鸠摩罗什，大兴佛教。　　南凉——三九七年，河西鲜卑酋长秃发乌孤占金城（甘肃皋兰县西北），自称西平王，黄河南鲜卑十二部大人都来归附。传至秃发檀（音奴nú），四一四年，被乞伏炽磐攻灭。　　北凉——沮渠蒙逊，匈奴族酋长。四○一年，沮渠蒙逊杀吕光叛将段业，占领张掖，自称张掖公。四一二年，占姑臧，自称河西王。四一四年，听说刘裕将北伐，沮渠蒙逊害怕，派人到东晋称臣。刘裕灭姚泓，沮渠蒙逊更害怕，一个属官刘祥有事进见，沮渠蒙逊说，你听到刘裕入关，态度就和从前不一样了，立即把刘祥杀死。他深怕汉族人李氏建立的西凉国，因此专力对付西凉，四二○年，灭西凉。沮渠蒙逊占有西凉七郡，交通西域诸国，财物丰富，战争较少，在境内大兴佛教。沮渠蒙逊在姑臧南百里山崖中（今武威天梯山），大造佛像，千变万化，使人惊异。西域来了一个僧人昙无谶，在姑臧译出《大般涅经》等十几部大乘经典，对佛学有重要贡献。他自称有役使鬼神医治百病及多生儿子的秘术，沮渠蒙逊使女儿、媳妇到昙无谶处学男女交接术，淫风盛行，号昙无谶为圣人。魏太武帝拓跋焘，听说沮渠蒙逊得到这个圣人，派使人来强索，说是要和他讲道，如果不送出昙无谶，就动兵来讨伐。沮渠蒙逊坚决拒绝拓跋焘的要求，并且杀死昙无谶。四三三年，沮渠蒙逊死，子沮渠茂虔继位。四三九年，魏灭北凉。　　西凉——凉州大姓李（音搞gǎo），四○○年，据敦煌，自称凉公。四○五年，迁都酒泉，想号召汉族人推倒沮渠蒙逊的统治。四一七年，李死，子李欲继位。四二○年，沮渠蒙逊灭西凉。　　自三○四年匈奴刘渊起兵，至四三九年魏灭北凉，前后凡一百三十六年。在这个长时期里，黄河流域遭受割据者的破坏是极其惨重的。大抵汉族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黄河下游地区，战争尤为剧烈。关中在苻坚姚兴统治时期，居民多少得到喘息的机会，比下游地区总算好了一些。凉州自前凉以来是战争最少的地区，汉族的经济文化都还能保持旧状；吕光通西域后，西方的佛教和文化东流，先在比较安定的凉州停留，再由凉州流向内地，因之凉州在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北部的重要　　文化区，对北魏的文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张氏的前凉是西晋的残留部分，李氏的成国是农民起义所立的国家，与上述那些割据者应有区别。下面叙述前凉与成两国。　　前凉——凉州大姓张轨，三○一年，受西晋朝廷任命为凉州刺史。西晋丧乱，张轨保卫州境，关中和中原人纷纷逃来避难，凉州成为中国北部唯一的安全地区，张轨所筑的姑臧城成为西北地区的文化中心。张轨以晋忠臣自任，得汉族人拥护，内部较为巩固。张轨孙张骏始自称假凉王，但仍对东晋朝廷表示忠诚，借以维系人心。张骏死后，前凉渐趋衰败。张祚自称凉王，群臣切谏，说不奉戴晋朝，大失人心，一定要亡国。张祚杀谏者丁琪，第二年张祚被臣下杀死。张天锡做凉王，正是苻坚强盛的时候，三七六年，苻坚发兵来攻，张天锡战败投降，前凉亡。　　成——晋惠帝时，巴族人李特随关西六郡饥民十余万人，流入蜀地求食。朝廷强迫流民限期归还本乡。　　流民散在各地，为豪富家作佣工，不愿意还本乡，晋官吏暴力逼迫，并且在归路上设关，要夺取流民的财物。李特屡为流民请求宽限期，得流民感戴，成为流民的首领。三○一年，李特在绵竹（四川绵竹县）设大营收容流民，不到一月，聚众至二万，李特弟李流也聚众数千人。李特派阎或去见晋乎西将军益州刺史罗尚，请宽限期。罗尚正在布置军队，准备袭击流民营，欺骗阎彧说，你回去告诉流民们，我准许宽期了。阎彧说，人民看来似乎是弱的，但是决不可以轻侮。你待流民不合理，众怒难犯，怕要闯出大祸来。罗尚说，你说得对。我不骗你，你就这样去说吧。阎彧看透罗尚的诡谋，回来告诉李特。李特李流各率一营，等待晋军的进攻。果然，晋军步骑三万人来袭击，李特军反击，晋军大败。流民推李特为主，设立文武官，攻取广汉（四川广汉县）。罗尚为首的晋官吏，贪残愈甚，激起蜀民的怨恨。李特救济穷人，整顿军纪，得到蜀民的喜悦。蜀民唱青这样一首歌谣：“李特犹可，罗尚杀我，平西将军（罗尚），反更为祸”。这首歌谣说明李特被迫起义，是得民心的，是正义的，罗尚一伙西晋统治者必须杀逐。　　西晋派遣几路军队助罗尚攻李特，都被李特军击败。三○三年，李特攻入成都城西部，纪律严明，居民安堵。罗尚据守成都南部。罗尚乘李特不备，袭杀李特。李特子李雄继领部众。经过几次大战，三○四年，李雄攻取成都，罗尚逃走。李雄占有益州（四川），自称成都王。与李雄称王同年，匈奴族刘渊自称汉王。　　大地主道教徒范长生，在蜀民中有声望。李雄请范长生为丞相，号天地太师。免范长生家佃户的军役，租税全部归范长生所有。李雄得范长生为首辅，地位愈益巩固。三○六年，李雄自称皇帝，国号成。李雄在位三十年，刑政宽和，战事稀少，民赋每岁男丁纳谷三斛，女丁折半，疾病人又折半，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从农民战争中产生出来的成国，在当时全国范围内要算是无比的乐土。李雄选侄于李班为继嗣人，也是他还保存一些农民思想的表现。李班以为古时垦田均平，人人各得其所，现在贵人广占荒田，贫人无地可耕，富人有余粮出卖求利，这难道是均平的道理么！李雄很赞成他的意见，立他为太子。三三四年，李雄死，李雄子李期杀李班，自称皇帝。三三八年，李寿杀李期自立，改国号为汉。三四三年，李寿死，子李势立。李势是个暴君，人心离散。三四七年，桓温伐汉，李势军败散，晋军攻成都，李势到军前投降，汉国亡。第五节 十六国时期的文化　　一 佛教　　十六国时期，黄河流域是现实的地狱，是充满着战争、灾祸、死亡、毁灭等等恐怖事件的黑暗世界。生活在那时候的人，无论是得势处于统治地位的那种人，或者是失势被蹂躏的那种人，都看不出自己有什么可靠的出路。那时候的人经历着忽兴忽败忽生忽死十分无常恶梦般的境地，自然而然地要发生迫切的问题：救星在那里？为什么是这样？少数族豪酋据中原称帝王，精神上是怯弱的，匈奴族靳准所谓“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足以表达这些帝王的怯弱心理。他们希望获得一种根据来壮自己做中原帝王的胆，但是，在汉族传统的文化里是找不到的。他们也希望获得一种神奇的法术来帮助自己取胜，但是，儒学玄学里没有这种法术，连兴妖作怪的道教在当时也还不敢自夸有大法术。这些制造现实地狱的帝王和他的随从者固然迫切地想寻找救星，沦陷在地狱中遭受无边苦难的各族民众，当然更迫切地要寻找救星。救星在那里，成为整个地狱中人的共同问题。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不公平不合理不可解释的遭遇，任何人都可以随时碰到。“天道福善祸淫”，“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一类训条，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已经发出“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的疑问。特别是在大乱的时候，一切疑问更集中地表现出来。为什么是这样，也成为整个地狱中人的共同问题。这两个问题，使得利害抵触的各种人群，同样都看不出什么是自己的出路。　　佛教给各种人群送来了一条共同的出路。它有神 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它有人死后受公平赏罚的天堂和地狱，它有神通变化的法术，它有丰富的唯心主义哲学，这样，人人都找到自己的出路了。因果报应说尤其是解答问题的关键。释慧远因有人怀疑善恶没有现验，特作《三报论》。他说，报应有三种：善人恶人当身受报，叫做现报。善人恶人当身不受报，来生一定要受报，这种报应叫做生报。比如说，现在的善人受了恶报，现在的恶人受了善报，因为现在的善人前生是恶人，现在的恶人前生是善人。还有一种叫做后报。一个人做了善事或恶事，要经过二生、三生、百生、千生才受到报应。有了这三报，还有什么事可以怀疑的呢！佛教和其他宗教幻化出各式各样的灵魂世界，主要是用来诱骗现身受苦受难的民众，教他们安心受苦难，准备来生受善报以至登天堂。汉族原有的儒家道家学说，都以一生为限，不讲前生与来生，在这一点上，比起那些宗教来，应该说是属于唯物论方面的了。但是，也就在这一点上，被外来的佛教取得喧宾夺主的优势。　　石虎尊敬佛图澄，大兴佛教，有一次，东晋军来攻伐，石虎不利，发怒说，我奉佛供僧，却来了晋寇，佛有什么用。第二天，佛图澄见石虎说，你前生是个人商人，曾在西方佛寺设大会，顶会的有六十个罗汉，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有一个得道的人预言过：这个施主后身要在晋地作帝王。现在你果然做了皇帝，难道不是前身奉佛供僧的好处么？石虎听了这套鬼话很喜欢， 显然胡人做中原帝王是有根据了，并且这一生奉佛供僧，下一生做皇帝更可靠了。怀着怯弱心理做帝王的人，对什么小乘大乘那些佛教哲学都无所谓，真正感兴趣的就是因果报应和神奇的法术。　　石勒石虎尊奉佛图澄，受苦受难的民众，不少人削发出家，求佛图澄的保护。石虎感到不利，提出无爵秩的百姓是否有权奉佛和百姓为避役（兵役摇役）奉佛，是否需要审查两个议题，令群臣详议。王度等依据汉魏旧制，主张凡汉人一概不许到寺庙烧香礼拜；上自官员，下至役隶，也一概不许拜佛；凡赵人（羯族人）已出家者一概还俗。这是汉族传统文化对外来宗教的排斥，当然要引起佛图澄等人的反攻，石虎终于顺从佛图澄，下令说，我不是汉族人，做了中国的皇帝，理应兼奉中国神和外国神。凡夷（羯族以外的非汉族人）、赵（羯族人）、百姓（汉族人）愿意奉佛的人，一概允许出家做和尚。石虎下了这道命令，佛教才真正发展起来。当时佛寺大抵是由下列三种人构成的。　　寺主——《十六国春秋·石虎传》说“是时百姓因佛图澄率多奉佛，皆营造寺庙，削发出家”。这里所谓百姓，就是有钱有势的官员和豪强。他们出钱造寺庙，一方面为求来世的福，一方面为获当前的利。有了寺庙，寺主可以得到信徒的布施，可以役使下级僧众。势家豪姓向来占民户作自己的荫户，十六国时尤甚，例如前燕慕容时王公贵戚占民户为荫户，至少在二十万户以上。不过，这和国君有利害冲突，要保持荫户也不是没有困难的。寺主役使下级僧众，实际是变相的占有荫户，形式上却是奉佛供僧，不违国法。因此，出家的寺主或不出家的寺主（如石虎的官员张离、张良家富，事佛起大塔），都是大地主的一种。　　道人——道人也称道士，是通晓佛教哲学的僧人。这种人多出身于寒苦的士族，钻研佛学，以传教弘法为出路。他们可以作寺主的重要辅佐，也可以上升为寺主。不论他们是贫僧还是富僧，都属于地主阶级。　　下级僧众——劳苦人民在经济总崩溃时期，物质的解救是绝望的了，他们追寻着精神的解救以代替物质的解救。佛教的那一套正好给他们提供精神上的安慰，或者说，正当他们痛苦呻吟穷而无告的时候，佛教送来了鸦片烟，不难想见，很多人愿意接受这种麻醉品。他们进入寺庙，不能不劳而食，当然要受寺主的役使，不过，比起普通民众来，有免税免役的权利，在物质上也算是找到了出路。下级僧众对寺主是变相的荫户，对民众却是剥削者欺骗者的助手，虽然他们的出家，是由于暴政的驱迫，但既为僧众，就不再是普通民众的一部分。　　石勒石虎是十六国时期最著名的暴君，尤其是石虎，比猛虎还凶猛得多，可是佛教正通过二石的凶残才开始大放光明，足见宗教的光明以世俗社会的黑暗为基础，社会愈黑暗，宗教愈光明，反过来，社会愈光明， 宗教愈暗淡，一直到完全消灭。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黑暗面总是存在的，因之宗教也总不会失去它的基础。　　十六国时期佛教盛行，与三个大僧人的传教关系极为密切，下面略述三个大僧人传教的事迹。　　佛图澄——佛图澄能背诵数百万字的经卷，并精通文义，是一个杰出的佛学者。西晋末，到中国传教，恰好遇着大乱，给佛教开辟了畅通的道路。西晋在大乱前，士族中有认为名教中自有乐地，对鬼神主张敬而远之的儒学派，又有放浪形骸纵情享受主张无鬼论的玄学派、儒学派与佛教对立，玄学派采取佛经中某些哲理作清谈的辅助，并不信仰佛教。高僧如竺法护，只能专力译经，供玄学派的采取。当时佛教是玄学派的依附者，想独立发展是困难的。到了十六国，儒学自保不暇，对外来宗教失去抵抗力，玄学随着高级士族迁徒到江南，这才给佛教以独立发展的机会。佛教获得普遍的信仰，首先依靠它的法术。佛图澄是法术的能手，自称已经活了四百多岁，自称能念神咒役使鬼神，自称在手掌上涂些药物，能见一千里以外的事情，自称能听铃声，从铃声中得知吉凶。一句话，佛图澄是个十分机智的大骗子，石勒石虎两个虎狼般的凶人，也被佛图澄骗得心悦诚服，愿意出大力来提倡佛教。荒唐无稽的报应和奇异莫测的法术是传播佛教的重要条件，法术尤其是使人信服的先决条件。石勒召见佛图澄，先问佛道有何灵验，佛图澄当场玩了一套魔术，石勒居然信服了。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为要取信于愚昧的人，总少不了使用各式各样的欺骗手段。这种手段盖上庄严神圣的装饰，就被称为法术或道术。　　宗教仅仅依靠法术，还不能俘掳所谓有知识的人。它必须有哲学来阐发教义，使人们满足知识上的要求。佛教的哲学丰富深广，宗派众多，唯心主义的各种门道几乎应有尽有，足够引导坠入这个知识深渊里的人，各从所好，愈钻愈深，永远安居在虚幻的内心世界，自以为极乐。佛教有了这一类人，传教才有骨干，愚昧人群因法术而发生的信仰才能巩固。佛图澄对石勒石虎这群愚昧人专用法术，对所谓有知识人则传授哲学，培养了大批中国名僧，其中以释道安为最杰出。法术与哲学是佛教流行的两轮，缺一不行，佛图澄善于利用两轮，因而成为佛教的重要人物。　　释道安——士族出身，十二岁出家。游学至邺，得佛图澄的赏识，被提拔为大弟子。道安是摆脱对玄学的依附关系、使佛教哲学独立传播的倡导人。东晋习凿齿说，道安“无变化技术可以惑人”，足见他专力传播佛图澄的哲学部分。道安在北方传教多年，有弟子数百人。三六五年，道安率徒众往东晋境内传教，到新野分出一批人往扬州等地，自己到襄阳。前秦苻丕围攻襄阳，道安又分散徒众往各地传教，东晋名僧慧远就在这次分散中到荆州。苻丕攻下襄阳，道安到长安，大为苻坚所尊信。道安一生传播佛教哲学，从此佛教在思想领域内以独立的姿态流行于中国全境。佛图澄主要用法术惑人心，道安主要用哲学醉人心，佛教两轮的哲学轮，到道安才成为有力的一轮。　　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天竺人，生在西域龟兹国。幼年通小乘学（主要讲有学）。后来又通大乘学（主要讲空学），名震西域。道安闻名，劝苻坚迎鸠摩罗什来中国。苻坚本有用兵西域的意图，派大将吕光率兵七万攻西域诸国，顺便取鸠摩罗什。前秦亡后，吕光据凉州，鸠摩罗什在凉州闲住十余年，精通汉族语文。姚兴火后凉，鸠摩罗什到长安。长安在苻坚时，道安等众多名僧聚会在一起，已成传教译经的中心地。姚兴时佛教更盛，鸠摩罗什到来，群僧有主，佛学达到十六国时期的最高峰。　　鸠摩罗什主要事业是翻译经典。以前胡僧译经因不甚通达汉语，文句多晦涩难懂。鸠摩罗什改直译为意译，文句接近汉语，义理依据梵本。他临死时发誓说，如果译文不失大义，死后焚身，舌不坏烂。可见他对翻译的忠实是很自信的。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三百余卷，《晋书·载记》说“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新经文美义足，在文士群中便于流传，佛教影响愈益扩大。　　佛图澄的法术，道安的传教，鸠摩罗什的译经，合起来为佛教奠定了大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 艺术、音乐　　汉族传统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它的优良特征是征实，它的缺点是想象力不很丰富。古代传下来的神话不多，就是缺少想象力的一个明证。一切神话，是在想象之中，借想象之力，去克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并给自然力以形象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对事实来说，自然是一片荒唐话，但对艺术来说，恰恰是艺术的宝库和园地，没有丰富的神话，或者说，没有无边的幻想，要发展艺术是困难的。佛教拥有成套成堆的神话，传到中国来，可以补史官文化的不足，在艺术方面起巨大作用。中国古代规模宏大的艺术作品的产生，和佛教是分不开的。北魏统一中国北部，从竭泽而渔得来的物力足以创造这种大作品，但在十六国时，较小规模的创造也已经开始。北凉沮渠蒙逊在山崖中大塑佛像，《十六国春秋》说这些佛像“千变万化，惊人眩目”，足见塑像艺术很高。又说，泥塑佛像中有个土圣僧，身裁同人一样高，从远处望去，土圣僧总在行动，走到近处看，便静止不动。这个神话也说明塑术的高妙。　　经十六国大乱，汉魏相传的音乐散失了，西方音乐正可以填补这个空隙。三四八年，天竺送给前凉音乐一部，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圆鼓、都昙鼓等，乐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又有《天曲》。后凉吕光通西域，获得更多的乐器（其中有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乐器）和歌曲。凉州在当时是北中国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又是接触西方文化最先的地区。西方文化在凉州经过初步汉化以后，再向东流。音乐也是这样，隋燕乐九部，唐燕乐十部，除清商乐巴渝舞两部是汉魏旧乐，高丽乐来自东北，其余全是西凉乐和西方诸国乐，凉州乐的曲调尤为流行。